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建筑，古构较少，盖因在实用方面无求永固之必要，生活之需随时修改重建。故现存住宅，胥近百数十年物耳校注[25]，在建筑种类中，唯住宅与人生关系最为密切。各地因自然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之互异，遂产生各种不同之建筑。今就全国言，约略可分为四区；各区虽各有其特征，然亦有其共征，请先言其共征。各区住宅之主要共征，平面上为其一正两厢四合院之布置。在各区中虽在配置之比例上微有不同，然其基本原则则一致也。在结构上，构架方法为各区一致之共征，在山西虽有砖券结构，晋豫陕黄土地带穴居之风虽盛，然构架建筑仍为其正统方法也。就各区住宅之特征言：（一）华北及东北区 住宅建筑以构架为主。正面辟广大之门窗面积，因北方地带，冬季日影甚斜，可以直入室内也。其后面及两山则甃以厚墙，或土或砖，盖可以隔绝温度，冬暖夏凉也。其厢房之位置，鲜有侵至正房之前者，盖以避免互相妨碍冬季阳光之曝取，故其庭院多宽敞方正，北京（第172图）及河北山东东北诸省住宅多如是。北地冬季寒风凛冽，故屋多单层，鲜有楼居者。（二）晋豫陕北之穴居窑居区 黄土地带居民，每于土崖挖穴（第173图），其较大之住宅，往往数穴并列，其间辟门相通；较富有者，穴内且甃以砖；乃至地面建筑，亦发券作窑居形。窑居之风，山西最为普遍。窑之结构，往往以砖券三五并列。券之两端或甃以砖壁，或隔以门窗；各券之间，又砌小券为门相通。其屋顶或作平台，或葺瓦为檐不等，如太原永祚寺大殿，即此式中规模之较大，而用作佛殿者也。窑居建筑亦往往有与构架并用者，或以窑为下层，窑顶另立构架屋舍为楼者，构架制度之施用，未因窑居而废也。（三）江南区 长江以南各省，东自江浙，西至川黔，南及闽越，大致均有一共同特征。因气候较北方温和，墙壁之用仅求其别内外，避风雨，故多编竹抹灰，作夹泥墙；屋顶亦无须望板苫背，仅于椽上浮置薄瓦已足（第174图）。于是其全部构架，用材皆趋向轻简，所用构材均比例瘦细。因无须争取阳光，故窗牖面积较小，而厢房往往置于正房次稍间之前，乃至正房与厢房相联者；庭院因而狭小，称为天井焉（第175图）。南方温暖卑湿少风，故楼居之风亦较盛。浙赣山岳地带，以石砌墙之民居甚多（第176图）。（四）云南区[12] 云南地高爽，虽远处南疆，气候四季如春，故其建筑乃兼有南北之风。其平面布置近于江南形式，然各房配合多使成正方形，称“一颗印”，为滇省建筑显著特征[13]（第177图）。其平面虽如此拘束，但因楼居甚多，故正房厢房间，因高低大小之不齐，遂构成富有画意之堆积体（第178图）。在结构方面，仍用构架法，其墙壁多用砖甃。因天清气朗，宜于彩色之炫耀，故彩画甚盛；其墙壁颜色亦作土黄色。至于滇西大理、丽江一带，石产便宜，故民居以石建筑者亦多。山林区中井干式木构屋，与北欧及美洲之Logcabin 酷似，然以屋顶及门窗之不同，仍一望而知为中国建筑也[见注12]（第179图）。八 桥梁清代不唯将殿屋之结构法予以严格之规定，即桥梁做法亦制定官式，故北京附近桥梁，凡建于清代者，如卢沟桥（第180图）及清宫苑囿中诸桥，皆为此式作品。清宫式桥梁以券桥为多[14]，券均用单数，自一孔至十五、十七孔不等。其券以两中心画成，故顶上微尖，盖我国传统之券式也。其三孔以上者，两券之间作分水金刚墙以承券脚，其桥下河床且作掏当装板，为一种颇不合理之结构。桥上两侧安石栏，形制如殿陛栏楯之法。然在京师以外，地方或民间所建桥，则无定式，券桥固最为通行。其大者如浙江金华之金华江桥[见注8]（第181图），长十三巨孔，高约十六七米，桥面平阔，工程伟大，四川南充县西桥，亦类此式而略小。四川万县桥一孔如虹，上建小亭，富于画意。至于结构殊异之桥，特可注意者，尚有石柱桥及索桥二种。陕西西安附近之灞、浐、沣三水上桥[15]，均以石鼓垒砌为柱，盖因数千年来，桥屡修屡圮，尤以清初数次修建，均三五年即圮，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重修灞桥，乃以西安西南四十里之普济桥为蓝本。其基以柏木为桩，“石盘作底，石轴作柱，水不搏激，沙不停留”，故建筑以来百年，尚巩固焉。石轴每间六柱并列，柱中距离为径之一倍半，其上加石梁一层，梁上更施托木以受木梁。木梁之上乃置枋板，底土，石版路面焉（第182图）。浐桥、沣桥，结构与此完全相同，盖同时所建也。索桥为西南所特有，其索或竹或铁。贵州安南县盘江铁索桥，为近年滇黔道上行人所熟悉，最近已改建为近代索桥。西康沪定桥以铁链为索，云南元江桥以铁条为索，四川灌县竹索桥长三百三十余米，全部以竹索为之（第184图），亦我国所特有之结构法之[见注12]。九 牌坊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阙，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棂星门演变形成者也。明代牌坊之最著者，莫如河北昌平明长陵之石牌坊（第137图），亦为现存牌坊最古之例。清代牌坊之制，亦与殿屋桥梁同，经工部制定做法[16]，其形制以木构为主，木构以柱额构成若干间，额上施斗拱，其上盖瓦顶。北京正阳门外五牌楼及城内东西四牌楼，大高玄殿牌楼（第185图），皆此式显著之例。石牌楼乃以石模仿木牌楼者，因材料之不同，遂产生风趣迥异之比例，如东陵西陵之石牌楼（第163图）皆为此式要例，而以明长陵牌坊为蓝本者也。琉璃牌坊在结构上实为砖砌之券门，而在其表面以琉璃瓦砌作牌坊之形以为装饰者，故在权衡比例上，与木石牌坊实无相同之点（第186图）。江南庙宇民居多喜于门前墙壁以砖石砌作牌坊形，亦此式之另一表现也。[1] 著者为中央博物院于民国二十四五年间测绘摄影，图稿现存北京。[2] 刘敦桢《清北京皇城图考》，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3] 梁思成、刘敦桢《文渊阁实测图说》，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4] 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三期。