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袁世凯死期不远，章的牢狱之灾不会拖得太长。袁死后，黎元洪记起这位名重一时的国学大师，6月12日曾微服往访一次。不久浙督吕公望电请开释章，黎于22日复电称：“太炎已于前日撤除监视，昨午来府觌晤，据称急思南旋，请给护照，已交内政部照发矣。”6月25日，章太炎才堂而皇之地乘车赴津，即转车南下。7月5日到杭州，杭州人开了一次欢迎大会。此后或坐笋舆，或乘瓜艇，与汤夫人邀游于六桥三竺之间。对于过去的事，像是做了一场怪梦。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伪*”、“假统一”的局面已经告终，代之者为封建军阀*的局面。袁对异己分子肆无忌惮地进行了大清除和大屠杀，并且举行了检查邮电、逮捕议员、枪毙“乱党”等等事件，把全国造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恐怖世界。惟一能够保存的异派就是进步党，因为进步党对他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工具。1913年5月17日，袁捏造“血光团”事件，命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国民党员)，这是用非法手段逮捕国会议员的一个开端。7月27日，命令北京军警保护国会，所谓“保护”就是监视的变相名词。从8月6日到16日，下令解散了江西、广东、湖南等省的省议会。8月10日，下令通缉参议院议员居正、胡秉柯，众议院议员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8月22日，众议院议员伍汉持被枪毙。同月27日，又有两院议员丁象谦等8人被捕。9月3日，众议院议员徐秀钧在天津被枪决。随后又发生了解散国民党与解散国会等事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一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国民党“二次革命”前，杨士琦曾向杨度透露口风说：“辛亥年南方闹革命时，项城(指袁)不便直接取政权于清朝，最好的打算是，利用同盟会和革命军的力量推翻清朝；清朝推翻了，项城和同盟会的合作关系就失去了纽带，他必将排斥同盟会而独霸天下。现在这个时期就要到来。等到国民党(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他铲除了，他必将废止内阁制的临时约法而代之以总统制的新宪章。以后的政治趋向，总不外乎维新或守旧的两途，维新就要起用新人才推行新政，守旧就要把从前的旧官僚找出来恢复一切旧的规章制度。你在项城的夹袋中是新人才的魁首，将来的责任很大，事前必须作好准备。”这两个姓杨的都是袁的爪牙。杨士琦与袁的关系更深，他的哥哥就是清朝末年继袁之后做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杨士骧，而他本人随袁也很久，对袁的政治作风和阴谋诡计应该懂得更多。但他对袁的认识也还是不够的，他没有看清楚像袁这样一个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不可能走向所谓维新的道路，必然会走向起用旧官僚、恢复旧制度以巩固其封建统治的道路。杨度听了杨士琦的一席话，就私心窃喜地以未来的“宰辅”自居。国民党“二次革命”发生，外间果然有杨度或杨士琦组阁的空气。但到1913年7月30日，被袁挑选出来组织新内阁的，是与袁的关系并不怎么深的熊希龄。这不但是两杨所没有料想到的，全国各方面也因熊内阁的突然出现而感到惊奇。在提出熊内阁之前，袁曾派吴笈孙秘密到青岛迎接徐世昌来京。这就是杨士琦所讲的延揽旧官僚的征兆。徐是个不甘寂寞的旧官僚，他在青岛也不能安居，对老朋友的邀请当然很动心。但是那时候，他对南北战争还看不准谁胜谁败，还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前清遗老的假面目，因此装模作样地不答应马上出来。同时，袁也考虑到戏法不宜变得太快，在瓦解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以后，利用自居为中间派的进步党作为政治工具，替他铺平由*总统走向帝制的道路，是个巧妙适宜的策略。因此，他放弃了邀请徐参加政权的意见，改提熊组织内阁。熊在进步党中不算主要人物。他在唐内阁担任过财政总长，辞职后外调热河都统(1912年12月12日)，对于热河行宫盗宝一案，他犯有很大的嫌疑。袁生平最喜利用有弱点的人，因为有把柄抓在他的手里，他就不怕这个人跳出他的手掌心。熊正是因为有“弱点”而被袁看中了的。为了自高身价，熊接到组阁新命后，半推半就地不肯马上答应。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就接二连三地催他即日启程来京。梁的政治欲很高，生平又最恨别人称他是政论家而不是政治家，想在新阁中担任财政总长一显身手，又想替进步党开辟党费来源，所以他惟恐失去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此时国民党仍然是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但这个第一大政党是有名无实的，由于国民党军事失败，留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就像孤臣孽子一样，哪里还有勇气对袁进行斗争！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被袁收买而成为党中奸细；有些离开了北京，有些别树一帜；所以国会中第二政党进步党的阵容反而比它坚强。还有一部分国民党议员认为，进步党虽然是一个敌对的政党，但是进步党内阁总比军阀内阁好。在这些情况下，熊组阁顺利取得国会的同意。熊在组阁过程中仍然遇到一些麻烦，这些麻烦不是来自国会方面，而是来自袁的方面。熊准备组成全国第一流的“人才内阁”，把全国“大名流”都网罗进来，当然，这些“大名流”都是属于进步党或从前的君主立宪派的。这个计划与袁的意图不相符合。袁要把内阁的几个重要部都抓在自己的手里，首先就不肯把梁启超摆在财政总长的位子上。他交给熊一张内阁阁员名单：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刘冠雄请袁用其师严复为海军总长而愿自居其次，袁批：“断不准行”。）、内务总长朱启钤（朱启钤，字桂辛，贵州开县人，举人出身，曾拜徐世昌为义父。）、财政总长周自齐（周自齐，山东单县人，副贡出身。因生长于广东，与粤系财阀接近。）、外交总长孙宝琦、交通总长杨度或杨士琦。留下来教育、司法、农商三个部由熊自己支配，而这三个部在当时都是些无事可做的冷衙门。在袁与同盟会合作时期，他曾把这些冷衙门分配给同盟会，今天用来分配给手无寸铁的进步党，在他看来，已算得很高的代价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解散国民党和国会(2)但是进步党不肯放弃财政一席，而袁又认为梁不适宜于出掌财政。后来采取折衷办法，由熊自兼财政总长，而将周自齐调为交通总长。这样一来，杨度就从名单中被挤出来。熊和他本是多年的老朋友，请他“帮忙”改任教育总长，他随口答了一句很俏皮的话：“我帮忙不帮闲”。最后，除袁所指定的名单外，由熊自己支配的是以梁启超为司法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这三个“名流”加上熊本人，这个内阁也就够得上称为“名流内阁”了。有人认为，“名流内阁”除了其中某些阁员由同盟会人物换了进步党人物外，看不出与唐绍仪的“混合内阁”有何不同之点。二先选总统后制宪法的倒装戏法。国会选举总统的一幕丑剧袁的政治工具已经安排好，就开始演出“总统变皇帝”的戏法。这个戏法是分作几个幕次来表演的。第一步，由临时总统变为正式总统。临时约法具有代宪法的作用。根据临时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与组织法，于10个月内完成正式国会的选举与召集，再由正式国会制定宪法，然后根据宪法产生正式总统和正式政府。这是临时政府赖以产生和行使职权的法律根据。袁早已不满临时约法，更不满“临时总统”这个名称。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就迫切地要改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问题在于产生正式总统没有法律根据。选举总统必须根据总统选举法，而总统选举法为宪法的一部分，在宪法未制定和公布以前，不能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袁和他的党徒终于找到一个借口来策动先选总统。他们散布一种空气说：“由于民国没有正式总统，世界各国不肯承认，而由于民国未被承认，随时都存在清朝复辟和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因此，先选总统在今天是拥护共和、巩固民国的重要关键。”1913年8月5日，就有全国十九省区军事长官联名发表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宪法。谁都知道，北洋军是袁的政治资本，每逢重要关头，他就搬出这个法宝来卖弄一番，以求满足其政治野心。但是这次领衔通电的是非北洋派的军人黎元洪，而这个军人正是辛亥革命时他的正面敌人。利用以前的正面敌人代替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段祺瑞之流来做头名工具，声势就显得比前更大了。随后袁的党徒又想出来一个倒装戏法，这个戏法就是把总统选举法从宪法中抽出来，由国会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前予以制定，提前交国会通过并提前公布，以便提前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这个时候，国会中又产生了一个由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所组成的公民党。