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作者:李宗一 显赫一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传 作者：李宗一前言(1)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他的历史，中外已有不少论著。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书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袁世凯的政府档案、私人函电及已出版的专著和史料。由于许多新史料的出现，使我们对袁世凯的历史能够获得较为详实的了解，纠正某些以讹传讹之处。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愚昧、虚伪和顽固，说明清末民初支配我国社会历史的一般的和特有的规律，以及违反这个规律的人物最终要失败的必然性。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０８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争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１９１１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乘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撒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猝逃亡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１９１４至１９１５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前言(2)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本书的选题和写作，承蒙李新同志给予热心的指导和鼓励，始克完成；复蒙李侃同志审阅全稿，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又得到何双生同志等不少帮助，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作者理论和业务水平的限制，舛误之处自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和指教。 目录第一章 家世和青少年时期(1859—1882) 一 地主、官僚、军阀世家 二 纨绔子弟 三 投靠淮系军阀 第二章 在朝鲜的政治活动(1882—1894) 一 扑灭“壬午兵变”，崭露头角 二 编练“新建亲军营” 三 镇压“开化”派 四 “总理变涉通商大臣” 五 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 第三章 小站练兵(1894—1898) 一 督办新军 二 新建陆军的编成及其与列强的关系 三 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 四 控制士兵的办法 五 声誉隆隆而上 第四章 假维新 真出卖(1895—1898) 一 混入维新运动 二 两面派的手法 三 出卖维新派 第五章 血腥镇压义和团(1899—1900) 一 升任山东巡抚 二 施展诡计，渡过危机 三 纳义和团于血海 第六章 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上)(1901—1910) 一 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的衣钵 二 编练北洋军 三 开办陆军学堂 四 北洋军和日本帝国主义 五 北洋军的地位及其本质 六 镇压景廷宾起义 第七章 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下)(1901—1910) 一 创建巡警 二 废科举，兴学堂 三 投机立宪运动 四 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权益 五 北洋集团的经济基础及其特点 六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及袁世凯被罢官 第八章 绞杀辛亥革命 攘夺民国总统(1911—1912) 一 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及袁世凯的反革命活动 二 乘辛亥革命爆发之机东山再起 三 攫取民国总统职位的阴谋活动 四 策动“请愿共和”，逼迫清帝退位 五 鼓动兵变，就任临时大总统 第九章 追求封建专制的统一(1912—1913) 一 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二 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 三 对革命党领袖大施骗术 四 操纵党争，暗杀宋教仁 五 “善后借款”和“武力统一” 第十章 封建独裁统治的加强(1913—1914) 一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就任正式大总统 二 恣意破坏民主制度，袁记《约法》的产生 三 专制独裁制度的确立 四 特务警察恐怖统治 五 封建专制思想泛滥，“祀孔”“祭天” 六 对清室复辟派的暖昧态度 七 封建帝王式的生活和帝制的发轫 第十一章 称帝和败亡(1915—1916) 一 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 二 帝制丑剧的开场 三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与“洪宪”皇帝 四 人民反帝制怒潮的高涨及护国战争的爆发 五 皇帝梦的破灭 六 袁世凯之死 地主、官僚、军阀世家(1)河南省东部的项城，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县。淮河的支流——颍水，从县境蜿蜒流过，雨季常常泛滥成灾。项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直到１９世纪中叶，城里仅有二三十家店铺，没落的封建地主经济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全县九千多顷土地，绝大部分为少数“豪富之家”所霸占。广大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一般为收成的一半，有的甚至高达八成。①在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重重盘剥下，农民生活困苦不堪，“终岁勤劳，节食俭用，而常苦不足”。②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迫使农民不断奋起反抗。每当夏秋收获时节，农民常常联合起来，抢收地主的庄稼。豪绅地主为了“护青苗”，也组织起“保田会”。③因此，境内往往引起械斗，酿成血战，形成了所谓“犷悍之习”，“斗狠之风”。④ 袁世凯家住在项城东北十余里的张营，占有土地四五十顷；此外，在北京天成亨钱庄和陈州于家典当铺等处，还大量放高利贷。一家三十多口人，四世同堂，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大家庭。 袁世凯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科举，任过官职。曾祖父袁耀东是庠生，年纪还不满四十便“勤学赍志以殁”。曾祖母郭氏出身于同郡一个“望族”，活到九十多岁。⑤在她的悉心教育下，她的四个儿子：树三、甲三、凤三、重三，都取得功名。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摄教谕”。⑥其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袁甲三（１８０６—１８６３）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道光末年，他和已官至侍郎的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一道从“理学大师”倭仁讲习程朱理学，故两人过从甚密。他的长子袁保恒（１８２６—１８７８）也是进士，为翰林院编修，次子袁保龄是举人。袁凤三是庠生，曾在禹城任教谕二十多年。最年轻的袁重三也是生员。当时，在东南沿海各省，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官僚地主中已经出现了少数比较通达中外形势的开明分子，如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冯桂芬（１８０９—１８７４）、王韬（１８２８—１８９７）等；他们热烈谋求改革封建弊政，反对因循保守、故步自封。而袁氏一家却不乏“志在求官”的守旧分子，他们世代潜心八股文，囿于章句之学，思想保守，作官以后大都以“纯儒”、“卫道者”自命。 袁保中（１８２３—１８７４），字受臣，在诸兄弟中行次最长。他虽捐过一个同知，但一直在家乡经营田产，是袁家的“管家人”。他热衷于程朱理学，为人十足虚伪，满口“睦族里”、“笃忠义”，实则鱼肉乡里，横霸一方。他依恃袁家官势，经常“派人持名片拜帖到衙门说事”。⑦当时河南官场上流传着一句俗谚：“项城官难做”，“宜吊不宜贺”⑧。恰恰反映出这个上了“护官符”的大豪绅在地方上的势力。他有两个女儿，六个儿子⑨；第四个儿子生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６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号容庵。他出生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袁氏一家也随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以鸦片战争（１８４０—１８４２）中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权益为满足，英、法两国为了迫使中国加速殖民地化，制造荒谬借口，联合发动了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⑩——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５６—１８６０）。侵略者在中国沿海城市骚扰之后，攻陷北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洗劫一空。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使得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首先，列强公使驻京，得以直接影响和控制清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其次，继１８４２年开放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五口通商后，又开放天津、南京、九江、汉口等十一处为通商口岸；外人得住内地自由传教、游历和经商，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第三，海关雇用洋人，建立协定关税制度，自此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落入侵略者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完全破产。