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焚书之时，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被发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扩其宫室，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因为当时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古文典籍重新问世以后，主要藏于皇家图书室，并没有得到重视。　　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馆，给以合法地位。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则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中国历史知道点第四部分 三教九流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2)作者 : 邱立坤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西汉时期，今文经学盛行，当时各经(“五经”、“六经”)博士均由今文经学派把持。西汉末年平帝时期，曾设古文经博士，以与今文经博士对抗。王莽改制失败后，东汉光武帝又废古文经倡今文经，但古文经仍在民间有相当的影响。同时，随着今文经学研究的日渐走向繁琐，其影响也日益衰退。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崛起发展，并压倒今文经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堪称大师级的古文经学家，如贾逵、马融、许慎等人。许慎是贾逵的高足，他集毕生心血写成《说文解字》，为古文经学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值得一提的还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本是马融的高足，属古文经学派。但他不拘泥于师说，也兼通今文经，并善于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从而使古文经学更加完善，也使得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至此，从西汉末年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方始告一段落。　　汉代的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从表面上看，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区别在于文字。但从实质上看，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不止于文字。今文学派在汉代，特别是西汉时期，受政府支持，属于官学。古文经则是“在野巨儒”的私学。古文经学也要想争为官学，以期取得与今文经学相对等的地位，从而打破今文经学家垄断学术乃至政治舞台的局面，这自然为今文经学家所不容。在这里，今古文经学之争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学术之争的范围，而成为政治统治在经学领域的延伸。　　东汉以后，今古文经学之争随着学术风气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东汉至唐，基本上是古文经占据优势,宋代则以怀疑而著称的“宋学”兴起。宋学一反古文经学的训诂、传注传统，主张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这一时期，正统的古文经学告衰，明代，经学进一步衰落。清代前期，古文经学复兴，至乾隆、嘉庆年间，随着乾嘉学派的出现而达到全盛时期。嘉庆、道光年间，古文经学进入尾声，今文经学却又兴起。魏源、龚自珍及康有为等人主张变法，他们吸取了汉代今文经学派主张改制的思想，极力提倡今文经学。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长达两千多年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也随之消亡。中国历史知道点第四部分 三教九流谶纬神学作者 : 邱立坤　　谶纬神学是流行于两汉，经过王莽、刘秀利用政治权力加以倡导、宣扬和推广，使之成为两汉之际宗教神学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王莽为了篡夺皇位，多次利用所谓丹书著石、金匮策书等图谶，发布诸如“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摄皇帝当为真”之类的传言，为自己当皇帝制造根据。刘秀在反莽复汉时，为了证明自己是西汉统治者的合法继承人，也编造了“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刀合起来即为繁体的“刘”字）等谶语。　　谶和纬竟然具有改朝换代的魔力，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事物呢？原来，谶的本义是应验，它同人的语言有关，凡是有应验的预言即称为“谶”。它带有宗教的诡秘性，宣扬者往往托名于天帝、神仙，并且力图证明预言事后有应验。宣扬这种预言的书就叫做“谶书”。　　纬本是指织布机上的横丝，相对于纵丝而言。纵为经，横为纬。汉代的宗教神学家用神学观点赋予它神学的含义，将它与儒家的经如《诗》、《书》、《礼》、《易》、《乐》、《春秋》相对应，假托神意，把经学神学化。因此，用神学的观点来穿凿附会地解释经书的书，就叫做“纬书”。　　谶和纬的含义虽有不同，但都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又都同时成为统治者手中的思想工具，如上文提到王莽和刘秀均是利用谶来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　　谶纬神学开始比较简单粗陋，并且各讲一套，刘秀当上皇帝后，便令尹敏、薛汉等人校定图谶，在中元元年（公元56年）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将其抬到合法地位。汉章帝时，皇帝亲自主持由官员和儒生参加的白虎观会议，并由班固作《白虎通义》，将谶纬和今文经学相揉合，从而更加精致，成为东汉王朝统治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中国历史知道点第四部分 三教九流清人智慧的结晶(1)作者 : 邱立坤　　清人智慧的结晶——考据之学　　　　由于清朝封建统治阶段残酷镇压，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并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文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可能，所以他们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受到朝廷的欢迎和鼓励。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竭力想培养思想锢蔽、眼光狭隘的驯服奴才，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古籍的考据，不仅不会背离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准则和最高利益，而且它还将成为日益衰落的程朱理学的辅助和补充。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这样上行下效，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都是汉朝著名经学注疏家、语言文字学家）的新气象，考据学大盛，渐渐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后世称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出现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因为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他们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中国历史知道点第四部分 三教九流清人智慧的结晶(2)作者 : 邱立坤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对儒家经典的重视研究，其中特别是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朱子德书》）。主张儒家义理在经书之中而不在经书之外；研究经典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于知声音。他所撰《日知录》、《音学五书》广征博考、言必有据，成为清代考据家的必读经典，也成为乾嘉学者经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因此，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含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大多数学者的毕生精力，都从事整理工作，主要是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天算、地理等学科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读书的便利。中国古书很多，经过几千年的传抄，不免有不少混乱错误的地方，有的已经无法辨读下去，意义更加无法理解。乾嘉考据家们，用十分精密细致的校勘方法，几乎对所有重要的古书都加以详细的考据证，使后辈读书人省却了很多精力，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枝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需要说明解决问题时，却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际的后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