这个党不问而知是袁的御用党。此外，袁的半御用党进步党对这个戏法当然不会反对。估计可能反对的只有国民党，而国民党议员已经变成了袁的政治俘虏，只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有些国民党议员认为正式宪法比临时约法具有更大的约束力，还幻想在选举袁为正式总统之后，迅速制定和公布宪法，用以引袁走上法治轨道。他们自己蒙盖自己的眼睛，不肯正视现实：先选总统、后制宪法所关连的不仅是变更法律程序的问题，而更为严重的是*者在宪法尚未产生以前，随心所欲地玩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宪法，只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局，哪里谈得上有约束力呢!9月5日，参众两院通过了先选总统案。10月4日，宪*议公布了匆匆制成的总统选举法。袁迫不及待地要在民国的第二届*就任正式总统，所以两院又开快车于10月6日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根据当时的情况，全国没有一个人竞选总统，进步党竭力拥护，国民党无力反抗，袁当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做贼心虚的*者，还怕大总统这颗金印从他的手指缝里掉出去，于是他又使用他的法宝，派出几千名便衣军警、侦探、兵痞和流氓组成所谓公民团，在选举的这天，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只许进不许出，并且耀武扬威地大喊大叫：“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解散国民党和国会(3)这样一来，反而激怒了部分议员不肯投袁的票。这天两院议员共到759人。根据总统选举法：“总统选举以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之列席，用无记名投票行之。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为当选。但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人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之半者为当选。”第一次开票结果，袁得471票，黎元洪得154票，此外孙文、伍廷芳各得几票，没有人达到投票人3/4的规定数，因此又进行了第二次投票选举。第二次开票结果，袁的票数增加到497，黎也增加到162，仍然没有人当选。直到第三次就袁、黎二人决选时，袁才以507票对黎的179票当选。这次选举是在武力威胁国会和没有竞选对象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投票三次才得勉强当选，与上一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全场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且称之为“中国之华盛顿”的情形相比，就显得冷暖大不相同了。当议场宣布袁当选时，门外匪徒在有人指使下大呼“大总统万岁”，才纷纷解围讨赏去了。可是两院议员从上午8时进场投票，一直忍饥挨饿，到晚上10时才得恢复自由，大家都弄得疲惫不堪。第二天选举副总统时，匪徒们不再来捧场了，黎元洪在719票中以610票当选。10月10日，袁在以前清朝皇帝登基的太和殿就职，就职后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典礼。即日发表国庆日授勋令，得到勋一位的是清室总管世续、前清遗老徐世昌、袁的特务头子赵秉钧。全国各方面都因这些家伙取得民国最高荣典，感到十分惊讶。在同一天的授勋令中，各省都督大多得到勋二位，而各省民政长只得到勋三位或者勋四位，这是袁重武轻文的一种表现。在袁就职的一天，俄、法、英、德、奥、意、日、比、丹、葡、荷、瑞、挪等国政府均发出照会承认*，恰恰印证了袁党所谓“民国有了正式总统，他们才肯承认”的鬼话。可是，谁也知道，这是帝国主义与封建政权早已布置好的一套双簧。三袁向国会提出增修临时约法案。袁下令解散国民党第二步，把立法机关变成御用机关。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对待这个政敌的态度，只把一切责任归在国民党领袖和国民党军人身上，国民党仍能合法存在，国民党议员仍能照常出席国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因为袁从来不曾有过这种休休有容的风度。这个问题在总统选举前后得到了回答：原来袁要利用国会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过早地解散国民党，以国民党为多数党的国会就会因而瓦解，而推迟在选举总统后解散国民党，然后再使国会“无疾而终”，这是最能适应袁的野心的一个办法。当宪*议公布总统选举法的时候，袁就很不高兴，认为法律的公布权应当属于总统，立法机关不能直接公布。当时他要利用国会选举总统，不便提出抗议，而且他还要赶在*的一天就职，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争论，所以他采取了若无其事的态度。当总统到手后，他的态度突然转变，以临时约法第三十条为根据，向宪*议提出法律的公布权问题。他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说：“大总统选举法由宪*议径行公布，仅抄录全案咨达大总统，显然与临时约法之规定不符，违反国家立法程序。……若长此不言，不惟使民国议会蒙破坏约法之嫌，抑且恐令全国国民开弁髦约法之渐。……其蔑视本大总统之职权关系犹小，其故违民国之根本约法影响实巨。”这个屡次破坏约法的*者，公然表现为约法的拥护者，其动机不仅在于法律的公布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借这个问题打击宪*议，破坏国会威信，从而为他本人干涉制宪和解散国会提供前提条件。显而易见，违反立法程序的正是袁本身，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就是与临时约法的规定不相符合的。若说公布权的问题不合程序，袁为什么当时默而不言，甚至还要利用这个不合程序的选举法来选举总统，而在事后才提出异议呢?这件事情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者所乐于“遵守”的法律，不是法律的全部，而是某一时期可供利用或者某些有利于他的条文，遇到法律与他的切身利益相抵触时，就加以践踏和撕毁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解散国民党和国会(4)袁提出上项咨文后仅隔两天，没有等待回答，就进一步地向众议院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把以责任内阁制为实质的临时约法修改为施行总统制的约法。他提出临时约法有应修正者三条，有应追加者二条。应修正者，是把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大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得任命国务员及外交使节，得宣战、媾和及与外国缔结条约，但均须提交参议院议决或取得参议院之同意”等条文，取消“但……”的内容，使大总统无须取得国会决议或同意就能行使这些权力。应追加者是：“大总统为保持公安，防御灾患，于国会闭会时，得制定与法律同效力之教令。大总统遇有紧急需用，得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这个提案所争者不仅是法律的公布权问题，而是要扩大总统的权力到最大限度，并且假口“紧急措施”，总统有权变更法律或制定另一形式的法律。这是中外古今一切*者惯于采取的玩弄法律的一种手段。此时国会制宪已进入到三读会，国会认为正式宪法即将完成，临时约法即将废止，没有增修临时约法的必要。10月18日，袁没有等待国会的回答，忽派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等人代表他列席宪*议。他在咨文中强词夺理地说：“本大总统既为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之国家元首，于关系治乱兴亡之*，若不能有一定之意思表示，使议法者知所折衷，则由国家根本*所发生之危险，势必酝酿于无形，甚或挽救无术。因此，特饬国务院派遣委员八人列席宪*议，代达本大总统之意见。”此时国会已经成为袁的附属品，袁欲如何便如何，宪*议对扩大总统权力是可以接受并且正在准备接受的。进步党以及国民党的“俘虏们”所求于袁者，只是维持国会的外貌尊严，维持议员的个人地位，依照一定的程序，制定一部可以供袁利用的宪法。但是袁竟然派员直接干涉制宪，这就牵涉到国会的尊严问题，使国会没有接受的余地。由于国会拒不接待八代表，袁怒不可遏地提前采取了取缔国民党和破坏国会的另一步骤。10月25日，袁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说：“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宪法草案侵犯政府特权，消灭行政独立，形成国会专制。……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利害与共，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共抒谠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选。”