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这种自私的家伙一旦得势，他们就可能为个人的私利而牺牲与公益有关的一切，成为最无耻的贪官污吏。他们的不公正，就好像在打保龄球时，首先将铅灌注其中而使之偏离球道一样。他们所图谋的不过是一身一家的幸福，损害的却是君王和国家的利益。俗话说，“烧掉大家的房子来煮自己的一个鸡蛋”，这正是谋取私利者的本性。然而更可悲的是，这种人最容易取得君王的信任。他们会为了达到利己的私欲，而不择手段地献媚取宠，如果他们自私的目的一旦达到了，其所作所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自私者的那种聪明，应该说是一种极其卑劣的聪明。就是那种打洞掏空了房基，而在房屋将倒塌前就立即搬迁的老鼠式聪明；那种欺骗熊来为它挖洞，事成后将其轰走的狐狸式聪明；以及那种在即将吞噬落入口中的猎物时，却假惺惺地流下悲哀眼泪的鳄鱼式聪明。正如西塞罗在评论庞培时所说：“只爱自己却不知怎样爱人者终会引火而自焚。”因为他们时时都在谋算怎样牺牲别人来完成自己的愿望，而到头来命运之神却使他们成为自我的祭器。要知道，纵使人再精于为自己谋算，却毕竟捆缚不住命运之神的翅膀啊！二四认革新初生之物往往并不完美，正在革新中的事物也是如此。因为革新正是时间之母所养育的婴儿。然而，创业难于守成，好的开端可以为后断者提供典范。就人性而言，恶，似乎有一种自然的动力，推动它在发展中不断增强；而善，却似乎缺乏那种原动力，只是在开始时最强。革新就意味着要驱除这种“恶”的源泉。有病而拒绝服药只能导致病情恶化，因为事物终归是要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时间才是世上最伟大的改革家。如果时间可以使事物衰败，而人却没有智慧使之革新，那么其结局将只有毁灭。既成不变的事物，即使并不优良，也会因为已被习惯所适应而不断坚持。而新事物，即使再优良，也会因不适应旧的习惯而受到抵制。对于旧习俗来说，新事物好像陌生的不速之客，它容易引起惊异和争论，却不易被接受和欢迎。然而，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若不能因时变事，而一味地恪守旧俗，这本身就是致乱之源。而那些顽固保持旧传统的人也难免会成为当世的笑柄。有志改革者，时间是最好的证明。时间在它的流动运行中更新了世上的一切，而从表面上看一切却似乎并未改变。假若不是如此，新事物发生得太突然，就难免会遇到极大的反对力量。社会改革难免会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受益者固然欢欣，而受损者则必然要诅咒那些改革的发起者。所以实行改革要十分谨慎。而且改革必须确有实效而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切记改革更不可轻率从事，要知道，即使有很多人赞同，它还是很危险的！正如《圣经》所告诫我们的：“你们应站在路上，环顾四野，找出那条笔直的坦途，于是顺路科行，以求心中得到安宁①。”①语见《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 6 章第 16 节。二五 论迅速急于求成是必须谨慎的，须知狼吞虎咽将会人消化不良。真正迅速的人，并非只因事情做得快，而是做得最成功最有效的人。譬如在赛跑中，优胜者并非步子迈得地急或脚抬得最高者。因此在事业上，迅速与否并不能只用时间来衡量。某些人只是追求表面上的速度。常常为了显示自己的工作效率，百把并未结束的事情草草子结。然而往往是了而不结，其结果是：一件本需做一次的事，却不得不返工重复多次。所以，有一位智者讲过一句至理名言：“慢些，我们就会更快！”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追求真正的迅速。因为时间与事业的关系，就好像金钱与商品的关系，做事浪费太多时间，就意味着买东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说古代的斯巴达和西班牙人行事一向是比较迟缓的。因而有一句谚语说：“我宁愿采用西班牙式的死法。”——意思是说，这样死亡可以来得缓慢。而当你听别人介绍情况时，最好首先耐心听，而不要急于插话。否则话头一旦被打断，陈述者就不得不把旧题重复一遍。因此那些干扰插话者，甚至比发言冗长者更人讨厌。说话重复也是在浪费时间。但若是反复强调一件事的要点，使人易于抓住要点，反而可以提高效率。讲话不宜罗嗦，正如赛跑者不宜穿长袍。