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时期的劳役是极其繁重的。从党项建国前的李继迁时期到李元昊建国后，西夏都大规模征调民夫修筑黄河水利。历朝皇帝都不惜民力，役民兴修都城、宫室、陵寝、寺庙。史书不乏记载，如李德明时，“役民夫数万于鏊子山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景宗李元昊“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大役丁夫数万，于（贺兰）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①。西夏穷兵黩武，兵役和劳役是压在西夏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 ① 《西夏书事》卷19。 ② 《西夏书事》卷35。 ① 《包拯集·论杨守素》。 第六节金代的赋税和役法金代的赋税和役法，因各族社会发展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特点。地税有女真族的牛头税；有中原的两税，都以耕地为征课的对象，但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征课办法与性质也有不同。金代的物力钱，与地税不同，是以丁口和资产总和为征课对象，一切科敷品及徭役均据此而出。此外，尚有其他名类不同的课税，依着征课对象不同而有区别。金代的赋税和役法，在中国赋税和役法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整个中国赋税和役法发展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赋税一、牛头税（牛具税）牛头税是女真族猛安谋克户向国家所承担的一种地税，其征收的基础是牛头税地。牛头税也叫牛具税，其制度是以每耒牛三头为一具，以民口二十五为限，受土地四顷四亩有奇，按年输粟，官与民占有土地不得超过四十具。在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以前，赋税征收没有定制，根据需要的多少而定。到天会四、五年，牛头税的征收始由无定制发展为定制。 牛头税的征收由土地占有关系的性质而定。分配到牛头地的猛安谋克户，不分贵族与一般平民，都要按规定交纳牛头税，征收额每牛具固定为一石或五斗不等，不分收获多少，都交纳定额的税粟。由猛安谋克户向国家交纳的牛头税额，比起汉族人民负担的两税要轻得多。汉族人民负担的两税为牛头税五斗之四十倍多，为牛头税一石之二十倍多。这不单纯是由于种族的不同所造成，也是由于社会经济形态不同和税制的差别所造成。牛头税不是向猛安谋克户中的奴婢口征收，而是向占有土地的猛安谋克户征收，这是金代女真族奴隶制的税制不同于封建制税制的最重要的标志。牛头税的征收主要是作为储藏而用，并专门设有储藏牛头税的仓廪，以与一般州县的常平仓相区别。牛头税仓廪设在各谋克内，其制由“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①。牛头税设有专门仓廪储藏，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备饥馑”、“备凶年”，如“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馑，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②。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猛安谋克牛头税粟，本以备凶年，凡水旱乏粮处，就赈给之”①。二是作为支付猛安谋克俸给之用。“大定二十年，诏猛安谋克俸给，令运司折支银绢。省臣议：若估粟折支，各路运司储积多寡不均，宜令依旧支请牛头税粟。如遇凶年尽贷于民，其俸则于钱多路府支放，钱少则支银绢，亦未晚也”②。猛安谋克俸给起初是由牛头税粟支给，这大概是由原始公社把部分贡纳作为部落酋长的日常消费那种关系转化而来的。 女真族牛头税同封建制度下的个体农民向国家缴纳的地税，以及农民向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343。 ② 《西夏书事》卷9、18。 ① 《金史》卷47《食货志》。 ② 《金史》卷47《食货志》。 地主交的地租截然不同。牛头税不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为征课的对象，而是以二十五口为单位从国家分得的一牛具土地为征课的基础。女真族的奴隶制是家族奴隶制，由氏族制变革为奴隶制以后，公社组织以及公社内部土地共有和合产聚种的遗制作为残余而保留下来，族长制和氏族制残余还严重地存在，但这并非与奴隶制的集体经营和以家族的形式占有、使用奴隶进行生产相矛盾，相反，更便于把财产的占有权集中于一人，通过公社内各家族集体耕作以及生产物最终由族长来支配，同时也便于以家族的形式占有和使用奴隶集体生产，以及把家族内成员降于无权的地位。由这种关系而确定的牛头税，是女真族不同于封建制的一种特殊的田税制度。 二、物力钱物力钱是金朝实行的按物力征钱的资产税。在金世宗以前，只有物力，没有物力钱，大定四年始确立物力钱的征税制度。金初为根据物力征赋调，曾实行三年一大比制度。大比，就是每到三年，使天下通检民数和物力，重新进行一次登记，以便征课赋调。到金世宗时，由于猛安谋克内部贫富变易，版籍不实，赋调不均，特别是新的封建关系的增长，一方面为防止猛安谋克内部变化，抑制女真贵族；另一方面为对汉族等人民增加赋敛，因而需要在金的全区域内进行统一的物力钱的征收。物力钱的征收，同金社会经济和货币关系的恢复发展不可分割，是朝廷在正税之外，增加赋敛收入的一种手段。根据《金史·食货志·序》的记载，物力钱征课的对象及其所包括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金制规定“官田曰租，私田曰税”。但在租税之外，同样的土地又被列入物力之内出赋。完颜永元曾面责张弘信说：“朝廷以差调不均，立通检法。今使者所至，以残酷妄加农民田产，箠击百姓，有至死者。”③刑部郎中路伯达等也说：“民地已纳税，又通检物力，比之浮财所出差役，是为重并也。”④可见金之土地，既是租税所出，又是财产税征课的最重要的内容。其二，金代女真奴隶主贵族乃至官僚、地主的家庭中，都有数量不等的奴婢，因为奴婢被视为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也是物力钱征课的对象和内容之一。 其三，园地、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之数，均属物力钱征课的对象。 其四，依其贮藏货币多少而定物力钱的征课。 金代物力钱的征收，主要是根据土地、奴婢、园地、屋舍、车马、牛羊、树艺，以及货币等资产征收赋税。因此，户是物力钱征收的根基，所以物力钱的推行必须定版籍，版籍不实就失去了“按籍科差”的基础。确定版籍又主要依据人口和资产两个方面。 金代以户口多寡、富贵轻重定户籍，这一方面是女真“人丁军”和“家户军”征调的根基；另一方面也是定户等征课物力的根基。物力钱的征收，是先由官府勘查出应当征收的总数，然后再按规定的户等来征课。 金代物力钱征课之制，最初源自女真族本身的三年一大比之制，亦即适应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征课的需要，按各户所有牲畜资具多寡随时征发，即所谓“辨物行征之制”。其后，随着女真族进入中原，特别是由统一的皇权制代替了勃极烈制以后，为对其属下的汉户和猛安谋克户实行统一的物力钱的征课，便取宋物力钱的名称和规制，并以唐户税的内容和精神，制定出金代③ 《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 ④ 《金史》卷58《百官志》。 的物力钱征课制度。因此，金代物力钱征课的内容、范围和方法，多类于唐的户税制度，唐代户税与金代物力钱，均以资产为主要内容，按资产的等第而异税率；均以户等为根基，三年一籍，分课役与不课役之户两种，唐户税规定自王公以下都要负担，金则规定“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无苟免者”①。 金世宗时，正处于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地转化时期。大定二十年后封建制发展特别快，在这种形势下曾对通检推排问题展开争论。其中一部分人主张止验财产多寡分为户等，奴婢孳畜、地土数目不在通检推排之内。另一部分人主张奴婢孳畜、地土数目应在通检推排之内，只有这样“贫富自见”②。在当时占有奴隶生产的是女真奴隶主贵族，把奴婢、牛具等列入通检推排，对奴隶主很不利，相反的，只按财产多寡定户等，不把奴婢、牛具等列入通检推排，对那些把土地都出租，不蓄奴，而又豪富的新兴地主来说又不利。金世宗结果采纳了后一种意见。金世宗通检推排物力的政策，一方面不想改变猛安谋克内“计口授地”制度，强调自种，但力果不足者允许有限制地出租土地；另一方面按猛安谋克户等均赋役，把奴婢等作为物力钱的征课对象。 金世宗通检推排物力，是想“以革前弊”，但前弊未革，后弊复生；是想解决出现的“富贫差发不均”问题，结果是“贫者自贫，富者自富”。在通检推排物力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专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的现象，但也有“称其平允”的，两者成为鲜明对比。《金史·梁肃传》：“（大定）四年，通检东平、大名两路户籍物力，称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为功，百姓诉苦之。朝廷敕诸路以东平、大名通检为准，于是始定。”推排物力的弊病终不得纠正，成为对人民财产的掠夺。至于把逃户的物力钱，抑配给未逃户承担，民不堪命，更是有苦难言。 三、两税金代两税是继五代、辽、宋之后发展而来的，但它与辽、宋旧制比较，并非原封不动的承袭和照搬，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和改进。金代的制度是官地输租，私田输税。关于两税的征收额和限期的规定是：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此外纳秸一束，束15 斤。夏税输纳期限，起六月，止八月；秋税输纳期限，起十月，止十二月，分为初、中、末三限，州300 里以外，纾其期限一个月。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因为十月民之收获尚未完毕，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又因中都（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辽东、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陕西等地寒冷，农作物成熟期晚，夏税限以七月为初。 金代两税输纳不仅分为夏秋税两季，而且均以田亩作为输税的依据和标准。金代两税征收内容与宋不同，宋之两税中有钱，并且计钱扭折为绢帛之类，金则夏秋两税皆输粟米，无按田亩征税钱并扭折为绢帛之事，绢帛之税另以户调的形式出现，因之金代两税实际上已发展为纯粹的地税的形式。金代两税输纳的期限一般地比北宋晚。北宋夏税起五月止七月（或八月初），金夏税起六月止八月。北宋秋税从九月到十二月，征期为四个月，金秋税从十月到十二月，征期为三个月，泰和五年又改为十一月到翌年正月。① 《金史》卷76《完颜永元传》。 ② 《金史》卷46《食货志》。 同时金朝还规定州300 里以外的纾期一个月，并规定初、中、末三限输纳。北宋起期早而征期长，金起期晚而征期短，并分三限输完。 金代两税输送，从规定来看，比过去有改进的地方。 其一，金代规定输送粟米，可依道程之远近递减其税数，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百姓在运输途中的负担，比宋代以假借“支移”的名称向百姓征脚费的办法不仅不同，而且是个很大的改进。 其二，金代两税输送采取递减税额的办法，也与宋代在田税以外，每斛各输二升谓之“雀鼠耗”，或者强迫人民输二斗谓之“省耗”不同。 其三，金代规定上户输运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这同《魏书·食货志》记载的“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分户等依里程远近输入的精神相似。 金代也有折纳（折变），但与宋略有不同。金代两税征输，重在本色，一般地不许折纳他物，而本色征收又重于当地所产，如虽规定两税要纳粟，因当地产麦，则准许纳麦以便民。金代折纳的原则，首先要注意官府粟米的储数，此外则听百姓从其便折纳。金代两税折纳重在官府实际需要，与宋代假借折纳辗转增加税额不同。 四、户调金朝两税已成为纯粹的地税，物力钱的征课属资产税，同时在两税、物力钱之外有户调的征收制度。金代法律规定，民田必须以其地的十分之三为桑地，猛安谋克田必须以其地的十分之一为桑田，或40 亩种桑1亩。除枯补新，严禁毁树木。 金代不仅按制令百姓种桑，同时也有征收丝绵绢税之制。如“桑被灾不能蚕，则免丝绵绢税”①。“诏免北京课段匹一年”①。元好问《秋蚕》诗：“东家追胥守机杼，有桑有税吾犹汝。官家恰少一絇丝，未到打门先自举。”③金代绢税之制分季输纳，所以有“夏绢”之称。但绢税已从两税分出，它既不随田亩输纳，也不是田亩的附加税。夏绢按户征调，凡纳丈尺的小户，旧例数户合并成全匹输纳②。此按户课绢之制，实即户调，与两税（地税）、物力钱（资产税）不同。 金代赋税负担，一般来说比辽、宋轻。金太祖“诏除辽法，省税赋”③。太宗“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①。“昔辽人分士庶之族，赋役皆有等差，其悉均之”②。金熙宗废刘豫后，减其旧税三分之一，“民始苏息”③。辽、宋除正税（田赋）之外，尚有许多附加于田赋的各种杂税，到金时，原辽、宋时繁多的田亩附加税名称，大部分已不见记载。金代两税的征收额与北宋相比，北宋秋税中田八升，下田七升四合，金代夏秋两税合在一起为五升三合，比北宋秋税下田所输尚少二升一合。金代两税轻于辽、宋，这是北方经济恢复和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① 《金史》卷46《食货志》。 ① 《金史》卷46《食货志》。 ② 《金史》卷6《世宗纪》。 ③ 《元遗山诗笺注》卷3。 ① 党怀英：《赠正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公墓表》，《金文最》卷89。 ② 《金史》卷2《太祖纪》。 ③ 《金史》卷47《食货志》。 在金代统治下的农民，由于剥削制度自身对农民的掠夺性，仍不能免遭税赋的额外勒索，如税无科则，一切为上田之税，甚至州县赋民，以牛多寡为差，民匿而不耕；浮收、抑配之弊也较为普遍存在，官吏贪暴，与奸为市，公私对百姓大下其手，无所控告；当时输赋税于官，先经有力者结揽，或者为兼并者所揽，县吏乡胥得以为奸，弊病百出；户减田荒而每年所纳赋税不减，照例征收。 五、商税和其他杂税金代除牛头税、物力钱、两税、户调之外，还有其他诸种课税和杂赋。金代榷货之目有酒、曲（酿酒用）、茶、醋、香、矾、丹、锡、铁、盐，而在此十月中以盐为首。 金设七个盐司，大定间旧课，岁入为6226636 贯566 文；章宗承安三年（1198），增至10774512 贯137 文2 分。其增入的具体情况如下表：盐司旧课岁入数承安三年盐课岁入数山东2547336 贯4334184 贯400 文沧州1531200 贯2766636 贯宝坻887558 贯600 文1348839 贯解州814657 贯500 文1321520 贯256 文西京100419 贯696 文280264 贯608 文辽东131572 贯870 文376970 贯256 文北京213892 贯500 文346151 贯617 文2 分金代榷酤因辽、宋旧制。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361500 贯，承安元年增到405133 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53467 贯588 文，承安元年岁获钱107893 贯。金由于大定初国用不足而征课醋税，时榷时罢，岁课入钱数没有记载。 金代用茶，一部分来自宋人岁贡，一部分向南宋榷场购得，后来金自己也提倡种茶，在山东淄（今山东淄博西南）、密（今诸城）、宁海（今牟平）以及南京路蔡州（今河南汝南），有官营造茶作坊。金时饮茶之风很盛，市井茶肆相属。河南、陕西50 多个郡，每郡日食茶率达20 袋，袋直银2 两，在一年中所费民银达30 万。金之茶课岁入亦无记载。 诸商税见于记载者，城郭有赁房税、地基钱，商旅往来，诸路各有关税。大定二十年（1180）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大定间，中都（今北京）税使司岁获钱164440 余贯，承安元年增至214579 贯。此外，金代也有各种苛捐杂税，如铺马、军需、输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纸等钱，名目烦琐，不可殚述。特别是在统治者大兴土木和发动战争时，横征暴敛，尤为残酷。海陵大修中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等处宫室时，凡所需颜色、胶漆、金翠、珠玉、布麻、铜、铁各种材料，尽取之于人民。海陵为对南宋发动战争，中都和四方所造军器材用，都赋于民。箭翎一尺贵到千钱，村落间往往是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没有不被其害的。而且海陵时，“为一切之赋，有菜园、房税、养马钱”④，章宗时虽一度减轻赋税，但章宗因军需所费甚大，拟依黄河夫钱之例，征收军需钱。宣宗时有“桑皮④ 《金史》卷3《太宗纪》。 故纸钱”。《金史·食货志·序》记载，金朝末年，“括粟、阑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为之。加赋数倍，预借数年，或欲得钞则预卖下年差科。高琪为相，议至榷油”。 金承中原旧制有和籴。和籴是朝廷向人民强制购粟的一种官买制度。熙宗皇统二年（1142）十月，命有司增价和籴于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路。世宗大定二年，命完颜守道就山东、西路和籴，只许民间留户口岁食，余皆纳官，给其直。其后又屡次命令地方在秋熟以后广籴，其病百出，扰民害农。金人假借和籴之名强取于民的还有带籴、帖籴、借籴等名称，两年之间有的竟举行七八次，人民有米的尽被拘括，无米的也按户口多少拟定数目，勒令申纳。与此同时，强行抑配之弊也不断发生。宣宗贞祐三年（1215）八月，施行沿河遮籴法。其法规定：凡商人贩粟渡河，每石官籴其八，并不得私渡；凡军民客旅粟，不于官籴处粜，而私自贩渡的，杖一百。于是商旅裹足，米价踊贵，沧州（今属河北）等地一斗米直银十余两。至兴定元年（1217），人民已多因和籴而弃业。 役法金代役法包括职役、兵役、力役三项。 一、职役金代职役基本承宋旧制而来。金制：在京府州县郭下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之多少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300户以上设主首4 人，200 户以上3 人，50 户以上2 人，以下1 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的村寨，50 户以上设寨使1 人，所掌与主首相同。寺观设纲首。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当，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金在京府州县置坊正、里正、主首、壮丁，同宋的里正、户长、壮丁颇同。坊正、里正都由富家出钱雇募，而主首、壮丁也可能由雇募充任。 二、兵役金代女真族的军事组织是猛安谋克，平时生产，战时签壮者为兵，同时也以猛安谋克组织契丹、奚等族人。海陵为南攻宋，命户部尚书梁球、兵部尚书萧德温计女真、契丹、奚三部之众，不限丁数，悉签为兵，凡24 万。金也签汉人为兵，至熙宗时已发展为常制，兵役在金时是人民的一种沉重负担。 金代签兵制度，是按人户物力和人户丁力两种方法进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金人民兵之法有二：一曰家户军，以家产高下定之；一曰人丁军，以丁数多寡定之。”这种签军的办法，实际上把有物力负担的课役户与无物力负担的不课役户，统统作为签发的对象。而且既被签发之后，还要自备衣粮，所以汉人当兵至有远戍十年不归，生死未卜，但家中还要照例每岁送衣服。楼钥《北行日录》上（《攻媿集》卷111）记载，胙城一个父老申诉他的“女婿戍边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家户军的人户既隶于军籍之后，即不问其丁口绝否，或是沦为佣贱，都一样的不能幸免军役。因此当时竟有“持产业契书共告于元帅府，以父子俱阵亡，无可充役，愿尽纳产业于官，以免充役”。其结果是“元帅府怒其沮坏军法，杀之”⑤。 ⑤ 《金史》卷105《范拱传》。 女真人虽然负担比汉人轻得多的田税，但他们往往终身不能摆脱兵役之苦。因长期的战争，他们感于兵役之苦而厌烦战争。当金兵入燕京时，吕颐浩陷敌数日，他就曾了解到：金军士每夜嗟怨，都说和契丹交战十年，而今还要南下，不知何日可以还军。金废刘豫而发兵时，女真人以为要和宋战争，都很恐惧。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与其家属闻得发兵事后痛哭，他杀了一口猪，用斜也自己穿的衣服裹好，埋在后营，并祝告：“斜也已阵亡，葬之矣！”②金人每次签军，都要引起百姓的骚动，嗟怨道路，为害亦甚。刘祁《归潜志》卷7 记载金时签军之弊时说：“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贞祐初，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军者，以春赴吏部调数，宰执使尽拣取，号监官军。其人愤愠叫号，交诉于台省，又冲宰相卤簿，..上知其不可用，免之。” 金代每签兵都派天使。天使往山东签兵，人不肯从，便执天使杀之。这是当时人民为反抗签兵和避免兵役之苦而做出的一种正义行动。 三、力役在兵役之外，人民还要负担各种繁杂的力役。