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必须依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原因有二：（一）人和万物一样，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③。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完全是自己奋斗的结果，否则就要被淘汰而归于灭亡。严复说：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④。联系当时中国的情况，特别是甲午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情况，①《严复集》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０页。②《严复集》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５页。③同上，第５册，第１３２５页。④同上，第１３５１页。-- 316０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实在令严复痛心疾首。且看在外的将士，“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则……曳兵而走，转以奉敌。”且看庙堂官吏：“人各顾私，……于时事大势瞢未有知。……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在朝的文武官员如此，在野的人才又如何呢？“乃吾转而求之草野闾巷之间，则又消乏彫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意谓同无，何莫不可！”经过这样全面的检查与考察，严复认为如果再这样下去，则“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他痛切地感受到，如果不救亡图存，还会贻害后代：“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万兆之人种何！“①（二）严复认为，历史不是如韩愈所说的是圣人创造的。他指出，“圣人亦运会之一物”；他们与普通凡人一样，都必须依据“物竞天择”的规律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严复还从历史事实的对比中说明了这一点。他说，中国贫穷落后，遭人侵略的原因，就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的宣传使得人们“如古而忽今”，一切委于天数，完全不懂得“物竞天择”的规律；而西方之所以物质文明发达，国力强盛，就在于他们“力今以胜古”，一切“恃人力”。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潮流。然而，中国那些封建士大夫和顽固派至今仍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②，自恃中国地大人众，对民族危机麻木不仁。殊不知“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①《严复集》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２０页。②严复：《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 31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０３也哉！“①中国只有赶紧振作起来，发奋自强，救亡图存，才是出路。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以此为人生的目的，才能保种自存。所以说：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②。既然人作为万物之灵，要适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才能救亡图存，那么人又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严复认为，只有努力奋斗，做到自强，自立、自主，具备完美的人格。他说：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③。这里所谓的“血气体力之强”，就是要有强健的身体。所谓“聪明智虑之强”，就是学习“西学”，运用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开启人的智慧，增长人的才干，提高人的自存能力。所谓“德行仁义之强”，就是要树立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思想，增强国家民族观念，做到“合力同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反对封建的三纲五常，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根据上述三个方面，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革主张。严复同近代的一些美学思想家一样，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按照各自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来培养人，造就人，①《严复集》第５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３页。②同上，第１３５１—１３５２页。③《严复集》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８页。-- 318２０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以求得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进步。严复进一步指出，人具有了完美的人格，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然后遵循“物竞天择”的原则加以努力奋斗，最后就会获得自由，从而达到一种高尚的美的境界。他提出了“身贵自由”的命题。认为只有自由，人才能得以“全受”，即发挥了天给予人的秉赋和权利，使人成为一个完美意义上的人。否定自由，就否定了人存在的意义。他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弟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也，斯为逆天理，贼人道①。这已涉及到伦理美学问题。人如果失去了自由，就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他认为，人的生与死、存与亡的区别在于“自由不自由之间异耳”②。人们与其在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纲常名教的统治下奴隶般地活着，不如在为自由而斗争中死去。只有自由，才能发挥人们的才能，唤起人们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民族国家自立存在的权利。所以，民族和国家的富强也“必自皆得自由始”③。但是，严复所谓的自由是“天之所畀”。他没有阐述获得自由的途径，因而这种抽象的、先天的、并带有绝对的自由，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唯物主义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获①《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３页。②同上，第２３页。③《严复集》第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７页。-- 319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３０３得自由会使人产生本质意义上的美感。