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振瀛说,晋南不是有西北军吗,当初阎老西不念旧情,不肯收容宋哲元,于是宋哲元就恨透了这个势利的老家伙,现在你只要让宋哲元负责收编这部分晋南的西北军,都不用自己出面,就可以达到制晋的作用和效果。虽然不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会忽悠,但经过本山大叔的经常性提示,我们知道,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东北人是擅长这一绝技的。听萧振瀛这么一撺掇,少帅果然颇为动容。和在南京时一样,旁边仍然少不了敲边鼓的,而且还都是东北军里面的要人,这些人以前也知道和认识萧振瀛。一套近乎,就都跑到少帅那里帮他说话了。其中,就有堪称位高权重的万福麟。你们既然都说宋哲元好,那还犹豫什么,就他了。可怜在这过程中,孙良诚派出的那位郑道儒一直被蒙在鼓里。他算算日子也差不多了,怎么少帅还不接见我,就跑去问,却被承启官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给挡了回去。最后,眼看大局已定,郑道儒才被允许去拜见张学良,然而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有关任命早已下达。人家红头文件都出来了,哪里还能再收得回去。这里面本来还横生出一个枝节,那就是老冯下野时,可能是考虑到要在人家地盘上暂住的原因,曾冒出过一句,说是要把西北军残部交晋绥军的商震统领。老冯其实也就那么客气一下,没想到商震却当了真,一看宋哲元要自行整编,马上就派人来责问。萧振瀛此时已稳操胜券,哪里会再理这茬,当场就把那人骂了回去:商震是什么东西(“何物商震”),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他来充什么老大。就凭他的那点资历,难道还能来给我们当领导不成?!一看萧振瀛不是好惹的,商震赶紧缩回头去,再不敢提一句“统领”的事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在中原大战结束仅仅一个月后,晋南西北军就正式统编为第3军,宋哲元为军长。2个月后,第3军改番号为东北边防第3军。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驻晋部队重编番号,才正式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缔造29军,萧振瀛实为首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两个孟尝君一样的人物都跟西北军有脱不开的干系——何成浚打垮了一个老西北军,而萧振瀛却只手重建了一个新西北军。宋哲元(举手敬礼者)正在检阅29军烽火大地(267)聚义亭建起来了,“宋公明”也正式坐上了头把交椅,下面就轮到给各位兄弟排座次了。萧振瀛被授以总参议,还和过去那样兼管军法。宋哲元原先的参谋长张维藩仍任29军参谋长。29军下辖2个师,张自忠是部队改编中的主力,又是“二头儿”,自然其中一个师的师长必须让他担任。另外一个师的师长,则由张自忠推荐,安排冯治安就职。冯治安本人当时已无一兵一卒,但他过去于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加上又是宋哲元曾经的嫡系人马,居师长之位,大家都无话说。冯治安和赵登禹的关系很好,赵登禹也就到他下面做了旅长。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副军长。副军长这个职位是原先计划里没有的,但兄弟们的座次摆不平,只好临时插了两个板凳进来。其中之一是小名叫“呆子”的刘汝明。他原先在老西北军中的地位是和宋哲元差不多的,中原大战后手下的兵也折腾得没剩下几个,便来投了宋哲元。按照宋哲元一开始的想法,29军准备编3个师,也让刘汝明当师长。一个军编三个师,这在陆军里并不逾越常规,但这个方案在少帅那里通不过。宋哲元只好让他做了副军长。另一个副军长是秦德纯(保定军校第2期步兵科)。29军高层基本上都是武将,唯萧振瀛和秦德纯在宋哲元身边一左一右,运谋筹划,可划入谋臣之列。29军虽然是由宋哲元当头,但实行的却是现在流行的圆桌会议的模式。大家达成默契,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由这“八巨头”集体商量,集体负责,计议好后再行动(“尺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经过这么一运作,29军成为老西北军旧部中相对最巩固也最团结的一支部队,外人轻易很难拆分得开,自然也不用提什么倒戈和离间了。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可是他们还面临着时时揭不开锅的难题。虽然有了编制,但29军的军饷却少得可怜,毕竟是杂牌军,能让你们凑合着一块吃就不错了,再要想吃饱和吃好,实在是很不现实。萧大哥,为了大伙,你还是再去南京跑一趟吧。又得走门路,找关系了。萧振瀛最初想到的人是国舅爷宋子文。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是最当红的时候,在老蒋那里很吃得开。如果能让他在老蒋那里美言几句,不愁好事不成。可是这条门路好是好,但是进不去,甚至连宋子文的面都没有办法见着。