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1王明手中的权力不断膨胀。总书记向忠发挂名不干事，直至被捕、叛变。照理，王明取向忠发而代之，早已不成问题。可是，此时王明却另打主意——溜!他不愿待在上海，筹划着重回莫斯科。那时接二连三地人头落地，使王明心惊胆战。在敌人的刺刀下的上海干秘密工作，毕竟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丧生的危险。除了顾顺章、向忠发落入敌人之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一月十七日及十八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闸北捕房突然大规模出动，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二七五号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三十多人，内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书记，包括何孟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二月七日，其中的二十四人饮弹于上海龙华刑场!这次大搜捕，据查是《红旗日报》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但当时王克全则说是“中央告密”(见《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此处的“中央”即指王明——因为被捕者大多数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王明的人。但究竟是谁，迄今仍未最后查清。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使王明失魂落魄。他和妻子孟庆树躲进上海郊区的疗养院，惶惶不可终日。向忠发之死，造成中共中央总书记空缺。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呢?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向忠发已死，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留在上海的只有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周恩来外，只有王明和卢福坦。看来，新的总书记，要在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选择。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威信，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富有组织才华。可是，他向来谦逊，六届三中全会本应由他主持，他却把瞿秋白推了上去。显然，此时此际，他也不会出任总书记，更何况他早已觉察王明咄咄逼人，野心勃勃。最可能的人选，自然是王明。虽说此时米夫已经返回苏联，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之意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已明明白白表露了出来。王明本人也早想成为总书记。不过，当上总书记，就务必留在国内领导中国共产党。向忠发被捕才两天就毙命——尽管他跪在地上向敌人求饶，也无济于事。这不能不使王明顾虑重重。何况他有过被捕的经历，尝过铁牢的滋味。就连营救他出狱的赤色职工国际驻上海代表、瑞士人牛兰也在向忠发被捕前一周入狱。这么一来，周恩来不想当，王明不敢当，剩下的人选便是卢福坦了。卢福坦此人，知名度实在太差，现今的读者几乎很少听说过这一名字。他当时在中共党内的知名度也很差，以致在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上，他被写成“鲁福坦”!此时，卢福坦却十分“勇敢”，明确表示想当总书记！卢福坦是何等人物?他是山东淄博市人，工人出身。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他作为山东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遇上过分强调工人成分，于是他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下子进入中共高层。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员。王明跟卢福坦没有很深的关系，他不愿让此人出任总书记。因为他早已选好了接班人——博古!博古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回国后一起反对过立三路线，一起反对过瞿秋白……于是博古成了他最亲密、最可信任的伙伴。不过，即便在米夫、王明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也未能得以进入中央委员之列。因博古的党内地位比卢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为总书记，显然不孚众望。王明的最后抉择是让总书记空缺，而指定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一旦他有机会从苏联回国，便可担任总书记。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原始记录，有关当事人的谈话，透露了当年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张闻天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时，提出新中央的名单，“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②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函，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周恩来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及：“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②由王明提出，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六人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这么一来，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一下子擢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于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之前!博古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这么谈及他成为“负总责”的经过：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到酒店开会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函，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就这样，在那不知名的酒店里的四人聚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权力的移交——交给了博古，而不是交给“想当总书记的卢福坦”。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2张闻天后来的自述以及周恩来、博古后来的谈话，不仅说明了当时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而且说明了从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直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才重设总书记。也就是说，从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九月这二十五年零三个月的漫长岁月，中共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当本书——《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初版本出版后，一九九三年第6期《上海党史研究》发表了吴景平对本书的书评《以文现史的佳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的成功尝试和若干不足之处》。吴景平在书评中对本书提出不同看法：中共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后，才决定不设总书记的，在此之前设有总书记，并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钱听涛则同意笔者的意见，对吴景平的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他写了《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吗——兼谈一九三一年至七大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演变情况》一文，指出：《上海党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6期发表的吴景平为叶永烈所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提到：“中共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后，才决定不设总书记的，在此之前设有总书记，并由张闻天担任。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是不确切的……一九三一年四月、六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周恩来被迫将赴江西苏区，王明则将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九月下旬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补选博古、张闻天、康生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陈云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再加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和另一个李竹声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未再设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随着黄浦江上一艘日本轮船汽笛长鸣，徐徐起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以及吴克坚、卢镜如，离开了上海。王明于同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那天，赶到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从此，他在那安全的“红色保险箱”里，和米夫一起遥控着中国共产党。就在王明离沪后一个月，暮色笼罩着上海滩，华灯初上，从海宁路与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烟纸杂货店里，走出两名男子。他们跳上两辆人力车，直奔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其中一个男子，穿对襟哔叽中式短上衣、蓝色哔叽中式裤子，广东工人模样，车上放一只手提箱。另一男子为他送行，送他登上一艘小火轮。那广东工人模样的男子，便是周恩来。他朝广东汕头进发，特意打扮成广东工人。临行时，邓颖超在那杂货铺楼上。为了不引人注目，她没有下楼送行。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这使命和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一样，是为了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取道汕头，沿着一条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他一上船，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地下交通员便跟他接上了头。死了向忠发，走了王明、张国焘、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博古负总责，张闻天和卢福坦成为他的副手。在这里要特别指出，“负总责”与“总负责”，只是两个字颠倒了一下，含义不完全相同：“负总责”只是表明肩负的责任，而“总负责”除了包含“负总责”的意思，还多一层意思，是一种职务的名称。早些时候的中共党史书籍中大都写作“总负责”，现在都改用“负总责”一词。后来，博古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张闻天比他早几天到达那里，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卢福担负总责。卢福坦出任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三个多月——因为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也有人说是二月，如中统特务庄祖方的回忆)，他就落进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手中。当年的中统上海行动区副区长陈蔚如(又名陈俊德)，后来在其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统内幕》，《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这么写及卢福坦被捕后的情景：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卢福坦于一九三三年四月被密捕后，临时关押在小东门东方旅馆内，这里环境比较好，不像在上海市警察局里面那样阴森、恐怖。根据卢福坦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和地位，其意志应该是比较坚定的，可是在劝降特务和他谈话之后，他很快表示愿意自首，并为中统上海区对中共江苏省委的连续破坏提供了很多情报，成为可耻的叛徒特务。卢福坦这么快就叛变，连中统特务也感到意外!由于卢福坦提供了线索，位于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中共江苏省委处于中统特务的监视之中。两个不满十八岁的中统特务蒋某和吴某在马路上踢皮球，故意把皮球踢进三楼的房间中。借口进屋捡皮球，他们侦察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紧接着，便来了一个大搜捕……卢福坦叛变后，居然摇身一变，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上海解放后，卢福坦被捕。一九六九年被处决。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博古出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年仅二十四岁，被人笑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连博古本人也觉得自己太年轻，资历太浅，难孚众望。王明这么劝导他：“二十四岁不小了，米夫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还不是二十四岁?”听王明这么一说，博古心定了。博古是绿豆芽式的青年，高而瘦。头发硬，竖立在头顶，而两鬓的头发却被剃掉，所以他的“博古式”发型颇怪，像一顶黑色的法兰西帽压在头顶。近视，戴一副圆镜片眼镜。皮肤白皙，文弱书生模样。不过，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他的演讲富有煽动力。虽说听得出南方口音，但他的普通话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博古是个热情、直率的人，是个头脑聪颖的人。博古是个化名，很多人以为取意于“博古通今”，其实真正的含义却是“上帝”。博古怎么会是“上帝”呢?那是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按照校方的规定，每个人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他取名БoryHOB,音译为“博古诺夫”。