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8232,25029,3186,39913,12015,0805,62541,8304,79133,14735,87024,76432,13314,65733,84221,660总共 1,586,611 1,120,058 343,199 282,918*　原额：永乐以后　见额：万历初年　包括马驼牛在内明初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概可分四类，《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记：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诺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从征和归附两项军士都是建国前后的旧军。谪发一项则纯以罪人充军。名为恩军，亦称长生军。如永乐初屠杀建文诸臣，一人得罪，蔓连九族外亲姻连都充军役。成化四年（1468）项忠平荆、襄农民暴动，俘获三万余人，户选一丁戍湖广边卫（《明史卷一八七·项忠传》）。都是著例。除以上三项外，第四类是垛集军，是卫军最大的来源。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说：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 成祖即位，这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平民一被发充军，便世世子孙都入军籍，不许变易。民籍和军籍的区分极为严格。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政府优免他的原籍老家的一丁差徭，以为弥补。军士赴戍所时，宗族为其治装，名为封椿钱。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则称为舍人。宣德四年（1429）定例免在营余丁一丁差役，令其供给军士盘缠（《大明会典卷一五五》）。边军似乎较受优侍，如辽东旧制，每一军佐以三余丁。内地的余丁亦称帮丁，专供操守卒往来费用。日常生活则概由政府就屯粮支给，按月发米，称为月粮。其多少以地位高下分等差。洪武时令在京在外各卫马军月支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守城者如数给，屯田者半之。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无家口者四斗。月盐有家口者二斤，无者一斤（《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俸饷》）。衣服则岁给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在出征时则例给胖袄鞋裤（《明史卷一七七·王复传》）。三　京军明初定都南京，集全国卫军精锐于京师。有事以京军为主力，抽调各地卫军为辅。又因蒙古人时图恢复，侵犯北边，命将于沿边安置重兵防守，分封诸子出王边境，大开屯田，且耕且守。靖难役后，明成祖迁都北京，以首都置于国防前线，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定制立三大营，一曰五军，一曰三千，一曰神机，合称为京军。五军营的组织，太祖时设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洪武四年（1371）士卒之数二十万七千八百有奇。拱武十三年分大都督府为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成祖北迁后，增为七十二卫。永乐八年（1410）亲征本雅失里，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称为五军。除在京卫所外，每年又分调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各都司兵十六万人，轮番到京师操练，称为班军。三千营以边外降丁三千人组成。神机营专用火器，永乐时平交趾得到火器，立营肄习。后来又得到都督谭广进马五千，置营名“五千”，掌操演火器。三大营在平时，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神机肄火器。在皇帝亲征时，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樵采其中。皇帝侍卫亲军有锦衣卫和十二卫亲军。御马监又有武骧，腾骧，左、右卫，称四卫军。明代的军兵(5)明初京军总数在八十万以上。永乐时征安南，用兵至八十万（《明史卷一五四·张辅传》）。正统中征麓川，用兵亦十五万（《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永乐宣德二朝六次对蒙古用兵，都以京军为主力。到正统十四午（1449）土木之变，丧没几尽。《明史卷一七 ·于谦传》说：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恐慌，上下无固志。事后一面补充，一面着手改革。当时主持兵政的兵部尚书于谦以为三大营的缺点，是在分作三个独立级织，各为教令。临时调发，军士和将弁都不相习。乘机改革，在诸营中选出精兵十万，分作十营集中团练，名为团营。其余军归本营，称为老家。京军之制为之一变。到成化时又选出十四万军分十二营团练，称为选锋，余军仍称老家，专任役作。团营之法又稍变。到正德时因“流寇”之乱，调边军入卫，设东西官厅练兵，于是边军成为选锋，十二团营又成为老家了。嘉靖时经过几次严重的外患，几次改革，又恢复三大营旧制，改三千为神枢营，募兵四万充伍。形式上虽然似乎还原，可是以募兵代世军，实质上却已大不相同了。京军内一部分由外卫番上京师者称为班军。在名义上是集中训练，巩卫京师。实际上却被政府和权贵役作苦工，《明史卷九 ·兵志二》说：成化间海内燕安，外卫卒在京只供营缮诸役，势家私占复半之，卒多畏苦，往往愆期。修建宫殿陵墓，理城池，一切大工程都以班军充役，使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甚至调发出征的也被扣留役使，《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记：俺答围大同右卫急 晓言：今兵事方棘，而所简听征京军三万五千人，乃令执役赴工，何以备战守，乞归之营伍。结果使各地卫军以番上为畏途。有的私下纳银于所属将弁，求免入京。有事则召募充数，名为“折干”。嘉靖二十九年（1550）职方主事沈朝焕在点发班军月饷时，发见有大部分是雇乞丐代替的。后来索性专以班军作工，也不营操了。班军不做工和不在工作期间的便改行作商贩工艺，按时给他们所属的班将一点钱。到末年边事日急，又把班军调到边方，作筑垣负米的劳役。从班军一变而为班工，从应役番上到折干雇募，虽然名义上还仍旧贯，可是实质上却已经变质了。在京卫军的情形，也和班军一样地困于役作。成化时以太监汪直总督团营，此后京军便专掌于内臣。其他管军将弁也照例由勋戚充任。