中外反动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共同立场使它们开始走上彼此勾结的道路。老大的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原来，早在英法联军对中国发动侵略之前，如火如荼的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已形成高潮。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１８５１—１８６４），从广西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于１８５３年定都南京。同年，太平天国又派北伐军攻入安徽北部，占领凤阳、怀远等城。在皖北、豫东活动的另一支农民武装——捻军（１８５２—１８６８），纷纷起义响应，攻占了临淮关、雉河集（今涡阳县）。寿州、阜阳、太和、颍上、亳州等地也遍燃了农民革命战争的熊熊烈火，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地主、官僚、军阀世家(2)为了镇压捻军，清政府于１８５３年急忙派兵部侍郎周天爵率领清兵三千进驻宿州，又派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时任兵科给事中）协助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组织地主武装，配合清军作战。次年，周天爵病死。后来，吕贤基也被捻军击毙，袁甲三奉旨接统驻宿州的清军，并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他带兵以后，虽然不断受到捻军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很快成为捻军的劲敌。当时，在湖南办团练而发迹的曾国藩正率领湘军在长江中游和太平军激战。袁甲三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与捻军联合的反革命重任，使曾国藩得以全力绞杀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紒紜矠 以“书香门第”自诩的袁氏父子一贯忠于皇帝，崇拜皇权，一心想依附皇帝取得高官厚禄。他们极端仇视农民革命，认为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因此，在袁甲三的带领下，袁家全力投到绞杀捻军的反革命战争中。袁保恒和袁保庆都到袁甲三的军中带兵，转战皖北各地，“出奇制胜，躬履前茅”。袁保龄也到军中“从佐戍幕，赞画左右”。紒紝矠后来，袁保庆又被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调回河南，负责组织训练各州县地主团练武装，并多次督带马队在项城、沈丘、夏邑等地围攻捻军。 项城与安徽临泉县接壤，是捻军活动的重要地区，距捻军的根据地雉河集仅一百多里。１８５８年（咸丰七年）十二月，捻军首领王庭桢领导项城、沈丘、新蔡、阜阳四县农民起义，占领项城城东的新兴集、尚店等地，到处袭击地主豪绅，并“声言攻项城”。紒紞矠住在张营的袁家感受到极大的危险。袁甲三的家属都逃往陈州避难。袁保中和袁重三一边联合地主豪绅，组织项城团练武装，一边在城东北四十里选了一处险要的地方，筑起一座大堡寨。由于袁家“倡其先”，又是寨中的“首户”，因此被称为“袁寨”。紒紟矠当时，河南各州县地主为了防御捻军，纷纷筑寨。据记载：“大县堡寨二百余所，小县堡寨亦逾百所”。紒紡矠项城境内也有一百七十多所。紒紣矠袁寨规模大，围墙敦厚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炮楼”，墙外有濠沟环绕，门前架设吊桥，防卫森严，远近闻名。 袁世凯出生不久，袁保中和袁重三就带领一家人迁到寨里。袁保中身为一寨之长，掌握生杀予夺之权。那时捻军多是轻骑。每当捻军前来攻寨或从附近经过，万马奔驰，犹如“飙飞电掣”。紒紤矠袁家“年十五以上能执兵者，咸使登陴”，鸣枪放炮，负隅顽抗。紒紥矠袁世凯的幼年生活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度过的。他从小便骄矜、胆大。五岁那年，捻军进攻到袁寨附近，家里有人带他到寨垣上眺望，他竟然“略无惧色”。紒紦矠他不仅观看过战斗场面，并且从他的父兄那里不时听到捻军“杀人放火”的故事。因此，在他幼年的心灵里便埋下了仇视农民起义军的种子。 袁家在经济上对农民进行残酷无情的剥削，反映在战争中对待起义农民必然是极端凶狠野蛮。１８５６年，袁甲三陷雉河集，据他自己所报“擒斩逾三万，逼入涡阳河死者复数万。紓紛矠”袁世凯出生的那一年，即１８５９年，袁甲三又攻占了捻军的根据地临淮关，下令“年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尽诛之”。紓紜矠１８６３年，袁保庆攻占项城尚店，“俘斩略尽”。紓紝矠袁保中和袁重三率领地主团练协助清兵攻下西芦镇时，据一个目睹现场的官吏所记：西芦“房屋二千余间，自初八日之捷尽已毁为平地（周围十余里之长，大半化为灰烬）。尸骸枕藉，马在人上行（是日骑马而往），惨不可言，（幼孩女尸约以千计）……附近贼巢未被焚烧之户，辄称为通匪之家，任意株累，是以不敢归来者十居###。”紓紞矠 这一幅幅血迹斑斑的悲惨景象，是由袁世凯的祖辈父辈一手造成的。他们就是这样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总督、侍郎、道员的官位。袁甲三在１８６３年病死前，已因“功”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多次得到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紓紟矠袁保恒先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补用，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累官至刑部左侍郎。袁保龄和袁保庆也平步青云，一个当上内阁中书，一个奉旨以知府发往山东补用，不久又都升为道员。 在清朝末年，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出于其阶级利益和反动政治的需要，用人仍不免讲究门第。官僚们也都以自己的谱系高贵而自豪。袁家累世勋阀，三代煊赫。袁甲三、袁保恒死后，皇帝都赐、赐，宣付国史馆立传，荣典极盛。这个家庭出身，在袁世凯身上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对他的一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后来，在他的奏章中，每每夸耀自己“三世受国恩深重”，就是指的这个反动家世。 地主、官僚、军阀世家(3)注 释： ①张锦芳修：《项城县志》，１９１１年石印本，卷５，页４３。 ②同①，页５７。 ③同①，页４８。 ④同①，卷２２，页２４。 ⑤袁保恒：《母德录》，见《项城袁氏家集》，１９１１年清芬阁刊。 ⑥《中议公事实纪略》，见《项城袁氏家集》，１９１１年清芬阁刊。 ⑦《袁氏家书》１９１１年清芬阁刊。卷２，页３４。 ⑧同⑦。 ⑨袁保中前妻刘氏遗下二女、二子：长子世昌（早卒），次世敦；长女嫁知州王庆霖，次女嫁附生周鸿儒。继室刘氏接连生了四子：世廉、世凯、世辅、世彤。详见贺涛：《刘太夫人墓志铭》。 ⑩《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２，页１４。 紒紜矠曾国藩：《袁甲三墓表》。 紒紝矠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页１２０。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４。 紒紞矠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册２，页１。 紒紟矠同①，卷５，页１３。又同⑦，卷２，页１。 紒紡矠同紒紞矠，页４１９。 紒紣矠同①，卷５，页１０至１９。 紒紤矠同紒紞矠，页４１８。 紒紥矠袁保恒：《母德录》，页６。 紒紦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１。 紓紛矠王轩：《袁甲三家传》，见《端敏公集》卷首下，页５。 紓紜矠《重修安徽通志》，卷１０５，页１６。 紓紝矠同①，卷２３，页２４。 紓紞矠同紒紞矠，册５，页１８５。 紓紟矠《清史列传》，１９２８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卷５３，页１２—１５。 纨绔子弟(1)１８６６年（同治五年），袁保庆从家乡启程，赴山东济南候补知府。他年已四十尚未得子，便把袁世凯过继为子嗣。当时，年方七岁的袁世凯，跟随嗣父到了济南。嗣母牛氏对他很疼爱，乃不免娇纵。袁保庆给他物色了一位有名望的举人王志清做启蒙老师，希望他能读书上进，显亲扬名。袁世凯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和动荡环境的影响，养成了一种浮嚣的性格，读书心不在焉，经常托词逃课，或结伙逞强斗殴，或逛大明湖、坐戏院，对戏剧尤“乐观不倦”。① １８６７年，袁保庆升为候补道员。次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奏调他到南京，委派他管理原淮北“右标兵”营务处，以后又署理江南盐巡道，督销官盐。盐巡道是一个可以大量捞钱的肥缺，每年公私进款都不少。袁世凯随嗣父到了南京，过上锦衣玉食的阔家公子生活。那时太平天国失败已经四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时，摧毁了官僚地主政权，大刀阔斧地铲除社会恶习，曾严禁娼妓、赌博和吸鸦片，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随着旧政权复辟，又恢复了旧时的糜烂景象。在腐朽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袁世凯更以读书为苦。他喜欢游山玩水，有暇即控马驰骋，登览清凉山、雨花台诸名胜。当时和他一起读书的两个哥哥袁世敦和袁世廉“戒止之不能也”。这时，他的家庭教师是个举人，兼精武技，见他对读书不用心，就教他练拳。 当时仕宦之家的子弟，大都受到塾师和家庭两方面的教育，袁世凯也不例外。袁保庆自命不凡，“好议论天下事”。到南京以后，两江总督马新贻“倚之如左右手”。此后，由于受历任上司的信任，“意气益发舒”。②他把自己作官带兵的心得随手记录下来，有数百条，题名《自琐言》，常常讲给袁世凯听，如：“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脚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优人所窃笑乎”；又“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不然则叛离随之”等等。③这些反动的政治经验之谈，灌输到袁世凯的头脑中，对他的志趣和后来一生的为人处世自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１８７３年７月，袁保庆突然患霍乱，死在南京。这对于袁世凯犹如是晴天霹雳，悲痛已极。