回国后，他以“博古”为化名。“Бor”，俄文原意为“上帝”。他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城中耆英里(今中市桥巷二十三号)。他的父亲秦肇煌是清朝秀才，在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他是长子。母亲朱氏是续弦。他属“邦”字辈，弟弟叫秦邦礼，妹妹叫秦邦范。最初，他在无锡的“秦氏公学”就学。十四岁时，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便开始政治活动。他参加了“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支部的负责人。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国民党。这年五月，正患肺病的他，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已是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这年七月，他负责编辑《无锡评论》。陆定一也是编辑部的成员。这年九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所大学原名“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本来很不起眼。一九二二年十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国共合作办校，大批共产党人在该校执教。一九二三年四月，中共党员邓中夏出任该校校务长，掌握了实权，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中共党员担任教员。这样，上海大学成了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该校建有中共组织。博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翌年十月，十九岁的博古突然被淞沪警察厅逮捕。只是查不到什么证据，第二天获释。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于是，博古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米夫的学生，成了王明的同学，成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学生涯，为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打下了基础。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出现在他面前。她原名刘琴仙。参加革命后，她嫌这名字不够“革命”，取其谐音，改为刘群先，“群众先锋”之意。她是博古的同乡，无锡的女工。她的出身颇苦，从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维持生活。她先是织发网，后来成为纺织工人，投身工人运动，以至成为“群众先锋”——女工领袖。于是，她作为中国工会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刘群先不懂俄语，中共党组织指派了一名留学生，充当她的翻译。这位留学生，正是博古。异国遇同乡，他俩用无锡话交谈，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一见如故。就这样，他们深深相爱了。一九三○年五月，博古回国不久，就和刘群先结为伉俪。那时，刘群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翌年，二十四岁的博古，出于历史的机缘，他成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王明也就不会视他为心腹，不会把夺得的中共中央大权交给这位无锡小伙子。博古只在上海大学学习了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样“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出于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领袖的地位。政党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十岁”，还是一个幼年的党。纵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史”，可以看到，自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陈独秀“不视事”起，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博古上台，频繁地在更换领袖，简直像走马灯一般：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这中间，曾经一度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还有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维汉。另外，曾经角逐中共领袖而未能如愿的有罗章龙和卢福坦。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领袖是政党的旗帜，领袖是政党的舵手。列宁曾如此说过：“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频繁更换着的中共领袖，缺乏威信、缺乏影响、缺乏经验，因而也就无法稳定。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中国，风急浪高，错综复杂，把好中共之舵并非易事。何况，舵手还需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当博古上台掌舵之时，他的前任已使中共经历了一右二“左”的曲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握别博古之际，作过如此嘱咐：“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博古有个绰号曰“黑面木偶”，含义是双重的：不光是他身材瘦长而动作僵硬的形象如同木偶，还因为他受着坐镇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遥控”，幕后牵线。自身缺乏经验，又得听命于“遥控”，博古这位新“舵手”的命运可想而知。历史是一面筛子，正在筛选着，筛选着……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话分两头，各表一枝。那位在八七会议上，说了一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醒世名言之后的毛泽东，从此便在中共中央消失了。此后在上海、在莫斯科那一次又一次的中共中央会议，在激烈的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斗争中，不见毛泽东的身影。历数毛泽东在中共早期的党内地位，可以发觉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他时浮时沉，未曾担任显要之职(除中共“三大”外)：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出席中共“一大”，是十三名代表之一。在大会上担任记录。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时，他也正在上海，照理他必定出席。可是，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三十四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竟失之交臂。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时，毛泽东一下子跃居要职。他不仅成为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而且成为五名中央局成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中的一个。他又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可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未选上——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委员九人，候补执行委员五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底至五月初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设中央委员三十一人，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毛泽东先是作为候补代表出席大会，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最后，终于被选入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忆往事，说过一段颇为风趣的话：第一次代表大会(指中共“一大”——引者注)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在八七会议上，事先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并没有毛泽东。是蔡和森提议，应当补入毛泽东。会议的原始记录如下：和(即蔡和森——引者注)：要求不加入自己，因：1过去错误；2已决定去湖南，正式名单去张加入东、沉、达(张即张国焘，东即毛泽东，沉为陆沉，达为彭公达——引者注)。因要吸收新的分子。东：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迈(即罗迈，即李维汉——引者注)：赞成加入东取消自己。东：不同意迈的提议，自己非外面去工作不可。沉：主东加入，沉、达都不加入。达：不能担任此工作。顺(即顾顺章——引者注)：自己适宜做下层工作，不要挂一虚名。秋(即瞿秋白——引者注)：现在不是法律问题是工作问题、事实的问题，大家不能如此。经大会表决，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推辞的原因，颇为费解：“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毛泽东所说的“担任土匪工作”，其实是指他正担负着改造土匪的工作。会议记录上有一段讨论农民运动的话，毛泽东如此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指孙中山——引者注)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在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远离中央，不再出席中央会议。他在党内的地位，依然浮沉无定。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失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在一九三○年九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于政治局候补委员末位，次于顾顺章。此次设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七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十四位，可谓“忝居末座”。在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是跟顾顺章换了一下顺序，顾顺章居末位，他为倒数第二。此次设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因此毛泽东在党内排名第十五位。然而，当历史淘汰了王明、博古时，它却选择了这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近乎末座的毛泽东——此是后话。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究竟走过怎样的道路?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八七会议制定了“四省秋暴计划”，即粤、湘、鄂、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选择秋收起义，考虑到那时农民结束农忙，可以离开土地；选择粤、湘、鄂、赣四省，考虑到中共在这四省的基础较好。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瞿秋白便曾这么称赞过，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湖南农民革命》序言，汉口长江书店一九二七年四月版。，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毛泽东说过，中国四万万人口之中，农民占了三万万两千万以上，即占百分之八十，所以中国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主持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底，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翌年三月中旬，他在武汉给中共中央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不仅在中共党内刊物上刊载，而且在汉口的《中央日报》上连载，甚至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亦以英文、俄文转载此文，足见此文在当时影响之广。此文被收录《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在汉口印行。瞿秋白称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王”，便出自他为此书所作的序言。瞿秋白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瞿秋白当时对中国农民的统计数字与毛泽东略有出入)说话做事，到战线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八七会议时，彭湃在南昌起义前线，不久前往故乡广东海丰，组织海陆丰农民暴动。于是，农民运动的两个“王”，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广东，开足马力干了起来。毛泽东是在八月十二日离开武汉，作为中央特派员，来到长沙的。八月十八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担任省委委员、常委。会议详细制定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八月二十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致中央函》，表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壮志：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集，第三百○三页。这番话表明，毛泽东的头脑，最初也有点“热”。他不是神，最初也受着瞿秋白发“热”的头脑的影响。他在斗争实践中，慢慢变得冷静起来。何况，连他自己也在八七会议上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当他还不是领袖时，他颇为尊重“领袖同志”。直至他后来觉察“领袖同志”的意见未必对，他就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矿工人集中之处，他要发动工人参加暴动。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要另写了!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第二部分：井冈风云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修铜后改为“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平浏即平江、浏阳，湖南县名，后来作者改为“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写的这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勾勒了湖南秋收起义的情景。对于毛泽东来说，秋收起义是他第一次实践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不过，毛泽东自知光是依靠农民的长矛、梭镖是难以“出政权”的。