早在袁就职的第二天，安徽都督倪嗣冲就已通电主张解散国民党，“凡该党身居要津者，均驱之回籍”。自袁通电启示后，那些狐群狗党就纷纷发表他们的“谠论”。辫子军大帅张勋痛斥“宪法草案荒谬绝伦”，并自告奋勇地说：“勋虽不才，诛锄叛逆，以身许国，万死不辞。”淮军老将姜桂题骂国会议员为“国民公敌”、“少年新进”，提出了“取消党会，扫除机关”的建议。还有人主张解散国会而以法制局为制宪机关。这些一窍不通的老粗们，完全抹煞了这件事实，他们所拥戴的正式大总统，就是由这个以“国民公敌”为多数党的“叛逆机关”所产生的。时局发展到这一步，即使是甘于为袁工具的进步党人，也觉得事情有些不妙。虽然进步党是反对国民党的，但是此时国民党已经不足为患，对国民党议员的过分打击，不能不引起进步党议员的“兔死狐悲”。虽然进步党是愿意拥戴袁为*元首的，但是他们还盼望袁做得体面些，盼望他保存*共和的外壳，使进步党能够以合法政党的地位为袁服务。他们眼见得由袁自己策动而一批喽罗随声附和的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的一幕恶剧，即将公演，这样，国会就将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断绝生机，进步党就将失去其根据地而不能立足于政治舞台。因此，该党议员与部分国民党议员忽又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拥护*、拥护宪法草案”的民宪社，主张国会议员除名应由国会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解散国民党和国会(5)11月4日袁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前，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匆匆忙忙地跑到公府想加以劝阻。公府侍卫拦阻他说：“总统正在讨论要紧的公事，请总长明天来见。”梁发急地说：“我正是有最要紧的公事，要和总统商量。”等了好大一会，侍卫才放他进去。他向袁说明了来意，袁只淡淡地答了一句：“晚了，命令已经发下去了。”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以完全出自捏造的“乱党首魁与乱党议员潜相构煽”的假情报为理由，规定：“自湖口倡乱之日起，凡国会议员之籍隶该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一面由内务总长从速令行各该选举监督暨初选监督，分别查取本届合法之参众两院候选人，如额递补。”同时还有一道命令指出：“广东、湖南为该党之根据地，暴民专制，土匪横行。……嗣后如有再以党之名义演说、开会及发布传单者，均属乱党，一律拿办。”命令发表的当天，袁采取了雷厉风行的手段，派军警300多人包围顺治门外彰仪门大街国民党北京支部，第二天又包围参众两院，甚至半夜里跑到国民党议员的家里，像捉贼搜赃一样，共计缴获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徽章300多件。这还不能满足袁的要求。他的目的不仅要解散国民党，还要附带地使国会不能存在，这是“一箭双雕”的毒计。在收缴国民党议员300多件证书、徽章后，他计算两院议员仍足法定人数，仍可继续开会，他就不惜违反自己所发布的命令，指使军警继续追缴湖口之役以前已经声明脱离国民党的议员以及跨党分子的证书、徽章，又有80多件。合计起来共有438件。这样，国会就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会了。11月5日两院开会时，大批军警把守议场入口，对进入会场的议员就像盘查江洋大盗一样，态度十分粗暴。当然，被迫缴证书、徽章的议员是不能入场的，有些能够入场的非国民党议员，也被这些凶神恶煞吓走了。这种*裸的无法无天的强盗行为，其目的不仅在于消灭国民党，而且还牵涉到进步党的生死存亡。当国务院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梁启超因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未经国务会议通过，主张内阁总辞职以示抗议。但是，那个坐在总理位子上的熊希龄默不作声，大家也就哑口无言了。进步党的另外一个领袖，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对这个问题表示更大的愤慨。他认为：议员资格应由国会本身来解决，外力干涉是不合法的；如果政府认为某些议员有附乱嫌疑，应当提出确实证据，请国会依法处理。他对众议院职员作出指示，不论对任何党派的议员，以后本会的开会通知书仍然照常投送。他又鼓起勇气跑到公府直接向袁交涉，请求发还“未附乱”议员的证书、徽章以免国会流会。当袁不作任何回答而只是向他轻蔑地瞟了一眼时，他就无精打采地退了出来。进步党还不甘心从此罢手。他们搬出一个有力的大人物来，就是名义上为进步党的领袖而此时仍然以副总统而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黎此时尚未内调)。他们请他打电报来挽救这个局势，但是没有得到回答。11月10日，也就是下令解散国民党的第六天，宪法起草委员会宣布解散。在国会陷于弥留状态的时期，所有非国民党的国会议员仍然舍不得这块冷猪肉，他们开会不成，便又改开所谓两院联合谈话会，想研究一个起死回生之道。由于他们喋喋不休，内阁总理熊希龄害怕引起袁大总统大动肝火，乃于11月12日派员示意他们莫再开会。那些议员正在忿无可泄，就把目标转移到内阁来，联合多人向熊提出最严厉的质问。而熊也就不服气，卸下了“名流内阁”的假招牌，用卑鄙无耻的公函回答两院议长说道：“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11月14日，袁下令痛斥曾向政府提出过质问案的国民党议员的“罪行”。被追缴证书、徽章的议员离京时要觅具五人以上保结，担保离京后不作反对政府的言论及行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解散国民党和国会(6)此时袁还不敢直截了当地下一道解散国会的命令。根据他的命令，在解散国民党以后，议员缺额应由各省候选人递补。这是袁用以欺骗全国人民的障眼法，他明明知道，当第一届国会进行选举的时候，国民党在全国广大地区内占有很大的优势，该党党员不仅在当选议员中占了多数，在候选人中也占了多数，如果以候选人递补，国民党将仍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如果取消国民党候选人的递补资格，就将造成无人递补的现象。因此，袁暗中指示各省当局毋庸完成递补手续，而使国会没有借尸还魂的可能。到11月26日，他就假口国会本身无法存在，而召集所谓政治会议、约*议来篡夺国会的职权了。关于解散国民党的问题，有一家报纸批评得最为尖锐。它的大意说：“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是以攻克湖口台时所得的证据为其根据。事情经过数月，政府为何置而不问，迟至今日始行宣布?现任总统是由这些谋叛议员选举而产生的，议员资格既被停止，总统资格是否仍应存在?”四袁召集政治会议并下令解散国会。“名流内阁”倒台第三步，把失去效用的“名流内阁”赶下政治舞台。政治会议是由总统派10人、国务院派4人、各部每部派1人、各省每省派2人组成的。袁所派的是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杨度、赵惟熙、饶汉祥、杨士琦、马良。袁本已指定杨度为政治会议议长，顾鳌为秘书长。正当政治会议将要召开的时候，袁的一位老朋友来到北京，这人就是清朝末年各省督抚联名奏请提前立宪并召开国会的领衔人、云贵总督李经羲。袁自己是清朝督抚出身，对做过清朝督抚的人看得最重，因此改派李为政治会议议长。12月15日，政治会议议员69人在新华门集合，由内阁总理熊希龄、内务总长朱启钤导入中南海居仁堂恭谒袁大总统。当天下午，政治会议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典礼。议长李经羲在开幕词中说得倒也坦率，他承认政治会议议员不是人民代表，政治会议在性质上只能是一个谘询机关。在政治会议开幕之前，袁又唆使十九省军民长官联名发表一个主张解散国会的电报，这个电报的领衔人仍然是“民国元勋”黎元洪。袁向政治会议首先提出所谓救国大计案。该案包含资遣国会议员回籍案和增修约法案两个内容。他假口国会因人数不足，自身不能行使职权，而增修约法案前已提交国会，乃国会搁置不议，因此提交政治会议讨论解决。他希望这个御用机关对以上两案作出决定来，作为他推行总统*制的法律根据。然而，即使是袁自己所创造的御用机关，也不敢以立法机关自居而作出荒谬绝伦的决定来。12月29日，政治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救国大计案”，大家面面相觑地提不出意见来。最后决定成立十五人审查会，推蔡锷为审查长，孙毓筠等为审查员，于1914年1月2日开会，提供初步意见，听候大会解决。在审查会开会的过程中，大家仍然认为这两个难题目很难做出好文章来，但又不能交白卷，因此决定建议政府对增修约法的问题，另设“造法机关”进行讨论，这是一个“往外推”的办法；对解散国会的问题，决定建议政府，国会议员应即停职，给资与否由政府自决，回籍与否由议员自决。1月10日，政治会议根据审查会的意见，呈请袁采纳施行。就在同一天，袁根据政治会议的第二个答案，下令解散国会。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北洋军阀以非法手段解散国会的第一次。