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抢劫的过程中，城内大街小巷发现了形形色色的怪现象：有些兵士脱下军衣，把步枪当作扁担来搬走他们的“战利品”，有些强迫人力车替他们搬运，有些则因抢赃物而开枪互击。张勋打了一次胜仗，他的兵士点起名来却少了很多，原来那些打完仗发了横财的老总们，都开小差回到家乡享福去了。南京市民用罢市运动来抗议辫子军的滔天罪行。张勋认为开门七件事要紧，强迫柴米油盐等店首先开门，其余一概不问。9月9日，沪宁火车首次恢复通车。南京许多人民又不约而同地举行了一次“避贼运动”，车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人都急于要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活地狱，对以后生活如何都来不及作任何打算。原来在三天封刀之后，辫子兵的奸淫抢劫仍然没有终止，人民的生命财产仍然得不到丝毫保障。可是张勋却吹嘘辫子兵“纪律严明”，不承认有不法行为。他通电狡辩说：“诸军巷战，统将专事杀敌，间有一二不法军人趁匪军抢劫之余，见物辄取，固所难免。”9月9日，他有佳电表扬自己尽了维持地方的责任。电文中说：“匪军逃窜，乘机抢掠，土匪助虐，益肆凶残，多有假冒官军情事。此时各军号令不一，勋破除情面，派队巡街，随地正法者二百余，秩序始复。此金陵各国旅居洋人之所共见，今路透电乃以蓝衣兵占多为言。查勋部入城，仅占东北一隅，地处荒僻，民户无多。其余繁盛之区，均由各军分扎，孰抢孰否，不难按户而稽。”他不但把抢劫罪行推到败军和土匪方面，还推到友军方面，而把战功完全归到自己方面。他在“请奖叙有功人员”的一电里说：“南京易守难攻。昔者洪杨割据，固以天下之师，糜饷数千万万，犹以九年之久始奏克捷。今勋专令南征，每战必胜，用兵不及数月，实非始愿所期。”袁在战争结束后颁发了大批勋章和晋级命令。张勋得到勋一位和江苏都督的地位。江苏都督本来是准备给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的，由于这次首先攻进南京的是张勋所统率的军队，他不得不变更计划给予张勋，留待下一步再作计较。因此，冯国璋在收编讨袁军的残部后，不声不响地率领部队渡江走了。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南京就看不见民国的影子，而完全退回到前清政府的时代。他绝对不允许他的兵士剪掉辫子，辫子是他的军队的特殊标志。他看见穿西装的人就很生气，看见有辫子的人就引为同道中人。因此，南京就有很多拖着辫子的怪物出现，扎假辫子的风气盛行一时。他绝对不许用“前清”两个字，认为在他的统治下，南京仍然是大清朝的天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国民党“二次革命”(7)他把都督府的大柱和栋梁都涂上一道朱红色，把清朝总督原有的吹鼓手和炮手都找了回来，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前清的官制和一切排场又都复活了，不但恢复了厘捐总办、粮台总办、督销总办、道台、知府、知县等等名称，而且一律都用“扎委”。南京城内就有一个知府——“江宁府杨”，和两个知县——“江宁县左”和“上元县沈”。知县衙门恢复了刑名老夫子、差快这些帮凶家伙，县太爷坐堂审案恢复了藤条、小条等刑具。那些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要打轿子上院，要先递手本，见了“大帅”要行跪拜礼，要自称为卑职。这一切都是两江总督衙门的老样子。从前张勋被江浙联军赶出南京城时，城内警察曾经欢迎革命军进城。张勋因此记恨在心，把他们一齐“革职”，用辫子兵代替警察站岗。随即在北方招来了一批北洋警察。辫子兵的各营都用龙头令箭，官长要穿前清的蓝制服，营中不许悬挂民国的军旗，要用红色白边的蜈蚣旗。民国的国旗也绝对不许悬挂，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挂的是写着一个斗大“张”字的红旗。所有这些怪形怪状，袁都装做不曾晓得的样子，但是外交团对此表示十分惊讶，他们质问南京城不挂民国国旗的原因。由于洋大人要过问，袁不能置之不理，才打电报责备张勋不应该禁止悬挂国旗。到9月17日，南京城才有五色国旗出现。五军事胜利是袁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1913年昙花一现的讨袁军，又称为癸丑之役、国民党“二次革命”之役、赣宁之役或湖口之役，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南北战争。通过这次内战，封建军阀取得了胜利，把当时领导*革命的国民党人赶下了政治舞台。这次内战造成了以后若干年来连续发生的洪宪帝制、宣统复辟以及南北战争长期不停的混乱局势，使国家受到很大的损害，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袁的武力统一梦初步得到实现，此后北洋军源源进入到南方各省区，全国进入到北洋军阀最黑暗的统治时期。从1913年7月到12月，袁政府先后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这批新贵将军们都是北洋军将领或北洋附属军的将领。此外，袁又派北洋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松江以扼浙江之咽喉，第三十九混成旅旅长伍祥祯驻长沙、第三师师长曹锟驻岳州，以扼湖南之咽喉。除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四省以外，南方各省都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征服地和袁家的天下。这四个省没有被北洋军侵入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来由于地处偏远，北洋军鞭长莫及，二来这几省的都督都不属于国民党系，袁认为不妨留待下一步再加以收拾。在战胜国民党之后，北洋军除*北方所必需的兵力外，差不多可以调动的兵力全部都调动到南方来。由于地盘骤然扩大，就感到兵力不敷而不得不急于扩充军队，因此，北洋军的番号就愈来愈多了。国民党讨袁军的完全失败，一方面是袁的武力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却又是他由胜利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后，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他的弱点都不断地暴露了出来。在对南用兵的过程中，在用人问题上，他充分表现出无制度、无标准的“家天下”的作风。既派刘冠雄为南洋巡阅使(他所指的南洋是江浙一带)，又派雷震春为长江查办使；既派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又派张勋为江北镇抚使，还有一个江北检讨使蒋雁行；既派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还有一个连职名也完全相同的赵惟熙；湖南就派了三个查办使，曹锟、汤芗铭和郭人漳，又派了两个检查使，张学济和朱树藩。发表这些五花八门、叠床架屋的头衔，本来是袁用以羁縻“人材”的一种手段，根本没有划分职权，甚至连袁自己也记不清楚发表了多少官职，哪些人给了哪些官职。他完全把用人授官当作一件儿戏事情。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国民党“二次革命”(8)莫说有官无职的空头衔是如此，就是有官有职的情形也是杂乱无章的。有些省既有都督又有护军使，有些省有护军使或镇守使而无都督，有些省以文人为都督、武人为民政长，有些省以武人兼任军民两长。以上只说明了关于官制方面的紊乱情况。当时还有一件政治秘密，除了极少数袁的亲信人而外没有人知道。在对南用兵以前，袁十分机密地决定了逐步废省改道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废除省一级，以省以下的道(一个省可以划分为几个道)为地方行政的最高单位。道设道尹管理民政，又设镇守使管理军政。这个计划准备先在几个省实行，然后全面推广。为什么他要决定这样一个缩小行政区域的计划呢?原来*者的疑忌心是最重的，除了他自己和他的亲生子之外，对于任何人都是放心不下的。他顾虑到在打败国民党之后，北洋派将领的个人力量一步步地发展起来，将来会养成“尾大不掉”和不利于己的趋势。废省改道是在贯彻个人*、避免藩镇之祸的目标下决定的。从下列事实可以证明，他在用兵初期即已不露声色地试行了这个计划。他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王占元为湖南护军使、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这里面没有一个都督名义。在这几省之内，并且包括南方将要被征服的各省在内，他的初意都是不设都督的。此外，黑龙江只有护军使朱庆澜，后来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后，也只提升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而不给以都督名义，福建都督刘冠雄调任海军总长后，就派李厚基以镇守使名义统率该省军队。这三省不设都督，就是废督计划的初步实现，也就是为废省改道做好准备工作。但是，那些以前“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此时只知有大总统而不知有民国的北洋派将军们，并不是真心崇拜袁而甘于盲目服从，他们也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大哥做了大宋皇帝，小弟也挣得个将军到手。”他们利用袁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阶梯，正和袁利用他们作为扩张个人实力的工具一样。北洋派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都是建筑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在对南用兵的开始时期，就有人劝袁对废省废督的问题不应操之过急，如果过早地提出来，可能会影响前方将领的战斗意志，不肯在这次战争中卖力。以个人利害为重的*者从来就是外强中干的，所以袁听了这句话，就把这个问题推迟一步，打算在完全消灭国民党之后再进行。后来国民党果然被打败了，他正在准备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表上来时，又有人劝他再等待一下，因为全国统一的局面还不稳固，还要利用北洋派将领加强*人民和肃清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残余势力，如果降低他们的地位和削减他们的权力，可能会引起北洋派的解体和国民党的死灰复燃。这样一说，又吓得袁不敢轻于尝试而把这个问题搁了下来。这个秘密计划逐渐地传到北洋派将领的耳朵里。