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通的人际关系》 作者：曾仕强　　本书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主要讲述如何处理工作关系和家庭关系这两大难题。工作关系是中国式管理的核心，工作关系搞不好，则事业很难发展。家庭关系是每个人一生的课题，人一出生，便陷入层层关系网。只有家庭事业双丰收，才算真正的成功。要想解决好这两大难题，只需要掌握通俗易懂的十个要领即可，这十个要领内涵丰富，缺一不可，只要合理应用，则无往不利。中国人十分重视如何做人，只有好好做人，才能好好做事。本书所讲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要领，在西方不一定行得通，但在中国相当有效。　　引言　　中国人的思想源自伏羲氏，伏羲氏所创的八卦一直都对中国人有深刻的影响。中华文化是在《易经》的影响下形成的，《易经》的主要思想就是人本位，这与西方人所倡导的神本位截然不同。西方式的管理始终离不开神本位的思想，而中国式管理重视人本位，以人为本。　　不要以为中国人的言行乱七八糟、模棱两可，如果用《易经》所阐述的道理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有道理。可惜近几百年来，我们经常用西方人的观点和标准来考察自己的行为，才会认为中国人的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更有甚者，有人喜欢拿中国人的缺点与西方人的优点去对比，更觉得中国人一无是处。　　这种做法大错特错。如果真要比较世界各个民族的优劣，首先要有一个公平的标准，不能拿自己的缺点去跟别人的优点比。这样做，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容易导致我们丧失自信心。　　中国人有一套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别人学不去，我们也不能去学别人，否则只会自找倒霉。所以，我一直强调管理中国人要靠中国式的管理，而中国式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人际关系的管理。　　就因为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大不相同，才导致中西方的管理大相径庭。西方的人际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国人则普遍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如果人人讲平等，那是没大没小，而中国人非常讨厌别人没大没小。　　现在有个怪现象，很多人喜欢看书，但是看的书越多自己越倒霉，因为他们看的都是西方人写的书：西方人的技术是值得学习的，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并没有错，科学无国界。可是与文化有关的东西，就要非常小心，否则很容易掉入西方文化的“陷阱”，离中国的实际越来越远。如果这些人从此　　生活在西方人的环境中，那问题不大；如果继续生活在中国人的环境中，就会发现自己时时吃亏、处处碰壁。就像清朝末期，很多人留着长辫子却穿西装，到哪里都显得不伦不类。　　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大不相同　　人际关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宇宙万物之中，人类的关系最为复杂，而且各地的风土人情不同，人际关系的表现也不一样。　　一般而言，西方的人际关系以个人为主。西方人认为，社会由个人构成，个人自由独立，但是必须加以适当的规范，也就是实施法治，才能够维持整体的秩序。人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平等、独立，是西方的人际基础。　　中国的人际关系以伦理为主。中国人认为社会固然由个人所构成，但是个人却很难离开社会而生存，个人的自由实际上相当有限。人与人的互动，也不能完全由法律来控制。人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衡情论理，以伦理来弥补法律的不足，才是我们的人际基础。　　　　正因为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基础不同，所以二者的人际关系存在很大差别，了解二者的差别，有助于认清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西方的人际关系差别如下：　　第一，西方的人际关系是神本位的，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人本位的。西方人认为上帝高高在上，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中国人则不同，伏羲氏一开始就让我们认识到，宇宙之间最了不起的不是神，而是人。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非得弄一个神来做自己的主宰呢？　　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外来的。中国人只崇拜自己的祖先，而不去拜什么神——中国人不是在拜神、拜佛，而是礼神、礼佛，就是看到神、佛时，走过去打个招呼，如此而已。　　第二，西方人以个人为单位，中国人以家庭为单位。西方人看到一个小孩，通常会直接问他叫什么名字；中国人看到一个小孩，通常会问他是谁家的小孩。中国人会根据小孩的爸爸来判断他的品性，而不是根据他自己。同理，要是小孩做错事，人们通常把错误归到他父母的头上，责怪他们不会教育小孩。　　第三，西方人重视平等，中国人重视合理的不平等。西方人可以直呼爸爸的名字，因为大家是平等的。在中国，这样做就是不孝，是忤逆。中国人不认同西方人那种“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而认为人一出生就不平等，而且是合理的不平等。合理的不平等，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过分的不平等，我们就会反抗。中国人不相信绝对的平等，资源有限，机会太少，怎么可能绝对平等？　　人与人之间合理的不平等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人的伦理。爸爸与儿子、上司与下属、老师与学生……永远有高低上下之分，不可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没有哪个中国人敢站在上司面前说：“我和你是平等的，所以你也要听我的话。”中国人对上的态度和对下的态度不同，你对下属敢讲的话，不一定敢对上司讲，这是很正常的。对上级是一个说法，对下级是另一个说法，这就是伦理的体现。　　第四，受神本位的影响，西方人只讲权利义务，而中国人讲彼此对待。西方人就算父子之间也是权利义务的关系——儿子 18岁以前，靠父母养活；18岁以后，就得靠自己。中国人不看重权利义务，如果中国的父母一等孩子长到 18岁就让他自生自灭，会被别人视为狠心的父母。　　中国人所重视的彼此对待，就是说：你对我好，我没有理由对你不好；你对我不好，我也不会对你好。中国人会将心比心，投桃报李，这与权利义务没有任何关系。在西方的企业里，上下级之间也只是权利义务关系，你是我的上级，我就会按照规定向你报告。中国人却不这样，你虽然是我的上司，但我不认同你的时候，我就不会向你报告，你要是强迫我报告，我就会敷衍了事。　　第五，西方人重视法律，中国人重视道德。西方的法律规定很明确，而且执行得很严格，完全没有人情可言，也没有任何弹性。从理论上讲，法律不应该有弹性，但是没有一点弹性的法律在中国很难执行。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不是靠法律约束的民族。古时候，法律的效力是有限的，虽然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很少这样执行，多数是“刑不上大夫”。在民间故事中，即便是包公这种刚正不阿的典范，也只是“打龙袍”而不是打皇帝。　　　　中国人一般不遵从什么戒律，但是提倡典范，重视道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大位有德者居之”……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同样是道德劝说，并没有立法，强制国民执行。道德是看不见的约束力，而法律是看得见的约束力。一个中国人，如果不讲良心道德的话，是很难在中国生存发展的。中国人不重视有形的东西，凡是有形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迟早都会变成形式化的东西。我们只靠无形的东西彼此约束，约束别人，也约束自己。　　第六，西方人之间充满好奇，中国人之间充满关怀。西方人对人和对动物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西方人认为人就是动物，彼此之间只有好奇。在西方社会，青年男女之间产生好奇就可以同居，一旦失去好奇，双方就会分开。中国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好奇，而应该相互关怀。西方人很有礼貌，一见面就会亲切地同你打招呼，但他一点也不关心你。中国人不注重礼貌形式，但是很关心你。看到你嘴巴破了，中国人会直截了当地问：“嘴巴怎么破了，是不是上火了？来，吃点药吧。”　　西方人不会看到你的嘴巴破了，看到了也会视而不见，还是会问候你：“你好吗？”而你也清楚，就算抱怨几句自己很不幸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并不关心你。此时，就算你疼痛难忍，也只能说：“我很好，谢谢。”西方人不关心别人，也不希望别人关心自己。中国人以尊老爱幼为美德，而西方人并不如此。你看到西方的老人走路比较吃力，去帮他，他反而不高兴。他的看法是，我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你少操心，你帮我就是看不起我。　　第七，西方人之间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距离，而中国人常常是亲密无间的。西方人重视隐私权，彼此之间保持着戒心，所以会很疏远。而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认识对方的欲望，一回生，两回熟，三回见面是朋友，这样慢慢地由不认识到相互了解，再到亲密无间。　　人与人之间是要先建立信任才能共事的，你不相信别人，就无法与其合作。西方人之间建立信任靠的是法律的保障，双方在合作前会签订合同，只要稍有不轨，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中国人之间建立信任靠的是心意的传递，靠的是相互的了解。所以，中国人一见面就会“套近乎”，问东问西，这在西方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八，西方人之间是利害关系，中国人之间是势利关系。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看重利害关系，其实错了，西方人才重视利害关系。在西方，国与国、组织与组织之间完全是利害关系，没有任何道义可言，个人之间也是如此。而中国人是很势利的。利害与势利有很大的不同，举个例子，公司里有一个员工，表现很不好，公司马上把他辞退，这是利害。员工表现虽然不好，但是他有后台，辞退他会惹来麻烦，所以只能留着他，这是势利。可以说，势利就是复杂的利害。　　总而言之，西方的人际关系相对单纯，而中国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西方人以“二分法”区分事物，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中国人早已摆脱“二分法”的陷阱，我们知道“错，绝对不可以；对，常常没有用”。对错之外，还牵涉是否圆通的问题。我们厌恶是非不分的人，也不欢迎是非分　　明却不圆通的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讲求“在圆通中分是非”，把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面子，不得罪人，但也不讨好人，人际关系才可能良好。　　中国人喜欢拉关系、靠关系。这句话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朝坏的、不正当的、不合法的地方想。有人认为某些人的成功，是讨好别人的结果，而自己的成功是凭本事获得的，甚至公开宣称：“我从来不搞关系，我现在的一切，完全是凭真本事得来的。”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毫无能力，是无法完全依靠人际关系而成功的。但是，即便有高超的能力，如果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也不可能成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说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也看到某些人用心营造不正常、不正当的关系，然后用来营私舞弊，祸国殃民。这种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弊端的确使得许多人为之心寒，以致他们认为人际关系只有害而没有利，因此不重视也不研究人际关系。还有一些人，由于自己不擅长建立人际关系，眼见他人因人际关系而获利，出于嫉妒或不满的心理，对人际关系产生强烈的反感。　　于是，很多人把“搞关系”看成负面的东西，似乎好人从不搞关系，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才搞关系。这样看待人际关系，自然形成偏激的态度。人际关系本身是中性的，运用得恰当，便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用错了，当然产生不好的影响。行为正当的人对拉关系、套关系，实在不必过分敏感。往好的方面想，反而容易获得良好的效果，何乐而不为?　　人际关系需要伦理道德规范　　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比其他民族发展得都早，而且最完善。孟子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说，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　　自古以来，我们制定了形形色色的准则，无非是为了加强对个人的约束，提醒我们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各种有关系的人，因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格外谨慎。其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对中国人的言行产生重要的影响。　　既然伦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势必打上伦理的烙印。自古以来，我们所建立的是一种罕见的人伦关系，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人际关系。而我们一直错误地想把西方的人际关系移植过来，弄得大家的关系愈来愈紧张，愈来愈败坏。　　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重视“合理的不平等”，而不是后者所主张的“平等”。西方人认为“人生而平等”，于是发展出一套平等的人际关系。