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王闿运不是复辟派，但他和别人一样，认为袁早晚要恢复清朝的天下。这时袁的帝制活动还没有完全公开，即使偶然露出马脚来，随即矢口否认。因此，很多人称“民国三年”为“复辟年”，清室复辟的谣言盛传一时。不久，新的问题发生了。有一个自命“识时务的俊杰”，就是庚子年做吴桥县令、上书请取缔“拳匪”的劳乃宣。他同样摸错了袁的底子，写了两篇别开生面的主张复辟的文章，题目是《共和正解》、《共和续解》。他又写信给赵尔巽说：“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议预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与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研究这封信的语气，显然看得出这个“孤忠耿耿”的遗老，是为袁的个人利害打算，想逢迎意旨，独得风色之先，从而取得自身的功名富贵。当时一般遗老的内心，大体上都是和他相同的。在此之前，他在青岛会见了从北京回到青岛的赵尔巽。赵偶然谈到“不久日月重光”的话，他信以为真，这封信就是在赵从青岛回到北京之后寄出去的。同时他又有信给另外一个前清总督出身、与袁有亲戚关系的周馥周馥在前清曾任两江总督，与袁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子周学熙曾任袁政府的财政总长。说：“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指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写了这两封信，还怕不能“上达天听”，他又有第三封信写给徐世昌说：“……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直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说总督裕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这三封信都到了袁的手里。袁没有表示态度，只向徐世昌说了一句：“把这位先生请到北京来充当参政吧。”这样一来，就更加使人相信主张复辟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于是就有刘廷琛的“复礼制馆书”，宋育仁关于“还政清室”的演说先后发表。这样一来，复辟的风声传播越广，甚至日本报纸也连篇累牍地记载关于中国行将复辟的消息。这样一来，引起了肃政史夏寿康于1914年11月10日提出“请检举复辟谬说”的建议。袁在这个建议上轻描淡写地批了一句话，“交内务部查明办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4)劳乃宣正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济南，准备转道进京来就参政，听到这个意外消息，吓得仍然回到青岛去做他的遗民。他满腹狐疑地不明白袁的肚子里摆的是什么天门阵。尽管袁对复辟谣言不重视，但是全国人民都很关心，反对复辟的声浪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响亮，吓得清室手忙脚乱地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三年，除去清朝服制，宫内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辫子(张勋没有听从)。“瑾太妃”派志钅奇向袁解释清室与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无关，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迹。劳乃宣请溥仪向德皇威廉二世求婚，做了德国驸马，就可以借德兵复辟。同时，请袁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钅奇，由公府内史监阮忠枢代见。接着，就有参政院参政孙毓筠等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说案”。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孙毓筠已经被袁收买。这个时候，袁的一切措施，莫说引起前清遗老们隔靴搔痒，就是已经成为袁的工具的人物也不免于隔靴搔痒。他不了解袁并不反对帝制，更不了解袁所进行的是“帝制自为”而不是“帝制人为”。当然，另外一个参政，也就是另外一个袁的工具杨度，是不至于把问题弄得“牛头不对马嘴”的。袁对复辟谬说不想认真查究。如果认真查究，对于他的“帝制自为”也是不利的。因此，他又用转移目标的手法来向人表示：“你们莫错怪了前清遗老，这些都是国民党所策动的捣乱行为。前些日子，政事堂还接到一个怪电话，制造京内将有兵变的谣言。”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空气日益浓厚，袁不得不于11月23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申令。那个公开主张复辟的宋育仁是国史馆的编修，也是王闿运的得意学生之一。他的名字也列入“内务部查明办理”的名单上。所谓查办本来是官样文章，不料宋的一个四川同乡竟然向步军统领江朝宗提出检举信，江不能不“公事公办”一下，他派去的不是如狼似虎的公差，而是一辆漂亮马车。马车驾驶人向宋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一谈。”江朝宗陪着笑脸向这个提倡邪说的犯人说：“没有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去交代。”宋忽然灵机一动，提起笔来写道：“劳乃宣著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洽，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论变为劝进表，这样一来，不但无过而且有功，但也把前清遗老和复辟派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在此以前，前清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的两事发生，竟使风气为之一变，一般“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人人自危，都怕犯有复辟派的嫌疑，和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怕犯有“乱党”的嫌疑，正是一个尖锐的对比。袁的应声虫——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搔不着痒处，纷纷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也正是辫子军大帅张勋。他在电文中说：“国事非等于弈棋，政体岂同乎儿戏!”内务部对袁的真实意图也是弄不清楚的，既然有了“严行查办”的命令，他们就不得不相应地查办一下。他们查办宋案的结果，说他“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原籍，发交地方官察看”。这样处理原是极轻的，袁还以为太重，对宋说成是“劝回原籍休养”，派人致送程仪3000元，并且电令四川地方官按月致送300元作为宋的休养费。11月30日，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护送宋上车，他的知交纷纷到车站送行，还有不少人请他写屏联留作纪念，哪里像“递解回籍”，竟是“衣锦荣归”的一副排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5)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相国”发来的密电，叫他对宋特别优待。12月3日宋乘火车到达汉口时，段派警察备有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根据递解犯人的规章，沿途应由警察机关加以看管。段奉到上级指示，不把他提解到警察厅，而在清乡总公所特辟精室款待“贵宾”。段以一省将军的地位，不便明目张胆地拜访“犯人”，他便假口考察清乡成绩，到清乡总公所与宋见面。宋在武昌等候他的“官眷”，一连住了8天。后来回到四川，袁就撤销了“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宋案使王闿运大受虚惊。他自从到北京就任国史馆馆长以来，财政部对这个冷闲机关不加重视，经费积欠不发，已经使他体会到做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案发生后，他不但因师生关系惴惴不安，而且他的怪模怪样也难免不招引复辟派的嫌疑上身。因此，他留了一封信给“慰庭老侄总统”，不告而去。袁派他的另一个得意门生杨度以副馆长代理馆长。三日本报纸揭载袁有称帝野心。袁克定对梁启超的试探。袁向冯国璋表示不做皇帝复辟谣言告一段落，紧接着中日外交极度紧张，所以1915年上半年，袁的帝制活动也就暂时停顿下来。而在对日屈膝后，他认为对日本已经送了一笔大礼，日本不会出头来干涉他的“总统变皇帝”的把戏了。从6月中旬起，帝制问题旧调重弹，且有急转直上的趋势。日本报纸的耳报神真快，把中国行将恢复帝政的消息首先揭露出来。有人把这段记载译呈袁，袁发表谈话说：“辛亥年革命初起时，清政府愿意让位给我，我坚决不肯接受。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出任艰巨。如我乘人之危取而代之，就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我不是这样的人。古往今来帝王子孙都没有好的结局。天下最愚蠢的事情就是做皇帝，我没有蠢到这种程度。为了爱国救国，我已经牺牲了自己，我不愿再牺牲子孙。”同时，他授意北京《亚细亚报》著论，力斥帝制谣言荒诞不经。进步党首领梁启超非常关心帝制问题的动态。虽然袁对梁和进步党已经白眼相加，但是他们因为出路很少，所以只要袁不做皇帝，不论做*总统也好，做终身总统也好，仍然愿意继续为袁服务。梁在政治上是敏感的，知道全国人民都不允许袁做皇帝，如袁一意孤行，必然自取灭亡。有一件事使他惶恐不安，就是这年年初，他收到袁克定的一张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他准时到达，一眼看见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位客人在座，就不免感到惊奇。袁克定满面春风地站起来说：“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谈天。”随后，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渐惭谈到政治问题。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道：“近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问得突然，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停了半晌，才期期艾艾地说：“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此段资料由杨度密友方表(叔章)提供。经过这次试探，梁肯定袁父子正在搞帝制的把戏。他急忙把家眷从北京搬到天津，本人则于3月25日出京，绕道上海回到广东探望他的父亲。他和冯国璋早已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6月间，他又到南京来访冯，想从冯的口中探取北方时局的真相，冯就约他同程北上，于6月27日到了北京。冯一连谒见袁三次，每次都和袁共进午餐，曾经谈到关于帝制问题的谣言。