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我的童年并非从未降服于宗教的指示。小学最后一年有个老师，如今在我记忆中既讨人厌而且独裁，尽管当时的我只要看见她便快乐无比。她对我笑时，我如醉如痴，但只要她眉毛一扬，也能使我肝肠寸断。这位年长、白发、愠怒的女人向我们讲述“宗教之美”时无视信念、恐惧和谦卑等难题，反倒决定把宗教视为理性主义者的功利主义。据她的说法，先知穆罕默德认为斋戒的重要性不只为了磨练人的意志，也为了增进健康。好几个世纪以来，敌视宗教之美的西方女人仍享用健康的斋戒之乐。祈祷加快你的脉搏，好比体操，使你保持警觉。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计其数的日本机关和工厂内，吹响哨子表示暂停工作，每个人做五分钟运动，颇像回教徒停下来做五分钟祷告。她那理性主义的伊斯兰，肯定了我内心小小的实证主义者对信念和自制的隐秘渴望，于是斋月期间的某一天，我决定也要斋戒。　　虽然我是在老师的影响下做这件事，我却没有告诉她。当告诉母亲时，我看见她虽诧异，却很高兴，还有些担心。她是“以防万一”而信神的人，即便如此，斋戒在她看来也是落后的人才做的事。我并未跟父亲或哥哥提起这件事。甚至在我进行首次斋戒之前，我对信仰的渴求即已变质，成为最好加以保密的耻辱。我熟知家人微妙、多疑、嘲弄的阶级看法，知道他们可能说什么，因此我进行斋戒，没让任何人察觉或轻拍我的背说“干得好”。或许母亲应当跟我说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毫无斋戒的义务，可反倒为我准备了我最喜爱的东西——麻花和凤尾鱼烤面包——等着我斋戒结束。她一定程度上乐于看到这么小的男孩对神表示敬畏，但她的眼神又说明，她已担心这是否显示某种自毁性情很可能决定我一辈子心灵受难。　　20宗教(4)　　我家对宗教的矛盾心理在“祭牲节”上最为明显。就像所有的穆斯林有钱人家，我们买一头公羊，养在帕慕克公寓后方的小庭院中，直到节庆的第一天，街坊的屠夫过来宰杀它。不同于土耳其漫画书中那个有颗用黄金打造的心的小英雄，希望公羊能幸免于难，我不很喜欢羊，因此每回见到在劫难逃的公羊在庭院中嬉戏，我并未为之心碎，甚至庆幸不久就能铲除这只丑陋、蠢笨、腥臭的动物。不过我却记得我们的做法使我良心不安：把羊肉分给穷人之后，我们自己则坐下来享受家庭盛宴，畅饮我们的宗教严禁的啤酒，享受从肉贩子那儿买的肉，因为我们嫌新鲜祭肉味道太腥。仪式重点在于用动物取代小孩作为祭品，证明我们与上天的关系，借以摆脱我们的内疚。由此可见，我们这样吃肉商的好肉取代我们献祭的动物，有理由感到更加内疚。　　我们家在缄默中忍受着比这类事情更令人不安的疑虑。我在伊斯坦布尔的许多西化、现世主义的有钱人家看见的心灵空虚，都反映在这些缄默中。人人公开谈论数学、学校的好成绩、足球，热热闹闹，但他们却与基本的存在问题格斗——爱，怜悯，宗教，生命的意义，妒忌，憎恨——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他们点燃一支烟，专心听电台播放的音乐，一语不发地重返内心世界。我为表达对神的秘密之爱而进行的斋戒，也大致出自同一种心理。由于冬天日落得早，我不觉得是在挨饿。即便如此，吃着我母亲为我准备的餐点（凤尾鱼、蛋黄酱和鱼子沙拉，与传统的斋月饮食大不相同），我仍感到快乐而平静。但我的快乐跟敬神的关系不大，而是单纯对自己成功地通过考验感到满意。吃饱后，我去库纳克电影院看了一场好莱坞电影，把整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此后我再也无心斋戒。　　虽然我不像我所希望的那般信神，部分的我仍希望神如果像人们所说的无所不知，以她的聪明，应当明白我何以无法信仰——并因此而原谅我。只要不四处宣传我没有信仰，或旁征博引地攻击信仰，神就会了解，减轻我为我的缺乏信仰所承受的内疚与煎熬，或至少不过分把心思放在我这样的小孩身上。　　我最恐惧的不是神，而是过度信仰她的那些人。虔诚者的愚昧——他们的判断力永远无法与神相比——神不容许，而他们的全心爱慕，则是令我害怕的第二件事情。多年来，我心头一直怀着恐惧，有一天，我会因为“跟他们不一样”而受到惩罚，这种恐惧比我在我的左派青年期间阅读的所有政治理论给我的冲击要大得多。想不到的是，后来我发现我那些现世主义、半信神半西化的伊斯坦布尔同胞们，很少有人跟我有同样的内疚感。但我喜欢想像他们在一场后，躺在病床上，从未履行宗教职责、始终对虔敬者不屑一顾的人，开始对神心领神会。　　中学时有个同学有足够的勇气拒斥此种心领神会。他是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出身于靠经营致富的富豪家庭，他在他家位于博斯普鲁斯沿岸山丘上的大花园里骑马，还曾代表土耳其参加国际马术竞赛。我们有回下课聊到形而上学，就像小孩子有时做的那样，他见我恐惧得发抖，于是仰头看天，喊道:“神如果存在，就让它把我击毙吧！”接着他以某种令我震惊的自信，加上一句:“可是你看，我还活着呢。”我因自己缺乏这样的勇气而感到惭愧，也对自己暗中认为他说得没错而感到内疚。尽管心中惶惑，却挺高兴，虽然我也不很清楚原因。　　满十二岁之后，我的兴趣——和内疚——以性为主，甚于宗教，不再考虑信仰之心和归属之心之间无法估量的矛盾关系。似乎从那时候起，痛苦不在远离神，而在远离我周围每个人，远离城市的集体精神。虽然如此，每当在人群中、在船上、在桥上跟某个披白头巾的老妇人迎面相遇，我仍不寒而栗。　　21富人(1)　　1960年代中期，母亲每个礼拜天早上都去报摊买一份《晚报》。跟我们每天看的报纸不一样，这份报纸不送到我们家。父亲知道母亲为了阅读以笔名GülPeri（“玫瑰—女神”）匿名发表的社会八卦专栏“你听说了吗？”而亲自去买《晚报》，一有机会就取笑她。从他的嘲笑中我了解到，对社会八卦感兴趣是个性软弱的表征，等于无视于记者躲在笔名后头发泄对“有钱人”（包括我们交往的或希望自己成为的那些人）的怨气，编造有关他们的谎言。就算不是谎言，这些本领不佳而引来社会专栏关注的有钱人，过的也不是模范生活。然而，这些洞见却阻止不了我父亲去阅读这些专栏，并予以采信：　　可怜的玛登西！她在别别喀的房子遭了小偷，却似乎没有人知道丢了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看警方能否解开这个谜。　　摩妲罗去年夏天没去海里游泳——都是因为她摘除了扁桃腺——今年夏天她在库鲁色斯梅岛玩得很愉快——尽管我们听说她仍有点烦躁。我们就别问原因吧……　　伊琶去了！这位伊斯坦布尔名流看起来从没如此快乐过。不知她高兴的是什么？是不是她身边那位时髦男士？　　莎莉耶以往在布约克卡达，但现在她抛弃了我们，回到她那位于卡普里的。毕竟那儿离巴黎近多了哪！我们听说她将举办几次展览。这么说，她何时才让我们看她的雕塑？　　