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74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7）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中委29人，候补中委12人，还有几位高级干部列席。与会者对历史决议稿再没有提出重大的修改意见，在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年8月12日，“历史决议”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这样，经过前后近4年的时间，毛主席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它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主席提议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当时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1950年8月19日，毛主席致中央政治局的信说：“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政治局委员都圈阅同意。最后编入第三卷于1953年4月出版。这个公开发表稿作了这样几点重要修改：一是凡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有些就是毛主席在审定过程中亲笔删改的。如在第一节讲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之后，删去了原有的“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一语；也有将“毛泽东思想”删后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这样，发表稿通篇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字样。毛主席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想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早在建国前夕就已萌生了。还在1949年1月他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曾强调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说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这个想法是毛主席删去“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赞成恢复使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在于毛主席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历史决议”提毛泽东思想就有对着苏共的意思。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在苏共、共产国际帮助下产生的，这一方面给我们党许多积极的东西，但同时也给我们党造成许多困难，带来许多消极的东西。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对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地位确定了。“历史决议”反映全党要求，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可以设想，如果不提，就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因为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它的影子还存在，它对中国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但是，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党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态度，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二是根据8月19日信的精神，在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路线处，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字。当时点名，没有特别严重的意义。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三是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确指示的份量，原来一些地方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增加了他的引语。这个修改是陈伯达提议的，毛主席赞同了。四是将左倾路线的左字都打上了引号，即一律改为“左”倾路线。此后，党的文献就沿用了这个用法。此外，还有一些用语和文字方面的修改，如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暴动”改为“起义”，以及将“与”改为“和”等。这个“历史决议”后来的命运是大家所知道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其中有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贡献这样的内容，整个决议被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新版《毛选》按照建国初期的编排，仍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摘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三部分第75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1）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已经五十多年了，这次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标志而永载党的史册。作为当年参加过这次大会的老战士，抚今追昔，我深深感到，党的七大在中国面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历史关头，旗帜鲜明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大旗上，率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最终夺取胜利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领导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党的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实，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在1931年1月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此后，因战事连绵，会议的准备工作只好推迟。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中央应“立刻进行具体准备”，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等等。这一年的3月，我奉中央军委之命，离开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政治部主任的岗位，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当时，组织部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但很精干，人员也比较年轻，我当时也只有26岁。组织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军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工作十分繁忙。我们总政机关住在延安城北郊一排整洁的平房里，距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晚上能看到主席办公室的灯光。毛主席有时来到我们办公室看望大家，了解情况，我们得天独厚地能经常聆听到他的指示。由于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离中央首长又比较近，使我对七大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有了一些具体的了解。同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会议还对代表名额分配、选举代表的方法做了规定。号召全党要注意调查研究，为召开七大做好准备工作。为了贯彻全会的精神，1939年1月军委决定开始组建华北战地考察团，并任命我为考察团团长。中央领导对考察团工作非常重视。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都曾接见过考察团同志，作了专题报告和重要指示。记得毛主席报告的内容是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李富春讲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滕代远讲了注意研究军事工作的重要意义；谭政讲了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等。这么多的领导同志百忙中给我们讲课，使团员们很受鼓舞，也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亲自向我交代了考察团的工作方针、任务、工作方法、出发时间等。考察团是我按照王稼祥的指示，从军委直属机关、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等单位陆续调集来的，共57名同志。其中有久经考验的红军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和有各种业务专长的年轻同志，人数不多，人才济济。我们按考察团的任务编为组织、宣传、敌工、军事、锄奸、战地记者6个工作组。配置了电台、机要等若干辅助小组，成立了党支部，由我担任书记。3月16日，考察团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8日，由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谭政联合署名发给华北各根据地负责同志的电报中，对战地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指挥关系、经费供给等一一做了明确规定。并强调“所有考察团的干部，任何人不得抽调，以保证其任务之完成”。战地考察团在向敌占区行进当中，沿途受到当地人民极其热情的接待和照顾。每到一地不论男女老少，见到我们这些八路军都把我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把仅有的一点细粮做给我们吃，并争先恐后地给我们带路、牵马。当时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是一种患难与共的鱼水关系。我们考察团每到一地，就紧张有序地工作，并每天将工作情况用电台上报给军委。11月23日，军委来电，让我带着总结材料于12月底前赶回延安，参加七大的准备工作。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随后日军又加紧向我根据地进攻，七大筹备工作再次受到影响。这时，总部又来电让我“暂缓来延”，继续进行考察工作。1940年7月1日，考察团满载而归，回到了延安。为了把调查报告总结好，王稼祥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室，由我负责。大约经过4个月的时间，我们写出了约30万字的两份调查报告。王稼祥仔细审阅了这些总结材料和文章，他对我说，这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对领导的决策工作非常重要。后来，这些材料也为七大有关报告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了参考。1941年3月我调到军委秘书厅任秘书长，兼管军委干部研究处的工作，专门负责研究八路军的干部问题。我记得，为了开好七大，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比如，加强和扩大了中央党校，集中大部分已经来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到党校学习。我和王稼祥经常到党校，邀请各根据地来的七大代表，向他们了解当地的干部情况，最后由我整理出了三份专题材料。王稼祥说，这些材料对帮助七大制定干部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1941年春天，首先在中央党校发起，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整风运动。这年的夏天，蒋介石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不断调集军队进犯我边区。这时中央调我任边区留守兵团副政委。当时我与兵团司令肖劲光一起，边组织部队做好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迎击敌人的准备，边认真搞好部队的整风工作。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全党高级干部在1943年冬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讨论中我对继续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意见，建议不要让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进入新中央委员会，后来我又把意见写在给中央的信上送给毛主席。不久，毛主席给我复了信。信上说：“方强同志：来信收到了。很愿同你一谈，因准备七大，近日抽不出时间，等一会再定时间约谈。同志的敬礼!”毛主席对大会代表的意见如此重视，令我十分感动。这时，我与王稼祥、谭政等同志一起被总政机关选为党的七大代表，我感到莫大荣幸。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注重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的智慧进行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好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第三部分第76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2）1945年的春天，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战场上，法西斯德国即将灭亡；在国内，敌后战场对日寇的局部反攻已经开始，抗日战争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就在这春意盎然、万象更新的日子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了。我作为军队代表团的正式代表，有幸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1945年4月21日，七大举行预备会议。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的筹备工作。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日才开。”他还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加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的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的思想准备，其意义是非常大的。”毛主席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还说：“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要看到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要组织起强大的团结的队伍去战斗。”毛主席号召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当然家庭也是有斗争的，但新的家庭里有了矛盾可以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毛主席讲得很形象，含意非常深刻。毛主席的这番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鼓掌。预备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一是六届七中全会提议的毛泽东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二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三是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四是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是确定大会议程为：政治报告(毛泽东)、军事报告(朱德)、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选举中央委员会；六是七大会场规则。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这个礼堂是1942年由中央机关的同志自己动手盖起来的。它虽然同现在许多高大建筑无法相比，可在当时的延安它是独一无二的，显得雄伟，令人振奋。我走进会场，按照代表证上的编号坐下。抬头望去，主席台上悬挂着两面鲜红的党旗，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挂在红旗的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席台会标的横幅上面，写着“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看见这条横幅标语使我百感交集。我们党从一大成立到七大召开已有24年了，这24年走了不少曲折艰难的路程，现在我们终于懂得了：革命事业只有在正确旗帜指引下才能无往而不胜。