中国人认为“人一出世，就不平等”，就算同一家庭、同一父母所生的子女，在资质方面也不相同，加上出生时家庭的环境、父母的年龄与社会地位也不一定一样，子女们怎么可能平等呢?先天不平等，后天也不可能平等，顶多经过合理的调整，做到合理的不平等。　　　　伦理就是合理的不平等，父父、子子，应该各如其分；君君、臣臣，用现代的话说是上司、下属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彼此之间，必须维持“合理不平等”的分寸，而不是“平起平坐”的“不合理的平等”。二者之间的差异，必须慎重拿捏，才不致发生差错，避免自己不明不白地遭受“平等”的祸害。只要把“合理的不平等”这个观念端正起来，很多问题都会解决。我们现在满脑子追求平等，弄得大家很不幸福。人有胖瘦之分，两个人坐在一起，胖的人占的位置自然就大一点，瘦的人就委屈一点。两个人吃一样东西，喜欢吃的人就多吃一点，不喜欢吃的人就少吃一点，为什么非要一人一半呢？全世界都是相对的平等，没有绝对平等，只是表现的方法不同而已，没有对错，没有好坏。　　中国人十分重视做人、做事的道理，人际关系如何反映出做人的效果。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人际关系搞　　不好，得罪了许多人，又怎么能够好好做事呢?透过好好做人，来好好做事，通常比较有效。　　人际关系既是做人的道理，也可以说是做人的技巧。做人讲求技巧，免不了有一些权谋、圆滑、奸诈的味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这时候注入伦理道德，可以使权谋变成权宜应变、因时制宜，圆滑变成圆通，而奸诈也变成一种机警。　　若是只学做人的技巧，而忽视做人的原则，不但没有成效，而且会被人嘲笑。做人不可以玩弄权谋，许多人误把圆通、应变看成讲求谋略，其实应该是策略才对。做人做事可以有策略，不可讲谋略。换句话说，一切要求应当正当合理，不应该有不正当的念头。　　我们有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很不容易改变：　　第一，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法需要活的人来加以合理运用，而不是不动脑筋地死守法律规章。　　第二，天下事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变通的，若是变通不了，大多是因为找错了人。只要找对人，变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法由少数人订立，由一个人修改。这种现象是中国社会自古迄今的一贯精神。一些可以控制别人的人，碰到别人稍有反对意见就加以恐吓、威胁，甚至杀一儆百。　　对中国人而言，法不够用。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违法，不做违反规定的事情。但是中国人普遍喜欢动脑筋，做一些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这种情况必须用伦理道德来弥补，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只有大家凭良心有所不为，才有可能加以改变。夜不闭户不是靠法律来实现的，而是靠道德达成的。　　总的来说，人伦关系的重点，在“公正”而“不平等”。对上要有礼貌，但不可以谄媚、讨好；对下不宜太严，也不能过分宽松、纵容；平行同事，不必太拘束，也不可以过分熟不拘礼。其中的轻重，必须因人、因时、因地、因事适当拿捏，这样，才称得上公正。只有用心体验，不断改善，才能达成良好的人伦关系。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仍使用人际关系一词。言——模棱两可，言不由衷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彼此都是中国人，建立人际关系时，就更需要确确实实了解对方在说些什么、想些什么。　　俗话说，言为心声。中国人的心是难以捉摸的，所以中国人的话常常模棱两可。我们主张“逢人只说三分话”，同样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逢人只说三分话”是对交情不深、关系不够的人而言的，因为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当然应该小心试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对交情深厚、关系密切的人而言的，既然大家亲如一家，也就不需要互相隐瞒。　　其实，中国人说“逢人只说三分话”的时候，已经含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意思。况且中国人所说的“三分”，既可以是“三分流水七分尘”的“三分”，也可以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的“三分”，就看到时如何拿捏了。当彼此尚不熟悉时，当然“未可全抛一片心”，等到互相信赖了，完全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同样，中国人说“言无不尽”的时候，也不要忘记“逢人只说三分话”，因为彼此虽然关系密切，但是有的话可能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或者引起他的嫉妒，所以必须有适当的保留，说三分留七分，那七分就心照不宣了。　　听话不如“看”话　　不了解中国人的人觉得我们很难捉摸：“我明明听懂了他的话，他怎么还是不高兴？”因为中国人说的话通常包含很多意思，听懂了表面意思却常常听不懂言外之意。有时候，中国人不说话，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包含了很多意思，这当然需要彼此的默契。如果没有默契，要搞清楚中国人到底在说什么，确实很难。下面这个小故事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苏东坡被贬至黄州后，一天傍晚，和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忽然，苏东坡用手往岸上一指，笑而不语。佛印顺势望去，只见岸边有一只黄狗正在啃骨头，顿有所悟，便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蒲扇抛入水中。两人心领神会，不禁相视而笑。　　原来，这是一副哑联。苏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的下联是“水流东坡尸（东坡诗）”。　　当然，要达到苏东坡与佛印这种心灵相通的程度，除了默契之外，还要有较高的智商才行。　　中国人南腔北调，就算大家都说普通话，也很难保证彼此听得懂。勉强听懂，也未必弄得清楚他的真正用意。　　指鹿为马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人们把“指鹿为马”理解为“不明是非、颠倒黑白”，其实很不恰当。赵高只是借此试探一下究竟自己在朝廷的权势怎样，其真正的话意是：“你们是服从秦二世，还是服从我?”我们嘲笑群臣不分黑白，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听得懂话意的人。　　有一天，我搭出租车到某地。由于大路发生事故，所以司机改走小路。但小路蜿蜒曲折，司机不太熟，越走越觉得没有把握，便停下来，问路旁边一位老先生：“请问我要到某地去，该怎么走?”　　　　老先生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回答：“有路就可以走，多问几次就会到。”　　这两句话，叫人听了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摸不着头脑。　　司机表示感谢，很有信心地向前驶去。　　我觉得很纳闷，问他：“你知道怎么走了?”　　他说：“知道。有路就可以走，表示我走的路是对的。如果我已经走错了，他会把手一扬，然后指向正确的方向。现在我走对了，他不必举手，所以说有路就可以走，告诉我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多问几次就会到，意思是后面会有几个比较复杂的岔路口，那时候一定要问路，不要乱闯。”　　经他这么一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话如此简单明了，两句话就可以交代清楚。但听者必须动脑筋才能听懂。现在有些人只听不想，以致听不懂中国人所说的话，实在是一种遗憾。　　中国话很不容易听，才是我们真正的难处。中国人要人家不要“听”话，其中含有“中国话不可以用耳朵听”的意思，必须特别小心。“不要听他的”，包含“不要听他的话”，也包含“不要单凭耳朵听他的话”的意思。中国人很少说：“听他说什么。”反而常常告诫我们：“看他怎么说。”也就是说，中国话不适合单用耳朵听，应该配合眼睛看。中国话听起来含含糊糊，“看”起来清清楚楚。中国人不喜欢啰里啰唆讲一大堆，只喜欢简单明了，短短一两句话，含意很深，所以“看”了之后，还要多想。如果不用心想，还是弄不清楚中国人的话意。也就是说，“看”话不能单凭一双眼睛去看，还要动用“心眼”，才能够真正看清楚，才能领悟“话中的话”，以及“话外的话”。　　“心眼”要大，才听得真实。“心眼”太小，成了“小心眼儿”，就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对方有难言之隐，有说不出来的苦衷，有说出来反而彼此难过的事情，千万不要用不正当的心思去曲解。　　一句“你看着办吧”，究竟是“全权委托你”，还是“猜猜我的用意”，甚至“居然搞成这样子，你自己收拾烂摊子吧”？短短五个字，足够让别人思前想后了。凡是耳朵听不懂的时候，就要用眼睛看，还要动脑筋，结果呢?你看着办吧!　　“随便”并不随便　　中国人常把“随便”挂在嘴边上。请客吃饭时，总是说：“没有什么好菜，随便吃点。”实际上菜肴十分丰盛。反过来说，客人真的随便吃喝，丝毫都不客气，即使宾主交情甚深，主人看在眼里，也会不太舒服：又不是只有你我两人，当着我的妻儿，你也未免太随便了!　　“随便”的意思有两种：一是“随意、任意”，一是“不拘束、不认真”。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起来却有三种含义：　　1“随便”代表“看看你的诚意”。人家问我要什么?我说“随便”，意思就是说：衡量你自己的能力，可以提供什么。中国人认为，我说“随便”是不想为难你，如果你真的“随便”，就是轻视我。如果我到你家做客，你问我喝什么，我说“咖啡”，你没有，岂不是很尴尬，所以我只能说“随便”，给你留了面　　子。你虽没有咖啡，但是给我端上一杯好茶，我自然也很高兴，因为你没有“随便”应付我。但是，你真要“随便”给我一杯白开水，那我肯定不高兴：“如果只有白开水，何必问我喝什么?”　　你请我吃饭，问到哪里用餐?我当然不能直截了当地提议上豪华酒楼，万一你认为那样不值得，我岂非自讨没趣?不过我也不愿意自贬身价，一开口就选择普通餐厅，非但显得土气，对方也未必领情。最好的办法，还是说“随便”。至少可以了解你认为拿什么招待我最合适，进而了解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以便调整自己所应表现的态度。你经济拮据，只能够请我上普通馆子，我照样吃得高兴，因为你够诚意，我不在乎吃什么；如果你手头宽裕，豪华酒楼也请得起，却只请我上普通的馆子，我就知道你不够意思。　　“随便”绝对不是含糊，而是“在和谐中找到合理”的一个代名词。中国人如果真的随随便便，一定没有前途。甲和乙是好朋友，一天，乙到甲家里做客，甲热情招呼，顺口问他：“喝点什么东西？”乙回答：“随便，随便。”　　甲当然心里有数：家里确实有好酒，是留给上司丙的，现在当然不能拿给乙喝。衡量与乙的关系，决定泡一壶好茶招待他。乙见甲并没有敷衍他，自然很高兴，也知道自己在甲心中的分量。　　正在此时，丙不期而至，明显就是来喝那瓶好酒的。此时，甲该不该将好酒拿出来？如果拿出来就会　　得罪乙，不拿出来又会得罪丙。这种两难的情况却也难不倒深谙圆通之道的甲。甲对他太太大声说：“我刚才找了半天，你到底把那瓶好酒藏到哪里去了？”甲的太太明白甲的意思，也大声地回答：“我昨天收拾屋子，怕把它弄脏，特地藏起来了。”话音未落，甲的太太就拿着好酒出来了，并准备了丰盛的下酒菜。乙和丙都很高兴，当然，甲将危机　　巧妙地化解于无形，更是高兴。　　用高声说话来向别人传达自己的想法，是中国人的绝招，在人际关系的运作中，具有转危为安的决定性力量。甲很清楚，丙提前来就是想喝自己的那瓶好酒，可是乙来了自己没拿出来，等丙来了才拿出，乙心里肯定不高兴。可是不拿出来，就会引起丙的不满。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但是高声说话就解决了问题：“刚才找了半天”就是告诉乙“我本来想请你喝，但是没找到”；而丙明白，就算乙是甲的好朋友，还是没我的面子大，哪怕是“特地藏起来了”，到了紧要关头，也得拿出来。　　知识很重要，但是知识之外，人际技巧也很重要，若想圆满解决问题，在知识之外，还需要一些艺术气氛。　　2.“随便”表示具有“单凭物质不足以表达全部的敬意，必须拿精神来补助”的用意。以请客吃饭为例，主人即使准备很多佳肴，仍然说“随便吃点”，意思是这些菜虽然很好，但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才足以表达主人对贵宾的敬意。如果客人认为过于丰盛，就会说“太破费了”；如果客人觉得不过尔尔，既然主人说了“随便吃点”，那客人也不会不满。　　如果东西非常好，中国人也会轻描淡写地说“随便买的”，这不是谦虚，而是中国人认为精神重于物质，“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同时，也希望对方不会有“受之有愧”的负担。如果东西并不好，一句“随便”，表示“我已经尽力，希望你能够谅解”。中国人讲究“尽心尽力”，只要尽力而为，对方多半是会体谅的。　　3.“随便”暗示“我有我的意见，只是不便说出来”。上司征求下属的意见，下属绝不敢说“随便”，而是请上司做主。因为说“随便”，就意味着下属有自己的意见，只是不方便说而已。“随便”正是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时时有变化，如果丝毫不加考虑，冒冒失失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很可能使对方为难，不如将心比心，先说“随便”，好让彼此有个商量的余地。　　既然“无可无不可”，“随便”就不是对“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地”都通用的。有的时候，随便说“随便”也会给对方造成困扰。例如，晚辈对长辈最好别说“随便”，否则就显得太随便。朋友之间也有不宜说“随便”的情况，同是请客吃饭，说“随便”可以让主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但是如果主人境况不好，要保全主人的“面子”，就不宜说“随便”，最好说：“我最近肠胃不好，很怕油腻，就在附近这家饭馆吃点素菜就行。”　　有人托你帮忙，要请你吃饭，你就要暗自盘算一下，“吃人家的嘴软”，背负人情太重，哪里敢说“随便”，赶忙借故推辞，心领为上。　　“随便”并不是“差不多”，而是以“合理就好”为原则，应该说“随便”的时候，才可以说，不应该说的时候，就不可以说。别人在对你说“随便”的时候，如果他不是随便说的，那就等于说：“你自己想想，怎样才合理；只要合理，我当然就随你的便!”　　“随便”绝不是“马马虎虎”，我们将心比心，既不希望人家“马马虎虎”待我，当然也就不可以“马马虎虎”对待别人。该“随便”才能随便，不该“随便”绝对不可以随便。　　以“不随便”的态度来“随便”，才能符合合理的标准。我们一方面不可以随便说“随便”，另一方面也不能够随便理会或处置别人的“随便”，因为一个有修养、有分寸的中国人，是不随便说“随便”的。　　不反对并非赞成　　中国人的基本立场是不偏不倚，秉持既不反对也不赞成的态度，在征求中国人意见的时候，中国人基本上说的都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话。因为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所以只能赞成一部分而反对另一部分。