在这 群贪婪的大监和纨绔的将弁统率之下，发生了种种弊端：第一是占役，军士名虽在籍，实际上却被权贵大官所隐占，替私人作工服役，却向政府领饷；第二是虚冒，军籍本来无名，却被权贵大官硬把家人苍头假冒选锋壮丁名色，月支厚饷。有人领饷，却无人应役（《明史卷二六五·李邦华传》）；第三是军吏的舞弊，军士在交替时，军吏需索重贿，贫军不能应付，虽然老羸，也只好勉强干下去。精壮子弟反而不得收练。以此军多老弱；第四是富军的贿免，有钱的怕营操征调，往往贿托将弁，把他搁在老家数中。贫军虽极疲老，也只能勉强挨命。积此四弊，再加上在营军士的终年劳作，没有受训练的机会，名虽军士，实则工徒。给果自然营伍日亏，军力衰耗，走上崩溃的途迳（《明史卷八九·兵志一》）。成化末年京军缺伍至七万五千有奇。到武宗即位时，十二团营锐卒仅六万五百余人，稍弱者二万五千。武宗末年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军，按军籍应当有三十八万余人，较明初时已经只剩十分之五，实存者不及十四万，较原额缺伍至六分之五，较现额也缺伍到五分之三强。可是中选者又只二万余人。世宗立，额兵只有十万七千余人，实存者仅半。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围都城，兵部尚书丁汝夔核营伍不及五六万人，驱出都门，皆流涕不敢前。吏部侍郎王邦瑞摄兵部，疏言：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自三大营变为明代的军兵(6)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三十八万有奇。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遗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即见在军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盖提督坐营号头把总诸官，多世胄纨绔，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明史卷八九·兵志一》）到崇祯末年简直无军可用。《明史卷二六六·王章传》记：“十七年（1644）王章巡视京营，按籍额军十一万有奇。喜曰：“兵至十万，犹可为也。”及阅视，半死者，余冒伍，惫甚，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而堕，而司农缺饷，半岁未发。即勉强调发出征，也是雇充游民，名为京军，实则召募。如崇祯十四年兵部侍郎吴所言：京营承平日久，发兵剿贼，辄沿途雇充。将领利月饷，游民利剽，归营则本军复充伍。”（《明吏卷二五二·吴甡传》）积弊之极，京军仅存空名。可是，相反地，军官却与日俱增，越后越多。洪武二十五年京军军官的总数是二千七百四十七员，六十几年后，到景泰七年（1456）突增三万余员，较原额加了十一倍。再过十几年，到成化五年（1469）又增加到八万余员，较原额增加了三十倍（明史卷二十刘体干传）。正德时嬖佞以传奉得官，琐滥最甚。世室即位，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至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岁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明史卷一九 ·杨廷和传》）。不久又汰去京卫及亲军冗员三千二百人（《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虽然经过这两次大刀阔斧的裁汰，可是不久又继续增加：“边功升授，勋贵传请，曹局添设，大臣恩荫，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之属，岁增月益，不可胜数”。（《明史卷二百十四·刘体乾传》）到万历时，神宗倦于政事，大小臣僚多缺而不补，可是武职仍达八万二千余员。到天启时魏忠贤乱政，武职之滥，打破了历朝的纪录，连当时人也说：“不知又增几倍？”军日减而官日增，军减而粮仍旧额，国家负担并不减轻，官增则冗费愈多，国库愈匮。并且养的是不能战的军，添的也是不能战的官。到崇祯末年，内外交逼，虽想整顿，也来不及了。从京军军伍的减削情形看，明初到正统可说是京军的全盛时期。土木变后，经过于谦一番整顿，军力稍强，可是额数已大减于旧，可说是京军的衰落时期。从成化到明末，则如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是京军的崩溃时期。在全盛时期，明成祖和宣宗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京军是全军中最精锐的一部分。在衰落时期，军数虽少，还能打仗。到成化以后，京军虽仍四出征讨，却已没有作战能力了。《明史卷一八 ·曹璘传》说：弘治元年（1488）言：诸边有警，辄命京军北征。此辈骄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师之费赏边军。”《刘健传》也说：弘治十七年夏，小王子谋犯大同。健言京军怯不任战，乞自今罢其役作，以养锐气。”（《明史卷·一八一》）同时的倪岳则说京军之出，反使边军丧气，他说：京军素号冗怯，留镇京师，犹恐未壮根本。顾乃轻于出御，用亵天威。临阵辄奔，反边军之功。为敌人所侮。（《明史卷一八三·倪岳传》）这时离开国不过一百四十年，京军已以冗怯著称，政府中人异口同声地以为不可用了。四　卫军的废弛京外卫所军的废弛情形也和京军一样。明代军士的生活，我们可用明太祖的话来说明，他说：那小军每一个月只关得一担儿仓米。若是丈夫每不在家里，他妇人家自去关呵，除了几升做脚钱，那害人的仓官又斛面上打减了几升。待到家里（音伐）过来呵，止有七、八斗儿米，他全家儿大大小小要饭吃，要衣裳穿，他那里再得闲钱与人。”（《大诰·武臣科敛害军第九》）正军衣着虽由官库支给，家属的却须自己制备。一石米在人明代的军兵(7)口多的家庭，连吃饭也还不够，加何还能顾到衣服！《明史卷一八五·黄绂传》：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觅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亟预给三月饷，亲为抚循。黄绂所见的是卫军的普遍情形，延绥士卒的遭遇却是一个难得的例外。甚至病无医药，死无棺敛，《明史卷一六 ·张鹏传》：鹏景泰二年进士 出按大同宣府，奏两镇军士敝衣菲食，病无药，死无棺。乞官给医药棺槥，设义冢，俾飨厉祭。死者蒙恩，则生者劝。帝立报可，且命诸边概行之。经过张鹏的提议，才由官给医药棺槥，却仍只限于诸边，内地的不能享受这权利。卫军生活如此，再加以上官的剥削和虐待，假加有办法，他们是会不顾一切，秘密逃亡的。除从征和归附的军士以外，谪发和垛集军是强逼从军的。他们被威令所逼，离开所习惯的土地和家族，到一个辽远的陌生的环境中去，替统治阶级服务。一代一代地下去，子子孙孙永远继承这同一的命运和生活。大部分的军士发生逃亡的现象，特别是谪发的逃亡最多。万历时章潢说：国初卫军藉充垛集，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余卫，数千里之远者。