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8)原来日本拒绝中国特使是有原因的。中国派遣特使的消息刚发表，新华宫接连发生了“谋逆案”及“出卖国家机密案”。事实上所谓谋逆案是另外一个问题当时经办“大典”庶务的是袁的族侄袁乃宽。袁乃宽的儿子袁英(字不同)是个著名的荒唐鬼。他写信劝张作霖起义，张将原信转给段芝贵，段又转给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杨即加以逮捕(1月18日)，派人解到北京交与袁乃宽。袁乃宽为了解除本身嫌疑，将袁英绑送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并向袁请罪。袁说：“小孩子胡闹，不值得小题大做。”就把袁英释放，发交袁乃宽管束。，当时却把两件案子混为一谈。“出卖国家机密案”的主角是新华宫的“内差”瞿克明(当时传作句克明或鞠克明)，他的母亲是袁家的老女仆。此时袁派周自齐为赴日特使的消息已经流传在外，英、美、法、俄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十分重视这件事情，都用很大的人力财力，想把中日秘密交涉的真相刺探出来。法国公使康悌通过使馆华籍职员方生，收买瞿克明充当内线，瞿克明私配钥匙偷开袁的秘密抽屉，窃出中日密约草案一份，送给方生，由康悌拍照保存，并将原件交瞿归还原处。康悌把照片转给有关方面共同研究，随即由纽约报纸披露出来。中日进行秘密交涉是国际间的一件大事。这个秘密被揭穿，对袁和日本都是严重的打击。英、美、俄、法、意五国驻日公使联合向日本内阁提出质问。不久以前，由于三国秘密劝诱中国加入协约国以及英国秘密接洽中英同盟，引起了日本的极大不满和严厉质问，而日本此时也在偷偷摸摸地干着这个自私自利的勾当，即使日本利用欧战时期，在对华问题上处于主导的地位，但它对西方五个国家的联合压力也不能无所顾虑。因此，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陆宗舆时，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拒绝接待中国特使，而这个秘密交易也就无法进行了。这一案件还牵涉到内史沈祖宪，他和瞿克明同时被捕，但不久都获得释放。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大肆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的交换条件，但袁不敢接受。与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俄皇尼古拉斯派密海也鲁维支大公为赴日赠勋特使，于1月12日行抵东京。日皇亲自到车站迎接，大隈首相率领全体阁员也都到站迎接。东京市区挂起一片飞扬夺目的日俄两国国旗。俄国大公下车检阅仪仗后，乘坐汽车到霞关离宫休息，东京市民几十万夹道欢呼。随后日皇接见他，亲自陪同进午餐，并赠以*大绶章。俄国大公逗留东京的时候，日本忽然产生了极端浓厚的日俄亲善的空气，日本报纸甚至表示“苟有利于俄国，日本虽赌国运而为之亦有所不惜”。同样是庆贺加冕和赠勋特使，对一个国家则以极不友好的态度拒绝招待，而对另一个国家则表示狂热欢迎，虽然这两个国家有强弱之分，但在国际礼貌上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显而易见，日俄两国不可能亲善到同生共死的程度。随后得知，日本向俄国建议签订日俄协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在远东的军队可以调往西线作战，日本承认接挤俄军军火及军用品。此时俄军在欧洲西线非常吃紧，俄国害怕日本乘人之危，就与日本成立了这个协定。协定规定日俄两国互不侵犯，同时规定“一方在远东之领土权及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应立即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以强暴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首先得到俄国的承认，这是日本打破西方国家在中国保持均势、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此外，日俄两国还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之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根据这个条约，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其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针对帝俄的一种同盟，而日俄同盟则是针对英美特别是美国的一种同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9)在此以后，袁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关起门来做皇帝。自1916年元旦起，他在国内改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纪元，甚至用压力强迫上海租界内的中国报纸改用洪宪年号自袁下令改元后，上海报纸仍用民国五年年号。内务部以停止邮寄为威胁手段，因此自1916年1月12日起，上海各报取消了民国年号，但也不用洪宪年号，在报名下只有一行公历。内务部进一步加以压力，它们才自1月26日起用极小字体加入“洪宪元年”四个字。，但对外仍称*和民国总统，这是民国和帝国、总统和皇帝的并存时期。由于云南独立后全国反帝制、反*的浪潮日益高涨，他又被迫于1月20日命外交部通知各国公使，在云南战事未平定以前，暂不决定登极日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1)一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蔡锷设计脱险出京袁的一生从不以诚待人。他认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作伪可以欺骗朋友，欺骗部下，乃至欺骗全国人民，可是最后受到欺骗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他每天所接触到的都是些寡廉鲜耻、阿谀争宠的私党，看不见一个真人，听不到一句真话。举一事为例。他知道日本人在北京发行的《顺天时报》是一张反对帝制的报纸(当然是受日本政府的指使)，很想从中了解一些不利于他的各方情况，他的私党就编印一份假《顺天时报》给他看，假报上所登的都是热烈赞成帝制的假报道和假言论。这一事件说明：正是由于他自己惯于作伪，他的私党也就用作伪的手段来回答，把他封锁在消息隔绝、耳目闭塞的愚人世界里。在帝制公开活动的过程中，他看不见全国人民的力量，看不见在全国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反帝制、反卖国的*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他所考虑到的只是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认为出卖国家权利以交换日本承认中国改行帝制，用高官厚禄驱使北洋军阀替他尽忠效力，即使有人反对他做皇帝，也随时可以一鼓荡平，像1913年打垮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一样。但是全国人民除非患有政治盲目病的人，都能够看出袁政权的灭亡日期日益迫近。在人民群众与*者势不两立的紧张状态下，只要有一处点起星星之火，这个火星就必然会燃烧到各地而成燎原之势。袁政权的滔天罪行已经消除了某些人对他的幻想，倒袁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即使是妥协派如梁启超之流，也想鼓起勇气来发动讨袁事业，以便在未来政局中夺取地位。梁在致进步党人籍亮侪等的信件中曾经道出他的心事。他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进步党人徐佛苏、袁思亮没有懂得他们领袖的心理，还跑去见杨度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让任公(梁的别号)参加。杨就请与梁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二人到天津与梁接洽。他们会见梁时，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梁就拿出写好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给他们看。梁自己说，他在动笔写文之前，写了题目后，好几天都没有写出一个字来。他不能不顾虑到这篇文章发表后，进步党人会受到袁的*，像以前国民党人被袁乱砍乱杀一样。正在狐疑不决的时候，袁忽然派人到天津来，赠给他20万元，以10万元补祝他父亲的七旬大寿这一年4月11日(农历三月十六日)，是粱启超的父亲达涧的七旬晋一大寿。，以10万元作为他出国的旅费。因此，他觉得这篇文章就非写不可了。他的两个党徒看了这篇文章，都吓得变了颜色，认为这对袁是一颗政治炸弹，同时对进步党也是一道催命符。随后梁把文章的语气修改得和缓点，并且托他们带去一封跟杨度绝交的信。信上说：“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就在同一天，他的学生蔡锷也从北京到天津来访他，他们在密谈中决定了发动反对帝制的全盘计划。早在筹安会发起前，杨度几乎每天不间断地到棉花胡同访问蔡，劝他加入筹安会作为发起人之一。蔡都借词推脱。蔡到天津也是事前和杨商量好的，杨请他以师生关系劝梁不要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蔡回北京后，就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的话来回答。为了避免袁党的猜疑，8月25日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蔡提笔签了头名。此后他经常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挑选云吉班*小凤仙作为他的冶游对象，因此袁党渐渐地不把他当作一个有志气的人物。袁早就存有顾虑，梁启超从不开口附和帝制，可能成为他在舆论界可怕的敌人，而西南云贵等省是北洋军势力所不及的一个大缺口，可能成为军事上的隐患地带。果然这些“可能”后来都成为事实。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2)自从梁的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袁不得不请出一位旗鼓相当的大文人来抵挡一阵。他派夏寿田送严复一笔巨款，请严写一篇文章反驳梁的论文，但严已经上过一次大当，就不肯再上第二次的当了。除此以外，袁竟然找不到一个有名气的文坛健将替他出力。除了杨度冒用他的老师王闿运的名字打来一个劝进电以外，孙毓筠作了一篇《驳任公国体文》，刘师培作了一篇《国情论》，显然都不是梁的对手。梁一面声明脱离进步党，一面又继续写了《国体问题与五国警告》等反对帝制的论文。他声明脱党是为了不使个人行动影响全党的安全。与梁启超言论反袁的同时，蔡锷也在布置军事反袁。他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到北京来。10月间，戴与贵州人王伯群同到北京，即成为蔡与云贵将领秘密联系的居间人。蔡派王伯群携带密函先到昆明，他和戴戡、陈敬铭两人各着大礼服共摄一影，留作“不成功即成仁”的纪念。蔡通过士官老同学张孝准等人的关系，与东京国民党军人派也有秘密联系。国民党军人派首领黄兴早已看中了云南是北洋军的空白地区，想利用这个地区作为讨袁的根据地，因此派了很多朋友到云南进行反袁活动。这些人到了云南，更加了解到云南人民对蔡有好感，特别是云南将领对蔡的印象很深，如果蔡能够到云南，反袁的武装力量就容易组织起来。