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支骑兵队只在一条河边徘徊了一下，马上就撤走了，并没有过河。时间是中午。干贺经过分析，判断该骑兵队一定会过河北上，而且后面还跟着大部队。理由是：由于马占山的部队要避开白天飞机的跟踪和轰炸，一般都是晚间行动。白天出现的骑兵队只是侦察兵，任务是到河边来观察动静，搞侦察的。同时，他们还有诱敌作用，一旦发现对手有所行动，主力部队会马上改道前进。好个马占山，真是狡猾狡猾的。干贺随后作出部署，命令所部日军不得在马占山过河前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什么时候行动呢？在他们渡过河后失去戒备的时候。干贺的判断和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日军很多基层将官如果单指挥一个联队或一个师旅团的话，往往能体现出较高的能力和水平。正如干贺所预料到的，见日军未有任何举动，马家军果然晚间涉渡，过河后向西北前进，慢慢进入了干贺旅团设伏区域。不过这时候，马占山仍然有机会摆脱噩运。因为按照马占山的活动规律，白天他不仅不渡河，一般也不随意行动。如果是晚上进入日军伏击区，伏兵的能见度比较差，攻击效率不高，己方又以骑兵为主，加上大部队集团式冲锋，即使会蒙受一点损失，短时间内迅速突出重围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但如前所述，由于部队成份复杂，马占山此时已不可能使部队保持统一的战斗纪律。其中一支800人的骑兵队脱离主力，打马扬鞭，竟然大白天就穿行在青纱帐中向前奔去。在他们看来，过了河后，就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把后者远远地抛在了河对岸，即使被发现，日军也追不上来，至于天空的飞机，不是有青纱帐作掩护吗，没事的。错觉，足以致命的错觉。日军突然从正侧面开火，骑兵队猝不及防，损失惨重。显然，干贺并不想予以全歼，他特意留下口子，让其残部向后撤退。因为他在意的不是这支骑兵队，而是骑兵队后面的那条大鱼——马占山。别的都不用做，只要顺着马蹄印一直追下去就可以了。我相信，这次一定能抓住马占山。对于马占山来说，骑兵队遭袭，人员损失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暴露了主力部队所在位置以及情报资料。干贺从战死的骑兵队将官身上意外地发现了马占山编订的那一本本册子，然后上报给松木。面对那些熟悉的作战命令和通报总结，松木震惊了，他这才意识到，马占山不仅在跟他打一场追逐战，还在暗中进行情报战的较量，不仅比体力，更比智力。太厉害了，本庄司令说得没错，这样的人物，一定是今后关东军和日本帝国在满洲的大敌，此患不除，永无宁日。松木迅速对部队进行整顿，所有口令、次序以及部队作战规律都重新过滤了一遍，确保不被马占山再钻任何空子。马占山题字：还我河山烽火大地（227）位置暴露，情报失灵，使马占山这次在日军围追堵截中再也无法顺利脱身。屋漏偏逢连夜雨，关键时候，指挥作战的电台又坏了，马占山难以进行协同指挥，只能带一部分人马且战且退，重回绥棱。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罗圈甸子。所谓甸子，是东北对湿草地的称谓，此处环境相当恶劣。在经历三昼夜的血战后，马占山始终突不出去，所部已不足百人。此时，日军8个联队已把外面围得铁桶一般，插翅难飞。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已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罗圈甸子，它将成为马占山最后的葬身之地吗？坐镇大本营的松木虽未亲自到罗圈甸子，但他比谁都紧张和激动。两个多月的苦追，眼看马上就要有眉目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几天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个让他心花怒放的消息。前线部队报告，“马占山”已被击毙，并已摄影存照，同时从尸体上搜出关防印信、随身烟具以及名章。照片送上来，松木咪缝着眼睛看了半天。看不出来。原因是死者生前受多处枪伤，已面目全非。不过其人身形瘦小，与马占山倒是很像。松木把照片一扔，还看什么看，向关东军司令部写请功报告。兄弟们累死累活这么多天，不能白忙活。收到报告，本庄繁比松木还乐，“九一八”以来，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他赶紧向军部和天皇报捷——连裕仁都知道北满的马占山厉害厉害的。