宋部长什么人,当年的顶级海龟,不仅仅是喝过洋墨水那么简单,人家喝的还是美国哈佛的洋墨水,平时走路都是鼻孔朝天,一不高兴,连老蒋都不放在眼里。别人跟他一说萧振瀛求见,他马上问:萧振瀛是谁?他留过英,去过美吗?知道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吗?哦,都不知道,英语也不会说。那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见!萧振瀛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敲另一个显贵的门——宋子文的姐夫、老蒋的连襟孔祥熙。这一敲真的敲开了。说起来,孔祥熙和西北军还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玉祥尚未脱离直系的时候,孙中山为了策反他革命,就把孔祥熙派到了老冯身边。后来,老冯就真的干起了革命,通过发动北京政变,把老东家直系政府给掀了个底朝天。北伐以后,老冯成了“四巨头”,孔祥熙和老蒋又是那种关系,两人的往来自然比以前更加密切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之前,并不说明孔祥熙对萧振瀛一定留有什么印象,虽然萧振瀛上次来京,彼此又照过一面,但也早就不知抛到哪个九宵云外去了。对于孔祥熙来说,每天找老蒋托关系的人不知凡几,而萧振瀛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过客而已。但是印象是可以加深的,尤其是当对方拎着厚礼上门的时候。29军穷得叮当响,最缺的就是钱,然而正所谓“舍不得金弹子,打不住银凤凰”,为了把门路走通,大家想方设法,又东挪西借了2万块钱,买了厚礼送给孔祥熙。和阎锡山一样,孔某人一向被外界封为山西大财主,经商很有才,私下也嫌了很多银子。照理,他这样的人,对身外之物应该是抱很无所谓的态度的。可你见过谁真正嫌钱多的?何况在民国笔记中,这位孔兄虽然会几句洋泾浜的晋版特色英语,实质却是大俗人一个,与他的小舅子相差不是一星半点。时人甚至认为这位自称的孔子后裔颇似三国时的一个著名人物。那个同样俗不可耐的刘表刘景升。不过俗人就有俗人的好处,因为跟俗人们打交道,正是萧振瀛的特长。孔祥熙被外界封为山西大财主烽火大地(268)见面以后,看着对方笑咪咪地收下好东西,萧振瀛的好话也跟着递了过来。话里话外,他都透着这么个意思:虽然我们老西北军已落魄至此,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孔先生今后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的。一个人会不会说话就是大不一样,孔祥熙听到这里,大受触动。民国时代,与过往的大宋王朝有相仿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很多武人虽然从根子上说是个大老粗,却极爱附庸风雅,死皮白脸地都要往“儒将”上面凑,在穿戴上盛行不爱武装爱红装,平时军装是根本不穿的,长袍马褂兼瓜皮小帽是其惯常打扮。不同之处则是与宋代士大夫多不屑与武人为伍不同,民国的文人是非常向往和带兵打仗的人有上一腿的(典型的比如汪精卫)。对于孔祥熙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要。毕竟他不可能像宋子文那样自己拉起一支税警总团来,要想在老蒋这个连襟前面提高身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有实力的武将们拉上关系。不错,如今的西北军是今不如昔了,然而这就跟炒股一样,原始股价格低,以后上涨的空间才大啊。再说,这个股票简直就等于自己免费送上门来的,除了动动嘴,实际根本花不了什么成本。即使以后真的涨不上去,变成了垃圾股,他孔某人也用不着急得跳脚。孔祥熙用他那孔方兄一般的心思,拨拉了两下算盘,觉得这笔买卖实在划算,非常值得一试。然后他就去跟老蒋敲边鼓去了,敲来敲去,无非让老蒋相信,这个宋哲元虽然在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中多次担当反蒋急前锋,但其实是因为身处老冯帐下,不得不为之的结果,他这个人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对你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当年还力争过反蒋不如反阎呢。从这时候开始,老蒋对宋哲元的印象越来越好,而且时不时地就会给29军拔来补助费。印象好是件大好事,可是经济问题还是没有能够得以完全解决。因为那补助费不仅断断续续,时有时无,而且也太少了一点,每次只有区区几万元。萧振瀛一算帐,此次赴京,虽不能说亏本,却也没赚多少。只好再想办法。这次准备算计的对象换成了阎锡山。阎老西又回来了。其实这个著名的铁算盘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当初,中原大战失败下野时,他可怜巴巴地说自己准备“出洋考察”,趁大家一不留神,却跑到大连躲了起来。老阎那多精明的一个人。真的出了国,我还能回得来吗?人在大连,山西的一举一动却仍然在他掌握之中,而山西军政当局也对他惟命是从,所以东北军不管怎么努力,始终都无法对山西进行渗透。过了大半年,觉得风头过了,老阎又偷偷地坐上飞机,回到了山西老家。