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源------------序　言------------　　序言　　中华民族，犹如一部神秘莫测、亘古久远的童话，两大文明的源头——黄河和长江就穿过它的腹地，滔滔不息，奔流入海，哺育了灿烂辉煌的五千年华夏文明。而在这五千年以外呢？当我们的目光穿越五千年甚至几万、几百万年的光阴，回到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沿着考古学家的足迹，我们看到，祖先们创造的远古中华文明犹如一朵奇葩，在世界古代文明的百花园中怒放。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但在国外学术界，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或宣扬中华文明外来说，或贬低中华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成就，或对我国夏代及其以前的历史传说的真实性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否认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认为我国的历史只能从商代开始计算。　　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史前文明呢？被他们一笔抹掉了。　　20世纪初，正当人类起源“非洲论”成了无可争议的论断的时候，我国的考古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们不愿遗漏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在庞大的版图上搜索着任何一个有关古人类起源的信息。首先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随后是蓝田人、元谋人遗址等旧石器时代遗址相继被发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推进到了170万年以前。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开始被欧美知识界所关注。　　我国的史前时期，即有正式历史记载之前中国境内人的发展史，包括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母系氏族、以及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史，直到最后建立夏朝。这时期时间的跨度最大，从约200万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　　我国的史前文化遗址按照年代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及夏商周的“青铜器时代”。云南元谋直立人大约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左右，曾被誉为我国最早的直立人。近几年，考古学家又在海河流域的泥河湾盆地发现了距今200多万年的人类遗址，把我国的人类历史再次向前推进了几十万年。大约在一万年前左右，古人类社会进入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母系氏族社会渐渐瓦解，父系氏族社会确立，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也形成了。　　随着社会进程的推移，大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人口聚居区，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则形成了华夏部落群，我们神话传说中的炎帝、黄帝、蚩尤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这里上演了一段段美丽的神话，尧、舜、禹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随着夏朝的建立，史前时期也宣告结束了，中国进入了古代文明时代。　　我国的史前文明延续了200多万年，先民们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创造了伟大的原始文化。目前已发现旧石器古人类遗迹三四百处，遍布祖国25个省、市；新石器时代遗址更已达到了六千多处，这些发现纠正了对我国文明史存在的各种偏见，盛及一时的人类起源“非洲论”不攻自破。　　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以及东北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址也相继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珍贵遗物，对于我们研究史前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状况以及探讨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过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另外，夏商周时期的都城、居住址、墓葬、手工业作坊也被发现和大规模发掘，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的发展脉络也渐渐清晰，为研究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国有史可考的文明史一再被提前。　　本书也是按照上述的年代分期进行阐述的，区域范围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海河流域、东北地区以及珠江流域等其他地区。由于篇幅限制，本书只挑选了31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通过考古学家对这些史前文化遗址的发掘，将考古的真相娓娓道来，把曾经失落的古代文明的秘密层层揭开，全方位地展示了古人类创造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成就，以及他们留给我们的难解迷团，更由此提示了华夏文明的根基所在。　　然而我们所讲述的，不过是我们先祖所创造的灿烂文化的一小部分，因为有更多的人类遗址还等待着考古学家的发掘和研究，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和深邃的内涵，也必将由考古学家们深入研究，更加完整地阐发出来。------------目　录------------　　目录　　第一章 黄河流域人类文化遗址——旧石器时代1　　黄土层下的万年回溯3　　飘扬在汾渭间的文化纽带9　　多元文化的大融合16　　第二章 黄河流域人类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23　　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24　　凝聚在彩陶上的辉煌36　　远古人的高品质时尚生活48　　“中国考古第一案”58　　一场漫长的寻夏之旅68　　第三章 黄河流域人类文化遗址——青铜器时代79　　千年宫殿群的复出80　　一片甲古惊醒的神秘都城90　　泾渭之间的东方“特洛伊”106　　东周都城文化遗址119　　第四章 长江流域人类文化遗址——旧石器时代127　　水东西的王室二都129　　第五章 长江流域人类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137　　人类童年的摇篮138　　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148　　水稻发源地“罗家谷”155　　耜耕农业的世界颠峰168　　玉器文化的颠峰174　　第六章 新石器时代晚期祭祀文化185　　神秘消失的古蜀祭祀文明186　　复活的古蜀祭祀文化198　　第七章 海河流域及东北地区人类文化遗址——旧　　石器时代207　　从龙骨山走出的龙的传人209　　盆地里的古人类大聚集219　　辽河流域的小龙骨山228　　唯美时尚的洞居人232　　第八章 海河流域及东北地区人类文化遗址——新　　石器时代239　　来去无常的远古人240　　神秘恢弘的女神崇拜文化246　　第九章 其他地区人类文化遗址255　　岭南人类的发源地257　　由大陆迁徙而来的洞穴文明260　　贵州高原上的亚洲文明之灯264　　澜沧江岸边的拜鱼部落267　　植根东南一隅的地方文化275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也是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它上下五千年，从发端开始，其辉煌的成就即为世人所瞩目。本书站在考古学的高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文化遗址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广阔的史前空间，让读者零距离接触一段可读、可视、可触摸的历史。　　------------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2)------------　　最早走近跨湖桥遗址的是杭州砖瓦厂的一位厂医，名叫陈中缄。陈医生多年来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巡视湘湖一带砖瓦厂取土坑。每次他都能在这些土坑里找到一些被路人视作破烂，他却称为文物的东西。随着拣到的“破烂”越来越多，陈中缄把情况报告了县文物主管部门，却没有得到回应。　　真正让跨湖桥遗址走进考古学家视线内的是一个叫郑苗的学生。郑苗家在湘湖边，从小学开始他就对这些出土物感兴趣，看到一些精致奇特的，便拣回家里。就这样，郑苗一直到上大学还保留着收集古物的习惯。由于在学校他多少接触了一些文物方面的知识，意识到自己收集到的古物很可能是珍贵文物，就把他的发现告诉了老师。　　1990年5月30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到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的电话，告知有同学在城厢的挖土现场发现了文物，这个同学就是郑苗。文管会的工作人员立刻赶到学校，看到了郑苗出示的一些石器、骨器。第二天下午，工作人员在郑苗的带领下来到城厢砖瓦厂的取土现场。现场一片狼籍，随处可以见到陶片、兽骨。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们马上发现了挂在取土坑剖面上的文化层堆积。　　跨湖桥遗址在迟到近20年后，终于被正式发现，而此时，该遗址已历经20年的取土。为了抢救文物，文管会在取得砖瓦厂的支持、配合后，决定进行考古发掘。　　1990年10-12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地处杭州萧山湘湖之滨的跨湖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总面积为330平方米，除发现建筑遗迹、房屋遗迹外，还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等。由于遗址深埋于古泻湖底部，长期的浸水环境及深厚淤土的隔绝作用，一些有机骨质的骨木器很好地保存下来。　　这些出土的文物中，引起考古工作人员极大关注的就是彩陶。当时发掘的陶片大多由考古队员自己清洗，彩陶就是在清洗陶片时发现的。从此跨湖桥遗址发现太阳纹彩陶的话题在浙江考古圈中流传开来。因为在浙江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极为罕见，河姆渡遗址只发现过三片，而且无论是用彩还是图案均很生涩。从跨湖桥出土的彩陶来看，跨湖桥时期彩陶的制作工艺远比河姆渡成熟先进。　　这些文物让考古学家们兴奋不已，为弄清遗址年代，考古工作者将出土的木块送到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年代测定，经测定得知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7000年至8000年之间。　　结论出来后，很多专家都表示怀疑。