金时力役也是出钱代役，在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以前，被役雇钱，是向未受役之家征钱给之。后来由于被役者不能得到雇钱，此制遂坏，不得不改为被役者按其所应得雇钱酌免租税及铺马钱来偿还。 金代力役繁重。天会九年（1131），金向漠北的曷董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用兵和天会十四年刘“齐”侵犯宋境时，都先后向河北、山西、京畿、山东等处调集民夫。特别是海陵南侵时，征发民夫制造军器和战船，一次征发竟达40 万人，督责苛急，日夜不息，病死的很多。海陵对南宋发动战争，向诸路括马计56 万匹，调养马夫役饲养。此外金修筑各种工程，都从诸路调集民夫、工匠。金修燕京宫殿，用时三年，全部工程动员民夫80 万，兵夫40 万。暑月工役，因疾疫而死者不在少数。修建汴京宫殿，运一木所用费至2000 万，牵一车所用人力至500 人。全部工程也向诸路调集夫匠和兵夫，每四个月一轮替。近者不下千百里，远者不下数千里，近者北归，往往要经半年时间，远者得回，需年余到家，而且不月余又复起发。其河北人夫死损大半，其岭北西京路人夫七八千人，得归者不过千余人。《金史·世宗纪·赞》记载海陵时“赋役繁兴，盗贼满野，兵甲并起，万姓盻盻，国内骚然，老无留养之丁，幼无顾复之爱，颠危愁困，待尽朝夕”。 金世宗即位后，鉴于海陵时过度把力役负担强加于人民身上所造成的社会不安，为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便实行一些改革弊制的措施，以巩固社会的安宁，在安宁中求发展。其与力役有关者主要表现在：大定二年（1162）五月作出规定：“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贫民。”三年下诏：“今闻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调发甚多，而省部又与他州一例征取赋役，是重扰也。可凭元帅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二十三年，许所役免租税及铺马钱。二十七年，“怀、卫、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①。世宗初，把海陵时征发南攻士兵大量裁减还家，也算是减轻兵役负担的一种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缓和社会矛盾是有利的，但当时的广大人民并不因此而就免除了各种力役的负担。 ① 《大金国志》卷11《熙宗帝纪》金大定、明昌时是社会发展的繁荣时期，力役之征有所减轻，被旧史称为金统治的“小康”之世。但随着社会诸矛盾的发展，由盛转衰，特别是金的后期，力役繁重是不多见的。《金史·食货志》载高汝砺言：“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金文最》卷80《单州（今山东单县）乌延太守去思碑》：“军旅之用，飞刍挽粟之役，一出于民。河南最为近边，其间应办，方之余路为多。”在金统治的期间，力役之征有革有循，有减有增，有的是朝廷法定赋役，有的是乱用民力。有的工程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民，如动员兴修水利，金章宗时修建芦沟石桥（今北京西南郊），近三年时间完成。对此等力役之征，史书多有颂声。相反的无益于社会民生，只为统治者的作乐享受，或者是军政腐败，乱用民力以维护其统治的苟延残喘，置人民于水火而不顾，痛楚与抨击反抗之声，载于道路。《中州集》卷5 赵元《修城去》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金在蒙古军打击之下的腐败和人民修城力役之苦。金朝的腐败统治者在军事来犯之时无振师救国之策，只图保自己，筑城唯恐不高，城高又虑不巩固，在城外重三壕，结果“一锹复一杵，沥尽民脂膏”。城被攻毁，十万人口无保，“敌兵出境已逾月，风吹未干城下血”。在“百死之余能几人”的情况下，还“鞭背驱行补城缺”。这样的修城之役，不能起保国、保民的益处，所以作者最后发出“君不得一李勣贤长城，莫道世间无李勣”这种动人肺腑的声音。 金代品官免役与宋略同。金制规定遇有差科，必按版籍，其征发的原则是先及富人；如富力相等，再以丁多少分甲乙，以便差科。如遇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少均科。其差科不是一家所能担任，而又不能分任的，则以次户相协助的办法解决。金时品官之家并免杂役，虽免杂役，但仍规定：“验物所当输者，止出雇钱。”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前，品官之家免役，变法后始令出钱为助役钱，金验物力所当输者出雇钱，其制略与宋同。 综合以上所述，金代的赋税和役法，既有女真本族旧制，又有中原的制度；既接受唐制的影响，又直接承袭辽、宋旧制；其制既有因循，又有某些改变，这是构成金时赋役制度的一个朝代的特点。 第八章政治制度第一节五代政制朝廷政制五代沿唐制设三省六部，中书门下（政事堂）为宰相办公处。 五代宰相的职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侍中和中书令，只有少数同平章事的职衔能升改为侍中，少数侍中可升改为中书令。自唐中期以后“唯侍中、中书令及平章事是为正宰相之任，五代相承，未之或改”②。“十国”中称帝诸国情况类似，称王诸国其宰相职衔为丞相或左、右丞相，诸国也常以参政事、参知政事作为任相前的过渡，都以帝、王的亲信担任。吴曾设大丞相。诸国称帝后，丞相通常改为同平章事，丞相职衔立即或不久后被取消。 唐代宗设内枢密使，以宦官担任，后设枢密院。后梁开平元年（907）五月，废枢密院为崇政院，设崇政院使、判官，后又废判官而设副使，都以外臣担任。传宣诏旨，专行密命，备顾问，预参谋，但并不直接行政事于外朝。乾化二年（912），崇政院使李振以崇政院的“宣”行事，与中书（朝廷）的“敕”并行，开侵夺中书职权之渐。 后唐同光元年（923），重建枢密院。废崇政院，以亲信外臣任枢密使，直接以“宣”行使职权，侵夺了中书的职权。后晋天福四年（939）四月，废枢密院，并其职权于中书，开运元年（944）复设枢密院，后汉、后周沿设。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副使，资浅或临时代理者称知枢密院事或参知枢密院事等。五代枢密使大都为皇帝亲信，军国大事主要是军事，实际形成枢密使主军事，宰相主日常行政事务，尚书省兵部职权几乎全为枢密院所夺。 “十国”中大多亦设枢密使、内枢密使等，职权比“五代”的枢密使低，常由与帝王关系稍次的亲信担任。 唐末设宣徽使、副使，后设南、北院使也由宦官担任。后梁沿设，改由外臣担任，但地位职权远低于崇政院使。后唐废副使，恢复宣徽南院使、北院使，又成为与枢密使相近的官职，此后常兼任枢密副使，“十国”中少数政权亦设宣徽使或承宣使之类。 朱全忠称帝前，设建昌院管理辖区四镇财赋。后梁建立，即以建昌院管理全国财政，设判建昌院事，随即改为建昌宫，设使、副使，常以宰相判建昌宫事。乾化二年（912）改设国计使，不久，又改以宰相分判度支或户部、盐铁、转运等使，又改置租庸使，由宰相兼判，统管财政。 后唐亦设租庸使统领财政。天成元年（926）四月，改由宰相或宣徽使判盐铁、户部、度支。长兴元年（930）八月，明宗决定使用三司使职名，三司使遂成为最高财政官员。后晋建立，又以宰相及他官分判盐铁、转运、户部、度支，不久又以三司使总理财政，或以宰相判三司，后汉、后周沿设。“十国”大多由户部管理财政，亦有设三司使者，常由宰相兼判。 五代沿唐制亦以翰林学士草拟内制（诏令），中书省中书舍人草拟外制② 《大金国志》卷9《熙宗帝纪》。 （中书门下制）。后晋天福五年（940）九月，废翰林学士，并其职于中书舍人。“自是舍人昼直者当中书制，夜直者当内制”①。开运元年（944）六月，复设翰林学士拟内制，后汉、后周沿设。“十国”中称帝诸国亦采用此制，称王诸国或设文苑学士、知辞制等草制。 五代沿唐制，设弘文馆、史馆、集贤院，弘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也作为宰相所兼的职衔。弘文馆于后唐时曾一度改为崇文馆。五代沿唐制设立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长官。天成二年（927）以后，不设御史大夫，遂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为晋、汉、周所沿袭。“十国”中除荆南、楚等外，大多亦设御史台，以御史大夫或中丞为台长。 地方政制府、州分为节度使州、防御使州、团练使州、刺史州，州长官为刺史，通常由前三使分别兼任，单任刺史的较少。节度使兼任州刺史，本州以外的辖州，称为支郡，上述各类长官几乎都由武将担任。都城、陪都称府，长官称尹，陪都设留守兼任府尹。州、府下设判官、推官为上佐，录事参军掌庶务，户曹、仓曹等分理诸事。 县设县令，下设主簿、县尉分理民事、刑狱，后以镇将理刑狱治安，县尉遂废。 ① 《金史》卷47《食货志》。 第二节北宋前期的朝廷政制官、职、差遣宋初沿五代旧制，官名与实际职务大体相符，担任与“官名”名称不符的职务，称为“差遣”，但为数较少。不久，另设新机构并扩大“差遣”的范围，实行官名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制度，以剥夺原机构及“官”的职权。“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①。许多旧机构几乎都成了闲散单位，只办理一些次要事务。 文官通常都具有官、职、差遣三种职衔。官，也称正官，指三省六部及寺监等的各种官称，如仆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等，元丰五年（1082）官制改革以前，只作为官员定官位和俸禄高低的官称，称为寄禄官。改制以后，改为相应的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及各种大夫、郎，以定官位、俸禄，称为“阶官”，宋人后亦常称改制前的寄禄官为阶官。 职，也称职名，指馆、阁、殿的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阁等，在馆阁中实际任职的称为馆职。其他朝廷和地方官员所带的修撰、直阁等较低的“职”，称为贴职，除宋初外并不实任其职，只作为文官的荣誉衔。“差遣”有时也称“职”，但大多数“职”专指职名、贴职。 差遣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官”（寄禄官）有时也称“职事官”，但多数“职事官’是指“差遣”。“差遣”本身无品级，以“官（寄禄官）”定品。除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翰林学士等外，“差遣”职务名称前通常都带有“判、知、同、提举、提点、管勾（干）”等字，如判尚书省事、知府等。 官员既可以只升降“差遣”职务，也可只升降“官”级或“职”等，也可以升降三者中的两种，甚至三者都升降。低级文官及受处罚的官员，只有“官”与“差遣”而没有“职”。 朝官、京官、选人与改官宋朝称常参官为朝官，但并不是专指参加朝参的官员，京官也并不专指在京任职的官员，朝官、京官都包括地方官，朝官指从七品以上的高中级文官，京官指八、九品低级文官。 选人已不是唐代所指的候补、候选官员，宋代的选人，也称“幕职、州县官”，原先的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的属官，如判官、推官、掌书记、支使等，称为幕职官；京府、留守的属官如判官、推官，以及县级的如知县事、县令、主簿、县尉，州、府的属官如司理、司法参军等，称为“州县官”，统称为“幕职、州县官”，共分为七等二、三十级，都作为寄禄官称，用以定官品和俸禄等级，官品自从八品至从九品，与京官官品相近，是京官的“候选”官员，通常即称为“选人”。上述“幕职、州县官”的官① 《册府元龟》卷308《宰辅部·总序》。关于唐代后期和五代、北宋的宰相职衔，有人认为只有同平章事才是真宰相，侍中、中书令是虚衔，此说欠妥。参见陈振：《关于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称，大多又与“差遣”（实职）名称相同，因而容易混淆。 宋代士人入仕，基本上都要经过“选人”阶段，许多人甚至终身是“选人”，只有升改为京官，称为“改官”，才能得到升迁中高级官员的机会。士人考中进士后，通常只有前三至五名的寄禄官称为低级“京官”。第六名（有时是第四名）以下的极大多数进士的寄禄官称，都是“幕职、州县官”，都属“选人”，所有“七阶选人须三任六考，用奏荐及功赏，乃得升改”为京官①。 中书与宰相、副相、使相中书，全称中书门下，习称政事堂、都堂、政府、东府，设于宫城中（“大内”），为最高行政机构，是宰相和副相办公处，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宋沿晚唐、五代旧制，虽规定以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宰相，但自后周显德元年（954）中书令任宰相的冯道死后，未再任命中书令为宰相，宋代沿袭亦未再任命中书令为宰相。 侍中，只有德高望重或权位隆盛的少数同平章事，才能将宰相的职衔晋升为侍中，元丰改官制前，“国朝以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宁，真拜侍中才五人”。“真拜侍中”即是以侍中任宰相，不必带同平章事职衔，这五人是范质、赵普、丁谓、冯拯和韩琦，此外王旦和富弼二人也曾真拜侍中，但他们都以侍中的职衔名位过高而恳辞，仍只以同平章事职衔继续任宰相①。同平章事，全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平章事，是北宋前期宰相的主要职衔。 五代、北宋前期，沿唐制亦以宰相兼领三馆。宰相例兼馆职，初任同平章事即兼集贤殿大学士，称集贤相；后升兼监修国史，称史馆相；最后升兼昭文馆大学士，称昭文相，为首相、上相。宋太宗时起，初任同平章事大多不兼馆职，以后再升兼馆职。 五代、北宋前期，亦设“使相”，凡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而兼有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衔，称为“使相”，只是荣誉衔。只有乾德二年（964）正月，由于宋太祖过早罢免留用的原后周宰相，以致任命赵普为宰相时，没有现任宰相签署敕令，才牵强附会地以使相（泰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光义有“同平章事”衔，签署任命赵普为相的诏令。 参知政事，为副相，习称为执政，广义的“执政”包括枢密院的正副长官；有时还包括宰相在内，通常则连称为“宰执”。 乾德二年（964）四月，为分同平章事赵普之权，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但“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①，实际上只是宰相的助理。开宝六年（973），参知政事才升政事堂，与宰相同议政事，轮流知印、押班、奏事，具备了副相的职权。至道二年（995）七月，寇準罢参知政事后，一度规定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参知政事除了议论军国大事不得升政事堂。不久，除朝会仍由宰相押班外，参知政事的其他职权均恢复。中书五房是中书门下的办事机构，指孔目、吏、户、兵礼、刑房，分理①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15《翰林学士承旨》引《五代职官志》。 ① 《宋史》卷161《职官志》一。 ① 《宋史》卷158《选举志》四。 政务。旧设堂后官十五人分主事务，原由“吏”任职，宋太祖改用士人，太宗时改为六人，一人为提点五房公事。神宗初，增设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以朝官担任。 宋初中书省成为闲散机构，中书舍人成为寄禄官称，除特命外通常不草制。另以其他官员草制（外制、中书制），称知制诰，资浅者称直舍人院（不久停设），临时代理者称权知制诰，其机构称为舍人院。神宗初，复设直舍人院，则属临时代理而非资浅。 枢密院枢密院，宋沿五代旧制设置，侵夺原兵部职权，为最高军事机构，习称枢府、西府，长官为枢密使、副使。太平兴国四年（979），开始以资浅者为“签署枢密院事”任副长官，后又设最低的副长官“同签署枢密院事”。英宗时起因避讳改“签署”为“签书”。淳化二年（991），改知枢密院事为正长官，同知枢密院事为副长官；此后又改以枢密使为长官，副使等为副长官，枢密使·副使与知·同知枢密院事不并设。北宋时只有庆历二年（1042）至五年与西夏战争期间，枢密使由宰相兼任。 枢密院的办事机构为枢密院承旨司，设承旨、副承旨，后设都承旨、副都承旨，下分设兵、吏、户、礼四房。神宗初，设检详官，增设刑房，又设北面河西房以处理边防事务。 三司宋沿五代旧制设三司，是北宋前期总理财政及工务的机构，侵夺原户部、工部职权。三司仅次于中书和枢密院，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副使，三司使号称为“计相”，太宗曾废三司使而分设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并各设副使；不久合为三司使；随后罢三司使而设左、右计使，接着增设总计使判左、右计事；又罢左、右计使，再分设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咸平六年（1003），又合并为三司使，并分设盐铁、度支、户部副使，以后又只设三司副使为副长官。下设二十四案，每案设推官或勾当公事主管，分管全国的商税、户税、盐、铁和百官俸禄，以及各种修造和建筑等。 审官院宋初，新设“差遣”由“中书”直接任命。太宗时设“差遣院”，负责文臣京朝官的考课与任命，后又设“磨勘京朝官院”，专负考课之责。淳化四年（993）改称审官院，同年废差遣院，长官称知、同知审官院，侵夺吏部职权。熙宁三年（1070）五月，审官院改称审官东院；同时将枢密院的部分职权划出，增设审官西院，负责中低级武官，包括诸司使、副使及大使臣的考课与任命。 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淳化二年（991）设审刑院，长官为知、同知审刑院事，为最高司法复审机构，侵夺刑部的部分职权。 大中祥符二年（1009）设纠察在京刑狱司，长官称纠察在京刑狱或纠察刑狱，负责纠察开封府及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的徒罪以上案件。 礼院与权知贡举宋初沿设太常礼院，简称礼院，长官为知、同知院，侵夺礼部职权。 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为制定封禅活动礼仪，设“详定所”；六年，改名“礼仪院”，以执政为判院，另设知、同知院。天圣元年（1023），废并入太常礼院。贡举唐属礼部，以他官任贡举称权知贡举。北宋前期礼部为闲司，沿旧制设权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考试结束即罢。 谏院端拱元年（988），虽改左、右补缺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作为谏官，实际上仍只是寄禄官称。真宗曾下诏不兼他职，专司谏职，但兼他职如故，实际担任谏职的不多。因中书省、门下省本身已成为闲散部门，谏官因而没有专门机构。天禧元年（1017），曾下诏建立谏院，实际建院是在明道元年（1032），长官为判、同判谏院事，司谏、正言明令不兼他职者才任谏职，其他官员任谏职者称为知谏院、同知谏院。但谏官常将矛头指向官员而不是皇帝，情形与御史相似，“（御史）台谏合流”。 御史台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侍御史知杂事为副长官，都以其他官员兼、权，所属御史也以其他官员兼领，御史台下虽有台院（侍御史）、殿院（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之名，但御史多缺。太平兴国三年（978），才任命监察御史，资浅者称“里行”，如殿中侍御史里行等。景祐元年（1034），三院御史定为六人。天禧初，一度设“言事御史”，也称言事官、谏官御史，任谏官之职。庆历五年（1045），重设言事御史兼谏职。 元丰三年（1080），依唐制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分察朝廷各行政机构。六名御史中三人分领六察，三人为言事御史担任谏职，兼监察朝廷其他机构。 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宋初还大多保有具体职权，但遂渐成为闲散机构。除刑部、大理寺、国子监、司天监、都水监等，还保留大部分职权外，其他省、部、寺、监只剩下一些次要职权或少量杂务，长官通常称判尚书省之类。 馆阁三馆、秘阁、龙图阁等合称馆阁，所置学士、直学士、待制、修撰、直馆、直集贤院、直阁等，基本上都成为内外文官所带的“职”（贴职），并不实任其职，只是文官的荣誉职名。 三馆中弘文馆因避宋讳改称昭文馆，设大学士，史馆设监修国史，集贤院设集贤殿大学士，由宰相兼任以作为上相、次相、末相之序。史馆只修“日历”，“实录”、《册府元龟》等都在别处修撰；国史、会要则另设编修院修撰，修撰官员多从三馆官员中选任，日历后亦归编修院修撰，三馆实际成为国家藏书馆。太平兴国三年（978），修建新馆，总名崇文院。端拱元年（988），又于崇文院中建“秘阁”，藏天文、占候类书籍及其他真本、秘籍、古画、墨迹等。 龙图阁，咸平四年（1001）建，藏宋太宗所撰诗文等，以后历代都建阁，如天章阁（真宗）、宝文阁（仁宗，附英宗）等共11 阁，只有太祖、钦宗及南宋度宗（含）以后未建阁。 第三节北宋中期的元丰官制改革元丰二年（1079）五月，李清臣上奏指出：“本朝官制踵袭前代陈迹，不究其实，..官与职不相准，差遣与官职又不相准”②，要求进行改革，其后进行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 阶官（寄禄官） 元丰三年九月的《以阶易官寄禄新格》，是以原先的“文散官”官称，如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及各种大夫、郎，略加调整增补，编成“阶官”，共24 阶，作为新的文官寄禄官称，以替代原先的省、部、寺、监官名的旧寄禄官称；并废“使相”原有官称为开府仪同三司（仍习称使相），列为文阶官之首。取消文、武散官。 