近来东南充军亦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然四方风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道里既远，勾解遂难。（章潢《图书编卷一一七》）据正德时王琼的观察，逃亡者的比例竟占十之八九。他以为初期经大乱之后，民多流离失恒产，乐于从军。同时法令严密，卫军不敢逃亡。后来政府不能约束官吏，卫军苦于被虐待、剥削，和逼于乡士之思，遂逃亡相继（王琼清军议）。卫所的腐败情形，试举数例：宣德九年（1434）二月壬申，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骥言：中外都司卫所官，惟知肥己，征差则卖富差贫，征办则以一科十，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明宣宗实录卷一 八》）弘治时刘大夏条列军伍利弊疏也说：在卫官军苦于出钱，其事不止一端：如包办秋青草价；给与勇士养马；比较逃亡军匠；责令包工雇役；或帮贴锦衣卫夷人马匹；域加贴司苑局种菜军人；内外宫人造坟，皆用夫价；接应公差车辆，俱费租钱，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营内外官员，率于军伴额数之外，摘发在营操军役使，上下相袭，视为当然。又江南军士漕运，有修船盘削之费，有监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难以枚举。以致逃亡日多，则拨及全户，使富者贫，贫者终至于绝。江南官军每遇营操，虽给行粮，而往返之费，皆自营办。况至京即拨做工雇车运料，而杂拨纳办，有难以尽言者。”（《刘忠宣公集卷一》）卫军一方面被卫官私家役使，甚至被逼为朝中权要种田。月粮既被克扣，又须交纳月钱，供上官挥霍。隆庆三年（1569）萧廪出核陕西四镇兵食，发见被隐占的卒伍至数万人（《明史卷二二七·萧廪传》）。军士无法生活，一部分改业为工人商贩，以所得缴纳上官。景帝即位时，刘定之上言十事，论当时情形：天下农出粟，女出布，以养兵也。兵受粟于仓，受布于库，以卫国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门，纳月钱于私室，于是手不习击刺之法，足不习进退之宜，第转货为商，执技为工，而以工商所得，补纳月钱。民之膏血，兵之气力，皆变为金银，以惠奸宄。一旦率以临敌，如驱羊拒狼，几何其不败也。（《明史卷一七六》）大部分不能忍受的，相率逃亡，有的秘密逃回原籍，如正统时李纯所言：三年（1438）十月辛未，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言：辽东军士往住携家属潜从登州府运船，越海道逃还原籍。而守把官军，受私故纵。（《明英宗实录卷四七》）有的公开请假离伍：正统十一年（1446）五月己卯，福建汀州府知府陆征言：天下卫所军往往假称欲往原籍取讨衣鞋，分析家赀，置备军装。其官旗明代的军兵(8)人等贪图贿赂，从而给与文引遣之。及至本乡，私通官吏乡里，推称老病不行，转将户丁解补。到役未久，托故又去。以致军伍连年空缺。（《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一》）其因罪谪戍的，则预先布置，改换籍贯，到卫即逃，无从勾捕：宣德八年（1433）十二月庚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聪言：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编发之初，奸顽之徙，改易籍贯，至卫即逃。比及勾追，有司谓无其人，军伍遂缺。（《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七》）沈德符记隆万时戍军之亡匿情形，直如儿戏。他说：吴江一叟号丁大伯者，家温而喜谈饮，久往来予家。一日忽至邸舍，问之，则解军来。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为盗，发遣辽东三万卫充军，亦随在门外。先人语之曰：慎勿再来，倘此犯逸去，奈何！丁不顾，命之入叩头，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去甫一月，则王姓者独至邸求见。先人骇问之，云已讫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细诘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而丁来，则批回在手。其人到伍，先从间道逸归，不由山海关，故反早还。因与丁作伴南旋。近闻中途亦有逃者，则长解自充军犯，雇一二男女，一为军妻，一为解人，投批到卫收管，领批报命时竟还桑梓。彼处戍长，以入伍脱逃；罪当及己，不敢声言。且利其遗下口粮，潜入囊橐。而荷戈之人，优游闾里，更无谁何之者。（《野获编补遗》）卫所官旗对于卫军之逃亡缺额，非但毫不过问，并且引为利源。因为一方面他们可以干没逃亡者的月粮，一方面又可以向逃亡者需萦贿赂。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明成祖曾申说此弊：十月辛巳上谕行在兵部臣曰：今天下军伍不整肃，多因官吏受赇，有纵壮丁而以罢弱充数者；有累岁缺伍不追补者；有伪作户绝及以幼小纪录者；有假公为名而私役于家者。遇有调遣，十无三四。又多是幼弱老疾，骑士或不能引弓，步卒或不能荷戈，缓急何以济事！（《明成祖实录卷一五七》）五年后监察御史邓真上疏说军卫之弊，也说：内外各卫所军士，皆有定数，如伍有缺，即当勾补。今各卫所官吏惟耽酒色货贿，军伍任其空虚。及至差人勾补，纵容卖放，百无一二到卫，或全无者；又有在外娶妻生子不回者。官吏徇私蒙蔽，不行举发。又有勾解到卫而官吏受赃放免；及以差使为由，纵其在外，不令服役。此军卫之弊也。”（明成祖实录卷二一九）在这情形下，明史兵志记从吴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三年中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到正统三年（1438）离开国才七十年，这数目就突增到一百二十万有奇，占全国军伍总数二分之一弱。据同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的报告，他所视察的某一百户所，照理应有旗军一百十二人，可是逃亡所剩的结果，只留一人（《明英宗实录卷四七》）。边防和海防情况：辽东的兵佣在正德时已非常废弛，开原尤甚，士马才十二，墙堡墩台圯殆尽，将士依城堑自守，城外数百里，悉为诸部射猎地（《明史卷一九九·李承勋传》）。蓟镇兵额到嘉靖时也十去其五，唐顺之覆勘蓟镇边务首疏：“从石塘岭起，东至古北口墙子岭马兰谷，又东过滦河，至于太平寨燕河营，尽石门寨而止，凡为区者七。查得原额兵共七万六百零四名，见在四万六千零三十七名。逃亡二万四千五百六十七名。又从黄花镇起，西至于居庸关，尽镇边城而止，凡为区者三，查得原额兵共二万三千二十五名，逃亡一万零一百九十五名。总两关十区之兵，原额共九万三千八百二十四名，见在五万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二名 蓟兵称雄，由来久矣。比臣等至镇，则见其人物琐软，筋骨绵缓，靡靡然有暮气之惰，而无朝气之锐。