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深思。“唉!都怪自己命苦啊。”谢大娘长叹一声。那为什么穷人的命就该穷，富人的命就该富?毛委员进一步问大家：我们穷人家心地善良，一年到头只知道在地里辛劳耕种，从没干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而地主老财心狠手毒，专门勒索、欺压穷苦百姓，按理说，穷人积功积德，应该受福，而地主老财丧尽天良，应该受惩罚才对。可老天爷为什么总是不长眼睛，总是让我们受苦呢?大家沉默不语，每个人都在思考着，倾听着。毛委员用坚毅、有力的声音说：什么命苦不命苦，这都是恶霸地主编出来的骗人鬼话。我们穷人不姓穷，穷人受苦难是因为有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只要我们穷苦人团结一条心，把地主豪绅推翻，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贴心的话语，深刻的道理，宛如涓涓细流，滋润着老表们的心田，大家的心里仿佛燃起了一团火。第一部分第23节 赖春风的回忆（2）1927年底，毛委员率领部分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中村一带调查研究，发动群众，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纷纷拿起梭标、长矛，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党的组织和乡村政权，那情景，可真是天翻地覆!毛委员像普通战士一样，置身在群众斗争的行列里。他亲自为翻身农民丈量土地，为得到土地的群众书写和插下分田牌子，还亲自给大家送粮。祖祖辈辈受苦受难的人，心里多么感激!可是，也有少数群众担心恶霸地主反攻倒算，因此不敢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对于这些群众，毛委员一有时间，就挨家挨户地上门做工作。一天傍晚，毛委员同几个工农革命军战士带着粮食和衣被等物来到一个姓叶的老汉家里，对老汉说，听说你一家又揭不开锅了，给你们送来一点粮食，还有几件衣服，这都是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先解决一下眼前的困难。毛委员说着，让随来的战士把粮食和衣物送到叶老汉手里。叶老汉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这些东西，不知如何是好。毛委员从老汉那刻满皱纹的脸容和充满忧愁的眼神里，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温和地说：叶大爷，你莫害怕，粮食是穷人种的，衣服也是用穷人的血汗做成的，现在我们把它从地主恶霸那里夺回来，分给穷人，这是物归原主嘛。叶老汉沉思着。毛委员让一个战士找来一把筷子。他先取出一双，毫不费力就把它折成两截，然后又拿出一把，使劲折也没折断。毛委员笑着问叶老汉：叶大爷，你力气比我大，能不能把它折断?叶老汉赶忙说：“这就不易折断!”毛委员又问：你说天底下是受苦的人多，还是地主恶霸多?“当然是受苦的人多。”毛委员接着说：既然是受苦的人多，那我们还怕什么?小小的筷子，扭成一团就不那么容易对付，我们广大的受苦人团结起来，几个地主豪绅和“挨户团”还能奈何我们么?!这时，附近的群众听说毛委员来了，都陆续涌进叶老汉家里。大家都被毛委员的话打动了。毛委员和蔼地看着大家，继续说：小石头能打破大水缸，只要我们大家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就像是一块块坚硬的石头，不仅能打破像你们村的恶霸地主这样的小“水缸”，还能打破蒋介石这个大“水缸”，你们说对不对呀?人们活跃起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可不是，只要穷人心齐，还怕那几个臭地主！”“有毛委员领路，我们什么也不怕。”叶老汉那满面的愁容也舒展开了，他说：“毛委员，我也要做一块小石头，同你们一起去打蒋介石这个大‘水缸’。”顿时，大家都笑了起来。这爽朗的笑声，包含着信心，充满着力量。从那时起，中村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开展得更加火热。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把毛委员亲手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搞垮，在疯狂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又使出了经济封锁的阴险伎俩。那时，井冈山军民的衣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1928年2月间，正是春荒时节，许多群众都无米下锅了，工农革命军的“红米饭，南瓜汤”也维持不下去了，只好靠吃苦菜充饥。谁能想到，我们敬爱的毛委员也和大家一样吃着苦菜。这消息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老表们听了都揪心似的难受。就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驻在宁岗古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发动群众斗争了几户恶霸地主，将他们的粮食、猪牛三鸟以及其他财物统统没收，分给穷人。古城一带的群众纷纷汇集到谢家祠堂前，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尽情地欢庆胜利。这时，一位老表站在台阶上大声地说：“毛委员为了我们日夜操劳，不知受了多少苦，我们给毛委员送点粮食去，大家说好不好哇?”“好!好!”大家齐声呼应着。尽管工农革命军的同志们再三说明，把粮食和浮财分给大家，是毛委员要求我们这样做的。但大家还是坚持：粮食和衣物不给毛委员送去，我们也不要。同志们没有办法，只好把群众的意见反映给毛委员。毛委员当即指示：我们有困难，人民更困难，我们任何时候都首先要想到人民，我们宁可自己吃苦菜，也要把粮食分给群众，宁可自己盖稻草，也要把衣被分给人民。当工农革命军的一位干部把毛委员的这些指示传达给大家的时候，在场的许多老表都流下了热泪。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娘呜咽着说：“毛委员，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呀!你自己在吃苦菜，却让我们分到了粮食，吃上了米饭，这叫我们怎么咽得下去呀。”一位名叫谢福生的年轻老表说：“毛委员和工农革命军一个心眼为着穷人，我们就要以实际行动报答毛委员的恩情，我报名参加工农革命军!”当场出现了群众踊跃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动人情景。从此，毛委员宁可自己咽苦菜，也要把粮食留给群众的佳话，在井冈山人民中广为传颂，八百里井冈，飘荡着“毛委员带头(哟哈呀么)吃苦菜(哟喂)，光辉(里格)思想传万代(哟)”的悠扬歌声。(赖春风)第一部分第24节 刘伯承的回忆（1）一1929年11月，红四军由广东返回闽西，12月开到上杭的古田。当时我在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任党代表。四支队，是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路经寻邬、项山时编成的。支队辖十、十一、十二三个大队。第十、十一大队是军部特务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八军起义的；十二大队是军部独立营改编的，主要成员是国民党第三军起义的。这两支部队起义之后，党代表毛泽东同志为了把它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曾做了许多工作，先后派了党代表和一部分骨干，补充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战士，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加强了政治教育。这样就从组织制度上彻底改变了旧军队的一套，加强了党的领导，充实了新的血液，提高了政治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两支部队受国民党的影响极深，参加红军的时间又短，因此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仍相当严重。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人行事。党代表如果能打仗，工作能力强，他们就尊重，否则就看不起，甚至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些人把红军的任务看成只是单纯的打仗，因此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们认为群众工作是地方上的事，有的军事干部则认为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事情。他们特别不愿到福建去，因为福建山多、地贫、生活艰苦；而愿意到处打城市，认为打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然采用旧军队的一套。打骂士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不打不成兵”的谬论很流行，有的甚至主张枪毙逃兵。有些人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说什么“当兵的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系”。士兵们赌钱，他们不但不制止，还要赢了钱的士兵请客。部队中严重地存在着破坏群众纪律、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等旧军队的恶习。我到十二大队以后，曾遵照党的指示，同这些不良倾向做过坚决的斗争。但是，由于这些邪气、恶习在一部分人中已根深蒂固，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做坏事了，却仍是偷偷摸摸地干。看到这些问题，我心里非常着急。我们开到古田后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部的党代表。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毛党代表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要了解部队里存在着哪些不良倾向，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果然，毛党代表主持开会了。他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的意义，指出：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四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他列举了存在于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之后，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听了毛党代表的讲话，一致认为这是英明的决定。因此大家对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充分揭发和批判。在我们分组讨论时，毛党代表不断深入到各个小组，具体指导。他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的水平还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认识，指出克服的办法。在毛党代表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到就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对本大队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检查。会上并决定以支部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大队重申不许打骂士兵等纪律。在此期间，毛党代表根据调查及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件。12月底，在毛党代表的亲自主持下，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党代表在大会上做了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次大会，由于毛党代表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扬了民主，使党内取得了思想上的统一，因此正式会议只开了几天。会议时间虽短，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就是这个会议，总结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建军经验，奠定了中国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使其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第一部分第25节 刘伯承的回忆（2）二古田会议结束后，江西、福建、广东的敌人，便对闽西地区联合发动了“三省会剿”。毛党代表立即指挥一、三、四纵队向江西进军，亲率我们二纵队在龙岩的大、小池阻击敌人，掩护主力行动。我们完成任务之后，便经过连城、宁化之间，挺进江西。进攻闽西的敌人金汉鼎部，见我们打到了他的老家，急忙撤回江西，并纠合唐云山、朱耀华等部，从三面向我逼近。于是我军又集中在藤田一带，一面休息，一面伺机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时已是1930年1月。就在这个时候，罗荣桓同志调来二纵队任政治委员，我也调任四支队任政治委员(这时各级党代表均改为政治委员)。早在进军江西的路上，四支队各大队党支部就已利用行军的间隙，初步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并组织了讨论。罗荣桓政委来到二纵队以后，又进一步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他指示我们：要彻底根除各种错误思想，必须充分地发动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遵照他的指示，我们四支队首先组织大队的干部逐条地学习了大会的决议，之后，各支部又逐条地向全体指战员传达，讲解了大会的决议。正在这个时候，唐云山的十五旅，单独冒进到水南。并且兵分三路向我进犯。我军在水南，直夏将唐云山部大部分歼灭后，金汉鼎、朱耀华怕我乘胜北进和西渡赣江，急忙撤回吉水、吉安、乐安、永丰一线。毛党代表根据这个情况，决定分兵赣南各县发动群众。我们二纵队奉命向赣州、南康、大庾、信丰一带前进，任务是扫荡沿途的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打土豪，筹款，扩大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然后东转安远、寻邬发动群众。向赣南进军的路上，又继续进行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古田会议的决议给了大家有力的武器，各支部都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检查结束以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发动大家讨论，并提出了“反对流氓行为”的口号。支队党委和各支部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这样，便自上而下造成了一种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随之开展起来了。许多官兵自动地检查了自己，并开展了互相批评。打骂士兵、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便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坏人坏事被揭发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罗荣桓政委非常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思想建设。在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同时，他就领导各级党组织，建立了许多制度，加强了政治工作。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得到了贯彻。首先是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那时候，支队党委和各支部，每月都要订出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具体计划，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并定期检查计划执行的情况(支队党委每月一次，支部半月一次)。每次检查，都必须做出总结：有哪些进步，还存在些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今后怎么办。不论战斗、工作、学习，都要经过支部讨论，做出决议，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进行布置。就连召开党的小组会，支部也都事先召开组长联席会，对小组会的目的、哪些人开会不发言、为什么不发言、怎样诱导他们发言、结论如何做等，进行具体研究。团结，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也成为每个支部和党小组的一项经常工作。这一工作加强后，有时候任务紧急，来不及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只要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一布置，他们便能立刻传达到每个战士，并带领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列为各级党的会议的经常议事日程。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小组长汇报，也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每个大队就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动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掌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其次是加强了政治教育。每个支部都必须按时上党课。党课内容除了讲解组织常识外，着重进行纠正党内八个错误思想和革命任务、革命前途的教育。此外，如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何进行社会经济调查，也是党课的主要内容。支队党委还经常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主要内容有：时事报告，红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群众工作，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的前途，解释红军各个时期的口号，红军和白军的比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比较，讲革命故事等。每布置一个任务，都要事先讲明意义和要求。这样，就使思想工作走到了一切工作的前面。干部、战士的觉悟提高了，思想领先了，大家便自觉地遵守纪律，积极地完成任务，主动地进行自我改造。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论干部、战士，都受到士兵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同时，士兵有什么要求，也能很快反映到支部。这种作法，实际上就是管理教育方面的群众路线。由于发挥了士兵委员会的作用，部队的民主作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官兵关系也随之改善了。在建立这些制度的过程中，罗荣桓政委不断地进行指导和检查，使这些制度逐渐得到了巩固。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同志们都能以决议的精神互相监督，互相帮助，鞭策自己。各大队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个群众工作热潮，真正发扬了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优良传统。部队走到哪里，标语就写到哪里。所经村庄的墙壁上、路旁的石碑上、山坡岩石上、甚至树干上，到处都留下了红军的笔迹。部队一住下，战士们便自动地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调查土豪劣绅的罪恶。部队打了土豪，除去完成筹款任务外，把全部东西分给群众。每次出发前，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支部又挨门逐户地检查是否有借物不还或损坏东西没赔偿的。这样，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一听说我们要离开，都恋恋不舍，齐集村头夹道欢送。一路上，遇有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我们就给以歼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四五月间在安远、寻邬一带分兵发动群众，我们采取了“分片包干”的办法，短短两个月，不但完成了筹款任务，而且在广大的农村中，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组织起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赤卫队和各种群众组织。在这同一期间，一、三、四纵队和赣南的地方武装，也在毛党代表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在宁都、万安、兴国、鄂都、信丰、南康、大庾等县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同年6月，当我们再次去闽西的时候，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在赣南各县的广大群众中有了深远的影响，革命根据地也有了新的发展。第一部分第26节 刘伯承的回忆（3）三部队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是由于毛党代表的英明领导。古田会议后，毛党代表非常重视部队对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不断地、适时地给予许多宝贵的指示。