元丰五年五月一日，宋朝廷文官系统正式实行新官制，恢复三省六部及寺、监的职权，使官名与职务相一致，这是以《唐六典》为蓝图制定的，但只改革了朝廷机构和文官系统京朝官的寄禄官称。 宰相和执政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长官为宰相，但尚书令、侍中、中书令虚设而不任命，以尚书省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由于取旨拟诏之权在中书省，右相（次相）之权实际上重于左相（首相）。 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右丞为执政（副相）。枢密院以知、同知枢密院事为长官，其他皆废，元祐三年（1088），复设签书枢密院事为低级副长官，均属执政官之列。 对中书（都堂）与三省的改革元丰改制时，“官制所虽仿旧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旧中书门下（中书、都堂）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行，纷然无统纪”①。后改依唐制，定为中书省取旨（草制）、门下省复奏（封驳）、尚书省施行。原“中书门下”的正厅，定为新宰相的办公处兼宰相与执政的议事处，称为“三省都堂”，但仍习称为中书、都堂或政事堂，废原中书五房。 原“中书门下”的东厅，改为门下省，是门下侍郎（执政）处理本省事务的办公处。另在门下省之后建新房，称为门下后省，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十房，设四名给事中分管及任封驳之职。 原“中书门下”的西厅，改为中书省，为中书侍郎（执政）处理本省事务的办公处。也建中书后省，设吏、户、兵、礼、刑、工等八房；由中书舍人四人掌管并草拟六房诏制（外制）。 ② 《宋史》卷161《职官志》一。参见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1985 年第6 期。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长官是左、右仆射为宰相，省务由副长官尚书左丞、右丞（执政）办理。下设左司分管吏、户、礼等房，右司分管兵、刑、工等房，设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治。 对六部、学士院及其他机构的改革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六部各设四司，长官为郎中，资序低的称员外郎。 吏部在唐代只主管文官，现改为通管文武官。高级官员原先由中书（政事堂）任命，现改为三省都堂主管，仍称为“堂除”。吏部所管的实际上只是中、低级官员的任命、考核等。废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主管文臣京、朝官；废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主管武臣的诸司副使以上。废流内铨为侍郎左选，主管文臣的“选人”（幕职州县官）；废三班院为侍郎右选，主管武臣的大、小使臣（内殿承制以下）。户部：废“三司”，其中财政事务归户部尚书及左侍郎；并将变法改革期间，由司农寺主管新法的财政事务，归户部右侍郎，实际上成为“第二户部”，户部尚书不能过问其事。礼部：废太常礼院、贡院，其事务归礼部。兵部：保留枢密院，只管辖厢军、民兵等地方武装和军械、仪仗，以及绘制地图等事。刑部：将“纠察在京刑狱司”及“审刑院”的职权并入。工部原属闲司，现将“三司”中侵夺工部的职权归还。翰林学士原是“差遣”，现定为正三品的正式官位。宋初，翰林学士定员六人，通常少于此数，偶有第七员，号称“员外学士”，以资深者一人为承旨作学士院长官。也有带翰林学士而任他职的，类同“贴职”。改革前的翰林学士，大多带知制诰衔，只有其寄禄官为中书舍人，则不带知制诰①，改革后的翰林学士全带知制诰衔，一般只称翰林学士。还有直学士院、直翰林院，简称“直院”；权祗应翰林院事、权直学士院、权直翰林院、学士院权直、翰林权直，简称“权直”；以及权翰林学士，权学士院等。废舍人院入中书后省，并罢废代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的知制诰、直舍人院。元丰改制后废谏院，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为谏官，左属门下省（后省），右属中书省（后省）。改崇文院为秘书省，废昭文馆、集贤殿大学士，流行了近4 个世纪的宰相所带职名亦被取消，监修国史只作为修史时宰相或执政的“差遣”。其他官员罢带职名，外任官才带直龙图阁等职名。其他如御史台、殿中省及九寺五监等，也都大体恢复相应职权。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己丑。 第四节北宋后期与南宋的朝廷政制“选人”等寄禄官称的改革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奉行元丰新制，但也有变化与补充性改革。由于“选人”的许多寄禄官称与作为“差遣”的官名相同，因而产生两者名称混淆的问题。“有带知安州云梦县而为河东干（勾）当公事者，有河中司录参军而监楚州盐场者，..淆乱纷错，莫甚于此。谓宜造为新名，因而制禄”①。崇宁二年（1103）遂改为承直郎至将仕郎七等，称为“选人七阶”，后又有增改，连同京朝官共37 阶，完成了整个文官体系阶官（寄禄官）名称的改革。政和二年（1112），又改革武官、内侍官和医官等寄禄官称，并都改称为阶官。从而解决了所有寄禄官名与实际官职名称的混淆问题（武官寄禄官称的改革，参见下章《军制》第二节《宋代军事制度》）。 平章军国重事元祐元年（1086），四朝元老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不处理日常政务，地位在宰相之上。元祐三年，吕公著改任“同平章军国事”，也不再处理日常政事，均属荣誉衔。 此后，南宋韩侂胄于开禧元年（1205）任平章军国事，乔行简于嘉熙三年（1239）、贾似道于咸淳三年（1267）、王烚爚于德祐元年（1275），都曾任“平章军国重事”，权位也都在宰相之上，是实职而非荣誉衔。 公相政和二年（1112）五月，蔡京以太师任宰相，又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改称为“三公”，由荣誉衔改为实职，“为真相之任”，号称“公相”；王黼也曾以太傅总治三省事，权位皆在宰相之上。以后，又将三公改为荣誉衔，不治政事。 宰相、执政官称的变化政和二年（1112）九月，宋徽宗认为以左、右仆射为左、右相，是“以仆臣之贱，充宰相之任”①。遂改左仆射为太宰（首相）、右仆射为少宰（次相），仍分别兼任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又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均虚设而不任，又罢尚书令。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宰相官衔又恢复元丰官制，宰相为左、右仆射。 建炎三年（1129）四月，宰相改称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相，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右相，以示左、右相通治三省事。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1 之21。 ① 关于唐、宋两代的知制诰及翰林学士带知制诰问题，参见陈振：《关于宋代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 乾道八年（1172）二月，又改左、右仆射并同平章事为左、右丞相，并废除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的虚名。 建炎三年四月，又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同时废除尚书左、右丞。南宋初年，还曾设“权同知三省枢密院事”，属执政官之列。 建炎元年（1127）五月，设御营使、副使由宰相、执政分兼，统师南宋军队，枢密院形同虚设。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使、副使，职权归还枢密院，以知枢密院事为长官，由宰相兼任；有时另设知枢密院事主持院务。绍兴七年（1237）正月，重设枢密使为长官，由宰相兼任，以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等为副长官，南宋与金、蒙古（元）战争时期，宰相例兼枢密院长官，参知政事也与枢密院副长官互兼。 省并机构建炎三年四月，将中书、门下两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与尚书省实际上只两省，但行文及习惯仍称为“三省”。 九寺五监经过省并后，只保留太常、大理、太府、宗正、司农五寺及国子、将作、军器三监。鸿胪寺废入礼部，卫尉寺、都水监、少府监废入工部，太仆寺废入兵部，光禄寺废入太常寺。除大理寺、国子监正副长官并置外，太常、太府、宗正、太仆四寺基本上只设副长官少卿，如设长官“卿”，常不设副长官“少卿”。 将作、军器两监，虽正副长官及属官悉置，但实际事务都由工部及首都（行在所）临安府承担，两监“事务稀简，特为储才之所焉”①。 六部除户部保留四司外，采取司级长官兼领他司事务的方式，进行省并。实际上吏部只存吏部、司封（兼司勋）、考功三司，刑部只存刑部和都官（兼比部、司门）二司，礼、兵、工三部都是四司实际上已合为一司，各部长官除吏、户部设尚书、侍郎外，其他四部通常都只设侍郎一人，如设尚书则不设侍郎，各部及寺、监的属官及吏也减少很多。 ① 《宋史》卷329《邓洵武传》。 第五节宋代的地方政制路级机构宋代实行朝廷、府州、县三级政制，在朝廷与府、州间设“路”（类似后代的“省”），作为行政监察区及军区，主要机构有安抚使司（帅司）、转运使司（漕司）、提点刑狱司（宪司）和提举常平司（仓司），合称“帅、漕、宪、仓”。其中除“帅司”为军事机构，其他漕、宪、仓三司，都有行政监察职责，统称为“监司”。此外，还有其他路级机构。 宋初，设转运使作为征讨大军的粮饷官，也是地方及新征服地区的财物运往朝廷的督运官，后演变为路级财政长官，机构称转运使司，正副长官为转运使、副使、判官，寄禄官称高的称都转运使。太平兴国六年（981），“诏令诸路转运使，察官吏贤否以闻”①，具有监察官的身份，转运使司因而也被称为“监司”。 提点刑狱司（宪司）的职权原属转运使司，淳化三年（992）一度设提点刑狱官，次年罢。景德四年（1007），正式设置提点刑狱司，成为常设的路级司法机构，后曾一度废并入转运使司，也有监察官吏之责，成为“监司”之一。正副长官为提点、同提点刑狱（公事），职权逐步扩大，兼及治安、军器、河渠等事。 熙宁二年（1069）末，诸路设提举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且专举刺官吏之事，成为“监司”之一。机构称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是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的机构。元祐元年（1086）时罢废，绍圣元年（1094）复设，遂成定制，南宋初一度并入提点刑狱司。 政和元年（1111）设提举茶盐司，南宋绍兴五年（1135）将提举常平司并入，改称提举茶盐常平司，以后分设再合并后，称提举常平茶盐司，无茶盐地区只设提举常平司。 北宋末设提举学事司，管理本路所属州（府）、县学政。 两浙、广南、福建三路，设提举市舶司，以管理本路对外贸易及税收。 南宋时两浙路一度废提举市舶司入转运使司。 北宋陕西路设“制置解盐司”，以管理解盐生产；另设有“提举出卖解盐司”，管理解盐专卖事务。 府、州、军、监府、州、军、监是直属朝廷的一级地方机构。 首都开封府，设尹，由亲王担任；少尹虽设而不任。其他官员任长官称“权知开封府事”，简称权知府事、知府。陪都西京洛阳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尹、少尹皆设而不任，长官称知洛阳府事等，简称知府，皆兼留守。崇宁三年（1104），废“权知开封府事”，设牧、尹、少尹，亲王任职称牧，一般官员称尹、少尹。南宋首都临安府称“行在所”，长官称知临安府事，与普通府设官相同。亲王任职称尹，设少尹佐理。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1，政和二年九月癸未。 宋初，各州长官为刺史，而没有节度使的州，以及新征服地区，首先“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①。不久，刺史成为武官的官衔，州长官称为“知州军事”，简称“知州”。又寄禄官（阶官）在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则称判某府、州。 府、州又设通判为副长官。通判先设于新平定的地区，规定“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行施行”①，监督其执行政事。以后在武臣任州、府长官时，也派通判。后演变为州、府的副长官，大州、府派二员甚至三员，一般州、府只派一员，小的州不派，小州如由武臣担任知州时也派通判，边远地区即以通判兼任知州为长官。州级军设于军事要地，州级监设于矿区所在县，通常只辖一、二县，虽与府、州同级而地位较低，长官称知军、知监，通常不设副长官。 县、军、监、尉司在县级政权设置上，除三泉县（在今陕西略阳西南）北宋时直属朝廷外，县都属于州、府及州级军、监，通常以京、朝官任县长官称“知县事”，以“选人”任县长官则称为县令。还设有相当县级的军、监，设置原因及长官与州级的军、监相同，县级“军”则常保留县名，则设军使兼知县。 县级政权还设有丞、主簿、尉，小县只设其中的一或二职而兼任未设职的事务。有些则不设长官，而由县丞或主簿、县尉兼任。 个别县级政权不称县、军、监，而称“尉司”，只设县尉，这和本应设县令，而实际上只任命县尉兼任县令的情况不同。如永泰县被废为镇而隶属于盐亭县（今属四川），熙宁十年（1077）独立，设“尉司”统辖原永泰县地，称“永泰尉司”，只设县尉通管六案、仓库、刑狱等事，后改名安泰尉司。绍兴三十一年（1161），升改为安泰县（今四川盐亭东北）。 宋代的政治制度，处于从隋唐三省制到元代一省制的过渡时期，北宋前期的“中书门下”（政事堂）实际上已取代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行政效率较高。由于当时官名与职务分离造成的混乱，以及新设政权机构大小不一造成的权责失衡，促成元丰改制而恢复为三省六部制，六部制的恢复协调了朝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为金、元、明、清所沿袭，显示其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生命力。但是，三省制的恢复，却不久即暴露其行政效率差而慢的弱点，虽屡经改进，但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职权集中的朝廷。南宋时，合并中书、门下二省为一省，宰相、执政、枢密院长官合署办公，三省、枢密院实际上只设办事机构等措施，为向元代只设中书省（或尚书省）的一省制奠定了基础。路级机构是元代行省的雏形，以及许多宋代制度和官称为后代所沿用等，这些都是五代和宋代的政治制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表现。 ① 《宋史》卷165《职官志》五。 ① 《宋史》卷4《太宗纪》一。 第六节辽代的北面官和南面官辽朝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转徒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又有“宫室以居，城郭以治”①的汉人和渤海人。为了有效地治理被征服地区和被统治民族，契丹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和开拓疆域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各族上层人士参与治理，吸取他们的治国经验，学习各族的文化和制度，使他们的统治方式与各地区人民的社会文化背景相适应。世宗耶律阮（兀欲）时，逐渐形成了适应本国基本情况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经穆、景、圣三朝，统治制度逐渐完备，机构逐渐完善。辽朝统治的基本方针是“因俗而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②，因而它的统治体制也就同时具有“行国”和“城国”的基本属性。 “因俗而治”的方针，体现在统治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官分南、北”。 辽国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北面；“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①，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南面。 朝官体系：北面官和南面官在朝廷，北面官中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北枢密院，也称契丹枢密院。长官为北院枢密使、知北院枢密使事、北院枢密副使、北院枢密直学士、北院枢密都承旨等，枢密使、副由契丹贵族担任，直学士则多用汉族士人和契丹文学之士。由于契丹贵族是辽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北枢密院同时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辽朝常设的军国大事的最高决策机构。 总理契丹等各游牧部族军、政和游牧事宜的中央机构是南、北二宰相府。长官为南、北府宰相。早在遥辇阻午可汗时，契丹八部就已由二府分领，自公元910 年以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后族萧氏世预北府宰相之选。圣宗时，北府统五院、六院、乌隗、涅剌、突吕不等28 部；自神册六年（921）以皇弟耶律苏为南府宰相后，宗室世预南府宰相之选。南府统乙室、楮特、突举、品等16 部。后期，随着辽朝社会发展、进步，以契丹别部人和汉人、渤海人为两府宰相者，也不乏其人。 敌烈麻都司掌契丹礼仪，犹如南面官的礼部，长官为敌烈麻都，主持契丹传统的祭山仪、拜陵仪、瑟瑟仪和腊仪等。 夷离毕院掌刑狱，长官为夷离毕。夷离毕为遥辇联盟后期所设，除掌政刑外，也兼掌契丹仪式的祭祀，如岁除、祭山、丧葬等仪。 大林牙院掌文翰，修契丹文文告。长官为北面都林牙、北面林牙承旨、北面林牙等。 北面官中还有位居百官之上的大于越。于越一职出现于遥辇氏联盟后① 《文献通考》卷63《职官考》17。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47 之2。 ① 《辽史·营卫志·序》。 期，首任此职者是耶律阿保机的伯父耶律释鲁。释鲁在遥辇氏联盟后期的权力斗争中起过关键作用，被授予于越之职，与联盟首领“同知国政”②。此后，耶律阿保机为于越，“总知军国事”③，并取代遥辇氏为部落联盟首领，进而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了政权。建国后，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师”，“无职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①。 大惕隐司掌四帐皇族政教，长官为惕隐，系大宗正之职。“惕隐”的官号可能继自突厥，突厥称“可汗子弟为特勤”，回鹘也有官职“狄银”，它们与“惕隐”和后来元朝时的“的斤”，“皆‘特勤’之异译”②。韩儒林教授考证认为：突厥的“特勤”，除可汗子弟外，异姓也得为之；特勤一号，至少在5 世纪下半期嚈哒人业已使用。 皇帝的禁卫、宿值等由殿前都点检司承担，长官为殿前都点检，也称大内都点检。都点检一职出现在辽穆宗时期，当是从后周和北宋学来的，由于辽朝汉人多不管军，来自于中原的这一职务入辽则变成了北面官。 宣徽有南、北二院，长官为南，北院宣徽使，同知南、北院宣徽使事等。掌御前祗应之事，凡册封、朝会、行幸、还京、接见使臣等，掌殿廷礼仪，负责押殿前班，引皇帝上、下殿，宣答，宣赞，请木契，受表等。如册皇太后仪，宣徽使需请木契，唤仗，押班，引皇帝上、下殿。 南面官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南枢密院，也称汉人枢密院，是掌定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汉人、渤海人州县事务的朝廷机构。长官有南院枢密使、同知南院枢密使事、南院枢密副使、南院枢密直学士和南院枢密都承旨等。南院下设吏、户、兵、刑、厅（即工部）五房，分管各部事，兼有唐代尚书省的职能。 中书省是南面朝官中的又一机构。它的前身是辽太祖时的汉儿司，为初期治理汉人事务的机构。及至南枢密院成立，尚书省职能多归南枢密院，汉儿司改名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改称中书省，负责六品以下汉官除授，兼掌礼部事。长官有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为南面官中的宰相。但“汉宰相（即南面宰相）必兼枢密使事乃得予闻机事”③。 南面官中也有国史院、御史台、诸寺监等机构，有监修国史、御史大夫、大理正和殿阁大学士、学士，“大理、司农有卿，国子少府有监”。 随着辽朝境内封建因素的增长，中央集权化的倾向逐渐增强，圣宗以后，汉人也不乏任北面官者，如韩德让曾兼北、南院枢密使，大丞相；室昉、刘晟、邢抱质、大康乂，也先后任过南、北府宰相。 捺钵与斡鲁朵制以游牧的契丹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辽政权，虽有五京的建置，皇帝与朝臣却并不常居京城。同部民的“随阳迁徙，岁无宁居”一样，他们每年四季都② 《辽史·百官志·序》。 ③ 《辽史·百官志·序》。 ① 《辽史·逆臣传》上。 ② 《辽史·太祖纪》。 ③ 《辽史·百官志》一。 