日本国内报纸欣喜若狂，皆认为是关东军在满洲取得的一次大捷。为了增加视觉冲击力，他们还把“马占山”被“击毙”的照片要了过去，作为重点猛料登了出来。这个世界上，红眼病的发作率总是同感冒一样频繁。看你立了大功，有人就不乐意了，说这种相片算怎么回事，又看不清楚，谁知道究竟是不是马占山。风言风语传到松木耳朵里，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又不可能进行DNA检验，没法辩白啊。把“马占山”的脑袋割了，让他们去认。结果还是有人说不像。不就是不想让我爽吗，松木再不管那么多了，一口咬定，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马占山。一个多月后，他被结结实实地扇了一记大耳括子。真的马占山现身了。松木和本庄繁都从头凉到脚，感觉又被马占山给摆了一道。其实这一次倒不是马占山又用了什么计谋，一切纯属巧合。罗圈甸子突围时，倒在日军枪下的是参议韩述彭少将。韩少将身材跟马占山差不多，身上又携带着马大帅的随身物品，所以才会被日本人误认为是马占山本人。值得一提的是，韩述彭是东北抗战中第一个战死疆场的将军，被日军包围后，宁死不降，以身殉国。马占山本人则经历千难万险，令人难以想像地突破重围，在讷河再举义旗。本庄繁要准备下课了，不仅是因为谎报马占山已被打死的军情，在天皇面前犯了“欺君之罪”，更由于此时整个东北的形势已变得不可收拾。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季，东北已集中日军4个主力师团，2个旅团，对包括马占山在内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使尽各种办法，动足各种脑筋，却仍旧徒劳无功。这样一来，整个东北的铁路运输和经济运作都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断电断水断交通，成了家常便饭。好不容易从邻居那里抢了一只老母鸡过来，是要靠它下蛋的，现在适得其反，鸡蛋没拿着，还被吵得寝食不安，这不白干了吗。此外，李顿调查团当时还在东京和北平赶写报告书。他们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满洲这种局面不仅是对日本的一个莫大讽剌，还有可能被写到报告书里面去，这更让日本人感到心烦意乱。既然关东军的成绩如此糟糕，那就只好来一个不换思想就换人。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换班。本庄繁自然第一个回家。不过由于一年前在“九一八”中的表现，回国后待遇倒是不赖，还得到了一份很有面子的活——伺从武官长。后来同样是因为“九一八”有“特殊贡献”，又升大将又封男爵，很是风光了几年。其他人员也撤换的撤换，调走的调走。但很多人还是趁此机会捡到了皮夹子。比如石原莞尔，先是调回国任仙台步兵第4联队联队长，两年后又升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都是“九一八”的“功臣”嘛，怎么能埋没。关东军所辖部队也重新进行了调整。第6师团（熊本师团）和第14混成旅团（服部旅团）、骑兵第4旅团（茂木骑兵旅团）调入满洲，而第2师团（仙台师团）和混成第38旅团（依田旅团）至年底，才一个奉调回国，一个返回朝鲜。也就是说，关东军曾一度达到5个师团加4个旅团的数量，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国外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驻军行动。军部这次下决心改组，其实质是对关东军在满洲的战绩不满意，但这是不便对外人言的。能对人言的，必须是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关东军最有名的“下克上”第一个被拎出来数落：目无尊长，无法无天，我行我素，想搞独立王国。其实从“九一八”到江桥，到锦州，关东军一路都是这么“克”过来的，军部视而不见，只知道捏着个鼻子不吱声，甚至连原来的金谷参谋总长都被“克”掉了。那时候怎么不处理？无它，只因为最后关东军都达到了作战目的。不是不计较，而是你赢了。现在能把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的事都拿出来翻炒一遍，也没其它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你败了。赢了就是英雄，你最拽，输了就是狗熊，你最烂。日本人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能把你雷到焦。