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开幕。毛主席致开幕词。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两个中国之命运》。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斗争，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全力以赴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毛主席讲话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大会第二天，代表们先后听取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刘少奇在作报告时，对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阐述，讲得非常精辟。在他们每个报告后，会场里都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代表们发自内心地表示热烈拥护。大会在听取报告后开始进行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时，大会主席团想方设法让每名代表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代表们情绪始终是高涨的。讨论中大家都能畅所欲言，到处洋溢着非常民主、非常团结的气氛。原定讨论的时间不够，大会主席团又临时决定延长几天，会议的议程也不断地改变。记得各代表团在讨论选举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有的同志提意见具体到人，指名道姓，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毛主席发表讲话说：一些被选举人听到意见后，提出不做候选人行不行?你们考虑。选不选自己，自己有自由。只要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就不选，否则就应该画自己的圈。我就准备画自己的圈。毛主席说：对谁有意见，所有同志应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比较好。历史证明，凡是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不知哪一天就会出来的。彻底搞清楚，才有利于团结。毛主席很注意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只要有空就到各个小组参加讨论。他讲话总是很风趣，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很吸引人。一些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经他一讲顿时豁然开朗。所以，毛主席到哪里参加讨论，哪里的气氛总是非常活跃。第三部分第77节 方强回忆“七大”以后（3）5月31日，毛主席向大会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他根据各代表团讨论的意见和要求，主要讲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国际形势问题。毛主席说，把世界引向进步这是历史的总趋势。英、美联合一切反动力量反对苏联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可能性，现在还不存在。毛主席在讲到第二个问题，即国内形势时说道：我们的《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了几万份，蒋介石秘书陈布雷看了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就是“内战”。他们要打内战消灭我们。他提醒全党注意内战爆发的危险，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对国民党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抱有丝毫的幻想。他说：我们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有些准备。我们要看见光明，但是要准备克服困难。毛主席讲到了七大以后可能出现的17种困难，如内战全面爆发；外国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英、美大骂；根据地丢失几块，党内出现悲观情绪；天灾流行等等。毛主席要求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对付非常不利情况的精神准备。毛主席号召全党团结起来，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毛主席在讲到关于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时，强调了全党同志要注意转变思想观念，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如此。他提出在思想政策上要准备转变，转变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要注意研究掌握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免在转变关头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毛主席还讲到了工业发展问题。毛主席说：东北地区是极其重要的，有许多大工厂和大城市，有许多工业设备。东北地区现在还不是我们的，但这是明天的事，我们要有这个预见。如果我们对于掌握工业问题不能解决，那么一定要灭亡的。毛主席把掌握工业问题看得如此重要，这是过去没有过的，这表明，毛主席的思路非常开阔，他已经在运筹解放以后的建国大事了。以后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对七大后国内外情况变化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6月11日，大会胜利闭幕了，毛主席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代表们一致把这次大会誉之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后代表们陆续回到原来的部队和地区，迅速将七大的会议精神进行传达、贯彻。中国革命的航船从此开始了新的航程。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七大制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深有体会。1945年秋，为了反对蒋介石“控制华北，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党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随即抽调了2万名干部，10万大军去东北开展工作。我奉中央军委命令去东北合江地区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合江工作期间，我们按照七大制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和广大指战员，进行了艰苦的剿匪斗争和恢复生产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后来我又参加了辽沈决战、平津战役、南下解放广州等等。回忆起七大以后这段战火硝烟的峥嵘岁月，我深深体会到，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举什么旗帜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明确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革命事业向何处去，党在人民面前树立什么形象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几十年来，我们党从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失败、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直到迎来全国的解放，是从胜利与失败的比较中教育了全党，认识到了这一点。七大会议确定党的指导思想为毛泽东思想，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事实，就充分说明，在每个历史关头，党都必须有鲜明的旗帜，使全党“有所指望”、“知所趋赴”。在伟大旗帜指引下胜利前进，是党的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是党从历史与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回顾历史，着眼现实。二十多年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经历了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国内风波的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两个关头，都有一个道路选择问题。我们党拒绝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回头走“左”的错误的老路，而是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引下，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事实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无比的正确性和伟大的创造力。党的十五大把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作为这次大会的灵魂，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与清醒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的能力，不愧是党的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开拓者，能够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战士，我对此充满信心。“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修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让我们高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满怀豪情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七大会议作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一次宏图盛会，将永载史册，永放光芒!(方强)第三部分第78节 孙毅回忆“七大”（1）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前，按照地区选举代表，我被晋察冀边区选为七大正式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大会，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光阴似箭，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五十多年前在革命圣地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的幸福情景，心中就激动不已，那动人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我参加七大很光荣，学习了不少东西。七大召开前，按党员数量比例，晋察冀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都不够。一些人回前方去了，像李葆华是七大代表，但他1944年回晋察冀传达整风精神去了，不能回延安参加七大。于是，中央便把在延安的晋察冀边区干部集合起来开会，补选代表。开始我和爱人田秀涓都不是代表，是后来增补上的。我是七大正式代表，田秀涓是候补代表。大会的前两天，召开了预备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毛主席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详尽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当时印发给我们代表，有一大本。他讲的时候是重点地讲，发挥得很深刻。他起码讲了有两个半小时到三小时，发挥了《论联合政府》中的思想，不是照本宣读。最后的闭幕词也讲得比较深刻，用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做总结，“愚公移山”，说明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贯彻党的路线，最后总是可以完成任务的。在七大召开的过程中，我们确定了自己的领袖，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要求贯彻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很谦虚。我坐在会场几百人中间，毛主席说话听得很清楚，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接着说：“我52岁!”很谦虚的。毛主席讲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个路线是很对的、是正确的。七大充满了民主和团结的气氛。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许多代表畅所欲言，或者具体地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或者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深入开展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大会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教育。毛主席在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充分地肯定他们对党对革命做出贡献的一面。整个会议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像周恩来、彭德怀等好多人都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也有自我批评。所以，整个会议贯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个会开得好。批评、自我批评展开了，大家都自我批评、相互批评。相互批评是不指名的批评。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会开不好，光作报告还不行。为了开好这个会，毛主席做了很多的工作，大体思想上成熟了才开会。经过几年的路线学习，大家认识都提高了，树立了毛泽东作为全党的领袖的思想，树立了毛主席思想指导全党的意识，所以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小组讨论会上，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畅谈了自己1944年12月奔赴延安之后，一直到参加党的七大，这段时间里自己的收获体会，同志们听了，报以热烈的掌声。我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人，思想深处潜存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加上自己性情急躁，爱发脾气，对同志恨铁不成钢，所以在平时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通过七大前的整风学习，自己深刻检查了身上的缺点，欢迎同志们给自己提意见，收获很大，印象很深，对我确实有触动，一些事情使我终生难忘。在抗大二分校整风学习运动中，高上科(高级科、上级科)有个学员，因犯有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队上开会批评他，他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诬好人。队长多次通知他到会，他以红军老干部和当过某军分区副团长摆老资格，拒不出席会议，甚至躲进医院避风，态度蛮横。当队上要处分这个学员时，我说：“批评要抓紧，组织处理可略缓，我要派人再核实一下事实，并要亲自找他谈一次话。”队长又来找我说：“他还是不到会，校长，你看怎么办?”我说：“你告诉他，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织批评他所犯的错误，他应无条件到会嘛!”我接着说：“你第三次通知他，如果他还是不到会，用担架把他抬来，出席党的会议。”这一带强制性的办法还算灵，他没有让人抬来，而是自己步行走进支部大会的会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从此，这个学员对队长不满，见了我这个校长如同见到仇人一般。他利用住院的机会，四处搜罗整风运动中人们给我提的意见，不加分析地统统列成我在二分校所犯“错误”的材料。1943年4月，二分校高上科五百多人调赴延安，那个犯错误的学员随队编入中央党校第二部，参加整风学习。他认为时机已到，借着“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名义，在二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大骂我三个钟头。说我是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典型，旧军阀式的带兵方法。还说我让团级干部和战士一样跑步，手里经常拿着一根小木棍，看着谁不顺眼，就打谁的屁股。在他的眼里，我这个校长连国民党的军官都不如。他还在中央几个大单位的会场上，作过同样内容的发言。这种有轰动效应的发言，为延安的街头巷尾增加了议论的新话题。1944年10月中旬，在延安参加整党学习的聂荣臻司令员来电报，通知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和老伴田秀涓加上地方干部共20多人，组成一个小分队，由我带队，离开了晋察冀边区。我们步行一个半月，于12月初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在距延安30里路的地方有所和平医院，我听说刘伯承老校长在那里住院，便决定顺便去看看他。见面后，我同刘校长亲切握手，向他表示问候。“全党都在整顿三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赞成你到党校学习。”刘校长问明来意后亲切地说。“这一次是我主动要求来学习的，得到了上面的批准。”我回答。