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1节 萧三回忆“五四”（1）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也被迫“参战”，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只是把德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山东半岛转交给日本帝国主义去掠夺罢了。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大战前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订立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和他们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还是继续有效。国内军阀间的混战仍然不停止。每一派军阀都勾结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作自己的后台老板。各帝国主义者也利用这些封建军阀势力来加紧剥削中国人民。那时候湖南仍然是南北各派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兵灾、匪灾(全省各县都发生土匪、湘西、湘南更多)，再加上水灾(1915年全省三十四县受灾，1916年、1917年、1918年洞庭湖边各县和长沙等地大小水灾不断)，使得人民活不下去。青年时代的毛主席亲眼看到国家民族这种危急的状况和人民的痛苦情形，从早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感觉，进到了要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国家社会的观点。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几年之内，毛泽东同志在同学中间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等。这些人也大都是从农村来的比较贫苦的青年或壮年，懂得人民的痛苦，有的并且自己从事过劳动。他们都抱着远大的志向。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行事，给他的这些朋友们很大的影响，他自然成了他们的表率。他们经常研究求学为人的道理，讨论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前途等等问题。在这时期，全国人民的觉悟渐渐提高了。对推动和促进全国青年群众和一般知识分子的觉悟起过很大启蒙作用的“新青年”杂志，是在1915年开始发行的。这是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刊物。它反对封建的文化，宣传科学的文化改革，主张“文学革命”，反对旧礼教，反对古文，提倡白话，鼓吹科学和民主。这刊物到了湖南，由于我们尊敬的教员杨怀中先生的提示，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同志，首先注意这个刊物，并且热烈地和同学们谈论刊物上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在这种形势和影响之下，毛泽东同志渐渐想到，要求得更多的有益的学问和作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就一定要联合更多的同志，并且结成一个团体，才有力量。1917年的秋天，在长沙城的各个学校里发现一张不大的油印的启事，上面写着简练的几行文字，记得大约三百来个字。第一句是：“嘤鸣求友”(引诗经上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下面是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末尾签署的不是姓，也不是名，而是“二十八画生启事”(“毛泽东”三个字共有二十八笔画)。这个启事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和城内照壁上也张贴了，在报纸上也登了出来。起初只有几个人，到后来就有了几十个热情的青年响应了这个号召。经过一番酝酿，结果组织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日子。在湘江的对岸，岳麓山下面，蔡和森同志的家里(他家在潆湾寺租住的“为痴寄庐”)，集合了十三个人(有些人未能到会)。在吃午饭的前后，人们在屋子里，在河滩上，讨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会章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讨论时他向大家说明、解释，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平常一样，他的话语浅显、扼要、深刻，意思新颖、明朗。就在这一天，新民学会成立了——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样，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大家推毛主席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地只同意作副总干事。学会的简章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会规有“不懒惰，不赌博，不狎妓……”等条文，含着一种实事求是、尚朴素、主诚实、禁浮华、戒骄躁的精神。这里重要的是，长沙城里先进和进步的青年们第一次在一个团体里组织起来了。学会的会员，最初绝大部分都是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有少数其他学校的。渐渐不仅其他学校的有志青年，并有个别进步的中小学教员加入了新民学会。入会的标准是：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即思想进步的意思，但那时候还不流行这样说)。学会经常开会，讨论学术或时事问题。会员们都精神奋发，努力上进。新民学会对后来湖南以及整个中国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学会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内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显著的活动者。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少光辉的篇章。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被反革命杀害的、牺牲的郭亮、向警予、陈昌、罗学瓒、张昆弟、蔡和森、夏曦、何叔衡等同志，以及还有许多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了的会员——他们的崇高的气节，凛然的正气、光荣伟大的革命事迹，永垂不朽!假如说，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在“五四”时代，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那么新民学会就是一个核心的组织。它的会员在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界运动中都是有力的支柱。而毛泽东同志自然成了他们的领导者。到后来一部分最先进的会员，又切实地作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学会就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了。因此新民学会是湖不限于湖南——共产党的前身，实质上起过秘密党小组的作用。而这些大都是毛主席的影响，他的进步、正确的思想，大无畏的作风，形成了一种革命的风气。新民学会成立不久，1918年6月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在那时候有鼓吹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法国留学过的吴老(玉章)同志和蔡元培先生等发起的。他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去法国作工，认为青年学生们也可以去法国半工半读，于是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一方面，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另一方面，当时湖南(以及全中国)一般愿意上进的青年，在中等学校毕业之后，就都因无力升学而觉得苦闷，听到了勤工俭学的办法，认为是解决继续求学和找出路的好机会。