关东军司令官大位空缺，谁能担此大任？武藤信义元帅（陆大13期军刀组首席，此时仍为大将）粉墨登场。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元帅应该是最高等级的军衔，比如我们熟知的十大元帅。但在日本军人中，元帅并非军衔，而是一种荣誉称号。要想得到这个荣誉称号，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如果你以皇族身份参军，不管你有无能力，也不管你是否真正指挥过任何战役，只要点子正，当元帅就是轻而易举的事。陆军里的载仁亲王、海军里的博恭王是最好的例子。但倘若你跟裕仁他们家搭不上什么亲戚，那就比较难了。通常来说，功劳大都没有用，得VeryVery大。海军中，前有东乡平八郎，后有山本五十六，都是如此。陆军里面更加复杂，一般而言，除了有功劳，还得会当官，不是当一个官，要把三个官都当完了才算。哪三个官呢，就是陆军里的三个顶级主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陆相）、教育总监。参谋总长不用说了，陆军大臣是陆军派驻政府的代表，教育总监是主管陆军教育训练的，三者缺一不可，这一圈逛下来，不认你是老大都不行。太难了，难到连“军神”乃木希典都轮不上。在武藤之前，被称为日本工兵之父的上原勇作被授为元帅，一时成为众望所归的陆军领袖，不过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十二年中，硬是无人能获此殊荣。本来武藤也不够资格。论功劳倒是早就够了，大正时代，最后一个被晋升为大将的，就是这位老兄，但他的官位缺了一项：陆相没做过。必要条件哪怕是小小的一项都能要人命啊，时年已经六十多岁的武藤眼巴巴地看着元帅头衔却只能暗自淌口水。机会说来就来了，当关东军一把手的交椅向他招手的时候。在这次大规模改组中，还有一个人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个人就是被委任为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一二八”会战后期，曾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不过那是一个虚职，等他到上海时，中日双方也已偃旗息鼓，没捞到什么仗打。此次到满洲，他还是没能脱得了一个“副”字，不过此副非彼副，武藤对他相当信任，而他自己也忙前忙后，非常活跃，俨然一对师生，直把正职的参谋长都比了下去。武藤信义（左）替代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烽火大地（228）武藤和冈村面对的是本庄繁留下的一副“烂摊子”。义勇军久“剿”不灭，而且越来越多，真可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时东北义勇军数量之多，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对外公布有30多万，49个，但实际数字可能还远远不止。冈村后来记述，他刚到满洲时，大白天坐在飞机上就能看到一支支义勇军在行军，而这已经成了当时东北风景之一种，没有人感到意外和惊讶。但义勇军真有那么可怕吗？似乎又并非如此。如果分开来看，每支义勇军的正规作战能力都不是很强，个顶个均不是关东军的对手，可他们熟悉地形，善于利用青纱帐为掩护，常常在丛林山地中钻来钻去，十分难以捕捉。同时，义勇军的分布区域较广，东北地方又大，如果套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句话，甚至可以说“凡有乡村处，皆有义勇军”。武藤不愧元帅之资，很快就发现了本庄繁兵败之因。本庄繁为什么会败呢，其实就是有三样东西做得过了火。敝人不才，帮他概括为“三太”：太霸道，太自信，太滥情。“太霸道”。你只要看看他手下的土肥原在哈尔滨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了，那几乎是雁过拔毛。人家明明不通“匪”，他非要指控为“匪”，然后就竭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这样一来，原本不通“匪”的都被他搞得想通“匪”了。反正钱迟早不是我的，那我还不如拿去资助义勇军呢，还能换来一个精忠报国的好名声。看看好象捞了点钱，筹了些军费，其实是在推民为“匪”，帮义勇军的忙，真正的得不偿失。“太自信”。简单来说，就是本庄繁太把自己人当回事，过度地倚重关东军的力量来进行作战。在一些战役中，伪军虽然也有参战，但由于战斗力较弱，一向被“皇军”所看不起，永远只能沦为配角中的配角。