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７５中国的审美理论，一面可以运用西方新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理论和具体情况衡其利弊。章炳麟在这两方面都作出了程度不同的努力：一、在文学种类发展的次序上，以西方古希腊与中国情况相对照，全面论述史诗问题。关于文学种类发生的次序上，较早在《吕氏春秋。音初》中就有论述：涂山之女的候人歌，是南音之始；有娀氏佚女的燕燕歌，是北音之始①。这就是企图解释当时南北等地流行歌曲发端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文的自觉”带来了批评和理论研究。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残文），论及诗、赋、箴、铭、哀、诔、颂及杂文等，对各种文体溯其源流，考其正变，辨明古今异同，品评各家之得失。刘勰《文心雕龙》，也对各种文章体裁，“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②，分别探求其源流，解释其名称含义，选取代表作品，总结写作法则。而专门谈论各种体裁起源的专著是相传的任昉撰《文章缘起》（实为北宋以前人补作），直到近代刘熙载《艺概》一书，分别论述《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和《经义概》，也涉及到各类文章之间的先后联系。但是，这些文学体裁起源和文体发生次序的理论，多注重于某种体裁的某些个别作品（大都经过著录的、有作者姓名的）的考证，而文学体裁起源和文体①《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思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８０页。②《文心雕龙。序志第五》，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７２７页-- 588２７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发生的次序问题，却要追溯到书契以前时代的集体创作。学者们要解决这种文学史上远古时期体裁产生的问题，至少必须具有历史演进的观点和接触到较多的民族（特别是那些文化晚熟的民族和文化发达较早而又遗留下较丰富文献的民族）的文学史料，才能进行比较、探讨，而得到近于正确的判断。章炳麟比起他的学术前辈们所处的社会条件较优越，能够直接阅读、援引歮江保《希腊罗马文学史》，提出：世谓希腊文学，自然发达。观其秩序，如一岁气候。梅花先发，次及樱花，桃实先熟，次及梯实。故韻文完具而后有散义，史诗功善而后者戏曲。韵文先史诗，叙述复杂大事者也。二裨诗，叙述小说者也，三物语，四歌曲，短篇简单者也。五正史诗，即有韵历史也。六半乐诗，乐诗、史诗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文作话，毗於街谈巷语者也①。按章炳麟的体会，古希腊的这一整套文学种类产生的次序，就像一年四季各种花卉开花、结果的次序一样自然，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反转过来对照中国文学，“秩序亦同”②。他指出：盖古者文字未兴，口耳之传，久则忘失。缀以韵文，则便於吟詠，而记臆为易。意者苍、沮以前，亦直有史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１１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１１页。-- 589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７５诗而已①。在这里，他不像前辈把文学体裁的起源，归于某个历史时期个别人的作品，而是从总的社会情况出发（虽然对这种情况认识得不充分），指出未有文字以前文学传播的唯一方式（口传）和由它而来的文学形式特点——韵语化，由此断定在远古时期，只有那种凭口头传诵的史诗。他根据自己当时所接触的外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认为史诗，包括民族大史诗、传说、故事、短篇歌曲、历史歌曲等。他又说：“韵文完备而后有笔语，史诗功善而后有舞诗。”这也是从外国文学史概括出的结论。章炳麟的这些说法，虽不能说已经很恰当地解决了我们远古文学体裁的重要问题。但是，他在新的社会思想推动下，在外国文学史的触发下，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观点和新方法，这就使我们的文学史的美学见解前进了一大步。二、在论述我国学术、文化产生的因缘时，运用了西方地理环境论的观点，以希腊、印度和中国频临川海的自然条件作了比较。在近代，对于文化、艺术、历史的研究和解释，西方地理环境论的观点，也有不少人加以运用，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如，有人以孔子、墨翟等为北派，老子、庄子等为南派，而用寒暖、瘦肥、谋生易否等地理条件，去说明他们学术的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１１页。