而且讲话时不要过多兜圈子。这样貌似谦虚，其实是在说废话。还应注意，对一个心里持反对意见者，讲话有必要谦和而委婉，否则正像把盐撒入伤口，会使他已有的成见更深。要想敏捷而有效率地工作，应善于安排工作的次序，分配的时间和选择的要点。只是要注意这种分配不可过于细密琐碎。善于选择要点就意味着应该节约时间，不得要领的奔忙等于乱放空炮。做事情通常可分为三步——筹备、审议和执行。审议时应当博采众论、集思广益，但筹备和执行的人，却应当尽可能地少而精。在把一件计划交付审议之前，先准备一个草案将有助于提高效率。即使它在审议中或许会被推翻，但这也意味着事情有所进展，因为不可取的方案已经被否定了。这种否定就如同燃烧后的草木灰一样有利于田地里新植物的生长。二六论小聪明常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法兰西人的聪明藏在内，西班牙人的聪明露在外。前者是真聪明，而后者则是假聪明。不论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这两种情况的确值得深思。圣保罗曾说过：“只有虔诚的外表，却没有虔诚的内心。”①与此相似，生活中有许多人徒有一副聪明的外貌，却并没有聪明的实质——“小聪明大糊涂”。冷眼看看这种人是怎样用尽手段而办出一件蠢事的，简直是太好笑了。例如有的人看起来似乎很善于保密，而实际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货色不在阴暗处就拿不出手。有的人喜欢故弄玄虚，说起话来藏头露尾，其实是因为他们对事情略知皮毛，其它的就一无所知了。有的人还喜欢装腔作势，就如同西塞罗嘲讽那位先生一样，“把一条眉毛耸立在额角，另一条眉毛垂到下巴。”有人说话专拣华丽的词藻，对任何不了解的事物他都敢果断地议论，似乎这样便可以显示出自己的高明。有的人藐视一切他们弄不懂的事物，企图以轻蔑来掩盖自身的无知。还有的人喜欢对一切问题都永远表示与人不同的见解，而且百般挑剔，企图抹杀其本质，以此来标榜自己具有独特的判断力。其实这种人正如盖留斯所说的是“一种完全靠诡辩来败事的疯子”。柏拉图在《智术之师》一文中刻画的普罗太戈斯②，可以算作这种以诡辩空论误人子弟的典型。他每次作讲演，从头到尾都言不及义，却通篇都在批评别人与他的分歧。这种人总是否定多于肯定，批评多于建树。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建树比批评要困难得多！这种假聪明的人为了骗取有才干的虚名，简直比破落子弟设法维持一个阔面子的诡计还多。而且，这种人不可大用，因为他们在任何事业上是言过其实。①此语出于《新约?提摩太书》第 3 节。②柏拉图，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智术之师》有中译本。普罗太戈斯是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二七论友谊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①。没有比这句话能更准确在把真理与谬误混为一谈。如果一个人脱离社会，遁入山林与野兽为伴，这表明他的确有几分兽性。但在他身上恐怕绝对找不到什么神性。除非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到社会之外去寻求一种更高尚的生活，就像无利特的　埃辟门笛斯②、罗马传奇性的皇帝诺曼③、哲学家埃辟克拉斯④和毕达哥拉斯的信徒阿波罗尼斯⑤那样。友谊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群氓并非伴侣，如果没有友情，生活中就不会有悦耳的各音。在没有友谊和仁爱的人群中生活，那种苦闷正如古代拉丁谚语所说：“一座城市如同一片旷野”。人们的面目淡如一张图案，人类的语言则不过是一种噪音。由此可见，人与人的友情在人生中是何等重要，得不到友谊的人将会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只是一片繁华的沙漠。因此那种乐于孤独的人，其性格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兽的。当你遭遇挫折而感到愤懑抑郁的时候，向知心挚友的一席倾诉，可以使你因得到发泄而感到放松。否则这种积郁会使人致病。医学告诉我们，“沙沙帕拉⑥”非唯心理通肝气；磁铁粉可以理通脾气；杏仁可以理通肺气；海狸胶可以治疗头昏。