同年冬，他伴随嗣母，扶柩返回项城。从此，他的生活发生骤变，培植教育他的责任转到了袁保恒、袁保龄身上。这两个在北京作官的堂叔对他的影响，较他的生父和嗣父更大。 这时，袁保恒已官至户部左侍郎，１８７４年春，他回原籍探亲，把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谢廷萱（举人）教作八股文，周文溥（举人）教作诗，张星炳（进士）教写字，期能“读书上进”，准备应试。④当时，袁保龄在北京任内阁中书，他在致袁保中的信中说：“凯侄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细询其故，大约前在南时，所从师亦不切实，好在目下谢子龄兄之为人事事求实际。为置一桌，即在先生案侧，而绳侄在对面套间中自为一桌，两人隔开，免时刻交谈废读之弊，且欲使凯侄逼近师长，以束浮嚣之气。晚间则均在书房套间，与先生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晚间先生学生咿唔四起，月下听之亦颇可喜。”⑤在其堂叔的严厉监督下，袁世凯“昼习词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时”。⑥他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八韵（即试帖诗）颇长进”，但“文章尚不入门”。⑦ １８７４年１１月（同治十三年十月），袁保中病死于乡下。当时，父亲死后要守丧三年，不准参加考试，但因他已过继出去，所以没有居丧，于１８７６年秋天仍然回河南参加乡试，结果未被录取。年底，他和陈州于姓的女儿结婚。于氏是名门闺秀，时年十九，比他大两岁，此即后来的“洪宪皇后”。 就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初春，袁世凯回到北京。当时袁保恒刚调任刑部左侍郎，工作很繁重。袁世凯一边读书，一边帮他办事。清末的北京官场贪污纳贿，奸诈伪善，污秽不堪。袁世凯耳濡目染，学到这套官场本领，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争相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什么“中上美材”。⑧当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冬季，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河南赈务，带袁世凯同行，遇“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⑨多方培养他作官的才能。 在开封住了不久，１８７８年５月袁保恒由于感染时疫，突然病逝，袁世凯代从叔把公事交待完毕，返回原籍。过惯城市官僚生活的袁世凯，对于乡村生活感到乏味，不愿再回袁寨，而改住陈州。陈州是“舟车骈会财赋之区”，地当豫东交通要冲。袁家在城里有一所大宅院，是袁甲三生前购置的，袁世凯就住在这里。这一年的１２月，他的长子袁克定出生。⑩ 纨绔子弟(2)袁世凯和他的家人一样，淫邪愚昧，好谈鬼神，相信风水。过去他的先辈官运亨通，他确信这是他家坟山风水好，现在父辈年龄在五十上下，相继死去数人，又认为这是宅第不祥。因此，到处“延堪舆家，卜宅兆”，作道场，为袁家祈福禳灾。紒紜矠可是，不管他怎样馨香祷祝，求神弄鬼，仍然不能挽救封建大家族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据记载，他家“人人坐食，而兼习嗜好”，有的“已成废人”，紒紝矠你争我夺，矛盾重重，无法再维持“四世同堂”的局面。大约就在１８７８年，袁家“将所有田土剖为十二股”，按袁世凯父辈人数分了家。紒紞矠袁世凯于袁保庆名下，得到相当丰厚的一份家产。从此，自为一家之主，对很多事情可以自作主张，生活更加放荡不羁。 他经常策马驰骋郊外，挥鞭狂叫，追欢逐乐。还呼朋引类，附庸风雅，纠集一帮“秀才”，成立“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文社”，自为盟主，“捐资供给食用”，紒紟矠博得“慷慨好施”的美名。某日，他正在袁宅仰山堂读书，一个秀才前来拜访，两人一见如故，臭味相投，遂换帖结拜为兄弟。紒紡矠此人便是徐世昌。徐世昌（１８５５—１９３９），号菊人，天津人，破落官僚家庭出身。当时穷困潦倒，正在陈州授馆课童，他和袁世凯一样，功名心很盛，只是苦无路费北上应试。后来，袁解囊赠款，使他得以启程。他于１８８２年中举，１８８６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此后成为袁一生的重要谋士。袁曾对人说：“菊人妙才也。”紒紣矠 袁世凯依靠自家的门阀，经常出入官府，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１８７９年，其姑丈张向宸（道员）办理河南省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由于他“集款独钜”，张就以袁保恒生前的捐款，移奖人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紒紤矠同年秋天，他又参加了一次乡试，再次落第。 狂傲自负的袁世凯，原想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科场上打通一条出路，由举人而进士，得一个“正途”出身，做上高官，光宗耀祖，万没想到两次考试都名落孙山。这使他感到通过科考做官，对于他太困难了。加上他生活放荡，邻里侧目，亲友不齿，袁家人也“众欲苦之”紒紥矠。再者，他的财产也已挥霍大半。这一切都促使他下决心摆脱困境，另寻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 注 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１。 ②孙依言：《署江苏盐巡道袁保庆墓表》，见《项城县志》卷１０，页４４。 ③袁保庆：《自琐言》卷下，页１３、１６。 ④《袁氏家书》卷２，页２７。 ⑤《袁保龄致袁保中书》。 ⑥同①，页２。 ⑦同④，卷５，页８。 ⑧同④，卷５，页１１。 ⑨同①，页２。 ⑩袁克定，字云台，生于１８７８年１２月，历任工商部右参议、右丞，开滦矿务局督办兼董事长。袁世凯称帝时，曾以“皇太子”自视，四出活动。袁世凯败亡后，匿居天津。全国解放后，１９５５年死于北京。 紒紜矠同①，页３。 紒紝矠同④，卷４，页１３。 紒紞矠同紒紝矠。 紒紟矠同①，页３。 紒紡矠同①，页４。 紒紣矠陈一：《新语林》，卷１，页２。 紒紤矠《端敏公集》，卷首下，页２２。 紒紥矠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上，页２１。张相文：《南园丛稿》，１９２９年版，卷７，页４６。 投靠淮系军阀(1)在科场上失败以后，袁世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如上所述，他家以“求官发财”为门楣家训，而且祖辈父辈都有人通过“军功”取得高官厚禄。他作为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感情和观点的人，受到阶级利益和个人欲望的驱使，自然要效法先辈的榜样，把功名心从科场转移到“疆场”上。 然而，一个人所走的道路，不完全是由家庭出身来决定的，还要接受到社会影响。从社会上看，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洋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洋务派“求强”的思潮对袁世凯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洋务运动发生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腐败的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沉重打击，陷入严重的困境。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感到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天朝尊严”，如不寻求对策，反动统治难以继续下去。他们不顾封建顽固派的反对，极力主张借助洋人的“坚船利炮”，以挽救清王朝。这些主张完全符合资本主义列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意图。它们认识到要征服像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阔、人民富于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扶植那些对它们屈服了的封建统治者，培养一批效忠于自己的洋奴买办，才能更有效地镇压中国人民，建立殖民统治。 因此，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下，一部分当权的贵族、军阀和官僚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掀起了办洋务的热潮。而且，逐渐形成为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张之洞为首的几个洋务集团。其中以李鸿章集团的势力最大，影响深远，与袁世凯及其家族的关系也最为密切。 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他是曾国藩的门生、幕僚。１８６１年，他奉命收编安徽地主团练，仿照湘军营制，组成淮军。次年，他率领淮军六千人到上海，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淮军，雇用外国军官任教习。此后，他联合上海的买办势力开办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等大兵工厂，制造屠杀人民的军火。他依靠这支使用洋枪洋炮的淮军，伙同曾国藩的湘军，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接着他又把捻军镇压下去。由此被封建统治阶级吹捧为“中兴名将”。在血洗农民革命军的过程中，淮军扩充到七万余人。由于他手中有强大的武力，清政府不能不依靠他来进行统治。１８７０年，他接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保持北洋地盘，巩固和扩大淮系军阀集团的力量，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１８７２）、开平矿务局（１８７８）、天津电报总局（１８８０）、上海机器织布局（１８８２）和天津铁路局（１８８７）等一大批企业。同时，还修筑大沽、旅顺、威海卫等处军港炮台，成立北洋舰队（１８８１）。又派淮军军官分赴德、英、法各国学习陆海军，设立天津水师学堂（１８８１）和北洋武备学堂（１８８５），大力培养洋务军事、交涉“人才”。 李鸿章盘踞北洋，掌握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大权，包办外交，对外守定妥协投降的方针，比其他官僚更能得列强的信任。到８０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以他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阀、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 袁世凯的家族与李鸿章及其集团的关系由来已久。