在浙江有南北两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两者距今都有7000年的历史。新发现的跨湖桥遗址虽然年代比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都早，但在文化类型上却不像是二者的源头。那么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由于跨湖桥出土的陶片展示了陶器制作技术上的“成熟进步”，并且明显比河姆渡的早期陶器要先进得多，于是专家推测：跨湖桥文化遗存是河姆渡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并且年代与河姆渡文化晚期相当。------------黄土层下的万年回溯------------　　黄土层下的万年回溯　　.c. ——蓝田猿人文遗址　　遗址名称：蓝田猿人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陕西省蓝田县泄湖镇陈家窝村、蓝田县九间房乡公王岭　　发现及发掘时间：1963年，陈家窝遗址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人员发现并发掘，次年，公王岭遗址面世。　　距今历史：陈家窝地点距今65万年左右，公王岭地点距今110-115万年左右。　　考古地位：我国三大猿人遗址之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蓝田猿人化石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把人类活动的时间上溯了五六十万年，填补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缺环。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旧石器时代早期，从母系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　　.c.蓝田县南傍秦岭，北临漏河，是我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曾为十多个朝代的京畿之地及古代中国南北交通要道，在更早的110-115万年前，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犹如当今长江以南地区，正是这样的蓝田，孕育了我们中华文明最古老辉煌的文化。蓝田猿人的发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记录，也提供了黄河流域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佐证。------------考古发现过程------------　　.c.考古发现过程　　上个世纪的20年代，国内外考古界把目光聚集在周口店龙骨山，在这里工作过的考古学家却意识到，要弄清北京人的来龙去脉、生存状况等诸多问题，就必须要走出龙骨山。1929年的春天，在周口店进行过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杨钟健等赶赴陕北、山西、内蒙古，对这一带的黄土层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蓝田，却由此揭开了蓝田考古的序幕。　　1963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考察队到蓝田寻找化石，考察队由张玉萍、黄万波带领。结果在蓝田泄湖镇陈家窝村厚30米左右的红土层底部，发现一个老年女性的下颌骨化石，这是继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之后，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早期人类化石，一起出土的还有翁氏野兔等一批温带草原的啮齿类动物化石，以及北豺、虎、葛氏斑鹿等动物化石。消息一经传出立刻轰动了学术界。　　1964年春，受全国地层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负责组织一次“蓝田大会战”——由全国12个科研、生产系统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几十名科研人员组成的多支野外考察队奔赴蓝田，由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统一率领，对盆地内和周边地区的新生代地层开展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希望能在这里获得新的发现。　　5月的一天，考察队的一个小分队准备到蓝田北岭的三官庙地区去考察，因为当地老乡曾传说该地出现过“龙骨”。 但天公不作美，考察队走到半路就被大雨阻拦住了，队员们只好去公王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避雨。当地的老乡们听说有考察队要来挖“龙骨”，立刻主动找到了考察队，并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消息：在东山（公王岭）上也有“龙骨”。　　对于“龙骨”考察队员们并不陌生，在中国，许多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是由“龙骨”引起的，甲骨文的发现也是如此。可实际上，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龙”，所谓的“龙骨”就是脊椎动物化石，特别是以哺乳动物骨骼为最多，其中有象、犀、马、牛、羊、猪、鹿等，“龙齿”就是这些动物的牙齿。“龙骨”在我国早年的收购站和中药店非常走俏，实际上他们所收购和卖出的“龙骨”都是远古动物化石。　　“龙骨”对于考古队员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当即决定改变原来的路线，首先去公王岭考察。第二天，考察队的几个人便来到了公王岭上，公王岭在蓝田县城东南17公里，是一个小土岗，前临灞河，后依秦岭，其前缘高出当地河床大约100米。　　在公王岭确实有许多“龙骨”，经过进一步的考察，队员们发现，公王岭的地层相当完整，在俯视河谷的断面上，可以看见三个互相叠压的地层，在黄土层中有厚约30米的砾石层，上面覆盖着厚约30米的“红色土”，红色土的下部夹有两层埋藏土，这些土层年代久远，地层一层叠一层，几乎每层都有能够鉴定地质年代的各种各样的古动物化石，由于许多地段层暴露出地面1300米高，这就为队员们提供了难得的考察场所。　　但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许多化石都被包裹在坚硬的钙质结核里，这种化石很软，但是围岩却十分坚硬，给发掘和修理工作带了不少困难，由于经验不足，很多化石都没有完好取出。当贾兰坡知道了这些情况后，就把发掘技术十分娴熟的技工武英调来公王岭，武英也不负重望，就是他首先发现了蓝田猿人的遗迹。　　5月22日，武英从一块坚硬的钙质结核中发现一颗牙齿，它当时只露出一半，后来在发掘时又裂开了，另一半还包裹在结核里，一时无法确定它是人类的还是普通灵长类动物的牙齿。那几天武英牙病发作，但当晚他强忍着疼痛，在灯下一点点地剔除那半颗牙齿牙面上的胶结物。当两个清理好的半颗牙齿合到一起时，一颗完整的人牙出现在人们面前。发掘工作的这一重大突破让队员们兴奋异常，一个月来的疲劳、辛苦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武英冒雨赶赴县城向大队部汇报，见到贾兰坡后，武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这个纸包不大，但包装纸竟用了十多层，贾兰坡是一位和化石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科学家，武英递上的这个特殊对待的纸包令他意识到里面的内容绝非寻常，随着包装纸被一层又一层地打开，他的两只手禁不住颤抖了起来。最后一层终于打开了，贾兰坡一看，激动得一下子大声叫了起来：“人牙!”大队部其他同志立即围拢过来，共同庆祝这一重大发现。当夜，贾老拿出他珍藏的关中佳酿西凤酒犒赏大家。　　有了这个发现，考察队员们的工作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为了精心寻找，队员们把在公王岭发掘出的40多个大大小小的化石堆积物套箱，运回北京。发现人牙下方的那块重约800多公斤的套箱受到特别关注，由青年技工李功卓在柴凤岐师傅指导下运回。陆续剥离出来的化石有剑齿虎、熊、三门马、貘、大角鹿和丽牛等，就是不见人们渴望的人类化石。10月9日，从剩下洗脸盆大小的堆积物里修出一颗人牙，这是一个好兆头，李功卓再接再厉，沉着细致继续剥离，10月12日上午，轰动世界的蓝田直立人头骨终于亮相了。　　1964年11月3日，中国科学院宣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一个猿人头盖骨化石，死者为女性，年龄约30岁。头盖骨枕部宽阔而圆钝，轮廓是楔形，头骨壁板厚，前额低而宽平，眉脊粗壮，眼眶略呈方形，鼻子短而扁，颌部前伸，牙齿粗大，齿冠粗短，吻部向前突出，表现出较为原始的形态。颅内耳高7l毫米，脑量仅有789毫升，低于北京猿人的平均脑量(1000毫升)，更低于现代人的脑容量(1400毫升)，是比北京猿人还古老的猿人化石，与印尼爪哇人相当。　　爪哇猿人是荷兰人类学家于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中部州特里尼尔地方发现的，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猿人化石。地质年代属更新世中期。所发现的化石有头盖骨一具、臼齿二枚、左侧股骨一根。形态特征是：颅骨低平，最宽处接近颅底；额骨倾斜，眉脊呈屋檐状；脑容量约900毫升。我国的蓝田猿人脑容量甚至要低于印尼爪哇人，蓝田猿人是我国发现的第二个猿人头盖骨，也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之一。目前，世界上发现猿人头盖骨的仅有中国、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坦桑尼亚等少数几个国家，而中国发现的头盖骨化石就有蓝田人、北京人等几处。　　我国第一个猿人头盖骨是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下落不明。因此，1964年发现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弥足珍贵。猿人化石由于发现于蓝田县，属于亚州人种，按照国际科学记名惯例，定为直立人蓝田亚种，通常称为蓝田猿人或蓝田人。迄今为止，公王岭蓝田直立人仍保持着亚洲北部年代最早的人类化石的纪录。　　除蓝田猿人头骨化石外，蓝田猿人遗址主要出土的都是一些粗石器，1964年后，对蓝田猿人遗址再也没有进行过二次发掘。　　2001年3月，蓝田猿人遗址文管所在建造第四纪地层蓝田猿人头骨化石出土剖面保护厅时，发现了4件旧石器。这4件石器又把古人类生活的年代提早了10多万年。　　这批旧石器距蓝田猿人化石发现地约11米，其中3件系用乳白色石英岩砾石打制而成。乳白色石英岩质地坚硬，但石质硬脆，器形并不十分标准，与元谋人使用的石英岩石器非常近似。在打制方法上，较蓝田猿人打制和使用的旧石器更为粗糙。　　经过专家研究鉴定，这批旧石器的出土地层，在第四纪早更新世的顶部，所以这些石器的地质年代应该在132.7万年以上，同时也不排除其地质年代更老一些的可能性，由此专家推断：如果这批旧石器是蓝田人使用过的，说明蓝田人的生存年代距今已有132.7万年以上历史；反之则表明在蓝田人生活之前，这里已有过古人类活动。　　蓝田猿人的发现，增加了对古人类地理分布范围的认识，丰富了人类发展物质文化的记录，填补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为这里远古流传的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神话增添了一段科学补注。------------蓝田猿人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　　.c.蓝田猿人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　　蓝田猿人遗址主要出土的文物就是古人类及伴生的动物化，制作粗糙的旧石器等。　　