“你们二分校有个干部，在中央党校二部发言，骂了你三个钟头，骂得你狗血淋头，不是人样了。我在这里看过他的一份发言稿，足有1万多字。”“我在二分校执教多年，工作中肯定有不少缺点错误，人家批评，对我有好处。”“你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工作一贯积极，从不偷懒，说话直爽，办事认真，但方式方法有些生硬，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刘校长，你讲的话我一定牢牢记在心里，好的方面，我继续保持，不足的方面，下决心克服!”刘校长点点头，满意地笑了。第三部分第79节 孙毅回忆“七大”（2）到达延安，我首先拜见了聂荣臻司令员，接着又去看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聂司令说：“孙毅，你旅途疲劳，先去军委招待所休息几个月，然后再进中央党校学习。”住在军委招待所的人，都是团以上干部，有不少老红军战士，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等，共七十多人，组成干休所党支部，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指定我担任干休所党支部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原二分校高上科的学员们，每晚都有人到军委招待所看我。师生见面，亲切热情，大家不约而同地围绕那个犯错误干部的发言展开话题，不少学员开诚布公地谈论我在抗大二分校的功过，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我对于学员们当面提出的意见和批评，心情极不平静，常常是深夜坐在油灯下，认真思考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事实胜于雄辩。没过多久，那个犯错误的干部大概有些醒悟，据说，他说过一句心里话：“要让我当校长，我也得那样做，我实在对不住日夜操劳的孙毅校长。”我住在军委招待所，一有时间就找老同志交谈。一天，一位老红军战士告诉我，他去枣园看望了毛主席，当面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现状。听了这个消息，我的心里顿里翻腾起来了，萌发了也想去看看毛主席的念头。当晚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1934年6月在粤赣军区第22师同毛主席相处10天的日日夜夜，到现在已整整10个年头了。10年之中，我们党我们军队特别是我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长征和抗击日寇的斗争中，自己遇到过无数困难和坎坷，但坚信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坚信革命能够胜利，总算是挺过来了。我心里有多少话要对毛主席说呀!想到这里，断然决定，第二天上午去看望毛主席。第二天早饭后，我换上了一套干净的军装，就一个人迫不及待地步行向枣园出发了。隆冬的延安，天气很冷，但我被一种兴奋的情绪鼓舞着，觉不到丝毫寒意。怎么能不兴奋呢，自己渴望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冷静地想一想，心里又不住地怦怦直跳，我见到毛主席汇报点什么呀?10年中，许多战友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许多活着的同志做出了比自己更大的成绩，想到这里，心里又有点抱愧，想着想着，脚步迈不动了，于是又转回来了。坐在宿舍，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向毛主席写信汇报。1944年12月14日，是宁都暴动13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想起了带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原红5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和我的另一位老首长、原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董振堂，他们早已为革命英勇地牺牲了。我是个幸存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想到这里，激动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我立即坐在桌前，含着眼泪用毛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从1934年长征前到现在的大体经历和自己目前工作、学习情况，请毛主席批评指示。信发出之后，我的心平静了许多。我天天盼着毛主席的回信。当我给毛主席去信一个半月之后，1945年2月7日，毛主席给我回信了。当通信员告诉我是毛主席给我来的信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我拿着信仔细端详着，信封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比普通的信封要大，信的封面上有一个印好的红框框，在红框框正中用毛笔写着五个大字“孙毅同志收”，左下方落款是“于昆仑”。我知道“昆仑”是毛主席住处的代号。我急忙将信拆开，毛主席那挥洒自如、遒劲有力的笔体，立刻呈现在我的眼前。信是这样写的：孙毅同志：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武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日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辛劳，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此致同志的敬礼!毛泽东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收到毛主席的信之后，在我思想上激起了层层涟漪，主席工作那么忙，还惦记着我，惦记着五军团的将士们。更重要的是，在我休养与学习结束前，毛主席要当面听我汇报，到时候向毛主席讲点什么呢?在党的七大会上，我亲耳聆听了毛主席激动人心的讲话，受到极大的鼓舞。想想领袖的教导，想想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再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们，自己感到很惭愧，于是暗暗下定决心，团结同志，做好工作，争取对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七大结束后，凡是七大的代表又到党校集中起来接着学习了两个月，讨论七大的路线，学习七大的文件、报告，都编了组。“壮大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个标题我还记得很清楚，讨论了两个月还是比较深刻的。会后代表们陆续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去贯彻七大的路线，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们回到冀中，大眼侯——侯玉田、张君、我，回到冀中就贯彻七大的路线。七大代表们对路线讨论深刻，对路线的执行也比较坚决。总之，七大开会五十多天，讨论得比较深刻，以后又进到党校，关于七大的路线又学了两个月，所以印象比较深刻。七大以前，毛主席给我写了封信，说我走以前，我俩再谈谈。可是后来不久日本投降了，那时候，毛主席决定要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去。临走时，我被点名到飞机场为毛主席送行。送他们时，我想等毛主席回来再说。开完七大，学习两个月后我就回到冀中。去延安前我是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七大结束后回冀中，原来的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调走，我就担任了军区的代司令员。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七大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的。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我们纪念党的七大，更重要的是发扬七大团结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和紧密联系群众的精神。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仍需要团结，全党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各企业、各部门之间也需要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协作，锐意进取，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孙毅)第三部分第80节 张治中回忆重庆谈判（1）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经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事。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因此毛泽东先生慨然电复应约。于是由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安去迎接，记得就在8月28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先生到了重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先生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毛先生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在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王两位首先提出《谈话要点》一件。9月4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了我们四个人。从这两个文件看，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例如中共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而国民党是空洞地答复：“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用中共人士参加；又如关于军政数字，中共要求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国民党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个双方距离如此远，在最初看，很多人认为是根本不会得到协议的。由此亦可见当时商谈进行的困难。不过，最初料不到的尽管双方距离远，但经过四十天的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毛先生在留渝四十三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在他要我代约时间宴请毛先生和同行诸位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在10月8日，我曾假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五百余人参加，盛况空前。我当时有一个简单的致词：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今天承参政员、文化界、新闻界暨党、政、军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临，极感荣幸。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当此嘉宾毕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先生。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毛先生到重庆已经四十天了。他和蒋主席谈了好几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张岳军先生、王雪艇先生与本人也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有时与毛泽东先生谈，一共谈了好多次。谈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所最关心的。外间有种种传说，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很忠实地报告一个概要。我的报告虽然没有事先征得双方的同意，但是我想也许能够代表双方的意见。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需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要埋头苦干三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使中国不愧为世界上四强或五强之一。大家都知道，和平奋斗救中国是我们国父的遗言，民主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中国国民党流了五十年的血，我们牺牲了多少生命去推翻满清政府，铲除数千年来的专制政体，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吗?至于统一、团结，更不必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不团结、不统一的，任何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没有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毛先生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我们佩服。这四十天来，我们就在这些双方同意的大前提、大原则下，在和谐友好的空气中，期谋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比方说政治要民主化，怎样才能民主化?军队要国家化，怎样才能使军队国家化?各党各派要平等合作，怎样才能平等合作?……这些问题的研讨，始终在极度和谐友好的空气中进行。在谈判进行中，双方意见不免有若干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第三部分第81节 张治中回忆重庆谈判（2）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经过，我们准备不久发表一个公告，不仅是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要公布，就是双方意见尚未一致的地方，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并且愿意竭尽我们的能力，用尽种种的方法，继续在友好和谐的商谈中求得解决。我们相信，由于双方的互谅互信，这些问题是不难得到圆满解决的。毛先生到重庆已经有四十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件亟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集会也是为了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对毛先生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毛先生这四十天的辛苦现在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最后我们大家举杯恭祝毛先生健康!毛先生当时也有一篇简短的讲话(是记录稿，未经毛先生核定)：张文白先生，各位先生、女士：这次应蒋先生的邀请，来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大计，承蒙招待周到，非常感谢。尤其今晚承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样盛大的会，说是欢迎和欢送，非常感谢，非常不敢当。这次双方的商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二个党派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刚才文白先生说，谈判情形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因为在法西斯德国和日本打倒后，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的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应该乐观的。从1914年8月到1945年8月的三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战争全世界人民获得了光荣的胜利，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这种胜利把世界和中国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中，我们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恰如刚才张先生所说，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正在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我们在大的方针、大的原则方面都是一致的，这些方针和原则，为全国人民利益所要求，我们一定要共同执行。刚才张先生说，中国需要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和平建设，我们也同样相信。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要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10月11日，我特送毛先生飞返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当天晚上，中共还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欢迎我，宾主尽欢。第二天毛先生亲送我到飞机场，在车上还带点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又重复在重庆时的话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我说：“何以见得?”他举了几个例子，并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我特别要提起1946年我第三次在延安的情形。到延安和离延安，毛先生都亲为接送。