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段世垣被捕的一天，总统府的另一秘书马小进忽告失踪。这一事件引起了总统府的大骚动，大家疑心果然有“乱党”混进府来了，有人说在应考县知事的考员中也有“奸细”混迹在内。疑心极重又胆小如鼠的袁立刻命令侍卫处更换出入公府的腰牌，新腰牌要粘贴使用个人的小照，以防冒名混进。这一案件牵涉的范围很广，段世垣的朋友、国会议员河南人林英钟和山东人徐镜心都因嫌疑被捕，不久都被杀害了。同时还有很多人被捕、被杀或失踪，姓名都没有公布出来。独有段世垣不知道走了哪一条脚路，被判死刑，宣布缓刑，发往军前效力。4月间，白狼军由荆紫关进到陕西，长驱而入渭南，有渡河而北的模样。陕西都督急调旅长陈树藩布防西安以东之线。白狼军出其不意地从渭南折回到商县。根据官方情报，白狠军拟由商县向北直趋西安，因此又调兵到蓝关以固西安的外围。在此以后的几天内，就找不到白狼军的动静了，但当白狼军绕道山阳、孝义而在西安以南20里的大峪口出现的时候，西安大为震动。陕西都督只求守得住西安，几乎把四面八方的兵力都调回来，而白狼军忽又绕道秦岭、子午谷向西，横扫鄂县、周至、眉县一带，然后渡过黄河，向北经岐山、扶风、武功、咸阳、醴泉而达乾州。根据各方报告，证明白狼军的纪律比政府军好得多。他们到达武功附近时，城内商人献银一万两犒军，白狼只派代表进城取回银两，约束兵士不许入城，并出布告保护正当商人和外国侨民。由醴泉到达乾州时，仅仅放火焚烧了政府机关，所有民房一概不动，并下令严禁奸淫、抢劫等行为。白狼军是在5月3日以后进到甘肃境界的。他们在陕西、甘肃的流动战，使政府军陷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同时也使他们自身过度疲劳。由于甘肃发生时疫，白狼军将士颇有死亡，著名的战略家李鸿宾也病死了，这使他们的士气受到很大的影响。更坏的是，他们盲目地进到洮、岷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武装发生冲突，使兵力受到不必要的严重损失。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又折回到陕西来，通过宝鸡、凤翔、眉县、扶风、周至、眉县，进抵西安郊外。6月20日，那个带兵援陕的第七师师长陆建章演了一出“夺帅印”，坐上了陕西都督的位子。他的大儿子陆承武带兵一团到西安城外布防。在一天晚上，西安人民听到城外炮声震天，大家都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等到天亮了，炮声也停止了，城外的消息传进来，原来昨晚交战的并不是白狼军与政府军，而是陆承武的一营军队与另外一营军队在黑夜中彼此互认为白狼军而混战了一夜。白狼军星驰电掣地回到老家河南，在陕西的北洋军一直尾追到潼关，打了一个空前“大捷”的电报。此时白狼军已经走上了瓦解和消灭的道路。白狼军回到河南，想在故乡补充兵力，并获得一个喘息时期，但是兵士不服约束，纷纷离队回家，他们已经不能成为一个战斗团体了。最“勇敢”的政府军是赵倜所统率的毅军。他们由河南追到陕西，由陕西追到甘肃，又由甘肃折回陕西，一路尾送白狼军回到河南。由于这趟辛苦，袁首先撤销了对赵倜的处分。随着白狼军的瓦解，一批又一批的受过革职留任处分的高级军官都因“剿匪得力”得到开复，连那个被撤职的前河南都督张镇芳也因“事前计划周密”而发还了勋位、勋章。以前神出鬼没的白狼，此时忽然被政府军击死。袁发表赵倜的报告：“据镇嵩军刘统领镇华称，张治功电称，前派靳副官敬民、王队长景元混入匪杆内。8月5日午后，在鲁山附近大营北20里石庄将白匪击毙。匪尸已解省辨认。”又发表田文烈的报告：“狼身*，已于8日将首级由汽车解到，装以木笼，悬之迎薰门城墙上。”8月9日，袁发表“褒功令”，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刘镇华晋级中将并授以勋五位，张治功升授少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袁政府(4)8月12日，袁忽又撤销了这个“褒功令”，另外发表命令说：“续据河南护军使赵倜电陈，白匪毙命，确系田作霖、张敬尧、牛桂林、刘宝善各支队先后在三山寨等处围剿，白匪迭受重伤，旋即毙命，匪党移尸掩匿石庄附近，张治功适在该处查获等情。张治功迹近冒功，刘镇华未经实查，遽予转报，殊属不合。姑念搜捕甚力，免予议处。应将九日策令取消。”此后不久，袁任命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9月20日)，升任张敬尧为第七师师长(10月15日)，但白狼是否被杀，始终是一件疑案。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在中国展开了白热化的外交战。日本对德宣战后，青岛局势紧张在政府军倾其全力攻打白狼军的同时，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大水成灾，南北各地发生纸币贬值的狂潮。为了解救中央的财政危机，袁以币制改革为名，又向五国银行团进行2500万镑的第二次大借款。正在商谈的时候，不料霹雳一声，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借款谈判因而停止进行。8月6日，袁以中国政府名义宣布中国对欧战严守中立，并电请美国政府转达参战各国勿在中国领土上发生作战行为。美国没有明确的回答。日本驻华代办小幡抗议中国政府不应向美国提出此项请求。同时，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BaronMaltzan)照会外交部，请禁止交战国兵士通过中国领土。此后，欧洲交战国双方在中国展开了白热化的外交战。马尔参在北京组织“中德协会”以联络中国方面的朝野人士。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Jordan)、法国公使康悌(Conty)、俄国公使库鲁朋斯基(MBKroupensky)则因中国政府并不停付德国的庚子赔款，德国得以利用此款在中国境内进行不利于协约国的宣传动，表示很大不满。三国公使还因青岛德军利用中国人构筑防御工事，向袁政府提出了抗议。8月15日，日本政府以“日英同盟”及“确保东亚和平”为借口，向德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完全解除武装，胶州湾租借地限于9月15日以前无条件地交与日本，以便将来交还中国。以上两项，8月23日正午以前如无满意之答复，则日本将采取必要之措置。同一天，德国代办马尔参公开表示，“德国可以考虑将青岛交还中国，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8月16日，日本代办小幡警告中国不得从德国人手中接受青岛，否则日本将认为中国自行破坏中立。8月21日，日本《朝日新闻》载有一项骇人听闻的消息，日本将向中国提出中日新议定书六条：一、日本帝国政府确保*共和国之独立及领土安全；二、因第三国侵害*共和国之安宁，或于领土保全上有危险之地位，日本帝国政府须取临时必要之处置；三、*共和国政府不得妨碍日本帝国政府右(上)列之行动，而予日本以相当之便利；四、日本帝国为欲达其前项之目的，在军略上必要之地点，得临时收用之；五、非经两国政府互相承认，不得与第三国缔结违背本协约之条约；六、与本协约关连之未尽各细目，由两国代表临时协定之。这个议定书一望而知其为日韩议定书的翻版。这项消息不但引起中国各方面的大震动，而且也引起欧美各国外交使节的密切注视，纷纷向中国外交部探询虚实。袁命外交部向日使馆查问，日使馆极口予以否认。不难理解，这项消息不是《朝日新闻》凭空捏造的，后来日本政府并未提出，是因日本陆军派与非陆军派对这个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没有取得一致。这项消息传出后，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各报纷纷著论抨击，日本政府竟然捏造中美同盟的假消息以资抵制。8月21日，日本政府要求将山东省黄河南岸地区划作非中立区，袁政府予以拒绝。29日，日本退一步要求将潍县、诸城以东地区划作战区，并称无论中国同意与否，日本势在必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袁政府(5)8月23日，日本政府因德国无满意答复，正式宣布对德作战。同一天，德国代办马尔参又向袁政府表示德国愿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地交还中国。袁政府不敢直接接受，电请美国政府代接受后转还中国。美国政府置之不理。俄国公使库鲁朋斯基与袁及其周围人物经常保持联系。他提供情报说：“德国方面以重金组织一个专事联络中国人、朝鲜人的秘密团体，名为巩卫团。该团总部设于奉天，以破坏日俄两国在满蒙一带的粮台、营垒、军火库为其主要目标，已募得七八百人，并指定其中二十三人为干事。该团总团长为德国人牟里哈。”他又报告说：“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奉德皇威廉二世之命，秘密接洽德日同盟，以承认日本在中国自由行动为主要交换条件。马尔参本人和德国记者柯理格尔(MKrieger)经常鬼鬼祟祟地出入于日本公使馆之门。”他在报告中附带表示他的意见和看法：“依我估计，德日同盟是不能实现的，而日本在中国自由行动则是不能避免的。日本占领青岛后，把青岛交还中国，那是断断乎不会有的事情。而且，还得提防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个报告，显然具有挑拨离间和拉拢中国的用意。德皇威廉二世也很重视中国和远东方面的动态。他派老朋友辛慈(Schintz)接任驻华公使。辛慈曾任德国驻俄海军武官，精通英、俄、法三国语言，又善于化装之术，是个有名的国际间谍。他原任德国驻墨西哥公使，接到德皇的电召后，先由墨西哥到美国，随即化装为英国人，乘坐英国轮船到伦敦，再由伦敦绕道鹿特丹回到德国。在协约国对德国人采取严密监视的紧张情况下，辛慈能够通过几个国家安然回到德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辛慈在明资会见了德皇。德皇向他说：“你冒险回国来，我希望你能够再冒一次更大的险。我想派你到中国去。”辛慈原有意于回到海军岗位上，但他不能不服从皇帝的命令，因此又由原道到英国，并在英国再乘原坐的英国轮船到美国。他自以为他是船上的熟面孔，可以避免别人注目，但是协约国间谍已经注意到这个来去匆匆、独坐无侣的“英国人”。当他在美国搭乘克利斯欣号轮船往日本时，美国报纸就指出轮船上有德国间谍混迹在内。日本的特务组织是世界有名的，因此，在中国的德国人都很替辛慈担心。