蠲免钱粮　　蠲（juān）免钱粮就是免交赋税，清朝蠲免赋税始于顺治朝。当时有恩蠲和实蠲两类。顺治入关，首先免了都城遭受战争实难的三年服役，顺治八年，顺治亲政，给还九省加派额外钱粮，免山西荒地额粮15000顷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额赋。以后朝朝如此，成为清朝一贯政策。　　康熙朝蠲免钱粮最为经常而且量大。“有一年蠲及数省者”或“一省连蠲数年者”，甚至有全国性的蠲免。如四十九年（1710）十月康熙下令第二年将全国钱粮一概蠲免，并从第二年起，于三年以内，通免一周，使远近均沾，历年旧欠，也都免征。据《蕉廊脞录·康乾普免钱粮》，康熙五十年（1711）普免天下钱粮27940400两，三十年（1691）与四十二年相同，免天下钱粮27590000多两。五十五年（1716）免27700000两，六十年（1721）免27641900多两。　　乾隆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蠲免多次。例如，二十一年（1756）、三十五年（1770）、四十二年（1766），四十三年（1767），五十五年（1790）。或三年轮免一周，或七年轮免一周。　　蠲免钱粮原因，首先是使粮食生产逐步发展，社会稳定。第二，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以得到群众拥护。灾害是蠲免的另一原因。老百姓受灾，没有收成，不蠲免钱粮，就会引起起义。不得不免了赋税。例如康熙四十五年免直隶、江南、福建、江西、湖广等三十二州县钱粮就是因为这些省遭了灾。还有嘉庆十一年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56厅州县灾赋，咸丰四年免河南、山东、山西、福建、湖南、广西等省129州县灾赋，光绪元年免浙江被灾新旧赋课等等。　　雍正朝也蠲免钱粮，只是不那么经常。例如，雍正四年（1726）蠲免苏州、松江两府田赋45万两，八年免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全部额征地丁钱粮。雍正对蠲免钱粮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蠲免钱粮使“无知小民”产生侥幸心理：“少遇歉收，即借言委延逋欠，盈千累百，积至数十年，总期一免而已。”从“一条鞭法”到“地丁合一”　　顺治十年（1653）规定各省赋税制仍用明“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的一条赋役改革措施，其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丁”就是人头。“一条鞭法”就是赋役合并，赋税既量地又计丁，用银交纳，其征解由原来的人民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州县徭役，由官府出资雇人解决。一条鞭法有其进步方面，但对农民有不利方面。根据它的要求，赋税既量地又计丁，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要吃亏，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就占便宜。清初继续贯彻此法，农民害怕按人头征税，大量逃亡，而政府因此也难掌握人口实数，征税困难。　　中国传统的手纺织机康熙末年，对这种征税办法进行了一点修改。五十年（1711）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就让丁税固定了下来，但这未免除丁粮，改革不彻底。雍正元年（1723），清廷又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实行“地丁合一”法，即把固定的丁税摊到地亩上，按亩数征收，取消了丁银项目。这样田多的丁税多，田少的丁税少，无田则无丁税。田多的地主逃不脱丁税，田少的农民不必有添丁之愁。这种制度显然合理，有助于克服以前按丁计税引起的社会动乱，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除对发展生产有一定好处外，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据《清史稿·食货·户口》：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19203233，雍正十二年26417932，道光二十九年增加到412986649人。　　乾隆时很多人家巨富。先说京师附近的：　　京师米、贾、祝氏从明代起就富于王侯，屋宇有千多间，园亭华丽，游10天都游不完。宛平的查氏、盘氏两家也和米、贾、祝诸家一样富。这两家喜欢交结士大夫，总想往上爬，多次被弹劾。　　陕西有一家是唐尉迟敬德的后代，积累的资产无法计算。所铸银砖，四人还抬不动。　　最后讲两家江苏和浙江的：　　江苏吴县西南太湖洞庭山的席氏和浙江嘉兴县北30里的王江泾陶氏都是大地主。两姓联姻。一天陶氏坐船到席家去，从泊船处到席家两里多路，都设有灯棚，晚上行走不需点蜡烛。　　陶氏到后，席家好几天都设宴招待，还奏乐。席氏对陶氏说：“我这里还有不够好的地方吗？”陶氏说：“别的没什么，只是大厅地板砖太宽，长宽都有好几尺，像是行宫里的样子。另外，书房窗外池塘没有荷花。”席氏听后没吭声。　　过了两个时辰（4小时）左右，席氏邀请陶某再去看池塘。哟，怎么一下子满眼都是荷花了？再到大厅一看，地板早已把大砖换成只有尺把见方的小砖了。　　有一次，姓陶的到苏州找到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很有名气，叫绝秀班。演员见他是个乡巴佬，讨厌他，讥笑他，清朝时的农村少数民族乐队说：“你喜欢看戏，何不请我们到你家里演？但每天要用凤鱼、火腿招待我们才行。”当时，演一场戏要200两银子。陶回去后，一下就向他们定演100场，每场都给200两。他把戏班子关在大厅里演个不停，但他不看。一天招待两餐饭，都是凤鱼与火腿，没有其他饭菜。这样过了十天，把戏班子折磨得难受极了，道了歉才作罢。　　上面讲的人应该说是富有的了，但是还有比他们更富裕的。昭梿《啸亭续录》里就说到一户：　　怀柔郝氏，膏腴万顷，喜施济贫困，人呼为“郝善人”。纯皇帝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馐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与舆儓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从熔化内府金钟到推广厘金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清王朝镇压起义，一方面要兵，另一方面要钱。咸丰帝解决兵的问题，开始是调遣八旗、绿营，后来是依靠湘军。军费开支浩繁，但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咸丰帝和清廷巧立名目，榨取百姓，想尽了一切办法，下面是其中的几项：　　熔化内府金钟。咸丰三年十一月，咸丰帝命大臣熔化乾隆五十四年（1790）所铸造的内府金钟（乐器）3口。3口钟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　　停薪。咸丰三年停发了文职六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俸银一年，但增加养廉银。　　捐款。要富绅捐款，要京城铺户捐税。　　捐输。捐输也叫捐纳，就是用官职换钱。清朝遇到急难解决的经费问题时常用这个办法。这项措施首先施行于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之时，不过那时仅限文官。用武官官职换钱，始于雍正初年，用兵于西北之际。咸丰年间，捐输又用上了。元年户部捐输收入1110585两，二年捐输收入3135861两，三年捐输收入672611两。　　清朝农村木匠活中的拉大锯举借内外债。内债是向国内的票商、士绅借钱；外债是向洋商借款。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四年，江苏、福建、广东等省借外债12笔，共1878620两，年息8厘到1分5厘。　　预征钱粮。所谓预征钱粮是指前一年预先征纳下一年的钱粮，例如咸丰三年令山西、陕西、四川等“完善地区”预先借征咸丰四年的钱粮，四年秋又预先征五年的钱粮。　　实行钱粮津贴制度。钱粮津贴是行之四川的一种加派：每田赋一两加征津贴一两。　　浮收。所谓浮收指额外征收钱粮。浮收方式多种多样，手段残酷。如漕粮浮收，故意用脚踢斛，使斛面堆尖，又要交水脚费、花户费、灰印费等，合计一下，二石四五之当一石。　　铸大钱。铸大钱是指咸丰三年开始铸造减重大钱。例如咸丰二年每文重1钱，每千文重6斤，当千的大钱仅重2两，那么以往千文钱所要的铜可制每枚当千文的硬币48枚（6×16两÷2＝48）。这样减重大钱面值有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八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共15种。　　印发官票和钱票。官票和钱票都是纸币，由户部印制发行。官票印有“户部官票”字样，面额有1两、5两、10两和50两；钱票又称宝钞，是大钱，面值有500文、1000文、1500文、2000文4种。规定2000文抵银1两。　　实行厘金制。厘金就是厘税，1%为厘。厘金是对生产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捐税。咸丰三年，帮办扬州军务刑部侍郎雷以根据盛世滋生图幕客钱江的建议向里下河地区仙女庙米行、店铺实行1%抽税制度（当时叫“劝捐”助饷），半年就得2万贯。此法从1个地区推向江苏1省，后又推向全国的一切商品。厘金分百货厘、盐厘、土药（国产鸦片）厘、洋药(鸦片）厘4种，以百货厘为主。它使用范围最大，收入也最多。农产品、日用百货在运输、交易过程中都课税。故有坐厘、行厘之分。所谓行厘就是商品过关卡就要收税，而关卡很多，山隘水涯、关津要道都有“奉宪抽厘”的旗帜，所以重复课税非常普遍。所谓坐厘是指在商店、粮行交易的货物纳税。实际上一些非交易的商品，如走亲戚带的鸡鸭也都纳税。厘金名目很多：出产地有“出产税”、“落地税”、“土产税”等；通过地有“土产厘”、“百货厘”等；销售地有“坐厘”、“门市月厘”等。税率不断提高，从1%提高到4%乃至12%。　　就这样咸丰帝筹集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的1亿7千万两军费。　　清政府为了筹集军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什么办法都想到了。结果是人民吃尽了苦头。预征钱粮、钱粮津贴、浮收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生活无法过下去；铸大钱，发行大额钞票引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并引发私铸之风；厘金苛重，危害商民，大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清代教育简史 　　　清代教育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封建教育进入到近代新式教育的过程。　　以满洲贵族为统治集团主体的清朝，从进入中原后就注重学习汉族文化。其文教政策，第一是尊崇儒学，提倡理学，使之向全社会推广，成为共同的行为规范，笼络汉人学子。第二是推崇官学，学校与科举并行而以科举控制学校。他们的文教政策实质就是从思想上牢笼全国人民特别是士子，对清王朝俯首听命，乖乖地服从它的统治。　　京师大学堂外景及其牌匾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清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中央的官学是国子监、宗学、觉罗学、算学馆、俄罗斯学馆等。地方上的有府学、州学、县学。私塾为私学。　　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是培养官僚的，设于京师崇仁里成贤街，隶礼部。主官为祭酒，满汉各1人，次官为司业，蒙满汉各1人。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讲学的有博士、助教、学录。教学管理有“五厅”（绳衍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掌馔厅）、“六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前3为低级班，中2为中级班，后1为高级班）。学生来源于贡生和监生。监生有岁贡生（每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恩贡生（逢国家大庆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拔贡生（乾隆七年开始，每隔12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优贡生（学政任满后会同督抚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例贡生（廪、监附生，纳捐入监学习者）。监生有恩监生（为皇帝特许的监生者）、荫监生（官员子弟凭祖、父功劳为监生者）、优监生（由附生选入国子监学习者）、例监生（通过捐纳取得监生资格者）、举监生（以举人资格入监学习者）。学生一般300人，住校。教材是《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此外还有习字、习射。学生在低级班学习1年半，文理兼通则进入中级班，再过1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则进入高级班。教学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学生在监内要练习做八股文，以应付以后科举考试。　　国子监有一些制度。一是按月考试积分。此法于顺治十七年停。二是历事制，即派监生到六部诸司历练政事3个月。此制度康熙初年停。三是季考月课制：为培养监生的科举考试能力，祭酒3月对监生一考，司业每月十五对监生考试。这个制度实行的时间比较长。　　国子监在雍正后有所发展，争取到了较多经费，校舍也有所扩充。乾隆初年，对国子监的制度作了改革，严格了师生的选拔，加强了教学管理制度，增加了明经、治事科八股，监生肄业期满叙用也得到保障。　　道光末年，国子监开始衰落，教学制度有名无实，住校人数只百余人，同治二年，只40人。　　宗学是为宗室子弟开的学校。顺治十年开始，学制5年，教习从满汉人中选拔，读满书、汉书。兼习武艺。学生可以殿试授官。光绪三十四年宗学撤。觉罗学是为觉罗子弟开的学校。觉罗指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觉罗学与宗学差不多。这两类学校由宗人府管理。　　俄罗斯馆是教授俄罗斯子弟学习汉语、满语及经史的学校，康熙四十七年（1708）设，同治元年撤。雍正五年（1727），定学生仅4名。算学馆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设于畅春圆，教八旗子弟算法。前者隶属国子监，后者在乾隆四年（1739）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间由国子监管理，这段时间前后由钦天监管理。　　外国教会在太原设立的女子学校的学生府学、州学、县学是府、州、县设立的学校。其教官有正有副。正教官，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各1名；副教官是训导，员额不定。学生是童生经过入学考试，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再经过考试，根据成绩分三等：廪膳生，成绩最好，有一定名额，发给月米；其次是增广生，也有一定名额，没有月米；再其次为附学生（附于诸生之末故有此称）。府学、州学、县学课程教育内容为培养官僚而设置。有法律课，讲解清律；政治课，读卧碑。文化教育课，读《四书》、《御纂经解》、《性理大全》、《诗》、《古文辞》、《大学衍义》、《文章正宗》等。课程少，重点放在考课上。考课有月考、季考与岁考。　　由于官学是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教官迂腐，管理混乱，考试制度腐朽，月科、季考废弛，学风败坏，国子监取消坐监制度。晚清时期，官学已经名存实亡。　　清朝私塾形式有：一、教馆（或称坐馆），请老师到家里教学。二、家塾，老师在家里办学。三、义学（义塾），地方或家族在寺庙办学，教穷人家子弟。清末由学房铺变成的改良私塾这些私学从事启蒙教育，以教授识字、写字和基本知识，学生基本上五六岁到20岁。以《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四书》为教材。在这些地方能学到一些东西。这些私学，强调死记硬背，而且体罚严重，严重地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私塾一直坚持到民国时期。　　除上述官学、私学外，清代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官学，叫书院。书院以往为私人创办，设于名胜之地。清初因为害怕坚持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利用书院宣传抗清思想，乃明令禁止。到雍正十一年才允许办书院。有的也由士绅开办。