陈家窝出土的下颌骨化石属于一位老年女性个体，比较完整，其特征是具有多的颏孔，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　　公王岭的猿人头骨由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大部分上颌骨和附在它上面的第二、第三臼齿，以及一些零星碎块组成。经过研究，为30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壁极厚，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没有额窦，眶上圆孔硕大粗壮，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眉峭。圆枕两侧向外延展，向后明显缩窄。头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778毫升。　　复原后的蓝田猿人头骨倾斜并有明显的颏三角，从整体看比北京人和陈家窝出土的下颌骨化石都要原始，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主要特征所显示的阶段性相似，故可定为同一类型。　　蓝田人遗址出土文物主要为旧石器，共发现200多件，石器种类有大尖状器、大型多边砍斫器、中小型多边砍斫器和单边砍斫器，还有刮削器和石球等。　　大尖状器，断面呈三角形，也称三棱尖状器。这种石器用于挖掘和撕裂，在以后的黄河流域旧石器文化晚期遗址中屡有出土，而在这些旧石器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蓝田猿人的手斧了，因为在蓝田手斧出土以前，考古学家把这种石器视为欧洲旧石器早期文化的特色，手斧在亚洲东部的出现使得学术界感到困惑。它们究竟是远古文化交流的结果呢，还是蓝田猿人的独立发明，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　　出土的石器中比较有特色的是用脉石英打制的盘状器，这种盘状器很可能用于割裂和刮削，它中心凸起，周围成刃，直径约10厘米，有明显长期使用的痕迹。这种盘状器在黄河流域旧石器晚期遗址中也有发现。　　遗址中出土的石球则是狩猎工具，不过，我们不清楚它的使用方式。除上述几种外，还有砍砸器、刮削器等与北京猿人相似的工具，但器形大得多，更显得粗笨。　　蓝田猿人制造石器采用的材料，多为脉石英、石英岩、砾石，石器加工技术粗糙，有单面加工和交互加工者。器形多不规整，对原料的利用率也较低，制造石器的技术较差，他们只会用锤击方式制造工具，器物以单面加工为主，对较大的石块进行撞击后，再经过第二步加工的较少，制作得相当粗糙，器形尚不规整，石器类型不多，往往一物多用，这些表明当时的石器制作技术仍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蓝田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总量多达1200多件，专家经过研究认为，与蓝田人伴生的动物群有41种，有三门马、大熊猫、鼢鼠、李氏野猪、葛氏斑鹿、中国鬣狗、东方剑齿象、剑齿虎、爪兽、硕弥猴和兔等，有明显的南方动物群色彩，于是，他们被科研工作者命名为“蓝田公王岭动物群”。根据出土的动物化石与古土壤分析，表明蓝田猿人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森林草原地，根据动物群及其所在的地层判断，年代应属中更新世早期。　　这些珍贵的史前文物为研究古气候、古动物、人类进化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被国际考古界誉为20世纪60年daikao古重大发现。------------蓝田猿人文化遗址的现状------------　　.c.蓝田猿人文化遗址的现状　　蓝田猿人化石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蓝田猿人文化遗址也就成为了我国著名的三大猿人遗址之一。自蓝田猿人文化遗址面世以来，陕西省蓝田县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县城成了大批国内外考古专家向往的宝地，蓝田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研究古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料。　　为了保护好蓝田猿人文化遗址，1974-1978年间，蓝田县政府在公王岭建成了第一座蓝田遗址出土文物展厅，作为一个临时的遗址保护单位被确定了下来。　　在蓝田县政府的批准支持下，1979年组建了蓝田猿人遗址文管所，为股组级全民事业单位。建所以来该遗址得到了妥善保护，接待了一大批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以及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为考古科学考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基地，更成为一个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科普知识教育的最佳场所。　　蓝田猿人遗址纪念碑亭建在蓝田县东灞河边公王岭的山腰间。这是一座飞檐高翘，精致玲珑，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六角碑亭。亭内竖立着蓝田猿人化石出土纪念碑，碑头雕刻蓝田猿人的复原胸像，碑身下面镌刻“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出土处”，背面有郭沫若为纪念蓝田猿人发现书写的题词。　　以纪念碑为中心，周围环绕文物陈列室与附属设施。文物陈列室是跨度7间，宽28米，呈歇山顶外貌的仿古建筑，建在青砖砌就的台基上，形成房廊与台室高下随峰峦地势伸延的完整建设群。依山坡而建的猿人展厅有亭、殿、花园等，整个遗址显得落落大方、错落有致。　　1982年国务院公布蓝田猿人遗址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蓝田猿人的发现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发现之一、陕西省20世纪十项重大事件之一。　　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的蓝田猿人遗址是值得自豪的，但贫穷使它一直难以摆脱冷清的命运。从1997年至2002年，遗址平均每年的门票收入不足8000元。遗址的“新生代地层剖面保护厅”的建筑底部已经出现裂缝，表明整个展厅在随地基下陷。但因为维护修缮经费来源相当困难，所以进一步整体加固等工作迟迟未决。　　为解决这些问题，保护古人类文化遗址，蓝田县政府加大了资金的支持，按照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加大了对猿人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力求改变猿人遗址捉襟见肘的面貌。为了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县政府制订了详细的发展规划，加大对蓝田猿人遗址的宣传策划包装力度。蓝田县将按照蓝田旅游总体规划，不断挖掘蓝田猿人的历史内涵，科学包装猿人遗址项目，演绎以山地、森林、草地、狩猎为特色的“猿人情景生活园”，吸引游客，让人们在文物旅游中增长知识。　　蓝田县正在为申请将蓝田猿人遗址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而积极准备，争取国际援助资金投入，进一步改善遗址基础设施。　　远在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蓝田这块襟山带河、苍翠葱笼的地区，用简陋粗糙的工具与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生活，推动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前进。100万年后，先民们创造出的文化已经深埋地下，但他们利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的文化却仍然吸引着我们，吸引着大批的中外学者前往考察研究，蓝田为人类的进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的资料，而考古学家也将通过进一步的发掘研究让蓝田更加辉煌。　　------------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c.飘扬在汾渭间的文化纽带　　.c.——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遗址名称：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发掘地点：山西省襄汾县城南5公里丁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2年秋发现，1954年9月，由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带队，对丁村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1976年以后，对丁村遗址又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发掘。　　距今历史： 2-12万年　　考古地位：丁村遗址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文化的缺环，为了解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为早期智人文化阶段，是黄河中下游、汾渭地堑文化体系的传统纽带，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山西省襄汾县城南5公里，有一个叫丁村的小村子，它位于同蒲铁路东侧，东依塔山，西傍汾水，与著名的丁村民宅文化遗址同处一地。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举世瞩目的丁村人遗址，让10多万年前的丁村人走进了我们的视野。------------考古发现过程(1)------------　　.c.考古发现过程　　丁村位于汾河岸边，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在这里留下了它的足迹。　　1952年，临汾和侯马飞机场准备扩建，可大量的建筑用沙愁坏了施工人员，经过苦苦地寻找，他们看中了丁村的一片沙砾地，这一年的秋天，一个专为机场建筑用沙的取沙场在丁村的断崖沟壑中开辟出来，就在这里，发掘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丁村。　　在丁村挖沙的过程中，奇怪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巨大的骨骼碎片、牙齿、腿骨，还有一些黑色的有棱有角有刃的石片子随着工人的铁铲陆续出土，这些都是些什么东西，工人们当然不清楚，但大家的心里都不免生出疑问。尤其是挖到的那些骨骼化石，被人当做“龙骨”去卖，曲里村的一位农民一次就卖过30多块钱，如此下去，后来那3枚惊世的牙齿也可能被挖走，被卖掉。　　所幸，这事让挖沙的总指挥郑怀礼知道了，并引起了他的注意。郑怀礼曾担任过文联主席，文革后还恢复了传统戏曲剧本创作，正是他对文化的热爱，使他能对出土的文物产生特别的敏感，当他听说了挖出“龙骨”的事情，立刻到沙场去现场勘察，并将沙场的化石收集起来，逐级上报到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是他的行动使得丁村的骨化石有幸进入北京的研究所。　　不久，山西省文管会派专家下乡调查。专家来到丁村后，马上深入到当地群众当中去了解情况，并到工地现场去勘察，结果惊人的发现在短短数天内就出现了。他们收集到一对长达1.1米的原始牛角化石和两具象的下颌骨化石，并在沙砾中找到了若干破碎的石片和带棱角的石球，石片不像是天然力所破碎的，石球也不像是受到河水冲磨而成的。　　为了认真研究这处遗址的价值，专家带走了收集到的这些化石标本，赶到省城去做仔细的研究，可一年下来，分析结果却不甚明显。于是，这批标本辗转运到了北京，并最终到了贾兰坡、裴文中等国内一流的化石和古生物专家的手里，他们马上召集会议对这些标本进行了“会诊”。