[5] 滕固《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6] 钦定《热河志》。[7] 刘敦桢《苏州古建筑调查报告》，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三期。[8] 梁思成测绘，未刊稿。[9] 刘敦桢《易县清西陵》，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三期。[10] 梁思成《曲阜孔庙建筑及其修葺计划》，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期。[11] 梁思成、林徽因《平郊建筑杂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四期。[12] 刘敦桢《西南建筑图录》，未刊稿。[13] 刘致平《云南一颗印》，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14] 王壁文《清官式石桥做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15] 刘敦桢《石轴柱桥述要》，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16] 刘敦桢《牌楼算例》，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校注[25] 解放后发现不少明代住宅，见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1957年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第七章 元·明·清（五）第五节 元·明·清建筑特征之分析一 建筑型类城市设计 元、明、清三朝，除明太祖建都南京之短短二十余年外，皆以今之北京为帝都。元之大都为南北较长东西较短之近正方形。在城之西部，在中轴线上建宫城；宫城西侧太液池为内苑。宫城之东西北三面为市廛民居。京城街衢广阔，十字交错如棋盘，而于城之正中立鼓楼焉。城中规模气象，读马可波罗行记可得其大概。明之北京，将元城北部约三分之一废除，而展其南约里许，使成南北较短之近正方形，使皇城之前驰道加长，遂增进其庄严气象。及嘉靖增筑外城，而成凸字形之轮廓，并将城之全部砖甃。城中街衢冲要之处，多立转角楼牌坊等，而直城门诸大街，以城楼为其对景，在城市设计上均为杰作（第187图）。元、明以后，各地方城镇，均已形成后世所见之规模。城中主要街道多为南北东西相交之大街。相交点上之钟楼或鼓楼，已成为必具之观瞻建筑。而城镇中心往往设立牌坊，庙宇之前之戏台与照壁，均为重要点缀。平面布置，在我国传统之平面布置上，元、明、清三代仅在细节上略有特异之点。唐、宋以前宫殿庙宇之回廊，至此已加增其配殿之重要性，致使廊屋不呈现其连续周匝之现象。佛寺之塔，在辽、宋尚有建于寺中轴线上者，至元代以后，除就古代原址修建者外，已不复见此制矣。宫殿庙宇之规模较大者胥增加其前后进数。若有增设偏院者，则偏院自有前后中轴线，在设计上完全独立，与其侧之正院鲜有图案关系者。观之明清实例，尤为显著，曲阜孔庙，北京智化寺护国寺皆其例也。至于各个建筑物之布置，如古东西阶之制，在元代尚见一二罕例，明以后遂不复见。正殿与寝殿间之柱廊，为金代建筑最特殊之布置法（第106图）元代尚沿用之（第110图），至明清亦极罕见。而清宫殿中所喜用之“勾连搭”以增加屋之进深者，则前所未见之配置法也。就建筑物之型类言，如殿宇厅堂楼阁等，虽结构及细节上有特征，但均为前代所有之类型。其为元明清以后所特有者，个别分析如下：城及城楼 城及城楼，实物仅及明初，元以前实物，除山东泰安岱庙门为可疑之金元遗构外，尚未发现也。山西大同城门楼，为城楼最古实例，建于明洪武间，其平面凸字形，以抱厦向外，与后世适反其方向。北京城楼为重层之木构楼，其中阜成门为明中叶物，其余均清代所建。北京角楼及各瓮城之箭楼闸楼，均为特殊之建筑型类，甃以厚墙，墙设小窗，为坚强之防御建筑，不若城楼之纯为观瞻建筑也。至若皇城及紫禁城之门楼角楼，均单层，其结构装饰与宫殿相同，盖重庄严华贵，以观瞻为前题也。砖殿 元以前之砖建筑，除墓藏外，鲜有穹窿或筒券者。唐宋无数砖塔除以券为门外，内部结构多叠涩支出，未尝见真正之发券。自明中叶以后，以筒券为殿屋之风骤兴，如山西五台山显庆寺，太原永祚寺（第144图），江苏吴县开元寺，四川峨眉万年寺，均有明代之无梁殿。至于清代则如北京西山无梁殿（第188图）及北海颐和园等处所见，实例不可胜数，此法之应用，与耶稣会士之东来有无关系，颇堪寻味。佛塔 自元以后，不复见木塔之建造。砖塔已以八角平面为其标准形制，偶亦有作六角形者，仅极少数例外，尚作方形。塔上斗拱之施用，亦随木构比例而缩小，于是檐出亦短，佛塔之外轮廓线上已失去其檐下深影之水平重线。在塔身之收分上，各层相等收分，外线已鲜见唐宋圆和卷杀。塔表以琉璃为饰，亦为明清特征。瓶形塔之出现，为此期佛塔建筑一新献，而在此数百年间，各时期亦各有显著之特征。元明之塔座，用双层须弥座，塔肚肥圆，十三天硕大，而清塔则须弥座化为单层，塔肚渐趋瘦直，饰以眼光门，十三天瘦直如柱，其形制变化殊甚焉（第197图）。陵墓 明、清陵墓之制，前建戟门享殿，后筑宝城宝顶，立方城明楼，皆为前代所无之特殊制度。明代戟门称棱恩门，享殿称棱恩殿；清代改棱恩曰隆恩。明代宝城，如南京孝陵及昌平长陵，其平面均为圆形，而清代则有正圆至长圆不等。方城明楼之后，以宝城之一部分作月牙城，为清代所常见，而明代所无也。然而清诸陵中，形制亦极不一律。除宝顶之平面形状及月牙城之可有可无外，并方城明楼亦可省却者，如西陵之慕陵是也。至于享殿及其前之配置，明清大致相同，而清代诸陵尤为一律。清代地宫据样式房雷氏图，有仅一室一门，如慕陵者，亦有前后多重门室相接者，则昌陵（第164图）、崇陵皆其实例也。桥 明、清以后，桥之构造以发券者为最多，在结构方法上，已大致标准化，至清代而并其形制比例亦加以规定[1]，故北京附近清代官建桥梁，大致均同一标准形式。至于平板石桥，索桥，木桥等等，则多散见于各地，各因地势材料而异其制焉。民居 我国对于居室之传统观念，有如衣服，鲜求其永固，故欲求三四百年以上之住宅，殆无存者。