但他不久公然出现于中国，这使德国人大为惊喜，日本人大为惊异。事情是这样的：当克利斯欣号轮船在日本靠岸时，日本警察多名登轮进行检查，满船货物都被检查到，甚至用长铁扦插入煤仓中，都没有发现什么。他经过上海时，很多新闻记者问他脱险的经过，他笑而不答。在北京下车时，很多日本人围拢来争看这个千变万化的德国人。辛慈到北京后，于1915年1月25日向袁呈递国书，并且立即展开了多方面的外交活动。他的活动中心是勾引中国军人，制造亲德气氛。在外交团中，与袁最接近的是英国公使朱尔典。他曾劝袁加入协约国，袁也同意加入，并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由协约国垫款整顿中国兵工厂，并请英法两国专家帮助中国制造军火，提高其质量，以应协约国之所需；二、协约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签订与中国有关之条约；三、上海租界不得包庇中国*。袁的看法正和西太后一样，把英国看作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了这座靠山，中国就可以阻挡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他在外交上所采取的正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他认为英国在英日同盟中居于主体的地位，日本不能不跟着英国走。他所提的第一、第二两个条件，其目的是在靠紧英国，抵制日本。第三个条件是用以消灭国民党人进行反袁活动的国内据点。他没有看到此时英国正在集中全力对付德国，在东方只有讨好日本，才能保持它在亚洲的既得权利。因此，有关亚洲的问题，不是日本跟着英国走，而是英国必须取得日本的谅解和合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袁政府(6)英国对袁所提的三个条件是可以同意的，并且取得了俄法两国的同意。最后征求日本的意见时，日本政府不但坚决反对，并且提出了“以后凡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必须先与日本磋商”的反要求。这样，英国劝诱袁政府参战的计划受到顿挫。袁把美国当作他的另一座靠山。当五国银行团借款谈判停顿时，他在总统府召开财政会议，建议向美国进行借款，并指定梁士诒、周自齐为接洽人。他说：“五国银行团虽然约定中国政府不能向这个机构以外进行借款，但是，它现在既无款可借，就没有理由反对我们向美国借款。”另一方面，美国也正在等候争夺中国的机会。1914年3月4日，美国芮恩施公使(PaulSReinsch)曾到公府访问梁士诒，告以美国退出银行团及日俄两国联合的秘密文件，并表示美国愿意借款给中国开办银行及进行北京市政建设。美国方面还有代中国建立海军以及煤油借款的风传。美国政府的这些企图，因为日本以武力侵占山东，中国局势动荡不定而停顿下来。总统府顾问、前任美国驻华公使洛克希尔(Rockhill)，也是美国政府摆在中国内部的一名活动家。他曾劝诱中国实业界人士组织赴美游览团。芮恩施也介绍美国麦登斯父子公司(Metherns&SonsCo)与中国政府合办“东方太平洋轮船公司”，资金200万美元，在纽约州注册，由美国人4名、中国人3名组成董事会，开辟一道出入于巴拿马运河的中美航线。这些都是美国乘交战国船只和出口商品大为减少，企图发展对华贸易的措施。此外，美国游华团(1912年曾到中国游历)上书袁政府，请在浦口拨地5000亩试办中美“模范城”。在这个新建城市内设立中美银行、中美学校、中美医院以及附属铁路等，一切费用均由美国负担。办理如有成绩，将来可以推广到中国其他各城市。这个计划也因英日两国的反对，没有实现。英法两国也利用时机在中国取得了一些利益。袁允许英国在中国搜集废铁，并由中国代为制造军械；允许法国在中国招募华工，送往法国战线服务。四日军在山东龙口及莱州地区登陆，先后占领胶济路全线和青岛过去日本虽然参加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联合侵略战线，但它并不感到满足。欧洲炮声一响，它认为这是排斥西方各国、独占中国的千载一时的机会，它所顾虑的只有一个美国，因为美国尚未卷入大战漩涡。日本首相大隈曾致电美国政府进行试探：“日本信义自守，断无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此电发出不久，日本随即利用对德宣战之名，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1914年9月2日，日本陆海军两万多人配合少数英军组织所谓英日联军，突然在山东龙口及莱州附近地区登陆。这个国际强盗不向欧洲出兵，而以中国胶州湾弹丸之地作为用兵德国的目的物，不直接进攻胶州湾，而首先侵占莱州半岛，这就足够说明它是到中国来趁火打劫的。美国政府对日本破坏中国中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野蛮行为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它仅仅给日本一个照会说：“如日本在胶州湾以外地区有所行动，必须先与美国商议。”这一表示使日本政府了解到美国政府除了关心它自己的在华权益外，所谓“保全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过是一句废话，而且日本军在胶州湾以外的龙口登陆，美国并无所表示，日本政府就更加可以放心大胆地为所欲为了。中国中立受到破坏后，9月3日袁政府不得已援引1904年日俄两国在辽东作战的前例，声明“在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各交战国必须行用之至少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地，仍悉照业经公布之条规完全施行。在以上所指各地方内，所有领土、行政权及官民之生命财产，各交战国仍须尊重”。这就是将潍县车站以东地区划作日德两国的交战区，以西地区则为中立区。21日袁政府又宣布胶济路线归中国保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袁政府(7)但是日本毫不顾及中国的声明，仍然按照它的计划进行。它扬言可在6小时之内攻下青岛。守青岛的德军一共只有6000人。德皇电令他们“必须战至最后之一人”。德国胶州总督华德克在日军进攻青岛之前，也夸称“日本攻占青岛，必须付出四万人的代价”。青岛德国当局仿照英国香港总督对待德侨的办法，在青岛的英国领事和英侨倘能安分守己而不违反当地的战时法规，准其照常居住，照常营业。但是对待非敌国的中国人民，他们却采取了横蛮无理的态度，除强迫劳动人民替他们挖掘战壕、搬运军用物资外，其余的中国居民都限期出境，过期如未迁出，则在战事结束以前不许离境。中国人在银行中的存款不许提走。青岛原是前清遗老和宗社党的“世外桃源”，此时以载沣为首的清室贵族都被迫迁回到北京来，遗老周馥、吕海寰、劳乃宣等也都离开了青岛，只有宗社党头子“恭亲王”溥伟不肯走。日军并无意于立即攻占青岛，它的兵力逐步向西发展。在日军登陆的同时，就有400多日本人改穿中国人的服装，来到济南，分别住在外国旅馆里，进行军事间谍活动，中国警察不敢施以检查。日军长驱无阻地进入到胶济线，9月25日占领潍县车站，11月5日占领青州车站，6日占领济南车站。中国军队奉令不许抵抗。日军在占领区内的暴行层出不穷。他们的邮电检查员在莱州检查邮袋后，将信件抛置满地而去。由于连日大雨，日军到民房避雨，将主人驱逐出外，擅自搜寻食物，并在堂屋中生火烘烤湿衣，因为一时找不到木料，就用门窗桌椅来代替。占领区的男丁被勒令挑水拾柴，妇女则纷纷逃避。日军在胶州闭城进行搜查，商店因之罢市。日军司令部公然在平度张贴布告说：“如于该村有一人犯妨碍日军之罪，该村人民尽处斩刑。”很多农民被认为有妨碍日军的嫌疑惨遭杀戮。平度县知事胡大华因为日军逼令签字，限期交出牛羊若干头，米面若干袋，违则军法从事，不得不躲藏在一个绅士的家里，随后被日军搜查出来，派兵加以监视，像对待犯人一样。日军占领胶济路全线后，把沿路矿山攫为己有，逐出华人，一律代以日本人。对于日军侵占胶济线以及它的种种强盗行为，袁政府除了提出抗议外不能更有所作为。日本公使公然强词夺理地回答一个照会说：“山东铁路为德国财产。胶济路所到之地，即胶州湾租借地延长之处。日本为破坏德国之根据地，占领胶济路及济南，殊属正当，与中国毫无关系。”11月7日，日军攻下青岛。德军被俘者2300余人。事前德国守军接有德皇的电令，叫他们毋庸死守。11月14日，胶州总督华德克被解往东京本愿寺监禁。这一天恰恰是德国强占青岛十七周年的日子。青岛既被日军攻下，袁就请日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日本政府置之不理。袁又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府，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请将占领山东各地的军队撤退，日本政府不但仍然置之不理，而且在山东各地设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线，驱逐青岛海关人员，完全把山东当作日本的领土。五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中国人民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抵制日货和救国储金运动袁虽然面临到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仍不放弃其帝制自为的野心，相反，在青岛战事结束后，他认为一场风波已经平息，便又继续排演“由总统变皇帝”的戏法。另一方面，日本的目的在于吞噬整个中国，山东一省并不能满足它的欲望，欧战的发生和袁氏进行帝制，正是它一步步地加紧武装侵略与外交讹诈的良好时机。1914年5月，日本驻华公使山座病死在北京，日本外务省派使馆参赞小幡为驻华代办。8月间，新任日本公使日置益来到中国，曾根据日本首相大隈的秘密指示，向袁暗示“中国应该有一个皇帝”。袁不便一口气就把他的内心暴露出来，还装腔作势地否认他有做皇帝的企图。日置益开门见山地说：“做皇帝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有一个重要的关键，中国政府应当向日本人民表示中国对日本的善意，才能获得日本政府的同情与支持。”这就是说，只要袁决心投降日本，日本就不会反对他由总统变为皇帝。