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便讲得很明确：秋收起义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要寻找枪杆子，要寻找“一两团兵力”，正巧，一支正规军正驻扎在江西和湖南交界不远处的修水县。这支正规军是一个警卫团，团长居然是中共党员!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穿过湖南和江西的边界，朝江西进发，才在半途发生那番“历险记”……这个团自武汉来，原本是守卫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可谓精兵，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指派了叶挺独立团的一位团参谋长，出任警卫团团长。这位团参谋长既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又是中共党员，名唤卢德铭。卢德铭成了警卫团团长，便使这个团处于中共领导之下。中共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时，卢德铭奉命率部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而九江又被张发奎部队控制，只得率部来到鄂湘赣三省交界“三不管”的修水县暂且栖驻。这支精兵，马上被正在寻觅“枪杆子”的毛泽东所看中。于是，二十二岁的卢德铭被任命为秋收起义总指挥，毛泽东则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成了毛泽东最初的战友。卢德铭这个“四川伢子”，在上中学时就读《新青年》，思想日趋进步。十九岁那年，他千里迢迢，去报考黄埔军校。离家时，正值春节，他挥毫写下一副春联，贴在家门两侧：“问客何来想是仙风吹到，留君不住须当明月照归。”当他不远千里来到广州，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已过。他求见孙中山。孙中山见他小小年纪，革命愿望如此强烈，便召见他，当场面试，十分满意。这样，孙中山介绍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第二期学生。在黄埔军校，卢德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卢德铭来到中共领导之下的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独立团成了北伐先锋，一路过关斩将，屡建奇功。卢德铭从连长升为营长，升为团参谋长，进入武汉后，调任警卫团团长。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作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江西修水县渣津宣布：“现在我们起义了!”他领导的警卫团，成为起义部队的第一团。第二团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民组成。第三团是由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组成。第四团是经过改编的夏斗寅残部。宣布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正在江西铜鼓县城萧家祠——第三团团部。秋收起义最初的行动计划是攻取长沙：一团、四团打平江，二团、三团打浏阳，然后分两路包抄长沙。一团、四团在朝平江县城进军途中，四团突然哗变，袭击一团，使进攻平江的计划受挫。二团、三团先克醴陵县城，才占领了两天，不得不在强敌面前退出。改取浏阳县城，占领后陷入重围。两路兵马均出师失利，攻打长沙无望，遂退至浏阳文家市。九月十九日夜，文家市的里仁学校里像开了锅似的。各路兵马的首脑人物齐聚那儿，前敌委员会会议在书记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讨论的主题是“向何处去”。虽说从九月九日至十九日，不过十天光景，毛泽东的头脑却变得冷静。原先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而秋起的受挫，使他清醒，意识到长沙“啃不动”，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吃不了”。毛泽东审时度势，知道绝不可与强敌硬拼。他在会上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以求避开强敌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长沙城内有九千敌军驻守，攻长沙势必败北。头脑发热的人，依然在会上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总指挥卢德铭是位精明聪颖的人，他以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投了赞成票。卢德铭在军队里威信甚高，他倒向毛泽东，使进攻长沙的主张遭到会议的否定。翌日，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朝江西萍乡方向前进。行军的第四日——九月二十三日清晨，当部队从萍乡东侧的芦溪镇出发不久，突然枪声如同炒豆般响起。原来，那是江西军阀朱培德部队的一个特务营和一个保安团，布下了伏击圈。当毛泽东、卢德铭率部进入伏击圈时，一声口令，伏兵倾巢而出。在激战中，二十二岁的总指挥卢德铭饮弹而亡。毛泽东痛失他最初的得力战友。卢德铭倘若不是过早地死于非命，定然会成为元帅级的中共军界领袖人物。毛泽东幸免于难，且战且走，带领着受惊的队伍绕开萍乡南进……毛泽东要把队伍带向何方?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当革命的“山大王”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要把部队带上井冈山!井冈山，在中国众多的大山之中，不算出众。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却是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大山。毛泽东选中了井冈山，不能不说是天才的选择!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山高林密，翠竹长青，山泉淙淙，地势险峻。它处于两省四县的交界处，两省即湖南、江西，四县即遂川、永新、宁冈、酃县，在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年月，交界处最容易求得生存。何况那儿离长沙、武汉、南昌都远，乃穷乡僻壤的所在。井冈山最大的优势，在于易守难攻。在崇山峻岭之中，唯有通过五个险峻的哨口，方可上山。守住了哨口，也就守住了大山。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何况井冈山四周，那时没有公路，要想调兵遣将前来攻山，辎重难行，只得靠两条腿和轻武器。井冈山的“井”，其实并非水井，而是指天然的泉水。井冈山有“五井”，即大井、中井、小井、上井、下井，乃是山中五口泉水罢了。泉水之处有人家，有“井”也就有村。山上五个小村，就以井命名。山上有一条小溪，叫“井江”，于是山得名“井江山”。又因土语中“江”与“岗”音近，所以人称“井岗山”。一九五四年第一批简化汉字把“岗”简化为“冈”，于是今名“井冈山”。毛泽东深知当时湘、赣军阀各自为政，他带领兵马朝井冈山进发时，故意走“S”形路线，时而进湖南，时而回江西，在两省交界的夹缝之中钻行，甩掉了尾追的敌军。毛泽东此前并未上过井冈山，他怎么会作出如此“天才的选择”呢?笔者在井冈山采访时，求教于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朱本良。据他了解，那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琼。张琼说起她有个表兄，遭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从此井冈山存储在他的脑海的“信息库”里……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以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谈得更明确，说要“担任土匪工作”。也正因为这样，九月十九日晚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当毛泽东提出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南下萍乡，向井冈山进军时，便有人说他是想当“山大王”。毛泽东站起来反驳，说了这么一番话：“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未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毛泽东从学校里借了一张地图，那罗霄山脉弯得像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我们要到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秋收起义之时，四个团有两千多人，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几次失利，损失了一千多人。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前进时，一路上又有不少人开小差。一位营长派人去追逃兵，毛泽东知道了，马上阻止道：“强扭的瓜不甜。他们要走，让他们走。我相信总有一部分人不走，跟我们走到底!”毛泽东甚至提出，给走的士兵发路费，以使他们能够平安回到家乡。一位名叫陈三崽的贫苦农民说，家有老母，必须回去照料。离开部队时，领到五元路费。可是，他走了才一天，却又回来了。毛泽东见到他问道：“你怎么又回来啦?”陈三崽诉说了自己离开部队后的遭遇，说是半路上遇见国民党部队，不仅抄走了那五元路费，而且还把他当壮丁抓去当兵。陈三崽说：“我不回家了，家乡也是国民党的天下。我就是回到老家，也无法侍奉老母，也会被抓去当壮丁。我想来想去，还是回自己的部队!”毛泽东表扬了陈三崽。许多思乡之心甚切的士兵，听了陈三崽的话，也打消了回家的念头。九月初秋收起义至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带领队伍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仔细清点一下人数，尚剩七百多人。不过，这七百多人，倒是经历大浪淘沙之后的精兵。那些意志不坚定者，早已在半途散去。这七百多人中的精华，是原先的卢德铭手下的警卫团，毕竟是正规军，除了战死者，很少有人半途离去。此外，另两部分人则是安源工人和浏阳农民。这支七百多人的队伍，成了毛泽东毕生事业的最初基础，成了燎原之火的最初的火星。这支队伍的核心，是一批大学生，成了毛泽东手下的骨干。内中有：何挺颖，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二十二岁。伍中豪，也是二十二岁，一九二二年入北京大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考入黄埔军校，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何长工，二十七岁，一九二二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四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此外，大学生中还有不少英才，如罗荣桓，中山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宛希先，黄埔军校毕业生；张子清，湖南讲武学校毕业。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手下是一个师的兵力，下辖四个团。到了三湾村，毛泽东手下只剩一个团的兵力，遂缩编为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为陈浩，党委书记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及特务连、军官连、卫生队和辎重队。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制定一项重要原则，即“党指挥枪”，把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在每一个连队，设立中共党支部，设党代表。当时十个连队的党代表，有七人是大学生。毛泽东曾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六十五至六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收编“绿林”袁文才毛泽东完成三湾改编之后，十月三日，率部到达宁冈县古城。宁冈县就在井冈山下，再跨一步，就可以进入井冈山了。此时，一道棘手的难题摆在毛泽东面前：井冈山上下，有两股土匪，怎么办?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力取，二是智取。很多人主张力取。这两股土匪，不过百把人，几十条枪，倘若用武力解决，轻而易举。毛泽东表现出他的过人之处。他力主智取文攻。他幼时熟读《水浒传》，同情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在他看来，这些“山大王”可以引作同盟军。再说，那两股土匪是本地人，消灭了他们，也就埋下仇恨的种子，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立足不稳。毛泽东初显他的统战才略……那两股土匪，头目分别为袁文才和王佐。袁文才驻扎在山下的宁冈茅坪，王佐则在山上的井冈山茨坪，山下山上互相呼应，成为犄角之势。两人结为拜把兄弟，唇齿相依。袁文才此人，二十九岁，宁冈茅坪马源坑人。他幼时念过私塾，有点文化。宁冈茅坪附近，有座半冈山。袁文才十九岁那年，半冈山上的胡亚春等人啸聚山林，组成一支“马刀队”。所谓“马刀队”，是因为他们没有枪，只有梭标马刀。“马刀队”以“吊羊”为生。“羊”，土豪也。“吊羊”，也就是绑架土豪作为人质，索以巨款。袁文才也参与“马刀队”的“吊羊”，加入绿林。因为他有文化，所以后来成了“马刀队”的参谋长，以至成为首领。毛泽东来到宁冈古城时，一位特殊的人物前来求见。此人穿着一身西装，只是未系领带。在那山沟沟里，此等洋派的人物极为鲜见。他年仅二十二岁，本地人，名唤龙超清。此人乃富家子弟，曾由小县城宁冈到江西省会南昌求学。两年前，他在南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任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组织部长。开始北伐时，他受中共派遣回乡发动群众，迎接北伐，而他回乡的公开身份却是国民党特派员。他回到宁冈后，担任中共宁冈支部书记。龙超清跟袁文才有旧，曾与袁文才结拜为生死之交。一九二六年九月，他策动袁文才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命袁文才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吸收袁文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率部抵达宁冈，自然使龙超清欢天喜地。经过这位穿西装的青年介绍，毛泽东得知袁文才原是中共党员，收编他的部队也就容易得多。龙超清说及，袁文才眼下最缺的是枪。毛泽东当即慷慨答应，送一百零八枝枪给袁文才。龙超清当即把喜讯转告袁文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向来讲究义气的袁文才，也就答应送给毛泽东部队六百块大洋。如此这般，“山大王”袁文才投靠了毛泽东。这样毛泽东的“文攻”，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袁文才主动请求毛泽东派中共党员前去训练他的部队。毛泽东派出了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前往袁部。几个月后，袁文才部队接受改编，加入了中国工农革命军。收编另一个“山大王”王佐，要比袁文才曲折……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1王佐跟袁文才同庚，也是二十九岁，身材不高，白净面孔。他是井冈山附近遂川下七村人，裁缝出身。王佐识字不多，武艺不错。据云，他骑在马上，一枪射去，可击中野鸡。有一回，他突然遭围，操起一根竹竿一撑，跃身上了屋背，一个跟斗翻了过去，便不见踪影。他曾跟一位拳师王冬文学过几年武功，所以论武艺有两下。一九二○年，湖南军阀部队里的一个连长，由于不满上司克扣军饷，带了二十来个弟兄，到井冈山当绿林。这个连长名叫朱孔阳，广东人，他的耳朵不好，得了个绰号“朱聋子”。朱聋子在井冈山上“吊羊”，弄到了钱，买了一批布，给手下的弟兄做新衣，请来了裁缝王佐。王佐上了山，见朱聋子他们“吊羊”，日子过得舒畅，有点眼热。朱聋子呢，见王佐机警聪明，又有武艺，有意招他入伙。最初，朱聋子要王佐当“水客”。所谓“水客”，也就是侦探。因为朱聋子是外地人，人头不熟，不知“羊”在何方，需要“水客”报告线索。当过一阵“水客”后，王佐也就正式落草。王佐出自贫寒之家，对土豪劣绅有一股子仇恨，所以他落草之后，“打富不打贫”，而朱聋子有时欺侮穷人。王佐对朱聋子日渐不满，终于自立门户，另聚山头。王佐的队伍在“打富不打贫”的口号之下，慢慢兴旺起来，成了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比王佐活跃。