任何事情，总是不断地演变：原本可以赞成的事情，演变到最后，令人不得不反对；而原来应该反对的，也可能愈变愈应该赞成。这些都是中国人不愿意公开说赞成还是反对的原因。　　当把一切弄清楚，而且保证不再改变的时候，中国人自会当机立断，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但是，就算如此，警觉性特别高的中国人，也尽量避免公开表态。一旦你明确表示赞成，那些不希望你赞成的人就　　会给你施加压力，相反，你反对的话，那些不希望你反对的人也会频频阻挠，徒增许多麻烦。所以，最后养成中国人凡事都含含糊糊的，“这件事嘛，呵呵呵……”。　　中国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赞成或反对就像下赌注一样，万一押错宝，后果惨重。只要保证他的安全，要中国人表明赞成或反对的立场，其实并不难。古时候，大臣要说一些可能冒犯皇帝的话时，总会先请皇帝饶他不死。这就是在寻求一种安的状态。　　如果有人直接问你这种问题：“你赞成领导关于这件事的处理吗?”那他可能是不怀好意，挖了陷阱让你跳。你说“赞成”或“反对”，都会对自己不利，不是被利用，便是被嘲笑。　　碰到这种情况，中国人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而是会反问：“你认为如何?”然后兼顾赞成及反对双方面的看法，适当地表述自己的意见。而被反问的人也是同一态度，或者采用“我也不反对”或“我也不赞成”来应付，因为中国人明白，“赞成”、“反对”不是“二分法”，“不赞成”并不代表“反对”，“不反对”也并不代表“赞成”。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实在，见风使舵，虚情假意，而且缺乏胆识，不敢担当。其实，我们说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事实上是赞成之中有反对，而反对之中也有赞成，并不是不分是非，糊里糊涂或者怕惹事端。先赞成后反对，先反对后赞成，对方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攻心”术是中国人的独特手法。例如：“我毕业后马上出国留学，你赞成吗？”如果你不赞成，最好回答：“我不赞成你马上出国，但是如果你准备得十分周全，知道自己所要学的是什么，将来学成之后要做什么，我当然不会反对。”　　既不说赞成的话也不说反对的话，一方面保证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对方的责任，凸显听者的自主性，使其更加重视自律和自动。一旦表示赞成，听者受到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可能大意失荆州，造成阴沟里翻船的惨剧。而一旦表示反对，听者受到挫折，可能因而放弃，或者缺乏信心。不赞成也不反对，听者才会面对现实，用心地研究判断，自己做最后的决定。　　中国人相信，公开表示赞成或反对，事实上都不一定可靠，不如采取观察、试探、测试、迂回打听等方式来加以判断。若是因为怕得罪人，吞吞吐吐，既不敢赞成也不敢反对，那就是心术不正，终将被别人厌恶，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前程。合理的赞成加上合理的反对，才是正当的行为。　　当然了，在人际交往中，圆通的人也不应该直接问别人是否赞成或反对，以免给人别有用心之嫌，一般只问“你有什么看法”之类的语气较弱的问题。　　看清楚之后，合理地表达反对或赞成的意见；尚未看清之前，千万不要冒冒失失地说出“我赞成”或“我反对”，以免被利用，或被人看不起，令自己骑虎难下。行——谨慎小心，反求诸己　　“合理就好”的理念使得中国人的一言一行都要把握好分寸。谨慎的人在人际交往中，就像林黛玉进贾府一样，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　　　　先弄清对方是谁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首先要弄清楚对方到底是谁。中国人认为“有人才有事”，而且“事在人为”，很难“对事不对人”，所以常常把人和事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社会，每听到一句话，如果不清楚是谁说的，就很难判断它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可见弄清楚对方是谁，乃是开展人际交往的第一步。　　中国人比较倾向于“差别性待遇”，以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不同身份的人。如果你的职位比我高，那你说什么都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如果你和我职位平等，那就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态度对待你。如果你的职位比我低，我不会以大欺小，却绝不容许你以“下”犯“上”。　　这样看来，中国人似乎没有是非观念，但事实绝非如此。在中国社会，职位低的人是不宜反驳职位高的人的。举例说明，如果你的上司冤枉了你，你该怎么办？据理力争的话，他会明白是他错而非你错，但这又如何呢？他身为上司，竟然失察而冤枉了你，自然觉得相当没面子。　　中国人没有面子的时候，最要紧的，便是设法找回面子。如何挽回他的颜面？很简单，一心一意地找你的毛病，只要被他抓着了，他的面子便全回来了。他一心一意找你的差错，你真的插翅难逃，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迟早会被他逮个正着。　　但是，如果上司冤枉你后，你保持沉默，一句话都不讲，表面上看你是忍辱负重，其实不然。你的上司看到你居然一言不发，就会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搞的?难道我屈说了他？”于是，他自然想着解开谜团，结果发现自己确实冤枉了你，并由于自己内心愧疚而善待你。　　一般来说，上司冤枉你，纯属偶然，很少有上司故意颠倒是非，存心而为之。但是你若不幸碰上这种上司，足以证明上司早已容不下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据理力争又有何用？不如另谋高就，“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如果你没有别的门路，最好忍气吞声，说不定上司见你一直逆来顺受，网开一面，不再针对你。　　如果你不幸遇到的是个迷糊的上司，这种情形倒是常见，因为无能者却身居高位并不是稀罕事。遇到这种上司，你说得再对，他都可能斥之为狡辩，于事无补，不如安静下来，好好做事，以免被他抓住把柄。　　迷糊的上司不好，但过于是非分明的上司也很难相处。因为太过分明，以致刚愎自用的人，总是认为自己的看法都是对的。说你错，你就错，你再说多少话他都不会更改原有的判断。你据理力争的话，只会弄得面红耳赤。　　如果你的上司不是以上三种人，那他就是无心犯错。这种无心的过失，是应该谅解的。没有必要得理不饶人，让无心错怪你的上司难堪，所以应当用沉默来暗示他有错误，使上司自己察觉，自行校正。　　如果有人和你职位相当，却指出你的错误，而且到处宣扬，那你就会积极找他的过失。这不是面子问题，也不是心胸狭窄的表现。如果他发现你有差错，当面规劝的话，虽然你一时可能无法接受，但是他既然说的是事实，出发点又是为你好，你终究会心生感激，又怎么会记恨他呢？但他却没有和你说，反而到　　处宣扬，分明是让你难堪。中国人一向是交互主义，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相反，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所以，你也只有全力找他的差错，照样宣扬一番，让他尝尝同样的滋味。　　如果有人职位比你低，却敢在背后指摘你的过失，你通常不会有任何顾虑地去整一下；而且“当年别人教诲我，如今我也应该教诲别人”的想法，很容易变成理直气壮的借口，整他，是让他明白做人的道理：有话最好当面说，不要背后胡扯。　　所以，对方不同，你采取的措施也应该不同。先问清楚是谁说的，再做定夺，这就是一种“经”，如何应变，则是个别的“权”。　　中国人既然以人为主，那一切事都离不开人，也就是离不开人际关系。何况我们一直重视伦理，对于人的身份地位十分关心。看见或听说一个人，总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样的人，并且依据身份地位做出不一样的反应，才算合理。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进一步达成预期的企图。这不是势利眼，只要保持合理的程度，不要前倨后恭，没有什么不好。　　相传，清代大书法家郑板桥去一个寺院游玩，并去拜见方丈。方丈见他衣着俭朴，以为他是一般俗客，就冷淡地说了句“坐”，又对小和尚喊“茶”。一经交谈，方丈顿感此人谈吐非凡，就将郑板桥引进厢房，一面说“请坐”，一面吩咐小和尚“敬茶”。又经细谈，得知来人是赫赫有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时，方丈急忙将其请到雅洁清静的方丈室，连声说“请上坐”，并吩咐小和尚“敬香茶。”最后，这个方丈再三恳求郑板桥题词留念，郑板桥思忖了一下，挥笔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方丈一看，羞愧满面，连连向郑板桥施礼，以示歉意。　　这个故事通常用来讽刺方丈势利眼，其实方丈是根据对方的身份，采取了相应的方式和态度，只不过一开始就没弄清楚、看走眼罢了。　　小心才不会上当　　西方人在同别人打交道时，不论干什么，都要通过法律途径约束他人来防止自己上当，而且对于欺骗别人的人是相当鄙视的。中国人不会要求别人怎样，只会提醒自己“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很少去笑那些骗子，反而多少有些羡慕：“他真高明，居然骗了这么多人！”而对被骗的人，在同情之外，还有几分不屑：“你怎么这么笨，这种当也会上？”好像责任不在骗子，而在被骗的人。　　其实，嘲笑被骗的人与鄙视骗子的目的完全相同，都是遏止骗人事件的发生。　　西方人鄙视骗子，使其备受压力，抬不起头来。而中国人认为人人应各自小心，不要上当，使那些骗子无从下手。我们用“嘲笑被骗的人”的形式，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被骗，否则不但损失惨重，还要惹人嘲笑。所以在中国社会，那些被骗的人，反而不敢以正面示人。　　西方人的想法很对，只要大家齐心，共同指责骗子，便可以减少骗人的行为。而中国人更实际一些，要求自己岂不比要求别人更容易一些？“求人不如求己”，要求别人不要欺骗，远不如自己提高警觉更可靠。防人之心其实就是让人小心不要上当，因此“反求诸己”更胜一筹。　　　　试想，如果你和别人初次见面，就老实地对别人说：“我是个老实人，人家说什么我都信，所以请不要骗我。”那对方会怎么想？当然是：“他最容易上当，不骗他骗谁?”如果蛮横地要求对方：“你不要骗我，否则我要你好看！”对方就想：“骗你又怎样？你既然被我骗了，说明你不如我，你又有什么能力要我好看？”结果照骗不误。　　一般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做，他往往会有拆穿骗局的能力。比如，老板对干部说：“我不会亏待你，但你千万不要骗我。你若是骗我的话，我绝不轻饶。”笨的干部就以为老板是个好骗的人，一开始虽然没想欺骗他，久而久之，就忍不住做些欺上瞒下的事。结果很快就被老板发现了：“我警告过你，千万不要骗我，可是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只好开除　　如果认为中国人专门欺负弱者，谁吃亏就笑谁，谁倒霉就笑谁，没有同情心，那就错了。中国人只有对自己人，对熟悉的人，或者有利害关系的人，才会“痛心”地嘲笑他，目的在于“加深他的印象”，使他深切体会“人家在你面前同情你，实际上背后都在笑你”，因而决心“自己小心不要上当”。对于陌生人，我们根本无从笑起，因为彼此没有“关系”，产生不出任何联想。对于认识而交情不够深厚的人，我们只会背后嘲笑他，但当面尽量不提，万一对方自己说出来，我们会表示支持，痛骂欺骗他的人。　　但是“小心不要上当”，并不是“不要相信别人”，而是不给坏人可乘之机。　　正因为小心，才会时时用心。可以相信的时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可以相信的时候，“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善变，不可不防”。这些话都是中国人常说的，看起来互相矛盾，却是因“时”而制宜。　　在人际交往中，你可以选择相信别人，也可以选择不相信别人。你相信别人，万一被骗，大家就会嘲笑你，“三两句话，把他骗得团团转”，结论是你“缺乏判断力”。你不相信别人，又怎能与其相处？在信与不信之间，需要自己拿捏。　　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然应该相信别人，但是只能相信到合理的地步；遇到不合理的地方，就不应该相信他。站在不相信的立场来相信，才不至于一相信就上当。对任何人都相信，受骗的几率就会大幅度增加。你无法要求别人绝对诚实，因为没人能做得到，所以只能自己小心。社会上骗子并不多，但是喜欢被骗的人太多了，才会发生那么多骗人的事件。骗人的人当然不对，而被骗的人也未尝全对，谁叫他不小心?“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　　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彼此互相合作才能生存。人应该相信别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过分相信别人，同样引起别人欺骗的兴趣，以致上当，也是不争的事实。吃亏上当，人人不喜欢，却又经常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主要是人们喜欢占小便宜，才造成因小失大。提防上当，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切记不要贪小便宜。　　凡事都追求合理　　　　中国人的观念是凡事追求合理。换句话说，把事情做到合理的地步，人们才会接受。我们虽然重视典章制度，却明白典章制度容易僵化而不合时宜，因此在典章制度的范围内，多半中国人喜欢权宜应变，以求合理变通。凡是不会变通的人，都会被人斥之为“死心眼”、“死脑筋”。　　中国人认为，既然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就应该“反求诸己”，即“要求他人合理之前，先求自己合理”，以自己的合理来影响他人，使他人亦能合理。　　自己不合理，却希望他人以合理待我，结果经常不如意，这时怨天尤人也是枉然。自己先求合理，再来期望他人以合理待我，才是合理的态度，也比较容易实现。但是合理不合理，各人的标准未必一致，有时候你认为合理，我就认为不合理，因此这个“合理”也会引起很多争执，产生很多不愉快！　　在中国社会，凡事自己求合理，就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即使你的“合理”和他的“合理”会有些误差，但你的出发点是好的，起码会问心无愧。至于是否会引起争执，听天由命吧。虽然这听起来比较消极，但总比表现出不合理的行为，使大家心里不高兴，甚至造成误解的好。　　自己合理不合理要通过他人的反应来判断。他人的反应就像一面镜子，会如实地反映你是否合理。当对方表现出不合理的行为时，不要指责对方的缺失，而是应该反省自己是不是不合理。如果是的话，赶快先把自己的缺失调整过来，对方也可能跟着表现出合理的反应。要改变对方，最有效的方法是先改变我们自己。　　