为了加强联系，张孝准派了一个姓何的人到北京，将密电码一本交蔡收执。随后又派李小川持密函到北京，商量讨袁计划关于蔡锷设计出京一事，由蒋百里、张孝准、李小川3人分别提供。后来张孝准任湖南榷运局长，李小川解放后任湖南文史馆馆员……由于棉花胡同蔡宅经常有南方人和陌生面孔往来，就不能不引起侦探们的注意。10月14日蔡起床不久，听得门外大吵大闹的声音：他的看门人说，这里是蔡将军的住宅，不许你们检查；另外一个粗暴的声音说，不管什么将军，咱们一定要执行检查。随后就有一个天津口音的刘排长带领着七八名如狼似虎的兵士冲进来，在各间屋子里翻箱倒箧地搜了一阵，却什么也没有搜到。直到他们呼啸而去，蔡才打电话找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讲话。那时雷还没有起床。等到下午，雷才回了一个电话说：“这是一场误会，真是岂有此理!”后来根据雷的解释，蔡的住宅以前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由何的亲戚姓福的代为管理。何是总统的儿女亲家。刘排长以前是何家的仆人。宣统三年，何欠下了外国商人一笔巨债，几乎闹得要抄家，他的姨太太派刘携带珠宝细软到北京藏在福家。事隔多年，何死了，他的姨太太也不知去向，这笔账只有从军当了排长的刘某记得很清楚。他带兵想去威胁姓福的交出寄存物件，以便据为己有，却没有想到福家已移居东城，而蔡租住该宅，因此发生了阴错阳差的一幕恶剧。雷向蔡表示深切的歉意，并在案情查明后，把刘排长枪毙了。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何仲璟既是袁的亲家，而且他的兄弟何颐臣仍然活着，刘排长不会敢于在老虎口里找肉吃。雷口中所说的是刘排长，但10月17日因此案绑赴西郊土地庙枪决的犯人，在罪状上写的却是别的名字。军政执法处是袁的中央特务机关，在蔡与西南进行秘密联络和收到东京国民党人的密电本以后，忽然发生了这幕恶剧，这就说明袁的爪牙是有的放矢，而不是什么阴错阳差。袁从蔡那里搜不到任何证据，因而放松了对他的侦察。蔡是个头脑冷静和心细如发的人，从10月下旬起，他就经常请病假，不久借着一个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十分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天津人)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做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定好的房间下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3)二蔡锷绕道日本行抵昆明。云南军署召开军事会议，议决讨袁蔡锷派戴戡先由天津启程到香港作为他的开路先锋。他在天津会见了士官老同学张孝准，张是黄兴派来掩护他设计脱险的。为了避免国内旅途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危险(他们知道袁的政治特务遍布在国内各城市)，蔡、张二人于11月中旬，先后乘轮赴神户。蔡是一个相当严肃的军人，此时忽然变得像个戏剧性的人物。他仍然用恭顺的言词写信向袁请假，他的旅行箱内有文凭、勋章和多种特任状，都交张孝准携带，以便遇到危险时设法脱身。他到了神户后，还写信给袁说明东渡就医的情况。他预先写好一张一张的明信片，都是寄给袁或袁的左右的，他请张孝准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地就发出一张明信片，借以哄骗袁以为他仍在日本各地游览。张的明信片没有投完，蔡已经经过上海、香港、河内到云南去了。蔡事前不请示而擅自到日本就医，不能不使袁动疑。这个老奸从来就是会做戏的，他一面派龚心湛代理经界局督办，张元奇代理参政院参政，一面在蔡的呈文上批准给假，盼望他早日痊愈，早日回京供职。蔡到达昆明以前，云南已经像是一座待要爆发的火山。云南军有两师一旅和警备队40营。中级军官邓泰中、杨蓁、董鸿猷、黄永祉等都劝云南将军唐继尧发动讨袁军事，特别是蔡宅被搜查的消息传到云南，大家的情绪更为激昂。唐假口各方情况不明，极力劝他们不要操之过急。早在10月间，东京国民党人就派方声涛到云南，住在退职军人黄毓成的家里。12月17日，李烈钧、熊克武、龚振鹏等也都到了。带着蔡锷密函的王伯群是早三天(14日)到达昆明的。由于士官老同学、国民党友人和部下将领都一致主张讨袁，特别是以前提拔过他而现在仍与云南军民及各方面都有密切关系的蔡锷即将冒险而来，唐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影响。但他没有看清袁已经是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以为云南以一隅之地而抗全国，是很危险的。12月19日，蔡偕同戴戡、刘云峰等到了昆明。蔡化装由滇越路经过阿迷州投宿旅店时(滇越路夜间不行车，须下车投宿旅店)，当地知事想下手暗杀他，幸而得到铁路警察的救护，没有遭到毒手。早在蔡到达香港时，袁政府就已接得密报，曾由参谋部致电唐继尧，如果蔡到云南来，请即予以扣留。18、19两日，袁又直接电唐，如果蔡锷、戴戡等来滇，可以便宜行事，就地正法。唐有号电回答说，蔡在云南的旧部虽很多，但已妥为移置，中下级军官都是服从本人的，不致被人煽惑。以上说明，袁的间谍网布置得非常周密，而且英国公使朱尔典又是袁的后台老板，香港政府对反袁分子经过香港，都采取了种种留难的手段，如果蔡不机警行事，是不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的。蔡的到达，使云南的人心更加振奋，但是唐对云南军与北洋军力量的对比仍然存有很大顾虑。蔡向他谈到不但全国人民反对袁做皇帝，就是北洋军大将冯国璋、段祺瑞也都反对袁做皇帝。恰恰这时候，由南京宣武上将军署转来梁启超的一个密电，这个电报是请“唐将军”转给“蔡将军”的，电报内容是讲袁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准备以卖国条件交换日本承认帝制。这个电报证明了蔡所说的冯国璋反袁的话是有根据的，如果冯不反袁，就不会代替别人发出反袁的电报。这个电报大大消除了唐的顾虑。其实，这个电报是由冯的秘书长胡嗣瑗贵州人胡嗣瑗是前清翰林，有宗社党之称，反对袁做皇帝，主张清帝复辟，他和反袁派相勾结，其目的是想利用反袁派的力量推翻袁，造成混乱局势，为清帝复辟创造条件。代发的，冯从来就懒看公事，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这个内幕是唐所不知道的。这个电报却打乱了蔡的行军计划。他原拟到云南后于23日统率云南军偷袭四川，抢在袁调兵遣将之前占领四川，估计20天之内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然后通电讨袁。由于收到这个电报，蔡顾虑到一旦日袁条约告成，外交上将发生阻力，因此他变更计划提前宣布讨袁，并由云南军发布对外宣言，承认以前与外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继续有效，但在云南宣布讨袁后所签订者均不承认。这个计划是针对新的外交局势而决定的。蔡写信给梁启超说：“宣布过迟，固有妨大局，宣布早，殊于军事计划大受影响。”果然，后来云南军开到四川不久，北洋军就源源不绝地调到四川前线来，使云南军的进展受到很大的阻力。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4)唐于22日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对袁的问题。蔡在会议席上发表沉痛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他说：“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我们所争者不是个人的权利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参加会议者一致慷慨激昂地表示意见，愿意断头而死，没有一个愿意屈膝而生的。大方针决定后，接着讨论今后所应采取的步骤。唐建议“先礼后兵”，首先劝告袁取消帝制，如果拒不接受，然后通电讨袁。这个步骤本来是不必要的，为了尊重唐的意见，大家都不便表示反对。关于组织讨袁军事机构的问题，大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和癸丑讨袁的办法，一省设都督一员为最高军事领袖，设总司令负责指挥前方军事。以前每省仅设总司令一员，这次由于讨袁军拟分作两路，决定每路设总司令一员，后方设总司令一员。有人建议云南军改称为共和军，为了避免与共和党的名称相混淆，随后决定改称为护国军云南军在护国寺召开动员大会，有人动议就地取名，无人反对，遂定名为护国军……在推举都督、总司令的时候，唐表示愿让都督于蔡，云南军将领中倾心于蔡的很多，有人建议组织军政府推蔡为大元帅。但蔡竭力主张推唐为都督蔡在云南甚得军心，唐甚忌之。黄兴派人再三向唐疏通，保证蔡不做都督，并带兵出发讨袁，决不留在云南，唐才同意蔡锷回滇。，因此，决定推唐为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向四川出发，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通过广西向广东出发。军事会议决定讨袁后，云南全省没有杀过一个人，仅仅逮捕了两名袁党间谍：一名是袁派到云南来的宣慰特使何国华，此人在前清末年曾任云南协统，不久前他在宴会上毒死了由蒙自到昆明不肯签名赞成帝制的第二师师长沈汪度；一名就是谋害蔡的阿迷州知事张某。23日，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通电劝告袁取消帝制。电报说：“自国体问题发生后，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民气益复骚然，佥谓大总统两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约法，拥护共和，亿兆铭心，万邦倾耳。……今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变更国体之原动力，实发自京师，其首难之人，皆大总统之股肱心膂：盖杨度等六人所倡之筹安会煽动于前，而段芝贵等所发各省之通电促成于继。大总统知而不罪，民惑实滋。……杨度等之公然*，朱启钤等之秘密协商，皆为内乱重要罪犯。应请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及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七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尧等夙蒙爱待，忝列司存，既怀同舟共济之诚，复念爱人以德之义，用敢披沥肝胆，敬效忠告。伏望我大总统改过不吝，转危为安。否则此间军民痛愤久积，非得有中央拥护共和之实据，万难镇抚。以上所请，乞以二十四小时答复。”这个电报像一根利箭一样射进袁的心窝。但他随即自宽自解，认为以云南一隅之力，较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四省联合的力量小得多，不难用兵讨平。他一面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以私人名义劝告蔡唐二人收回这个抗议，英国愿意从中转圜；一面命政事堂于25日回答一电，首先列举唐以前劝进的各电，并指出：“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联名宣告独立的电报发表。这个电报不再称袁为“我大总统”了，首先指出“天祸中国，元首谋逆”，后面作出结论说：“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这说明袁装聋作哑的态度，已经无济于事，因此26日政事堂就从正面劝唐不要出尔反尔。电报说：“政见不同，尽可讨论。为虎作伥，智士不为。现既全国赞成君宪，云南亦表赞同，奈何出尔反尔，有类儿戏!”27日袁下令把一切责任归到蔡锷一人，骂他“潜行至滇，胁诱唐任”。