由于国家的支持，清朝的书院发展很快，由省发展到州、府、县，大约有4000所左右。书院的领导是山长，学生选拔首先通过各州县，再经过省道员和布政司的考察，他们是已进官学的生员和尚未进官学的童生。清朝书院绝大多数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但乾嘉时期，部分书院成为朴学讲研之地，在经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从乾隆后期开始，书院开始衰落：山长滥竽充数，但向学生索取束脩，月课不行，滥用讲席……。光绪二十二年后，山西、江西一些书院开始裁减诗文教学，增加近代科学文化课程。礼部要求各省效仿。二十七年，清廷下令全国书院完全改为学校。　　私塾里背对先生背书的学童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教育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光绪元年（1875）前后，列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就有800余所，二十五年（1899）增加到2000所左右，有些学校还升为大学，如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等。贫穷子弟与富人子弟兼收。教会学校课程有3大类：宗教、经学和近代科学（数理、化学、生物、卫生、史地、美术、体育等）。列强兴办教会学校，目的是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施行文化侵略，有些传教士办学，“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传教的热诚”。但他们招收贫穷子弟，对普及文化有帮助，近代科学课程的设置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有促进作用。　　鸦片战争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向西方学习，改变旧教育。十九世纪50－90年代，洋务兴起，为了培养洋务人才，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教外语）、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讲授洋枪洋炮知识）、京师同文馆大门技术学堂（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训练使用和维修洋机器技术），近代新教育从此产生。　　甲午战争失败刺激了大批爱国志士。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发出了改革的呼声，其中包括了学制革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办了一系列学校，如万木草堂（康有为创办于广州）、时务学堂（梁启超创办于湖南），还有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这3所均为严复创办）。这些学堂学兼中西。比如万木草堂，其课程有义理之学（包括中外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史和地理、数学、格致）、经世之学（政治、政治经济学等）、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清政府下令将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校。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办了著名的京师大学堂，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宗旨，修普通之学与专门之学。普通之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算术、格致、政治学、地理学、文学、体操。专门之学有高等算学、高等物理、化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10种。戊戌政变后，惟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下来。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后，受到沉重打击的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以苟延残喘。在文化教育方面，废科举，兴学校。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宣称“维新”。二十七年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在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但这个改革没实行多久，又取消了。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了张百熙（管学大臣）、张之洞（两广总督，教育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奏定学堂章程》。河南淮宁县（现淮阳县）高等小学堂师生于1904年的合影二十九年是癸卯年，故称为癸卯学制。根据这个学制，正式教育分初等、中等、高等3级。初等教育有3类：一、蒙养院，学习4年，学游戏、说话、歌谣。二、小学，学习5年，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地理、格致、体操。三、高等小学，学习4年。课程是除掉体操的初等小学课程，加上中国历史和图画。中等教育只有1类：中学学堂，学习5年。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外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高等教育有3类：张之洞一、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学习3年。分3类：第一类是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预科；第二类是格致科，工科、农科大学预科；第三类是医科大学预科，各自有其课程。外语在各类学堂占重要位置，一般要修两门。二、分科大学堂。分8科：经学、政治、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3年毕业。三、通儒院。通儒院是大学本科后教育，无规定科目。　　癸卯学制除对普通教育作出规划外，还规划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与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育分正式实业学堂、实业补习学堂和实业师范学堂3类。正式实业学堂分初等实业学堂（按专业分为农业学堂、商业学堂和商船学堂3种）、中等事业学堂（按专业分农、工、商、商船4科，并各有其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高等事业学堂（按专业分农业、工业、商业与商船4科，并各有其学堂）3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则分普通补习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两种。实业师范学堂含实业教员讲习所。这些学堂分别与普通教育中的一些类别平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高等小学并列，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　　张之洞受命于张百熙主持指定学制，张之洞派罗振玉去日本考察了日本教育，癸卯学制就是学习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教育制度的结果。教育内容进行了革新，由专注四书五经为科举的教育转向重视学习西方科学，而且教育模式也获得更新，使教育第一次与国际接轨。然而仍保留了封建色彩，比如学校还保留每月的祭孔，读《圣谕广训》，中学毕业生授予拔贡、优贡、岁贡，把高小生当作秀才，通儒院毕业生当作翰林升阶等。　　上海王家堂圣母院所设女塾内的教内女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十日，清廷设立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国子监归并其中。第2年，各省裁撤学政，设提学使司，各厅、州、县设立劝学所，管理本地区学务。教育行政机构更新，保证新学制的贯彻。光绪三十二年（1906）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旧学制由此瓦解，新式教育的障碍得以清除。　　由于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以往封建官学、私学和书院形式得到了跃进式的变化，使近代新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来了。教育花絮 　科举时代的老师　　科举时代的老师有好几类：　　一是受业师。受业，即传授知识。受业师经年累月地跟学生讲授四书五经，指导他们写文章。　　二是问业师。问业是请教学业的意思。问业师不去天天授课，只是解答偶尔来找他们的学生的一些疑难。　　三是受知师。受知是受人知遇，赏识宠遇的意思。负责考试的老师名为受知师。受知师有的是县、府、道试的主试官及阅卷主任，有的是主持科试（分科考试）的学政（掌管各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有的是主持考试，选拔优贡、拔贡的学政，有的是乡、会试主考，有的是殿试阅卷大臣，有的则是书院的山长、监员。　　四是保举师。顾名思义，保举师就是保举升官的“老师”。这种“老师”只有当官的人才会有。此类“老师”也必为一定级别的官吏。他赏识某个下司，便打报告荐举，使之晋升。　　五是拜门之师。拜门本意为登门拜谢。拜门之师也可列于受知师之师。这种“老师”是足以作为靠山，能提携自己的高官显官。求他们帮忙，得请人介绍，整肃衣冠，准备好礼物登门谒见。到时得叩很多次头，口口声声“老师”、“老师”，才得以在簿籍上登上姓名，得到做弟子的资格。　　唐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用这里讲的职责去衡量，只有受业师才真正称得上“老师”，问业师勉强算得上，其余的都是因手中权力大，与人前途关系大而尊为“老师”的。桃李先栽海外花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始于东汉，清代的外国留学生来自日本、朝鲜、琉球等国。　　琉球国大臣子弟到中国入学国子监读书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一批4人，学成回国后，嘉庆读书像授予4品官职。　　嘉庆十年（1805）琉球国学生又按老规矩来中国求学。中国政府派著名诗人吴兰雪以博士身份教他们作诗。吴兰雪即吴嵩梁，“兰雪”是字。江西东乡人。乾隆初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失败。不久，参加乡试终局。官内阁中书。善诗，称“师佛”。学生很聪明，学的很好。十四年，学生回国，途经山东。别驾蒋第送行。学生作诗谢蒋，诗句工整可诵。见兰雪衣钵传海外，蒋乃为诗云：“凤凰未识池边树，桃李先栽海外花。”　　凤凰池，典出《晋书·荀勋传》，指中书省。这里是指内阁中书吴兰雪。两句意思是说，没想到内阁中书吴大人竟先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外国留学生。正音书院　　所谓正音”就是矫正语音。清初闽方言区的福建郡县和粤方言的广东地区都设有正音书院。规定二省乡试举子须用官话词语，不许用方言词语。学政面试考生，听不懂，不会说官话的童生不能考秀才。　　正音书院的设立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培养官员说官话，听官话，便于向地方官准确地传达皇帝的命令，也方便从方言区来的官员转到外省做官。　　雍正六年（1728）皇帝说：“凡是官员都有管理老百姓的责任，他们讲话应让个个明白，这样才可通晓民情，熟悉地方上的事情，办起事来不出差错……我接见大小官员让他们奏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的人，用他们土话讲，听不懂。他们都是做官的人，到礼部演习礼仪之后，陈述奏进对答，仍有不可通晓的话，那末，到其他省做官，又怎能宣读命令，嘉庆当皇子时的作业审理案子时都做到历历清楚，使小民都清楚呢？官与民，上级与下级，言语不同，一定要办理文书的小吏代为翻译转达，转个弯，一定出很多岔子。况且这两省的人，到外省做官，他们讲话听不懂，便不能深悉下民之情，老百姓也不懂官长的意旨，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太不方便了。但语言自幼习惯而成，一下难以改过来，一定要慢慢训导，久了一定会通。应让福建、广东两省督抚，向所属府、州、县管教育的官员下达命令，要他们多方训导，一定让语言明白，使人易懂，不得仍用土话。那么他们以奏请对答，便可讲得详细而易懂，到地方做官，民情便容易上达了。”　　两省正音书院到道光以后逐步废弛。武训兴学　　教会学校的学生在用辫梢画圆武训，山东堂邑（今聊城西北）人，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家贫不能读书。因不识字，常尾随上学的富人儿童之后想学几个字，儿童讨厌他并欺侮他。他便立下志愿办义学，教人读书识字。　　他行乞数年，积得200余串钱，有个家伙骗他说：“你攒钱没利息，何不把你的钱做本放出去？以后你这笔钱用不尽。”武训不知钱该放给谁，那个家伙便来了个毛遂自荐。武训便把200多串钱交给了他。　　那家伙欺侮武训老实，把钱全吞了。武训讨还，一文不得，气得生了病。同县贡生杨树坊为他诚心感动，对他说：“以后你把钱存放在我这儿，我绝不亏待你。你以后不要听那些不正当人的话，一误再误。”　　武训病好后白天行乞或给人打工，晚上绩麻。过了几年，积了几千文，全部交给杨树坊，利息逐年增加。这样过了三十多年，积钱万余串。杨树坊劝武训娶媳妇，要后代，武训不同意，说：“我决心下定了：我要拿这个钱办学。”　　杨建议武训把学校设在本庄，武训不同意。他觉得设在本庄有谋私之嫌。他要把学校设在几里路外的柳庄。柳庄大，招生容易，学校设在那里，还可以防本村思想不好的人揩油。校舍地址定了以后，附近村庄纷纷捐助。　　校舍建好后，即招收童蒙、攻经两级学生。所谓“经”是指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之类。他对老师很尊敬。老师吃饭，他站在门外。一位老师昼寝，武训跪在床前。老师醒来后，非常感动，以后就不再昼寝。对调皮学生，武训也以长跪来使之觉悟改过。　　武训在柳林办起义学后，又在临清、馆陶办起义学。远近之人皆称武训为武善人。　　武训50岁去世。县里人感激他兴办新学，在柳林为他立祠祭祀。晚清公费留学　　鸦片战争后，魏源（1794－1857）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同治年间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出现了到国外留学的热潮。　　一、留美　　官费派学生留美从私人留美说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容闳、黄宽、黄胜3人由在香港的英人教会学校校长布朗带往美国。咸丰三、四年（1853、1854）又有两批私人留学美国。咸丰四年（1854）容闳自美国留学归来，努力促成公派出国。同治十年（1871）与十一年曾国藩两次奏请公派出国，获得同意。十一年至光绪元年4年间，清朝先后派出4批1115岁的幼童共120名留学美国，以陈兰彬与容闳为正、副监督。1872年官派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学生住在美国人家中，后来美国方面盖了3层楼给监督教员与学生居住。　　正监督陈兰彬顽固守旧，要求留学生忠君，遥向清朝皇帝叩头并保持满族服饰，拖长辫子。容闳则听由学生改变装束。陈兰彬不满，要求总理衙门把容闳调回国内。后来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容闳调任副公使兼副监督，吴子登接替陈兰彬职务。吴子登到美国后，由于留学生没有给他叩头，大发雷霆，与陈兰彬一起上奏朝廷，要求全部遣返留美学生。光绪七年（1881）全部官费留美学生94名幼童返回中国。中途辍学和去世的有32名。　　这批学生中最有名的是詹天佑，他勘查、设计了京张铁路。　　为了侵华长远利益，美国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意以庚子赔款为中国培养留学生。通过考试，清政府选出47名学生于宣统元年（1909）送往美国，分在19所大学学习。2年送70名，3年送62名。　　二、留欧　　洋务运动中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培养人才，以创办船政实业，清政府于光绪三年（1877）至二十三年（1897）派出4批学生赴欧留学。