袁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不是无所本的，暴民(指国民党)专政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合国情，我在口头上流露过愿意退位或者归政清室，但我本人决不愿做皇帝。近来新约法颁布，条文中规定总统得颁授爵位，有人又疑心这是变更国体的一个步骤。我早已感觉到满蒙回藏各族人民都可以封王封公，汉人应当享受同等权利。我将来必须做到一视同仁。目前为了避免误会，汉人授爵尚未实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6)冯想说几句话，但是没有机会插进去。袁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明说。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我的大儿子身带残废，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都不放心，能够付以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更不忍把灾害留给他们。当然，皇帝还可以传贤不传子。但总统同样可以传贤，在这个问题上，总统皇帝不就是一样的吗?”冯抓住了一个机会插嘴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将来总统功德巍巍，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哪!”袁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读书，我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如果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通过袁这种极端诚恳而又极端坚定的表示，冯应当不存在任何疑心了。但他跟随袁最久，对袁的作风知道得最多。他退下来后，还去找政事堂机要局张局长，把袁的话传达了一遍，问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这位苏州才子在小站练兵时就已充当袁的文案，参预机密最久，和冯的私交也最深。他说，“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是：的确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是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冯又把这些意见说给梁听。梁说：“我想仲仁(张)的话是对的，他不会这样傻。”梁的周围经常有新闻记者，所以袁冯谈话的内容很快地就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部分。因此，全国关于帝制的谣言忽然沉寂下来。不料冯回南京不久，活灵活现的帝制机关筹安会公然通电成立。冯打电报问张仲仁，张的回电不再否认其事。冯跳起脚来发火说：“好，老头子真会做戏!他哪里还把我当作自己人！”四关于“西山十戾”的民间神话。冯国璋所述关于“书童献茶”的故事北京城早就流传着“西山十戾”的民间神话。这个神话说，北京西山有十个修炼成精的妖怪，投胎人世，做了清朝开国以来一直到目前的当权人物。这十个妖怪是：熊、獾、（号鸟）鸟、狼、驴、猪、蟒蛇、猴子、玉面狐、癞蛤蟆。它们托生的人身分别对应是：多尔衮、洪承畴、吴三桂、和珅、海兰察、年羹尧、曾国藩、张之洞、西太后、袁世凯。这个神话具有一定的人民性、艺术性，按照各人不同的体态、不同的性格作了适当的安排和影射，以表示对统治者的极端憎恨。如（号鸟）鸟象征残忍悖逆；狼在神话中代表贪馋狠毒；患着皮肤病的曾国藩经常褪脱皮屑，像蟒蛇脱皮一样，而蟒蛇又是一个危害人类的冷血动物；张之洞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少，经常坐而假寐以待天明，神话中把猴子当作睡眠很少、变化多端的动物，而且张的形态也瘦小得活像一个猴子。至于用癞蛤蟆来刻画袁，不但因为他颈粗腿短，走的是八字路，而且寓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另外一个意义。根据这个神话，又产生了另外一种传说：袁有午睡的习惯，每次要睡上一二小时。醒来时要喝一口茶。他有一只雕刻精致的玉杯子，由一个书童按时献茶进去。一天，书童进房献茶时，忽然眼睛一花，看见一个极大的癞蛤蟆躺在床上。他吃了一惊，手一松，把玉杯子掉在地下砸碎了。幸而袁酣睡未醒。书童蹑足退出来，惊慌地跑去找一个老家人，请他出主意挽救这场祸事。那个老家人动脑筋想了一会，就教给他一套话来应付。当袁醒转来要喝茶的时候，看不见那个常用的玉杯子，就把书童唤进来问：“玉杯子哪里去了?”书童老老实实地说：“砸碎了。”袁厉声地说：“什么，砸碎了吗?”书童不慌不忙地说：“这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袁说：“什么奇怪的事情?你说，你说!”这个时候袁的眼睛睁得很大，满脸都是怒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7)那个伶俐的书童并不拿正眼来望他，却指手画脚地说道：“我正在端茶进来的时候，一眼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是什么?混账东西!”“我不敢往下说。”“你不说，看我打断你的狗腿!”“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胡说！”袁怒吼了一声，但是他的脸色立刻平定下来，好像怒气已经消散，并且从抽屉里拿出100元钞票赏给书童，叫他不要在外面胡说。这个传说在北洋派中颇为流行。冯国璋向人讲过这件故事1916年3月，冯国璋在南京军署接见陈之骥、冯家祜、胡鄂公三人，把这件故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陈是冯的女婿，字叔良，直隶丰润县人，老同盟会员，曾任第八师师长，1913年迎接黄兴到南京来宣布独立的就是他。冯家祜字绶之，直隶河间县人，是冯国璋的侄儿。胡是四川将军陈宦派来的代表。，还作了一个结论说：“项城当初并没有做皇帝的思想，只因书童证明他是真龙转世，他才相信有做皇帝的福分。他的先代世代相承都没有能够活过59岁的，而他这一年(1915年)已经有了57岁，所以迫不及待地想在未死之前过两年皇帝的瘾，然后把帝位留给子孙。”这个传说是有人特地编造出来的，清朝的肃顺也有过类似的传说。编造者取材于“西山十戾”的神话，作了进一步的加工，用以说明袁是丑恶的癞蛤蟆托生，而不是什么真龙转世。这个传说同样是对*者表示憎恨的。由于这个传说盛行一时，具有迷信头脑的北洋军阀几乎没有人相信袁是真龙转世，而认为癞蛤蟆成不了帝王之业，可见这个传说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冯的结论当然不正确。袁进行帝制并不是受了别人的欺骗，一切责任应该由他自己担负。冯虽然随袁很久，但对袁的认识也还是很不够的。五袁不让北洋派参预帝制机密。袁召集各省军阀晋京进行试探1914年，袁准备把帝制问题由秘密转入公开，由于中日问题发生，全国震动，他的计划推迟到一年以后才实现。有人认为他请徐世昌参加政权就是进行帝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实上，袁是利用这个老官僚出面来摆迷魂阵，借以混淆全国视线的，却并不让他参加“帝制自为”的机密。北洋军阀是袁的政治资本，以前袁经常利用他们摇旗呐喊，大吹大擂，以实现其政治野心，为什么他不授意这些武人拥戴他做皇帝呢?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过，他怕他们恃功而骄，野心更大，不但他本人目前难于驾驭，而且将来也会危及子孙后代的皇位，特别对北洋派的两个大将，袁氏父子格外存有戒心。北洋派相传有如下的一件故事。袁打败国民党后，他的周围恢复了跪拜大礼。段祺瑞最反对这个长人变矮子的礼节。有一天，冯国璋跑过来劝他说：“礼节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跪拜和鞠躬反正一样。”他拉了段同到总统府向袁拜年，自己首先跪下去，段也不自主地跪了下去。袁慌忙站起来呵着腰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快快请起。”坐了一会，冯段二人又去找袁克定拜年，仍然行跪拜大礼，袁克定却端坐不动，只微微地把手摆了一摆。他们退下来后，段埋怨冯说：“你看，老头子还客气点，那个大爷哪里把我们当人!我们当了上一辈子的狗，不能再当下一辈子的狗!”冯也愤慨地说：“芝泉，莫说你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对，我们不能当一辈子的狗!”这个传说是陈宦传出来，由胡鄂公转述的。这个传说在北洋派中也很流行，但与事实颇有出入。当冯段下拜的时候，袁连声叫儿子们跑出来代他还礼，可是袁克定以未来的皇帝自居，哪里肯听父亲的话向两个“臣子”下跪。他的父亲对这两个大将倒还礼貌有加，他却最讨厌他们，从来不肯给他们一点好颜色看。他向左右谈到冯段两人时，经常嗤着鼻子轻蔑地说：“老头子养大了他们，把他们看得太重，他们就自以为是了不起。哼，我不能让他们爬到我的头上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8)这个时候，袁对段已经日益疏远，对冯除名位上加以笼络外，还介绍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与他结婚，用美人计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周砥，字道如，江苏宜兴县人，年近四旬，尚无配偶。袁替她做媒嫁给冯国璋。1914年1月12日，袁派第三妾金氏(朝鲜籍)送亲到南京，并派江苏民政长韩国钧代表他为证婚人……但这只是一种笼络手段，骨子里却不把冯当作自己人，不肯对他说真心话。冯对段本来有互不相下的心理，袁把段打入冷宫，又使冯产生了兔死狗烹的同情心。袁废省废督的计划以及在北洋军以外另建模范军的这些措施，都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而袁“太子”的冷酷态度更使他们不能不顾虑到帝制实现后将有不测之祸。以上就是导致冯段与袁分家的原因。对于冯段以下的北洋军阀，袁所采取的手段与对冯段略有区别。一方面，同样不让他们参预帝制机密，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1915年6、7月间，在对日屈服后，他原拟召集各省将军晋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讨论划分军区和废省改道的问题。此时又有狗头军师提醒他，现在正当建基创业的时候，废省问题还是以不谈为妙，而且中日交涉解决不久，举行大规模军事会议可能会引起日本政府的误会。因此，袁改变计划，采取轮流电召他们来京“述职”的方法，专就帝制问题进行试探。从7月起，应召来京的先后有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山西将军阎锡山、奉天将军张锡銮、湖北将军段芝贵、驻防奉天的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驻防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等。其中只有“干殿下”段芝贵是惟一能够参与帝制机密的人，袁经常把宣传帝制的机密文件发交他代印代发，并且指使他联系各省军人，推进帝制运动。袁在接见各省军人时，首先问他们：“咱们办共和办得怎样?”在“共和”之上加了一个“办”字，其弦外之音，就是暗示共和制度只是一种试办性质，而不是固定不移的制度，如果办得不好，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制度。各省武人都懂得袁的用意，为了达到封侯目的，就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共和没有办出成绩来，希望大总统多负责任，乾纲独断，以慰苍生霖雨之望。”