最使我难忘的是下面的两件事情：记得我们二纵队在毛党代表亲自率领下向江西进军的途中，一天，部队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我有事到纵队部去。刚到那里不久，我们大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便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党代表却要我不要急。还说要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要我也参加。毛党代表那种镇静自如的态度，立刻感染了我。坐下后，他要我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我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又要我说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的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毛党代表又转身征求在座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不打。毛党代表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说，大家都同意不打。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呢?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细想了想，才回答，“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毛党代表微笑着作了决定。毛党代表完全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且还要我参加会议一起讨论。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不但启发我认识了缺点，而且使我学习了应该如何分析问题。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1930年5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干部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得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以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党代表又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和战士真正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毛党代表指出，这是测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充满着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士的表率。毛党代表强调指出，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制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毛党代表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验、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党代表谆谆地教导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题时，毛党代表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党代表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成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党代表讲得既通俗又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党代表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贯彻古田会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党代表的直接领导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又要我说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的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毛党代表又转身征求在座的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不打。毛党代表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说，大家都同意不打。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呢?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细想了想，才回答，“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毛党代表微笑着作了决定。毛党代表完全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且还要我参加会议一起讨论。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不但启发我认识了缺点，而且使我学习了应该如何分析问题。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第一部分第27节 刘伯承的回忆（4）1930年5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干部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得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以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党代表又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和战士真正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毛党代表指出，这是测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充满着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士的表率。毛党代表强调指出，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制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毛党代表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验、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党代表谆谆地教导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题时，毛党代表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党代表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成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党代表讲得既通俗又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党代表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贯彻古田会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党代表的直接领导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1935年1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部分第28节 刘伯承的回忆（5）四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惟一保证。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3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像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4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入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这时，蒋介石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平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绞平渡两岸渡口，前后搜获七只小船。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时，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平渡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三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平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术方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现在敌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我军就依靠绞平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安顺场原名支大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从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便组织突击队渡河。十七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1935年6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第一部分第29节 刘伯承的回忆（6）五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可是，这时张国焘却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向西退却逃跑。这支部队，在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后，到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即与一方面军会师。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主席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于6月下旬启程，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这时张国焘并没有放弃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业已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由此可见，他的目的是在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此时他仍旧坚持预定计划，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因而中央屡屡电催不应。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队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我国的进攻，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华北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占领和侵袭了我国半壁河山!我党早在1933年1月，就曾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面降日卖国，一面却继续增兵“围剿”和追击红军，妄想将我全部消灭。其倒行逆施，令人发指。国内舆论，对我党坚持大义，深表同情，期望我党能负起抗日大任。我党早已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打击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并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毛主席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坐河边的救济寺，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一带前进。但到了阿坝后，张国焘进一步露出了他分裂党的野心，竟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虽曾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其南下的错误，后来甚至严词责令北上，但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仍坚持其错误路线。这时，右路军虽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坚定不移。9月，部队自巴西出发，渡包坐河，沿白龙江前进，过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然后即越岷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区，到达甘南之岷县、西固间的哈达铺。敌人急忙拼凑了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击。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两天，便出动作向天水前进状，诱使敌人将主力集中天水。我们却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顺利渡过渭水封锁线，相继占榜罗镇和通渭城。10月，经回民区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及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击败敌四个骑兵团的追击，翻越六盘山高峰，过环县，抵达陕北根据地之吴起镇，与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1935年12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会议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错误，都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才获得可能系统地阐明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瓦窑堡会议是一次致关重要的会议。会后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第一部分第30节 刘伯承的回忆（7）六张国焘公开和中央分裂后，擅自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翻雪山，经毛儿盖、懋功、宝兴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在绰木碉，他终于奸心毕露，公然进行叛党活动，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毛主席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要他发表宣言反对中央，他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停留了三个月。这时，敌中央军周浑元部队入川，与刘湘配合，向我们攻击。两军对峙，仗越打越大。部队消耗很大，张国焘却举棋不定，直到部分防地被突破，才被迫撤向道孚、炉霍、瞻化、甘孜和大金寺一带，仍旧企图向青海西宁方向逃跑。这时，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出发，经贵州、云南，长途转战，历尽艰辛，也来到甘孜。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决维护中央正确路线；加上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叛徒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就完全失败了。这时，他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并率领队伍北上。部队由甘孜出发，经东谷、阿坝、包坐，再次过雪山草地，8月到达甘南，占哈达铺、大草滩、临潭。这时，中央已经派聂荣臻、左权同志带领部队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并准备组织静(宁)会(宁)战役。二、四方面军乃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二方面军为右路。右路军经西和、武山之间东去，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并围攻凤县，拖住胡宗南的尾巴。聂、左部队已将毛炳文、许克祥包围起来，通知张国焘前来协同聚歼。谁知张国焘竟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以组织岷(县)洮(临洮)西战役为名，擅自带领左路军仍旧向西撤走，准备去青海西宁。后因部队不满，而且渡河困难，张国焘只好将部队又拉回来。但张国焘野心不死，竟又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过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赶来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的部队，照他的预定计划，西进至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但终于遭受失败。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能够产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下挽救四方面军，对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工农红军，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我军就亲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为争取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奋斗。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毛泽东同志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的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导红军奇迹似地战胜千苦万难，完成长征，走向新的胜利。长征，用它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刘伯承）第二部分第31节 杨成武回忆长征（1）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待命，前面就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党中央决定北上过草地，命令我们团为过草地的先头团。毛主席很关心这一行动，要亲自给我们先头团交代任务。我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带着骑兵侦察员从波罗子附近，飞奔党中央的驻地毛儿盖。十数匹快马像一股疾风，忽而飞上高坡，忽而驰下山谷，在山峦起伏的高原上，扬起阵阵烟尘。由于急于听取主席的指示，我还是嫌马儿跑得太慢。到了毛儿盖，直趋毛主席的住处，见到了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他立即带我去见主席。我边走边打量着这个住处，这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分上、下两层，底层关牲口，楼上住人。上了小木梯，踏上楼板，邓发同志朝里一指：“毛主席就住在里面。”当面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我还是第一次，心中不禁有些激动。主席看见我们进来，立即同我握手，叫我坐下，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亲切地对我说：你来了，很好!这次你们四团还是先头团。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稍顿一下，主席又继续说道：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坐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他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说：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主席详细地告诉我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具体地指示了解决的办法，以后又强调地指出：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以后，主席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质准备情况。我向主席报告说，部队的情绪很高，大家一致坚决拥护中央过草地北上抗日的决定，只要中央、主席一下命令，我们就坚决向草地进军。