就而阅之，力士健马，什才二三，钝戈弱弓，往往而是。其于方圆牝牡九阵分合之变，既所不讲，剑盾枪箭五兵之长，亦不能习。老羸未汰，纪律又疏，守尚不及，战则岂堪。（《荆川外集卷二》）沿明代的军兵(9)海海防，经积弛后，尤不可问。《明史卷二 五·朱传》记嘉靖二十六年时闽浙情形说：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 浙中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藉尽耗。海道副使谭纶述浙中沿海卫所积弊：卫所官军既不能以杀贼，又不足以自守，往往归罪于行伍空虚，徒存尺藉，似矣。然浙中如宁绍温台诸沿海卫所，环城之内，并无一民相杂，庐舍鳞集，登非卫所之人乎？顾家道殷实者，往往纳充吏承，其次赂官出外为商，其次业艺，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杂剧，其次识宇，通同该伍放回附近原籍，岁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项，居十之半，且皆精锐。至于补伍食粮，则反为疲癃残疾，老弱不堪之辈，军伍不振，战守无资，弊皆坐此。至于逃亡故绝，此特其一节耳。（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一一·经略一·实军伍》）以至一卫军士不满千余，一千户所不满百余（同上兵部尚书张时彻语）。一遇事变，便手足无措。倭寇起后，登陆屠杀，如入无人之境。充分证明了卫军的完全崩溃，于是有募兵之举，另外召募壮丁，加以训练，抵抗外来的侵略。五　勾军与清军卫所军士之不断地逃亡，使统治阶级感觉恐慌，努力想法挽救。把追捕逃军的法令订而又订，规定得非常严密。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记：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午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把逃军的责任交给卫所官旗，让他们为自已的利益约束军士，这办法显然毫无效果，因为在十年后又颁发了同样性质的法令：洪武十三年五月庚戌，上谕都督府臣曰：近各卫士卒率多逃者，皆由统之者不能抚恤。宜量定千百户罚格。凡一千户所逃至百人者千户月减俸一石，逃至二百人减二石。一百户所逃及十人者月减俸一石，二十人者减二石，若所管军户不如数，及有病亡事故残疾事，不在此限。（《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洪武十六年又命五军都督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名为勾军。特派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名为清军。洪武二十一年以勾军发生流弊，命卫所及郡县编造军籍：九月庚戌，上以内外卫所军伍有缺，遣人追取户丁，往往鬻法，且又骚动于民。乃诏自今卫所以亡故军士姓名乡贯编成图籍送兵部，然后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违者坐罪。寻又诏天下郡县，以军户类造为册，具载其丁口之数，如遇取丁补伍，有司按籍遣之，无丁者止。（《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军籍有三份，一份是清勾册（卫所的军士逃亡及死亡册），一份是郡县的军户原籍家属户口册。一份是收军册。卫所的军额是一定的，卫军规定必须有妻，不许独身不婚。父死子继。如有逃亡缺伍或死绝，必须设法补足。补额的方法是到原籍追捕本身或其亲属。同年又置军籍勘合：是岁命兵部置军籍勘合，遣人分给内外卫所军士，谓之勘合户由。其中间写从军来历，调补卫所年月，及在营丁口之数。遇点阅则以此为验。其底簿则藏于内府。（《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这两种制度都为兵部侍郎沈溍所创。明史曾对这新设施的成效加以批评：明初卫所世籍及军卒勾补之法，皆沈溍所定。然名目琐细，簿籍繁多，吏易为奸。终明之世，颇为民患，而军卫亦日益耗。”（《明史卷一三八·唐铎传》）实际上不到四十年，这两种制度都已丧失效用了。不但不能足军，反而扰害农民。第一是官吏藉此舞弊：宣德八年二月庚戌，行在兵部请定稽考勾军之令。盖故事都司卫所军旗伍缺者，兵部预给勘合，从其自填，遣人取补。及所遣之人，事已还卫，亦从自销，兵部更无稽考。以故官吏夤缘为弊，或移易本军籍贯，或妄取平民为军，勘合或给而不销，限期或过而不罪。致所遣官旗，迁延在外，娶妻生子，或取便还乡，二、三十年明代的军兵(10)不回原卫所者。虽令所在官司执而罪之，然积弊已久，猝不能革。（《明宣宗实录卷九九》）使奉命勾军的官旗，自身也成逃军。第二是军籍散失，无法勾补：宣德八年八月壬午，河南南阳府知府陈正伦言：天下卫所军士，或从征，或屯守，或为事调发边卫。其乡贯姓名诈冒更改者多。洪武中二次勘实造册，经历年久，簿籍鲜存，致多埋没。有诈名冒勾者，官府无可考验虚实。（《明宣宗实录卷一 四》）政府虽然时派大臣出外清理军伍，宣德三年且特命给事中御史按期清军。清军条例也一增再增，规定得非常严密，军籍也愈来愈复杂。嘉靖三十一年（1551）又增编兜底、类卫、类姓三册，合原有之军黄总册（即户口册）为四册。但是这一切的条例和繁复的手续，只是多给予官吏以舞弊的机会，卫军的缺伍情形，仍不因之稍减。在明代前期，最为民害的是勾军。军士缺伍，勾捉正身者谓之跟捕，勾捕家丁者谓之勾捕。勾军的弊害，洪熙元年（1425）兴州左屯卫军士范济曾上书说：臣在行伍四十余年，谨陈勾军之弊：凡卫所勾军有差官六、七员者，百户所差军旗二人或三人者，俱是有力少壮，及平日结交官长，畏避征差之徒，重贿贪饕官吏，得往勾军。及至州县，专以威势虐害里甲，既丰其馈馔，又需其财物，以合取之人及有丁者释之。乃诈为死亡，无丁可取，是以留宿不回。有违限二、三年者，有在彼典雇妇女成家者。及还，则以所得财物，贿其枉法官吏，原奉勘合，蒙眬呈缴。较其所取之丁，不及差遣之官，欲求军不缺伍，难矣。（《明宣宗实录卷五》）官校四出，扰乱得闾里不宁，却对军伍之缺，一无裨补。正统元年（1436）九月分遣监察御史轩等十七人清理军政，在赐敕中也指出当时的弊害，促令注意。敕书说：武备立国之重事。历岁既久，弊日滋甚。军或脱籍以为民，民或枉指以为军。户本存而谓其为绝，籍本异而强以为同。变易姓名，改易乡贯，夤缘作弊，非止一端。推厥所由，皆以军卫有司及里甲人等贪赂挟私，共为欺蔽，遂致妄冒者无所控诉，埋没者无从追究，军缺其伍，民受其殃。（《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在实际上，不但法外的弊害，使农民受尽苦痛，即本军本户的勾补，对农民也是极大灾难。试举数例说明。第一例要七十老翁和八岁孩子补伍：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壬子，怀远县人王出家儿年七十余，二子俱为卒从征以死。一孙甫八岁，有司复追逮补伍。出家儿诉其事于朝，令除其役。（《明太祖实录卷二七》）第二例单丁补役，田地无人耕种：永乐八年四月戊戌，湖广彬州桂阳县知县梁善言：本县人民充军数多，户有一丁者发遣补役，则田地抛荒，税粮无征，累及里甲。