只有袁的老把兄张锡銮年纪大了，不识时务，他认为外交吃紧，边防空虚，对政治问题应当多加考虑，以免引起强邻干涉。他的老实话自然是袁听不入耳的。此时袁的宠臣段芝贵因受部下王占元的压力不安于位。袁对骄兵悍将从来不敢加以制裁，就授王为壮威将军以资笼络。同时，对于与王地位、资格相等的另外一些军阀，也不能不给以同等待遇，因此又授郑汝成为彰威将军、杨善德为克威将军、曹锟为虎威将军、雷震春为震威将军(10月3、4两日命令发表)。这样，就把一年以前袁所规定的两种冠字不同的将军的性质和意义一笔勾销，“威”字将军成为“武”字将军的候补者，即督理一省军务的候补者。但是，这个办法不但不能满足野心家的欲望，恰恰相反，他们的名位愈高，就愈想取得名副其实的职权，造成了地方军人逼走长官、取而代之的一种风气。袁削弱诸将兵权的计划，在他黄袍加身以前就彻底破了产，他在北洋派的威信又大大地下降了一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1)一袁进行帝制的两个“客卿”。杨度抢做帝制运动的急先锋。筹安会“六君子”袁物色到两个进行帝制的外国助手，一个是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公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早在1914年1月，古德诺首先上了一道废除国务院、各部总长直隶于总统的条陈，有贺长雄也就急起直追地上了一道采行总统制的条陈。袁把两个条陈都译成中文，由印铸局印成小册子，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袁搬出两个外国法宝来做帝制的开路先锋，在他想来是再惬当没有的。这两个宝贝一个是美国人，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精通政治学”的美国博士尚且看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这就足够说明中国确有改行帝制的必要；一个是日本人，日本为君主立宪的强国，日本“法学家”出面来鼓吹中国改行帝制，这又足够说明中国改行帝制就能够向日本看齐而成为亚洲的强国之一。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此时总统府秘书改称为内史，内史监(秘书长)阮忠枢是个鸦片鬼，内史张仲仁调任政事堂机要局局长，这两人都是袁练兵小站时的老幕僚。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办公室)，按时到公的只有夏内史一人，因此，参预袁的重要机密的也只有夏内史一人。夏经常到杨度家吃晚饭，夏所知道的事情，杨也完全知道。袁在公开帝制运动以前，想叫杨做个居间联络员，由他授意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网罗全国一些大名流参加，然后把这个“民间团体”作为表达人民意见的团体，为改行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当然，他自己不出面授意，通过杨间接授意对他是较好的。但他不愿叫杨做出面人，只叫他做幕后人，因为杨和他的关系太深，他不愿让全国人民一眼就看穿帝制活动是他自拉自唱的戏法。杨却另有一种打算。他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发号施令，如果隐身幕后，他就不可能抢得“开国元勋”的地位。袁氏父子不但要拉外国博士做进行帝制的助手，而且要拉本国大名士加入捧场。这个意见与杨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的心理完全相反。袁克定非常注意言论界“骄子”梁启超，曾以春宴为名邀请梁到汤山谈话。那次谈话谈得并不投机。梁走后，袁克定感到很失望，杨就安慰他说：“这个书呆子是不会反对帝制的，他今天仍然只研究政体而不论国体。”以上资料，由方表提供。同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转呈。袁看了大为嘉奖说：“真是一个旷代逸才。”他亲笔题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匾赐给杨杨度有谢恩折说：“为恭达谢忱事：5月31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由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拔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佳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还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杨得到夏的传话，叫他做帝制问题的联络工作，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国内知名之士，才能使袁满意，从而把这笔政治交易揽在手里。他所找到的“知名之士”是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五人。他所拟定的研究国体问题的团体名称是“筹安会”。这5个“知名之士”有的与杨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有的被杨硬拉进来，有的自愿上钩。其中有两个变节的国民党人，两个“学者”，一个失意军人。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20里的大柳树镇。那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后来以贩布起家，就是孙毓筠的一房；小儿子改行做读书人，清朝中过状元、一直做到大学士的孙家鼐，就是第二房的后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2)1905年，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影响，想做革命党人，到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派他秘密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军，他和同乡人殷云、权道涵同在南京被捕，杨度曾竭力进行营救。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替他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仅仅处以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曾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不久被任为安徽都督。后来他离职到北京，从此与国民党断绝联系。国民党“二次独立”失败后，袁先后任他为约*议议长、参政，他又组织了一个宪政研究会，从此就完全成为袁的政治工具了。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曾到东京加入同盟会，曾在京汉线上追踪铁良想作搏浪之一击，曾在湖北加入日知会因而被捕。武昌炮声一响，他一脚跨出牢门，一脚跨进都督府自立为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任为山东都督。南北和议告成，胡解除都督职务，袁先后给以陕甘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等有官无职的漂亮名义。他和杨度也是多年的老朋友。通过杨的关系，1915年5月下旬，他由东京回到北京，成为袁的另一政治工具。严复，字几道，又字幼陵、又陵，福建侯官县人，也是参政院参政之一。1876年(光绪二年)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他学的是海军，却以翻译西方名著闻名于时1900年严复在上海避难，曾与章太炎同赴唐才常所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章太炎当众剪掉辫子以示反满革命的决心，全国人心为之激动。清政府严令拿办参加会议诸人，吓得严复躲在租界里以译书消遣……他的脾气很古怪，喜欢跟别人“抬杠子”，别人说往东，他偏要说往西，等到别人也说往西时，他又说往西不如往东好。袁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过他，他说：“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但当载沣逐袁下台，他又不胜惋惜地说：“此人国之柱石，奈何投之闲散?”并亲身到彰德去“烧冷灶”。南北议和时，他又南下为袁奔走。民国成立后，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监督。袁氏父子想找几个大名流做帝制的开路先锋，因为找不到梁启超，就想找严来递补。杨度奉命与严联系，严始而不愿参加，杨组织筹安会时，把他列名为发起人之一，他却未加否认，因此被拉上了贼船。刘师培，原名光汉，清朝末年著有《攘论》、《中国民族志》等文，曾与章绛(章太炎的本名)创立光复会，是早年鼓吹反满革命的健将。他又是一个国学家，所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读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多种。后来变节充当两江总督端方的政治鹰犬。端方下台后，他到四川担任国学院主讲。民国成立后，章太炎介绍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袁先后任其为谘议、编审、参政等职，并给以上大夫的头衔。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另外还发表一封《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信，借以讨好袁。李燮和早年是长沙求是书院的学生，曾经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黎元洪委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个“光复军总司令”的名义，没有得到发展。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他由湖南到北京，以调和南北自命，从此留在北京。在“六君子”之中，杨度是惟一的要角。他早期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进步党的前身保皇党都有历史关系。他既不肯加入这两党，自己又不愿组党，而自居为这两党以外的另一面旗帜。1905年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同盟会时，他坦白地提出来他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他向孙中山说：“我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无论打通哪一条路线，都是对国家有利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3)他和保皇党又有所不同，保皇党拥戴的对象是光绪，他却不愿拥戴清政府而想另外物色一个“真命天子”，帮助他取得天下而自为“开国元勋”。他因*嫌疑避难到东京，后来通过熊希龄的关系回到北京，充当宪政编查馆提调。他和袁的关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杨度物色以上五人做筹安会的发起人，这些人有的可以受他的控制，有的不会出面来和他争功。