“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尤其是那时许多青年所向往的事。毛主席与蔡和森同志等在湖南大力发动、组织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预备法文，然后坐法国邮船的所谓四等舱(实即货舱)从上海放洋去法国。这个运动，当时在另种意义上，促进了湖南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的联系。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又一结果，是后来从这些学生与工人中间产生了一批中国人民革命的干部，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毛泽东同志帮助青年们实现这个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但自己不出国。他觉得，中国有许多事物需要调查和研究，需要做，中国正处在伟大的动乱中，自己不能离开这个战斗的环境。9月间毛泽东到了北京，过着穷苦的公寓生活。杨昌济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作教授，毛泽东同志和第一师范的几个旧同学，仍经常去请教。杨先生介绍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一个小职员，登记来馆看书报者的姓名，也是他的职务，每月薪金八元。他不计较地位与金钱，能够糊口就得了；在图书馆里能得到自己读书的机会，他很高兴。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是李大钊同志。他是北大的教授，优秀的进步的学者，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介绍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在北方的领导者。他在担任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搜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他自己除讲学外，就住在图书馆里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同学们常到图书馆来向他请教，他总是热心指导，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给学生看，并且告诉他们阅读的方法。由于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关系，毛泽东更是便于经常请教。他的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李大钊同志的尊重，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这年10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赞扬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上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在北京一面在图书馆工作，一面继续自修。他还是又学又问，除读书外，常去拜访当时的一些名流学者。北京大学那时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领导的作用，大学里进步的学术团体也多。毛泽东在工作余暇时常到北大去旁听，并且加入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在北京毛泽东吸收了许多新的知识，扩大了自己的见闻，这时他对政治与学术的兴趣更加增高了。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到了中国。但是，那时无政府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等在中国也颇为盛行，毛泽东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加之他自己的苦心探索，努力学习，得以很快地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部分第2节 萧三回忆“五四”（2）1919年初，毛主席由北京经天津、山东、浦口——南京，一段一段地借钱买票，来到了上海。在上海送别了一批放洋去法国的青年之后，毛泽东决定回湖南去。他经常惦念着这块土地。他是在这里生长的，是在这里求学和开始社会活动的。这里还有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有会务需要发展。他要回到故乡去，结合同志，继续研究学问；团结人民，和压迫者作斗争。3月里毛泽东从上海回到了长沙。在这里他除继续组织、团结青年外，并和对张敬尧统治表示不满的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广泛联系。新民学会的组织现在发展到了长沙以及湖南各地许多学校，会员有学生，有个别中小学教员。他们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形成了一种社会活动的核心力量。为了维持生活，毛泽东同志在修业小学每周教几个钟头的历史课，但月薪不到十元。这时候，一个狂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在全中国展开了。这是一个爱国的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同时又是反对国内封建主义的运动。它反对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宣传科学的、民主的新文化。这是一个民主主义的运动，但这个民主主义“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它在这时候进了一大步，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这时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民主主义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这个运动的爆发点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爱国大示威游行。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召开分赃的“和平会议”。中国当时算是“战胜国”之一，但在和会上要求取消日本在战时强迫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却说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之内；倒是战时日本趁火打劫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夺去了，——巴黎和平条约有条文规定，都让给日本!这消息传到中国，人民愤激得了不得。段祺瑞卖国政府和其亲日派大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仅不反抗，实际是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行事。“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1919年4月底北京两万五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青岛，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7日那天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名学生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我那天也参加了，那时候正在北京法文预备班学法文)。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也烧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顿。