巡幸于不同地区，政治中心也随着他们的行踪而转移，于是皇帝“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④。每年两次在夏、冬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傅乐焕先生称之为“大政会议”①。这类大政会议是辽朝的最高决策机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这类“大政会议”上决定的。斡鲁朵与捺钵是辽政权“行国”特色的突出反映。 “捺钵”又作“纳拔”、“纳钵”、“剌钵”、“纳宝”，汉意为“行宫”或“行在”。辽帝的四时捺钵制度既与契丹人游牧和渔猎经济活动相适应，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制约。 辽初，冬、春多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及以南的潢水、土河流域，夏、秋多在上京西北永安山、拽剌山（今大兴安岭东南余脉）一带。圣宗前期，因对宋交涉的需要，捺钵也相应南移，春捺钵多在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夏、秋在炭山（今河北沽源县境闪电河源头），冬季则多住南京（今北京）。天祚帝末期，东北与女真战事连年局势不稳，被迫将捺钵移向西南鸳鸯泊、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一带。 圣宗后期至兴宗、道宗和天祚帝前期百余年间，社会稳定，捺钵制也得以完善，四时捺钵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在长春州①附近的鸭子河、混同江、鸭子河泊②；夏捺钵在永安山、拽剌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伏虎林；冬捺钵在潢、土二河间的广平淀。 跟随皇帝至四时捺钵的是一个庞大的行宫部落集团，它包括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诸斡鲁朵和朝廷的北、南面官员。朝廷的北面官全部随行；南面官中宣徽院所属百司官员全部随行，枢密院、中书省宰相一人，枢密都、副承旨二人，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一人从行。其他汉官留守中京，办理汉人公务。留守官有权任命县令、录事以下文官，县令以上文官只能以堂帖权差，等会议行在所取旨后方可给敕正式任命；武官则必须奏准。 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钩鱼和捕鹅。正月中旬起衙帐离开冬捺钵，三月中旬到达。江河尚未解冻，鹅雁未至时，凿冰钩鱼；冰雪融化，鹅雁北归后，放鹰鹘猎捕天鹅。钩得第一尾鱼，捕得第一只鹅后，便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互相庆贺。这既是契丹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内容，也是辽国统治者的娱乐活动。春捺钵活动期间，捺钵周围千里之内的属国、属部首领要到捺钵朝见辽帝，以示臣服。所以春捺钵活动也包括了安抚、控制、考察各属国、属部的政治内容。 四月中旬，行宫集团离开春捺钵进山避暑、赏花。皇帝与北、南面臣僚共议国事，这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大政会议。闲暇时间则从事游猎。 七月中旬，入山射虎、鹿，转入秋捺钵，天冷后到冬捺钵避寒，再与北、南面臣僚举行第二次大政会议，共议国家大政方针。同时接见宋及诸国使臣，闲暇时校猎、讲武。 辽国皇帝的捺钵活动，既是契丹人的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也是辽国统治集团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④ 韩儒林：《穹庐集·突厥官号考释》。 ① 余靖：《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 ① 《辽史·营卫志》上。 ② 傅乐焕：《辽史丛考·四时捺钵考五篇》，中华书局1984 年版。 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①。宋朝人对此十分理解，他们知道“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如南人趁时耕种也”②，并非像宇文懋昭所谓的“承平日久，无以为事，四时游猎，荒无定所”①。捺钵既是举行国政会议的地点，又是皇帝处理国事的场所，它才是辽国的政治中心。 斡鲁朵汉译为“行宫”，是皇帝，个别后妃、亲王个人掌管的政治、经济、军事机构。它有办事的衙署、长官、军队、牧场、州县和从事生产、服务的宫分人。斡鲁朵的经济收入是主人的私产。宫分人“入则居守，出则扈从”②，“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③。皇帝死后，由后妃和子孙继承。辽国共有斡鲁朵十三个，包括九帝、二后（太祖后述律月理朵和景宗后萧绰）、一个皇太弟（圣宗时的孝文皇太弟耶律隆庆）的十二个斡鲁朵和圣宗朝大丞相韩德让所建的文忠王府。 斡鲁朵制创于辽初，耶律阿保机将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二部，将宗室分为孟父、仲父、季父三房后，他本人则以建国前的侍卫军腹心部为核心，另建立宫卫“算斡鲁朵”（汉名“弘义宫”）。这是辽国的第一个斡鲁朵，它的主人就是辽的开国皇帝太祖阿保机。 此后，各斡鲁朵是以“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的方式建立的。 斡鲁朵辖有著帐户、宫分户和州县。著帐户是由犯罪的宗室、外戚和大臣家属组成的，他们承担仆役、侍从、警卫等非生产性的祗从之役。宫分人多来源于战争俘虏，后妃的陪嫁者——媵臣和由州县、部族中抽调者。初期还有一定数量的自愿附宫籍者。他们中有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和其他部族人。宫分人中大多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狩猎业。 隶属斡鲁朵的州县人户，由诸宫提辖司管理，不参加四时捺钵活动，但要向斡鲁朵提供徭役和出兵马从征④。 斡鲁朵的管理机构为都部署司，长官称都部署，也称宫使。宫使掌本斡鲁朵的户口、钱帛、司法和刑狱。同时统领禁卫，既是本斡鲁朵的行政长官，也是军事统帅，直接对本宫主人负责。总领辽国各斡鲁朵军政事务的机构是契丹行宫都部署司和汉儿诸行宫都部署司。长官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和汉人行宫都部署，掌“行在行军斡鲁朵之政令”⑤。汉人行宫都部署管理行宫中的汉人和渤海人事务。 在四时捺钵中，皇帝的斡鲁朵组成小禁围，其他各斡鲁朵跟从在皇帝斡鲁朵附近，组成大禁围，共同保卫皇帝的安全。斡鲁朵的武装力量是宫卫骑军，而平时侍卫有殿前都点检和诸宫都部署所统的武装。 ① 关于长春州的所在地，有吉林洮南县城四家子古城和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他虎城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李健才：《东北史地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② 鸭子河泊有为今月亮泡、黄花稍泊两说，参见《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辽史丛考》。① 《辽史·游幸表·序》。 ② 张舜民：《使辽录》。 ③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 ④ 《辽史·兵卫志》。 ⑤ 《辽史·营卫志》上。 地方行政机构：部落与州县圣宗时，辽朝已建有上、中、东、南四京。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后晋所割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俱备。初期，以上京为都城。中京建成，遂取代上京成为辽朝的都城。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国家，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它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辽朝的五京是用来统辖州县的，它的治理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五京各有特点，作用也不尽相同。辽朝盛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①。全国分为五道，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之地置上京道，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之地置东京道，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宁城西）之地为中京道，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之地为南京道，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为西京道，又置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于中京道，计为五道六府。 上京临潢府是辽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自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②，是辽内四部族的游牧地。在建国前后，又迁入了大批汉人和渤海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发展。东京用以控制渤海、女真，备御高丽。西京备御西夏和西南各游牧部族。中京、南京经济发展水平略高，多设财赋官，对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基本上都是以部落组织进行治理的。契丹人自古八部时期，部落组织就发挥着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能。大贺氏联盟与唐朝隶属关系确定后，于契丹游牧地设松漠都督府，部落置州。部落相当于汉地的州级行政机构，部落下属的石烈则相当于县，此制至辽不变①。遥辇氏联盟后期，随着对外征伐的进行，联盟所统人口增加，部落不断扩编，以原遥辇八部为核心，又将被征服的奚、室韦等编部，分别由契丹各部贵族统领。到阿保机建国后，又将强大难治的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形成了“太祖二十部”。而将其伯父的后裔和诸弟所统的人户编为皇族三父房，将与之通婚的后族升为国舅帐，将遥辇氏九任联盟首领的后裔统领的部众升为遥辇九帐，从而达到削弱迭剌部，减轻其对皇权的威胁，使强大的势力互相牵制的目的，即如史家所说的辽太祖“有英雄之智者三，任国舅以偶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②。 关于契丹人的部落，《辽史·营卫志》解释说：“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韦之类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易术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又说：“分镇边圉，谓之部族。”这里既说明了辽代契丹等游牧民族的部落，与社会发展史中所讲的部落、氏族含义不同，也交待了辽朝部落组织的部分职能。 前期，除奚六部建王府，由奚六部大王直接管理外，诸部落长官皆称夷离堇①。辽太祖时，改诸部夷离堇为令稳。太宗会同元年（938），升北、南① 《文献通考·四裔·契丹》载“十宫各有民户，出兵马”。 ② 《辽史·百官志》一《北面宫官》。 ① 《辽史·地理志·序》。 ② 《辽史·地理志》一。 ① 《辽史·百官志》一：“石烈，县也。”《辽史·国语解》：“霞濑益石烈，乡名。诸宫下皆有石烈，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设北、南和乙室大王府，长官为大王、都监。圣宗统和中，又改诸部令稳为节度使，设节度使司、详稳司，长官为节度使、详稳②、司徒；遥辇九帐设常衮，二国舅帐则分为大翁帐、小翁帐、大父帐、少父帐详稳司，分别设详稳管理。四帐皇族、二国舅帐和遥辇九帐地位高于其他各部，他们的份地（封地）居于辽朝中心地区。其余各部则“分镇边圉”，主要在上京道，分别统以南、北二宰相府。 辽朝管理定居农业人口的“地方行政区划，道以下一般为府州军城与县（城）两级。府有京府、蕃府之分，州有节度、观察、团练、防御、刺史之分，观察以下诸州或隶属于道，或隶属于府与节度州”①。京府有留守司，设留守行府尹事，又有副留守、知留守事、同知留守事等官；诸府设知府事、同知府事等官。诸州则分别设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使或刺史。县有令、丞、尉、主簿。这是辽朝统治汉人、渤海人的行政机构。 除朝廷所辖州县外，辽朝还有由贵族建立的投下（也作“头下”）州，是辽国诸王、公主、外戚、大臣以征伐所得俘虏和奴隶建立的“私城”。诸王、公主、国舅可创立州城，其余则为军、县或堡，州、县名额由朝廷赐与。投下州的官员，节度使由朝廷任命，刺史以下官由投下主以本主部曲充任。投下户主要是本主奴隶和战争俘虏的汉人、奚人、渤海人；后期对外攻伐减少，公主所建投下州，多以陪嫁的媵户设置。初期，辽太祖采纳韩延徽的建议，“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②。这是契丹统治者安抚俘虏和降人的方式，也是投下制产生的背景。它对安抚汉人、渤海人，发展辽国的农业、手工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属国和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③。大王、节度使任以契丹贵族或各部族酋长。 此外，诸坊、场、局、冶、牧、厩有太师、都监、使、详稳等官。诸京有财赋官，如钱帛司、计司等。南面官虽沿袭唐、五代和借鉴于宋，但机构和设官皆不甚完备，所谓“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①。 由于《辽史》疏漏，对官制的记载或遗漏，或重复，甚或一官而有多种名号，故对辽朝官制的研究一直为治辽史者所重视。近年来，辽金考古成绩斐然，大量石刻文字中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辽代史料，为辽史研究的进展提供了大量出于当时人的记录，也发现了很多不见于《辽史》的辽朝官职和官称。设官治之。”又“弥里，乡之小者。”案：《辽史·营卫志》将石烈译为营。每部辖石烈多者十四，一般为二至四个。部落既相当于州，置节度使，则石烈似应相当于县，“弥里”相当于“乡”，或许更接近辽朝的实际情况。《国语解》以石烈比附为“乡”，恐不妥。 ② 《辽史·百官志》一《北面诸帐官》。 ① “夷离堇”一词，源于鲜卑、柔然，也作“俟勤”、“俟斤”。契丹首领在依附于突厥期间，接受突厥部落首领的官号“俟斤”。“夷离堇”为其不同音译。初期，契丹人用为部落联盟军事首长、部落首领和石烈首领的官称。 ② 详稳，又作相温、详衮，元代文献则作鲜昆、桑昆、想昆，韩儒林、蔡美彪认为相当于汉官“将军”，见《穹庐集·突厥官号考释》、《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波斯]拉施特主编的《史集》则称：“鲜昆，相当于汉语的相公。”余大钧、周建奇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③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辽北宋时期图组编例》。 ① 《辽史·韩延徽传》。 第七节西夏官制建国前后的官制从唐末党项羌拓跋部崛起，附唐后受唐朝封为夏州（今陕西靖边境）定难军节度使，据有夏、绥（绥德）、银（今榆林境）、宥（今靖边境）、静（今米脂境）五州之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朝藩镇。经五代到宋朝建立，中原王朝多次更迭，党项拓跋氏夏州政权虽割据一方，但在名义上都是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份进行统治。其部落与族帐首领分别被授予蕃落使、防御使、团练使、都押牙、指挥使、刺史等官职，实际上在本族部落内部仍行使部落、族帐首领的权限。 李继迁、李德明在位时期，是党项夏州政权积极准备建国的时期。由于党项夏州政权管辖的地区扩大，境内除党项人户外，还包括人数众多的汉人以及吐蕃、回鹘、契丹等族，党项政权松弛的政权形式与名义上的节度使身份，已不能适应新的管理方式的需要。李继迁初起时，即开始模仿宋朝制度设立官职，宋人谓其“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②。雍熙三年（986）二月，李继迁攻占宋朝的银州，准备称王，当时在谋士张浦的劝阻下，决定仍延续旧职，暂代定难军留后，称都知蕃落使。对部下则“设官授职，以定尊卑”，其官职仍沿用中原王朝过去对党项首领所封的官职名称，如左·右都押牙、蕃部指挥使、团练使、刺史等。到李继迁子李德明继位后，宋、辽两国都拉拢李德明以牵制对方，争相对其封官进爵。辽封为夏国王，又晋大夏国王；宋先封西平王，后又晋夏王。李德明则完全按照中原王朝的制度筹备建国称帝。他于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行帝制，追尊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册立长子李元昊为太子，立元昊母卫慕氏为后。这些措施都为建立独立的西夏王朝作好了准备。 宋明道元年（1032）李德明死，李元昊嗣位，立刻加快了立国称帝的步伐。他首先去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号“兀卒”（青天子）。避其父李德明讳，改称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并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又仿照北宋官制，于显道二年（1033）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官制。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这些机构的职掌与官吏委派，按宋朝所行制度大体上可以推知，清代学者吴广成在其所撰《西夏书事》中作如下注释：中书，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属有侍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舍人、司谏等官。枢密，掌军国兵防边备，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属有枢密同知、副使、签书、承制等官。三司，总国计，应贡赋之入，属有正使、副使、盐铁使、度支使等官。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属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殿中御史、监察御史等官。开封府，掌尹正畿甸之事，属有六曹、左·右军巡使、判官，左·右厢公事干当等官。翊卫司，司统制、训练、藩卫、戍守及侍卫扈从诸事，官有马步都指挥、副都指挥及诸卫上将军、大将② 《辽史·百官志·北面属国官》。 军之号。官计司，司文武职事员阙，注籍应选。受纳司，司仓庾贮积及给受等事。农田司，司仓储委积，平粜利农，属有司农卿、少卿、丞、主簿等官。群牧司，司内外九牧国马，属有制置使、副使、都监等官。飞龙苑，专防护宫城，警捕盗贼，以武干亲信者为之，或以内臣充职。磨勘司，司选叙、磨勘、资任考课。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蕃学与汉学是西夏的教育机关，西夏建国时“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写以蕃书。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置蕃学，设教授训之”③。 西夏的官制，从元昊建立之后，历朝都有增置改建，如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元昊又改革官制，仿宋制设置尚书令，其职掌在“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又改宋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毅宗谅祚时期，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①。 根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其中在记述西夏所设官职之后，对其官吏的任命是：“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可见在西夏朝廷的各种机构中，无论是党项人或汉人都有资格任职，西夏建立的是一套完整的官制系统。今人在研究西夏官制时，认为西夏官制分汉官和蕃官（党项）两个系统，如辽朝官制之分南北，即以蕃官治党项，以汉官待汉人。这种说法来源于吴广成的《西夏书事》，他认为元昊建国时设立的官制中，有所谓“专授蕃职”，其官“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弩，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西夏■都六年（1062）五月，毅宗谅祚“备官制。