故关于民居方面之实物，仅现代或清末房舍而已。全国各地因地势及气候之不同，其民居虽各有其特征，然亦有其共征，盖因构架制之富于伸缩性，故能在极端不同之自然环境下，适宜应用。已详上文，今不复赘。牌楼 宋元以前仅见乌头门于文献，而未见牌楼遗例。今所谓牌楼者，实为明清特有之建筑型类。明代牌楼以昌平明陵之石牌楼（第137图）为规模最大，六柱五间十一楼。唯为石建，其为木构原型之变型，殆无疑义，故可推知牌楼之形成，必在明以前也。大同旧镇署前牌楼，四柱三间，其斗拱、檐拱横贯全部，且作重檐，审其细节似属明构。清式牌楼，亦由官定则例[2]，有木石，琉璃等不同型类。其石牌坊之作法，与明陵牌楼比较几完全相同。庭园 我国庭园虽自汉以来已与建筑密切联系，然现存实物鲜有早于清初者。宫苑庭园除圆明园已被毁外，北平三海及热河行宫为清初以来规模；北京颐和园则清末所建。江南庭园多出名手，为清初北方修建宫苑之蓝本。二 细节分析阶基及踏道 元明清之阶基除最通常之阶基外，特殊可注意者颇多。安平圣姑庙全部建于高台之上（第110图），较大同华严寺善化寺诸例尤为高峻，且全庙各殿，均建于台上，盖非可作通常阶级论也。曲阳北岳庙德宁殿（第109图）及赵城明应王殿（第111图）阶级比例亦颇高。正定阳和楼之砖台则下辟券门，如城门之制（第107图），明、清二代如长陵棱恩殿（第129图）、太庙前殿（第135图）及北京清故宫诸殿（第148图）均用三层或重层白石陛，绕以白石栏干，而殿本身阶基亦多作须弥座，饰以雕华，至为庄严华丽。至若天坛圜丘，仅台三层，绕以白石栏干，尤为纯净雄伟。宫殿阶陛之前侧各面，多出踏道一道或三道，其居中踏道之中部，更作御路，不作阶级，但以石版雕镌龙凤云水等纹，故宫太和门太和殿阶陛栏干及踏道之雕饰，均称精绝。勾栏 元代除少数佛塔上偶见勾栏，大致遵循辽、金形制外，实物罕见。明、清勾栏斗子蜀柱极为罕见。较之宋代，在比例上石栏干趋向厚拙，木栏干较为纤弱。营造法式木石勾栏比例完全相同，形制无殊。明、清官式勾栏，每版仅将巡杖以下荷叶墩之间镂空，其他部分自巡杖以至华版仅为一厚石版而已。每版之间均立望柱，故所呈印象望柱如林，与宋代勾栏所呈现象迥异。至若各地园庭池沼则勾栏样式千变万化，极饶趣味[3]。河北赵县永通桥上明正德间栏版则尚作斗子蜀柱，及斗子驼峰以承巡杖，有前期遗风，为仅有之孤例。柱及柱础[4] 自元代以后，梭柱之制，仅保留于南方，北方以直柱为常制矣。武义延福寺元代大殿内柱，卷杀之工极为精美，柱外轮线圆和，至为悦目。柱下复用木櫍石础，如宋营造法式之制，北地官式用柱，至清代而将径与高定为一与十之比，柱身仅微收分，而无卷杀。柱础之上雕为鼓镜，不如雕饰。但在各地则柱之长短大小亦无定则。或方或圆随宜选造。而柱础之制江南巴蜀率多高起，盖南方卑湿，为隔潮防腐计，势所使然，而柱础雕刻，亦多发展之余地矣。文庙建筑之用石柱为一普遍习惯，曲阜大成殿，大成门，奎文阁等等均用石柱，而大成殿蟠龙柱尤为世人所熟识。但就结构方法言，石柱与木合构将柱头凿卯，以接受木阑额之榫头，究非用石之道也。门窗[5] 造门之制，自唐、宋迄明、清，在基本观念及方法上几全无变化。营造法式小木作中之版门及合版软门，尤为后世所常见。其门之安装，下用门枕，上用连楹，以安门轴，为数千年来古法。连楹则赖门簪以安于门额。唯唐及初宋门簪均为两个，北宋末叶以后则四个为通常做法。门板上所用门钉，古者仅用钉门于横楅，至明清而成为纯粹之装饰品矣。屋内槅扇所用方格球纹菱纹等图案，已详见于营造法式，为明、清宫殿所必用。法式所有各种直棂或波纹棂窗，至清代仅见于江南民居，而为官式所鲜用。清式之支摘窗及槛窗，则均未见于宋元以前。在窗之设计方面，明、清似较前代进步焉。江南民居窗格纹样，较北方精致纤巧，颇多图案极精，饶有风趣者。长春园欧式建筑之窗均为假窗，当时欧式楼观之建筑，盖纯为园中“布景”之用，非以兴居游宴寝处者，故窗之设亦非为通风取光而作也。斗拱[6]（第4图） 就斗拱之结构言，元代与宋应作为同一时期之两阶段观。元之斗拱比例尚大；昂尾挑起，尚保持其杠杆作用；补间铺作朵数尚少，每间两朵为最常见之例，曲阳德宁殿，正定阳和楼所见均如是。然而柱头铺作耍头之增大，后尾挑起往往自耍头挑起，已开明清斗拱之挑尖梁头及溜金斗起秤杆之滥觞矣。明、清二代，较之元以前斗拱与殿屋之比例，日渐缩小（第189图）。斗拱之高，在辽宋为柱高之半者，至明清仅为柱高五分或六分之一。补间铺作日见增多，虽明初之景福寺大殿及社稷坛享殿亦已增至四朵六朵，长陵棱恩殿更增至八朵，以后明清殿宇当心间用补间铺作八朵，几已成为定律。补间铺作不唯不负结构荷载之劳，反为重累，于是阑额（清称额枋）在比例上渐趋粗大；其上之普拍枋（清称平板枋），则须缩小，以免阻碍地面对于纤小斗拱之视线，故阑额与普拍枋之关系，在宋、金、元为T 形者，至明而齐，至明末及清则反成凸字形矣。在材之使用上，明清以后已完全失去前代之材栔观念而仅以材之宽为斗口。其材之高则变为二斗口（二十分），不复有单材足材之别。于是柱头枋上，往往若干材“实拍”累上，已将栔之观念完全丧失矣。在各件之细节上，昂之作用已完全丧失，无论为杪或昂均平置。明、清所谓之“起秤杆”之镏金斗，将耍头或撑头木（宋称衬枋头）之后尾伸引而上，往往多层相叠，如一立板，其尾端须特置托斗枋以承之，故宋代原为荷载之结构部分者，竟亦沦为装饰累赘矣。柱头铺作上之耍头，因为梁之伸出，不能随斗拱而缩小，于是梁头仍保持其必需之尺寸，在比例上遂显庞大之状，而桃尖梁头遂以形成（第189、193、194图）。构架[7] 柱梁构架在唐、宋、金、元为富有机能者，至明、清而成单调少趣之组合。在柱之分配上，大多每缝均立柱，鲜有抽减以减少地面之阻碍而求得更大之活动面积者。梁之断面，日趋近正方形，清式以宽与高为五与六之比为定则，在力学上殊不合理。梁架与柱之间，大多直接卯合，将斗拱部分减去，而将各架榑亦直接置于梁头，结构简单化，可谓为进步。明栿草栿之别，至明清亦不复存在，无论在其平暗之上下，均作法相同。月梁偶只见于江南，官式则例已不复见此名称矣。平梁之上，唐以前只立叉手承脊榑，宋、元立侏儒柱，辅以叉手。明、清以后，叉手已绝，而脊榑之重，遂改用侏儒柱（脊瓜柱）直接承托。举折之制，至清代而成举架，盖宋代先定举高而各架折下，至清代则例则先由檐步按五举，六举，七举，九举递加，故脊榑之高，由各架递举而得之偶然结果，其基本观念，亦与前代迥异也。