经过初步的观察研究，专家们认为：这些石片和石球，人工的痕迹很清楚，石片上虽然没有第二步加工，但是有清楚的台面和打击出来的半锥体，台面和破裂面的交角保持着大角度，石片肥厚，石球的棱角也具有打制的斑痕，可以判定它们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当时，旧石器时代的地点在我国发现的不多，并且这还是解放后我国发现的第一处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因此更显得丁村发现的重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遂决定对丁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1954年9-11月，由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带队，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主，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襄汾县文教局组成了发掘队，队员包括裴文中、周明镇、吴汝康等我国著名的学者专家，在北起史村（今襄汾县城）南至柴庄火车站，南北长11公里、宽5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为期52天的调查发掘。　　发掘队9月22日开进丁村，当日即到丁村以南了解情况，并在村南约半公里的沙丘中拣到一些石器和化石碎片。9月25日，正式开始试掘，通过试掘，不仅对地层有了详细的了解，同时又掌握了地层中所含化石的石器分布情况。　　试掘之后，贾兰坡将发掘队分成几个小分队，在不同地点同时进行发掘。10月15日，从丁村考古发掘现场传来喜讯，一枚古人类的右上内侧门齿出土了，3日后，在距这枚门齿1米远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枚右下第二臼齿。半个月后，又一枚右上侧门齿出现了，连续发现的三颗牙齿让考古队员雀跃起来，同样也震惊了全世界。　　这三枚牙齿发现后，全国著名考古学家纷纷云集丁村，现场参观考察。这3枚牙齿就这样走出了汾河边上的荒滩，伴随考古学家一同来到了北京的实验室。　　紧张的测试研究很快有了结论：这三颗牙齿分别是右上内侧门齿、右上外侧门齿和右下第二臼齿。虽然只有三颗牙齿，但在当时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根据三颗牙齿的大小、形状、颜色、磨蚀程度以及出土时的距离判断，它们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个体。　　随后，在一面汾河水侵蚀而成的峭壁上，考古队员在砾石层中找到了许多动物化石。在砾石层上约1米的地方，发现一具犀牛骨架，它背向汾河侧卧着，除一条后腿脱离身躯，离得较远以外，其他部分几乎都完整地相连着。　　11月12日止，发掘工作结束了，这52天里，考古队员的足迹踏遍了汾河东岸的土地，挖掘的石制品2005件，哺乳动物化石27种，鱼类化石5种，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当然就是那3颗人牙化石。　　根据这些化石的特征和地层堆积的情况判断，含化石及石器砂砾地质时代为上更新世下部，距今约有10多万年之久。　　在丁村遗址和丁村人发现之前，我国大陆上，仅在北京周口店、内蒙萨拉乌苏和宁夏水洞沟等少数几处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至于中期的人类化石和文物尚属空白。同样，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只有属于直立人阶段的中国猿人和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河套人和山顶洞人，而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的发现还是一个缺环。而丁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文化的缺环，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在古人类学和考古学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考古发现过程(2)------------　　1958年，在对丁村出土的化石与石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贾兰坡和裴文中先生编著了《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对1954年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化石、动物化石以及丁村一带的地质地貌作了全面总结和系统研究，确立了“丁村文化”，吴汝康根据牙齿化石的形态特征确定“丁村人”为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这以后，丁村这个曾经偏僻的村落，便驰名中外，成为考古界关注的中心。尽管后来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和与之相对应的早期智人化石，丁村文化和“丁村人”还是最早填补这一空白的文化和人类化石。　　然而，丁村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还不仅仅限于旧石器时代中期。1976-1980年间的第二次发掘证明了这一点。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压抑了许久的学术界突然地欢腾起来，丁村这个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自然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对丁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很快就提上了日程。　　第二次的调查发掘意义重大，它证明丁村遗址不仅仅只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而是一个涵盖早、中、晚三期，文化性质一脉相承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1979，考古人员在丁村村西汾河东岸又发现与1954年性质相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两处，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丁村遗址的早期遗存。　　丁村遗址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发现于汾河东岸柴庄以北的白马西沟和县城附近的解村西沟、南寨塌河崖、上庄沟等地点。其文化层为红色土相夹的砂及砾石层，与石制品共生的动物化石发现的很少。根据地貌地层判断，地质时代应该为中更新世晚期。从石制品的器类、形态以及打制技术来看，它们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文化不仅性质相通，而且有着清楚的传承关系。　　为了深入系统地研究丁村文化，1994年又对丁村遗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发掘。这次在汾河东岸又发现含有细石器的文化遗存一处，这些新的发现说明，丁村遗址已不是仅限于1954年汾河东岸的单一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而是扩及汾河两岸、地点达27个、时代跨越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遗址群。　　同年，著名学者王建等人对1976-1980年期间丁村遗址群范围内调查发掘的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一个新的丁村文化诞生了。　　丁村文化早段，即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其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早期。出土的石制品一般较为粗大，石核、石片占绝大多数，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与1954年所获石制品性质大致相同，但是有些石器的名称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丁村文化晚段，即丁村遗址群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由地层和地貌部位以及文化遗物认定，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经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26400±800年。这是我国目前测年最早的细石器文化遗存。1994年在丁村附近汾河东岸也发现了同样石器性质相同的文化遗存，进一步扩大了丁村文化晚段的分布范围。　　丁村文化晚段的石制品由两种成分构成。一种是沿袭丁村文化传统的粗大石器，一种是以燧石为主要原料制作的典型细石器。这些石器的器类组合、形制特点都与下川文化极为相似，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石器的打制风格和器物组合与丁村文化早、中段者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同时也融入了典型的细石器成分，使丁村文化晚段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对于丁村文化晚段文化性质的认定，应该是区别于早中段的走向更高层次的丁村文化或者称为“新丁村文化”。　　丁村遗址的发现使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工作由北京周口店转向了更为广阔的中华大地。丁村遗址发掘之后，山西成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工作最重要的地区。截至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在汾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了许多与丁村文化相关的古文化遗存，山西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达300余处，这些都与丁村遗址的首次发掘分不开。　　在整个汾河流域，几乎都有丁村文化的踪迹可寻，相继发现的丁村文化遗址地点的地质时代与丁村遗址群不相上下，在文化遗物方面又与丁村石器风貌一致或器型相似，说明丁村文化在汾河流域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　　在黄河中下游的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也发现了几处地质时代比丁村文化早或相当于丁村文化早段的遗存。时代最早的是西侯度遗址，其次是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早期的匿河遗址、蓝田公王岭遗址、三门峡水沟和会兴沟石器地点等。这些遗址或地点发现的石器虽然比丁村文化中的石器原始古拙，但其器类和打制特点，尤其是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与丁村文化者极为相似或相近。　　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虽为丁村文化的典型器物，但是如果把它与上述遗址或地点中的这类石器依次排列，可以发现它们除共同保持了厚大和三棱的特点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着由粗到精的变化。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作为黄河中下游、汾渭地堑这一文化体系的传统纽带，将上述遗址或地点紧密地连系在一起。