他们对这个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团体”的老头子渐渐地觉得不满。同时，他们摸清了袁氏外强中干的底细，以后凡是涉及与他们的权位利害有关的问题，就经常地对袁采取强硬态度，任何问题都可以“服从”，如果在权位问题上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就拿出“辞职”(事实上就是“造反”)的手段来要挟，而袁也就为他们的实力所屈服，完全陷于被动而不能自主。凡是不懂得这个内幕的人，都认为袁在打败国民党后，威望大大提高，但是事实上他的威望正在逐步下降。他自己就首先发现了他一手所造成的北洋派，并不是一个可以由他任意摆布的团体，他的统帅权是不够坚强的。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袁在战胜国民党后，得到丧尽人心的后果。以前袁经常地吹嘘他是中国秩序的稳定因素，没有他，“全国秩序就难于维持，中国就难于避免瓜分之祸”。帝国主义正是因为前一种说法对他作了有力的支持，而国内投机分子和妥协派也正是根据后一种说法坚持对袁的妥协政策。自从北洋军侵入南方各省以来，把这样一件无可抵赖的事实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就是多年来袁所训练的北洋军，其绝大部分都是奸淫抢劫、杀人放火的活强盗，使各省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的正是这些匪军，而被这些匪军侵入的南方各省，立刻成为盗匪公开横行、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的黑暗世界。袁政府所委派的各省官吏，都是些贪污腐化、残忍好杀、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社会败类，把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当作牛马奴隶而任意践踏，使人民在亡国的威胁下又加上了一重“亡省”的痛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国民党“二次革命”(9)国民党讨袁战争的失败，不是由于北洋派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弱点太多。首先，辛亥革命后，对封建军阀一味地无止境地采取妥协政策，造成了无可挽救的严重错误。宋案发生前，宋教仁极力主张以赤手空拳的政党内阁去抑制实力政策的*者的无限野心，而在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人主张依靠手无寸铁、在北京军警监视和威胁下的国会议员进行合法斗争，以制止袁的军事行动。直到五国银行团大借款成立，袁政府忙于调兵遣将，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国民党还有人企图再度举行南北和议以解决袁与国民党之间的一切争端。甚至在易督令发表之后，国民党人还想解除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保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尽管国民党的妥协政策发展到无边无际，袁对国民党是丝毫不肯妥协的，当国民党系各督遵令卸职之后，北洋军仍照原定计划进兵。这样，妥协政策就成为痴人说梦，连短暂和平与屈辱和平也不能交换到手，而只能以彻底失败为其结局。其次，国民党内部的不纯洁与不统一，也是讨袁战争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当时，有些国民党的重要分子被袁收买而变节，有些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成为堡垒内部的敌人。北洋军已经源源南下，国民党总部仍然畏首畏尾，举棋不定，各省当权人物仍然争权位，闹意见，正蹈了“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的历史覆辙。因此，各省独立日期前后不一致，各个地区单独作战而不能互相配合，给了北洋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当然，不善于采取争取中间派和孤立敌人的策略，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与广大人民结合在一起，没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方针，因而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仅仅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作为决定双方胜败的关键，是从现象看问题，由此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南京三次独立后，孤立无援，完全绝望的讨袁军竟能坚持20天的英勇抵抗，这就说明了北洋军的力量并不强大。如果各省讨袁军都具有同样的坚强战斗意志，袁战胜国民党是不可能实现的。帝国主义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参加了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没有五国银行团借款以供袁政府的战费，袁不可能发动这次战争。五国银行团不因中国各方面纷纷表示反对而停止付款，上海领事团公然签字于协缉国民党领袖案，香港政府公然永禁孙黄等入境。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实际参加中国内战的具体表现。但是，*者在这次战争中仅仅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个胜利又成为他走向失败的一个开端。北洋派是个打伙求财的封建军事集团。在此之前，袁与北洋军将领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在此以后，袁就想废省改道，削弱他们的权力，以便集中大权于“中央”(他个人的中央)。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日益扩大，终于引起破裂。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主要方面在于：袁在取得军事胜利后，他的反人民的恶劣本质和北洋军的盗匪行为完全暴露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消除了一切人对袁的幻想，坚定了全国人民反袁救国的意志，使袁政权终于走上了灭亡之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1)1913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先后到达东京，国内即有“孙黄分家”之谣。到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此项谣言愈传愈广，但又言人人殊。这是由于：事隔10多年，国民党战胜北洋军阀取得政权后，政权由蒋介石掌握，党权则落入陈果夫、陈立夫之手。二陈的叔父陈其美，正是当年煽风点火，促成“孙黄分家”的核心人物，而蒋介石又是陈其美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为亲者讳，对于这一历史性的重大问题，不愿揭露真相。现在是历史“求实存真”的时代，许多有关资料均已先后发表，关于“孙黄分家”的真相，应当可以大白于天下了。一孙黄对战争失败责任和组党问题发生歧见。陈其美挑拨孙黄关系。国民党内的调和派和激进派孙黄二人再度亡命到东京后，对于战争失败的责任问题、国民党今后应如何加强整顿的问题，乃至外交策略，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们虽同在东京，甚至不能平静地坐下来，面对面地进行同志式的研讨，而只能在往来书信上大打笔墨官司。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非由袁氏兵力之强，而是党人自由散漫，不肯听党魁的话，特别埋怨黄兴自以为是、独断独行，以致坐失良机，受制于人。他打算“毁党造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然后致力于“三次革命”。对于“三次革命”，他认为日本为中国紧邻，应当主动争取日本的援助，“日助袁则袁胜，日助我则我胜”。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并非真正的失败，不过是金钱暴力暂时战胜公理正义而已。他承认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人虚骄成风，为国人所不谅，今后只要端正党风，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队伍，最后就一定能够战胜袁世凯，没有毁党造党的必要。对于孙中山的严厉指责，则列举一系列的事实为自己辩白。他对孙中山始终表示忠诚，认为无论维持旧党或组织*，均应推孙为领袖，但又反对采取种种足以引人误会的形式，大搞个人崇拜，影响*、自由。孙黄二人的意见分歧，迅速扩大到党员与党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由兴中、华兴两大革命组织合并而成同盟会原由兴中、华兴、光复三会合并组成，但成立不久，光复会即分离出去……其中以同乡、私交或工作关系，孙黄二人各有一批信徒。过去孙黄二人合作无间，这种同志之间的亲疏关系，并不影响党的团结。此次孙黄有了裂痕，过去的亲疏关系就成了产生党内宗派主义的温床。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原为上海青帮头目之一。其人素以“四捷”出名，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见程潜：《护国之役前后回忆》……他原与黄兴接近。“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11月应孙中山之召赴东京，即有排斥黄兴而跃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的野心，他对孙中山极尽吹捧之能事，当面捧孙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无论在中国在日本，谁都比不上你”；并说：“由你出面来领导中国革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见《宫崎滔天全集》……他与戴季陶等包围孙中山，极力挑拨孙黄二人的关系，成了促进孙黄分家的关键性人物。国民党*谭人凤、周震麟(均接近黄兴)、胡汉民(接近孙中山)等和某些日本友人，深以党的分裂为虑。他们奔走于孙黄二人之间，提出调和折衷意见，孙黄二人均表示赞赏。但由于陈其美对孙如影随形，这种调和没有取得效果。