同时，大隈曾向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袁的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是日本政府摆在袁身边的间谍，也竭力怂恿袁做皇帝，他所持的理由是，两国政体相同，对两国提携合作是更为有利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袁政府(8)日军攻下青岛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电召日置益回国商讨对华的新策略。12月日置益再到中国来，借口回任请求与袁面谈。1915年1月18日，他把企图变中国为日本保护国的“二十一条”当面递交袁。他说：“日本政府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中日两国的亲善关系加强，日本政府希望贵大总统高升一步。在商谈中，请贵大总统严守秘密。”一国外交代表与另一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不通过外交部而直接去找总统，这是国际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日本公使之所以有此创举，是抓住了袁偷偷摸摸地进行帝制的这个弱点，想以承认帝制交换袁承认它所提出的“二十一条”。日本政府之所以要求袁在商谈中保守秘密，是怕西方国家不甘心日本独占中国，因而从中作梗，使交涉不能顺利进行。袁把条文略略翻看了一下，就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袁于1月27日任命陆徵祥为外交总长。日置益压迫袁只能允许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及助理员一人参预此项交涉，其余人员一概不得过问。陆是个昏庸透顶的外交官，曹则早已被日本收买，又由于他擅长日语，在交涉中能起很大的作用。用这两个人办理这件交涉，不用说是完全符合于日本的利益的。2月2日，中日两国在外交部迎宾馆开始进行非正式谈判，参加者中国方面为陆、曹两人及外交部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为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和书记官高尾。日置益首先问陆、曹二人有无全权，并且不满意“非正式谈判”，即匆匆离席而去。3月5日正式谈判开始，袁政府要求日本方面对所提条件有所减让，以免引起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日本方面表示不能让步。3月14日，日本增派军队3万人来华，压迫袁政府就范。袁虽然遵照日方的意旨，在极端秘密中进行谈判，但是日本调兵遣将以及袁政府忙乱应付的迹象，无法掩人耳目，不久就由外国报纸将日本所提的条件内容宣布出来。条件共有五项，第一项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共计4条，第二项关于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共计7条，第三项关于日本在汉冶萍（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由张之洞创建于1908年，是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的特殊权利共计2条，第四项关于中国全国领土之件一条，第五项关于中日合办之件7条。这些条件包括开矿、筑路、设厂、中日人民杂居、聘用日本顾问及技师等等。根据这些条件，不仅为日本吞并满蒙提供了充分条件，而且日本在中国取得政治、军事、财政的监督权，取得警权及军火的垄断权，其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和福建省，第一步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第二步就是实现“中日合并”。毫无疑问，接受了这些条件，中国除亡于日本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途。这个消息传出来，立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端悲愤，纷纷向袁政府提出严厉的质问，纷纷提出抗战救国的正义要求，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上海人民首先发起救国储金，带头捐献的大多是工人、店员、贫苦学生、女佣、人力车夫，他们节食缩衣积下一点钱来献给国家，以供抗战之用。救国储金浪潮很快就扩展到全国，其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海外华侨纷纷汇款回国，有些青年华侨自愿回国参军。留日学生组织归国请愿团，分别到北京及各大城市请愿抗日救亡，并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讨论救亡计划。此外，断指血书，集众演说，在各省风起云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但是袁的心理与前清西太后一样，“宁亡于外寇，不亡于家奴”，对热爱祖国的人民采取了无耻的欺骗手段与残酷的屠杀手段。他一方面用“外交秘密”四个字回答人民的质问，拒绝公开条件内容和会谈经过，并于3月25日下令严禁抵制日货。命令中轻描淡写地说：“近有协议案件，外交部与驻京日使掬诚榷商，可望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他随即露出狰狞面目，想加爱国人士一顶“乱党”的帽子，以制止他们的爱国言论与救国行动。命令中写道：“倘有乱党假托名目，扰乱治安，着即严拿惩办，用维大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袁政府(9)留日学生的救国行动使他大为震怒。他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解散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禁止留日学生开会，否则停止官费，勒令回国，发交亲属看管。六日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英美劝袁接受。袁对日全面屈服日本政府压迫袁在交涉过程中保持秘密，第一是害怕中国人民的反对，第二是害怕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对。它以为在袁承认全部条件以后，把“既成事实”置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各国之前，就不怕有人推翻了。当条件内容在报纸上公布时，日本公使严厉谴责袁政府不应泄露秘密。当英、美、法三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时，日本政府既不便公然抵赖，又不敢全部公开，为了避免引起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严重摩擦，它只公开了第一、第二两项共计11条，隐瞒了第三至第五项的10条。3月17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在安定门坠马伤足，由小幡代理参加谈判。从2月2日到4月17日，谈判共举行过25次，袁政府所提的对案及修正案，日本方面都表示不能接受。4月26日，日本自行提出修正案，从第一项到第三项，仍须维持原案，第四项不订入条约内，改由袁政府“自动”发表声明，第五项则与此次交涉分开，日后另行协商。显而易见，这个修正案在内容上丝毫没有让步，只是在形式上和步骤上做得和缓些，用以减轻对西方三国的更大刺激，同时对袁政府也可以作为一种让步姿态。在交涉的过程中，日本除以武力恫吓外，还采取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例如：收买各国记者散布“中德亲善”和“中国行将加入同盟国”的假消息，借以离间中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收买汉奸窃取中国情报等等。财政部库藏司职员王长庚因偷窃财政预算案内容献与日本，被判处徒刑八年。其实，这只是出卖国家情报中的一个“苍蝇”。主持此项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一次他在公府会议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前早已得知日本将提出“二十一条”。此言一出，气得袁站起身来大声斥责说：“你为什么不早来报告我!”日本人窃取中国情报，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内奸，而且也可以亲自出马。日本的外交官、武官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中国境内进行各项间谍活动，日本政府派到中国来的间谍可以化装为旅行家或者利用其他名义，在这个门户洞开的国度里以“贵宾”的身份出现。这个时期，不但全国人民誓死反对袁政府秘而不宣的卖国投降政策，就是袁所卵翼的北洋军阀，以冯国璋为首的十九省军事长官也曾发表联名通电，“请缨为国御侮”。袁命令他们只许对内，不许对外。命令说：“该将军等既属军职，自应专致力于军事，越俎代谋，实非所宜。……如有造谣生事者，仰该将军等协同地方官禁止，至要，勿误。”他又指使外交部通电欺骗全国说：“全案确已修正，当可和平解决。外间谣言，统属无稽。”在交涉的过程中，袁认为日本的真实目的在于山东一省，它漫天开价，“二十一条”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他斥叱曹汝霖没有早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报告他，这是因为他认为如果早些知道这个消息，就可以运用破了产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趁日本尚未提出时，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阻止日本提出，以便化大事为“小事”。他始终对英美存有幻想，认为日本没有打破列强均势，侵略整个中国的勇气，所以到5月1日，他还命令外交部提出中国方面的修正案，并请日本无条件交还胶州湾租借地，负责赔偿山东军民因日本进兵所受的各项损失。