直到29日才下令褫夺唐继尧等的官职，并派云南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叫他们押解蔡、唐等人到北京治罪。这是一个并不高明的老戏法。以前袁在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对江西、广东就曾采取过这种手段，想以权位引诱别人的部下背叛自己的长官，但都没有取得效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5)袁对蔡恨入骨髓。政事堂通知各部署，凡是与蔡有关的人一律予以撤职。各省机关的云南籍职员和与蔡有关的人也都受到*。袁又命湖南巡按使沈金鉴查抄蔡锷在籍的财产，但蔡没有不动产，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已闻风躲藏起来，只有一个办木厂的兄弟，却又早已分了家。而另一方面，袁又想利用骗术使云南问题化大事为小事，他找到蔡的老上司李经羲，赐以貂皮外套一件李经羲受到貂皮外套后，向袁谢恩说：“上(指袁)赐貂皮外套，光采非常，裁量恰合，举家惊宠，望阙感惶。”，又找到蔡的老朋友熊希龄到北京，留他共进午餐，想通过他们说服蔡“悔罪自投”，当可“不究既往”。此外还想派云南人朱家宝、丁槐等为云南宣慰使，骗诱云南军官“解甲来归”，一律“免予治罪”。这又说明袁内心的虚怯，与武昌起义时的清政府如出一辙。三袁派曹锟督师入川。贵州和川军师长刘存厚响应独立以前辛亥革命时，孙中山认为“成功之速，出人意料之外”。这次蔡锷在间关万里到达昆明之后，也写信报告梁启超说：“人心如此，非始愿所及。”事实上，推翻清政府和打倒袁皇帝并不是碰运气的问题，而是说明了人心的向背。在这两次战争中，反人民的力量到处受到人民的强烈反抗和袭击，起义军的力量到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因此，后者就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前者则由优势转为劣势，终于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如果单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当时蔡带往四川作战的护国军只有3000多人，而四川将军陈宦就统率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混成旅和四川军周骏、刘存厚两个师，此外还有源源而来的北洋军。这样，就不仅是以云南一省抵抗全国的问题，首先是以云南一部分的力量抵抗四川全省的问题。蔡军出发时，所携军饷不足两个月，兵士仅发伙食费和少许津贴，所领弹药作战不到一个月就已告罄。在这些问题上，很多人都怀疑唐继尧别有用心。护国军第一军下面分设三个梯团，梯团司令由刘云峰、赵复祥、赵钟岳分别担任。蔡的作战计划是：他自己率领第一梯团由昭通直趋叙州，这是进攻四川的主力；第二梯团集中后向贵州毕节出发，到毕节后，再依形势的发展决定战斗任务，或者北向进攻泸州，或者东下贵阳而将矛头指向湘西；第三梯团作为入川的后续部队，预计一个半月以后才能集中开到四川。袁接到云南独立的警报，1916年1月5日命令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入川。他下了一道申令痛骂蔡锷，并且恬不知耻地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藐藐之躬，举数万万人之生命财产，赖一人以保护之，举数万万人之知识能力，赖一人以发育之，责任何等重大。古称神农憔悴，大禹胼胝，矧在今日，为君之难，百倍于古。……予昔养疴洹上，无心问世。……支持四载，辛苦备尝，真不知尊位之有何荣。无如国民仰望甚切，责备甚严，同为国民，敢自暇逸。……乃有蔡锷之流权利熏心，造谣煽惑。……予以薄德，既受国民之推戴，何敢再事游移，贻祸全国。……”讨袁战争开始时，与蔡正面作战的正是与他有结盟关系的陈宦。他们在清朝末年都是以武学生得到总督的提拔，他们的门生故吏都分布在四川、云南两省，而两湖京官在北京又有“大同乡”之谊，因此他们在北京时经常相互往来。陈宦由北京往四川时，蔡介绍三个湖南人做他的属员，陈宦接任四川将军时就发表王某为军务科长，马贶生为军需科长，派雷飙到川军第二师担任旅长。云南独立后，袁政府接二连三地命令各省文武机关撤换与蔡有关的人员，陈不肯执行这个命令。特别是陈的高级将领伍祥祯(云南人)、雷飙(湖南宝庆人)都是蔡的旧将，而蔡的前敌司令韩凤楼又是陈的得意门生。他们的相互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陈宦曾向他的机要人员说：“我所辖的三个混成旅和一个卫队团。除了玉亭(伍)一旅外，那两旅都是不可靠的。”因此，当云南宣布独立后，他由川北调伍旅到叙州布防。守泸州的是川军第二师熊祥生旅，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和第二师的另一旅旅长雷飙则驻泸州前方的纳溪县。冯玉祥旅驻内江作为叙、泸之间的策应队。川军第二师两个旅长，熊祥生是由将军署副官长调任的，他专为个人的权利地位打算，雷飙则与蔡的关系很深。冯玉祥既不愿效忠袁，又不肯为陈宦卖力，他的目的是想等待机会把队伍拖到陕西去，因为陕西将军是他的舅父陆建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6)陈宦是袁的重要爪牙之一。但他与袁存在着很大矛盾。当他出京时，袁曾面许将川、滇、黔三省军事交他全权办理，他到四川不久，袁就派张联棻(河间人)代替刘一清(湖北人)做他的参谋长，陈完全知道这个新参谋长是派来监视他的。云南问题发生不久，陈向他的机要人员表示，蔡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老头子(指袁)也有“彼直我曲”的表示，看起来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这一表示说明陈并不倾心于袁。此后袁派曹锟督师入川，事前并未征求陈的意见，陈完全知道，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也必然落于他人之手。这些不满和不安的情绪，使陈对战事采取了消极应付的态度。蔡曾电劝他响应独立，他用“事权不一，环境困难”的理由拒不接受，但他在文电中从来不骂蔡，对蔡始终保持着一种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模棱态度。当护国军进入叙州城外时，伍旅仅仅作了些不重要的抵抗就撤走了，因此蔡部第一梯团第二支队杨蓁于1月21日占领叙州。这是护国军发动后首次取得的胜利。此后第一梯团即向南溪、自流井一带进攻。与蔡军出发的同时，1月2日戴戡奉蔡派遣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王伯群则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这两人都是有声望的贵州人，又是跟随蔡奔走反袁的活动家。云贵在地形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独立而落入北洋军之手，云南就要受到严重威胁。云南宣布独立时，蔡唐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采取一致行动。刘是个保守“持重”的地方军阀，他既不满意袁的不平待遇，（各省都设有将军，但贵州和福建两省只设护军使。直到1915年10月14日，袁政府才加刘显世一个“督理军务”衔。）又慑于北洋军力量的强大，很想保持局外中立。但是贵州人民反袁的情绪很高，迫切要求响应云南宣布独立。贵州军团长王文华、熊其勋等也都劝刘下决心讨袁。王文华就是王伯群的兄弟。由于贵州的兵额很少，团长一级的倾向具有很大的影响。贵州巡按使龙建章是袁派来监视刘显世的一个高等政治侦探。为了和缓贵州军民的反袁情绪，1月7日他电请袁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袁一面授意参政院回电予以驳斥，一面于1月14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并为讨好刘显世起见，就派他的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于1月16日化装逃走。1月18日，贵州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力促刘显世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贵州都督，刘仍然依违不决，还电请袁迅速接济军饷以固军心。直到1月24日戴戡率领云南军一营进抵贵阳，26日袁汇到军饷30万元，他迫于27日宣布独立。贵州的独立，稳定了云南的外围，并使北洋军在湖南和四川两省都感受威胁，这是云南护国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大胜利。2月8日，袁政府下令查办刘显世，派贵州军团长唐尔锟继任贵州护军使。这个分化政策并未取得效果。贵州独立后，戴戡率领贵州军6个团由遵义向松坎、綦江出发。这6个团的兵力实际上还不到8个营。这是护国军与北洋军在四川作战的第二道战线；贵州军进入四川后，蔡将护国军第一军分为左右两翼，自己兼任左翼总司令，不久改派他的参谋长罗佩金继任，派戴戡为右翼总司令。戴戡又派王文华为右翼军东路司令，率领临时编成的十三营向湘西出发。这是护国军开辟的湖南方面的战线。护国军在这条战线上的兵力原是极其薄弱的，由于湘西人民的反袁武装力量不断壮大，配合护国军作战，贵州军得于2月3日占领晃县，16日占领麻阳，对牵制北洋军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贵州响应独立，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的任务已经完成，便由毕节通过永宁进攻泸州，开辟了四川方面的第三道战线。在此以前，守内江的冯玉祥旅曾经分出一支兵力到南溪，企图夺回叙州。第二梯团在进攻泸州以前，曾约驻纳溪的旅长雷飙起义响应，并且使用反间计，授意四川反袁派人士李宪文向刘存厚投递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说：“我是四川人，我是成都将军署的一个职员。我从北京方面得来一个秘密消息，袁世凯疑心你暗通蔡锷，将指使你的部下对你进行暗杀。”刘存厚的两个旅长，一个愿意为袁效力(熊祥生)，一个与蔡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雷飙)，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然接到这封匿名信，即在第三天(2月1日)通电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率领自己的一旅去打自己的另外一旅。2月6日，熊祥生率部撤走，护国军占领泸州。2月14日，贵州军熊其勋部攻占綦江，重庆大受威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7)护国军在四川作战虽然节节胜利，但是胜利的范围只限于川南几个县，给袁的打击不大。护国军所接触的也只是原驻四川的少数北洋军及其附属军，而由于军事进度太慢，使袁有喘息时间调动大部北洋军源源开到四川，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又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些情况，根据蔡锷的说法，是由于云南宣布独立过早，动员出兵较迟所造成的。四北洋军分为川湘两路进攻云南。袁被迫下令缓办帝制袁在接到云南独立的消息后，就布置了三路进兵云南的军事计划。他派虎威将军曹锟为第一第二两路总司令，第二路为四川战线，第一路为湖南战线。以张敬尧为第二路司令，这一路的兵力包括由岳州调动的曹锟所属的第三师，由南苑调动的张敬尧所属的第七师，由保定调动的李长泰所属的王汝贤旅(第八师第十五旅)，这是北洋军正面进攻的主力军。