当时在东京的还有一批思想较激进的中下层党人，他们身外无长物，而孙黄二人又均无力及时救济，因此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中。他们认为，“二次革命”失败，主要由于国民党人“知于驳人而疏于谋己，轻于作始而乏于坚持，惑于小善而惧于小嫌，沉于声色而溺于货利”见《民义社发起词》。按，后来黄兴离日赴美，民义社员又集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但与陈其美仍有矛盾，因此他们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由于党内领袖的失和，加上自身的困窘，革命前途的渺茫，他们意识到“异地不能久处，领袖不能长靠，革命又不可中断，惟有自己结合组织团体，再回内地去进行革命”见杨思义：《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人的形形色色》……1914年1月，湘籍党人杨王鹏、邹永成等在东京组织了民义社，作为在湖南进行“三次革命”的领导机关。这是离开国民党而另树一帜的一种倾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2)当此之时，孙黄二人虽有隔阂，但对反袁的大目标上还是一致的。1914年2月，黄兴在东京郊外大森创办了军事学校“浩然庐”，为准备“三次革命”培养军事干部。孙黄二人又在日本友人的赞助下，筹办了“政法学校”，设立政治、法律、经济等科，以培养“三次革命”的文职干部。1914年3月，胡汉民向黄兴建议办一机关报来宣传反袁斗争，黄兴请章士钊主持其事。不久，由于党内裂痕继续扩大，5月10日有两个刊物同时问世：一个是胡汉*编的《民国》杂志，成了孙派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一个是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成了黄派“欧事研究会”的喉舌。《甲寅》第一期发表的时事述评，在抨击袁政府颁布的“报纸条例”上，引起孙派的误解，中华革命党人夏重民率部捣毁了《甲寅》社见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双方矛盾由此越来越尖锐了。二孙中山制定“中华革命党”党章，黄兴表示反对。黄兴由日赴美孙中山一到日本，即开始筹划重建*，至1914年春天，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孙中山亲自制定了*章程。*定名为中华革命党，以实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党章规定：在将来革命政府成立到宪法颁布前的整个革命时期，全部国家权力都归中华革命党党员所有，一切非党员都没有公民资格。党员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分为三等，在革命时期内各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凡在“三次革命”爆发前入党的，称“首义党员”，在革命时期入党的，称“元勋公民”，均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凡在“三次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成立前入党的，称“协助党员”，在革命时期内为“有功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在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称“普通党员”，在革命时期内称“先进公民”，只享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党章还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下“愿牺牲——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约，并要按上指模，表示“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孙中山拟出党章草稿时，曾分送一份给黄兴参看。黄兴认为，将党员分成等级，许以不同的利益，是“以权利相号召”，与袁世凯以金钱、地位诱人的做法相差无几，已失去革命本旨。至于立誓约、按指模，更是培养个人专制、侮辱党员人格。黄兴建议孙中山修改党章，不要因噎废食，使党分化。孙中山同意修改党章。但陈其美、戴季陶等表示坚决拥护中华革命党党章，并四出拉人入党，谁对党章表示有意见，就攻击谁，甚至对黄兴也进行了人身攻击。陈其美的言行激起了许多国民党人的反感，他们都拒绝入党。于是胡汉民提出折衷办法，将誓约中“附从孙先生”改成“附从总理”，老同盟会员入党可免除立誓约、打指模等手续，想以此缩小党内的分歧，争取黄兴等人入党。这个方案，由于孙中山反对而作罢。陈其美等的挑拨离间，助长了孙黄关系的进一步分化。1914年5月29日，孙中山致函黄兴，历数对黄兴的不满，谅解黄不入党(中华革命党)，但要求黄兴配合，让他当真党魁，不要加以干扰。原函如下：宋案发生之后，彼此主张已极端冲突；第二次第二次、第三次分别指“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失败后，兄仍不能见及弟所主张是合，兄所主张是错。何以言之?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及借款已成，大事(势)已去，四都督已革，弟始运动第八师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此等情节，则弟所不满于兄之处也。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后绝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从无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无知少年及无饭食之亡命者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3)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黄兴复函孙中山，表示癸丑年南京失守，自己应负责任，但孙的其他一些指责，则认为与当时事实不符，对此有所辩解。接着陈述了自己对中华革命党的看法，表达了整顿国民党的意见。最后申明决不妨碍孙中山的计划。原函如下：接读复示，因来客众多，未即裁答，殊为歉念。今请露肝胆披心腹为先生最后一言之。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指以暗杀对付暗杀。，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即以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今当事者俱在，可复询及之也。后以激于感情，赣省先发，南京第八师为先生运动营长数人，势将破坏。先生欲赴南京之夕，来弟处相谈，弟即止先生不行。其实第八师两旅长非绝对不可，不过以上海难得，致受首尾攻击之故。且先生轻身陷阵，若八师先自相战斗，胜负尚不可知，不如保全全城之得计。故弟愿以身代先生赴南京，实重爱先生，欲留先生以任大事，此当时之实在情形也。此段词意模糊，须参看本章下文。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但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划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今先生于弟之不入会以满足许我，虽对于前途为不幸，而于弟个人为幸已多，当不胜感激者也。惟先生欲弟让先生为第三次之革命，以二年为期，如过期不成，即让弟独办，等语。弟窃思以后革命，原求政治之改良，此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度可能包办者比，以后请先生勿以此相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6月3日，孙中山复函黄兴，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希望黄“静养两年”，并与黄相约今后只论私交，不谈公事。原函如下：长函诵悉，甚感盛情。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若兄分途并进，以行暗杀，则殊碍吾事也。盖吾甚利袁之生而扑之，如兄计画(划)成功，袁死于旦夕，则吾之计画必坏。果尔，则弟从此亦不再闻国事矣。是兄不肯让弟以二年之时间，则弟只有于兄计画(划)成功之日，让兄而已。此复。又，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幸甚。见《黄兴集》。7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代表仅8省，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因自己一心护党，反受毁伤，很觉灰心，此时如再留在东京，恐同志间误会更多，遂决定离开日本。6月27日，他在寓所宴请孙中山话别，席间“未谈国事”。孙中山集成语赠以一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再共尝”。从孙黄分手的情况看来，两人均有依依惜别，黯然神伤之感。6月30日，黄兴由李书城、石陶钧陪同，乘船前往美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4)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以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张静江、廖仲恺为财政部正副部长，许崇智、邓铿为军务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为政治部正副部长。孙中山在总理之下特设协理一席以待黄兴。不过黄兴直到逝世前始终没有入党，而终中华革命党之世，协理的位置也一直空着，没有另推人担任。孙中山下令原国民党的国内外支部、分部、交通部，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党员一律按规定手续重新入党，并作了海外支部负责筹款、国内支部从事武力讨袁的分工。不久又任命了一批各省支部长，如广东夏重民，江西刘士毅，吉林陈楷，湖南陈家鼐(后改覃振)等。中华革命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支部的改组工作，进展得均不顺利，筹款工作也收效不大。