道光末年，袁甲三、曾国藩、李鸿章都在北京作官，就“相厉以道谊”。②１８５３年，袁甲三和李鸿章一起随吕贤基到安徽督办地主团练，一在淮北，一在淮南。后来，李转入曾的幕府，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还。曾、李镇压太平天国后，李鸿章率领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当时，袁甲三已死，其部众便大都为李所吞并，成为淮军的一部分。袁保恒一度在李手下带兵，袁保庆在山东时，也曾给淮军采购粮食。袁保龄在北京作官，本来师事顽固派倭仁，后来受洋务思潮的影响，拟了不少关于“求强”的条陈，主张“集天下纯儒志士”“共励洋务”。③李鸿章认为他“谙习戎机，博通经济”，④于１８８１年秋奏调他到天津，以二品道员委办“旅顺海防营务”；直到他于１８８９年病死，一直受李鸿章的器重。因此，李鸿章及其亲信幕僚和高级将领，如刘铭传、周馥、丁汝昌、吴长庆、宋庆等，都是袁世凯的父执。刘铭传、吴长庆等还与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见过面。 袁世凯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对李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在洋务派“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他“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侈谈练兵“安内攘外”。⑤袁保龄对他的议论，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⑥ 投靠淮系军阀(2)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袁世凯在科场上谋求荣华富贵的希望破灭以后，遂把诗文付之一炬，决心攀附李鸿章淮军集团。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⑦当时，李鸿章的幕府中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袁世凯仅是一个无名的拔贡生（秀才），地位低微，对他说来，显赫的李氏是可望而不可攀的。因此，他没有直接投奔李，而于１８８１年５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字筱轩，安徽庐江人，１８８０年冬率领淮军六营由浦口移驻登州，督办山东海防，极受李鸿章的信任。其父吴廷襄是庐江地主团练武装的头子，咸丰年间太平军包围庐江，吴廷襄派吴长庆到宿州，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举棋不定，征求子侄意见。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张援救；袁保恒则认为“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两人争持不下，拖延多日，以致庐江被太平军攻占，吴廷襄被杀。此后，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⑧袁保庆在南京时，吴长庆带兵驻扎浦口，两人过从甚密。袁保庆死时，吴长庆渡江视敛，“扶棺痛哭”，帮助料理丧事。⑨因此，当袁世凯来到登州时，吴长庆不仅“肫然相信”，⑩乐意收留，备加照抚，而且随后又加以提拔重用。 武夫出身的吴长庆“好以文雅缘饰”，紒紜矠以敬礼士大夫而扬名海内。他的幕僚张謇、朱铭盘、紒紝矠周家禄等，紒紞矠都是一时名士。他对张謇尤其倚重。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文学颇有根底，素有“才子”之称，１８７６年入吴幕后，得参与机密，军中重要函牍，多出其手笔。吴长庆命其子吴保初随张受业。袁世凯到营后，也拜张为师，学习诗文。据张回忆：“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紒紟矠 袁世凯善于奔走钻营，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总是“谦抑自下”，极表恭顺。又时常伪装忧国忧时，“作激昂慷慨之谈”。紒紡矠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被称为“有造之士”。紒紣矠不久就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１８８２年６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兵赴朝镇压，袁世凯随军前往。从此开始了在朝鲜的政治生涯。 注 释：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页１２。 ②袁甲三：《端敏公集》卷首下，页２７。 ③袁保龄：《阁学公集》卷首，页２２。 ④同③，页１６。 ⑤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２。 ⑥《袁氏家书》，卷５，页１１。 ⑦同⑤，卷１，页４。 ⑧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上，页２１。 ⑨同⑥。 ⑩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１１。 紒紜矠张佩纶：《涧于集》，１９１８年版，卷３，页４５。 紒紝矠朱铭盘，字，号曼君，江苏泰兴人，光绪八年中举，以善骈俪名于时，著有《桂之华轩诗文集》。 紒紞矠周家禄（１８４６—１９１０），字彦升，江苏海门人，自号奥老人，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时曾入袁幕，著有《恺寿堂集》三十卷。 紒紟矠刘厚生：《张謇传》，１９５８年版，页６—７。 紒紡矠同⑩。 紒紣矠同⑩。 扑灭“壬午兵变” 崭露头角(1)１９世纪最后三十年，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朝鲜，加深了朝鲜社会的危机。粮食匮乏，物价上涨，广大人民进一步贫困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日益高涨。统治阶级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政争。 １８６４年，朝鲜国王李死后，十二岁的李熙以支系入承大统，其父大院君李应摄政。②大院君对外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内极力提高王权，企图挽救没落的君主制度。至１８７３年，李熙亲政，大院君去位，政府大权遂转入王妃闵氏及其亲信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思揽权，闵妃集团废止大院君所创的“亲军营”，另聘日本教官练“别技军”，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摧毁政敌的实力。由于改革军制，很多被裁士兵无以为生。留在军营的士兵，也因久不发放粮饷而怨声载道。这种情况到１８８２年更加严重。这一年的７月，政府迫不得已下令发放一个月的粮饷，但粮米里掺进砂石糠，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群集仓库，杀死营私舞弊的库吏。宣惠厅堂上闵谦镐下令镇压。③士兵怒火燃胸，聚众起义，攻破武器库。枉寻里、利泰院等处的贫民纷纷响应。起义者焚毁权贵宅第，包围王宫，杀死闵谦镐。闵妃扮成宫女逃出王宫。起义群众又袭击日本使馆，处决了日本教官堀本礼造等。已经失势的大院君集团，乘机煽动，利用人民对闵妃集团的不满和痛恨日本侵略者的情绪，重握政权。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急于向外扩张，推行“大陆政策”，妄图征服朝鲜，进攻中国，称霸东亚。从１８７６年逼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起，大肆伸张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势力。日本政府得到朝鲜兵变的消息，立即决定派兵侵朝，以武力为后盾，勒索更多的权益。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探知日本出兵的消息，即电告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回安徽原籍守制）。朝鲜官员金允植和鱼允中正在天津，也向清政府呼吁派兵，镇压兵变。张树声即奏请清廷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领清军六营赴朝鲜。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唇齿相依，朝鲜局势的变化，对中国有直接的影响。清政府和朝鲜政府又有封建“宗藩关系”。④日本的侵略野心，自然引起清政府的不安。但是清政府腐败无能，派兵赴朝，不是为支持朝鲜人民与侵略者进行斗争，而是为了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掩执逆首”，⑤以阻日本“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⑥这个反动方针，是清政府在国内实行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政策的翻版。 吴长庆仓猝出发，军务非常繁忙，一切筹划都靠张謇，而张的得力助手则是年轻的袁世凯。袁认为这是他出人头地的大好时机，极力表现自己。他的职务是“前敌营务处”，主要负责军需供应和勘定行军的路线，但当他从登州出发时，就对朝鲜官员金允植大放厥辞，说他只带数百人就直捣汉城，捕捉大院君。⑦清军抵达朝鲜马山浦后，吴长庆指令某营为先锋队，立即登陆。某营官表示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吴大怒，下令将该营官撤职，派袁代理。袁奉命后，马上部署登陆，两小时内完全就绪。吴当众大加夸奖。 当时，清军有“散入村家作弊”者，袁世凯认为“上国天兵”，在“属邦”掳掠，“玷辱国体”，⑧即自告奋勇担当整顿军纪的任务。吴长庆授他全权，并给令箭。据张謇回忆：当他和吴进驻行馆后，袁来报告说：“现在有事须禀明大帅”。吴说：“好好，你说吧。”袁说：所带军队之中有抢掠朝鲜村庄鱼肉鸡鸭蔬菜之事。袁尚未说完，吴即厉声说：“你为什么不严办？”袁忙答：“我当时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首级在此呈验。”吴连声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为将门之子。”当时军中有人对袁杀人媚上不满，作诗讽刺他说：“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人头七个来”。⑨ 在马山浦，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等开会商议，决定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大院君，“使国王复其政权”。⑩８月２５日清军进驻汉城南门外南檀一带。翌日，吴、马、丁拜访大院君，“以好言诱之”。紒紜矠大院君果然中计，答允回拜。吴返营后，即令袁世凯等作应急的准备。