然而除了一个知心挚友以外，却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治疗心病。只有对于朋友，你才可以心情倾诉你的忧愁与欢乐，恐惧与希望，猜疑与烦恼。总之，那些沉重地压在你心头的重担，都可以通过友谊的肩头而被分担。正因为友谊具有如此的魅力，甚至连许多高高在上的君王也无法抗拒，以至许多人为了追求它，宁愿降贵屈尊。按照常理说君王是不能享受友谊的。因为友谊的基本条件是平等，而君王与臣民的地位却是悬殊的。于是许多君王便能与他们亲近。罗马人称为这种人为“君王的分忧者”，这种称呼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他们的作用。实际上，不仅那些性格脆弱、敏感的君主会这样做，就连许多性格坚毅、智能过人的君王，也愿意在他的臣属中选择朋友。而且为了更好地发展这种关系，他们需要尽量地忘记自己高贵的身份。罗马的大独裁者苏拉曾与庞培结交⑦，而且还容忍了庞培在言语上的冒犯。庞培曾夸口说：“崇拜朝阳的人自然多于崇拜落日的人。”伟大的恺撒大帝也曾经与布鲁图斯⑧结为密友，并把他立为继承人之一，结果他居然诱使恺撒堕入圈套而被同党谋杀。难怪西塞罗后来引用安东尼的话，把布鲁图斯称作“巫师”，认为他用妖术诱惑了恺撒。奥古斯都大帝曾提拔了出身卑微的阿格里巴⑨（把他的侄女嫁给他，但他后来却抛弃了她。）当提比留斯皇帝统治罗马时，曾是那样地重用他的部下斯杰纳。在一封信中他竟表示：“我和你之间没有不能诉说的秘密。”⑩为了纪念他们的友谊，元老院还特意造了一座祭坛以示祝福。另一个罗马君王塞纳留斯与他的部下普罗丁①之间的友谊更是密切，不仅与他结成儿女亲家，而且还在给元老院的诏书中说：“我推荐他，并祝福他能死在我这后。”假如这些君王属于图拉真②或奥瑞留斯③这一类型，那么可以把上述行为解释为多情和善良。但实际上这些人都具有刚强的意志和自尊好强的性格。然而在他们的生活中友谊仍是不可缺少的，尽管他们有妻子儿女和各种亲属，却仍然不足以替代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法兰西历史学家科梅尼曾深入观察过他的君主查理公爵。他说查理公爵从不愿把自己的重大事件与他人商讨④，而这种独往独来的性格对他的事业无疑是有害的。如果科梅尼敢于评论他后来所服侍的另一位君主路易十一⑤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在这一点上，路易十一比起查理公爵来有过之无不及的。这种孤独无侣的状态成了路易十一一生的克星。毕达哥拉斯⑥曾说过一句神秘的格言：“一要啃掉自己的心。”如果将这个比喻讲得再明白一些，就是说，那些没有朋友的人，其实是在自己啃啮自己的心灵。称不得不承认，友谊的创造性作用很奇特：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份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诉，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所以友谊对于人生，就像炼金术士所要寻找的那种“点金石”⑦。它既能使黄金加倍，又能使黑铁化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在自然界中，物质可以通过结合得到增强。而人与人之间不也正是如此吗？以上所说都是为了证明友谊的第一种作用——能够调剂人的感情，而友谊的另一种作用却能增进人的智慧。因为友谊不但能使人摆脱阴雨连绵的烦躁，而走向阳光明媚的晴空，而且能使人摆脱黑暗混乱的思想，而走向光明理智的思考，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朋友能给你提出忠告，而且任何一种平心情气的讨论都能把搅扰你心头的一团乱麻，整理得井然有序。当人们把一种设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也就渐渐看到了它们可能招来的后果。有人曾对波斯王说：“思想是卷着的绣毯，而语言则是打开的绣毯。”所以有时与朋友进行一小时的促膝交谈比一整天的深思默想更能使人的思维豁然开朗。其实即使是没有一个能对你提出忠告的朋友，人也可以通过语言的相互交流而增长见识。讨论犹如砺石，思想好比锋刃，两相砥砺将使思想更加锐利。对于一个人来说，与其把一种想法紧锁在心头，倒不如把它倾吐给一座雕像，也比闷在心里好。赫拉克利特⑧曾说过“初始之光最亮”。但实际上，一个人自身所发出的理智之光，往往会受到感情、习惯、偏见的而不那么明亮。