藻井[8] 平棋样式至明、清而成比例颇大之方井格，其花纹多彩画团花龙凤为多，称天花板。藻井样式明代喜以斗拱构成复杂之如意斗拱，如景县开福寺大殿（第127图）及南溪旋螺殿所见。至如太和殿之蟠龙藻井，雕刻精美，为此式中罕有之佳例（第148图）。墙壁 墙壁材料自古有砖，板筑，土砖三种。北京护国寺千佛殿墙壁，土砖垒砌，内置木骨[9]，为罕用实例。在砖墙之雕饰上，清代有磨砖对缝之法至为精妙。雕砖及琉璃亦为砖墙上常见之装饰。明、清官式硬山山墙，作为墀头，为前代所未见。屋顶[见注7] 屋顶等第制度，明、清仍沿前朝之制，以四阿（庑殿）为最尊，九脊（歇山）次之，挑山又次之，硬山为下。清代四阿顶将垂脊向两山逐渐屈出，谓之推山，使垂脊在四十五度角上之立面不作直线，而为曲线。其制盖始于营造法式“两头增出脊榑”之法，至清代乃逐架递加其曲度，而臻成熟之境。九脊顶之两山，在宋代大多与稍间补间铺作取齐，至清代乃向外端移出，大致与山墙取齐，故两山之三角部分加大，宋、元两山皆如“挑山”之制，以梁架为内外之间隔，山际施垂鱼惹草等饰。明、清官式则因向外端移出，遂须支以草架柱子，而草架柱子丑陋，遂掩以山花板。于是明、清官式歇山屋顶，遂与宋以前九脊顶迥然异趣矣。屋顶瓦饰[见注7] ■（筒瓦），瓪瓦（板瓦），明、清仍沿前朝之旧，元代琉璃瓦实物未之见。清代琉璃瓦之用极为普遍。黄色最尊，用于皇宫及孔庙；绿色次之，用于王府及寺观；蓝色象天，用于天坛。其它红紫黑等杂色，用于离宫别馆。瓦饰之制，宋代称为鸱尾者，清称正吻，由富有生趣之尾形变为方形之上卷起圆形之硬拙装饰，宋、金、元鸱尾比例瘦长，至明、清而近方形，上端卷起圆螺旋，已完全失去尾之形状。宋代垒瓦为脊者，至清代皆特为制范，成为分段之脊瓦，及其附属线道当沟等。垂脊与正脊相似而较小。垂兽形制尚少变化，但垂脊下端之蹲兽（走兽）及嫔伽（仙人）则数目增多，排列较密。通常民居,只用仰覆板瓦,上作清水脊,脊两端翘起,称朝天笏,为北京所最常见。■瓦之法，北方多于椽上施望板，板上施草泥二三寸，以垫受瓦陇，盖因天寒，屋顶宜厚以取暖。南方则胥于椽上直接浮放仰瓦，其上更浮放覆瓦，不施灰泥，盖气候温和，足蔽雨露已足矣。雕饰 明、清以后，雕刻装饰，除用于屋顶瓦饰者外，多用于阶基，须弥座、勾栏、石牌坊、华表、碑碣、石狮，亦为施用雕刻之处。太和殿石陛及勾栏、踏道、御路，皆雕作龙凤狮子云水等纹。殿阶基须弥座上下作莲瓣，束腰则饰以飘带纹。雕刻之功，虽极精美，然均极端程式化，艺术造诣，不足与唐、宋雕刻相提并论也。彩画 元代彩画仅见于安平圣姑庙，然仅红土地上之墨线画而已。北京智化寺明代彩画，尚有宋营造法式“豹脚”、“合蝉燕尾”、“簇三”之遗意。青绿叠晕之间，缀以一点红，尤为夺目，清官式有合玺与旋子两大类。合玺将梁枋分为若干格，格内以走龙蟠龙为主要母题。旋子作分瓣圆花纹于梁枋近两端处，因旋数及金色之多寡以定其等第，离宫别馆民居则有作写生花纹等，更有将说书戏剧绘于梁枋者，亦前代所未见也。[1] 王璧文《清官式石桥做法》。[2] 梁思成《营造算例》，刘敦桢《牌楼算例》。[3] 梁思成、刘致平《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二集《石栏杆》。[4] 梁思成、刘致平《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七集《柱础》。[5] 陈仲篪《识小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6] 梁思成、刘致平《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四集、第五集《斗拱》。[7] 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8] 梁思成、刘致平《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十集《藻井》。[9] 刘敦桢《北平护国寺残迹》，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第八章 结尾·清末及民国以后之建筑圆明园虽以欧式建筑为点缀，各地教会虽建立教堂，然洋式建筑之风至清中叶犹未盛。自清末季，外侮凌夷，民气沮丧，国人鄙视国粹，万事以洋式为尚，其影响遂立即反映于建筑。凡公私营造，莫不趋向洋式。然在当时外人之执营造业者率多匠商之流，对于其自身文化鲜有认识，曾经建筑艺术训练者更乏其人。故清末洋式之输入实先见其渣滓。然数十年间正式之建筑师亦渐创造于上海租界，洎乎后代，略有佳作。清宣统间，建大理院于北京，规模宏大，为文艺复兴式虽非精作，材料尤非佳选，然尚不失规矩准绳，可称为我国政府近代从事营建之始。至如参谋本部，财政部等官署，皆约略同时者也。民国初年，北京正阳门瓮城之拆除，两侧增辟门洞，但保存箭楼，作为纪念建筑，由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其事，由瑞典建筑师史达克（Stark）设计监工，颇费慎思，为市政上一新献。至国人留学欧美，归国从事建筑业者，贝寿同实为之先驱，北京大陆银行为其所设计。欧美同学会则就石达子庙重修改造，保留东方建筑之美者也。民国十一二年顷，关颂声自美国归来，组织基泰工程公司，建树于津沪颇多。其后留学生中学习建筑者渐众。然在此时，欧美建筑师之在华者已渐着意我国固有建筑之美德，而开始以中国建筑之部分应用于近代建筑，如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成都华西大学，皆其重要者也。然而此数处建筑中，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协和医学院与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至如燕京大学，则颇能表现我国建筑之特征，其建筑师Murphy，以外人而臻此，亦堪称道；然其所作南京阵亡将士纪念塔，则比例瘦弱，细节纤靡，而立塔地位未能选置高耸之处，而幽处山怀，亦其缺点也。国民政府成立以竞选方式征求孙中山陵墓图样，建于南京紫金山，中选人吕彦直，于山坡以石级前导，以达墓堂。