以马继增为第一路司令，这一路的兵力包括由南昌调动的马继增所属的第六师，由河南调动的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由奉天调动的范国璋所属的第二十师之一部，由安徽调动的倪毓棻所属的安武军，打算由湘西进入贵州，这是北洋军进攻的侧面。袁的计划中还有第三路，打算由海道运输北洋军到越南，假道滇越路进攻云南，因法国公使康悌不同意而罢。他又变更计划指使广东将军龙济光派兵假道广西进攻云南。他认为：1913年国民党占有东南半壁五六省的地盘，只经过了一个多月，就被北洋军全部打垮，这次他用狮子搏兔的气力对付云南一隅之地，是不难迅速得到解决的。他限曹锟于6个月内平定云南。最使袁感到困扰的是，他身边没有一个大将替他主持征滇军事。他实在太忙了，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内政，既要做*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因此，他不得不把打入冷宫的段祺瑞请出来替他分劳。他把他所最讨厌的徐树铮提拔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借以讨好段，但段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这与1911年清政府起用袁南下督师，而他以“足疾未痊”拒不受命的故事，几乎完全是一样的。其次，他又想到冯国璋，想把冯调到北京来，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冯也装起病来，拒绝北上。袁派蒋雁行以探病为由于2月13日到南京。冯实在没有病，他抓了蒋雁行的手痛哭流涕地说：“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怎么总统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了!”袁接到蒋的密报，知道冯所患的是一种政治病，便又走马灯似的派阮忠枢、荫昌、田中玉到南京来疏通，暗中却指使蒋雁行勾引江宁镇守使王廷祯就近篡冯的位，又想电召冯到北京，解除他的督理江苏军务一职。但因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打来密电请勿调动冯，便又不敢下手。1911年，袁在表面上拥护清政府，暗中却与革命军秘密接洽和议。此时冯一面竭力表明他是“总统的自己人”，暗中也与北洋派军人及南方反袁派进行勾搭，这些两面派手法都是从袁学来的。最后，袁又想借重黎元洪再一次充当他的工具，以副元帅名义统率征滇军进攻云南。但是今天的黎已经不是1913年的黎了，既不肯做有名无实的副总统，又不肯受封为亲王，袁就没有方法摆布他了。因此，袁不得不在新华宫丰泽园组织“征滇临时军务处”，自己出面来主持对滇军事。关于调兵攻打云南的问题，除了调动第一批曹锟等所统率的部队外，袁还竭其全力地抽调第二批，他的打算是兵调得越多越好，平定云南的日期越早越好。这是由于他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想登皇帝的宝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外交界又起风波。在此时期，北洋军阀纷纷向他请缨南下作战，这些将军们并不是真心要去攻打护国军，而是借题要饷要械，有的要求增募军队。不要说袁在财政上已经弄得罗掘俱穷，即使有力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他们骗得饷械到手，也必然不肯出马，这些情况袁看得极其清楚。他估计可能调动的第二批征滇军有张勋的定武军、倪嗣冲的安武军、第五师张树元部、第二十七师张作霖部。他派阮忠枢到徐州游说张勋抽调10营加入征滇军，张勋假口徐州防务非常吃紧，碍难分出兵力。袁碰了这个钉子，对张勋不能无所怀疑，就派马龙标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到徐州，用以监视张勋，张勋公然拒不接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8)北洋派相传有这样一件故事。一天，张勋和冯国璋在南京碰了头。张勋多喝了几杯老酒，忽然情不自禁地向冯说：“老头子打了一个密电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冯听了并不感到惊异，也从身边拿出一个电报给张看，并且说：“我也接到老头子的电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这件故事说明袁疑人之深，在派员监视之外又采取了一种互相监视的办法。真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袁经常感觉到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不可疑的人。自从帝制公开活动以来，特别在云南独立以后，他既要防党人，又要防外国人，既要防敌人，又要防部下，同时还要防非友非敌的另一类型的人物。他调遣第一批北洋军开往前方作战，已经竭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二批征滇军竟然组织不起来。北洋军有这样多的兵力，他竟无可调之兵。不能抽调还在其次，还要用尽种种心机防范他们“造反”，还要派员疏通他们。这样的皇帝做起来真是活受罪。此外，财政困难也是使他感到狼狈的一件事情。帝制经费规定为6000万元，其中筹备大典用去2000万，登极犒军用去1000万，收买国民代表、投机政客、运动报馆共用去3000万。他的财政来源不外乎增税、举办内国公债、借外债几种，甚至全国人民节食缩衣、铢积寸累的救国储金也都被他挪用一空。他借重梁“财神”向美国资本家借款，在借款未成立前，梁士诒滥发中国、交通两行钞票以应军事急需，造成了两行信用破产与通货膨胀的严重危机。节流方面，袁政府只能向无权无勇的文职人员开刀，由于裁员减薪，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断炊灾官和失业政客。另一方面，袁又滥用金钱和名位鼓励前方军人替他打天下，有功的人男爵加封子爵，少将晋级中将，旅长提升师长，或者“赏食双俸”，任凭他们在各种奖励办法中选择其一。这又使袁政府在财政方面无法克服的矛盾，更加无法克服了。自从云南独立以来，他命军政执法处派出大批侦探密布车站附近，制止各级官吏离职出京。官吏请假者须有三人以上的连环保结。对简任职以上的人员，派有军警随身保护，而事实上却是仿照清朝末年监视王公大臣的办法，防止他们逃亡出京。在一片劝进的声浪中，都肃政史庄蕴宽忽然提出了三个建议：一，帝国尚未成立，应即取消洪宪年号；二，请将大典筹备处撤销；三，参政院没有存在之必要，应即闭会。这位先生竟敢不向皇帝上奏而用公函请国务卿转呈，袁对此极为震怒，当即迫使他辞职，而以张元奇继任都肃政史(2月10日)。2月中旬，前方战事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五国公使又提出口头警告，使袁处境更为困难，不得不于2月23日下令缓办帝制，所有各省“吁恳早正大位”的文电一概不许呈递，并且撤销了大典筹备处。28日下令，定于5月1日召集立法院，指定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议员复选当选人。29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闭会。此时取消帝制和南北议和的传说盛行一时，因此全体肃政厅肃政史又联名提出庄蕴宽的三个建议来，请袁再加考虑。袁不便再发脾气，就说这些问题应征求各省同意再作决定，显然又是一种拖延与欺骗的手段。袁拟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以便收拾时局。段提出两个主要条件，要取消帝制并宽容云贵起事的人物。这和清政府起用袁时，袁提出几个出山条件的情况大体相同。袁不肯接受这些条件。五袁威信继续下降——鄂奉两省将军易人袁威信的下降，不仅表现在北洋派大将方面，也表现在北洋派小军阀方面。他曾因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不满意湖北将军段芝贵、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不满意奉天将军张锡銮而将湖北、奉天两省将军对调。由于部下不满意长官而将长官调开，养成了长官必须讨好部下，部下随时可以驱走长官的风气，这已经使袁在北洋军中的威信受到很大的影响了。但是袁的威信交换不到什么东西。这两个师长并不是反对某一个长官，而是反对任何长官。他们反对长官的目的是要取长官的地位而代之，去了一个长官，又来一个长官，完全是文不对题、隔靴搔痒的作法，不能使他们满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9)“二十年前一少尉，而今开府鄂王城”，这是张锡銮接到对调令后得意地写出来的半首感怀诗。他很庆幸他自己跳出了奉天这个火坑，却没有想到湖北那边也仍然是个火坑。他虽然活到70多岁，但是人生经验还是不足，这边张作霖是他一手提拔的人，对他尚且存有取而代之的野心，那边王占元和他毫无历史关系，肯把一个不相干的长官顶在自己的头上吗?对调命令发表后，王占元就放出空气说：“等到新任将军到任，我就辞职归田。”袁深深懂得北洋军阀惯于用辞职为武器的作风，并且也懂得，你若是准他辞职，就会把他逼上梁山。这是推行实力政策的袁所不敢尝试的。袁所关心的不是张锡銮能不能“开府鄂王城”，而是怎样能保全自己威信的问题。他曾任命王占元为壮威将军，先给他一个崇高的名号，遇缺即补，以安其心，但王并不感到满足；他又想调冯国璋到北京，调倪嗣冲为江苏将军，以王继任安徽将军，又因调冯的问题发生困难不能实现。最后只得叫张锡銮暂缓南下以免引起波折。正当其时，直隶巡按使兼将军衔朱家宝愿意将督理直隶军务的兼职让与张锡銮，袁因为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未予接受。他急于要做皇帝，对各省有实力的军阀当然不敢开罪，终于不得不开去张锡銮的督理湖北军务一职，改任为镇威上将军，又任为参政院参政。他并不准备任命王为湖北将军，因为湖北是前清总督的驻地，应当由上将军督理该省军务，他认为王占元不够上将军的资格。湖北将军的问题一直拖延到云南独立的时候还没有解决。湖北为用兵西南的孔道，如果湖北发生变动，就会影响全局，因此赫赫大皇帝终于向一个马弁出身的师长低头，于1916年1月8日任命王占元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这是袁在他自己所手创的北洋派中威信下降最显著的一次。但是，军阀的野心从来就是无止境的，尽管袁如此迁就，仍然不能满足王的愿望。当湖北文武官吏向他道贺时，他赌气地不肯受贺，并且气忿地说：“别人是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我来督理军务就变成了将军，原来上将军这个名号是对人的而非对事的。”他不许手下人称他将军，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督帅。但是，王占元取得督理军务的地位，对新朝皇帝也不能不表示一番忠诚，借以弥补过去的裂痕。他奏报袁说：“宜昌神龛山洞有欧人深入探索，见洞内有石质龙形起伏蟠迥，长约五十余丈。当此一德龙兴之日，肇造万年磐石之基，神龙石化之遗形，适蜿蜒效灵于江，天眷民悦，感应昭然。请予以表彰，并付史馆记录，垂示来兹，以答天庥而副民望。”袁于1月15日发表申令，“所请着无庸议”，但又接着说：“岩峦深邃，蕴此瑰奇，应由该将军等妥为保护。”事实上所谓“神龙石化”是宜昌关监督刘道仁所发现的，王占元和湖北巡按使段书云据以上报，并且附会为开国祯祥，这和袁的书童说“床上躺着一条五爪大金龙”同样是不值一笑的。王占元等看得十分清楚，袁虽然口里说“着无庸议”，但把他们的奏章用命令发表出来，就是自我表扬的另一形式。因此，他们又接连奏报“黄陂柳发青桃开花”，“湖北得雪四十余县，乃圣主当阳之征，爰请政事堂代奏，以慰宸衷。”湖北的问题解决不久，奉天的问题又接着发生。当两省将军对调的命令发表时，段芝贵同样也庆贺他自己能够避开目无长官的王占元。他不懂得天下乌鸦一样黑，他到奉天后就碰到另外一个“王占元”，这个“王占元”就是赶走张锡銮而想取而代之的张作霖。