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相视一眼，同时笑了起来。随后三人又在胡汉民的办公室内密谋良久。孙中山死后整个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南中国也开始显得动荡起来。当然北方也不会例外。单于站在郭松龄在北京的寓所门口，脸上满是兴奋的神情。深深吸了一口气，对于单于来说这次到郭松龄家吃饭意义重大。自从那天和蔺光秀、陈玉吃完饭后，第二天单于就告别了汪精卫、宋庆龄等人，来到了张作霖的公馆，开始了他所谓的联络员的生活。要说张作霖对单于，确实是没话说。不但派车来接单于，单于到的当晚，张作霖就为他大摆宴席，张作相、杨宇霆、郭松龄奉系三大派系的首领悉数到齐。虽然单于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可是这个排场还是让单于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毕竟这三位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他本人不过是国民党一个小小的少校。也正是在这个宴会上，单于发现张学良、郭松龄这些陆大派（少壮派）和以张作相为代表的绿林派、杨宇霆为代表的士官派的矛盾比自己原先想的更严重。张、杨二人不但不把郭松龄放在眼里，甚至他们当着张作霖的面也敢数落张学良。而郭松龄从头到尾对张作相、杨宇霆也非常不屑。这一发现让单于对自己的计划更多了几分把握，更让单于觉得惊喜的是张作霖在宴会的尾声以掩人耳目为借口，让单于暂时以张学良副官的名义留在张学良身边。也许对张作霖而言是为了让单于多看与张学良接触，并且让他看看奉系的强大武力。（奉系最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掌握在张学良手里，当然实际上也就是掌握在郭松龄手里。）可是这样一来，单于也就有更多的借口和郭松龄接触。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单于和郭松龄等少壮派成了交情不错的朋友，张学良也对单于客气了很多。当然，单于也发觉了张作霖根本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意思，而他的真实目的单于通过张学良的只言片语也隐约有点明白了，不过单于对自己的猜测并不太认同。因为单于觉得自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价值。而通过单于的观察，发现奉系的部队并不像21世纪很多资料里写的那样强悍，尽管奉系的装备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不错，可是士兵训练水平、军官的素质根本不能和以黄埔军校学生所组成的党军相比。就是最精锐的郭松龄部也和党军有一定的差距。当然这些他都没有丝毫隐瞒的对张学良、郭松龄说了，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两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无可奈何的神情。接着，就有了这次郭松龄这次邀请。本回完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二回 郭杨恩怨久 单于说茂宸单于知道郭松龄这次请自己赴家宴，很大程度上是郭松龄对张作霖以及杨宇霆的不满到达极限，准备通过对自己的了解，决定是否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其实在单于看来郭松龄很像一个人，吴佩孚。他们和晚清就成长起来如段祺瑞、张作霖不一样，他们都是立身甚正，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的新一代军人，对国家虚弱的现状很不满意，希望改变这一局面的人。但是他们和以孙中山、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又有所区别，他们骨子里还是旧式军人，信奉的还是儒家治国的那一套。在单于看来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个人行为规范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中国五千年流传下来的很多美德也是儒学奠定的，可是用这种学说治理国家就不大对头了。而郭松龄和张作霖的分歧主要是在奉系入关后走势上，张作霖希望立刻取代直系，然后自己用武力统一中国；而郭松龄则认为控制了华北，让奉系得到一个战略缓冲之地就足够了，奉系其军队的战斗力还不足以统一中国，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经营东北上，等到奉系实力足够后再挥师南下。当然如果只是战略上的分歧，郭松龄也不会和张作霖翻脸，但是其中又牵扯到了他与杨宇霆的个人恩怨。应该说在奉系里，杨宇霆和郭松龄都是精英派，他们和张作霖、张作相不同，他们都是受教育水平很高的“新”派军人，杨宇霆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而郭松龄则是陆军大学的研究生毕业。（郭在辛亥革命后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按照常理，这两个人学历相当应该是最能谈的来的人。可是正如我们常说的文人相轻一样，武将的文化程度到了一定程度也会相轻。对于杨宇霆来说，郭松龄对他是一个威胁，郭松龄有学历又能带兵打仗，还比自己年轻，最重要的是郭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常好；杨宇霆本能的认为郭松龄总有一天会取自己而代之。而在郭松龄看来，杨宇霆尽管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是其生活腐朽，可以说已经和张作相这些人没有什么区别，这让自诩正派的郭松龄很是鄙视。再说杨宇霆想在张作霖死后架空张学良，自己做奉系的太上皇，对于郭松龄来说就这一条就足够他敌视杨宇霆了。而张作相这些人，郭松龄根本就没有办法和这些土匪和平共处。无疑郭松龄在奉系是孤独的，除了张学良他在奉系没有朋友。更何况郭松龄气量狭小，他倒奉最重要的原因，或者说是导火索就是他认为张作霖赏罚不公，他认为直奉第二次大战中他自己功劳在奉系众人中算的上是最大，按照冯玉祥和奉系的协议奉军可以取得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且张作霖明确表示，早年的“绿林”兄弟不带入关。按照郭松龄的想法，自己一个督军肯定是跑不了的，而且他还很有自信的告诉张作霖，“张学良是嫡子，可以坐镇直隶。张宗昌立有大功，又非嫡系杂牌部队，可以派到江苏前线第一线。以李景林为山东督军，姜登为安徽督军”。在他想来，张学良虽然名义上坐镇直隶，可是按照以往的惯例自己当一个有实无名的督军是稳当的。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张作霖居然任命让李景林做直隶督军，张宗昌做山东督军，姜登做安徽督军，杨宇霆做江苏督军。郭松龄听到了任命之后，非常不满，说道“拿羽毛扇子的人，怎么跑到了第一线了。”对一个谈判者来说，还有什么比知道对方底牌更开心的事情呢？想到这里，单于不由的微笑了起来。单于带着微笑走到郭凇龄家门口，举起右手敲响了郭松龄家的门；让单于有点意外的是出来开门的并不是佣人或者卫兵，而是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韩淑秀长的很秀气，一看就知道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头发不是时下贵夫人流行的烫发而是学生似的齐耳短发。身穿蓝布褂子，腰间围着围裙，左手甚至拿着锅铲。韩淑秀对单于热情的说道：“您就是单先生吧？快请进，外子在二楼书房。”看到韩淑秀这副模样，单于可是吃惊不小，别说在这个时代，就是在几十年后，别说军长，就是师长家也是保姆、卫兵配备齐全的。不过单于来到这个时代也有一年多了，事情也经历了许多，此时虽然心里吃惊，可是面上却丝毫没有显露出来。微笑着对韩淑秀点头说道：“看来我今天有口服了，居然是郭夫人亲自下厨。”说罢朝韩淑秀点了点头，走了进去。郭家现在北京的房子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楼下是客厅和厨房，书房和卧房都在楼上。单于进了门，也不和韩淑秀客气，直接就上了二楼。一边上楼，单于一边心里暗自猜测着郭家这么反常的行为。要知道郭松龄是堂堂中将副军长，就算他简朴惯了，家里不请佣人，可是连一个卫兵都没有就太奇怪了。只有可能是郭松龄这次请自己是准备谈非常重要的事，而且这件事重要到绝对不能泄露的地步。而什么事能让郭松龄这么紧张，大概只有和倒奉有关了。果不其然，单于一进书房，留着连鬓胡的郭松龄就显得非常热情，连声说道：“文革远来，我却没有亲自在门口迎接，不恭的很，不恭的很。”“那里，那里，郭军长能请我赴家宴，又是夫人亲自下厨，我才是真正的受宠若惊啊。我知道军长不喜欢黄白之物，就只带了本黄埔军校翻译的俄国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步兵操典》来，希望郭军长能够喜欢。”单于虽然对郭松龄所思所想了若指掌，可是面上却对郭松龄尊重的很。完全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下属的位置上。说完，将本来一直拿在左手的那本《步兵操典》用双手恭敬的送到郭松龄面前。“文革说那里话来，你现在虽然是学良的副官，可是大家不同系统不用那么客气，恐怕我到了广州，还不如你重要。”郭松龄接过书，随手把书搁在书桌上，一面一语双关的说道。