墓堂前为祭堂，其后为墓室。祭堂四角挟以石墩，而屋顶及门部则为中国式。祭堂之后，墓室上作圆顶，为纯粹西式作风。故中山陵墓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以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第190图）。自此以后，南京新都建设中，创作颇多。范文照、赵深设计之铁道部已表示对于中国建筑方法与精神有进一步之了解。杨廷宝之中央医院与赵深之外交部，均以欧式体干，而缀以中国意趣之雕饰，能使和谐合用，为我国实用建筑别辟途径。至若徐敬直、李惠伯之中央博物馆，乃能以辽、宋形式，托身于现代结构，颇为简单合理，亦中国现代化建筑中之重要实例也（第191图）。在现代式建筑方面，如李惠伯之南京农业试验所，童寯之上海大戏院，梁思成之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均平素去雕饰，而纯于立体及表面之比例、布置之权衡上发挥其图案效果。陆谦受各地之中国银行有其一贯之风格，谨严素雅，不陷俗套。在市政设计方面，南京原有全部首都计划，惜未能实行，而各部院各行其是，故各个建筑虽有其独到之优点，然就全市言，乃毫无联系，漫无组织，不唯财力浩费，抑在行政效率上，亦因而受其影响，是可惜也。上海市中心区董大酉设计，乃能在同一计划之下逐步完成，虽规模较小于南京甚远，然因能按部实现，故能呈现雄伟之气概。使南京亦以整个计划设施，则其气概之雄伟又将何如？在古建筑之修葺方面，刘敦桢、卢树森之重修南京栖霞寺塔，实开我修理古建筑之新纪元。北京故都文物之整理，由基泰工程司杨廷宝与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梁思成等共负设计之责，曾修葺天坛、国子监、玉泉山、各牌楼、五塔寺等处古建筑。计划而未实现重修者如曲阜孔庙，曾一度拟修，由梁思成计划。此外如杭州六和塔，赵县大石桥，登封观星台，长安小雁塔等等，皆曾付托中国营造学社计划，皆为战事骤起，未克实现。梁思成、莫宗江设计之南昌滕王阁（第192 图）则为推想古代原状重建之尝试计划也。在中国建筑之研究上，朱启钤、周诒春于民国十七年创立中国营造学社，纠集同志，从事研究已十余年于兹。其研究之结果，将来无论在古物之保存上，或在新建筑之产生上，或均能于民族精神之表现有重大之影响也（第193—197图）。梁思成1944年于四川李庄后 记一九三九年中央博物院聘请梁思成先生任中国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二年梁思成开始着手编写这本《中国建筑史》，于一九四四年完成。这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由于抗日战争时期财力物力上的极端困难，加上本书的图片较多，因此难上加难，出版的事只能暂时搁置了起来。五十年代初期，高教出版社曾因教学工作的迫切需要，征求梁思成的意见准备出版该书，但梁思成考虑到该书是一九四九年前完成的，有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该书重新审读修改，因此不同意出版。但为了应急起见，同意以油印方式先印发五十册，仅供给各高校有关教师教学参考。一九四九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最初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接着是三反五反、肃反、整风反右运动。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建筑界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开展了批判。这对梁思成的触动，可想而知。使他在学术问题上多少产生过一些彷徨。同时也认识到该书的修改，不是那么简单，有些问题尚待重新认识。加上繁重的社会工作，他也就一直没有时间对这本书再作详细的修改。一九五九年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邀请国内各有关单位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建筑三史编辑会议，拟组织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近代建筑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史》。会议决定先编一本简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由梁思成、刘敦桢等三十一位知名学者，组成了编辑领导小组。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先后完成了六稿，梁思成、刘敦桢、汪季奇、袁镜身、乔匀等五人，对第六稿作了整理和审定。此后又于一九六三年完成第七稿，一九六四年完成第八稿（即建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七、八两稿的工作梁思成就参加的不多了。梁思成虽是一个建筑史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这是他与其他建筑史学者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建筑史并非史料的堆砌。应首先注意各时期的建筑思想；建筑史所研究的问题，不仅仅是介绍各历史时期建筑风格的特征，还要了解建筑是如何演变？受什么因素制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等一系列本体问题。只有深刻地了解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因此他深感一九四四年完成的这本《中国建筑史》有很大的不足，他准备重写一本《中国建筑史》。