丁村文化作为这个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体系中的关键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山西襄汾丁村遗址出土文物------------　　.c.山西襄汾丁村遗址出土文物　　丁村遗址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就是1954年出土的3枚丁村人的牙齿化石，这三颗牙齿是当时我国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从牙齿的大小、形状、腐蚀和石化程度相似以及发现间距之近，可以确定它们是属于一个12-13岁的儿童个体的。其齿冠和齿根的尺寸比北京猿人的同型牙齿细小，下第二臼齿的嚼咬面的模式比现代人复杂得多，但在许多细节上与现代人接近，表明丁村人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在人类发展史上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一种人类。丁村人上门齿的齿面和北京猿人的一样，都呈明显的铲形，这是现代黄种人上门齿常具有的性质，表明他们与白种人的关系较远，而接近于现代黄种人。　　1976年山西省文物部门又在丁村发现幼儿顶骨化石一块。其骨壁较薄，后缘和上缘骨缝的锯齿保存完好。颅内矢状窦沟和脑动脉沟都很明显。后上角有一天然缺刻，可能意味着此个体生前有印加骨，说明丁村人与北京人及蒙古人种的亲缘关系。据吴新智研究新发现的幼儿顶骨化石与1954年发现的牙齿化石一样，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　　在丁村人生存的时代，丁村一带生长生活着茂盛的动植物，河湖沼泽里是繁盛的香蒲、黑三棱、泽泻等水生植物，水边大片的草地上就是蒿、藜、野菊等旱生草本植物，距离教远的东山坡上长着许多落叶阔叶树木，种类十分丰富，有栎树、榆树、桦树等等。　　所以，在丁村遗址出土的动植物化石是十分丰富的，从丁村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来看，与丁村人同生的动物种类十分多，这些动物主要有惯于在森林中活动的獾、狐、貉、野猪和熊，还有经常在森林和草原过渡地带活动的赤鹿、斑鹿、河套大角鹿、野牛、原始牛和大象，在宽阔的草原上活动着的野马、野驴和举步安详的披毛犀。　　就连在丁村一带的河里也生活着很多动物，这些河又大又深，河水清澈见底，于是水中生存的鲤鱼体长竟然达到70厘米，甚至还有体长1米以上的青鱼、鲩鱼和体长1.5米的鲶鱼。　　考古学家通过对出土化石进行统计，确定在远古丁村，和丁村人同生的哺乳动物就达28种，鱼类共有5种，此外还有30种软体动物。　　在丁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经过研究发现，这些石制品绝大部分以角页岩为原料。据统计，1954年调查发掘所获的2005件石制品中角页岩占了94.7％，角页岩是一种灰黑色变质岩，质地均匀，产于丁村以东7公里的低山基岩上。角页岩砾石在汾河东岸的各条冲沟中都可见到，在地层中也较常见，这为丁村人打制石器提供了优质丰富的原料。在丁村出土的石器中，以燧石、石灰岩、绿色页岩、砂岩、石英和闪长岩为原料的特别少。　　丁村人的石制品一般都较大，可分为石核、石片和石器三大类。这些石制品虽然都埋藏于汾河的砂砾层中，有一部分石器有被水冲磨的痕迹，但大部分还保留着较为锋利的棱角，证明丁村人就在附近就地取材制作石器。即使有的石器被河水搬运过，距离也不会太远。　　丁村人制作石制品的方法也比较简单，首先从大石核上打下石片，然后再把大石片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石器。丁村的石器类型有砍砸器、似“手斧”石器、石球、单边形器、多边形器、三棱大尖状器、鹤嘴形尖状器、小尖状器和刮削器。这些石器有的适用于砍伐树木，有的可做挖掘的工具。　　在丁村遗址出土的石器中有一中最为特殊，它就是三棱大尖状器。这种类型的石器首次发现于丁村，所以又称它为丁村尖状器。这类石器多数是用大厚石片加工而成，器身一端为截面呈等腰或等边三角形的三棱状器尖，另一端为厚钝的手握部分；器身的加工多由石片破裂面向背面修制。　　丁村发现的石器中还有一种较为特殊，就是石球，它也是最先在丁村遗址出土，如今在华北地区的许多遗址中都能见到，说明它在旧石器时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丁村的石球一般在300-500克之间，与丁村遗址中的其他石球不同，这些石球大多数不用角页岩打制，而是用质地较软的石灰岩、闪长岩制成。可见这些石球不是用来砸击硬东西的。通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分析，石球是一种打猎的武器，或是俩俩成对地用皮条链起来当作飞石索缠绕动物的四肢，或是单个投掷打击猎物。　　从丁村石器的类型来看，丁村人过着既采集又狩猎的集体生活，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小伙子们用石球追猎大兽，老少和妇女们用三棱大尖状器挖掘植物块根，他们只能平均分配劳动产品来勉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山西襄汾遗址现状------------　　.c.山西襄汾遗址现状　　丁村，汾河边上的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村子，却因为发现了古老的“丁村人”而著称于世。经过先后进行过几次阶段性的调查发掘，发现分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20余处，对研究我国的旧时期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61年，丁村遗址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襄汾县没有足够的资金建立丁村遗址博物馆，1984年秋，县政府筹建了丁村民俗博物馆，1985年11月10日开馆。丁村民俗博物馆位于襄汾县城南5公里丁村附近的汾河两岸，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主要展出的是丁村四十余间明清民宅，也就是在这里，丁村遗址的出土文物得以向游人展出而大放光彩。　　在丁村民俗博物馆，陈列着丁村遗址的动物化石和石器。其中，有3.5米的古象门齿化石，也有方块犀牛角、排列整齐的马牙……这些都说明，丁村在旧石器时代曾经生长着犀牛、野马、大象等野生动物，同时，也说明了古人类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　　但是，村民的生存和文物的保护存在着一些冲突。丁村文化遗址在经历自然剥蚀后，又遭受人为严重破坏。近年来，附近农民在此肆意掏挖，致使遗址坍塌严重，到处千疮百孔。甚至有农民在遗址发现地沙砾石层中不断盗挖蚌和其他化石，用来制作家畜饲料。　　目前，临汾地区已经同襄汾县协商，准备共同保护、开发、利用丁村遗址，襄汾县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丁村文物缺乏保护的现状，正在积极有效地保护文物、利用文物，坚决制止农民挖沙取土和盗挖遗址内的各种化石，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最近，保护丁村文物的规划已经出台。　　丁村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正在筹建当中，馆址在景区入口东南方向150米，占地40亩，展厅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预计总投资2500万元人民币，项目建设期2年。建成后的丁村遗址博物馆将以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万余件文物和襄汾县文物局、丁村民俗博物馆收藏的二万余件各类文物为展出主体，全方位地展现悠远绵长的丁村文化。------------多元文化的大融合------------　　.c.多元文化的大融合　　.c.——鄂尔多斯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鄂尔多斯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萨拉乌苏河畔的邵家沟湾、范家沟湾等八个地点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2年由法国人类学家发现并发掘，50年代后我国学者开始了对其的调查发掘工作。　　距今历史：7万年　　考古地位：中国境内第一个发掘的旧石器遗址，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以蒙古文化为主体，融合吸收了匈奴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等多元文化成果，文化面貌十分独特。　　萨拉乌苏，蒙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水，由此可知这里的河水终年浑黄；在河的两岸长满了摇曳多姿的红柳，所以人们也称这条河为“红柳河”。这条河流一带，曾经是古老而灿烂的鄂尔多斯文明——萨拉乌苏文化的发祥地。　　.c.考古发现过程　　鄂尔多斯高原是黄河环抱的一块台地，地形起伏迭次，在莽莽沙原之上，河流纵横。这一地区，秦汉时称“河南地”、“新秦中”， 15世纪中叶，蒙古鄂尔多斯部开始驻牧于此，故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高原。　　萨拉乌苏河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流过，向北进入鄂尔多斯东南角的毛乌素洼地。在那里，它犹如一条生猛的游龙，蜿蜒曲折地穿行于茫茫沙海之中。所经之处，切割出七八十米的深谷，又在身后留下一片又一片串珠状的绿洲，正是这里孕生了伟大的鄂尔多斯文化。　　在欧洲，科学家和诗人向来对遥远而神秘的亚洲充满幻想，他们认为许多世界难题的答案应该到这块古老的大陆寻找，甚至在20世纪初，西方流行着“亚洲是人类的摇篮”的假说。在我国著名的北京人发现以前，国际上很多人类学家先后来到中国，寻找先祖的踪迹。　　1903年，一位在北京行医的德国人哈贝尔回国时随身带了一包从中药店买来的“龙骨”，抵达德国后把它交给著名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结果施洛塞尔在这些化石中发现了一颗“类人猿”牙齿，这颗牙齿预示着在中国有可能找到人类化石。很快的，西方人类学家涌入了这片埋藏着巨大秘密的土地。　　1922年，桑志华到达陕北靖边，然后沿萨拉乌苏河向北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考察。萨拉乌苏河发源于陕北黄土高原，弯弯曲曲地穿过毛乌素沙漠，形成了许多串珠状的沟湾，是村庄、农田聚集的地方。桑志华在当地蒙古族人旺楚克的帮助下，很快便采集到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些是保存完整的披毛犀和水牛骨架。　　第二年7月，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加入到了考察工作中来，他和桑志华风尘仆仆地再次来到萨拉乌苏河谷。这次桑志华仍旧找到了旺楚克，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这两位科学家在萨拉乌苏河边的邵家沟湾发掘了一处化石聚集地。结果不仅收获大量动物化石，还意外地发现早期人类留在宿营地的丰富的石器、骨角器和用火遗迹。　　更令他们惊喜的是，在带回整理的羚羊牙齿标本中，他们发现了一颗人牙，兴奋之余，两个人赶快找到了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经过步达生的研究表明，这是一颗人类牙齿，为上左侧门齿恒齿，年龄在7至8岁之间。1927年，三个人在此基础上，宣布萨拉乌苏人牙是“亚洲迄今已知第一件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并称之为“鄂尔多斯人”牙。　　40年代以后，我国的石器时daikao古学家也开始关注鄂尔多斯地区。1956-1960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汪宇平曾三次赴萨拉乌苏河一带调查发掘。他从萨拉乌苏河范家沟湾一带的堆积物中找到了一件人类顶骨和一件股骨化石。