我们有过草地的思想准备，省吃俭用存下一些粮食，沿途采摘些野菜，估计可以捱过草地。只是衣服成问题，每人只有两套单衣，恐怕抵御不了草地的严寒。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我说已有一个六十多岁的通司作向导，已准备了八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毛主席指示说：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抬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主席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毛主席以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编入你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难我们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主席说很好，并叫我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接受具体的指示。我向主席敬过礼以后，立即去见徐总指挥。从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出来，赶紧去看正在患病的周副主席，因医生禁止探望，只见到邓颖超同志。她详细地告诉我周副主席的病况，并要我转告同志们不用惦念。当时药物奇缺，粮食极度困难，眼看就要向草地进军，周副主席的病委实叫我们担心!我们多么希望他快点恢复健康啊!离开邓颖超同志的时候，已近黄昏，我再返回主席住处，看是否还有指示，邓发同志问我吃饭没有，经他一问，这才想起今天还没有吃东西，而且还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我们团部的新驻地，我便说还没有吃饭。邓发同志听了，出去走了一趟，又到了主席房内，不一会便端出一个土盘子，里面盛着六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对我说：“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我一听说是主席的晚饭，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眼前粮食十分缺乏，部队都勒紧裤带，把数得出的一点粮食省下来，准备作过草地之用。邓发同志找不到饭才告诉主席，主席叫他把自己的晚饭端给我吃。我久久地望着六个乌黑的小馒头，心里在想：主席一顿饭才吃这么一点东西，本来就不饱，如果我再把它吃了，那主席就要饿肚子。想到这里，我真后悔不该说没有吃饭，并决心不吃。但又一转念，不吃，主席是不高兴的，只好吃了两个。邓发同志还要我吃，我坚决谢绝了。这时候，主席从房子里走出来，笑呵呵地对我说：“怎么?不吃了?不吃饱不好工作啊！”我只说：“我吃饱了。”主席以慈爱的眼光看了我一会，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吧，没有别的事情了，望你们完成任务。”我向主席敬过礼，便离开了主席的住处。一路上，毛主席的亲切明确的指示，不断地在我耳边回响着。草地艰难困苦的情景像一幅图画展示在我的眼前。是的，过草地是向神秘的大自然挑战，要把连野兽都走不过的沼泽征服，要同风雨、冰雪、饥饿搏斗，要粉碎反动派的骑兵的袭击，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在等待着我们。但是当我一想起主席的指示：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就感到我们肩负的任务无上光荣，只觉得眼前明亮无比，浑身是劲。我满怀信心地想：任何困难是挡不住我们红军前进的。让阶级敌人再次领略领略无产阶级武装部队“硬骨头”的英雄本色吧!第二部分第32节 杨成武回忆长征（2）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地进行了过草地的政治动员。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铭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里。整编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四方面军张仁初同志率领的二九四团编为我团二营，他们把本来不多的粮食、衣服抽出一部分分给各营，大家表示要以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钢铁般的团结去战胜草地的困难。21日清晨，我们红四团，肩负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开始向草地进军了。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举目一望，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道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我们只能跟着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艰难地前进。第一天我们就遭到暴风雨的袭击，河水泛滥，曾一度挡住了去路。黄昏，只得在一个稍高的小山上渡过了第一个漫长的夜晚。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是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使人难耐，我们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特别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是水，战士们只好在风雨中站着，急切地盼天快亮。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同志们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有的感到两腿瘫软无力，举不起步。但我们牢牢地记住了主席的指示，越困难，大家团结得越紧。身体较强的同志搀扶着身体弱的同志走，并把自己的粮食让给他们吃，希望他们增加一些力气，走过草地。我们几个团干部的乘马和所有的牲口都抽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病员，但还是有不少同志倒下了。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们共同躺过的营地上。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宣传员郑金煜同志。他是江西石城人，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只有十七岁，是一个十分惹人喜欢的“小鬼”。进入草地的第四天，郑金煜同志就一步也走不动了。他对同志们说：“我在政治上像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队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我命令饲养员老谢，把乘马给郑金煜骑，保证把他驮过草地，并且把我们的干粮匀出一部分给他吃。后来，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马也不能骑了，我们就用背包在他身子前后支撑起来，再用绳子把他绑在马背上，叫一些同志轮流扶着他走。到第五日中午，忽然后面传话上来：“郑金煜同志要政治委员等他一下，他有话同政治委员说。”我知道有问题了，便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路旁等着。老远就望见老谢牵着牲口，步伐沉重地走来，到得跟前一看，郑金煜同志已面如白蜡，双目紧闭。他听见我的声音，强睁开眼睛，以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断续地对我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北上抗日路线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政治委员，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我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泣不成声。经过一阵急喘后，郑金煜同志微弱而又坚定地说：“政治委员，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我压住心头的沉痛，安慰他：“郑金煜同志，你一定能走过草地，同志们一定帮助你走过草地!”随即叫警卫员把水壶交给老谢，交代老谢好好照料他，无论如何要把他带出草地。可是到了下午，这个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就在风雪交加的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草地，这残酷无情的草地，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可贵的生命呵!不少同志长期间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多跨一步。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的英雄史迹，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经过六天的艰难斗争，终于从茫茫的草地上踏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至26日胜利到达了草地尽头的班佑。在班佑担任了两天警戒，第三天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向天险腊子口前进。(杨成武)第二部分第33节 钱江回忆长征（1）我是江西吉安富田横坑村人，1915年8月生。幼年父母双亡，与弟弟两人成为一对孤儿，备尝人世艰辛。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帮人做杂活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反帝反封建浪潮高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逐渐萌发了朦胧的革命意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的家乡吉安成为对敌斗争的前线。1929年红军来到富田乡，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担任了儿童团团长和少先队副队长，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军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故事。知道他们领导的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在土地革命活动中，是穷人的救星。他们对穷苦人和蔼可亲，平等待人；对敌人英勇奋战，毫不留情；他们指挥红军作战，战无不胜。因此我由衷地对朱总司令、毛委员产生了敬仰之情，对红军十分羡慕。1930年10月初，红军攻占吉安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了扩大红军一百万的号召。我已经是共青团员，就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开始分配在红十二军当杨立三的公务员，杨立三调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当副官长时，我随他分配在总司令部公务班。我想，这下子我就在朱总司令、毛委员身边工作，所以高兴极了。这时总司令部只有一个参谋处，一个副官处，机构精干，人也不多。11月，我被调到卫生所当卫生员，仍旧编在公务班，班长是朱总司令的公务员康东生，同班还有参谋长朱云卿的公务员李力田。毛委员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军团政治委员，他的公务员编在另一个班。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是在行军路上，李力田指给我，哪一个是毛委员，哪一个是朱总司令。只见毛委员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目光慈祥，头发较长，身着普通灰军服，平易近人，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革命领袖这样俭朴，没有官架子，和我们红军战士一个样，我更暗下决心，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毛委员打倒土豪劣绅和蒋介石，做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那一年冬天总司令部移驻小布，有一天，我第一次和毛委员说了话。那天毛委员和贺子珍到卫生所看病，一面看病，一面向卫生所长邹南山询问工作和大家的生活情况。他问卫生所共有几人，忙不忙。邹南山作了回答，同时把我介绍给毛委员说：“最近增加一个小鬼帮忙，司令部人不多，工作不算忙。”毛委员立即向我端详了一番，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叫钱昌鑫。他又问我是哪几个字，“是日曰昌吗，是哪个‘兴’?”问得我不好意思。邹南山回答说：“是三个金字的鑫。”毛委员接着笑笑说：“你姓钱还不够，还要那么多金子呀!小心打你的土豪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邹南山又向毛委员和贺子珍介绍了我的家庭情况，并说我长得有点像贺大姐。贺子珍笑着说：“他是我的小弟弟。”毛委员听了也笑着对我说：“钱昌鑫，你就做她的弟弟吧。”这时说得我面红耳赤，很不好意思。后来就传开了，说我是贺子珍的弟弟。毛委员谈吐幽默，亲切感人，一下子打消了我对革命领袖的神秘感，特别是温暖了我这个孤儿的心。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总司令部转移到了瑞金叶坪。这时进行组织调整，人员也充实多了。我从卫生所调到宣传队当宣传员。一个多月后，又要调我去总司令部无线电总队学习无线电(入学不久，以我们这训练班为基础，组建成军委无线电学校)。在即将离开生活了一年多的总司令部之前，我想去看看毛委员、朱总司令、贺子珍大姐和康克清大姐。在10月份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我到了毛委员的住处，是大会堂右侧一座楼房。我上楼走到毛委员的房门口见毛委员和贺大姐正在工休，我向他们行了军礼。贺大姐招呼我进屋里坐。进屋后，毛委员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向毛委员报告了要离开总司令部去学无线电的情况。毛委员问，还有谁去。我说还有宣传队的刘士清。毛委员一面剥柚子，一面对我说：“小钱，要好好学习无线电，掌握技术。只要用心刻苦学习，是能学好的。学好后回来工作。”他又说：“无线电是我军的一项新的技术工作，有了它，就可以随时沟通各军团、各军、师之间的通信，可以用来侦察敌情，还可以收发新闻，用处可大呀!所以无线电比一般的技术工作更重要。”毛委员一面教育我好好学习，一面把剥好的柚子分给我吃。他说，这是院里柚子树上长的，刚摘下来，新鲜好吃。我一面吃柚子，一面环视屋里的陈设。屋里只有桌子，床铺和几把座椅，两个文件箱子。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一些书，文件，简朴极了。1980年我回到阔别了四十多年的瑞金参观，看见这个院子和这间屋子，还按原样摆设，我深深地沉浸在回忆里，无比地怀念毛主席和贺大姐。第二部分第34节 钱江回忆长征（2）1932年4月我在汀州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结束，先后分配到红三军军部、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粤赣军区搞服务工作。1933年6月调到瑞金军委二局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当时是曾希圣和钱壮飞分别在前后方担任正副局长。我听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对这项工作十分关心，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常到二局来。但是一直没有见到毛主席。原来在宁都会议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排挤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我们编入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的二大队。直到渡过湘江进入湘西后，才听说毛主席又过问红军的工作了。当毛主席知道了二局的情况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时，曾派人送来猪肉表示慰劳。我们当时对“左”倾错误领导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及过湘江时遭受的严重损失不满，因此当毛主席派人送猪肉来慰劳时，心里想，毛主席又过问红军工作了，情况可能会好起来。直到遵义会议后，情况才起了根本变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渡赤水中的一些情况。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就经常向曾希圣局长了解二局工作的情况并给予指示。在江西时听刘伯承参谋长讲过，毛主席对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重大作用用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有了这项工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比是玻璃杯中“押宝”，看得清，押得准，赢得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形势还十分严峻。蒋介石嫡系薛岳兵团8个师尾追我们进入贵州，王家烈的黔军虽然战斗力差，也还有5个团，北面川军刘湘命令潘文华在长江布防，此外还有滇军和湘军。我们1月19日从遵义出发，军委的意图是在泸州上游北渡长江，四方面军来接应再共创川西革命根据地，因此首先要歼灭刘湘的若干部队才有可能渡江。1月27日总部进到土城，我军与川军郭勋祺旅打响了。当时我们对川军的电台还没有来得及严密的侦察控制，因此对川军兵力也还未完全弄清。战斗打了一天多，才弄清郭旅后面还有潘佐、廖泽两个旅。郭旅被击溃，但由于土城一带川敌兵力太集中，加上深沟石岩，不便迂回，故未能全歼；而合江、赤水、古蔺还有川军3个旅，再坚持下去，可能造成敌人对我南北夹击的形势，情况变化对我不利。弄清这些情况后，总部下令在29日凌晨一时左右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往古蔺地区前进另找战机。在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情况：28日下午正是我在值班，收到曾希圣局长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这是一张长方纸的字条，内容是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三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我们立即执行毛主席指示，注意了解滇军情况。29日我们进抵古蔺地区后侦知永有川军范子英旅驻守，我军继续向扎西(威信)前进。2月5日我们进至石相子，这时对川滇两敌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了：川军有7个旅向古蔺、永跟进，滇军3个旅也已到达滇黔边境的镇雄、毕节并向扎西扑来，又有南北夹击之势。同时了解到蒋介石嫡系的8个师都在贵阳附近休整，遵义则只有王家烈5个团据守，最为薄弱，因此军委10日在扎西开会决定东进杀它个回马枪。我们于19日从太平渡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从24日到28日连克桐梓、娄山关，再次解放遵义。蒋介石派他的嫡系吴奇伟的五十九师和九十三师来救援，被我大部歼灭，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大家高兴极了。蒋介石吃了败仗，3月2日飞重庆调集大军增援遵义，并且改长驱直入为长追稳打的方针，用江西第五次“围剿”时那套办法，固守防堵，令周浑元军和吴奇伟一个师进到鲁班场筑碉堡固守，企图围歼我军在黔北。军委了解了敌人这个企图后，决定将计就计，使敌军北调。3月16日我们到仁怀后从茅台三渡赤水，向古蔺、永方向推进。蒋介石以为我们又要北渡长江了，因此也命令他的主力向北尾追，命令川军撤出遵义返转土城。而南面的乌江，他就没有设防。军委除令九军团在乌江北牵制敌人外，3月21日我军又突然南下，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日夜兼程，向南急进，顺利地通过周浑元在鲁班场一带设置的封锁线。我们于3月31日渡过了乌江。这时蒋介石发觉我军主力南下，离贵阳只有50余里，他与宋美龄、端纳都在贵阳，兵力空虚，于是急调滇军孙渡率3个旅驰援。蒋介石看到红军忽又东指，以为又要入湘，于是命令他的嫡系向石矸，镇远方向急进，命令滇军向贵定、瓮安方向前进。这些敌军调动，我们都能及时掌握。毛主席早说过，如果能把滇军调出云南就是胜利。于是红军于4月9日从贵阳、龙里间的大马路上穿过，迅速隐蔽地折向西南，经紫云、贞丰、兴仁等县，以每日行军七八十里至百十里的速度，昼夜兼程，进入云南，于4月27日到达曲靖地区，把蒋介石尾追的部队远远地甩开了。由于红军行军神速，沿途一些地方民团还未得到上级通报，因此竟把红军当作中央军来欢迎，过曲靖时我们军委纵队也被当作中央军欢迎过，真使我们暗暗好笑。红军的先头部队27日前在曲靖西北的公路上截获一辆由薛岳副官押运的汽车，车上装有西南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套色军用地图和许多云南白药，这种地图和白药对当时红军来说，真是无价之宝。5月2日到达团街后北向金沙江前进，5日赶到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后在江边中屋山一个石岩洞中架起天线工作，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同志也在这个岩洞中进行指挥。记得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红三军团在洪门渡口都遇到了困难，毛主席等人十分焦急，立即命令都转到皎平渡口过江，一直到9日主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才松一口气。从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由被动转为主动。四渡赤水的胜利的确是长征中的一个转折点。诚如后来萧华同志在长征组歌中歌颂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与在江西的三次反“围剿”和解放战争中在陕北的蘑菇战术一样，这些都是毛主席军事指挥中辉煌的一页。