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种种社会活动。王佐不然，蹲在井冈山上守老窝，不轻易下山。毛泽东的部队在山下安营扎寨的消息，飞快地传到山上。王佐头一回听说“中国工农革命军”，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军队——这也难怪，“中国工农革命军”打出这旗号，也不过个把月。毛泽东不急于上山。他要做通“山大王”王佐的思想工作。“把兄弟”袁文才派人上山，诉说了毛泽东的队伍专跟土豪劣绅作对，跟他们“劫富济贫”是走在一起的。又听说毛泽东给了袁文才一百零八枝枪，王佐颇为震惊，因为他在井冈山上那么多年，也只弄到六十来枝枪，何况这些枪好多是土枪。他手下的兵，两个人摊不到一枝枪。毛泽东既然把那么多的枪给了袁文才，这已清楚地表明，“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会“吃”掉他们。这样，十月二十四日，当毛泽东率部来到井冈山西侧的荆竹山，一个穿长袍、戴礼帽、个子不高、自称朱持柳的人便前来拜谒。原来，此人是王佐派来的代表，特意专程来迎接毛泽东上山。毛泽东在荆竹山村的大道旁集合队伍，向战士们介绍了王佐派来的代表朱持柳，并宣布马上随他上山。毛泽东特别强调，上山以后要搞好和山上群众的关系，搞好和王佐部队的关系，特地制定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今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最初便是这么来的。在朱持柳的带领下，毛泽东部队上山。山道如羊肠，在密林中穿越。渐渐，山势越发陡峭。这井冈山，果真是个据险易守的所在。王佐和毛泽东约定在双马石见面。所谓双马石，是两块天然巨石，一上一下，叠在一起，成为井冈山奇景之一。双马石乃井冈山五大哨口中的一个。那里格外陡峭，山林茂密，王佐已在那里布好队伍，以防不测。毛泽东似乎早已料中王佐的心思，未到双马石，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他只带随从数人前往双马石，跟王佐会面。王佐见毛泽东“单刀赴会”，也就放下心来，下了哨口，跟毛泽东见面。毛泽东极善言辞，向王佐说明了“中国工农革命军”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共产党是穷苦百姓的救星……经毛泽东这么一番宣传，王佐心中明白了许多。毛泽东说：“我们打土豪，跟你们‘吊羊’是一致的，都是要跟土豪作对。你们是我们的战友。你们需要枪，我们给!”毛泽东这句话，正中王佐下怀。毛泽东问：“你们需要多少枪?”王佐不敢答，说少了怕失去机会，说多了怕毛泽东不答应。毛泽东很爽快：“给你们七十枝枪，够不够?”七十枝枪!这数字大大出乎王佐的意料之外。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道：“走，我带你们上山!”于是，毛泽东部队在给了王佐七十枝枪(据云，王佐部队多拿了好几枝枪)之后，顺利地通过双马石哨口，上了井冈山，当天便在大井住下。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2王佐也很讲义气，一下子给了毛泽东部队五万斤谷(即五百担)，使毛泽东部队有了军粮。三天之后——十月二十七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部队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从此，毛泽东在军阀各霸一方的中国，找到了一块可以立稳脚跟的地方，虽说这地方是在大山深处，却使毛泽东部队得以生存、发展、壮大，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王佐见到毛泽东部队纪律严明，十分欢欣。不过，他却一直怀着戒心，因为毛泽东部队远比他的部队强大，随时可以“吃”掉他。毛泽东知道王佐的心理，让王佐部队保持他的独立性，从未有“吞并”之意。毛泽东非常看重搞好和王佐的关系，因为只有稳住这位“山大王”，毛泽东的部队才能在井冈山有稳固的根基。毛泽东在山上安顿好后，十一月上旬便下山去了。在他看来，光是有了井冈山还不行，要在井冈山四周扩大红色区域。山下军务正忙。十一月中旬，毛泽东部队攻取了茶陵县城，在那里建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任主席。茶陵红色政权的建立，震动四方。十二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围攻茶陵，在激战中陈浩叛变——此人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毛泽东火速赶去，处决了陈浩……毛泽东人在山下，心在山上，他挂牵着王佐，生怕王佐有变。一旦王佐转向，后院起火，那就不堪设想。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初，毛泽东把手下一员得力人物派往王佐部队，去做王佐的工作。此人便是“三何”之一的何长工。何长工喝过洋墨水，会讲法语、俄语，见过大世面，能言善辩，头脑灵活。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屡屡委派他做重要的联络工作，犹如“外交部长”，尽管他在三湾改编时担任的职务是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会，以为他是长工出身。其实，他原名何坤，“何长工”这名字是毛泽东给他取的。那是“马日事变”之后，湖南军阀许克祥把何坤列入了“大暴徒”的名单，他不得不改名以求隐蔽。毛泽东为他起名“何长工”，是因为他当年曾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做过工，“长工”即“长”辛店“工”人之意。毛泽东说：“为革命打‘长工’嘛!”何长工原在卢德铭的警卫团当团参谋。卢德铭在修水宣布起义时，那“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便是何长工设计的——在一块红布上，缝了黄色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毛泽东的词《西江月·秋收起义》那句“旗号镰刀斧头”，便是这么来的。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派何长工秘密前往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秋收起义的情况。接着，何长工又奉命前去寻觅南昌起义后的朱德部队，取得联系。当他风尘仆仆来到江西遂川县城天主堂，见到毛泽东，立即接到新的使命，前往王佐部队，担任党代表。王佐见了何长工，知道是毛泽东派来的党代表，也就以礼相待，设宴为他接风。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处处设防，王佐生怕党代表夺了他的权。何长工在王佐那里细细察访，得知王佐心上压着一块石头，那就是尹道一。尹道一何许人?原来，王佐在井冈山上当“山大王”时，东、南、西、北有四股地主武装跟他作对，东为尹道一，南为萧家璧，西为贾少提，北为萧跟光，号称“四大屠夫”。在这“四大屠夫”之中，为首的是尹道一。此人是井冈山七县民团总指挥，王佐的夙敌。王佐跟尹道一打了多年，屡遭败北，连他的侄女也被尹道一所杀。何长工知道，倘若帮助王佐拔掉尹道一这眼中钉，王佐对共产党就会心悦诚服。于是，他跟王佐提起消灭尹道一之事，王佐大喜。王佐跟尹道一是老对手，交战多次，知道尹道一的脾气：一旦王佐败退，尹道一就会穷追不舍。因为在尹道一看来，王佐部队不过几十条破枪而已，不在话下。何长工心中暗喜，对付这样的敌人，用伏击法，效果最妙。他选中了旗锣坳这地方作为伏击点。旗锣坳是罗霄山后山的山坳，地势险峻，是一个天然的“口袋”，打伏击战的好地方。何长工交给王佐的任务是，前去诱战尹道一，只要尹道一追来，掉头就走。只要把尹道一的部队引入旗锣坳，便完成任务。其余的事，都不必劳驾王佐。这样的任务，轻轻松松。王佐一口答应下来。拂晓时分，王佐带领他的队伍突袭尹道一。天刚亮，王佐扭头便撤。尹道一不知是计，穷追而来，进入了旗锣坳那“口袋”。中国工农革命军早已守候在那里。在一阵排枪射击之后，尹道一的兵纷纷倒下。何长工带领部队冲过去，活捉了尹道一，割下他的脑袋送给王佐。王佐见了尹道一的脑袋，连打几个耳光，方才解气。从此，王佐跟党代表何长工心贴心，表示愿意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加入毛泽东的队伍。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队伍接受改编，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正团长为袁文才，副团长为王佐，何长工为团的党代表。后来，王佐还主动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成功地改造了袁、王，体现了他很高的策略和才智。这么一来，他在井冈山的根基稳固了，兵力也扩大了。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受到打击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正当毛泽东节节胜利之际，一九二八年三月上旬，一个板起面孔的人物，来到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此人名叫周鲁，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他是中共湘南特委派来的，算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他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等于撤了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之职。更令人震惊的是，周鲁居然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这么一来，毛泽东连中共党员都不是了!周鲁哪有那么大的权力，能够开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的党籍。据周鲁说，他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党籍。他只不过是前来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被开除党籍，心情是够沉重的。后来，事隔将近三十年的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还说及这一段难忘的往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页。就这样，毛泽东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而何挺颖被任命为师委书记。那时候的中共湘南省委，正迷醉于全省大暴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湖南省委作出的《湖南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指出，蒋介石与桂系军阀在湖南混战，使湖南的“总暴动”变得“日益迫切”。他们制定了“总暴动”计划：长沙要暴动，醴陵要暴动，湘潭要暴动，衡阳要暴动，常德要暴动……中共湖南省委命令毛泽东率部从江西进入湘南，支援那里的暴动。已经被开除党籍的毛泽东，岂敢不从?四月上旬，毛泽东率部来到湘南，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那特派员周鲁前来宁冈时，要通过白区，不能随身携带中共中央文件，只能凭记忆进行传达。毛泽东来到湘南，在湘南特委见到了中共中央文件，方知那个周鲁误传中央文件!那时的中共中央文件，是通过秘密地下交通员传递的，从上海传到湖南，颇费时日。毛泽东在中共湘南特委所见到的中共中央文件，是半年之前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政治报告。这是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发展到高峰的会议。会议狠狠地批评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会议作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有一段对毛泽东作出处分，原文如下：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原来，那个周鲁把“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记成“开除党籍”!虽说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已经够沉重的了，但毕竟还不是“开除党籍”。自从见到这份中共中央文件，毛泽东的党籍也就随之恢复了，为时一个月的“党外民主人士”生活从此结束。幸亏毛泽东及时见到这份文件，倘若听从那位特派员误传，他一直作为“党外民主人士”，他就会丧失在井冈山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如此回忆往事：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跑出一个政权来。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其实，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不光见诸当时的中共中央决议，也见诸中共中央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致中共湖南省委的信，规定“这个信要转到各级党部”，内中又一次批评毛泽东：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依中央的意思该部应在湘赣边境或湘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这才算是尽了该部的革命的责任。《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幸亏中共湖南省委未派出“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毛泽东未被夺去大权。虽说周鲁作为特派员来了，他只是传达、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并未以他取代毛泽东。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朱德和毛泽东胜利会师 1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那支南昌起义部队，企望着跟那支部队会合。无奈，大山阻隔了信息，双方都不知谁在哪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在湖南离井冈山不远的茶陵县坑口镇，来了一个二十二岁的军人，穿一身整齐的国民党军官制服，向驻守在那里的靖卫团亮出了“国民革命军”证件。证件上写着他的身份，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副官，姓名叫“谭泽”。靖卫团团长罗克绍得知此事，立即设宴款待这位年轻的副官。在跟罗克绍边吃边聊之中，谭泽得知附近驻扎着袁文才的一个连队。谭泽悄然来到那个连队，见到连队里的游雪程，这才说了实话。原来，他是毛泽东的小弟弟，名叫毛泽覃。那“谭泽”，是他的化名。游雪程一端详，果真，这青年的面貌酷似毛泽东，便送他去见毛泽东。坑口镇在茶陵县和宁冈县交界之处。毛泽覃进入宁冈县，见到了分手几个月的大哥毛泽东。原来，毛家有兄弟三人，长兄毛泽东，二哥毛泽民，小弟毛泽覃。毛泽东字润之，毛泽民字润莲，毛泽覃字润菊。毛泽覃是大哥毛泽东把他从韶山带往长沙读书的。在长沙五年，他生活在大哥身边，跟大哥格外亲密。在大哥的影响下，他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的指派，他曾在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担任上尉。这一回，毛泽覃负有特殊使命，前来寻访大哥毛泽东。一路上，他要穿过国民党统治区，所以穿上国民党军服，用了化名，倒是通行无阻。兄弟相见，说及别后情形，真是各有一番历险记：毛泽覃奉命参加南昌起义。当他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南下。毛泽覃也就南下追寻。追到江西临川时，他突然被哨兵抓住。他一见那是起义军的哨兵，无比欢欣，而哨兵见他穿一身国民党军官制服，以为是敌军，任他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所幸哨兵押他去见周恩来，周恩来认得他是毛泽东之弟，连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啦”，随即派他到叶挺为军长的十一军政治部工作……这一回，毛泽覃奉朱德之命，前来找寻毛泽东，期望着两军能够会师，合力征战——这正是毛泽东日夜思念的。兄弟相会，倍加欢愉。据毛泽覃说，南昌八月一日起义之后，起义部队在八月三日便离开南昌南下。当时的目的是想南下广东，以为广东的革命基础好，想在那里站稳脚跟，再徐图北伐。一路南下，一路激战。攻打瑞金时，陈赓负了重伤。各路军阀，夹击起义军。在这最困难的时候，起义军领袖之一贺龙，在瑞金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激战之中，起义军被迫分成几路。