俗话说：“人总是乐于把最大的奉承留给自己。”的确如此，但友人的逆耳忠言却恰好可以治疗这个毛病。朋友之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忠告，一是关于品行的，一是关于事业的。最能使人心灵健全的莫过于朋友的良言忠告。阅读伦理的教条不免会感觉枯燥。以他人的过失为鉴戒，有时也未必切合自身的实际。自我改善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朋友的告诫。事实上许多人（包括伟人）之所以做出终身悔恨之事，就是由于他们身边缺乏益友。所以正如圣雅各所说的：“虽然照了镜子，却看不清自己的嘴脸。”就事而言，有人认为两双眼睛所看到的未必比一双眼睛见到的更多，或者以为一个发怒的人未必不如一个沉默的人聪明，或者认为毛瑟枪不论托在谁的肩上，还是支在一个支架上都会打得一样准——总之，这种观点认为有没有别人的帮助结果都一样。这其实是一种十分骄傲而愚蠢的说法。最有益于事业的无过于忠告。在听取意见的时候，有人喜欢一会儿问问这个人，一会儿又问问那个人。这当然比不问任何人好。但也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危险。一是这种零敲碎打得来的意见可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看法，因为最好的忠告往往来自于诚实而公正的友人。另外，这些不同源泉的意见还还可能会互相矛盾，使你不知所从。比如你有病求医，一位医生虽会治这种病却不了解你的身体情况，服了他的药虽然这种病好了，却可能从另外的方面损害你的健康，治了病却也伤了人。所以最可靠的忠告，只能来自于最了解你事业情况的友人。友谊对于人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益处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如同一个石榴上的果仁，难以一一细数。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只能这样来说：只要你想想，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事情是不能靠自己去完成的，就可以知道友谊有多少种益处了。因此古人说：朋友就是人生中的第二个“我”。但这句话的分量似乎还不够，因为朋友并不仅仅是另一个自我。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很多事情来不及做完就死去了。但如果有一位知心的挚友，人就可以安心瞑目了，因为他将能承担你未做完的事业。因此一个好朋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使你获得又一次生命。人生中有许多事，是不便自己去办的。比如人为了避免自夸之嫌，很难由自己讲述自己的功绩，可怕的自尊心又使人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仰首去恳求别人。但是如果有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这些事就都可以办到了。又比如在儿子面前，你要保持父亲的身份；在妻子面前，你要考虑作为男子汉的体面；在仇敌面前，你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但作为一个第三者的朋友，就可以全然不计较这些，他会实事求是地替你出面主持公道。由此可见，友谊在人生中是何等重要。它的好处地无穷无尽的。总而言之，当一个人面临危难的时候，而他平生又没有任何可以信托的朋友，那么我只能告诉他一句话——自认倒霉吧！①语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②埃辟门笛斯，古希腊哲学家，曾隐居山洞中 57 年。③诺曼，古罗马哲人。④埃辟克拉斯，已见前注。⑤阿波罗尼斯，古罗马哲人。⑥中世纪的一种方剂，用于风湿等病症。⑦苏拉，古罗马统帅，独裁者。庞培是苏拉的部下。⑧恺撒，古罗马的统帅、政治家、独裁者。于公元前 44 年为罗马民主派政客所刺杀。刺客中有他的朋友布鲁图斯。⑨阿格里巴（生于前 63 年），为罗马帝国名臣之一。⑩此为意译。①塞纳留斯（公元 146——211），罗马杰出帝王，公元 193——221 年在位。普罗丁是他的爱将，后因叛变被赐死。②于公元 98——117 年任罗马皇帝，以英明著称。