5月7日，日本政府突然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5月9日午后6时以前对日本所提的修正案作满意之答复，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行必要之手段。8日上下午，袁手忙脚乱地在春藕斋、纯一斋召集各部总长、参政，院参政举行特别会议两次。8日正午，朱尔典匆忙地到外交部找陆徵祥谈话。他气急败坏地说：“中国已面临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来已有40年，和袁大总统也有30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过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之余地。此时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全部条件外，别无自全之道。请贵总长代达我的意见于袁大总统。”同一天，美国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政府“应该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摩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袁政府(10)袁正在做着总统变皇帝的梦，根本就没有作过抵抗日本的准备。这两个靠山既然都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他就没有主意了，因此，他在下午的会议席上发表了一段“泪随声下”的演说，决定全盘接受日本的修正案。他厚颜无耻地把日本“撤回”(事实上不是撤回而是另案讨论)第五项要求吹嘘为“誓死力争”的结果，把朱尔典出卖中国绥靖日本的劝告说成是“善意可感”，这是他又一次施用其欺骗全国人民的*法。根据外交惯例，一国政府在致送回文之前，仅将致送时间通知对方。日本代理人曹汝霖却把回文的内容也提早地透露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因此日置益于8日下午坚决要求先看回文的底稿。当外交部秘书施履本亲往日使馆交阅底稿时，日置益看到回文中只提及“第五项与此次交涉脱离”，并未注明“日后另行协商”，他就大发脾气说：“此项回文，本使未便接受!”施回到外交部向曹请示，曹在回文上擅自加了“容日协商”字样，派施再往日使馆送交复阅。日置益按照自己的意图，又在回文上作了某些修正，直到深夜一时才修改完毕。第二天，袁得知这个消息，又大骂曹不应当不请示而行，并将准备颁给他勋三位的一道命令临时撤销。说来令人齿冷，这位“威震全国”的大总统，明明知道曹是日本奸细，但又不敢撤换他，甚至不久还要给他一个“仪同特任”的待遇。关于条件的第四项，“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无论何国，不得承认租借或让与”，在回文中曾经同意由中国政府自行发表声明。如果袁政府无端地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会引起各方面的猜疑的。幸而袁是个舞文弄墨的专家，善于在难题目之下做出文章来，把丑事说成是好事的；他授意参政院提出“巩固国防建议案”，即根据该案于5月14日发表申令，把第四项条文的内容加了进去，仅将“不得”两字改成“概不”，作为另一形式的声明。5月13日，美国政府照会中日两国称：“如中日两国所订条约有妨害美国在华利益时，或为有害于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及门户开放政策者，则美国政府概不承认。”15日又有照会称：“现在交涉中之条约，其中任何条款经中国政府承认，而对在华外人之地位有所变更者，在最惠国待遇之原则下，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根据外电所传，早在5月6日，日本驻美大使珍田曾会晤美国国务卿白里安，探询美国对中日问题的意见。白里安答以“美国在华权利不容有所变更”。日本政府因为美国并无进一步的表示，才放心大胆地向袁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以上说明：美国政府所关心的只是美国在华的权益，所谓保全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只是用以保证美国权益的一个交换条件。5月25日，袁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了这个亡国条约。他厚颜无耻地通电各省文武长官说：“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即日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希饬属晓谕通知。”同时，他却亲笔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日子的惨痛教训。他又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有5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装腔作势地说：“这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他的公开通电和秘密文件互相矛盾，这是他用以欺骗全国人民的双重手腕，因为在当时，为了和缓全国人民的反对，他不能不用“无损主权”的谎言来隐瞒交涉失败的真相。他又考虑到这个失败是终于隐瞒不了的，因此又准备好秘密文件来进行下一步的欺骗，借以推卸责任，并使人们相信他不是卖国者而是爱国者。交涉结束后，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公然电贺“元首交涉胜利”，请择期举行庆祝。七中国人民规定国耻纪念日。袁继续下令取缔抵制日货中日协定成立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首相入宫庆贺日皇。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性的庆祝。北京东城日侨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内务部命令警察厅派警加以保护，并派便衣侦探监视附近地区的中国居民。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大会，有若干爱国青年巡行市区加以阻止，全市商店闭门熄灯，停止夜市，日本方面竟出动水兵来弹压，后由中国军警自行出面制止爱国*，日兵才撤回到军舰上。事后日置益竟以汉*动为由提出警告，袁政府还郑重其事地向他道歉了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袁政府(11)当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京津火车和津沪轮船拥挤不堪，都是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眷属。天津租界区的房租突然高涨。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在对日屈服后涌现了救国储金和抵制日货的最高潮，人民团体规定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上海市民拟在九亩地举行国民大会，被军警制止，并拘去代表数人，发出去的电报也被扣留。北京新华茶馆店主马麟痛心国事，跑到中央公园持刀自杀，刀子被人夺去，右手食指受伤。长沙有一个店员投湘江自杀，一个青年由天心阁跳城自杀。此外，因参加爱国运动受到官吏*的以及因痛心国难而自杀的，全国各地时有发生。曹汝霖是众口指责的卖国贼。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吓得陆徵祥、曹汝霖都通电辞职。陆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的一句话，曹电则谓“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部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关于加注这四个字的问题，袁是说曹并未请示而擅自决定的，曹的说法却不同，他说是请示后才敢加注的。这是卖国政府当局相互推卸责任的丑态。其实，这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使曹向袁请示，袁能够拒绝不签吗?不过曹倚仗日本人的势力，敢于越权行事，目无上级，袁对他确实不满，但也无可如何。例如：肃政厅对曹拟提出弹劾案，袁还授意他们不要提出来。辫子军大帅张勋也电请“宣布曹贼越职侵权、误国害民之罪，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也没有下文。但是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因代转福州人民团体请拒绝签字的一个电报，却受到袁的严词申斥。日本公使又压迫袁取缔各省的排斥日货运动。6月16日，袁下了重申取缔排斥日货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使的不满而被撤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北洋内讧(1)一袁拟用蔡锷改造北洋派，因顾虑多端未实现袁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在政治上不敢引用新人材，怕的是新人材取得政治地位后会要“革”他的命，因此在他进行帝制活动的时候，起用清朝旧官僚和投机政客，而把一切实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甚至以前各省呈报国务院的文件，也都不许呈报政事堂而须直接呈报总统。在军事上，北洋军阀是他多年来所孵育的爪牙，这些攀龙附凤的将军们，已经逐步地爬上了很高的位子，一个个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就不像以前那样把袁宫保当作衣食父母而百依百顺了。袁既然准备做皇帝，就不能不在正大位之前，扭转这种“尾大不掉”的趋势，因此，他感到有改造北洋派、解除旧将兵权的必要。袁早已看中蔡锷是个长于练兵的军事人材。