4批学生由船政局和水师学堂派出，留学的国家有英、法、德。学生是成年人，思想成熟，任务明确，学习刻苦，成效显著。其中一半成了北洋舰队的军官。有名的有林泰曾（镇远号管带）、刘步蟾（定远号管带）。　　19世纪以前，日本经常派人到中国留学。自19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使日本富强起来，导致日本在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18941895）的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日本的强盛刺激了中国的留日热。第2年，清政府就派了13名学生到日本留学，义和团（1900）运动后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留日潮流形成。三十一年官费留日生就达2000人左右。　　除了官费留学外，自费和其他渠道留学的也很多。譬如光绪二十九年在日本留学的自费生和其他渠道留学的就达6000人左右。家教　　家教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中国自古重视家教。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孙奇逢《孝友堂家训》指出不重视家教的危害和齐家难于治国平天下。家教有身教和言教。言教有很多写成了著作。例如东汉蔡邕《女训》、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蜀汉诸葛亮《家戒》、唐太宗《帝范》、宋叶梦得《石林家训》、元郑太和《郑氏规范》等等。清朝写成文字的家教也很多，有名的有朱柏庐《朱子家训》、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张履祥《训子语》、康熙帝《圣祖廷训格言》、张英《聪训斋语》、汪辉祖《双节堂庸训》、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等等。清人家教的内容主要是讲如何修身、咸丰为皇子时的《楷书唐人诗》治家、处世、读书、交友、就业等方面。　　修养方面的家训，如康熙《圣祖庭训格言》就论述了“志于道”的意义：　　志之所趋，无远不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志于道，则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由是而据于德，而依于仁，而游于艺，自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涵泳从容，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如何治家?朱柏庐《朱子家训》说：　　勤与俭，治生之道也。　　如何读书？汪辉祖《双节堂庸训》中说：　　所贵于读书者，期于明伦达理、立身应务也，今之读书有两等人：一等浮华伶俐，粗解文词，自诩才华，凌傲浮薄，藐视父兄，伦理实行，百不竟一，幸窃科名，尤滋罪恶。此为得罪名教，无足言也。又有一等衿其稽古之士，于世务一无分晓，身心一无得，高谈远骛，务为博杂，不但任之以事一无实用，至父母奉养、妻子饥寒亦不一顾，不知通人云者，以通情解理，可以引经制事，不则迂阔无当于身心事为之用，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何?赖此两脚书橱耶?此似胜于浮华无行之流，亦非读书致用之义也。……希贤希圣，儒者之分。圣贤德业虽不易几，既禀儒术，必先勉力学为端人，绳趋尺步，宁方勿圆。名士才子，放诞恶习，极力戒之，否则不如不识字人也。　　平辈人见面打拱作揖这段家训，首先指出两类读书人的恶劣倾向，然后告诫子孙要学做道德端正之人，不要效法上述两类读书人。　　封建时代的家训有阶级性和时代局限性。有的话在当时看来是对的，今天看来则是糟粕。张英《聪训斋语》有言：“读书固所以取功名，继家声，然亦使人尊重”，就不太高尚。　　家训语言一般朴素易懂，亲切。看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的一段：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甚矣。　　处此时世，负此重名，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一则平日免于觊觎，仓卒免于抢掠；二则子弟略见窘态，不至一味奢侈。　　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宴起为首。　　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　　再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一段他写给其长子曾纪泽的信：　　知尔已到省。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外出游戏征逐。……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可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有的家训用诗歌韵语形式，流畅易记，如阮元(乾隆进士，曾为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教儿子从小就养成廉洁习惯的训语就是用诗歌形式写在一张小红笺上：　　翡翠珊瑚列满盘，　　不教尔手一相拈。　　男儿立志初生日，　　乳饱饴甘便要廉。清代科举 　　　清代科举最早在皇太极时期就已举行了，但不经常，考试的方式方法比较简单。入关后，首次科举考试是在顺治二年。　　清朝科举考试有三个目的。一是为选官取士。清朝土地辽阔，需要大批官僚来管理政事，帮助维持统治。从科举及第的考生中选取官员是唐代以来选拔官员的正途。这种做法有助于克服选拔中的长官意志，扩大选官基础。二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这个目的清初尤其明显。范文程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出乎这个目的，康熙、乾隆二帝各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还搞了一次制科考试——博学鸿词科考试。第三是有助于加强思想统治。通过考四书五经，默写《圣谕广训》，就可以有效地达到用儒家思想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目的。　　火车站进京赶考的举人（左一、左四吸烟袋者）清朝科举制度仿照明制。与明朝一样，科举考试由礼部负责，考试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相同——都是靠四书五经，考试的级别、步骤、授予的资格以及授予官职和明代也基本一样。　　科举考试分童试和正式考试。通过童试取得生员资格才能参加正式考试。乡、会试实行回避制度，试官子弟、亲戚不能参加考试。　　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正式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下面介绍这些考试。　　县试在每年二月举行，由知县主持。考前要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龄和三代履历。倡优、皂隶的子孙与居丧守孝者不能参加考试。考生由5人联保，另有本县一名廪生作保人。县试考4场或5场。前2场考八股文与试帖诗，默写《圣谕广训》。第三场考诗赋，四、五场考对四书五经的解释。县试录取后即可参加府试。事实上第一场录取后即可获得参加府试的资格。府试是通过县试后才有资格参加的考试。府试在管辖本县的府进行，由知府主持。时间多在四月。参加府试，报名、保结，与考试的场次、内容同县试差不多，只是保结廪生要多一名。府试通过后是院试。院试由学正主持。学正又名提督学院，故名。院试考两场。第一场为正试，考八股文两篇，试帖诗一首。第二场为复试，考八股文一篇，试帖诗一首，默写《圣谕广训》。录取后获得生员资格，生员俗称秀才，送入府县学官，准备参加正式考试。　　乡试是正式考试的第一级。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因是八月考试，又称秋闱。生员、监生、荫生、贡生、官生以及经科考合格的都可参加。考试分三场：初九为头场，十二为第二场，十五为第三场。举子须于前一天进场，第三天交卷出场。第一场考八股文7篇，第二场考论一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5道。录取后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是正式考试第二级。每3年在京城举行一次。时间是二、三月，所以又叫春闱。举人与国子监的监生参加。为防止假冒举人参加，顺治十四年后，举人在会试前要复试。会试有礼部主持，大总裁（主考官）为内阁学士或六部尚书。副总裁为六部侍江南贡院的考棚郎或内阁学士。考试场次和内容与乡试同。会试取中的叫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是最高级考试，由皇帝主持，考策问。策问是以政事、经义等设问，举子作答。内阁拟题，皇帝选定。答题用字千字以上。四月二十一日举行。考试3天后读卷官送前十名呈献皇帝。皇帝确定名次，并召见这十人，叫小传胪。余下取中的也由皇帝确定名次。内阁中书填写金榜。二十五日殿试名次揭晓，以舞刀射箭为晋身之阶的晚清武童在太和殿举行名典礼，这叫大传胪。大金榜张贴在长安街宫墙上。二十六日举行恩荣宴。考中者为进士，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　　殿试后中式者除前3名外还要在保和殿举行朝考。由皇帝命题，由钦定大臣阅卷，分别等次。　　状元、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修撰和编修。其他新进士由掌院学士带领引见，由皇帝派遣任官。有的选为庶吉士，散馆后再授予官职。一般的授予六部主事、国子监博士或县令。　　举人通过大挑也可作官。大挑始于乾隆十七年。会试后，6年搞1次，由朝廷挑选形貌好和应对灵敏的做知县或学官。　　上面说的是正常进行的科举考试。除此以外，清代还有制科、翻译科和武科考试。　　制科是由朝廷举行的考试取士制度，始于两汉，清代制科始于康熙。清朝的制科包括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和孝廉方正科，还有经学科和临时的召试。博学鸿词科在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了一次，试题是“璇玑玉衡赋”一篇，“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一首。参试者143人，取中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授翰林官。乾隆元年（1736）举行第二次制科考试，钦命第一场题为“五六天体之中合赋，以敬授民时圣人所先为韵”。诗题为“赋得山鸡舞镜得山字七言排律十二韵”，文题是“黄钟为万事根本论”。第二场题经、史、制、策各一。参加者176人，取中一等5人，授编修；二等10人，授庶吉士。二年补试续到者，取中一等1人，二等3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济特科考试。试题为“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制钱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复试首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次题“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186人参加考试，经过复试，仅有10多人考取。经济特科是应贵州学政严修于二十四年所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拟订章程后才举行的。大金榜孝廉方正科所举，重在考查德行。清朝入关后在顺治、康熙孝廉方正科还没形成定制，乾隆后才成常例。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孝廉方正科考试多是虚应故事。经学科考试仅在乾隆十六年搞过一次，进士、诸生和退了休的都可参加，但他们的经学必须渊博纯正，道德高尚修明，由大学士、九卿、督抚荐举。录取了4人：吴鼎、梁锡玙、陈祖范、顾高。前2人授为国子司业，后2人年事高，不能供职，进士题名碑授予国子监司业衔。临时的召试是皇帝巡幸，迎銮献册的进士、举人、生员，办了一些规定手续后，由学政会同地方督抚考试录取。　　翻译科据商衍鎏先生考证本之于金女真进士科。翻译科之设是为维护满蒙语言文字。翻译科考试只限于八旗子弟，考试不定期。根据《清史稿·选举三》，关外皇太极时期开始了翻译考试，入关后顺治八年、康熙初年、雍正元年有乡试，乾隆朝次数多些，嘉庆、道光两朝仍然有乡、会试。考试要求屡变。例如，雍正元年，乡试只考一场，考试题目或奏章一道，或从四书、五经出一题。后来是从《性理精义》、《小学》中限三百字命题。乾隆三年规定在翻译题外作满文一篇。“武科，自世祖初元下诏举行，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年会试，入文科制。……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九月会试于京师，中式者为武进士。凡乡、会试俱分试内、外三场。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为外场。三场策二问、论一篇，为内场。……殿试简朝臣四人为读卷官，钦阅骑射技勇，乃试策文。临轩传唱状元、榜眼、探花之名，一如文科。”　　下面对一般科举考试必考的两种文体——八股文和试帖诗作一解释。　　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必用。它是明成化年间形成的一种考试文体。格式死板，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破题要说明题意，承题进一步说明题意和文章主旨，起讲是议论开始，入手是引入正题的话，起股是总论，出题是点出题目的散句，中股与后股发挥题意，至文章重心，束股说完意犹未尽的话，收结收束全文。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都有两股对偶句，因而称八股文。有些文章只有六股，也算是八股文。　　八股文多取四书语命题，例如顺治二年，第一题用《论语》，第二题用《中庸》，第三题用《孟子》。因为以四书语命题，因此八股文又叫四书文。作八股文，考生要用儒家思想论述，“代圣贤立言”。以书中一句话命题叫小题，例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如果以整篇为题就是大题。八股文用字有一定限制。顺治二年每篇不得超过550字，康熙二十年限650字，乾隆四十三年限700字。　　还有一个试帖诗，它是乾隆二十二年后乡试、会试要考的。它是五言八韵诗。内容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例如路慎庄的试帖诗：　　东西深不辨，空外但闻声。　　共捣三更月，谁知万户情。　　寒衣新浣出，密线旧缝成。　　远近惊秋早，光阴入夜争。　　力微拼用尽，辛苦说分阴。　　凉意生双杵，繁音满一城。　　深闺今日寄，绝塞几人征。　　露布频闻捷，铙歌报太平。　　清朝科举制度源自明朝的科举制度，但也有不同于明朝科举制度的地方。　　第一是有民族歧视，尤其是清初。雍正前搞满汉两榜。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优待，只考翻译（满—汉）。科举本是选官的根据，但满人当官不必通过科举考试。乾隆时大学士60人，汉人25，旗人35，汉人全是进士，旗人只有4个。　　第二是考官不仅要有官位和出身，从雍正四年开始还要经过考试。　　第三是为避免各省录取名额太悬殊，康熙五十一年开始把录取的名额分到各省。下面是4年会试录取名额：　　年份 总数 满洲 蒙古 汉军 直隶 奉天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江南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福建 广东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康五十二 186 4 2 22 1 15 10 15 9 30 20 13 12 8 6 3 4 3 4　乾三十四 143 3 1 13 1 10 8 8 5 28 24 16 4 3 7 4 2 3 2 1　嘉六 270 8 2 3 25 1 19 14 14 陕甘 12 江苏 20 安徽 15 25 22 12 10 17 14 7 10 8 10　道二十 183 7 3 5 20 2 17 8 8 陕甘 6 江苏 17 安徽 7 18 17 6 5 7 7 5 6 6 6　　第四是为了避免代考现象，实行复试制度。乡试从顺治十五年开始复试，会试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　　第五是讲形式。最主要的表现是在作文上。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说的“文徒空言，不适于用”。