而袁此时既然找不到更好的工具，又急于要黄袍加身，同时看到杨所物色的人有民党也有学者，也就不再反对他出面来组织研究帝制的团体了。二筹安会发表研究国体的宣言。袁向参政院发表明推暗就的宣言。肃政厅呈请取缔筹安会1915年8月上旬，古德诺将要回国的时候，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交机关报《亚细亚报》发表。这是帝制运动公开活动的一个信号。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宣言首先说，辛亥革命时，全国人民激于情感，仓猝成立共和国体，没有一个人敢于出面来反对，以致“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亦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这个“深识之士”暗中影射袁，这种说法是替袁洗涮其忽而赞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反复无常，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行为，并把“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归罪到人民自己的身上。接下去引南美各国内乱的恶例，以证明共和制度之不善。然后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作为一块金字招牌，说他认为“世界国体，君主实较*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宣言说：“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最后说明他们组织筹安会这个研究“共和之利害”的学术性团体，“以尽切磋之议，并以贡献于国民”。其实，宣言明显地作出了君主制度优于*制度的结论，那么所谓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就是一句废话了。除宣言外，该会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派选代表到北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但又迫不及待地于8月23日在石驸马大街正式宣告成立，推杨、孙二人为正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该会通知各会员说：“本会宗旨，在于研究君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筹安会宣言出笼后，全国各方面都知道该会的背景是袁氏父子，在袁党暗中布置和该会直接启示之下，各省大小工具就蠢蠢而动，跃跃欲试，纷纷填写志愿书加入该会。该会并不根据它的通知专以“研究”、“讨论”为范围，竟将投票纸分别发给所谓各省代表，请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这是由研究团体转变为表决团体的一种做法。当然，参加者都是抱着“从龙”之愿而来的，自然不会有反对的意见，于是该会发表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二次宣言。宣言内容分作“求治”、“拨乱”两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乱”部分却下意识地流露了一些老实话，如说：“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安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这些话替袁的实力政治和以武力解散国会、废除旧约法、颁布新约法等等作了鲜明的供状。宣言的结论是：“拨乱之法，莫如废*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专制而行君主立宪。”该会原定计划，准备组织所谓各省代表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因为参政院要在9月1日开会，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他们便又迫不及待地改由所谓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概由该会代为起草。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从该会成立到组织请愿，还不到10天，这种假托民意、粗制滥造的戏法，表演起来是并不高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4)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无耻欺骗，9月6日袁派“左相”杨士琦杨士琦是政事堂的左丞。徐世昌被称为“相国”，杨也有“左相”之称。出席参政院，代表他发表关于变更国体问题的意见。首先说：“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不相容”，并且认为“不合时宜”，以图推卸其主使责任。随即转口说：“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这样，就把前面所谓“不合时宜”的话一笔勾销，并且表示如果全国人民硬要强迫他做皇帝，他只能服从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对。这和他两个多月以前对冯国璋所讲的话——“我决不干这种傻事!如果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过问国事，”语调就完全不同了。意见的后段又说，“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这就是说，参政院对变更国体问题还要加工制造，不宜草率从事，才能对国内外起更大的欺骗作用。当帝制问题闹得满城风雨时，9月9日肃政厅全体肃政史呈请袁取缔筹安会。呈文说：“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议议长，唱此异说，无怪人民惊疑。应请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但袁对待这个问题与以前处理复辟谣言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不认为是“莠言邪说”，仅令内务部“对该会言论及行动酌定范围”。9月16日，内务部逢迎意旨回答说：“该会发起人皆学识闳通、声望卓著之士，于此次讨论界说、范围亦已郑重声明。倘认为有扰乱秩序之虞，自当加以限制，以保公安。”这就是不加限制的意思，当然更谈不到取缔了。此外，还有一些不避斧钺之诛的人上书，请诛“六君子”以谢国人，袁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巧为解释说：“欧洲战事发生，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墨西哥五个总统并立、相争相伐的惨剧，值得我们引为殷鉴。……我不但不想做皇帝，而且不想连任总统，无时无刻不想回到洹上村做一个自由自在的钓徒。……筹安会是学者研究政治的团体，无论他们发表什么主张，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居大总统的地位，对这个问题难于进行研究，根据言论自由的原则，只要他们并无扰乱治安的行为，未便加以干涉。”自从筹安会成立以来，袁就派武装警察保护“六君子”的私人住宅。三北洋军阀的群魔舞——十四省将军请速正大位的密电。张勋建议尊重优待清室条件。冯国璋通电辟谣自从帝制运动由浅入深日益明朗化以来，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的将军们表演了千奇百怪的群魔舞，其概况如下：劝进最早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8月25日他打来电报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讲话讲得最坦率的是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当梁士诒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在同兴馆大宴各界人士的时候，张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面吸烟一面大放厥词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只须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斫下谁的脑袋，干嘛要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袁听见了这些话就大发脾气说：“这个老粗懂得什么!我要重重地办他一下，以警戒那些敢于干涉政治的军人。”其实，袁哪里敢惩办军人，在此以前，河南将军赵倜曾密告张敬尧用恐吓手段向他强索“讨狼”赏金10万，袁批了“查办”两个字，就一直没有下文1914年12月，张敬尧向赵倜函索“讨狼”赏金10万元，如不拨发，他的军队就要哗变。赵将原函密呈，袁竟毫无办法，随后将第七师调到南苑驻防……对帝制最卖气力的是“干殿下”段芝贵。9月间，他联合十四省将军密呈袁速正大位。列名者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附带列名者有将军衔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值得注意的是，冯国璋和张勋两位上将军都没有列名。张勋是全国闻名的帝制派。但他所拥护的是旧皇帝而不是新皇帝。日本报纸屡次披露他倾向复辟而不赞成袁做皇帝的消息。袁怕他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来，在帝制问题公开以前，就派阮忠枢到徐州进行联络。张说了一大套“君恩不可背，知己之感不能忘”的鬼话，随即通电表*迹说：“仆随侍我大总统二十余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仰，委命输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5)帝制问题公开后，他又发出电报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这也是各省劝进电之一，电文前段把他自己说成是帝制问题的先知先觉，后段词意含混，与各省电报请袁速正帝位的语气颇有不同。到了10月间，帝制运动将要成熟，这个怪物就渐渐露出狐狸尾巴来了。他打电报给袁说：“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卫，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袁命政事堂回他一个电报，极口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条件决不变更。冯国璋是袁最不放心的一个人。关于帝制问题，袁事前不肯对他说实话，他回到任所后经常对人发牢骚，说袁不把他当作自己人，这些话又都传到袁的耳朵里，因此想内调他为陆军总长，但又有所顾虑而不敢贸然实行。袁冯分家的谣言也经常在日本报纸上反映出来，冯不得不发表一个辟谣的电报。电报说：“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候选知县投效新建陆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是追随历二十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擢至副都统。