举个例子，中国人认为，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敌人的敌人也是朋友，所以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在不清楚对方的意图的时候，是不会承认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贸然问起别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得到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自己的行为不合理造成的。　　乙和丙是熟人。一天，甲和乙聊天时，甲突然提到丙，问：“你认识丙吗？”乙的第一反应是“不认识”，因为他不知道甲有何意图。　　一句“不认识”，虽然只有三个字，却包含好几种不同的意思：“真的不认识”、“虽然认识，但是并无交情”、“认识是认识，跟不认识差不多”、“你有什么事情，要问我认不认识”以及“你少打我的主意，我认识不认识根本与你无关”。　　说“不认识”有很多好处：第一，减少许多风险，省却许多口舌，避免许多麻烦。如果乙在不清楚甲的意图时就说认识，甲接下来很可能说：“那真是太好了，我正好有一件事要找丙帮忙，麻烦您帮忙引见一下好吗？”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时候说“好”，会增加不少麻烦；说“不好”，等于驳了甲的颜面，令甲不满：“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还说是朋友呢？”　　当丙身居高位时，乙如果先说“认识”，事情来了，再推说“不认识”或者坦白说明自己不愿意帮忙，甚至直接指称对方根本没有权利提出要求，都是伤感情的做法。在中国社会，得罪一个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尤其不能得罪小人。　　　　第二，可以探听信息。如果丙对乙心存不满，忍不住对甲抱怨了几句，甲如果不清楚乙和丙的关系，多半不敢直截了当地传话过去，必然先问：“你认识丙吗？”假若乙说“认识”，甲就不会再说什么，以免有搬弄是非之嫌，而乙也徒然失去获得信息的机会。若乙说“不认识”，甲才会放心地把丙的话告诉乙，乙也能了解丙对他的不满，以便采取适当的对策。　　明明认识却装成不认识，这种不合理的行为完全是因为甲不合理在先。打听别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应该把目的说清楚。比如：“你认识丙吧？他托我给你带了点礼物。”乙一定回答“认识”。如果不能一开始就做到合理，直接问：“你认识丙吗？”得到“不认识”的回答后，就要调整：“哦，他说和你很熟，还想约你吃个饭呢。”那乙也会向合理的方向调整。不要以为从“不认识”调整到“认识”很难，中国人很会“颠倒是非”，拥有足够的智慧，可以进退自如，因为凡事早已留有余地。　　乙只需作恍然大悟状：“哦，你说的是他啊，抱歉抱歉，刚才没听清，还以为你在说谁呢。”轻轻松松就兜回来了。　　先说明自己的目的，再去问对方，以便给对方斟酌的空间，这才算合理的行为。不要责怪别人不诚实，不要认为一切不合理，都是“我”以外的中国人造成的。殊不知种种缺失，实际上都与“我”密切相关。　　可惜，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不反省自己是不是诚实，是不是考虑周到，是不是明白透彻，便大胆地指责中国人不诚实，实在不公平。心——追求圆通，善于自保　　中国人常将人分成两种——君子和小人。孔子对君子与小人有过许多论述，比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人们历来崇尚君子，但事实上君子斗不过小人的情况比比皆是。因为小人非常重视人际技巧，很容易打动别人的心，进而抓住别人的心。君子往往觉得自己凭良心，不做亏心事，不必讲求什么人际技巧，因而时常得罪人，引起别人的怨恨和报复。这一点是君子不及小人的地方。那君子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同样注重人际技巧，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呢?　　圆通而不圆滑　　人们常常认为小人圆滑，因而对他充满鄙视。君子当然不应该圆滑，但是要足够圆通，否则就常常使自己在与小人的斗争中处于劣势。中国人最讨厌圆滑，任何人只要给人一种“滑头”的感觉，便成为别人心目中“狡猾的人”，注定没有前途可言。　　而圆通是我们十分喜欢的，但可悲的是，现代人脑筋逐渐扁平化，缺乏深度，看事情不能“入木三分”，所以“凡是圆通都看成圆滑”。圆通和圆滑虽然长得一模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几乎不分轩轾，都是“推、拖、拉”，一副打太极拳的模样，但是二者的本质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差异：第一，过程完全相同而结果截然不同。“推、拖、拉”到最后，把问题圆满解决掉，便是圆通；“推、拖、拉”到最后，没有解决问题，或者解决得不够圆满，那当然是圆滑。第二，圆通的人善于利用“推、拖、拉”的短暂时间来充分　　思考，寻求此时、此地合理的行动方案，以便减少阻力，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圆滑的人只想利用“推、拖、拉”把时间拖延过去，以便逃避当前的问题，根本不想解决问题。第三，圆通的人用“推、拖、拉”来降低竞争的压力，使大家觉得经过“推、拖、拉”之后得到的答案，应该可以接受；圆滑的人，则冀望于不经由竞争，便能够获得胜算，或者不愿意应付挑战，悄悄地逃之夭夭。　　圆滑与圆通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很多人盲目排斥“推、拖、拉”，视“推、拖、拉”为落伍、陈旧、腐败的手法，把圆通和圆滑都看成可恶的行为，因此失去圆通的本事，真是得不偿失。其实，合理地“推、拖、拉”，把“推、拖、拉”的功夫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就是圆通。如果一味地认为“推、拖、拉”是坏事，那就会事事看不惯，甚至整天不愉快。　　圆通就是“面对现实”，“负起责任”，另外加上“不伤害面子”。不够圆通，很容易伤害自己的面子，也很容易伤害别人的面子。　　譬如介绍别人的时候，经常听见当老师的人说“这是我的学生”。而被介绍的人，却似乎并不认定介绍人是老师，反而淡淡地说“我们现在合作一些事情”，这岂不是很尴尬？当老师的人，如果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对方紧接着说：“不，我只是教授的学生而已。”是不是就能避开尴尬的场面？让别人承认自己，而非自己盲目乱认，这就圆通多了。　　“面对现实”和“负起责任”可以用理智和科学来处理；“不伤害面子”却需要以感性和艺术来协调。圆通就是科学加艺术，理智加感性，所以很难做到。　　我们承认“圆通是高难度的素养”，一般人很难精于此道，何况一不小心，就会流于圆滑而遭人唾弃。但是，难学，还是要学，因为只有学会圆通，才能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　　圆通和圆滑仅仅一字之差，但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比如，听到别人的夸奖，要针对不同的人回复不同的话：对西方人要说“谢谢”，对日本人要说“请多多指教”，对中国人要谦逊地说“哪里，哪里”。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行为，就是圆通。如果对西方人说“哪里，哪里”，相信对方一定莫名其妙；如果对中国人说“谢谢”，对方会不以为然：“我不过说说而已，你还当真了。”　　不可否认，圆通有圆滑的成分，但也含有不圆滑的成分。我们先接受圆通的概念，再观察圆通的事实，分析圆通的要素，才可以学得圆通的精髓。　　第一，将心比心是圆通的先决条件。多以欣赏的眼光来体会他人的圆通，比较容易吸取他人的经验，迅速成长。常以厌恶的心情来批评他人的圆滑，结果便只有生气的份儿，失去学习他人宝贵经验的机会。　　第二，不要完全排斥或放弃“推、拖、拉”，也不能够凡事都“推、拖、拉”，以免一不小心，就变成令人厌恶的圆滑。　　不过，中国人自己“推、拖、拉”的时候，往往不认为自己正在做这种令人厌恶的动作，却自满于“事缓则圆”的解说。但是，看到别人“推、拖、拉”，却又立即觉察出来而心生反感。　　　　圆通说起来相当简单，做起来难。因为圆通与圆滑的差距十分细微，稍不留意，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遇事先求自保　　“明哲保身”是中国人普遍秉持的人生哲学。朱子说：“明是明理之明，哲乃了然于心，保身则是依道理进退而处世，于是罪刑、灾祸不至。”　　中国人凡事先求自保。遇到突发状况，就会遵循明哲保身的哲学分析形势，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形势不利时，就要及早抽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必逞匹夫之勇呢？很多人反对“明哲保身”，认为善于明哲保身的人怕死、虚伪、消极，其实不然，一个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话，其他的都没有意义。人们常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神仙都要先保全自己，何况凡人呢？中国人明哲保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深藏不露　　深藏不露实际上是中国人守身哲学的应用，也是我们奠定“立于不败之地”的良好基础。如果有人把自己的实力毫不隐瞒地展现无遗，很容易遭人算计，岂不是自讨苦吃？中国人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宁可韬光养晦，安然度日。　　这也是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心理。日本人就算没有本领，也要装成很能干的样子；美国人有多少本领，都要找机会表现出来；只有中国人深藏不露，静观其变，再衡量情势的变化，以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做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有句俗话“树大招风”，因此，中国人有能力并不表现，还喜欢伪装成没有本领的样子。例如，会写字的人不轻易宣扬自己擅长书法，会画画的人不愿意让人家晓得自己善于作画。这样做比较省力省事，否则请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只能疲于应付，稍有不慎，厚此薄彼，就会得罪人。另外，自己深藏不露，还可以留下力气嘲笑爱表现的人。中国人不讲能力，却十分重视本事。只有能力而没有本事的人，往往一表现就遭殃。有本事的人，能够把能力表现得恰到好处，受人欢迎。　　比如，大家在打球，招呼你也参加，就算你天天练习，也要谦逊地说：“好久没有打了，生疏啦。”大家让来让去，你才登场，不费吹灰之力，把对手一一打败。就算如此，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大家明白你刚才不过是深藏不露的一种应用罢了。　　喜欢保留实力、不强求出头并不说明中国人奸诈、不实在。相反，谦虚会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深藏不露有三个要点：　　第一，人怕出名，猪怕壮。人愈出名，遭遇的麻烦愈多。越有能力，承担的责任越重。中国人比较喜欢打击有能力的人，同情没有能力的人；能者必须多劳，没有人会感激，而且容易招人嫉妒。因此，不如隐藏实力，凡事量力而为。　　　　第二，不要夜郎自大。中国人对那些自我膨胀，把自己看得很伟大的人，大多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背后则嘲笑他们夜郎自大，不自量力，十分看不起。　　第三，慎防人上有人。即使自己的本领高强，也要慎防人上有人，强中更有强中手。所以要深藏不露，以免泄露自己的实力，招来对手的攻击，对自己不利。　　深藏不露并不是不露，而是站在不露的立场，来求取合理的露，以免露得过分或不及，对自己有害。有能力必须合理地表现，凡事量力而为，才能恰到好处。中国人主张“不可以随便表现”，并没有反对合理的表现。不能不表现的时候，务必表现到合理的地步，不可任意逾越合理的范围，以免留下后患。　　以让代争　　人类社会，彼此难免要竞争。实际上，了解中国人性格的人，就知道中国人太喜欢争了，而且一争起来往往不择手段，所以不鼓励中国人竞争，认为能够不争的，大家都不要争，不能够不争的，便以让代争，这才是中国人推崇的君子之争。　　争是必要的，舍也是必要的。什么都要争，最后就会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争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争。而且给人一种恶劣的印象，使大家提高警觉，甚至于联合起来，一点机会都不给你。因此太会争、太喜欢争的人，经常什么都争不到。只想到舍，同样会迷失自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又是什么，而且给人一种消极、不愿意负责任的不良印象。　　只有把“争”和“舍”融合在一起，该争的才争，不该争的就舍弃，争到好像没有争一样，才是圆满的做法。以让代争便是兼顾“舍”与“争”的权宜措施，站在“不争”的立场来“争”，才不会乱争，才可能争得恰到好处。　　但是“让”并非消极的“让”，也不是让给谁都行，而是在冷静思考之后，让最合理的人来做最合理的事，才不会令众人失望。千万不要心里不情愿，却打着谦让的幌子，那是虚伪。让来让去，觉得自己最合适，这时候就应当仁不让。关键在于把握“当仁”的尺度，要从事情的性质、轻重、缓急、大小来判断。　　当然，当仁不让也要以“半推半就”的形式表现出来。“半推半就”就是指确实“当仁”，而且推辞不掉，实在没有办法，才勉强为之。“半推半就”必须诚心诚意，另一方面表示“我虽然勉强接受，仍然随时准备交给比我更合适的人”，一方面让没有当选的人也有面子。比如你被选为部门主管，必须要表明你不想当，极力推辞，说自己能力不行，经验不足，体力也不好，做事情没有耐心，把各种理由都列出来，最后盛情难却，只好“勉强为之”。这样做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但千万不要以此为借口偷懒。一旦你接受了，就必须负责到底，才不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　　秘不外传　　中国人喜欢将自己的绝技保密，就算传授给徒弟也要“留一手”。这一直是受人诟病的一种作风，就因为“留一手”，造成很多技艺失传。其实，这原本是中国人的一种自保心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留一手”本身并没有好坏，关键在于“留得合理不合理”。　　　　不可否认，从古至今，凡是能够发扬光大的，中国人并不主张“留一手”，反而毫无保留地让全世界的人来分享。但是，有些东西，中国人之所以“留一手”，有一些特别的道理。　　技艺失传似乎要归咎于师父的自私，不肯把自己的真实本领倾囊传授，以致一代不如一代。但是却不能忽略两种情况，一种是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另一种是教会徒弟，杀死师父。年富力强的师父凭着威势和丰富的经验，或许能够制服徒弟；而年迈体衰的师父，如果不幸遇到徒弟翻脸不认人，就会悔之晚矣。“年老慎择徒”就是这个道理。在这两种情况下，预先留一手，也是一种自保的方法。如果遇到忠良可靠的徒弟，师父自会倾囊相授，哪里会留一手?　　中国人很重视拜师礼，凡欲拜师者必须恭恭敬敬地向师父叩首，以显其诚意，要不然师父怎敢把功夫传给他？　　儒家一再希望中国人“反求诸己”，徒弟发现师父秘而不传，实在不应该埋怨师父，而是应该自我检讨，为什么自己在师父眼中这么不可靠，弄得师父必须痛心地留一手？而为师者，应尽可能将技艺发扬光大，并想办法找到合适的传人，教他、导正他，让他刚正不阿，这才是秘传的真义。　　事实上，“留一手”跟“不留一手”，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想学的人，师父留一手照样学得很像；不想学的人，师父不留一手照样学不好。