次日，大院君到清军驻地答拜，吴、马先诱其入帐笔谈，袁则以计阻止大院君的护从卫队，让吴、马从容指挥，强迫大院君入舆，由丁率队星夜护送到马山浦，押送军舰，解往天津（以后又软禁在保定）。 随后，吴长庆应朝鲜国王请求，指挥清军各营围攻利泰院和枉寻里两村的贫民和士兵。袁世凯率领清军，“乱放洋枪”，紒紝矠杀死数十人。起义者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终归失败。 扑灭“壬午兵变” 崭露头角(2)９月１２日，朝鲜国王迎接闵妃回宫，袁世凯抢先前往道贺。闵妃集团重掌政权，对清政府出兵“平敌”，大为感激，与驻朝清军的关系也极密切。 袁世凯原本默默无闻，在镇压兵变中却大显身手，不但深受吴长庆的信任，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国王于９月中旬设宴招待吴长庆和张謇，袁也在被邀之列，而且备受礼遇。紒紞矠９月底，国王又单独接见袁，由鱼允中陪同。紒紟矠他们谈话的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可想见袁在当时的地位。１０月中，清政府奖赏镇压兵变“有功”人员。袁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得“以同知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注 释： ①１８８２年按干支是壬午年，所以称“壬午兵变”。 ②朝鲜国王凡是以旁支入继王位的，其生父即被称为大院君，起初这只是死后的谥号，后来渐渐成为在世的称谓。 ③宣惠厅掌管仓米出纳等事。朝鲜官阶凡正三品以上者称堂上，从三品以下则称堂下。 ④清代，朝鲜统治者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奉正朔，受册封。中国皇帝视朝鲜为“藩属”，有维持受册封的王统地位的义务，形成所谓“宗藩关系”。这种关系是宗法封建制度在中国与朝鲜间相互关系的反映。 ⑤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卷６，页４。 ⑥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６，页９—１０。 ⑦鱼允中：《阴睛史》下，页１８９—１９０。 ⑧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５。 ⑨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联合书店１９５８年版，页９。 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３，页４５。 紒紜矠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０年版，页３７—３８。 紒紝矠周家禄：《恺寿堂集》，朝鲜乐府卷１３，军府篇。 紒紞矠张謇：《啬翁自订年谱》，１９２５年版，卷上，页２３。 紒紟矠鱼允中：《从政年表》。 紒紡矠《袁世凯履历单》，故宫档案。 编练“新建亲军营”镇压“兵变”以后，朝鲜国王鉴于“禁兵之不可用”，①试图改练新军，以巩固其统治。１８８２年１０月派陈奏使赵宁夏来到中国，向清政府致谢，并商量善后事宜，其中有要求清政府派人练兵一事。这时，清政府的官僚也多主张采取积极政策，维护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翰林院侍读张佩纶于９月间奏陈“朝鲜善后六策”，其中“预兵权”一条，主张“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之简练诸军”。②李鸿章对这些意见大体表示赞同，并命令吴长庆筹划。１１月３日，吴委派袁世凯、朱先民、何增珠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③ 袁世凯接到命令前，曾向朝鲜官员屡次吹嘘中国洋务派练兵求强的“成绩”，并主张由中国驻军训练朝鲜军队，先练五百，最后递增到四千。接到命令以后，即和朝鲜国王派遣协助练兵的金允植一起，着手准备。在三军府成立督练公所，“草创章制，编选壮丁”，④由袁“看貌而取”，共选壮丁一千人，编为“新建亲军”，分为左右两营。所用武器装备，铜开花炮十尊、来福枪一千杆及弹药等，都由清政府赠给。左营驻三军府，由袁督同副将王得功教练；右营先驻东营，后移至南别宫，由提督朱先民会同总兵何增珠教练。两营完全采用淮军操法。 在袁世凯的组织和推动下，新军训练进行得很迅速，到１２月初，朝鲜国王于春塘台检阅左营时，发现该营“步法颇正，放枪亦熟”，因而称赞袁“教练之有法”。⑤并决定于江华沁营旧军中选调五百名士兵，编为“镇抚营”，拨归袁训练。月底，袁偕同金允植赴江华阅兵，并计划开采江华岛矿藏，“以助军饷”。⑥次年１月，镇抚营成立，编制一如亲军营，由袁“指授一切教练事宜”。⑦ 朝鲜旧军和中国的绿营一样，均使用旧式刀枪，军官中饱，“饷不如额”。⑧经袁世凯等训练的新军，换上新式枪炮，表面上“技艺娴熟，步伐整齐”；⑨但是，这支所谓新军，“一切从湘淮军制”，⑩左右两营又“多贵戚豪奴及王京无籍少年”，“将领复恣渔侵”，紒紜矠腐败现象，依然如故。练兵的目的虽然说是为帮助朝鲜“求强”，抵抗日本，实际上只是为朝鲜封建贵族增加了一个镇压人民的工具。它的反动作用在１８９３—１８９４年镇压东学道起义中充分表现出来。 注 释： ①周家禄：《恺寿堂集》，卷１０，页１４。 ②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卷２，页６３。 ③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４５，页２０。 ④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７。 ⑤金允植：《云养集》卷１２，页２９—３０，页４４—４５。 ⑥同⑤。 ⑦同⑤卷９，页１３。 ⑧同①。 ⑨同④。 ⑩同①。 紒紜矠周家禄：《朝鲜载记备编》，页９，见《朝鲜三种》。 镇压“开化”派(1)“壬午兵变”以后，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明显地分化为保守与“开化”两大派。保守派以闵泳翊、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为首，掌握朝鲜政府实权，主张维持旧秩序和清政府的传统关系，因循苟安，泥古不化。他们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首，针对朝鲜落后的情况，要求自上而下地变革，使朝鲜“独立”、“开化”。然而他们大都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没有认识，企图依靠日本推翻保守派的统治。两派明争暗斗，矛盾重重。 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为巩固北洋防务，于１８８４年４月命令吴长庆从朝鲜撤回三营清军，驻扎辽东半岛金州，其余三营仍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荐，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①一跃而为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 清军撤离汉城，再加上中法战争中中国败讯频传，特别是福州海战的惨败，给了朝鲜宫廷以极大的震动。开化派认为有机可乘，遂积极密谋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自这年１０月起，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不断与日本驻朝使馆接触，企图取得日本的实力支援。 日本以“壬午兵变”为借口，于１８８２年８月胁迫朝鲜订立了《仁川条约》，不仅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控制，也扩大了政治、军事影响，尤其是规定使馆驻兵一条，大大便利了日本的侵略活动。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是一个狂热的侵朝分子，他打着“支持改革运动”的幌子，多次接见金、朴等人，进行蛊惑宣传，并为之出谋划策，制定了具体的政变计划。他还答应筹措经费，出动使馆驻军，以实力相支持。 经过一番秘密准备，开化派决定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４日庆祝邮政局新厦落成举行宴会时，发动政变。当天，邮局总办洪英植邀请政府显贵官员、外国使节以及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赴宴。日本公使竹添托病未到，在使馆等待起事的信号。当宴会进行时，按照预谋，开化派在邮局附近纵火，并趁机刺伤保守派官吏闵泳翊，与会众人闻兵作乱，逼迫国王招竹添率兵进宫保卫。竹添得讯，立即率日兵一百余人入宫布防。当晚，金、朴等又矫诏召保守派大臣闵台镐、尹泰骏、赵宁夏等六人入宫，将他们都处死。 １２月６日，开化派组成新政府，公布“新政纲”：“废止朝贡虚礼”；“废除门阀，确立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改革全国地租法，杜吏奸而纾民困，兼裕国用”；“革罢内侍府”，等等。②开化派的“新政纲”，企图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其锋芒主要指向以闵妃为首的保守派势力，自然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抗。 袁世凯一向支持保守派，排斥开化派。政变的消息使他颇为激动，他感慨万分地说：诸大臣“一时俱杀，羽翼孤矣！”③并极力主张用武力支持保守派复辟。他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轮东来”；④一面随机应变，发号施令，准备举兵。当时，保守派金允植、南廷哲（户曹参判）、沈舜泽（右议政）等又恳切要求清军援助。袁乃自行决定派兵入宫，“保护国王”。他先照会竹添，说明入宫理由。竹添置之不理。袁等即率清军一千余人闯入王宫。日军开枪射击，双方战事遂起。曾侈谈“援助改革”的竹添，知寡不敌众，便违背诺言，对开化派头目说，他“必须从宫廷撤退本国的军队”，⑤随即率领日兵，自焚使馆，狼狈逃回日本。洪英植、朴泳孝挟持国王逃往关帝庙避难，被清军捕获。袁护送国王回宫，保守派重新掌权，恢复旧秩序。许多与这次政变有关的人或被杀，或被投入监狱，只有金玉均等少数人亡命日本而幸免。 袁世凯亲率清军一营驻守王宫，以“监国大臣”自视。１２月１５日，他直接给李鸿章写了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报告，洋洋得意地大谈镇压政变的细节，吹嘘自己的“功劳”，并献计说：“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⑥这是妄图吞灭朝鲜的一派呓语，赤裸裸地暴露了袁世凯的野心。 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报告，又惊又喜。喜的是袁能随机应变，在军事上外交上作周密部署，迅速摧毁了开化派，恢复守旧派政权，巩固了清政府的“宗主国”地位；但又担心得罪日本，问题严重，不易处理。当时，竹添回国以后，诬指袁世凯无故攻击日军，伤害日商，烧毁日使馆，大肆鼓动惩袁反华。日本扩张主义者借机示威游行，高呼“膺惩清国”。日本政府中“主战”“主和”两派争论激烈。⑦清政府中也有人指责袁“擅启边衅”，对他不表信任。⑧李鸿章为了应付日本，一面电告袁“勿遽与倭人开衅”；⑨一面奏派吴大澄、续昌前往朝鲜查办。