伊斯坦布尔的名流遭毒眼迫害！经常出现在本专栏的许多达官贵人都病倒了，紧急送医手术。最新的坏消息来自深受哀悼的埃斯雷夫，他家位于恰姆勒加，古儿苏在这儿的月光派对度过美好的时光……　　“所以古儿苏也摘掉了扁桃腺吧？”母亲说道。　　“她先把脸上的肉球摘掉会好一些。”父亲戏谑地说道。　　有些名流被指名道姓，有些则不，但从他们一来一往的对答当中，我推断我的父母亲认识这些人，他们对母亲而言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有钱。母亲羡慕他们，同时却又对他们的财富不以为然，这从她时而说他们“上了报”的谴责看得出来。母亲的看法并不特别，当时的伊斯坦布尔人大都强烈认为有钱人不应在大庭广众下摆阔。　　他们甚至公然说出来，却不是呼吁谦卑，也不是想避免自傲——两者皆未表达出新教徒的工作伦理——而仅仅是出于对政府的恐惧。几个世纪以来，执政的奥斯曼帕夏把其他的有钱人——大半本身就是拥有权势的帕夏——视为眼中钉，利用任何借口杀害他们，没收其财产。至于在帝国最后几个世纪里贷款给政府的犹太人，以及在商场和工艺界功成名就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都沉痛地记得二战期间被课征惩罚性的财富税，进而被没收了土地与工厂，还有1955年9月5、6日的动乱期间遭掠夺焚烧的商店。　　因此，如今涌入伊斯坦布尔的安那托利亚大地主以及第二代企业家，颇有炫耀财富的胆量。很自然，依然恐惧政府的人或我们这些由于无能以至于拥有的财富未能超过一代的人，认为这种胆略不仅愚蠢且庸俗。有个第二代企业家，当今土耳其第二富有的家族家长萨班哲，因他的讲究排场、古怪见解和违反习俗的行径而遭人讪笑（尽管没有哪家报社写过这些，惟恐广告收入流失），但他粗野的勇气使他效法美国煤炭大王弗里克，让自己的家成为1990年代伊斯坦布尔最优秀的私人博物馆。　　虽然如此，我童年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富人们内心的种种焦虑并非毫无根据，他们的谨慎亦非毫不明智。政府当局对每一种生产形式依然虎视眈眈，而若想真正致富就非得跟政客打交道不可，因此大家都认为即使“善意的”有钱人也有不清白的过去。在祖父的钱财用光之后，父亲不得不为土耳其另一大企业家族的家长科克工作多年。就算拿上司的乡下口音或他的笨儿子的知识缺陷开玩笑，父亲仍不情愿，气愤时他会说，这家人在二战期间发的财，与国内当时必须忍受的饥荒和排队购粮大有关系。　　21富人(2)　　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未曾将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看做其聪明才智的受惠者，而认为他们是老早抓住时机贿赂政府当局发了横财的人。到1990年代，对政府的恐惧稍稍平息，我估计他们大半快速致富，毕生致力于隐藏财富，同时企图使他们的社会声望合法化。由于致富无须运用知识，这些人对书本、阅读或下棋毫无兴趣。这与精英主义的奥斯曼时期迥然不同，当时出身卑微的人若想步步高升、发财、当上帕夏，仅能凭借教育。共和国初年，随着苏菲僧侣道堂的关闭，对宗教文献的否定，字母的改革以及主动转向欧洲文化，想通过教育提升自己已不可能。　　新富阶级恐惧政府（事出有因），这些胆怯的家族想提升自己惟有一个方式，那就是显示自己比实际上更欧化。因此他们去欧洲买衣服、旅行箱和最新的电器用品（从榨汁机到电动刮胡刀等一切产品）以自娱，为这些排场感到自豪。有时某个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家族经营某项企业，又一次发了财（如我姨妈的好友，某位知名专栏作家兼报人），但他们已获取教训：即使未触犯任何法律，未触犯任何官员，没有任何理由恐惧政府，变卖一切、搬到伦敦一间普通公寓也是常有的事。不是盯着对面邻居的墙壁，就是盯着难以理解的英国电视，然而由于某些他们无法说明的理由，他们仍觉得这是更上一层楼，胜过未必舒适的、俯瞰博斯普鲁斯的伊斯坦布尔公寓。而对西方的渴望往往产生《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故事：有钱人家雇保姆教孩子外语，结果男主人却与保姆私奔。　　奥斯曼帝国无世袭贵族，但随着共和国的到来，有钱人极力让自己被视作合法继承人。因此，1980年代，当他们突然对残留的奥斯曼文化发生兴趣时，便竭力收藏木造“雅骊”发生火灾后少数幸存的“古董”。由于我们曾是有钱人，也依然被视为有钱人，因此喜欢在闲谈中谈起有钱人如何致富（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运糖进港而一夕致富的男人，享受其收益，直到过世）。或许是这类故事的魅力，或不知如何处置暴富，以及如何不让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悲剧气氛，无论原因何在，每当遇上有钱人——某个远亲，家里的朋友，我母亲或父亲儿时的朋友，尼尚塔石的邻居，或最终出现在“你听说了吗？”专栏的某个没有灵魂、没有文化的有钱人——我便有一股永无止境的冲动，想深入了解他们空虚的生活。　　我父亲的一个儿时朋友，一位高雅潇洒的长辈，从他的父亲（奥斯曼帝国末年的大臣）那里继承了大笔财产，遗产所得数量庞大——我永远分不清人们提起这笔钱时究竟是褒是贬——因此他“一辈子没工作过一天”，除了看报、从尼尚塔石的公寓俯瞰街道之外无所事事。他下午花很长的时间打理胡子，穿上在巴黎或米兰裁制的上流服装，开始着手当天的任务，即在希尔顿饭店的大厅或糕饼店，喝两个钟头的茶。他有一回扬起眉毛对我父亲解释，仿佛讲述一个天大的秘密，神情忧伤，以表示某种深切的精神折磨:“因为城里感觉像欧洲的地方，惟独此地。”另一位同辈是母亲的朋友，一个很有钱、很胖的女人，尽管（或者因为）自己看起来跟猴子像得不得了，却问候每个人:“你好啊，猴子。”哥哥和我喜欢模仿她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她一辈子大半时间都在回绝追求者，抱怨他们不够风雅或不够欧化：当她年届五十时，放弃了一个不想娶个平庸如她的女人为妻的有钱人或翩翩君子，嫁给了一位“出色、高雅”的三十岁警察。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阵子，此后，她毕生规劝她那个阶层的女子，只可嫁给门当户对的有钱人。　　总的说来，奥斯曼最后一代西化的有钱人，未能利用继承的财富，参与伊斯坦布尔正在步入的商业及工业繁荣。这些古老家族的继承人往往不肯和“俗气的商人”——他们用“真挚的”友谊和社区精神的能力，来调和他们的刁滑欺诈——坐下来谈生意，哪怕是喝个茶也不肯。这些古老的奥斯曼家族，也遭他们雇来维护其利益并为他们收租金的律师坑骗，却被蒙在鼓里。