记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有中外记者随行，后来曾在报上发表过)，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后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里曾被C.C.分子郑亦同所引用，颇有讥讽之意，我当时曾加以驳斥说：“如果郑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见解，我是愿意接受；但如果是一种讽刺，那么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是准备来个七折八扣?”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延安，开会就到南京。”以后还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我笑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毛先生说我还可以四到延安，虽然后来蒋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议，但未成事实，而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张治中：《毛泽东在重庆》)第三部分第82节 王炳南回忆重庆谈判（1）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是一个难忘的喜庆日。平素烟雾迷蒙的重庆城，忽然阳光普照，一扫阴霾，晴空万里，秋高气爽。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仿佛从天而降，不胫而走，霎时间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就要抵达重庆了!就要来同国民党政府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了!在群山环绕的九龙坡机场上，欢迎的人群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时时翘首仰望碧空，如久旱之望云霓，期待着毛主席很快的到来。这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为了准备迎接毛主席，一清早就赶到机场。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但又警惕自己，千万不能出差错。因为不久前，党领导通知我，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由我担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使我惊喜交集，夜不能寐。能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身边工作，朝夕相随，亲聆教诲，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和光荣吗?现在，毛主席就要来了，日盼夜梦的期冀即将变成现实了，怎能不叫我感到欢欣鼓舞呢!下午三点半钟以后，晴空里响起了马达的轰鸣，一架草绿色飞机缓缓着陆。机舱门打开了，机场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我由于工作关系，幸福地首先登上飞机，向毛主席报告迎接人的名单，引主席下机。毛主席雄健魁伟，神采豁朗，头戴盔式帽，身着灰布衣，在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一边徐徐走下飞机，一边洒脱地挥动着右臂，含笑向欢迎的人们致意。我原揣想，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必然神态庄严，在他身边工作，难免会有些拘束吧?但一接触后，却感到主席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就在从机场去住所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是陕西省人。毛主席便笑着说：我们在陕北十年了，陕北的小米养育了我们，陕北人民对革命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毛主席的话像一股暖流，涌进了我的心房。毛主席对待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关怀。此后，每当我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都要叫我坐下慢慢说，他仔细听完后，还常常先征求我的看法和意见。当时，《新华日报》每天大量报道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告诉报馆不要对我报道太多，不要突出个人；有些活动不必见报，可多登些人民来信。毛主席这种质朴谦逊的精神，更显出他的崇高和伟大，更激起我的无限爱戴和敬仰。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这是抗战胜利后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日寇投降后，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同时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调集内战前线，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玩弄起假和平的诡计。在八月十四日到二十三日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蒋介石连发三电，假意邀请毛主席赴渝谈判。当时的重庆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志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担心主席的安全，不免忧虑重重，有些根据地甚至发报劝主席不要去。但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和大无畏气概，毅然飞赴重庆，同蒋介石集团展开面对面的政治斗争。这一英明决定，揭穿了敌人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博得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称颂。“毛主席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话，响彻了整个山城。毛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进行谈判。可是，蒋介石集团对谈判毫无准备，并提出国共两党“没有内战”等谬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谈判的必要性。毛主席当即以大量历史事实，驳斥了这一诡辩，向国民党代表指出：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戳穿了蒋介石在声称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从谈判一开始，毛主席就告诉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要准备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还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主席在重庆时，除参加谈判外，还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包括跟顽固派头目打交道。毛主席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毛主席不但会见了冯玉祥等一些赞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还提出要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对主席的这一做法，起初大家感到很意外：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主席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有一次，主席去找陈立夫，我随行在场。事前我心里暗暗地想，同陈立夫这种人可怎么谈呢?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毛主席还谈到，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就这样，毛主席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巧妙地给以批评，同时也向陈介绍了我党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醒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在谈严肃的政治问题中，有时讲得很幽默，没有使人感到紧张的气氛。面对毛主席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陈立夫虽然有些窘迫，却并不显得难堪。由于理屈词穷，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又有一次，我陪同主席去访问于右任，可是守门的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住在同一大院——“桃园”中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走卒和“智囊”，万没想到毛主席会去看他；在毛主席面前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好像无地自容似的。我目睹这情状，对毛主席磅礴的气度、宽广的心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是多么钦敬呵!从戴府出来回头去见于右任时，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小道相逢，与主席贴面碰到，蒋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怔，随后佯笑说：“好，见见好，见见好。”毛主席在重庆的这些活动，为我们树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光辉典范。第三部分第83节 王炳南回忆重庆谈判（2）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还在周副主席的陪同下，广泛地会见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使我党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会见了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也接见了妇女、青年、工商界、文化界等各界代表，阐述了我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推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毛主席在重庆时，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另外，由张治中先生腾让出自己在市内的桂园住所，以供毛主席在城内办公和会见中外人士之用。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毛主席有一次接见一批“小民革”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十个小时。这次，主席兴致很高，开怀畅谈，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主席的这种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珠，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毛主席还同周副主席一起，利用谈判间歇，在重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接见美国航空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感谢他们在抗战八年期间给予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诸多援助。毛主席也接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大使，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毛主席通过上述这些活动，一方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严密封锁，推动着重庆谈判期间的政治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取得了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思想动态。后来主席回到延安，曾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他在重庆时，“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又说，“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毛主席在重庆的工作和活动是非常紧张频繁的。我至今还记得，在红岩楼上的那一间小屋里，每当更阑人静的午夜，主席或还同周副主席讨论问题，或还亲自起草文件，或轻轻地来回踱步，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为爱护主席的健康，总希望他多休息一会儿。一次，我看主席睡了，没有把一件事情及时报告给他，事后他批评了我，说我们是为谈判来的，许多情况要及时掌握，以便决策，并指示我今后遇到这样的问题，任何时候都应把他叫醒。后来我们从美军人员口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昆明和龙云打起来了，我连忙深夜把主席叫醒，报告了这一消息。主席对此很重视，说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要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报告。主席到了重庆，许多旧友来访，也有很多个人来信。有人建议，主席这么忙，个人信件不必一一都由主席过目了。我于是拿着几封信去请示主席，可否代为处理。主席说，不，不能把这看作私信，这是大后方人民的心声；有些是个人写的，你们不了解你同他们的关系。他指示所有的信都要送他看。主席在百忙中，就连一封信件也不放过，有的亲自作复，有的交代我们去办，都得有个着落。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心连心，从不放过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在密探如麻、特务林立的重庆城，革命者谁不为主席的安全捏一把汗、悬一颗心呵!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更是寸步不离，紧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但主席视险境若坦途，从容自若，经常出现在群众中间，记得九月二日那天，主席在周副主席陪同下去参加中苏文协宴会，刚一跨进会场，到会者一齐向毛主席围过来。很多老朋友拉着毛主席的手，老泪纵横地说：“你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有人听到毛主席出席了欢迎会，把消息很快地传开了。虽然那天正下着蒙蒙细雨，却抑制不住人们多年久仰的心情，无数工人、市民、学生拥到街头，热切地盼望着想看毛主席。毛主席走出大门，向群众频频招手，街道两旁顿时欢声雷动，有人还冒着生命危险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很念旧，不忘老朋友们。到重庆后，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名单，要我去了解他们的近况。后来打听到其中几位，有一个退职的老教授，当时赋闲在家，穷愁潦倒，住在一面山坡上。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巍巍地站起，久久凝望着毛主席，脸上滚下簌簌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谈起他们学生时代的经历，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还有一次，主席去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授的一位老同学，照例由周副主席同行。主席的汽车停在校门口，先由我去探听主人是否在家。当这位教授得知毛主席来看他时，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校门口迎接主席。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毛主席来中央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学生们在教授家周围越聚越多，都想看看毛主席。这时警卫告诉我，中央大学政治情况复杂，为主席安全计，不宜久留。周副主席也同意。当主席一走出教授家，学生们便拥了上来。周副主席挥手要大家让出一条路来。学生们自动分站两旁，热烈鼓掌，还高呼：“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以后主席几次对我们提起这件事说：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场面，你们都看见，可见人心向背呀!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一日，毛主席在重庆度过了四十三个日日夜夜。从谈判桌上到谈判桌外，毛主席不放过任何一个做工作的时机。面对风紧云沉的时局，毛主席成竹在胸，稳操胜券，领导我党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坚持在谈判中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幻想以此为借口，根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反动舆论也叫嚷“不要另起炉灶”。针对蒋介石的阴谋，毛主席说：“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明确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蒋介石在谈判中被动失利，转而策划军事冒险，指使阎锡山一再大规模进攻上党解放区。我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英勇反击，消灭了全部来犯的敌军十三个师。