……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迄于今，……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思源，戴山知重。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国璋非但默志于心，即平日与友人私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所共信者也。”此外，阎锡山也有辟谣电发表。在这些辟谣电中，大体上都是说谣言来自日本方面，并且说，日本企图挑拨他们与袁的关系。当然，日本是有这个企图的，但是另一方面，在袁做皇帝以前，通电辟谣几乎成了各省北洋军阀的一种流行病，这又说明了袁与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已不一致，裂痕日益扩大，袁的威信日益下降，北洋派分化与破裂的危机已演进到露骨的阶段了。四湖北、奉天发生驱逐长官的暗潮，袁发表两省将军的对调令在师长一级的各省军阀中，首先打击袁的威信的是北洋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国民党“二次革命”时，第二师开进湖北，王就自居为湖北都督的惟一候补者。不料黎元洪调往北京后，袁把段芝贵调到湖北来，使王大为失望。段经常往来于北京、武汉之间，当离开湖北的时候，军务由王代理。王自然看不起这个赤手空拳的上司，而段也不满于王目无长官的态度，曾电袁揭发王不可靠，这个密告被王得知，忿而向袁辞职，袁又不敢批准，曾派少将方印础到湖北调和段、王之间的感情，一面升王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气。可是这种迁就态度反而推进了王的野心，王更加看清楚这个威权极盛的大总统，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对他只有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才能取得自己更高的权位。段因不能忍受部下的压力而进京辞职。袁又认为段是本人的心腹大将，湖北的地位很重要，王占元还没有做上将军的资格袁根据清朝制度，在驻有总督的省份设立上将军，驻有巡抚的省份则设将军。湖北是有总督的省，如果派王占元继段之后而为上将军，又将引起各省将军的不平，这也是不愿以王代段的原因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维持本人的威信，因此不止一次地劝段仍然回到湖北。段每回到湖北一次，王的态度就更加骄横一次。袁打算保全段的地位而将王调为另一省的将军，但各省将军都很难调动，不能实现。这一情况说明，在袁权威极盛准备做皇帝的时候，已没有力量控制北洋派。这是由于这样一个建筑在个人利害基础上的封建军事集团，是不可能做到持久团结而不产生裂痕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6)1915年7月27日，段因参加帝制运动到北京，再度说明处境困难，请袁把他调到奉天去。此时袁知道段、王的感情已经恶化到即将决裂的程度，但仍不肯以王代段，乃于8月22日发表命令，把奉天的镇安上将军张锡銮调到湖北，湖北的彰武上将军段芝贵调到奉天，一面把王叫到北京来，当面加以安慰，并于10月3日授为壮威将军。关于湖北、奉天两省将军对调的问题，袁是经过一番细密的考虑才作出决定的。奉天的主要实力派是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张作霖在清朝受“抚”时，由段的父亲段有恒做保人，他和段家父子具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根据袁的看法，段到奉天是可以得到张作霖的拥护的。而此时张锡銮与张作霖的关系，也和湖北段、王的关系一样，已经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张锡銮屡次请袁把他调开。袁认为把张锡銮调到湖北，是不会受到平日与他毫无恩怨的王占元的反对的。对调令发表以前，奉天两张的关系应当叙述一下：张锡銮是张作霖与另一“红胡子”头目冯德麟的老上司，他们两人都是在张锡銮的手里招抚过来的。清朝末年，这两名头目虽已升为前后两路巡防营统领，可是见了营务处张总办(锡銮)，就只能伛腰站班，特别是张作霖对张锡銮还有拜为义父的一段关系。民国成立后，这两个头目继续升为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师长。由于历史关系，袁在赵尔巽离开奉天的时候，就把他的老大哥(袁与张锡銮有结拜关系)由直隶都督调任为奉天都督。他认为这个调动是人地相宜的。袁虽然很狡狯，但他把一切事情看得太固定化，没有估计到老部下对老上司是不会一辈子伛腰站班的。当张锡銮到奉天的时候，就发觉老部下对他的态度大非往日可比。张锡銮年已70，不愿意看部下的嘴脸，曾不止一次地向袁当面辞职，袁极力劝他回到任所。1914年8月28日，张作霖公然致电陆军总长段祺瑞说：“辛亥、癸丑之役，大总统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镇北方之力。今天下底定，以谗夫之排挤，鸟尽弓藏，思之寒心。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别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承总长相待甚优，与吴俊升吴俊升，字兴权，山东历城县人，也是“红胡子”出身。对调一节，极所赞同。谨率全师驻防荒僻，以俟钧命。但愿早脱奉省，以免祸至无日。”这个电报如果写成语体文并补足它的语气，应当是这样的：“你老袁的江山，咱老张也出了一把气力。你听信了那个摆老上司臭架子的老家伙的话，想把咱老张打入冷宫，想用空头衔哄骗我，哼，我决不受骗，我要的只是奉天都督的地位！”电文后段是他的违心之论。如果袁当真下令叫他与吴俊升对调，他就会“谨率全师”采取自由行动，这是袁所能理解而不敢轻于一试的。以上情况说明，在袁权威极盛的时代，即使是北洋附属军和地方军阀，也都把他看作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1915年6月以后，袁轮流电召各省北洋军阀到京，张作霖也在被召之列。他害怕袁骗他到北京加以杀害，便于7月23日带了一营卫队同来。他请雷震春带他去“觐见”。当袁在居仁堂召见时，他诚惶诚恐地跟在雷的后面，向袁行了跪拜大礼。他偷眼看见这位即将登基的新皇帝一团和气的面孔，他的心才安定了下来。他用眼光投睃了一周，对这间屋子里陈设的名磁古画都感到新奇。当袁拿出金表来看钟点时，他又投了一瞥，袁就解下来赠给了他。当他回到奉天会馆的时候，总统府派人把他在公府里所感到新奇的东西都送了过来，说是总统送给张师长的。这是袁用小仁小惠收买人心的一贯作风。张作霖受也不是，不受也不是，只得扭扭捏捏拜领了。随后袁发表了奉天、湖北两省将军对调的命令。段到奉天接任时，下榻张作霖的第二十七师司令部，以表示对张作霖的亲密关系。张锡銮也满意这个对调令，他得意地写了两首诗，一首留别僚属说：“一身去就等鸿毛，回首辽天夜月高。独驾飞轮先马卒，恐教别泪染征袍。”一首留呈段上将军说，“武昌开府驰名久，百战功高上将才。愧我筹边无善策，十年悬耻待君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7)9月间，张作霖打来一个劝进的密电，首先列举了三个不能不改行帝制的理由，随即表示他愿意替新朝出力讨平一切反对帝制的人。他说：“东三省人民渴望甚殷。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内乱，虽刀斧加身，亦不稍怯。”他对袁表示了感恩刻骨的态度：“作霖日前在京觐见时，曾痛言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一身，仰荷鸿慈，不加以冒昧之罪，感激刻骨。复蒙一再赏赐物件，自顾何人，叨兹异数，虽肝胆涂地，亦不足以图报于万一。”电文末段解释他劝进不是为个人的权利地位着想，而是为国家的治乱安危着想。他说：“作霖行年已四十有二矣。位至中将，子女数人，田产亦足以仰事俯蓄。今日之言，实为国家计，非为希荣计，若有二心，天实殛之!……我大总统若不俯顺舆情及将士之心，诚恐天下解体，国家之祸更不堪设想矣!”奉鄂两省将军对调的命令发表，虽然为部下逐走长官开了一个恶例，使袁的威信受到严重的影响，但还没有完全接受地方军阀的压力满足其“取而代之”的野心。不久，袁就知道这个头痛医头、敷衍应付的办法也是行不通的。五梁士诒等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当筹安会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有一个与杨度争功夺宠的袁党人物梁士诒，也想抢得“新朝宰相”的地位，于是另外组织了一个关于变更国体问题的行动机关来压倒筹安会这个研究机关，9月19日，梁在安福胡同成立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推沈云霈为会长，那彦图、张锦芳为副会长，向参政院举行所谓变更国体的总请愿。由于梁具有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财政背景和与各省北洋军阀相勾结的实力背景，自从请愿联合会成立以来，筹安会不免大为减色，便以研究君主制度实现后所应推行的宪法作为幌子，改名为“宪政协进会”，从此不受重视。梁有“财神”之称。他的财政基础建立在向帝国主义借款和垄断交通事业与银行事业的两个方面。依靠外债度日的袁政府，曾于1914年向五国银行团进行第二次大借款，因世界大战发生，谈判中断，不得不向美国单独接洽借款，又因五国银行团反对和山东局势恶化，没有成立协定。梁建议募集民国三年内国公债2400万元民三公债原定发行1600万元，摊派足额后，又增募800万元。袁设立内国公债局，以梁士诒为总理，总税务司安格联为协理，一切支付大权都操在安格联的手里。，民国四年内国公债2400万元，并大举裁汰冗员，才十分勉强地度过了难关。此时各省发生纸币贬值风潮和严重自然灾害，加以苛捐杂税层层剥削，人民困苦不堪，但是这个“聚敛之臣”还在想尽种种方法搜刮民脂民膏，以供帝制活动的挥霍，从而取得袁的宠爱。袁党文人中有所谓皖派、粤派，经常因权位之争引起内讧，皖派首领是杨士琦，粤派首领就是梁士诒。袁的亲戚、曾任财政总长和农商总长的周学熙也是与梁对立的。1915年6月，在皖派的主使下，肃政厅发动了五路大参案，牵涉的范围很广，这是对粤派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个参案竟以虎头蛇尾了事，这是由于袁既要给粤派一个下马威，使他们不敢恃功而骄，又要利用他们发挥筹款的更大的积极性，使帝制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梁发起请愿联合会的目的，就是以实际行动对袁表现其耿耿不二的忠心。参政院曾根据筹安会所策动的各省代表的请愿，于9月20日议决建议政府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这个国民会议就是新约法中所规定的复议民国宪法的机构，其组织法已于3月12日公布。但召集国民会议必须通过一定的手续，为了更快地把袁扶到皇帝的宝座上，梁一面指挥请愿联合会代表向参政院请愿，假口国民会议是决定宪法的机构而不是决定国体的机构，请另设“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的机构，一面他自己以参政资格纠合参政数人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召集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问题。参政院通过他们的建议，于10月2日咨请政府予以公布。根据这个组织法，以前次国民会议组织法上的初选当选人为基础，进行国民代表的选举，手续上要简便得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杨度的“新朝宰相”梦(8)袁是巴不得早日举行开国盛典的，乃于10月8日下了一道申令说：“……本大总统以为改革国体，事端重大，倘轻率更张，殊非所宜。