每回我们去他们的别墅或博斯普鲁斯“雅骊”看望濒临消失的这类人，我便明白他们大半宁可与他们的猫狗为伴而不愿与人为伍，因此我始终特别看重他们对我表示的关爱。五或十年后，古董商波尔塔卡鲁在他的古玩店展示这些人周围的家具——读经台、长椅、镶珍珠桌、油画、加框字画、老式步枪、祖先传下来的古剑、牌匾、大钟——使我深情地忆起他们所过的没落生活。他们都有一些嗜好和怪癖让自己分散注意力，暂时忘记与外界的糟糕关系。我记得有个虚弱的男人，偷偷摸摸地让我父亲看他收藏的钟表和武器，仿若展示秘藏的春宫画。有位年老的伯母嘱咐我们走往船库途中绕过一堵低矮崩塌的危墙，使我们想起五年前来看她的时候，她也说一模一样的话，觉得很好笑。还有位伯母低声讲话，以免仆人听见她宝贵的秘密。另有一位伯母不客气地询问我祖母出身何处，使母亲很不愉快。我有个胖舅舅养成了带客人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参观他的房子的习惯，然后讨论七年的贪污丑闻及其后患，仿佛这消息当天早上才在《自由日报》上报道，使全城大为激动似的。我们顺利完成这些奇特的仪式，我尝试从母亲的眼神中确定我们举止得当。我也渐渐明白，我们在这些有钱的亲戚眼中并不重要，我突然想离开他们的“雅骊”回家去。当有人把父亲的名字弄错，或误将祖父当做某个乡下农人，或——我常在蛰居的有钱人身上看见——夸大某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女仆未按照要求拿散装糖而拿来方糖，侍女穿的袜子颜色令人不快，快艇靠房子太近）时，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但尽管附庸风雅，他们的儿孙们，我必须与之友好的同龄男孩，却一律被认为是“很难相处的家伙”——许多人在咖啡馆里和渔夫起争执，在市区的法国学校揍神甫，或者（假如没被关进瑞士疯人院）自杀了事。　　21富人(3)　　这些家庭陷入琐碎而棘手的纷争，往往闹上法庭，这一点，我觉得他们跟我自己的家有相似之处。有些人在他们的别墅共同生活多年，即使起诉对方，也还是同聚一堂共进家宴（正如我的父亲、姑妈们和伯父们）。积怨过深、把感情和行为混为一谈的人则比较痛苦，连续多年拒绝跟对方说话；有些虽继续同住一栋“雅骊”，却看不惯讨厌的亲戚，于是以简陋的灰泥墙隔开“雅骊”最美的房间，阻断畅通无阻的挑高天花板和博斯普鲁斯的全景风光，薄薄的墙壁迫使他们仍得整天听可恨的亲戚咳嗽走路；假使平分“雅骊”的其他部分（“你住后宫，我留在附属建筑”），原因不是为了自己舒适，而是知道对讨厌的亲戚造成不适而觉得开心；我还听说有些人采取合法行动，阻止亲戚使用庭院。　　当我看着这些家族的晚辈们兴起另一波类似的纷争时，不禁怀疑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是否对世仇别具天赋。共和国初年，祖父积攒财富之时，一户有钱人家搬到尼尚塔石，和我们位于帖斯威奇耶大街的家相距不远。这家的孩子们，把他们的父亲从阿布杜勒哈米德时代某帕夏手中买来的一块地分成两部分。哥哥盖了一栋公寓，按城市条例远离人行道。几年后，弟弟在他那半土地上盖了一栋公寓，虽仍依城市条例行事，他却故意离人行道近三米，只为了挡住哥哥的视野。哥哥随后建了一堵五层楼高的墙——尼尚塔石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目的就只为了挡住弟弟房子的边窗视野。　　你难得听见搬往伊斯坦布尔的外省家庭发生此类纷争。正常现象是相互支持，尤其如果他们不太有钱的话。1960年代以后，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地价亦随之上扬，在伊斯坦布尔住好几代以及握有任何财产的人都发了意外之财。为了证明他们属于“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引发分产之争。有两个兄弟拥有巴克尔廓伊后面的荒山土地，在城市朝该区扩展时发了大财。这或可说明弟弟为何在1960年代开枪打死他哥哥。我记得报上的报道暗示哥哥爱上了弟弟的妻子。这件事发生时，凶手的绿眼儿子正是我的小学同学，因此我饶有兴致地追踪了这件丑闻。这条新闻在头版刊登许多天，城里的人专心阅读这则贪婪与激情的故事细节，而凶手的白皮肤红头发儿子则照常穿着吊带短裤，抓着手帕默默啜泣一整天。后来的四十年，每当我经过有着我那吊带短裤同学姓氏名称的城区——如今住有二十五万人——或听人提起这家人（毕竟，伊斯坦布尔是个大村落），我便忆起我这位红发朋友发红的眼睛，沉默的眼泪。　　各大造船业家族（都出身于黑海沿岸）不愿将纷争闹上法庭，宁可选择惟有武器始可满足的激愤。他们从拥有小木船队起家，角逐政府合同，但并不通过西方人理解的自由竞争，反倒派出盗匪帮派恐吓对方。有时厌倦了彼此厮杀，便和中古时代王公贵族的做法一样，把女儿嫁给对方，但随之而来的和平好景不常，不久又开始射杀彼此，让如今属于双方家庭的女儿深感哀痛。在他们开始买进大型驳船，发展他们的小货轮舰队，把某个女儿嫁给总统的儿子之后，他们便成为“你听说了吗？”专栏的常客，于是，母亲追随“玫瑰—女神”的叙述，了解他们“豪华的鱼子酱以及香槟浇灌的”派对。　　在这类派对、和舞会上——父亲、伯叔们和祖母经常参加——总是有一大群摄影师，我的家人会把他们的相片带回家，摆在餐桌上展示几天。我认出相片中的一些人到过我们家做客，另有几个我在报上看过的知名人士，以及一路帮助他们的政治人物。我母亲跟她常参加这些活动的妹妹在电话中交换意见时，我便尝试想像是什么样子。打从1990年代，社会名流的婚礼已成为媒体、电视台和国内参与的盛事，全城都看得见宣传的焰火。但是在一个世代前，情况大不相同：其目的不在于炫耀，而是让有钱人聚在一起，暂时无需忧惧好事贪婪的政府，即使只有一个晚上。我小时候参加这类婚礼和派对时，尽管惶惑不安，但同这些贵人在一起使我感到快乐。当母亲用一整天时间穿衣打扮，踏出家门前往派对的时候，我也从她的眼神看出这种快乐。期待在外面度过开心的夜晚还是其次，倒是因为能跟有钱人消磨夜晚而心满意足——由于某种原因，你知道自己属于这群人。　　21富人(4)　　进入灯火辉煌的大厅或（盛夏时节）华丽的庭院，走在布置精美的桌子、帐幕、花圃、伙计和男仆间，我发现有钱人也喜欢相互为伴，有名流出席时更是如此。他们就像母亲那样环视人群，看看“还有谁”在场，看到“吾等之辈”便感到欣慰。多数人不是靠努力奋斗或聪明才智而致富，而是透过某种好运或他们如今想要遗忘的一场骗局，他们的信心来自他们了解自己的钱财比他们梦想花的钱都要多。换句话说，只有跟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他们才得以放松，自鸣得意。　　在人群中闲逛一回后，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使我开始觉得格格不入。