当然，当时军委二局的技术侦察工作使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及时了解敌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对我们说：你们是“好的二局”，“有了二局，长征就好比是打着灯笼走夜路”，这对我们是终身难忘的极大鼓舞。第二部分第35节 钱江回忆长征（3）长征渡过金沙江后，又经过会理、彝族地区，到安顺场，过大渡河，到泸定、天全。在中坝还遭到敌机轰炸，终于在6月17日过了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到了达维、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了。我们与四方面军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同志相处得很好。后来在毛儿盖地区住的时间较长，8月21日才从这里出发，按中央决定分了左右路军，军委二局随右路军北上。过草地，十分艰苦。8月27日出草地，经班佑到巴西。这是一个藏民村子，前敌总指挥部住在这里，二局住在村南的一所房子里。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随三军团驻在另一村，相距几里路。我们在巴西住了一段时间后，听到传说，张国焘不愿意北上。大家对此十分反感，私下议论，主张跟毛主席北上，不愿意南下再过草地。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我们工作的参谋长叶剑英忽然来到二局，通知曾希圣局长，说毛主席指示要二局随同中央立即北上，应秘密作好出发准备；同时要他和曹祥仁(当时是一科科长，解放后曾任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和浙江省委书记，已故)、邹毕兆(当时是副科长，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国防工办主任。)三个同志立即到三军团驻地去，并且告诉留下的同志迅速准备，待命行动。他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守秘密。我们得到通知后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议论着，盼望着时间过得快些。当时日常行军准备是很熟练的，我们立即悄悄地把器材、文件和生活用品收拾好。10日凌晨，遵照预定计划大家迅速行动，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驻地，就地停止待命。这时才见到叶参谋长一个人牵了马从我们的来路走过来，见了我们就开玩笑说：“我开小差来!”(后来听说那晚上他的马未卸鞍，走的时候连警卫员也未告诉，是只身牵着马出来的。)我们也笑着向叶参谋长说：“我们是开大差来!”不久天大亮了，二局的队伍带到集合的地方，见到曾局长、曹祥仁、邹毕兆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不久彭老总来了，毛主席也来了。他们看到二局的同志很高兴，都笑着问好。毛主席当时对集合在那里的全体直属机关同志讲了话。他说：我们执行中央的决议，继续北上，张国焘不想北上，决意要南下到天全、芦山去，而且还企图阻挠我们北上。我们不得不带着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了。四方面军的同志跟张国焘走，不北上，我们不勉强他们。我们一、三军团先走，开辟一条北上的路，这是一条康庄大道。南下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是没有出路的，走下去是会碰壁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四方面军的同志会跟着我们开辟的这条道路来的。当时空气是很紧张的，但是毛主席镇定自若。说完后我们立即上路。11日到了俄界，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后来到了延安，中央开会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我才听说9月9日张国焘曾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党中央，是叶剑英把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才下决心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立即北上。原来我们二局的同志当时是处在这样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是毛主席又一次使我们转危为安啊!我们北上抵达俄界的当天晚上，发现在二局搞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最久的李力田同志丢了。他从巴西出发时就得了肺炎，一出发就是用担架抬着的，9月11日沿达拉沟行进时，河对面有人打黑枪，我们疏散开一个一个迅速跑步通过，估计就在那里出了事。当晚发现后即沿来路去找，没有结果。我们都非常痛惜。事后曾希圣局长向毛主席和军委首长作了汇报。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他说：我们要关心爱护每一个战士，生病的同志也要尽量带走，一个也丢不得。要知道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是骨干。现在多保存一个同志，将来会是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我们听了非常感动，毛主席是从整个革命的事业着想关心每一个普通战士的。当毛主席知道二局还有其他病号时，在全军正处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下令调拨了一匹老黄马给我们。虽然这匹马背上已烂了个大洞，在关键时还可能助一臂之力。领导上当时把这匹老黄马分给我用，因为我在过彝族地区时就开始腹泻，一直好不了，在毛儿盖又误食了野菜毒菌，身体非常虚弱，但我仍坚持和大家一起行军，值班。9月14日离开俄界，沿白龙江前进到了麻牙，9月16日从麻牙出发经花园向车眼(离腊子口约十余公里)前进时，全走的是大山的半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不平，开始时我不忍心骑这匹老马，只把毯子放在它背上让它驮着跟我走。当日下午六七点钟，由于阴雨天黑得早，风雨交加，山路更难行。我受了冻，脚抽起筋来，膝关节不能打弯。往后全是下山路，山石有路坎那么高，到处又长满荆棘。我混身湿透，掉队了。前后没有一个人，这时已寸步难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心里想，别的不说，就在山上冻一夜，也活不成了。我年轻轻的只有20岁，难道就死在这大山里吗?正在绝望之时，听到后面忽拉忽拉的响声，回头一看，竟是我的老黄马走来了。我自言自语地说：“谢天谢地，来了救星，今天有你就有我，我非骑你不可了”。我费尽全身力气踹上路旁一个树桩，爬上马鞍，死死地趴在马鞍上，任凭老黄马驮着我下山。两旁的荆棘把脸和手、腿都刮破了，痛得钻心，但一切都顾不得了。下得山来，已是深夜了，我见到前面有灯光，想必是自己的队伍了。这时我想大声叫问红星二大队在哪里?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发不出声音来，在饲养员帮助下我费力地从老黄马身上下来，就趴在地上起不来了。休息了一会才挣扎着进了屋。几十年来我总是记着：是毛主席送来的老黄马救了我一命，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白龙江山区的这一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17日白天住在山下一个小村里休整，身体慢慢恢复过来，18日就过腊子口，进入汉人区，到甘肃境内的哈达铺了。出了山区，见到地里金黄色的庄稼，精神倍增，老黄马也上交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部队继续北行到了通渭，在西兰公路上打了敌人的汽车，缴获了一批物资，曾经分给我一块黑色礼服呢面料，我一直背到陕北在被服厂做了一件大衣。在通渭，毛主席通知二局，说他自己既有一匹马，又有一副担架，所以可以叫我们去一个病号坐他的担架。曾希圣局长根据二局病号的实际情况开始要我去。我当时骨瘦如柴，两眼像金鱼似的鼓起来，真是吓人。但我不肯去。因为我心里嘀咕，自己拉肚子裤子这样脏身上又长虱子，怎么能去坐主席的担架呢!我终于没有去，让雷永通同志去了。又走了半个多月，急行军过了六盘山，走到铁边城，快到吴起镇了。一天，毛主席骑了马从我后面走过来，我走到一旁让路。毛主席忽然停下来向着我说：“这不是钱昌鑫吗，你怎么病成这样子啊，是什么病呀?”我一见毛主席突然像离家在外吃了很多苦的孩子见到亲人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激动到了极点，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下来。我11岁时母亲死了也没有这样地流过眼泪。心里有话要说，硬是哽咽着说不出来。毛主席立即叫警卫员要扶我上他的担架，我直摇头。等了好一会，毛主席只好说：“那就慢慢走吧，我们快到根据地了。”第二天10月19日我们就到了吴起镇。在长征中行军，贺子珍大姐平时不和毛主席在一起，我到了甘泉象鼻子湾，才见到贺大姐，她把毛主席用过的一条半新的夹裤送给我，并且说：“这是主席穿过的，还能穿，给你应应急吧。”我想，一定是毛主席见到贺大姐时把我的情况告诉她了，不然她怎么知道我的病情呢?岁月流逝没有冲洗掉我记忆中的这些往事。阶级情深，恩重如山。我参加红军后当小兵时就有两点鲜明的感受：第一点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与旧社会地主老财对待穷人截然相反。革命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领袖和群众之间，政治上一律平等。有意见在会议上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平时在工作上下级要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点是我们这支军队与旧军队完全不同。旧社会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我们当红军是好崽当好兵，好铁打好钉。这支军队好似一个家庭，又像是一所学校。我15岁参军后离家很近，一点不想家。第二次反“围剿”走到富田，路过家门而不入甚至怕家中亲人见到来拖后腿。我爱这个革命大家庭胜过爱自己的家。第二部分第36节 钱江回忆长征（4）到了吴起镇，休整了一个多星期，我们又移驻甘泉象鼻子湾。在号房子时发现这个小村住不下全部人，于是军委二局留在象鼻子湾，中央军委其他人员住在下寺湾。到达象鼻子湾时天下着鹅毛大雪。趁着总部直属队还在等待设营人员分配房子时，毛主席站在一块大磨盘上向大家讲了一次话。他说：我们终于到达根据地了，现在首先要和陕北的同志搞好团结，团结起来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同四方面军分开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指张国焘搞分裂活动)，大家不要再议论了。其次，大家也很清楚，一年前我们离开江西的时候，队伍浩浩荡荡，人那么多，现在队伍变得小多了。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病故了，我们要怀念他们。有的同志负了伤、生了病，没有能走过来；还有由于种种原因而掉了队的同志，我们都不要责怪他们。我们走了一路，播下了红色的种子，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回想起我们在江西开创了那么轰轰烈烈的大场面，现在到了陕北，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也会开创一个大场面，甚至比在江西还大。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使我们心里热呼呼的，都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1936年夏天，毛主席随红军东征返回陕北。军委二局当时也从瓦窑堡迁到保安。我们有些同志受当时时局发展的影响，思想有些波动。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有一天就到保安二局的驻地来看望大家，又向大家讲了一次话。那天正碰上我当班，讲话的内容别的同志后来向我传达了。大意是要我们安心从事这项技术工作，甘当无名英雄。他特别讲了一个修桥的故事。说鲁班爷要修石桥，石桥修到最后快完工了，就差一块石头，怎么打也打不出这块不大不小的石块来。一天有一个为修桥人天天打草鞋的老翁，其实是张果老的化身，他把锤草用的那块石头送给鲁班爷，不大不小，正好砌上，石桥终于修好了。你们二局的工作就好比这块石头，是革命的石桥少不了的。这和后来我们讲的要做革命的螺丝钉是一个意思。此后我再直接见到毛主席就比较少了。抗日战争后期我调到南下支队。1946年7月中原突围后回到延安。毛主席当时住在王家坪，我向尚昆同志提出，希望能见一见毛主席。但心里想，主席这样忙，有没有可能?哪知不过一小时就答复同意我去。那天是4月6日。我一进窑洞就敬了礼。主席看着我不说话。我只好自己报告，我叫钱江，原名钱昌鑫。主席立即说：“噢，钱昌鑫啊，七八年不见了，你还没有死啊!”我忙向主席问候，接着谈了前线的同志当时对和、战问题及主席去重庆谈判的一些看法，主席针对这些思想对当时形势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他说：要知道反动势力对于人民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听了这番话，使我思想上清楚多了。以后1949年初在平山西柏坡、1950年4月在中南海，毛主席又对我们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特别使我感动的是1958年我们机关开完党代表大会后，到中南海由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接见照相。毛主席一见到我还是叫我钱昌鑫，并问我为什么这样瘦。我告诉主席因患十二指肠梗阻作了胃切除手术，已经好多了。我心里想，毛主席现在工作这么忙，还记得我这个老战士呢!现在我们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他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已17年了。我仍然深深地怀念他。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有预见。在巴西北上时，他说将来四方面军会跟上来，刚到陕北他就说我们还将开创出一个比在江西更大的局面。这些预言后来果真一一实现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沉着冷静，成竹在胸，能绕过暗礁，逢凶化吉。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真理。(钱江)第二部分第37节 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1）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在领导层中，对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就有议论，早已酝酿着不满。湘江战役，进一步暴露了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李德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能够以三四万人的兵力，粉碎了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还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人以上，中央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苦战1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下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长征开始后，彭德怀曾经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他批评李德等人“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陆续有了觉悟。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在一次军委会议休息时，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同志跟我说：“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这表明，他当时已经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到广昌战役后的一次讨论会上，他就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同志闹翻了。李德对这件事表现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说，博古和张闻天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张闻天同志根本没理会李德这个“劝告”，也不怕他们排斥打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次大搬家后，他对李德等人的错误，看得更清楚了。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他那时是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围剿”时，他负了重伤，长征开始后就坐担架随队行动。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因病坐担架，经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们在行军休息时就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前途的问题。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就商谈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他对李德的错误最了解，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此外客观形势也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们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李德竟然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把已经遭到惨重伤亡的3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这个意见办，中央红军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很快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被通过了。于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挥下，红军挥戈西指，改向贵州进军，这就一下打乱了敌人的原来部署。从这时开始，红军突破乌江，攻下遵义，战局出现了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早就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接着，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历来就尊重毛泽东同志，在临时中央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时，他们也未改变对他的态度，这次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再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至此，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第二部分第38节 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2）1935年1月上旬，红军胜利攻占黔北的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和李卓然同志因为部队又发生了战斗，提前离开了。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场设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会议开始还是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那时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议开了多次，各人的位置也就经常变动。开会以后，首先由博古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他也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同别人的发言比起来，算是长篇大论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放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同志。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张闻天和朱德同志接着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其余同志在当时形势下，也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上被直接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天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这我没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失势无权了，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会议共开了3次，即由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决议上印的日期是1月8日，我看不准确，可能是1月18日之误。因为1月8日部队刚进遵义，1月9日中央机关才进遵义，还没来得及召开会议，决议不会那么早就作出来。会议的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和李德(用华夫代名)等人“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决议》还就博古、李德等在组织路线、领导作风上及利用敌人内部冲突等等问题，一一作了结论。