但约法所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是，自应听之国民。昨准代行立法院咨请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业经颁令公布。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京外文武官吏更应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其膺选举监督之任者，尤宜遵照法案，慎重将事，用副本大总统遵守约法，尊重民情之至意。”他到此时还厚颜无耻地说他遵守约法，尊重民意。即使新约法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伪约法，也还披着民国约法的一件外衣。改行帝制就是背叛民国，推翻约法，哪里谈得上遵守约法!而且在国体尚未变更以前，袁就下令停止了这一年国庆日的一切庆祝和宴会，这就是说，事实上民国命运即将告终，民国国庆日已经失去其庆祝的意义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1)一伪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推戴袁为皇帝。袁在“两推两让”后接受帝位即使用开快车的办法，不召集国民会议而召集“国民代表大会”来表决国体，办理“国民代表”的选举也必须有一定的过程。但从10月8日公布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后，25日就在各省区进行“代表”的选举，28日以后就有部分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所谓国体投票。无论选举和投票，进度如此神速，是古今中外自有选举制度以来所未有的。到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均告完成，共计代表票数1993张，全体赞成君主立宪，没有一张废票或反对票。不仅如此，根据“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大会”仅有表决国体之权而无推戴皇帝之权，但是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一致发出推戴书，写道：“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无论哪一个省区的推戴书都写上了这45个字，没有一个字不同。在最后一幕“总统变皇帝”的戏法中，由于袁党的手法欠高明，还发生了其他的大漏洞，留待下面再说。12月11日，参政院根据各省“国民代表大会”的委托，向袁恭上总推戴书，文中用“我圣主”代替了“我大总统”字样。当天下午，袁将推戴书发还，并附以回文说：“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毋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忧患纷乘，愆尤丛集，救过不胜，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此隐居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逢时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致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言。此于信义无可自辞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选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德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国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机，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玩味回文的语气，是叫参政院再做一篇歌功颂德的大文章，替他洗涮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的两大罪名，然后名正言顺地做起皇帝来，将来在历史上就要光彩得多。参政院诸公是善于做而且也乐于做这种典丽矞皇的文章的。就在当天下午5时该会开会讨论回文时，孙毓筠提议再上第二次推戴书，大家没有不同的意见。5点15分，参政院就把文长2600多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办好送出。从开会讨论到公文发出，其中只有15分钟，还要除掉“发言”和“表决”的10分钟。第二次推戴书当然要针对袁的来文撰写，但文长二三千字，时间只有5分钟，即使誊写也来不及，怎能一挥而就，这又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情。这篇文章列举了袁具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绩，还替袁消除了思想顾虑，给他下了个“尽瘁先朝”、“无负民国”的考语推戴书把“清室获保安全”说成是袁苦心调剂之力。对于宣誓效忠共和一点，则又替袁解脱说：“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则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时之誓言，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言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言亦随国体为变更。”。通过以上“两揖两让”的手续，袁于12日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委避。……第创造宏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2)“总统变皇帝”的戏法到此表演完毕。这个戏法漏洞百出，以后独立各省揭穿了它的内幕，证明整套戏法都是由袁党在幕后策动的。早在筹安会成立以前，段芝贵等组织了一个策动帝制的秘密团体，电商各省组织请愿团，请愿书由他们代拟，要求各省将军、巡按使列名，并且还要罗致几个地方绅商加入，每省以发出一个请愿书为限。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等认为以上办法过于草率，向各省建议另组“征求民意”的团体，由各省军民长官在各县绅士中每县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县推举字样，定期召集各省临时公民大会。后来这个建议也没有采用，而是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为表决国体问题的临时机构。关于各省包办选举、表决形式、发出推戴书以及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都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国民会议事务局所主持和决定的。他们也曾顾虑到万一泄漏机密，会在开国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因此指使各省当局将以上有关文电“一律查明烧毁”。后来独立各省把原件摄制锌版在报上发表，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二袁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调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均拒不接受。陆徵祥继任国务卿。袁下令优礼“嵩山四友”。大批封爵令发表。筹备大典的形形色色从袁接受帝位的一天起，中国就处于总统与皇帝并存，但既非*又非中华帝国的混乱时期，首先表现在公文程式上。例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比称臣又进了一步，用奏折的形式抬行写着“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过早地称帝称臣是不恰当的。但袁并不喜欢总统这个称号。从12月17日起，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命令”了，代之者为“政事堂奉策令”，究竟奉何人策令，却没有明白写出。当然，一般人都知道这些策令是由既非皇帝又非总统、既是皇帝又是总统的袁所颁布的。袁在策令中既不自称为“朕”，又不自居为“本大总统”，而自称曰“予”。这分明就是皇帝的口吻，至少是“准”皇帝的口吻。在总统与皇帝并存的时期，袁党对公文程式想出了一个权宜办法，就是废除总统的称号，也避免用皇帝的称号，尽可能地含蓄其词，用“奉谕”、“谨乞钧鉴”这些字眼来表达。事实上袁是急于想做皇帝也巴不得提早用皇帝的尊号的。12月12日承认接受帝位的一天，他就心安理得地在怀仁堂接受了简任职以上文武官吏200余人的朝贺，文东武西，向袁行三鞠躬礼，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袁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演说，说什么“为了救国救民，我过去牺牲了自己，今后还要牺牲子孙”。15日，袁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册封令说：“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二十七条特沛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茂名茂典，王其敬承。”这道命令也可以看出袁的阴险狡狯的心理。他并不否定建立民国出力人员的功劳，其用心就是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帝国是在民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称黎为上将，轻轻一笔，取消了他的副总统地位。插入赣宁之役，表示了对国民党的进攻是他们两人共同干出来的勾当。拿新约法作为封王的根据，一方面表示他始终遵守民国约法，另一方面也使黎因为是民国荣典而受之无愧。黎自9月6日以后，即不出席参政院。他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回黄陂原籍休养，都没有得到允许。他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就借口夫人有病，瀛台过于寒冷，才取得袁的同意迁居到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他对任何人很少开口说话，就像哑巴、木头人一样。封王的命令发表后，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以道贺为名前往察看他的态度，阮公然称他为“王爷”，并且说袁还打算加他“副元帅”、“辅国大将军”这类崇高的称号。他忍不住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要骂我！”黎现在已经看出袁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接受王位不但没有好处，将来还有身首异处的危险。