看见我们买不起的奢华家具或奢侈用品（比方说，电动切肉刀），使我灰心丧气，看见父母跟那些吹嘘自己全靠某种耻辱、灾难或诈骗才发家致富的人关系密切，更增加我的不安。之后我发现，打心眼里喜欢与他们为伴的母亲，和恐怕与他的某个情妇眉来眼去的父亲，并未完全忘记他们在家中谈论的恶毒闲话，只是决定暂时放在一旁，即使只是一个晚上。说到底，有钱人不都是做相同的事情？我心想，或许这是身为有钱人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事总是“好像”。有钱人在这些派对中巨细靡遗地抱怨上回坐飞机吃得不好，好像这是一件广为关注、至关紧要的大事，好像他们吃的绝大多数不是同样低水平的食物。还有他们把钱存入（或者，照我父母的说法，调入）瑞士银行的方式：知道自己的钱远在天边，赋予他们某种令我欣羡的美妙自信。　　父亲有回拐弯抹角地向我说明，我们之间的距离并非如我以为的那般遥远。当时我二十岁，对没有灵魂、没头没脑的有钱人自命不凡地夸耀自己多么“西方”而展开不断的抨击谩骂，说他们不与大众分享他们的、捐助基金办博物馆或追求自己的爱好，而是过着畏畏缩缩、庸庸碌碌的生活。我挑出几个亲戚朋友、父母的几个儿时朋友以及我自己一些朋友的父母作为例证。父亲打断我的谩骂，接着——或许是担心我将迈向不快乐的人生，或只是想告诫我——他说,“事实上”我刚才提起的女士（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我若有机会熟悉她，便不难了解为什么。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1)　　父亲和伯父一连串的生意失败，父母的争执，以祖母为首的大家庭各个分支所酝酿的纠纷，这些事情都训练着我，使我知道尽管世界提供一切（绘画、性、友谊、睡眠、爱、食物、游戏、观察事物），尽管快乐的机会无限，没有一天不在发现新的乐趣，然而生命却也充满各种各样突如其来、意想不到、快速燃烧的灾难。这些灾难的随机性使我想起电台的“海上广播”，提醒每艘船（以及我们大家）博斯普鲁斯海口的“浮动水雷”，并指出其确切位置。　　任何时刻，我父母都可能为某件可想而知的事发生争执，要不就是楼上的亲戚爆发了财产纷争，或者哥哥发脾气，决定给我一个难忘的教训。此外，父亲可能回家时顺便提起，他已经把房子卖了，或拿到约束令，或我们得搬家，或他将动身旅行。　　我们那时经常搬家。每次家中的紧张气氛扩散，但由于母亲得按当时的习惯专心于用旧报纸包裹锅碗瓢盆，没什么时间看管我们，也就是说，哥哥和我可在屋子里自由进出。看着搬运工一一抬起柜子、碗橱、桌子，我们开始觉得这些东西是生活中惟一的常数，准备离开长久居住的空屋时，我开始觉得感伤，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可能在某件家具底下发现失踪已久的铅笔、弹珠或具有情感价值的心爱玩具。我们的新家或许不比尼尚塔石的帕慕克公寓温暖舒适，但在奇哈格和贝希克塔斯的公寓却能眺望博斯普鲁斯的美景，因此我在那儿不曾觉得不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把我们财富的日益减少当一回事。　　我有若干办法，不让这些小灾难扰乱我的心绪。我为自己建立严格的迷信制度（比方不踩裂纹、绝不一路关上某几扇门），或迅速从事一场冒险（跟另一个奥尔罕见面、逃往我的第二个世界、画画、跟哥哥寻衅打架而落入自己的灾难），或者数着博斯普鲁斯的过往船只。　　事实上，我数着往来于博斯普鲁斯的船只已有好一阵子了。我数尼亚邮轮、苏维埃战舰、从特拉布宗进来的渔船、保加利亚客轮、驶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轮、苏联气象观测船、高雅的海轮、运煤船、巡防舰与生锈、斑驳、失修、在瓦尔纳注册的货运船，以及借黑夜掩护国旗与国籍的老船。这可不是说我把每艘船都数进去，我跟父亲一样，没为摩托艇伤脑筋，它们纵横于博斯普鲁斯海上，载生意人上班，运送采购五十袋东西的妇人。我也不数在伊斯坦布尔的海岸间窜来窜去的市区渡轮，这些渡船从伊斯坦布尔的这一头航向另一头，载着一路沉思、抽烟、喝茶的郁闷乘客。这些船就跟我们家里的家具一样，已固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小时候我数着这些船，不注意它们在我内心引发的不安、骚动与惊慌。数船让我觉得在整顿自己的生活。当我逃离自己、学校、生活而漫游街头，极端愤怒或悲伤时，便完全不再数船。那时我便深切地渴望灾难，大火，另一个生命，另一个奥尔罕。　　或许解释一下我如何养成数船的习惯，会更明白易懂。当时（1960年代），母亲、父亲、哥哥和我住在祖父盖的楼房里，一栋面向博斯普鲁斯的小公寓，位于奇哈格。我正在读小学最后一年，因此是十一岁。大约每月一次，我把闹钟（钟面有铃的图像）定在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在后半夜起床。炉火在睡觉前熄掉，我没办法自己点燃，因此为了让自己在冬夜里保持暖和，便到很少使用的佣人房的床上，取出我的土耳其文课本，开始朗诵必须在上学前背好的诗。　　哦，国旗，光荣的国旗，　　在空中飘扬！　　必须背诵祈祷文或诗词的人都知道，你若想把文字烙印在记忆里，最好不要过分注意浮现在眼前的东西。一旦文字印入脑中，你的脑子便能自由地寻找可帮助记忆的图像。你的眼睛可完全摆脱你的思考，让眼睛本身享受观看世界的乐趣。严寒的冬天早晨，我盖着被子打着哆嗦背诗，凝视着窗外的博斯普鲁斯如梦似幻地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光。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2)　　透过我们底下的四层楼和五层楼公寓之间的缺口、后来十年内即将烧毁的破木房的屋顶和烟囱上方以及奇哈格清真寺的尖塔之间，我看得见博斯普鲁斯。这时候渡船停驶，大海一片黑暗，任何探照灯或灯光也穿不透。在亚洲彼岸，我看得见海达巴沙的老旧起重机和悄然通过的货轮灯光。有时借助微弱的月光或单艘汽艇的灯光，我看得见巨大、生锈、覆满贻贝的驳船，划船的孤独渔夫，克兹塔幽魂般的白色轮廓。但大多时候，海洋淹没在黑暗中。早在日出前，即使亚洲岸的公寓楼房和种满柏树的墓园开始微露曙光，博斯普鲁斯却仍黑沉沉的——它似乎将永远如此。　　我继续在黑暗中背诗，脑袋忙于背诵和古怪的记忆游戏，同时眼睛凝视着缓缓穿过博斯普鲁斯海流的东西——某艘奇形怪状的船只，某艘一大早出发的渔船。