蔡被袁骗到北京加以监视后，经常与湖南同乡杨度往来，通过杨的关系，与总统府内史夏寿田也有往来。杨早已看出袁对北洋旧将有所不满，并且有改造北洋派的决心，因此与夏里应外合地推荐蔡主持新的建军工作。这个建议正与袁的心意相符合。当然，如果蔡拥兵在外，袁对他是不放心的，而把他圈禁在北京城，叫他主持建军工作，就没有什么可怕了。但袁始终把梁启超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假想敌，不能不顾虑到梁蔡之间的密切关系。杨对此却有不同的见解，认为：“师生关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梁卓如就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而现在康梁分了家。如果总统结之以恩，蔡松坡必然乐为总统所用。”这种看法又与袁的见解相符合，他从来就是拿功名富贵拉拢人的。因此，他向夏寿田说：“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我对南方人没有成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我未尝不可以重用他们。如果松坡靠得住，午诒，你就做他的副手吧!”夏是杨的同乡(湘潭人)、同学(王闿运的门人)，他做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又是杨所推荐的。夏的父亲夏时曾任前清陕西巡抚。袁用人从来就以门第为重，夏是豪门出身，而又具有办事殷勤和文思敏捷的优点，因此在总统府内史中是一个头等红人。夏虽不是军人出身，但袁此时正在准备恢复前清时期文人掌兵的制度。袁用人又惯于采取一种监视制度，用夏做蔡的副手，也正是用他来监视蔡的一种做法。袁打算先派蔡为参谋总长，以代从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任为陆军总长以代不听调度的段祺瑞。根据杨度的反映，蔡是预闻这个计划并且同意过的。蔡先后被任为政治会议议员、约*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并且一度有两广巡阅使的呼声，这些正是袁“结之以恩”的做法。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人选是极其严格的，一个南方人，又是一个非北洋派的下台军人，能够打入袁的最高军事机构，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袁身边有一个策士反对用南方人主持建军工作。他认为：“要完全解除北洋旧将的兵权是办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们的兵权，使他们不致成为中央(袁)的后患就够了。用南方人主持建军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于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袁)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这个意见又恰恰打中了袁的要害，因此，用蔡锷来改造北洋派的计划就被搁浅了。二袁段之间关系恶化，袁用王士珍代段为陆军总长北洋派的基础建立于小站练兵时期。那个时期，袁的全副精力都用在建军工作上，关于军队的编制与调遣，将领的选拔与补充，都是亲自动手。后来由于北洋军发展得太快，袁不能事必躬亲，冯段诸将的权力因之逐步提高。自从当了民国总统，袁的精力分散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更不能专心致志地用在军事方面，而北洋军在内战中有了更大的发展，分布的地区日广。此时北洋“三杰”平衡发展，互相牵制的局势已经不存在了，王士珍退隐正定，冯国璋外调南京，在中央长期主持军事的只有段棋瑞，鼎足三分之局一变而为大权独揽之局。当然，袁对军权看得很重，从来不肯放手，他在总统府设立军事处以便加强对全国陆军的控制，但是军事处长仍由陆军总长兼任，并不影响段的实际权力。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北洋内讧(2)段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以前没有掌握中枢大权，对袁的命令是百依百顺的。随着职权的提高，对袁的恭顺态度也日益减退，他不能容忍袁遇事掣他的肘，不甘心自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而袁也疑心他日益揽权是为了想在北洋派内造成一个小集团，以便进而篡夺他的兵权和政权。这种疑心既然有了萌芽，就逐渐扩大成为袁段之间的一道裂痕。1912年12月，袁派蒋百里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事前没有和段商量，因此该校经费往往受到陆军部的留难。蒋自杀未遂，愤而辞职，袁改派为公府军事处参议，段竟拒发委状(段以陆军总长兼任公府军事处长)。事为袁所知，不禁冲冲大怒，便又亲笔下条子派蒋为军事处头等参议，在头等之上加了两个大圈圈。这张条子交给幕府陈仲恕看过，并叫他转告蒋，暂时不要入府办公，以免受段之气。直到段解除军事处长兼职后，蒋才到府办事。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可说明袁段二人的矛盾，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在北洋“三杰”之中，袁对王士珍较为放心。王自清政府灭亡的时候起，就回到正定原籍，不过问民国的事。袁既然决心要排斥段，就感到有借重王的必要。1914年春天，袁派长子袁克定乘专车到正定迎接王进京。王表示无意于再参加政治活动。袁克定极力劝说他，不参加政治活动是一件事，到北京看看他的父亲是另外一件事。如果王一天不启程，他就一天守在正定不回北京。王终于情不可却地随同他来到北京。袁立刻授王为陆军上将，并派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统率办事处是1914年5月9日成立的，由陆军、海军、参谋三部总长及大元帅所派高级军官组织之。除三部总长为当然办事员外，第一批所派的办事员只有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三个人。这是袁把全国兵权从陆军部抢回到自己手里的一个具体措施。自从统率办事处成立以来，总统府军事处就取消了，段祺瑞退为办事员之一，而且陆军部的重要职权也都移到办事处，陆军部就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机关了。袁在清朝末年奉“旨”养疴时，曾将价值30万元的府学胡同私宅慷慨地赠与段。段在该宅辟有侧门与陆军部军需司的走廊相通，经常由此门出入。自从统率办事处成立以来，段就经常不到部，一切部务交由他的得意学生、陆军次长徐树铮代拆代行。有一天，袁召段进府来查问一件公事，段答以“要到部查明”，袁就满脸不高兴地说：“怎么还要查明，你的呈文不是已经送来了吗?”这样一来，使段很难为情。事实上，段根本没有看过这件公文，是次长代他签名送上来的。事后袁向人大发牢骚说：“咱们北洋团体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团体，华甫(冯)要睡到十二点钟以后才起床，芝泉(段)老不到部!”陆军部曾发生茶役藏置炸弹案，日本报纸指为是袁谋杀段的政治阴谋。从此段绝迹不到部。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却是袁最讨厌的人。一次袁表示要调动徐，段实在沉不住气了，就大声回答说：“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样办就怎样办!”1915年5月正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陆军部上了一道请求增加职员薪金的呈文，袁亲笔批了“稍有人心，当不出此”八个大字。对日屈服后，袁克定公开向人表示，陆军不能作战，部务无人负责，政府不能贸然决定抵抗日本。在这些情况之下，段终于不得不向袁呈请辞职，并赴西山养疴。袁以蔡代段的计划既然不能实现，就准备好以王(北方人)代段。但他仍然伪装诚意挽留的样子，一再给予假期，而王也怕有人骂他卖友求荣，一再表示不就陆军总长。到5月31日，袁下令派王署理陆军总长，并发表明令赐段人参4两、医药费5000元，遇有要政，仍须入府商议。8月29日，才明令解除段的陆军总长，正式派王继任。段离职后，袁又指使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订购外国军火浮报40万元，于6月26日免去其陆军次长，以田中玉继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北洋内讧(3)在此时期，袁对段越是客气，外间越是传说袁段即将决裂。8月3日，段发表辟谣电报说：“二十年前，大总统在小站练兵时，祺瑞以武备学生充下级武秩，与大总统素无关系，乃承采及虚声，立委为队统带，升任统制；及大总统东山再起，祺瑞复见任湖广总督、陆军总长等职。以大总统知祺瑞之深，信祺瑞之坚，遇祺瑞之厚，殆无可加，是以感恩知己，数十年如一日，分虽部下，情逾骨肉。近数年来，祺瑞因吐血失眠，吁请息肩。乃包藏祸心之某国报纸，以挑拨离间之诡计，直欲诬祺瑞为忘恩负义之徒，甚至伪造被人行刺之谣，更属毫无影响。不得不略表心迹，以息讹言。”但段所谓“吐血失眠”完全是自己捏造出来的鬼话，因此他越是辟谣，越加证明谣言不为无因。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也都证明了袁段关系的恶化。三袁废省改道、废督裁兵计划受阻。袁宣布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早在对南方用兵的初期，袁曾十分机密地制定了缩小全国行政域，即废省改道的计划。当时就有策士提醒他：“前方军事尚末结束，废督计划不宜行之过早，否则将使北洋将士灰心解体”。因此袁决定此项计划推迟进行参看第十一章第五节……自从新约法公布和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以来，袁认为他的权威已经大为提高，就想把废省改道的计划推广到全国范围来进行。但他仍然不能无所顾忌，乃先授意他的政治俘虏黎元洪发表一个主张废督及改建军区制的通电，以试探各省军阀的反应。此时袁打算采取迂回渐进的方法，第一步先将全国划分为五大军区，把那些拥兵最多和桀骜不驯的大军阀摆在军区长的位置上。