另一方面，关东军能战倒是能战，问题是他们并非满洲本地部队，同时也不固定，均为从国内或朝鲜临时抽调而来，在地理知识上比较抓瞎，很容易就会被义勇军用游击作战的方式牵着鼻子走。“太滥情”。平心而论，本庄繁在维护“满洲治安”方面还是全力以赴的，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所有义勇军都摆平搞定。可世上的事，过犹不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急，义勇军又不急，逗你玩有的是时间。偏偏他还采取了全面开花的战术，即同时要与几乎所有义勇军发生亲密“接触”，这样一来就犯了兵力分散的兵家大忌。人家义勇军再不行，几千个打你几十个总还可以吧。本庄时期，关东军不停地从国内调兵，一个个师团走马灯似的登陆，但一撒到东北战场上，立刻就没影了。这地方太大，你撒多么是个数啊。撒吧，还撒不均匀，有的地方人太多，闹哄哄的，大家都把屁股撅得老高在找义勇军，可半天也找不到一个，而有的区域呢，人又太少，打起仗来根本占不了便宜，甚至常常出现这样的奇怪场面：几个日本兵拔足狂奔，跟在后面的不过是一群拿着土枪的农民。显然，武藤要想超越本庄繁，就必须在“三太”上做出改进。武藤确定，军事进攻很重要，但政治怀柔更不可少，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满洲国政府及其良民，应求大同舍小异”）。你把人家都逼到梁山上去，最后倒霉的不还是自己，所以一边要拿大棒吓人，一边还要拿根胡萝卜出来逗引逗引。日军对伪军开始由“看不起”、“不当人”，到至少表面上“当人看”，平时加强训练，并逐步放到正面战场上去大胆使用，有计划地把他们变成“谋略部队”，利用其地理和语言优势，在给关东军当向导的同时，还可以拿来趟地雷，做炮灰。在武藤执掌关东军大印后，东北伪军已发展到19个步兵旅，12个骑兵旅，总数达到31个，另外还有6个支队（相当于团）。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东北军在鼎盛时期才有多少人马？一共27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总数为33个。加上日军“招纳”的其它七七八八部队，如不比战斗力的话，仅就数量而言，现在的伪军已基本接近于当年的东北军。以华制华，用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确实是一记毒到骨子里的毒招。问题又回到了怎样与义勇军作战上。全面开花，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扔垃圾堆去。现在我要把它改为重点进攻，饭一口口吃，仗一个个打。武藤主张“专一”。顺序上，从辽宁开始，经过吉林，最后到黑龙江（即北满），像扫地一样一路扫过去，“剿”掉一个算一个。大政已定，但武藤并没有马上行动。他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深秋，庄稼地里该收的都收了，青纱帐不复存在，树叶片片凋零。出击。10月，辽东义勇军在关东军的连续攻击下，已无法在原地坚持，主力被迫“西征”，实际上就是往热河、关内一线撤退。11月，在沈阳、长春、吉林之间的三角带地区，辽吉义勇军遭“梳篦”式扫荡，损失殆尽。12月，辽南义勇军处境艰难，老北风传奇即将面临终结。看起来，战果辉煌，可是武藤不仅未敢有丝毫懈怠，反而变得越来越紧张，这是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本庄繁的下课，关东军司令部的重组，固然是被满洲义勇军久“剿”不灭给闹的，但某种程度上，更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不过一胡子出身，然而却堪称东北战神，打正规战，他创造了江桥之战的经典，打游击战，他攀上了这一领域的巅峰，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挪窝时你翻遍黑龙江都找不到他，一旦出来又可以打得你浑身难受。这个人叫马占山。你说本庄繁对马占山不重视吧，本庄繁自己都要急得哭起来了：冤枉啊！他手上一共4个师团，2个在这里和马家军打，几乎用上了关东军的一半力量，还不行，又厚着脸皮，从国内“走后门”，调来近卫师团骑兵旅，就这样，仍然徒然无功。本庄到这里，也真是急了眼，关东军里面只要被他看见是根葱的，都要拔过来，插到黑龙江去对付马家军。驻辽吉的2个师团本来追义勇军就追得上气不及下气，他还要从中调最能跑的骑兵联队出来。对这两个可怜的师团来说，这哪里是在调他们兵，分明是在抽他们的血。干脆，大家都别玩了，我们也躺着睡觉，门外面的义勇军吵翻了也随他去，反正出来了也追他们不上。能押的赌注这回全押上了，总算，下面报捷，说马占山被打死了。