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第二十军及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直下潮汕。后来贺龙率二十军向广东海陆丰前进。周恩来此时得重病，发烧，昏迷，由一艘小船送往香港，同船而行的是叶挺和聂荣臻。朱德、陈毅则率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于十月二日在汀江、梅江、梅潭河三河汇流处的三河坝，跟国民党钱大钧部队激战三天三夜，不得不转往湖南南部。毛泽覃随朱德部队前进。朱德在湘南听说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极想跟毛泽东取得联系。无奈兵荒马乱，不知毛泽东在何方。朱德部队且战且走。十一月初，朱德部队在赣南崇义上堡整训时，忽闻毛泽东部队就在附近。激动万分的陈毅自告奋勇，化装成老百姓，前往侦探虚实。到了那里一看，果真是中国工农革命军，有一营兵力!原来，那是秋收起义时的第三营，由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率领。不过，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敌人冲散，失去了与毛泽东的联系，驻扎在那里。张子清、伍中豪率第三营，加入了朱德部队。这下子，朱德更有信心寻找毛泽东，派出了“特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毛泽覃的到来，使毛泽东详细知道了朱德部队的情况，万分欢喜。其实，就在毛泽覃到来之前，毛泽东也派出了自己的“特使”，前去寻找朱德。毛泽东的“特使”，便是何长工。何长工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旬出发的。毛泽东交给他的使命是先到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再去寻找朱德部队。何长工刚刚出发，便在井冈山西侧的湖南酃县沔渡被民团抓了起来。民团要杀他，何长工却说自己是从毛泽东部队开小差出来的。这么一来，总算免于一死，民团放他。这时，何长工却不走。民团团长贾威觉得奇怪：“我放你走，你还不走?”何长工说道：“我是想到长沙找哥哥去，可是，一路上你们的关卡多得很，我过了你这一关，过不了下一关。求求团长，给我开个路条吧!”那饭桶团长，果真给他开了路条。于是，何长工一路绿灯，来到了长沙。何长工在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作了汇报之后，拿到路费五十六块银元，来到了广州，由广州来到韶关。何长工这样回忆他在韶关的奇遇：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就住进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听说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队伍，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来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了澡，看看钟，已经下半夜一点了，我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何长工：《伟大的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这一回，手上没有路条，何长工特意穿起西装，外面套一件黄色呢大衣，脚下一双黄皮鞋，一副绅士派头。从韶关到犁铺头有四十多里路，何长工连夜赶去。他在部队待过，知道部队行动如闪电，所以他一则是兴奋，二则是要及时赶上。在一片黧黑之中步行，五更时分，万籁俱寂，一路上唯闻脚下皮鞋在索索作响。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朱德和毛泽东胜利会师 2赶到犁铺头，遇见哨兵，何长工被带到司令部。巧上加巧，一进门，他便认出了熟人，大声喊道：“老蔡!”原来，接待他的，是曾与他一起在洞庭湖做过秘密工作的蔡协民。这下子，不必费任何口舌自我介绍，蔡协民马上带他见了朱德和参谋长王尔琢。当何长工跟陈毅见面时，两人拥抱起来，因为他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想不到在此地重逢。这么一来，朱德那儿来了毛泽东派的“特使”何长工，毛泽东那儿来了朱德派的“特使”毛泽覃。双方互通音讯后，会师的日子渐渐逼近。这一天，终于到来——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那时，朱德部队已经抵达宁冈县砻市(今宁冈县城)，来到那个龙江书院。毛泽东在这一天率工农革命军一团回到了宁冈县砻市，住在刘德胜药店。他刚放下行李，就在何长工的陪同下，朝龙江书院走来。听说毛泽东来了，朱德和陈毅赶紧来到龙江书院大门口。远远的，何长工就告诉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走过来了，跟朱德久久地、久久地握手。这是三十五岁的毛泽东，跟四十一岁的朱德的第一次见面。这是历史性的会面。从此，朱德一直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直至一九七六年两人相隔两个来月相继去世，保持了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毛泽东也和二十七岁的陈毅紧紧握手。双方握手之后，带着各自的部下，步入龙江书院，登上三楼文星阁。参加这次历史性会见的双方部下有张子清、蔡协民、何挺颖、王尔琢、伍中豪、胡少海、龚楚、何长工、袁文才、朱云卿、王佐。在“文革”中，《井冈山会师》的油画，被改画成毛泽东跟林彪握手。其实，林彪当时任朱德手下的第十一军军部特务连连长，连登上文星阁的资格都没有。难怪陈毅骂这位“林副统帅”为“灵牌”。“灵牌”的谐音即“林排”，因为林彪在陈毅手下当过排长!另外，关于朱毛会师的油画，往往把背景画成井冈山，那带有艺术的夸张。其实，他俩的第一次握手，是在宁冈县砻市。在文星阁，毛泽东说：“过几天就是‘五四’，我们开个大会，庆贺一下。”朱德当即赞同。五月四日那天，砻市河东的广场上，红旗招展，鞭炮齐鸣，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毛泽东、朱德两支部队，加上方圆几十里赶来庆贺的人们，一万多人聚集在那里。对于那山区小镇来说，这是空前的盛会。大会的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就地取材，农民搬来一只只禾桶(打稻时用的大木桶)，再铺上门板，很快搭成主席台。上午十点，在万众欢呼声中，毛泽东、朱德等登上了主席台。那天，毛泽东佩了一支匣子枪，很神气地出现在主席台上。不过，他只佩了一天枪，这一辈子也只这天佩着枪。这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提出者，却不愿身上挂着枪。大会的司仪是何长工，执行主席为陈毅。陈毅当众宣布了重要决定，即毛泽东、朱德两支队伍合并，改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军的领导成员为——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三个师的领导为——第十师师长：朱德(兼)。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因负伤，由毛泽东代)。第十二师师长：陈毅。所用番号“第四军”、“第十师”之类，为的是虚张声势。敌人听说了“第四军”，以为起码有“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三军”。师亦如此，团亦如此。九个团，从“第二十八团”至“第三十六团”。光是凭这“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的番号，也够吓唬人的。朱德部队，其中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精兵，有一千五百多人。后来，转战各地，特别是在湘南发动暴动，队伍壮大到八千多人。加上毛泽东的队伍，一下子达一万多人，声势大多了。自从毛泽东担任军的党代表后，人们就称他“党代表”或“毛党代表”。朱德在大会上演说，称这次会师是中国革命的新起点。他说，“我们为会师而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毛泽东上台演说时，依然保持他那幽默风趣的风格，使全场不时爆发出笑声。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当时说了这么一段话：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专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强有弱，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要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第二部分：井冈风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朱德和毛泽东会师之后，井冈山猛然红火起来。以井冈山为中心，把势力扩展到山下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五县，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一带，也就成了红色区域，用了一个新名词来命名，叫做“根据地”。这样，毛泽东创造了两个“中国第一”：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会师之后，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标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霄、龙高桂为候补常委。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发出第五十一号《中央通知》，内中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的名义，唯在暴动各县有工农革命独立团的，仍可听其存在。据此，毛泽东、朱德所率的部队由“中国工农革命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红军”一词，显然是受苏联的影响，因为苏联的军队叫红军。毛泽东十分注重军队的纪律。除了在上井冈山时提出“三大纪律”，一九二八年夏，毛泽东又补充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其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和三大注意中“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一样，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上井冈山时正是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故规定“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至于“上门板”、“捆铺草”，是因为当时部队住宿时，常借用老百姓的门板作铺板，借用稻草作铺草。各家的门高矮大小不一，部队撤走时不物归原主，一大堆门板就对不上榫，故规定了“上门板”、“捆铺草”。毛泽东深知，老百姓痛恨那些烧、杀、掠、抢的旧军队，骂他们是“丘八”(“兵”字拆成“丘八”)，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样的顺口溜。毛泽东要使红军取信于民，所以下决心整肃军纪。“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后来不断修改、补充。一九二九年以后，“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为了容易记住，开始教唱《红军纪律歌》。最初的歌词是：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损坏东西要赔偿，借人东西要还清。后来，“六项注意”又增加了两项注意，即“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这样，变成了“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井冈山老百姓的欢迎。老百姓编了这样的顺口溜：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改，至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时，改为以下内容——三大纪律如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钱；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这样一步步发展、充实的，从“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到“不拿群众一针一钱”，从“上门板”到“借东西要还”，逐渐完善。其实，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一步步发展、充实的。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诞生一九五八年，在古巴的密林中，一个穿紧身衣的阿根廷人，正在给古巴游击队员们讲述游击战术。他的讲课内容，用这样一句口诀概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位被冠以“游击战专家”的阿根廷人名叫格瓦拉。他一九五二年参加了反对阿根廷庇隆政府的暴动。一九五四年，他在墨西哥和卡斯特罗相识，便投身于反对古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他在古巴开展了游击战争。格瓦拉著有《游击战》等书。 古巴建立了卡斯特罗新政权之后，他辞去在古巴的一切职务，到非洲的扎伊尔、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一九六七年死于玻利维亚游击战，时年三十九岁。格瓦拉对那“十六字诀”推崇备至，奉为游击战争的经典。他说，这“经典”来自中国，来自毛泽东。“十六字诀”的发明者确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在井冈山创立了他的游击理论的。毛泽东原本是个文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他行。可是，“时势”逼着他，非成为一员武将不可。当毛泽东蒙受打击，被“开除党籍”，不得不去当师长的时候，曾十分感叹地说过这么一番话：“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何长工：《伟大的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虽说“有点玄乎”，毛泽东毕竟还是学会了“军旅之事”，而且后来居然博得了“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的美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最珍贵的“家产”，是两个竹编的书篓。不论他走到哪里，总让警卫员带着这两个书篓。在书篓之中，他最常看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则是《孙子兵法》。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攻打井冈山附近茶陵县的高陇圩，闯进谭延闿的老家所获的。谭延闿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言：“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成了毛泽东自学军事的“课本”。没有带过兵，没有打过仗，往往不知天高地厚，头脑容易发热，动不动就来个“一省或数省胜利”。当时，那么多中国共产党人迷醉于在大城市举行暴动，无非是想照搬苏俄模式——一九一七年，列宁便是在彼得格勒举行武装暴动，攻下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一举夺得了全国政权。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夕，也曾说过“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之类的话，拟订过进攻长沙的计划，并企望过由此“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打了几仗之后，毛泽东在严酷的现实中，认清了真正的形势，即“敌强我弱，敌多我少”。他不能不把战略的重点放在如何“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之上。毛泽东十分看中“山大王”们的经验。毛泽东说，“山大王”的力量比红军小得多，“山大王”能够在井冈山存在那么多年，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呢?