虽然我对这东西不在意，而我的眼睛也没消除平日的习惯，却仍要对通过眼前的这东西检视一阵子，惟有在确定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予以认定：是的，那是货轮，我对自己说，是的，这是一艘渔船，惟一的一盏灯没点亮；是的，这是一艘摩托艇，载着当天第一批乘客从亚洲到欧洲；那是一艘老旧的巡防舰，来自苏维埃某个偏远港口……　　某个这样的大清早，我正和往常一样，打着哆嗦在被子里背诗，眼睛偶然看见一幅令人惊奇的景象，是我从没看到过的。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就呆坐在那里，忘了手中的书。一个庞然大物从黑黝黝的海里浮现，越来越大，露出水面，朝最近的山丘逼近——我正从这座山丘眺望。那是个巨无霸，一头巨兽，形状大小有如噩梦中的妖魔鬼怪——一艘苏维埃战舰！从黑夜和雾里现身而出，仿如里一座浮动的大碉堡！它的引擎低声运转，悄悄地、缓缓地通过，却是如此有力，使窗玻璃、板壁和家具都抖动起来。谁误挂在炉子旁边的火钳，排列在黑暗厨房里的大小锅子，我父母和哥哥的卧室窗户也都在抖动，通往大海的鹅卵石巷亦然，就连屋前的垃圾桶也乒乒乓乓响，让人以为这平静的街区正发生小规模。这意味着伊斯坦布尔人自冷战开始便不断低声讨论的事情并非空穴来风：在夜幕的掩护下，苏维埃巨型战舰于子夜时分通过博斯普鲁斯。　　我一时陷入了恐慌，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全城都在睡梦中，只有我一人目睹苏维埃巨舰不知将开往何处，从事何种活动。我得立即采取行动，提醒伊斯坦布尔，提醒全世界。我在杂志上看见许多勇敢的小英雄做这样的事——把城民从睡梦中唤醒，救了他们，使他们免遭水患、火灾和入侵的军队袭击。　　我忧心如焚的同时，想出一个十万火急的权宜之计——这个做法日后成了习惯：我集中因背诵而更为敏锐的脑筋，专心于苏维埃战舰，用心记住，数着它。此话怎讲？我的做法就像传说中的美国间谍——传闻他们住在山丘上，俯瞰博斯普鲁斯，把通过的每艘共产党船只拍下来（这可能是另一个有事实根据的伊斯坦布尔传说，至少在冷战期间）——将这艘问题船的显著特征罗列出来。我在脑海里将新资料和有关其他船舶、博斯普鲁斯海流甚至地球转速的现存资料详细比较。我数着它，这使巨船变成一件普通事物。不仅苏维埃战舰，数每一艘“著名”船舶都使我得以重申我的世界图像，以及我自己在其中的定位。这么说，学校教我们的是真的：博斯普鲁斯是关键，是地缘政治的世界中心，而这正是世界各国及其军队，特别是苏联人想占据我们美丽的博斯普鲁斯的原因。　　我这一生从孩提时期开始，就一直住在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尽管只是从远处观看，而且是从公寓、清真寺的圆顶和山峦之间观看。能看见博斯普鲁斯，即使是远远观望，这对伊斯坦布尔人而言有其神圣意涵，或可说明临海的窗户为何像清真寺的壁龛、基督教堂的祭坛以及犹太教堂的圣坛，我们面朝博斯普鲁斯的为何让椅子、沙发和餐桌面向海景。我们对博斯普鲁斯海景的热爱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如果搭船从马尔马拉海进来，你会看见伊斯坦布尔的几百万扇贪婪的窗子挡住彼此的视线，毫不留情地挤开彼此，为了仔细瞧一眼你搭的船以及船通过的海面。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3)　　数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或许是个怪癖，但从我同他人开始讨论这件事以来，我发现这在伊斯坦布尔的老老少少当中很常见：在通常的日子里，我们有许多人经常到窗前和阳台作记录，这么做让我们对灾难、死亡和浩劫有些许领略，它们说不定正沿着海峡过来，即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我青少年时，我们搬到贝希克塔斯，在塞伦塞贝区一座俯瞰博斯普鲁斯的山丘上有栋房子里住着我们的远亲，他孜孜不倦地把每艘通过的船只记录下来，让人以为这是他的工作。我有个中学同学相信，每一艘形迹可疑的船（老旧、生锈、失修或来历不明的船），若不是把苏联武器走私给某国的叛军，就是把石油运往某个国家，以扰乱全球市场。　　在电视机问世前，这是打发时间的愉快方式。但我的数船癖好，我与许多人共有的这项癖好，基本上是由于恐惧使然，这种恐惧也吞噬着城里的许多人。他们眼见中东的财富溢出它们的城市，目睹从奥斯曼人败给苏联和西方以来日渐衰落，城市陷入贫困、忧伤和败落——伊斯坦布尔人成为向内看的民族主义的人民，因此我们怀疑任何新的东西，尤其任何带洋气的东西（尽管我们亦对之垂涎）。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我们胆怯地企盼灾难带给我们新的失败与废墟。想办法摆脱恐惧和忧伤依然是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发呆地凝视博斯普鲁斯，也能像是一种责任。　　城里居民记得最清楚并且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的灾难的类型，自然与博斯普鲁斯的船舶事故有关。这些事故把全城居民连在一起，使整个城市像个大村落。由于这些灾难终止了日常生活的规则，且最后总是饶过“我们这等人”，因此我私底下（尽管心怀内疚）喜欢这些灾难。　　当时我才八岁，那天晚上我推断——根据划破星夜的声响与火焰——两艘载运石油的油轮在博斯普鲁斯中间相撞，发生大爆炸后起火燃烧。但我的兴奋更甚于惊恐。很晚我们才从电话得知燃烧的船使附近的石油库发生爆炸，火势可能蔓延，造成吞噬全城的危险。正像那个时代每一场壮观的火灾一样，存在着某种命中注定的顺序：首先我们看见火焰和黑烟，接着谣言散布开来，多半是不实之谣，而后，尽管母亲姑妈们哀哀恳求，我们却有一股确切的欲望，想亲自去看大火。　　那天晚上伯父叫醒我们，把我们塞进车里，取道博斯普鲁斯后方的山丘，载我们去塔拉布亚。就在大饭店（尚在建造中）前方，道路被封锁，这跟大火本身一样，使我既难过又兴奋。后来听我一个狂妄自大的同学说他父亲亮出证件高喊“记者！”之后，使他们得以通过警戒线，令我欣羡不已。就这样，1960年某个秋夜天将破晓之时，我最后还是跟着一群好奇甚至欢乐的人群，他们身穿睡衣和匆匆套上的裤子和拖鞋，把宝宝抱在腿上，手上拎着袋子，一同观看博斯普鲁斯起火燃烧。后来的几年中我常看见，在壮观的大火摧残“雅骊”、船舶甚或海面之际，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摊贩，在人群中兜售纸包芝麻蜜饼、“芝米”、瓶装水、瓜子、肉丸和冰镇果汁。　　据报纸报道，载运十吨燃油的“彼得佐拉尼赫”油轮从苏联港口陶普斯开往南斯拉夫，因走错航道而与航道正确、开往苏联添加燃料的希腊油轮“世界和平号”相撞，相撞后一两分钟，南斯拉夫油轮漏出的燃料爆炸，威力凶猛，伊斯坦布尔全城都听得见。