-- 590４７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精神和观点①。又有人认为，“南北学者，立术各殊，以江、河为界限”。他也用这种观点，论证了中国古代南北不同的诸子学、经学、理学、考据学和文学②。除在著作中应用外，还有人介绍过这类的专门著作，例如世界语言文字研究所编译的《人生地理学》。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一直流行到“五四”前后。章炳麟《原学》，用地齐（按即地理——引者注）、政俗、材性（按即个人性格、经历——引者注）三者因素来说明学术、文化产生的因缘，而归结指出：地理、材性因素到现代已经削弱，只有政俗因素（按即社会因素——引者注）最重要。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③。他在论证文化产生的第一因素（地齐）的时候，引用了希腊、印度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材料加以比较。他说：希腊言：海中有都城曰韦盖。海大神泡斯顿常驰白马水上而为波涛④。中国亦云。此非宾海者弗能虑造是也。伯禹得龟文，谓九之畴，惟印度亦曰鸿水作，韦斯拿化鱼，视摩拿以历史，实曰鱼富兰那。二谶之迹，国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１１页②刘师培：《南北考据学不同论》，《国粹学报》［台湾］文海出版社③《国学论衡。原学》。④《宗教学概论》。-- 59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７５有大川，而馈饷其诬。……地齐然也①。在这里，章炳麟用希腊、印度及中国濒临川海的自然条件，说明那些内容涉及浪涛、鱼龟等形象的神话所以产生。这是文化学——神话学上的地理环境论。这种地理环境论的运用，在德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神话学者Ｐ。Ｗ。福尔克汉玛、Ｋ。布尔将等著作中已可见；他们先后用风土条件去解释古希腊神话。日本现代神话研究者松村武雄，在他的《宗教及神话与环境》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论证了各种地理条件和神话关系的现象和规律。我们知道，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活动不是全无关系的。但它不能直接决定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它必须通过人们的社会活动，才能起一定影响。地理这种因素，对于一般文化（特别是精神产品）的研究，并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主宰下，注意到这种自然因素，当然有益处。如果把它绝对化、夸大到决定的地位（即地理环境决定论），就必然要得到歪曲事实和反科学的结论了。虽然如此，章炳麟在资产阶级意识初抬头的时候，运用这种新观点去解释文化现象，对于许多过去学术上占优势的、极端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因为它多少还看重文化产生、构成的客观因素，不同于那些在这种问①见重订本《訄书》，《国故论衡。原学》篇虽基本论点相近，但文字出入处颇大。关于海神泡斯顿的故事，参见丁。巴尔芬齐的《传说的时代》第二十二章。“中国亦云”，似指伍子胥死后，“人有见其素车白马，逆潮而上”的传说。“伯禹得龟文”，见《拾遗记》卷二等印度洪水故事，参见《古教汇参》卷二。-- 592６７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题上强调统治阶级的“圣贤”的个人作用，或把文化产生原因看成为纯粹心理的、偶然的那种陈腐观点。三、在中国古帝王感生神话问题上，运用了西方关于原始社会的母系制度、图腾主义的观点来加以研究。中国古代的史书或有关历史人物的记载，其中往往掺杂着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最显著的一种，就是古帝王感生神话。从所谓三皇起，直到周、秦的祖先，都有这种神话。像华胥履巨人迹而生伏羲，安登感尤首神而生神农，附宝因见大电绕北斗等而感孕黄帝，庆都与赤龙合而生尧，华感枢星而生舜，女嬉吞薏苡而生大禹，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姜源感巨象迹而生弃，女修因吞堕卵而生大业等，枚举不尽。这种神话，最多则见于汉人所编录的纬书①。但是，所谓经典的《诗经》，以及正史的《史记》也记载着它②。这种现象，自然不能不引起过去学者的注意。因为如果光是纬书上的记录，他们还可以不理睬或随意加以驳斥，但是经典、正史上的话，他们却必须认真考虑。自西汉以来，学者，特别是经学家，对于《诗经》（同时还包括《史记》）上关于玄鸟生商、姜履巨迹的事，众说纷纭。①中国古代的感生神话，时代不限于汉以前，所感生的儿子的身份也不限于帝王（关于这种神话的历史上的材料，中国神话传说研究者日人出石诚彦，曾经在《对中国帝王故事的考察》一文中作了相当详尽的搜集）。