后来虽然黄派的覃振离开“欧事研究会”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原先因反对立誓约、按指模而拒绝入党的朱执信也改变态度宣誓入党，但中华革命党仍无多大起色。三黄派组织“欧事研究会”，主张暂停讨袁，团结一致对外。孙中山命陈其美函邀黄兴早日回到反袁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东京的黄兴派国民党人李根源等，于1914年8月发起组织“欧事研究会”，以集合同人讨论欧战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探求救时的良策为目的。入会的有李根源、胡瑛、李烈钧、熊克武、殷汝骊、林虎、程潜、程子楷、陈炯明、李书城、沈钧儒、陈独秀、章士钊、张耀曾等。黄兴此时在美国，事前并未与闻，9月3日才复函同意加入该会。欧事研究会对中华革命党所采取的态度，与会者后来的说法并不一致，有的说取名为“会”，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和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有的说，组会的目的就是要别树一帜，与孙中山大异其趣；有的则说这是一种“祛除党见，集中人材”的做法此种说法，黄兴曾公开表示过。欧事研究会在对付袁世凯和“二十一条”等问题上，与中华革命党存在明显的分歧。不管欧事研究会诸人的主观愿望如何，该会的成立，在客观上标志着国民党已经从思想上的分歧进一步发展成组织上的分裂。中华革命党在《宣言》中指出：“列强因欧战无力东顾，世界金融已经紊乱。袁政府财源已竭，饷糈自空，正是进行革命倒袁的大好时机”。欧事研究会则认为：“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在国内的军政势力损失殆尽，袁氏气焰正炽，若无欧战，讨袁几无从下手。今乘欧战之机，方可从事讨袁的准备工作。必待袁氏倒行逆施，横加诛求，引起民怨沸腾，才能举事倒袁”，“如仅凭少数人一时之激烈心理，搞些暗杀和暴动，只能损失革命实力，而绝无成功的希望”。黄派的这种观点，孙派指为取媚袁世凯，阻碍革命的进行。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欧事研究会主张，在外有异种入侵，内有专制政府的非常情况下，当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暂时停止国内的一切反袁活动，使袁政府能集中精力，一心对外，达到团结御侮的目的。1915年2月11日，李根源、林虎、程潜、熊克武、张孝准等11人发表通电说：“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反对政府，非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决不敢有危于国。矢心如此，自信可告国人。此次外交受侮指“二十一条”。，举国惊惧，虽由国之积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发能收，责在当局。吾徒屏居海外，修学待时，无力使之加良，亦何忍使之加恶。至如反对政府，全然别为一事。试问何国政治，不容反对党之生存?又吾国现势观之，是否宜施改革?吾人所持此见，今虽无地容其发展，而决不以政府意向与为变迁。政府苟能推诚修政，举国倾心，即吾人客死异邦，亦所甚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5)半个月之后(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又联名发表了“有电”，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此电首先自承国民党在南北议和之后，对于袁政府“诚有所抨弹牵掣”，“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应向国人表示引罪。接着表明“二次革命”是因国政不修被迫举行的。当时“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因“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不肯负固以困民生”，所以“一击不中，即复戢兵”。哪怕“从此受同志之责，居懦怯之名”，也在所不顾。今天，我们手中“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电文接着申述：“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堇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不远，即在平西”平西指吴三桂……随后郑重宣布：“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甚至“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有电”的下半段，对袁世凯的专制*有所抨击。电文说，“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求之政家良恶。故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今者政治清浊，事业兴废，士气盛衰之度，较之满洲何如?此俱国人所闻见。当兴等随国人后与闻政事，当局者每籍口大权未一，强饰其非。此中是非，无取辩说。但今日之失政，何与于昨日之争权?兴等蔽罪以去，则新治宜呈矣。胡乃诋诽异己，甲乙无择，生心害政，益益有加，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一语反诘，真相立明。年来内政荒芜，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权氛所至，自非化女为男，易男为女，此外盖无不能。又辄借词内乱未已，政力不专，其为欺谩，尤不待词。”“窃论外交受逼，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盖一人政治，近世已经绝迹，非其不能，实乃未可。良以社会之质善于一人，团体之力厚于分子，此乃政治通义，背之不祥”，“兴等流离在外，无力回天，遇有大事与吾徒有关者，亦惟谨守绳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欧事研究会的成员大多为国民党的高级军人，文事非其所长，所有文电，包括以上两电，均由《甲寅》主编章士钊执笔。两电颠倒错乱，矛盾百出(如论政治与国家的关系)。更使人难于谅解的是，袁氏何人，同他讲团结御侮，岂非与虎谋皮?此时黄兴在美国进行反袁活动，与“有电”的论点正是背道而驰。有人认为，黄兴为了团结国民党人，且已列名于欧事研究会，不得不勉从众议。不论怎样，这不能不是黄兴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策。袁氏当然不会因敌党的两个通电而放弃其做皇帝的野心，停止其投降卖国活动。不久他就接受了亡国条约。以交换日本不干涉中国改行帝制。5月中旬，亡国条约签定后，黄兴、李根源等17人才又发表另一通电，痛骂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行。由于孙黄二人分道扬镳，中华革命党的组党、筹款等工作受到很大的阻力。孙中山认为有团结黄派之必要，乃于1915年2月4日，命陈其美自东京写信给黄兴，邀请他早日回来，共同致力于讨袁斗争。但陈在信中继续丑诋黄兴，大有咄咄逼人之势。原函如下：克强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从诸公后，奔走国事，于兹有年，每怀德音，谊逾骨肉。去夏美正养疴在院，满拟力疾走别，握手倾愫，乃莫获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复以事先日就道，卒无从一面商榷区区之意于足下，缘何悭也。日者晤日友宫崎君，述及近状益眷眷国事，弥令美动榛苓彼美、风雨君子之思矣。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夫谓足下为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同声，于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之有负中山先生者数事以告，足下其亦乐闻之否耶?当中山先生之就职总统也，海内风云，扰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见一未实行，而经济支绌，更足以掣其肘。俄国借款，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海内士大夫更借口丧失利权，引为诟病。究其实实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担保，利权不碍，视后日袁氏五国财团借款之实交八二，盐税作抵，不足。复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监督财政全权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岂可同年语耶?乃群焉不察，经受经济影响，致妨政府行动。中山先生既束手无策，国家更濒于阽危，固执偏见，贻误大局，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一。及南北议和以后，袁氏当选临时总统，中山先生当时最要之主张，约有三事。一则袁氏须就职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谓南北声气未见调和，双方举动时生误会，于共和民国统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职南京不为功，盖所以联络南北感情，以坚袁氏对于民党之信用，而祛民党对于袁氏之嫌疑也。二则民国须迁都南京也。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痴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借，方足铲锄专制遗孽，迁地为良，庶可荡涤一般瑕秽耳。三则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诏全权授袁氏组织共和政府也，夫*乃根据临时约法，取决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后构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临时总统，乃得国民公选之参议院议员推举之，非清帝所得任意予之也。故中山先生于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当日最为适法之主张，而不惜以死力争之者也。乃竟听袁氏食其就职南京取决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约法推翻共和之后患者，则非中山先生当日主张政见格而不行有以致之耶?