１８８５年１月１日吴等抵达汉城，命令袁率队回营，不得妄动，听候查办。 镇压“开化”派(2)袁世凯镇压开化派，本想邀功请赏，没想到得罪日本，反招致各方面的指责，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升官成了泡影，连现在的位子都有倾覆的危险。在不如意的环境中，他最感气恼的是吃吴兆有一“大亏”。⑩吴长庆离开朝鲜以前，他已蔑视这个提拔他的恩人，而通过其堂叔袁保龄，迳自攀援李鸿章，“扶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吴长庆离开朝鲜后，他更加“妄自尊大”，“陵蔑一切”，“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令吴长庆难堪。紒紜矠以致张謇写信痛斥了他一顿。至于吴兆有、张光前辈自然更不在其眼中。他极力排挤吴、张二人，企图把庆军全部压到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由他一人主动，吴兆有等虽也联衔参与其事，不过挂名而已。现在惹来“查办”的麻烦，自然将所有责任都加在他身上，并乘机揭发他豢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挪用军饷等等劣迹。李鸿章乃命令吴兆有，责令袁“照数认赔”。紒紝矠 在“内外夹攻”的处境中，袁世凯施展以屈求伸的策略，托故母病，请假获准，于１月３１日离开朝鲜回国。此后便到陈州“隐居”。紒紞矠袁保龄对他摆脱困境，极为赞赏，说“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紒紟矠 １８８５年２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伊藤提出中日从朝鲜撤兵和惩办袁世凯等无理要求。经过多次会议，双方达成协议，规定中日军队四个月内同时自朝鲜撤退，将来如再出兵，彼此先行知照。李鸿章为保留清政府往朝鲜的派兵权，不惜也给了日本同样的权利，等于把朝鲜置于两国的共同保护之下，这就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关于惩办袁等，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的折衷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紒紡矠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风浪总算躲过去了。袁保龄函告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紒紣矠同时又致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紒紤矠 李鸿章的“行文戒饬”仅是官样文章，所以不到半年，袁世凯又被起用，而且身价更高了。 注 释： 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４９，页３４。 ②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１９７５年版，下卷，页７５。 ③《朝鲜档》，李鸿章致总署函，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５７。 ④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３，页４１—５３；卷６，页４８。 ⑤李清源：《朝鲜近代史》，三联书店１９５５年版，页６３。 ⑥《清季外交史料》卷５０，页３１—３３。 ⑦《伊藤博文传》中卷，页３９５、４００。 ⑧《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５，页１８。 ⑨同⑧，卷５，页２５。 ⑩《袁氏家书》卷６，页１３。 紒紜矠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１１，页１—５。《啬翁自订年谱》，卷上，页２５。 紒紝矠《袁氏家书》卷７，页１３。 紒紞矠同④，卷３，页３３、３９。 紒紟矠同④，卷３，页５７。 紒紡矠同⑧，卷７，页２２—３５。 紒紣矠同⑩，卷６，页１３。 紒紤矠同④，卷４。 总理交涉通商大臣(1)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所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杜俄人之窥伺”。①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腐败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偷安一时的主观企图。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 １８８５年７月，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乘机插足，其驻朝鲜公使韦贝（Ｋａｒｌ Ｗｅｂｅｒ）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送大院君回国；二、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鲜商务委员。② 李鸿章释放大院君回朝鲜，想利用他的威望及国王生父的关系，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以稳定朝鲜局势。由于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李认为护送人选关系重大。他反复考虑的结果，选中袁世凯。袁世凯返回原籍后，与朝鲜官吏金允植等人仍有书信来往。③袁保龄当时在旅顺口办理海防，经常往来于天津和旅顺，仍然充当他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的亲信僚属如张佩纶、周馥、章晴笙等，都与袁保龄有很深的交情。因此，不断有人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的“才智”，使其更为李所常识，认为是“后起之秀”。④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起初，袁为提高身价，托病不出。但当他得悉此事办妥，李拟保荐他为驻朝鲜商务委员时，便立即启程北上。一到天津，李就接见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引导足矣。”⑤李对袁的器重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而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海军。１８８５年８月他致袁世凯的信中说：“帅与我电谓：慰庭联合李、闵，送大院君必妥。亦知我不放心，极力奖汝以慰我，意自可感。……汝此行既不带兵，则往来皆取轻快，九十月间赶封冻能回沽最妙。若帅意必欲以商务相属，仔细思之，殊不甚妥。汝以少年早得重名，此后但患不稳，不患不富贵，跻府道，固意中事。古人有云：‘灼灼园中花，早发还早萎，迟迟涧底松，郁郁含晚翠。’我历宦途二十年，观世观人，益叹此语不谬。盼汝送大院君毕，他日随师船历练海洋，成就一个大人物，以为报国显亲之地，不愿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⑥袁世凯功名心切，听不进堂叔的劝告。９月２７日，他护送大院君从天津出发，１０月５日抵汉城；谒朝鲜国王，面陈一切。大院君回国并没有达到李鸿章预期的效果，徒然引起闵妃集团的惶惑和愤懑。闵妃集团不但铲除了大院君的左右，并以国王名义传谕文武百官，严禁与之往来或私通信件。袁世凯虽然多方调解，也无法缓和矛盾，只得“授应秘计三件”之后，⑦于１５日离开朝鲜回国。 袁世凯到达天津后，李鸿章即谕令陈树棠辞职，并奏请委派袁接办，吹捧袁说：“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⑧李不希望袁接任后，蹈常袭故，单纯照料商务，而企图通过袁加强对朝鲜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提高袁的权限，他说“袁世凯足智多谋”，“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须隆其位望，使之稍有威风，藉资坐镇”，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在头衔上加上“交涉”两字，“略示预闻外交之意”。⑨１０月３０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⑩ 李鸿章的超拔，使袁世凯感激涕零，立即上书表示仰赖之心。他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紒紜矠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紒紝矠同时，指示袁世凯说，此后对“内意帅意（指清廷和李鸿章）均在用心察看，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又告诫说：“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侮。”紒紞矠 １１月１３日，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西文翻译唐绍仪（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刘永庆等二十余人。（详见第三章第三节）。 总理交涉通商大臣(2)袁世凯一向主张加强对朝鲜政府的控制，在１８８４年镇压开化派以后，就曾发出“设立监国”的狂议。现在，李鸿章赋予他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权力，又写了一封信给朝鲜国王荐举他说：“以后贵国的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紒紟矠袁认为实现他宿愿的时机已到，遂以“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名义，极力推行李鸿章制定的政策，而且，遇事断然措置，行险侥幸。李鸿章虽然看出他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但有时也不得不被他所左右。紒紡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袁既是对朝鲜政策的推行者，又是制定者。 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强化封建的“宗藩关系”。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脱离这个中心。到任之初，他故意显示其特殊地位，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且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处处以“上国”办事大臣自居。比较重要的事情，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朝鲜国王很难实行，俨然成了太上皇。 １８８７年８月，朝鲜国王决定派朴定阳出使美国，沈相学（后改派赵臣熙）出使英、德、法、俄、意五国。