毛泽东在跟“山大王”王佐的攀谈中，听说了王佐的“师傅”朱聋子一句“名言”：“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朱聋子的意思是说，打仗本事的好坏是次要的，要紧的是会“打圈”。所谓“打圈”，那就是“官军”上山时，他们往密林中一钻，沿着山绕几个圈圈，就把“官军”甩掉了。朱聋子的话，给了毛泽东莫大的启示。毛泽东把朱聋子的“名言”改了二个字：“既要会要仗，又要会打圈。”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加以发展：打圈是个好经验。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引自韩伟的回忆文章《毛委员教我们用兵作战》。毛泽东依据《孙子兵法》“走为上策”，作如此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引自韩伟的回忆文章《毛委员教我们用兵作战》——引者注）毛泽东这样的总结，既生动，又形象，很快就被他的部下所接受。不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还只是规定了“打”和“走”的战略。“打”毕竟是主要的。“走”是为了“打”。怎么“打”呢?选择什么样的敌人“打”?井冈山地处两省交界，东为江西，西为湖南。那里流传一句话：“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毛泽东加以解释道，这表明江西人善贾，湖南人善战。湖南兵强，而江西兵弱，多是“客家兵”。毛泽东主张，“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欺”，最初把“打”的目标指向江西，打遂川，先是“吃”掉民团三四百人，接着又“吃”掉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这样，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占领了遂川县城。就在这时，江西的“国民革命军”奉朱培德之命，派一个营攻占了宁冈县新城，本想牵制进攻遂川的毛泽东部队。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术，组织起义队、赤卫队日夜骚扰新城之敌，使敌人一日数惊，寝食不安。后来，毛泽东率主力从遂川回宁冈，一举攻克新城。毛泽东把新城之战，称为“敌驻我扰”。这样，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当前敌委员会在江西遂川县城五华书院召开遂川、万县县委联席会议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游击战的“十二字诀”：“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跟毛泽东会师之前，朱德也正在研究游击战术。自从南昌起义以来，朱德率部经过多次激战。他已从中得出教训，不能跟强敌硬拼。因此，他在犁铺头整训部队时，写下《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本教材，讲述了游击战术。这样，当朱德和毛泽东会师时，也就一起切磋起游击战术。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报告时，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第一次用文字表达了他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这种战术的。如此这般，毛泽东从“军旅之事，未知学也”到朱聋子的“打圈”秘诀，从“十六字诀”到一整套游击战术，逐渐成了一位军事家。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打败江西两只羊”朱毛会师，江西震动，南京震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三省政府接蒋介石命令，未敢怠慢：湖南派出李朝芳率一师兵马，向成杰率一师兵马；粤军由范石生、胡凤章各率一师；江西呢，派出了“两只羊”，即杨如轩、杨池生这两“杨”，各率一师兵马，参加“会剿”。内中，江西的“两只羊”，成了毛泽东反“会剿”的重点。毛泽东提出，对湘军、粤军采取守势，对赣军采取攻势。杨如轩是云南人，在云南讲武堂受过训练。他在滇军中当过团长、旅长。一九二八年，他在江西担任二十七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杨如轩率部扑向井冈山北端的永新县城。红军来了个“敌进我退”，把县城让给了杨如轩。当时，杨如轩手下有四个团。红军放弃了县城，且战且退，诱使杨如轩的两个团出城追赶，越追越远，城里只剩下两个团。这时，红军主力急行军，逼近永新县城西面的浬田。杨如轩听到报告，以为是从湖南败退的红军，派出一个团迎战。这样，县城里只剩一个团。杨如轩很得意，坐在县城里听留声机，以为红军不堪一击。忽地有人报告，西边的红军在向县城进军。杨如轩摆摆手说：“没有事，我已经派了一个团——七十九团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前来报告，说在城西发现红军。杨如轩听留声机正出神，把来报告的人骂了一通。于是，下边的人不敢再报告。红军越来越近，进攻县城。直至一颗流弹打到杨如轩师部的屋脊瓦片上，杨如轩这才大吃一惊，扔下留声机，连忙逃命。原来，杨如轩派往浬田的七十九团，跟红军主力一交战，才一个小时就被消灭掉了，团长毙命。红军急速朝县城推进。杨如轩在卫兵的簇拥下来到城门口，那里挤满了逃跑的士兵和县城里的土豪们。杨如轩急不可耐，从城墙上往下跳，受了伤……“一只羊”被打得如此狼狈，抱头鼠窜，被红军传为笑谈。杨如轩带领残兵败将，联合另一只“羊”——杨池生，决心与红军再决雌雄。杨池生也是云南人，也曾在云南讲武堂受训，在滇军中当过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此时，担任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前线总指挥。当杨池生在云南讲武堂受训时，朱德正在那里任军事教官，不仅认识杨池生，而且杨池生部队里不少军官也曾是朱德的学生或下属。“两只羊”依然朝永新县城扑来。红军还是“敌进我退”，放弃了永新县城。朱德亲自指挥战斗。红军又一次且战且退，敌军出城追击。红军退至龙源口，利用有利地形反击，激战一天，一下子全歼敌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红军乘胜追击，又重新夺回永新县城。在激战中，杨池生负了重伤。从此，“两只羊”一蹶不振。杨如轩被调往南京，在参议院中当参议去了。杨池生则到吉安养伤，后来也调往南京军事委员会当参事。一首歌谣，在红军中传开：朱毛会师井冈山，率领工农打胜仗，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两只羊”的惨败，使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红军中得到了拥护。红军打败了赣军，湘军和粤军也就望而生畏，不战而退，蒋介石发动的对井冈山的第一次“会剿”，就这样收场了。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1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天，袁文才摆了一桌酒席，请了红军的几位首脑。来者心照不宣，频频向毛泽东敬酒贺喜。那酒杯敬向毛泽东，也敬向毛泽东之侧的一位白净姣美而目光刚毅的姑娘。那姑娘是永新城里一朵出众的鲜花，人称“永新一枝花”，名叫贺子珍，年方十八，瓜子脸，乌亮的眼睛，光彩照人。贺家原本祖居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世代务农。到了贺子珍曾祖父这一辈，有了些积蓄，买下二百来亩油茶林和二十亩土地。家中富裕起来，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也就上了私塾，识字知书，成了读书人。那时，可以花钱买官。有了钱，贺焕文想当官，也就捐了个江西省安福县知县。贺焕文的前妻叫欧阳氏，生一子，名贺敏萱。欧阳氏去世后，贺焕文娶广东姑娘温土秀据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为“杜秀”。但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提供的资料称“温土秀”。为续弦。温土秀长得俏丽，原是广东梅县一户大家的闺秀，因其父遭厄运，不得不随父迁往永新。温土秀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贺敏学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贺银圆后来改名贺怡，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与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结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死于车祸。贺敏仁参加红军，当司号兵。在长征途中被错杀。贺先圆又名贺仙，和贺敏振一起，在永新暴动后死于战乱。贺敏萱在战乱中逃到吉安清源山亲戚家中，在那里当了斋工。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在“文革”中被打成“假党员”。一九七一年死于安徽合肥。长女贺桂圆，是因为她生于中秋，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取名“桂圆”。后来，她自己取“自珍”为学名，即善自珍重之意。参加革命后，改为“子珍”，如今以贺子珍之名传世。贺焕文捐官当上安福县知县，却因为人老实，受人排挤，丢了官，回到老家永新。他在永新衙门当了个“刑房师爷”，却被一场官司牵涉进去，坐了班房。那时，贺子珍不过四岁。出狱后贺焕文看透尔虞我诈的官场，弃官经商，在永新县城南门禾水边上，开了一爿小店，名叫“海天春”，卖杂货，兼经营茶馆。他曾请了一位风水先生来预卜小店前景，风水先生意味深长地道：“屋舍虽破，两栋支撑；不进钱财，就出人才!”此话竟被言中……贺子珍在县城秀水初级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学校福音学校女生部学习。天主教的势力，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已深入永新县城。福音学校虽说是教会办的，但教学质量倒是不错的。这样，贺子珍从那里毕业时，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九二六年春，十六岁的贺子珍成了母校秀水初级小学的国文教师。就在这时候，从南昌来了个大学生，名叫欧阳洛。他是永新人，在一九二二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在南昌，欧阳洛结识了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等人，参加了他们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一九二五年，欧阳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欧阳洛回到永新，使永新有了中共的种子。他在县城办起了平民夜校，贺子珍和妹妹贺怡成了第一批学员，思想日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哥哥贺敏学，也跟欧阳洛过从甚密。这年夏天，贺氏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贺子珍担任了永新县第一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不久，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北伐军经过永新时，永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那时国共合作，贺子珍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部长，成为永新十分活跃的人物。这时的她，不过十六岁!贺子珍教妇女们唱起了《花脚歌》：“我们妇女真可怜，封建压迫几千年，别的暂不说，裹脚苦难言。脚小鞋子尖，走路要人牵，破皮又化脓，害人真不浅。大家快放脚，真正好喜欢!”一九二七年三月，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她被调往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冲击波，也波及远离上海的永新县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在六月十日黎明时分动手搜捕中共党员，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萧金然叛变，带领国民党军队捉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和群众八十多人被捕入狱。贺子珍在吉安闻讯，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搭救贺敏学等人的唯一办法，是求救于袁文才。袁文才是贺敏学的中学同班同学，跟贺子珍也很熟悉。贺子珍便跟中共永新县委联系，由她向袁文才写信求援。贺子珍还给狱中的哥哥写了信，托永新的舅母在探监时秘密塞给贺敏学。贺敏学也把自己写给袁文才的一封信，塞在一把竹柄油纸扇里。舅母一边摇着这把扇，一边走出监狱。袁文才接到贺子珍、贺敏学的信，会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县城。七月二十六日晚，他们攻进县城，占领了监狱，救出了贺敏学等人。不久，贺子珍也从吉安赶来永新，随着哥哥一起，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贺子珍上了山，就得了疟疾，只好在山上住下来休养。稍好，她下了山，住在茅坪大仓村。袁文才的部队，正驻扎在那里。贺敏学也住在那里。十月三日，从宁冈的古城传来不寻常的消息：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来到那里。据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呢。消息是龙超清传来的。龙超清说，毛泽东还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有名气呢。龙超清向袁文才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说是过几天来大仓村跟袁文才会面，要送枪给袁文才。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2袁文才很高兴，吩咐部下把银元一叠叠装入竹筒，一百银元一筒，装了六筒，说是送给毛泽东部队。十月六日，五六个男子走进大仓村。他们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布条。为首的那位，瘦高个子，脸晒得黝黑，那眼睛里布满血丝。他跟袁文才握手之后，袁文才开始介绍他手下的部将。袁文才介绍了贺敏学，最后介绍站在贺敏学旁边的贺子珍。那为首的人物，便是毛泽东。他见到十七岁的贺子珍，以为这姑娘是袁文才手下部将的女儿。袁文才道：“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毛泽东询问了她的姓名，一下子记住了：“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毛泽东在茅坪住下。那里有座八角楼，原是攀龙书院的课堂，楼上用明瓦砌了八角形图案，使课堂光线明亮，也就得了“八角楼”之名。那里本是贺敏学住的，让给了毛泽东。袁文才的住处离八角楼不远。疟疾未愈的贺子珍常坐在袁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来来去去，总要路过袁家门口，跟贺子珍有时聊上几句。渐渐地，她和毛泽东的接触多了起来。贺子珍的疟疾渐愈，被派往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那里是贺家祖居之处。贺子珍父亲在捐官之前，就住在那里。贺子珍在黄竹岭工作了一些日子。后来，又到九陇山那儿工作。真巧，毛泽东带着警卫路过九陇山，跟她相遇。毛泽东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两人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当毛泽东离开那里回茅坪时，她跟毛泽东同路去茅坪。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毛泽东把贺子珍调到身边工作——担任秘书。从此，贺子珍的职务是“毛委员的秘书”。在那炮火纷飞、戎马倥偬的年月，爱苗居然悄悄在两人心头滋长。据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称，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大媒的是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五页。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日期、地点，各种说法不一。