试问中山先生主张政见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虽复杂，而其重要原因，非由党人当日识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二。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画，转不能表白于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三。然以上诸事，犹可曰一般党人之无识，非美与足下之过也。独在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视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轻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孙宝琦、李盛铎东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则失所与矣后来，孙中山在此处批示云：“文按：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设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贻伊戚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四。无何，刺宋之案，牵于袁赵之蔑视国法，迟迟未结，五国借款，又不经国会承认，违法成立。斯时反对之声，举国若狂，乃吾人又以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6)而取消之。在中山先生则以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其主张办法，一方面速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五国财团经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于二星期内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寻而北军来沪，美拟邀击海上，不使登陆，中山先生以为然矣，足下又以为非计。其后海军奉袁之命开赴烟台，中山先生闻而欲止之曰，“海军助我则我胜，海军助袁则袁胜，欲为我助，则宜留之，开赴烟台，恐将生变，”美与足下则以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均不听之。海军北上入袁氏牢笼矣，嗣又有吴淞炮台炮击兵舰之举，以生其疑而激之变，于是海军全部遂不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及运动成熟，中山先生决拟亲赴南京宣告独立，二三同志咸以军旅之事乃足下所长，于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张政见，皆为破坏借款推倒袁氏计也，乃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公理见屈于武力，胜算卒败于金钱，信用不孚于外人，国法不加于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语，举二千五百万磅之外债，不用之为善后政费，而用之为购军械，充兵饷，买议员，赏奸细，以蹂躏南方，屠戮民党，攫取总统之资矣。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时独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盖其时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李纯未至江西，(段)芝贵不闻南下，率我锐师，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争衡天下无难矣。惜乎粤湘诸省不独立于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诸公不发难于都督取销之际，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变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讨之，盖亦晚矣。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五。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识，遇事烛照无遗，先几洞若观火，而美于其时贸贸然反对之，而于足下主张政见，则赞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分(厚)薄于其间，亦以识不过人，智暗虑物，泥于孙氏理想一语之成见而已。盖以中山先生所提议者，胥不免远于事实，故怀挟成见，自与足下为近。岂知拘守尺寸，动失寻丈，贻误国事，罔不由此乎?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已覆，来轸方遒，亡羊补牢，时犹未晚，见兔顾犬，机尚不失。美之所见如此，未悉足下以为何如?自今而后，窃愿与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识，与时并进，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厌从人。鄙见以为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于二十年前，当时反对之者，举国士夫，殆将一致，乃经二十年后，卒能见诸实行者，理想之结果也。使吾人于二十年前即赞成其说，安见所悬理想，必迟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于二十年后犹反对之，则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时始克形诸事实，或且终不成效果，至于靡有穷期者，亦难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证实，全在吾人之视察能否了解，能否赞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观于既往，可验将来，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东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胜美万万，当鉴及此，何待美之喋喋。然美更有不容已于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谓革命事业，旦暮可期，必不远待五年以后者，诚以民困之不苏，匪乱之不靖，军队之骄横，执政之荒淫，有一于此，足以乱国，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剥极必复，否极必泰，循环之理，不问毫发。乘机而起，积极进行，拨乱反正，殆如运掌。美虽愚暗，愿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见实行，不至如推倒满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后。故中华革命党之组织，亦时势有以迫之也。顾自斯党成立以来，旧日同志颇滋訾议，以为多事变更，予人瑕隙，计之左者。不知同盟结会于秘密时代，辛亥以后，一变而为国民党，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见扩张，势力固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熏莸同器，良莠不齐，*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操戈同室，人则何尤。是故欲免败群，须去害马，欲事更张，必贵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谅中山先生惨淡经营机关改组之苦衷否耶?至于所定誓约有附从先生服从命令等语，此中山先生深有鉴于前此致败之故，多由于少数无识党人误会平等自由之真意。盖自辛亥光复以后，国民未享平等自由之幸福，临于其上者，个人先有缅规越矩之行为，权利则狺狺以争，义务则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统摄，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为从违，更难达精神一贯之旨，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耶非耶?故中山先生于此欲相率同志纳于轨物，庶以统一事权，非强制同志尸厥官肢，尽失自由行动。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窃维美与足下，共负大局安危之责，实为多年患难之交，意见稍或差池，宗旨务求一贯，惟以情睽地隔，传闻不无异词，缓进急行，举动辄多误会，相析疑义，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迢迢水阔，怀人思长，嘤嘤鸟鸣，求友声切。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岁寒松柏，至老弥坚，天半云霞，萦情独苦，阴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沧海横流，端赖和衷共济。呜乎，长蛇封豕，列强方逞荐食之谋，社鼠城狐，内贼愈肆穿墉之技，飘摇予室，绸缪不忘未雨之思，邪许同舟，慷慨应击中流之楫。望风怀想，不尽依依，敬掬微忱，祈求指示。寒气尚重，诸维为国珍摄，言不罄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7)陈其美顿首。此信对黄迎头痛击，不为稍留余地，黄置之不复。于是孙中山又于是年3月亲自函黄，促其早日归来。原函如下：前由英士沥陈近况，迟迟未得还云，其怅甚怅。文关怀祖国，见于政府之专制，政治之不良，清夜自思，每用痛心。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犹意钝初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居正)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刺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戴季陶)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及其后也，烈武(柏文蔚)、协和(李烈钧)等相继被黜，静山(孙道仁)观望于八闽，组安(谭延闿)反覆于三湘，介人(朱瑞)复盘据两浙而分南方之势，以掣我肘。