试帖诗纯粹是对仗、用韵，会用谀词。另一表现是重书法。书法不好，内容好也得不了高等。著名学者龚自珍朝考，文思浩荡，洒洒千余言，最后却因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屈没了人才。　　清朝科举考试，作弊现象严重，处罚也重，但始终不能根绝。这足以说明清朝士风的败坏和科举考试走到了末路。　　科举考试固然为选官提供了一条路子，但弊病很多，最大的弊端就是摧残知识分子。它把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束缚在四书五经里面，思想僵化了，不会生计，年复一年的考试，身体也搞坏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典型。第二，学非所用，脱离实际。举子虽然把“子曰”、“诗云”背得滚瓜烂熟，胸中却无治国一策。书院考课课卷第三是把人限制在读书求功名的惟一道路上，使一些人谋求金榜题名，不惜金钱乃至生命，铤而走险，败坏了风气，也促使一些官僚腐败堕落。鉴于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病，清末康有为等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废除科举。统治集团中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要员也建议废除科举考试。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宣布停止一切乡试、会试，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考试终于寿终正寝。　　附录一：八股文范文　　题目：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按，此题出《大学·第十章》）　　作者：严虞悙（1650－1713，常熟人，康熙三十六年会试第二名。授编修。官至太仆寺少卿。著名散文家）　　正文（括号内为结构简释）：　　王者平天下之财，以道生之而已。（破题）夫财不可聚而可生，而生之自有大道也，可徒曰“外本内末”乎？（承题）且平天下者，而权夫多寡有无之数，宜非王事之本务也。不知生民有托命之处，无以给其欲则争。两间有不尽之藏，无以乘其机则敝。惟不私一己而以絜矩之意行其间，所为导利而布之上下者，诚非智取术驭者之所能几也。（起讲）吾为平天下者言生财：（入手）财本无不生也，财一日而不生，则万物之气立耗，而生人即无以自全，知其本无不生，而长养收藏，可以观阴阳之聚。财亦非自生也，财一日而不生，则万物之精易散，而大君于是乎无权。知其不可不生，而盈虚衰旺，可以调人事之平。（起股）生财固有大道焉。（出题）求珠于渊，取璧于山，开天地之未有以夸珍奇者，非生也。夫民有衣食之利，而金玉夺之，贫与富相耀，私而不能公矣。大道以正其经，而不通难得之货，不作无益之器，饮食以为质，与天下相适于荡平焉。关市有征，国服有息，竭闾阎之力以称富强者，非生也。夫国有维正之式，而商贾算之，子与母相权，暂而不能久矣。大道以定其规，而不损下以益上，不夺彼以与此，制节而不过，与天下相安于中正焉。（中股）大道而精言之，则与性命相孚。以不贪为富，以不蓄为宝，清心寡欲，既以清生财之原而由是，措之则正，施之则行，百官万民，群拱手以观圣天子之发育。道之所为，无欲而通也。大道而广言之，则与天地相参。裁成其有余，辅相其不足，仰观俯察，既以博生财之途而自是，天不爱富，地不爱宝，人官物曲，咸奋发以赴圣天子之精神。道之所为，大亨而正也。（后股）于财之未者而生之，生于天，生天地，生于人，而实生于君。《周礼》、《周官》，具见圣人之学问。于财之既生者而益生之，益而生，畜而生，节而生，即涣而益生。官山府海，只为霸国之权谋。（束股）生财之道，即絜矩以平天下之大道也。（收结）　　附录二：清代各省夺魁人数　　说明：据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顺治三年丙戌科”到“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经济特科”历年录取的进士数统计，清朝进士共有27178名。一般每科进士分一甲、二甲、三甲。状元、榜眼、探花属第一甲，获此殊荣者叫夺魁。下表录自南京夫子庙展览室。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直隶 广西 江西 福建 湖北 广东 湖南 贵州 河南 陕西 四川 蒙古　状元 40 20 9 6 4 4 3 3 3 3 2 2 1 1 1 1　榜眼 26 29 7 5 7 1 10 6 5 4 5 2 1 1　探花 42 27 4 3 6 5 1 5 4 6 1 2 1一队夷齐下首阳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是清初恢复科举考试的一个目的。这一着的确奏效。　　八旗铁骑入关，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知识分子心怀反清复明的情绪，有的甚至遁入山林，拒绝跟清朝统治者合作。清初恢复科举考试并出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打消顾虑，参加考试。康熙、乾隆两帝还要各地官府推荐隐逸名士参加制科考试。于是他们纷纷下山，走出家门，进入考场，自愿参加到为清朝服务的选士行列中。《清朝野史大观》有一篇讽刺文章《一队夷齐下首阳》可以佐证。　　明国变后，诸生多抗节不受试者。后出示云：“山林隐逸有志进取者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诗嘲之曰：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常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吃精光。　　“夷齐”、“首阳”、“周粟”，出自《史记·伯夷列传》：“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明朝诸生效法他们，为了抗节，杜门不出乃至上山，现在为了肚子，不得不走进考场应试。顺治三年，取中的进士，一甲3名，二甲57名，三甲293名。顺治八年，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也参加了科举考试，中副榜。《清史稿·选举志四》上说：“自康乾两朝再举词科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当然也有少数坚持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始终不参加，不与清朝合作，例如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等。　　钱穆在《国史大纲·明末志士之气节》中说：“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借……”寻求经济出路是明诸生下山、出门参加科考的主要原因。老考生　　在封社会，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无疑是一条灿烂诱人的道路。考上秀才，在乡里就会被另眼相看，考上进士肯定就有官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千上万，而统治阶级提供的资格名额却很少，有人把科举描绘为知识分子的羊肠小道，是十分形象而准确的。为了实现理想，有的读书人考了一年又一年，由黑发考到了白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封建社会白发考生不知有多少！下面是清代一些老考生：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广东考生黄章，年已百岁，还参加顺天乡试。进考场时由曾孙打着书有“百岁观场”4字的灯笼前导。黄章是40岁才中秀才83岁选为岁贡生。　　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西李炜100岁，参加会试。　　道光六年（1826）广东104岁老人陆云从应会试，没考上，道光帝恩赐国子监司业衔。　　据王建辉、易学金主编的《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的统计，乾隆五十四年（1789）参加乡试的考生，八九十岁以上的有94人，第二年会试的，90岁以上有4人，80岁以上的有73人。嘉庆七年（1802）参加会试的举人70－90岁的有180人，95岁以上的有6人。桂林一枝　　桂林王城正阳门上，一块巨匾嵌入墙内，“三元及第”4字赫然可见，此匾标榜嘉庆十八年（1813）中解元，二十五年（1820）中会元，并于当年就中状元的临桂人陈继昌。4字为两广总督阮元亲自书写，让人刻的。　　陈继昌参加廷试时，抱病勉力对策，仅得完卷。阅卷大臣始评为第二。曹振镛（1755－1835）说：“本朝百年余来，三元尚只一人，无以彰文明之化。”结果改为第一，于是陈继昌便三元及第。他的座师（主考官）刊刻“桂林一枝”图章一枚相赠。　　曹振镛说的三元“尚只一人”是指江苏常州县钱启。他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解元，四十六年（1781）中会元与状元。　　“桂林一枝”是出类拔萃之义，语出《晋书·邹诜传》：　　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昆山之片玉。”　　“桂林”双关，指桂林府，又指桂树林。“桂林一枝”说陈继昌是桂林府（临桂县属桂林府，桂林府治所在）的出类拔萃者。　　陈继昌是东阁大学士陈宏谋之孙，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会试同考、直隶布政使。道光二十五年（1845）署江苏巡抚。考场·作弊·科场案　　考场，我们这里单说考举人的乡试考场。乡试每三年一次，时间是八月。乡试考3场，每场3天。第一场是八月初九，第二场是八月十二，第三场是八月十五。地点在省会的贡院。京师、山东、江南（康熙六年分为安徽、江苏两省）、浙江、江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各有一所。围以高墙，种植荆棘，故贡院又名“棘闱”。贡院内有监视士子考试的明远楼，贡院的两旁是考生住和考试的号舍，一人一间。号舍高6尺，深4尺，宽3尺，只容1人起坐。墙的两侧有坎可支当桌凳的木板。木板拼起来就是晚间睡觉的床。巷尾有厕所。有号军取水生火。　　考场有极严格的搜检制度和监考制度。考生手提装有食物、蜡烛、笔墨的篮子进场。入场时首先要点名识认，防止顶冒。查检严格，设两门查检，2人搜检1人。考生要打开被褥，脱帽，脱鞋，解衣，散发。乾隆时规定，考生的衣裤、帽子、袜子都是单层，糕饼要切开，砚台不许过厚，衣缝拆开，鞋底单层。搜身后，领卷按号入闱。监考人员逐一核对考生的年龄相貌。写有考题的题纸由监临、知贡、提调等官分发到号舍。士子入号舍后即封门，查号。每号都有号卒看守。墙外日夜有人巡逻。　　考生在号舍不许交谈、换号、换卷。交卷后从甬道出去，不许驻足。　　对违规人员处罚很重：嘉庆规定，发现夹带，枷号一个月。　　如此严格的考试，是不是就没有作弊现象了呢？有，有的还很严重。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清朝较之前代更甚。方式主要是三种：　　夹带。夹带就是将有关考试内容的材料带入试场。举子把有关材料用绳头小楷抄在衣服里层，或抄在纸上，放在竹篮、酒罐或靴里。有的买通差役，公然带进考场。这种情况在同治之后尤多。　　代考。代考就是请能人代替考试。光绪九年（1883）举行考职试，有人托浙江举人马星联代考，马星联说：“给我八百两银子，我包你得第一名。”发榜后那人果然得了第一。　　合谋。考官与考生合谋。考生向考官行贿，送上自己的字体，或在考卷中作记号。某科诗题为《所宝惟贤》，考官与考生商定以“水烟袋”3字散见诗中以为关节。考生在卷子里写道：“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考官轻易地认出试卷，判为佳作。　　考官对考生更直接的帮助作弊是派人代考。　　清王朝对舞弊案进行过查处，曾给予严厉的惩罚，也抖出了一些幕后的高层丑恶，反映出清代科举的腐朽。这里讲5个案件。　　第一个：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张我璞受贿，社会上盛传“张千李万”。2人录取爵高厚贿者田耕与邬作霖为举人。顺治帝指示吏部、都察院会审。结果李振邺、陆贻吉（科臣，行贿者）、田耕等7人立斩，7家老幼家产籍没入官，妻儿子女百余人流徙尚阳堡（辽宁开原东40里），另有25人受牵连，被流徙。　　第二个：与此同时，江南乡试也发生严重舞弊现象。主考官方猷、副考官钱开宗与同考20人录取120名举人。其中很多是通过关节录取的。事情因一部《万金记》泄露。“方”去一点为“万”，“钱”去右半为“金”。“万”、“金”指两主考官和副考官。顺治闻之，令将2人与同考杀头，妻子家产籍没入官。　　第三个：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营私舞弊，受贿或凭关系录取举子。工部尚书熊一潇为儿子熊本，左都御史蒋宏道为儿子蒋仁锡能够中式而“直献囊金满万”。熊本只14岁，他们就由魏嘉谟为他代笔3场。督捕右堂刘国黼，考前几天晚上跟姜宸英、李蟠打了“招呼”，他的儿子就中了。考场正门没打开，题目就已有人知道了；还没放榜，状元就预报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御史鹿祜疏参。康熙帝说：“此科考试不公已极，且闻代倩（代考）之人亦复混人，着将举人齐集内廷复试。”经过复试，原来中式的举人有的取中，有的落第。最后姜宸英被逮捕下狱，死在牢中；李蟠谪戍。　　第四个：康熙五十年（1711），顺天乡试。试榜一公布，无名者大哗。因为录取的多是盐商弟子。主考官为左必蕃，副考官为赵晋。盛怒的举子把“贡院”改为“卖完”。贡院门前贴对联一副：“赵子龙浑身是胆，左丘明有眼无珠”，直刺两主考官和副考官。康熙帝令尚书张鹏翮、总督噶礼和巡抚张伯行共同审查。想不到噶礼与张伯行竟互劾。康熙令尚书张鹏翮与穆和伦先后审查噶礼与张伯行，均认定张伯行有罪。康熙帝相信张伯行清白，对张、穆结论怀疑。于是又令九卿、御史、给事中会审，才查出噶礼与左必蕃勾结，胡作非为。结果噶礼与左必蕃革职，赵晋等人处决。　　第五个：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主考是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都察院左副都史程廷桂，同考官是编修邹应麟、浦安等人。考试结束后录取了一名戏子平龄为举人，引起议论。御史孟传金报告议论，咸丰帝命令复查试卷，发现50份试卷有问题，如朱、墨2卷（举子考卷用墨写，叫墨卷；让人将墨卷誊写一遍，编号而不书姓名，给阅卷大臣看的叫朱卷）不符。咸丰帝大怒，剥夺了柏葰职务，令载垣、肃顺等会审。查出沟通关节、改动朱卷等违法行为。此案涉及面广。直接参与者有柏葰家人、邹应麟、浦安、兵部主事李鹤龄、刑部主事罗鸿绎等人。还涉及到兵部尚书陈孚恩儿子。肃顺素与柏葰不和，坚持严办。最后柏葰与李鹤龄、罗鸿绎、浦安处死，朱凤标革职，陈孚恩降一级，程廷桂发往军台效力。　　尽管清王朝对作弊行为严肃查处，但舞弊行为在整个清朝科举考试中不断出现。同治朝就不严格了。《异辞录·考试公然犯规》说，同治四年（1865）会试，有举人把携带入场的书掉在地上，有人捡起来交给检搜王大臣。王大臣放进袖里，说：“为什么带账本进场？”光绪年间，考生把满装书籍的藤箱拉进试场，这样公然的犯规都没有人禁止。考场是监狱　　科举时代，考场是监狱，很多考生视为畏途，有的听说与考试有关的人和事竟吓得魂飞魄散。　　首先，不论什么考试，考生都要受遍身搜查之辱。考生被视同囚犯。　　如果是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得考三场，要挨一天一夜的苦，受三十多个小时牢房的折磨。考生须于考前一天入场，对号入号舍。随身携带之物除文具外，还有餐具、茶具、被褥、食物乃至煮饭、汲水的用具。号舍只4尺长、3尺宽，卧时只能缩着头。第二天子时发试卷，考生就得点蜡烛考试，顾不得闷热、蚊咬。　　监考，有的是在楼上居高临下监视，有的是在试场上走来走去，特殊的考试则由士兵持刀夹着考。　　考试时间有严格规定。考试终止时间一到，就要立刻交卷，不允许稍停片刻。　　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得以录取的名额是很少的。能否成名，荣华富贵取决于一场文战。考生思想紧张可想而知。成功的考生，不仅要在寒窗10年里将大量的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善于八股文、试帖诗的制作，还非得有龙马般的精神、驴骡筋骨、蝜蝂呆气、骆驼毅力不可。　　考规的威逼，吏卒的监视，时间上的催促和搜查的凌辱，使很多考生视考场为畏途，每到考期，都有戒心。有个年近50的士子叫齐升甫的考了20次童试还没过关。一天他与几个与他同遭遇的人饮酒。忽然有人跑来大喊：某日学政（负责考试的人）要来视察了。几个饮酒的人马上停杯，窜逃一空，而齐某不动。原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吓得魂飞魄散，手足僵硬了。清朝文化简史 　　　清代文化成就辉煌，现分哲学、考据学、历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几个方面简述。　　清初有三名著名哲学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都参加过抗清。