不知是因为船长和船员立即弃船还是在爆炸中身亡，两艘船上都没有人，于是失去了控制，开始在猛烈而神秘的海流与漩涡中打转。它们左右摇晃，变成火球，对坎勒札、欸米甘与叶尼廓伊的“雅骊”、楚布库鲁的油气储库以及贝廓兹沿岸的木头房屋造成威胁。曾被梅林描述为人间天堂、希萨尔称之为“博斯普鲁斯文明”的海岸陷入一片火海，黑烟呛鼻。　　只要船距离岸边太近，大家便逃出他们的“雅骊”和木头房屋，一手夹着棉被，另一手夹着孩子，尽快地逃离海岸。南斯拉夫油轮从亚洲漂往欧洲岸时，撞上停泊在伊斯亭耶的客轮“塔色斯”，过不久，这艘船也燃烧起来。燃烧的船漂过贝廓兹，成群的人拎着棉被、穿着匆匆套在睡衣外面的雨衣，朝山丘上奔去。大海被灿烂的黄色火焰点亮。船成了堆高的红色熔铁，熔化的桅杆、烟筒、船桥歪向一边。天空染上一片红光，好似由内散发而出。不时会有一阵爆炸，燃烧着的大铁片飘入海中。从岸边和山丘传来呼喊声、尖叫声和孩子的哭闹声。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4)　　多么令人心碎，却又发人深省，审视这片柏树与松林、庭院桑树成荫、忍冬花和犹大花芳香馥郁的世外桃源，月色下的这个世界，夏夜的大海如丝缎般闪闪发光，空气中乐声荡漾，慢慢划着船、穿梭在许多小船间的青年看得见桨尾的银色水滴——眼看这一切消逝在浓烟中，人们穿着睡衣，抓住彼此哭泣，仓皇逃出红色天空下的最后一栋木造“雅骊”。　　后来想想，我要是数船，这场灾难本可以避免。由于对城里遭受的灾难感到负有责任，我并不想逃离他们，实际上我觉得有必要尽我所能靠近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后来，像许多伊斯坦布尔人一样，我几乎是期望灾难，这种期望在下次灾难发生时使我更觉得罪过。　　就连坦皮纳（其著作使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活在国内快速西化的奥斯曼文化废墟中之意义何在，让我们知道，到头来，人民本身由于无知与绝望，终于切断与过去的所有联系）也承认，看见一栋古老的木造焚为平地是一种乐趣，在《五城记》的伊斯坦布尔章节中，他和戈蒂耶一样，拿自己与暴君尼禄相比。奇怪的是，就在几页之前，坦皮纳还苦闷地写道:“一栋接着一栋，眼前的杰作有如浇了水的岩盐快速熔化，直到仅剩下一堆堆灰烬与泥土。”　　坦皮纳在1950年代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居住在“鸡不飞胡同”——我数苏维埃战舰时就住在同一条街。他从这里看着大火烧毁萨比哈公主的滨海宫殿，以及曾经是奥斯曼议会、后成为他曾任教的美术学院的木造建筑。大火熊熊燃烧一个小时，随着每一次爆炸抛射出阵雨般的碎火花,“从喷发的火焰和缕缕烟柱，可知道审判日已然来临”。或许觉得需要调和奇观所提供的快乐，以及眼见马哈茂德二世时代的美丽建筑与其宝贵收藏（包括建筑师艾尔登 。[Sedad Hakk Eldem。] 的奥斯曼古迹档案与详细规划，据说是当时最好的）付之一炬而感受的绝望，他继续说明奥斯曼帕夏们也从观赏世纪大火中享受过类似的乐趣。坦皮纳带着怪异的内疚感如此告诉我们，听见某人高喊“失火！”，他们便跳上自己的马车，赶往现场；而后他继续列出他们随身携带的御寒工具：毛毯、皮毯以及——万一大火将持续一段时间——用来煮咖啡、热食物的炉子和锅子。　　跑去看伊斯坦布尔古建筑失火的人不只帕夏、打劫者和儿童，西方旅人同样很想观看并描述这些大火。其中一位作家是戈蒂耶，他在1852年在此待过两个月，期间目睹五场火灾，曾如痴如醉地描述其细节。（得知消息时，他正坐在贝尤鲁墓园写诗。）如果说他喜欢夜晚发生的火灾，那是因为看得比较清楚。他把金角湾某油漆工厂喷发的彩色火焰形容为“奇绝”，他以画家的眼睛用心注意细节、海上船只晃动的影子、裂开的桁粱、一波波围观的群众、熊熊燃烧的木房子。之后他去了仍在闷烧的现场，看见数百户人家为生存下去而苦苦挣扎，他们在两天内以抢救出来的地毯、床垫、枕头、锅碗瓢盆搭盖他们的避难所。得知他们把自己的不幸视为“命中注定”，他觉得又一次发现了回教徒的古怪习俗。　　尽管奥斯曼的五百年统治期间火灾频仍，特别在19世纪期间，人们才开始对火灾有所准备。住在伊斯坦布尔狭窄巷弄木屋里的居民认为火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是除了面对之外别无选择的冷酷事实。即使奥斯曼帝国未曾瓦解，20世纪初年摧毁城市的大火——毁了成千上万的房屋、整个街坊四邻、大片城区，使数万人无家可归、陷于无助、一文不名——也照样会拖垮这座城市，没剩下多少东西让我们追怀昔日的光荣。　　但是对我们这些在1950和1960年代看见城里最后一批“雅骊”、宅邸、破木屋彻底焚毁的人而言，我们从中取得的乐趣根植于某种心灵疼痛，与目睹盛况而为之激动的奥斯曼帕夏大不相同。看见我们没资格也没把握继承的最后一丝伟大文化、伟大文明，在我们急于让伊斯坦布尔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我们感到内疚、失落、妒忌。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5)　　在我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每当博斯普鲁斯的某栋“雅骊”着火，四周便立即被群众包围，想看个仔细的人还划船或搭汽艇从海上观看。我的友人们和我马上互通电话，跳上车，一同前往欸米甘之类的地方，把车停在人行道上，转开录音座（最时髦的消费热潮）听美国“清水合唱团”，从邻近的茶馆叫茶、啤酒和奶酪面包，观看从亚洲岸熊熊燃起的神秘火焰。　　我们讲故事，说从前老木屋梁上的钉子炽热地喷向亚洲的空中，飞越博斯普鲁斯，引燃欧洲岸的其他木屋。但我们也谈论最新的恋情，交换政治八卦和足球消息，抱怨父母做的每一件蠢事。最重要的是，即使某艘黑色油轮经过着火的房屋前，也没有人会多看一眼，更不用说去数它——用不着这么做，灾难已然发生。当大火烧到极致，损害程度清楚可见的时候，我们静默不语，我猜，每个人心中都在想着前方潜在的一场特殊的秘密灾难。　　对新灾难的恐惧，每个伊斯坦布尔居民都知道的一场即将从博斯普鲁斯来的灾难，对这新灾难的恐惧，我在床上的时候老是挥之不去。凌晨时分，船笛声打断我的睡梦。若响起第二声——长而低沉，如此有力，在四周的山丘反复回响——我便知道海峡出现了浓雾。在浓雾之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见阴郁的号角声，从博斯普鲁斯通向马尔马拉海的阿赫尔卡皮灯塔传来。半梦半醒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一艘巨轮在变幻莫测的海流中苦苦摸索的画面。　　这艘船在哪个国家注册，体积多大，船上载什么货物？有多少人跟驾驶员待在船桥上，他们为何忧心如焚？