（《明成祖实录卷一 二》）第三例地方邻里因勾军所受的损失。万历三年徐贞明疏言：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令数千里勾军，离其骨肉。军壮出于户丁，帮解出于里甲，每军不下百金。而军非土著，志不久安，辄赂卫官求归。卫官利其赂且可以冒饷也，因而纵之。是困东南之民，而实无补于军政也。”（《明史卷二二三》）解除军籍的唯一途径，坐初规定，必须作到兵部尚书才能脱籍为民。《明史卷一三八·唐铎传》记陈质许除军籍，称为特恩：潮州陈质父在戍籍。父殁，质被勾补，请归卒业，帝命除其籍。（兵部尚书）沈溍以缺军伍持不可。帝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难。遂除之。然此皆特恩云。后定制生员特许免勾，但要经考试合格：凡开伍免勾，洪武二十三年令生员应补军役者，除豁遣归卒业。二十九年令生员应起解者，送翰林院考试，成效者开伍，发回读书。不成者照旧补役。（《大明会典卷一五四》）永乐时又定例见任官吏免勾：二年令生勾军有见任文武官及生员吏典等，户止三丁者免勾，四丁以上者勾一丁补伍。（同上）从此官僚阶级得豁去当军的义务，军伍的勾取只限于无明代的军兵(11)钱无势的平民了。勾军之害，已如上述。一到大举清军时，其害更甚。清军官吏是以清出军伍的多少定考成的，因此肆意诛求，滥及民户，惟恐所勾太少。明史纪宣德时清军情形：（赵豫）官松江知府。清军御史李立至，专务益军，勾及亲戚同姓，稍辩则酷刑榜掠，人情大扰。诉枉者至一千一百余人。正德时武定清军，一州至万余人：（塾侃）官武定知州。会清军籍，应发遗者至万二千人。侃曰：武定户口三万，是空半州也。力争之得寝。（《明史卷二八一·郭侃传》）王道论清军之弊有三：第一是清勾不明；第二是解补太拘；第三是军民并役。他说：清勾之始，执事不得其人，上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贿赂公行，奸弊百出。正军以富而幸免，贫民无罪而干连，有一军缺而致数人之命，一户绝而破荡数家之产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国初之制，垛集者不无远近之异，谪戍者多罹边卫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迁发，填实空旷，或因商宦，流寓他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怀。今也勾考一明，必欲还之原伍，远或万里，近亦数千，身膺桎梏，心恋庭闱，长号即路，永诀终天，人非木石，谁能堪此，此解补太拘之弊二也。迩年以来，地方多事，民间赋役，十倍曩时，鬻卖至于妻子，算计尽乎鸡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又忽加之以军伍之役，重之以馈送之繁，行赍居送，无地方可以息肩，死别生离，何时为之聚首？民差军需，交发互至，财殚力竭，非死即亡，此军民并役之弊三也。（《顺渠先生文集卷四》）至嘉靖时，军伍更缺，法令愈严，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丁口已尽，犹移覆纷纭不已。万历中南直隶应勾之军至六万六千余，株连至二、三十万人（《明史卷九二·兵志四》）。卫军已逃亡的，“勾军无虚岁，而什伍日亏。”未逃亡或不能逃亡的，却连“平居以壮仪卫备国密犹不足。”卫所制度到这时候，已经到了完全崩溃的阶段了。六　募兵从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每年须用船运东南米数百万石北来，漕运遂为明代要政。运粮多由冬地卫军负责。宣宗即位后，始定南北卫军分工之制，南军转运，北军备边。特设漕运总兵，用卫军十二万人（《明史卷一五三·陈暄传》）。东南军力由之大困。弘始元年（1488）都御史马文升疏论运军之苦说：各直省运船，皆工部给价，令有司监造。近者漕运总兵以价不时给，请领价自造，而部臣以军士不加爱护，议令本部出料四分，军卫任三分，旧船抵三分。军卫无从措办，皆军士卖资产，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军逃亡数多，而额数不减，俱以余丁充之，一户有三四人应役者，春兑秋归，艰辛万状，船至张家湾，又雇车盘拨，多称贷以济用，此往来之苦也。其所称贷，运官困以侵渔，责偿倍息，而军士或自载土产以易薪米，又格于禁例，多被掠夺。（《明史卷七九·食贷志三漕运》）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则“多以京操失业”。南北卫军因之都废弛不可用。明代用全力防守北边，备蒙古入侵。腹地军力极弱，且经积弛之后，一有事故，便手足无措。隆庆时靳学颜疏言：夫陷阵摧坚，旗鼓相当，兵之实也。今边兵有战时，若腹兵则终世不一当敌，每盗贼窃发，非阴阳医药杂职，则丞贰判簿为之将，非乡民里保，则义勇快壮为之兵，在北则借盐丁矿徒，在南则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明验也。（《明史卷二一四·靳学颜传》）所说的虽然是后期情形，其实在前期即已如此。正统时邓茂七起义，将帅怯退避，反由文吏指挥民兵作战。天顺初年两广“盗”起，将吏率缩朒观望，怯不敢战。至正德时刘宠刘辰起义，腹地卫军已全不能用：正德六年刘宠刘辰等自畿辅犯山东河南，下湖广，抵江西。复自南而北，直窥霸州。杨虎等自河北入山西，复东抵文安，与宠等合。破邑百数，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明史卷明代的军兵(12)一八七·马中锡传》）只好调边兵来作战。西南和东南则调用素称剽悍嗜杀的狼士兵。可是狼土兵毫无军纪，贪淫残杀，当时有“贼如梳，军加篦，土兵如剃。”和“土贼尤可，土兵杀我”之谣。甚或调用土达，如毛胜（原名福寿）之捕苗云南：正统大年，靖远伯王骥请选在京番将舍人捕苗云南，乃命胜与都督冉保统六百人往 （正统十四年）以左副总兵统河间东昌降夷赴贵州（平贼）。（《明史卷一五六·毛胜传》）和勇（原名脱脱孛罗）之平两广“盗”：天顺间以两广多寇，命充游击将军，统降夷千人往讨成化初赵辅韩雍征大藤峡，认勇以所部从征。（《明史卷一五六·和勇传》）又行佥民壮法，增加地方兵力。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十四年令各处召募民壮，就令本地官司率领操练，遇警调用，事定仍复为民。弘治二卒又令：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壮之人，州县七、八百里，每里佥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调集，官给行粮。（《明史卷九一·兵志》）富民不愿服务，可纳钱免命，由官代募。此种地方兵又称机兵，在巡检司者称为弓兵。到此人民又加上一层新负担，军外加兵，疲于奔命。调用边兵土兵达兵和佥点民壮，虽然解决了一时的困难，可是边兵有守边之责，士兵不易制裁，达兵数目不多，民壮稍后也积弊不可用，而且是地方兵，只供守卫乡里，不能远调。王守仁在正德时曾申说当时兵备情形：赣州财用耗竭，兵力脆弱，卫所军丁，只存故籍，府县机（兵）快（手），半充虚文，御寇之方，百无一恃，以此例彼，余亦可知。是以每遇盗贼猖獗，辄覆奏请兵，非调土军，即倩狼达，往返之际，辄已经年，靡费所需，动逾数万。