这种美感只有通过劳动——即如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通过“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才能实现。这就不仅完满地达到了他的某个实际的目的，或满足了某种实际需要，而且还会在精神上产生出种种快感——一种由于看到人能够征服世界，在劳动创造中释放出人的潜能，加以对象化，从而产生出某种快感。这种快感，借用康德的说法，就是所谓“自由的愉快”。这种愉快，可视为上述的本质意义上的美感的同义语。严复在阐述人的美感方面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人的美在于人是“万物之灵”，具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完美人格，最终达到自由这一高尚的美的境界。这一理论在号召救亡图存、启发人的思想觉悟方面，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成为改良主义美学思潮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三节　诗辟新境，诗如其人本章第一节对严复关于美和艺术进行名理思考，作了述评。这只是美和艺术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美和艺术依附于一定的形象。脱离了一定的形象，既无法进行审美的评价，又无法进行艺术的创造和欣赏。因此，严复在对美和艺术进行名理思考的同时，还注重美和艺术的形象性的特征，在诗歌境界和小说人物典型的理论探讨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严复认为，“诗贵兴象”①。诗歌中的情与景、意与境，是①《严复集》第５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２８１页。-- 320４０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以盐和水关系作比喻：水中盐味饮方知，此境能参近有谁①？如此境界的追求，不仅体现严复的审美理想，也符合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可贵的是，严复并未停留在诗歌境界的一般理论探讨之上，而是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提出诗歌的境界的开掘和表现，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他一方面赞美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的诗作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说：“光景随时开，不必唐宋判”②。诗歌应该跟着时代的脚步而开出新的光景，不必以唐诗、宋诗作为判别的审美标准。他在《以渔洋精华录寄琥唐山，春榆侍郎有诗见述，率赋奉答》一诗中写道：九陌风鸣尘堀堁，南郭隐几今丧我。长安作梦垂十年，梦想阳崎山一逻。文书引睡睡复醒，万事不理任懒惰。河阳宗伯今词宗，赠我新诗堪已瘅。为言昭代录诗人，疑让新城居上座。士林沾丐三百年，蒋袁杭厉皆细琐。……君家自有谢超宗，池上凤毛众所贺③。严复诗中指出，明朝的前后七子，虽说模仿太过，但没有失去诗歌的正统，渔洋的诗歌不失本色，只是力量弱了一点。西①《严复集》第２册，第３６６页。②《严复集》第２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０２页。③同上，第４０１—４０２页。-- 321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５０３崑体重辞藻，公安体讲性情，竟陵体求幽僻，都是走入歧路。就创作来说，他认为主要靠卓识，其次靠学力，要求内容的沉郁和音节的顿挫，而风格的清新俊逸，则凭各人的天性。西崑体重形式而轻内容，公安、竟陵也不注重学力。渔洋的诗，里面熔铸了很多典实，讲究音节，是注重学力，所以他加以赞美。要做到沉郁，光靠熔铸典实是不够的。他强调还需要有深厚的思想感情，要有大的气魄。严复对于前辈诗歌大师们的评价，还是较为公正的。但是，严复认为，要以旧风格来体现新意境。他觉得中国古代文学词汇丰富，表现方法比较完备，白话是不能与之比拟的。这充分表明他的诗歌境界论中的局限性所在，远不如黄遵宪大胆、热烈。但是，他的词作，正如钱仲联在其《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中所说：“余事为词，情深文明，《摸鱼儿》词，遐庵拟之‘嗣宗咏怀’，《金镂曲》评为‘胸襟甚大，气倍词前’，此非刻翠裁红者流所能道。”①由此可见，严复词作境界之一斑。严复诗论中不仅注重时代气息，独辟境界，而且强调“诗中常有人，对卷若可唤。”②要取得与读者情感上的交流、沟通和共鸣，诗人只有真诚坦露自身，不虚假，不做作。如果诗人不能真诚坦露自身，表现在诗作上，就产生了虚腔和油滑。严复认为：夫滑者，徒唱虚腔，而无作意之谓也。诗有真意，便①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７３页。②《严复集》第２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０２页。-- 322６０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不为滑。使无真意，学东坡固滑，学山谷亦滑，江西派乃更多不可耐恶调也①。一般来说，诗歌境界构成的要素是多方面的。时代的气息和诗人的人品则是构成诗歌境界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严复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哀鸣国事和追求盛世的真实思想感情，反映了启蒙时期资产阶级忧国忧民而又害怕大革命的复杂心理，也是作者为寻找民族出路而强调个性、人性发展的情感流露，使我们从中领略到“意外之旨”，提高了对严复诗作美的欣赏。第四节　典型论的思想萌芽对于典型论这个艰深的美学课题，严复率先在晚清小说理论研究中，有所触及；并与后起的梁启超、徐念慈的研究汇合一起，形成了近代典型论初现的特色。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接触到了小说中典型人物形象的问题。它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谓英雄必传于世，则古来之英雄何限？谓男女之事艳异者必传于世，则古来缠绵悱恻之事亦何限？茫茫大宙，有人以来二百万年，其事移矣，其人多矣，而何惟刘、曹、崔、张等之独传，而且传之若是其博而大也②？①同上书第３册，第８００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７９页。-- 32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７０３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触及到了典型人物形象产生的问题。少数人物形象为什么不同于当世的千百万人而独存于后世人们的心目中，为什么他们能够突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而在久远的后世发生社会影响？虽然严复、夏曾佑未能从典型概括的理论高度回答这一问题，但他们在分析具体原因时也作了类似的回答：认为曹、刘、诸葛之所以“传于罗贯中之《演义》，而不传于陈寿之《志》，宋、吴、杨、武，传于施耐庵之《水浒传》，而不传于《宋史》；玄宗、杨妃，传于洪昉思之《长生殿》传奇，而不传于《新》《旧》两书”，主要是因为作者在描绘这些人物事迹时或“稍有事实，略作依违”，使“人同此心”，故“书行自远”，“或则托依姓名，附会事实，凿空而出，称心而言，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①这些回答，无形中就揭示了小说的典型概括能力及小说人物的典型意义。它实际上含有三点启示：一是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并不囿于直叙事实，而是已将生活真实略作虚构、加工和点染，这就高于生活真实，于是人物形象便有了典型意义。