他们是否卷入海流，是否留意到某个黑影从雾中朝他们而来？他们是否偏离航道，要是这样，他们会不会鸣笛警告附近船只？在睡梦中辗转反侧的伊斯坦布尔人听见船笛声时，他们对船上人员的同情以及对灾难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在博斯普鲁斯出了差错的噩梦。在暴风雨天，母亲总会说：“愿神保佑这种天气出海的人！”另一方面，对半夜醒过来的人来说，一场遥远而无法影响个人生活的灾难就是一剂良药。半夜醒过来的伊斯坦布尔居民，多半也是数着船笛声再度入睡。或许在梦中，他们想像自己搭船穿越浓雾，航向灾难的边缘。　　无论梦见什么，隔天早上醒来，他们多半不记得半夜听见的船笛声——就像一切的噩梦，这些都会消失不见。只有小孩和孩子气的大人记得这类事情。而后，在某个平常的日子，当你在糕饼店排队等候或吃着午饭时，这样一个人回过身来说：　　“昨晚雾角声把我从梦中唤醒了。”　　那时我才知道，博斯普鲁斯山丘上的许许多多居民在浓雾之夜被相同的梦唤醒。　　还有其他事萦绕在住岸边的我们这些人心头，它与另一种事故息息相关，和油轮大火一样不可磨灭。某晚，浓雾使前方的能见度不及十公尺——确切地说，是在1963年9月4日清晨4点——一艘五千五百吨的苏联货轮运送武器前往古巴途中，冲进黑暗中的巴提里曼两米远，压倒两栋木造“雅骊”，造成三人死亡。　　“我们被可怕的声音惊醒，以为‘雅骊’遭闪电击中——房子劈成了两半。我们运气好，才幸免于难。我们振作起来，到三楼的，发现自己跟巨大的油轮正面相对。”　　报上以油轮闯入客厅的照片补充幸存者的叙述：墙上挂的相片是他们的帕夏祖父，碗橱上放了一盆葡萄。由于房间去了一大半，地毯如窗帘般披垂下来，在风中飘扬。在碗橱、餐桌、加框字画和翻倒的长椅之间，是死亡油轮的船头。这些照片引人入胜且怵目惊心之处，在于被油轮带入死亡与毁灭的房间当中摆设的家具：椅子、碗橱、屏风、餐桌与沙发，都和我们家的客厅一模一样。我读着四十年前关于订婚不久的美丽中学生的报道——她在事故发生前一晚跟死里逃生的人说什么话，在瓦砾堆中发现她尸体的街坊青年如何地悲伤——想起连续好几天，伊斯坦布尔的每个人都只谈论这件事。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6)　　当时城里仅有一百万人口，口耳相传的同时，我们给博斯普鲁斯的灾难讲述的故事也随之加码。我跟大家说我正在写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意外发现，当话题转到博斯普鲁斯多年前的灾难时，他们的话语中总带有某种渴望——即使热泪盈眶，他们却仿佛在追述最快乐的回忆，有些人还坚决要求我把他们的最爱选入书中。　　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我必须报道1966年7月，一艘载送“土德友好协会”成员的摩托艇，和一艘运木船在叶尼廓伊和贝廓兹之间相撞，接着——唉，三个人栽进博斯普鲁斯幽暗的海水中身亡。　　还有人要我说说我的一位熟识朋友，有个夜晚正巧在他的“雅骊”阳台上，以他惯常的认命态度数船，此时，一艘渔船就在他眼前撞上尼亚油轮“普洛耶什蒂”，断成两截。　　至于近年发生的灾难，罗马尼亚油轮（“独立号”）在海达巴沙（这座亚洲城市的火车站）前方撞上另一艘船（名叫“遇雅丽”的希腊货轮），漏出的油着了火，满载石油的油轮爆炸，巨大的爆炸声足以惊醒睡梦中的我们——我答应过不删除这一节。我有充分理由不删除它——我们住的地方虽距事故现场几公里远，附近住家的窗户却有半数被爆炸声震得粉碎，街上堆积的碎玻璃深及膝部。　　还有另一艘载运绵羊的船：1991年11月15日，一艘名叫“拉布聂”的黎巴嫩运畜轮，载送在罗马尼亚上船的两万多只绵羊，撞上菲律宾注册、从新奥尔良运送小麦前往苏联的货轮“丽莉圣母”之后，大部分的羊随船沉没。据报道，有几只羊跳船游上岸，恰好在附近茶馆看报喝咖啡的几个人救起它们，但其余两万只倒霉的绵羊，还在等人把它们从水底深处拉出来。这次撞船事件就发生在法蒂赫桥（博斯普鲁斯的第二座桥）下，或许我该提一下，伊斯坦布尔人自杀的时候喜欢挑的不是这座桥，而是第一座桥。写这本书时，我花了不少时间查资料，阅读我小时候读的报纸，在我出生前后发刊的一份报纸中，我发现许多文章都报道另一种自杀形式，说是比从博斯普鲁斯的一座桥跳下去更受欢迎。例如：　　一辆经过鲁梅利堡垒的车子冲入海中。昨日（1952年5月24日）漫长的搜寻行动未能找到车子或车上的人。车子冲入海中时，据说驾驶员打开车门喊“救命！”但之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把车门关上，随着车子跃入海中。有人认为，海流可能把车子从岸边推开，推入海水深处。　　这儿有另一篇四十五年后的文章，1997年11月3日：　　从婚礼返家途中，他顺便去祭拜泰利巴巴神。车上载了九人，因酒醉驾车而失控，驶进塔拉布亚湾，冲入海里。这次事故死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几年来有这么多车子冲入博斯普鲁斯，结局却始终相同：车上的人被“派”往海底深处，一去不复返。我不仅听人说，也不仅在报上读到：我曾亲眼目睹几个人沉下去！无论车上坐的是谁——尖声吵嚷的孩子、一对吵架的恋人、一群讨人厌的醉汉、赶回家的丈夫、一个在黑暗中看不见的老人、停在码头跟朋友喝完茶后打一挡而没拉倒车挡的困倦司机、前任财政局长瑟菲克与他的漂亮秘书、数着船通过博斯普鲁斯的巡警、擅自开厂车载家人出游的新手司机、碰巧某个远亲相熟的丝袜制造商、穿一模一样雨衣的父子、贝尤鲁的流氓和他的情人、初次看见博斯普鲁斯桥的孔亚家庭——车子冲入水中时，绝不像石头般往下沉，而是摇摆一会儿，几乎像栖息在水面上。也许在天光下，或者惟一的光线来自附近酒馆，当博斯普鲁斯岸上活着的人看着即将被吞噬的人脸上的表情时，他们看见某种心照不宣的恐惧。不一会儿，车子慢慢沉入深沉幽暗的急流中。　　我该提醒读者们，车子一旦开始下沉，车门就不可能打开，因为海水的加压力太强大。当时冲入博斯普鲁斯的车子相当多，一位细心周到的记者想提醒读者这一情况，于是做了一件相当聪明的事——他发表了一篇求生指引，并配上精美插图：　　22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7)　　如何从掉入博斯普鲁斯的车里逃生一、勿惊慌。关上车窗，等车子灌满水。确定车门未上锁。并确保每位乘客待在原处不动。　　二、车子若继续沉入博斯普鲁斯深处，拉手刹车。　　三、车子差不多灌满水时，最后吸一口介于海水与车顶之间的最后一层空气，慢慢打开车门，不慌不忙地离开车子。　　我禁不住要加上第四点：在神的帮助下，愿手刹车没夹住你的雨衣。假使你会游泳，找到通往海面的路，你会发现博斯普鲁斯尽管忧伤，却十分美丽，不亚于生命。　　23奈瓦尔在伊斯坦布尔(1)　　梅林的画描绘我住了一辈子的山丘，却是在尚未坐落任何建筑之前的。