袁世凯认为派使出国有损“宗主国”体面，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先提出必须报请清政府批准再派，后又加上种种限制条件。朝鲜国王不顾袁的阻挠，断然派朴定阳出国。这对于以“宗主国”代表自居的袁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时，派赴欧洲五国的使臣赵臣熙乃滞留香港，观望形势。袁主张严办朴定阳，则赵必“畏罪”中止。后来，朴定阳返国，袁胁迫朝鲜国王惩办，僵持一年多。最后，朝鲜国王为敷衍袁，只得将朴免职（不久又起用），派使赴欧洲的事也未实现。 此外，对闵妃集团与大院君之间的倾轧，袁世凯表面上居间调停，暗中却支持大院君。他笼络国王身边的侍臣，结交宦官，探听“宫中一切动静”，紒紣矠甚至企图废黜国王，另立新君，以大院君摄政。他的废立计划虽未实现，但影响颇大，从此闵妃集团与他的关系更加恶化。闵妃反过来进行驱逐他的活动。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他，另“选一公正明识者”。紒紤矠当时，日本、美国以及俄国正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以便趁机扩大它们的侵略权益，闵妃集团的反袁活动，得到它们的支持。但是，袁世凯有李鸿章撑腰，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动摇。李认为他“处群疑众谤之地”，“西人勾连讪谤在所不免”。紒紥矠在光绪十八年《奏保袁世凯片》中，又说他“先正藩属之名，以防其僭越，复筹外交之法，以杜其侵欺，凡体制所系，利害所关，或先事豫筹，或当机立应，或事后补救，无不洞中窍要”。紒紦矠真是揄扬备至。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李鸿章撑腰，还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当时，英、俄矛盾日趋尖锐，在朝鲜问题上也反映出来。沙俄于１８８４年和１８８８年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水路和陆路通商条约，大肆伸张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势力，又不断派军舰侵入朝鲜东北海岸，企图染指永兴湾。英国恐沙俄夺取朝鲜，危及它在远东的利益，遂极力怂恿清政府维持其“宗主”地位，借以抵制沙俄。为了表示尊重中国的“宗主权”，英国仅派总领事驻汉城，直接由驻北京公使领导。英国历任驻朝鲜总领事，贝德禄（Ｅ．Ｃ．Ｂａｂｅｒ）、禧在明（Ｗ．Ｃ．Ｈｉｌｌｉｅｎ）、倭尔特（Ｔ．Ｗａｔｔｅｒｓ）等，对袁的言行都非常欣赏，而且极尽怂恿之能事。当时，朱尔典（Ｊ．Ｎ．Ｊｏｒｄａｎ１８５２—１９２５）在英国驻朝鲜领事馆任职，与袁的关系极为密切。１９１５年袁称帝时，朱说他与袁有三十年的交谊，渊源于此。袁对于英国的“友好”态度，心领神会，因此更加得意忘形，肆无忌惮。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一无所知，只知顽固坚持封建的“宗藩关系”，一味醉心于权谋诈术，并自信依靠他的技术，足以控制形势，完全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变化。１８９３年２月，他向李鸿章报告说：“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嘱凯遇事指教，务期中东无稍芥蒂……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秉夏等均善。骏等迭谏王及妃诚事华、信待凯以自保。王妃均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紓紛矠实际上，这是国王在他的高压下假意敷衍，其驱逐袁的愿望确在日增月长。同时，袁也低估了列强对朝鲜的侵略意图，他说：“美人意仅自守，素无远略。英、法、德则意实无他。倭人方亟亟自谋，断不至遽败和局。俄人铁路未竣，专虑西陲，觊觎之念尚隐未发。”紓紜矠到１８９４年春，当金玉均被刺案发生，紓紝矠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乘机煽动战争，“征韩论”甚嚣尘上时，袁世凯还向李鸿章报告说：“详审在韩倭人情形及近日韩、倭往来各节，并倭国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紓紞矠 总理交涉通商大臣(3)其实，这时资本主义列强已先后向帝国主义转化，日、俄、美、英等国都在觊觎着朝鲜的权益，斗争非常激烈。以日本来说，它为抑制沙俄侵朝，虽然也曾一度标榜中、日“合作”，但“大陆政策”毫无改变，仅是外交策略上稍有不同。而且，由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更加刺激了垄断朝鲜市场和变朝鲜为殖民地的欲望。为此，它不仅在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国际上也得到美国的支持。所以，一待东学道起义扩大，日本就决定出兵。乌云笼罩的朝鲜半岛，顿时狂风暴雨大作。 注 释：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６，页１４—１７。 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８，页２２；卷９，页１３。 ③金允植：《云养集》卷１１，页２８。 ④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４，页２４、３１。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６，页１０。 ⑤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１８。 ⑥《袁氏家书》，卷６，页１７。 ⑦同②，卷９，页５。 ⑧同②，卷９，页１３。 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１９，页５７—５９。又同⑧。 ⑩《袁世凯履历单》，光绪二十四年，故宫档案。 紒紜矠《袁世凯致总署函》，光绪十一年十月二日。 紒紝矠同④，卷８，页２３。 紒紞矠同⑥，卷６，页２０。 紒紟矠同⑨，卷１８，页５—６。 紒紡矠《袁保龄致袁世凯书》，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原件，北京图书馆藏。 紒紣矠《李鸿章致总署函》，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紒紤矠同⑨，卷１９，页５３。 紒紥矠同紒紡矠，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紒紦矠同⑨，奏稿，卷７４，页４６。 紓紛矠同②，卷１２，页１３—１４。 紓紜矠同⑨，电稿，卷１５，页２６。 紓紝矠１８９４年３月，金玉均从日本抵达上海公共租界。朝鲜政府派遣刺客把他刺杀。清政府把刺客及金尸一起送交朝鲜政府。 紓紞矠同②，卷１３，页３。 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1)袁世凯在朝鲜的最后几年，正是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候。当时流传着一首凄惨悲凉的民谣：“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可见政治腐败、人民怨恨的情形。为反抗外国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朝鲜人民不断掀起武装斗争，到１８９４年，终于汇合为声势浩大的东学道起义。 东学道是以农民为主的秘密宗教团体，他们反对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反对封建统治者。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道徒迅速增多，遍及全国各地，而以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为中心。１８９３年４月，道首崔时亨举起“斥夷讨日”的旗帜，①在忠清道报恩县聚集道徒数万人，准备进攻汉城。外国侵略者“均大恐”，“日本人尤惊扰”。②朝鲜国王“仓皇失措”，③赶忙派遣朴纯斋要求袁世凯帮助镇压起义。袁世凯诬蔑东学道为“教匪”、“邪教”，④他大言不惭地说：“邪教乌合，料必自散，倘突聚乱，不及调兵，王可选付凯韩兵千名，以凯处华捕差丁分领，由凯亲率截剿，足可殄灭。”他极力怂恿朝鲜政府先派兵镇压。并献策说：“乱党人多食少，宜先绝其粮道，自然解散。”⑤朝鲜政府听从了这个意见，派鱼允中为宣抚使，领京兵南下，隔断起义军粮道，用“剿抚兼施”的办法来阻止起义。起义者以人多粮少，粮道又为官兵所断，便暂时散去。 次年春，因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贪婪横暴，诛求无已，东学道首领全准领导道徒和农民数千人，袭击郡府，赶跑赵秉甲，打开仓库，取出所存贡米数百石，散给贫民，提出“逐倭灭洋”、“尽灭权贵”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义军攻占泰仁、扶安、金沟等地，屡次打败官军。应朝鲜政府请求，袁世凯于５月调北洋军舰平远号和汉阳号轮船帮助官军运兵，又派其亲兵徐邦杰、丁得鹏带领十余人到全州，充当军官顾问，“并探报军情”。⑥官军再次发动反攻，结果又被打得落花流水。起义军乘胜攻占全州，一时南部三道完全卷入农民战争的风暴中。 朝鲜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要求清政府出兵“代戡”。袁世凯本来认为东学道是“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现在见局势严重，又想借以提高清政府的“威望”，为个人猎取权势，便积极主张派兵入朝镇压起义军。他向李鸿章建议说：“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因此，他认为出兵“代戡”，“自为必不可却之举”；并断定日本“如多事，似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而已。⑦ 其实，日本的政策根本不如袁世凯想的那样简单。当东学道起义以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等都认为这是吞并朝鲜的机会。他们一面鼓动浪人组织“天佑侠团”，混入东学道，企图操纵起义队伍；一面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以制造战争借口。⑧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原根据政府指示，６月１日派该馆书记生郑永邦访袁，刺探清政府的态度，说“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⑨袁世凯竟向他透露了清政府准备派兵的内情。⑩次日，杉村又亲自访袁，虚伪地表示“盼华速代戡”，并说“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傥久不平，殊可虑。”紒紜矠袁轻率地信以为真，６月３日据此电告李鸿章说：“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紒紝矠李本来对派兵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完全赞同，但怕引起日本乘机入侵，犹豫不决。