“留一手”不过是学得不像、学得不好的人常用的一种借口。依据中国人的观点，用“师父留一手”来骗别人，给自己留下面子，尚属可行。若是连自己都骗，真的把责任都推给师父，那就实在太不长进了。“留一手”是说给别人听的，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现在，除个别门类外，磕头拜师的情形越来越少了，但是在工作中，师父带徒弟的形式却很常见。这就要求人们在“留一手”和“不留一手”中做好抉择，既要有足够的能力自保，又要将自己的技术发扬光大。性——爱占便宜，死要面子　　中国人的本性是什么？简单来说有三点：第一怕吃亏，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吃亏上当；第二喜欢占小便宜，中国人一般不奢望去占大便宜，专占小便宜；第三，自私又爱面子。　　就怕吃亏上当　　说中国人怕吃亏上当，并不是贬低中国人，凡是有这种想法的人都不太了解中国人。中国人重视合理，合理地怕吃亏有什么不对？资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不断地吃亏，岂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特性，凡是宣称钱财乃身外之物的人，多半都很小气。因为一个人如果心里没有某个弱点的话，就不会强调它。例如一个人缺乏信用，就会强调自己重信用，通过不断地强调，才能让别人上当。　　就因为中国人怕吃亏，所以和中国人打交道时，千万不要有欺骗的意图，以互利互惠为原则，才能皆大欢喜。一开始就想欺骗中国人，往往会“偷鸡不着蚀把米”，得不偿失。　　　　每个人都怕吃亏，但是过分地怕吃亏就变成精打细算了，其实人算总是不如天算，“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所以中国人发展出一套“差不多主义”，差不多就是刚刚好，就是恰到好处，就是合理。　　因为怕吃亏，中国人处处小心谨慎，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如果防不胜防，真的吃亏了，中国人也不以为意，反而相信吃亏是福，“吃一堑，长一智”。　　只爱占小便宜　　如果说怕吃亏是被动的，那喜欢占小便宜就是主动的行为。占小便宜，关键词不是“占”而是“小”，只占“小”便宜。一个人爱占“小”便宜，就表示这个人不贪，贪心的人只想着占大便宜。中国人爱占“小”便宜，不贪心，很守本分，为了过日子，占一点小便宜，没什么可耻的。而且对中国人来说，占小便宜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中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在试探对方。和别人做生意也好，交朋友也好，首先要了解对方，看对方是不是值得打交道的人。　　中国人比较在乎舍不舍得，换句话说，中国人不会盲目地为一个人去拼命，我们会考虑值不值得。要判断值不值得，就要看对方舍不舍得，你舍得我就认为值得，你不舍得我就认为不值得。这就是中国人占小便宜的本意。　　在人际交往的时候，首先要看对方的度量大不大，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做朋友。看对方舍不舍得，舍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你在对方心目中是何分量。如果对方连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和你计较，那他也就没把你放在心上。　　《战国策》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鱼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　　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闻：“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这个故事是说，冯谖投靠到孟尝君门下，整天无所事事，却嚷着要锦衣玉食、宝马香车。不要以为冯谖是看孟尝君好说话，想多从他那里捞点好处。其实，冯谖一直在考验孟尝君，看他是不是值得效忠之人。所幸孟尝君通过了考验，后来，“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但是，中国人不会轻易去占大便宜，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有大便宜可占，中国人首先会想到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上当。另一方面，中国人讲究无功不受禄，要等价交换，得到大便宜必须要付出大的代价才行。　　　　相比之下，平原君就没有孟尝君那么聪明了。当时，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占领了韩国的一块土地野王。在野王邻近有另一块土地上党，其官员看到野王轻易地就被秦军攻下，怕上党也守不住，就写信给赵国，表示愿意归顺，希望得到赵国的庇护。结果平原君认为，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上党这块“肥肉”，为什么不要呢？虽然有人反对说：“就是因为不花力气得到好处，轻易要了，恐怕会招来大祸。”但是，赵王和平原君却不听，把上党划为自己的领地。秦国知道后，认为赵国存心和自己作对，就命令白起率大军去攻打赵国。结果赵国的四十万大军全部被秦军歼灭，国都邯郸也被围困，险些被灭国。　　这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和中国人打交道，首先要明白，在合理的范围内，中国人比较喜欢占小便宜，但是也明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的道理，因此想要中国人帮忙，只要施以小恩小惠即可。如果施以“大恩大惠”的话，会让中国人心生警惕。　　自私又爱面子　　怕吃亏和喜欢占小便宜是出于自爱的心理，很多人据此说中国人自私。确实中国文化强调自爱，很少讲爱人，不像西方人一开口就是爱人，而不讲自爱。不自爱的人，心中没有爱，拿什么去爱别人？一个人要先爱自己，让自己的心中充满爱，然后才能去爱别人。西方人讲“爱人”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中国人才是发自内心的。但中国人不会爱所有的人，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爱，值得，才去爱。合理的自私就是自爱。　　老实讲，中国人比较重视面子。凡是说“面子不重要”的人，是因为他不了解人性。一个人活得连面子都没有，那活着是为了什么？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人有面子，动物没面子。有人认为，中国人爱面子是缺点。我从不认为爱面子是缺点，一个人连面子都不爱，那他还会爱什么？面子就是羞耻之心，一个人连羞耻之心都没有，那就无药可救了。　　爱面子，往好的方面发展，乃是重视荣誉的表现，没有什么不好。若往坏的方面发展，则是爱慕虚荣；更严重的，就是爱面子爱到不要脸的地步，那就是本末倒置。“面子”是“情”，“脸”则是“理”。中国人讲情理，以理为本，视情为末。换句话说，爱面子要爱到不丢脸的程度，不丢脸就是合理；爱面子爱到合理的地步，才是合情合理。　　有些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常常说一些谎话，比如家里穷的人，只能吃得起青菜豆腐，就会宣称吃素食有益健康，所以自己只好常吃青菜豆腐。钱锺书先生在其所著的小说《围城》中，就形象地描写了中国人这种好面子的本性：“汪先生得意地长叹道：‘这算得什么呢！我有点东西，这一次全丢了。两位没看见我南京的房子——房子总算没给日本人烧掉，里面的收藏陈设都不知下落了。幸亏我是个达观的人，否则真要伤心死呢。’这类的话，他们近来不但听熟，并且自己也说惯了。这次兵灾当然使许多有钱、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穷光蛋，同时也让不知多少穷光蛋有机会追溯自己为过去的富翁。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譬如陆子潇就常常流露出来，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现在当然谈不到了’。李梅亭在上海闸北，忽然补筑一所洋房，如今呢？可惜得很！该死　　的日本人放火烧了，损失简直没法估计。方鸿渐也把沦陷的故乡里那所老宅放大了好几倍，妙在房子扩充而并不会侵略邻舍的地。赵辛楣住在租界里，不能变房子的戏法，自信一表人才，不必惆怅从前有多少女人看中他，只说假如战争不发生，交涉使公署不撤退，他的官还可以做下去——不，做上去。”类似的话，相信每个中国人都听过，但只要无伤大雅，完全可以听之任之。只要不存心害人，或者对别人构成不便，用谎话来维护自己的面子，大家很容易谅解。见到有人适当地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你大可一笑置之，不必拆穿他的谎言，否则他丢了面子，会恨你一辈子。但是如此的“大话”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就成了夜郎自大，惹人嘲笑，那就真成了“不要脸”了。中国人常说任何事情都不可以过与不及，可见合理的爱面子才属正当；一旦过分，害处之多，为害之大，便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尽的。　　保留别人的颜面，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对方会心存感激，因而会想方设法报答你。有些时候，给别人留面子，比给他金银珠宝更有用。　　战国时，有一次，楚庄王战胜邻国后大宴群臣，席间叫妃子们代他向大臣们敬酒。其中有一将军酒后失态，趁年轻貌美的宠妃敬酒之机调戏她，恰巧一阵大风吹熄了所有的灯，黑暗中宠妃机智地摘下了那人头盔上的红缨以为凭证，哭着请求大王处理非礼者，并交上红缨为据。但是楚庄王并没有追究，而是让所有的将军都摘下帽上的红缨，并让太监收起来。灯再次亮起的时候，就分辨不出调戏者是谁了。而那位将军明白，楚庄王之所以这么做，是免得他当众出丑。后来，在一次战斗中，　　楚军被许多的敌兵围困，陷于欲进不能、欲退无路的境地，楚庄王大急，就在此时，旁边有一员大将杀出，威猛无比，奋不顾身，杀得周围的敌兵四处溃散，最终挽救了这场战斗。而这员猛将正是那天那位被宽容的将军！　　上司问下属：“交代你写的计划书写好没有？”下属心里可能想：“糟糕，晚上忘了写了。”但是碍于面子问题，嘴上却说：“写好了，只是早上急着要准时上班，忘带了。”上司明白，这是下属在找借口，如果说破的话，下属面子上过不去，以后可能处处都要与自己唱反调，所以只是淡淡地说：“哦，那明天别忘了带过来。”　　下属因说谎暂时保住了自己的颜面，下班后自然会赶快把它写好，放在公文包里，第二天一上班，就把它交上去。下属不但完成了工作，而且吸取了教训：这一次差点惹麻烦，幸亏平时信用还不错，勉强抵挡过去，下一次不可以再犯，以免被拆穿了，不但难堪还可能受罚。　　这样，既可以保证计划书尽早完成，又不会伤了彼此的和气，何乐而不为？　　说谎话，找借口，有时候是为了保留对方的面子，促使其好好表现反省改进。有时则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颜面，促使自己好好检讨，加倍努力，以求表现得更好。　　说谎话骗人又保全自己的面子，一般来说，无可厚非。因为骗骗别人，只要不伤害到对方，对中国人而言，原本是平常事。最要紧的，便是暂时保留颜面之后，千万不要忘记赶快检讨反省，以便及时改善，寻求合理的补救。不能骗别人之后，自己也愈听愈相信，那就会使自己不知反省，不求上进，反而害苦自　　己。比如，有人问：“你们是同学，而且上学的时候他还不如你，怎么现在他升了经理，你却只是个普通职员啊？”“他呀，擅长阿谀奉承，又会钻营，当然升得快。”用这种话抵挡一番，先保住自己的面子，然后再好好搞清楚原因，以便切实改进，迎头赶上，才算合理。你骗别人，信不信，是他的事，理应由他自己承担所有的后果。骗自己，岂不自作自受？根本没有人会同情，反而惹人笑话，当然要极力避免。　　和爱面子的人打交道，只要注意不让他丢面子就行了，当然，如果想办法让对方有面子，那就更好了。适当地恭维一下别人，多说一些对方爱听的话，让对方觉得面子十足，他就会变得很好说话。切记，使一个中国人觉得没有面子，吃亏的并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　　合理地怕吃亏、合理地占小便宜、合理地自私、合理地爱面子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不承认这些的话，就是假道学。　　建立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就会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现代的价值观是，尊重个人的价值取向，把每一个人依自己的特长、志趣而从事的活动，都视为正当。做正当的事，就是正人君子。一切从自己做起，才有成功的希望。偏偏现代人“多要求别人却很少要求自己”，大家所注意的，是别人如何如何，很少反省检讨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正视自己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就会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现代的价值观是，尊重个人的价值取向，把每一个人依自己的特长、志趣而从事的活动，都视为正当。做正当的事，就是正人君子。一切从自己做起，才有成功的希望。偏偏现代人“多要求别人却很少要求自己”，大家所注意的，是别人如何如何，很少反省检讨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中国人最讨厌彼此骗来骗去，也不承认自己会欺骗别人，但是实际情况却显示中国人常常骗来骗去。相信你一定知道这种情况：电话响了，小王拿起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您好！我姓张，要找李先生，请问他在　　吗？”小王用手捂住话筒，对李先生说：“李先生，有你的电话，是一位张先生打来的。”李先生一听，连忙告诉小王：“你告诉他，就说我不在。”这种话不是欺骗，而是中国人惯用的一种“设计”，如果此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就要自己检讨，为什　　么做人做到这种地步，明明人在这里，却不愿意和你见面？人的一生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应该一步一步按照自己的希望，认真地做好自己。这是儒家“反求诸己”的主张，也是“自己负起完全责任”的具体表现。一表人才能成为十大要领之首，就说明第一印象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只要彼此来往过几次，就会互相产生某种评价。人们大多习惯于利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其他的人，同时，也习惯于和熟悉的人打交道。　　　　第一、二次信用良好，就可能被对方视为有信用的人。所以中国人常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中国古代的商帮将信用视为生命也是这个道理。开过一两次玩笑，以后所说的话，常常被当做笑话。我们从小就是听“狼来了”的故事长大的，对这种情况再熟悉不过。　　每一个人迟早都会被人贴上一张看不见的标签，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性格和人品。