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增昂聂、昂星、谟个、阿泥、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弩诸号”①。 考之所谓“专授蕃职”的“蕃官名号”见于宋代史籍的记载，记述宋朝与西夏官方交往聘使中，宋朝对西夏官职名称的称呼，即不以汉官名称称谓，而代之以该官职名称的西夏语译名。如“皇帝”以西夏语译音称“兀卒”，“太后”称“乌尼”，“宁令”称“大王”，“谟宁令”称“天大王”，“枢密”称“领卢”，等等。其意在西夏王朝不能与中原王朝等同，反映了宋朝对西夏民族政权的歧视②。 20 世纪初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发现了珍贵的西夏文字文献，经过近一个世纪学者们的努力，这些文献已逐步被解读、利用，其中提供了研究西夏官制的第一手资料。较早被公布于世的是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编著的西夏文汉文对照双解辞典《蕃汉合时掌中珠》，在本书的“人事门”中，列举了西夏官制：“中书、枢密、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③ 《辽史·百官志·序》。又《辽史·百官志·南面》称：“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制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辽史》中的南面官，也只是“凡唐官可考者，列具于篇”。其官名或有因人而设者，或有临时委任者，未必定有其办事机构。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二月丁卯。 ①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1、13。 ② 《西夏书事》卷13、20。 司、御史、皇城司、宣徽、三司、内宿司、巡检司、工院、马院、陈告司、磨勘司、审刑司、大恒历院、农田司、群牧司、受纳司、閤门司、监军司、州主、通判、正听、承旨、都案、案头、司吏、都监”等①。 天盛律令所载官制颁行于西夏仁宗天盛（1149—1169）时期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提供了丰富详尽的西夏官制资料，其中第十卷《司序行文门》，是关于国家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构诸司的设置与等级；本卷各门还分别列举诸司官员职名与派遣人数。以下列举《司序行文门》规定的上、次、中、下、末五等司与不入司等者的名称：上等司：中书、枢密。 次等司：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都督府、皇城司、宣徽、内宿司、道士功德司、閤门司、御庖厨司、匦匣司、西凉府、府夷州、中府州。 中等司：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勘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中监军司、前宫侍司、磨勘军案殿前司上管、鸣沙军、卜算院、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医人院、华阳县、治源县、五原县、京师工院、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圣永地居。 下等司：行宫司、择人司、南院行宫三司、马院司、西院经治司、沙州经治司、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甘州城司、永昌城、开边城；三种工院：北院、南院、肃州；边中转运司：沙州、黑水、官黑山、卓罗、南院、西院、肃州、瓜州、大都督府、寺庙山；地边城司：（缺）、真武县、西宁、孤山、魅拒、末监、胜全、边净、信同、应建、争止、龙州、远摄、银州、和乐、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末等司：刻字司、作房司、制药司、织绢院、蕃汉乐人院、铁工院、木工院、纸工院、砖瓦院、出车院、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凉州、宣德堡、安远堡、讹泥寨、夏州、绥州。 司等以外：官言过处、执飞禽言过处、秘书监、京师工院为管治者、蕃汉大学院。 西夏诸司官员名称与遣派人数，在天盛律令中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在上等司中所遣官职为大人、承旨、都案、案头四种。分别是中书遣派六大人（智足、业全、义观、习能、副、同），六承旨，七都案，四十二案头。枢密遣六大人（南柱、北座、西摄、东拒、副、名入），六承旨，十四都案，四十八案头。次等司中派遣官职有：正、承旨、奏知、副、判、国师、合管、经略、都案、案头等。分别为中兴府、殿前司二司，一律八正、八承旨，其中中兴府都案八、二十六案头。殿前司，十都案、六十案头。御史、大都督府、西凉府三司，一律六正、六承旨、六都案。御史，三十二案头，其余二司一律六案头。三司，四正、八承旨，八都案，二十案头。内宿司，六承旨、六都案、十四案头。宣徽、皇城司、匦匣司三司，一律四正、四承旨、四都案，分别迁九、十八、十案头。閤门司，四奏知、四都案、四案头。御庖厨司，三大人、三都案、六案头。道士功德司，一正、一副、一判、二承旨、二都① 《西夏书事》卷21、20。 案、二案头。在家功德司，六国师、二合管、四副、六判、六承旨、二都案、六案头。出家功德司，六国师、二合管、六变道言过处、六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府夷州、中府州二州判护司，各遣一正、一副、一同判、一经略、二都案、六案头。中等司中派遣官职有：都磨勘司、农田司、受纳司、大恒历司四司，一律四正、四承旨。其中都磨勘司四都案、二十案头，农田司四都案、十二案头，受纳司三都案、四案头，大恒历司二都案、四案头。都转运司六正、八承旨、八都案、十案头。群牧司、陈告司二司，一律六正、六承旨、六都案，其中群牧司十四案头，陈告司十七案头。磨勘军案，四正、四都案。鸣沙城司，一城主、一副、一通判、一城守。审刑司二正、二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前宫侍司六承旨、二都案、二案头。养贤务、资善务、回夷务三司，一律二正、二承旨、二都案，其中养贤务六案头，其余二司各三案头。华阳县、治远县二司，一律四大人、二都案、四案头。五原郡一城主、一副、一通判、一城守、二都案。圣永地居一正、一副。东院、五原郡、韦州、大都督府、鸣沙郡、西寿、卓罗、南院、西院、肃州、瓜州、沙州、黑水、罗庞岭、官黑山、北院、武斜、南北二地中、石州二十种司中，一律遣刺史一人，其中鸣沙军四都案。京师工院二正、二副、四承旨、四都案。卜算院、医人院二司，依事设职，大人数不定。石州、东院、西寿、尝州、卓罗、南院、西院、沙州、罗庞岭、官黑山、北院、年斜十二种监军司，各遣二正、一副、二同判、四习判、三都案。肃州、瓜州、黑水、北地中、南地中五种监军司各一正、一副、二同判、三习判、二都案。虎控军、威地军、大通军、宣威军四种军司，各一安抚、一同判、一习判、一行主。下等司中所遣，行宫司四正、二都案、四案头。择人司四承旨、二都案、三案头。南院行宫三司及西院、大都督府两种转运司，一律四正、四承旨、二都案。南院转运司四正、六承旨、二都案。寺庙山、卓罗、肃州、瓜州、沙州、黑水六种转运司，一律二正、二承旨、二都案。北院、南院、肃州三种边工院，各一正、一副、二承旨。西院、沙州两种经治寺，各二大人、二承旨。官黑山转运司，二正、四承旨、二都案。马院司二承旨、二都案、四案头。永便、孤山、魅拒、西宁、边净、末监、胜全、信同、应建、争止、甘州、龙州、远摄、合乐、真武城、年晋城、定功城、卫边城、折昌城、开边城、富清县、河西县、安持寨等二十三种地边城司，各遣一城主、一通判、一城观、一行主。西院城司一城主、一同判、一城守、二都案。定远县、怀远县、临河县、保静县、灵武郡五郡县，一律二城主、二通判、二经判、二都案、三案头。末等司中派遣官职：木工院、砖瓦院、纸工院三种院司，一律四头监。刻字司，织绢院两种司，一律二头监。造房司、制药司、铁工院、作首饰院、蕃乐人院、汉乐人院六种司，依事设职，大人数不定。讹尼寨，一寨主、一副。出车院，二小监。绥远寨、西明寨、常威寨、镇国寨、定国寨、宣德堡、安远堡、夏州、凉州九种，各一寨主、一寨副、一行主。宥州城司，一城主。司等以外所属：官言过处，执飞禽言过处派遣大人不超过二人。 西夏天盛律令中规定诸司官员任职期限，已到时有续、转、赏的各种情况：三年任期已到当续、转；不当续、转和据实情奏报而定等几种。对年事已高，有疾病者，续、转与否当依情奏报实行。对诸司任职官员三年期满后，量其在职期间能忠于职守，无违职者，则按等级品位可得到官赏：升级，赏给锦缎、银两、茶、绢等物。对诸司官员，如大人、承旨、司判、都案、案头、司吏、使人、都监等官，规定赴任期限，超过公文规定的上任期限则按超期日数给予不同处罚。又如职官内区分“官、军、抄”的承袭，其子孙“大姓可袭，小姓不许袭”。对袭官、求官、官家赐官的手续，凡文官呈报中书，武官呈报枢密，然后分别上奏朝廷。天盛律令中规定官司用印的各种区别，依司位官品有四种：金、银、铜涂银、铜。如规定皇太子金印重百两；中书、枢密、经略司及三公诸王用银印，分别重五十、二十五两不等。正统司、次等司、中等司与有及授官中宰相，用铜涂银印分别为二十、十五、十二两不等。下等司、末等司及僧监、副、判、权首领等，用铜印，分别重十一、十、九两不等。用官印尺寸，上等中书、枢密，印长、宽各二寸半；经略司二寸三分；正统、有及授官等二寸二分；次等司二寸一分；中等司及有及御印官等二寸；下等司及有威臣帽主官等一寸九分；末等司一寸八分；僧监副、判、权首领一寸七分②。 西夏《官阶封号表》所载官制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文书中，有一种汉译为《官阶封号表》的重要文书，该文书以列表式表示西夏中央官阶品级与统属关系。此表今存两个残卷，尚保留着主要的官阶品级，是西夏官制的重要史料。在一种表中，中央为纵贯上下的竖格，左右横格。朝廷首列西夏太皇帝，依次为皇帝、皇太子、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六品、七品等10 类。自上品至七品，其封号分列左右，计上、次、中三品封号，左右各两种；下品左右各十二种；末品左右各六种；下品左右各十二种；末品左右各六种；六品左右各六种；七品左右各五种。例如上品左横格列封号“赐俱足”，其下用小字释为：“文武法竞孝种能恭敬东南姓官上天柱”。右面横格相对书“大国王”。又如末品左列横格首行三字为“赐忠”，其下并列两行小字为“文孝恭敬东南姓官民地忍”，与其并列的五种封号分别是：“义平”、“识睦”、“益盛”、“谋便”、“蔽集”。末品右列横格首行三字“赐茂崖”，其下并列两行小字为：“武孝恭敬东南姓官民地忍”，与其并列五种封号分别是：“论予”、“功有”、“友要”、“善定”、“涨满”。从末品、六品、七品横列相对的封号来看，六品左列为“清谨”，下注小字“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原则”；右列“拒斜”，下注小字“武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原则”。七品左列“解智”，下注以小字“文孝恭敬东南姓官上院立”；右列“珍卒”，下注以小字“武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全立”等。说明西夏封号，左为文官系统，右为武官系统。在另一种封号表中，主要表示皇室后妃为主的系统与所属，表式为中间纵贯的上下竖格，未标文字。左右两边以横格列有相互对应的封号名称，从右向左按顺次相对称的分别是：太后位与皇妃位；太皇太后位与皇太妃位；皇太后位与皇妃位；太后、皇后位与帝女位；妃嫔位与皇女位等。该封号表中以下分别列有诸王位（南、北、西、东四院王），师位（国师、德师），中书、枢密、监军、卜师、巫师等封号。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的封号与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的职官名称有的完全相同，如南、北、西、东四院王，德师、国师。天盛律令第十卷《司序行文门》上品中书、枢密二司中有六大主事官，即中书的智足、业全、义观、习能、副、同；枢密的南益、北倚、西摄、东拒、副、入名等称号，与西夏官阶封号表中的称谓是一致的，故可推测官阶封号表所② 白滨：《论西夏使臣的“蕃号”问题》，《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列是属于西夏晚期仁宗天盛时期的官制系统①。 ① 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黄振华等整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八节金代官制金代官制是经过了不断地发展和变革的过程而形成的，有女真本族的官制，也有辽和宋的官制，最后形成为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金代官制始末金代官制的发展和变革，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金代官制确立和急剧地变革时期，也就是由推行女真族的官制到实行中原官制的时期。这个变革是随着军事发展和占领区域的扩大，采取一系列变革的步骤而实现的。金代女真官制，在朝廷是国论勃极烈制，在地方是猛安谋克制。金在征服辽的东京（今辽宁辽阳）、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宁城西）的过程中，主要是推行女真族的官制，对当地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等均用猛安谋克改编。在朝廷国论勃极烈下出现都统司、军帅司、万户府、都勃堇等不同类型的路，在诸路以下为猛安谋克的地方行政设置。 金太祖定燕（今北京），占领辽统治的汉人地区后，则不再推行单一的女真官制，踵辽南北面制度，在北面继续实行猛安谋克制，在南面实行中原官制，以统治原辽地区汉人。这样，在南面用中原宰相制度，置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今辽宁北镇），而朝廷仍用女真宰相制度。 金太宗灭北宋，占领黄河以北的河北、河东地区后，沿用宋制，于是在同样的汉人地区出现辽制与宋制的不同，同受制于元帅府。天会四年（1126），在斜也、宗幹的主持下，始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这次改革主要是统一辽、宋官制，把以中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改为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要将原辽、宋制统一，就必须按新规定的官制进行换授。例如蔡松年归金以后，元帅府辟为令史，在天会中因为辽、宋官制统一，旧有官者都要换授，蔡松年改为太子中允，除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判官。天会八年下诏，辽、宋官上本国诰命，等第换授。随着官制改革，引起统治机构和设置的一再调整。天会六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死，由韩企先代之，两枢密院权集中到云中（今山西大同）；天会七年，分河北为东西路，燕京枢密院划属河北东路。后立刘豫，把河南、陕西地划归刘豫，行宋制，杂女真制，实际上是金尚书省制与宋制在河南、北并存。 天会四年始定官制，是向全国推行中原官制的过渡，随着这种改革，朝廷中的女真勃极烈制也出现向三省制转化的趋向。天会十年，把勃极烈改革为四员，谙班勃极烈为储贰，是皇帝的继承人，国论忽鲁勃极烈为总理，国论左右勃极烈为左右大臣，实是尚书令、左右丞相的前身。天会十二年，在全国实行三省制的条件已成熟，下诏全国，但未及实行，太宗死。金熙宗即位，继承太宗遗愿实行三省制，又废刘豫，置行台尚书省，归属朝廷。天眷元年（1138）颁行新官制，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皇统元年（1141），燕京隶尚书省，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山后诸部族，仍隶都元帅府。到海陵王时，废中书、门下省，只置尚书省，不置平章政事，废行台尚书省，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正隆元年（1156），颁布“正隆官制”，官制改革至此已臻完成。 第二阶段，主要是对海陵时的官制继承和调整发展的阶段。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十月新定制度，把海陵已废除的平章政事又重新增设。尚书省置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官；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为执政官；但领三省事不再置。在金世宗统治的大定中，不仅又扩大宰相的设置，而且汉人参加朝廷任宰相、执政官者增多。据统计在宰相与执政官中，宗室女真人7 人、非完颜女真贵族15 人、汉人14 人、契丹人及渤海人各2 人。形成了以女真、汉人为主的多民族的皇权政治核心，但出身女真的宰执依然占着绝对的优势。 到金章宗时，金代官制的发展更加完备。此前，猛安谋克是作为地方政制与州县制并存，但随着女真族社会封建化的完成，作为地方行政组织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从性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作为封建的屯田军而继续被保留下来，因而变成封建国家的屯田军户与州县的齐民户并存，由过去奴隶制的组织与封建组织的矛盾变成军户与齐民户的矛盾。 第三个阶段，是金朝后期官制的发展变化，同这个时期的政治变化是分不开的。金到章宗由盛转衰，金朝的经济衰落，政治腐败，军事失利，国土日蹙，矛盾重重，官制的机制运转失灵。其一，表现在将相权的离合上，金制枢密院虽主兵，而节制之权在尚书省。金末，此种制度渐改。凡军事，省官不得参与，由枢密院官独任专行，往往败事。到金哀宗天兴间，有鉴于将相之权不宜分开，由省官兼院事，即由宰相兼枢密使，执政兼枢密副使。其二，金原在尚书省下设左司、右司，到天兴间，把左司、右司合一，郎中称“左右司郎中某”。在黑龙江省宁安渤海乡曾发现与金代形制、字体相同的“主奏司郎中印”。金初置左右司，凡视朝，由执政官亲执奏目，到海陵天德二年（1150），诏以主奏事付左右司官，遂为定制，是主奏事者即左右司官，但印为“左司郎中之印”或“右司郎中之印”，不称“主奏司郎中印”，改左右司为主奏司当在左右司合一后，疑是金末东夏国所为，并合左右司为一，更名为主奏司，而金哀宗天兴时合左右司后仍称“左右司郎中”。其三，金末于各地多置行尚书省、行六部，开后来行省制之端绪。其四，金末近侍官抬头，而宰执、御史台、枢密院之职权旁落。 金代官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由推行女真官制到沿辽南北面制，又由在汉人地区建尚书省到全国建尚书省，由三省制度成一省制，使中原官制在发展中成为金朝的主要官制。金朝是以中原官制为主，兼容各族制度而融合形成了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朝廷官制金代朝廷官制，先是女真族的国论勃极烈制，后行三省制和单一的尚书省制。 金代女真族的官制称勃堇、勃极烈。国论勃极烈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同女真族原始社会末期官属制度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的历史有关。在景祖时出现国相之称，只限一人，他人不得称之。各部的部长称勃堇，部落联盟的首领称都勃堇或都部长，到太祖嗣位始被称为都勃极烈。勃堇与勃极烈在女真语是同一语根，勃堇的本义是部长，后来滋衍出与勃堇含义不同的勃极烈。所以说，其官长皆称勃极烈，其部长曰勃堇。随着勃极烈称谓的提高和部落制的废除，勃堇不仅是部长之称，也成为勃极烈称谓以下的一般官员的统称。国论勃极烈是金初在朝廷设置的最高权力统治机构，它是由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贵族议事会（官属会议）转化而来，是女真族的权贵家族联合执政的一种制度。国论勃极烈之称谓义同国相，由过去一人称国相变成多人执政的国相之制。其地位在皇帝之下，并冠以职位和特定的职称，以表示诸勃极烈的地位和职掌不同。 国论勃极烈的权力机构的组成，从家族看是由当时若干个权贵的大家族所组成，其中阿骨打家族是皇权的代表，按规定皇帝是由这个家族的兄弟相传，是勃极烈统治机构中的核心家族。国相撒改家族是宗室家族中地位最高的大家族，其地位仅次于皇族。其他诸家族任勃极烈官职者，有景祖同母弟乌骨出的次子习不失，景祖的第八子阿离合懑，景祖子劾孙之子蒲家奴（昱），景祖次室温迪痕敌本所生漫都诃（与阿离合懑为同母）。国论勃极烈主要是由皇族和宗室中一些显赫家族组成，宗室以外的完颜部和其他姓女真家族都被排斥在外。从官职构成看，有谙班勃极烈，为首席相位，任此职者有太宗、斜也（杲）、亶，是皇位的合法嗣承者。国论忽鲁勃极烈，位在谙班勃极烈下，居第二位，是诸勃极烈之长，任此职者有撒改、斜也、宗磐、宗磐。国论阿买（阿舍）勃极烈是谙班勃极烈的副手，居第三位，任此职者有习不失、漫都诃。国论昃勃极烈是军事主要统帅之一，在太祖时居第四位，任此职者有斜也、蒲家奴。国论乙室（移赉）勃极烈是协理外交事务的大臣，也是议政大臣兼军事统帅，居第五位，任此职者有阿离合懑、宗翰。迭勃极烈之上不冠国论字样是副大臣，即诸国论勃极烈的辅佐。国论勃极烈到太宗天会十年（1132）调整为四员，即谙班勃极烈（磐）、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国论左勃极烈（宗磐）、国论右勃极烈（宗翰）。 国论勃极烈是由皇族和宗室中最有权势的大家族构成，是国家最高的决策和审议机关，国家的军国大事共同讨论、决定施行，有共同遵守的誓约，皇帝违约，诸大臣有权依约杖之，然后谢罪，诸勃极烈对皇帝有一定约束。