段祺瑞卖国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捕去32名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这一运动震动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两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东北三省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他们都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查禁日货。全国人民都奔向反帝国主义的大潮流，大家要求组织，要求行动。湖南人心非常激昂，张敬尧压迫无效。毛泽东同志自己写了一个字数不多、热情奋发、号召大家行动起来的传单，第一句是：“同胞们，起来!”用几个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发出。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积极活动。6月3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了。当天发出争回青岛的宣言。长沙学生于这一天全体罢课。全省各地学生也陆续响应。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彭璜、柳直荀等都是毛主席的朋友，同志。毛泽东自己实际参加领导学联的工作和长沙以及全省的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学联这时主要的活动是：抵制日货、焚烧日货、爱国储金。按照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办法和经验，7月中旬，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它的基层组织为救国十人团，在一个多月之内这种十人团在长沙就达到四百多个)。学联在暑假期间组织讲演团，演新戏。青年学生们不辞辛苦，日夜劳动，作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和学生们共同行动。湖南各县的学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样的组织和活动。全湖南省、全中国在这时候都动起来了。毛泽东在师范学校求学时期的许多活动已经是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了，现在更敏锐地和大踏步地立即卷入到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新民主主义运动的浪涛里去，并站在浪头——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一部分第3节 萧三回忆“五四”（3）毛主席在他著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段话，精辟正确地说明了五四运动的性质、由来，它的意义、价值和作用。五四运动发展到6月3日以后，更加高涨了，更加扩大、深入了。根据记忆和许多史料的记载：6月3日北京的学生们举行全城沿街大讲演，政府下令逮捕了一千多人。6月5日上海六七万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为北京学生声援。南京、杭州、九江、天津、武汉、厦门、山东、安徽等地学生、工人、商人也起来响应。唐山，长辛店的工人示威游行。6日上海“工商学各界联合会”致电北京，要求惩办卖国贼。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罢免曹、陆、章三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果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因此五四运动——正如毛主席说的——“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作为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起了推动作用的新文化运动，即“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的运动，普及于全国的各个角落。许多新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书，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版了。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纷纷发表文章，各抒己见。李大钊的政治学术论文，除上述两篇外，1919年5月又发表了“我之马克思主义观”。鲁迅于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1919年4月发表“孔乙己”，1921年12月发表“阿Q正传”等小说。郭沫若于1921年8月发表“女神”新诗集。那时刊物中较有分量的，有“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那是在大都市——北京、上海出版的，当时称为进步的言论机关。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他们的革命热情，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有出一个刊物的必要。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出世了。这是和“每周评论”一样的一个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就是主编毛泽东写的，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的意思新颖，热情奔放。我还记得，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曾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就用“民众的大联合”这个题目，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接连发表了他写的三篇文章，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他那时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毛主席凭他的最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特别是因为被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及当时匈、奥、捷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鼓舞，认为中国人民“也应起而仿效……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湘江评论”除政论外，有西方和东方大事述评的文章，有关于国际、国内和湘江的杂评，有“新文艺”、“放言”等栏——一种随感录和小品文的形式(我那时从北京回到了长沙，也在“新文艺”栏里写过几则杂感)。刊物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旧礼教，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劳动，提倡民众联合(团结、组织起来)。“湘江评论”这刊物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两千份，当天销完，又重印两千份。它大大地推动和加强了湖南全省——不仅湖南省——的学生青年运动，推动了湖南的——不仅湖南的——知识界、教育文化界，使他们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等等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在它的篇幅上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7月21日和“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28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五千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购阅它。长沙的学生们自动地在街上销售，毛泽东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这时候湖南各学校的学生都出版自己的周刊(其中之一名“女界钟”，毛泽东也为该刊写过文章)。站在领导地位的“湘江评论”发起组织一个“学生周刊联合会”。从此宣传的步调更加整齐了，宣传的效力更大了。短期内全省(不仅湖南省)学生青年、知识青年的思想，焕然一新，“湘江评论”是起了绝大的作用的。