他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只求摆脱一切职务，设法离开北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由于黎坚决不肯做这个见不得人的王爷，19日袁又下令劝他不要固辞，黎仍置之不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3)袁准备封清室废帝溥仪为懿德亲王，还想封国民党领袖黄兴一个什么王借以分化国民党，前者因为张勋来电请求保存清室的帝号，后者因为有人说即使封王黄兴也不会理睬，他才没有发表这两道命令。另外一个想封王的是满族亲贵、前清资政院总裁溥伦。袁曾派袁乃宽向清室交涉废除帝号、迁出大内和交还御玺等问题，因此瑾太妃召集世续等开了一次小朝廷的“御前会议”，大家相对哭了一场，决定对变更国体问题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必要时迁出宫廷移居颐和园。溥伦建议必须明白表示，才能保障皇族安全，因此决定派溥伦为清室代表，向参政院表示清室赞成袁做皇帝的态度。17日清室致参政院的咨文说：“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奉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袁正在害着“羞见故君”的心病，清室这个表示对他说来是迫切需要的。为了回答清室的捧场，17日他重申“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的诺言，并派溥伦为参政院长以代久不到院和坚决辞职的黎元洪。溥伦虽没有封王，也得到“赏食亲王全俸”的好处。18日，袁发表明令调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像以前对待黎元洪一样，而冯也学了黎的榜样，要以江苏将军遥领才肯接受这个职位。这道命令又成了放不响的潮湿爆竹。徐世昌因不愿向袁下跪称臣而请假。袁进行帝制时期，早已不让这位老朋友参预机密，以此引起他的满腹牢骚。有人问他时局动态时，他经常用这句话回答：“你们何不问夏内史去。”自从袁表示接受帝位以来，徐也学了黎元洪变哑巴和不办公的办法，并且向袁辞职。袁也觉得没有继续利用这位老朋友的必要，就派陆徵祥代理国务卿(10月27日)，随后又改为正式国务卿(12月21日)。袁鉴于前清时期做过督抚和号称为民国元勋的一些大人物，都不愿向他下跪称臣，如不很好地安排他们，可能引起不良影响，因此18日下令说：“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难，无从息肩，而临渊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现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万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时难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他叫政事堂研究哪些人应当不称臣，政事堂开了一张名单，计有旧侣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七人，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耆硕王闿运、马湘伯二人。20日发表“嵩山四友”的申令。申令说：“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迹原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故，当就谘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随后政事堂议决了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2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21日，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歧、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金永炎、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22日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共计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封爵的128人，师旅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的70多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4)袁对封爵一事也是经过细心考虑才决定的。命令发表前，内史厅开列名单，包括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和师旅长在内，由袁亲自审查，按名加圈，五个圈为公爵，依次递减到一个圈为男爵。根据民国官制，不但各省将军的地位平等，将军和巡按使的地位也是平等的。但袁不根据民国官制而根据清朝官制，对于以前有总督的省，就封那一省的将军为公爵，有巡抚的省则封侯爵。他把巡按使看作以前的藩司，所以大部分巡按使只能得到男爵。这样，就使各省将军之间产生了级差，而巡按使则名符其实地下降为将军的属员了。22日申令，内廷永禁太监，改用女官。25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自1916年元旦起，总统府更名为新华宫，总统府收文处更名为奏事处，总统府护卫总指挥处更名为大内总指挥处。早在9月间，政事堂会同各部成立了一个未挂招牌的大典筹备处，以朱启钤为处长，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为处员，沈铭昌为总务科主任，王式通为撰述科主任，顾鳌为法典科主任，阮忠枢为内仪科主任，袁乃宽为会计科主任，陈燕昌为文牍科主任，张士钰为警卫科主任。这个机构直到12月19日才对外公开。袁指定以赤色为新朝的代表色，所以大典筹备处规定宫廷屋顶一律改用红瓦。太和殿更名为承运殿，这就是袁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地方。殿内圆柱改漆红色，当中的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中和殿更名为体元殿，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代价达40万元，上披绣龙黄缎，座衣、座褥也是一样。座前设有雕龙御案，案前左右排列古鼎三座，古炉三座。座后陈设九折雕龙嵌宝屏，屏的左右各置日月宝扇一对。龙袍以80万元的代价由北京最大的服装店瑞蚨祥承制，共有两袭，一袭祭天时用，一袭登极时用。龙袍用赤金线盘织龙衮，通体缀以明珠，并嵌以钻石。此外还有平天冠一顶，四周垂旒，每旒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珠一粒。新朝所用玉玺四寸见方，镌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代价12万元；金印五颗代价60万元。御用銮仪打算从清室借用。以上费用，连同登极及祀天所用仪仗、卤簿等，一共报销了2000余万元。在国家危机日益严重和人民生活日益痛苦的情况下，他们如此铺张浪费，使人回想到以前西太后动用海军经费修造颐和园的事情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每年300万两修造颐和园。该园建筑费估计为3000余万两。此外，每年由户部拨30余万两，土药税140余万两为修理费用。西太后驻园时每日费用1万两……“新朝”所用的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是取“五族共戴一君”的意义。袁进行帝制，不但受到全国人民的切齿唾骂，即使在他的亲戚故旧以及攀龙附凤的政治寄生虫中，也有因为他们与袁之间存在矛盾，表示不同程度的不合作态度的。赵尔巽在看到筹安会的宣言时，把它扔在地下，从此不再到清史馆。徐世昌在辞职未准以前，迁出公府移居蝴蝶胡同。教育总长汤化龙、总检察长罗文干、参政熊希龄等纷纷辞职或请假出京，政界中人辞职、请假俄然成为新皇登基前相当普遍的风气。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仲仁因不热心帝制，被袁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为教育总长，以热心帝制的王式通继任机要局长。袁鉴于各方面的不合作，又不得不派出大批侦探守候东西两车站，禁止官吏擅自出京。同时密令各省爪牙加强对人民的血腥*。袁在接受帝位后没有立刻举行登极大典，是由于要在一定时期内观察外交方面的反应，并不是如他所说的“事体繁重，不可急遽举行”。因此，尽管段芝贵、朱家宝、朱瑞之流因为称臣过早碰了钉子，一般寡廉鲜耻之徒反认为碰这样的软钉子是做官的一个窍门，称臣的人越来越多。事实证明，除了登极而外，一切皇帝的排场都逐步地拿出来了。自12月1日起，政府公报也改“呈”为“奏”了，各省文电也纷纷改“钧鉴”为“睿鉴”、改单抬为双抬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5)三日本对袁的两面手腕。英国再度劝袁加入协约国辛亥革命和南北议和时期，帝国主义联合阵线对中国政局的幕后操纵以及公开活动，是以英国为主导的，日本虽另有企图，也不得不跟在英国的后面走。帝制进行时期，这两国的地位却又互相转化。这是因为：1912年，英国还有力量控制远东，加以英美两国采取共同行动，日本还不可能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到了1915年，世界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英国被欧洲战争拖得精疲力竭，没有余力应付远东局势，美国对中国虽然野心很大，因陷于孤立，地理上距离太远，也就不可能单独有所作为。因此，日本利用时机，采取各种方式，对中国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是东西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露骨矛盾。同一时期，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不少的共同目的和要求，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还不可能马上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它们对中国的联合阵线仍然没有公开破裂。在这个阵线中，英国虽然被迫对日本作了让步，但它仍然企图摆脱日本的压力，保持帝国主义共同控制中国的均衡力量，而当日本继续施以压力时，又不得不中途妥协，以求相安无事。法、俄、意三国在阵线中不居主要地位，往往以英国的态度为转移。美国则退出了这个阵线，等待有利时机，准备采取另一步骤，击退日本势力，来达到它控制中国的目的。1915年5月9日袁接受日本的亡国条件后，以为对日本已经作了最大的献礼，日本不会再来干涉中国内政，因而放心大胆地进行帝制活动。事实正是如此，日本当权人物对中国帝制问题不止一次地表示过默认或者同情的态度。直到9月6日帝制问题明朗化的时候，日本首相大隈还发表谈话说：“中国推行共和制度失败，中国人民转而念及帝制，这是一种极其自然的趋势。中国皇帝必须具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从这一点看来，则袁氏做皇帝将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拟干涉。但是如果因进行帝制而损害日本的利益时，就不能认为与日本无关。以后当视其进展情形再作决定。”但是日本当权人物的这些表示都是靠不住的。早在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日本对中国就用过“欲擒故纵”、“诱敌深入”的诡计。袁和日本也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过程。