逮至集兵举事，即已魍魉潜形，曾无可剿之贼，稍俟班师旋旅，则又鼠狐聚党，复当不轨之群。机宜屡失，备御益弛。征发无救于疮痍，供饩适增其荼毒。群盗习知其然，愈肆无惮，百姓谓莫可恃，竞亦从非。（《阳明集要·经济集一·选拣民兵》）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另想办法。于是有募兵出现。在卫军民壮以外，又加上第三种军队。募兵出而卫军民壮自以为无用，愈加废弛。募兵之制，大约开端于正统末年。募兵和民壮不同，民壮是由地方按里数多少或每户壮丁多少佥发的，平时定期训练，余时归农，调发则官给行粮，事定还家。完全为警卫地方之用。募兵则由中央派人召募，入伍后接月发饷，东西征戍，一惟政府之命。战时和平时一样，除退役外不能离开行伍。正统土木之变，京军溃丧几尽，各省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达，于是派朝官四出募兵，以为战守之计。嘉靖时倭寇猖獗，沿海糜烂，当时人对于卫军之毫无抵抗能力，不能保卫地方，极为不满。主张在卫军和募兵两者中择较精锐的精练御敌，即以所淘汰的军的粮饷归之能战的兵，郎瑛所记“近日军”即代表此种意见。他说：古之置军也防患，今之置军也为患。何也？太平无事，民出谷以养军，官有产以助军，是欲藉其有警以守，盗发以讨，所以卫民也。卫民，卫国也。令海贼为害有年矣，未闻军有一方之守，一阵之敌焉。守敌者非召募之土著，则选调别省兵勇。故见戮于贼也，非地方男妇良民，即远近召募之众。是徒有养军之害，而无卫军之实，国非亦为其所损哉！为今之计，大阅军兵，使较射扑，军胜于募，则以募银之半加于军，募胜于军，则扣军粮之半以益募。如此则军兵各为利而精矣。以练精者上阵以杀贼，余当减之也。庶民不费于召募之费，国不至于倍常之费，虽为民而实为国矣。”（《七修类稿续稿卷三》）要求用精练的兵作战。当时将帅都在这要求下纷纷募兵训练，内中最著名的如戚继光：继光至浙，见卫所兵不习战，而金华义乌俗称懔悍，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明代的军兵(13)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制之，戚家军名闻天下。”（《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谭纶：东南倭患已四午，朝议练乡兵御贼。参将戚继光请期三年而后用之。纶亦练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即成精锐，益募浙东良家子教之。而继光练兵已及期，因收之为己用，客兵罢不复调。”（明史卷二一二谭纶传）同时张鏊募兵名振武营，郑晓朱先募盐徒为兵。名将俞大猷所练兵名俞家军。都卓有成效，在几年中完全肃清了倭寇。在另一方面，北边的边军也渐渐地用募兵来代替和补充世军。《明史卷二 四·陈九畴传》：世宗即位，巡抚甘肃。抵镇言：额军七万余，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请令召募。报可。嘉靖二十九年又令蓟镇自于密云、昌平、永平、遵化募兵一万五千（《大明会典卷一二九》）。隆庆二年以戚继光为总兵官练蓟镇兵，募浙兵三千作边军模范（《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后又续募逝兵九千余守边，边备大饬。（同上《谭纶传》）甚至京军也用募兵充伍：嘉靖二十九年，遣四御史募兵畿辅、山东、山西、河南得四万人，分隶神枢神机。（《明史卷八九·兵志一》）从此以后，以募兵为主力，卫军只留空名，置而不用。时人以为募兵较世军有十便：年力强壮者入选，老弱疲癃，毋得滥竽其中，便一。一遇有缺伍，朝募而夕补，不若清勾之旷日持久，便二。地与人相习，无怀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与善一事者方得挂名什伍，无无用而苟食者，便四。汰减之法，自上为政，老病不任役者弃之，不若祖军顶替，有贿官识而瞒年岁者，便五。部科遴拣，一朝而得数什百人，贪弁不得缘以勒掯需索，便六。有事而强壮者人可荷戈，不烦更为挑选，便七。家有有力者数人，人皆得为县官出力，不愿者勿强也，便八。壮而不能治生产者，得受精于官，无饥寒之患，便九。猛健豪鸷之材，笼而驭之，毋使流为奸宄盗贼，便十。（《客座赘语卷二》）万历末年建州勃兴，辽沈相继失守，募兵愈多，国库日绌。募来的兵多未经严格训练，又不能按时发饷，给果也和卫军一样，逃亡相继。熊廷弼《辽左大势久去疏》：辽东见在兵有四种：一曰募兵，佣徒厮役，游食无赖之徒，几能弓马惯熟？几能膂力过人？朝投此营，领出安家月粮而暮逃彼营；暮投河东，领出安家银两而朝投河西。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告警而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也。（熊襄愍公集卷三）甚至内地兵尚未出关，即已逃亡。在辽就地所募兵，得饷后即逃亡过半。天启时以四方所募兵日逃亡，定法摄其亲属补伍（《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也只是一个空头法令，实际上并不能实行。稍一缺饷，则立刻哗变，崇祯元年川、湖兵戍宁远时，以缺饷四月大噪，余十三营起应之，至缚系巡抚毕自严（《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流寇”起后，内外交逼，将帅拥兵的都只顾身家，畏葸不敢作战。政府也曲意宽容，极意笼络，稍有功效，加官卦爵，惟恐不及。丧师失地的却不敢少加罪责，惟恐其拥兵叛乱，又树一敌。由此兵骄将悍，国力日蹙。诸将中左良玉兵最强，拥兵自重，跋扈不肯听调遣，明史说他：多收降寇以自重，督抚檄调，不时应命 壁樊城，驱襄阳一郡人以实军，降贼附之，有众二十万 福王立 南都倚为屏蔽。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军法用两人夹马驰曰过对，马足动地，殷如雷声。诺镇兵惟高杰最强，不及良玉远甚。”（《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传》）一人拥兵八十万，当时号为左兵。在崇祯时代他为要保全私人实力，不听政府调遣。福王立，他又发动内战，以致清兵乘虚直捣南京。其他镇明代的军兵(14)将加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在北都亡后，拥兵江北，分地分饷，俨然成为藩镇。他们不但以武力干涉中央政事，还忙于抢夺地盘，互相残杀。高杰、黄得功治兵相攻，刘泽清、刘良佐、许定国则按兵不动。后来许定国诱杀高杰，以所部献地降清，刘泽清、刘良佐不战降附，黄得功兵败自杀，南都遂亡。七　军饷与国家财政明初卫军粮饷，基本上由屯田所入支给。明太祖在初起兵时，即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戊戌（1358）十一月辛丑，立管理民兵万户府。令所定郡县民武勇者，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令还为民。（《明太祖实录卷六》）又令诸将屯田各处。建国后宋讷又疏劝采用汉赵充国屯田备边的办法，以御蒙古。他说：今海内义安，蛮夷奉贡。