按老阎的说法,他是思念故乡,特地回来“隐居”的:你们都不要来看我,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号,隐含的意思就是,你们都来看我吧,让我给你们说一说。山西军政巨头徐永昌、杨爱源立刻前来拜见,这一下等于广而告知,从山西到华北乃至全国,都知道老西回来了。老阎的这一手确实很高明。到这一步,你们杀也不能杀我,赶也不能赶我,我就赖在这里了。老蒋知道后立刻就急了,不是说好要“出洋”的吗,怎么还耍上赖皮了,马上致电徐永昌,让后者催老阎出国。接着,老蒋、张学良又双双派出代表,去做老冯(此时也在太原)、老阎的工作。甭管你们用什么手段,硬的也好,软的也罢,二老不为所动,哪儿也不去,更别说出国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加快了老阎复出的步伐。在当年的国民党四大上,老蒋当众做了检讨。作为“痛改前非”的表态之一,便是与以前的“反对派”重归于好,老冯、老阎又重获政治生命,不仅取消了对他们的通缉令,还成了响当当的中央委员。这回老阎变乖了,他自己搞了一个“中的哲学”,认为以前之所以倒霉都是不够“中庸”所至。本来好端端的,去惹人家老蒋干什么,弄得自己惨不忍睹。明摆着,老阎这是真的服软了,对老蒋。对舆论,他顺应潮流,赶了一回抗日的时髦,向中央积极献计献策,要求政府拨出10万劲旅死守锦州。至于10万劲旅怎么个拨法,那可不是他的事。你们只要知道我老阎是个积极要求抗战的好人就行了。如他本人所愿,老阎的声誉立刻焕然一新。可是,最关键的那个人——老蒋依然不表态。阎锡山书法作品烽火大地(269)看来还是自己诚心不够,那来更猛的。老阎使尽吃奶的力气,拿出了一份东西,这就是有名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要说这份草案还真算得上是老阎呕心沥血之作,它的主旨,就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把山西建成抗战的前沿基地。我再也不跟你调皮了,就给你当小弟,在前面替你老人家出力流汗,挡着日本人,这总可以了吧(“锡山治全国而不足,治两省而有余”)。老阎认为,他心诚到如此地步,老蒋看了一定会感动得流泪的。可是偷眼一看老蒋那样子,老阎顿时心凉了半截。这位看上去仍然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老蒋心里门儿清。以前每次华北这边反蒋,后面都有这个阎老西在后面捣鬼。趁着这次中原大战的机会,好不容易才把他赶了下去,怎么能再做放虎归山的事呢。老蒋始终不松口,老阎再也按捺不住了。嘴一撇,太原那边心领神会。学生上街搞抗日示威游行,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了枪,杨爱源马上以此为由,封闭了国民党党部,连负责人也被抓了起来。老蒋得知消息,连忙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谈话。徐永昌摊开手,说自己毫无办法,因为山西境内没人听他的。那他们都听谁的?当然是听阎锡山阎先生的了。我徐永昌办不好这些事,只有阎锡山能办好。(“在我办是事倍功不到半,阎先生办是事半功不止倍”)。据说徐永昌还曾经推心置腹地跟老蒋摊过牌。中原大战后山西政治经济一落千丈,大家都怨声载道(“军政与人民均不堪其苦”),说明阎锡山当家还是有一套,他不出山,山西没准得玩完。知道中原大战蒋阎有积怨,又干脆把话给挑明了。阎锡山最大限度不过是你的政敌,而政敌是可以合作的(估计老蒋对这一点也是深表赞同,搞政治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嘛)。接着辟谣。人都说老阎抠,其实抠来抠去,也没往自己兜里抠,都花到“公家”上去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最称职的公务员!最后一点,徐永昌说的很不客气,却也可能最能打动老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还会有帮你的时候”。徐永昌靠嘴,其他人就靠行动。老蒋的脸色一缓和,山西省党部那个负责人立马就被放了。既不跟我争(权),又说要帮我(忙),老蒋终于被说动了。正好那时候“一二八”淞沪会战已经进入庙行大战的阶段,山西这里确实也不容再有闪失,老蒋一伸手,就把老阎捞了上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0日,阎锡山被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爬上了山西土皇帝的宝座。等到阎锡山位置坐稳当,又轮到老蒋犯愁了。虽然老阎看上去已无多少再次造反的胆量,但你也别想轻易摸到他的窝里面去。山西不通车(路轨跟全国其它地方不同),不配合,不鸟你,像个剌猬一样,让你无处下嘴。萧振瀛给老蒋带来了开心药丸。他第三次拜见老蒋。一见面,也不再说什么西北军,29军了,口口声声都是“咱们的部队”。有“咱们的部队”在山西,准帮您看好那个不安分的阎老西。萧振瀛还表示,29军有意找机会北上,开进晋东的阳泉,对西北军的“世仇”阎锡山负起监视的任务。这帖药正治老蒋的心病,立刻转忧为喜。既然笑了,下面这个口就比较好开了。29军恨阎入骨,非常愿意为您效忠,不过他们现在遇到了点小困难,缺乏经费。这个容易。老蒋当即刷刷两笔,拨特别费每月30万,并承诺追加每月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