黄宗羲（1610－1695）哲学著作主要有《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哲学上主张理在气中，政治思想上认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认为民重君轻。顾炎武（1613－1682）哲学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兵书》。他有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气构成的。他赞赏黄宗羲的思想，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对君权进行限制。他反对理学，认为理学空言心性，不是学问。他主张学以致用。王夫之（1619－1692）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引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10种。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继承宋代张载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思想。乾嘉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戴震（1724－1777）。哲学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他对“气在理先”、“理生气”等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理是气之理，“非生物之外别有理也”。他还批判了天理人欲的程朱理学，指出“存天理，去人欲”是杀人的观点。　　鸦片战争后积聚的社会动荡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新时期。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孙中山都是代表人物。龚自珍（1791－1841）、魏源（1794－1857）都注意研究现实问题，反对脱离实际，学习西方，提倡改革。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哲学上，龚自珍在《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批判了长期流传的天人感应论，否认天象与认识的必然联系。他那“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告诉人们清王朝已从“治世”进入“衰世”，提出了“更法”思想和“心力”说。魏源的重要哲学著作是《默觚》。他强调“知”在认识中的作用。康有为哲学著作有《万木草堂口说》、《春秋董氏学》、《大同书》等。他提出“元气论”和变异、进化思想。他把元气看成万物的本原，晚清的中国村落认为变异是普遍现象，生物是不断进化的。谭嗣同（1865－1898）主要哲学著作是《仁学》。他用“以太”作为宇宙本原。“以太”是西方物理学概念。认识论上，他认为认识对象和真理是客观的，另方面又怀疑感性认识的作用。严复（1854－1921）哲学思想反映在所译《天演论》中。他奉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认为认识来自实际，但他不相信感觉之外的东西，陷入了不可知论。孙中山（1866－1925）哲学观点反映在《心理建设》（或称《孙文学说》、《知难行易》）中。他认为世界起源于物质：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他推崇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由物种进化而来，按“洪荒时代”——“神权时代”——“民权时代”次序进化。人的认识过程是行——知——行，知难行易。他有形而上学的认识观点，认为人的认识水平有三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他把社会发展动力归因于群众心理，又是历史唯心主义。　　清代兴盛考据学。考据学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手法对古文献真伪和其中的史实、人物、典章制度考证研究。顺、康、雍三朝为考据学创始期。顾炎武的《日知录》有着丰富的校勘、辨伪以及对人物、史实、典制、天文、地理的考证结果，《音学五书》对古音审定精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古代典章制度考述甚详。阎若璩在康熙年间所作《尚书古文疏证》，举证128条，对《尚书》的真伪进行了深刻研究。乾嘉时期考据学发展到全盛，分为两派：吴派、皖派和浙东派。吴派擅长经史，代表人物有惠栋、江永、王鸣盛、钱大昕；皖派擅长经、子、小学，代表人物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这个时期考据学方面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是惠栋的《周易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道光以后为衰落期。这个时期绝大多数考据学家“失去了早期考据学者的那种博大精深的学术修养和严格缜密的治学方法了”。这个时期考据贡献较大的有俞樾和孙诒让。前者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和后者的《墨子间诂》很有名。　　乡间绅士的聚会清重修史。鸦片战争前修史分官修和私修。前者有《明史》、《清实录》、《清会典》、《清三通》、《大清一统志》等。《清实录》是《满洲实录》与清朝诸帝实录的合称，《清会典》、《清三通》讲清朝的典章制度，《大清一统志》是中国地理志。私修的史书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志》讲历史地理，阮元《畴人传》，罗士琳的《续畴人传》，诸可宝《畴人传三篇》是历代科技人物传，计六奇《明季南略》、《明季北略》与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记写明末农民战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章学诚（17381810）的《文史通义》。乾隆绘《岁寒三友图》此书重在论史，可与唐刘知己《史通》媲美。鸦片战争后，修史不绝。著名的有魏源、夏燮、梁启超、夏曾佑、王国维等。魏源著《海国图志》、《圣武志》，前者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后者写关外和清初历史。夏燮《中西纪事》叙述两次鸦片战争，《明通鉴》记述明朝兴亡和南明事。梁启超是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学家，研究方面极为广博。他极力使史学为政治服务，他著《变法通议》、《古议院考》、《波兰灭亡记》、《越南小记》等就是使历史为政治服务的例子。他的史学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很有名，他的《王荆公传》、《李鸿章传》等人物传记也是众所皆知。所著《新史学》标志着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诞生，提出旧史的弊端，呼吁“史学革命”。夏曾佑在20世纪初年出版通史《最新中学中国古代历史教科书》，在体例上、内容上都有很多创新，对中国历史发展分期客观而科学，胜于前人。19世纪末，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古代经卷，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新资料。王国维在清华大学讲古史新证课时提出以新发掘的地下资料甲金文与历史典籍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来考察历史。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考》等论文就是这一方法的实践结晶。他用甲金文与《史记》、《楚辞》等材料相互印证，考证了商周人物、制度，令人信服。　　清代文学最辉煌的成就是小说和戏剧。小说创作在清代的辉煌，其标志是乾隆时所出小说《红楼梦》。其他前期小说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也都很有名。清末，出现三类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行记》，揭露清末黑暗的政治面貌，曾朴《孽海花》反映同治后30年来的社会政治、文化风貌，现实性都很强，艺术性也都很高。嘉庆手书吉语清末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翻译外国小说异军突起。林琴南翻译小说多达171种，成为当时翻译大户。由于明清小说成就高，故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戏剧创作，前清有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个传奇剧本，成就甚高。戏剧家李渔（1610－1680）不仅创作了《风筝误》、《玉搔头》等多种剧本，还写了戏剧理论著作《闲情偶记》。清末戏剧革命，出现服务于政治的倾向。　　清代文学，散文、诗歌也有成就。清初散文有名的有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清中期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和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晚清时期，曾国藩把桐城派古文推向新高潮。维新思想兴起后，桐城古文受到冲击。诗歌创作，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诗作表现民族兴亡，希望恢复故国。钱谦益、吴伟业虽屈身仕清，但诗中还是抒发怀念故国的情怀。乾嘉时期著名诗人首推沈德潜。他创台阁体诗派，词气安闲，雍容尔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纪昀像郑燮诗作反映人民疾苦，能触及阶级矛盾。袁枚书写“性情”，缺乏社会意义，但他彻底反对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起了好作用。晚清著名诗人有龚自珍、柳亚子、黄遵宪等。龚自珍作品为现实服务，想像丰富，风格多样。柳亚子是南社诗人，诗作中多追怀民族英雄，揭露社会黑暗。风格清新朴实，流转自如。黄遵宪诗作反映了自咸丰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段时间的历史面貌。他长期从事外交，到过日本、新加坡，诗作中反映了世界上的奇风异物和新思想，带给中国全新信息。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作诗要有“新意境”。他本人写了一些维新方面的诗歌。　　自然科学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天文学家王锡阐（1826－1682），精于天文历算，著有《大统历》、《历说》、《西历启蒙》。又有《晓庵新法》讲勾股割圆诸法和其他内容。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在天文历算方面著书80余种。邹伯奇（1819－1919）通晓天文、化学、物理、地理，发明摄影器。李善兰（1811－1882）翻译了大量数学著作，华蘅芳（1833－1902）与徐寿（1818－1884）翻译了很多物理化学和机械制造方面的著作。詹天佑（1861－1919）从美国学成归来，担任铁路工程师，修建了京张铁路，并发明了火车挂钩。文化撷英 　《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都是康乾盛世出的大型图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著名的图书精品。　　《古今图书集成》是类书。全面收录从上古到明末清初的古代文献资料。著名学者陈梦雷说：“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漏；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按类编排，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下设32典，分为6117部，每部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等10个纬目。1万卷，另有目录40卷，合1亿6千万字，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5倍多。　　本书首先是康熙年间陈梦雷编纂，雍正时蒋廷锡奉敕续编。　　《四库全书》是乾隆间奉敕按经、史、子、集四部将古代文献分门别类汇编而成的一部巨型丛书。　　雍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为了夸示文治，乾隆于三十七年（1772）下令收罗学者，开四库馆，校辑古籍。令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为总裁，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任总篡，陆费墀为总校官，戴震主持经书，邵晋涵主持史书，周永年主持子书，纪昀主持文集并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念孙、朱筠、姚鼎等儒学大师担任编辑，真可谓学者云集而由鸿儒把关。　　文献来源是敕撰本（由朝廷组织专人编撰的书籍）、内府本（皇史宬懋勤殿内阁大库、武英殿昭德摛藻堂藏书）、永乐大典本，还有从各地征集来的图书。乾隆五十二年全书缮写完毕，历时15载，分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古书3457种，79070卷，装订成3万6千多册，另有存目书6766种，93551卷。全书收集图书浩瀚，包罗宏富。　　全书缮写七部，分藏于宫中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编书过程中，销毁了近3000种所谓有“违碍”之书。王氏父子　　说到清代的小学即文字、训诂之学，不能不提到乾嘉学派。说乾嘉学派，又不能不说到江苏高邮王氏父子。他们在中国的音韵学、校勘学、语法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氏父子指王念孙及其儿子王引之。王念孙（1744－1832）字怀足，号石臞，乾隆进士，曾任谏官，弹劾国相和珅。任永定河道时，水溢河道，免官。年少时受业于经学大师戴震，成为有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和校勘学家，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定古韵为21部。此外他还著有《方言疏证补》和《毛氏群经楚辞古韵谱》等。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嘉庆进士，授编修，累官至工部尚书。他继承父亲的文字、音韵之学并加以推广。著有《经义述文》、《经传释词》。　　王氏父子精通小学，以校勘见长。他们不株守汉学，能跳出汉学的藩篱。他们采用因音求义、旁征博考、文献互证等一系列的方法来训诂、释义，考证结果因而精确，使人信服。例如《诗·终风》：“终风且暴”。毛《传》：“终日风为终风。”《韩诗》：“终风，西风也。”王氏父子找出了《诗》中“终……且……”句子（例如《燕燕》“终温且惠”、《伐木》“终窭且贫”），经过综合分析，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终”作“既”解。　　在校勘方面，他们既善于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又不囿于成见，综合各种方法进行精密的考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他们还注意总结规律，归纳条例。例如，“王念孙《淮南内篇杂志后序》，根据校勘《淮南子》的九百多条实例，‘推其致误之由’，得出‘传写讹脱者半，凭意妄改者半’的结论，并进而归纳出64种条例，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孙钦善《考据学》）他们在考据学上代表了乾嘉学派最高成就。　　道光七年（1827）王引之奉道光之命，纠正《康熙字典》的错误，共2588条，遂成《字典考证》一书。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简称，其内容是商代王室的卜辞，是殷商时的文字，是陶文之后的最早文字，在地下掩埋了两千多年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小屯村发现的。　　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古时称殷，商朝迁都于此。