以消除其对立情绪，那些弱小军阀就自然不敢反抗了，第二步再利用弱小军阀的集体力量来对付大军阀，消灭军区制而达到全国军权统于“一尊”的目的。随后他又考虑到全国大军阀不止5个，又有扩大为8个军区的拟议。废督、废省计划在开始决定的一个阶段，外间即有所风闻，这是由于*者的身边不会都是忠心耿耿替他保守秘密的奴仆，而泄露秘密者也往往正是那些参预机密的“心腹”。自从黎元洪的废督主张发表后，废督计划成为半公开的秘密，北洋军阀对此大为不满。有的公开发牢骚说：“咱们出死入生替你打天下，你现在准备做皇帝，就想把咱们打入冷宫!”过去他们甘心做袁的应声虫，如对南用兵和解散国会等，只要袁的眉毛眼睛一动，他们就大吹大擂地替他担任吹鼓手和打手，但是问题牵涉到他们自己时，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为了反抗废督计划，他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有的要求发清欠饷：“政府哪一天发清欠饷，咱们就哪一天解甲归田”。这个要求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由于他们历年来浮报兵额和克扣军饷，积欠的数字很大，袁政府此时向五国银行团接洽第二次大借款尚无头绪，不可能清偿这些积欠，何况即使有此能力，谁能保证他们拿了钱就肯交出兵权来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公然用制造兵变的手段来威胁袁，借口兵变是由废督的空气酿成的，如果实行废督，兵变的范围将更加扩大。用制造兵变的手段来维持个*位，正是袁自己教给他们的方法。这些方法，吓得袁倒抽了一口冷气。但他为了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并不甘心放弃这个计划，他又想出了一个更加迂回曲折的办法，也就是吸收了以前策士所提供的“行之以渐而不操之过急”的意见，先废除“都督”这个名义，改称“将军”而暂时不变更其职权；另一方面恢复清朝文人掌兵的制度，将各省地方部队的管辖权划归民政长官，以分军事长官之势。他首先授意肃政史俞明震提出军民分治和军民长官不同城的建议，随后根据这个建议，规定各省巡防营、警备队划归民政长官管辖。1914年5月23日，他下令公布省、道、县的官制，各省观察使一律改称道尹，各省民政长一律改称巡按使。6月2日，下令公布各省所属道的区域表。6月30日，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北京及各省份设两种性质不同的将军，并发表大批任命令如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北洋内讧(4)一、裁撤吉林、黑龙江护军使；二、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三、任命张勋为定武上将军兼长江巡阅使；四、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加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任命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务；孟恩远为镇安左将军，督理吉林军务；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军务；靳云鹏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加将军衔，督理河南军务；任命阎锡山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朱瑞为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李纯为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倪嗣冲为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海军中将汤芗铭为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陆建章为咸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加将军衔，督理甘肃军务；新疆巡按使杨增新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唐继尧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理广东军务；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姜桂题为昭武上将军，督理热河军务；五、任命蔡锷为昭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张凤岁羽为扬威将军。命令说：“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立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同进升平之化。”因此，他用冠字的方法把将军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对于有地盘、有兵权的将军冠以“武”字，对于没有兵权和地盘的下台军人则冠以“威”字。根据袁的说法，无论在京内或京外，无论有无兵权和地盘，同样都是“将军”，两者之间可以调来调去，调到京里来的将军仍然可以外放到各省，而各省将军内调也并不损害他们的尊荣和地位。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是骗人的，各省军阀都能看得到，如果他们失去地盘和兵权，就会永远被袁打入冷宫(将军府)而没有翻身(外放)的机会。袁对任何人都是无所不用其骗的，对他所卵翼的北洋军阀也不例外。但各省军阀对于与他们有切身关系的问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废督命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贵州、绥远、察哈尔、福建四个省区都没有设立将军，正是因为这些省区都没有强大的军阀，对于弱小军阀没有用崇高的名号加以羁縻的必要。第二，段祺瑞管理将军府事务，也就是“京内”将军的最高首长。由于他没有直接兵权，所以冠的是一个“威”字。实际上袁的用意是要逐步地把各省大小军阀都调到北京来，把将军府作为收容他们的冷衙门，以贯彻其废省废督、集中军权于一身的既定计划。因此，凡是冠以“武”字的将军只是将军的一种过渡形式，最后全国将军都将成为有“威”可畏而无用“武”之地的“英雄”。第三，除开建威上将军之外，全国共有冠以“武”字的上将军6人。张勋是惟一没有固定地盘、不督理一省军务的上将军，他的“长江巡阅使”本是一个空头衔，长江各省的军务他都不能过问，而且他驻防的徐州也不属于长江范围之内。但他手下的兵很多，所以他能够荣获“武”字上将军的称号。姜桂题列入上将军是因为他的资格最老。此外，凡是有上将军的地方都是清朝设有总督的省区，这是袁有意识地恢复清朝督抚等级不同的一个表现。第四，东三省将军不冠以“武”字，而一律冠以“镇安”两个字，再用“上”、“左”、“右”这些方位字来作为区别，这是由于东三省靠近北京而又处于北京的后方，成为一个特别区域，“镇安”两个字具有镇抚、安定的用意。第五，各省将军所冠的另一字有的像谧号，如定武、宣武、昭武之类；有的嵌以辖地的地名，如泰武(泰安)、同武(大同)、昌武(南昌)、安武(安庆)、咸武(咸阳)、成武(成都)、宁武(南宁)之类。但在辖区的嵌字中，有的嵌以省会的名称，有的则嵌以省以内的另一地名，这是准备实施将军、巡按使不同城的一个步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北洋内讧(5)第六，直隶、河南、甘肃、新疆四省都是以巡按使加将军衔而兼管该省军务的，这又是恢复文人掌兵制度的一个开端，而且也是准备在这四省废除将军的一个步骤。第七，三个冠以“威”字的将军都是失去了兵权和地盘的下台都督，为各省将军内调后仍能保持其尊荣及地位提供了先例。第八，用将军的名称代替都督，也是袁“由总统变皇帝”戏法中的一个环节。他在文职中已经嵌进了“卿”的名称，在武职中又嵌进了“将军”的名称，将来在“卿”和“将军”之上再产生一个“皇帝”就更加显得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将军令发表后，即由副总统黎元洪领衔，众位将军列名，恭上袁一个“神武大元帅”的尊号。这个尊号寓有“大皇帝神圣英武”的意义。但因世界大战和山东问题发生，袁不好意思接受。以上就是袁准备变更全国行政区域借以削弱各省军阀兵权的初步措施。后来他不敢进一步地贯彻执行，甚至不得不迁就事实使这个计划成为泡影。例如，驻防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和第六师师长李纯的地位相等，袁在对南方用兵时，早就许下他一省都督的位置，后来李纯取得了江西都督，袁却把湖北都督畀予了赤手空拳的段芝贵，王大为不平，袁不得不提升他“帮办湖北军务”以平其气；而驻防岳州的第三师师长曹锟资格更老，责任更重大，袁又不得不提升曹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以提高其地位(以上均于1915年4月14日发表)。这次将军令发表后，对于这两个“候补将军”不能不有所点缀，同时还牵涉到与他们地位相等的另外一些武人，如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和驻防松江的第四师师长杨善德等。因此，袁又于7月18日对以上四人加以将军衔。同日，福建镇守使李厚基改为护军使，这是因为镇守使的地位在护军使之下，李既然督理一省军务，如果名义久居人下，也会引起他的不平。由于这一系列的措施，不仅袁的原定计划大打折扣，而且也使各省军阀更加认识到，只有加强军事实力，才能保全自己的权力地位。将军令发表后，有兵权而无地盘的张勋自己制定了一个长江巡阅使条例，呈请颁布施行。在这个条例里，把长江流域都划作他的势力范围。袁阅后大为惊骇，立刻亲批“该使不宜过劳”，并且指明长江上游已另“设员警备”，仅仅规定自安庆至上海一段为张的“巡阅”范围。关于军民分治，文武长官不同城和巡按使指挥地方部队等问题，也都不能贯彻执行。有些省没有正规军，如果将军交出地方部队的指挥权，就将一无所有。将军、巡按使不同城的问题，只在广西一省施行过，将军驻南宁，巡按使驻桂林。其余各省都没有施行。军民分治问题，首先响应者为倪嗣冲，他请辞去安徽巡按使的兼职，袁发表明令大加奖励。