这个决议在会议上被通过了。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改组了党和军队的领导，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负责人职务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在退出遵义途中，在云、贵、川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分工时，选举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总负责人，接着，又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第二部分第39节 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3）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4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还注意把推行“左”倾错误的头头，同仅仅执行过这一错误的人严格区别对待。在遵义会议上，他只集中批判博古和李德，对别的同志，则采取耐心的说服帮助，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毛泽东同志这种对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和处理方法，也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原因。正由于这样，原来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在遵义会议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都转而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同志，毛泽东同志曾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同志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又说，他是第一个从王明的教条小宗派中脱离出来的。周恩来同志也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是有功的。张闻天同志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直到10年以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还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品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巧妙地甩开了敌人，跳出了重围，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写下了长征史上最为光彩神奇的篇章。我们许多参加过这个战役的同志，至今谈起来还眉飞色舞，赞叹不绝。朱德同志有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确确实实如此。遵义会议后，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我们在长征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本骨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地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的深远意义。遵义会议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作为亲身经历这一转折的老战士，每当回忆起这次会议，总是自然地深深怀念毛泽东同志。遵义会议以前，王明等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只会搬用书本和外国的经验，甚至倚仗外人来领导中国革命。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斗争特点，却以“太上皇”自居，凭着洋本本、死框框瞎指挥，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结果把我国的革命几乎引入绝境。正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使我国革命走上了胜利的道路。因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着遵义会议的成果。我们回忆遵义会议，正是要铭记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这一伟大真理。尽管毛泽东同志晚年有过错误，但他的光辉革命实践，和他在中国革命危难时的伟大历史功勋，是永垂史册的。(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第二部分第40节 于化民的回忆（1）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东征战略的主要制定者，并亲自率领红军强渡黄河东征山西，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出击。在东征战略的决策过程中，他以总揽全局的远见卓识和知难而进的无畏精神，为党中央制定这一战略方针发挥了核心和主导作用。近年内，有关部门在编辑《毛泽东军事文集》时，考证确定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起草的，为揭示毛泽东在东征战略决策中的作用和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佐证。193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挫败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结束了长达一年的艰难征战，胜利抵达陕甘根据地，终于在陕北找到了落脚点。新的生机在孕育萌发。但是，陕甘根据地作为新的革命大本营，也有它的不利因素，红军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首先存在着地域条件的局限。陕甘根据地位于西北黄土高原。中央红军到达前，这块由刘志丹、谢子长开辟的根据地，极盛时北迄长城沿线，南抵淳耀，东临黄河，西接环江，包括25个县，其中有6座县城，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90多万。这与中央根据地全盛时的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包括21座县城，人口250万相比，面积和人口都要少得多。不仅如此，中央根据地所处的江西、福建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经济比较发达，而陕甘根据地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生产和经济发展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样的条件，供养5000人的陕北红军尚可应付，可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主力红军的人数已达到1．1万余人，而按照革命形势的需要，红军还应大大发展。在经济上、兵源上仅仅仰赖陕甘根据地就难以为继了。再者是周围大军云集，敌情严重。在陕甘根据地的四周，屯扎着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南面有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位于宜川、韩城、白水地区；西南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据守延安、洛川线，阻隔陕北与关中苏区的联系；北面的榆林、三边被井岳秀的86师盘踞；东北方的绥德、米脂在高桂滋的84师控制之下；山西军阀阎锡山在东面的吴堡、义合镇一带布置了4个旅防守黄河，另外在黄河东岸还有25个旅的晋军主力虎视眈眈。敌军大兵压境，根据地区域狭小不利于红军的机动，与外界联系的惟一通道延安至西安的大路也被敌军封锁。随着中央红军进入陕甘根据地，蒋介石的“围剿”重心势必也会转向西北。红一方面军和陕甘根据地的安全受到空前严重的威胁。这样，关系红军和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突出地摆到党中央的面前。它包含了下列互相关联的内容：一、如何对待陕甘根据地，是用最大力量巩固发展这个落脚点，还是放弃它另谋生路?二、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巩固与发展，应当选择何处为主攻方向?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指导方针，是巩固地发展，还是以发展求巩固?应该说，在第一个问题上，中央领导人的认识基本一致。历来重视根据地并亲自开创了第一块农村根据地的毛泽东，对陕甘根据地充满信心和期望。还是长征在甘肃境内时，他就鼓舞红军指战员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他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在陕北打的第一仗，即直罗镇战役，认为这一战役的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经历了丧失根据地的痛苦磨难，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连“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也痛切地意识到了根据地的宝贵。起初大家关注的焦点是第二个问题，即红军究竟应向哪个方向发展?围绕着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中央和军委行装甫卸，便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战略方向问题。1935年10月下旬，在吴起镇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红军向陕甘晋发展，宁夏、绥远不作为主要方向。11月18日的东村军委会议又决定，红军的当前任务是打击南线的东北军董英斌部，打破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切掉了南线尾随追击的敌军。毛泽东在战后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提出了到晋陕甘绥宁五省开辟新苏区、发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他明确地提出向东对阎锡山作战，是在11月30日晚发给张闻天的电报里。电报说：“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翌日，他又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周恩来：“如阎军渡河西向，我军开进决迎击并准备乘胜渡河东向。”同时他还命令刘志丹侦察黄河沿岸地形和敌情，绘制地图，做渡河的准备。联系东村会议决定分析，毛泽东这时提出东渡打阎，还是把它看作巩固陕甘根据地全局中的一个环节，尚未赋予它独立的战略意义。东渡提议得到彭德怀的赞同。当时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即红军主力应迅即向北进攻宁夏，进而夺取绥远的五原、包头地区，接近外蒙，打通苏联，取得国际援助。这种意见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在11月下旬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毛泽东12月1日回信中虽然表示同意红军靠近外蒙的方针，可他主张不要马上出动，而应抓紧时间在陕北扩大红军，四个月内扩大1万人，并且在路线上也不是径入宁夏，而是经由山西和绥远。毛泽东认为，“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这里有两点是明白无误的：一、红军要向外作战；二、不脱离陕甘根据地。彭德怀也认为，以现有力量进攻宁夏及五原、包头，不仅不可能，而且有极大危险性。他建议目前战略方针应以发展关中游击战争，巩固南线阵地为中心。他同意红军突入山西，目的是调动陕北晋军回援，在运动中歼灭晋军主力，扩大红军，求得在黄河一段巩固发展。林彪也曾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这样关于战略攻击方向的选择，大致上出现了三种意见，毛泽东主张向东，张闻天主张向北，彭德怀主张向南，侧重点各有不同。12月13日毛泽东从前线抵达瓦窑堡，参加17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军事问题。毛泽东在代表军委作的报告中指出：为适应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1936年主力红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同时应估计到红一方面军在1936年的下半年有可能和有必要与日军发生部分的战斗。为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党的工作重心要摆在山西，总方针为着山西，红军应当进入山西作战。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根据军委报告精神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军事决议》确定“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为红军的两个基本任务，决定把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去。《军事决议》提出分三个步骤完成上述任务。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完成渡河的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准备。第二步东渡黄河开入山西，击破晋军主力，消灭其一部，在晋西开辟新苏区，扩大红军和游击队，组织抗日联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三步由山西向绥远转进，打通苏联，实现直接对日作战。会后，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向红一方面军下达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第二部分第41节 于化民的回忆（2）如果说直罗镇战斗后毛泽东提出渡河打阎还仅仅把它看成红军行动的临时步骤，那么瓦窑堡会议已经把东征作为一个完整的战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毛泽东坚持选择山西为红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果敢决断。通过与向西和向南方案的反复比较，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东征将会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第一，日本继侵占东北、热河后，将魔爪伸向华北，攫取河北、察哈尔大部主权，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卖国政策，全国抗日爱国运动不断高涨。而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一贯坚持亲日立场，顽固反共，镇压抗日活动。红军东征山西打阎锡山，可以打击汉奸亲日派的气焰，广泛宣传中共和红军的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主张，声援北平等地的学生爱国运动，争取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山西、绥远地处抗日前沿，一旦红军在山西立住脚跟，便可开赴前线，直接对日作战，给日本对华北五省的侵略以迎头痛击。红军出山西、绥远，接近外蒙，还便于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但与北上抗日的目的比较，它是处在次要地位的。第二，东征山西可以极大地改善红军的经济状况。比起陕北，山西地区宽大、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拥有数亿元的雄厚资本和可观的军事工业。红军东入山西，可以在阎锡山统治区大量筹措钱粮，补充给养，征集军用物资，还可以扩大红军，增强红军的战斗力，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陕甘根据地地域狭小，四面受敌，红军长久局促陕北一隅，势必陷入被动。以主力红军冲破敌人黄河防线跳出重围进到外线，不但能够调动入陕晋军，减轻对陕甘根据地的压力，还有可能在河东创造新的根据地，与陕甘根据地隔河呼应，互为援手。这并非像有些同志所认为的是放弃陕甘根据地，而是用发展、用开辟新区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是积极防御战略的灵活运用。第四，红军把山西作为主要作战方向，有利于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红军初到陕北就注意与东北军中下层人员建立联系。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统战的对象发展到上层。中共先后派南汉宸、汪锋与杨虎城联络，张学良也向爱国人士杜重远、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表达了愿与中共联合抗日的意向。红军选择阎锡山为主要打击对象，就避开了与东北军、西北军的正面冲突，为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氛围。这也就是《军事决议》中所说的“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东征的战略意义并未马上被所有的人理解。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随主力红军行动，周恩来、博古等坚持后方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又说道：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作。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对于陕甘苏区会有极大帮助，要下最大的决心到山西去。但这着妙棋的高明中也蕴含着一定的风险。主力红军渡过河东，陕甘根据地后方空虚，如果南北敌人趁机进攻，陕甘根据地有丧失的可能。主力开往山西，与后方的联系有黄河天险阻隔，一旦黄河被封锁，前线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还有被各个击破之虞。不少人对此表示忧虑。彭德怀在1月24日和26日两次致信中央，强调巩固陕甘苏区的重要性。信中说：“陕甘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块最高的旗帜。”应采用一切手段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不应使红军行动有脱离苏区的危险。他认为目前中心敌人是蒋介石，坚持红军仍应向渭北发展。他主张把东征作为战略佯攻，调动晋军，求得肃清陕北残敌，巩固基本苏区。1月31日周恩来、博古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提出：现在的军事行动应是巩固扩大根据地，而不是远离苏区形成流动；须能扩大武装人员和解决经济困难，有利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日博古还用他和张闻天的名义发出电报，要求修改《军事决议》把打通苏联置于首要地位的提法。电报说：“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党的新政策之实施，自己要依靠在为中国人民出路之模范的根据地之巩固发展上，因之将保卫与扩大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上述意见表明，经历了丧失全国绝大部分根据地的痛苦之后，中共领导人对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愈发感到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之宝贵。担心丢掉陕甘根据地，是存在于中共领导人中间的一种普遍忧虑。这种担心固然不无道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是采取被动的消极防御，实行全线固守，还是用大胆灵活的战略出击，跳到外线作战，打破敌人封锁，开辟新的苏区，在发展中巩固。无疑，毛泽东所坚持的是后一种意见。1月25日，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复电彭德怀，再次申明东征是惟一的选择。基本理由是：向北没出路，作战要单纯的打堡垒，征粮亦无办法，向南开渭水以北地区对蒋介石作战，那是张学良的地盘，他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剩下的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渡河东进。常委也吸收了彭德怀的意见，决定东征的作战方针为“稳打稳扎，依靠黄河发展，并以调动孙楚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只有在没有被隔断危险时，才实行敌后跃进，同时保证回渡的船只。为进一步统一对东征必要性的认识，毛泽东从瓦窑堡来到延长，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听取前线领导人的意见，研究军事方针问题。会上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大部分人主张“目前应巩固和发展苏区与红军，坚决反对冒进。”根据讨论情况，对战略方针作了部分修改。据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说明东征讨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能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针对担心回不来的顾虑，毛泽东说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们进退有据。经过毛泽东耐心细致的说服，与会同志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同意进行东征。