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前农民就常从地下挖出甲骨。甲骨与泥相粘，浸水后过了一段时间才能离析。放入水盆，大约两三个月后才现上面刻辞。二十年下半年，古董商售甲骨于天津。学者王襄、孟定生断定为古简。二十五年古董商范维卿贩甲骨于北京，王懿荣、端方以每字二两或二两五银的价收购。王懿荣定为甲骨文。　　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字正孺，光绪进士，甲午战争时期入直南书房，任国子祭酒兼练兵大臣。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看到他们在北京的野兽暴行后，十分愤慨而投池自尽。他搜集的上千片甲骨由其子卖给刘鹗。刘鹗字铁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曾捐官治河，很有成绩。范维卿和另外两个古董商赵执斋、方药雨也把收到的甲骨卖给他。刘鹗又让他的三子买到千多片，他一共购得5000片。　　光绪二十八年，刘鹗在上海寓所与朋友罗振玉讨论甲骨文。罗振玉怂恿刘鹗拓墨影印，并结合《周礼》、《史记》所载，为之考证，经孙诒让、日本林泰辅学士考订，第二年，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石印，线装6册，拓印1058片。　　罗振玉，江苏淮安人，字叔宫，号雪堂。孙诒让，字仲容，同治举人，经文家兼文字学家。尔后著名的甲骨文研究者有王国维（字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与此三人合称四堂。1978－1982年郭沫若出版了《甲骨文合集》。　　甲骨文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有力见证，它的发现使中国文字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清代学者对于发现和研究甲骨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出版与藏书　　清代图书业十分繁荣，出书种类多，卷帙浩繁。从西汉以前到明代出的书，根据方厚枢《中国书知多少》，才62016部，666446卷。清代200多年，出书多达126649种，170万卷。《清史稿·艺文志》中著录的只是经史子集部分，就有8000多部。清代所出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规模最大，仅次于明代《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出版事业中的盛举。　　清代图书出版繁荣，有几个原因：　　一、清王朝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康熙、雍正、乾隆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善书法能诗。为了文治的需要，他们积极鼓励著述。《啸亭杂录续集》说：“列圣万机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官，以为士子模仿规范，实为万世之巨观也。”他们勘定的图书，就有157种，22580卷（此据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二、清代的前期和中期，生产发展，社会安定。　　三、学术勃兴。梁启超把清朝200余年比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诸大儒不与清王朝合作，潜心著述，开启了清代的朴学。中期的乾嘉学派，大兴朴学，考证由经学蔓向历史、地理、天文、算术等数十个方面。清季大兴考伪之风，并起古今文之争。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译风骤起，敦煌写经和殷墟甲骨文，研究甚盛。中国危亡，研究中国出路的也多。于是，“硕学名儒，各标宗派。故鸿篇巨制，不可殚纪。”　　四、出书手段多。有手写，如《四库全书》；铜活字印刷，如《古今图书集成》；木活字排印，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石头记》；锡活字印刷，如马瑞临《文献通考》；磁版印刷，如徐致定《周易说略》；木刻版印，如徐乾学所辑《通志堂经解》。此外还有泥活字印刷、铅活字印刷、石印、铅印等。石印与铅印是鸦片战争后从西洋引进。　　清代图书业兴旺，藏书处也多，藏书楼有国家的更有私人的。国家的，有七阁和建于明代的皇史宬，其他官藏还有昭仁殿、五经萃室、南巽殿、紫光阁、舆图房。私人藏书处很多，有名的多在江浙。其他地方有名的，清初有江苏的绛云楼、汲古阁，天一阁，晚清有山东聊城的海源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皕宋楼与杭州的八千卷楼。　　下面简介七阁和私人藏书楼。　　七阁是清代乾隆时造于各地的用以储藏四库全书的藏书楼。他们分别是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和文澜阁。文渊阁在北京紫禁城东南角文华殿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建；文源阁在北京圆明园中，乾隆四十年（1775）建；文津阁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是乾隆四十年（1775）仿浙江范氏天一阁建；文溯阁在沈阳清故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建；文汇阁在江苏扬州大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文宗阁在江苏金山寺，乾隆四十四年（1779）建；文澜阁在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　　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收书七万九千余卷，三千五百种，历时十年完成。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每册都盖有“文渊阁宝”四字，与“乾隆御览之宝”二印，文源阁的《四库全书》每卷首钤有“文源阁宝”印，上加“古稀天子”圆玺。　　七阁之中，文源阁在咸丰十年（1860）为英法联军焚毁，文汇阁在咸丰四年（1854）焚毁，文宗阁在咸丰三年焚毁，文澜阁在咸丰十年倒塌，书多有失。　　传是楼是徐健庵建的藏书楼。徐健庵（16311694），江苏昆山人，名乾学，字原一，“健庵”是他的号。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编修，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告老还乡，建传是楼，以藏其书。　　传是楼筑在他居所之后，共七间，贮书若干万卷，分经史子集四种。所有的书都按部归类，淡黄的书套、白色的标志光彩夺目。　　徐健庵把儿子带到楼上对他们说：他认为给子孙遗留土地财物、金玉珍玩、园池台榭之物都是眼光短浅的做法。他与众不同，传给子孙的是楼上的书。并将楼命名为“传是”，著名的散文家汪琬写了一篇记。汪在记中论述了藏书的意义。　　汲古阁是毛晋（1599－1659）建的藏书楼。毛晋，初名凤苞，后改名晋，字子晋。该阁所藏宋、元刊精本，打上宋本、元本椭圆形印鉴，又在首页加盖甲字印。其余藏书印上“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或“毛氏藏书”或“东吴毛氏图书”或“汲古阁世宝”或“子孙永宝”或“子孙世昌”或“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或“开卷一乐”或“笔研精良人生一乐”或“弦歌草堂”或“仲雍故国人家”或“汲古主人”或“汲古得修绠”。还有的盖上朱方大印，其文云：“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友，无宁舍旃。’”　　天一阁建于明朝，原是范钦的藏书处，在鄞县（今宁波市）。　　范钦字尧卿，号东明，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阁初建时，下面凿一池，四周绕以竹木，阁未署名。收集碑刻时，忽得元揭傒斯所书吴道士龙虎山天一阁石刻，以为其意恰好与阁之凿池意图吻合，便移其名为阁名。范氏立法，书不借人。子孙读书，就在阁上。别人要是入内看书，要先报告范氏后裔。许可后，由人导往。　　晚上禁入。不许在内吸烟。　　阁门重重封锁，鲜有人进，到处是蜘蛛和蝙蝠粪便，狼藉不堪。　　初藏书53000多卷，明清时为浙江藏书第一。由于盗窃原因，光绪时，十之九散失。　　红豆书店是惠栋（1687－1758）藏书处，在江苏苏州城东南冷香溪北。　　相传东禅寺有红豆树，为白鹤禅师所植，老朽后又萌发新枝。惠栋祖周惕移一枝种于阶前，生意郁然，乃自号红豆主人。惠栋亦以红豆名藏书处为红豆书店。　　惠氏三世治经，闻名东南。客过吴门，必停舟瞻赏该树。　　涵芬楼是宣统元年（1909）张元济（字菊生）创建的图书馆。原址在上海宝山路，靠近沪宁车站。　　馆中藏中文书12000多种，其中宋刊、元版、精校、旧抄之本有500多种，附藏西文书3800多种，日文书400多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馆中藏有全套600册《永乐大典》（原为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已将涵芬楼并入其中的东方图书馆在战争中焚毁。幸好574种珍贵图书已转移，得以保存，现存北京图书馆。清代书画　　首先说清代的绘画。　　清初以“六大家”和“四僧”的画著名。　　“六大家”包括“四王”和吴、恽。　　“四王”是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huī）。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江苏太仓娄东人，祖父是明代万历朝的首辅。王鉴（1598－1677），字园照，号湘碧，与王时敏为同族子侄。他们都曾接受过明代画家董其昌指导作画，都是山水画家。道光《情殷鉴古图》王时敏追随元黄公望，代表作有《落木寒泉图》、《云壑烟滩图》等。王时敏诲人不倦，爱才若渴，“为一代画苑领袖”。王鉴以五代著名画家董源和南唐著名画家巨然为宗，代表作有《梦境图》、《夏山图》，与王时敏匹敌。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王时敏之孙。少时从其祖父作画，仿效黄公望，于浅绛法独有心得，深得祖父赞许。康熙时进士，累官至户部侍郎，康熙常将他招入便殿作画，鉴定内府名迹，任书画总裁、康熙万寿总裁。曾任中国书画类书《佩文斋书画谱》编辑官，代表作有《梦境图》、《夏山图》等。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江苏常熟虞山人。王时敏与王鉴见他可以造就，带他游历各地，并示以秘本，指导将近20年，终于成就。王翚效法元人笔法而有唐人气度。他的山水画，或气象雄伟，或具体而微，构图别致。代表作有《溪山红树图》，《仿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等。康熙中期，应诏以布衣供奉内廷。他与学生杨晋合作创作了《康熙南巡图》。图长300米，人物20000余，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每年年底，王翚给他的门人宾客每人1幅画，用来换取裘衣。一些爱好他的作品的人马上准备钱等着买。王翚作品，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宋荦等都曾作诗赞许。他作画，必用宣德纸、重毫笔与顶烟墨。他说，缺一样，就不足以发古隽浑逸之趣。　　“四王”技法都是以干笔渴墨层层积染作画。他们多模仿前人，创新不多，属于保守派，但是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清代一直以他们的画为正宗，追随者甚众，直至清末。　　恽寿平（1633－1690），初名格，“寿平”是字，号南田，江苏武进人。父亲忠于明，恽寿平不应举，卖画养父。山水学元代王蒙，并以山水画自负，见了王翚画后，自量比不上他，就改写生，专攻花卉，开拓了宋徐崇嗣的没骨画法。作品超脱不俗，清新生动，得元人冷淡幽隽之至。代表作有《双清图》轴、《花卉册》等。浑格不仅画法独步，而且诗格超逸，书法得禇遂良神髓，世称“南田三绝”。　　吴历（1632－1718），号墨井道人，也是常熟人。与王翚同师王时敏，两人风格不同：王翚画清丽，吴历画冷隽。吴历山水画还富于纵深感与立体感。“宗法元人，尤长大痴法。迭嶂层峦，心思独运，而气韵厚重沉郁，深得王奉常之传。”晚年吴历信奉基督教，改用西洋法作画，“云气绵渺、凌虚、迥异平时”。　　“四僧”指八大、石涛、髡残和弘仁四个和尚。这群画家风格与“四王”迥然不同。　　朱耷（1626－1705），名统麓，号雪个、八大山人，明宗室，入清后为僧。善山水，擅花鸟。山水画原学董其昌。入清后，更易其法，布局险怪，意境苍凉。代表作有《山水通景屏》、《鱼乐图》、《柯石双禽图》等。花鸟画用拟人手法，简约含蓄。《孔雀牡丹图》以牡丹悬崖下孔雀站立卵石顶上为画面，令人联想到清代官员头上的花翎，讽刺惟命是从的奴才。　　石涛（1642－1718），广西全州人，本姓朱，明靖江王朱守谦之子（石涛于画后往往钤以“靖江后人”），名若极，字石涛，自号清涧老人，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等。明亡后，出家为僧。曾两次以明遗民身份接驾，迎康熙。工花鸟兰竹、人物，尤善山水。前者代表作有《墨竹》、《墨荷图》、《焦菊图》、人物代表作是《睡牛图》、《西园雅集图》，山水代表作有《淮阳洁秋图》、《搜尽奇峰打草稿》、《泼墨山水卷》。石涛最初师法清初安徽新安画派，受清初画家梅清影响殊深，后来他自创新法，《清史稿》上说他“画笔纵恣，脱尽窠臼。”《中国美术简史》说：“石涛山水不宗一家，戛戛独造，看似无法而实际上便古法为我法，想像力丰富，景色郁勃新奇，构图新颖自然，笔墨纵肆潇洒意境生气奕奕，充满了昂扬的激情。”王原祁说，石涛当推第一。他自叹不如，亦料王翚不及。　　石涛有很高的绘画理论，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影响很大。　　髡残（1612－1673），姓刘，字白秃，号石谿，湖南武陵（常德）人。善人物、花卉、尤长山水画，取法王公望、王梦。好写奇特奥景，构图好山重水复，善用秃笔，多含兴亡之感。代表作有《苍翠凌天图》、《苍山结茅图》等。　　弘仁（1610－1663），原名江韬，字奇六，安徽歙（shè）县人。明代诸生，入清后为僧，改名弘仁，早年学宋人画师，晚年学元末画家倪瓒。善山水画，好画黄山松石，表现幽寂的气氛和奇倔的形象，透露出与清王朝不合作的思想。代表作有《冈陵图》、《晓江风便图》。　　“四王”与“四僧”的区别主要是保守与创新。　　清代中期（康熙末至嘉庆），出现了两个绘画中心：一是北京，一是扬州。　　北京的宫廷画家以创作人物为主。著名画家有焦秉贵、冷枚、丁关鹏等。他们多画人物：皇帝、后妃等。意大利画家郎时宁用西洋画法和中国颜料创作了许多人物画和花鸟画。　　乾隆时期“扬州八怪”以画山水、人物为主。郑燮（1693－1765）好画兰、梅，尤善画竹，借以歌颂清风亮节，表达孤傲脱俗的感情。代表作有《衙斋竹图》、《兰竹图》、《荆棘丛兰图》。金农（1687－1764），山水、人物、花卉都行，尤善画梅，造意新奇。画山水则景色疏简，饶有趣味。画人物，则外貌夸张。代表作有《玉壶春色图》、《梅花图》。汪士慎（1686－1759）画梅花、水仙精妙独绝，《春风香国图》、《湖石水仙图》是其代表之作。李觯（1686－1762）善花卉，画笔纵横，风格豪迈。《松藤图》、《土墙蝶花图》都是传世之作。黄慎（1687－1770）善人物、山水、花鸟。“用狂草入画，恣意放纵，线条酣畅，极具变化”。（赵丛苍主编《古代书画》）。慈安太后便服像有《漱石捧砚图》、《醉眠图》传世。李方膺（1695－1755）善画兰竹松石，也能画梅。有《墨梅图》、《风竹图》、《游鱼图》传世。高翔（1688－1752）山水画著名，构图简静而洗练。代表作有《山水册》、《弹指阁图》、《梅花图》。罗聘（1733－1799），金农弟子，善山水、花卉、人物，能继承前人又不拘泥，笔法生动，《鬼趣图》、《二色梅图》都是传世精品。　　“扬州八怪”以花鸟画为主，注重发挥个性，表现自我，创新精神强，新意浓郁，写意画得以很大的发展，使画坛再次异军突起。　　嘉庆以后的著名画家有赵之谦、吴昌硕等人。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两人都是书法家兼花鸟画家。他们的画融入了他们用笔苍健的书法特点，具有淳朴风格，然而色彩鲜明。他们力求造型特色之美，有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　　下面说清代的书法。　　清代书法可分二个时期：清初至中期道光与中期以后。　　第一个时期是帖学大兴时期。所谓帖学是翻刻前代名帖临摹。清初，由于康熙皇帝赏识，明董其昌书法十分流行，出现“万家一董”的现象。董体融颜体与赵体之法，圆转流利，闲适自然，但启示薄弱。学董体最著名的有张照（1691－1745）、沈荃（1624－1684）、金农（1687－1763）、查昇（1650－1707）。清中期，乾隆皇帝则偏好元代赵孟頫的字体，又出现“千户一赵”的现象。赵体笔画圆润，光绪皇帝《临颜真卿自书告》轴字体匀称优雅。学赵体最著名的有汪由敦（1692－1758）等。　　不论在清初还是中期，书风独特的书法家还是大有人在。譬如清初的傅山、朱耷，中期的梁同书、郑板桥。傅山（1605－1690），草书云转霞飞，小楷朴实古拙，行书秀逸多姿。