这里只以历代学者所注意的古代感生帝为限。②商祖契、周祖弃的感生神话，见于《诗经。商颂》及《大雅》，也见于《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秦本纪》也记载了大业感生神话。《商颂》文字欠明确，曾引起学者们的不同解释。-- 59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７５《嫄楚辞。天问》上：“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喜，或作嘉）也一并成为谈论的题目。他们或者把怪诞的因素丢开，用一种后代人能够接受的合于情理的说法去解释，像《毛诗》传作者毛公。有的既相信神话，又不敢强附其说，就采用了一种调和的说法，像郑玄。自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传说，甚至加以批驳，像王充和欧阳修。还有一些人却做了一种有限制的肯定说法，认为它是“事理之变”，像朱熹①。……这些神话论，一般说来，是封建时代学术思想水平的产物。到了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就必然要求一种更能满足人们知识要求的新说法。中国近代，许多学者都重新提出古帝王感生神话的问题。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并且从种种不同角度去谈论，有的从解释古文字的角度，有的从论述古史的角度，也有的从检讨古宗教和古学术派别的角度，呈现了十分活跃的学术气氛。章炳麟在《訄书。序种性》上说：……然自皇世　民未知父，独有母系丛部，数姓集合，自本所出，率动植而女神者，相与葆之词，其名曰托德谟（见葛通古斯《社会学》）……野人天性阔诞，其语言又简寡，见虚墓间穴宅动物，则眩以死者所化。故埃及人信蝙蝠，亚刺伯人信海麻（海麻者，枭一种也），①毛公、郑玄意见，见《商颂》、《大雅》的传和笺。王充、欧阳修意见，见《论衡。书案篇》及《毛诗正义》卷十。朱熹意见，见《诗经集注。大雅。生民》、《楚辞集注。天问》等注。-- 594８７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皆因其翔舞墓地，以为祖父神灵所托。其有号称、名溢，各从其性行者。若加伦民族，常举鹭、虎、狼、羚自名。……植物亦然。加伦民族常以絮名其妇人。亚拉画科民族，常以淡巴苽名，久亦为祖，剖衷柏落人，有淡巴苽、芦苇二族，谓自二卉生也。其近而邻中夏者，蒙古、满洲，推本其祖，一自以为狼、鹿，一自以为朱果，藉其宠神久矣。中国虽文明，古者母系未废，契之子姓自玄鳦名，禹之似姓自薏苡名，知其母吞食，而不为祖，亦就草昧之绪风也。夏后兴，母系始绝①。葛通古斯《社会学》中的“托德谟”，即图腾主义的异译。章炳麟援引了世界上好些民族的神话来证明汉族古代存在过母系制度，并且也引用了我国伏羲、神农、黄帝的神话传说，与加尔特亚人的历史传说相比较，用以证明汉族是由西方东来的。他还用《穆天子传》、《山海经》中对于西王母的记载，证明所谓西王母即膜。所谓“亚米特科，旧日西膜，亚细亚及前后巴比仑，皆其种人。”②视《穆天子传》、《山海经》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为封建时代的一般研究者所不敢为，章炳麟从神话学、美学思想的研究冲破了这一罗网。尽管以上这三方面阐发并不充分，从当时世界学术史角①商祖契、周祖弃的感生神话，见于《诗经。商颂》及《大雅》，也见于《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秦本纪》也记载了大业感生神话。《商颂》文字欠明确，曾引起学者们的不同解释。②商祖契、周祖弃的感生神话，见于《诗经。商颂》及《大雅》，也见于《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秦本纪》也记载了大业感生神话。《商颂》文字欠明确，曾引起学者们的不同解释。-- 59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７５度看，这些答案，自然不能算是怎样创新。但是，从我们传统美学研究神话看，它无疑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学术理论上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还打通了我们原来闭关自守的学术研究老路，向世界性的学术论坛迈进。当然，章炳麟研究带有鲜明政治目的和思想倾向的，像《訄书。序种性》的主要旨趣，是要辨别种族界限，因而排斥清朝就像他在篇末所说的：芟夷其伪者，而本氏可睹也①。这种做法，现在我们看来，在科学上固然还站不住脚，政治上也不值得提倡。可是，在当时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中，它多少有些积极意义和作用。第三节　杂文学的界说和定义什么是文学？章炳麟在《文学总略》一开头就这样回答：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②。章炳麟所说的“文学”概念，包括了一切用文字写成的东西。