有些将军明辞暗不辞，吓得新派来的巡按使不敢到任，有些将军推荐自己的私党继任巡按使，而使巡按使成为将军的一个高级属员。四袁成立模范团并自任团长。模范团官兵的誓词在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以前，袁克定经常与德国丁克满少校、法国白礼苏中校等讨论军事学和训练新军的问题。在废省、废督计划遇到阻力的时候，袁克定向他的父亲建议在统率办事处直接领导下成立模范军，由大元帅兼任模范军军长。这个建议和清朝摄政王载沣集中兵权于皇室中央，组织禁卫军而自为统帅的目的是一样的。载沣组织禁卫军，其目的是把这个皇族军逐步发展起来，以便于逐步淘汰由汉族所统率的军队，加强满族对全国的统治力量。袁氏父子组织模范军，其动机则是为了削弱北洋旧将的兵权，实现中央军事集权，以便于造成袁家子孙世代相承的家天下。以前北洋军的军官来源是天津武备学堂，这个学堂久由段祺瑞主持控制，所以袁氏父子打算另辟途径，用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为模范军的各级军官。军官学校也和武备学堂一样，是荫昌在清朝末年创办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北洋内讧(6)可是袁毕竟是个胆小如鼠的人物。他鉴于清政府组织禁卫军曾经招致北洋军的极大反感，因而弄得军事解体，他不能不顾虑到模范军的目标太大，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反感，初步决定改为模范师，最后决定成立模范团。模范团的性质与模范军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军官训练班的扩大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为模范军。袁派王士珍为模范团筹备处处长，直隶于统率办事处，这就是用北方人、用北洋派宿将主持军事以避免引起北洋军反感的一种做法。该团成立于1914年10月23日，团本部设在北海，并在西城旃檀寺成立办公处。袁自兼团长，以曾任赤峰镇守使的陈光远为团副，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与陈光远均为办事员。同月27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袁派陆军上将、公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为代表，到该校发给毕业文凭，每人赠军刀一把。用大总统的名义发给毕业文凭，其目的在于建立袁与毕业生的师生关系，这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典型活动，而赠军刀则是从日皇赐士官毕业生以军刀的办法学得来的。荫昌在这批毕业生中挑选了属于直隶、河南、吉林、奉天等省籍贯者280人为“模范团”的中下士，其余派回本省见习，一律免其“觐见”。被挑选者都是北方人，可见袁的地域观念还是很浓厚的。模范团的士兵，由北洋军各师下级军官中抽调，驻淞沪的第四师就被抽调了490人。下级军官则由各师中上级军官抽派。袁预定模范团分作五期训练，每期训练半年，可产生四个旅的模范军军官，暂以训练十个师的军官为目标。袁无论怎样忙，每星期一定要骑马来观操一次，召集军官训话一次。各级军官升级时一定要到总统府向袁叩头谢恩。被挑选到模范团受训的官兵一定要举行效忠宣誓。1915年1月13日，第一期全体团员到关岳庙宣誓，袁派荫昌前往监誓。团副陈光远宣读誓词八条：“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每读一句，全体团员一定要高声附和一句。以前袁在北洋练兵时，各营都供有他的长生禄位牌，军官教导士兵说：“袁宫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咱们必须对他尽忠出力。”他现在又通过以上手续，以养成模范团官兵对他个人的盲目服从。模范团第一期结业后，袁就公开设立“新建陆军督练处”，并用拱卫军的名称代替模范军，成立了拱卫军步兵四旅，炮兵一团，骑兵一团，机关枪营一营，辎重营一营。全部军火都是事前在德国购来的。模范团第二期改由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挑选一批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与各师下级军官配合训练。由于参加了部分非军官出身的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所以第二期结业后，只能成立拱卫军两个旅。模范团在第二期以后，就因袁的倒台而瓦解，拱卫军的名称也随之而消灭。原有第一期成立的步兵四旅改编为陆军第十一、第十二两师，师长为李奎元、陈光远；第二期成立的两旅改编为陆军第九师，师长为陆锦。五袁任命陈宦为四川将军自从南方讨袁军失败后，北洋军分布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只有两广和四川云贵五省还是地方军的势力范围。广东龙济光不但与袁有历史渊源，而且还帮助袁对广东人民进行过极端残酷的*，袁对他较为放心。袁认为川滇黔三省是一个较大的缺口，在他准备称帝以前，决心要填补这个缺口，以纾西顾之忧。他十分慎重地挑选一个能够替他填补缺口的人物，选来选去选中了参谋部次长陈宦。陈与国民党及任何南方军事派系都没有渊源。他在前清时期主持过四川和云南的军事教育，这两省的高级军人大多是他的门生故吏。他名义上虽是次长，但是黎元洪是个挂名不到部的总长，他对参谋部的部务处理很合袁的意图。袁对全国军事采取分工研究的办法，指定一人一组，陈分得的是西南组，凡与川滇黔三省有关的军事问题，都由他负责研究并提出意见，以供采择。因此，他成为北洋派以外的袁系重要军事智囊之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北洋内讧(7)1915年2月20日，袁下令派陈宦会办四川军务，并在北洋军中抽调李炳之、伍祯祥、冯玉祥三个混成旅随同陈宦入川。这是袁准备以北洋军填补西南缺口的一个起点。根据北洋派的习惯，凡高级军官在离京赴职之前，必须到总统府向袁磕头谢恩，陈介绍三个旅长谒见袁时，也都举行了跪拜大礼。陈在启程赴任前，曾到总统府请袁面授机宜。袁想了一想说：“别的事情用不着我吩咐了。我想，四川自古以来称为天府之国，明朝藩王的殿址仍然存在，你去很好地把它修葺一下，也许我将来叫芸台(袁克定的别号)到四川来。你去和芸台一谈。你们当自己的弟兄看待。也许我将来叫你负更大的责任。”陈退下来到字廊去看袁克定。哪里知道，这位未来的皇太子眼睛生在额角上，区区一省军务会办不在他的眼下。陈十分扫兴地想要退出来，忽然袁的一个老家人飞步跑过来向袁克定说：“总统传下话来，叫大爷和陈大人换帖拜把子。”袁克定听了这句话，便立刻改口叫“二哥”(陈宦字二庵，排行第二)，并且换了一副极其亲热的态度，请他坐下密谈。陈问到袁克定的兄弟行，他皱着眉头很不乐意地说：“别提他们了，都不是好东西!”一省军务会办在北京城里不算很威风的人物。但当陈启程的一天，北京文武长官纷纷到车站送行，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密布，铁路两旁和月台上人山人海，除了孙中山和黎元洪到京时以外，不曾有过这样热闹的场面。3月12日火车到汉口大智门时，湖北文武官吏排队到站欢迎。18日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段芝贵和帮办湖北军务王占元特备大红请帖把陈和他的随员都接过江来，飨以极其丰盛的筵宴。陈换船于24日过沙市，26日到宜昌，每经过一个城市，岸上都放礼炮表示隆重的欢迎。船过巫峡时，陈不胜怅惘地回想起20年前搭臭干鱼船到四川的往事。他出身于湖北安陆县的一个农家，家中有母亲和哥哥。哥哥平日很虐待他，曾用铁器打他的头，使他晕了过去。此后他就离开故乡，在武昌住过自强学堂，在北京住过南学，中过拔贡，住过武备学堂。他的叔祖陈学芬曾任清政府的学部尚书，通过这个关系，河南林学政请他代阅试卷，每月给以膏火银16两。过了考期，他回到故乡来探望母亲。他曾经发誓不吃哥哥的饭，因此他寄宿在附近一所庙宇里。这是1904年(光绪三十年)的事情。他做梦不曾想到忽然有人汇来银子800两请他动身到四川，而汇款的人却是和他一面不相识的四川总督锡良。后来得知，锡良要网罗军事人材，林学政就推荐了他，事前并未告知他本人。他立刻拿出700两银子给母亲和哥哥，自己携带100两，搭臭干鱼船到四川去。当他在成都落栈后，当天到总督衙门挂号，次晚就有一个陌生的人跑来看他，而这个人正是权威赫赫的锡制军。只接谈了一次，锡良就派他充当四川讲武堂提调。不久锡良调任云贵总督，陈随同前往充当云南讲武堂监督。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时，他又跟随到奉天主持东北的练兵工作。一天上总督衙门，锡良忽然打开中门来迎接他。后来得知，锡良想保举他做新军统制，因为资格不够，特地替他捐了一个四品京堂，事前也并不告知。不久保举他充当第二十镇统制，又派他出洋考察德国陆军。这些往事历历浮上心头。因此，他在船上写了一首五言诗说，“二十年前事，追思亦怆神，有门常闭雪，无甑可生尘。世难惊奇险，家贫累老亲。回首望乡国，嗟予又西征。”陈到成都后，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因“丁艰”请假，职务由财政厅长刘莹泽代行，袁就于5月1日下令派陈兼任四川巡按使。6月22日，令调成武将军胡景伊“入觐”，派陈督理四川军务。这样，四川就成为袁的新征服地了。陈在成都每日忙于督修皇城，仿照北京宫殿式，朱甍画栋，壮丽夺目。有人问他为何重视这个不急之务，他说：“我是替老大(克定)当差的。将来他也许会被封为蜀王，我不能不替他准备好王府。”别人问：“太子要留在京里，为什么出就藩封?”他说，“皇位不一定轮到他，老头子(指袁)有立爱不立长的意思，我想老五(克权)最有希望。”那个人又问他：“太子到四川，将军将往何处去?”他说：“我以前由四川到云南，我想我会走上这条老路线。我的任务是做他们的开路先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北洋内讧(8)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1)一因清室保存帝号而产生的两个政府并立的怪现象。袁申斥劝进者的虚伪姿态清政府被推翻，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结果。但在最后的一个阶段，由于南京政府承认了所谓优待清室条件，清废帝仍可占居宫廷并保持皇帝的尊号，而接收临时政府职权的也正是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这样，就使*革命事业涂上了一道和平揖让的色彩，大大地模糊了它的政治意义。