③于公元 161——180 年为罗马皇帝，以英明著称。④科梅尼（1145——1519），法国历史学家兼政治家。查理大公（1433——1477），法国政治家。⑤路易十一，1461——1483，为法兰西国王。⑥毕达哥拉斯，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著名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⑦变译作“哲人之石”。⑧赫拉克利物特，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⑨语出《新约?雅各书》第 1 章第 23 节。二八 论消费金钱是供消费的，而消费应当以荣誉或行善为目的。因此，各种消费因其目的不同而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是为了国家利益，就值得倾家荡产。正如虔诚的依靠为进入天堂而献出一切那样。但是，日常的消费应以个人的财力状况为标准。支出绝不能越过收入。 要管理得当，谨防被家仆所欺骗。同时力求以低于估计的支出，得到高于它的效益。毫无疑问，要想使自己收支平衡，应把日常的花费控制在收入的一半以下。而如果想变得富有，那就只能消费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下。即便你是一具大人物，自己动手管理财产也绝不会有失身份。有些人不愿这样做，并不是他不把财产系挂于心，倒可能是怕因检点它而发现自己已破产，平添许多无穷的烦恼。然而你若不找出伤口来，又如何能医治呢？不会当家的人一定要雇位得力的帮手，并且最好要经常更换，因为新人往往比较谨慎。很少过问家计的人，至少应对自己财产的收支大概做出一定的计划和安排。一个人若在某一方面开销较大，就必须在另一方面上有所节制。比如在吃喝上花钱多，就应在衣着上节省，在住房上讲究就应减少在马厩上的花费。处处都大手大脚，将难免会陷于窘境。偿还债务时，不要急于一下还清。否则与久欠不还毫无分别。一次还清债务的人有可能重走借贷的老路。因为一旦他们发现自己轻易摆脱了债务的负担，难免又会旧病复发。而一点点地偿还债务，就会使人养成节俭的习惯，这无论对他们的心灵还是财产都有益处。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就不能不计较小节，减少自己零星的花费要比低三下四地谋求小利更为体面。对待自己的日常经济支出应该始终小心翼翼，但对那些一次性的开销不妨大方一些。二九论强国之道在一次宴会上，有人邀请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演奏竖琴。他说：“我不精于琴道。我只知怎样使一个小邦变成强国①。”此君一向咄咄逼人，骄傲不逊。但他这句话的确可以作为评判政治家的尺度。我们可以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历代的治国者，就会发现可以把他们划分为两类——有一类人善把弱邦变成强国，却不会弹竖琴。另一类人精于艺之术，却不善于把弱邦变成强国。不仅如此，这种精通琴艺的治国者，往往还具有一种相反的才能，就是把一个繁荣兴旺的强国搞得河山破碎。有许多尊享高官厚禄者，媚上欺下，只精通弹琴一类的雕虫小技，却无术于兴国利民。这种治国者，被恰如其分地被称为“弄琴者”。他们虽善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哗众取宠，但对于治国经邦，却毫无裨益。还有一种政治家，完成有余却无能创业，这种平庸之辈也是不足为训的。一般而论，官员应当勤勉清廉，善于为君主补缺拾遗，然而仅依靠这种勤政之术，仍然无法领导一个国家走向伟大富强。我们所应当探讨的，是任何伟大的政治家都不能不注意的强国之道。对于雄才大略的英主来说，这一问题是最值得认真思考的——怎样才能做到既非好大喜功，又非无所作为呢？每个国家的疆域有限，它的财政收入也是有限的。它的人口可以用数字来统计，城镇可以见之于地图。然而尽管如此，在政治中最不易做的计算，却正是以一个国家实力的估计。我们知道，基督并没有把天国譬喻作一个巨大的果实，却只譬喻为一粒小小的芥籽。然而就是这样一粒不平凡的芥籽，一旦播种就能繁殖，最后将带来满仓的收获。同样对一个国家的实力也可以用这个观点去譬喻。有些国家貌似庞大，其实内部衰朽。有些国家貌似弱小。却正在发展壮大。国家的强弱，并不仅仅取决于拥有多少高墙、坚垒、大炮、火药、战车及骏马。从根本上说，只有民气强悍英武，国势才能强盛不衰。