文不胜一朝之忿，乃饬英士奋起沪滨，更檄章梓(江苏军第一师师长)倡义金陵。文于此时，本拟亲统六师，观兵建康，公忽投袂而起，以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遗祸匪浅。文雅不欲于兵戈扰攘之秋，启兄弟同室之阋，乃退而任公。公去几日，冯(国璋)、张(勋)之兵联翩而下。夫以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苟得效死以守，则大江以北，决不致闻风瓦解，而英士、铁生(钮永建)亦岂至一蹶不振。乃公以饷绌之故，贸然一走，三军无主，卒以失败，尧卿(孙武)、海鸣(何海鸣)难为善后，而如火如荼之民气，于是歼灭无遗。推原其故，文之非欤?公之咎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矣。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而公又与英士等互相龃龉，溥泉(张继)、海鸣复从而煽之，公不维始终之义，遂作中道之弃。离日以后，深虞失援。英士明达，复以函问，而公又置不与复，是公不复以同志为念耶!二十年间，文与公奔走海外，流离播迁，同气之应，匪伊朝夕。癸丑之不利，非战之罪也。且世之所谓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广州、萍醴几经危难，以公未尝一变厥志者，岂必至今日而反退缩不前乎！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秋，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临纸神驰，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为孟浪而菲薄之。斯则革命前途之幸。此函黄亦未得复。四袁颁布党人自首特赦令和《惩办国贼条例》。袁派叛徒蒋士立到东京设立招降办事处。胡瑛变节投敌袁世凯得悉“孙黄分家”的情报，不觉喜不自胜，他立即使出种种恶劣手段，企图彻底分化国民党而消灭之。1915年元旦，袁政府颁布了《乱党自首特赦令》，规定凡在1915年年底以前犯有“附和乱党罪”而能自首者，均可受到特赦。还可量才录用，给以官职。袁世凯不断派遣特务潜往海外，伺机暗杀革命党人，同时还迫令流*人在国内的亲友写信到国外劝降。袁又开动宣传机器，肆意造谣污蔑，以败坏革命党人的声誉。如钮永建早在1914年3月离开日本到英美去了，袁方报纸却无中生有地报道说，1915年1月17日，钮在横滨致电冯国璋，表示自首投诚。袁政府污蔑革命党领袖穷途末路，竟至效法吴三桂，勾引日本，侵略中国。1915年6月22日，袁政府抛出了《惩办国贼条例》，同时又授意爪牙炮制了《国贼孙文》一书，对孙中山进行了恶毒的污蔑。袁世凯最厉害的一招，是用金钱收买变节党人。他派同盟会叛徒蒋士立携巨款50万到东京，与驻日公使陆宗舆配合，进行收买活动。蒋士立公然设立办事处，凡国民党人不论孙派、黄派，只要前来办理自首手续，一律按质论价，或补给留日官费，多少不等；或资遣回国，予以官职；或厚馈款项，送往欧美休养。当时亡命党人聚集东京，大多生活困难，因而堕志丧节者不乏其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8)在东京的中华革命党人深以袁世凯的银弹为虑。于是，湖南支部长覃振覃振，字理鸣，湖南桃源县人。桃源属湘西。召集湘西同乡开会，决定暗杀蒋士立以除害群之马。当指派刺客时，覃振的外甥吴先梅毛遂自荐，当场被批准入党。吴化装来到蒋宅，自称是叛徒周鳌山之弟，有要事需面见蒋士立。蒋出面接待时，吴对准他连放两枪，即返身逃出。蒋受伤未死，但也吓得要命，从此销声匿迹，这个自首办事处也就关门大吉。袁世凯在派蒋士立公开招降的同时，又派另一同盟会叛徒彭渊恂前往东京秘密收买革命党领导人物，把黄派胡瑛拖下了水。胡自卸任山东都督后，袁世凯任他为有名无实的青海屯垦使。“二次革命”前，胡在日本考察垦政，其后也未参加讨袁，袁也没有撤他的职。不久，孙黄二人流亡到东京，胡也陪同留下，不再返国，后来又加入了“欧事研究会”。彭渊恂诱惑胡瑛说，你未参加“二次革命”，又未罢职丢官，回国复职有何不可。胡对革命前途早已失去信心，又厌倦艰苦的亡命生活，就信以为真，决定回国投袁。胡到北京后，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下。胡已上了贼船，欲罢不能，只得跟着杨度发起了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从一个革命者堕落成为受人唾骂的帝制犯。五黄兴在美国的反袁活动。黄兴回沪黄兴自同盟会成立以来，赤胆忠心，抵制来自党内外的分裂活动，捍卫孙中山的领导地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成立，同盟会上层惑于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在国会竞选方面获得重大胜利，在军事上则因军费不足而大举裁兵，以致形成了“北强南弱”之局。这是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1913年宋案发生后，袁决心以武力平定南方，国民党内部主战主和，意见不一。其实，大错铸成，补苴乏术，和固不成，战亦无幸。国民党理应采取机动战术，集中力量向西南大后方转移，然后待机反攻。乃黄兴不此之图，提出所谓“政治解决”、“法律解决”，诚为痴人说梦，而孙中山的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计划，亦非策之善者。黄兴不愿苟同孙中山的废党组党计划，又不能留在日本与孙唱对台戏，当然只有远走高飞之一途。黄兴离日赴美时，袁政府请求美国拒其入境，美国置之不理。迨黄等一行到达美国西海岸时，袁政府又请将他引渡回国，也被美国拒绝。相反，美总统威尔逊命美国官方对黄兴热情招待并妥为保护，因此登岸时未受人身检查，在美国各地进行反袁宣传也未受到干扰。黄兴赴美后，国民党军人陈炯明、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林虎等奉原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为领袖，1915年在新加坡成立“中华水利促成社”，作为反袁斗争的掩蔽体。当时中华革命党总部在东京，“水利社”在南洋，因此有“东洋派”、“南洋派”之称。在此时期，国民党*周震麟、谭人凤、刘承烈等经常奔走商谈孙黄合作问题，孙黄二人均表示赞赏，只因党的问题无法解决，合作成为空谈。黄在美国时，除在言论上反袁外，行动上也有所表现，其最成功之一举，就是派出多人协助蔡锷脱离北京，安抵昆明，发动护国讨袁之师。与此同时，黄又命其长子黄一欧赴东京面见孙中山，告以“第三次”指“三次革命”，即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即将发动，请其及时配合进行。此时孙黄二人虽仍不谈党务，但对国事已完全恢复合作了。1916年年初，孙中山、蔡锷等纷纷电促黄兴回国。是年4月22日，黄由旧金山启程，5月9日到了东京。此时孙中山已先期归国，约黄在沪相见。7月8日，黄由日本启程回国。他与孙中山战友重逢，悲喜交集，从此和好如初。黄回国后，富贵功名逼人而来。袁世凯死后继之而起的北京政府授以黄勋一位，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湖南省议会举为湖南督军，黄均坚辞不受。黄在“二次革命”的讨袁通电中曾经慷慨激昂地说道：“兴一无能力，尚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若赖祖宗之灵，民贼一去，兴即解甲归田，国中政事，悉让贤者。如有权利之想，神明殛之。”此番海外归来，他又发表了“不入政界”的宣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孙黄分家真相(9)黄奔走国事，操劳过度，又因饮食无节，曾患胃出血症。10月10日他在上海旧疾复发，31日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逝世，年仅42岁。蔡锷讨袁胜利后，因病赴日就医，过沪时曾与黄氏父子相见。11月8日，蔡也病逝于日本福冈医科大学医院，年仅35岁。旬日之间，双星陨落，国人追念贤劳，悲悼同深。北京政府先后下令予以国葬。黄蔡二人生前本为好友，死后长眠于长沙城外湘江对岸之岳麓山，从此馨香俎豆，永垂不朽。1919年，孙中山取消了中华革命党，恢复了国民党的名称。原国民党军人及一般党员均复归于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袁世凯“君临天下”(1)一用外交压力撤换了江苏都督张勋前面说过，袁对江苏和湖北两省看得特别重要，原拟派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段芝贵为湖北都督。在对南用兵的时候，派这两个人做两路统兵大员，就是实现这个计划的一个前提。后来张勋所统率的部队首先攻下南京，他不得不根据“先入关者王之”的传统观念，任命张勋为江苏都督。但这只是他的一时权宜之计。当辫子兵在南京乱烧、乱杀、乱抢的时候，由于一时杀红了眼，有三个日本人受了伤。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顿然鼓噪起来，纷纷向日本政府请愿出兵中国。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向袁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和罢免张勋。袁派张勋的江西同乡李盛铎到南京来调查，李劝张勋对日本人让步点，以免引起两国间的关系进一步地恶化。对本国人民凶狠如虎的“大人物”，往往正是对帝国主义驯顺如羊的小角色。张勋与日本驻宁领事船津直接谈判的结果，就是日本方面撤回了张勋应当撤职的要求，张勋于9月28日亲自到日本领事馆道歉。日本方面的责难虽然告一段落，英美帝国主义者却又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它们的公使不止一次地向袁政府表示：把这样一个怪物摆在江苏都督的位子上是极不相宜的，在南京的西方国家侨民的生命财产也是得不到保障的。他们还把这个意见说成是对中国政府表示好感。袁正想利用外交压力撤换张勋。10月上旬，他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南京，把外交团的意见告知张勋，暗示他自动辞职以免引起更大的外交压力，否则对他的面子就更难于保全了。张勋正在兴头十足地做“两江总督”，听了这些扫兴的话，就跳起脚来发火说：“我的这个印把子是拿自己的性命拼得来的，袁宫保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用不着劳动你老哥的大驾来和我商量。”阮忠枢把他发火的情况报告袁，吓得袁慌了手脚，接连派李盛铎、刘恩源、钱能训、段芝贵走马灯似的到南京来进行疏通。其中“干殿下”段芝贵曾拜袁为义父，因此有“干殿下”之称。最长于词令，他说：“总统确有苦衷，不能不尊重外国人的意见。”