2月3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致电周恩来、博古、邓发，称：我军决从上游渡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向南的方针基本上不适当。这样，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努力，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反复讨论，东征战略方针最终得以确立。2月20日，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黄河天险，顺利进入山西，开始了东征作战。整个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其间经过了晋西展开抢占战略枢纽、分兵南下、北上创立游击根据地、收拢兵力夺回黄河渡口等阶段。遭受突然打击的阎锡山捉襟见肘，穷于应付，请求蒋介石派中央军入晋支援。敌军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战术，向我稳步推进，黄河沿岸渡口一度被敌人封锁。由于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陕西的神府、三边和甘肃的环县、合水地区敌人力量空虚，便于红军作战，红一方面军遂于5月5日西渡黄河返回陕北，结束了东征战役。东征取得重大战果，共歼敌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红军挥师东征还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它以实际行动向全国民众表明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强决心，广泛宣传了中共抗日救亡的爱国主张，推动了华北及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东征的军事意义也不可低估。红军东征，迫使阎锡山调回“围剿”陕北苏区的晋军，使神府苏区与陕北苏区连成一片，不久又恢复了三边苏区，陕甘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力量也进一步发展壮大。东征后在山西创建游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未能完成，这反映出对蒋介石出兵援晋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并不能说明东征决策是错误的。红军在山西境内作战，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顺利进入山西占领战略支点，实施展开，随后又成功地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大块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要红军在山西、绥远直接对日作战的意图最终得以实现。东征期间，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顺利开展，受中共抗日救国实际行动和政策的感召，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的态度逐渐明确，大西北“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开始形成。东征回师通电提出的“逼蒋抗日”的政策对促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东征的进行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下旬在晋西地区召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研究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重申了他的观点，指出，日寇加紧侵略华北，华北成为中日矛盾的集中点，变为全国对日作战的战场。红军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要下大力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这是对日作战主要和必要的步骤。毛泽东还深刻阐述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强调应“以发展求巩固，反对巩固的向前发展。现在，只有发展，才能巩固”。我们“并不废除巩固，而是以发展求巩固”。“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体现了毛泽东积极防御的一贯思想。它的确立是对延长军委会议战略方针的重大修改，并成为十年内战后期红军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于化民：《毛泽东与东征战略决策》)第二部分第42节 王辅一回忆西安事变（1）“西安事变”的发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感召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必然。在民族矛盾日益深重，中华民族危急关头，党中央于1935年10月下达《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正确解决了对中间阶级的策略问题，随后在12月6日又发布《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年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驳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论证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情况下，不但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能性，就是地主、买办营垒中的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亦将出现矛盾和斗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我们应在抗日的前提下，利用矛盾，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毛泽东提出为了吸收更多的人和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综合与会同志的正确观点，起草并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依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是“九一八”以来，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全面的文件和纲领。毛泽东为了力求把这种策略理论见诸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作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一毛泽东批判了“九一八”以来，党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联合“下层”、排斥“上层”“要兵不要官”的片面政策，恰当地采取了以下层为基础、上层为重点，用上层领导下层、上下结合的统一战线原则。对于下层统一战线，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开展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如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西安等地的抗日救国活动；二是通过士兵活动、前线喊话、战地联欢、释放俘虏、办训练班、办学校等方式，开展争取国民党军队把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活动，这些民众性的、基础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中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然而，要巩固和发展这些成果，还必须搞好对领导机关、首脑人物的统战工作。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依靠国民党左派及其爱国领袖。这部分人是坚持孙中山革命纲领、革命精神，推动蒋介石接受国共合作的中坚力量，宋庆龄等人则是其杰出的代表。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高度赞扬她，说“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其次是争取国民党内部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反蒋派。蔡元培是他们中的代表。1927年清党时，蔡元培是列名于弹劾共产党文件的监察委员之一；但清党后，目睹国民党的变质，使他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九一八”后，他对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深表不满，以后又辞去国民党内一切职务。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致蔡元培》信中，希望他“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倾，作狂澜逆挽之谋”，“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蔡廷锴、蒋光鼐及其指挥下的十九路军也曾是拥蒋的工具，但“九一八”后他们主张枪口对外，并于1933年组织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同我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和抗日反蒋协定。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中说：“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第三，争取爱国民主知名人士的赞助，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是其代表人物。“九一八”后，他们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7月15日，他们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成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他们四人的信中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希望他们“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更亲密的合作。”与此同时，还致书李石曾、吴稚晖、许德珩、马叙伦、张申府、杨秀峰等七十余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致书于这部分人的政治效果是卓著的，反响是强烈的。鲁迅、茅盾等都曾给党中央来信，陶行知等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谈话，一致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何香凝和九十多岁的马相伯还走上上海街头，领导抗日救国游行队伍。第四，争取国民党内部的当权派，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顽固势力，弃旧图新，走上国共两党团结御侮的道路，实现全国抗战。为此，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1936年1月，毛泽东在同《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中说：“我代表中国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要是蒋介石或任何方面的军队能够停止进攻红军，中国苏维埃政府立即命令该敌对地方的红军停止军事行动，并实行动员来进行共同抗日战争。”“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中国苏维埃政府在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只求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上，决不保留任何例外，决不绝人自新之路。”同年2月，我党主动改变把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其后，毛泽东在对党内的指示中说：“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并指出不应再单独发“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2月21日，我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公开发布的《关于召集全国救国代表大会通电》中，没有点蒋介石的名，提的口号是“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容许一切党派的自由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讨逆”。3月上旬，在毛泽东指示下，我党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就停止内战问题开始秘密接触。我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条件，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其后至西安事变前，双方代表轮番往来，进行了多次谈判。4月25日，毛泽东为倡议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赴国难，起草并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包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5月5日，党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第二部分第43节 王辅一回忆西安事变（2）8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加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方针。8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等的一封信中，进一步申明我党关于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我们在联合战线内部的口号是：一切党派一切阶级在抗日反汉奸的目标下联合起来!”“我们认为在联合战线里面提出打倒某某阶级某某党派的口号是错误的。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里面，我们认为还有不少的领袖、党员和官吏是能够抗日的，我们愿意与这些人联合起来。”“现在笼统的反对国民党及其各级政府，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8月12日，党中央在《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中，首次确认南京政府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并提出“请蒋抗日”的口号。8月25日，党中央致书国民党，提出重建国共合作的主张，恳切表示我党“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9月1日，党中央下达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说明了我党由反蒋抗日到联蒋、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9月17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为了动员和吸收更广泛的阶级、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在此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致书陈立夫、陈果夫，朱德致书王钧、毛炳文，徐向前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0月5日，党中央拟定《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以此作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共同纲领，待前方停战后，由周恩来带去与南京代表谈判。10月15日，毛泽东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谈话，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委员会已发布命令：“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毛泽东说：“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此谈话，当时通过各种途径向国民党党政军界散发，宣传党的统战政策。10月26日，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针对蒋介石到西北督剿红军的举动，痛切陈词，指出：“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既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12月1日，毛泽东致书蒋介石，针对蒋介石在山城堡战役后，依然不顾民意，一意孤行，亲临洛阳，部署对红军大规模“围剿”的举动，指出“寇深祸亟”，必须“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如仍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告诫蒋介石，只有顺应抗日救国的历史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才是救国和蒋介石个人前途的惟一出路。第五，争取地方实力派。这部分人同蒋介石中央独裁的排斥异己、投降卖国的反动政策有矛盾，又怕共产党侵害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力求保全实力，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这部分人争取过来，就能够加大抗日力量的比重。当时党和毛泽东在华北是争取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在华南是争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西南是争取刘湘、刘文辉、龙云，在西北则是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毛泽东或致书信，或遣代表，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1936年间，毛泽东对上述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写了大量信件，宣传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进行统战工作。第二部分第44节 王辅一回忆西安事变（3）二党中央和毛泽东精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决定把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作为统战重点与中心环节，用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步骤。对于张、杨及其所率领的两支军队，毛泽东作过精辟的分析和比较，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对非嫡系的杂牌军历来心怀叵测，伺机打击吞并。他叫张、杨“剿共”打头阵，就包藏着在与红军作战中，达到既消灭红军，又消灭“杂牌”军的险恶用心，可谓一箭双雕。果然这两部分军队绑在蒋介石“剿共”的战车上，遭到沉重打击。杨部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三个旅被击溃，两个旅长阵亡，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张部在三个月的“剿共”中，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张、杨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动摇。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心之意，反而乘机撤销他们部队的一些番号，减发他们的军饷，张受其奚落，杨受其申斥。“剿共”对张、杨非但没有出路，而且实力也消耗殆尽。现实逼着他们不得不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从兵力上比较，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好多倍。但他们初到陕甘，根基不固，人情不熟，势重兵散，人心惶惶。中下级官兵沉痛地说：“我们应到白山黑水间与日寇拼雌雄，怎能在周、秦、汉、唐的故地与红军自相残杀?”加上前方受到红军处处打击，更是上下惊恐。十七路军比东北军虽少数倍，但久居陕甘，人地两熟，有一定的潜在力量，有扩大实力、控制地盘的愿望，对国民党中央、尤其同胡宗南的矛盾日益突出。杨虎城本人出身贫苦，受过进步思想熏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他的部队里有我地下党长期经营与活动。根据以上分析，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打完直罗镇战役后，即开始了争取张、杨的工作。争取杨虎城的工作是通过三条线进行的。一、派遣代表致亲笔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派汪锋致书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和邓宝珊，表示“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共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此次同杨虎城会谈，杨对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党中央决定国共再度合作，改“抗日反蒋”为联蒋、逼蒋抗日口号之后，毛泽东又于1936年8月13日派他的秘书张文彬致书杨虎城及杜斌丞，表示“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希望“双方关系更臻融洽”，“敝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抹下脸来，对外不惜任何屈辱，对内不顾一切舆论，一意孤行反对革命。