蒋介石玩弄政治骗局破产，发动军事进攻又遭失败，在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强大压力之下，只得于十月十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它的发表，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非常的被动，它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一次很大的成功。十月八日晚，张治中先生举行宴会，欢送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李少石同志在红岩村附近不幸遇难事件。当时事件真相未明，许多人为毛主席安全担心，劝主席暂住城内“桂园”，不回红岩村，以防万一。但主席泰然镇定，坚持仍回红岩村住地。周副主席立即采取各种措施保卫毛主席，并要国民党当局坚决保证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十月十一日，毛主席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带着辉煌的胜利，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离开重庆，飞返延安。从此，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更加壮丽的革命进程。(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主席在重庆》）第四部分第85节 阎长林回忆陕北战争（1）194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已经一个多月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时南时北，忽东忽西地跟敌人兜着圈子。每到一个地方，住不上几天就又转移，胡宗南匪军要想“摧毁”我党神经中枢的计划，一次又一次破灭了，而且失败的命运正一步又一步逼近胡匪的头上!四月间，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的王家湾。羊马河战役以后，敌人主力都集中到瓦窑堡一带来了。附近的村庄，完全被他们烧毁，那里再也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窑洞的门窗也都烧个净光。敌人不时四出蠢动，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首长们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紧张了，夜以继日的开会研讨。我们预料又在布置大的战役了。每到这个时候，首长们轻易不出窑洞。只有秘书拿着电报跑出跑进。主席偶尔出来，也只是独步沉思，像是在考虑着重大的问题。一天下午，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刚从窑洞出来，秘书急匆匆地把一份电报送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看过以后，立刻交给主席，主席接过电报看了一下说：把敌人牵走就好办!说着马上又回窑洞开会。接连好多天，都很少见到首长们休息。窑洞里的灯光，有时一直亮到天明，所有这些征候表明，主席一定又在布置战斗，调动敌人了。大胜利的消息不久就会传来!但是，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却不很好，敌人已经占领了绥德，眼看过几天就要到黄河边上了。直到现在却还没听到我军行动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敌人一向是听我们指挥，逃不出主席的神机妙算的，这一次究竟要怎么打呢?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5月1日，主席窑洞里又开了一夜会，天将黎明的时候，首长们才和衣躺下休息。突然在驻地的东南方向，响起了沉重的炮声。我们赶紧爬起来，只见主席披着灰棉袄，走出窑洞，问哨兵说：是炮响么?是炮响!已经响了一会儿了。哨兵回答说。主席没再说什么，返身走回窑洞，但脸上却露出兴奋的神色。一时住在院子里的人都起来了。主席、副主席顾不得休息，又紧张地工作起来。秘书拿着电报，飞快地往主席窑洞里走，只听见周副主席说：好!占了制高点就有把握!接着又传出首长们愉快爽朗的笑声。这笑声立刻感染了我们，纷纷猜测是打什么地方。大炮响了两天两夜，人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有空闲，就跑到窑背上眺望。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只要打响了，胜利就是十拿九稳的。果然，不久前方传来捷报，我军收复蟠龙，全歼守敌六千多人，活捉敌旅长李岗。还用步枪打下了一架敌机。蟠龙是敌人的战略补给站，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堆积如山。胡宗南这个运输队长当的真不坏，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送来了，这一来，就更充实了我军打击敌人的力量。一切疑云都廓清了。原来就在敌人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时候，主席就命令我野战部队，用一个旅的兵力，把敌人九个旅，由蟠瓦窑堡一线牵到绥德，随后又调动主力，抄了敌人的后方。敌人要再由绥德返回，最少也要六、七天，已经是来不及了。这个大胜利，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英明的军事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整个西北战场上，我们只有两万多野战军，敌人却来了二十多万。以少胜多，就必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战争当中不断壮大自己。主席彻底摸清了敌人的规律，不仅指挥着自己的部队，而且也指挥着敌人。因此，两个月当中，敌人只能根据我们的计划行动。这不禁让我想起：早在胡宗南闯进延安以前，主席就确定，要在延安东北清化砭一带，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一股进犯的敌人。果然，一切都不出主席预料，敌人以五、六个旅，五万多人众，全副武装地扑往安塞。敌人只看到我们的部队公开往安塞撤退，万想不到我们主力会在清化砭一带，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羊马河大捷，也同样如此。由于我军正确地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能够机动灵活，迅速勇猛，不避艰险和困难地连续作战，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狠狠地给以致命性的打击，不让一个敌人漏网。因此，两个月以来，西北战场的形势，就完全改观了。5月14日，在真武洞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庆祝我军收复蟠龙的胜利以及西北战局的扭转。周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英勇的西北野战军指战员祝贺，并在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仍旧留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这个消息，给人带来莫大的鼓舞。人们兴奋地欢呼着，跳跃着，把帽子丢上了半空。毛主席亲自指挥着我们，全面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了!第四部分第86节 阎长林回忆陕北战争（2）转眼到了六月，我们播种的玉茭，已长出一尺多高，老乡们都忙着施肥锄草，满山的庄稼一片嫩绿，象征着一派丰收的景象。这时，胡宗南因为连遭惨败，恼羞成怒，就又派了刘戡，率领着四个多旅，向王家湾一带扑来。司令部命令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派出去做群众宣传工作的同志，也都纷纷返回。老乡们也忙着坚壁清野。毛主席特别关照说：敌人从东边来，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老乡撤退，不能让老乡乱跑，把我们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他们带着群众转移。当时有人担心这会暴露我们的行动方向，提议让老乡向其他方向转移。毛主席知道了，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意见，并指示一定要让老乡跟自己部队撤退，可以减少损失。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就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已经向东走了的群众，要派人追回来。老乡们知道我们部队要向西面走，也就有了主心骨，一个个扶老携幼，牵羊抱鸡地向西转移。天还没黑，附近老百姓已经走了一空，我们接到命令，知道当晚就要出发，于是忙着收拾行李，备好牲口，等候命令。一阵雷响，西边天上布满了乌云，快下雨了。主席和几位首长还在窑洞里开会，我们非常着急。虽说入夏以来还没有下过透雨，心里却盼望着乌云快快散去，不然，行军途中，首长就要挨淋了。主席走出窑洞，我们赶快把马牵过去。主席看看天空，解开制服衣扣，欣喜地说：这是一场好雨!随后又安详地坐在小木凳上，一点也不像要走的样子。恰好，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同志来了，他问主席说：主席，什么时候出发?主席说：慌什么嘛?还没有看到敌人呢!听主席这样说，我们更加着急了。想起撤离延安的时候，枪炮齐鸣，飞机轰炸，主席依然稳如泰山。如今主力部队已离开我们很远，这里只有四个连的兵力，连一门小炮都没有，几百条步枪，要抵挡住四个半旅的美式装备的敌军，这个任务是太重了。副参谋长了解我们的心情，也不住地催促说：主席还是早些走吧，太晚了路不好走。主席笑道：我走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没走过沙漠。不要着急，我们总是不会按照敌人的设想行事的，它想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却偏偏往西走，路多得很哩!过沙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等一等看，胡宗南的兵到这里再走也不迟!主席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两趟。居住了将近两个月的窑洞，仿佛有着无限的深情，在接受主席的检阅。主席低头沉思了一下，又回过头来对我们说：把窑洞打扫干净，再仔细检查一遍。天阴得黑沉沉的，我们点上马灯，首长们准备停当，跨上牲口的时候，稀疏的雨点掉了下来，果然遇上雨了。临出院门，主席还站在窑洞前面问：房东还在吗?我回答说：村干部已经带上他们转移了。主席这才上马。冒着细雨，顺王家湾村后，我们爬上了西边的山梁。虽然是6月天，但细雨迷蒙的深夜，还是有些凉意。越到山顶，风雨也就越大。首长们虽穿着雨衣，骑在马上，但半截裤腿都湿透了。路滑得一走一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人们都是跌跌撞撞的往前行进。牲口不能骑了，主席下了马，跟着我们慢慢上山。天明到了小河。雨后，整个村子被一层薄雾笼罩，显得格外美丽。这里离王家湾四十里。根据侦察报告，敌人迂回部队，正和我们向同一方向前进。天黑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刚刚转晴的天，又变了脸，下起大雨来。我们顺着山梁往上爬，忽然山下响起了一阵零落的枪声，同时发现左边一派火光。看不见头，望不到尾，一个火堆接着一个火堆。那是敌人，离我们不远。任弼时同志下了命令：不许打手电，不准抽烟。又走了一段路，前面忽然停下来，随着传来“原地休息”的命令。我们急出一头汗，情况这么紧急，怎么能停留呢?派人了解一下，原来是带路的老乡迷了路，到附近村子另找向导。为了防备万一，警卫部队立刻派一个排，带着三挺机枪，朝左侧山下，布置警戒。风雨交加，环境异常艰险。敌人随时有可能冲上山来，枪声时紧时慢，时远时近。我们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里。主席在一旁却说：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听到那镇定的话语，我们立时又安定了下来。有毛主席，任何最坏的情况也会变好的。雨似乎小了些。黎明时刻，到了离田次湾五里路的一个小村子。主席一夜行军，没喝到一口热水，我们暂时停了下来，找到一间狭小而漆黑的窑洞，烤烤衣服，烧点热水。火烟弥漫了整个窑洞，呛得眼泪直流。我们让主席脱下鞋来烤一烤，主席笑笑说，烤干了还是要湿的呀，不如就这样穿着好。天大亮时，我们翻到梁顶，进入田次湾。部队和驮骡都在村头树下避雨，等候命令。这里的老百姓都已经转移了，二十几户人家，只剩了些空空的窑洞。任弼时同志说：敌人也出发了，离我们只有二、三十里地。主席说：就在这里休息吧，做好行军战斗准备!把警戒部队组织好，敌人来了，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住下。说到这里，向山下望了望说：敌人可能往保安方向去了。果然，侦察不断前来报告：敌人顺沟过去!敌人过完了!主席说：好!我们住下。接着，主席给汪东兴同志布置了任务。主席说：你带一个连，尾追着敌人，到延安去一趟。你得叫敌人两天两夜不睡才行哪!你的任务有两个：到枣园一带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都住在哪里?对老百姓怎样?再去看看那一带的老百姓，有回去的没有，他们有什么困难，要设法帮助解决。一路上你要机动灵活，遇上大股敌人就走，遇上小股敌人就坚决消灭它!我一定坚决完成任务!汪东兴同志说着就准备起身。主席又说：带一部电台，直接和我们联系吧!任务布置完了，汪东兴同志好像想起了什么，犹疑了半晌才说：主席，我带一个连太多了吧?你这里怎么办?主席温和地笑了，他握着汪东兴同志的手，坚定地说：你放心去吧，不要管我，我自有办法。停了一下，又嘱咐了一句，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许离开这里了，到什么地方，还不能肯定，反正不会离开陕北的!不会离开陕北!这是多么有力的话语。这句话已经成为我们胜利的象征了!汪东兴同志接受了任务，一切安置妥当，配备了电台工作人员，带着一支精干的武装，尾追着敌人，便向延安方向前进了。刘戡带着四个多旅，像没头苍蝇似的，始终没找到中央机关的踪迹，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汪东兴同志那支队伍，正好掐住它的尾巴，刘戡还在纳闷，他万想不到这里会钻出一股解放军。只好慌忙应战，一路上丢盔卸甲滚回延安城去了。不久就听说汪东兴同志深入延安附近，集合了五、六个游击队，跟敌人展开斗争，同时还帮助老百姓抢收了几百担麦子。消息传来，毛主席称赞说：好极了，这个时候，收几百担麦子，比消灭了几百个敌人还有用!过了半个月，汪东兴同志完成任务，胜利归来了。我们都去向他道贺，大家高兴地说笑着。我说：你回来了，“空城计”也唱完了!汪东兴同志奇怪地问：怎么啦?我说：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只有这么几个兵，你还带走一个连。如果你再不回来，别说打仗，连放哨也有困难了!汪东兴同志笑着说：你着什么急呀!跟毛主席在一起，还不是稳如泰山!记得延河边的石壁上刻着一句“胸中自有甲兵十万”，主席胸中岂止甲兵十万，而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拿这句话比我们的伟大领袖，那才贴切呢!别看我们人少了，多么强大的敌人，拿毛主席思想就能打败它!第四部分第87节 阎长林回忆陕北战争（3）小河村，依山傍水，被一片苍翠的树林包围着。中共中央机关在田次湾留驻了五天，就又回到这里。麦秋很快就过去了。在那些日子，主席工作特别紧张，几乎天天跟首长们一起开会，研究问题。一天，主席忽然提出，要去村外走走。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从到了小河村，主席就很少出来活动。我们跟着主席上了后山。到山顶，举目远望，一片郁郁苍苍，山深谷幽，青峰入云，景色十分壮丽。山顶上堆着一个个的石头墩子，还有几座倒塌的石窑洞，茅草丛生。主席指着脚下的石头墩子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我们几个警卫员看了半天，谁也说不上来。主席走了一圈，然后指点着说：古时候这一带常打仗，这是战争的遗迹。石头墩子是炮台，这些是房子的根基。这里是古代一个封建地主的庄园。这一讲，引起我们很大兴趣，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了许多问题。主席都耐心地一一加以讲解。我们就像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历史课，长了好多见识。跟着主席，随地都是课堂，而我们的领袖，又是多么好的循循善诱的教师呵!往回走的时候，主席提议去看看饲养员老侯。老侯从长征时就跟随主席，为人忠诚勤劳，主席对他很有感情。我们来到院子里，老侯赶紧把小烟袋往鞋底上磕磕，跑上前来拉着主席的手。主席说：老侯呀，你身体好吗?老侯笑咪咪地说：主席呀，你咋这么多日子不出来走走哩，马也不骑了，可把我巴望坏了!主席笑着说：这不是来了!老侯忙笑着把老青马拉出来，老青马一见主席，立时四蹄登起，以为主席要骑它呢。房东小姑娘，名叫兰兰，长得伶俐，看去不过十四、五岁，却没有山区一般女娃娃那种羞涩之态，穿一件白净净的粗布褂子。她一听我们说话，忙出来打招呼，手里还提着一双专门给主席做的大鞋。兰兰笑嘻嘻地说：我可是做不好，首长试试合脚不?说时，兰兰妈妈也走来了。主席笑着说：谢谢你，我有了鞋穿，打仗走路就方便了。我们高兴地请他们母女到主席住的窑洞坐坐，她们也不推辞。兰兰的弟弟妹妹也随后跑来，两个小家伙一点也不认生，跑到主席跟前，一人拉着主席的一只手，看着主席傻笑。主席亲切地说：跟我去玩吧!然后几人一路下山。一到院里，主席请客人坐下，关心地问他们现在生活怎样。兰兰说：家里生活很好，从来不受罪，就是胡宗南来了以后，我们逃到山沟里，不敢回家，才总是挨饿呢!没等主席说话，兰兰妈赶紧接着说：你这个孩子，只知道现在吃了点苦，你可不知道闹红军以前老辈子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胡儿子来了，咱们受点罪，可一回家，还是有吃有喝呵，过去哪行呢?主席说：老大娘说得对，在战争期间，难免要吃点苦，等打败胡宗南就好了。兰兰妈说：都是这么想呵!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把敌人打走呀?主席说：快啦!最多一年!兰兰妈说：这可就快啦!别说一年，就是再有十年八年也还会撑下去，老百姓有这个骨气，只要毛主席还在陕北，我们就不怕胡儿子!在陕北解放战争期间，每走到一处，我们都听得见这样的话：“咱毛主席还在陕北!我们什么也不怕!”这几乎成了所有的人精神上的支柱。人民用这样的话互相鼓舞，期望着胜利和未来，纵有天大的困难，也都能克服!人们说着这话的时候，仿佛也就看到了自己的领袖，或在荒僻的山野中，或在又破又黑，缺门少窗的窑洞里，谋虑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而今天，主席的话特别令人激动，最多一年打败敌人，象征着胜利已经酝酿成熟了。第二天，主席告诉我们，把东西清理一下，他要搬到周副主席住的地方，因为中央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这里过于狭小，安置不下许多人。我们按照指示，搬到了河滩上的大院子里。听说要有不少人参加会议，窑洞太小，便连忙赶着在院子里搭盖天棚。