但“湘江评论”出了第四期以后，被张敬尧查封了。他同时派出军警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同志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的活动。“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同志又被邀接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新湖南”也被张敬尧封闭了。毛泽东同志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如长沙发生一件被父母强迫嫁一有钱人的新娘在花轿以剃刀割颈自杀的事，毛泽东同志在报上写了九篇文章，评论此事，引起各报讨论，成为一次对封建制度的大进攻)。从办“湘江评论”起，毛泽东同志在进行社会政治等实际组织活动的同时，从事着革命的新闻工作、政论工作和思想理论工作，这些工作都取得辉煌的成绩，在他初期革命活动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第一部分第4节 萧三回忆“五四”（4）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更加横暴、凶恶，剥削压迫愈加残酷，湖南人民的反抗就更加激烈。十多万北兵在湖南各县“清乡”，杀人、放火，掳丁、派夫、强奸妇女、抢劫牲畜、财物……使得人民叫苦连天，全省各阶层的人都痛恨“张毒”。湖南的某些士绅阶级，政界名流，早就在省外——上海等地进行过反对张敬尧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本省人民群众运动作基础，所以只起了点宣传的作用。那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在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等报刊的启发和号召之下，全省的人民群众，首先是知识青年学生群众和文化教育界，都动员起来了，反张运动就渐渐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等期刊虽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积极分子仍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作秘密的活动——首先是驱张运动。11月里，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继续作各种活动。12月初，又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一次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这次除学生外，工人，店员也参加了。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骑着马，带着一营队伍来镇压。他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并且叫兵士把台上的人拖下地来，要他们跪下，打他们的耳光……这是对学生、教育界以及全湖南人一种很大的侮辱。人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这时候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张敬尧占去了，吴佩孚只被派驻衡阳，心里很不高兴。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就是学生和教育界的有组织的行动。焚毁日货时，湖南人受了很大的侮辱，这是一根导火线。毛泽东同志领导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立即召集学联的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经过他们的日夜紧张活动，结果，全省各学校的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湖南学联用中等以上学校一万三千名学生的名义发出宣言：“张毒一日不去，学生一日不返校。”这一行动得到全省各界的同情。全省罢课实现之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驱张代表团”，分途到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处活动。由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去北京，沿途作反张宣传；到北京时又向政府请愿，事实上是公开控诉皖系军阀的罪恶。由彭璜等组成的代表团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组织“平民通讯社”发行“天问”的刊物，揭发张敬尧的罪恶，刊载驱张的文章(毛泽东在“天问”上也写过些文章)。由何叔衡、夏曦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到了衡阳后，一面团结湖南学生，作爱国反日运动，一面利用张、吴的矛盾，使吴在军事上对张压迫。1920年初，直、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化了。5月下旬吴佩孚带领他的部下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武汉。吴佩孚后退，原在湖南的谭延、赵恒惕就前进，是这样向张敬尧节节进逼。张敬尧的部队人虽多，但很腐败，没有战斗力，不战而溃。张敬尧知道自己站不住脚了，于6月11日从长沙仓猝逃走。不久以后，他的部队完全从湖南境内退出了。这是湖南人民一个大胜利。反军阀和民主运动的胜利。它壮大了湖南人民的力量，同时给全国人民极大的兴奋。毛泽东亲自指挥，筹划了这一次反军阀的运动。他认为这个斗争就是许久以来大家所宣传、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就是爱国运动和改造社会运动的一项实际行动，也是对付和改造当时湖南环境的一个必要的行动。苏联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那里面声明，苏联政府“……宣言废止一切中俄及其昔日之联盟国所订之秘密条约……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人民……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其他各种产业，由俄皇政府……等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放弃庚子赔款之俄国部分……废弃一切特别权利，及在中国境内之俄国贸易区”。“如中国人民愿取得自由，一若俄国人民之有今日，并愿免蹈使中国成为第二朝鲜或印度之……命运，则愿其了解，足以作为其在为国家自由而奋斗中之联盟与兄弟者，舍俄国工人农民及其赤军而莫属”。这个宣言最初被反动派严格地封锁，但终于到达了中国人民的耳目，大受国人的欢迎。人们对十月革命，对新的俄国，同时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兴趣。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正确地也形象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世纪40年代就已形成了的马克思主义，经过70多年之久，来到了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福音。当毛主席第二次来到北京的时候，热心地寻找和贪读了一切那时能找到的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报。他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当时由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阶级斗争”，以及一本“社会主义史”几种书。这些读物的数量虽然很少，却给一贯好学、善于精读、勇于追求和承认真理的毛泽东以很大很深的影响。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就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照“留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毛泽东这时非常热衷于留俄，写信给新民学会留在长沙的朋友们，计划组织“赴俄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当时仍坚持暂不出国，愿意在国内自己研究各种学问，特别是对中国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并以长沙为基地。