蒋派大批中央军进入陕西后，毛泽东再次派代表要求杨虎城公开表态，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战线上。二、北方局南汉宸派申伯纯、王世英等去十七路军做杨虎城的工作。1936年2月，王世英同杨虎城初步商定双方停战抗日协定，后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正式生效。三、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派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身边做十七路军工作。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则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以争取张学良为首的上层为重点。毛泽东直接领导了这方面的工作。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亲自接见被我俘虏后释放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肯定了他为促进红军与东北军合作而进行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在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再次返回东北军前，毛泽东特地指示将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给高，由他带到洛川给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由此，沟通了两方上层的联系。同年1月21日，毛泽东派李克农作为我方代表到洛川，面见张学良、王以哲，表明红军愿与东北军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为友军，共赴国难。1月25日，毛泽东起草联名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愿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希望双方互派代表，共商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2月下旬，毛泽东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与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行前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在向东北军上层进行统战工作中，要“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谋求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态度要诚恳，做到“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此次会谈进展顺利，张学良提出要与我党中央代表直接谈判。3月5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我中央军委与王以哲六十七军订立的抗日停战口头协定正式生效。同日，毛泽东致电王以哲，表示，此次兄我双方虽系口头协定，但因均出于抗日救国诚意，必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3月下旬，刘鼎由上海到洛川出任我党驻东北军代表，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团结。刘鼎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曾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3月27日，毛泽东听取了李克农出使谈判的汇报后，在山西省石楼召开中央会议，认定张学良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谈判的态度是诚恳的，决定派周恩来为我党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等赴延安与张会晤，以促成在抗日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两方更全面、更密切的合作。4月9日，周恩来偕同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等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里举行秘密会谈。双方重申了洛川谈判的口头协定之后，张学良即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因为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掌握着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财政、外交大权。当前的问题是要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张表示，如果蒋介石降日，他一定另作打算。并说眼下他正为东北军缺乏抗日干部而焦虑，切望我方帮助。周恩来答应用办训练团的办法帮助培训干部(后来张学良与杨虎城共同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张任团长、杨任副团长，叶剑英等为教官，训练了团以下的抗日军官)，并愿把联蒋、逼蒋抗日问题带回中央，待与党中央毛泽东商定后再复。周恩来针对张学良对人民力量认识不足和缺乏抗战胜利信心问题，以红军为例，反复向他讲明了人和武器装备的关系，告诉他发动、依靠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道理。周恩来的一番话，提高了张学良对人民力量的认识，坚定了张学良抗日的决心与信心。此次谈判达成了六项口头协定，收到了双方满意的效果。此后，毛泽东为更有力地进行对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决定由周恩来统一负责接洽并指导这项工作，并将这个决定电告张学良、王以哲。6月20日，党中央颁发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纲领，使之变为红军的友军。方法是说服、解释，不搞阴谋诡计。对受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不能排除军事打击，但这种打击，不是消灭它，而是为了争取它。强调争取整个东北军，要从上到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明上层统一战线具有特殊意义。8月上旬毛泽东应张的要求，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到东北军协助开展工作。9月18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9月22日，毛泽东签发了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两方面军队，从此经常一起联欢、看戏、互赠礼品，化干戈为玉帛，改昔刀枪对峙的疆场，为今结抗日友谊的舞厅。10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督促内战。张学良置“剿共”命令不顾，于11月27日发了《请缨抗敌书》，向蒋要求厚集兵力，北上抗日。这标志着我党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胜利完工。第二部分第45节 王辅一回忆新四军（1）1937年10月，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新四军组建的过程中，始终得到毛泽东的指导和关怀。笔者根据多年来接触到的史料，对毛泽东指导、关怀新四军创建的情况作一初步的探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9月中旬，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然而此时，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由于同外界失掉联系，不了解整个局势的变化，不知道中共中央关于政策的调整，仍在深山老林里坚持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派人同南方各地的红军和游击队联络，并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让他们根据形势变化和党的政策调整，适应新的斗争形式，进而把他们组建为一支整体力量，是当时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一个紧迫的问题，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卢沟桥事变前几天，中共中央军委确定调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原红一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萧望东和张体学、程启文等4人去鄂豫皖边游击区工作，以加强那里的红二十八军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特意接见了郑位三、萧望东等人，专门讲了当时的形势和党的政策调整的情况，要郑位三、萧望东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向红二十八军负责人高敬亭传达并组织贯彻。对于调红二十八军去工作的干部，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除萧望东来自中央红军、有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外，其他3位原来都在鄂豫皖边区工作。张体学、程启文过去就是高敬亭的部下，同高敬亭关系密切，且张体学和高敬亭都是河南省新县人。郑位三、程启文是新县的邻县黄安(今红安)人，黄安是高敬亭经常战斗的地区。这就便于他们到达后展开工作。郑位三、萧望东等稍作准备，于8月动身，绕道江苏、安徽、湖南，9月上旬到达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向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指战员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和关于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红二十八军部队应整编为抗日武装等指示。他们还向高敬亭介绍了红军的历史、长征的经过和政治工作的经验，对帮助扩大队伍，整训部队，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还要有关部门挑选合适的干部去其他游击区联络。其中，原红七十五师政冶部主任王集成，是福建省上杭人，七七事变后奉命返回闽西，找到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的闽西红军游击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形势分析和党的政策调整，参与了部队的整编，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原红二方面军营长张秀，是江西省永新县人，七七事变后被派往湘赣边游击区，参与了部队整编，后任新四军第二团的营长、团参谋长。从1937年9月起，各游击区就停止武装冲突等问题，陆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9月下旬到10月初，毛泽东或同张闻天一起，根据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情况，致电正在南京、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秦邦宪(博古)、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及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化名南杰)，要他们速派人去寻找项英、陈毅，向他们传达党的方针。提出同国民党谈判时的注意事项。秦邦宪、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电示，派顾建业(原名顾玉良)到赣粤边游击区找到项英、陈毅，带去了党的文件，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顾建业还陪同项英由江西于10月23日到达南京与秦邦宪、叶剑英会面。之后，项英迅即转赴延安。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同南方各游击区的联络速度是不一样的。到1938年1、2月间，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组建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策，才由项英、陈毅、张云逸、曾山等传达到多数游击区。由于事关重大，曾山又于1938年2月下旬亲赴浙南，向刘英、粟裕传达，并一起研究了贯彻落实的问题。同各游击区取得联系，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关怀，为他们实行战略转变，进而组建为新四军，形成巨大的整体力量创造了条件。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确定将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但具体编组原则，到当年12月才确立下来。1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新四军的编组原则时，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并同意项英向会议提出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后，确立的编组原则主要有两项：其一，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主力要到抗日前线去，以增强抗日力量，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各游击区应留一少部分武装坚持，以求得将来的发展。其二，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后称书记)，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在同一天，毛泽东、项英在致叶挺的电报中指出，新四军的各级领导干部配备，“不要军何(按：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派人”。就是说，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这就为在新四军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至于新四军的具体编制，有一个谈判的过程。193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电报中提出，新四军应“编两师四旅八团”。12月14日，毛泽东和项英在致叶挺电中又提出设两个纵队、七个支队。但当时均没有达成协议。直到12月下旬，项英带着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意图到达武汉，又同国民党当局谈判。12月27日，项英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的电中称：“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支队等于旅”。第二天，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编四个支队”。至此，新四军的具体编制才最后确定下来。在指导谈判、确立新四军具体编制的过程中，反映了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这就是说，这支武装必须由共产党绝对领导，不要国民党方面插入任何人；至于要不要师、纵队的名义，编为支队还是设旅，那是次要的。第二部分第46节 王辅一回忆新四军（2）关于新四军领导干部的配备，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对于人员的选择也是很慎重的。1937年9月，国共两党就统一整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为1个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达成协议，但由谁来任军长?国共两党是有争议的。开始，国民党方面打算派陈诚或张发奎指挥。共产党方面不同意；共产党方面曾考虑由叶剑英担任军长，国民党方面又不同意。恰在这时，10年前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叶挺回到国内，表示愿意领导这个军，并提议改编后的番号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由蒋介石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当时，蒋介石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是有其用意的。蒋介石认为，叶挺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离开共产党，在国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这次回国后恐怕不会再替共产党办事了，于是乘机拉拢叶挺，企图把新四军抓到自己手里。当然，蒋介石这个目的并未达到，叶挺却靠近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也是有个过程的。1937年10月5日，当潘汉年将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消息报告延安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并未立即表态，而是于10月19日致电在南京的秦邦宪、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取得何应钦同意)。”10月21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叶挺表示愿意赴延安“面陈”，“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在致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还讲到：叶挺是否任新四军军长，尚“待考虑”，“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直到11月初叶挺到达延安，毛泽东同他谈话，听取其作出虽“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保证后，才正式表示同意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并在为叶挺专门举行的欢迎会上讲话。从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新四军军长的人选是相当慎重的。关于项英担任新四军副军长，内定的时间比较早。见诸于文字的，为1937年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致秦邦宪、叶剑英的电中讲到，新四军以“项英为副军长”。但国民党方面最后正式公布，则是在1938年1月。新四军参谋长的人选，也是经过反复研究的。当时提出的人选，有陈毅、刘英、周子昆、张云逸、周士第等。其中，周士第、周子昆在北伐时曾在叶挺独立团工作过，张云逸也在北伐军中工作过，容易和叶挺配合工作。毛泽东最后确定，由与叶挺取得联系较早的原红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人选，确定稍晚一些。在酝酿过程中，提出的名单有陈毅、张际春等。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电中称：中央决定派袁国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新四军各支队司令员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兼)、高敬亭的任用，中共中央早已确定，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于1938年1月上旬正式委任。其中，军分会副书记陈毅，曾考虑任军政治部主任或参谋长，后由于第一支队要担负独立的、重要的任务，需要由政治上强、经验丰富、能独当一面的人来领导，故最后还是确定将他留在一支队任司令员。在新四军创建之初，毛泽东除对军和支队领导人的配备极为关心外，还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调集了一批原主力红军的师、团干部担任新四军军部机关有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一批包括：原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赖传珠，任新四军参谋处处长；原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原军委第二局副局长胡立教，任新四军军部通信科科长；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宋裕和，住新四军军部军需处副处长(处长为叶挺之弟叶辅平)；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中共陕甘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一氓，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这样，新四军军部机关负责作战的、组织和干部的、通信的、钱物的、机要的等重要部门，都由来自主力红军的干部担任领导。这对机关业务部门的迅速建立、工作的开展和发扬红军优良传统，都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对新四军作战部队的建设也给予极大关注，先后从抗大抽调一批原在主力红军工作的师、团、营职干部，以加强新四军支队、团、营的领导力量。