这一文学概念的确立，是他对中国古代的各种文学观念继承、扬弃、集中、概括的结果。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从以礼乐①《訄书。序种性》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２０页-- 596０８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刑政为文，典籍方策为文，造论著说为文，文德之操为文，到文笔对举，诗文分流，“文学”的内涵及外延，既是广义的，又是不确定的。本书前面第十章讲到严复对于文学社会功用两端的认识，视诗歌与小说，并不统一于文学这一概念，其社会功用的两端，自然也无法统一了。章炳麟提出“文学”的概念，扬弃了礼乐刑政为文德之操的古老的见解，可不同意韩柳以古文家竟为散体，美其名曰“古文辞”，因而排斥骈俪诸家，不欲登之文苑，更驳斥选派文人如阮元辈，强调“文笔”之分，认为文必须以骈俪为主的说法，从而在理论上构成了以文字语言为媒介（质料）的广义的杂文学的概念，又包含了一些纯文学（诗词小说）的成份，带有总结性质。胡适说，章炳麟的《文学总略》，几乎“推翻古来一切狭隘的文论”①，还是符合实际的。本来文学就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质料）。章炳麟论文学也是从语言、文字与文学的关系着手。这是由于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是以语言文字之学为基点。如果说陈廷焯、况周颐等努力对诗论中的范畴、概念的界定，受到乾嘉学派影响的话，那么，章炳麟则直接沿用了乾嘉学派的路子，对文学加以界定。不同于陈、况的是，章还吸收了西方新观念。章炳麟认为，最初的文学是从语言中萌生出来的；在远古时代，人们结绳而治，那时只有“吐言为章”的口头文学。这时的作品，“缀以韵文，则便于吟咏，而记忆为易。”但却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２６页。-- 59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８５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即“口耳相传，久则忘失”。这是因为言语的特点是以声表义，像空中飞鸟，转瞬即逝，受时间局限；又因为言语是以人的生理器官为工具，一张嘴巴，一时只能叙一事，说一义，而不能同时叙数事，说数义，很难表现人的社会生活的广阔的空间。他指出：……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足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②）。这就是说，由语言而文字，由“吐言成章”到文字代言，进而口头创作与文墨辞章“二者分流”，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字初兴，本以代声气，及其功用，有胜于言者③。在章炳麟看来，文字虽然源于语言，但口头的东西，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只有以文字写成的篇什（著于竹帛），才算文学。所以他说，“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①不过，以文字为准的文学，也经过了一个由口语型向文字型的发展过程。章炳麟指出，最初的著于竹帛之文，多半是口语的记录，像《尚书。顾命》中的“奠丽陈教，肄肄不违”，连病甚气喘，说话蹇吃，都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时的文字，“各从其质以为名”，著于竹帛之文，很少人工修饰的成分。但是后来，口说与文辞便分途发展了。他认为：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２０页。-- 598２８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等是人言，出诸唇吻，而据实而书，不更润色者，则曰口说，镕裁删刊，缘质构成者，则曰文辞①。在《史记》、《汉书》中，还存在着口说与文辞并存的情况，“若蒯彻说信”，“仍本其语，无所增损”；而《景十三王传》中所载，“中山王泣乐对”，则“语皆耦立，复施韵言”，显然是经过加工的“文辞”了。再往后，“由魏逮唐，分异文笔。余以文既异笔，而口说复与文笔大殊。”②二者在工拙——艺术性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章炳麟论文学，以文字为准，因而反对以口说为文辞，说什么，口说为文辞，其作品“语必伧俗”，“凡纂录文辞者，宜无取焉”。这样一来，在章炳麟的理论中，便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既承认文学源于语言，同口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又将口说与文辞，“沟分畛域”，把“施以藻采”的文字型文辞作为文学，而把后代“据实而书”的口语型的文学当作口说，而几乎被逐出文学大门以外。