朱耷行草融合篆法，风貌奇特。梁同书（1723－1815）号山周，是乾隆时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梁诗正的儿子。开始学颜柳书法，接着又学米芾，晚年又加以变化，崇尚自然，笔力纵横，名满天下，求书者众多，每天求他替自己写字的纸就有数束。日本、琉球都有人来求字。一次，琉球国王让一个留学生回国前一定要梁同书写幅字才回去。梁同书满足了他的愿望，学生才高兴离去。郑板桥书法也很有特色，融真草隶篆为一体，杂以兰竹描绘之法，别成一体，郑板桥称为六分半书。　　第二个时期是碑学时期。碑学是崇尚碑刻的书派。嘉庆、道光以后，书法家效法六朝碑版以及自秦及晋的石碑文。最突出的有邓石如、赵之谦等。　　邓石如（1739－1805），安徽休宁人。他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遍临秦汉碑刻。他学书善作变化，融合篆书、隶书，能以隶法写篆书，以篆书笔意写隶书，超越了前代隶书和篆书高手。在篆隶书取得突破后，他又以篆隶笔法入楷，超越了唐人。　　赵之谦（1829－1884），绍兴人。开始学颜体，后钻研北碑，以碑北写行书。篆、隶学邓石如，并能融化，楷书以颜体为本而又有魏碑特点，称为“颜底魏面”。隶书又掺以楷法，很有个性。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清末大书法家。学书不囿于一人一体：楷书学颜体、钟繇，隶书学汉石刻，篆书学石鼓文。篆、隶、真、行、草俱佳而以篆书为最。其楷书，严谨匀整；行草，气势奔腾；隶书，苍劲雄浑；篆书，雄放泼辣。　　清代是书法中兴的时期，名家众多，上面只是介绍了一部分。值得佩服的是，很多书家同时又是画家，譬如傅山、朱耷、金农、郑燮、赵之谦、吴昌硕等。虽是书画同源，两者毕竟是不同的艺术。一人而兼善两艺，需付出多少劳动！　　清代书法论著较为丰富，有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刘熙载《艺概·书概》、石涛《画语录》。搜尽奇峰打草稿　　石涛（1642－1718），广西全州人，本姓朱，明靖江王朱守谦子，名若极，号石涛，释号原济，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等。工人物画，尤善山水画。构图富于变化，意境新奇、雄浑。著名画家王原祁赞叹道：“大江南北，当推石涛为第一。”石涛与弘仁（1610－1663）、髡残（1612－1673）、八大山人，合称“清初四画僧”。　　由于清王朝对汉族知识分子和明宗室采取优抚政策，石涛的大半辈子在清朝过，并两次恭迎康熙圣驾，坚持不懈地从事绘画创作。　　石涛有句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为了获取绘画素材，使作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祖国的奇山异水不断赋予他的创作以新意。　　石涛注重师承，但不囿于成法。因此他的山水作品富于变化。当代著名美术史家俞建华评论说，石涛“能熔铸千古，脱去时习，独出手眼，无一笔浙、吴两派习气”。　　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统一，还有无法而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奉为圭臬。八 大 山 人　　八大山人，姓朱名耷，明宗室，号人屋。“八大”，四方四隅人为大；“人屋”，广厦万间俱人屋。　　八大山人性耿直，有异秉。八岁即会诗。善书法，工篆刻，精于绘画。曾画荷花一枝，半开池中，败叶散乱，横斜水面，生机勃勃。张挂堂中，如清风徐来，香气满堂。他又曾画过龙，蜿蜒升降，欲飞若动。山人又喜欢说笑话，倾倒四座。　　后来山人哑不能言，后弃家为僧，号雪阁，不久又发疯。其号先后易为个山、个山驴、八大山人。　　山人酒后作画。作画时只将墨泼在纸上，或用破扫把将墨水洒在纸上，或用破帽把墨抹在纸上。一张纸搞得肮肮脏脏的，简直不忍目睹，这时他才拿起笔来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或成花鸟竹石，无不入神。如果写字，他就挥臂援笔，狂叫大呼，洋洋洒洒，立刻写出几十个字来。酒要是醒了，一个字都写不出。这时即使把百镒黄金放在他面前要他再写，他看都不看。焦秉贞的西洋画　　吴历《湖天春色图轴》西洋画传入中国始于明末，大概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带来的，有耶教天主像。　　这幅像画的是一个神气圆满、彩色鲜丽的小儿。利玛窦曾说：“中国人只会画凸出的一面，所以没有凹凸之分。我国画家既会画凸出的部分又会画凹陷的部分，所以四面都圆满。”　　康熙时济宁人焦秉贞研究西洋画后，领悟了它的画法：正面明而侧面暗，把暗处涂黑一点，明亮的正面就凸现出来了。后来他又把西洋画的画法来了一番变通，描绘人物甚工。　　焦秉贞供奉内廷，他依康熙之命绘制了四十六幅西洋画耕织图，形态毕肖。不知者还以为是外国人画的。傅青主作画　　傅青主（1602－1683）即傅山，青主是字，明末清初人。明亡后，他坚持民族气节，穿朱衣，住土穴，坚决不出来作官。康熙年间，他已70余岁，举博学鸿词，被强征至京。他躺在城西古寺，不参加考试。最后以老病辞归。　　傅青主善画山水墨竹，工诗文及金石篆刻。他还擅长医术，尤其妇科。　　傅青主以书画闻于世，但不轻易为人作画。　　有位朋友求画。傅说，他作画，首先要选择时间，选不好不下笔。朋友约定中秋晚上作画。他说，如果天气晴爽，风定月明，就要朋友准备好纸笔。　　中秋到了，天气果然晴爽，朋友大喜。他知道傅饮酒，就先与他痛饮，从晡时（下午三至五时）到日偏西才罢。然后让侍者把墨研浓，把两张茶几拼在一起，将丈把长的玉版纸铺在上面，取铁界尺压住纸的四角，说等月亮东升时就用蜡烛光照着画。　　不久月亮出来了，傅很高兴。他让侍者手拿一钵浓墨放在旁边几上，让其他人退下，独自一人执笔作画。朋友远立观望。只见傅手舞足蹈，好像发狂似的。朋友跑到他背后，用力把他抱住。傅狂叫一声，叹道：“你这一下子把我的画兴败了。”说完，把笔扔在地上不画了。女画家的不幸　　清代有个女画家叫李珍。她是湖北潜江人，便自号“潜江女史”。父亲叫李小峰，以画花卉闻名，是他教李珍画画并成名。但由于她父亲贪图权势和金钱，使富于才华的李珍遭遇不幸：她成了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李珍花卉画得好，求画的人自然多，求婚的人也多。答应谁好呢？他父亲贪鄙，要找个做官的作女婿，以便日后与官场打交道。　　江夏（今武昌）县令诸可权的远方亲戚向李珍求婚。他家本来穷，有时连锅都揭不开。他母亲认为把李珍娶过来，靠她卖画，便可解决生活问题，便请人代为求婚。李珍父亲觉得把女儿嫁给诸某，就可捐一个县丞、巡检那样的官儿，便答应了。后来他听说诸某穷，又追悔莫及。　　新婚之夜，李珍见诸某无能又难看，很不高兴。一个月后，李珍随诸某到汉阳婆家，妯娌笑她长得不好看，有的又说她的脚不够小，还拿她的脚细看。李珍的女仆偶尔劝阻，竟遭诸某之兄的耳光。　　李珍不惯煮饭、女红，家里人又说她懒，无能。　　不久，诸某即督促李珍到武昌取画具、画稿，希望她卖画得钱。李珍对这个要求很气愤。她认为，绘画是父亲教的，作品卖钱大半应归父亲。这又导致了翁婿之争。　　父亲、丈夫都是贪鄙之人，夫家个个俗陋难堪。处于如此环境中，李珍感到如行于荆棘之上，便愤怒地说：“如果以大义要求我，我以自己的手艺养丈夫就够了，现在全家吃吃喝喝都靠我，哪有这个道理？”她于是把画具尽行扔掉，发誓不再作画。婆家见她如此，对她更为刻薄，多次骂她。李珍再也忍受不了，便吞生莺粟膏自杀了。长江万里图　　张学曾，会稽人，字尔唯，号约庵，工书，善山水画。顺治元年（1644），张到苏州担任太守。同级堂官孙承泽（益都人，字耳北，号北海，明崇祯进士，入清仕至吏部左十郎）、龚鼎孳（合肥人，字孝升，号芝鹿，明崇祯进士，康熙时官至礼部尚书，擅长诗歌）、曹溶（秀水人，字秋岳。明崇祯进士，官御使，归清后授原官。擅长诗歌）三人设宴为之饯行。　　酒后各人展示所藏名画，互相夸耀。张学曾展示的是其所藏宋名画长江贯道（名参）“万里长江”画卷真迹。孙、龚、曹三人传观，爱不释手，赞不绝口。都说，这可谓压卷之作了。张很是得意。不意孙承泽突然对他说：“这图以‘万里’为名，而为你一人所有，岂不太贪；不如截为四段，每人一段，各得二万五千里，岂不是件好事？”龚、曹二人附和，拍手叫好，令侍从立即取刀尺来。爱图如命的张学曾一听，信以为真，连忙跪地乞求。孙北海大笑，说：“我现在想起唐代一副绝对了。”大家问是什么对。孙说：“翦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　　“翦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是集句对。上句出自杜甫《戏题画山水图歌》，下句是刘禹锡《赠李司空妓》“恼乱蓟州刺史肠”句，改换了一字。清朝时期的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一语可能是来自留美学者容闳一本书名：《西学东渐记》，意思是西方学术传入东方的中国。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遍世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的科学技术从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也开始逐步进入中国。明代，意大利人利玛窦、艾儒略、罗雅谷、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等来华，译介了西方数学、建筑、测量、历法和神学等方面的西方著作，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南怀仁像到了清朝尤其是鸦片战争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关闭的大门后，西学东渐加速了步伐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清朝前期，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天文方面。清廷入关后，德国学者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易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清朝。清廷又易名《时宪历》颁行。从清初到道光十八年（1838），钦天监监正和监副由西方人担任。第二是军事方面。在平定三藩时期，比利时学者南怀仁制造火炮三百多门，在平叛中发挥了作用。第三是自然科学方面。张诚、白晋、洪若翰、刘应、雷孝思等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于康熙二十六年来中国传教，携有天文仪器和图书多种。南怀仁和张诚（法国人）等向康熙传授过自然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学等科学知识。在康熙的支持下，编译了《数理精蕴》。白晋、雷孝思他们帮助中国测绘了中国地图，康熙五十八年成《皇舆全图》。张诚有译著《实用几何学》。洪若翰、刘应治好了康熙眼疾。康熙帝让他们在皇宫建造实验室，制造丹药物，西方药物开始在中国传开。解剖学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　　康熙四十三年（1704）罗马法王派铎罗来华，禁止中国教徒拜天、祀孔、祭祖，惹怒康熙帝。铎罗被送出澳门，凡不在钦天监工作的教徒一律出境。从此到嘉庆，西学东渐冷了下来。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加速，原因之一是五口通商，闭关自守政策没法坚持，西方文化随着商品大量涌入。原因之二是译书量大。中译西书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学者开始从鸦片战争失败寻找教训，感到有必要学习西方，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多起来。洋务运动期间，同文馆、翻译馆翻译了西方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有算学、重学（注：即力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等。第二是外国人西书中译。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出书介绍西方气象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等方面知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在马六甲、新加坡华侨中传播西学，出版书籍。　　吴小如《中国文化史纲要·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提供了几个西书中译的数量：　　一、1843年到1860年，香港和各通商口岸出版西书434种，其中宗教类329种，占75.8%，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105种，占24.2%。　　二、从1860年到1900年，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西书555种，哲学、社会科学123种，自然科学162种，应用科学225种，其他游记、杂著、议论45种。　　三、1900年到1911年的10年中，从日文、英文、法文等翻译的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百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译书的两倍。　　四、马礼逊等传教士出版的中文书籍和刊物138种，属于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有32种，成为林则徐、魏源了解世界的重要参考资料。　　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近代物质文化的进步和社会变革。道光朝，林则徐购买了西方大炮装备虎门炮台。同光时期开始了舰枪炮的制造。光绪四年，唐山开平煤矿有了铁路。电话、电报、电灯、电车都在光绪朝出现。甲午战争后，“纺织、印刷、酿造、纸革、陶瓷、茶糖、淀粉、玻璃、肥皂、火柴之类，靡不购机设厂，竞师西法。”晚清戊戌变法、新政、开办学校，无不与西学引进有关。辛亥革命中，爱国知识分子就运用了中译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学说》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理论进行革命。　　清朝统治阶级容纳西学，是为了政治目的，这就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中学”指封建制度和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西学”，洋务派与维新派有不同解释。洋务派的“西学”局限在自然科学技术，只是物质方面的东西。维新派的“西学”包括自然科学技术、西方政治制度和民权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清朝统治阶级是企图用西方的知识为其统治服务。辛亥革命与清朝的灭亡 　　　1896年断发易服、投身革命的孙中山以鸦片战争为开头，列强频繁入侵，逼迫清王朝多次割地赔款，中国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纵横18省，沉重打击了清王朝。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在20世纪初年终于灭掉了清王朝。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出生于广东香山先翠亨村一个贫苦家庭。光绪四年，他随母亲到美国檀香山生活了5年，开阔了眼界。光绪九年（1883），他回到国内，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学习。由于受改良主义影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应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蔡元培一句话，就是要求清政府实行资本主义。他的要求根本没有引起重视。而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中，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仍不顾国计民生，大修宫苑。看清清王朝的腐朽后，孙中山决定抛弃改良思想，推翻清王朝。　　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首先在檀香山成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后来，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光绪三十年（1904）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在长沙成立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纲。