袁的这个错误判断，加强了李派兵的决心。 ６月４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正式请求“速为代戡”的电报，紒紞矠立即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带淮练军一千五百名，驰往朝鲜。另派丁汝昌调济远、扬威三舰，驶赴仁川掩护。同时遵照《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 日本政府于５月底已秘密进行战争动员。６月初，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向朝鲜派兵的命令。接到中国出兵的照会后，立刻命令先遣部队火速出动。６月９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不顾朝鲜政府的抗议，率领“护卫队”八百人，进入汉城。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也陆续在仁川登陆。朝鲜半岛的形势遂急遽恶化。紒紟矠 李鸿章和袁世凯原意仅在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毫无对日本作战的思想准备。袁见日军来势汹汹，情况不妙，大为惊愕，急忙电告李鸿章说：“大鸟来汉，必有挟议。”紒紡矠同时，他拜访西方列强驻汉城公使，要求从中调停；并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方案。为避免战争，他多次恳求大鸟谈判，均被拒绝。后来，大鸟忽然改变态度，愿意谈判撤兵。经多次会谈，１７日达成两国同时撤兵的协议，即各电本国请示。李鸿章接袁电后，复电完全赞同，并命令原定计划增派部队停止出发，又电令叶志超“速调所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以便派商轮往接”。紒紣矠 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2)但是日本政府派大鸟与袁谈判，不过是虚与委蛇，争取时间，以便在军事上从容部署，在外交上作出安排，以避免发动战争的责任。日本政府不仅命令日兵“决不撤退”，而且“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紒紤矠妄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此后，还训令大鸟在回避战争责任的情况下，“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紒紥矠意即制造借口，挑起中日战争。 袁世凯对日本提出“改革案”的居心，是有所了解的。为了向日本表示自己的“诚心”，他“苦劝诸闵告退，拔用有名望的老臣”，紒紦矠进行所谓的“改革”。幻想用让步办法使侵略者放弃战争行动。闵妃集团不接受他的建议，他即向李鸿章请示，要求发动政变，推翻闵妃集团统治，扶植大院君上台。李没敢接受这个阴谋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即使实行，也不可能改变朝鲜局势，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产生更不利于中、朝两国的后果。 当袁世凯“苦劝”闵妃集团“改革内政”的时候，日本侵略军源源开到朝鲜，达八千多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紓紛矠面对已经出现的战争危机，袁世凯曾连发数电向李鸿章告急，说“日决无和意，我应妥密筹”，并要求调动海陆军入朝，对日“示以声威”。他认为“华若一振，日必自衰”。但李坚持外交重于军事的原则，不肯增派援军，一味依赖俄、英等国的“调停”，尤致力于“联俄制日”。当时，沙俄打着“调停”的幌子，企图从中渔利。清政府中的主战派，已经看出沙俄居心叵测，多次告诫李鸿章“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紓紜矠但李鸿章执迷不悟，坚信联俄有望。 袁世凯一向唯李鸿章马首是瞻，自然继续推行他的妥协路线。当日本逼迫朝鲜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所谓“改革案”时，曾以“监国大臣”自命的袁世凯，公然表示“不强干预”，紓紝矠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使日本很顺利地控制了朝鲜政府。袁培植的亲清政府势力顷刻瓦解。 深感孤立无援的袁世凯，胆怯怕死，极想逃走了事。６月２９日，连发三电，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绍仪）守看管探事。”又说：“闻大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果尔甚辱。只可照万国使例，送文知照韩，回国禀商，请兵伐韩。”紓紞矠李鸿章仍把希望寄托在沙俄的“调停”上，他电告袁说：“俄廷叠谕该使调停，必有收场。略忍耐，必有区处。”并诫勉袁：“要坚贞，勿怯退。”紓紟矠但袁不顾一切，决心挣脱险境，于李令其“不得轻动”的同一天，又上一电，极力渲染个人窘境。到７月１５日，袁托辞患病，竟躺倒不干，将政务交给唐绍仪，并向李鸿章哀求道：“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紓紡矠 袁世凯摇尾乞怜，以病为请，以死相挟，打动了李鸿章。１７日，袁奉令回国，易装悄然离开汉城，搭平远舰返回天津，从此结束了在朝鲜的生涯。袁世凯个人获得了“拯救”；但中国和朝鲜的危机局势，毫无改变。２５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无故袭击中国军舰和高号运兵船。高号上一千多官兵誓不投降，用手中的轻武器英勇抵抗。最后，船被击沉，官兵大部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人不畏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７月２１日，袁世凯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情况，并撰写了一篇意见书，极力附和李的主张，大肆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日军已占优势，中国根本不能取胜，只有退守鸭绿江边，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紓紣矠李鸿章决定让他仍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赶赴粮饷武器。袁不愿再干营务处的差使，而要调任他职。李严令即回本任。袁极感恐慌，曾托其堂弟袁世勋（袁保恒之子）找军机大臣翁同、李鸿藻设法。翁、李和袁保恒都有交情。李鸿藻遂奏请让袁世凯统率一军赴前敌。但是，李鸿章坚持己见，袁只得遵命。 ８月１日，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９月９日，袁世凯出山海关，当他抵达沈阳时，日本侵略军已渡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淮军纷纷溃退。他借口在新民厅购粮，踌躇不前，企图坐观形势变化。经李鸿章一再电催，始至九连城前线转运站。１０月初，日军陷安东，他退至凤凰城，又转辽阳。九连城失守（１５日）后，他押运三千箱军火撤至新民厅。他随军东逃西跑，失败主义情绪更重，在寄给其弟袁世彤的信中叙述甚详，他说：“平壤溃后，兵无战志，续来兵太零星，徒送死，直无办法。郁人（周馥）及容（袁）跟人蹭跑，无谓之至，然亦不敢启齿请归。时在路上过日，惟有自笑而已，天也！命也！痛愤亦无可说……京堂之上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讵非天乎？然亦由谋之不减，平时不能绸缪也。新民距关六百数十里，然亦未可常居，似将退锦州，则再退津销差矣。”紓紤矠 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3)袁世凯的主要任务是筹拨弹药粮饷，联络各军。因此，他与前线淮军将领聂士成、宋庆以及湘军统率刘坤一等都“时常接晤”，彼此相处甚融洽。刘坤一曾称赞他“办事有条理”，为军中“出色之员”。紓紥矠１８９５年初，战争形势更为恶化。日本侵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继续向辽河一带进犯。李鸿章为了保存淮军和北洋舰队实力，一直消极应战。在妥协思想指导下，湘、淮军七八万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清政府见败局已定，沙俄“干涉”也成画饼，即决意屈辱求和，派李鸿章赴日谈判。 ４月１７日，李鸿章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全国舆论一致谴责李的卖国罪行。多年追随李鸿章的袁世凯，也被人们指斥为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紓紦矠这时袁已由东北回到天津销差，他眼看李鸿章因战败行将失势，立即加紧攀援其他达官显贵。他不时与李鸿藻通信，报告军情，评论战局，推卸败事的责任，钻营新差事。 注 释： ①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２８。 ②同①。 ③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朝鲜交涉史料》，卷下，１９３６年东京版，页６７—７０。 ④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４，页２８。 ⑤《袁世凯致李鸿章密电》，光绪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见《养寿园电稿》，页８１。文同①。 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３，页５。 ⑦同④，卷１５，页３２—３３。 ⑧《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７卷第二册，１９５３年东京版，页１５３—１５６。 ⑨同④，卷１５，页３２—３３。 ⑩同④。 紒紜矠同④，卷１５，页３４。 紒紝矠同④，卷１５，页３４。 紒紞矠同⑥，卷１３，页７—８。 紒紟矠同⑥，卷１３，页１４。 紒紡矠同⑥，卷１３，页１２。 紒紣矠同④，卷１５，页３９—４０。 紒紤矠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版，页３４、３５。 紒紥矠同紒紤矠，页３４。 紒紦矠同⑥，卷１３，页２６。 紓紛矠同⑥，卷１３，页２８。 紓紜矠同⑥，卷１３，页２５。 紓紝矠同④，卷１６，页１１、１３。 紓紞矠同⑥，卷１４，页３。卷１３，页２８。 紓紟矠同④，卷１５，页５８。 紓紡矠同④，卷１６，页２２。 紓紣矠张佩纶：《涧于日记》甲午下，页６—８。《容庵弟子记》卷２，页１。 紓紤矠见《项城总统家书》，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３７７至３７８。 紓紥矠《刘坤一遗集》，卷２４，页８７４。 紓紦矠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６，页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