当然，这个国会并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但是袁始而以暴力威胁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继而连这个在形式上号称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也被他一脚踢倒，共和制度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期，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的极端愤慨。而解散国会的命令是由“名流内阁”副署的，所谓名流竟然堕落到这一地步，也就不能不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解散国民党和国会(7)如果做*者的工具能够保全自己的地位，那还可以恬不知耻地用“好官自为”的一句话来聊以解嘲。但是*者是最不讲“信义”的，当他要进步党作为他在国会中的“友党”，要“名流内阁”替他装点门面，帮助他进行选举总统、推翻约法、解散国民党和解散国会的时候，当他要利用一个工具来欺骗人民而避免独居恶名的时候，进步党和“名流内阁”是可以站得住脚的，而当这些工作已经完成，进步党已经失去其工具作用的时候，它就成为*者的一个赘物，因此袁决心把他们赶下政治舞台。熊内阁从上台的一天起，关于财政总长的人选就与袁的意见相左。袁虽允许熊自兼财政总长，暗中却指使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在财政上掣他的肘。由于各省军阀声势汹汹地向内阁讨索军饷，熊没有方法应付，就建议大举裁兵节省财政开支，全国陆军以20师为限。这个建议立刻受到陆军总长段祺瑞的坚决反对，甚至在国务会议上拍案大骂，使熊置身无地。熊是个乡土观念极重的人。他和湖南都督谭延闿私交极深而且以前同为君主立宪派。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谭到北京来听候处分，熊没有力量替他帮忙。熊知道北洋军的纪律很坏，当谭延闿撤职一事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建议调任云南都督蔡锷为湖南都督，以免北洋军开入湖南。蔡不仅是湖南人，而且又是进步党首领梁启超的得意门生。熊向袁极力保证蔡是拥护“中央”的，“国民党在湖南的力量已经消灭，就没有派中央军到湖南的必要。中央军到湖南，只能引起湖南人的排外感，有害于湖南而无利于中央”。他所说的“中央”是指袁，“中央军”就是北洋军。正像以前唐内阁建议调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的情形一样，袁对熊的意见表示可以接受。但袁从来就是口是心非的人，他把湖南看作国民党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为了贯彻他的武力统一政策，他派北洋军到湖南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而且蔡锷也正是他所疑忌的一个对象。不久他就派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并且把蔡锷调到北京来加以软禁。汤芗铭迎合袁的心理，在湖南大兴党狱，杀人如麻。北洋军把湖南当作他们的征服地，烧杀淫掳，无所不为。湖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旅京湖南同乡经常向熊控诉北洋军无法无天的暴行，请他以内阁总理的地位“为三千万湖南人请命”，但他无能为力。他最怕别人骂他“卖省求荣”，而他恰恰扮演了这样一个可耻的角色。但是尽管如此，“名流内阁”还是不肯下台，还在百依百顺地为袁服务。到1914年年初，袁不仅不需要这个工具，甚至十分厌恶这个工具了，就授意党徒把热河行宫盗宝一案登在报上，借以打击熊的威信。熊函请内务部转知警察厅查究其事，警察厅竟将原信照转到地方检察厅，地方检察厅竟在信上批了“饬具诉状，原件却回”八个字。在官权极重和官官相护的时代，对现任内阁总理如此不留情面，这是前所未闻的一件怪事。很明显，没有袁的指使，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怪事的。直到山穷水尽的时候，熊才称病请假，到2月12日才解除职务。袁派孙宝琦代理内阁总理。“名流内阁”从1913年9月11日成立到1914年2月12日，时间不到半年。“名流内阁”做了许多亏心事，呕了许多龌龊气，最后赢得全国人民的唾骂，退出政治舞台。“名流内阁”倒台后，除张謇留任农商总长外，熊得到全国煤油督办，梁启超得到币制局总裁，都是有官无职的空头衔。他们像是做了一场春梦一样。五袁召集约*议修改约法。推行总统制的新约法公布第四步，把内阁制的临时约法变成了总统制的新约法。袁把增修约法案提交政治会议讨论，其目的是要这个御用机关替他担负起改造约法的责任，以便作为他推行总统*制的法律根据。政治会议不敢把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严重政治责任担负起来，于是采取了往外推的办法，请袁“另设造法机关”承担其事。袁自然不会满意这个答案。他在接到政治会议呈文的当天(1914年1月10日)，发表命令责成政治会议作出明确具体的答案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解散国民党和国会(8)命令说：“政治会议全体议决特设造法机关，按诸法美先例，既属同符，准以吾国政情，尤为切中。惟造法机关应如何组织，用何种名称，其职权范围及议员选派方法应如何妥慎订定，特再谘询该会，勉日议决具复，以便公布施行。”由于无可再推，政治会议乃于1月26日再回答袁，造法机关应即定名为“约*议”，其职权以讨论大总统交议的增修约法案为限。约*议议员的名额分配，京师4人，22行省每省各2人，蒙、藏、青海共计8人，全国商会联合会4人，共计60人。议员由选举产生。选举人必须曾任高级官吏或举人以上出身或高等学校毕业或拥有财产一万元以上者。被选举人由政府编制名册，当选人以在名册内者为限。就在这一天，袁公布了约*议组织条例。约*议议员名为由选举产生，事实上都是袁所指派或由别人保荐而经过他的同意的。其中包括前清遗老、民国新贵、大地主和大绅士形形色色的人物，而绝大部分都是行将就木的老古董。3月18日约*议开幕，约*议议员到会者44人，首先选举议长，孙毓筠以44票当选为正议长，施愚以38票当选为副议长。袁指派总统府机要秘书王式通为秘书长。孙毓筠是被袁收买的国民党变节党员，袁挑选他来主持约*议，而不用自己的私党充当这个职务，也是利用以前的政敌充当他今天的工具的一种做法。约*议是政治会议的化身，它的性质仍然是谘询机关。总统得派员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约*议的决议，经总统同意，得公布成为正式法律。事实上袁所交议的案件，约*议从来不敢讨价还价，表决起来都是全场一致。全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地看出，这是由总统变皇帝的整套戏法中的一支插曲。3月20日，袁向约*议提出增修约法案。他在这个提案中把“建设民国”分作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为增修约法时期，后一时期为制定宪法时期。从这个提案看出：他既要撕毁临时约法，又不愿产生一部宪法，而想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约法”作为君主*制的催生剂。他在提案中列举七个增修大纲：一、总统得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驻外使节，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三、实行总统制；四、宪法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宪法起草权属于总统及参政院，宪法制定后由总统公布之；五、关于公民权力之褫夺与恢复，总统得自由行之；六，总统有公布紧急命令之权；七、总统有紧急处分财产之权。约*议根据这个大纲制定了一个适合*者需要的新约法，内容共计有10章68条。临时约法关于国家的统治权问题，规定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共同行使(临时约法第一章第四条)，新约法改为“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新约法第十四条)。在新约法中，国会没有弹劾总统的权力，相反地总统却有解散立法院的权力。约*议特别提出“春秋著大一统之义，孟子垂定于一之训”两句话，作为实行总统制的论据。新约法规定：“大总统为行政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得颁给爵位、勋章。”这些规定不仅取消了国务院和内阁总理，使代替内阁总理的国务卿成为附属于总统府的一个工作人员，并且还具有移花接木的另一作用。“国务卿”这个名称是从美国官制中搬过来的。这是一个由日本人翻译出来的词不达意的名称。袁正要利用这个名称来进行“总统变皇帝”的戏法，因为“卿”之上必有皇帝，先把“卿”规定在官制里，将来出现“皇帝”就不感到突然了。总统有封爵之权也是一个玩弄手腕的规定。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沿袭清朝的旧制度，对满蒙各族首脑仍然颁授爵位，但对汉族是不适用的。新约法对此没有加以解释。如果封爵范围推广到汉族，那么将来出现“皇帝”，不仅不感到突然，而且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解散国民党和国会(9)新约法还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除立法院外，另设“参政院”为总统的谘询机关。立法院组织法和立法院议员选举法均由约*议制定。