许多人更是一见面，就喜欢论断对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所以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确定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们要替自己负起责任来，因为我们有权力决定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我们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因此人际关系要从自己做起。在开展人际关系前，首先要想想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　　人大致上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忠义之士，为正义而牺牲在所不惜，这种人又叫做硬汉。别人不敢说的他说，别人不敢做的他做，这就是硬汉。我很佩服这样的人，但我不希望人们都做这样的人，除非他自愿。做硬汉，要承受一些痛苦。比如，你要受很多的苦难，否则怎么知道你是硬汉？此外，你不能变节，做硬汉最可怕的就是变节，即做到一半不做了。做人应该有正义感，但是小心被利用。如果你所知有限，又充满正义感，就很容易被别人拿来当工具。每一个时代都有硬汉，如果说他们真的拿捏合理，就会流芳百世，否则就是无谓的牺牲。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不鼓励也不反对，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第二种人是顺民，即唯唯诺诺、听话、保平安、少惹事。老实说，不是硬汉，非要他当硬汉，他很辛苦；不是顺民，非要强制他当顺民，他也很痛苦。在一个组织里面，一定要有顺民，也一定要有硬汉。　　如果这两种人你都不想做，那你还可以走第三条路，做隐士，即不闻不问免得生气，反正都是别人的事。这种人既不会有什么贡献，也不会惹什么麻烦。　　在这三种人中，做硬汉很辛苦，做顺民划不来，做隐士也不容易。一个人要做到完全不闻不问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总希望参与社会事务，总需要有点作为，所以隐士其实不容易当。　　那怎么办？好在中国人从来没有走投无路的时候，既然三种人哪个都不好当，那我就三合一。在中国文化中，除了“孝”以外，还有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合”。中国人之所以聪明，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合在一起考虑。我们尽量当顺民，但是偶尔也会当硬汉，必要的时候又可以做隐士，这种人就是随遇而安。领导看得起我，那我就当硬汉；领导看不起我，我就当隐士，反正我讲的领导也不听；领导对我一般，那我就当顺民。中国人常常是看你对我怎么样，才决定我如何对你。同样一个人，有时候他什么都不管，有时候他很认真、很积极，而有时候他又好像很听话的样子。　　该当硬汉的时候，就当硬汉。当年史可法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至兵部尚书。1645年，史可法率扬州军民与围城清兵展开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俘，不屈被杀。　　　　不可以逃走吗？当然不是，带兵打仗的人想逃太容易了，但是他一跑，这辈子就白活了，如果不跑，就可以万古流芳。人迟早是要死的，要死得其所，要死得其时，这是你可以选择的，所以史可法选择战死沙场。岳飞也是一样，如果他不想回去，别说十二道金牌，就算二十四道金牌也没用。结果他回来了，身遭不测却流芳百世。　　人生不过是四个字而已——心想事成。我们不要把“心想事成”当做祝语，它本来就是事实。但心想事成不意味着你一直说想成功就能成功，老天听不懂人的话，整个宇宙都是信息场，老天只接受你的信息，但听不懂你的话。当你发出“我要成功”的口头信息时，老天所接收的信息是“这个人没有成功”，然后就如愿以偿让你不能成功。　　什么时候你能掌握宇宙信息场的变化，你就可以心想事成。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心灵管理，即学会怎样去控制对方的心灵。我相信有一种力量，是到目前为止科学所不能解释的，叫做念力。宇宙非常大，我们已知的部分很小，如果已知的部分是科学的话，未知的部分就是神，如此而已。　　每个人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发散出去造成一种磁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频率相同的人就是志同道合的人，这个就是所谓的缘分。缘是机会，分就是关系，有缘无分就是说，两个人有机会，但始终无法建立关系。　　人与人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否则物极必反，过分亲密就容易吵架。“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有道理的，因为两个人就算是唇亡齿寒的关系，牙齿迟早也会咬到嘴唇的。　　处理好自己和自己的关系　　要想和别人搞好关系，首先要同自己搞好关系，要能够接受自己。只有接受自己的人，才能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充分的发展，因而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你跟自己相处不好，就不会有人跟你处得好；你跟自己处得好，别人才会跟你处得好。所以人要首先了解自己，跟自己相处好，而不是只看到别人。每当面对着镜子的时候，问问自己对镜中人究竟是爱是恨?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大概很少有人会喜欢你。可事实上就是有大部分人不喜欢自己，总觉得自己这儿长得不好看，那儿也长得不好看。要改变别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改变你自己，而改变自己不是说去整容，而是接受你自己。当你哪一天接受了自己，就跟自己相处好了，那时你会发现，所有人慢慢地都跟你处得很好，都开始接受你了。　　憎恶自己的人，必然也憎恶别人。不能接纳自己的人，在情绪上常常显得很不稳定，不是有意表现优越，便是相当自卑。这种内心的摩擦，使得不能接受自己的人，同样也会憎恶他人。如果发现自己的人际关系并不好，不妨反省一下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如何。先调整自我关系，然后改善人际关系，才是有效的途径。人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这是人类和其他动物最主要的差异。　　既然能够自主，一切由自己决定，当然要由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换句话说，一切的言行，事实上都要先通过“自己”这一关。自己认可的，才说得出来；自己认同的，才做得出来。所有接触的对象，也由自己来决定。人，最先也最多接触的，应该就是自己。　　　　接受自己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过分地爱自己，有时会成为可怕的自恋狂。自恋狂最大的特征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这种人不但不能欣赏别人的优点，而且从来不怀疑自己很可能具有某些缺点，以致自认为十分可爱。我们最好冷静下来，客观地反省自己究竟有哪些优点，又有哪些缺点。发现自己有缺点，只要实实在在努力去改善就可以了，不必过分憎恶甚至嫌恶自己，造成自我否定，反而容易成为坏人。　　善于发现自己的缺点，就能够把它变成优点。接受自己有某些缺点的事实，尽量不要让它发展，进而将它转变为自己的优点，才是最好的办法。贝多芬后来变成聋子，照样谱写传世名曲。人都不是完人，有缺点是十分自然的现象。人没必要变成完人，“完人”表示把人做完了。对于自己的缺点，固然不可忽视，却也不必紧张。因为紧张无济于事，并不能解决问题。　　把缺点变成优点，听起来有一些奇怪，怎么会这样?其实任何言行，配合时空的变迁，调整到合理的地步，便是优点。离开了具体的时空，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劣可言。　　尽量减少缺点增加优点，并不意味着让所有人都说你好，想得到所有人的赞美本身就是贪心的想法。大家都说好，未必真的好；大家都说坏，也未必真的坏。特别是多元化社会，同样一件事，有一个人说好，就可能有五个人说坏。我们不能够单凭人家的论断来判定这件事情的好坏，却应该看看赞成的是哪些人，反对的又是哪些人，然后再谨慎地进一步判断。　　不要太过在乎别人的批评，听到有人说自己的坏话，要看看说的人是谁。希望每一个人都说自己好的人，往往过分害怕得罪人而成了乡愿，并不是大家所喜欢的对象。　　因此，听到不同的声音，要先明辨是非，因为不同的人立场常常不一致。凭良心，不讨好，也不刻意为了凸显自己的好而得罪小人，这才是上策。　　以实实在在为做人的准则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做人要实实在在，做事要规规矩矩”，这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中国人虽然处世追求圆通，但始终以务实为修身之本。中华文化一直强调“君子务实”，务实的具体表现为，做人重诚信，不伤害其他人，并且以诚恳的态度对待别人。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一个人能认识自己的过错，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正是务实、务本的实践，也是对待自己的最佳途径。　　从古至今，获得成功的人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正道，一是偏锋。以务实的方式来建立人际关系，属于正道；用欺诈的方式来建立人际关系，即为偏锋。循正道成功，才是实至名归，值得敬重。因偏锋而成功，不过是欺世盗名，并无多大价值，徒然惹人背后耻笑。中国人厌恶权术而欣赏艺术，便是由于艺术才是务实、务本的方式与技巧。　　成功离不开实实在在做人、规规矩矩做事，但只是实实在在做人、规规矩矩做事并不一定能成功，这只是基础工程。就像打地基一样，地基稳，才能在上面建造高楼大厦，但地基并不等于高楼大厦。所以务实只是本分，守本分之外，需要进一步持经达变，培养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　　　　如何培养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最好是多看、多听，先了解环境，再适应环境，然后才动脑筋改造环境，最后才有能力合理地创造环境。多看、多听、多问，并不一定只限于正面的、好的东西，对于那些负面的、不好的东西也要了解一下，这样有助于防患于未然。记住，此处只是教你多看、多听、多问，但要少说，正所谓言多必失。贸然说出一些话来，固然痛快，却也很快就要承受某些痛苦。但少说并不意味着不说，否则就是矫枉过正。当你看准了、想明白了再说话，才会言必有中，每一句话都合理，这样比较妥当，也会受欢迎。胡言乱语，不但让别人看不起，而且降低了自己的信用。　　在不忘本的情况下权宜应变，才不致乱变。人际关系是不进则退的，就好像一株幼苗，需要时时浇灌才会茁壮成长，否则的话就会枯死。如果不能随时注意调整，久而久之，人际关系只会转坏而不可能转好。培养自己的应变能力，因时、因地而制宜，才会增进与别人的良好人际关系。　　务实的同时必须适当地调整，使根本稳固。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必须富于改善意识，运用精锐的眼光，发挥自己的智慧，不断寻求改善。我们常说随机应变，就是说，任何事情都需要因人、因地、因事、因时而制宜，不可以一成不变，但是“不可乱变”，不可以为了求新求变而忘本。有所变还要有所不变，变来变去都能够务实，才是以不变应万变。　　人际关系的建立还有赖于自己长期地培养声望。同样一句话，声望不够的人说出来，便是人微言轻，很少有人加以理会；换一位有声望的人说出来，马上显得有分量。　　养望相当困难，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成的。培养自己的沟通力，是比较可行的途径。人际关系有许多地方离不开沟通，良好的沟通力，正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主要方法。沟通能力强，就是说话说得让对方听得进去，让对方乐于接受，能够引起对方的共鸣，进而引发共同的行为。　　沟通力良好，才能在和谐的气氛中彼此协调。这时候更需要重视人伦的道理，使大家觉得这种尊重他人的态度，值得敬重，也能够给予相当的信任，久而久之，声望就建立起来了。这是急不得的，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在中国社会，遇到争执的时候，经常会请几位德高望重之人出面调停。难道德高望重之人就一定公平吗？未必，但是大家对他们有信心，知道他们一定会公正，所以将其视为沟通的桥梁。不管他们的评判有没有道理，对立双方都比较方便下台阶。善待他人　　人是群居的动物，从一出生起，就避免不了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尤其是中国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很复杂，没有人能逃得过这张巨大而无形的关系网。那我们应该如何维系这张网，即我们如何对待他人呢？　　待人需要诚心　　朋友相交，贵乎交心，也就是说，知己朋友要心意相通、坦诚相待。诚信是自古以来人们推崇的美德，在人际交往中，如果没有诚信，就会变成尔虞我诈、钩心斗角，那还有什么意思？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了解才能产生信任，知己知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但是，要求不败，除了自己知己之外，还要让好人知己，不让坏人知己。然而，好人坏人很难分得清楚，所以不得不制造若干假象，来掩盖自己的实情。中国人通常会让自己的眼光收敛一些，不流露出真正的感情。　　戴上面具会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完全没有面具等于赤裸裸地站在众人的面前，反而容易引诱别人欺诈或利用你。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有时把弱点装成优点，有时又要把优点装成弱点，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没有弄清楚对方之前，以及弄清楚对方根本不怀好意之后，必须谨慎地保全自己。否则一直诚恳待人，反而为人所害，势必使自己从此对诚恳失去信心，结果变成一个奸诈阴险的人，岂非害了自己?　　中国人的自保心理很重，做起事来难免“遮遮掩掩”。明明是个中高手，却装成一窍不通；喜欢的东西，假装不喜欢；想要的东西，先让给别人；不想来说“要来”，说“不来”却来了。中国人在虚虚实实之间，有很多变化。有些人说中国人骗来骗去，实际上中国人多数重视诚信，不过是因为亏吃多了，自然懂得遮遮掩掩的好处。有时候中国人并不骗人，只是暂时蒙一下，瞒一时，一方面明哲保身，一方面静观其变。出发点是保护自己，而不是欺骗别人，所以也不算是什么善意的欺骗，因而丝毫没有欺骗的意思。　　人与人相处，用诚恳的态度来感动对方，固然是不易的原则，但是实际应用起来，这种单一方式很难奏效。有时候需要“设计”一点小花样。这些花样是建立人际关系必不可少的润滑油，可以使彼此之间减轻摩擦，促进互动。　　耍花样的人，很容易惹人厌恶，引起反感。但是，完全没有花样，一切直来直往也不容易受人欢迎。举个例子，有人过生日，你直接送他礼物，他会感谢，但未必感动。如果你设计一些花样，让他体验到从未体验过的事，他可能会很感动。为什么大多数女人都喜欢浪漫，浪漫不过是在适当时间、适当的地点制造一些花样而已。　　心正的人，就算花样一大堆，也称为艺术。心不正的人，如果花样一大堆，便是玩弄权术。