他对对单于也是做了一番功课的，他知道自己面前这个年轻人眼下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少校，可是却深受国民党高层的青睐，就是孙中山对这个年轻人也是赞赏有加，由于他和张学良的关系，单于那些读书笔记他也看过，也很佩服这个年轻人的才华和见识。所以他才会毅然决定请单于到家里吃饭，如果单于这个年轻人真的如他了解的那样，那么他准备把自己的一些计划和盘托出，为此他今天专门让佣人放假，让卫兵休息。听见郭松龄这样说，单于知道郭松龄肯定是做了情报收集的，也不说破，打了个哈哈；“郭军长太客气了，郭军长不管到了那里，您也是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我怎么能和军长相比呢？”两人各自坐下又寒暄了一番，郭松龄装做不经意的说道：“文革，听说河南打的很厉害，连段执政的话也不听，你怎么看？”“郭军长……”单于正准备接着往下说，却被郭松龄打断了，“文革，我说了你我不同系统，何必那么见外？如不介意就请叫我一声茂宸兄吧。郭军长我听着别扭。”单于当然假意推辞了一番，而郭松龄当然执意不要单于称呼他为郭将军，最后自然是郭松龄获胜了。本来除了孙中山外，单于对这个时代任何人物都没有什么敬畏感，看到郭松龄这么坚持，他当然乐意遵从。单于装着为难的样子说道：“既然这样，那就请恕单于不恭了，茂宸兄，河南的局势表面上是双方对段祺瑞的命令阴奉阳违，实际上段祺瑞现在自己没有一兵一卒，各省谁把他的话真正放在眼里？我看段祺瑞此次出山恐怕一世英名赴诸流水了。”单于既然身为国民党员自然不承认段祺瑞这个执政，所以也就当着郭松龄的面直呼段祺瑞了。“哦，文革也这么看吗？可是我认为段祺瑞三造共和，功勋甚大，恐怕你言过其实了吧？”郭松龄却装作不相信单于的分析，不过他也不再称呼段执政，而是直呼其名了。单于苦笑了一下，说道；“茂宸兄，您就不要耍小弟了，难道段祺瑞能指挥动您？张大帅能听他的？”郭松龄听单于说的这么直白，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而单于也安静的坐在旁边，静等郭松龄下面的话。郭松龄笑了一会儿，突然说道：“文革，既然你也认为段祺瑞日薄西山了，那么你认为眼下中国，谁能收拾这个局面呢？”终于快说到正题了，单于神色不动，心里盘算了一下，答非所问的说道：“茂宸兄，现在中国，南方当然是我国民政府实力最强，而北方嘛，当然是你们奉系实力最强，但是要在国民政府和奉系之间选一个能统一中国的，我不看好奉系。”“哦，文革，恐怕你说的不对吧。我军现在已经完全打通京浦线，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四省都在我军掌握中，可以说放眼天下难逢敌手，而你们国民党连广东都没有能够完全统一，如果想统一中国，当然是我军可能性最大。”郭松龄故意装糊涂。早已看透郭松龄底牌的单于微笑的说道：“茂宸兄，既然你不相信，我就说说我的理由，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郭松龄向单于做了一个请直说的手势。“要说实力雄厚，占据东北三省的张大帅自然是第一，可是大帅此次进京未免太顺利了些。大帅似乎是因此而小看了天下英雄，此次大帅能打败直系，一雪前耻，最应该感谢的是冯玉祥，要是没有冯玉祥临阵倒戈，恐怕大帅不见得能打败玉帅。”说道这里，单于看了看郭松龄，看他没有什么表情就继续说道：“本来对于大帅以及贵军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以华北为东北的屏障，然后在东北养精蓄锐，这样无疑是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大帅却不这样看，他似乎以为自己真的能就此统一中国，接连任命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可是这四省督军似乎又所任非人，本来直隶重地应该由少帅亲自坐镇，可是大帅却任命李景林做直隶督军，而张宗昌这样的非嫡系本应该派到江苏却被任命为山东督军，最离谱的是大帅居然任命杨宇霆做江苏督军。江苏本来是孙传芳的地盘，孙怎么可能拱手相让？孙传芳白手起家，又怎么会是好相与的人？再说杨宇霆，杨虽然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可是本人却没有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做一个参谋长，摇摇羽毛扇是可以的，可是怎么能派他去第一线却孙传芳对阵？我估计要不了多久，杨宇霆就会自己灰溜溜的跑回来。”单于说了那么多也觉得口干舌燥，自顾自的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起来。而郭松龄听了单于这番话真是有一种深得我心的感觉，其实这些话他自己也对张作霖说过，可是张作霖却完全听不进去，想到这里他对单于大生知己之感。果然天下才智之士所见略同啊，郭松龄不由感叹着。不过他对单于判断杨宇霆会被赶回来又有点不太相信。想了想，郭松龄对单于说道：“文革，你说杨宇霆会被孙传芳赶回来，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单于不屑的说道：“茂宸兄，贵军除了少帅和你的第三军还有什么有战斗力的部队？我虽然到奉系当这个联络员时间不长，但是我说实话，贵军虽然号称带甲30万，但是其中大多数部队空有装备，训练极差，军官素质也不行。孙传芳占据的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说装备未必弱于贵军，说战斗力，孙传芳的部队要是没有战斗力，他能占据江南富庶之地吗？”“有道理，有道理，文革……”郭松龄正准备继续往下说的时候韩淑秀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茂宸，饭做好了，你和单先生出来吃饭吧。”本回完第五卷 兵戈兴，狼烟起 第三回 诡秘莫测事 心惊胆战人单于和郭松龄只好暂时中止了谈话，一起来到了位于楼下的客厅。刚才才来的时候单于并没有仔细打量客厅的陈设，看的出来，郭松龄还是比较简朴的人，客厅里没有什么奢侈的装饰品。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墙上挂的那副齐白石的画了。客厅正中摆放着八仙桌，桌子上摆放了四、五个菜，和一瓶酒。不过唯一让单于觉得稍微意外的就是桌子上只有两副碗筷。“茂宸兄，怎么只有两副碗筷？嫂子呢？”单于并不想和郭松龄在饭桌上继续刚才的话题，因为他在刚才和郭松龄交谈的过程中似乎觉得郭并没有准备倒奉，只是单纯的对张作霖以及杨宇霆不满。他需要利用吃饭这段时间来思考一下，整理整理思路。其实这个时候单于的确犯了一个错误，主观的认为郭松龄后来倒奉了，请他来一定是谈倒奉的事情。事实上郭松龄真正决定倒奉是杨宇霆从江苏败退回来以后的事情了。当时郭松龄和张学良满心以为杨宇霆这次是在劫难逃了，毕竟杨让奉系损失了整整三个师的兵力，也让奉系通过直奉战争建立起来的无敌形象破灭了。可是出乎郭松龄、张学良意料的是张作霖不但没有处罚杨宇霆，反而对杨宇霆信任有加；这才让郭松龄对张作霖彻底的死心了，并萌芽了倒奉的念头，而从郭松龄决定武装倒奉到正式展开行动，只有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其实今天郭松龄请单于吃饭更多的目的是想把单于拉拢到他们少壮派的阵营里来，或者说是希望少壮派和国民党能建立起某种联系。幸亏韩淑秀及时打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不然单于要不了多久就要向郭松龄提出武装倒奉的建议了。要是真的那样做，恐怕郭松龄第一时间就会把这件事报告给张学良。单于虽然对历史的轨迹比较了解，可是这个时候的单于在政治的把握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一个新手。这不得不说老天也在眷顾单于啊。听见单于的疑问，郭松龄也显得很意外，作为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郭松龄很反感旧式女子的拘谨和规矩。皱了皱眉头，略微生气的对韩淑秀说道；“怎么你只摆了两副碗筷？”看见自己丈夫对自己的安排并不太满意，韩淑秀双手捏着衣角稍微有点不安的说道：“我想你和单先生可能有事情要谈，我不想打扰你们。所以只摆了两副碗筷。”看见自己的夫人一副不安的样子，郭松龄觉得她是那么的惹人怜爱，不但不生气，反而还在自责自己刚才是不是话说的太重了，一时间郭松龄也不知道该对在自己面前不安的夫人说些什么。单于看到郭松龄愣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对他们夫妻俩的恩爱还是挺羡慕的，于是他主动站出来打圆场。“嫂子，别一口一个单先生的，听起来多生分啊，就叫我文革好了，我第一次来吃饭，你这个女主人不在场，那不是看不起我吗？那我以后还敢来做客吗？我和茂宸兄也就是闲聊，没什么特别的。来来，嫂子您就赏我一个脸，一齐吃饭吧。听说您是燕京大学毕业，我还想让您给我讲讲燕京大学呢。”一边说，单于还悄悄的用手捅了捅郭松龄。郭松龄这才恍然大悟，对着自己的夫人笑嘻嘻的说道：“淑秀，文革不是外人，就一齐吃饭吧。”说完还向自己的夫人做了一个道歉的手势。韩淑秀看见自己的丈夫这么没脸没皮的样子，心中不安一扫而空，对单于也大生好感。爽朗的对郭松龄说道；“那好，你和文革先吃，我再去拿一副碗筷。”说完自己朝厨房走去。单于和郭松龄两人相对一笑，郭松龄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两人分主宾做了下来。没多久韩淑秀果然拿了一副碗筷过来坐在郭松龄的旁边。由于刚才单于的发言使得韩淑秀对单于很有好感，在吃饭的时候韩淑秀笑着问道：“文革，你今年也有25岁了吧，成家没有？”看样子是想为单于做做媒。单于听韩淑秀这样问，当然知道她的意思，单于现在可没有成家的打算，于是便把话题叉开了。