立法院未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关于宪法问题，参政院成立后，推举参政十人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经参政院全体会议审定后，由总统提交国民会议议决后公布之。参政院、国民会议组织法均由约*议制定。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直接任命。国民会议由总统召集及解散之。根据以上规定，就显然看得出，袁所需要的是由他一手指派的政治工具组成一个御用机关，而不愿采行代议制，即使是由包办选举而产生的立法机关，他也认为是碍手碍脚的。因此，他把立法院的组织与成立推迟到遥遥无期，而由参政院长期地代行立法院的职权。后来虽于这一年12月27日公布立法院组织法与选举法，但是终袁之世，立法院没有组织起来。在讨论新约法的过程中，满场唯唯诺诺，只有一个议员提出惟一的不同意见，那就是张其锽所提的反对总统有颁给爵位之权。他是从表面看问题，认为这样一来，总统就太像皇帝了，而皇帝在民国是不能存在的。他的意见一经提出，就受到全场一致的反对，他没有提出辞职就负气地跑回南方去了。这一举吓得他的保举人李经羲上呈自请处分，袁在呈文上批了“追赶回京，交部议处”八个字。新约法于5月1日公布，袁当天就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派徐世昌为国务卿，并以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章宗祥为司法总长、梁敦彦为交通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这个名单的主要各部仍然是前内阁的原班人马，但留出两个冷衙门来安置进步党人物，这仍然是袁想利用他们来装点门面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天坛祀天(1)一袁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清朝制度和官场仪式的大规模恢复徐世昌肯到北京来“俯就”国务卿，是袁很高兴的一件事情。这位“前清遗老”并不是当真的“耻食周粟”，早在1913年12月13日，北京举行所谓清朝光绪帝后“奉安”典礼时，他秘密到过北京一趟，自称为了参加典礼并乘便祝贺老朋友就任大总统而来，他表示不受袁所颁给的勋一位。1914年2月，袁又派徐的门生王揖唐到青岛，迎接他到北京来参加政府。徐看见老朋友权威日盛，而且对他情意殷殷，乃于3月29日又一次来到北京。袁于5月1日任命他为国务卿，他表示不愿接受。袁派孙宝琦、段祺瑞二人更番前往劝驾，他开始还是装模作样地不肯出来，随后又改变口气说：“我不好意思不帮老朋友的忙。好吧，我就姑且出来过过渡，希望早觅替身，至于民国的官俸，我是绝对不受的。”袁立刻把自己办公的遐瞩楼腾出来改作“政事堂”，自己搬在同一院落的春藕斋办公。此后经常跑过来和徐谈天。他吩咐手下人称徐为“老相国”。徐到任刚满一个月，虽然他口称不受民国的官俸，但是老朋友最懂得老朋友的脾气，袁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4000元送给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的荷包里掏出来的，所以徐觉得受之无愧而笑纳了。袁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并不是要把老朋友找出来同享荣华富贵，而是看中他是这个时期最适宜的政治工具。袁敢于与全国人民为敌，却最怕别人骂他篡了清朝的皇位。他不愿把帝制自为的真面目过早地暴露出来，利用徐出面，同时大批起用清朝遗老和旧官僚，就可以混淆一般遗老的视听，使他们错误地认为袁对旧朝“不能忘情”。徐的国务卿发表，暗暗叫苦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为了想做国务总理；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没有想到袁竟会把这个老古董搬出来，把他的好梦吹散。在此以前，袁曾指定总统府纯一斋为杨的下榻地，以便“秉烛夜谈”。自从徐“拜相”的一天起，杨就绝迹不到纯一斋了。政事堂设有左右丞各一人，左丞为袁的智囊杨士琦，右丞为徐的旧僚属钱能训。徐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全国文职官吏呈送履历时，必须开具清朝的旧官衔。5月29日为农历端午节，他戴上了红顶花翎，以“大清”太傅的身份参加了清室的节宴，并向溥仪叩头拜节。由于这些怪现象，外间就有袁将通过徐恢复“大清帝国”以及各部次长将用满族充当的一些怪消息传布出来。恢复清朝制度，推行复古运动，是袁徐二人志同道合的大政方针。袁早已把民国成立以来作为*制度之点缀品的各级“民意机关”逐步地铲除掉。在对南方用兵时期，他下令停止了江西、湖南、广东等“用兵省区”省议会的职权，拿办各省省议员中的“助乱分子”，捕杀了一些与国民党有关的国会议员和省议员；而在军事胜利以后，又进一步地解散了国民党(1913年11月4日)，停止了各省省议会的职权(同年11月12日)，解散了国会(1914年1月10日)，解散了各省各级自治机关(同年2月3日)，解散了全国各省省议会(同年2月28日)。在徐上台以前，民国只剩下了一块空招牌，而在徐上台以后，“前清遗老”和一般政治寄生虫就更加活跃地爬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一时的中心人物。在袁政权之下，教育、司法、实业等行政部门都是形同虚设的机构。河南都督张镇芳建议停办小学。直隶都督赵秉钧建议废止司法机关。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嗣冲到任时，并不遵守中央所规定的官制与法令，民政长公署不设五司，仅设内务、理财二科，教育、实业、司法都没有专管机构。随后他又建议裁撤全国司法机关，袁答以省级以上司法机关尚须保留，省级以下可先裁撤，并以总统命令公布县知事兼理司法，审理诉讼(1914年4月5日)。不久，司法部公然公布恢复笞刑。事实上，当时除军事法庭使用惨无人道的各种酷刑外，民政、司法部门同样也有非刑逼供的事情。举一事为例。河南县知事郑寿彝“治盗有声”，人称为“活阎罗”。他每次审案，用香火烧炙“犯人”的背脊骨和腋肢窝，受刑者皮开肉绽，因此无不诬服。1914年郑调任湖北襄阳县知事，一次拘到王某，郑问他为什么不待动刑就满口招认，他回答说：“我久已知道大老爷的厉害。不招是死，招也是死，招了免得受刑，落得便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天坛祀天(2)考试制度也复活了。参政院参政程树德密呈恢复科举制度，袁深加赞许，在呈文上亲批：“交*采择施行，并邀程参政面议。”这个消息被报纸揭露出来，引起了各方面的激烈反对，教育界纷纷加以抨击，吓得程白天不敢外出，半夜跑到教育总长汤化龙的家里，请求撤销这个建议，并且讨回了他的密呈。但自1914年到1915年，县知事考试、留学生考试都已次第举行，袁还亲自出了一个“国家与政党孰重”的题目，作为参政院参政和各部院高级文官的试题。因此，“应试必读”、“投考指南”成为一时最畅销的书籍。1914年2月15日举行第一届县知事考试时，投考者2458人，甲等录取73人，乙等录取311人，丙等录取235人。列入丙等者须在行政讲习所学习一年。落第者不得参加下届考试。发榜后，有落第者600多人联名写信给大主考内务总长朱启钤说，“学生等经第一试、第二试揭晓后，多列前茅。孰意一经口试，大反前案，凡录取者尽是有经验之老人。学生等均以未曾做过前清十年亡国大夫，年龄未达50岁，离死期尚远，竟不能邀口试委员之青睐而概遭摈斥。夫政府既抱定用人求旧、力排新进之方针，即不应规定毕业资格（县知事应考第一项资格为3年法政学堂毕业。）。乃条例若彼，而考试若此，何以见信于天下?为此请求政府大发慈悲，将第一项资格删去，以免后来者再受其骗，寒士幸甚。”以上说明：袁所推行的考试制度，不是以学力为录取标准，而是以年龄及资历为标准。很明显，青年总是袁所不能放心的。前清官场中的旧习惯，包括称呼、排场等等，也都恢复了。袁指示陆军部通令各省军事机关，无论在公文上和私函内，一律禁止彼此互称“先生”。这与1912年2月24日临时总统孙中山下令取缔“大人”、“老爷”等称呼，官吏以官职互称，人民以“先生”或“君”互称，恰恰成为尖锐的对比。不但如此，徐“相国”还首先恢复了端茶送客的仪式（清朝官吏在客厅接见属员和宾客时，侍者献茶，客人不得取饮，当主人两手端茶齐额时，客人必须起身告退。）。各省都督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求见者呈递手本、履历，在当时也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安徽桐城县长用名片去见民政长，就受过倪嗣冲的严词斥叱。袁经常召集各部人员举行谒见礼。除由大总统明令“免予觐见”者外，各省来京的大员和新任命的高级官员都要举行觐见礼。上下级与平级之间行文都有一定的程式：各省都督对国务院或政事堂、参谋部、陆军部行文都用“呈”；只有前后任直隶都督冯国璋和赵秉钧对以上机关行文用“咨”，是援引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军机处等机关为平级机关的旧例。袁政权的各级官吏大多感觉到民国官吏远远不及清朝官吏的尊严，如部长不及尚书，都督、民政长不及总督、巡抚，县知事不及县正堂等。1914年，琼崖道尹王寿民上呈广东巡按使李国筠：“琼崖民俗强悍，非临以官威，不足以资慑服。拟援用前清仪仗，如金鼓牌伞、日照执事、大号四轿等。”李国筠公然批示“照准”。事实上，在袁政权统治时期，地方官吏乘坐绿呢大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卸任时勒令地方人民建立德政碑，恭送万民伞等恶习，早已盛行一时。还有一些省区执行了清朝官场中丁忧守制，回避本籍的规定。只有两件事没有办到，一件是辫子没有明令恢复，一件是袁将甘肃都督赵惟熙关于恢复谥法的建议提交政治会议讨论，没有获得通过。但是事实上，保存辫子的风气仍然存在，如张勋的辫子军就是一个人人有一条大辫子的军事大集团，甘肃都督赵惟熙不肯剪掉辫子，在参政院参政中也有脑后垂辫者十余人。