据谭政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说：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那时，贺子珍率工作队到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住在一位老婆婆家。没多久，毛泽东也带一些战士来到塘边进行分配土地试点。他俩和中共永新县委的刘真、胡波一起召开许多次群众座谈会，毛泽东提问，贺子珍记录。毛泽东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永新调查》。毛泽东在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来天。毛泽东来到塘边村的日期，谭政只说了个大概。当时在中共夏幽特别支部工作的徐正芝的回忆，则讲得很具体：“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毛司令率红军来到我们塘边村。”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即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一书说是“三打永新”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三打永新，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由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编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九八九年九月版)，内中的《贺子珍》一文，则写道：“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丽，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洋桥湖的八角楼上结婚了。”虽然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的日子的各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大体上都是说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袁文才跟贺敏学、贺子珍有着亲切的友谊，又跟毛泽东建立了战斗友情，何况他是当地人，自然，由他出面请客，为毛泽东、贺子珍贺喜，是最合适不过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中，却有这么一段毛、贺之间“爱情描写”：毛泽东道：“谢谢你的一片心。”“难道说一个谢字就能表达了的吗？”“你让我怎么样？”“我让你看看我的心，有多爱你。”子珍终于鼓起勇气将“爱”字说出了口。毛泽东沉思良久说：“我知道你的心，我也知道你是位好同志，好姑娘，我也很爱你，因为……”“因为什么？”贺子珍追问。“因为我……”接着他说出自己的身世：“我已结婚，妻子还在家乡，路途遥远，杳无音信，再说那里是白区，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说着，毛泽东眼圈发红，低下了头。“你不要难过。天会晴的。”接着他们谈理想，谈明天的希望，越谈两个人的心越近，越谈越觉得志同道合。事隔不久，从家乡传来杨开慧英勇就义，被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这一消息着实震惊了毛泽东……井冈山的天黑得早。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傍晚，大家围坐在一起，清茶一杯，袁文才夫妇又烧了几个菜，以水当酒，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简单的婚礼，孕育着革命必胜的哲理。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五页。这本《贺氏三姐妹》把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礼写成是在毛泽东得知杨开慧英勇就义之后举行的。这完全违背了起码的事实：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间，当时杨开慧带着长子毛岸英正被军阀何键关押在长沙狱中。杨开慧是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被军阀何键枪决于长沙，年仅二十九岁。这时，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已经两年半！其实，历史毕竟是历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贺氏三姐妹》一书为毛泽东粉饰，大可不必。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写道：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同书第三百二十五页写道：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与毛泽东结婚后，贺子珍担任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秘书，在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之前，一九二八年春，朱德和二十五岁的伍若兰在湘南结婚。伍若兰是湖南耒阳县城南金兰村人，曾就读于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任耒阳县妇联会主席。她参加湘南起义，跟朱德相识、相爱，结合在一起。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她跟朱德部队一起来到井冈山。第二部分：井冈风云“钦差大臣”瞎指挥 1“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欢快!欢快!真畅!真畅!”胜利的歌儿，在井冈山传唱。歌声和笑声交织在一起。就在这时，两个“生意人”从安源出发，昼伏夜出，朝井冈山方向进发。他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绕过一道道哨卡，冒着生命危险，去井冈山做“生意”。从安源到井冈山，半途有一个莲花县。那是最难通过的一关。当他俩好不容易过了这道关，便分道而行，一个去永新县，一个去宁冈县。毛泽东正在永新，红军的大本营则在宁冈，两处都是做“生意”的重要去处。那个朝永新进发的“生意人”，二十一岁。六月三十日黄昏时分，他到达永新城里，找到了毛泽东。他扯开衣服上的补丁，取出一卷纸。那纸看上去是白的，一经涂了药水，字就出现了。毛泽东皱着眉头，看了一遍。那是中共湖南省委在六月二十六日发出的两封指示信。其中一封给湘赣边界特委，全文如下——湘赣边界特委：省委决定四军(即红军第四军——引者注)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详见省委通告，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此致敬礼湖南省委六月二十六日原来，那两位“生意人”，是奉中共湖南省委之命而来的。前往永新的，是“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即杜修经。前往宁冈的，便是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杜修经又名杜辉义、杜非，湖南慈利县太乡太国村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在长沙负责学生联合会工作，此后，担任过中共湖南华容县委书记、醴陵县委书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杜修经是个“不懂事的学生娃子”。在一个月前，杜修经来过一次。可是，这“学生娃子”毕竟是“省委巡视员”，成了毛泽东的“上司”。杨开明比杜修经大两岁，湖南长沙县板仓村人。他是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慧之父杨昌济和杨开明之父杨昌楷是亲兄弟。他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宁冈之前，他是中共湖南省委秘书。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设在安源。省委书记是安源工人廖宝庭，但实际上是由常委林仲丹和贺昌负责。那两封指示信，便出自林仲丹之手。林仲丹即林育英，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俄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毛泽东最怕省委乱指挥，最怕“钦差大臣”满天飞。三月间，那位“钦差大臣”周鲁使他吃够了苦头，成了党外“民主人士”；此刻，又来了“钦差大臣”，要他“立即向湘南发展”，而且规定“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毛泽东看罢省委指示信，双眉紧锁。他已得到情报，打垮“江西两只羊”之后，敌人正在准备报复，发动第二次“会剿”，此刻怎能把主力调往湘南呢?在省委看来，调兵去湘南，简直像喝米汤那样容易，所以后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称之“诚乎其为喝米汤的省委也”。面对这“喝米汤的省委”，毛泽东自有主意。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意见，并说明这指示“不适宜”。朱德、陈毅、宛希先、刘真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一下子就使天平倾斜，几乎无人支持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就连巡视员杜修经本人，也不得不最后在会上表示，省委指示“不适宜”。这样，毛泽东便以联席会议的名义，否定了“喝米汤的省委”的意见。会毕，毛泽东吩咐警卫员去买草纸。警卫员买来后，才知毛泽东要用药水在草纸上写密信。那信是七月四日写的，写给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写道：第二部分：井冈风云“钦差大臣”瞎指挥 2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会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毛泽东还写及，红军离开了井冈山，在湘南会“虎落平阳被犬欺”。信末的落款是“特委、军委”。发走了密信，毛泽东松了一口气，离开永新县城，到五十里外的永新田溪乡去做巩固根据地的工作。过了些日子，忽地传来惊人的消息：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离开井冈山，在朝湖南酃县进发，看样子要进军湘南!毛泽东急忙写了长达三页的信劝阻，交给江华(当时名叫黄琳)即刻送去。江华一天一夜跑了一百二十里，赶上了西进的队伍，送上毛泽东的信，要求他们返回宁冈。但是，无济于事。江华回来报告说，这两个团还是朝湘南去了。为什么这两个团会去湘南呢?原来，湖南省委的指示传出以后，在二十九团里产生强烈反响。二十九团是由湘南宜章暴动的农民所组成，农民思乡之心甚切。一听说要回湘南去，无不欢呼雀跃。杜修经一听说二十九团愿去湘南，正好可以执行湖南省委交给他的使命，当然给予支持。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鼓动着二十八团一起行动。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出席了两个团联合召开的干部会议。据杜修经回忆，会议“由朱德、陈毅主持，何长工、王尔琢、龚楚、胡少海等同志都参加了。会上提出要到湘南去，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这时，主要是二十九团受逃避斗争、欲回家乡思潮的影响，对当时敌情并不清楚，也没有考虑到边界党的路线的正确，群众基础好，怎么与敌周旋的有利条件，便冒然决定去湘南……”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杜修经曾请示过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明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湘南之战，败得够惨：二十九团几乎全团覆灭，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百余人，并入了二十八团。不少二十九团士兵自由行动，跑回家乡宜章，遭到厄运。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投敌，使该团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红四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听说袁崇全叛变，带着一个排追去。追到二营驻扎的镇子，已是黄昏时分。王尔琢一路奔，一路高声大喊：“不要打枪!不要打枪!我是你们的王团长，来叫你们回去的!”二营的兵士，都熟悉团长的声音。一听团长来了，都不再射击。营长袁崇全正在打麻将，听说王尔琢要召士兵们回红军，提起两枝驳壳枪冲了出去，砰!砰!袁崇全双枪齐鸣，王尔琢猝不及防，当即倒在血泊里!王尔琢当时二十五岁，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北伐时是东路军先遣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南昌起义。他在红四军中，是仅次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的第四号人物，竟死于叛徒之手!他死的时候留着长发，因为他自南昌起义时就不理发，说是直至革命胜利才理发，他看不到胜利之日了。湘南之战，两个团之中，丢了一个团，反了一个营，死了军参谋长，真的被毛泽东所言中：“虎落平阳被犬欺!”“恐招全军覆灭之祸!”史称“八月失败”。在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时，下辖两个师九个团。改称红军第四军时进行了缩编，取消师的建制，九个团缩编为四个团，即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四个团。湘南去了两个团，等于去了一半的兵力——尤其是其中的二十八团，乃是南昌起义部队的正规军。得悉红军主力前往湘南，赣军顿时活跃，调集十一个团猛攻永新县城。毛泽东手下只有三十一团一个团，在那里苦战着。得知湘南大败，毛泽东对那“喝米汤的省委”愤懑至极。为了挽回败局，他留下袁文才、王佐守山，自己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主力。毛泽东一走，赣军猛扑，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城都落入赣军之手，连井冈山都危在旦夕……第二部分：井冈风云“黄洋界上炮声隆”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是决定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日子。在一口气占领了井冈山北麓山下的永新、莲花、宁冈三座县城之后，探知井冈山空虚，湘赣两省“会剿”部队联手，调集了四个团，黑压压地从北面朝井冈山涌来。消息传来，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于八月二十九日急行军上山，守卫井冈山。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即黄洋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敌军集结在黄洋界哨口下面。这样，红军把黄洋界之外的四个哨口交给王佐部队把守，把三十一团一营那两个连，调到黄洋界。黄洋界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两山对峙，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正面，山岩陡峭。站在黄洋界，一眼可以望见山脚下的小村庄。四个团的敌军，正聚集在那里，而上面的红军，只有两个连!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亲自在哨口指挥。朱云卿才二十一岁，何挺颖二十三岁，一个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一个在上海大学受过培训。红军的弹药很少，每人才三至五发子弹。朱云卿和何挺颖一商量，想出几条妙计：第一，动员山上军民，每人至少削二十枚竹钉。这种竹钉，本是当地“老表”用来打野兽的。井冈山翠竹遍野，有的是竹子。“老表”们用竹子削成尖尖的竹钉，用火烤过，用陈尿泡过，又锋利又有毒，野兽踩上去，脚会长脓腐烂。眼下，在黄洋界上山的二十里山路上，撒满这种竹钉，令人望而生畏，成了一道特殊的防线。第二，把山上的树木砍下来，堆在路口，设置障碍，又是一道防线。第三，在必经之路上挖了壕沟，又是一道障碍。第四，加固哨口已有的工事。第五，动员男女老少上黄洋界，作为“疑兵”。