说了点自己在国外的趣事，这些趣事一下子就把韩淑秀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当然他说的其实也是自己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的。单于没想到的是自己无心之举居然套出了郭松龄的心里话。郭松龄长叹口气说道；“文革，我可真是羡慕你，我一直想到国外去，学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理论，可惜啊，到现在还在中国打内仗。”说着又把头转向自己的夫人，深情的看着韩淑秀说道；“你嫂子跟着我也没落下个好，整天担心受怕的，我真想让你嫂子过几天太平日子啊。”韩淑秀看见自己丈夫这样说，也很感动，红着眼睛说道：“哎，你说这些干什么，看叫文革笑话。能和你在一起我很满意了。”经过夫人的提醒，郭松龄似乎才回过神来，笑着对单于说道：“文革，让你笑话了。”说实话，郭松龄夫妇之间真挚的感情让单于有点感动，单于连忙说道：“贤伉俪琴瑟和谐，真是让小弟羡慕不已，我那里会笑话呢？应该说我是羡慕都来不及啊。”不过另一方面单于听了郭松龄的真情告白也反应过来，现在的郭松龄还没准备倒奉，想通了这点，单于可是出了一身冷汗，他实在不敢想自己在书房劝郭松龄倒奉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三人到这个时候各怀心事，没有了早先和谐的气氛，都没有说话。吃过饭后，单于与郭松龄又回到了书房，单于刚坐下喝了两口茶，郭松龄就又继续了之前的话题。“文革，你刚才说杨宇霆被打了回来，大帅不会怎么处罚他，你可有什么根据？”“呵呵，大帅和杨宇霆多年的交情，再加上任谁都知道杨宇霆不是领兵打仗的料，大帅只会怪自己思虑不周，是不会怪罪杨宇霆的。”单于这个时候说话可比之前谨慎许多了。郭松龄想了想单于这番话，觉得虽然有道理，可是还是显得牵强了点，他不认为张作霖会轻易饶恕丢失江苏的杨宇霆。而且杨宇霆之前拼命游说大帅，希望大帅能任命他为江苏督军的丑态郭松龄可是看在了眼里的。不过这些说起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郭松龄并不想让还不是奉系一员的单于知道。所以郭松龄对单于的这番话不置可否，反而问起单于对张学良的看法。看到郭松龄没有在继续询问杨宇霆一事，单于也是松了一口气，既然知道郭松龄此时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反奉，那单于自己也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而看郭松龄问起单于对张学良的看法，单于想了想说道：“少帅这个人，做朋友是没话说的，也很有容人的雅量，是一个宽厚的人。因为其出身豪门，对阴暗面似乎了解不多。作为一军统帅似乎稍有欠缺，还需要茂宸兄这样的人来辅佐才行啊。”郭松龄听单于这样说，微微笑了笑，用左手摸了摸下巴，沉吟良久说道；“不满文革说，少帅和我都很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不想打内仗，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时间太长了。可是现在正如你所说大帅似乎并不满足现在的地位，说实话要是大帅真心与你们合作那自然是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可是……”说到这里，郭松龄似乎再考虑什么，半天没有说话，最后似乎他下定了决心，说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瞒文革了，大帅根本没有想和你们合作，大帅这样做的目的一来是为了分化你们和冯玉祥的关系，二来是大帅看中你的才华希望你能为他所用。少帅和我实在是很忧虑，害怕大帅这样下去会毁了东北和我们东北军。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来阻止大帅。”说完后，郭松龄叹了一口气。单于听了这番话，内心非常的震惊。张作霖根本没有诚意和国民党合作这是他早就知道的，至于张作霖看重他，单于也隐约猜到了。可是郭松龄这番话里另外一层意思是单于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张学良似乎有意把自己的父亲赶下台。以往单于之所以能对很多历史大事从容不迫是因为单于早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是这次不一样，单于没有从任何历史书上了解到原来郭松龄倒奉居然幕后是张学良在指示。可是另一方面单于又不敢完全相信郭松龄的话，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不是郭松龄故意打着张学良的旗号。这次，单于完全没有把握，剥开先知的外衣，单于不过是普通人而已。政治上的诡秘莫测他今天算是领教到了。沉默良久，单于终于想好该怎么说了，于是单于抬起头看着郭松龄说道；“茂宸兄的才华在整个奉系那是无人能比的，既然大帅质疑要统一北方，各路诸侯自然不会乖乖的束手就擒。不知道茂宸兄认为大帅胜算几何？刚才吃饭的时候茂宸兄不是说想出国吗？我看现在正是出国考察的最佳时期啊。一旦进展不顺，舍茂宸兄其谁呢？至于我，我永远是国民党员啊。”单于这番话看似没有条理，可是郭松龄却把握到了单于的真意。简单来说单于的意思就是要郭松龄出国待变，等奉系在关内失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出来掌握大权，就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并且单于也委婉的表明自己的态度。“说的好，我想我是时候去日本士官学校进修一番了。”说完郭松龄与单于同时笑了起来。既然该说的都说了，单于也起身告辞了，在门口郭松龄一语双关的说道；“文革，你是少帅的副官，那就是自己人了，以后到我家可不要拘束啊。”看着单于坐上了黄包车，郭松龄也就转身回到了家。一到家，韩淑秀迎了上来说道：“茂宸，这个年轻人靠的住吗？”这时的韩淑秀与刚才判若两人。“这个嘛，现在还不知道，还要再看看，不过刚才那小子的一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郭松龄一把抱住韩淑秀，笑着说道。另一方面，上了黄包车的单于似乎依然感觉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很快，、这个时候他希望有人能帮他分析分析，想到这里，单于不由的想起了蔺月眠。“师傅，去XXX胡同”单于最终还是决定去蔺月眠处。本回完作品相关 创作初衷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这么早就恬不知耻的说什么创作初衷，不过想到万一有网友期待在我这个故事里看什么“屠日灭美、一统中华”，而看了几十章后发现没有这些“快意”的桥段不是要骂我不人品吗？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厚颜无耻的写这么一个创作初衷。民国往事在我的脑海里构思了至少有两年时间，最开始是因为对某些民国架空小说里主人公啸傲天下、战无不胜的反感，以及自己对林徽音先生的仰慕。既然我晚生了几十年，那么就让我不人品的在故事里幻想一下与林先生成为知己吧。不过我又要让某些网友失望了，这个故事里，或者说我自己绝对没有奢望能和林先生如何如何，因为我觉得这是在亵渎林先生以及梁先生。不过我想既然金先生可以数十年如一日的游牧在林先生附近，那么主人公在故事里大概也可以。当然，我也知道现在现在网络小说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虽然我本人很想让主人公为爱守侯一生，但是，单身一辈子基本上是已经被我否决了的。至于反感，我想自己还算是一个比较能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中国民国的屈辱，这个根子不在民国，早在明朝海禁时衣已经注定。怎么说呢，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传统想要转行，不可能不付出代价的。事实上我个人认为直到公元2006年，这种转行依然没有停止。民国时期人材辈出，中正公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自然不用多说，光看看民国政府里那一片片的海归硕士、博士部长，就让我自己佩服不已。这里，我想不那么人品的问一句，俺们起点的网友里有多少人能拍着胸口说自己比他们强？而思想界胡适先生、鲁迅先生、李大钊先生这些先哲，今天的我们有几个敢说自己回到过去能让他们赏识自己的学识？实际上现代人唯一比他们有优势的不过是多了几十年资讯而已。所以，这个故事里，主人公会运用自己最擅长也是最具有优势的方法来报效国家。至少我认为能让德国在抗战爆发前更积极的、规模更大的卖给中国军火以及抗战爆发后能让美国尽早支援中国，加大支援中国的力度比主人公自己拿枪上战场更有意义。况且，几十年铁与火才磨砺出一个林彪，难道我们敢说自己比林彪更会打仗？借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我真回到过去，加入黄埔，很大可能自己阵亡在惠州城下。OK，无论怎么样，这是我第一次把构思变成文字，希望大家能喜欢。作品相关 31年真实的中国，论不抵抗政策出台的背景要说1931年中国，就不能不提在此之前发生的中原大战对中国的影响。“1929年蒋介石以各个击破策略打败李宗仁、冯五祥后，只有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还保持着完整的实力，有20多万人，控制着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和京、津地区。