谥法也仍然存在，政治会议在回答袁的呈文中并不否定谥法的“作用”，甚至还根据袁的意见，提倡所谓“民间私谥”；而且清朝废帝对死去的王公大臣、清室遗老还不断有“赐谥褒忠”的“上谕”发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天坛祀天(3)二袁发表授卿令。天坛祀天的一幕活剧关于官制问题，几乎全盘地恢复了前清的旧制度，只是名目有所不同。大总统就是一个变相皇帝，在总统命令中经常有“觐见”、“存记”等字样，就是总统皇帝化、命令上谕化的具体表现。清朝皇帝有封交各省督抚的“廷寄”，袁改其名为“大总统封交×督”。前清的御史台制也复活了，改其名为肃政史(司弹劾)和平政院(司审理)。此外，国务卿就是清朝军机大臣的变名。各部总长无权干预各省行政，各省民政长直接向总统行文而不由有关各部转递，就是清朝尚书与督抚平行，督抚得单衔上奏的老例。徐世昌上台后，总统府官制也有所变更。秘书长梁士诒外调为税务处督办，秘书改称内史，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监，曾彝进、王式通被任为副内史监。原有的秘书厅及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护卫提调处扩大为内史、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及侍卫处。各厅设有监、少监、丞、郎、舍人等古香古色的官职官阶。顾问月薪由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由袁亲自批定。顾问之下还有参议、谘议，这些虚职冗员都是袁用以网罗清朝大官僚、大名士或收买变节党人和投机政客的。1914年7月28日，袁公布了文官官秩令，把“官”与“职”分开，有有官有职的，也有有官无职的。官分为九等，即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袁发表的授卿令，上卿仅有徐世昌一人。授为中卿加上卿衔的有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三人，都是在清朝做过总督或尚书的大官僚。中卿有杨士琦、钱能训、孙宝琦、朱启钤、周自齐、张謇、梁士诒、熊希龄、周树模、汪大燮等，其中既有旧官僚，又有君主立宪派。少卿加中卿衔的有章宗祥、汤化龙等。少卿有董康、庄蕴宽、梁启超、杨度、孙毓筠等。此外，被袁毒死的赵秉钧被追赠为上卿，被袁暗杀的宋教仁也被追赠为中卿。有了卿、大夫、士，上面只缺少一个皇帝，这是袁复活君主制的一套戏法，帝制活动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为了代替御玺，袁又公布所谓国玺条例，国玺分为下列三类：一、*玺，用之于国家大典及与外国交换国书；二、封策之玺，用之于册封、颁爵；三、荣典之玺，用之于授勋。为了把他打扮得更像一个巍巍在上的大皇帝，1914年12月23日，袁在天坛演了一幕祀天的活剧。在此之前，即同年1月14日，政治会议曾讨论袁所交议的祭天、祀孔两案。袁准备在农历元旦的一天，用古代衣冠和跪拜大礼到圜丘举行祀天典礼。由于政治会议议员孙毓筠建议以天坛为祭所，冬至为祭期，冕服为祭衣，跪拜为祭礼，所以迟到12月20日袁才发表规定祀天日期的命令。命令说：“特牲之篇，著仪于戴记，圜丘之制，辨位于周官。钦若昊天，亭毒万物，粤稽古训，祀事孔昭。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忘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因疑配祖为王者之私亲，转昧报本为人群之通义，使牲牢弗具，甚非所以著鸿仪，宝盛典也。且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观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国之精神隐相翕合。前经政治会议议决，嗣由礼制馆拟定祀天之通礼，已公布施行。兹据内务部呈称：本年12月23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本大总统届期敬率百官代表国民亲自行礼。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于其治所致祭，用扩古义而答洪庥。”这是戏剧性的一项节目。在举行祀天典礼的前三天，内务部就把斋戒牌“晋呈”总统，并分发与各陪祭人员。陪祭人员于先一日举行演礼。到了23日，自新华门到天坛，沿途都用黄土铺在地面上，在规定的警戒线内，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切结。正阳门和天桥两旁的浮摊都被警察赶走。天坛周围站有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兵士，有些屋顶上也布置了了望哨，天桥下也布置了守望哨。大总统经过时，不许沿途人民停留偷看。钟鸣三下，大总统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南坛门外换乘礼舆——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四角垂以缨络——到昭亨门外换乘竹椅显轿到坛前。大总统由两名高级军官——荫昌和陆锦——左右搀扶，缓步走上石阶。大总统头带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陪祭人员服制：特任官九团，简任官七团，荐任官五团，下面一色都是紫缎裙。大总统所用祀天祝版，把清朝皇帝所用的“子臣”两个字改为“代表*国民袁世凯”。8点50分礼成出坛。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天坛祀天(4)三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血腥大屠杀。广东、湖南两省的大刽子手与复古运动同时出现的是全国的*状态和特务恐怖统治。火光、枪声、巷战、抢劫在各省日常发生，每天的报纸都用很大篇幅登载捕获党人和杀戮党人当时的“党人”两字专指国民党员。的消息。捐税层出不穷，人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袁先后公布了治安警察条例(1914年3月2日)、乱党自首条例(1915年1月1日)、报纸条例(1914年4月2日)、惩办国贼条例(1915年6月16日)。袁的特务人员分布到全国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北京军政执法处就是中央特务组织，各省都督府军法课是它的分支机构，此外还有“军警稽查”、“军警督察”这些旁系机构。*者搜刮民脂民膏，豢养大批流氓、侦探，在全国各地区大兴党狱，凡一切反对帝制的人都被套上一顶“乱党”的帽子而被捕杀，造成了比清朝末年更为黑暗的恐怖气氛。袁所委派的各省文官如民政长、厅局长之流，其主要任务也就是监视当地军人，侦察党人和人民的反袁活动，随时向袁密报。此时欧战已经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正在加紧布置中，袁对此熟视无睹，只集中力量加强对国内人民的血腥*。除捕杀各地党人外，有些逃往国外或者躲在租界内的，则要求各有关国家予以引渡或者派遣特务前往进行暗杀。此外，他用金钱收买变节党人做他的政治侦探，并且利用他们对国民党进行恶意毁谤。他停止发给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留学生的公费，据说这些留学生都是“乱党”派送出去的；而当留学生因断炊、失学回国后，其中有很多人又因“乱党”嫌疑，被当地官吏捕杀。那些遍布全国以杀人为专职的侦探和调查员，既没有固定的名额，大多数也没有固定的薪金，而是以“破案”和杀人多少来考绩，因此，捕风捉影、滥捕误杀、罗织成狱、栽诬陷害的冤案经常发生。例如：湖北横街头黄梅同乡会举行提倡国货会议，参加会议者数十人都被认作“乱党”捕去；武昌烟纸商人因反对缴捐领照，在平湖门开会讨论，被捕去29人；上海军警误认龚淡如为安徽老同盟会会员龚振鹏而加以逮捕；湖南邵阳中学国文教员李洞天出了一个提倡民权的作文题，被指为“乱党”而遭枪决；南京有一个妇人在菜市场说了一句“早晚时价不同”的话，也被警察捕去；黄炎培在庐山摄影，被认为有谋乱嫌疑，经江西民政长戚扬电询江苏民政长韩国钧，得知黄为教育界知名之士，才又打电报给黄说，“饬属保护，毋任欢迎”。最可骇怪的是：湖南都督汤芗铭随心所欲地开了一张通缉“乱党”43人的黑名单，其中刘钦实即刘季和，名单上却写成了两个人；又指前实业司司长刘承烈为教育司司长，前省议员王仆为军人；名单上有众议院议员陈宏斋，但众议院并无其人；名单上有田凤丹，这是当时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别号，当田来电质问时，汤回电委称系“王凤丹之误”，但湖南全省并无王凤丹其人。这类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把戏，在全国范围内随时都有发生。自袁以至各省官吏，不是不知道他们所豢养的鹰犬经常有贪功谎报和挟嫌诬陷的事情，除了必不得已惩办几个被人指证确实、无可逃罪的恶侦探外，他们顾虑到执行反坐*影响这些鹰犬捕杀党人的“积极性”，因此抱定“宁可错杀一千，不肯枉纵一个”的宗旨，一般都是置之不问的。不但如此，他们本身就是谎报者和陷害者，经常把各地发生的兵变、“匪警”等等事情说成是“乱党”从中构煽，借以推卸责任，并加强其对全国人民的血腥*。由于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是广东人，黄兴是湖南人，袁对这两省的人民特别仇视，而广东都督龙济光、湖南都督汤芗铭也正是袁所赏识的两个残酷无比的大刽子手。1914年3月，龙派济军(龙济光的军队称济军)统领李嘉品到上淇、良教等村大举“清乡”，沿途烧杀淫掳，人民逃避一空。