他曾对他的学生说：“有些同学对建筑史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搞建筑史的都是些老头，这是不对的，搞建筑史的人绝不能是那些老学究。建筑史今天真正需要的人才，是要很活跃的，有充沛的体力，会动脑子，有研究才能，能把问题搞清楚的人，绝不是等别人把一件古董摆在你面前，让你坐在那儿，慢慢地去品味它。不是这样的，建筑是文化的记录，研究建筑史的人，要能敏锐地区别时代的艺术特点，能感到历史的步伐。”可惜人们没有给他时间去完成他一心要重写的建筑史，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今天我们只好将半个世纪前的这本建筑史奉献给读者，我相信会有人去完成梁思成的遗愿的。林洙一九九七年四月附文一油印本《中国建筑史·前言》一九五三年秋季起，我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研究生和北京市内中央及市级若干建筑设计部门的工作同志们讲中国建筑史，本拟每讲编写讲义，因限于时间，写的赶不上讲的速度，而同志们要求讲义甚切，我只好将这部十年前所写的旧稿拿出来付印，暂时作为补充的参考资料。这部“建筑史”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南溪县李庄时所写。因为错误的立场和历史观点，对于祖国建筑发展的前因后果是理解得不正确。例如：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人民辉煌的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的累积，竟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的成就；对于各时期的建筑物及其特征，只是罗列现象，没有发展的观点。元、明、清三个朝代，因限于时期，省略过甚。当时为了节省篇幅而用文言；并且引经据典时，只用原文而不再加解释；给读者增加了不便。有许多建筑，因缺乏文献资料，单凭手法鉴定年代，以致错误。例如五台佛光寺文殊殿，在这稿中认为是北宋所建，最近已发现它脊檩下题字，是金代所建。又如太原晋祠圣母庙正殿是北宋崇宁元年所建，误作天圣间所建。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和普贤阁，也可能将金建误作辽建。这类的错误，将来一定还会发现的。此外缺点还很多，这几个只是其中最突出的而已。解放后不久，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曾建议付印，我因它缺点严重，没有同意，现在同意用油印的形式印出，仅是作为一种搜集在一起的“原始资料”，供给这次听讲的，已经有了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的同志们把它当作一部“古人写的古书”，来批判参考之用。原稿本有插图，因限于条件，未能一并印出，也是很大缺憾。尽管这部稿子写得很不好，它仍然是一部集体劳动的果实。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和工作同志的实地调查，测绘的成果。在编写的过程中，林徽因、莫宗江、卢绳三位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林徽因同志除了对辽、宋的文献部分负责搜集资料并执笔外，全稿都经过她校阅补充。精美的插图都出自莫宗江同志的妙笔，可惜在这油印本中不能与读者见面，卢绳同志在元、明、清的文献资料搜集和初步整理上费了不少气力。在这次讲课的同时，我仍将努力将讲义编出，希望能写出一部比较正确的中国建筑发展的简史，届时将要恳求同志们毫不吝啬地给予指正和批评。梁思成一九五四年元月附文二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回忆十年前在费城彭大建筑学院初始研究中国建筑以来，我对于中国建筑的史料，尤其是以中国建筑命题的专著，搜求的结果，是如何的失望；后来在欧美许多大图书馆，继续的搜求，却是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究如凤毛麟角，而以“史”命题的，更未得见。近二三年间，伊东忠太在东洋史讲座中所讲的《支那建筑史》，和喜瑞仁（Osvald Siren）中国古代美术史中第四册《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之最初出现于世者。伊东的书止于六朝，是间接由关于建筑的文字或绘刻一类的材料中考证出来的，还未讲到真正中国建筑实物的研究，可以说精彩部分还未出来。喜瑞仁虽有简略的史录，有许多地方的确能令洋人中之没有建筑智识者开广见闻，但是他既非建筑家，又非汉学家，所以对于中国建筑的结构制度和历史演变，都缺乏深切了解。现在洋人们谈起中国建筑来，都还不免隔靴搔痒。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日所寻觅的中国学者所著的中国建筑史，竟无音信。数月前忽得一部题名《中国建筑史》的专书，乐嘉藻先生新近出版的三册，这无疑的是中国学术界空前的创举。以研究中国建筑为终身志愿的人，等了十年之久，忽然得到这样一部书，那不得像饿虎得了麋鹿一般，狂喜的大嚼。岂知..我希望我只须客客气气的说声失望，这篇书评也就省了。但是我不能如此简单的办，因为对于专门的著作，尤其是标题如此严重的《中国建筑史》，感到有良心上的责任。外国人讲我们的东西而没有讲到家的，我们都不应该放松，应该起来辩驳它或纠正它，或是自己卷起袖子来做他们所未能做到的。现在无端来一部如此标题的专著，而由专门眼光看去，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在这东西学者众目昭彰之下，我们不能不费些时间来批评他，不然却太损中国人治学的脸面。