阎锡山预感到下一个打击将落到自己头上，于是主动于1930年2月10日给蒋发电，建议第1、第2、第3、第4集团军总司令同时下野，脱离部队，将军权交给党，由国民党中央征求全体党员意见，以总投票方式决定如何解决党争。蒋介石当然不接受，于2月17日复电，指责阎割据称兵，威胁中央，制造内乱。但阎的建议在国民党内得到广泛响应，各派代表云集太原，对阎表示支持，向阎献策。一时间，阎锡山成为各派联合反蒋的核心。3月14日，第2、第3、第4集团军57位将领联名通电促蒋下野，15日，这57位将领又通电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否认蒋介石的地位。4月5日，蒋下令讨伐，大战爆发。双方都想拉张学良以壮大声势，张则表示中立，不参与任何一方。阎、冯的部署是：以第3集团军主力在津浦路北段作战，目标是夺占济南、徐州；以第2、第3集团军各一部在陇海路郑州以东作战，夺取徐州，然后与第3集团军主力会攻南京；以第2集团军一部在平汉路南段作战，目标为夺取武汉；同时李宗仁部由广西出湖南，协同冯军会攻武汉。阎锡山设大本营于津浦线，冯玉祥坐镇郑州指挥。蒋介石也摆出决战架势，命何应钦为武汉行营主任，节制平汉、粤汉两方面作战；蒋则亲到徐州，指挥津浦、陇海两线战事。大战开始后，阎、冯军5、6月间颇有进展：在津浦线，阎军攻克济南，直下兖州；在陇海线，冯、阎军占领河南归德(今商丘)、安徽毫县，逼近徐州；在平汉线，冯军攻占河南漯河；在南方，李宗仁也很快占领长沙、岳阳。但正当反蒋军在各线推进时，蒋又收买冯部将领刘茂恩在陇海前线倒戈，打乱了阎、冯部署，使其攻势顿挫；又令粤军将领陈铭枢攻占衡阳，切断李宗仁后路，逼李撤回广西，战局逐渐转为对蒋有利。在此期间，蒋又多次派人向张学良游说，任命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许以华北和青岛地盘。9月18日，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的通电，随即率两个军11万人入关，进驻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和平、津一线，实行武装调停，使阎、冯全盘陷于不利。10月中下旬，阎、冯军全线撤退。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蒋再次获胜。这次大战，反蒋军兵力约70万，蒋军兵力约30万，张学良东北军11万，总计各方投入兵力在100万以上，历时半年，伤亡约30万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因战场主要在中原地区，所以历史上称为中原大战，或蒋冯阎大战。”根据上面的引用资料相信大家可以看出，中原大战给北方主省带来的伤害不是短短一年就可以平复的，何况连一年也没有,很难相信满目创痍的北方能成为抗日的后勤基地。而中原大战除了造就蒋以及南京政府的权威以外就是北方势力的大洗牌。韩复渠等一批新军阀开始执掌一省大权而阎西山等老军阀们也在自己的地盘舔着伤口，休养生息。而在中原大战时取得重大利益的张学良正在整和自己新得到的地盘。而蒋以及南京政府才刚刚开始启动军队、政府、金融等各个方面现代化建设。可以说上上下下对于日本都没有任何防备，也没有人会知道日本将在31年9.18日吹响侵略中国的号角。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将军在已经调了11万军队入关的情况下（其中包括东北军仅有的三个炮兵旅）为了平息河北石友三的叛乱又调了2个旅进入关内。实际上东北军30万大军中的精锐以及半数部队在9.18爆发时已经不在东北了。大家也不要忘记东北幅员辽阔的边境线也需要部队镇守，实际留在东北军军事以及后勤基地沈阳部队可想而知会有多少。而此时在北方的军阀们又会有多少人支援张与东北军呢？首先阎西山刚刚因为张学良而输掉中原大战，恨不能食其肉，可想张与日本一旦起了冲突，阎只会火中取粟决不会雪中送炭。而韩复渠执掌山东不久加之日本在青岛等地驻军，并且根据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几乎可以肯定，韩不会也不敢出兵帮助张学良抵抗日寇。而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到底如何呢？根据抗日战争中中日陆军伤亡比例，中日陆军之间综合战力比为3：1应该不会是乱说。如加上日本空中优势，这种差距更明显。可以说日本一个师团与6、7万东北军战斗力相当。如张决定对日作战，毫无疑问，关内东北军精锐将会遭受日本航空兵空中轰炸。其他损失不敢说，那三个炮兵旅的火炮十有八、九是保不住的（东北军有防空训练？怀疑中），加上东北军的后勤以及军工企业集中在沈阳，日军占领沈阳几乎意味着东北军的补给被断，根本没有短时间消灭日本师团或者说将日本人驱逐离开沈阳的能力。而一旦旷日持久，朝鲜以及日本本土的日军必定会支援沈阳。（也许战斗结束后日本政府会惩罚擅自发动9.18事变的军官，但是绝对不会愿意看到中国军队战胜日本军队，所以增兵是必然的）。从朝鲜、日本本土经海路援助沈阳日军实际用不了多久。而失去后勤基地的东北军拿什么来战胜日本军队？也许有人会提出国民政府支援，可是根据31年中国现状，国民政府几乎没有能力在31年与日本开战。“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的整体的环境与状况而言，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危机的高点：当时的中国正陷在最为严重的分裂、内战与严重的天然灾难之中，她共有三个政府（南京、广州、瑞金）、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以及实际接近独立的边陲地区，新疆与西藏），在这些的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严重的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与经营。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同年一场空前的水患，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都泡成水乡泽国，上亿的灾民流离失，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坚持选择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最佳发难时机的主要原因。因此当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政府，其状况甚至要比满清时代甲午战争前夕的局面，还要危急。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至少还是个统一的朝廷，但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已，面对中国内战与分裂的挑战，经常连政府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下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能拿什么力量跟当时世界一等的军事强权，日本，拼命？”首先这些割据势力眼中是只有“家恨”没有“国仇”这个概念的。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居然会为了“倒蒋”而跑到日本去寻求日本的支持，实在是大大的鼓舞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决心。“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高层派系，为了是否应该制定约法、实施训政的问题，再度爆发水火不容的政争。这次政争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见的，蒋介石竟然采取软禁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强硬手段，因而激起国民党中的粤、桂系统，正式的叛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在广州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并且开除南京国民政府所有领导人的党籍。他们特别愤恨张学良的迅速兴起，因此广州的国民政府，进一步的准备联络其它割据的军政势力，再度发动讨伐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战。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竟然到日本进行活动，要求日本政府以军力，支持广州政府讨伐南京国民政府。这种做法，虽然当时没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给与日本政府相当大的鼓舞，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陷在分裂与亡国的边缘了。”如果说这些分裂势力还不能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不对日宣战的理由的话，那么发生在1931年的长江特大洪水就基本断绝了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在31年对日宣战的可能性。“1931年发生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灾情遍及川、鄂、湘、赣、皖、苏6省，淹没农田4620万亩，死亡14.5万人”虽然南京政府其实是一个地方型政府，但是作为名义上代表中国的政府，他不可能对灾民无动于衷，事实上南京政府的确也做了他所能做的全部。