1920年4月，毛泽东同志由北京来到上海。除作驱张的工作及普遍的反军阀运动外，他和那时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人们密切地联系。这个学会于1920年5月成立，在上海设总会，在北京、湖南、广东……等地设分会。“新青年”杂志改为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在上海，毛泽东同志又特别研究了改造湖南和在湖南开展民主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及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问题。1920年的夏天，这时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成为了坚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回到了长沙。第一部分第5节 萧三回忆“五四”（5）在这时期毛泽东在长沙作革命活动的范围一天天更加扩大，更加多方面，更加深入了。为了有一个立脚点，要有一个社会职业。毛泽东于是受聘作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即校长)。同时他兼作第一师范校友会(包括已毕业的旧同学)的会长。不久以后他又破例地(师范毕业就教师范)被聘请作了第一师范一个班级兼任国文教员。从1920年夏天起毛泽东在长沙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首先是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接着就作湖南自治运动——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之后，湖南人民很希望和平，希望从此再不受北洋军阀的统治和蹂躏了，而由湖南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谭延、赵恒惕利用这种民情，投机地宣布“湖南自治”，并且提出中国“联省自治”的主张。但这完全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欺骗政策。因此“湖南全体学生终止罢课宣言”里便警告人们说，湘局虽侥幸解决了，但将来的困难还很多，我们“当用自决的精神来创造一切环境……应有彻底的觉悟……凡事须靠自己，不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讨食……”为了一面组织和扩大人民的民主运动与革命力量，一面揭破统治者欺骗政策的本质，毛泽东约集了一些朋友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这个会主张废督裁兵，建设民治，希望谭、赵“亦自认为平民之一，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毛泽东曾归纳这个运动的总的方针和口号是：“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同时毛泽东继续他的新闻政论工作。他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一连发表了十篇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这些论文引导人民要求真正的民主，主张由人民(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自己来讨论和制定“省自治法”和“湖南宪法”。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坐而言，起而行。”毛泽东同志就正是又“言”又“行”的人。而且他的行动总是和群众密切联系的。这时期他除发表论文外，发动、组织湖南各界各人民团体集会讨论改造旧湖南、建设新湖南的问题。10月10日“国庆节”又举行了万人的游行示威，喊出“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建设新湖南”的口号；扯下过时了的、军阀官僚的代表机关旧省议会的旗帜……不久之后，赵恒惕推倒了谭延，取得了湖南政权，仍然在“湘人治湘”的口号下，制定什么“省宪”。毛泽东还在“省宪法草案”发表时，就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批评它。他着重指出，这个“草案”的最大缺点之一是关于劳动的事项，如工人的工作时间、工钱、休假、教育、卫生等等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根本没有规定。他一面批评这个“省宪”，这种“自治”，一面又发动下层群众，利用统治阶级这个虚伪的、为自己谋利益的假幌子，作有益于劳苦人民大众的事，拿它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这正如古语说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使得统治者无话可说，不然就把他虚伪的面目完全揭破。毛泽东刚从上海回到长沙后的一项有很大意义的活动，就是和一些同志共同发起，成立一个“文化书社”，在全省大量推销各种新的书报。他吸引一些名流参加这种事业。这个书社在推动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上有过很大的作用。后来这书社成了共产党的一个机关。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经常开会讨论，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们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8月间，毛泽东同志又联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的进步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湖南的一些青年到苏联留学去了(其中有任弼时、肖劲光等同志)。10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入了团。此后新民学会便逐渐结束了。会员中间也起了分化；少数人落伍了，个别的后来且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终前进的分子，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与领导下，从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活动，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这些革命活动，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为建设共产党作了各种准备。整个五四运动建立了伟大的功劳，——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这里需要补充叙述的是，毛泽东在作那些组织工作的同时，还作了一些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现在还有人记得，他曾经从毛主席那里领到许多小册子，拿到街上去卖，价钱非常便宜。那些小册子的名称有：“伙友们”，“工友们”，“农友们”，“一个兵士的生活”等等。小册子的文字很通俗，内容是宣传社会主义，谈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找出路只有团结起来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最初阶段上对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其一定的——桥梁与先锋的——作用。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需要作青年学生运动、文化界知识界的运动。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无产阶级。毛泽东同志于是用最大的精力来作工人运动。第一部分第6节 萧三回忆“五四”（6）现在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懂得：只有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基本力量。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工人运动结合，才能成为物质的力量。