广东人民团体代表由香港发出电报，请旅京同乡梁启超等转达袁制止这些暴行，这个电报被香港报纸登出来，龙竟指为“系受乱党利用，破坏济军名誉”。袁不仅不肯制止这些暴行，反而发表命令鼓励龙：“该督忠勇诚朴，夙所倚重。务望柢拄艰危，悉心规画，以纾中央南顾之忧”(3月30日)。1915年7月19日，广州发生了磔刑处死中华革命党人的惨案。先是，党人朱卓文、朱执信、邓铿等多次在粤南起义失败，邓铿物色到南洋归侨钟明光，化装为水果贩，暗藏炸弹，行动于龙济光的必经之地。是日龙觐光(龙济光之兄)行经其地，钟误认为龙济光，一击不中被擒，龙命凌迟处死。湖南都督汤芗铭被称为“汤屠户”，其残忍手段更在广东“龙王”之上。他手下的军法课长华世羲被称为“活阎王”，是当时有名的酷吏。长沙经常发现有押解“犯人”的大批武装兵士，沿途起着快步，吹着昂扬激越的冲锋号，吹一声号高喊一声“杀”，把头插标签、两手绑缚、赤身露体的“犯人”推到浏阳门外识字岭执行枪决，有时一次枪决“*”达数十名之多。党人、议员、青年学生、爱国人士都是他们捕杀的对象，其中有很多是苦打成招、毫无政治关系的普通人民。他还雇用女侦探40名，用以搜捕女革命党人。省城长期处于*状态下，行人受到军警的粗暴搜查，甚至坐人力车也要下车来移去坐垫，以检查其中是否藏有危险品。乡间则举办挨户团，不时地进行“清乡”，北洋军借“清乡”之名，乘机劫夺财物，*妇女，农村秩序受到极大的破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天坛祀天(5)1916年2月21日，湖南原民义社同志百余人，在辛亥年参加武昌起义的杨王鹏率领下，突袭汤芗铭的靖武将军署，杨与龚炼百、李堂等十余人壮烈牺牲，杨被割舌剖心而死。汤芗铭自己也吓破了胆，勒令军署周围旅馆一律停业，全城戏院一律停演，酒楼营业时间限于下午6时为止。龙济光和汤芗铭都不是北洋派的嫡系，而且汤并非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后来龙得封“王”爵，汤始终得到袁的宠爱，就是由于他们杀人最多、手段最毒辣的缘故。这一时期，纵情杀戮成为各地军人的一种普遍风气。海军总长刘冠雄并无残忍嗜杀的名气，1914年4月他由广州巡视到厦门时，就曾指使厦门道孙江东设宴诱捕前厦门司令李心田，绑赴虎头山执行枪决。李心田原系理发师，以前曾充泉州陆路提督孙开华(福建前都督孙道仁的父亲)的旗牌，后来一步步升到参将，辛亥革命时孙道仁任之为厦门司令。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袁派刘冠雄接任福建都督，李对刘的态度颇为傲慢，因此刘就假手别人杀死他以报私怨。这类挟嫌陷害、小题大做、不择手段的事情，各地经常发生。说起来很奇怪，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嗜血魔王，原来都是些胆小如鼠的懦夫。他们一方面制造恐怖气氛，以便向袁邀功受赏，另一方面首先感到恐怖的却正是他们自己。他们经常捏造些“党人暴动”、“三次革命”的假情报，但是他们首先被自己制造出来的谣言所吓倒，弄得谈虎色变，草木皆兵。他们大多是盛陈兵卫，深居简出的，即使外出也要随带大队的武装兵士，前呼后拥，像押解犯人一样。安徽都督倪嗣冲外出时，派有先锋队清道，沿途禁止一切交通，前有马队为导，后有步兵一营为随，一律刀出鞘、枪上弹，惶惶如临大敌。所经地方，无论商店或住户均须闭户，不许临窗探望。沿途各地设有了望哨多处。汤芗铭在都督府后建有了望台一所，轮流派兵一排把守，值班兵士每人发给望远镜一付。龙济光在广州观音山建筑住宅，由住宅到军署通以天桥。上下山置有升降机，山上电灯自置发动机。由山下到山上共有28站，每站都有守兵。山上有炮垒83座，配备十五生的大炮2尊，十二生的大炮6尊，马克辛炮4尊，七生的半炮不计其数。三元宫道旁置有十二生的大炮2尊。山上掘有水泥钢骨防空壕一所，四周布以铁网。建有高射飞机的楼台两座，并备了望镜、探照灯等工具。军火库共有6处。自1913年龙济光督粤时开始建筑，到1916年龙被逐下台时尚未竣工，前后共用去3000余万元。这是中国特务政治发展到高峰的一个时期。但是，血腥*吓不倒人民群众，只能引起人民更大的愤怒和反抗。袁的屠杀政策不但丝毫没有扑灭或者削弱反帝制、反*的人民的力量，恰恰相反，这种力量在恐怖气氛下更加发展和壮大了。四袁下令成立参政院，并令代行立法院职权。约*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根据新约法的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其名称为立法院。立法院未成立以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参政院本身仍是谘询机关，与政治会议一样。1914年5月24日，袁公布了约*议所制定的参政院组织法，即于6月20日成立参政院。参政院成立的一天，政治会议宣告停止。6月29日，袁下令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的职权。无论政治会议、约*议或参政院，都是袁的御用机关，参政院参政73人都是袁直接任命的。为了便于控制，他所挑选的参政大多是昏庸老朽的一流人物。在成立参政院之前，他派出劝驾员多名持有他的亲笔函分途到大连、青岛这些“遗老”集中的地方劝驾。信上说：“共和宣布，系政体之更易，并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于怀，同出匡济，以救中国之危。”因此，清朝的达官贵人，在参政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连光绪二十九年误认梁士诒为梁启超的兄弟的老军机大臣瞿鸿礻几也在其内。其次，袁的私党和可以供他利用的政客，如梁士诒、梁启超、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也都做了参政。袁特别选择黎元洪和君主立宪派“名流”汪大燮担任参政院的正副院长，这是袁在一定时期使用一定工具的手腕。这两个人都不是他的私党，他以为利用这两个人主持这个制造皇帝的御用机关，就可以欺骗全国人民，不是他自己要做皇帝，而是别人硬要推戴他出来做皇帝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天坛祀天(6)参政院有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为梁启超、杨度、严复、马良、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施愚、王世襄、曾彝进10人。一直到这个时候，黎元洪才看出参政院是个制造皇帝的御用机关，而拥戴袁做皇帝，对他的“民国元勋”这个身份也极不相称。因此，他屡次请求出国游历或回黄陂原籍料理家事，企图跳出袁的手掌心。袁害怕这个工具一旦离开北京，可能会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就用好言好语把他留住。而黎也知道没有方法破壁飞去，从此他又恢复了辛亥年革命初期沉默寡言的态度。有一段故事值得一提。1914年年初，四川城口县知事陆某上了一个条陈，请将大总统任期改为终身制。袁阅后大发雷霆之怒，正拟发布命令拿办这个满口胡说的县官，以示自己不争权利，旁边就有一个策士提醒他说：“这样一来，岂不会使真心爱戴大总统的人灰心短气!”袁马上回嗔作喜地把这个条陈发登3月8日的政府公报，并令各省文武长官对此发表意见。首先交卷并且对条陈大加赞美的就是袁家的急先锋倪嗣冲。事情隔了半年，这个条陈就不再是胡说而是一种“先知先见”了。7月间，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提出了一个说帖，认为总统选举法有修改之必要，因为这个选举法是以参众两院为总统选举的机关，而新约法采取一院制，参众两院已不存在。这个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副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国务院代行其职权，而新约法对官制有所修改，国务院已不存在。袁把这个说帖提交参政院参考。事实上，提交参考就是授意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因为袁不以取得总统为满足，还想取得终身总统和世袭总统，以便于进一步地转化总统为皇帝。8月18日，参政院通过参政梁士诒等的提案，修改1913年10月5日公布的总统选举法。12月28日，约*议参政院成立后，政治会议即告停止，但是作为“造法机关”的约*议仍然存在，一直到1915年3月18日才告结束。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袁即于次日据以公布。在这个新选举法中，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改选之期，如果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议决总统连任而不进行选举。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预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金匮石屋，备有钥匙三把，由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分执其一，平时不得擅自开启，须在选举前取出来交与选举会。总统资格，以年满40岁并在国内住居满20年者为限。现任总统得继续当选。总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立法院议员各选50人组织之。副总统亦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其当选资格与总统相同。根据这个选举法，不但袁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可以造成袁家的世袭总统。