再放下几把木头桌椅，因陋就简，权充会场。贺龙同志先来了，他是陕甘宁晋绥的联防司令员，我们在延安时常看见他。主席从窑洞里迎出来，亲切地和他握手。贺龙同志向主席全身打量了一下说：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了呢!主席笑笑说：我觉着比起在延安时更结实了，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走上十里、二十里，也不觉得累。接着，陈赓同志也来了。他见了主席，第一句话就说：主席，你可经过不少艰险呢!你带的警卫部队太少了，武器又不好，我们实在担心，旅长们都要求过河来保护你呢!主席握着陈赓同志的手，亲切地说：这次就是叫你们过黄河的，不过可不是来保护我。说到这里，主席微微一笑：你们在晋南打得很好，给了敌人致命的打击，好武器应该给你们用，我这里你不用担心。开会的首长都陆续来了，一座院子顿时显得热闹起来，十七、八位首长说说笑笑，欢聚一堂。为了让首长们生活过得好些，周副主席指示我们行政人员，多想办法。菜没处买，绥德地委便派人每隔几天，送来一些菜蔬。但天热路远，菜送到的时候，有的已经烂了，没法子，只好又去挖野菜。这种野菜是主席在王家湾散步时发现的，恰好这里也有，端到饭桌上，大家都觉得鲜美可口。陈赓同志越吃越有味，还不住地夸奖说，这菜好吃得很，还有没有?大家都笑起来。周副主席说：有的是，我们随时可挖。说着连忙吩咐再炒一盘。会议期间，主席差不多每天讲话，大会、小会，找各地来的首长谈话，一天到晚，非常忙碌。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大的行动开始以前，主席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这一次会议，看来是研究几个战场的配合作战问题，事情就更多了。会议一连开了七、八天，讨论的问题很多，情况非常热烈。当谈到陕北战局的时候，决定我军出击榆林，诱敌北上，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寻找机会，消灭它的有生力量；谈到陈谢大军渡河问题时，又确定出师豫西，威胁西安，支援刘邓大军南下。从讨论的这些问题中，可以预料，胜利已经在望，一个新的大反攻的局面就要到来!第四部分第88节 阎长林回忆陕北战争（4）中共中央机关在小河村住了四十多天，新的战斗序幕揭开了!8月初，西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直逼榆林。胡匪军慌了手脚，忙把队伍从南线调往北线，以解榆林之围。一路锺松，率整编三十六师自志丹、安塞一带，顺长城东进；一路刘戡、董钊，统七旅之众，顺咸榆公路北上。匪首蒋介石亲自飞往延安督战。敌人的阵势完全被打乱了。小河村，正当敌人进攻的矛头。根据侦察报告，敌人的“快速部队”正向小河猛扑。中央机关决定转移。7月31日晚上，主席叫我们把借老乡的用具，一一清点归还，损坏了的，照价赔偿，并且挨门挨户向老乡道别。不一会，任弼时同志又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作了动员。他说，这次行军任务是艰巨的。敌人企图封锁绥(德)、米(脂)，把我们包围在无定河以西。我们要粉碎敌人的阴谋，抢先赶过绥德，寻找机关消灭它。因此要求大家发扬艰苦顽强的战斗精神。会后，任弼时同志又去查看警卫部队阻击敌人的阵地。看来情况是相当急迫了。8月1日清晨，毛主席和首长们都起来了。老乡们知道我们要走，三三五五地起来送行，立时把院子挤得满满荡荡。大队已走远了，老乡们还围住首长不放。主席说：大家请回吧，我们不久还会回来的!老乡们前簇后拥，把首工们送出村口。主席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头招手。周副主席也连连招手向群众告别。队伍沿着大理河川向东进发。河道时宽时窄，依山回转，一路上，来回只见过河。有的地方架个小桥，有的地方搁着几块石头，骑马倒显得累赘，主席索性下马步行。一路上跟我们说说笑笑，遇到河水浅的地方，主席就踏着河里放的石头，三脚两步地跳过去。有的地方水深，没放石头，也没架桥，主席连鞋袜也不脱，跟我们一起水。大家走一路，唱了一路歌。陕北的8月天气，早晨还是清清凉凉，太阳一当顶，立刻像发了大火。人们的衣服汗湿得要流下水来，石头好像也烤得冒烟。渐渐的，歌声断了，大家热得只是张口喘气。主席是最能体察同志们情绪变化的，见大家沉默不语，便把头上戴的草帽取下来了说：同志们很辛苦呵!一句话把大家的兴致又鼓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说：这才走了几步，哪说上辛苦!这比长征差远了!咱们苦啥，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敌人才苦呢，老叫咱们牵着鼻子走!主席笑道：说得对!敌人的命是苦哇，人地生疏，从南到北，又没有群众支持他们，拖也被我们拖垮了!我们吃点苦，可是换来了胜利。傍黑到了清阳岔，这是个靠近沙漠的小镇子，4月间路过时，主席曾在镇公所住了几天，并且在这里发出了《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指示(指中央1947年4月9日的通知)。那时候，敌人刚侵占延安不久，气焰正盛。仅仅过去五个月，我们打了几次大胜仗，敌人就已经疲于奔命了。现在，战局正循着主席指示的方向发展。只是这次长途行军，中央机关后边背着五、六万敌军，这担子也够沉重呵!可是我们相信，只要把敌人调动过来，胜利终归会属于我们。在清阳岔住了一夜，天明继续出发。行军头两天，虽说冒着盛暑骄阳，还算轻松。敌人走得紧，我们也走得紧，敌人走得慢，我们也走得慢，隔着一两天的路程，却又不让敌人脱钩。可是一到火石山，情况突然变了，敌人竟然不吃不喝，一路紧追。天气也似乎故意刁难，人停雨歇，我们一上路，雨又下起来了。由小崖子到巡检寺，雨一直不停，主席连棉衣都湿透了，浑身没点干爽的地方。黑灯瞎火，看不见路，号房子的人到前面去了，一时找不到住处。人们站在雨地里，互相招呼着。我们好容易过齐腰深的河水在街上寺庙的对过，找到一间小房子，请主席进去避雨。主席问：周副主席他们来了吗?我们忙派人去接。周副主席正在指挥各单位过河进村宿营。主席一直站在雨中，等首长们到齐，都安排了住处才进屋子。因为连日冒雨行军，马搭子上又没有雨布，里面的被褥全湿了。虽然今天路上，饲养员老侯把自己的旧大衣盖在马搭子上，仍然挡不住雨淋。我们刚解开湿漉漉的被子，主席摆摆手，就把油灯拨亮，开始工作了。那一夜，我们点了一堆湿柴，烘烤衣服。主席屋里的灯光，也一直亮到天明。对我们来说，行军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在主席和首长们说来，情况就不是这样简单。主席不但要策划全国各战线的人民革命斗争，而且要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行军途上，哪怕是临时休息，报务人员也马上架起电台，让主席跟各地通报。一到宿营地，不等卸下马搭子，主席就开始办公，批阅电报，起草指示；端起饭碗，手里还离不开文件。周副主席和其他首长也同样如此。不管炕沿，缸盖，碾盘，石头，随处一坐，就是办公桌。别人行军，他们也行军，别人休息，他们却不得休息。因此比平日驻留一个地方，更显得劳累、忙碌。越靠近绥德，行军速度越加快了。这几天，榆林前线不断传来胜利消息，西北野战军已扫清外围，消灭敌军五千多人。敌人急如星火赶往应援。因此我们必须赶在敌人前面抢过绥德，把敌人牵到我们指定的地区。主席尽管劳累，仍大踏步走在前边。十一日夜间，翻上一架山梁，主席忽然问道：现在几点了?我说：两点五十分。主席说：好!我们的部队已经撤离榆林战斗了!战局真是瞬息万变!还是小河会议的时候，我们不少人就已知道，出击榆林、诱敌北上，有重大战略意义。不仅直接配合陈谢大军南渡黄河，使敌人应接不暇，同时拔掉这个反动堡垒，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缴获的军用物资，又可以支援解放战争。可是为什么忽然又要“撤退”呢?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便问了一句：主席，咱们主力撤出榆林战斗了?黑夜里，看不清主席的面容，可是语调无比的坚定：我们要选择有利时机，打他的援兵!这一下，敌人的阵势就乱了!——原来锺松匪部已自长城一线进抵榆林附近了。我们深信，不管敌人多么阴险狡猾，都逃不出主席的深谋远虑。榆林不打了，那就是说，已经在另外的地方，给敌人挖好坟墓了。叫敌人背着榆林，加重一点负担吧。别的不说，光粮食就是个难题。从河套运，要通过沙漠，汽车走不动，骆驼没草吃。从南边接济，道路完全被我们封锁。早晚有一天，敌人不是投降，就是活活饿死!果然我军骤然撤退，造成敌人骄横的气焰。锺松一到榆林，便马不停蹄，分兵三路南下，跟踪“追击”，并且叫嚷着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哪里知道，它的脖子已套上了绞索哩!到李家崖，正是下午。我们把马搭子抬到荫凉下，主席和首长们又聚在一处开会了。吃过饭，主席才斜靠着马搭子坐下。我们劝主席进屋休息，主席说：马上就要出发。敌人离绥德近了，我们要赶过它才行。随即站起来走了几步，好像要驱逐困倦似的。六十里急行军，来到黄家沟。这里离绥德只有三十里。深更半夜，人困马乏。正待烧水做饭，谁知来了报告：刘戡率领七个旅，正猛扑绥德。任弼时同志忙来请示。主席决然地说：敌人是快速部队，我们也是快速部队。我们还要赶过敌人!夜漆黑，黄土粘泥的路非常难走。前面就是绥德城了。人们加快了脚步。绥德大桥横在眼前，桥头有民兵把守，四处静寂无声。我们过了桥，到底把敌人甩在后面，敌人要把我们截在无定河以西的狂妄意图完全破灭了!忽然，后面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炊事员老高提着饭盒，喘吁吁地跑来说：主席，吃饭吧!原来出发时主席没有来得及吃饭，老高到底抓紧集合的间隙，做了些疙瘩汤。主席说：既然做了，请周副主席、弼时同志都来吃点吧!从来都是这样，主席不愿意自己生活上受什么特殊照顾。有饭就一起吃，挨饿就一起挨。行军时偶尔买了个西瓜，也是大家分吃。有时我们干粮吃完了，主席省下馒头，分给我们。有人鞋子穿烂了，主席又把自己的鞋子，拿来给他穿。战争期间买不到纸烟，有时河东送来些纸烟给主席，主席也分给大家抽。这次虽说只有一点点面汤，主席也没有忘了其他首长们。一过绥德，部队行动方向转为正北。刘戡扑了一空，立刻又尾追上来。主席得到报告以后对周副主席说：好哇!敌人可以不吃不睡，我们也可以不睡不吃。走!于是部队一路疾进。第四部分第89节 阎长林回忆陕北战争（5）表面看来，中央机关的处境非常艰险。前面是自榆林南下的敌人节节进逼，后边又有刘戡七旅追兵。两路敌人将近十万人马，齐头向我们压来。这一次敌人又企图把我们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压缩在无定河和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区。我们不理会这些，仍照预定路线继续行进。当部队到达井儿坪的时候，骑兵侦察报告，敌刘戡距我六十里，已经宿营。我们也正准备宿营，接着又有情报说，北路敌人已到了米脂城北的镇川堡。于是部队未肯久停，继续赶路。连日急行军，主席不吃不睡，因此异常疲劳。刚一上马，就晃了一下。主席忙又跳下，大步走去。我们看出主席是在极力抑制困倦，忙支好担架。主席笑道：怎么，又让我上担架么?我说：主席太累了，同志们都愿意抬呀。主席边走边说：大家也都很累呀!你们愿意抬，我可不愿意坐!长征时也准备了担架，一路上都是抬病号和伤员。坐担架可不是好事，不是生病，就是负了重伤!我们都禁不住笑了。白天行军，太阳像贴热膏药，紧紧贴在身上，胸前背后都成了水洗的了。我们心里更紧张，时刻担心着首长们的安全。看行军方向，是奔葭县。有人就揣测着，是不是会过黄河。有人又提议应该劝主席和首长们先过河，摆脱敌人，在河东指挥作战，不是一样吗?正议论着，后面忽然有人报告，周副主席病了。主席听了一怔，问清情况，便说：快拿担架去抬周副主席!我们赶忙抬着担架往回紧跑。原来周副主席过于劳累，流鼻血了，正坐在草地上休息。我们忙把担架撑开，副主席说：你们快点去照顾主席，我一会就好的。大家再三劝说，周副主席才坐上去。在行军路上，周副主席和其他首长一样忙碌，吃得少，睡得少，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布置和安排。有时，为了分担主席的重任，总是睡得更迟一些，起得更早一些，除了有特急电报，总不肯惊扰主席，往往他自己睡上一两个小时，就被秘书叫醒几次。他的鞋子磨穿了，也不让人知道，怕同志们为他费神操劳。不料一上担架就把破洞露出来了。同志们说：周副主席，你的鞋底露出袜子来了。周副主席笑笑说：透了吗?怪不得走路硌脚呢!说着已走到主席跟前，周副主席又要下地行走，主席忙把他按住。在担架边走了一程，主席微笑着对我们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的担架，到底用上了。这叫做有备无患。大家都笑了。离米脂二十里，部队便离开大路，转向东边的山沟里。半天光景，到了一个集镇，叫乌龙铺。大路上很少遇见老百姓，可是一拐进山沟，人渐渐多了，地里有人作活，路上有人挑担。再往里走，正逢集会，人来人往，买东卖西，熙熙攘攘，非常热闹。敌人还没来过这里，老百姓安谧如常。一见这种情况，主席立刻告诉群运组的同志，集中起来，向老乡们宣传坚壁清野。行军队伍通过热闹的集镇，惊动了人们。有人认出队伍前头那个高大的人，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整个陕北正处在战火中，在艰难的日子里，人们想起自己的领袖，困苦就变得容易忍受，胜利就有了希望，幸福也有了盼头!而现在，毛主席仍在陕北，和大家同甘共苦，他那安静的笑容，镇定的神态，立刻给每个人带来了信念和力量。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激情，把全部的爱都从心底呼出来了：“毛主席万岁!”主席在马上也亲切地向大家招手，人们拥了上来。队伍完全卷入热情的人流中，几乎挪不动脚。群运组的同志立刻趁机展开宣传。在乌龙铺住了一夜，又向东走。傍晚忽然下起大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白花花的大雨斜着从天上倒下来，水从头顶流到脚跟，每人身上都像有无数股喷泉。雨大风狂，推着人走，哪还睁得开眼。队伍无法行进，只好进了村子。这里是曹庄。找到个破窑洞，主席、周副主席连忙召集开会，研究行动路线。衣服上的水流了一地。狂风怒吼，战马嘶鸣，眼前一片漆黑。村子里的老百姓都已睡下。几株老槐树，成了临时避雨的地方，大家往一块挤。有人望着屋里跳跃的灯光说：黄河就在前面，这回准要过河了。立刻有七八张嘴反对道：主席说过，不打败敌人，决不过黄河!果然，不一会儿，任弼时同时冒着风雨跑来了，说：部队行进方向不变，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从首长的神情，我们已预感到大战迫在眉睫。哪里料到，就在同一时刻，我们英勇善战的西北野战军已自四面八方，向沙家店一带运动集结，正对敌三十六师压缩包围。不到一小时的工夫，消息传来，刘戡匪部自乌龙铺又出动了。任弼时同志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吧!敌人这么积极，我们也起身吧!雨势凶猛，人们靠着闪电的光亮辨识着路径。闪电一停，黑暗立刻把人紧紧捆住，迈不开腿。耳边只听见轰隆隆的震响，大水挟着巨石，由山头冲刷下来。人们互相传告着：“小心!”可是，喊声连自己都很难听清。黎明时，雨才住了。部队来到葭芦河边。山上山下，到处是白花花的水。葭芦河突然比往常宽了许多，把路挡住了。这个意外的情况，急得我们满头冒汗。河的两侧是高不见顶的大山，中间是湍急的水流。按时间算来，后面敌人离我们顶多有三十里。地形这样不利，光这一点警卫部队，能不能坚持到首长们安全转移呢?再看主席，正和首长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开会，有说有笑。忽地，后边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刻工夫，大炮也轰轰响成一片。原来是野战军的一部，已在侧击敌人。只见主席从容地站起来说：好，就这么办!任弼时同志立刻命令出发。部队临时改变了方向，突然由东向西北方向行进。西北边是高峰陡壁，山路崎岖，下边还有羊肠小道，上边但见云雾缭绕，甚至连小路都找不到了。主席下了马，招呼说：上山吧!大踏步走到前头去了。汪东兴同志特别告诉后边的警卫部队，把转移时路上的痕迹去掉。主席说：没有问题，就是在这里竖块牌子，注明“毛泽东向西北山上转移”，那些蠢货也毫无办法。听主席这样说，大家都笑了。周副主席含笑对汪东兴同志说：有备无患。还是去掉吧，让敌人多找一会儿也不错!走到半山，山下又响了几枪。周副主席停住脚步问道：怎么回事?主席也站住了，把草帽拿在手里，慢悠悠地说：是敌人来了吗?找了块石头坐下，又说：好吧，我们等它，看看是个什么鬼样子。后边有人前来报告，是对岸民兵打枪。误会弄清了，主席才站起来说：没有事，咱们再走!爬到接近峰顶的一个山包上，回首东望，太阳像个火球，从紫雾里滚了出来。葭芦河水不过是一线细流。遥看黄河，在崇山峻岭间，显得特别柔顺，没有那种啸叫暴跳的野劲。披着阳光，格外秀美，使人心旷神怡!多少天来的紧张劳累，立时消散。大家被这美妙的景色吸引住了，都站着向下眺望。这时候，刘戡率领着队伍闯到葭芦河畔，找不到我中央机关的踪迹，便认为我们从葭县过了黄河，于是在河边上架起大炮，朝葭县城猛轰。葭县恰在这座山的对面，炮弹开花，阵阵狼烟，在山顶上看得一清二楚。到现在，我们更加了解主席判断的准确，是由于熟悉敌人情况，充分掌握了敌人行动规律的原故。身背着五、六万敌人，经过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和紧张的白天，冒着盛暑骄阳，排除艰难困苦，翻山涉水，披风沐雨，长途跋涉，终于把敌人引到指定的地方。如今任务完成了。主席微笑地站在顶峰，欣赏着气象万千的祖国大地。第四部分第90节 阎长林回忆陕北战争（6）就在山顶上，有个不大的村子，叫白龙庙。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周副主席觉得主席过于疲劳，打算在这里宿营。周副主席说：这地势对我们有利，司令部可以住在这里。主席也说：对，就在这里住下。把警卫部队布置好，敌人要上山，还可以打它三个多钟头，到那时再走不迟。天黑时候，敌人在葭县以西一带，点起了大火，烈焰冲天，山上看得真切，好像近在咫尺。汪东兴同志忙去向周副主席汇报，副主席出来看了看说：把警戒部队布置好。不要告诉主席，让他好好睡吧，他太疲劳了!谁知主席在屋里听到了，大声说：汪东兴啊!不要担心，现在不是他们的天下，是我们的天下了!后半夜下起了大雨，山下的敌人，被水冲得呜呜呀呀乱吼乱叫，又是打枪又是打炮，给自己壮胆。我们却一夜好睡。清晨，雨下得更猛，整座山，白茫茫的，像挂了瀑布。我们下山的时候，简直是被水推着走，脚也站不住。马是不能骑了，主席就跟我们挽着手走。下到沟里，往北，到了葭芦河上流。大水淹没了河床，也不知有多宽。先头部队找到一处最窄的河面动手架桥。那里跨河有两座巨石，正好做桥基。只是水势湍急，看了叫人头晕。主席走到河旁，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并且拿起一根树枝，插到河里测验流速。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早忙着去指挥架桥了。突然，白龙庙方向枪炮齐响。轰隆隆的爆炸声，就像在我们头顶。我们的警卫部队和敌人接了火，眼看这里就要变成战场了!主席回身望望山头，神态自若地在岸边来回踱着。架桥的战士们都脱光了衣服，拼着全力，把绳索、木杆，往对岸扔，想搭起个架子，好铺木板。河宽水急，有些木杆落在河心，叫水冲走了。情况这样紧急，桥一时又搭不起来，汪东兴同志忙来请示主席，要设法先护送主席过河。主席摇摇头说：不，我留在这里!你想办法先把秘书、译电员和文件送过河去吧!不一会，按照主席的吩咐，机要人员都伏在未加鞍子的马上，顺着水势泅过河去。战斗更加猛烈，架桥工程进展仍很缓慢。机关人马全汇集在河滩上，偏偏敌机也冒雨出动了。主席全不在意，回身对参谋人员说：把电报拿给我看!遂坐在一块湿漉漉的青石上，聚精会神地翻看电报。一时电台也架起来了，河滩上响起“的的嗒嗒”的声音。领袖的从容镇定，给人们增添了力量。浮桥剩下最后一截，老乡们又拉来许多门板和木料，协助我们一一横放在绳索上，浮桥架起了。主席这才站起来，走在前面，大踏步过了浮桥。其他首长也一一过去。中央机关夜以继日地行进。战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谁都可以感觉到的。