“据8月6日《申报》报导：浔关浩渺，火车、飞机、电报均停。圩堤冲塌，田野悉成泽国，房舍牲畜农作物尽遭淹没，灾中有2000多人被淹死。80%以上灾民因饥饿四处逃荒；又疫疠流行，病患者占灾民人数的11%以上。国民政府救灾委员会，委托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给江西包括九江、德安、星子、湖口、彭泽、瑞昌、永修在内的一等水灾区共12县，运粮拨款。各县分别举办了施粥场。”在这种内有水患外、国力贫弱；外有强敌的情况下希望国民政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无疑于妄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么说是不是认为国民政府、蒋本人对日本人的侵略无动于衷甚至是“以我国之物力，结彼邦之欢心呢？”虽然很多人愿意这样认为，但是这是和事实不相符合的。“国民党军队近代化，首先把重点放在陆军。国民党政府成立伊始，即把整顿当时多达两百万的臃肿军队、统一军令事项作为当务之急。1927年4至5月间，颁布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全国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的职能；8月，军事委员会决定裁并军队，裁撤非紧要的军事机关，整顿兵站；10月，军委会决定军队编制案，审定全国陆军以军为单位，每军三师制。这些工作，为全国陆军整编作了必要的准备。1928年11月，南京政府下令改组陆军中央机关，重建指挥系统，并颁布了一系列陆军规章制度。次年1月，又召开编遣会议，制订陆军编制方案，但由于军阀混战而未能付诸实施。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击败国民党内部其他各派系军阀后，全面开展了陆军建设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进一步调整陆军的中央指挥系统，规范陆军的编制及其行政制度、后勤供给制度、军事教育制度等。1933年6月，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兵役法，改中国传统的封建募兵制为征兵制，实现了中国兵役的近代化。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又先后筹建和整顿了装甲兵、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铁道兵等特种兵种，筹设了步、炮、工、骑及辎重兵等军事学校。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拟定于1936至1938年三年中调整60个师作为甲种常备兵师和乙种预备役师。并向西方购置了大量先进武器，调换部队装备，划一武器种类，改革训练方法，充实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在陆军近代化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加强了海空建设。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辛亥革命后，除清未遗留下来的几艘舰船外，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海军几乎没有发展。1929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海军部，下设四个舰队。此后，海军部曾提出造舰60万吨的方案，并向德、英等国购买舰艇，整顿海防、江防要塞。至抗战前，海军共有大小舰艇120余艘，总吨位达62800吨。中国空军起步较晚。辛亥革命后，第一批飞机才进入中国领空。1914年，袁世凯曾出动飞机镇压白朗起义。1911年11月，北洋政府虽设立了航空事务处，统管全国航空行政，但空军仍隶属于陆军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空军才作为一支独立的军种，与陆军分开。1928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航空处改组为航空署，隶属于军政部，管理全国军民用航空事务。1934年5月，又改航空署为航空委员会，建立航空队，设置空军总站，购买飞机，开辟机场，创办航空学校，培养飞行人员。至杭战爆发，国民党空军共有9个大队，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队，拥有314架战斗机，300余架运输机、教练机，有飞行员3000余人，机场262处。当然，国民党海、空军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远远逊色于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如海军的总吨位，在抗战前仅为日本海军总吨位的1/30。但是，同陆军一样，国民党海、空军建设，都大大超越前辈，进入了地主，资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全盛时期。毋庸讳言，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能够在民族战争中起过必要的作用，给日本侵略军以应有打击，究其原因，接受近代化熏陶，可以说是最主要的环节之一。”上述资料很客观的告诉我们，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在1931年以后几乎是全程提速，这是和日本对华侵略分不开的。国民政府以及蒋都看见了日本对华威胁，加紧了国防建设。当然现在大家可以指责国民政府在国防建设中的失误，但是综合当时的国情，实在没有指责国民政府卖国的理由。不但在军事上改革，在经济上中国也是在31年后加速完成了“废两改元”、“统一货币”、建立中央银行等改革的。虽然宋子文经济政策错误很多，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改革他也是做了贡献的。可以说31年9.18事变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转变，对于国民政府以及蒋本人来说刺激更大。国民政府以后一系列政策都是围绕在“如何不亡国灭种”这一基础上的。至于遭受广泛质疑的“黄金10年”，我个人还是认为这10年对中国能坚持与日本周旋8年之久起了很大的作用。“拿破仑曾经说过：“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没有现代化稳健的财政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没有粮饷的军队，不但不会保家卫国，甚至会造反劫掠。因此国民政府面对日本自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的挑衅，一直忍辱负重的原因之一，就是要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来理财练兵，国家才能达到足食足兵的境界。这段时期的国民政府，在理财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建立了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家财政，可以说是一笔烂帐的无底洞，国民政府北伐之后，被迫接下这个财政的烂摊子。当时国民政府必须应付内战不断的军费开支，债台高筑的外债，整军经武军队现代化的经费，以及投资在教育、工业与农业上的费用，而负担这项改革任务的主要领导人是宋子文与孔祥熙。国民政府在宋子文的努力之下，直到一九三年才开始引进政府的预算制度，同年也才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权利；在次年，又正式废止清朝中叶以来各省分立的厘金制度，这一系列的大变革，都是在内有阻拦，外有压力之下完成的。接着国民政府整理与废除从清朝留下，经过各个军阀“发明”的各种落伍与强加之税捐项目（名目高达一千七百多种），这样中国的财政才能进入一个利于工商投资，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新时代。当时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一九三年为四亿三千万元1，到一九三七年增加到十一亿六千万元，而政府的岁入在一九三年为三亿三千万元，一九三七年为八亿七千万元，政府的岁入成长相当的稳健，但是政府的支出的幅度更是惊人（政府预算的赤字在七年里，由一亿多元，增加到三亿多元）。政府预算的主要支出是军费与偿还债务，约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沉重的军费负担是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断，以及准备抗日的建军，而债务是加上必须偿还自从清朝以来，中国所积欠的各种外债与内偿，因此国民政府的预算，一直是就在透支的状况，幸而中国有极高的民间储蓄率，才能长期挹注这个财政上的缺口。而宋子文设法将多如牛毛的各种内外债务加以整理，制定偿债的计划，因此大幅减轻了政府利息负担，从而建立政府的债信。国民政府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政府总共所借的债务高达三十五亿六千万元，而偿还的债务的总金额为三十一亿元，这些庞大的预算赤字全靠国民储蓄以及外资流入来挹注。