后经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研究，认为鄂尔多斯人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另外，汪宇平还后在此采集了80多件石制品和一些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发现了一些烧骨和炭屑。　　60年代以来，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多次组织考古队来到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综合考察，陆续发现了一些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经科学界研究初步认定：鄂尔多斯人的体制特征接近于现代人，但还保留着某些较现代人原始的特点，它在人类的进化阶段属于晚期智人。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验室测定，鄂尔多斯人的年代为距今35000多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1979-198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的考古学家董光荣来到了萨拉乌苏地区，在这里发现了4件人类化石和200余件石器、骨器工具，伴随出土的还有古人类用火的遗址及一些动物化石。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测定，4件人类化石的原生地层地质年代为7-14万年前，从而将原来早期发现的“鄂尔多斯人”的生存年代3.5万年前大大提前。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分布在萨拉乌苏河上游约34公里长的狭长地域内，主要由邵家沟湾、范家沟湾、清水沟湾、嘀哨沟湾、杨树沟湾、杨四沟湾、米浪沟湾、三岔沟湾八个地点组成。这一遗址因其重要的形成史和特有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文化价值，在东方乃至世界考古界具有重大影响力，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仅次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重要古人类文化遗址。　　------------鄂尔多斯人生活复原图------------　　.c.鄂尔多斯人生活复原图　　古代鄂尔多斯地区，沃野千里，又有大河环绕，水草丰美，气候湿润，资源富集，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家园。鄂尔多斯人是一群体质上和现代人已经没有太大差别的晚期智人，他们的食物来源以狩猎为主，猎杀对象主要是羚羊。在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中，羚羊的肢骨、下颌骨等比例最大。　　鄂尔多斯人居住在河湖边上，为他们猎杀食物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众多的草食动物为了饮水不得不来到河、湖边上，尾随而来的鄂尔多斯人充分利用地形来猎杀他们。他们依靠群体的力量把这些前来饮水的动物驱赶到湖里、河里，让它们无法脱身，这种方法轻易就可以捕获到大型的猎物。　　鄂尔多斯人已经会制作石器，但一般是工具，而不是打猎的武器。除羚羊外，他们还捕杀野马、野驴、鹿，甚至还包括体态庞大的披毛犀。从这些动物的化石来看，无一不带有人工砸击、切刮的痕迹，清楚地表明鄂尔多斯人利用石器肢解猎物，甚至敲骨吸髓。　　毛乌素洼地缺少合适的石头，工匠们必须到40公里以外的西部高地上去采集小卵石，并用这些小石头做打制石器。由于材料缺少，所以史前的工匠们对来之不易的原料特别珍惜，工作时特别认真，并努力做到物尽其用。　　鄂尔多斯人有用火的能力和熟食的习惯。在萨拉乌苏河畔有大量的炭屑遗址，遗址附近还有很多烧焦的兽骨碎屑。这一发现说明鄂尔多斯人已经懂得利用火来烧烤猎物，并且还非常懂得开发能源，即利用吃剩的兽骨充当燃料维持营地篝火。高原上的夜晚不仅寒风刺骨，而且不远处闪烁着狼群凶狠的目光，传来悚人的嚎叫。有了火，劳累了一天的人们不仅可以吃得饱，还可以有个温暖而安宁住处。　　.c.鄂尔多斯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遗址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内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迄今为止共发现了人类化石、石器化石等遗物380多种，还有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等45个种类。　　遗址出土的“鄂尔多斯人”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鄂尔多斯人”的体质特征属于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中国专家认为它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萨拉乌苏河畔还出土了大量的工具，包括石器、骨器和角器。石器多是钻具、边刮器、凹缺器、锯齿刃器、端刮器、微型砍斫器等，是用来处理猎物的工具。萨拉乌苏石器的尺寸特别小，长度一般不超过2厘米，有的甚至在l厘米以内，最大的两件也不过7厘米左右。像这样小的石器，很难想像在和野兽搏斗时能够发挥威力。目前，在萨拉乌苏没有发现打猎的武器。　　出土的骨角器，大多是羚羊角和一些被截断的鹿角。前者看来是采集植物块根和挖洞捕鼠时使用的挖掘工具，后者则是用来打制工具或敲骨吸随的手锤。和石器一样，它们也是一般工具而不是武器。　　经过多位专家的测定，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万年，是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说的重要证据。除此以外，萨拉乌苏遗址还被认为在地质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鄂尔多斯的民族交融------------　　.c.鄂尔多斯的民族交融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鄂尔多斯的文化面貌即十分典型地反映出这样的特征。鄂尔多斯文化是匈奴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蒙古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汇合与交融；是以蒙古文化为主体，融合吸收了汉族等多民族文化的成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它凝聚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无数悲喜，承载着不同朝代、不同国家的绵延起伏。　　“鄂尔多斯人”牙齿的发现揭开了鄂尔多斯文化史的第一章，它不仅是中国出土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的人类化石，同时揭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考古研究的第一页。　　朱开沟文化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四道柳川与束会川之间、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境内，发端于4200年前新石器龙山时代晚期，延续到距今3500年前商代前期，早晚延续约1000年。朱开沟文化遗址纵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朱开沟文化内涵丰富，历史跨度较大，它上承古老的鄂尔多斯文化，中经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又下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先河，是鄂尔多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十分发达，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见证。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起源于商代，鼎盛于春秋、战国，衰落于西汉。其实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均出土过具有浓郁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和金银制品，但以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出土数量最多，故命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鄂尔多斯地区还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栖息地和活动摇篮之一。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匈奴文化遗存主要有青铜器、青铜饰牌、铜镜、铁器、陶器、汉字瓦当、官印及金、银、玉、玛瑙、琉璃等物品，内容丰富，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均属罕见。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包括迄今世界上唯一一只匈奴金冠，证明了鄂尔多斯是匈奴活动和栖息的重要领地。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周围地区诸文化的吸收，也有对周围地区诸文化的影响。当今的学者，正是通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对驰骋在中国古代北方历史长卷中那些游牧民族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文化艺术有了具体的认识和了解，也为以游牧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西方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佐证，可以说它是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见证。　　据历史记载，匈奴分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鄂尔多斯地区居住百余年，共传19代单于。北匈奴西迁，驰骋于欧亚草原，推动了欧洲古代史的发展。历史证明，匈奴民族对于鄂尔多斯的开发，对于丰富我国的古代文化宝库，对于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出现了北方各民族纷纷南下入居中原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局面。此时的匈奴人大多集中于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而早先居于漠北的鲜卑族占据了鄂尔多斯大部地区。到了公元407年，镇守朔方的铁弗部在鄂尔多斯建立了大夏国，并在此兴建了大夏国都。　　鄂尔多斯是生态的高原，也是文化高原。它以独特的人文精神和生态风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地方特色和文化个性，尤其是其多元文化的融合和统一，展示给我们一个丰富独特的鄂尔多斯文化。　　------------独特的古代鄂尔多斯民俗------------　　.c.独特的古代鄂尔多斯民俗　　鄂尔多斯的婚礼习俗集鄂尔多斯祭祀、民俗、民族音乐、舞蹈、服饰和智慧、幽默之大成，它产生于蒙古远古时代，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是我国少数民族中颇具特色和魅力的婚礼之一。　　鄂尔多斯婚礼依旧保留着男到女家娶亲的习俗。结婚时，男家要在附近另设一座披红挂绿的蒙古包，作为新房。