艺术和权术只一字之差，但性质不同，艺术的基础是诚恳，否则便成为权术，成为破坏人际关系的杀手。前者以心正为出发点，后者则因心不正而表现出损人利己的行为。　　对待一些人，可能正常的方法行不通，那就要想点小花样，但千万不可以耍花样害对方。比如，我们常说，请将不成，何不激将。激将法早已有之，即用恩威并施、刚柔相并的方法达到目的。运用得当，可以收到奇佳的效果。　　对于自负的人，我们越是诚意请求，他就越发得意，不是托故拒绝，便是推三阻四，此时运用反激的方法，会屡试不爽。激将的要领，在于一切为他着想，例如担心他受害，恐怕他不能胜任，唯恐他受人摆布，激起他的自尊心，使他非要表现一下不可。　　对于老于世故的人，反激若是没有把握，可以先把他捧得高高的，再暗示他此事非同小可，而且非他莫属，让他自告奋勇。这种正激的方法，使他很难推诿。这对于有能力而退缩一旁的人，具有奇效。　　　　这些小花样，我们不应该排斥，否则很难彼此和谐。这些花样是人际技巧而非伎俩，与以诚相待并不矛盾，因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不过，权术和艺术，从形式上、表面上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以致很多人分不清楚，也看不明白。有人把权术当做艺术，惹来很多反感。有人则把艺术看成权术，极力加以排斥，使得自己寸步难行，还被人视为不近人情。　　我们既不可以盲目排斥花样，认为凡是有花样的都属权术，也不能够心术不正玩弄权术，把别人当做傻瓜，自以为聪明地耍手段、玩花样。因为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不得其法，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待人需要友善　　对待别人只有诚心还不够，还要有善意。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蛮貊之言也；赐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亲属之言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子路、子贡、颜回在一起谈论待人之道。子路说：“别人以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　　待我，我也用不善待他。”孔子评价道：“这是没有道德礼义的夷狄之间的做法。”子贡说：“别人用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就引导他向善。”孔子评价道：“这是朋友之间应该有的做法。”颜回说：“别人以善意待我，我也用善意待他；别人用不善待我，我也以善意待他。”孔子评价道：“这是亲属之间应该有的做法。”人性原本有善有恶，事实上也可善可恶。一般人偏向性善，“人之初，性本善”，自己抱持善意，期　　待对方善意的响应，多半能够心想事成。因为中国人是交互的，你对他好，他没有理由不对你好。同样的道理，一开始就认定对方缺乏诚意，对方十分敏感，一下子就看出来，当然不会诚恳地响应我们，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表现自己的善意，使大家对我们产生比较良好而深刻的印象，才能进一步建立关系。别人注意我们，却产生不良的印象，不如不让他注意，反而更好。所以，我们不但需要引起他人的注意，还需要造成良好的观感。　　不仅自己向善，还要导人向善。朋友的美德，应该替他宣扬；朋友有缺点，要帮助他改正。闻过则喜是一种美德，可惜做得到的人委实太少，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意思说，当朋友有过错的时候，要忠诚地劝告他，要好好地开导他，如果他不接受的话，那就要停止，不要去自取其辱啊！　　　　指出朋友的缺点或错误时，要先赞美他，然后批评他，最后再赞美他，这样他才乐于接受。也可以借用别人的话来批评对方，譬如，“有人说你相当不近人情，但是我的感觉完全不是这样”或者“我看你整天忙于工作，偏偏有人还在批评你偷懒……”，这样就可以弱化批评的语气。　　想改掉朋友的坏毛病，最好以身作则，让其耳濡目染，慢慢自己调整。因为朋友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我们常常告诫别人，谨防交友不慎，就是因为不好的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们把这种朋友斥之为狐朋狗友，而把那些能带给我们好的影响的朋友称为益友。我们要影响对方，必须先了解他的背景和立场，主动给予配合，才能让他乐意接受。尽可能发现彼此相似的地方，最好能找出他的优点，逐渐喜欢他、关心他。当这些反应传给他以后，他也会有所回馈。彼此都伸出友谊之手，产生交互作用。先承认他言之有理，让他了解我们并不是存心要改变他。然后晓以道理，使他觉得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也有另外一番道理。当他身心放松的时候，趁机让他自己改变，通常比较容易收效。　　表达善意要多替他人着想，站在他人的立场，别人才可能依据交互精神，同样站在我们的立场来合理地回应。大家都将心比心，交集的范围加大，彼此有共识，当然容易沟通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任何人凡事只想到自己而不考虑他人，必然被视为自私自利而得不到他人的支持和欢迎。想想自己，也想想别人，才能合理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合乎将心比心的原则。有一句话很通俗，“前半夜想自己，后半夜想别人”。不过有些人前半夜想自己，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从来没有想过别人。　　待人需要礼貌　　中华文化非常重视“礼”。《论语》上说：“不学礼，无以应。”民间也有“礼多人不怪”的说法，可见，在人际关系中，礼貌是不可或缺的。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司马牛忧伤地说：“人人都有好兄弟，就单单我没有！”子夏说：“我（商）曾经听人说过，人的生死，冥冥中自有天定，人的富贵也完全是由上天安排。君子只要恭敬地修养自己而不犯过错，对待他人谦恭有礼，那么在四海之内的所有人，都是我的好兄弟了。君子又何必忧愁没有好的兄弟呢？”　　礼貌的作用，一使大家相处愉快；二使大家在一起时，秩序井然；三为表现合乎自己的身份；四为发挥以让代争的精神。做一个谦恭有礼的人，别人自然会喜欢你而与你亲近，你又何必做司马牛之叹？　　对人有礼貌，不见得马上有实际的效益。有些人急功近利，认为有没有礼貌，人家又不能把我怎样，何必约束自己，处处讲求礼貌?有些人注重形式化的礼貌，却丝毫不关心人，令人觉得此人很虚伪。就像美国人那样，他们惯有的礼貌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并不含有任何情感因素。　　待人需有差别　　　　虽然与我们打交道的人众多，但我们却不会一视同仁。中华文化中形容交情的词有很多：点头之交、泛泛之交、患难之交、刎颈之交、莫逆之交、生死之交……这些词多以交情深浅而划分，这就告诉我们，对待交情不同的人应该采取亲疏有别、差别对待的形式。　　对只是认识但并不熟悉的一般人，我们仅限于礼貌性地打招呼，谈不上什么信任不信任的问题。逐渐互有交往，增进彼此的了解，成为熟悉的朋友之后，虽然也交换一些意见，但多是闲聊，毕竟交浅不言深，不可能涉及不足为外人道的题材。熟悉的朋友当中，有一些信得过的，慢慢变成好友，再进一步成为密友，这才放心商量一些私人的问题。密友经得起再三的考验，切实可以交心的，才会变成知己。　　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虽然将关羽、张飞、赵云都视为兄弟，但他对三人的感情并不同：关羽、张飞是他的结拜兄弟，三人自桃园结义开始，便亲如一家，刘备所说的“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指的也就是关羽、张飞二人。而赵云的地位则不同，关羽曾说：“翼德吾弟也；……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一句话点明了赵云的地位，不过是因为他战功卓著，加上忠心耿耿，所以从情分上视为兄弟而已。　　其实每个人都如此，都会谨慎区分自己的知己、朋友、熟人，我们如此对待别人，别人也如此对待我们，这都无可厚非。所以，在人际交往中，我们还要掂量一下自己在别人心里是何分量。如果你和别人是知己，完全可以无话不谈，他有什么过错，你都可以委婉指出；如果你和别人只是熟人而已，则交浅不可言深，以免犯了别人的忌讳，埋下祸根。　　要想交到知心的朋友，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即从对方的立场去考虑其想法，以了解其感受、要求和苦恼。这种感情投入是自发的，不应计较产出，你自然会得到许多朋友。如果你是为了获得回报才投入的，总是想着“我对你好，你一定得对我好”，那你肯定得不到他人的回馈。　　人和人打交道不应该点到即止，如果你认识的人都只是泛泛之交，而无一个知心朋友，那又怎会有乐趣呢？我们认识别人，并不会只是抱着认识的目的，而是想通过交往熟悉起来，成为朋友。　　三大禁忌　　人际关系有三个破坏因素：锋芒毕露、自负和轻率。如果你有这三个毛病，最好马上改掉。　　一个人锋芒毕露，其人际关系不可能好。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毛病，到哪里都要变成焦点，别人讲话他要插嘴，对什么事情都有意见……这些都是锋芒毕露的表现。锋芒毕露不一定会出人头地，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找机会把你的锋芒除掉。很多人年轻时有棱有角，后来却变得很圆滑，就是因为受了很多打击。　　自负也是破坏人际关系的主要因素。很多人刚上大学的时候，眼睛长在头顶上，只看到天，没把别人放在眼里。上了二年级后，挨老师的批评多了，眼睛才慢慢长到下面来。　　尤其现在把大学分等级后对年轻人的影响更大。不是一流大学毕业的学生，底气都不足。但是社会风气就是这样，而且全世界都这样，比如日本，只要一个人上了东京大学，他这辈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职业有人给他找，老婆有人给他找，房子有人给他找，他什么都不用操心。这就造成了一些年轻人进入名牌大　　学以后，目空一切。结果在工作时，很难与别人合作，管理他也非常困难，除非你都听他的，而他又不成熟。所以，企业只好让他做可以独立完成的小项目。　　西方人一直强调人要对自己有信心，但我认为，人应该对老天有信心。什么叫老天？老天就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服从自然的规律。　　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伏羲氏当年就是从自然的景象体会出人应该怎样的。伏羲说，天、地、人，曰三才。意思是说，只要三个人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像天，有一个人像人，有一个人像地，像天的人就要领导其余两人。皇帝自称天子，是因为只有他才能够代表天；地是很踏实的，它要承受所有东西，负荷力最强；人要承上启下、顶天立地。三个人在一起，角色不同，互相配合，才能相处愉快。　　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不能有锋芒，一切要顺乎自然，这是中国人一向的主张。花长得美，就会被摘掉；树长得直，就会被砍掉；人有才能，就会遭打击。所以一个人要修炼，要有内涵，不露锋芒，就会有前途；一个人很自负，自己认为了不起，那就叫做无法无天。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颜回，成绩最好，也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他英年早逝，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反而其他成绩差一些的学生做出了很多功绩。　　轻率，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经过大脑。自以为很聪明，实际上就是轻举妄动。遇事不要立即反应，因为每次发生的事情都很特别，历史虽会重演，但从来都是大同小异，所以谁也没把握处理好。　　很多人经常说要按照惯例办事，但每次的事都不同，何谈惯例？所以，同样的事结果往往不一样，有走运的也有不走运的。有些人开车闯红灯被抓，第一反应是倒霉，从来没有人主动承认“我违规了”。被抓的人肯定想：“前面的车闯红灯警察没看到，后面的车闯红灯警察没来得及抓，所以只有我倒霉。”　　一般人遇到刺激就会乱说话，事后才后悔，而闭上嘴后，这个刺激会迫使大脑飞快地运转，积极思考问题，这叫做谋定而后动。千万不要急于显示自己很聪明而立即反应，否则你会后悔的。我们都不是神仙，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缺点，最要紧的就是告诉自己：“我很有能力，但是我不要随便表现。”　　因为我们不是西方人，西方人一生只做两个字而已，一个叫Show，Show就是作秀的意思，西方人有什么才能，一定要表现出来。另一个叫做Tell，Tell就是告诉别人我表现了什么。西方人不断地表现，而且到处去告诉别人，自己能做什么。这种人在中国是非常吃亏的。中国人遇到事情都先说“我不会”，然后看看大家都不会，才说“我来试试看”，结果做得非常好。　　你问一个美国人最近在干什么，他什么都告诉你；你问一个中国人最近在干什么，他什么都不会告诉你，因为他的第一反应是“你问这个干什么”。你问一个美国人“你会打乒乓球吗”，他会就说“会”，不会就说“不会”；你问一个中国人会打乒乓球吗，他一定说“不会”。中国人不敢说“会”，否则对方会很认真地跟你打，把你打得惨败，然后还笑话你：“你这样就算会啊？那谁不会呢？”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中国人为什么会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我们很会保护自己。比如，有人问：“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中国人肯定说：“我不懂。”这样，就没有任何责任了。然后他听听大家的看法，听来听去觉得还　　没有自己懂得多，于是就站起来说：“我刚刚想到怎么办，让我试试看。”结果不言而喻。中国人没有确保安全的时候，不会轻易出手。　　情势不停地在变，我们要特别机警，有任何风吹草动，先闭上嘴，赶快动脑筋，找到当前的合理点。全世界最受老天关爱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中国人，这两种人所受的磨难最多，但是最聪明。　　全世界公认犹太人最会做生意，但有一个犹太人跟我说：“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是中国人，不是犹太人。中国人把‘最会做生意’的名号安在犹太人头上，人们看到犹太人就很警惕，结果犹太人根本赚不到钱，而中国人一直说‘我不会做生意’，结果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说，一个有能力就表现出来的人，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十大要领是人际关系的催化剂很多人用其一生来寻觅若干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知己，以期成大功、立大业。如果说中国人一生都在努力建立靠得住的关系，大概并不为过。伯牙、子期虽然谱写了《高山流水》的千古绝唱，但在现代社会，像伯牙这样的人却不值得推崇。知己难逢，我们最好扩大交友的范围，然后由疏而亲，由浅及深，在众多的朋友中寻觅知己。　　一表人才　　中国人从小就被培养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的意识，中国人的一切都是从人际关系开始的。