此时袁年过50，而任期规定十年，任期届满之后，如果他还能活下去，通过选举形式或者更简单地通过参政院的表决形式，就可以达到连任的目的。如果活不下去或者年老“倦勤”，他在嘉禾金简上预先填写袁克定、袁克文、袁克权的名字，选来选去都是他的下一代。这个选举法是古今中外独创的一格，但也不是无所本的，它的蓝本就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立储法，把嗣君的名字预先写好，封在匣内，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但这还不是袁的真正目的，他授意参政院修改总统法，是要使总统皇帝化再向前跨进一步，以便于废除总统之名而改称皇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袁政府(1)一白狼军的崛起。北洋军在“剿狼”战役中的大丢脸1913年秋天，正当袁进行武力统一并在国内外大肆宣传他是“稳定中国的力量”的时候，河南、湖北毗连的地方忽然发生了农民武装暴动，慌得河南官吏接二连三地请袁派兵“剿匪”。此时北洋军的大部分都已调往南方各省，北方几乎没有可以抽调的军队。袁十分忿怒地指斥这个武装力量的领导人“白狼”是国民党领袖黄兴的死党，并悬赏5000元捉拿他。根据各方面的传说，“白狼”姓白名朗，河南宝丰县人，清朝末年曾在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手下充当参谋，吴被袁暗杀后，他和“中州大侠”王天纵一同在嵩山“落草”，自称“中原扶汉军大都督”。从来封建统治者都惯于用丑恶字眼诅咒武装起义的农民领袖，曾国藩曾称太平军骁将陈玉成为“四眼狗”，因此袁称白朗为“白狼”，而他也就以白狼自称，把真姓名隐藏起来。豫鄂边区是个农业生产经常歉收的地区。由于官吏的苛捐杂税和地主的残酷剥削，这个地区的农民日益陷于贫困和破产。白狼的武装力量就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袁的表兄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是袁的“聚敛之臣”。他不会打仗，只会搜刮，白狼军的崛起，恍如平地风波，使他的处境非常狼狈。白狼编了一首民歌说：“好白狼，白狼好。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狼好。”白狼军对政府军也喊出了一个动人的口号：“不打弟兄，专打官长!”国民党的武装力量被北洋军打垮了，可是白狼军却在内战中壮大了自己，1914年1月11日，他们由西向东，横越京汉铁路，接连攻下光山、光州和固始等地。河南南部是毅军翼长赵倜的防区，袁派赵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收复失地并以全力消灭白狼军。可是白狼军的行动非常敏捷，随即进入安徽，26日攻占六安、霍山两县。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借口中国军队无力平“匪”，有出兵代平“匪”的表示，气得袁发布大总统命令，枪毙弃城逃走的六安县长殷葆森，撤换“剿匪”不力的表弟张镇芳，派北洋军的头等大将段祺瑞权任河南都督，责成他驰赴信阳“督剿”。同时，命外交部向各国公使声明：“政府确有戡定匪患之能力，并能负责保护外国侨民。”关于“捕狼”的赏格，合计北京、河南两地计算，由5000元逐步提高到12万元。白狼丝毫不把这个威名赫赫的北洋军头等大将放在眼下。曾有一个时期，他的大本营就设在离信阳不远的遂平县境内。白狼军的军火大多是从政府军的手里取来的，除了在战场上夺得的外，还有不少官兵和他们私下打交道，出售弹药和枪枝，而以作战损失谎报上级。因此，有人称呼当时的“剿匪司令”为“运输司令”。白狼军的兵力大体在一万人以上不到两万人。但是政府军不得不无中生有地夸大白狼军的声势，借以遮盖自己的无能。根据政府军前后所报毙“匪”人数不下100万，而白狼本人也不知道被政府军击毙过多少次。袁政府根据各方面所捏造的假情报陆续发表，把白狼形容得像是一个千变万化的齐天大圣，说他派遣党徒分布于天津、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各大城市，分别扮作古董商人、杂货店老板或流动乞丐，进行各项活动，说他们在以上各埠建立了交通网和运输站，从水路运出所抢到的东西，运回所需要的东西。公报还“确凿有据地”说在广州破获了白狼的秘密机关。公报中最可笑的是说白狼之外还有“黄狮”、“绿狼”，袁竟然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一体协缉”。由于政府自己疑神疑鬼，造成了各省草木皆兵的恐怖气氛。1914年3月间，武昌有四个童子在池塘里游泳，无意中摸到一支废枪，竟被侦探捉去，于是又发生了“白狼派童子队到武昌”的谣言，大总统又据以密电各省“严加防范”。另外一个谣言说，辫子军大帅张勋在徐州接见了白狼的密使。这个谣言使袁家朝廷大为震动。当然，辫子军不是北洋军的正规军，袁在不久以前撤换了张勋的江苏都督，他怀恨在心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而此时的白狼军也正进入安徽，似乎有与辫子军联合的迹象。袁忽然想出一个“以毒攻毒”的计划，命令张勋派兵去打白狼军，而张勋也就将计就计，欣然接受，却向袁提出了招兵10营的要求。这样一来，倒弄得袁目瞪口呆，急忙派阮忠枢到徐州去疏通，叫他不要招兵，同时也不叫他“剿匪”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袁政府(2)正当袁张惶失措的时候，白狼军又由安徽折回来，横越河南，于3月8日在湖北北部的老河口出现。白狼在那里缴获了官军的大批枪械，随即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他们今后应当采取的战略。白狼军的高级军官多数主张采取流动战，避免同官军打硬仗，中下级军官则主张找一个根据地停下来，暂时采取守势，以免兵力过度疲劳。最后决定了进军陕西的计划。白狼公然打电报告诉袁，说他就要夺取西安，叫袁作好准备。此时段祺瑞已被调回，接任河南都督的是袁在小站练兵时的幕府田文烈。袁派陆建章为第七师师长兼豫陕剿匪总司令，并加陆军上将衔，叫他赶到潼关截堵白狼军的西进之路。正在这时，袁听信了一个风水家的话，仿照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掘发李自成祖墓的办法，找到白狼的祖墓在荆紫关，传令开棺戳尸示众。事情发生不久，袁的故乡项城10里外黑龙庙忽然发现有见方二尺的白旗一面，有人传说这是白狼的旗帜，白狼派人准备掘发袁的祖墓报仇。慌得田文烈急调唐天喜一旅开到项城保护“袁陵”。白狼并没有撒谎，他说要取西安，果然派宋老年宋老年，绰号宋一眼，与白狼的兄弟白瞎子同为白狼军的勇将。为先锋，于3月13日向西攻下荆紫关，进占龙驹寨。袁政府所宣传的白狼军沿途蹂躏人民的话都是靠不住的，事实上沿途抢劫奸淫、杀人放火的都是北洋军。白狼军不是完全没有烧杀，他们所杀的是人民所痛恨的官吏和地主劣绅，所烧的也正是这些人民敌人的房屋财产。白狼在荆紫关出有安民布告，首先表明他们“奋起陇亩，志在救民”，随即谈到“本应洗城，鸡犬不留，以报掘墓之仇，因不忍于心，故仅焚屋宇，留全民命。”白狼在布告中还提到他们的用兵目的：第一是驱袁，第二是建立良好政府，第三是友善邻邦。袁接到这个情报后，提起笔来替他们加了一条，“第四是选举岑春煊为总统”。白狼军每天能走120里，同样路程北洋军要走两天，因此避实就虚的白狼军和不敢打硬仗的北洋军很少碰头。白狼军仅有一两万人，而北洋军包括赵倜、陆建章、倪嗣冲、王占元、刘镇华、张治功、张敬尧以及河南邻省的部队，总共有十来万人，每天报上都有他们的“报捷电”，但是白狼军的声势越来越大。袁政府对冒功报捷的将领不知颁发过多少次奖章和晋级令，对弃城逃走的不知作过多少次处分，对“肃清狼匪”的限期不知延展过多少次，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空军也参加了战争。北京航空学校校长秦子壮自己担任大队长，带领飞机四架进攻白狼军，第一次撞坏了两架，第二次大队长受伤回到北京养病。后来继续派飞机由西安、潼关出发轰炸白狼军，仍然没有效果。二北京的*狱。白狼军由陕西、甘肃回奔河南受到歼灭1914年3月，正是袁召集约*议，准备增修约法以便推行总统*制的时期。有一天，袁在报上看见一篇主张推行总统制的文章，标题为“中央制刍议”，作者为段世垣。袁点头称赞说：“这篇文章做得很好。不知道这个姓段的是哪一省的人。”旁边有人回答说：“他是河南人，曾任国会议员。”袁就得意地说：“咱们河南人真不错!”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为了迎合袁，建议派段世垣做总统府的秘书，并邀请入府面谈，袁表示同意，秘书的任命状随即发了出去。可是段世垣很久见不到总统的面，因为万忙的总统早已忘记了这一回事了。又一天，那个因“剿匪”不力被撤职的河南都督张镇芳到公府来，偶然谈到河南人才，袁忽然想起段世垣，称赞他的文章做得很不错。张镇芳大惊小怪地说：“嘿，这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袁听到同盟会这个名称，就像清朝西太后听到革命党或维新派一样，吓得脸上变了颜色，马上派侦探侦察段世垣的行动。当然，那些惯于捕风捉影的袁家爪牙是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的，他们报告说，这个人与白狼的“军师”、另一个国会议员凌钺经常地秘密通信，又说他是黄兴派来的炸弹队队长，正是林清一流人物。（林清是1812年清宫“谋逆案”的主角。他与宫廷太监阎进喜、刘得才、杨进忠结合，密谋杀死嘉庆，推翻清朝，事泄被杀。）哀大为吃惊，立刻下令逮捕了这个会做文章的河南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三部分 “二十一条”漩涡中的袁政府(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