随后提到袁想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他又天花乱坠地说：“巡阅使比都督大，都督只管一省的军事，巡阅使管好几省的军事。”张勋被他说动，而且事实上也不能造袁的反，就提出了三个调职条件：一、督府开支65万元准予报销；二、再拨开拔费50万元；三、规定长江巡阅使节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的水上警察。这些条件都经袁允诺。12月16日，袁发表了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及调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的命令。巡阅使这个官职，袁的本意也像屯垦使、检查使之类的官职一样，是个徒拥虚名的大头衔。由于张勋手中有兵，又提出了有职有权的条件，此后巡阅使竟成为驾乎都督之上的大官，并且成为割据数省的大军阀的一个特殊地位。在袁战胜国民党“威望”最高的时候，对于一个北洋附属军的将领尚且这样迁就，以免激成事变，这又说明袁的武力基础是不够强大的。二用军事压力罢免了福建、安徽、湖南等省都督在国民党讨袁战争的过程中，南方几省的都督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一、主动地参加讨袁军；二、被迫独立，随后又被迫取消独立；三、对双方保持中立；四、完全服从袁政府。江苏都督程德全、自称为安徽都督的胡万泰、福建都督孙道仁、湖南都督谭延闿，都属于第二类型或者近似第二类型。袁对于这一类型的人物，开始是表示宽大为怀，只要他们能够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是可以不加任何处分的。但当北洋军或其附属军的力量达到这些省区的时候，他就违反了诺言，把这些风吹两边倒的角色逐出了政治舞台。程德全始终不敢回南京。胡万泰被调任一个不重要的位子，不久就被打入冷宫。11月间，海军总长刘冠雄奉袁政府的命令，率领第四师第七旅长李厚基的部队由海道开到福州，以编遣为名解散了湘军，随即在旧藩台衙门放了一把火，把孙道仁吓跑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袁世凯“君临天下”(2)湖南是国民党力量较大的地方，问题比较复杂。9月17日，袁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楚有等舰开到岳州，袁的虎将曹锟的第三师也奉令开到岳州。此时湖南就成为瓮中之鳖了。袁又用“借刀杀人”和“调虎离山”的那些老计策，请黎元洪兼领湖南都督。黎还是“敬谢不敏”，袁又送他一个顺水人情，请他“荐贤自代”。黎已经打听得很清楚，汤芗铭是袁手边的一个红人。这个加入同盟会最早而后来又出卖过同盟会的“中将汤”（中将汤是日本的一种药名。汤为海军中将，因此袁经常戏呼为“中将汤”。汤与国民党的恶感，种因于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的时期。那个时期，汤是海军学生，伪装加入兴中会，曾偷开孙中山的皮包，窃取兴中会会员名单向清政府告密。），就是湖北“名流”汤化龙的亲兄弟，湖口之役曾经率领飞鹰舰立过战功。袁之所以看中了他，固然为了要拉拢进步党，为了酬劳他的战功，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人具有特别毒辣的心肠和手腕，又与国民党结下了不可解的深仇，是用得着而且也放心得下的。黎既要迎合袁的意旨，而他本人又与汤化龙有一段历史因缘，就推荐汤芗铭继任湖南都督。10月18日，袁发表了汤芗铭为湖南都督、王瑚为湖南民政长的命令，并令前都督谭延闿“入京待罪”，又将湘军师长赵恒惕押解到北京问罪。谭的出身是“名门之裔”和君主立宪派，其宣布独立的确是受了国民党的压力。黎与君主立宪派及谭本人既然都有相当的历史因缘，而又揣想到袁对谭没有很深的恶感，仅仅要在外表上处置一下以立威，因此他打电报替谭解释，他说独立并非出于谭的本心，“曾仰药以求解脱。元洪敢力保其无他”。可笑的事情就发生了：谭发表了一个电报，根本不承认有“仰药”那回事，指出这是“黎副总统心存爱护，力为解免”的一种说法；他又否认被迫，“身为一省都督，应负完全责任。”他比起那位“止戈和尚”来，还算是有点骨气的。北洋军进入南昌的时候，江西都督欧阳武逃到原籍吉安县青原山出家，将“武”字拆开，自号为“止戈和尚”。9月间，江西水巡局局长倪占魁把他捕获解到省城。他函请南昌商会代他求情，信上说：“祖父九旬，老父七十，为武不肖，朝夕聚哭，求死不得，言之心酸。”9月27日，李纯把他解到北京，陆军部判处有期徒刑8年。10月13日，袁下令予以特赦。谭到北京后，陆军部判处他四等有期徒刑，袁根据黎的说项，12月12日下令予以特赦。赵恒惕也被判三等有期徒刑，由于云南都督蔡锷等具保，不久也得到特赦。三对云南都督蔡锷、浙江都督朱瑞，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手段属于第三类型的有云南都督蔡锷和浙江都督朱瑞。9月25日，袁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同时又打一个电报叫朱瑞到北京接洽要务。朱瑞因旅程较近先到北京。他换了一身军服，按照疆吏入觐大总统的仪式，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袁派一个承启官走出来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迹，请换便衣来见。”朱瑞打算回去换便衣，又被那位承启官加以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拿出一套现制的狐皮袍子和马褂给他穿上。朱对着穿衣镜照了一下，真是“增之则长，减之则短”，完全像量着他的身材裁剪的一样。承启官再把他引导到居仁堂，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头子正满面春风地等候着他。这个老头子也穿了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颜色、花样、质料和朱所穿的完全一样。朱知道站在面前的就是威震全国的袁大总统，紧张得话也说不出来。倒是那个老头子对他像老熟人一样，请他坐下，东谈一句，西谈一句，谈得海阔天空，才把朱的情绪安定了下来。渐渐地谈到讨袁战争的问题。袁出其不意地问道：“介人，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乱党，就应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么用意呢?”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袁世凯“君临天下”(3)朱战战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样子，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而且脸上老是那样和善而亲切，好像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当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隔了几天，朱瑞仍然穿了那套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袁辞行。这天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总统府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得非常严密，像在举行什么大典一样。走进了居仁堂，那里站满了全身披挂的武装兵士，又像走到了气象森严的阎罗殿。抬起头来一看，那个活阎罗穿了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没有等到朱开口，活阎罗就正颜厉色地说了一连串的话，什么“军人不可无纪律”哪，什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口气非常锋厉，吓得朱话也说不出，头也抬不起来，浑身淌着大汗，所穿的狐皮袍子和马褂又不能随意地脱下来。这就是既要怀之以德又要临之以威的一套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袁发明的，他只是把从古以来奸雄驾驭“人才”的权诈之术搬过来表演了一番。袁每次召见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事前必然要吩咐秘书把人事登记簿找出来，把这个被召见者的资历翻阅一下，然后在召见时装作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把这个人的出身、特长、生活细节或者著作中的一言两语提及一下，对方往往为他的“英明”感到震惊。这套骗人的手腕，同样也是从历代奸雄的蓝图里找出来的。10月10日，云南都督蔡锷将印信交由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了一年常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同他出境。过去袁对云南是鞭长莫及，此时他已经统一了全国，就不怕云南一隅之地抗命造反。袁给蔡三个月假期也正像前清摄政王勒令他开缺养疴一样，估计他是不会有任何抵抗的。蔡锷到了北京，袁仍然用对付朱瑞的那套戏法来对付他。但是那套戏法用在头脑冷静和意志坚强的人的身上就不发生作用，你变你的戏法，我像不曾看见的一样。袁发觉这个瘦小个子“宝古老”湖南人称宝庆人为“宝古老”。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因此不放他回任，并且立刻派密探监视着他的行动。在此之前，袁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报，诬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号为“大汉王”的一种叛国企图。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个字，命内史归入档案。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原来他早已看中了蔡锷是个长于治军而又严肃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以供使用；如果蔡抗命不到京，或者到京而不甘心作奴才，随时可以抽出这个档案来加他一个“叛国”的罪名而置之死地。这也是古来奸雄对付人才“不为所用，必为所杀”的秘密典籍中所有的。四用“霸王请客”的硬工调动了湖北都督黎元洪湖北都督黎元洪是属于第四类型的人物。在与国民党作战前，袁亲笔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成横匾一方送到武昌，以示对黎的宠异。国民党失败后，他又亲笔写“*副总统府”八个大字，制成长匾，挂在湖北都督府的大门外。黎对袁的某些疑云渐渐吹散了，觉得这个人虽具有使权用诈的手腕，但是基本上还是以感情为重的，因而也是够朋友的。