由于宋子文的财政运作手法高明，国民政府的债信评等不断的提升，不但银行乐于借钱给政府购买公债，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外债评等，在国际市场中，竟然比日本的债卷还要高。在教育方面，国民政府仍然设法在不足的总预算中，投入教育、文化以及建设的经费，一九三四年的教育文化预算金额为一千三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七百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预算增为四千二百万元，建设经费为五千四百万元。另外公营事业资金，也从零提高为二千九百万元，这些经费的支出，若是和军费与偿债支出相比，虽然不成比例，但是已经产生了不少的成效。例如国民义务教育的入学比例，从一九三一年的十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七％，中国开始大幅减少文盲的人数。另外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维持量与质的增加，特别是实用的理、工学系发展很快，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经费，一直维持正常拨发，中外教育合作基金，也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产生相当具体的奖励作用。民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处在落后的农业时代，除了几个对外通商的大都会，有些比较现代化的银行之外，其余全是钱庄与票号，很难发挥现代化工商社会的资金调度功能，而宋子文首先在一九一六年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开始负责政府金融政策的运作，以及各种政府收支的金融调度。由于宋的掌控得宜，才使北伐所需的军事费用，得到源源的融通，成为国民政府北伐胜利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之后，当时中国境内的货币流通，仍然是以银元为主、银两为辅的状态。由于各省又有自己所发行的货币，而流通最广的银元，因为不同时期政府的发行，其含银的成色不一，而货币币值更是没有合理的汇、兑标准，因此造成货币流通与兑换的困难，这对投资发展与工商交易，都非常的不便。要想在这种混乱与落后的金融环境下，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国民政府首先在一九三一年铸造新的银元，宣布“废银两改银元”的政策，中国内部一切的财政税收与经济交易活动，都以政府新铸的银元标准。这样货币有了统一的标准，不但税收运作方便，也使得工商投资与经贸活动可以便利的运作。但是废两改元政策，随即遭到一九三三年全球银价波动的冲击，在国际银价高涨的吸引下，中国白银大量的外流，引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不足的危机。因此宋子文决定推行以外汇准备为基础的“法币政策”，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货币制度。宋子文到英美等国政府游说，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即将实施的法币政策，因为中国实施现代化的法币政策，会有利于这些国家在华的经贸与投资。不过日本则是强烈的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一旦拥有现代化国家调度财政的能力，就更能因应对抗日本的战争的财政需要；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担心中央政府有了通行全国的发钞权力，那么中国在经济上，就完成了统一，国民政府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政府。不过宋子文仍然设法克服各种的困难，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宋又争取到上海、江浙等的银行团支持，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排除万难，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法币政策。法币的发行数量，是以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外汇数额，作为发行的担保，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印制的钞票作为法币（后来又增加农民银行的发钞权），以取代过去的银元。法币的发行，非常顺利地受到整个社会的接受，因为工商业者早就期待中国应有现代化货币的流通与兑换，社会大众也对国民政府稳定的权力基础产生了信心，这是中国财政与经济现代化革命性的成功。这代表中国国民开始认同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也代表了国民政府有了足够的国内外信用，来维持货币币值的运作，这样中国才能面对未来对日作战的财政与金融运作。中国法币改革的顺利，对日本而言是极大的震惊，因为这代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民支持与信任的中央政府，同时中国有了自主的财政与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基础，中国终于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时代了。”“民国以来，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传统的架构之中。由于人口众多，农民平均的耕地严重不足，农业生产根本不足以养活农家，因此农民收入有限，农村经济凋敝。在沉重的农村借贷利息压力之下，农业现代化的投资几乎不存在，而农村过多的劳动力，成为军阀部队以及地方性叛乱的主要根源所在，直到一九三年代，国民政府才能开始有能力针对农业问题，进行实际的投资与改革。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农业复兴委员会以及农本局，以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协助建立产销体系，并且鼓励普遍设立减轻农民借贷负担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数目从一九三三年的五千三百三十五个，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二个，相当改善了农民沉重的金融负担，与增进了农业的生产。虽然中国主要的粮食与衣服等原料，仍然需要进口，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以后，进口数量已经明显地减少，中国的农产品开始接近自给自足的目标。清朝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只是局限于沿海通商的港口，以及内地几个交通要地而已，在中国五亿多人口之中，真正的劳工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当时中国工业结构的主体，主要是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就连多数的民生工业产品，都要依赖进口，连自给自足的条件都不存在，至于与国防有关的重工业，更是只有零星的发展而已。因为要发展现代化的工商业，主要条件是需要安定与统一的政治环境、币值稳定的货币、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工，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这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刚刚开始具备条件，就是还在形成条件之中。缺乏工业化的生产力，中国就无法在与日本的正面作战中，取得战争与后勤的供应。国民政府在一九三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设，随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力量，开始进入西南地区之后，中国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及通讯设备，才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国际列强也才开始愿意在中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中国直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才终于达成粗略的交通干道，勉强地完成连接中国主要的战略要地。国民政府基于未来战略设计的需要，因此将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拓展西南与西北的交通路线，以及连结华南与华东的铁路运输，并且打通中国与苏联以及缅甸的陆路交通，成为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对外联络生命线。