自从民国成立以来，这个没有土地、没有政权和人民的“君主”，仍然用宣统年号而不用民国年号，用农历而不用公历，仍然用辫发翎顶的服色，仍然在小朝廷内颁发“上谕”、举行跪拜大礼，仍然设立不受民国法律约束的“慎刑司”，甚至对民国在职人员生前赐寿赐职，死后赐谥赐恤，宣付史馆立传，这就造成了民国政府与清政府同时并存的怪现象。袁最怕别人骂他夺天下于妇人孺子之手。为了保持封建道德的外壳，他极力装做尊崇清室的模样，曾命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的礼节祝贺清废后的“皇寿”，废后逝世时又曾下令全国为之服丧1913年2月15日，袁派秘书长梁士诒持国书到清宫祝寿。国书上写着：“大*大总统谨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愿太后万寿无疆。”清室也用国书回答，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尧宫岁月，付天地之悠悠，禹甸河山，惧风云之扰扰。俯视者苍生待命，但期时和而年丰；仰愧者祖宗在天，敢曰河清而人寿。”同一天袁命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礼往贺。仅仅隔了6天，废太后因水肿病逝世。袁又通令全国下半旗1天，文武官吏服丧27天。清室报丧电由国务院代发，文中一律用“大清”字样……在北方各省都督中，有若干是由清朝督抚改头换面的人物，他们有的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有的死抓着清朝的旧制度、旧仪式不放。如新疆都督袁大化不肯废除顶戴，自称为都督兼巡抚部院；甘肃都督赵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辫子，并且禁止人民剪掉辫子1912年7月，旅京甘肃同乡请愿参议院转咨政府，勒令赵惟熙剪辫并保护剪辫的人民。；樊增祥反对官吏自称为“仆”，又向袁建议恢复五等爵位；赵尔巽下令勒令党人复业1912年3月3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下令说：“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冯国璋任禁卫军军统时因恐“两宫触目生悲”，下令北京南苑人民不许悬挂国旗；特别是张勋和他的军队仍然保持其作为效忠清政府之标志的大辫子，并且不止一次地发出拥护清朝的谬论清废后逝世时，张勋公然通电称为“国丧”，并大放厥词说：“我大总统及政府诸公，皆清朝200余年之臣子，即*人物，间有崛起草莽，其祖若父亦皆受禄于朝。”。以上事例，说明了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顽固守旧势力仍然异常猖獗，使人们很难看出*共和的新气象，甚至对已否改朝换代还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此外，还有一般遗老如梁鼎芬、劳乃宣之流，作尽了诸般丑态1913年4月3日为清朝废后“梓宫奉安”之期。灵车到了西陵，梁鼎芬、劳乃宣伏地痛哭，如丧考妣。孙宝琦穿了一套西服，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假装不认识他，上前问道：“先生，你是哪一国人?”孙说：“节庵(梁的别号)，你莫开玩笑呀。”梁呸了他一口：“谁跟你开玩笑!你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革命党，就不应该到这里来。如果还记得你是大清朝的官，为什么不穿孝服！”，其同道中人反而吹嘘他们“守志不屈”、“大义凛然”，这也是民国成立以来不应有而有的怪现象。以上都是民国成立后头两年的事情。在此时期，有些眼光敏锐的人所顾虑的，倒不是清室复辟的问题，而是袁本身秘密进行帝制活动的问题。从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一天起，此种怀疑心理早已存在，而且怀疑的人越来越多。袁本人则不止一次宣誓拥护共和政体，否认进行帝制活动。如1912年3月9日他发表就职宣言，“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瑕秽”；同年6月25日他通电宣言，“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1913年4月8日在致国会开幕的颂词中宣言，“共和国家由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缔造，国家主权当然归之于国民全体”。因此，怀疑袁的人也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认为袁所欲得的不是皇帝的地位，而是类似皇帝的*总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2)在这两年间，全国经常发生向袁劝进的丑人丑事。1913年2月28日，北京《国风报》载冯国璋、倪嗣冲的劝进密电，其中有这两句话：“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倾心，可寄将军于阃外。”这个电文虽被否认，有人却怀疑实有其事。此事发生不久，就有湖北商人裘平治等上袁一个条陈说，“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袁正想借一个机会表现他忠于*共和制，便于同年3月19日下了一道很长的命令，痛斥这个想投机做官的龌龊商人。命令说：“共和为最良之政体，治平之极轨。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就职宣誓，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竟有商民裘平治等呈称……(略)。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观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所有裘呈内列名之裘平治等，着湖北民政长严行查拿，按律惩治，以为猖狂恣肆、干冒不韪者戒。”当然，湖北民政长懂得袁的真正心理，是不会认真去查拿惩治的，而犯法者也懂得袁的真正心理，公然到北京自首，事实上是来讨赏求官的。此案如何发落，并无明文可考，但是犯法者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可以肯定的。仅仅隔了一个月，又有湖南人章忠翊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骈体文，标题为“劝正皇帝位表”，自称为臣，列举不可不正位的理由有六。袁又令湖南民政长拿办，也没有下文可查。二清室复辟之谣盛传。劳乃宣发表复辟谬论。宋育仁主张还政清室1914年，南方讨袁军完全失败后，袁解散了国会及各省自治机关，起用了徐世昌和清朝旧官僚重登政治舞台，并且采取了祭天祀孔、制礼作乐、恢复爵位等措施，特别是延揽大批“遗老”出山担任参政院参政，不能不使人又一次怀疑民国命运行将告终，帝政时期又将到来。这时有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做新朝皇帝的袁党，一种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后者从不同的角度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们以前把袁比作曹操、王莽，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而此时论调为之一变，极口赞美袁“才堪应变，忍辱负重，以报故君”。他们把袁所采取的一切复古政策当作是为清帝复辟扫除障碍的前提条件。他们认为：“过去由于全国人心倾向共和，国民党的力量非常强大，袁不得不伪装接受共和制度，才能保障皇室的安全，保全自己的实力，而当他的力量足以控制全国的时候他就准备还政清室，以全臣节。”1914年，袁敦聘前清大官僚赵尔巽担任清史馆馆长，大名士王闿运（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县人，所居名湘绮楼，所以很多人称为“王湘绮”。）担任国史馆馆长。赵原是不肯出来做“两朝*”的。袁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民国的事情。”因此，赵提出了替他的兄弟赵尔丰辨“诬”的一个交换条件赵尔丰是清末屠杀四川人民的刽子手，辛亥革命时被人民*。赵尔巽请袁替他“昭雪”，袁于1914年3月24日发表命令说：“前川督赵尔丰……洞明大局，赞成共和，确有实证。着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着内务部查明事实，宣付史馆，以彰劳荩。”，并且自编一首解嘲歌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这种不伦不类的态度，大概是从三国演义关云长“降汉不降曹”的故事中学来的。但是梁鼎芬还不以为然，写信责备他说：“清室未亡，何以要修清史。”梁的这种说法也不能认为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北京城中仍然有一个清室的“小朝廷”，“小朝廷”中仍然有一个称孤道寡的“小皇帝”。王闿运是个老“*才子”。1914年4月5日，王闿运应召由长沙启程北上，带他的“外室”周妈同行。路过湖北时，段芝贵设宴招待，他偕同周妈赴宴，毫无顾忌。有人到武功卫去看他，问他这样大的年纪，干嘛还要跑到北京来做官?他嘻皮笑脸地说：“做官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他同样用嘻皮笑脸的态度对待袁，他说总统府应当加挂一块横匾，横匾上应当题“旁观者清”四个字。有了横匾，就应当有楹联来配合，他代拟的联语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有人在上联加了“无分南北”四个字，下联加了“不是东西”四个字……”政事堂也应当有一块匾，匾上可题“清风徐来”四个字。袁对这位“耆年硕德”的老前辈当然使不出总统的威风来，只得干笑一阵，敷衍了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两种帝制路线(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