二是这虚构、加工和点染——“依违”或“附会”，是“称心而言”又“合乎人心”，而且能使“人同此心”，这就意味着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并不是依实有人物作照相式描绘，而是已在人物身上注入了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愿望，让这些愿望来主宰人物的感情和活动，于是这些人物的活动就体现了人们某种理想和愿望，或者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些本质性的问题。于是也就有了典型的生命。其中的“称心而言”是继承了冯桂芬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９９页。-- 324８０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在《复庄卫生书》中的观点①。三是他在《缘起》中曾论述过，“书行自远”，是从上述两点来的。这又意味着，小说由于具备了典型地概括生活的能力，才能流传不泯；小说人物有了典型的生命，才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永远活在后代人的心中。严复在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１７年间写的《〈古文辞类纂〉评语》中，就韩愈（退之）《尚书库部部中郑君墓志铭》一文，写道：凡传志，最难在写出其人特色，如此等文，不许后人依傍一字也②。这就是说，优秀的传志作品，还是可以写出人物的特色的。不过，在《缘起》中，要使文史分家，提出了划分史书与小说的界限，认为：“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③这就一般史书而言的。小说相对于这些史书而显示其特点的，乃在于它有典型地概括和描绘社会生活的能力，而它写的又不一定是真人实事，乃是经过提炼加工了的艺术的真实。优秀的传志作品人物特色建立在真人实事基础上，另作别论。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也初步看到了小说的典型概括能力。他指出小说的能力之一是：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４页。②《严复集》第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２５页。③《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９７页。-- 32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９０３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的相象，所经历的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①我们知道：文学上典型的意义，常常是在于作者能从人们习见的平淡而广阔的生活现象中集中概括而再现出生活中主要矛盾和斗争，来启人警觉、奋发和行动，推动生活前进。而梁启超能觉察出小说可以将人们平时“行之不知”、“习矣不察”的生活“想象”和亲历之一“境界”作“彻底的发露”，启示人们骤然警觉而使感情起波澜变化，使人们从对生活的“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转变为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这就无形中触及了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典型概括作用。不过，梁启超没有能进一步认识到小说之“发露”人们的“相象”与经历的“境界”，必须从中体现出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和揭示出生活发展的趋向，才有真正的典型意义。所以，他的看法还只是肤浅的，而且还披蒙着相当程度的自然主义色彩。徐念慈对这一环节的理解更明朗一点。他认为“小说之于日常琐事，亘数年者，未曾按日而书之”，而必须“于艺术上除去无用之分子，发挥其本性”；强调了小说不应平铺直叙生活，必须经过艺术的陶冶，滤去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而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５８页。-- 326０１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突出反映生活的主要矛盾以豁现其本质。他依据黑格尔美学原理来解释小说特征时还指出：“事物现个性”，“愈愈丰富，理想之发现愈愈圆满”①。可以说，这是对小说的典型生命的进一步认识，因为它强调了小说反映生活的本质愈丰富明朗，就愈有强大魅力以引导人们去发现并追求美的理想，也愈能鼓舞人们去寻求生活中的美。应该说，他的阐述比严复、梁启超等人更显豁有力，尤其能批判小说描写的自然主义倾向，强调小说应该突出反映事物个性（生活本质）这一点，就显得更有价值。近代的典型论，后由王国维、吴梅等主要在戏曲研究中进一步发掘和探讨。第五节　文艺的社会功用的两重性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严复是个充满了矛盾的历史人物，尤其在文艺功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两重性。（一）他强调说部文艺（小说等）对“人心风俗”具有不可忽视的支配力量，“几几出于经史之上”②。他翻译法国孟德斯鸠《法意》一书，原书有一段话：曷尝观之演剧乎，使其剧佑善人，奖忠信，则观者莫不欣。脱其反此，亦未有不蹶唇蹙頞，言其剧之不可①《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５０１页。②《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００页。-- 327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１１３耐也。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①。严复作了一段按语，同意孟德斯鸠的观点，加以引伸论证，说：顾入国而察其剧之所彰瘅，可以得其民之所谓德行者，为何苦也。吾民之言善也，常喜奇瑰而薄中庸，故其于亦然。每演忠孝节烈之事，常欲以过情出之，常惨刻之意多，而乐易之风寡。又其意以轻生为大难，而以此为人道之极轨，而不知其欢忭赞叹者，皆野蛮之道德。而非文明之道德也。是故斯民之好善固同。而不学未化之好善，与学问开化者大有异，此又讲新民之业者，所不可不知也②。文艺既可以移“人心风俗”，也可以观“人心风俗”。关键在于“佑善人，奖忠信”，观者欢欣。“宋元乃词曲，以使民不倦。”③也是例证。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知识阶层长期以来看不起小说、戏曲、弹词等说部文艺，严复大胆提倡改良主义小说，承认说部“入人至深，行世至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这就把说部文艺的社会实用性、功利性，抬高到与封建主义经典著作的平起平坐的地位，并利用它来为救亡图存大目标服务。只是由于维新变法的失败，严复并没有实现这个初衷。但是，人们在谈到严复的文艺美学功用观时，往往忽视①《严复集》第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１８页。②《严复集》第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１８—１０１９页。③同上书第２册，第３８２页。-- 328２１３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这一方面的论述，甚至认为严复否认文艺的社会功用，而具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比如，《近代诗选》的编者在介绍严复的思想时，就说严复“否定艺术的社会功用”，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①。又比如，《严复诗文选》编者也认为，严复“对文艺的看法是错误的”，“为了救亡，他要反对文学”，“主张文艺无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