否则，尽管有强大的武务，也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罢了。罗马诗人维吉尔说过：“狼并不介意它所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在阿比拉之战中，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所面对的波斯军队浩如人海，以至连他的战将也感到惊惶，因而建议将作战计划改为夜袭。但是，亚历山大却说：“我从来不用偷偷摸摸的方法却取得胜利。”结果他纵兵入阵，竟以人数极少的精兵击败了数目庞大的乌合之众。而相反的事实是，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尼斯与罗马军团对阵，当他发现对手只有 1.4万人，而自己却有大军 40 万时，不免骄傲地夸口：“这么一点敌人，作为一个来求降的使团人未免太多，但是作为一支来打仗的军队，又未免在太少。”然而战斗还不到日落时节，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全军覆没了。上的这类事例举不胜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军事的强大，不取决于数量，而取决于质量。首先靠的是民心与士气。有一句俗话说：“金钱是战争的肌肉。”但如果这肌肉并非生长在一个健康的人体上，那也无非只是一堆烂肉罢了。当利底亚国王克里沙斯向雅典政治家俊伦②夸耀他的财富时，梭伦说得好：“陛下，这些财富并没有主人。它在未来只能归于强者所有。”所以治国者应当懂得，数字庞大的军队和财富都并不可恃。至于那些花钱雇来的军队，就更不什一说了。一个国家的 民如果负担着太重的苛捐杂税，那么这个国家的民气就不能勇敢尚武。负重的驴子怎么可能和剽悍的雄狮相提并论呢。但是，人民自愿捐纳所得税的国家不在此例，荷兰和英国就是这一类国家。但尽管如此，军费负担过重的国家，也是不会强大的。要想使国力强盛，还应当抑制贵族和食利者的发展，不能使这两个阶级过于强大。否则，就会发生本末倒置的情况，农民与工匠的成果，都将被他们蚕食消耗掉，这也正像树林中的情况一样，那种高大的乔木之下，是很难繁生出灌木的。例如英国和法国的对比，就土地和人口而言，英国都次于法国。但在历次战争中，英国的优势却胜于法国。原因就在于英国人民的素质高于法国，英国士兵来自于自由的中产阶级，而法国士兵则来自于贫贱的农奴。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当感谢英王亨利七世所实施的那种有远见的政策(详细讨论，请参看我的《亨利七世传》)。他实行了限田和均田的农业政策，限制对土地的兼并，使豪强难以发展，两极分化一致过分尖锐，从而达到了古诗人维吉尔所形容的理想境界：“田地丰饶士卒强盛。”此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容忽略的(这种情况据我所知仅存在于英国，此外也许还有波兰)，就是我们的国家不存在奴隶制。就连贵族仆役在身价上也是享有自由权的公民。由他们组成的军队，战斗意志——也就是捍卫自由的意志是非常强烈的。据说巴比伦王尼布甲曾梦见一棵大树，此树根脉强壮，以至枝叶不管长得多大仍然可以支撑。这是一个好梦，它的寓意是，即使一个小国，如果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兼容并蓄的国策。善于不断从外部吸取人员和文化上的精英，那么也一定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一等的强国。反之，就很难得到生存和发展。斯巴达人对于外邦人入籍控制得最严，因此他们能把这块小小的城邦坚守得很牢固。然而一旦他们面临必须向外开拓的局面，就会很快土崩瓦解了。历史上最乐于向世界开放的城邦莫过于罗马。他们愿意把公民权授予一切愿意归顺和定居于罗马城的人，而根本不考虑他们过去属于哪个国度。不仅如此，他们还允许这些外籍公民享有与罗马人完全平等的权利——不但享有贸易权、婚嫁权、继承权，而且享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罗马人不仅将这种权利授予个人，也授予家族、城郊甚至一个国家③。同时，罗马人把自身看做世界的公民，他们不断向外扩张、拓展和移民。于是罗马开始不断向世界化发展——一方面是罗马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是世界走进了罗马。