他不但在军事上、在政治影响上给袁的武力统一政策以很大的支持，而且参加了战后大举屠杀人民的实际行动。举一事为例。国民党中湖南人很多，因此湖南人所犯的“乱党”嫌疑也很重。讨袁战争失败后，袁政府颁布了“惩治乱党”条例，旅居外省的湖南人被滥捕滥杀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湖北靠近湖南，住在湖北的湖南人比其他各省更多。湖南革命*谭人凤有一封质问黎的信，说黎“专以仇杀湖南人为能事，而其被杀之人，不审罪状，不问姓名，概以乱党二字加之，立予枪毙。……武昌旅馆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数命令撤差。……居住自由权、行动自由权皆被剥夺。”这就是这个“悲天悯人”的“忠厚长者”为了讨好袁做出来的血腥罪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袁世凯“君临天下”(4)国民党讨袁战争失败，黎对袁由怀疑的心理转变为心悦诚服，由中间派的身份下降到走狗的身份。8月5日，报上登载以他为首的各省都督和大军官请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的联名通电，这还可以说他是被动列名的，是处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10月间，他有个人私电请袁“奖叙袁克定翊赞共和之功”。袁克定就是袁的大儿子，献媚献到下一代，这就只能说他是厚颜无耻。他说出这种难以启齿的话来，即使是“家天下”的*者，也不得不报之以委婉谢绝的电报。袁答谢黎的电文说，“酬庸之典，以待有功，儿辈何人，乃蒙齿及!鄙人勉服国务，乃为救民，岂有荣施，及于家属!若授奚午举子之例，并无谢元破晋之功。损智益愚，大人所戒。庸材薄殖，何德何能。俟其阅历稍深，或堪造就，为公奔走，俟诸将来。幸勿复言，以重吾过”。即使黎对袁恭顺有加，袁到底还是不放心把这个“革命伟人”放在湖北都督的重要位子上。不难理解，一代枭雄的袁，心肠和手段都狠毒到极点，不是奴颜婢膝所能取得他的信任的，何况黎既非他的嫡系，而又成为“众望所归的社会偶像”!因此，他从未间断地想借一个题目把黎调到北京来，免去其湖北都督，像以前清政府调他自己为军机大臣而免去其直隶总督一样。早在袁接收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就发表过以黎为参谋总长的命令，其用意就是想用这个有名无实的位置来交换他的湖北都督。在对南用兵的过程中，一会儿要他“兼领江西都督”，一会儿又要他“兼领湖南都督”，也不外乎是采取逐步的和走弯路的方法，想把他调出湖北来。前面早已说过，袁预定以段芝贵为湖北都督。由于黎完全倒在袁的方面与国民党为敌，袁不便使用“假道伐虢”的伎俩。国民党失败后，袁不止一次地用久仰、渴慕等甜言蜜语引诱黎北上和他见面，事实上是“请君入瓮”。这个“老实人”对切身利害的问题却看得非常清楚，他推三阻四地没有吞下这个香饵。如果袁用军事压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师出无名，会使“天下人为之寒心”，而且有可能激成事变。到11月间，袁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想出一个“霸王请客”的方法，特派段祺瑞到汉口去劝驾。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第一号大将来邀请贵宾，这绝对不是一件平凡的事。黎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个消息。12月8日段到汉口时，黎就知道不北上已经不可能了，曾邀集左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派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理都督，他表示尽可能争取早日回到湖北。不料段与黎只匆匆地见了一面，就替黎预备好到北京去的专车，9日就面催黎启程北上。黎走到半路上，10日北京就发布了总统命令，派段祺瑞权代湖北都督，派周自齐代理陆军总长。问题终于弄明白了，派第一号大将亲自出马，显然负有押解黎即日北上和阻止黎重回湖北的双重任务。黎是以副总统的崇高地位兼任湖北都督的。要调动这样一个目标大的人物，就不能不派另一个目标大的人物接替他的位子。国民党已经完全失败，袁已经不怕把黎“逼上梁山”，所以才敢于采取这个“霸王请客”的办法。黎的专车到了北京，袁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马车到车站迎接，这部马车正是上年8月用以迎接到北京参加所谓四巨头会议的孙中山的。黎所受的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也不下于孙中山。袁立刻规定副总统月俸1万元，每月办公费2万元，比起上年袁授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规定每月月俸3万元，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袁指定以瀛台为黎的馆舍，这正是以前西太后软禁光绪帝的地方。这个时期，黎在政治上还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装饰品，因此袁又找黎的同乡汤化龙做现成的媒人，进行袁黎两家的联婚手续。把下代的婚姻作为自己权利地位的担保品，这也是宗法社会的一种典型作风，袁正是利用这些手段来巩固和发展他的个人势力的。最可笑的是，双方还没有完成定婚手续，袁就赶着黎叫“亲家”，叫得十分亲热。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请“亲家”过来一同吃饭，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7500元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偶然说了“这件东西真名贵”的一句话，袁立刻解下来执意地要送给“亲家”。这又是奸雄收买人心的一套惯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袁世凯“君临天下”(5)黎已经知道他由政治俘虏进而做了名副其实的俘虏，乃于12月19日呈请辞去湖北都督兼职。这个辞呈又是“词章名家”饶汉祥代拟的，文中充满着酸腐的气息，如说“元洪屡觐钧颜，仰承优遇，恩逾于骨肉，礼渥于上宾，推心则山雪皆融，握手则池冰为泮。驰惶靡措，诚服无涯。”袁在批准辞呈的指令中也用酸腐来回答酸腐，有云：“昕夕握谈，快倾心膈。褒鄂英姿，获瞻便座，逖琨同志，永矢毕生。每念在莒之艰，辄有微管之叹。”黎当然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的名义周游列国一趟。袁怕他一去不返，就用拖延的手段来搪塞，不作肯定的回答。另一方面，段祺瑞在“权代”湖北都督的短时期内，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黎的力量铲除，把北洋军开到湖北，从此湖北完全成为北洋军的统治地区。段是袁身边的得力助手，不能长期地放在外面。袁本来是预定以另一段(段芝贵)为湖北都督的。1914年2月1日，段祺瑞于完成任务后回到北京再任陆军总长，袁就发表了以段芝贵为湖北都督的命令。段在北京与黎相见时，不像袁那样虚伪，脸上显露着一种倨傲之色。原来他在辛亥年做过清政府的护理湖广总督，认为黎仅仅是当年的一个协统，而此时也仅仅是袁的一个政治俘虏，是不值得加以重视的。五用绑架的手段囚禁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国民党“二次革命”前，章太炎虽然甘心受袁世凯的利用，一心与同盟会为敌，但是孙黄等人因其早年为*革命作出过不少贡献，仍想把他争取过来。1913年5月下旬，章在北京受勋后于6月4日回到上海，15日在哈同的爱俪园与汤国黎女士结婚，孙中山、黄兴、蔡元培、陈其美等都出席了婚礼。三天后，章有电辞去那个有名无实的“筹边使”。7月13、15两日，李烈钧、黄兴先后在九江、南京举兵讨袁，章在16、26两日发表两次宣言，指责袁“政以贿成”，“厉行暗杀，杀害勋良”，“借外力以制同胞”，并提出“诛七凶以谢天下”。七凶指梁士诒、陈宦、段芝贵、王赓(即王揖唐)、熊希龄、陈汉第(即陈仲恕)、赵秉钧。但章对孙中山仍然不谅解，希望黎元洪出面来领导讨袁事业。章太炎由拥袁一变而为反袁，使袁深表厌恶。在袁的授意下，北京共和党以“到京议事”为由，诱章由沪来京。8月11日章到北京后，下榻化石桥共和党总部，袁令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派兵予以监视。三个月后，章函请陆建章解除监视。信上说，“入都三月，劳君护视。余本光复前驱，*由我创造，不忍其覆亡，故来相视耳。迩来观察所及，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余亦倦于从事，又迫岁寒，闲居读书，宜就温暖。数日内当往青岛，与都人士断绝往来。望传语卫兵，劳苦相谢。”信发出后，很久没有得到回答，他又写信给袁说：“幽居京都，宪兵相守者三月矣。欲出居青岛，以返初服而养疴疾。抵书警备副司令陆君，以此喻意，七日以来，终无报命。如可隐忍，以导出疆，虽在异国，至死不敢谋燕。”这封信仍然没有得到回答。他气极了，就冒冒失失地跑到东车站想买车票南下，被跟在后面的侦探像老鹰抓雀般把他抓了回来。他手执扇子，用勋位勋章作扇坠，跑进总统府，要和袁见面讲理，坐在会客室里等候很久，又没有人出来接待。他气得几乎发狂，把桌子上的茶具、花瓶都砸得粉碎。此时跑出来几名卫士，把他连拖带扭地拉到外面，塞进一辆破旧的马车中，送到龙泉寺监禁起来。1916年3月22日，袁下令撤销洪宪帝制时，为了对反袁派表示安抚，特在钱粮胡同为章赁屋一所，按月给以生活费500元，许其由龙泉寺移往该处居住，并解除其监视。章以为这该是逃出北京的机会了，乃于5月18日，先把装细软的大皮包运出，然后坐马车到东单牌楼日本人所开设的扶桑馆，那辆马车就停在馆门外。一会儿，踱出了两个花枝招展的东洋美人，上了车，向中央公园挥鞭疾驶而去。阅者们不要以为这两个美人之中有一个是章的化装，此公决无化媸为妍、返老还童的魔术。又隔了多时，才有五个日本男子走出来，前后左右四个日本人簇拥着一个和服剃须的，而且把帽子压在额角下的日本人，分乘五部人力车，向东车站疾驶而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武夫当国 第二部分 　袁世凯“君临天下”(6)到了车站，下了车，给了车钱，忽然有人向那个戴大帽子的日本人讨起债来。那个日本人一看，是个平日素无银钱往来的陌生人。而那个陌生人愈讨愈凶，竟然揪着没有领子的和服，要到官厅去评理。一会儿，警察来了，把他们都捉到厅里去。戴大帽子的日本人是章所扮演的，讨债的陌生人是袁的便衣侦探所伪饰的。原来监视哨虽然撤去，却代之以便衣侦探，这是章所梦想不到的。他自以为做工妙到化境，一会儿老书生变少女，一会儿中国人变外国人，而不知先运出那口其大无比的大皮包，已经引起了便衣侦探的注意。接下去，果然又有一套剃须戴帽的变形，那个侦探不免暗笑在肚里，于是出现了车站讨债的一个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