本庄繁还为此难得地露了一回笑脸，以为这下子可以轻松一点了。没有想到，所谓“马占山被击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笑话。真相被揭露后，一堆人都表情尴尬，除了松木、本庄繁，竟然还包括天皇裕仁。弄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本庄繁再不下课，就没天理了。同样的考题，也摆在作为继任者的武藤身上。本庄繁已经倒在了马占山面前，他绝不能成为第二个本庄繁。论声望，论能力，没有一个东北将领能超越马占山。即使满洲的义勇军全给消灭或者赶走，只要马占山还在这里，死灰可以复燃，卷土可以重来，一切所谓成果都将无从谈起。对于武藤来说，马占山是一道坎，一道必须逾越，也非常难以逾越的坎。这场对决，维系胜负，更关乎荣誉，他放到了最后。在他之前，本庄繁曾把对决提前，结果自己倒先出了局，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啊。不过，当武藤把目光转向北满的时候，他才发现，这里的情况远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糟糕。因为这里除了马占山之外，又跳出一个拦道的：苏炳文。长春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烽火大地（229）江桥抗战时的参谋长谢珂的眼光真不简单，他当时向张学良推荐了两个人，作为江省政府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人选，一个是马占山，另一个就是苏炳文，均为后来领导江省抗战的超重量级人物。谢珂自己，后来也转投了苏炳文，仍然当的是参谋长。能与马大帅并列，本身就可以说明苏炳文在当时江省军政两界的地位。与马占山不同的是，他可以说一个相当正规的军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中国碰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举国上下对国家命运进行了重新反思。当时的反思结果之一，就是认为之所以被老外变着法欺负，缘于宗文不宗武，也就是光会念四书五经，不会挥拳弄棒，便只有挨揍的份了。想通了以后，国人便都为之忙开了。从派留学生远赴东洋学军事开始，国内的军事学校也犹如雨后春笋，渐呈遍地开花之势。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鲁迅年青时拍的那张帅哥照就知道了，当时就连一般学堂的学生，都一水儿军校学生的装扮，特拉风的那种。苏炳文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他的军事受教过程甚至可与日本军人相媲美：小学上的是沈阳陆军小学，中学上的是北京陆军中学，最后从河北保定军校毕业。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往往决定了他的思维模式。在苏炳文的头脑里，军人保家卫国的责任显然要远高于割据一方或投敌卖国的欲望。“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作诗一首，中有“正气有歌文宋瑞，鞠躬报国武乡侯”云云，“文宋瑞”指的是写正气歌的文天祥，“武乡侯”指的当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孔明。此人其志可想而知，所以他这样一个举动就比较好理解——把自己全家都送往了北平。当时苏炳文掌握着海满地区（海拉尔和满洲里）军政大权，家人在东北并无安全之忧。如此苦心孤诣，其用意就是和李杜一样，表明一个信号，一个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时刻准备和日本人死磕到底的信号。在张学良任命马占山担当江省抗敌大任后，他毫无怨言地予以支持，将麾下程志远骑兵旅，步兵第1旅、第2旅各1个团派至嫩江参战，自己只留下一半兵力驻守，并为马占山提供了部分物质。江桥抗战结束后，除程志远投敌未归外，其它2个团都已归制。苏炳文的声望和价值，日本人是很清楚的。可以说在北满地区，仅次于靠江桥一战出名的马占山。因此，几乎在说降马占山的同时，日伪方面就开始积极地做苏炳文的“工作”，但效果甚微。在这一点上，苏炳文比马占山更早认识到日人之狡诈与不可信，因此对任何有可能陷自己于牢笼的举动和安排都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参加伪满洲国建国仪式的邀请函发过来了，谢绝。仙台师团多门师团长邀他“到省城一晤”，谢绝。