袁从朝鲜回国以后，在外交上继承了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利用英美牵制日本，因此日本一直把他当作是一个亲西方的人物。事实上，袁之甘心充当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其目的在于取得外力支持，从而保持其统治地位。他并不是只愿意做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不愿意做东方帝国主义的工具。当日本咄咄逼人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他看到英美无能为力，就向日本投降，企图用国家的主权利益交换自己的皇冠。但是日本仍然不能予以信任，这是因为：袁和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能一刀两断，完全投入日本的怀抱。因此，当袁继续进行帝制活动的时候，日本政府也就玩弄两面手腕，一面暗中支持中国的反袁力量，促进中国分裂，以便混水摸鱼，另一面却又伪装同情帝制，把袁诱进迷魂阵中，等到帝制运动成熟，袁骑虎不得下背的时候，再向袁进行外交讹诈，从而取得有利日本的新条件。以前日本所提的“二十一条”，其中第五项包括7条，日本在修正案中声明“将此项与本案分开，日后另行协议”。日本政府希望袁继续承认这一项作为它承认帝制的交换条件。10月间，日本政府又向袁展开了新的攻势。首先，它向西方国家建议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干涉帝制的联合劝告，借以打击袁的威信。英国是袁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当然不愿意提出这样一个劝告，由于日本政府的坚持，而英俄两国为了要保持与日本在国际上的合作关系，不得不勉从其后。美国的条件则有所不同，当然不肯附和。10月下旬，日本驻美大使珍田屡次催请美国政府表示态度，美国国务卿蓝辛就用“漂亮”的词句——不干涉中国内政——作为回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6)当然，日本不会因为美国拒绝参加而终止其对中国的行动。10月28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偕同英俄两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请中国政府缓办帝制的三国联合劝告。他代表三国发言说：“中国进行帝制，难保国内不引起骚动，因此三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暂缓实行。”兼外交总长陆徵祥回答说：“中国改行帝制是由中国人民发动的，中国政府未便加以干涉。现在已有十五省区投票赞成帝制，未便展期进行。即使有人反对，那也只是少数暴徒，中国政府力能控制大局。”由于三国除口头劝告外还投递了正式照会，所以北京外交部又用照会回答它们。照会大意说，全国人民赞成帝制，如果政府加以压制，就会影响治安，因此采取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本国总统前于9月6日向参政院发表宣言，认为变更国体不合时宜，足以说明政府本不赞成此举。但是，国体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倘从多数民意取决，各省治安可保无虞。照会提出了一个反要求，关于本国法权所不及以及逃亡国外的少数暴徒，希望各友邦协力取缔。照会感谢友邦劝告的善意，并且表示保全东亚和平，中国政府与各友邦的目的完全相同。从这个照会可以看出，袁并未因为三国提出联合劝告而终止帝制的进行。他对联合劝告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所谓三国实际上只有日本一国，只要再给日本一些好处，日本的态度是可以转变的。因此，他除电令各省加意保护外侨以免引起口实外，并且禁止全国各报登载三国劝告的原文。这个照会日本并不认为满意，因为照会并未针对三国所提出的中国政府能否缓办帝制的问题作出具体答复。11月4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又到外交部，指出中国照会意义不明，请求加以解释。这时，袁对英国的幻想并未放弃，希望通过英国阻止日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他又去找他的老朋友朱尔典商量。朱尔典果然提供了一个秘密计划。根据朱尔典的意见，中国对欧战为中立国，而日本则为英国的同盟国，在此情况下，日本对中国有所行动，英国不便出面来反对。如果中国加入协约国，就与英国发生同盟关系，英国在中日两个同盟国之间就能够说几句公道话，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其实这个计划是旧事重提，就是劝诱中国加入协约国，以便采取行动扫除德国在中国的势力，并为协约国提供一个制造军火的东方基地。这个计划并不能阻止日本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朱尔典提出来，只是为了想达到他以前所未达到的目的。这个计划，是11月8日通过陆徵祥转达袁的。另一方面，这个计划也是朱尔典事前与法国公使康悌、俄国公使库鲁朋斯基举行秘密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后提出来的。11月11日，北京外交部邀请日、英、法、俄四国公使到部举行会谈(法国公使在日本的影响下，也向袁政府致送了请缓办帝制的照会)。陆徵祥向他们说明，“全国已有二十个省区投票赞成君主立宪，如果有少数暴徒反对，无论何时何地，本国政府都有力量应付突发事变。但本国政府决定在年内不变更国体。”这是袁对四国公使所作的一次试探，暗示：“你们所要求的是缓办帝制，而不是取消帝制。我现在答应年内不变更国体，你们就应该没有话好说了。”11月12日，意国公使又送来一个请缓办帝制的照会，三国劝告扩大为五国劝告，问题愈来愈严重了。关于朱尔典所提的秘密计划，11月20日朱尔典又去访问陆徵祥讨取回答。陆说：“问题可以谈。但是五国提出关于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这就是说，他不相信中国加入协约国能够换得日本对中国帝制的不干涉。不料他们两人的谈话随即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又一次受到很大的震动。日本报纸谴责英国在对华问题上不应排除日本，并且建议日本政府应采取强硬政策，不使各国无视日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四部分 　总统变皇帝(7)日本方面的忿怒表示，引起了英国方面的恐慌，朱尔典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朱尔典深怪中国当局不能保守外交机密，以致这个问题无法继续商谈。英国外交部因为朱尔典办理外交发生失密现象，一度有撤换他的意图。不久美国报纸又泄露了中英接洽同盟的秘密消息，据说同盟期限定为十年，英国承担义务为：说服各国承认中国改行帝制，帮助中国加入国际团体等等。这个消息使日本感到更大的忿怒，并又因此引起了英国政府更大的恐慌。为了缓和日本，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国驻日大使葛林于11月27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确切担保英国非与日本协议，决不缔结中英同盟。此后日本外相石井不止一次地向有关各国声明，关于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至少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关于中国帝制问题，请俟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和中英同盟两个问题盛传一时，德国辛慈公使曾于11月24、25两日入府向袁提出口头抗议。四袁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日本政府拒绝接待。新华宫“谋逆”案与外交泄密案的真相自各国干涉帝制案发生后，中国方面又接连发生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郑汝成曾在英国留学海军，辛亥革命时在烟台担任警卫队统带，被民军赶走。国民党“二次革命”时，袁派他以总执法官名义率领应瑞、肇和等舰运北洋军到上海，坚守制造局，事定后任为上海镇守使。11月10日，郑乘汽车到日本总领事署参加庆贺日皇加冕典礼，归途行经外白渡桥被陈其美所派中华革命党人王小峰、王铭山投掷炸弹炸死。两王于12月7日被枪决。事件发生后，袁大为震骇，下令追封郑为一等世袭彰威侯，给予治丧费2万元，在上海及直隶原籍建立专祠，拨小站私产营田赡养其家属，借以鼓励他的爪牙替他立功卖命。郑死后，袁派第四师师长杨善德、第十师师长卢永祥为正副淞沪护军使。和肇和兵舰起义中华革命党人策动肇和兵舰于12月5日起义，炮轰制造局，该舰旋被袁军夺回。等重大事件，日本方面更加振振有词地说，中国政府所谓“力能控制大局”完全是骗人的。12月12日袁向代行立法院承认接受帝位后，日本公使于13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政府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于15日以前给以满意的答复。15日，回任不久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偕同英、法、俄、意四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由日置益代表各国发言说：“前此各国提出有关帝制问题的劝告，中国政府曾声言不急遽从事，并担保中国境内治安的完全责任。因此，日本与四国对中国决然采取监视的态度。”这次他们所采取的联合行动，由劝告性质变为警告性质，这就显示出袁“以夷制夷”的政策和欺骗拖延的手段都完全破了产。直到这个时候，袁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日本以外的四国不仅不能牵制日本，而且反过来成为日本的应声虫；日本并不认为5月签订的中日协定是一份厚礼，它还要在承认中国帝制以前取得更大更多的礼物；如果不满足日本的欲望，中国帝制是不可能实现的。袁决心再一次出卖国家来交换自己的皇冠。早在10月12日，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此时为了再向日本献礼，又加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以大总统同级的大勋位赠予日皇。他加周特使一个“上卿”衔以抬高其身份，并给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的待遇。同时，外交部电令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1916年1月24日可抵东京。东京传来消息，日本政府决定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1月14日，日置益公使在使馆内置酒为周饯行。看起来一切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不料仅仅隔了一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期到日本。”随后陆宗舆就有电报来说，由于中国政府扬言，等到周特使由日本回国后，中国就要实行帝政，以此引起欧美各国的猜疑，中国南方也称他为“卖国使节”，使日本政府感到难于应付。同时，日本报纸认为中国共和制度即将废止，民国大勋位只能陈列在博物院中，天皇未便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