还是在行军的路上，我们就已听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消息，当时毛主席就和我们说过：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就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而在这个时候，我华东野战军也转入外线作战，出师鲁西南，彻底粉碎了敌人在华东战场上的重点进攻，并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作战。大反攻的形势，正在开始形成!当时，我们正置身在一个伟大的事变中，然而我们并没有立刻理解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直到后来我们听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以后，才真正理解了这个事变的伟大意义。但是，这战争的转折点是在敌强我弱、异常艰险复杂的情况下到来的。敌人自认为占着压倒的优势，狂妄到了横行无忌的程度。敌三十六师一到镇川堡，立刻分兵两路，派一二三旅向东进犯，企图与刘戡会合，迫我军背水一战，或是把我军赶过黄河。敌人得意忘形，哪里知道，我们已给它摆下了天罗地网呢!早晨，起了风，吹散一天乌云。一股股白色的雾气，从山谷里升起。中央机关当天由杨家园子出发，开往靠近前线的地区。天黑来到梁家岔，这里距沙家店二十里路，只有六、七户人家，几百人挤在这里，简直没有插足之地。勉强给主席和首长们借到两间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一间小窑，其他人员全部露宿。于是河滩旁，崖畔下，山坡上，都住满了人。安置就绪，主席要我们轻装。我们一怔，这一路几次遇到紧急情况，都没有轻装，如今锺松已成“瓮中之鳖”，为什么又要轻装呢?主席说：你们也知道，我们要在沙家店一带和敌人有个大的战斗。两方主力都集中在这里，地区又狭小，打得好，我们就转危为安，暂时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过无定河，再往西走。我们立刻恍然大悟。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事情要往最好的方面努力，往最坏的方面设想。尤其是指挥作战，总要同时设计几个方案，打好了怎么办，打不好又怎么办，条件起了变化又怎么办，甚至连天气变化，都要估计在内。把各种情况考虑周到，才会争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尽管这一战，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主席仍然嘱咐我们要做好应变的准备。这不是过虑。因为敌人将近十万人马麇集在这个狭小地区，“困兽犹斗”，敌人是会作垂死挣扎的。何况锺松“援榆有功”，刚受过蒋介石的嘉奖，气焰正盛呢!于是我们马上动手，该烧的烧，该埋的埋。不一刻工夫，司令部和西北野战军总部接上了联系。原来他们就在离这里十几里路的一个村子。主席下令，立刻架好电话线，要和前线直接通话。电话铃“嘀铃铃”响起来。电话就放在外窑的木桌上。主席大步走到跟前，拿起电话就说：“是呀，我是毛泽东!”守在窑前的人，都是又惊又喜!恰像一声响雷，炸开乌云，阳光四射，万木生春。“我是毛泽东!”那声音沉着而坚定，饱含着力量和信念。自从敌人侵占延安以来，主席一直是使用代号，今天才第一次用这个伟大的名字，这说明，形势大大改观，我们已爬到山顶，敌人就该下坡了!当前线指挥部报告了敌三十六师被围的情况时，主席又大声地说：好!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窑洞里，首长们紧张地开着会，饭也顾不得吃。墙上挂满了地图，炕上、桌上，也都铺满了地图。主席守着电话机，不曾离开一步，随时听取敌情变化的报告，发出战役部署的指示。随后又往作战地图上作着标记。因为随身带的蜡烛点完了，屋里只点了一盏棉油灯，灯光幽暗，还照不到几尺远。因此查看地图非常困难。主席全不在意，一直忙到深夜。电话铃一阵阵响着，主席和周副主席都是通夜未睡。作战参谋拿着资料出出进进，几乎所有的人，都围上去探听消息。作战参谋只笑嘻嘻地摆手。我们不放他走。主席听见了，忙放下电话，走出窑洞，神采焕发地说：你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第四部分第91节 阎长林回忆陕北战争（7）原来清晨的炮声，是由常家高山传来的。当敌三十六师前卫部队一二三旅，向乌龙铺一带进犯时，松发觉自己已经被包围了，于是，慌忙命令一二三旅回援。一二三旅回头进入常家高山一带，又被我埋伏在这里的两个旅团团包围。我军当即发起攻击，两个小时之内，就全歼了敌一二三旅，活捉旅长刘子奇。我另一支部队，也把企图增援松的刘戡匪部，阻击在葭县一带。松恐慌万状，急着突围，胡宗南在无线电话上，指名道姓地把松大骂了一顿，叫他“固守待援”。刘戡因为“援榆不力”，早已受过申斥，这一次，胡宗南又令他星夜应援松。刘戡遭到我军阻击，生怕被我军消灭，迟迟疑疑在黄河边上打转转。胡宗南火了，下令要把刘戡撤职查办。正式的战斗还没打响，敌人就乱做一团了!全歼一二三旅，只是沙家店战役的序曲。热闹的场面还在后头。得到主席的指示，我们飞奔上山。这时雨过天晴，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四野静寂无声，只有风吹茅草沙沙作响。大家怀着难耐的心情，捱到黄昏，仍没有听见战斗的讯号。这是怎么回事?一时来人换我们回去吃饭。只见主席仍对着话筒，跟前线指挥部通话。听说主席整天没有离开电话机，前线上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及时传到这里。主席甚至也问到战士们工事挖的怎样。我们进去报告了，主席移开电话筒笑道：不要着急，还不到时间呢!这就快了!果然，一语未了，西南方向轰隆一声巨响，无数巨炮，一齐怒吼，霎时间，天崩地裂，震得窑顶刷刷落土。主席和首长们，都站了起来，走出窑洞。山上了望的人，一路飞跑，兴奋地叫道：打响罗!打响罗!人们从四面吆喝，欢呼。主席微笑着说：好!这回看胡宗南怎么交代!捷报不断传来：一会是，敌人全部落网，一会是正在清查从黄昏到天黑，仅仅两个小时，就全歼了敌整编三十六师。胜利，就这样以雷霆万钧之势，闪电般的到来了!仅仅几天以前，敌人还凶焰万丈，妄想一战结束陕北战争，然而沙家店一战，敌人就像雪崩似的垮了下去，完全被人民革命的洪流冲没了。主席和首长们又工作了一个整夜，天微明时，刚擦把脸，运送伤员的队伍，从沙家店战场下来了。主席立刻指示机关人员全体总动员，组织临时救护站，烧开水、煮稀饭；医生们一齐出动，给伤员换药、裹伤。机关里的牲口，也都拉去运送伤员。周副主席还亲自出来检查督促。当人们正为着伟大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领袖却又走在了时间的前面，考虑着下一步继续歼灭敌人的问题。只见他片刻也不休息，忙着查看地图，发出指示，详细地部署着，周密地计划着、思考着。主席沉浸在工作中，完全废寝忘食了。经我们一再提醒，才少进了些饮食，又匆匆赶到野司驻地后东原村去开会。将军们远远地迎了出来。主席说：打得好呵!将军们喧笑着，抢着和毛主席握手。都说：主席瘦了!主席笑吟吟地说：瘦了走路方便!有个旅长说：主席呵，你们几次遇到危险，我们可真担心呢!主席说：我也替你们担心呢!那么多敌人，如果你们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那个旅长说：那也不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敌人是比不过我们的!拖也把它拖死!又一个旅长说：我们的胃口也大了，敌人以为我们只能吃它小股，都往一处集中，恰好叫我们吃上大头!只是便宜了刘戡!主席笑道：不会便宜他的!还得把他拖住，来个会战!原来我们计划消灭它十几个旅以后，就可以反攻，现在还没消灭这么多，看来敌人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把我们没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没吃过一次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的计划行动。随又补充了一句：那有什么办法，我们那样想，他就那样办……将军们都哄然大笑。说着，进了窑洞。大家请主席坐下休息一会，窑洞很小，炕上坐满了人，有的还挤在门外面，把着窑门坐着。歇了一会儿，主席又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山坳，最吃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当然我们还有困难，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而主要在粮食方面，没有粮食是不能打仗的。边区粮食少，我们就不在这里打了，我们要打出去!到胡宗南家门上和他打，还要吃他的东西。这是个便宜事哩!将军们又哄笑起来。主席接着说：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漂亮的胜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会后，主席又到村南制高点，视察了歼灭敌三十六师的阵地。回到梁家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因为村子太小，整个机关已转移到朱官寨宿营。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等着和主席一起上路，因此主席没有停留，就又起身了。顺着河沟，全是石头子路，夜黑无光，马蹄时时碰出火星，一路上跌跌撞撞，二十里路，好象老走不完。偏偏老青马的铁掌又磨掉了。主席爱惜牲口，不肯再骑。还说：骑在马上要打瞌睡!主席已将近三天三夜没有睡眠，我们恨不得快些赶到地方，好让主席休息。于是破例地打开了随身带的手电，在前头照路。哪知到了朱官寨，号房子的同志说，主席的住处在后沟，离这里还有二里路，那里要清静些。主席忍不住笑了：我现在不需要安静，只需要睡觉呢!同志们临时腾出一孔窑，可是刚一落脚，首长们却又开会了。亲爱的领袖，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多少心血呵!在极度的紧张和劳累之后，甚至连片刻的安睡都这样难得。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革命的车轮，正沿着伟大领袖指出的道路向前飞驰!在我们这一代，英雄的人民将要写出完全崭新的历史!8月23日，陈谢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在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沙家店的胜利，在全国各个战场发生了连锁反应。胡宗南的机动兵力，由于被我们拖在北线，后方空虚，使陈谢大军得以顺利渡河，分兵向东西两路发展，东面威胁洛阳，牵制了河南的敌人，支援了刘邓大军南下；西面直逼潼关，胡宗南的老巢西安，眼看难保了。胡宗南慌了!十万火急地命令刘戡南下。刘戡却龟缩在米脂东北的山沟沟里，缺吃少喝，不敢妄动。加上秋雨连绵，眼看天气转寒，个个叫苦。接到命令，只得冒死南逃。强大的西北野战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发扬艰苦奋斗，不避艰险，不顾疲劳的连续作战的精神，正对向南溃逃的刘戡匪部展开猛烈的追击。大军顺咸榆公路南下，准备赶到敌人前面，堵击敌人，让敌人每挪动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大反攻到来了!毛主席日夜谋虑着、筹划着，一个个英明的指示，一件件重要的部署，正从这偏远的村子，飞向前方。北起黄河，南抵长江，东自滨海，西到汉水，在这广大的原野上，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犹如风卷残云。蒋家王朝二十余年的反革命统治，最后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全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阎长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第四部分第92节 刘伯承回忆大别山（1）1947年7、8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我军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它同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相配合，形成了对敌人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斗争史实，对于更好地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是大有裨益的。一到1947年6月，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经过一年的战争，敌人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无论在数量上或者装备上它都还占着优势。蒋介石还在继续获得美帝国主义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有广大的统治区可供搜刮，以支持其军事进攻。敌人对我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还在继续进行：集中了三十一个旅共二十万人压在陕北战场上；集中了五十六个旅共四十万人压在山东战场上。东北战场上的敌人虽已被迫采取“全面防御”，但也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延安，临沂和张家口等还沦陷在敌人手中。当时，从表面上看，可说是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重。但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指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早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战争打了三个月之后，毛主席又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到1947年的2月，毛主席更进一步地指出：“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四十至五十个旅，连前共达一百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事实正是这样，经过一年来的军事较量，敌人被我军歼灭了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一百一十余万人，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也遭到了挫折，成了强弩之末。敌人进攻解放区的兵力，除了用于守备者外，战略性的机动力量已经大大减少。在后方任守备的只有二十一个旅，且都分布在新疆、甘肃、四川、西康等省。在湘、桂、黔、闽、浙、赣等六个省的广大地区，只有一些地方保安部队维持秩序。国民党的后备力量已经快用完了。同时，在敌人统治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已经蓬勃发展起来，迅速地遍及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总之，蒋介石无论是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打了败仗，“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而我军则在战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和发展，装备大为改善，士气极为旺盛，广大指战员掌握和运用毛主席战略战术的本领有了很大的提高。广大解放区在“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口号下胜利地进行着土地改革。我军的后方更加巩固了。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大革命高潮临近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的意图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因而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主席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多年来一直有我们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们容易立足生根。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应当采取怎样的进攻样式?毛主席指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担负进军大别山的光荣任务。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种独特的进攻样式，是史无前例的。不难设想，要实现这样伟大的战略计划，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当时，毛主席既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又充分估计到了到外线作战的种种困难，提出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告诫我们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第四部分第93节 刘伯承回忆大别山（2）二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毛主席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除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以外，还由陈毅、粟裕等同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谢富治等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两个纵队另一个军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人引向海边，便利前述三军的行动。当时，蒋介石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形势，把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两翼，实施进攻，企图将南线我军压缩到“乙”字形的弧内，然后聚而歼之。在其联系两翼的战线中央，则凭借黄河天险只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这种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毛主席正是要我们在这里实施中央突破。我野战军接受任务后，全军为之振奋，立即进行渡河作战的准备。根据地的广大群众，也积极为部队的出征准备了大批的粮食、车辆和担架，支援前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把渡河地点选定在鲁西南的濮县至东阿之间。这里河宽水深，敌人自恃这一天险可抵“四十万大军”，仅在南岸分别构筑了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用两个师直接扼守河防，另外摆一个师在嘉祥地区机动。