最简单的讲来，这部书既称为“‘中国’‘建筑’‘史’”了，那么我们至少要读到他用若干中国各处现存的实物材料，和文籍中记载，专述中国建筑事项循年代次序赓续的活动，标明或分析各地方时代的特征，相当的给我们每时代其他历史背景，如政治，宗教，经济，科学等等所以影响这时代建筑造成其特征的。然后或比较各时代的总成绩，或以现代眼光察其部分结构上演变，论其强弱优劣。然后庶几可名称其实。乐先生这部书非但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且有几章根本就没有“史”的痕迹，而是他个人对于建筑上各种设计的意见。如第一章后半“庭园”，他并没有叙述由文献或实例上所得知道的古今庭园是若何，却只说老太太爱在院内种葵花，玉米，黄瓜，蚕豆..年青人爱种花，谁有金鱼缸..等等，又说“庭园应以..，宜有..，可以..，须较..”整整三十八页，而在绪论中却再三声明其为“属历史一方面”，这岂非指鹿为马？绪论中同时又说这是“专取一部分研究”，“一部分”是“一部分”，“研究”是“研究”，何能谓之“史”？更有令人不解的，除去是否“史”的问题外，就是乐先生章节之分配。为什么把屋盖与庭园放在一章？如屋盖是中国建筑之一部分，为什么乐老先生只研究屋盖部分而不研究其他部分如梁，柱，台基，墙，斗拱，门窗装修等等？而庭园，据乐先生自己说，是一种“特别之建筑装饰”（这是什么意思先不讲），又为何与建筑“一部分”——屋盖——同一章呢？如果庭园是特别之建筑“装饰”，依此原则，则宫苑，民居，官衙，寺观，城市，都成为“特别之建筑装饰”，那么请问建筑之本身又是什么呢？名称与章节既如上述的令人不解，现在我们单取其中几个普通的例，一探书的本质。第一编第七页论屋盖之曲线，先生说，“清代曲线，应载于“工部工程作法”中，余现手底无是书，故不能举”。请问这是正正经经说的还是当笑话说的？中国四千年遗留下来的古籍中，关于建筑术的专书，只有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两书存在；而研究四十余年，著中国建筑史的人，竟能“手底无是书”，已属奇怪，因此“故不能举”，更属奇怪；这岂是著书立说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何不一张白纸，正中间一行楷书，“中国建筑史”，下写“现因手底无参考书，故不能举”，最为简洁了当？第一编后半关于庭园的历史或与史微有关系的纪录，则有第十页“周制，皋门之内，应门之外，有三槐”一段；有“鉏麑触槐而死”的故事，和其它两三处类似的史料。应门外的三槐，固然是当时的制度。至于赵盾院内有一株槐树，有甚稀奇？何必大惊小怪引为史证？北方的槐树比北平街上的野狗还多；赵宅院内有一株槐树，不要说不足为史证，况且何必要证？证又何益？若连这都要大书特书，则我可以告诉乐先生，晋灵公家里有女人，有厨子，厨子有手，因为“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如此做法，则全部四库全书，都成了建筑史了。乐先生对于史料之选择及应用是如此。至于他对于中国建筑之构造术之了解，则又何如？再举屋盖为例：他说“..屋盖上之曲线，其初乃原因于技术与材料上之弱点而成之病象，..其后乃将错就错，利用之以为美，而翘边与翘角，则又其自然之结果耳”。这是乐先生对中国屋顶之演变唯一的解释，若是先生必作如是见解，至少也请老先生拿出一点有力的证据来。翘边翘角又怎么“是其自然之结果”，我们也愿意明白。无论它是结构上有许多极巧合的牵制所使然的，抑或是因美观上或实用上所需要，在合乎结构原则之下而成功的，它绝对不是如乐先生所说那样神乎其神的“将错就错”哲学的“自然结果”。第二编十四页说，“斗即斗拱（栱？）在檐下者也，此亭上装饰之可考者也..。”凡是对中国建筑术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斗拱是中国宫室构架中最重要的有机能部分，而不是装饰；凡是对于中国建筑在史的方面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各代建筑不同之特征，在斗拱之构造，大小，及权衡上最为显著。斗拱在中国建筑上所占的位置，尤其是研究各时代结构演变经过和形成外观特征上，如此重要，而乐老先生对它，只有不满一行的论说，其书之价值亦可想见矣。建筑是一种造型美术（Plastic Art），所以研究建筑的人，对于它形状的观审，必须精慎。第二编中一大部分是塔之讨论；按其形状，乐先生将塔分为许多种，并举实物为例，这是很好的态度。但是乐先生的观察，似乎尚欠准确。例如嵩山嵩岳寺塔，乐先生说是圆的，图也画成圆的；但是关野贞等《支那建筑史》内照片极清楚是多角的，而评解中也说是十二角的。这是因为看不清楚所致的错误，难道老先生的眼镜须要重配了吗？锦县的古塔，老先生也说是圆的；假使这“古塔”是指城内广济寺的塔说，则其平面是八角的。我自己去摄影并写生过。但是这塔的上部，因为檐层已毁，棱角消失，看来确是不规则的圆锥一个。若称此为圆塔，则几千年后，全中国的塔，无论八角，四角，五角，三角的，都要变成圆塔了。在这里我想责备先生的眼镜也不能了。至于乐先生对于古建筑年代之鉴别力，即就塔中取一个例，第一条：北魏兴和时建，今之真定临济寺青塔，六方直筒形，狭檐密层。临济宗尚在后，寺名当是后世所改。在这寥寥数字中，除去可证明先生对建筑年代之无鉴别力外，更暴露两个大弱点，（一）读书不慎，（二）观察不慎；换言之——浮躁。县志卷十五第四页说：临济寺，北魏兴和二年建，在城东南二里许临济村。唐咸通八年，寺僧义元有道行，圆寂后，建塔葬之，遂移寺建于城内。金大定二十五年，元至正三年重修..”北魏之寺在城外，今之寺在城内，今寺之非魏寺，固甚明显。且塔之建既在咸通八年，又哪得来魏塔？即使有魏塔，也只应在城外，不应在城内。志既有金元重修的记录，在形制方面看来，其清秀的轮廓，和斗拱之分部，雕饰之配置，命题，和雕法，与其它金代砖塔极相似。我自己详细研究过的，临济寺青塔外（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卷二期），尚有赵县柏林寺真际禅师塔，也是金大定间建，形制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为金建无疑。这还是由学问方面着眼；在常识方面，则塔乃临济宗始祖义元禅师的墓塔；“北魏的义元塔”，直是一部宋版康熙字典，岂止“寺名当在后世所改”哉？