当奉天举行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问题时，张作霖亲自带领大队人马，监视投票，造成了清一色赞成君主制的票数，他自以为对袁的贡献很大。袁封他为二等子爵。根据袁的规定，师长镇守使仅能得到一等轻车都尉，封子爵就算是一个“异数”了，但是张作霖抱有封侯的大愿，子爵距离他的目标很远，因此他在封爵后上呈请病假，而请假就是辞职的准备，辞职就是抗命的先声，这是袁和段芝贵所能深切了解的。段曾亲自上门看他的病，他公然不予接见。到了这个时候，袁就知道二等子爵不能满足他的要求，拟调他为绥远都统，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做奉天将军，调虎离山之计对他也是行不通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10)1916年2月12日，张作霖应袁的电召到北京，商量出兵湖南的问题。袁许他封侯封公后望无穷，张作霖满口应允出兵，只是提出了补充饷械的要求。等到饷械骗到了手，他就指使奉天商会等团体打电报挽留该军维持东省秩序，请勿外调。随后不久，他的态度忽然大变，要查段芝贵的账，他说段挪用奉天公款数百万元，这笔公款都是奉天人民的血汗脂膏。同时，袁接到密报，张作霖叫袁金铠起草奉天保安会章程。袁记得很清楚，辛亥年奉天曾经组织过保安会，组织保安会就是变相的独立。此时袁已陷于四面楚歌的苦境，如果奉天再出岔子，就立刻会有土崩瓦解的危险。因此，他被迫任命张作霖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4月22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洪宪短命王朝(1)一护国军退出泸州、纳溪、綦江。护国军反攻获胜2月下旬，北洋军陆续开到四川和湖南前线。开到四川的北洋军主力集中泸州一线，计有第三师吴佩孚旅、第七师张敬尧全部。此外还有四川军第一师周骏一部，第二师熊祥生一旅。蔡锷所属护国军只有三个梯团共约3000多人；川军刘存厚部作战很不得力。由于寡众悬殊，蔡锷主张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由綦江直冲重庆以断北洋军的后路，而在泸州、纳溪一线采取守势。但是部下都不以孤军深入为然。他请唐继尧每月补充兵力500人至1000人，认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则“逆援虽众，不足平也。”但是唐始终没有满意的回答。军饷也同样得不到接济，护国军“衣不蔽体，食无宿粮”，只得用利息向地方人民借款，过一天算一天。由于战线长达200里，后面没有预备队，兵力实在不够分配，只得退出泸州，在纳溪与北洋军隔江相峙。对方熊祥生旅首先回到泸州，2月21日，袁破格封他为二等男爵以资鼓励。从2月下旬到3月初旬，护国军与北洋军进行了20天的激烈战斗，打得张敬尧的9000兵只剩下5000兵，吓得北洋军躲在战壕里不敢出击。但是护国军由于兵力太少和饷械两绌，也只能“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然后分头击破之”均见《松坡遗墨》……护国军的炮弹只存有200发，蔡锷请唐赶快接济炮弹3000颗，枪枝每枝加发300颗子弹以应前线急需，唐仍然没有满意的回答。不久北洋军的援军第八师王汝贤一旅开到，蔡打电报给唐说，“敌能更番休息，我则夜以继日，敌能源源增加，我则后顾难继。”到3月7日，刘存厚的川军首先溃败下来，影响到全军士气，蔡还咬紧牙关主张坚持阵地，但是罗佩金、刘存厚等都认为弹竭兵疲，主张退守，终于不得不退出纳溪。首先攻入纳溪的是冯玉祥旅。他本来想把他的部队拖到陕西去，因为熊祥生旅夺回泸州，他才乘势由内江开到前线，攻入纳溪。3月7日，袁又破格封冯为三等男爵，策令中称赞他“忠勇奋发，极堪嘉奖”。同一天，张敬尧得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都晋级陆军中将，熊部团长刘湘也得到勋五位和陆军少将。纳溪一仗，使袁的意气为之一振，又认为云南问题不久可以解决。在此以前，他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受到很多挫折，不得不缓办帝制，而在前方军事得手后，帝制进行又趋活跃，只等前方再打几次胜仗，看看皇帝又要登场了。与北洋军攻占纳溪的同时，护国军右翼退出綦江，广西方面龙觐光军攻占剥隘，湖南方面北洋军周文炳师袁派往湘西作战的第六师师长马继增，忽于2月26日自杀身死，遗缺由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升任。攻克麻阳后，周文炳升授陆军中将，后来患精神病去职，第十二旅旅长齐燮元升任第六师师长。3月13日攻占麻阳。袁被接二连三的捷报冲昏了头脑。特别使他喜出望外的是，除了北洋军外，还有一支攻入云南境内的奇兵、川军统领杨起元从宁远来电称，2月23日他率领部队偷渡金沙江，夜袭摩鱼，已由江驿过江进抵芝麻口。袁发表命令盛赞他“出奇制胜，深入滇境，占领要隘，骁勇绝伦”，并且授给他勋五位。这是帝制复活和袁党气焰熏天的时期，也是护国军形势逆转和作战更加艰苦的时期。为了鼓励前方士气，袁政府采办大批咸牛肉、咸猪肉、罐头食物、绍酒、彩缎、贡绸、金银用具、时计、衣帽、刀剑、古玩字画，碑帖、相片、磁器送往前线分别慰劳将士，对立功将领给以一等至五等荣光宝星章，得到勋章的人每年可以领取年俸250～3000元不等。他又发行洪宪元年六厘国内公债(3月10日公布)以充战费。尽管北洋军在四川、湖南两条战线上打了几次胜仗，但是人民对他们的仇恨越来越大，湘西民军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各条战线上的北洋军越发处于四面皆敌的孤立地位，除了保守几个据点外，在战区附近广大地区内到处受到人民的武装袭击，或者遇到人民的消极抵抗，使他们在物资供应和军事运输上感受严重困难。于是他们就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回答人民。在*状态下，对人民进行滥捕滥杀，强派捐税，勒索物资，拉走壮丁以及奸淫抢劫，杀人放火等滔天罪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洪宪短命王朝(2)北洋军中替袁最卖力的是张敬尧，而蹂躏人民最凶恶的也正是他所属的第七师。蔡锷写信谴责张敬尧说：“帝制未成，先屠百姓，苟无百姓，何以为国?足下媚兹一人，已属罪不容死，况复虐我同胞，人将不食尔肉!”护国军退出纳溪后，北洋军并没有勇气进行追击，护国军只经过了10天的整顿，又于3月17日开始反攻。仅在几天之内，护国军配合人民的武装力量，势如破竹地占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张敬尧逃回泸州，同时广西响应独立，就使袁的军事*统治转入到大混乱和总崩溃的最后关头。二陆荣廷派密使迎接梁启超入桂。梁在日本人掩护下经过海防潜入广西一直到袁公开进行帝制的时期为止，两广和云贵一样，都是北洋军没有达到的地区。广东将军龙济光大刀阔斧地屠杀国民党人，并用极端残暴的手段*广东人民，因此取得袁的宠爱，把他当作北洋派在南方的一个辅助力量。袁任命各省将军的时候，根据前清督抚驻地给予不同的待遇，龙被任为振武上将军，而与龙有亲戚关系、在清朝末年与龙同为一省提督的广西都督陆荣廷却被任为宁武将军，因此引起了陆的厚彼薄此之感。后来袁虽晋授陆为耀武上将军，但在洪宪封爵的时候，龙被封为一等公爵，不久又因平惠州有功晋封郡王，陆则仅得侯爵。袁的封爵原是用以笼络各省军阀的，没有想到由于爵位有高低，满足了一部分军阀的愿望，却又引起了另一部分军阀的不平。陆被封为侯爵时，不许属员向他道贺。他拒绝列名于各省将军请袁早正帝位的联名密电。袁的军事*建筑在军事实力和特务活动的基础之上，在全国范围内遍布政治特务以*人民的反抗运动，在非北洋派的各省军阀中，同样用高级特务分子充当该省巡按使或巡按使以下的职官，以监视他们的日常行动。如云南巡按使任可澄、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广西巡按使王祖同都是袁派出来的高等特务。王祖同还被加上一个“会办广西军务”的头衔。当1915年9月王祖同到广西就任的时候，陆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待，便向袁请假以示反抗，这是陆对袁不满的第二个原因。袁对各省军阀还采取了以子为质的办法，使他们不敢跳出他的手掌心。即使宠信如龙济光，也有一个儿子留在北京为质。这些作为人质的小将军们，大多被袁任为公府武官，表面说让他们有学习军事和学习公府仪节的机会，以便将来继承父亲的事业。当陆托病请假的时候，就以侍疾为由打电报召回在北京为质的儿子陆裕勋，陆裕勋到了汉口，袁就派人把他毒死了。这样，就使陆对袁的仇恨更大。但他并不形诸词色，而袁也竭力装出十分悼惜的样子，派员照料丧事，双方唱的都是骗人的假戏。陆是前清两广总督岑春煊提拔起来的。岑此时做了国民党军人派的偶像首领，极力劝陆参加讨袁事业。陆素来仰慕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而梁也一再函劝陆树起讨袁的旗帜来。陆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怀有戒心，如果讨袁事业由“温和”的进步党来领导，又有国民党军人参加，他认为是可以和他们合作的。但是他还慑于袁表面力量的强大，不敢过早地动手，当云南宣布独立并且电劝他响应独立时，他只表示广西与云南互不侵犯，所采取的是一种局外中立的态度。他很重视北洋派冯段两大将的倾向。段祺瑞被软禁在北方而且没有直接兵权，所以他对冯国璋更加重视。如果冯也参加反袁阵线或者至少不助袁，他就认为讨袁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冯派来一个吊丧代表，这个代表就是惯于兴风作浪的政客潘博。陆从潘博的口中得知袁冯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大大推动了他参加讨袁的倾向。1916年1月，他派唐伯珊、陈协五两人到南京、上海一带，一面加强与冯的联系，一面邀请梁启超到广西协商讨袁计划。梁在蔡锷经日本转道往云南的时候，也就偷偷地离开了天津，1915年12月18日到了上海。1916年2月19日，在上海接见了陆派来的密使，接受了陆的邀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洪宪短命王朝(3)日本人的耳报神真快，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就去访问梁，介绍他于4日乘横滨丸到香港，然后换乘妙义山丸到海防，沿途自有人妥为照料。梁登舟后，躲在舱位下层锅炉旁边，等到夜深人静才敢偷上甲板透一口气。他在途中草拟了很多讨袁文件，准备了以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权的一个建议。3月7日船到香港，香港总督因受朱尔典的嘱托，派有侦探到码头侦察反袁分子，梁躲在舱底下不敢出来。7、8两日，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和三井洋行两个支店的负责人都跑到舱下面探望梁，态度“亲切”而“周到”。根据他们的报告，以前通过越南的护照，只要缴纳手续费数元就可领到，此时法国驻港领事馆受了法国驻华公使康悌的关照，必须领照者本人亲自到领事馆查对照片并按印指模后才允颁发，因此日本人与梁商定了一个偷过昭关的办法。妙义山丸是三井洋行的运煤船，定于12日由港启碇，开往海防附近。就在这一天，三井支店长林氏备有小火轮驶靠横滨丸，把化装为日本人的梁通过小火轮渡到妙义山丸来，梁一到达，妙义山丸就鼓动机轮立刻开走，一刻也不耽搁。在这个破旧肮脏的运煤船上，日本人早已替梁布置了一间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15日船抵海防附近产煤地时，即有日本商人横山携带两个日本妇女预先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偷偷上了小艇。为了避免法国关吏的检查，这支小艇通过曲折迂回的水路，于16日夜间8时到达海防。横山把梁隐藏在自己所设的牧场里。后来，梁由此偷过镇南关进入广西。梁经过这次曲折离奇的冒险旅行，对日本人这样关心中国的事情，这样布置细密而周到，不能不感到很大的震惊。