为了迷惑敌人，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和支作战、主作战相配合的打法。发起渡河作战的前几天，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进攻；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以转移敌人的视线；我野战军主力则隐蔽地、神速地从豫北开赴渡河地点，并派冀鲁豫军区部队事先偷渡黄河，以接应主力南渡。6月30日夜，正当豫北、豫皖苏两战场我军虚张声势、积极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东阿至濮县横宽三百里的地段上，突然发起了渡河作战。在南岸我预设部队的接应下，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我一、二、三、六等四个纵队共十二万大军，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敌河防部队立刻全线崩溃。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的五个纵队也在津浦路泰安至临城一线，发动了攻势，有力地支援了我们的行动。我军胜利突破黄河天险，大大震动了敌统帅部。蒋介石为了堵住这一缺口，仓惶从豫北战场和豫皖苏战场调集三个整编师和一个旅赶来增援，并由山东调来王敬久统一指挥，分左右两路，向定陶、巨野推进。敌人的企图是坚守郓城，吸我屯兵于城下，然后以其右路主力拊我侧背，迫我背水作战，把我军歼灭于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重新逼过黄河。我们看穿了敌人的这个诡计，趁势发起了鲁西南战役。将计就计，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一面坚决围攻郓城，吸引援敌北上；一面派有力部队向西南急进百余里，直插敌人纵深，攻取定陶、曹县；又以一部兵力向正南猛插到苒集、汶上集地区，拊击敌人的侧背。7月7日至10日，我军攻克郓城，歼敌两个旅及一个师部，同时攻下了定陶、曹县，全歼定陶守敌和敌左路军的一个旅。于是右路敌军三个整编师，就成了一条孤立的长蛇阵，摆在巨野东南、金乡西北的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这时，我各个纵队都已腾出手来。毛主席指示我们：应该放手歼敌。歼灭敌人愈多，对跃进大别山愈有利。我们遂以远距离奔袭的动作，迅速将敌人的三个师分割包围。独山集的敌人慌忙逃向六营集。14日，我们发起六营集战斗，采用“围三阙一”的打法，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入夜，我军由西面猛攻，敌阵大乱，果然纷纷夺路东逃，被装进了“口袋”。敌三个半旅及两个师部又彻底被我消灭了。15、16两日，我军继续攻击困守在羊山集的敌六十六师。由于羊山集三面环水，背依羊山，敌人又抢修了坚固工事，所以几次未能攻下。这时，蒋介石一面命令该敌固守待援，牵制我军，一面急调八个师另两个旅赶来寻我主力作战。但我趁敌援兵主力尚未靠拢的时机，22日首先歼灭了金乡来援之敌一个旅。27日集中兵力对羊山集的敌人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终于全歼了这股负隅顽抗的敌人。我军突破黄河天险后，经过二十八天激烈的连续战斗，歼灭了敌人九个半旅和四个师部共五万六千余人，胜利地结束了鲁西南战役，取得了战略进攻的初战胜利，打开了跃进大别山的通路。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不甘心于这一失败，又纠集其原在鲁西南的和新调来的五个集团共三十个旅的庞大兵力，分五路向郓城、巨野地区的我军实施分进合击，妄图歼灭我主力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把我军逐回黄河以北，以堵塞这个被我打开的缺口。蒋介石还准备了更毒辣的一手，再打不赢，就由开封附近掘开黄河堤坝，水淹我军。当时，我军打了胜仗，士气高涨，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五个纵队结束了在津浦线上的攻势以后，也转出外线，开进到鲁西南，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所以，好些指挥员要求再战，扩大战果。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权衡了整个战局，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指示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立即调整部署，开始行动。为了利于我主力隐蔽地突然地实施跃进，以新编成的十一纵队在黄河边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返的声势，吸引敌人继续合围；以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并决定待主力跨过陇海路后，中原独立旅即西越平汉路，直出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之敌。同时华东野战军的五个纵队也积极捕捉战机，打击敌人，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南进。8月8日夜，正当各路敌人向我合击的包围圈将拢未拢，而由南向北进击的一路已越过菏泽、巨野公路，陇海路两侧完全没有敌人正规军的时刻，我们突然甩开敌人，兵分三路向南疾驰：第三纵队在左，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直奔皖西；第一纵队在右，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周家口、上蔡之线直奔豫南；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率第二、第六两个纵队居中，沿沈丘、项城、息县之线前进。从此，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敌人在鲁西南扑空了。由于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敌人又错误地判断我军只是在其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北渡不成而南窜”。所以，除从蚌埠抽调少量部队插到太和，协同地方民团在沙河沿岸扼守渡口，控制船只，防我南渡以外，急令其鲁西南的主力兵团尾我追击。敌人以为黄泛区这一天然障碍可以阻滞我军，妄图赶上来一举把我歼灭。可是，我军已先敌两天跨过陇海路，进入黄泛区，把敌人远远抛在后边了。黄泛区是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决堤使黄河改道造成的，宽达三十多里，遍地积水污泥，浅则及膝，深则没脐，没有人烟，没有道路。为了争取时间，把敌人甩得更远，我军指战员不顾敌机轮番袭击，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在烈日当空的酷暑季节，艰难地一步一步跋涉前进。有时要从没颈的泥潭中把战友救出来，有时又只得眼看着军马被泥潭吞噬。同志们拉的拉，推的推，扛的扛，抬的抬，千方百计，终于把大炮、辎重、车辆拖过黄泛区。正当我中路部队通过黄泛区的时候，我右路部队已奔赴沙河的新店渡口实施敌前强渡，抢过南岸；左路部队亦迫抵沙河，夺取了太和渡口；豫皖苏军区部队也进至沙河南岸。在他们的掩护与接应下，我中路部队于18日迅速渡过了沙河。蒋介石企图把我军歼灭于黄泛区的毒计，又被彻底粉碎了。胜利渡过沙河后，为了快速前进，继续战胜敌人的追堵，我各部队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了一些必须精简的笨重武器、车辆，并再次对部队进行动员，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部队斗志昂扬，前进的速度更快了。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大梦初醒，发现我军的矛头是指着大别山。于是，急忙赶调一个师零一个旅到汝河南岸的汝南埠一带，占领渡口，毁掉民船，摆开阵势，挡住我们的去路。8月23日下午，我中路先头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架起浮桥，抢占了河南岸的一个桥头堡大雷岗。敌人马上从东西南三面构成一个马蹄形阵势，把这个小小的村庄围住，企图阻拦我军前进。此时，我东、西两路部队已先敌越过汝河，逼近淮河，中路部队也有一个纵队先敌抢过汝河，继续南进，留在汝河北岸的，只有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和一个纵队的兵力。而紧跟在我背后的三个师的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我们能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跃进行动的成败，从而也关系到整个战局。战略跃进的光荣使命鼓舞着我们，此刻，面前即使横着刀山火海，我们也必须打过去!黄昏后，我和邓小平同志赶到了汝河北岸先头部队的指挥所，命令部队以坚决进攻的手段对付堵击的敌人。说明“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够打过去。强渡汝河的战斗开始了。纵队和旅的干部亲自下到团、营、连指挥作战。战士们英勇顽强地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拚杀。抢夺桥头堡的敌人被我击退后，我后续部队陆续渡河前进。各部队冒着敌机的低空轰炸、扫射和两边敌人近距离的侧射火力，边走边打，勇往直前，终于在大小雷岗和东西王庄一带杀开了一条血路，掩护着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突破敌人层层拦阻，胜利地闯过了千里跃进途中的这个险关。就这样，我军以锐不可当之势，粉碎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越了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终于在8月末先后进入大别山区。这期间，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地区辗转作战，机动歼敌，拖住了大量敌军，有力地支援了我们向大别山的进军。我陈、谢兵团在晋南强渡黄河，腰斩陇海，东逼郑、洛，西叩潼关，接着又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迫使陕北战场的敌人南撤，吸引尾追我野战军主力的敌人，抽调三个师的兵力西顾。陕北、山东的我军，也已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并转入了战略反攻。第四部分第94节 刘伯承回忆大别山（3）三我军进入大别山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原局，立即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坚决地义无返顾地为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而斗争。重建这块根据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所指示的：“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在重建这块根据地的过程中，我们同敌人展开了反复的极端激烈、艰苦的争夺战。概括起来，可说是经过了三个回合的斗争。第一个回合：迅速实施战略展开。我军进入大别山初期，敌主力尚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极为空虚。为了迅速立足生根，我们立即按照中原局的计划，分遣各部队向预定地区开进。以三个旅在皖西展开，两个旅在鄂东展开，九个旅摆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一面牵制敌人，一面就地展开。同时，将全区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等四个工作地区，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分别由各纵队抽调部队和干部，在统一领导下，开展地方工作。估计到新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我们坚决精简机关，减轻装备，隐藏了一批辎重，减去了许多牲口，并训练部队迅速熟悉南方作战条件和生活习惯，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就在我们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尾追我们的二十三个旅的敌人，也先后压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敌人的企图是：以多数兵力摆在平汉线及其东侧，阻我向桐柏山、大洪山地区发展；以一部兵力实行分散“清剿”，摧毁我地方政权，使我失去立足之地；另以敌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指挥的桂系两个师实行机动，寻找我主力作战，把我军赶出大别山。我军深入到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带，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遵循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正确地解决兵力的集结和分遣的问题。部队既要打胜仗，又要占领地方。要打仗，就不能不保持相当的机动兵力；而要占领地方，又势必分散一部分兵力，以至削弱主力。打仗和占领地方两者虽有矛盾，但是又是统一的。因为只有多打胜仗，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鼓舞士气，振奋人心，有利于占领地方；另一方面，只有多占领地方，发动和组织群众，才便于分散敌人，消灭敌人。遵循着上述原则，在实施展开的同时，我们集中一部兵力，于9月上旬在商城以北的河凤集地区打击了战斗力较弱而又孤立的敌滇军一个师。中旬，在商城以西的中铺地区歼敌一个团。下旬又在光山附近打击了东援之敌一个师。经过这三次作战，我们把敌人的机动兵力全部调到大别山以北地区，保障了我军在大别山南部的鄂东、皖西胜利展开。但是这三次作战，打得都不够理想，没有全歼敌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刚刚由内线转到外线，由北方转到南方，缺乏无后方作战和山地、水田地带作战的经验。饮食不习惯，穿不惯草鞋，语言不通，地形不熟等等，都给部队造成了不少困难。虽然我们在进入大别山之初，即已指示部队抓紧形势任务教育，指出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必然会遭遇到暂时的困难，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自强渡黄河以来，部队一直处在连续的行军作战过程中，未能休整和进一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所以有些同志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艰苦性仍然认识不够。再加上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粮食要自己筹，伤员要自己抬，打完仗也没有可以休整的时间和地方。因此，有些部队一时呈现出疲惫和纪律松弛的现象。有些干部，打起仗来顾虑重重，错过了一些歼敌的机会。为了及时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我们于9月下旬在光山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的时候不敢勇猛地去作战。小平同志强调部队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出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之初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决不是什么简单的规定，而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现，能否坚决执行，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一定要牢固地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等右倾思想情绪。这次会议对后来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大别山的人民群众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但是，由于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主力三次撤出这一地区后，群众受过反动派极端残酷的镇压。再加上这次我军初到，当地的反动统治还未摧垮，保甲、特务势力仍在暗地里威胁和控制群众。因此，群众对我军究竟能否长期在这里站住脚，还有些怀疑，虽然心里很欢迎我们，但在表面上却不敢过分接近我们。为了尽快地解除群众的顾虑，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积极展开了宣传工作，向群众说明我军已经发展壮大，这次打回来，是在歼灭了敌人一百多个旅以后的战略大进军，我们再不会走了，一定要和大别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而斗争。同时，号召部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联系群众的作风，担负起打仗、作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当时，指战员们都背着沉重的粮食、弹药行军，抬着山炮翻山越岭。又值雨季，身上常常湿透，不少人连草鞋也没有，不得不赤足行军。干部们都将自己骑的牲口，用来运粮食、驮伤员，并亲自参加抬送伤员。部队在疲劳的行军之后，还得自己推谷子、舂米、做饭、打草鞋、打马掌。由于给养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有的部队曾二十几天不见油盐，甚至只能以清水煮马肉充饥。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就这样，我们战胜了无后方作战的种种难以设想的困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了群众。群众逐渐活跃起来，与部队亲密合作，同心协力地担负起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到9月底为止，我们先后解放县城二十三座，歼灭了敌正规军六千余人，反动地方武装八百余人，并且建立了十七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展开，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第四部分第95节 刘伯承回忆大别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