至于八角看成六角，独其余事耳。此外所举多条的塔的年代，我未得逐条去校查，以我所知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已是的确错误的。假使老先生对于建筑的年代稍识之无，就是读书时更忽略一点，也不至有这种的错误。关于桥的历史，尚没有多少人研究过。但是武断如第二编二十七页所说“唐时巨川，虽无起拱之桥..”一类的话，是须有证据才可说的。鼎鼎大名的赵州大石桥，乃隋匠李春所造。一个单券长四十公尺（约十二丈），正可以证明乐老先生这句话，如同他许多别的话一样，是无所根据，不负责任的。至于“北海叠翠桥建于辽，卢沟桥建于金，玉带桥建于元”，若就桥初建的年代说，的确不错，但若谓为“古代之桥今可得见者”，则完全错误。北海两桥，不要说明清修改已有详细的记录，单就形制而论，其券面之砌法，券顶兽面之刀法，桥檐的枭混，栏杆之雕刻，无一而非明以后的标准“官式”做法。著中国建筑史的人岂可连这一点的认识都没有？至于鼎鼎大名的卢沟桥，则：康熙元年，桥圯东西十二丈，重修。..雍正十年重修桥面。乾隆十七年，重修券面，狮柱，石栏。五十年重修桥面东西两陲，加长石道。..请问经过这种重修之后，“古代之桥，今可得见”的部分，还有多少？第二编下，是“仿欧人就用途上分类”的：城市，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是老先生分的类。这里所谓“欧人”，不知是欧洲的哪一个人？什么是“城市”？城市就是若干“宫殿、明堂，园林，庙寺观”等等合起来而成的。乐老先生说，“世界所谓建筑，皆就一所建筑物而言，然论中国建筑，则有时须合城市论之..”请问这“世界”是谁的世界？“世界”现代的建筑家，和现在的建筑学校，有只“就一所建筑物而言”，而不“合城市而论之”的吗？古代的雅典，罗马，帕尔密拉，斯帕拉陀等等等等；近代大火后之伦敦，巴黎之若干部分，新大陆整个的大都市如华盛顿，纽约，费城，及其他，其他，“皆选定区域，合城市宫室作大规模之计划，而卒依其计划而实现者也。”若要畅谈“世界”，至少也须知晓世界大势，不然则其世界，只是他一个人的世界罢了。论完世界大势之后，乐老先生将“都城之规制”，自“周之东都”，以至“清人入关，都于北京”，数千年的沿革，一气呵成。宫室制度，亦自周始至清，赓续的叙述，在此书中的确是罕贵的几段“史”。然而自周初至今，三千余年，仅仅二三千字，先生虽自谓为“大略”，不怕读者嫌其“太略”？苑囿园林一节，未能将历代之苑囿园林，如城市宫室之叙述出来。其中一段只将汉唐以来的苑囿名称罗列，而未能记其历代活动之体相，尤嫌其太略，尚不如“都城”“官室”两节。对于清代园囿建造之年代，老先生也如对于塔的年代一样的不清楚。例如“康熙有畅春园，清华园..”之句，不知乐先生何所据而作此论？近数月来专心研究圆明园史料的刘敦桢先生说，畅春园乃明李伟清华园故址，康熙并未另营清华园。又如“圆明园内之小有天，仿西湖汪氏”，案小有天在圆明园北路武陵春色，乐先生的话，出处不详，恐怕尚待考罢。这不过是一两个例而已。中国历代建筑遗物，以祠庙寺观为最多；古代建筑之精华，多赖寺观得以保存下来。在这调查工作刚刚开始，遗物实例极端稀少的时候，在一部《中国建筑史》中，现在已经学者们测绘研究过有限的几处辽宋金元遗物，每处至少也值得一页半页的篇幅；庙寺观全节，至少也须享受数十页，乃至更多的记述，才算对得住我们手造这些杰作的先哲。而此书之对庙寺观，只是寥寥数语，不满两页，将古代实物十分之九，如此轻轻撇开，还讲什么中国建筑史！第三编则为“关于建筑之文”三篇，分论中国建筑之美，仿古，及保存三问题。关于建筑的哲学，犹其他抽象问题，辩论是无止境的。但是在“美”和“仿古”两问题上，有几句不能不说的话，现在合在一起讨论。建筑之三要素：合用，坚固，美观，已是现代建筑界所公认。三者之中，美的问题，最难下定论。不过合用而且坚固，我们可以说是一座美好的建筑所必须有的先决条件。要创造新的中国建筑，若不从实用和坚固上下手，而徒事于“轮廓，装饰，色彩”的摹仿——盲从，则中国建筑的前途，岂堪设想！“北平旧建筑保存意见书”是第三篇中最后一文。文中提议将北平古建筑若干部分拆毁。建设新都市，诚然有时不能不牺牲多少的古物。但是都市设计中的杰作如地安门，西安门，中华门及各牌楼等，乐先生竟说“皆宜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北平道路宽大，房舍稀松，大街均整齐的通南北东西，极少有不便交通的地方，须要撤去极堂皇的大座建筑物的。更不用说那地安门，西安门等本身便是都市中不可少的点缀。假使法国有个老头子，提议把巴黎的凯旋门，圣典尼斯门，刚哥广场水池等等，一概“撤去，以求交通上之便利”，那老头子脑部的健康，恐怕就有问题了。第三册整本是图，在今日制建筑图，丁字尺和鸭嘴笔较毛笔方便。即使用毛笔，亦须准确，不能徒然写意，尤其是建筑的部分。如二编上附图三十，平坐斗拱，竟用皱笔涂绘如同团絮；又如图三十一，檐及屋顶，竟放在鸟巢上，原来也算是斗拱；图三十二，却又将檐下斗拱画成曲纹，如折扇联置，其与实物之肖似程度，还远不如一张最劣的界画。至于平面图，只能算许多方格。现代工程界有几种公认的方法，符号，和标识，制图人应先稍事认识，以便采用。不然，中国旧法木匠们，也有他们的符号标识，也可采用的。总而言之，此书的著者，既不知建筑，又不知史，著成多篇无系统的散文，而名之曰“建筑史”。假若其书名为“某某建筑笔记”，或“某某建筑论文集”，则无论他说什么，也与任何人无关。但是正在这东西许多学者，如伊东，关野，鲍希曼等人，正竭其毕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建筑的时候，国内多少新起的建筑师正在建造“国式”建筑的时候，忽然出现了这样一部东西，至自标为“中国建筑‘史’”，诚如先生自己所虑，“招外人之讥笑”，所以不能不说这一篇话。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北平（原载1934 年3 月3 日《大公报》第十二版，《文艺副刊》第六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