惟沙漠未遵声教。若置之不理，则恐岁久丑类为患，边圄就荒。若欲穷追远击，六师往还万里，馈运艰难，士马疲劳。陛下为圣子神孙万世计，不过谨备边之策耳。备边固在乎兵实，兵实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当以法汉（赵充国） 陛下宜于诸将中选其智勇谋略者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领卫兵以充国兵数斟酌损益，率五百里一将，布列缘边之地，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久安边之法也。”（《西隐文稿卷一 ·守边策略》）同时由海道运粮到辽东，又时遭风覆溺。因之决意兴屯，不但边塞，即内地卫所也纷纷开屯耕种。定制边地卫所军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初税亩一斗。建文四年（1402）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至滇、蜀，极于交址，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田制》）。养兵（数）百万，基本上由屯田收入支给（明史卷二五七·王洽传》）。除军屯外，边上又有商屯。洪武时户部尚书郁新创开中法：新以边饷不继，定石商开中法。令商输粟塞下，按引支盐，边储以足。”（《明史卷一五 ·郁新传》）商人以远道输粟，费用过大，就自己募人耕种边上闲田，即以所获给军，换取盐引，到盐场取盐贩卖营利，边储以足。政府经费则户部银专给军旅，不作他用（《明史卷二二 ·王遴传》）。户部贮银于太仓库，是为国库。内廷则有内承运库，贮银供宫廷费月，收入以由漕粮改折之金花银百万两为大宗。除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尽供御用。边赏首功不属经常预算，亦由内库颁发。国家财政和宫廷费用分开（《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储》）。军饷又概由屯田和开中支给。所以明初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如永乐、宣德时代之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七次下西洋，虽然费用浩繁，国库还能应付。可是军屯和商屯两种制度，不久便日趋废弛，国库也不能维待其独立性，为内廷所侵用。卫军坏而募兵增，政府既须补助卫军饷糈，又加上兵的饷银，国家经费，入不敷出，只好探取饮鸩止渴的办法，以出为入，发生加派增税捐纳种种弊政，农民于缴纳额定的赋税以外，又加上一层军兵费的新负担。军屯之坏，在宣德初年范济即已上书指出。他说：洪武中令军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为善策。比者调度日繁，兴造日广，虚有屯种之名，田多荒芜。兼养马探草伐薪烧炭，杂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农业焉得不废。（《明史卷一六四·范济传》）屯军因杂役而废耕，屯的田又日渐为势豪所占。正统以后，边患日亟，所屯田多弃不能耕。再加上官吏的需索，军士的逃亡，屯军愈困，卫所收入愈少。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减轻屯粮，免军田正粮归仓，止征余粮六石。弘治时又继续减削，屯粮明代的军兵(15)愈轻，军饷愈绌。《明史》记：初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是以边饷恒足。（《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田制》）正统以后政府便须按年补助边费，称为年例。军屯以势豪侵占，卫军逃亡而破坏，商屯则以改变制度而废弛。《明史·叶淇传》：弘治四年为户部尚书。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盐课骤增百余万，悉输之运司，边储由此萧然矣。”（明史卷一八五）盐商从此可以用银买盐，不必再在边境屯田。盐课收入虽然骤增，可是银归运司，利归商人，边军所需是月粮，边地所缺的是米麦，商屯一空，边饷立绌。明史食贷志说：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后来虽然有若干人提议恢复旧制，但因种种阻碍，都失败了。明代国家财政每年出入之数，在初期岁收田赋本色米，除地方存留千二百万石外（《明史卷二二五·王国光传》），河、淮以南以四百万石供京师，河、淮以北，以八百万石供边，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用（《明史卷二一四·马森传》）。到正统时边用不敷，由中央补助岁费，名为年例。正统十二年（1447）给辽东银十万两，宣大银十二万两（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六·议覆屯田疏》）。到弘治时内府供应繁多，“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钜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收入，动四、五十万。而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棒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财用日匮。国库被内廷所提用，军饷又日渐不敷，弘治八年尚书马文升以大同边警，至议加南方两税折银（同上《谢迁传》）。正德时诸边年例增至四十三万两（《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军需杂输，十倍前制（《明史卷一九二·张原传》）。京粮岁入三百五万，而食者乃四百三万（《明史卷二 一·周金传》）嘉靖朝北有蒙古之入寇，南有倭寇之侵轶，军兵之费较前骤增十倍。田赋收入经过一百五十年的休养生息，反比国初为少。嘉靖五年银的岁入止百三十万两，岁出至二百四十万（《明史卷一九四·梁材传》）。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饷无出，只好增加田赋，名为加派，征银一百十五万。这时银的岁入是二百万两，岁出诸边费即六百余万，一切取财法行之已尽。接着是东南的倭寇，又于南畿逝闽的田赋加额外提编，江南加至四十万。提编是加派的别名，为倭寇增兵而设，可是倭寇平后这加派就成为正赋（《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广东也以军兴加税，到万历初年才恢复常额（《明史卷二五五·李戴传》）。诸边年例增至二百八十万两（《明史卷二 二·孙应奎传》，同书《卷二三五·王德完传》）。隆庆初年马森上书说：屯田十亏七八，盐法十折四五，民运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补之。在边则士马不多于昔，在太仓则输入不多于前，而所费数倍。（《明史卷二一四·马森传》）派御史出去搜括地方库藏，得银三百七十万也只能敷衍一年。