很明显，日本帝国主义决不会热心于帮助中国人民推翻袁的帝制，而是想利用中国人的反袁活动，推进中国的分裂，以达到它出兵中国、军事占领的目的。在护国战争时期，日本与英、美、法三国完全采取了相反的行动，其原因就在于此。三袁命龙军假道广西进攻云南。广西宣布独立，入桂龙军被缴械梁启超没有到达广西前，广西局势已由渐变阶段进入突变阶段，使袁在刚刚因四川方面攻占纳溪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受到一次猛烈的打击。自从云南宣布独立后，由于法国公使拒绝北洋军假道滇越路，袁就决定了派遣北洋军假道广西进攻滇东的另一计划。陆荣廷利用广西人民团体拒绝北洋军假道的呼吁，电阻袁派兵到广西境内。袁既不愿放弃这个军事计划，又怕把陆逼上梁山，就反过来劝陆自己派兵打云南，陆又以广西军饷械两绌为由加以谢绝。后来袁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命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率领军队假道广西进攻云南，这不仅由于龙氏兄弟是云南人，在云南南部有一定的潜在力量，特别是由于龙觐光与陆为儿女亲家，他的儿子龙运乾就是陆的女婿，由至亲来假道，不会引起陆的猜疑。果然陆拿不出理由来拒绝，他就电请龙觐光多带军械，少带士兵，士兵可在沿途招募，有了军械不愁没有军队。刚好龙济光正在忙于对付广东境内的反袁活动，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仅仅抽调了4000人组织征滇军。他完全同意陆所提出的沿途招募新兵组织成军的意见。1916年1月中旬，龙觐光率领军队到了南宁，他的军队包括由广东抽调的4000人和在广西境内沿途招募的4000人，合共有8000人。30日，他由南宁到武鸣访陆，武鸣是陆的老家，陆正回到老家装病请假。两个亲家见了面，一个热到极点，一个却冷到极点，陆表示他什么事情都懒得过问，甚至官也懒得再做下去。这种谈话当然谈不出个所以然来。2月8日，袁任命龙觐光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龙觐光派团长李文富由百色进攻剥隘，并指使他的另外一个儿子龙体乾在故乡云南蒙自县勾结乡团为内应。同一时期，袁电请陆派兵协助龙军进攻云南，这次陆却出人意外地毫不推辞，派他的儿子陆裕光带队前往协助龙军。在此以后，陆对袁的态度变得日益恭顺，经常对他的将领称赞袁的许多好处，这些消息都传到袁的耳朵里。袁虽是老奸巨滑，但他认为陆荣廷态度的改变，多少受了龙觐光到广西以后的影响，而且此时北洋军在四川打了胜仗，见风转舵也是人情之常。因此，他又进一步请陆进兵贵州开辟对云贵两省的另外一道战线。陆对此也不推辞，他要求拨发步枪5000支和军饷100万元，以便动员出发。当然，陆对袁表示了忠诚，袁对他也不能不表示信任，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分批照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洪宪短命王朝(4)3月7日，袁任陆为贵州宣抚使，派广西军第一师师长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命令中指出这个任务出于陆自己的请求。与命令发表的同时，袁密令龙觐光就近监视陆的行动，如果发现有可疑之点，可在陆离开南宁后取而代之。陆一面通电就任贵州宣抚使，一面又向袁索饷100万元。袁正感到难于应付，12日忽然接到他的密探广西巡按使王祖同发来的万急密电，报告陆离开南宁以前召开军事会议的情况。在会议席上，就是袁所欲勾引的陈炳焜，发言最为激烈。他大声地斥责陆“事新君(指袁)则不忠，背旧主(指岑)则不义，忘杀子之仇则不慈”。密电说，陆在会议上虽然没有明白表示，但他是绝对不可靠的。3月11日，陆由南宁率师到达柳州。13日，他就与梁启超及广西军将领联名通电劝袁辞职，此电限于24小时以内答复。15日，陆在柳州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正式通电宣布独立。广西的独立，使在四川方面艰苦作战的护国军坚定了讨袁的信心，瓦解了北洋军的士气，并使袁认识到此时已不是以一隅而抗全局的问题，而是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皇帝已经做不成了。广西独立前，龙觐光军3月9日占领剥隘，他的儿子龙体乾也在云南境内发动了地方团队的三路暴动，进攻个旧、蒙自、临安。龙觐光移驻百色后，他的前锋李文富团又已进入到土富州附近。正当其时，陆派来协助的陆裕光忽然从内部动起手来，把龙的全军缴了械，并把他和他的儿子龙运乾扣留起来。龙运乾不敢直接和丈人通电，就打电报哀求岳母谭氏放他们父子一条生路。回电说，政见虽不同，亲戚究竟还是亲戚，请龙觐光电劝他的兄弟龙济光响应独立。龙觐光不敢不从。同一时期，龙体乾所发动的三路暴动，也被驻蒙自的第二师刘祖武扑灭了。这些坏消息还没有传到北京，袁于3月20日还下令任命龙觐光督理云南军务兼任云南巡按使。命令发表的时候，这位“云南将军”正站在台上声颤手战地宣读广西独立的电报全文，这是百色人民交给他的一项任务，他不敢不从。广西独立是护国战争的一个重要关键。如果与辛亥革命作比，护国战争具有另外一些特点，就是独立各省都是先提出劝告，后宣布独立的。此外，袁一生善于行骗，此时却处处受人之骗，云南、贵州、广西都是先向袁骗饷骗械然后宣布独立的。护国战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首先起义的三省军事首领，并不严厉处置袁党。云南当局对袁派来毒死了一个师长的特务分子，仅仅扣押起来，并不明正典刑，对袁派来做巡按使的高等政治特务任可澄，还把他摆在起义通电中，对举行暴动危害云南治安的龙党，也不追究罪责。贵州放走了袁的特务、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同样做袁特务的广西巡按使王祖同，于广西独立之后请求出境，陆还赠以程仪2万元，派兵保护出境。又派兵护送龙觐光移住南宁，以免受到百色人民的清算。对于愿意回广东的龙军军官，一律不予阻难。四五将军的密电。袁被迫下令撤销承认帝位案3月9日，装病多日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忽然销假视事。在此之前，阮忠枢奉袁命南下，往来于南京、徐州之间，极力劝冯与张勋联合北洋派军人发表一个拥护袁和拥护帝制的联名通电，以澄清各方面关于北洋派分裂的流言，并为前线北洋军打气。冯、张在口头上总还是拥护袁的，当然不便明白拒绝，但是这个电报始终没有发出来。这位“钦差大臣”实在熬不住了，就代替冯、张二人拟好一个电文发了出去。冯、张二人虽然很不高兴，但也不便明白否认。不久广西宣布独立，冯肯定袁的末日即将到来，他暗中与各省北洋军阀加强联系，想造成在袁与护国军以外的第三种势力。他对梁启超、陆荣廷打来的文电或者派来的代表，都不作肯定的表示，但又暗示他不是护国军的敌人，言外之意似乎是说，“你们倒袁我是赞成的，但要我亲口说倒袁的话或者直接参加讨袁行动，是不可以的。”他本来是袁的好学生，完全学会了袁在辛亥年的榜样，想一面利用护国军打倒袁，一面再联合北洋军阀对付护国军，使他不蒙忘恩反噬的恶名，而能达到取袁而代的目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洪宪短命王朝(5)与广西独立的同时，四川将军陈宦派代表胡鄂公到南京和冯接洽。冯的侄儿冯家祜、女婿陈之骥陪同胡去见冯。胡向冯直接陈述：“二先生(陈宦行二，手下人都称他二先生)对时局的态度，完全惟上将军(指冯)之马首是瞻。二先生说，如果上将军同意四川宣布独立，叫我在这里发去一个密电，他就宣布独立。”冯似应非应地哼了一声，马上又用别的话岔开了。胡一连去了几次，渐渐地厮混得熟了，冯的侄儿和女婿又都保证这个人可以深谈，不至把机密泄漏出去。一次，冯情不自禁地说：“老头子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他的手下都是些狐群狗党。老头子不到几个月就要完了，癞蛤蟆难过端午节。这也是天意如此。我对他非常痛心。”最后问胡：“你的电报呢?拿来我照发好了”。由于阮忠枢擅自作主代发了一个拥袁电报，使冯大不痛快。因此冯密电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各省北洋军阀，建议共同发出一个压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联名电报，借以打击袁。当时回电愿意列名的有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冯觉得五个人联名声势还不够大，想进一步扩大范围，因此用五个人联名密电征求其他各省将军的同意。这个密电落在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的手里，就向袁告密。袁正在因为广西独立暴躁异常，3月19日又接到这个密报，吓得几乎晕倒过去。直到这个时候，袁才完全明白他自己一手培养的北洋军阀已经转变成为他的敌人，而这个内部敌人比外来敌人更为可怕。他两眼失神地向坐在身边的夏寿田哼声说道：“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文忠公(指李鸿章)死了，这次也许轮到我!”他又十分沮丧地提到他的历代祖先都是在59岁之前死亡的，而他现在已经58岁，恐怕过不了59岁这一关根据夏寿田提供……他又把他的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杨认为必须和平解决西南问题，事态才不至扩大，而要和平解决西南问题，首先必须取消帝制。袁顾虑到取消帝制仍然不能满足西南各省的愿望，如果他们得寸进尺，不许他再居总统的地位，那么取消帝制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杨说：“如果是这样，就是我直彼曲，就会激发起北洋派同仇敌忾、团结自卫的勇气，我们继续用兵就有把握了。”事实上，袁不取消帝制，全国反帝制、反*的人民决不肯罢休，北洋派内部的分化必然日益加深加速；而取消帝制，全国人民也断然不会原谅他而停止反袁活动，同时在袁威信完全破产、孤立绝望的时候，北洋军阀断绝了封侯拜将的个人希望，只能更影响士气而不会起提高士气的作用。所以无论取消帝制与否，都不能解救袁政权灭亡的危机。广西独立和五将军的密电，迫使袁不得不放弃帝位，退一步还想保全其民国总统的地位。此外，五国公使又提出口头警告，日本公使公开表示将承认西南护国军为交战团体，更使袁感到不取消帝制别无出路。此时袁所考虑的是怎样替他自己*的问题。他打算立刻召集立法院，向立法院提出咨文请辞帝位，然后由立法院作出一个请他仍任总统的决议来。但是危机迫在目前，已经来不及召集立法院完成这个“法律”手续了。此时他也不能再唱独角戏了，想找几个老朋友和老部下出面来替他解围。但是这些老朋友和老部下都早已被他打入冷宫，在事机危急的时候求助他们，可能他们置之不理。因此，袁不得不厚着脸皮亲自写好几封密函，于3月21日交由承宣厅派遣专人分别送给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请他们参加当天下午的公府紧急会议。专人还带口信说，上头有话，请看多年的老交情，今天务必发驾。这样，徐、段等人就不好意思拒绝不来了。在这次会议上，正像清朝末年御前会议解决退位问题一样，参加会议的人都不肯发言，还是袁自己提出取消帝制的意见。他说：“取消帝制，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仍然不肯罢兵，那就是彼曲我直，我们就不怕他们继续捣乱了。”徐、段两人都表示除此以外别无办法。此时应袁电召来到北京的安徽将军倪嗣冲也出席了会议，他站起来大声地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仍然自称为臣，愿意带兵去打西南为“圣主”效力。袁说了句“丹忱，你看”，就把朱家宝告密的五将军电文给他看，他也无话可说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洪宪短命王朝(6)随后袁请徐世昌再任国务卿主持对南议和的问题。徐仍然推三阻四地不肯担任。经不起袁又说了一套“老朋友不肯帮忙谁来帮忙”的话，他也就无话可说了。