新郎换上崭新的装束，准备去迎亲；新娘则在自己家的蒙古包内梳洗打扮迎接新郎的到来。　　迎亲一般在傍晚，新郎身着红绸长袍，腰束金黄宽带，脚登高统马靴，在领头人、祝颂人的陪同下扬鞭策马向新娘家驰去。　　传统礼节里迎亲队伍首先要在新娘所在的城市骑马绕跑一周，然后才可以去新娘家。在新娘家等待了许久的亲友立刻迎上来，装作拒娶的样子，还用一条条丝带将迎亲者挡住，这叫“彩带隔门”。　　进包后，新娘家举行盛宴招待迎亲的人，歌声不绝，直到深夜。第二天，新娘要离开家时往往泪如雨下，似乎很伤心。这其实是鄂尔多斯婚礼中的“哭嫁”习俗。这时新郎就要“抢亲”，陪亲的姑娘则假意将新娘保护起来，场面十分热闹。　　新娘到了男方家里还要举行“跳火”仪式，进入蒙古包，婆婆揭开儿媳妇的蒙头纱，然后赠送礼品，并给新娘起新的名字，接着全羊席开始，持续到天明。　　蛮汉调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民间艺术精品。在鄂尔多斯的文化艺术殿堂中，有很多被人们传诵的经典，其中在鄂尔多斯准格尔山区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和汉族群众共同传唱的蛮汉调是鄂尔多斯高原文化的产物。　　千百年来，鄂尔多斯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民族、地域文化，并且以其特有的功能价值，丰富和发展着各种门类艺术，蛮汉调就是鄂尔多斯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宠儿。　　鄂尔多斯高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风水宝地，突厥、匈奴、党项等部落都曾经先后驻牧于这块地方。原始的蒙古族民间传统音乐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在一起，为蛮汉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蛮汉调既体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传统的“短调”歌曲的特点，同时又融入了准格尔汉族人民的乡音土语，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　　1996年准格尔旗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蛮汉调之乡”。随着时代的发展，蛮汉调的演唱群体越来越庞大，已经成为鄂尔多斯高原准格尔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c.鄂尔多斯文化遗址现状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遗址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个发掘的旧石器遗址，正式揭开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历史。　　1992年7月1日，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5月28日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萨拉乌苏遗址开发保护的需要，乌审旗成立了“萨拉乌苏”遗址开发领导小组和文化产业开发协调领导小组，把文化产业纳入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规划。投资1500万元修通了“萨拉乌苏”遗址旅游专线，兴建了民族民俗博物馆，并特邀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家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后进行了全面规划。　　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针对萨拉乌苏遗址的保护进行了专门调查研究，并出台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保护规划主要分为四部分：一是防沙治沙，防止沙漠掩埋；二是水土流失治理，防止萨拉乌苏河冲刷；三是迁移遗址范围内的400多居民，防止人为破坏；四是做一个地质剖面，并建成一处地质博物馆。规划中的保护工作正在进行，预计到2010年完成，总投资额约9600万元。　　目前，“萨拉乌苏”遗址雕塑及标志性大门正在建设当中，地质公园也已初具规模，投资千万元的文化中心也将在近期交付使用。　　 被误译的“鄂尔多斯文化”　　鄂尔多斯文化起初被称为“河套文化”，源于最初发现的那颗鄂尔多斯人牙。这颗著名的鄂尔多斯人牙发现于1923年，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于1927年在发表论文中称它为“鄂尔多斯人牙”。后来，因汉译将“ados”误译成“河套”，于是，“河套人”成了中国化石人类家族里的一员。其实，位于内蒙古中部阴山南麓黄河河谷里的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互不相干。2004年，在“河套人”发现8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古专家提出，“河套人”理应正名为“鄂尔多斯人”，“河套文化”也应更名为“鄂尔多斯文化”，即“萨拉乌苏文化”。------------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　　.c.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　　.c.——仰韶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仰韶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河南省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0年发现，次年首次发掘；1951年和1980年对该遗址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与研究工作。　　距今历史：距今5000-7000年前　　考古地位：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为人们揭示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主流文化的面貌，中国近daikao古学也由此开端。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文化面貌与表现风格十分复杂，可分为半坡、史家、庙底沟、大河林、后岗等多种类型。　　仰韶村遗址座落在渑池县韶山脚下三面环水的台地上，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正是这样的环境孕生了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原始文化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纵横二千里，绵延数千年，早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们就试图穿过这片神秘的氤氲，穿越6000年的时光，来到仰韶寻找华夏先民的足迹，为我们揭开6000年前的秘密。　　.c.考古发现过程　　黄河流域是人类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很早以来就被国内外的考古界所关注，当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肥沃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尤其是有“彩陶文化”之称的仰韶文化。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活跃在20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界，对于任何可能发现古人类化石的线索都不放过。1918年10月，一位老家在仰韶村的王某告诉安特生，河南仰韶村出土过古生物化石，凭着职业的敏感，一个多月后，安特生来到了河南省渑池县，立刻投入到了采集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勘测中。　　这次的勘测收获并不大，但安特生并没有放弃仰韶。1920年的秋天，安特生再次派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刘长山去河南仰韶村采集古生物化石，正是这次调查之旅拉开了仰韶遗址发掘的序幕。　　那一年仰韶地区闹旱灾，农民们生活十分艰难，突然听说京城来人出高价钱买些破石器，村民们乐坏了，纷纷把那些耕地时翻出的石头卖给了刘长山。看着搜集来的石器，刘长山欣喜若狂，一再请求当地农民带他到挖出石器的地方去看看，就在这片祖先居住过的废墟上，刘长山首次发现了陶器的碎片，这一发现更激起他的新奇。他在仰韶村整整停留了三天，每天都亲自实地采集石器和陶片，几天下来共收集到石器和陶片600多件。　　次年1月，刘长山带着他采集到的各种磨制石器和陶片回到北京，安特生看到这么多的石斧、石镰、石刀、陶片非常震惊，并推断仰韶村是一处庞大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文化层堆积一定十分丰富，立刻决定亲自到仰韶村考察证实。　　4月18日，安特生和他的同事一行五人第二次来到渑池县，并立刻奔往仰韶村对遗址进行试掘。当时正下着细雨，泥泞的道路十分难走，但是安特生在雨雾中仍然处处留意，时时下马细心观察地形的差异和变化，此时他已经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他的事业中。　　这次安特声在仰韶村停留了8天，采集、收购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并初步调查了已知的范围、地层及遗物的出露情况，确定仰韶遗址分布在仰韶东沟和西沟之间的南北长900米、东西宽300米的冲沟内，为正式的发掘做好了铺垫。　　经过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的批准，并取得河南省政府同意，1921年10月23日，一支由安特生带领的发掘队伍来到仰韶村，对仰韶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共有七人，除安特生外，还有安特生邀请的骨骸专家布莱克博士，地质所古生物学名誉技师斯坦斯基博士两名外国人以及我国地质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学者。　　发掘工作从10月27日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工地上搭起了小帐篷，架起了行军床，点着汽灯、马灯，夜以继日地工作，结果就在这块长900余米，宽300余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土层下面，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及一具人骨架。湮埋于地下6000年的仰韶文化用它瑰美的图案，为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绚丽的色彩，举世闻名的仰韶村遗址就这样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这次发掘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安特生的到来给封闭的仰韶村民带来了少有的快乐。他每天晚上把八音手摇留声机放在所住农家小院的门前“唱洋戏”，还经常为村民拍照，给小孩散发糖果，并对当地的天井窑院、农民犁地、放羊赶车等生产、生活场景进行写生，村民们对安特生的考古队也是极尽支持，留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许多趣话。　　通过对发掘出土文物的系统整理，安特生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这是关于仰韶村遗址的最初报道。