内廷在这情形下，还下诏取进三十万两，经户部力争，乃命止进十万两（《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万历初年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综核名实，裁节冗费，政治上了轨道，国库渐渐充实，浸浸成小康的局面。张居正死后，神宗惑于货利，一面浪费无度，一面肆力搜括，外则用兵朝鲜，内则农民暴动四起，国家财政又到了破产的地步。万历前期的国家收入约四百万两，岁出四百五十余万两。岁出中九边年例一项即占三百六十一万两，后来又加到三百八十余万两。每年支出本来已经不够，明代的军兵(16)内廷还是一味向国库索银，皇帝成婚，皇子出阁成婚，皇女出嫁，营建宫殿种种费用都强逼由国库负担。又从万历六年起，于内库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为定制（《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给果是外廷的太仓库光禄寺库太仆寺库的储蓄都被刮取得干干净净，内廷内库帑藏山积，国库则萧然一空。万历二十年哱拜反于宁夏；又接连用兵播州；朝鲜战役历时至七屯。支出军养至一千余万两。大半出于加派和搜括所得。《明史·孙玮传》记：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明史卷二四一》）所增赋额较二十年前十增其四，民户殷足者什减其五。东征西计，萧然苦兵（《明史卷二一六·冯琦传》）。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兵起，接连加派到五百二十万两：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征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又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赋役》、《卷二二 ·李汝华传》）接着四川、贵州又发生战事，截留本地赋税作兵饷，边饷愈加不够。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1610至1627）负欠各边年例至九百大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一两七钱三分（《石隐园藏稿卷六·详陈节欠疏》）。兵部和户部想尽了法子，罗掘俱穷，实在到了无办法的地步，只好请发内库存银，权救边难，可是任凭呼吁，皇帝坚决不理，杨嗣昌在万历四十七年所上的请帑稿颇可看出当时情形：今日见钱，户部无有，工部无有，太仆寺无有，各处直省地方无有。自有辽事以来，户部一议挪惜，而挪借尽矣。一议加派，而加派尽矣。一议搜括，而搜括尽矣。有法不寻，有路不寻，则是户部之罪也。至于法已尽，路已寻，再无银两，则是户部无可奈何，千难万苦。臣等只得相率恳请皇上将内帑多年蓄积银两，即日发出亿万，存贮大仓，听户部差官星夜赍发辽东，急救辽阳。如辽阳已失，急救广宁，广宁有失，急救山海等处，除此见钱急着，再无别法处法。（《杨文弱集卷二》）疏上留中，辽阳、广宁也相继失陷。天启时讲边年例又较万历时代增加六十万，京支银项增加二十余万（《石隐园藏稿卷六·清查九·边军饷疏》）。辽东额兵九万四千余，岁饷四十余万，到天启二年关上兵止十余万，月饷至二十二万（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军养较前增加六倍。新兵较旧军饷多，在召募时，旧军多窜入新营为兵，一面仍保留原额，政府付出加倍的费用募兵，结果募的大部仍是旧军，卫所方面仍须发饷。从泰昌元午十月到天启元年十二月十四个月用去辽饷至九百二十五万一千余两，较太仓岁入总数超过三倍。（《杨文弱集卷四·述辽饷支用全数疏》）崇祯初年，一方面用全力防遏建州的入侵，一方面“流寇”四起，内外交逼，兵愈增，饷愈绌。崇祯二年三月户部尚书毕自严疏言：诸边年例自辽饷外，为银三百二十七万八千有奇。今蓟、密诸镇节省三十三万，尚应二百九十四万八千。统计京边岁入之数，田赋百九十六万二千，盐课百十一万三千，关税十六万一千，杂税十万三千，事例约二十万，凡三百二十六万五千有奇。而逋负相沿，所入不满二百万，即尽充边饷尚无赢余。乃京支杂项八十四万，辽东提塘三十余万，蓟、辽抚赏十四万，辽东旧饷改新饷二十万，出浮于入已一百十三万六千。况内供召买，宣大抚赏，及一切不时之需，又有出常额外者。（《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除辽饷不算，把全国收入，全部用作兵费还差三分之一。崇祯三年又于加派九厘外，再加三厘，共增赋一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同年度新旧兵饷支出总数达八百七十余万，收入则仅七百十余万，不敷至百六十万（《石隐园藏稿七·兵饷日增疏》）。崇祯十牟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名为剿饷明代的军兵(17)：其筹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有奇。溢地者，民问士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赀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 初嗣昌增剿饷，议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至是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崇祯十二年又议练兵七十三万，于地方练民兵，又于剿饷外，增练饷七百三十万。时论以为：九边自有额饷，概予新饷，则旧者安归。边兵多虚额，今指为实数，饷尽虚糜而练数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练之议。抽练而其余遂不问。且抽练仍虚文，边防愈益弱。至州县民兵益无实，徒糜厚饷。以嗣昌主之，事钜，莫敢难也。（《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从万历末年到这时，辽饷的四次递加，加上剿饷，练饷，一共增赋一千六百九十五万两。这是明末农民在正赋以外的新增负担！崇祯十六年索性把三饷合为一事，省得农民弄不清楚和吏胥的作弊。（《明史卷二六五·倪元璐传》）因外族侵略和农民起义而增兵，因增兵而筹饷，因筹饷而加赋。赋是加到农民头上的，官吏的严刑催比和舞弊，迫使农民非参加起义不可，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说：催科一事，正供外有杂派，新增外有暗加，额办外有贴助。小民破产倾家，安得不为盗贼！结果是朱明统治的被推翻。“流寇”领袖攻陷北京的李自成起事的口号是：从闯王，不纳粮！1937年6月于北平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五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