其发展的趋向是由多家族发展为皇族与撒改两族，最后权归皇族，并且有向三省制转化的趋向，这主要是从对勃极烈的不断调整表现出来的。国论勃极烈在职掌上有一定分工，设员不定，收国元年（1115）四月为四员（谙班、国论、阿买、昃），后增乙室、迭为六员。天辅五年（1121）闰五月，国论忽鲁勃极烈撒改死，其子宗翰为移赉（乙室）勃极烈。诸勃极烈无固定任职年限，一旦免职则在内部调整，通常是只升不降，一般地死后不再补任，或废或更名，或因在外不再回朝参议军国大事而失其职掌。经过这样的变化，一些家族便从勃极烈中失权。 女真族以勃极烈为朝廷最高权力机构中诸大臣的官称，但没有把勃堇的称谓取消，在朝廷任职的“诸酋大人”、“近上官员”均以勃堇称之。宗室子弟称“郎君”。在皇帝主持召开诸勃极烈会议时，常有“郎君”、“诸酋大人”、“近上官员”参加。在地方的官员仍称勃堇，成为一般官员的泛称，后来推行中原官制，勃堇才从历史上取消。 金熙宗即位，废除了女真族的国论勃极烈制，建立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以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三公（太尉、司徒、司空）领三省事。领三省事的设置及补任，没有一定的规则，亦无一定员额，时多、时少、时有、时无，其地位的不同由三师、三公的地位高下而定。领三省事行之于天会十三年三月至贞元三年（1155）十二月，此后取消。其初领三省事的权力最大，到海陵时权限缩小。金之领三省事的设置，就女真本族的官制变化看，是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国论左勃极烈宗翰、国论右勃极烈宗翰三职权限的延长。但从三人已废除国论勃极烈之职为三师，由三师领三省事，又是受北宋末官制的影响。 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令，下置左丞相、右丞相、平章政事，平章政事位在右丞相下，与左右丞相为宰相。由左丞相兼门下侍中，由右丞相兼中书令。宰相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宰相和执政统称“宰执”。左右司是宰执的秘书和处理省内事、对六部的监督机构。左右司官员为郎中、员外郎、都事，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在左右司下置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属左司；兵部、刑部、工部属右司。六部官员有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 金代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的建立是受宋制的影响。在北宋元丰以前，宰相是同平章事（平章事）；执政是参知政事、枢密使。在元丰以后，宰相是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执政是尚书左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枢密使。金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门下、中书长官由左右丞相兼，将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分别列于宰执之末，而枢密使不与。金至海陵正隆元年（1156）进行官制改革，罢门下、中书二省，不置领三省事、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增员，分为左右参知政事，置尚书令，位在丞相之上，但补任时间并不衔接。到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复置平章政事，分左右平章政事。金初，左右司与六部通署。熙宗天眷三年（1140），左右司与六部分治，六部变成独立机构。到金末哀宗天兴二年（1233），由于当时六部规模缩小，机构简化，把左右司合一，其官称“左右司郎中某”、“左右司员外郎某”、“左右司都事某”。 金代尚书省是朝廷最高权力机构，由皇帝总揽全权，尚书令总领纪纲，仪刑端揆。尚书令只管大事，不管细事，主要权在宰相。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掌丞天子平章万机，左右丞、参知政事，为宰相之贰，佐治省事。宰相与执政的关系是长与次的关系，宰相辅佐皇帝，总天下事，而执政为宰相之助手。国家的重大事，由皇帝向宰执咨询，宰执可向皇帝单独奏请。天子发案，由尚书省规定施行，或尚书省发案，奏请皇帝批示。对皇帝下达的诏、敕、制、册要执行，审判国家重大案件以及对官员进行指导和监督。 金朝为加强皇帝的权力，于朝廷设御史台，御史中丞掌刑狱和重大案件，主要是监察官员活动和处置官员犯法。御史台的附属机关是登闻检院和登闻鼓院，到章宗时登闻鼓院与御史台分立，成为独立机构。 地方官制金代地方官制前后变化很大，金初因辽南北面官制在南面因辽、宋制设官统治，废刘豫后设行台尚书省。金熙宗官制改革，在朝廷统一领导下，在地方仍有汉官制、女真官制及辽制的不同，形成具有金代特点的官制。 金于太宗天会三年（1125）十月，诏诸将攻宋始置都元帅府。官员有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经历、知事、检法，吏员有令史、译史、通事。左右都监以上主要由女真贵族担任，渤海、契丹、汉人为数甚少，经历以下的一般吏员多有汉人为之。都元帅府本是军事的最高机构，掌征讨之事，都元帅及左右副元帅为相所兼，或由皇帝子弟为之。灭北宋以后，都元帅府便成为专管汉人的地方最高的军政组织。左副元帅（天会十年为都元帅）宗翰，在云中；右副元帅（后升为左副元帅）宗望，在燕京（今北京）。又置汉人宰相及枢密院受其统属，时称东朝廷、西朝廷，东、西朝廷的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任用汉人。天会四年，为统一辽、宋制的不同，置尚书省，即改辽以中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为金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天会六年，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刘彦宗死，把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以韩企先为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都元帅府在名义上受朝廷节制，实际上已成为权势最大的地方官府。金熙宗在全国实行三省制，把都元帅权力收归朝廷，采取以相位易兵权的办法，把宗翰、完颜希尹、韩企先等安置在朝廷，从此南北面的官制废。 金朝先后废除刘豫“政权”和燕京枢密院以后，于其地设行台尚书省。 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废刘豫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今河南开封），把表面为独立政权的齐废除后，将其辖区置于朝廷之下。后来挞懒与南宋议和，将河南、陕西地与宋，因将行台尚书省迁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7“金遂移行台于大名”。又卷129：金以“行台户部尚书冯长宁为东京（今辽宁辽阳）户部使，自大名到东京凡五千里”，而冯长宁“削发左衽而赴任”。《金史·赵元传》记载，后又由大名迁祁州（今河北安国）。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金史·百官志》的记载是：“行台之制，熙宗天会十五年罢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天眷元年，以河南、陕西地与宋，遂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天眷三年，复移置于汴京。皇统二年（1142），定行台官品皆下中台一等。”实际上废刘豫与废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是两回事，不是将汴行台迁燕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后又由燕迁汴。金在天眷元年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二年三月，金将河南、陕西地与宋，四月宋遣使谢河南地，不是把河南、陕西地与宋后才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天眷元年是挞懒倡议把河南地与宋之时，而翌年三月才给宋，三月行台已由汴迁大名，后又迁祁州，三年复置于汴，管理长城以南、淮水以北地区。皇统元年，以燕京隶尚书省，而西京（今山西大同）及西京山后诸部隶元帅府。 行台尚书省设领行台尚书省事，如同朝廷设领三省事，位在左右丞相之上。下置行台左右丞相，行台平章政事；行台左右丞，行台参知政事。分左右司，下属六部各司，部各置官员及吏员。行台尚书省由都元帅兼，都元帅府与行台在领导上一元化。行台尚书省是金代在地方设置管理军民的一种特别的地域性组织。其初权限很大，诸州郡的军旅之事，决于元帅府，而民讼钱谷，由行台尚书省治之。到海陵天德初，以监察御史分司行台。监察御史由朝廷派遣，行台的权限因而缩小，并进而废行台尚书省之制。 金朝后期为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以适应战争的局面，于各地设行尚书省、行司和行部，以代替朝廷在地方行使统治。行省是在地方所设的对军民的统治机构，设官大体与朝廷尚书省同，“州民奉行省为领省”①。其制设无定，是一种临时性的设置，但它却为后来元代行省的设置打下了基础。 金于地方设路府州县，由于金是由女真族建立并占有原辽和北宋的一部分地区，因而在统一的路制之下的州县的设置具有区域和民族的特点，其名称与组织系统也不同，由此而构成金一代的地方官制的整体结构。 ① 《西夏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本段内所载地名甚多，许多已不详今地所在，本段古地名一律不注今地名。金承渤海、辽制，在地方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分镇各地，把金朝统治的全域统一为一个整体。金崛起于按出虎水，称其为“内地”，太宗时以建都升会宁州（今黑龙江阿城南）为府，熙宗天眷元年以其地为上京。金南下灭辽及北宋，原辽及北宋的旧京名被沿称下来，所以熙宗时除上京会宁府，还有辽、宋的旧京，称北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宁城西）、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燕京析京府和汴京开封府，而上京会宁府是全国的政治统治的中心。海陵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改为中都大兴府，成为金朝政治统治的中心，削去原上京之号，此前已先将北京临潢府废去，改中京为北京、汴京为南京，五京之制形成。金于诸京置留守司，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总管府由府尹兼领，诸府置尹。金代诸州分为三级，诸节度州置节度使，诸防御州置防御使，诸刺史州置刺史。县分赤县、次赤县（剧县）、诸县，各置令。在县以下有镇城堡寨，置知镇、知城、知堡、知寨，品级与县令同，从七品，其设公使者与县同，惟验户口置司吏。县以下的最基层组织是村社，置主首。 金代地方官制，在京府之下与州县并存的有女真族猛安谋克。金太祖嗣都勃极烈位的第二年（1114），就“一如郡县置吏之法”①，把原来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改革为地方行政机构。作为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与作为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的不同，一是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是领户，而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是领夫；二是地方组织的猛安谋克是与地域组织的村寨结合，而军事组织的猛安谋克与军队编制结合。在地方猛安谋克之上是路，有万户路、都勃堇路、都统司路和军帅司路的不同。猛安谋克是行政、军事和生产结合的地方组织。熙宗官制改革后，猛安谋克与州县并存，自成系统：猛安相当于防御州，位在节度州之下，谋克相当县。到金章宗时女真族封建化完成，地方猛安谋克转化为地方的封建屯田军组织，猛安谋克便成封建屯田官。 金代地方官制也沿袭了辽制，在西北、西南、东北路设招讨司，“招怀降附，征讨携离”①。于诸部设部族节度使，统制各部，镇抚诸军，其余皆同节度使。官员有节度使、副使、判官、知法各一员，吏有司吏、通事、挞马。设诸乣，官为详稳，职守戍边堡，其余同于谋克。麽忽掌贰详稳。吏有司吏、习尼昆、挞马。诸移里堇司设移里堇一员，分掌部族村寨事宜，吏有司吏、习尼昆、挞马。另外，设诸秃里，掌部落词讼、防察违背等事；设诸群牧所分掌诸畜。 封爵制封爵是金代官制内容之一，它既与中原的封爵制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也与女真本族及契丹、渤海的影响有关。 《金史·百官志》记载：“正从一品曰郡王，曰国公”，实际在郡王之上尚有王，应是王、郡王、国公三个等级。“正从二品曰郡公，正从三品曰郡侯，正从四品曰郡伯（原注：旧曰县伯，承安二年更）”，实际在郡伯之下尚有郡子、郡男，应是郡公、郡侯、郡伯、郡子、郡男五个等级。“正五① 参阅李范文：《西夏官阶封号表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91 年第3 期；史金波：《西夏文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 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① 《金史》卷119《完颜娄室传》。 品曰县子，从五品曰县男”，而县伯于承安二年（1197）更为郡伯。如是则在承安二年前为县伯、县子、县男三个等级，承安二年后为县子、县男两个等级。但实际在承安二年前的世宗大定年间已有郡伯，可见不是更县伯为郡伯，而是取消县伯，存郡伯。这样，金代封爵是王（万户）、郡王（五千户）、国公（三千户）、郡公（二千户）、郡侯（一千户）、郡伯（七百户）、郡子（五百户）、郡男（三百户）。 《金史》记载的封爵，属于章宗明昌、承安年间的官制体系，它已失去最初的实封意义，但只要封建制还存在，它就与封建官制结合着。封爵与食邑、等级制都是联系着的。金代的实封也不是就国，而是实食其户；非实封则是名义的，不真食其户。金代封爵同样是按照位次等级以国郡县名称表示，但不是金当时行政区域的名称，如封郡王不管本人的原籍如何，把本人的姓与历代郡望著姓结合加以封赐。姓王则封为太原郡，姓李则封为陇西郡，姓张则封为清河郡，姓赵则封为天水郡，姓刘则封为彭城郡。金朝同样仿此精神封契丹、渤海及本族人。如契丹萧姓以姓封兰陵，耶律姓封漆水，渤海大氏后裔封神麓，女真封金源，这表明代表不同族的封爵已同一起来，形成金代的封爵制度。金代封爵是以实封和无实封作为基础的，王、郡王、国公、郡公、郡侯为实封（实封为一千户至一百户五等）；郡伯、郡子、郡男为非实封，而在食邑户数上则与县伯、县子、县男相等，其品级也是相同的。金代女真族的猛安谋克，既是行政和军事组织名称，也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称号进行授封。金熙宗皇统五年规定了猛安谋克的等级，“乃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余次之”。同时，确定猛安谋克的世袭制度。世宗大定间，定功授世袭猛安谋克，“复命新授者，并令就封”①。 《金史·百官志》记载：女真白姓之号完颜等二十六姓，封金源郡；裴满等三十姓，封广平郡；吾古论等二十六姓，封陇西郡。黑姓之号唐括等十六姓，封彭城郡。此与姚燧《牧庵集·布色君神道碑》所记互异。其文云：“凡百姓，金源郡三十六，广平郡三十，皆白书；陇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书。”《金史》记载是白姓之号三，黑姓之号一，此则白黑姓之号各二。金女真完颜部色尚白，其属白姓。徒单姓与完颜为同部，不同姓，白姓之号就包括徒单姓在内。白姓之号主要封金源郡和广平郡，封国之制定于熙宗时，封广平郡的三十姓以裴满为首，在徒单之前，当与裴满皇后有关。在封金源郡、广平郡白姓的两个集团间，应封金源郡的则封广平郡；应封广平郡的则封金源郡，而记载中却无黑姓封金源郡和广平郡的，可见白姓之号间兼可互封，而白黑姓之间不能相混。白姓之号与黑姓之号各分两个集团，盖源于原始社会的婚制发展变化而来。金朝把女真白姓、黑姓与封爵制结合，与女真族接受中原影响和封建化是分不开的，形成金朝一体的官制。 金代官制是一个有层次发展变革的过程，它在发展中冲破了原辽的南北面官制，也冲破了过去中外和华夷之分的两重官僚体制，把各地、各族都纳入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中，同时在历史上金朝首先把三省制发展为一省制，对后来官制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① 《金史》卷128《循吏传·序》第九章军制第一节五代十国军制后梁军制唐末藩镇各自拥有军队，朱全忠（温）虽以身兼21 镇而灭唐建后梁，但其直接统辖的主要是原先所领的宣武（汴州，今河南开封）、宣义（滑州，今滑县）、天平（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和护国（蒲州，今山西永济）四镇军队，而以起家的宣武镇兵为基础。 诸军马步都指挥使，简称诸军都指挥使，为后梁军事长官，以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副长官，统辖后梁诸军，实际所统仍只是宣武等四镇之兵。后梁建立，即以元帅府都押牙刘■为诸军马步都指挥使，其后辖兵增多，长官仍以亲信担任。 后梁仿唐制，建六军为皇帝卫士。唐代六军早已不存在，后梁建立，即以原元帅府左右长直、内卫等近卫兵改建，设左右龙虎、羽林、神武、龙骧军；其后又设左右天兴、广胜军等，设统军或军使、六军马步都指挥使等为长官，也以亲信担任。“前朝（唐）置龙虎（武）六军，谓之卫士，至是（开平二年十月）以天武、天威、武英等六军，易其军号而任勋旧焉”②。后期沿唐制以重臣任“判六军诸卫事”，并设“六军诸卫副使”统辖六军。六军称为禁卫军、亲兵，是后梁直属军队的核心部队，皇帝的近卫军。 禁卫军中最为亲近的军队，称为侍卫亲军，这是由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时的“厅子都”亲兵发展起来的，后梁建立时称为“元从亲军”。开平二年（908）夏，改称“侍卫亲军”，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常由六军之一的左或右龙虎军统军兼任，只统皇帝的亲卫军“侍卫亲军”。这是一支不大的军队，但战斗力强又最受皇帝宠信，军号有天兴、控鹤军等，军设军使、指挥使等为长官。 后梁各地节度使所辖的军队，实际上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军队，大体上服从后梁的节制。各地割据势力在称帝、称国王以前，也常以节度使身份对后梁表示臣属，对内则进行割据统治。节度使通常都兼刺史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主管军事的上佐官为行军司马，大多为节度使的亲信，权势很大。其他军事属员有判官、掌书记、推官，掌书记官位虽较低，但主管文书机要，地位很重要。大的藩镇还设有中门使，职责类似朝廷的枢密使。节度使军以牙（衙）内马步都指挥使等为长官。设厅子都以统节度使的亲兵，设亲从指挥使等为长官。 马步军都指挥使下通常分设马军、步军都指挥使或指挥使等，后梁及军队多的节度使，马军或步军之下分设左、右厢，厢下设军，有时还分为左、右军，各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厢下属军以第一军、第二军等排列顺序，朝廷的军通常有“军号”，如后梁所设的左、右控鹤军等，在军号下分设第一军、第二军等，有的在军号下先分为左、右厢，再在厢下设军。 军下为“指挥”，每一指挥人数不等，自二三百人至上千人，大体是马② 《金史》卷57《百官志》。 军400 人、步军500 人左右，设指挥使、副指挥使为长官。较小的节度使在马步军都指挥使下，只分设马、步军指挥使。“指挥”为军队的基层单位，每军辖二三个至十多个指挥不等。 五代沿设都，每都人数自一二百人至上万人不等，甚至更多，设都将，亦称都头。有独立的特种部队，如后来南汉所设的“媚川都”，专以采珠；吴越的“营田都”，专以兴修农田水利。更多的是普通军队中的精锐部队，节度使的亲兵通常称为“厅子都”；后梁天雄军（魏州，今河北大名）节度使杨师厚“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给赐优厚”①，类似朝廷的侍卫亲军。“都”的长官称都指挥使、都知兵马使等，都头又是都知兵马使的俗称，而都将又常是都指挥使的俗称，两种俗称有时又互用。 后梁初，又于军中设都，其地位则在“指挥”之下。开平二年十月，“以右天武[军]都头韩瑭为[左]神捷指挥使、左天武[军]第三都头胡赏为右神捷指挥使”①。都头是都的长官，由都头升为指挥使，指挥下的低级军官还有“十将”。军下设指挥，指挥下设都的军制，为后唐、晋、汉、周及宋代沿袭。唐末天祐三年（906），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将“部内男子无贵贱，并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①，定霸都为军号。朱全忠在称帝前任节度使时，也在兵士面上刺上军号以防逃亡。在兵士面上刺上所在军队的名称，也称涅面、面涅，当上高官后才能以药除字，为五代、宋代所沿袭。刺、涅成为招或强征士兵的代名词，如刺为某军等。 后唐军制后梁废唐代枢密院，建崇政院，以亲信敬翔为崇政院使，权逾宰相。崇政院使虽以军事为重，但崇政院职权实与“中书”（政事堂）相似，是第二“中书”而权更大。 后唐建立后，废崇政院，重建枢密院，任亲信为枢密使。