毛泽东除组织、领导一般的、社会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外，日夜孜孜不忘的是工人运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结合的过程在当初是颇不容易的。在开始的时候，语言、习惯、服装、态度等等，彼此相差很远，两方面都觉得格格不入。这时候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放下臭架子，怀着满腔热忱，并甘心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接近群众，渐渐也当群众的先生。毛泽东下决心，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做。农家出身的他，素来就具有一项很大的、非常卓越的本领——他能找到和工人群众接近的大众的语言。他的诚恳的心，老实朴素的态度，简单、透彻的语言，能够使任何工人信服。最疑难的事物，最深奥的道理，毛泽东都能给工人们解释得清清楚楚，使他们理解得明明白白。一直到现在，毛主席仍然是最能用最浅显的语言说明最深邃的理论与最高深的原则的人。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引人入胜，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努力学习的。毛泽东同志最初接触工人的办法是煞费苦心的。他曾作工人打扮，到工人们集聚的地方去和他们接近，到茶馆去和工人们一块喝茶，谈心，交朋友。一天，毛泽东同志去长沙城的南门外和小吴门外一段铁路上散步，走来走去，总希望遇见个把工人，后来终于遇到火车头修理厂的工人陈地广。这人是广东人。毛泽东同志就和他“拉话”，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谈他的工作、工资……这工人觉得客人很亲切。经陈地广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别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后，毛泽东同志提议为他们办个学校，教他们识字。工人们都很赞成。回来后，毛泽东派郭亮同志去作工人夜校的教员(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时候毛泽东就热心地办过工人夜校，这时更加扩大了他和工人的联系)。突破了一点之后，毛主席运用这个经验到别的工人丛中去。毛主席来到铜元局——湖南造币厂，找工人谈他们的生活、工资……工人觉得客人很关心他们。毛主席走进成衣店，和裁缝们慢慢谈他们的工作、衣料、收入……人们坐人力车来到家里，毛主席请车夫进来喝茶，和他谈话。后来派罗学瓒同志专做人力车夫的工作，常和车夫漫谈，长谈。为人力车夫办夜校时，毛主席曾亲自给他们教课。湖南第一纺织厂成立了，开工了。无政府党人在纱厂里颇有影响。毛主席过河去，找到了纱厂工人，谈了许多。黑铅炼厂的工人，泥木工人，石印、铅印工人，面粉厂工人……都来找毛泽东，谈他们的生活，说出他们的要求。1921年冬天，毛泽东同志曾乘着长株、株萍铁路的火车，去安源，深入矿井。由长沙几个路矿工人的介绍，认识了许多矿工。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和许多工人成了知心朋友。回到长沙后，派李立三同志去安源，当初也是作工人夜校的教员。(后来刘少奇同志也到了安源，这里的工人运动大大地发展了，壮大了，当时安源有“小莫斯科”之称。)交几个工人作朋友，通过他们，可以认识和团结千百个工这是毛泽东的主意和宝贵的经验之谈。和工人们接近了，给他们办夜校，办补习班、识字班，教育他们，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法……启发他们的觉悟，然后讲工人们应该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道理。在每一工厂，每一行业里面，毛泽东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干部。通过他们，通过行动、斗争，渐渐地把所有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宣传——组织——行动，联系起来，长沙——湖南的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毛泽东在湖南，以及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在全国各地，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联结了。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等就这样开始奠定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础。(萧三：《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第一部分第7节 李维汉的回忆（1）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又没有得到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支持，这次革命的首要果实——国家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8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所豢养和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不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新民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部分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现在，就我的记忆并参考当时的一些文献，将新民学会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回忆。事隔六十年，记忆的人和事情可能有所漏误，尚望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补正。新民学会从不自我标榜，但由于它的乾乾不息的前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社团之一。它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我于1916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毕业后，即在附小教书。那时，毛泽东、张昆弟、邹彝鼎等在第一师范第一部读书。蔡和森于1913年考入第一师范，在1914年至1915年与毛泽东同学，此时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已毕业的同学何叔衡和萧子在楚怡小学教书，陈绍休等在一师附小教书。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深感有建立一个组织之必要。经过多次酝酿，大约在1917年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乃有组织学会之议，取名“新民学会”。我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也参加在内。191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后叫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成立会。参加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萧旭东(子)，萧植藩(子)、陈绍休(赞周)、罗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等十四人。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会章还规定会员须遵守如下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选举萧子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在蔡和森家吃的午饭，饭后继续讨论了会员向外发展的问题，至下午散会。学会成立后，总部一直设在长沙。由于萧子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至同年8月，罗学瓒(云熙)、周世钊(元)、熊楚雄(瑾玎)、熊光楚(甫)、陈昌(章甫)、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等相继入会。会员增至二十余人。