这就割裂了文学与口语的生动联系。像章炳麟这样界定文学的概念，在今天以文字语言为文学媒介（质料）的读者看来，也许觉得是难以理解的。然而，实际上章炳麟的文学定义，却反映了中国自西汉至清末，占统治地位的文字型文学形式的基本特征。作为历史事实的概括，章炳麟的文学定义，仍有不容忽视的理论价值。但是，也应该看到，就是这样作为中国传统杂文学的界定和定义，在当时，章炳麟学生鲁迅，已对许寿裳表示过批①同上，第４１２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１２页。-- 599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８５评意见：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之学。其实文字和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①。三十年代，舒舍予《文学概论讲义》第一讲引言中阐明“文学的界说”，批评了章炳麟文学界说是：“以单字释辞”的不科学。他认为：中国人对于“字”有莫大的信仰，《说文》等书是足以解决一切的。一提到文学，赶快去翻字典：啊，文，错画也。好了，一切全明白了。章太炎先生也不免此病：“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前半句便是“文，错画也”的说明；后半句为给“学”字找个地位，所以补上“论其法式”四个字。文学是借文字表现的，不错：但是，单单找出一个“字”的意思，怎能拿它来解释一个“辞”呢②？也在三十年代，鲁迅在《门外文谈》一书中，再次提出“文学”的问题，认为：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ＬｉｔFｅｒａｔｕｅ的译名。会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①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７页。②舒舍予：《文学概论讲义》，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新，第３页。-- 600４８５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以了，就叫作“文学家”，或者叫“作家”①。章炳麟不是不懂得“外来语”及其地位和作用②，也不是就把《论语》中的“文学子游子夏”拿来作为自己对于“文学”的界定和定义的旁证材料，而是固守中国传统的“以单字释辞”的考据学派之路，不能作出像鲁迅、舒舍予等对于“文学”切合时代和文学创作实际所作的科学结论。第四节　诗盛在于“本性情，限辞语”章炳麟对于一些纯文学样式的写作和审美活动的特点，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探讨。其中，以诗论较为集中、丰富。他的《辨诗》广论一切韵文，着重阐述诗赋的流变发展。认为诗起自民间，“兴于巷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诗歌应该抒发性情，承传《毛诗序》、钟嵘《诗品序》的观点，倡导言志抒情说。他认为：语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此则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③。吟咏性情，作为古今诗歌共有的本质特征，除了历史承传外，还针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清代诗坛的种种弊端而发的。所谓“性情”，作为一个词，它是指人的思想感情；其中①鲁迅：《门外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３页。②舒舍予：《文学概论讲义》，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新，第３页。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７页。-- 60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８５“性”，主要指人的思想、品格、天赋等内在的本质；“情”则是指喜、怒、哀、乐、爱、憎等外在表现。性与情，人皆有之。但有性情，不等于就有诗。只有“感于物而形于声”，即把主观的精神性的东西，寄寓在由辞采、声律等因素组成的艺术形式之中，以直接诉诸读者的感官，唤起人们相近的精神活动，这才叫做诗。所谓“物”，章炳麟认为，“兼万物、物色、事物三义”，可以说它包括自然与社会中的各种事物。“物”是情感之源，而于诗人所感之“物”中，章炳麟特别指出了“与金鼓之节相依”的“奇材剑客”、“命世将帅”的战斗经历和“念国政”，“思贤才”的政治生活；其次才是“下悲小己”的“荣辱得失”①。在章炳麟看来，诗歌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的高下，主要取决于诗歌中表现性情的真实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