在耶勒德兹、马奇卡、或帖斯威奇耶，凝视梅林画中风景的边缘处，注视白杨、梧桐和菜园，我想像他那个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若看见他们的乐土面目全非将作何感想，就像我看见焚毁的宅邸残留下来的花园、倒塌的墙垣和拱门、焦黑的残骸，感觉也一样痛苦。发现我们长大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中心，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的起始点——在我们出生的一百年前其实不存在，感觉就像幽灵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时间面前不寒而栗。　　奈瓦尔的《东方之旅》当中伊斯坦布尔章节的某个地方，也给我类似的感觉。这位法国诗人1843年来到伊斯坦布尔，相当于梅林作画的半个世纪后，他在书中回忆曾从加拉塔苏菲僧侣道堂（五十年间改名为突内尔），漫步到今称塔克西姆的地区——一百零五年后，我牵着母亲的手走同一段路。这个地区今称贝尤鲁，1843年，其主要大街（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独立大街）称为佩拉大道，当时的风貌与今日相差无几。奈瓦尔形容始于道堂的大道宛如巴黎：时装、洗衣店、珠宝商、亮晶晶的橱窗、糖果店、英法国饭店、咖啡馆、大使馆。但在诗人指为法国（今天的法国文化中心）的所在地，城市令人震惊、令人迷惑、（对我而言）令人恐惧地来到尽头。因为在奈瓦尔书中，今日的塔克西姆广场——我的生活中心，此城区最大的广场，我在这周围住了一辈子——被描述为一片旷野，旷野上的马车和叫卖肉丸、西瓜和鱼的摊贩混杂在一起。他谈到散置于远方田园间的墓园——这些墓园在一百年后消失无踪——但我始终记得奈瓦尔有个句子，谈论我这辈子只知道是一大片旧公寓建筑的那些“田园”:“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有松树与坚果树遮荫。”　　奈瓦尔三十五岁时来到伊斯坦布尔。两年前，他首先患了忧郁症，终将导致十二年后的自缢，其间待过几所精神病院。尚未动身的六个月前，他单恋一生的真爱，演员珂伦香消玉殒。带着他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开罗到塞浦路斯、罗德岛、伊士麦和伊斯坦布尔的“东方之旅”标示着这些悲伤，以及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等人迅速转换为法国伟大传统的东方异国梦。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作家，他希望讲述东方，由于法国的文学文化把奈瓦尔和忧伤联系在一起，或许令人觉得他将在伊斯坦布尔找到忧伤。　　但奈瓦尔在1843年来到伊斯坦布尔时，并未关心自己的忧伤，而是去关心帮他忘掉忧伤的事物。在他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他矢言两年前发作的疯狂绝不再复发，这将“帮助我向大家证明我只是个别事件的受害者”。他还满怀希望地说他的健康状况极好。我们能够想像当时的伊斯坦布尔尚未受战败、贫困和被西方视为软弱的耻辱所侵害，因此尚未向诗人展现其忧伤面貌。别忘了这座城市是在溃败之后才被阴郁笼罩的。在游记当中某些地方，奈瓦尔叙述他在东方看见他在著名的诗中所称的“忧伤的黑色太阳”，例如在尼罗河岸。但1843年在繁华、充满异国风情的伊斯坦布尔，他是个寻找好题材的仓促记者。　　他在斋月期间来到城市。在他看来，这就像在威尼斯参加会（事实上，他把斋月形容为“斋戒”与“嘉年华会”的结合）。斋月晚上，奈瓦尔前去看卡拉格兹皮影戏，享受灯烛辉煌的城市风光，到咖啡馆听说书人讲故事。他描述的景观将激发许多西方旅人追随他的脚步。这些景观在贫穷、西化、科技现代化的伊斯坦布尔虽已不复见，却给许多伊斯坦布尔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写特写“古老的斋月之夜”。我小时候带着怀旧之情熟读的这种文学，其中所隐藏的伊斯坦布尔形象，很大部分得归功于奈瓦尔首先想出、而后由受他影响的旅游作家持续下去的异国情调。尽管取笑英国作家来伊斯坦布尔待三天，参观所有的观光景点，然后立即下笔写书，奈瓦尔却仍不忘去欣赏苏菲旋转舞，从远处观看苏丹离开宫殿的景象（奈瓦尔令人感动地声称，阿布杜勒迈吉德与他面对面的时候留意到他），在墓园中长距离漫步，琢磨的服装、习俗与仪式。　　23奈瓦尔在伊斯坦布尔(2)　　奈瓦尔在令人激动的《奥丽莉亚，或人生与梦》——这部作品被他比作但丁的《新生》，且深受布勒东、艾吕雅和亚陶等超现实主义者赞赏——当中坦白承认，在遭到所爱的女子拒绝之后，他断定人生已没有意义，只能追求“庸俗的消遣”，他找到的空虚消遣是周游全世界，观看各国的衣饰与奇风异俗。奈瓦尔知道他对风俗、风光、东方女子的描述，就跟斋月之夜的报道一样粗劣，于是，为了加快《东方之旅》的步伐——就像许多作家觉得故事力道减弱时所做的一样——他加入自己虚构的长篇故事。（坦皮纳在与他的忧郁同伴雅哈亚和希萨尔合著的《伊斯坦布尔》中，一篇讨论城市季节的长篇文章中说，为了搞清楚这些故事哪些是虚构，哪些真正属于奥斯曼时代，曾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这些虚构故事清楚展现出，奈瓦尔能够深度刻画假想中的伊斯坦布尔，提供《天方夜谭》式的风格依据。事实上，每当觉得某个场面缺乏生气，奈瓦尔便提醒读者这座城市“就像《天方夜谭》”。在解释为什么“觉得用不着讨论许多人讲述过的宫殿、清真寺和澡堂”之后，他立刻说出一番话，这番话在百年之后得到雅哈亚和坦皮纳这些作家的呼应，并成为之后西方旅人挂在嘴上的陈腔滥调:“伊斯坦布尔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景致，它就像剧院，从观众席观赏最美，避开了舞台侧面贫困肮脏的街区。”八十年后，雅哈亚和坦皮纳创造的城市形象得到伊斯坦布尔人的共鸣——惟有将美丽的景色与“舞台侧面”的贫困融为一体方可做到——他们心里肯定　　想着奈瓦尔。但若想了解这两位大作家（两人都很敬佩奈瓦尔）发现了什么，讨论了什么，继而创造了什么，若想看他们后一代的伊斯坦布尔作家如何简化并推广他们创造的东西，了解他们的观念所传达的与其说是城市之美，不如说是他们对城市之衰微所感受的忧伤，我们就得看看在奈瓦尔之后，另一位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作家之作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