枢密院主军，中书主政。如同光元年（923），因经费缺少决定削减官员，中书在提出文臣裁减措施之后，对于武臣的裁减，即明确提出“其西班上将军已下，仍望宣示枢密院斟酌施行”②。枢密院主军的制度为后晋、汉、周及宋代沿袭。后唐李氏起自沙陀族，军队中少数民族也较多，设蕃汉马步总管为后唐统军长官，或称蕃汉内外马步总管、蕃汉总管等；副总管为副长官，后称总管副使，例以心腹大将担任，周德威、李嗣源（明宗）等身系后唐兴衰的重臣先后任此职。建国前已设此职，建国后权位隆重，远非后梁的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所可比拟。明宗在天成元年（926）即位前，一直任蕃汉总管等职，但在即位后不久即废此职。 后唐沿设六军，其中左、右龙虎也避唐讳而改称左、右龙武。设判六军诸卫事为长官，虽以亲王、重臣担任，但权位在蕃汉总管之下。蕃汉总管停设后，成为后唐最高统军长官，设六军诸卫副使、六军（亦称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长官，属官有判官、推官等。 ① 《金史》卷44《兵志》。 ① 《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① 《资治通鉴》卷269，后梁贞明元年三月。 ② 《旧五代史》卷4，后梁《太祖纪》四。 庄宗称帝前，亲近侍卫为银枪效节都，称帝后为金枪、捧日、控鹤等军。明宗即位，以捧圣、严卫军为侍卫军，各设左、右厢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天成二年（927），重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以六军诸卫副使兼任，后专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为长官。 后晋、后汉、后周军制后晋、汉、周虽仍沿置六军，但地位日益降低，逐渐形同虚设。而长官判六军诸卫事，仅后晋初年杨光远担任，未再任命他人，此职遂废。侍卫亲军逐渐成为朝廷正规军的名称，长官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名位已仅次于宰相、枢密使，相当于此前的蕃汉马步军总管、判六军诸卫事，是最高统军长官。后晋初年所设的判六军诸卫事，其实际职权已低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侍卫亲军司下分设马军、步军，侍卫马军的军号，后唐时先称捧圣，后改彰圣，后晋、汉称护圣，后周改称龙捷。步军的军号，后唐时先称严卫，后改宁卫，后晋、汉称奉国，后周改虎捷。马、步军的军号下分设左、右厢，厢下设军以第一、第二序设。侍卫马军、步军，军号（如护圣等）左右厢或左厢、右厢等，皆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长官，与侍卫亲军司设官相同，军下设指挥，指挥下设都。侍卫亲军作为朝廷直属军，已分驻外地以镇守或征讨。 侍卫亲军司既已成为统辖朝廷正规军“禁军”的机构，需要建立新机构以统领侍卫皇帝的诸班、直及亲军，担任宿卫宫城及宫、殿之职，因建殿前司。 朱全忠称帝前即设有长直，称帝后有内直；后唐有从马直、马前直、长直、东西班。后晋设大内都点检，下有内殿直、东西班、控鹤军等。后汉设殿前都部署，其下除诸班、直、控鹤军外，还设有小底军。 后周太祖于广顺二年（952）四月，亲征慕容延超时，以枢密副使郑仁诲兼权大内都点检。七月，设专职的大内都点检，后改设殿前都指挥使，机构称殿前司。此后皇帝亲征离京时，仍以重臣为大内都点检，返京后即撤消。殿前司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长官，显德三年（956）末，设都点检，后又设副都点检，权位在都指挥使之上。殿前司长官的地位虽低于侍卫亲军司的长官，但更为亲要。统内殿直、外殿直、内直、东西班等班、直，小底（后改铁骑）、控鹤等马步军，其下设置略同于侍卫亲军司。 “十国”军制“十国”中称帝诸国大都仿唐制或中原皇朝军制，称国王诸国与称帝诸国略同而稍简，封王的节度使诸国设置则类同于大藩镇，而且记载缺略。除荆南等小国外，“十国”中大多设六军。南唐、前蜀、后蜀、闽等以亲王、重臣为判六军诸卫事。此外，尚有设诸道都统、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诸军都指挥使、牙内都指挥使等，作为最高统兵官，有的则以元帅、判六军诸卫事等兼任，或以都督、判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兵官。 南唐设侍卫诸军都指挥使，由神武统军兼任，下设都虞候等。吴以控鹤军为侍卫，设军使、都虞候等。前蜀初有奉驾等军，设军使等，后以左、右龙武军为亲军，设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后蜀设匡圣、卫圣军等亲卫军，设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吴越有亲卫、内直殿等，设指挥使或都知兵马使。楚设牙内侍卫指挥使、长直都指挥使。闽的侍卫军为拱宸、控鹤二都，还曾设宸卫都，设军使、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北汉实行后汉军制，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为最高统兵官，以亲王兼任；亲卫军亦隶属侍卫亲军司，设置简略，有供奉官、殿直等。 五代乡兵（民兵） 五代、宋代实行募兵制。五代时，偶以征兵制点集乡兵。后晋天福九年（开运元年，994）三月，面临契丹南侵，“敕天下籍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五月，“诏诸州所籍乡兵号武定军，凡得七万余人”。开运三年正月，改名天威军。后晋自建乡兵后，“教习岁余，村民不闲军旅，竟不可用”，不久即废罢，同年末后晋亡。后周广顺年间，在“镇州（今河北正定）诸县，十户取材勇者一人为之，余九户资以器甲刍粮”，称为弓箭手；还“点秦州税户充保毅军”③，这是地方性的乡兵。五代设置地方性乡兵的，还有瀛州（今河北河间）、霸州（今霸县）等地的“强壮”乡兵等，其他割据政权也间或设乡兵，如北汉曾以乡兵参加对后周的战争。 ③ 《旧五代史》卷135《刘守光传》。 第二节宋代军事制度北宋军制宋代实行“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制度①，北宋的二司、三衙是直接管辖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赵匡胤以后周殿前都点检代周建立宋朝，建隆二年（961），罢废都点检、副都点检，以原次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殿前司正副长官。殿前司所统是最亲近的扈从者，号诸班、直，如骑军有内殿直、外殿直、金枪班、东班、西班等，步军有御龙直等，除侍卫外兼有仪仗队的作用，还有专业的茶酒班和钧容直（军乐队）等。 侍卫亲军司，地位在殿前司之上，长官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掌管禁军的大部分，下设马军、步军二司，亦设都指挥使等为长官。建隆三年，石守信辞职后侍卫司长官常空缺而不任命，后期也只设长官中权位最低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 侍卫亲军司“自（景德二年，1005）王超罢职（马步军都虞候），无复任者，而侍卫司马军、步军遂分为二，并殿前号三衙，而马、步二军始居殿前司之下焉”①。三衙分管全国禁军，还分管首都开封的治安，殿前司管宫城（大内）内，马军司管旧城（里城）内，步军司管新城（外城）内。 内臣，亦称内职，晚唐设枢密使、宣徽使由宦官担任，又设内客省使、皇城使、宫苑使等诸司使，以宦官或将军担任。唐末诛宦官，诸使及殿庭供奉官员等五代时渐以亲信中的低级武官担任。 但自枢密使以下至殿庭供奉官员，仍称为内臣或内职，为宋代所沿袭。 北宋诸司使“初犹有正官充者，其后但以检校官为之，或领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①。内职官名以后发展为所有中低级武官的寄禄官称，称为“武选官”，担任着与这些内职官称完全不同的军职或地方官。而有些内职仍为实职，另以“检校官”担任。 武官除节度使及“正任”的承宣、观察、防御、团练使和刺史以外，都以武选官称定品级、俸禄高低及担任相应的官职。武选官以品级高低分为横班、东·西班及大·小使臣。 “横班”指内客省使至閤门副使等五、六品的武选官，由于在朝会时横排侍立，因而被称为“横班”或“横行”。 东、西班，亦称诸司使、副使，为七品武选官。皇城司等外殿的诸内侍机构中，皇城、御厨、翰林医官等二十使、副使，朝会时侍立在东边，称为东班，其中只有皇城使、副使为武选官。宫苑、内园、洛苑、供备库等二十使、副使，朝会时侍立于西边，称西班，则全是武选官。武选官改制后称武阶官，史亦以之称原武选官。 武选官中低级的称为“使臣”，其中内殿承制、内殿崇班为正八品，称为大使臣。东·西头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三班奉职、三班① 《旧五代史》卷30，后唐《庄宗纪》四。 ① 《资治通鉴》卷284，后晋开运元年三月辛卯；《宋史》卷190《兵志》四。① 《宋史》卷162《职官志》二《枢密院》。 借职等为从八至从九品，称为小使臣。殿侍为无品的最低武选官。供奉官、侍禁、殿直称为三班，因此，小使臣亦称三班使臣。大使臣以上武选官，除担任相应军职外，还可以担任（通常由文官担任）路级提点刑狱，以及知州、军、监等地方官。 宋代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北宋末改称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及刺史，在宋初都是实际官职。不久，都不再担任与官称相应的具体职务，“节度、承宣、观察、团练、防御、刺史，则俱无职任，特以为武臣迁转之次序”。节度使是武官的最高职衔，“节度使粗人（军人）之极致”①，此外还作为宗室、外戚及前宰相、执政的加衔。 除节度使（从二品）只有正任外，其他都有正任和遥郡的区别。所谓“正任”，并不是担任与其官称相应的实职，而是指武官已除去武选官称，并依据承宣等使和刺史的品级（四、五品）领取俸禄，并取得担任相应的中、高级武官实职“差遣”的资格。即所谓“除落阶官（武选官）为正任，未落阶官为遥郡”②，实际上类同武选官。 遥郡，则是指横班、东·西班正使级武选官而带有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和刺史的官称，但并没有享受相应品级的待遇，而仍以他们原先的武选官称的品级定俸禄和担任相应的武官实职。 此外，节度、团练等副使，后来只是非经特许，不得管事的从八品闲差，主要用于被贬的文武官员，如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宋徽宗在政和年间对武选官进行改革，他认为，“武选官称，循沿末世”，是五代旧制，必须“易而新之”①，改称武阶官。将昭宣使系列（主要由宦官担任，部分由武臣担任）中最高的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列入横班的正规系列，置于内客省使之下、客省使之上。横班各正使改称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客省副使至西上閤门副使，改称中亮郎至右武郎；诸司（东、西班）正使改称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诸司副使及大、小使臣改称武功郎至承信郎，后又增设一些大夫、郎，官品自正五品至从九品，又设太尉（正二品）为武阶官之首，共53 阶。太尉又是下级军官对高级武官的尊称，并非实任太尉。由于出现了部分郎官在部分大夫之上的现象，南宋初将所有大夫，调整到郎之上。节度使系列未改动，只是将“节度观察留后”改称承宣使，节度使系列仍作为武官升入“横班”以后升迁的官称。 北宋路级（相当后代的“省”级）常设军事机构，军政领导机构为安抚司、经略司，统兵机构为都部署（都总管）司、都钤辖司，管军、监军机构为都监等。 北宋前期，当发生灾荒或用兵时，临时设置安抚司，通常以文官任安抚使，常兼任兵马都钤辖或钤辖，以便提辖本路兵马。设于边境的安抚司，不久即成为兼管军、民，“掌北边戎机交聘之事”，以及“抚绥良民而察其奸究，以肃清一道”的常设机构②。 庆历元年（1041）十月，陕西路正式分为五个军事路（类似近代的省军① 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12《官制门·三衙类》。关于王超罢军职时的职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丁卯作“步军都虞候”，前脱“马”字；参见卷68，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丁卯注。② 《宋史》卷169《职官志》九。 ① 《文献通考》卷59《职官考》十三《刺史》后“按语”；参见《宋史》卷474《贾似道传》。② 《文献通考》卷59《职官考》十三《承宣使》。 区），其中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设“安抚使司”，分别由秦州、渭州、庆州和延州知州兼任安抚使。以后永兴军路亦设本路安抚使司，由知永兴军兼任安抚使，河东路也已将安抚司作为常设机构，由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任安抚使。庆历八年四月，又正式将河北划分为大名府路、高阳关路（驻瀛州，后升为河间府，今河间）、真定府路、定州路四个军事路，各设安抚使司，由知州、知府兼任安抚使。皇祐四年（1052）六月，广南东、西两路也设安抚使司，以广州（今属广东）、桂州（今广西桂林）知州兼任安抚使。 南宋建炎元年（1127），因抗金需要，曾于沿黄河、淮河、长江各州府都设本州、府的安抚使司，由知府、知州兼安抚使。绍兴和议前后起，改为各路都设置，成为常设机构，而废罢一般府、州的安抚使司。 经略（使）司，设于边疆，具有“绥御夷狄，抚宁疆圉”，“凡战守之事，即事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权力的常设路级军事机构①，长官通常由文官知州、知府兼安抚使者兼任。 咸平五年（1002）正月，张齐贤任判邠州（今陕西彬县）兼环庆、泾原两路经略使，节制诸将，经略边事，史称专任经略使始于此，但同月即罢。庆历元年十月，分陕西四个军事路时，也分设四个经略司；河东路也设经略司。皇祐四年，又设广南东、西路两个经略司，这是北宋时常设的七路经略司。 南宋时，除广南东、西两路仍常设经略司外，沿边的利州路、湖北路及襄阳府（今湖北襄樊）路也曾设经略司，后废罢。 部署（总管）司是最高的路级常设统兵机构，长官称马步军（或兵马） 都部署，后改称都总管。雍熙三年（986），设高阳关都部署、定州都部署，随后又设雄州（今河北雄县）都部署、镇州都部署、并代都部署等，作为地区防御的重镇。宋太宗末年，设环（今甘肃环县）、庆等州都部署、延州路都部署等。初期都由武将任都部署，以后逐渐改由文官知州（府）兼任，武官则任副都部署。庆历元年，分陕西为五路，八年分河北为四路，以及河东路，共置十个常设的部署司。长官都部署通常由文官知州、知府兼安抚使者兼任，武官担任副都部署，有时还兼任安抚副使。 钤辖司是各路普遍设置的常设统兵机构，仅次于部署司，与部署司职责相同而地位、职权较低，长官为兵马钤辖、都钤辖，是仅次于兵马都部署（总管）的统兵长官。路级钤辖也称“路分钤辖”，通常由各路首府知州（府）兼任，知州（府）已兼任都部署的路另设“路分钤辖”，寄禄官（阶官）官高资深的称为都钤辖，一般的只称钤辖。普通州（府）也有设钤辖的，由知州（府）兼任，后改称副钤辖。 都监（监押）则各路、州、府皆设，是具体管军的长官。路级称“路分都监”；府、州也设。宋初，文武臣都担任，后专以武官担任，有的县、镇、寨也设，寄禄官（阶官）高的称都监，低的称监押。南宋初，曾有部分州（府）由知州（府）兼任，以武官为副都监，不久即罢知州（府）兼任。路分都监（监押）基本上由武官担任，实际上只是掌管治安、消防的武官。 南宋军制① 《宋大诏令集》卷163《政事》十六《官制四·改武选官名诏》（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宋高宗于建炎元年（1127）五月建立南宋时，北宋原有的军事体制已瓦解，随即设立“御营使司”，“简称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①，以副相黄潜善兼御营使，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兼副使。六月，又以宰相李纲兼御营使。御营司遂夺枢密院、三衙之权，集军政、统军于一身，枢密院几同虚设。建炎四年六月，罢御营使司，职权归枢密院。南宋枢密院直接管辖全国军队，北宋时枢密院只管军政，而军队由三衙管辖。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军南侵。宋高宗“亲征”，任命亲信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事权已与建炎时不同，只是宋高宗的“宿卫”使，并协调各抗金宋军。隆兴元年（1163），孝宗再次任命“杨存中为御营使，节制殿前司军马”，实际上也只是“宿卫”使②。 北宋三衙分统全国禁军（北宋正规军），金灭北宋，京城（开封府）禁军败死溃散，三衙只剩少量班、直，随宋高宗南下。建炎三年十二月，因叛乱而解散。绍兴元年（ 1131）五月，任命“郭仲荀权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来，三衙实无兵，名存而已”①。南宋三衙不设正长官时，以“主管殿前（马军、步军）司公事”为长官。绍兴五年春，殿前司有兵900 多人，马、步军司才各有600 多人。九月，以解潜部3000 隶马军司；以杨沂中所部神武中军约万人隶属殿前司，颜渐所部隶步军司；又将都督府直辖部队分属三衙，刘锜的亲兵也遥隶步军司，三衙才有了较大的直属部队。绍兴七年三月，又将王彦所部的原“八字军”约万人并入马军司。但南宋主要的军队都不属三衙管辖，这和北宋三衙分管全国军队的性质完全不同。南宋军队由枢密院直接管辖。三衙只是皇帝的三支亲卫军，杨沂中（存中）主管的殿前司兵及刘锜主管的马军司兵，是三衙中两支较强大的军队，先后多次出征，但实际上只是宋军中两支较次要的军队。乾道七年（1171），马军司又移驻陪都（行都）建康府。 北宋咸平三年（ 1000）六月，初设宣抚使时，只是“访民疾苦，宴犒官吏”，并无军事内容。庆历八年（1048）正月，镇压贝州（今河北清河西）王则兵变，文彦博任河北宣抚使，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宣抚使节制军事成为主要任务，但北宋时都属临时性质，事后即撤消。北宋末，李纲任河北、河东宣抚使统军抗金，李纲“自陈书生不知兵，今使为大帅恐不胜任”②。说明宣抚使早已作为军事统帅。 南宋建炎三年（1129）五月，张浚任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湖北路为辖区；六月，又以杜充为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京西路，这是不冠以地区名称，正、副宣抚使分辖整个抗金地区的军事，职权大于一般的宣抚使。 同年闰八月，刘光世任江东宣抚使，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池州（今贵池），是非执政官的武将任宣抚使之始。宣抚使司通常只称宣抚司。最著名的莫过于绍兴十一年（1141）“绍兴和议”前，手握重兵的韩世忠、张俊、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41 之79。 ② 《宋会要辑稿》职官41 之75。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丁酉。 ② 《宋史》卷32《高宗纪》九，卷33《孝宗纪》一，卷367《杨存中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0《官制》一《御营使》。 岳飞的三宣抚使，都不设副职（副使、判官）。 北宋时不设宣抚副使，只设判官为属官。南宋时，宣抚副使有时作为宣抚使的副职，但常单独建司；宣抚判官已不是属官，而是低于副使的副职，有时也单独建司。绍兴十年，杨沂中任淮北宣抚副使、刘锜任宣抚判官，实际上都是资历较低的正职，相互间亦无统属关系。 北宋制置使都属临时性设置，多以武将担任。南宋建炎元年八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荀“部禁旅从太后行，且制置京东诸盗，应江、淮、荆、浙、闽、广诸州皆为所隶”，而且“经制使以下并受节制”。以后所设的制置使司，所辖都是一二路或数州。建炎三年七月，发生江州（今江西九江）知州兼江东、湖北制置使张徵“以便宜竭取属郡之财”，因而同年“诏诸路制置使，惟用兵听从便宜，余悉禁止”。四年五月，“诸路帅臣（安抚使）见带制置使并罢”，“惟统兵官如故”①。制置使遂成为路级专职军事长官，通常也都兼所辖部队的都统制，职权高于安抚使而低于宣抚使，著名将领岳飞、韩世忠、刘锜等在任宣抚使、副使、判官之前，无不先任置制使。 宋又设沿海制置使，通常由明州知州兼任，为常设机构，有一支海军，由正副使分任总领、同总领海船，设总领海船所。平江府知府或绍兴知府，偶亦以沿海制置使为兼衔，沿海制置使有时并入浙东安抚司。设置两个沿海制置使时，分驻明州、平江，副使常以武将担任。武将任沿海制置使时也兼任明州知州，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兼提督海船、两浙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则不兼地方官。 另有沿江制置使，岳飞于绍兴三年担任的即是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置司江州，是临时设置的机构。常设的沿江制置使，置司于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由知府兼任，“专一措置水军海船”。也常在鄂州设沿江制置司，有时只设沿江制置副使，单独置司，均由鄂州知州兼任。 建炎四年（1130），南宋朝廷面临金军临江的危急形势，“假权宜以收群盗”，企图利用抗金义军、游寇及部分较小的官军，分地区独立抗击金兵。