总之，中国从一九三六年以后，才由国民政府解决了多年内战的问题，中国有了较为稳定的中央政府之后，理财练兵与教育建设，才有全面的规划及复兴的活力，这样的国民政府才有了一个中央政府的架构，中国各地也才逐渐地在实质上与精神上，形成一个国家整体的连系与运作。中国这时才能勉强拼凑出与日本进行民族战争的架式。但是中国这个统一与现代化的发展，实际只推展了二年左右，中日关系就走到了最后关头。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中国根本在还没有完成准备的状况下，被迫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假如再给中国五到八年的时间发展，让中国的农业能够改造，工业能够建立基础，社会能够产生更大的国家共识，现代化的军队能够整编完成，那么中日战争应该就会出现极大不同的发展。当然日本更为了解这一点，因此先发制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面战争，以摧毁中国刚刚开始的凝聚力，也就成为日本在战略上的政策了。”而在国际上31年时我们能获得像37年那样世界各国的支持吗？答案是否定的。从27年—33年西方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世界各个强国把注意力转移到恢复国内经济上。而不是关注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事实上日本在31年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也没有侵犯各国在中国的利益。而真正能在远东对我们有实质性支持的苏联（苏联在东北也有特殊利益）也因为中东路事件与国民政府、东北军交恶加上苏联国内肃反，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对31年时的中国提供支持。况且日本人聪明的没有触犯苏联在东北“特殊利益”。而以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为代表的西方在华军事人员普遍认为中日开战，中国最多能坚持3个月。因此没有必要对华援助，因为这些援助最后只能便宜日本。而日本的“三月亡华”论也不是村夫狂言，而是有按照西方流行的军事观点科学理性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这和中国军事专家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屡次预言美国将遭受重大损失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不知道，在民族与国家到了真正危机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理性、科学都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关键是这个民族有没有不屈的精神！最后说说中国共产党，的确中共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第一个公开提出抗日口号的政治势力，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中共抗日口号的变化。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兴旺时，口号是：抗日必先反蒋；而当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实力发生变化时，口号就变成：逼蒋抗日；而当中共军事势力大大受损，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时，口号又变成：联蒋抗日。口号的变化，其中奥秘颇为引人联想。要是国共双方能在31年就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那么中国也许不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那么大。可惜，历史就是历史，是没有也许的。作品相关 邓演达简介邓演达（1895──1931），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邓演达字择生，广东惠阳人，出身农民家庭。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0年初，应粤军参谋长邓铿之邀，到福建漳州统帅宪兵，从此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11月，邓铿组织粤军第一师，邓演达任该师参谋、独立营营长、工兵营营长等职，1922年5月，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北伐。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脱险退避上海，邓演达受一师革命军官推派，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请示今后行动计划。1923年春，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大本营，自任大元帅，邓演达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后负责大本营警卫。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邓演达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七委员之一。5月，黄埔军校成立时，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他尽力于革命任务的宣传和训练，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深受学生爱戴，但受蒋介石排斥打击。1925年2月，被迫辞去欧洲游历。在德国研究政治经常学，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结识了当时在德国的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1925年冬，邓演达由柏林经苏联回国。1926年1月，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严厉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积极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山舰事件后，调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北伐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率政工人员随军出征，参加指挥作战。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邓演达兼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等职。1927年2月，邓演达和吴玉章、徐谦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邓演达、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促使会议通过了抑制蒋介石独裁的决议，撤销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这次会上，邓演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此外，他还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4月，参加领导了武汉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邓演达在武汉的活动，妨碍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进行，因而对他怀恨在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诬称邓演达为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之一，下令通辑。面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邓演达与宋庆龄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主张东征讨蒋，在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前夕，他感到中国革命的失败已无法挽回，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们装成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在陕西潼关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回国的车队，于8月15日到达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的盛大欢迎。