这也正是罗马可以从一个初期的小邦，迅速成长为称霸一方的世界强国的原因。近代历史中也有类似的事例，我常常觉得惊诧，那么少的西班牙人何以获得如此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呢？这种局面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候他们可能正是吸取了罗马人的经验。虽然他们没有采用允许外邦人自由入籍的政策，但在他们的军团中，外籍士兵的待遇却和本国人相同。而且他们不仅使用外籍士兵，也聘用一些外籍军人担任高级将领。这样他们就改善了本国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制作工场中的生产和劳作，与军事活动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南县尚武好战的民族，往往在生产上比较懒惰——他们一喜欢从事劳动，却喜爱冒险。因此，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罗马等国家，都蓄养奴隶从事劳作。但奴隶制是违背基督教精神的，因此这种制度今日已不再能推行。取而代之的办法，就是把奴隶们干的工作交付给用钱招来的外籍工人。特别是如下几类繁重低下的工作——耕作、仆役以及铁匠活、泥瓦匠活和木匠活等。这样，武士就可以成为专门的职业了。一个国家如果想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加强国防和军备建设。其实我以上所讨论的，都不过是所需要的条件和准备罢了。因为如果没有目的和行动，条件和准备又有什么用呢？据说罗马城的始祖罗慕洛临死时留给罗马人的遗言就是：不断加强实力，营建一个世界帝国。善战的斯巴达国家的全部组织结构也都体现着这样一个总体的霸权目标(虽然组织得并不完善)。在一段较短的时期里，波斯国和马其顿车也曾成为军事霸主。高卢人、日耳曼人、哥特人、撒克逊人、诺曼人也都曾有过类似的梦想。土耳其人至今仍然具有这种梦想，只是实力不到罢了。欧洲今天的诸基督教国度中，实行这种军国政策的只有西班牙一国。想要信徒武力成为强国的，一旦武力衰败，国势必然下跌。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如果发动战争，必须在宪法和政策上有正当的根据。人性中天然具有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使人们只乐于支持和参加那种有合理目标的战争(假如没有正当的理由至少也应当找到适当的借口。)土耳其人对外发动战争，就常以传播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为借口，罗马 不断对外进行领土扩张，但他们却从不以侵占领土作为战争理由。就发动战争的理由而论，像本国的领土受到威胁，商人或使节遭受非礼等可以利用的借口。此外，同盟国所受到的侵犯或威胁，也可以用作开战的借口。罗马人就曾经这样做过。他们非常乐于援助那些曾与他们订盟的国家，并且从不让其他盟友有抢先的机会。但是对别国内部的党派争斗进行武力干涉，这绝对不能算正当的理由。例如罗马人为支援希腊殖民地独立，而对希腊人屐发动的战争；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为在希腊抢先寡头政治或民主政治发动的战争等等。一个人如果不经常从事运动，身体不可能健壮。同样，无论是一个君主国还是民主国，师出有名的一次体面战争无疑就是最好的锻炼。但这不包括内战。内战是耗损元气的热病，而对外战争才是有益于国家强大的运动。为了准备这种运动，应当经常鼓励人民的尚武精神。此外，还应当保持一支强大的、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常备军。西班牙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那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常备不懈已有 120 年的历史了。能否取得海上的霸权地位，是决定一个世界帝国能否建立的关键。古代西塞罗在写给亚提科斯的信中，论述庞培与恺撒作战时的这样一个战略：“庞培的政策就是当年雅典战胜波斯的战略，他懂得谁掌握了制海权，谁也就掌握了世界！”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由于庞培过于自信和轻敌的话，那么用这种战略他确实是可以击败恺撒的。