其中第一批有：原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胡发坚，任第一支队参谋长；原红一军团师政治委员刘炎，任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原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王必成，任第一支队第二团参谋长、团长；原红军团长张道庸(陶勇)，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其他支队、团，也派进了一批原为主力红军的团、营干部。1938年春，第四支队第八团改编前后，就派进原主力红军的团长成钧、赵启民、朱绍清等20多名团营职干部，领导力量得到很大的加强。这些来自原主力红军的干部，领导部队建设和指挥作战的经验丰富，且多数在抗大学习过，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和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四军组建以后如何部署？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康生、陈云一起，在致陈绍禹、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新四军应部署在长江南北；以皖南为重心，准备攻击南京、芜湖等地之敌；皖北(按：应为皖中)以舒城、桐城等地为中心，准备攻击沿江之敌；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高敬亭支队置于皖北。这就把新四军组建后的基本部署定了下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2月下达了部队集中整编和集结的通知。第一、第三支队于4月初开到皖南歙县岩寺镇集结，第四支队也于4月初开到皖中舒城、庐江地区集结。第二支队由于路途太远，加之又到福州领回原何鸣部被缴的枪支，直到4月18日才到达岩寺。这样，分布在南方八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仅用3个月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改编和集中的任务，速度是相当快的。新四军集结后怎样行动?项英、陈毅于1938年2月14日向毛泽东建议：新四军“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毛泽东第二天就复电：“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不久，第一、第二支队挺进到苏南和苏皖边开展游击战争，就是按毛泽东这个指示进行的。1938年4月24日，毛泽东复电项英：“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按照毛泽东的复示，新四军军部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人员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于28日赴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项英于29日向毛泽东和长江局作了报告：“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这时，离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岩寺集结完毕，也只有10天时间。同年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致电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项英认为毛泽东这个指示很重要，在组织东南分局、军分会的成员学习后，立即转发给各支队，并要负有进军苏南敌后任务的第一、第二支队认真研究执行。是年6月，陈毅，张鼎丞率第一、第二支队先后挺进到苏南和苏皖边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随着第一、第二、第四支队向大江南北敌后挺进，并取得蒋家河口、韦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从而使新四军实施了战略展开，初创了苏南、皖中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影响和声威。1938年6月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前，日军感到其后方安全，从常州、镇江、南京、当涂到芜湖一带，只驻扎两个联队，当新四军进入江南后，积极打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迫敌增兵防卫，到1938年底，江南驻防的敌人已增加到两个半到3个师团。这就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毛泽东上述关心、指导新四军的创建和初创时期取得的成就，都已镌刻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丰碑上。它为开展华中敌后抗战，为新四军尔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辅一)第二部分第47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1）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与日本、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两国三方”关系，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鉴于前一阶段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日本政府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日军作战的主攻方向由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向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改变，国民党政府面对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其政策的重点也由对外转向了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共武装摩擦事件。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大敌当前，八路军、新四军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又不能不进行斗争。困难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这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患之争不至于损害抗击外侮之敌，以这种斗争来维护共同抗敌之局面。毛主席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在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领导全党打退了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的这次严重的政治军事斗争，对抗战期间的政局和战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端于1940年10月19日的何、白“皓电”。这一天(19日在电报上以韵目代日，简称“皓”)，蒋介石集团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限令驻守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由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是对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产党的通牒，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场史剧的序幕。第二次反共高潮距第一次反共高潮仅半年时间。为什么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如此迫不及待地发动进攻?这与当时国际形势在一个方面的急剧变动有一定关系。1940年6月，德军攻陷巴黎，法国贝当政府投降。9月，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急谋结束中日战争，使日本从中国战场抽身，得以侵略南太平洋英美等国的殖民地。为此，德国再次出面调停，劝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日本进一步开展诱降活动。这个时期，英美政府也改变了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日本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政策，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求遏制日本的南进。为了拉蒋，英国表示重开滇缅公路，美国宣布给予大量贷款。另外，苏联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继续给予国民党政府以军事和经济援助。国际上三大力量这样或拉、或诱、或援的结果，使蒋介石感到身价陡增，忘乎所以，好像历史给了他一个“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难得机会。毛主席分析这一形势，指出：“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一个月来英美与德日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独立战争，加入德日意同盟，变为贝当政府。前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独立战争，拒绝贝当政府，变为戴高乐政府，加入英美同盟。目前这一斗争将到白热化”。毛主席剖析蒋介石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做戴高乐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德意日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并要英美自己用卡车送进来，目前是蒋介石最得意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除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其有恃无恐外，还因为他们在苏北制造的反新四军摩擦中吃了亏，急切地要进行报复。自1939年1月国民党在它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具体方针后，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寻机打击、削弱、直至消灭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了，不甘心；1940年6月下旬到10月上旬又在苏北挑起武装冲突。在他们看来，苏北的地理位置介于华北与华中之间，是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的枢纽，占据苏北，可以阻止八路军与新四军会合。在苏北，国民党的韩德勤部有十六万之众，新四军陈毅部只有七千人。蒋介石让韩德勤发动苏北战争，满以为会一举成功，没有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仅9月底到10月初的黄桥一战，就被歼两个师一万一千多人。苏北战争以韩德勤的惨败告终。周恩来同志谈到这段历史说：“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报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10月中旬，蒋介石集团发出何、白“皓电”是决心要对华中地区的我党抗日武装力量给以致命一击。在“皓电”发出的同时，国民党军司令部向顾祝同、汤恩伯、韩德勤等部发出了围攻新四军的密令。10月24日，恩来同志向延安报告重庆方面的消息说：“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加紧监视和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蒋介石发动反共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前一次规模较小，在国内产生的震动不大。这一次何、白“皓电”是以中央政府命令的形式发出的，气焰嚣张，势头猛烈，对社会各界震动甚大。无论中共的朋友或是中间派人士都为中共的前途担忧。替中共谋划对策者有之，为中共设法调停者有之，要中共发动反内战者也有之。但更多地还是劝中共作出让步。11月1日，恩来同志电告中央说：“现在各方都已感觉形势严重”，“大家一致望我们拿出办法来，并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这须请中央以决策速告”。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毛主席表现出了大政治家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风度。他对形势发展的各种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了冷静的分析，提出了我党打退国民党进攻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毛主席首先分析了国民党的内外关系。他认为：从世界形势看，蒋介石集团“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从国内看，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在军政、财经、文化、人心方面一概不稳固，其危机是空前的。毛主席说：统治阶级内部是分裂的，在资产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分裂的，在地主阶级中开明绅士与大地主是分裂的，在大资产阶级中英美派与亲日派是分裂的，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是不巩固的。这个总的特点决定了国民党领导集团要结成蒋、桂、何联盟，实行反共的统一战线，进行既要抗日又要反共的两面战争。这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即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决非全面战略攻势。这是蒋介石政策的实质。第二部分第48节 胡乔木回忆皖南事变（2）毛主席尽管认为蒋介石还没采取全面反共的战略攻势，但面对严峻形势仍然确定我们党的方针要以应付最黑暗的局面为工作的出发点。他指出时局发展有维持现状、坏转、好转三个前途。所谓好转，只是对反共放松一些，对抗战加紧一点。但好转前途很少了，维持现状可能还拖一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要有办法。目前“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作出发点。”毛主席还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蒋介石可能对我军采取的军事进攻行动。中央最初认为，蒋介石可能对我军实施两步进攻计划：第一步将我军驱逐到陇海线以北，构筑多层纵深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军夹击消灭我军。11月1日，毛主席电告恩来同志，说明了中央提出的可供选择的两个方案，征询意见。这两个方案的第一方案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只在反共军进犯我根据地时反击之，我军不主动打入彼后方。若采用此方案，我军布置仍以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为主，而以反对反共进攻为辅。其利是政治上我方占上风，其害是将来军事危险很大，不能用实力制止投降。第二方案，是政治上与军事上同时进攻，即从八路军五十万人中至少抽调精兵二十万分数路打入彼后方。若采此案，由于人民不了解情况，则政治上不利，但军事上能制先机，不被封死，有用实力制止投降之可能。经过对两案的反复比较，特别是从政治上权衡利弊，中央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实行“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毛主席解释中央的这一方针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一切作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恩伯)、李(品仙)东进是吓，命令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办事处也是吓。蒋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之事。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主席还明确指出：我们“缓和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惧”。“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上面是中央研究的对策。如何公开答复何、白“皓电”呢?尽管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基本对策已经确定，毛主席对发表对外宣言仍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几次起草，拟好又停，曾经准备过非常强硬的“炸弹宣言”，转念又放弃了。这不单单是要反复权衡利弊，思考对策是否周全，还因为要看看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待日苏关系的发展。11月3日，毛主席致电恩来同志说：“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的应付之”。宣言“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直到11月6日，毛主席才拟好后来被称为“佳电”的初稿。经过中央反复讨论和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磋商后，在11月9日发表了“佳电”(韵目代日，“佳”为9日)。陈云同志说过，毛主席最后写的“佳电”文字，写了一夜，改了几遍，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到天亮，看看可以了才去休息。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委婉而又坚决地据实驳斥了“皓电”的反共诬蔑的无理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反共投降的阴谋；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佳电”是我党的严正宣言，对国民党当局晓以大义，用恳切之词，吐肺腑之言，是一篇针藏绵里，刚寓柔中，情理交融，回肠荡气的杰作。大后方的民主人士无不为中共“佳电”的既坚持大节又委曲求全的态度所感动。根据“佳电”，我党在皖南取让步政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江北)，在华中取自卫政策(保卫皖东和苏北，坚决打击一切来犯者)，在全面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以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延长国共合作抗日的时间。这充分表明了我党相忍为国，维护团结的真诚愿望。但是，国民党当局把我之委曲求全、局部让步政策视为软弱可欺，于12月8日发出“齐电”，要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开赴黄河以北。9日，蒋介石签发手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在此前后，国民党加紧了对华中、皖南部队进攻的军事部署和舆论准备。他们急调二十九个师约二十至三十万人向大江南北新四军驻地附近集结，在皖南布置了袋形围歼新四军的“防堵计划”，并签发了“解决”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方案。他们密令宣传机关放出空气，要求政府严明“军纪国法”，以坚决手段惩戒一切“不服从命令之部队”。这样，国共两党之关系空前恶化，政治情势危殆万分，皖南的军事冲突已如箭在弦上。面对作为最后通牒的“齐电”和国民党军队的围歼部署，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积极备战，我江南孤军迅即北移。12月中、下旬，毛主席致电项英，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12月26日，毛主席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电告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指出：“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12月31日，毛主席代表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对如何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作了全面部署，要求：中原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党与军队，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南方局的任务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全国其他各地党组织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及其在全面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准备长期斗争。毛主席说：中央决定对于蒋之命令和宣传攻势，报以冷静不言的态度；不论其如何谩骂与攻击，暂时都不理它，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讲话；蒋介石急，我们就不急，这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