这个会议决定了下面几个问题：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解除陆徵祥的国务卿，请他仍任外交总长；四、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如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拟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以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22日发表申令，撤销承认帝位案。命令说：“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时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至上年时异势迁，几不可遏。……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责备弥周，无可委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予忧患之余，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闻。不意辛亥事起，勉出维持，力支危局。……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职之忱，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实予不德，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而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这个申令是袁请从来不肯赞成帝制的张仲仁起草的。通篇都把进行帝制的责任归之于人，而把自己吹嘘为一个毫无权利思想、“入山惟恐不深”的遁世主义者。这个申令把帝制派说成是爱国之士，而反对帝制者似乎是“扰乱地方，危及国家”的罪人。这个申令把撤销承认帝位作为一切问题的结束，以前种种，从此一笔勾销。申令末段还向西南护国军作了一个扬拳欲击的姿态，这就是根据杨士琦的说法，如果西南护国军逼人太甚，连总统也不让他再做下去，那就可以继续用兵，让西南护国军知道他的厉害。这个申令通篇自称为“予”，这是根据袁自接受帝位以来的一个习惯口吻，袁却提起笔来在后段加了“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一句，使“大总统”字样又在命令中复活起来。这是他由皇帝再变为总统的一个“画龙点睛”的笔法。自袁改元洪宪一直到撤销承认帝位为止，一共算是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与这个申令发表的同时，袁还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捏造西南护国军拟推举岑春煊为总统、北洋军全体将领将被撤职的谣言，以骗诱他们继续替他出力卖命。密谕说：“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身家性命亦将不保。”承认帝位案撤销的一天，日本首相大隈召集*、重臣举行紧急御前会议，拟以保护各国侨民为借口出兵中国。因袁死得太快，中国局势比较稳定，未敢贸然实现。承认帝位案撤销后的第三天，即3月25日，黎元洪跑到公府来，坚决要求袁下令取消他的王爵。他说如果不明令取消，他就没有面目做南北间的调人。他还追算了一笔旧账：过去不久，他在政府公报上看见浙江巡按使屈映光的一道奏折，保举一批官吏，在县知事陈培埏名下注有“此人曾由参谋总长臣黎元洪保举”字样，他曾跳起脚来发火说：“你自己称臣不够，还要代替别人称臣!”他要求袁代他追究这件事，袁只能报之以苦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洪宪短命王朝(7)就在同一天(3月25日)，参政院全场一致通过袁所提的撤销承认帝位案，如同上年12月11日全场一致通过推戴袁为皇帝一样。该院于即日咨复袁，请将各省推戴书发还各省自行销毁，并且自请解散。再隔了一天，袁接到另外一位老朋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的劝退电，称他为“先生”、“执事”而不称为总统。电首说了两句泛泛的客套话：“白宫暌隔，瞬已两年”，下面就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来骂他，“执事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这个电报比起康有为的一封长信来，措词更为严厉。此时袁已经没有勇气再和他们进行意气之争了，他分别致电康、唐二人，请他们以国家为重，在调停时局中发挥一定的作用。3月29日，公府焚毁有关帝制的公文840余件。4月2日，参政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及其决定的君主国体案。必须说明，自从袁承认接受帝位以来，帝制问题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五国提出联合警告，袁政府发表“年内不登极”的口头声明；第二阶段由于云南独立与前方军事不利，外交压力加强，被迫宣布缓办帝制；第三阶段由于广西独立和五将军的密电，才被迫撤销承认帝位案。在这三个阶段中，袁所采取的都是拖延和欺骗的手段：第一阶段，对外称“民国”而对内则称“帝国”；第二阶段，在前方打了几次小胜仗之后，帝制进行又趋活跃；第三阶段，在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的同时，在致前方将士的密谕中仍然提及“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总之，他是以情况的变化来决定帝制进行的速度以及帝制应否取消的，在他死亡之前，根本就没有下过取消帝制的决心。同样，袁责成黎、徐、段三人与西南护国军进行和议，也是一种拖延和欺骗的手段。一直到他咽气之前，还在竭其所能地鼓动张勋、倪嗣冲等布置对南方继续作战的计划，根本没有与南方停战议和的诚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树倒猢狲散(1)一双方议和条件各走极端。四川局部停战成立帝制取消后，3月25日袁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这个电报事前并未征求黎、段两人的同意，事后段很生气地说：“老头子到今天还要包打包唱!”此时袁要利用他们作为与西南讲和的傀儡工具，听到这些不满的反映，不得不表示政治问题交徐负责处理，军事问题交段负责处理，他都不再加以干涉。4月1日，袁又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六项：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军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这些条件不是什么议和条件，而是以战胜者自居威胁对方投降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袁拟定，黎没有过问，段不肯表示意见，仅仅得到徐一人的支持发布出来的。4月2日，蔡锷有回电给黎、徐、段三人说：“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凛已往之玄黄乍变，虑来日之翻云复雨，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堕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为洁身引退之计，国人轸念前劳，感怀大德，馨香崇奉，岂有涯量。”这个电报是答复他们3月25日的来电的，措词非常软弱，还用“项城”这个尊敬字眼来称呼人民公敌，说了一些是非不明、曲直不分的话。4月中旬，西南护国军回答黎、徐、段三人4月1日的电报，另提议和条件六项：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6000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13人的财产赔偿之；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这六个条件与袁所提的六个条件完全是两个极端，正和辛亥革命时期，冯国璋代表袁与武昌革命军接洽停战的情形一样。袁、徐两人看见直接与西南护国军议和没有谈得拢的指望，便又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分作全国性与地方性两种。全国性的谈判请冯国璋居间斡旋，地方性仍由四川将军陈宦与蔡锷直接接洽。在此以前，四川的北洋军将领都不肯继续替袁卖命，因而士气异常低落。冯玉祥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他决心响应起义，愿意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主张倒袁后推举冯国璋继任总统。蔡叫他先劝陈宦宣布独立。张敬尧有信给蔡，表示他“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同样劝他宣布独立，他回答说，要集合各军代表在泸州举行一次会议，以求一致。陈宦与蔡早已有密使密信往来，他主张倒袁后采行联邦制，在冯、段、徐三人中推选一人为总统。他又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北洋军与西南护国军的问题，而是袁个人与护国军的问题。袁是可以打倒的，而北洋派则仍然是个强大的军事团体，如果护国军坚持去袁的要求，可能促使北洋派因要争面子而与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西南，所以他建议暂时保留袁的总统地位以稳定北洋派，而北洋派与袁的分化总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他具有这个见解，同时北京方面又授意他与蔡锷进行地方性的停战议和谈判，他就向蔡提出了维持袁的总统地位。这和辛亥年袁向武昌革命军提出维持清室君主立宪的条款是一样的。蔡表示在这个条款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是不可能的。蔡又力劝陈宦宣布独立，陈宦仍然说四川军队庞杂，事权不一，宣布独立颇有困难。当然，他自己没有可用之兵，不愿继续打下去，而在泸州、重庆一线的北洋军，普遍存在厌战、畏战的心理，也都不愿继续打下去。因此，陈宦向蔡提出政治问题留待以后商谈，先行停战一星期的建议。另一方面，直到那时为止，蔡所统率的护国军还没有得到后方的增援以及饷械的补充。蔡在反攻得手后，3月29日由永宁进驻大洲驿，巡视了前方战线，看到兵力的疲惫，也觉得继续采取攻势十分困难。根据以上情况，四川方面局部性的停战得以成立，停战期由3月31日到4月6日。第一次停战满期后，展期一个月，即由4月7日到5月6日。第二次停战满期后，又展期一个月，即由5月7日到6月6日。事实上自袁取消帝制后，四川方面护国军与北洋军的战事就完全停止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树倒猢狲散(2)二反袁战线上各党派化分与化合的关系在这次反袁战争中，北洋派和国民党内部都起了极其显著的分化作用，北洋派产生了消极反袁的暗流，国民党由意见的纷歧发展到行动和组织上的纷歧。自从广西独立和四川停战以来，全国反袁力量有了更大的发展，决不容许袁仍然窃踞总统的地位。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巨大浪潮下，有些地方军阀不得不由帝制派转变为“反袁派”，借以保持自身的地位。这些省区又像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产生了半独立、假独立的怪现象。广东方面，除了龙济光的拥袁力量外，还有各种不同性质的反袁力量，包括孙中山系的中华革命军、国民党军人派陈炯明等的护国军和进步党系徐勤的护国军。