袁复礼还测量绘制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将首次发现古文化遗存的地名命名为该文化的名称，从此，一种在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的以彩陶为主要标志的远古文化系统便被称之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　　在仰韶村遗址发掘之前，一些外国学者或传教士曾经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后来的中国文化乃至人种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不但有石器时代的遗存，而且还相当发达，这在学术界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成就。　　仰韶村遗址被发现后，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来龙去脉，1951年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团夏鼐等专家学者对渑池仰韶村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　　7月2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堆积层最丰富的地方，开了一条长20米、宽2米的探沟，发现墓葬9座，出土了彩陶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陶鼎等，还发现了龙山式的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蓝纹陶、灰绳纹鬲、陶杯等。通过这次发掘，确定了遗址的性质，证明该遗址是一处包含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风行一时，苏联考古学家甚至把仰韶文化的渊源归结到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文化和中亚细亚的安诺文化。国内的学者坚决地站了出来，以铁的事实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　　这次大辩论，又一次引起世界范围的仰韶热。从此大批的国内外学者到仰韶参观和考察，考古学界开始酝酿对仰韶遗址的第三次发掘。　　第三次发掘是在1980-1981年间进行的，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同渑池县文化馆共同主持。这次发掘进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的渊源，证实了该遗址含有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强有力地否决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并为研究我国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仰韶村遗址发现以来的80多年里，考古学家在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区，又陆续发现了同样性质的村落遗址1000多处。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它们统称被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和陕西，这些文化遗址中有很多考古发现，如陶器制造、纺织、绘画、雕塑、文字、历法、宫室营建等等，同文献记载中炎帝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相吻合。这对我国继完成夏、商、周断代研究后开展的“五帝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可以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将从仰韶文化遗址中找到源头。------------仰韶人生活复原图------------　　.c.仰韶人生活复原图　　仰韶村位于渑池县城北韶山脚下，距县城9公里。遗址北依韶峰，三面环水，风光宜人，山水秀美，土地肥沃，是我们祖先狩猎、渔牧、定居的理想场所，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长久地过着定居生活。　　仰韶人的农业生产主要是集体劳作，他们用木锄或石制的斧、刀、锄、铲进行开荒和播种，种植的作物以粟为主。由于生产工具的粗糙，劳动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仰韶人对抗自然的能力十分弱小，当洪水、干旱来临时，他们只能束手就范，所以为了生存，先民们除了农耕以外，还必须靠狩猎和捕鱼来维持生计。　　狩猎在新石器时代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手段，在人们居住的村落附近就会有一个较好的狩猎和捕鱼的场所。壮年的男人为了捕获野兽，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深山野林中同凶猛的野兽进行殊死搏斗。集体围猎是他们对付大型野兽的唯一方式，他们必须依靠集体协作才有可能战胜野兽生存下去，否则就会遭到猛兽的攻击身受重伤或死亡，仰韶人集体围猎的场面十分激烈和悲壮。　　那时的仰韶人已经会制作陶器。起初仰韶人多是用手工制作陶器，中期开始出现轮制陶器。　　陶器是一种以黏土加上其他混合物为材料做成的器物，要在取得材料之后加以成形，在胚土未干之前施以装饰，然后经过火的烧焙，形成坚硬的器皿，可以用作容器、烹饪器、饮食器等。　　制作小型器物时仰韶人就直接用手捏成，大型的用泥条盘制成形，或分段做出再加以粘合成形。器形造成之后用木片、印石等将陶胚的表面打磨光滑。陶胚干后用含铁或锰的矿物颜料图绘纹样。有些在绘制前先加一层白色陶衣，使颜色能够更为亮丽，然后放进窑里烧制。　　仰韶人把陶窑分成火膛、火道、火眼及窑室心四部分，主要的目的在于累积火候使达到一定的温度以烧造陶器。史前时期的陶窑建立在村落的附近，两三座成一组，三五个为一群。有的文化直接将陶放在地上起火烧制，并没有建窑，至今如此，可见史前时期仰韶人制陶的讲究及技术的进步。　　仰韶人制作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器形有盆、钵、罐等，器物表面多彩绘，有的陶器上面还绘有鱼、人面等图案。仰韶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界细致的观察，感受和体会到了自然物的节奏、形体、色彩之美，然后把在采集、渔猎、农耕等生活中接触到的鱼、蛙、鹿、鸟、花、叶等通过综合和概括创造出了彩陶的纹绘艺术，丰富多彩，优美实用。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人已经有了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　　仰韶人起初没有固定的村落，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农业的出现，便迫使人们必须走出山洞，到平原和丘陵地带去创造一种更适合他们生存的田园式的定居生活。这个时候，仰韶人就来到了河流两岸，居住在近水的高台地上，那里土地肥沃易于种植和养殖。　　仰韶人居住的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一般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和窑场三部分。在居住区往往能发现建筑遗存，虽然建筑技术还不十分发达，但却具有开天辟地的创世之功。　　从发掘资料看，仰韶人已经由穴居发展到半穴居，然后才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房屋建筑。那时候的房屋异常简陋，但人们从穴居地下走了出来，这无疑又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　　发掘的建筑遗迹表明，仰韶人的房屋分为地上建筑和半穴居建筑两种，而且地面建筑已经很普遍，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主，后期以方形多间为主。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　　那些圆形的或方形的房子四周已经有了木骨泥墙，这是地面建筑关键性的技术。一般房间内都有四根或六根中柱，中间有火塘，出口有高门槛，屋内的地基压得都比较坚实。　　就这样，6000年前的仰韶人在自己安置的天地里，安静地走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创造出了丰富而优美的仰韶文明，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c.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南达湖北，北抵内蒙，是黄河流域非常强大的一种远古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宣布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论调的彻底破产，因而仰韶文化遗址被中外考古界誉为“文化圣地”。　　仰韶文化遗址从发现至今共经过三次有计划的发掘，主要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用于农耕的石器有斧、铲、凿、锛等工具；用于狩猎的有石镞、弹丸、石饼等；用于纺织的有线坠、纺轮、骨针、骨锥等。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均为陶质，有陶鼎、罐、碗、盆、钵、杯、瓮、缸等。　　陶器的出现以及大量被使用，表示新石器时代人类智能的提升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陶器可用以贮存农业生产的谷物，烹饪味美的食物，陶器变化多端的优美造型和装饰更满足了人类审美需求的天性。史前时期陶器的制作及使用是世界各地共通的现象，各个文化生产的陶器都有其特色，而且不乏精美器皿的生产。　　在这些陶制品中最具特色的要数精美的彩陶，所以一度以“彩陶文化”泛指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最富有艺术性的美术作品，开创了中华民族绵绵不断的绘画艺术的先声，为后世提供了一份最古老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彩陶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仰韶彩陶的纹饰有宽带纹、网纹、花瓣纹、鱼纹、弦纹和几何图形纹等。这些纹饰，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对生活美的追求。彩陶纹饰的特点是密集，以线为主且粗细变化不大。用线的曲直表现动静，以线的方向变化表现旋转。这时期旋动的纹样，由于线的密集和加粗，动感特别有力，粗壮而浑厚，像黄河漩涡，因而也称为涡纹。这种动的纹样，往往配以规则的水平线，以静衬动。而且还常常用大的圆点压在线上，这是以前的彩陶纹样上所少有的，使流动感的线条中出现凝冻的效果，有相对静止的感觉，这样显得动中有静，增加了纹样的节奏美。　　自1912年仰韶村出土彩陶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其中彩陶文化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半坡型，发现于西安的半坡村及临潼、宝(又鸟)、渭南等地；一是庙底沟型，发现于河南陕县的庙底沟等地。半坡型彩陶有陶盆、陶罐、陶壶，等等。制作者在这些陶器上描绘出各种纹饰，如几何图形、人面纹、鱼纹、鸟纹、蛙纹、鹿纹及花叶纹，等等，形态别致，富有生活气息。丰富多样的彩陶纹饰，反映了它已初步具有对比调和，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浓郁的民族风格，体现了当时劳动者淳朴、健康的审美情趣，以及人们对美的认识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