同年五月，新设镇抚使，每镇辖二三州（府），除茶盐税收仍由提举常平司或茶盐司征收外，其他路级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等都撤消，财政收入三年内不上交，但朝廷也不拨钱粮，除知州（府）是镇抚使提名由朝廷任命，其他官员均由镇抚使任命，军事完全由镇抚使处置，“许以能捍御外寇（金）显立大功，特与世袭”。西起利州东路的金州（今陕西安康），东至淮南东路的通州（今江苏南通），北至原京西北路的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实际在伊阳，今嵩县西南），南至鼎州（今湖南常德）的广大地区设置了20 多个镇抚使，先后任镇抚使的，有陈规、解潜、程昌寓、岳飞、王彦、牛皋等近30人。各拥有数量不等的军队，少的二三千人，多的以万计。流寇李成、孔彦舟等虽受命，但叛服无常，先后投降伪齐。不少镇抚使死于抗金、抗伪齐战斗，以及互相攻伐中，有些镇抚使则转为南宋正规军将领或州、府长官。绍兴五年四月，金、均（今湖北郧县东南）、房（今房县南）镇抚使王彦调任荆南（今江陵）知府；并“召荆南镇抚使解潜赴行在”，“于是诸镇抚使尽罢矣”②。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4，绍兴元年五月辛亥。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丁丑；《宋会要辑稿》职官41 之2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宣抚使》。 第三节宋代禁军、厢军、乡兵（民兵） 北宋禁军宋代的军队可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南宋“大军”（正规军），禁军是北宋的正规军，被称为“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①。宋初，禁军较少，宋太祖将各地地方兵的精锐收编为禁军，仁宗时多达80 多万，大多分屯北方，只有很少一部分驻在南方。禁军分为上、中、下三等，殿前司的捧日（马军）、天武（步军），侍卫马军司的龙卫，侍卫步军司的神卫，称为上四军，殿前司的诸班、直从上四军中选补。 宋代禁军的编制大体沿袭五代军制，也在军号（如龙卫等）下设左、右厢，厢下设军，军多者以第一、二编序号，各级长官均为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军下为指挥，指挥为基层单位，长官为指挥使、副指挥使。每一指挥规定步军为500 人、马军400 人，但实际上往往少于此数，有的甚至不到300 人。指挥下为都，每都为百人，长官马军为军使、副兵马使，步军为都头、副都头，其下均设十将、将、虞候等，军士面上也刺军号名。北宋实行募兵制，家属居住在军营内。宋太祖创禁军更戍法，轮流更戍他地，更戍以指挥为单位，通常一次以三年为期，家属不得随行，到期回原驻地，拣选精壮士兵补充上一级禁军，淘汰老弱士兵降充下一级禁军或厢军或退役。禁军更戍分为屯驻禁军、驻泊禁军与就粮禁军。 屯驻属正常更戍，大多派往内地州、府，属当地地方长官知州、知府等管辖。地方州、府都设有兵马都监或监押，具体负责屯驻禁军及厢军等的管理、训练、调遣，以及当地的治安及处理军民纠纷等，屯驻禁军带有朝廷派驻地方的治安部队性质。以后禁军大增，大量禁军常驻于外地的某一地方，也依更戍法而被派往其他地方，三年或二年、一年回原驻地。 凡是更戍到边防地区如河北、陕西等地，当地设有驻泊都部署（都总管）或部署（总管），管辖驻泊禁军，带有朝廷派往边境地区的边防军性质，凡是武臣专任的驻泊都部署或部署，对于边防事务可自行处理而不必与知州等地方长官商议。 就粮禁军有三种情况：一、在当地拣选乡兵、厢军中的精壮士兵为禁军，如陕西“保捷”禁军，就是“三边之兵，间因事宜升为禁军者，是为就粮（禁军）”，是长驻当地的禁军。二、如“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是以就粮禁军的名义长驻外地。三、是临时将禁军从缺粮地方移屯粮食丰收地区，情况改变后回原驻地。如“俟将来岁丰，令还京师”①。为了改变原先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造成宋军战斗力不强的状况，熙宁七年（1074），开始实行“将兵法”，将当地各部分禁军以及有战斗力的厢兵、蕃兵、乡兵等，混合编组为“将”，将下设“指挥”。每“将”自2000多人至1 万多人不等，通常为5000 人左右，设正、副将为长官。全国编为140 多将，北方以路为单位，其下以第一、第二序号编制；东南地区统一编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丁丑；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己亥；卷29，十一月辛亥。《宋会要辑稿》职官40 之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制置使》。 ① 《宋史》卷167《职官志》七《镇抚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丁未。为13 将，3200 人以下的只设正将。诸将长官统领并训练本将兵士，以达到将知兵、兵知将，提高战斗力，每将在正、副将下设准备将、部将、队将、训练官、押队、使臣等。将兵多数戍守本路，在本路辖区内更戍，但也有一部分将兵到指定的别路更戍，如河北路差一将的将兵出戍河东，东南十三将中有八将仍依规定的路分轮戍。除了系将禁军以外，没有编入将兵之内的禁军，称为不系将禁军或不隶将兵内禁军。此外，首都开封的禁军称为在京禁军，仍按原禁军编制及更戍制轮戍外地。 北宋厢军宋初将各地军队中精壮者抽调朝廷成为禁军，不及等者留本地作为地方军，虽间或出戍外地，但很少进行军事训练，主要从事工役或杂役，厢军因而也称“役兵”，地方厢军属各州、府管辖，厢军隶属于宣徽院。厢军的兵籍归枢密院，元丰改制后归兵部。作为地方军的厢军，名义上由侍卫马军司、步军司管辖。 首都的厢军，服工役、杂役于首都开封的步驿、诸城门等的，属开封府；服役于朝廷的诸司库务司、东西八作司、金明池杂役、作坊、内酒坊等七八十个部门的，分别隶属于三司、各提举司；元丰改制后，则分属太常、太仆、太府、光禄、司农诸寺和军器、少府等监，以及侍卫步军司、枢密院、兵部等，承担着从造酒到修城等各种工役、杂役。 地方的厢军，大多以其所从事工役作为军号，如桥道、开河、开道、采造、装卸、司牧、作院、水磨、酒务、壮城、牢城等，都是专门的役军。也有以壮武、武捷等众多军号命名的厢军，则主要是作为地方军，需要时也从事杂役、工役。 厢军主要作为役兵，很少进行军事训练。明道二年（1033），“枢密使王曙言：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其中颇有材勇之人，宜渐加训习，以升隶禁军”。是厢军教阅之始，以后教阅过的厢军不断升为禁军。庆历二年（1042）以前，所有经过教阅的厢军都升为禁军，如“河东本城兵士系教阅者，并升为禁军”。差不多同时，又开始专门设置“教阅厢军”，“置福建、广南东·西路诸州教阅澄海军（厢军）各两指挥”。“虽曰厢军，皆予旗鼓训练战守之役”②。以后各地陆续设置，冠以威勇、壮武等军号，按禁军规程训练而免服工役、杂役，成为地方正规军，以后仍不断升为禁军。南宋禁、厢军北宋灭亡，北方的禁军、厢军几乎全都溃散。南方的禁军、厢军大体仍保留，一部分禁、厢军拨隶“大军”（南宋的正规军习称为“大军”）。不仅多数厢军仍是地方军、役兵，多数禁军实际上也沦为地方军、役兵。 宋代乡兵（民兵） ② 《宋史》卷187《兵制》一《禁军》。本节及下节，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 年版。 北宋初期，各地设置乡兵，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河东、陕西有义勇，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有义兵，川峡有土丁、壮丁，荆湖有弩手、土丁，广南有枪手、土丁、壮丁等乡兵。 乡兵通常实行征兵制，如“咸平三年（1000），诏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为强壮。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借库兵（兵器）给粮训练，非缘边即分番迭教，寇至悉集守城，寇退营农”。由于征兵制乡兵是强制性的，因循既久，逐渐废罢。仁宗时，乡兵的神锐、忠勇、强壮诸军早已废罢，忠顺、保毅等军也所剩无几。康定元年（1038），下诏陕西、河北、河东建立与补充“强壮”军，成为三个地区主要的乡兵。庆历二年（1042），又下诏选拣其中的十分之七为“义勇”；治平元年（1064），陕西也仿设义勇，当时河北有近15 万，河东有近8 万，陕西有近14 万，“强壮”遂名存实亡，“义勇”成为三路的主要乡兵。 也有一部分乡兵实行募兵制，景德二年（1005），知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曹玮首先在辖区内招募，称为弓箭手，“人给二顷（田），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①。以后鄜延、环庆、泾原和河东四路，也都以田招募弓箭手，弓箭手都是当地人，勇敢强悍，熟悉地理环境，通晓西夏语言，战斗力远较北宋禁军为强，除了发冬服外别无报酬，只是领得一份田地并免除税、役，官府另准备衣甲以备战时之用。庆厉时已发展到192 指挥，3.2 万多人。以后又招募当地少数民族为蕃弓箭手，弓箭手遂有蕃汉之分，实行将兵法后编入诸将下。南宋初，部分汉弓箭手随韩世忠等南下，参与抗金战争。广南的枪手、土丁、峒丁，湖南的弩手和福建的乡丁、枪手等，以后也参照弓箭手办法实行，有的给田，但大多不给田，而是以免除税、役作报酬。乡兵通常称为民兵。 熙宁三年（1070），实行保甲法，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可以自置弓箭等一般武器和学习武艺，每一大保每夜派五名保丁巡夜，维护本地治安，此制逐渐推行到全国，保甲事务由司农寺主管。据熙宁九年（1076）统计，全国的保甲民兵达693 万多人。次年，统计经过教阅训练的有56 万多人，分属开封府、河北、河东及陕西诸路。此外，河北、河东和陕西诸路，还有义勇24 万多人，未编入保甲。经过教阅训练的保甲民兵和义勇隶属于兵部，政令属枢密院。以后，广东、广西的沿海、沿边地区，以及其他各路的山区，也对保甲民兵进行训练，到北宋末年，保甲民兵大多经过教阅训练。元丰四年（1081），将保甲推行到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原实行“义勇”的地区，遇到两种民兵征兵方法不同的问题，因而变通为“保甲，以家联保，以丁联兵，小保长以上缘兵置”①，不同于内地的小保长以上以户数设置的办法。其他原实行各种民兵的地区，大多仍实行原有的民兵制度，只是再按照保甲法的要求，将其中一部分略加编排，即作为保甲民兵。蕃兵、强人① 《文献通考》卷152《兵考》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辛未。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一月己未；卷137，庆历二年九月乙巳、壬子。在与西夏接壤的陕西四路和河东路西部地区，编组少数民族的部族兵，称为“蕃兵”。北宋初期，实际上只有一部分与北宋地方官府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如“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余帐之首领，各有职名。曹玮帅本路，威令明著，尝用之以平西羌”①。鄜延路金明县（今陕西安塞北）李士彬世代任北宋的蕃兵首领，抗御西夏，康定元年（1040）为西夏所袭杀。次年，王尧臣提出重组蕃兵后，蕃兵成为宋军的主要兵种之一。陕西四路的蕃兵，分为蕃兵与强人，蕃兵使用官马；而强人使用自备马，称为壮马。治平二年（1065）时，蕃兵集中在鄜延路，计1.4 万多人；四路强人计9.1 万多人，两者合计10 万多人。各路蕃兵设军、城、镇、堡、寨等；其下：秦凤路又有门、大部族、小族、姓之设，鄜延路则分族，泾原路则以族设甲，环庆路则分为若干队，都以部族为基础编排。按部族大小，大首领为都军主，其次有军主、副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军使、副兵马使，作为各级蕃兵长官。立功后另授刺史、诸卫将军，及诸司使、副使和承制至殿侍（大小使臣）衔。治平四年，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招募蕃兵弓箭手，蕃兵弓箭手，逐渐成为蕃兵主要形式。熙宁七年（1074），王韶在河州（今临夏）“募蕃兵弓箭手，每寨三指挥或至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人给田百亩”，已按照禁、厢军建制组织蕃兵。行“将兵法”，蕃、汉弓箭手又分别编入各将。次年，颁布“蕃兵法”，规定：“并选年二十以上，本户九丁以上取五丁，六丁取四丁，四（《宋史·兵志》作五）丁取三丁，三丁取二丁，二丁取一丁，并刺手背，..每丁十人置一十将，随本族人数及五十人置一副兵马使，..即一族不及五十人者，三十人以上亦置一副兵马使，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将”①。以及一百人以上，设置指挥使、副指挥使、军使等的规定，元丰六年（1083），熙河兰会路将蕃兵单独编将，其基层单位仍以部落编制。元祐元年（1086），又推行到陕西其他四路。元符二年（1099）起，除个别地方外，取消蕃兵单独设将的措施，而改为以城、寨为单位编入各将。 ① 《宋史》卷190《兵志》四《乡兵》一。 ① 《宋会要辑稿》兵2 之23。 第四节南宋“大军” 南宋“大军” 建炎元年（1127）五月，南宋设御营使司，由宰相、执政兼任御营使、副使，统管为数不多的军队，是南宋正式建立正规军的开始，南宋人习称为“大军”，以区别于已溃散的原北宋正规军“禁军”，南方的禁军除部分编入“大军”外，实际已降为地方军、役兵。 御营使司以王渊任“都统制”为统兵长官，刘光世任“提举一行事务” 为首佐官，下设前、后、左、右、中五军，设“统制”为统兵官，以张俊为前军统制、韩世忠为左军统制等。建炎三年六月，曾定每军1 万人，分为10将。建炎三年四月，刘光世升为太尉、御营副使，另设御营副使司，其部属因无所隶属，称为御营副使司军、“太尉兵”。与此同时，韩世忠升任御营左军都统制、张俊升任右军都统制。七月，任命地位较低的后军统制辛企宗为御营使司都统制，引起两人不满，遂改两人所部为御前左军、右军，御营军仍分为五军，但实际上已降为次要军事力量。 建炎四年六月初，撤消御营使司，兵权归枢密院，御前副使军首先改为御前巡卫军，刘光世任都统制；改御前军为神武军、御营军为神武副军。又开始将较小的部队及收编的抗金义军及流寇，改编为一二十个镇抚使军。神武军不设总长官，以韩世忠任神武左军都统制、张俊任神武右军都统制，均不设副职；前、中、后三军实力较弱，统帅只称统制。以后中军统制杨沂中兼任提举宿卫亲兵，实际成为亲卫军，其时三衙已名存实亡。实力较小的神武副军，设都统制为长官，下属前、后、中、左、右五军只设统制为长官。 绍兴二年（1132）二月，南宋朝廷又将一些小部队，编为“御前忠锐军”，隶属于名存实亡的侍卫步军司，初建时分为7 将，后增为10 将，每将兵力最初以原所部为限，大多只有一二千人，御前忠锐军后来主要归并于韩世忠、张俊等部及地方帅司（安抚使司）等，“后独留忠锐第五将在朝廷，余九将拨并。故忠锐第五将至今犹属朝廷也”②。绍兴末，李师民任御前忠锐军正将，刘舜谟曾任忠锐第五副将（原作副将军，军字衍）。徐梦莘所说“至今犹属朝廷”，可能已是光宗绍熙五年（1194）前不久。 绍兴五年，宋廷对军队进行整编。四月，首先撤消镇抚使军。 九月，以最后一个镇抚使解潜所部拨隶马军司；十二月，神武中军拨隶殿前司，以颜渐所部拨隶步军司，组建新的三衙军。王彦所部编为前护副军，不久也拨隶马军司。又以“神武系北齐军号，久欲厘正”为名，改称“行营护军”，改韩世忠所部神武左军（神武前军已先撤消并入神武左军）为前护军，岳飞所部神武后军为后护军，张俊所部神武右军为中护军；同时以刘光世所部御前巡卫军为左护军，四川宣抚副使吴玠所部为右护军，集中了南宋五支最强大的军队。 五护军统帅都任宣抚使、宣抚副使、制置使，唯一级别较低的是京西、湖北制置使岳飞，次年三月升为宣抚副使（后升宣抚使），因此，行营护军② 《宋史》卷191《兵志》五《乡兵》二《蕃兵》。 习称宣抚使军。五护军由宣抚使或副使直接统领，设提举一行事务、同提举一行事务，作为首佐官，有时代行主帅职权，指挥各统制作战。而都统制的设置成为特例，刘光世于绍兴七年罢职后，才任王德为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为统军长官。郦琼叛降伪齐后，王德虽隶属淮西宣抚使张俊，但仍称左护军都统制，绍兴十年改任淮西宣抚使司都统制，左护军编制撤消。绍兴九年春，四川宣抚使吴玠病重，才任命吴玠为右护军都统制。吴玠死后，四川宣抚使与右护军各设都统制为统兵官。只有韩世忠、张俊、岳飞仍任宣抚使兼前护军、左护军、后护军的统兵官，史称三宣抚使军。岳飞、韩世忠、张俊、杨沂中等军，南宋习称为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杨家军等。 宋金战场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南宋，“柘皋之战”，表明依靠杨沂中、刘锜等次要将领各自所统的二三万部队，已能抵挡住金军主力的南侵。在宋高宗看来，当时宋、金“强弱相当，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①，是向金乞和的最好时机。但是，岳飞、韩世忠坚决抗金的意志，成为乞和的重大障碍，奸相秦桧采纳范同的献计，以贺柘皋之捷对三大将论功行赏为名，乘机夺他们的兵权。同年四月，韩世忠、张俊升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三宣抚使司并罢，原前护军、中护军、后护军的编制也被取消，前护军改为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称建康都统司；中护军改为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称镇江都统司；后护军改为鄂州驻扎御前诸军，称鄂州都统司，都称为“屯驻大军”。 绍兴十年五月，起用宿将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次年罢职，其部属后被改编为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诸军，置司池州，称池州都统司。是为最早的“御前诸军”四都统司。 绍兴十七年，吴璘部右护军改称御前诸军，称兴州（今陕西略阳）都统司；次年，杨政所部四川宣抚司军也改为御前诸军，称兴元（今汉中）都统司；在此前后，金州（今安康）驻军也改称“御前诸军”，统兵官职位较低，称“节制屯驻御前军马”。 绍兴三十年，金州“节制屯驻御前军马”升为都统司；以荆南知府兼节制屯驻御前军马，随后升为都统司；又置江州都统司。九个都统司中，以原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璘所部组建的镇江、建康、鄂州、兴州四都统司所统御前诸军最强大。 乾道九年（1173），鄂州、荆南两都统司合并，置司鄂州。淳熙四年（1177），又采取都统司驻鄂州，称鄂州江陵府都统司，不设副都统制；副都统制驻江陵（原荆南），单独置司，称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司，实际上又分为两司。开禧三年（1207），沔州（兴州改）都统司不设副都统制；另设沔州副都统制司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后改称利州副都统制司，实际上也分为两司。这样形成了共10 个由枢密院管辖的都（副都）统司统率的南宋“大军”（正规军）体系。 各屯驻大军都分兵戍守辖区州县，而荆南（江陵）都（副都）统制司所辖七军，春夏三军出戍、秋冬四军出戍襄阳，家属全留荆南（江陵）。淳熙十年（1183）前后，以1 万人带家属戍襄阳，而留8000 人于江陵。嘉定十年（1217），又将留驻江陵的副都统制和留驻的8000 人以及家属也全部调往襄阳，江陵只设留守机构，江陵副都统制司也移驻襄阳，襄阳已成为荆湖北部① 《宋史·兵志·乡兵·蕃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壬午。重镇，后在抗击蒙军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南宋还有独立设置的御前水军都统制，沿江各大军设有水军，设统制为长官。 南宋“大军”军制南宋正规军（大军），自御营司军设都统制为最高统兵官起，都统制系列遂成为正式的军官官名；而原先的都指挥使系列只适用于已降为亲卫军的三衙，都总管系列只适用于地方军。都统制下有时设副都统制，偶设同都统制为副长官，下设提举一行事务为首佐官，有时设同提举一行事务为副首佐官，需要时可以代行都统制职权。 南宋“大军”（正规军）的番号先后有御营、御前、神武、行营护军以及三衙军等，都采用前、中、左、右、后五军系列编制，各军（除宣抚使时期外）军队多的设都统制，军队少的只设统制为长官。各军内部以及后来的各屯驻大军，其下也设前、中、左、右、后军，军队多的还增设选锋军、游奕军、摧锋军、胜捷军、破敌军，有时还有水军等；各大将还设亲兵，如韩世忠、岳飞的背嵬军，刘光世的“亲兵（部落）”，张俊的“银枪亲兵（亲随）”等，均设统制、同统制、副统制为统兵官，有时也设都统制为统兵官，部队少或统兵官职阶低的，只称统领、同统领、副统领，或设统制为正长官，统领为副长官。军下设“将”以第一、第二等序列，通常设正将、副将、准备将各一员为统兵官。 各番号军及屯驻大军下的五军等，每军兵力少的只有1000 人，而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所部有5700 多人，兴州都统制司的中军达7800 多人，每军至少辖两将。每将少的只有500 人，兴州都统制司右军的三将共辖4300 人，平均每将达一千四五百人。 军和将是南宋“大军”编制的基本单位，除“御前忠锐军”直接以“将”作为基本单位外，各番号军及屯驻大军都以军为基本单位，通常只列军数，但也有军、将数都列，如宋孝宗时镇江都统司为七军三十三将4.7 万人，其中水军为三将5000 人，其余六军各为五将7000 人。 将下设队，每队50 人，有拥队、押队、旗头等。将与队之间，有的还设“部”，有部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