关于上海战的战果，众所周知，奥古斯都与安东尼在亚克汀海之战，决定了罗马第一帝国的归属④。1571 年勒邦多海上之战，土耳其舰队的覆灭，导致了这个骄横帝国的衰落⑤。历史上许多次战争都是以陆战开始而以海战告终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至于内陆的霸权，局面总是有限的。就当代而论，英格兰已赢得了海上的优势，这就使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海岸交通线控制全欧，而且可以向富饶的东、西印度群岛进一步拓展。与古代那些威武雄壮的战争相比，近代的战争黯然失色。这完全与现代那些荣誉勋章的泛滥戚戚相关。他们往往不加区别地将勋章授予那些军人或非军人。但是在古代就不同，国家更珍惜战争的荣誉。所以，在战场上刻石立碑，为烈士建纪念碑，授予英雄以统帅的桂冠⑥，以英雄的名字命名，举行成套的凯旋仪式，给复员的战士慷慨的赏赐以及给伤残者优厚的抚恤等，这些明知的政策和措施，巧妙地激励鼓舞了全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斗志。当年罗马人最为重视的大事就是战争胜利后的凯旋仪式。举行这种仪式不仅是为了炫耀胜利，在而且还包含三重意义：把荣誉雪球将帅；把战利品献交于国库；以及把赏赐颁发给士兵。但是，如果率兵的将帅是君主本人，那么君主就应当把胜利的荣誉授予全体人民。最后，我们可以这样来作一下总结：强身无术，但是强国有道。关于前者，可以说人的体格形态是天生的，所以人不管使用什么方法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身高和体质。但是国家就不同，每个统治者都可以通过推行适宜的政策，而改良风俗，加强国力，从而造就富强之势。但人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为止还不是所有的治国者都能理解了的。①塞米斯托克里，前 514 年生。雅典政治家、军事家，领导雅典在海战中击败波斯，后因专权而被放逐。卒于前 449 年。②梭伦，雅典政治家，立法者，前 639——前 559 年。③罗马公民权包括：选举权；被选举任官权；婚娶权；财产权。享有这四种完整权力者方为罗马正式公民。这种公民权在罗马帝车后期得到普及。④亚克汀海战，发生于公元前 31 年，地点在希腊西部海域。⑤勒邦多海战，发生于 1571 年，地点亦在希腊海域。⑥统帅，来自拉丁文，后转义为皇帝。三十 认养生之道人应当善于鉴别哪些物品食用有益，哪些物品食用有害。这种善于自我观察的智慧，是一味最好的保健药。对于一种欲望，如果人能断定“它对健康是不利的，我应当摒除它”，肯定比断定“它对我好像并无害处，放纵它无所得”要安全得多。要知道人在身强力壮的青少年时代所养成的不良嗜欲，到了晚年是要一并结算的。年纪是不能用来作赌注的。人要注意自己年龄的增长，不要以为自己永远可以做与过去同样的事情，因为岁月的确是一饶人的。如果需要改变一种饮食习惯，那么最好全面重新调整一下。因为大自然中好像存在一条规律，就是改革一部分不如改革整体为好。如果你一旦发现某种嗜好对身体有害，你就应设法除掉它。但是，如果身体不能立即适应，就不宜操之过急。要经常优质心胸坦然，精神愉快，这是延年益寿的秘诀之一。人尤其应当克服嫉妒、暴躁以及焦虑、抑郁、怒气、苦闷、烦躁等情绪。人心中应当经常充满希望、信心、愉快，最好常常发笑，但不要过度狂喜。要多欣赏的景物，进行对身心有益的学问的研究和思考 ——如阅读历史、格言或观察自然。无病时不要滥用药物，否则一旦疾病降临时，药可能就不再生效了。但也不要忽视身体中的小毛病，应当注意防微杜渐。生病时，要努力恢复健康；健康时应当经常从事锻炼。许多体力劳动者在生病时健康恢复地较快，说明锻炼对增强体质是非常重要的。古人认为增强体质的办法之一，是设法适应两种相反的生活习惯。但我认为最好还是加强那种对生命有益的习惯——例如禁食与饱食，还是以吃饱为好；失眠与睡眠还以睡眠为好；静止与运动，还是以运动为好。当然古人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进行广泛的锻炼的确能够改善人的适应能力。有些医生很放纵病人，而有些医生则要求病人绝对服从自己。这两者都不好。速查的医生中介于二者之间的。因此在选择医生的时候，还要注意，医生的名望固然很重要，但一个了解你身体情况的医生可能会更好一些。三一 论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