此外，在讨袁战争中还有*派反对帝制派、地方军反对中央军、士官派反对北洋派的各种复杂因素。这个分析，只能说明问题的主要方面，事实上参加反袁战线的各党各派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交叉关系，例如国民党两派就经常互相转化，难于划分固定的界线。前一时期，中华革命党的讨袁策略着重政治暗杀与组织暴动。1915年9月，袁的御用报《亚细亚报》在上海成立分社，他们曾接二连三地丢掷炸弹破坏该报的编印与发行工作。7月17日，中华革命党人钟明光行刺龙济光案、10月间中华革命党人吴先梅枪击蒋士立案、11月10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中华革命党人投弹击死案、12月5日肇和兵舰起义失败案、党人围攻长沙将军署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仆后继，不胜枚举。自从云南起义以来，中华革命党的讨袁策略有所转变，即由暗杀暴动逐步地转变到组织武装力量方面。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江苏由陈其美主持，山东由居正主持，广东由朱执信主持。三龙济光被迫宣布独立。海珠凶杀案概述。陆荣廷与龙妥协。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先后成立1916年1月28日，龙济光派兵打退攻入惠州的陈炯明的起义军，袁加封他一个郡王衔。此后不久，徐勤、魏邦平、林虎、朱执信、邓铿、叶夏声等纷纷在广东境内组织武装力量，3月30日团长莫擎宇在潮汕宣布独立，镇守使隆世储在钦廉响应独立，广州大为震动。广西独立后，陆荣廷屡次电促龙宣布独立，愿意担保他的地位，否则广西军就要开进广东来采取行动。龙为势所逼，就向广东各界人士宣布准备独立，一方面阻止北洋军由海道开进广东，另一方面希望广东各路民军不要进攻省城。但是这些话都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他已经打密电请求袁调派北洋军由海道开到广东帮助他“平乱”，而袁也正在调派驻沪的第十师由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准备乘舰南下，而以驻南苑的第十二师接防上海。这个消息引起了广东人民的无比愤怒。但是，北洋军还没有来得及开到广东，4月4日停泊省河的宝壁、江大、江固等舰忽然响应民军而自由行动，4月5日徐勤所部攻城司令魏邦平乘舰驰抵虎门，准备进攻广州。龙在事机十分危迫时请示袁，袁回电指示他“独立，拥护中央”。这就是说，宣布独立以和缓民军的进攻，用假独立的手段来达到拥护“中央”的目的。4月6日，龙遵照袁的意旨宣布独立。在独立布告中，龙只提到“广东绅商学界公呈，为保全人民生命财产，公议请龙上将军为广东都督，以原有职权维持秩序”，而布告后段则谓“如有不逞之徒，假托民军，借端扰害治安，即为人民公敌，本都督定当严拿重办，以尽除莠安良之责。”这个布告完全没有一个字表示反帝制的态度，并暗示民军如不停止进攻，他仍然要采取对敌的态度与之继续作战。这个布告引起了广东人民的深切不满。龙是各省军阀中拥袁最力和杀人最多的首恶分子，是广东人民的公敌，广东著名人士唐绍仪、伍廷芳等发出联名通电，认为去龙是广东的首要问题，连梁启超也说“舍龙退职外，对粤无调停余地”。但是，梁在南宁与陆荣廷见面后，态度忽然大变，他打电报给他的老同学徐勤说：“龙张(鸣歧)为干公(陆)至诚所感，丝毫无可猜疑之处。今日之事，必须两粤完全安堵，乃可蓄精锐以歼狂寇。”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树倒猢狲散(3)陆荣廷包庇龙济光并不是由于亲亲相顾的原因，而是想留龙牵制广东民军和中华革命党。以妥协著名的梁启超被他的意见软化了，就反过来电嘱徐勤约束民军停止对龙的进攻，一切问题，俟岑、陆到粤后解决。徐勤接受了这个意见。但龙对民军没有丝毫诚意，他每天仍然向袁密通情报，并且训令各县防军拒绝民军入城。4月8日，他用广东各界代表的名义召集海珠会议，议决各党停止争端，民军停止进攻，龙都督暂维现状，一切待岑、陆到省后解决。4月12日，徐勤由香港到了海珠，当天就与先一日到广州的陆荣廷代表汤睿(即汤党顿，中国银行总裁)以及海军总司令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广龄、警卫军统领颜启汉、民军李福林代表何某和商团代表等在海珠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民军与龙的合作问题。龙的代表贺文彪、潘斯凯提出取消护国军名义，将护国军部队并入警卫军的建议。那些参加会议的警卫军统领都是龙党，身藏兵器，携带大批卫士，压迫徐勤接受他们的要求。正在争论的时候，颜启汉忽然行起凶来，一时枪声四起，当场击死了汤睿和龙的顾问谭学衡(就是谭学夔的兄弟)，王广龄和商会会长吕清中弹后也都不救身死。海珠凶杀案对梁说来是一件十分痛心的事情，因为汤睿是在上海随同他到广西进行反袁活动的密友。对陆的刺激也很大，因为汤睿是以他的代表资格出席海珠会议而被杀害的。海珠凶杀案发生前，梁启超曾将在广州组织护国军中央机构的问题就商于陆，取得陆的同意，这个中央机构就是代行国务院职权的军务院。他们拟议中的抚军长就是与西南各方面都有相当关系的岑春煊。在军务院未成立以前，先推岑为两广都司令以统一两广军权，利用岑以统驭龙济光，同时又可以利用国民党军人派以孤立中华革命党。陆对岑本有好感，又想利用他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以便间接统治两广，因此他打电报催岑由上海动身到香港(此时岑已到沪)，只等龙宣布独立，即迎岑到广州来。4月6日龙宣布独立，9日陆、梁两人由南宁启程赴广州。4月13日他们到梧州时，得知海珠的一幕惨剧，才变更计划决定以武力对付龙。此时龙也知道闯了大祸，特请巡按使张鸣歧赶到梧州，向陆极力解释海珠事变完全与他无关，请陆、梁即日往广州，代他向各方面解释误会。张鸣歧是清政府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因与陆、龙的历史关系，民国成立后仍然来到两广，由广西巡按使转任广东巡按使。他愿以身为质等候问题的解决。他代龙表白，海珠事变的凶手是颜启汉，主使犯是四省禁烟督办蔡乃煌蔡乃煌向袁建议鸦片公卖用以提充帝制经费，袁就派他为广东、福建、江西、江苏省禁烟督办，禁烟其名，抽税其实。广西独立后，龙济光要求招兵20营，袁核准在烟内提拨军饷，并派蔡为广东防务帮办用以监视龙。蔡与岑春煊有私人嫌怨。岑在前清任两广总督时(1907年)，庆亲王奕劻指使蔡(其时蔡任上海道)将岑与粱启超的照片合拍在一起，即向西太后告密，指为勾结维*的证据。西太后盛怒之下，不问情由将岑罢免。蔡与龙济光为把兄弟……蔡是袁的聚敛之臣和政治侦探。陆本来没有讨龙的决心，而梁则因讨好地方实力派，不敢再提替友报仇的话，同意陆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他们向龙提出了六个条件：一、交出蔡、颜两凶犯；二、调警卫军出省；三、整顿军纪，解散侦探；四、陆到广州后，不到观音山拜会龙，须由龙来拜会；五、济军(龙军)一半留在广东，一半随同护国军出发进攻江西；六、指定东园为广西军驻所。龙对以上条件全盘接受，因此广东局势遂又由紧张而转为缓和。但龙采取的是缓兵之计，条件没有履行，并且放走了正凶颜启汉。同时，广东人民一致反对陆以个人意见处理广东问题，广东民军也不肯接受陆龙协定的约束，陆被迫于到达肇庆后电劝龙率部北伐，让广东都督于岑春煊。龙又请张鸣歧到肇庆来求情，由于没有结果，龙就于4月19日亲自到肇庆与陆成立了五个妥协条件：一、承认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推岑为都司令；二、龙仍暂任广东都督；三、枪毙蔡乃煌；四、即日调兵北伐；五、民军由岑处理，岑来到前，暂从三水划清防区界线，由马口及其西南以上归魏邦平、李耀汉、陆兰清驻守，由马口及其西南以下归济军驻守。第二天龙回到广州，就着手组织广东护国军三个军，作出整装待发的姿态，并于24日将蔡乃煌交与谭学夔解往长堤亲自枪决，以报乃弟之仇。4月19日，岑春煊由香港启程往肇庆。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推岑为都司令，梁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5月6日，梁应龙的电邀偕同张鸣歧、李根源到广州，想去调和龙与民军的意见。据说龙的部下又有不利于他的风传，因此仅仅住了3天，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溜到上海去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树倒猢狲散(4)根据梁的说法，龙把观音山建成一座坚固无比的堡垒，如果要攻下这座堡垒，必须使用很大的兵力，还需要很长的时期，而有了这些兵力和时间，就可以打下湖南、江西和福建三省。因此，他主张与龙妥协以稳定广东的局势，使广西护国军能够集中力量北伐讨袁，以解救四川方面护国军孤军作战的危机。这些话是他用以遮盖自己没有决心和勇气的遁词。真的情况是，为了迁就陆的意见，不但他自己放弃了讨龙的意见，反而劝告广东民军停止一切对龙的进攻。他只看见一个地方军阀的实力，而看不见广东全省人民的力量。与龙妥协不但不能稳定广东的局势，反而加深了广东局势的紧张和纷乱，阻碍了护国军的北伐计划。5月8日，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推举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理抚军长，并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等为抚军。抚军资格规定为独立各省都督及军长以上的实力派，梁是以军务院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资格列名为抚军的。抚军长原来拟推岑，因为唐继尧是首义省区的都督，所以改推唐而以岑代行其职权。蔡锷原来是反对组织军务院的，由于梁去电解释，他才撤回了反对意见。军务院发表宣言，否认袁的总统资格，主张依照约法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宣言说：“黎公今方陷贼围，未克躬亲职务。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席，由国务院摄行职权。今大总统身犹蒙难，副总统职尚虚悬，国务院又非俟大总统任命，经国会同意后，不能组织。而军事正亟，应当求统一之方，且国运方新，尤宜作通筹之计。今由同志等往复电商，特暂设一军务院直隶大总统，指挥全国军政，筹办善后。军务院置抚军若干人，用合议制裁决庶政，其对外交涉，对内命令，皆以本院名义行之。俟国务院成立时，本院即当裁撤。”军务院是进步党、国民党军人派与西南地方军阀的联合组织，而把中华革命党排除在外。军务院仅仅在名义上是南方护国军的统一机构，从来没有发挥过它的作用。四浙江的假独立，袁下令嘉奖屈映光“才堪应变”。刘冠雄率领北洋军由海道南下4月12日，浙江继广东之后宣布独立。浙江是第五个宣布独立的省区，它和以前独立的四个省区在地势上并不毗连。浙江独立前，袁准备把驻防上海的北洋军第十师开到浙江，*浙江人民的反袁运动(第十师原拟开往广东)。浙江人民立刻展开了反对北洋军入浙的怒潮。浙江军方面，在杭州的第二旅旅长童保暄、警察厅厅长夏超、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歧、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台州镇守使张载扬等都有独立反袁和阻止北洋军入浙的明显倾向。浙江将军朱瑞是个畏袁如虎的懦夫，一方面，他知道一旦北洋军开到浙江来，他的将军位子就会坐不成，而另一方面，他更顾虑到宣布独立就是“大逆不道”，他的头颅就会保不住。因此他又采取了他在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的老一套办法，不宣布独立而以中立姿态出现。浙江人民和浙江军都不满意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