成功的人际关系，是中国人共同的愿望。中国人普遍相信一条定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靠”的意思，当然是“依靠关系”。于是靠得住或靠不住，便成为中国人十分重视的变量。靠不靠得住，必须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考验。而朋友众多，选择靠得住的朋友的几率也比较大。中国人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便是希望广泛地结交朋友，然后从中寻找知己。就算不能成为知己，朋友也总比陌生人要好得多。　　很多人用其一生来寻觅若干具有良好人际关系的知己，以期成大功、立大业。如果说中国人一生都在努力建立靠得住的关系，大概并不为过。伯牙、子期虽然谱写了《高山流水》的千古绝唱，但在现代社会，像伯牙这样的人却不值得推崇。知己难逢，我们最好扩大交友的范围，然后由疏而亲，由浅及深，在众多的朋友中寻觅知己。　　为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庆幸的是，中国人善于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人际关系的建立技巧可以简化为十大要领，分别是一表人才、两套西装、三杯酒量、四圈麻将、五方交游、六出祁山、七术打马、八口吹牛、九分努力、十分忍耐。这十个要领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要诀，缺一不可，必须合理应用，以确保成效。十大要领通俗易懂，学会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要领虽然只有十个，但内涵丰富，不可局限于字面上的意思。按照这十点去做，基本不会产生太大的冲突。　　　　十个要领可以归纳成五个方面：人际关系的起点、人际关系的媒介、人际关系的交往、人际关系的技巧、人际关系的修养。这五个方面，中国人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即一阴一阳之为道。这十个要点就是道，归纳成的五个方面都是一阴一阳、两两相对的，例如，一表人才是指先天的，两套西装是指后天的。　　一表人才有三个重要的含义：第一，一表人才通常叫做第一印象。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会对他有个初步的印象，这就是第一印象。在现实生活中，千万不要用第一印象来论断一个人，这是很危险的做法。因为外表看起来很忠厚的人，内心可能非常阴险；外表看起来很聪明的人，实际上很可能是个草包。外表不能够代表人的全部，有很多人就吃过这个亏，只凭第一印象判断别人，这种做法太武断了。　　第二，很多人都会凭第一印象来论断你。这就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你不要犯这个错误，但是你无法禁止别人犯这个错误。太多的人都是凭第一印象来决定他喜不喜欢你，甚至很多年轻人凭第一印象来找自己的终身伴侣，即所谓的一见钟情，结婚后才发现彼此根本不适合，结果只能草草结束婚姻。　　第三，外表有利也有弊。并不是说人长成什么样，就一定有什么样的成就。人的脸孔是经常改变的，这是自然的转变，而不是要做整容手术。所谓相随心转，就是说心在改变，相貌就跟着改变。所以你跟别人见面时，不要再讲这种老话：“好久不见，你一点都没有变。”这是骂人家不长进。从生理的角度讲，人体一直在进行新陈代谢，经过一个周期，人体的大部分细胞都会更新，所以人时时刻刻都在变。　　不要以貌取人　　我们都知道，不要以第一印象来论断别人，因为人不可貌相。一眼就要看穿别人，实在非常不可靠。但是，别人常常以第一印象来论断我们，往往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表现出欣赏或不屑的样子。　　人际关系与人的长相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说人长得漂亮，人际关系就好，人长得丑，人际关系就差。但不可否认，有人靠长相，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占了很大的便宜，同时也有人因长相吃了很大的亏。举个例子，在《三国演义》中，最出色、最具传奇色彩的恐怕要属诸葛亮了。但不要忘了，当时还有一个与诸葛亮齐名的人，就是庞统，“伏龙、凤雏，得一人可得天下”，可以说二人的实力差不多。可是二人的际遇却大不相同：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得诸葛亮出山，并奉诸葛亮为军师，以师礼待之。而庞统虽然巧献连环计，帮了刘备一个大忙，却需要拿着诸葛亮的荐书去谋个一官半职，最后刘备只派他当个耒阳县令，要不是张飞误打误撞，使庞统展现出过人的才华，估计他一辈子就是“县太爷”的命了。诸葛亮成为蜀国的丞相，帮助刘备三分天下，而庞统可以说寸功未立，就惨死于落凤坡。　　为什么实力相当的两个人，际遇如此不同？是庞统浪得虚名吗？不是，我们再看书中对诸葛亮的相貌描写：“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再看庞统：“（孙）权见其人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　　这恐怕就是关键所在。就因为庞统长得难看，估计又形成恃才傲物的性格，所以孙权不喜欢他，刘备也不喜欢他。我想，他初见刘备之时，就算拿出诸葛亮的荐书，恐怕刘备也只是碍于情面，封他一官半职，而非真正欣赏他的才华。这就是第一印象的重要性，也是以貌取人的代价。　　　　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但是也不能忽视别人的长相。一表人才也提醒我们仔细端详别人的长相，因为相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即“相由心生”。但是，如果完全凭一个人的相貌来判断他的心，就容易犯致命的错误。　　人是很善于伪装的，所以要特别小心，看人的时候要多看几遍，要多来往几次。　　看一个人，首先要看他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一个人目露凶光，说明他很凶狠；目光暗淡，说明他没有什么能力；双目无神，说明这个人的运气不好。当一个人看到你，目光就闪烁不定，根本不敢跟你对视时，要看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一个男人想骗你的时候，他根本不敢看你的眼睛，而是会躲来躲去；女人则刚好相反，她在盯着你的眼睛的时候才开始骗你。这就是男女有别，不要上当。　　其次，看他的鼻子。　　……　　在人际交往中，几乎每个人都带着一个面具。随着人际关系的加强，你要使他主动拿掉面具，达到真诚交往的目的。但是你不能要求每个人一见面就很真诚地对你，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真诚是一个人重要的美德，但是原本很真诚的人，会变得非常不真诚。很可能是因为他真诚待人，上过几次当以后，就对真诚失去了信心，变得比谁都不真诚了。所以，我们培养人际关系的时候应该记住，要谨慎地保护自己，使自己永远对真诚有信心。只有步步为营的人，才会少吃亏，而少吃亏，才能保持真诚的态度。　　其实中国人的信任感是很低的，一开始都不太相信别人，因为历史往往证明，轻信别人肯定吃亏。所以中国人的谨慎小心，不是为了耍别人，而是为了保持自己对别人的信赖感。　　提升第一印象　　既然你无法阻止别人以貌取人，那么，在外貌方面你该讲究的还是要讲究。为了防止别人以第一印象论断你，避免受到鄙视或排斥，丧失建立人际关系的大好机会，你必须用心调整自己，表现出“一表人才”的样子，使人一见面就产生比较良好的印象，对建立及开拓人际关系，有相当程度的帮助。　　有人认为外在美不重要，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理直气壮地忽视外在美。殊不知，如果不先展现自己的外在美，谁会有耐心慢慢发掘你的内在美？　　当然，你无需因别人错误的要求，就扭曲或压抑自己的形象，虚伪做作是不会讨人喜欢的；也无需因为完美主义作祟，而压迫自己原有的形象，过分追求外在美，把自己打扮得油头粉面的。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表现出真正的自我形象，没有虚饰，也没有伪装。当然，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使自己的真实形象变得更美好，美国总统林肯说过，人四十岁以后要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就是说，人的相貌是天生的，但是成年之后，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情感会在自己的脸上留下痕迹。到四十岁以后，人的先天　　相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后天所形成的相貌。有的人四十岁时仍然精神焕发，有的人则老态龙钟。至于变得如何，心态很重要。　　要想提升自己的形象，我的建议是：第一，要保持身心健康。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总是容光焕发的，只要健康，你长成什么样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你长得再漂亮，脸色灰灰暗暗，目光无神，也不会引起别人的好感。　　要想做到“一表人才”，最好的办法是靠内心的修炼，即真心诚意，不胡思乱想，慢慢的，你的相貌就会变得端正。好不好看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要相貌端正，使别人不会对你产生提防心理，不会看到你就害怕，然后会乐意跟你接近，喜欢跟你沟通。能做到这一点，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发展得比较快。　　所以，人每天早上起来，不是看自己长得怎么样，而是看以下几个方面：　　鼻梁正不正。鼻梁不正，代表心不正。你没有办法把鼻梁扭过来，只有调整心态，哪一天心态端正了，鼻梁就会正了。所以照镜子是看鼻子的两边对不对称，不对称的话，就说明你的心思歪了。　　看自己的气色好不好。气色不好，就说明你的身体有问题，而且给人的感觉也不好。　　再看自己的心情好不好。一个人际关系良好的人，一定要有好心情，心情不好看到谁都不顺眼。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尽量掩饰，但是掩饰不意味着装笑脸，不要给人皮笑肉不笑的感觉，只要不表现出愤怒、悲伤等情绪就好。　　第二，提高自身的学识修养。　　一表人才，主要来自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先天相貌由父母的遗传来决定，后天相貌可以经由自己的学习，透过“相随心转”的运作，来加以改变。学识丰富，内心充实，行为端庄，加上仪容整齐，不就是一表人才了吗?心一改变，外表也跟着改变，不妨试试看。　　正确认识自己　　每一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即使是双胞胎，也有微小的区别，这叫做个别差异。可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老天要费那么多心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长得不一样？这表明上天不喜欢我们一模一样。而今天的教育要把每个人都培养成一样的人，是违反天理的。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不拘一格降人才”，“天生我材必有用”，是“用”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即使长得不好看，也不必介怀，生下来是什么样子，就要接受这个样子。明白这一点，就比较容易了解自己。一个人照镜子不是为了看自己美不美，而是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想想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有的人永远都不清楚自己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　　随着时间的变化，每个人给别人的印象也会发生变化。人大概可以归纳成四种：第一种，第一眼看上去会觉得他很了不起，然而越看越觉得他没有什么；第二种，第一眼看上去觉得他很了不起，然后越看越觉得他了不起；第三种，一开始就觉得他不起眼，事后证明他的确很不起眼；第四种，一开始觉得他没什么，越看越觉得他了不起。通常是第四种人将来成就最大，因为他不会引人注目，不会遭受别人的打击。凡是长得很漂亮的人，都会引起别人的戒心。所以很多中国人聪明却不喜欢外露，就是这个道理。　　　　每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都要反省一下：自己现在做的事正确吗？　　我们在安排自己人生的时候，要记住适可而止。不要奢望达到人生的顶点，这是错误的观念，爬过山的人都知道，一旦爬到了顶点，就开始走下坡路。没有达到人生的顶点，你是很快乐的；一旦达到人生的顶点，你就会苦恼不堪，高处不胜寒，但这是你自找的。人最怕的就是盲目地要往上爬，真是没有必要，人应该不断地充实自己，而不是盲目地向上升迁。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要记住这个观点：你不断地充实自己，这样很多人都喜欢跟你在一起；一旦你不断地要往上升，你必定要排挤别人，必定要踩在别人头上，别人看到你就有危机感。　　人要有上进心，但并非要不断地升迁。找到你最快乐的位置，找到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才有意义。如果你有这样的人生观，你的人际关系自然会改善，你的“一表人才”会自动显现。不管你长得怎么样，很多人都会喜欢你。很多人是由不了解到慢慢了解，由了解到彼此相交很深；也有很多人是因不了解而彼此交往很深，因了解而分开的。两套西装　　两套西装与一表人才说的都是外表，但是二者的重点不同。一表人才指的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东西，比如，你的头发长成什么样，你的额头高不高，你的鼻子直不直，你的嘴巴大不大……而两套西装是指后天附加的东西，比如，你戴什么帽子，戴什么眼镜，穿什么衣服，打什么领带……这些都是两套西装的范围。　　一表人才与两套西装是人际关系的起点。你的人际关系好不好，首先看你的本钱。你是不是一表人才，是不是会打扮自己，这就是本钱。　　外在表现与内在表现同样重要　　两套西装是指外在的、后天的东西。在这里，两套西装也有三层含义：第一，就是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穿衣服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是保暖，另一方面是尊重别人。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不能由你的兴趣决定，因为人是要合群的，要合群就必须要彼此尊重。比如，你要去游泳池，就要换上泳衣，倘若你穿戴整齐地走进去，会被当成怪物；一旦你离开游泳池，就不能再穿泳衣，哪怕是短暂的离开也不应该。你没有换好衣服就是你的不对，就是看不起别人，就是给别人难堪。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　　文学家但丁有一回受邀参加国宴，故意穿得破旧邋遢，丝毫不起眼，一进宫门，立刻被安排在宴会厅的偏僻角落，没有被盛情款待。等他再接受国王邀请时，改以华服美饰装扮出现，结果立刻被邀至国王身旁的贵宾席位。　　宴会进行中，但丁把美酒倒在衣服上，把美食往身上涂，国王以及宾客们都看傻了眼。这时，但丁说，这次所以被礼遇是因为这套衣服，可见被邀请的是衣服，而不是他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