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在武昌成立日知会，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从此，革命党人有了统一的政党和纲领。　　首先鼓吹革命而且最激烈、最热情的群体是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东京的留学生。蔡元培在上海从文化方面宣传革命，从日本被驱逐回国的留学生和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经常在上海集会，评议时政，宣传革命。一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被翻译出来，抨击清政府，宣传“三民主义”，号召推翻清朝统治的报刊如《国民报》、《浙江潮》等纷纷出版，并成为青年最爱读的书籍。东京当时是世界上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地方。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生以纪念明亡242周年为名集会，痛斥清王朝，鼓动反清。两地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宣传家。最著名的是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　　革命宣传首先遇到来自清王朝的阻挠和迫害。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要求日本政府阻止东京中国留学生反清宣传，他勾结日本政府驱逐留学生回国。革命宣传还遭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攻击。他们竭力为清王朝辩护，意在说明不应该推翻；他们鼓吹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现共和；梁启超还极力维护土地的地主所有制。对保皇派的言论，革命派把他们批驳得体无完肤。　　光绪末年，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为了模糊革命党人的视线，熄灭他们的斗争烈火，清政府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玩起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紫禁城西六宫成立“皇族内阁”，但是这种做法最后促进了人民的觉醒。　　孙中山没有把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目标停留在口头上。他像太平天国一样，坚持用武装斗争去实现目标。他与黄兴等人四处奔走，筹集经费，购买枪支，策反新军，不断组织武装起义。早在兴中会成立的那年（光绪二十一年）孙中山就组织武装起义，而后的起义接连不断，著名的有：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革命党先后发动了惠州起义、萍乡起义、黄冈起义、安庆起义、绍兴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安庆起义、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或由于布置不够周密，或由于叛徒出卖等原因终为清政府镇压，最后失败。失败后，队伍里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有些人干起了暗杀。大多数革命党人未因失败而灰心。　　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一日，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将粤汉、川汉铁路筑权卖给英、美、德、法，激起川、鄂、湘、粤四省人民的激烈反对，四川掀起保路运动，斗争发展到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清政府调湖北新军镇压，湖北防务空虚。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湖北革命党人在8月19日（阳历10月10日）晚成功地发动武昌起义，翌日黎明占领湖广督署，并成立湖北革命军政府，宣布废除清朝皇帝年号，国号定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　　武昌起义在全国吹响了向清王朝发动总攻的号角，立刻就得到全国的响应。自9月1日到10月7日，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四川、山东等15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朝迅速土崩瓦解。1921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选为临时大总统，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月12日，宣统帝被迫退位，清王朝灭亡，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也最后终结。　　是武昌起义导致清王朝垮台。武昌起义发生在宣统三年，甲子纪年是辛亥年，史学界把以武昌起义为主的孙中山领导推翻清王朝的整个革命运动称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王朝的伟大胜利，但最后又失败了。武昌起义之时，孙中山与其他领导人在国外、香港和上海，当时正在武汉的革命党人竟然推举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黎元洪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更严重的是后来让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临时约法》被抛弃，南京临时政府命运被断送。革命鼓动家 　　　欲起革命，舆论先行。要推翻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清王朝和已经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首先要有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日本和上海两地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如同春笋接连出现，一批不顾个人安危，以犀利、激烈的言辞宣传革命，猛烈向清王朝开火，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王朝的宣传家也涌现出来。章炳麟、陈天华、邹容便是这样的人物。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余杭人。自幼熟读经史，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家。他原来是改良派。光绪二十六年他自动与改良派决裂。他写了《客帝匡谬》一问，批评自己拥护清帝的错误。两年后他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通过纪念明朝灭亡来动员反清。二十九年，章炳麟在上海《苏报》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保皇派的谬论，论证了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最好办法。他指出实现民主共和是必然趋势。他热情地为邹容《革命军》作序，清政府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将章炳麟逮捕。被捕时，章炳麟从容地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在狱中，章炳麟通过新闻媒体继续鼓动人民与清廷作斗争。狱中过了3年，于光绪三十二年出狱，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编辑《民报》，宣传反清。　　陈天华，字星台，号思黄，湖南兴化人。年少即以推翻满清统治为己任。31岁还没结婚。有人催促他，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声讨沙俄妄图霸占我东北地区。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镇压，陈天华忧愤如焚。便写《猛回头》、《警世钟》来唤醒国人。且看《猛回头》中的一段文字：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压制我，从汉人，拱手降洋。　　《警世钟》里写道：“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们是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同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　　他笔下一个个字如粒粒子弹，射向敌人，如一只只劲手挥动，召唤国人挥刀向满清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头上砍去，由于陈天华用白话文或浅近文言文来写，他的文字宣传最盛行，有效，传阅长江沿岸各省。　　光绪三十年（1904）秋，为了发起湖南起义，刘天华回到长沙，计划在十月十日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全省官吏在万寿宫行礼时，预埋炸药把他们全部炸死，同时分别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五地起事。　　由于泄密，刘天华重返日本。第二年，刘参加发起同盟会，推为会章起草之人，编辑《民报》。这年十二月，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清国学生取缔规则》。他担心罢课斗争继续不下去，将会证实日本报刊诬蔑中国学生“乌合之众”的说法，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十二日投大森海湾自杀，留下《绝命书》一份。　　陈天华死后，香港在杏花楼开追悼会，临吊千余人，灵柩运回湖南，葬岳麓山。出葬之日，送葬学生出动，队伍长达10余里，哀歌动地，鞭炮震天。正当是夏天，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安蔚丹，又作威丹，四川巴县人。父亲是巨商。　　邹容聪明，12岁时，四书、五经及《史记》、《汉书》均已朗朗上口。他从事雕刻并成为高手，更通晓经文、《说文》。父亲要他从科举中找出路，他不高兴。父亲发怒，要他跟随成都名儒吕翼文读书。　　他好菲薄古人，把程朱清儒学说，驳得体无完肤。吕翼文将他开除。光绪二十八年（1902），邹容留学日本。初就神田区同文书院学习日文。第二年春，邹容参加拒俄大会，登台演说。他参加义勇队，以备归国从戎。不久，日本政府按照清公使蔡钧的要求，勒令解散义勇队。正好清政府指派的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出了丑事，邹容乃与好友张继等五人，闯入姚舍，打了他几十个耳光，把他辫子剪下，挂在留学生会馆正梁。闻见者无不称快。姚文甫要警察逮捕行凶者，邹容便与张继回到上海。　　当时著名革命家兼学者章太炎先生主讲爱国学社，张继引邹容晋见。章一见就觉得邹容是个非凡的人才，称赞他少年英发，并把他称为“小弟”。　　邹容参加爱国学社不久就觉悟到清政府的不可靠而革命志士觉悟还不甚高，便发愤写出《革命军》一书，此书共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全书共二万多字。书写好后，给章太炎修改。章太炎说，语虽浅直，但能感动一般世人，不这样不行。于是作序，以广发行。金天翮、蔡寅、陶赓熊等为他提供出版经费。《苏报》发评论颂扬。书一出，举世轰动。　　后来章太炎被捕，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在公堂上，他与章太炎以“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身份，义正词严地驳斥清政府的“起诉”，使清政府官员大出其丑。　　邹容章太炎为邹容所感动，写就《狱中赠邹容》一首：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①，干牛肉作糇②。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③，乾坤只两头④。　　就在差两个多月就可出狱之时，邹容受不了折磨病逝，时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二十九日，年仅20岁。中国教育会为他举行追悼会，革命志士刘三冒毁家杀身危险，将他葬于上海华泾乡。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赠邹容以大将军称号。章太炎为他修治墓道，并作表刻石，称颂他的革命精神。　　-----------------------------------------------------　　注释：　　①指剪去姚文甫辫子事。　　②指生活不讲究。糇，干粮。　　③临命，临死；掺手，手拉手。　　④指顶天立地。大论战 　　　正当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积极进行推翻清王朝活动之时，死守改良主义的康有为、梁启超对革命派大力攻击，孙中山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论战在报刊上进行。《新民丛报》是保守派的主要喉舌，《民报》是革命派的主要阵地。论战主要康有为围绕三大问题展开。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反满，要不要推翻清王朝。改良派说，满族已与汉人同化，应该注意政治改革而不该排满。改良派反对排满，实际上是反对推翻清王朝。他们说革命会引起内乱，爱国就不要革命。革命派举出大量事实揭露清王朝进行民族压迫、出卖主权的行为，已经使人对它绝望，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仇人，爱国必须推翻清王朝。所谓排满，并非把满人斩尽杀绝，只是推翻清王朝。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改革是实现君主立宪还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康有为把《公羊》三世“有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与《礼运》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抛出“三世说”，说“据乱世”要经过“升平世”，才能到达“太平世”，即从封建专制进入到民主共和国必须通过君主立宪阶段。“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按，躐是超过的意思）梁启超说，中国人在封建专制下被愚昧，缺乏民主政治的能力，必须在“开明专制”下培养自治能力才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们的意思是现在实行民主共和还为时尚早。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一年（1905）的一篇文章中引当时菲律宾人民和美国黑人争取独立的事实说明民主共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大声质问道：“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针对梁启超的言论，革命派指出，国人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揭穿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的实质是要使中国人民永远处于奴役的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平均地权”是同盟会的主张，写进了纲领。梁启超说封建土地国有制是“国本”，而谁改变封建土地制，“平均地权”，就是“皇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革命派指出，土地是生产要素，本来就不应该私有。要解决社会问题，一定要解决土地问题。“地权失平”就会导致“人权失平”。只有平均地权，才能摆脱地主压迫，促进社会发展。　　论战持续了两年，最后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新民丛报》停刊而终止。革命派取得胜利。通过辩论，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六次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