战斗时听口令，或者在铁桶里放鞭炮，冒充机枪声；或者呐喊“冲呀”、“杀呀”，以壮声势，使敌人摸不透山上到底有多少兵。贺子珍、伍若兰都参加了这支呐喊的“疑兵”。如此布置停当，红军便“恭候”在黄洋界哨口。八月的天气，江西如同火炉，井冈山上却如深秋。八月三十日清晨，云雾弥漫。待旭日升起，云散雾消，便看见山下的羊肠小道上，蠕动着一连串黑点。敌兵开始向山上发起进攻了。小道只容得单人独行，敌兵以“鱼贯式”长蛇阵前进。一边往上面走，一边乒乒乓乓放枪。山上却沉默着。朱云卿在等待着敌军进入射程范围。子弹是那么的少，一颗子弹要当两颗用。他把第一连布置在阵地上，另一个连第三连后备待命。敌军在机枪掩护下前进。终于进入射程范围，朱团长这才喊了一声“打”，枪声和鞭炮声混合在一起，敌人弄不清楚山上到底有多少兵。敌军不断地逼近，一次又一次发起冲击。从上午打到中午，打到下午，还在那里发起冲击。这时，红军的枪声变得稀少，子弹已所剩无几，只得不断往下滚石头。在这关键的时候，连长谭希同、班长刘荣辉和贺敏学等人，把一门迫击炮扛了上来。这门迫击炮有毛病，本来放在茨坪的军械所修理。战斗急用，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扛上黄洋界。这门炮，一共只有三发炮弹。下午四时光景，架好了炮。第一发，哑炮。第二发，还是打不响。眼看着，只剩最后一发炮弹了。突然，山上一声巨响，迫击炮“发言”了!炮弹不偏不倚，竟命中敌军指挥所。山上一片欢呼，冲杀声响成一片；山下乱作一团，仓皇夺路逃跑。当夜色笼罩井冈山，红军们已饿得肚子咕咕叫，因为在清早雾散前吃过一顿早餐后，还没吃过饭呢。他们未敢撤离阵地，生怕敌军夜袭或明日再度发起进攻。翌日雾消，山下竟空无人影——敌军已连夜撤退了!敌军撤退的原因，全然在于那一声炮响。他们知道，红军的四个团中，只有战斗力最强的二十八团才有炮。那一声炮响，表明二十八团已经赶到山上，还是赶紧溜吧!两个连打退四个团，顿时在井冈山传为美谈。会哼几句京戏的，用《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腔，填上新词，编了一曲《空山计》：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介石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经验少；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这段《空山计》，竟成了红军中的保留节目。毛泽东得知此事，在一九二八年秋写下《西江月·井冈山》一词：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毛泽东的词，是黄洋界那次传奇式的保卫战的生动写照。在千钧一发之际，井冈山总算保住了，红军的“老家”总算保住了。毛泽东在八月二十三日，终于在桂东县城与朱德再度会合，决定重返井冈山。毛泽东把杜修经、龚楚留在当地，组成湘南特委。九月十三日，红军攻克遂川县城，当场击毙了那叛变的营长袁崇全。“八月失败”，使毛泽东部队蒙受沉重的损失。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透露了他对杜修经这样的“钦差大臣”的恼怒：“希望你们派人来，但不要派不懂事的学生娃子像杜修经这样的人来。”杜修经此人后来在一九二九年冬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离党。解放后，担任湖南常德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一九八五年八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选湖南省政协常委。步入暮年，杜修经回忆往事，对他“不懂事”时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心情依然是沉重的：正当革命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破坏了这一事业，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其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凯歌声中，重忆“八月失败”的经过及其先后，我仍是内疚之深，寝食不安！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杨开明对“八月失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后来，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他代表前委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随后任湘鄂赣特派员。年底，他在汉口被捕，在狱中坚持不吐实言。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他被押往湖南长沙市识字岭刑场。行刑前，他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何键”、“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刺刀刺进他的腰部，他仍高呼口号，直至刺刀刺进他的口中，鲜血涌喷，这才离开人世。黄洋界的智守者朱云卿、何挺颖，原本都是很有希望的将才。但是何挺颖一九二九年初便战死于上余县，时年二十有四。朱云卿在一九三○年八月升任红一方面军军参谋长。翌年五月因病被送往江西吉安东固后方医院治疗，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而杀害，死时也是二十四岁，跟何挺颖一样。那位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里，送毛泽东的急信到酃县的江华，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庭长。当时江华是中共湖南茶陵县委书记。江华记得，他送信到酃县的一个大庙里，军委书记陈毅正在主持会议，他把毛泽东的信交给了陈毅。江华曾回忆：我记得在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起这次失败的事，我曾说，对“八月失败”的详情不了解，当时陈毅同志是军委书记，是否他应负责?毛泽东同志讲，陈毅同志有做检讨，事先写了信给他，事后也写了信给他，不能怪他。江华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起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第二部分：井冈风云藏在伞把里的《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住在大山中心的茨坪。茨坪虽说只是个山村而已，一片“干打垒”式的黄泥墙房屋坐落在山坪上，不过，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云，在明代之前，那里叫“柴坪”，是个出山柴的地方。在明代时，这小小山村，居然有人考中探花，做了官，于是改名“仕坪”。这里，又因出柿子，而称为“柿坪”。后来，到了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军队“进剿”“山大王”王佐，那名叫牛文田的团长出的布告上写作“茨坪”，于是这名字也就沿用下来。茨坪东面一座小山脚下，几幢黄泥房子，成了毛泽东、朱德的住处，成了红四军军部、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红四军军械处的所在地。那里有一家店铺，那平整的柜台被毛泽东所看中，成了他的办公桌。放着砚台、毛笔，铺上井冈山的毛边纸，他在那里写作。不过，到了晚间，砚台得收起来，因为那柜台又是床，夜里要睡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有两大爱好：一是部队打下新的城镇，弄到书报给他送来，会使他非常高兴，通宵达旦地读了起来。有一回，不知是谁，给他送来一本线装书，他大大赞赏了一番。原来，那是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范仲淹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的文集中写及北宋江西剿匪的情景，毛泽东比较古今的“山大王”，说从北宋剿到现在，“山大王”是“剿”不完的。他笑道：“蒋介石占京为王，我们占山为王”!他的另一爱好是吸烟。谁给他弄到纸烟，他会高兴一阵子。贺子珍的一项工作，是为毛泽东剪报。他看到报上有保存价值的资料，画一个圈，贺子珍就给他剪下，保存起来。有关的文件，也是由贺子珍保存。毛泽东的警卫员，大都是贫苦农民，不识字，由贺子珍教他们文化课。毛泽东那时过着流动的生活，他的行李很简单，一床被子，几件衣服，一顶斗笠，一把油纸伞，一盏马灯，此外加上一担书篓，一担铁皮文件箱。他爱喝茶，用土碗盛着茶水。他的秘书除贺子珍外，还有谭政、邓华。谭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之一、国防部副部长。邓华后来成为上将，他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毛泽东的副官是杨至诚，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成为上将，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在井冈山上，毛泽东是唯一用毛笔的人。别人都用铅笔。毛泽东也常用铅笔。毕竟是战争环境，铅笔携带最方便。那阵子，毛泽东不时凝思着，然后把长板凳放到柜台前，坐在那里写什么。如此断断续续地写，最后在宁冈砻市完成了写作。写毕后，他交给秘书谭政誊抄。谭政记得，他誊在很薄的竹纸上，字写得很小。誊了两份。不久，来了一个湖南水口山的工人。毛泽东把谭政抄好的两份文件交给了这人。那人小心翼翼地卷成烟卷一般，取下雨伞柄，塞进伞把子里，再装好伞柄，走了。那人是地下交通员。他把毛泽东反复思索写成的文件带走后，通过地下交通线，一份交中共湖南省委，一份带到上海，交中共中央。那份文件，后来被印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篇名为《井冈山的斗争》，即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在此之前的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过《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报告——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上井冈山一年来的经验的总结。特别是《井冈山的斗争》中，他的思索更加深入，更加系统化。《井冈山的斗争》一开头便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毛泽东还分析了红色区域存在的五项条件：(1) 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总结了一年来的重要经验：“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败，‘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红军以集中为原则……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毛泽东强调，“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毛泽东分析了“八月失败”的原因：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毛泽东谈及了对于这种乱指挥、瞎指挥的苦恼：“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不过，当人们从“八月失败”的沉痛教训中清醒过来，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当时的预见和正确主张。毛泽东的威信在井冈山上越发高了——他的威信，曾因被中共中央开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一度下降。井冈山毕竟闭塞、远僻，是当时白色中国中唯一的小小的红色区域。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的心境：“我们深深感到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毛泽东这篇当年藏在伞把里的党内通信，如今已成为一代名著，成为专家们研究毛泽东思想起点的重要文献。专家们就连文章中的一个标点符号，也加以仔细研究。一九九一年《毛泽东选集》新版印行时，此文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反复调查，改正了当年誊抄时的笔误，被列为专家们的研究成果：一是去掉一个顿号，即原文中提及井冈山出产“木材、茶、油等农产品”，改为“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二是原文中提及特委委员“圆盘珠”，颠倒了一下，改为“盘圆珠”。研究工作达到了如此精细的水平，表明毛泽东在井冈山柜台上写成的文章如今是受到如何的重视。第二部分：井冈风云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宁冈新城西门外人声鼎沸，万众欢呼，重现了半年前的五月四日在宁冈砻市河东广场出现过的热闹场面。上一回是庆祝朱、毛部队会师，这一回则是庆贺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会场上高悬这样的对联：“在新城，演新戏，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趁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帜，创造红世界。”在红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时，为了虚张声势，才取了个“四”。其时，只有这“第四军”而已。怎么忽地冒出了个红五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呢?原来，那是五个月前的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和滕代远在湖南东北部、汨罗江畔的平江县举行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此时，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八百余人，于十二月十日跟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会师。对于井冈山来说，这是大喜事。于是，两军决定在十四日召开会师庆贺大会。主席台也是临时搭建的。当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登上主席台时，欢声雷动。正在这时，忽然轰的一声，主席台坍了!原来，朱、毛会师时，主席台下面放的是一只只水稻脱粒用的禾桶，搁上门板，非常结实。这一回，主席台却是用竹子搭架子，扎上绳子，再铺门板。因此上去的人一多，承受不了重荷，绳子断了，主席台就坍了。马上有人悄悄议论：“哎呀，‘坍台’可不是好兆头呀!”这时，朱德站在台前大声地说：“同志们，不要紧，台子垮了，我们马上可以修好。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垮不了的!”朱德的即兴讲话，激起一片掌声、笑声。主席台很快修好了，小插曲过去了。大会正式开始。穿一身灰布军装，头戴缀着红五星的帽子，脚穿一双黑布鞋，毛泽东显得很精神。毛泽东的讲话，总是那样的形象、生动，很容易叫人听进去。他说：工农兵兄弟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兵士是三哥。工农兵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三个人打一个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就能打遍天下！毛泽东的话如此通俗，使那些刚刚放下锄头、穿起军装的农民们都能听懂。毛泽东还说：“今天我们有了红四军、红五军，将来我们一定会有几十个军!我们会从小到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彭德怀的一脸黑胡子，今天算是刮干净了，头发也剃得一干二净的。他说得很谦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党代表、朱军长领导红四军建立起来的。我们红五军到井冈山来，要好好地学习红四军的宝贵经验!”彭德怀说的是心里话。早在平江起义前夕，他在送给黄公略的一首诗当中，便有这么几句……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敬润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彭德怀自述》，第七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彭德怀起义，是以“润之”——毛泽东为榜样。彭德怀还曾这样说及自己“对毛润之的敬仰”：当时，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一十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