马占山反正后，本庄繁有些急了，怕苏炳文那里再有异动，便派人找到苏炳文，拿出3个职位：中东铁路护路司令、“满洲国”军政部部长、黑龙江省省长，放在他面前，让他任选一项。这对一般人而言，大概是很难抵挡的诱惑。谢绝（“才力威望不足，难以胜任”）！在坚决不上套的同时，苏炳文又非常聪明地保持着与日伪若即若离的一种关系，名义上他服从“满洲国”，但“江省政府”必须给他提供军饷，不硬顶日本人，但日军也无法涉足海满。背地里，他则与参谋长谢珂一起，争分夺秒地进行着备战。缺兵源。把从东北占领区逃出的爱国学生集中起来，经过挑选编成学生连，并以此为骨干招募新兵，组建新的步兵团。缺武器。他和老北风一样，都打起来了从沈阳兵工厂中逃出的技术工人的主意，把他们召过来，办了一个秘密兵工厂，可批量生产手榴弹和地雷。缺物质。苏炳文通过各种渠道，预先储存了一个月的军粮。此外，他还借护路之机，从“满洲国”货车上扣留物质，以备作战使用。尽管如此，他仍然一直处于蛰伏状态，静待时变。这时候他看到马占山元气尚未恢复，而武藤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后，各地义勇军纷纷失败，知道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北满就危险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9月27日，他忽然发作，一声号令，义军群起响应。这是一个预谋已久的行动，日本方面毫无防备。事发前，苏炳文发了一个请帖，邀请当地日本军政要员与会，说是要请他们来纪念孔子诞辰。这些日本人对给孔子过生日当然并不上心，他们即使有偶像，也轮不到孔子，那是天皇。但想想也不能不去，毕竟苏炳文是一地头蛇，得罪了以后大家不好办事，便一个不少，全来了。会上，日本驻满洲里领事山崎诚一、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孝、伪国境警察队队长宇野乖乖就缚，被一网打尽。抓他们干什么？做人质。打仗的时候可以让对方投鼠忌器。最起码，宇野是起到了这个作用。他的警察队被包围后，还挺拽，歪着个脑袋拒不投降。苏炳文就把宇野给他们带到前面来，后面再架上一大炮。让宇野喊话劝降，要是不听，后面就要来上一炮。二话不说，全缴械投降了。苏炳文在北满的声望仅次于马占山烽火大地（230）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正式宣布起事。所部官兵，每人胳膊上套一袖标：铁血救国。苏炳文的异军突起，使大难不死的马占山精神为之一振。此时后者已利用本庄繁拿他“人头”冒功的机会，在齐齐哈尔东北部的讷河再招旧部，在短时间内又聚集起新的人马。苏马二人共商后，都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地方——齐齐哈尔。在这里，我们要重铸江桥之战的辉煌，打出东北军人的血性，因为这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喋血双雄，再战江湖。这次会攻，部署相当周密，从四面八方形成了对齐市的包围。东路，由马占山部邓文出击，攻打齐市东南的的安达镇。西路，由苏炳文亲率，直取齐市西南的富拉尔基。南路，由马占山部李海青攻打昂昂溪。北路，由马占山亲率，直逼讷河的拉哈站。为防日军从哈尔滨增援，马占山部才洪猷沿呼海线进行截击，作为策应。富拉尔基离齐市很近，只要通过嫩江大桥，就可进入城区。巧合的是，当年参与江桥之战的仙台师团就在嫩江对岸，防守部队是长谷旅团，而他们的对手，则由马占山换成了苏炳文。同时，双方的作战位置也调了个个，过桥的变成了苏炳文，守桥的变成了长谷。长谷守桥的办法很干脆：直接把富拉尔基江桥给炸了。他又不怕中国政府提交涉，当然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桥过不去，江面上也很难渡过来，原因是关东军的飞机一刻不停地在上空嗡嗡叫，看见渡船有一只炸一只。苏炳文也不傻，不是不让过吗，与其白白牺牲，那我索性不过了。他站着不动。这就像两个武林高手在擂台上对峙，虽然眼光都一样凶狠，杀气都一样浓重，但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出招。谁先出招，谁的破绽就暴露得最快。二位，沉住气。长谷先沉不住气了。这个笨蛋。他这次不用满江岸找船了，所用工具非常现代：橡皮艇。划着就过来了。早就预伏在岸边的中国守军来得正好，枪弹齐下，立刻就打沉了好几艘。长谷开始以为用200个人就能搞定，看看不济事，只好又翻两倍，渡江日军达到700人。地上机枪掩护，天上飞机轰鸣，给守军造成了很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