8月17日，他应莫斯科中山大学之邀，作了题为“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报告，解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严厉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但他在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得出了某些不正确的结论。邓演达在莫斯科期间，和宋庆龄等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重申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领导农工大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直到“把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随后他离开莫斯科，前往德、英、法、意大利等国游历考察。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将由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从共产党内游离出来的分子组成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8月，在上海召集会议，通过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政治主张》，举行结党式，他被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中国国民党临则行动委员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它既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也反对共产党，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所以人们称它为“第三党”。1930年秋，邓演达在上海秘密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号召黄浦学生起来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此外，他还筹划了一系列反蒋军事活动。这些活动，严重地威胁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治基础，为蒋介石所痛恨。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授介石逮捕，并被解送南京关押。11月29日，在南京被秘密杀害。作品相关 外蒙古独立的来龙去脉现在很多帖子说外蒙古独立都是刻意省略了很多前因后果，我觉得这是对那段历史的不负责任。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不是一件可以单独孤立来讨论的事情。战略位置：外蒙古对于中苏两国来说都有很重要的战略位置。对于苏联来说，如果外蒙古归属于中国，西伯利亚铁路就在中国的可有效影响范围之中；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一旦不能有效控制，不仅苏联沙俄侵占中国的海参威、库页岛等亚洲东海岸和太平洋西北不能持续占领，西西伯利亚甚至于中西伯利亚等地也不能保全；苏联失去太平洋入口后，无法实现全球争霸，在战争时也极易处于封锁之中，失去了深远的国土，苏联也就没了战略迂回，实力大打折扣。而外蒙古归属于苏联，外蒙古以北的50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与中国隔离。由外蒙古东南出发，到北京不足600公里，一旦过了中间的张家口，苏联坦克在平原上就可四处纵横；也可由外蒙古东部出发，直击山海关，分割中国东北；冬季时滇藏、川藏路无法可行，从克什米尔进藏又处于印度的威胁之下，只有河西走廊可长年进入新疆西藏，由外蒙古中部南下，占据甘肃河西走廊，可封锁新疆青海西藏。苏联一旦取得外蒙古不仅是可以内保国之长久还有外分中国之利。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苏联是不可能不动心的，事实上从斯大林专政后苏联就一直不停的对外蒙古进行渗透。而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由于首都位于中国江南，虽然对外蒙古的战略位置也有所认知，但是由于对首都不是那么重要，所以重视程度不及苏联。外蒙古的独立意识由来以久：上推至元末，蒙古人被逐出中原，但他们实力犹在，不停寇边。明成祖朱棣把京城从南京移至北京，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燕王，在夺取皇位后要回老家，另一方面也是要巩固北方边防。拜蒙古人犯边之赐，明朝重修长城，现在北京八达岭才有东西看。至明末，蒙古人内部有所分裂，一部分蒙古人得到明政府允许，在长城以北与汉人和睦相处，游牧而居，这一部分历史上“向心力”较强，另一部分被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从此逐渐开始有内外蒙古之分。至清初，先是努尔哈赤，后是皇太极，逐渐征服蒙古诸部，皇太极灭“后元”后，得到了“元传玉玺”，并据此立国。从清朝后，内外蒙古皆正式入中国版图，受中央政府管辖。但是在康熙朝外蒙古的蒙古人几度反叛，连康熙也不得不御驾亲征。幸好当时中央政府势力强大，外蒙古分裂阴谋才没有得逞。再至清末，国家衰微，外强入侵，夺我领土者，犹以沙俄为甚。沙俄先后占去东北黑龙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领土，自然也不会放过中间这块地广人稀的好地方。1911年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外蒙的活佛和王公在沙皇俄国的怂恿支持下，于1912年宣布独立。但在国际上少有承认，且中国政府和孙中山等人皆断然拒绝其独立。但当时中国内乱不断，无力北顾，遂一拖再拖。蒙古在沙俄支持下独立，中国政府并未承认。后来大卖国贼袁世凯上台，开始还装装样子，后来沙俄以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为诱饵，于1913年和1915年先后签订“中俄协约”和“中俄蒙协约”，里面虽称外蒙为中国一部分，但是实行自治，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在外蒙的势力。随后外蒙宣布取消独立。在现在蒙古版图西北，原来还有一大块领土属于中国，那就是中国原称唐努乌梁海的地方(现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1914年沙俄出兵强占此地，并将其并入俄国版图。苏联成立后此地成立以克孜尔为首府的土温克共和国，曾在短时间内一度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但很快降格成为俄罗斯联邦内一自治共和国。话说外蒙在1912年宣布独立，但它一直是以沙俄为靠山，不料1917年沙俄亦生大变故，亦即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始，备受夹攻。一来，苏联急欲在世界上找到支持，以打破外交困境，二来，最早的苏维埃政权领导人也是些以反压迫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苏俄对中国作了许多友好姿态。包括废除沙俄和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重新签订友好互助条约，退还中国所有俄国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等，其中一条很重要的是，苏联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列宁曾想归还其在东北，新疆等沙俄抢去的中国领土，但因太不现实而作罢)。但毕竟到手的肥肉弃之可惜，再者俄国在外蒙也颇有势力。于是在外蒙出了个人物苏赫巴托。其人好象原是外蒙王公某卫队的军官，受十月革命影响，笃信革命理论，曾到莫斯科见过列宁。在二十年代初领导了外蒙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蒙古国的英雄，其肖像见于外蒙货币图格里克上。自是，蒙古坐上了“社会主义国家老二哥”的交椅。曾有位苏联二战老战士对我说：“卫国战争时苏联还没有中国这么个大兄弟，仅有一个蒙古小弟弟。”至二战前只有这么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已，所以苏联对外蒙“照顾”有加，包括派兵进驻。中国的反应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的。1921年外蒙在苏赫巴托领导下革命成功，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位苏赫巴托也如列宁一样，建“国”后不久就死去了。蒙古以苏联为宗主，端的是什么都跟着学。在苏赫巴托后又出了一位跟斯大林相似的狂搞个人崇拜的人物——乔巴山。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的名字都用来给城市命名，细查地图可以找得到。后来乔巴山死后亦如斯大林被骂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