从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可以看出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学会的宗旨，由开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到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毛泽东同志平日所主张，而为1920年7月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和1921年1月国内会员在长沙集会所一致通过。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是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因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会讨论会员向外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留法运动始于1912年，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继等人发起，吴玉章同志也是发起人之一。留法学生包括官费、俭学和勤工俭学三部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的不多。战后，发展甚速。法国巴黎和国内的北京、上海都建立了华法教育会，有的省如四川、广东建立了分会，主持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深感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1918年6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萧子和蔡和森负责进行。在此之前，已有湖南学生罗喜闻等在进行留法的准备，互通一些消息。新民学会的这次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则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湖南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分会。是年8月，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准备留法的二十几个人到北京。在北京的会员至此增至十二人，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萧子、陈绍休、熊光楚、张昆弟、曾以鲁、邹彝鼎、李维汉、罗学瓒、罗章龙。同来北京的青年还有李富春、贺果、任理、侯昌国、唐灵运等。我们二十几个人从汉口乘火车北上，到了河南郾师(今郾城)，因郾师以北铁路被大水冲断，在郾师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许昌，再搭车到北京。在郾师耽搁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和有些同学三三两两的在附近和老乡们交谈，了解风土人情。到北京后，毛泽东同志开始是住在豆腐池九号杨怀中先生家里，后来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和蔡和森、罗学瓒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过着清苦的生活。杨怀中先生来北大教书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高等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思想开明、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对于留法运动，他也十分赞成，亲自出面联系，帮助筹措费用。毛泽东同志当时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工作。其他会员除罗章龙在北大学习外，则分别在北京、保定、蠡县布里村的留法预备班学习。萧子、萧子、陈绍休、熊光楚、邹彝鼎、罗学瓒在北京班；蔡和森在布里村班；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与李富春、贺果、任理等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在保定的同学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钳工、木工、铸工等)。机械学和制图课的教员是刘仙洲。我在保定留法预备班只学习半年。1919年初，邹彝鼎病重，我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就病故了。他也是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和毛泽东同志一起起草新民学会章程。他和后来留法，于1921年病故的陈绍休都是极好的同学。他们的夭折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和张昆弟送邹返湘后未再回保定。我自己是在为筹措赴法费用和安家奔走(我们1919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费用。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帮助一百元)。这时，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湖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情绪异常激昂，纷纷起来响应，声援北京学生斗争。已于4月返湘的毛泽东同志和在长沙的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游行，抵制日货，进行爱国宣传，并在斗争中迅速组织起来，改组旧学生联合会，建立以彭璜(后为学会会员)为会长的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后来又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建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包括各阶层的人民爱国运动。这个运动遍及全省。许多学校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讲演团”。男校学生在街头，女校学生进入居民住宅进行宣传。有的学生还组织了贩卖国货团，上街卖国货，凡购买者随赠国货物品单一张，告诉市民哪些是日货哪些是国货。在长沙，有一次学生查获培德厚绸布店私运的二十匹日布，非常气愤，便联合各界组织了焚烧日货游行大会，将布匹当众烧毁。第一部分第8节 李维汉的回忆（2）以新民学会会员和非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湖南的五四运动中是个最活跃的组织，起着先锋带头作用。毛泽东同志当时主编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在湖南以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北京的《每周评论》、《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湖南》月刊，四川的《星期日》，都曾介绍过它或转载过它的文章。它以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投入了五四运动，宣传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向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它在政治上对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刊物的许多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萧子、陈书农、蒋竹如等所写，毛泽东同志写的尤多。毛泽东同志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提出由分业“小联合”达到各界“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指出“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辩证关系。这是毛泽东同志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章。这个刊物发刊时，我尚在湖南，和张昆弟一道同毛泽东同志见过两次面，了解当时运动的情况，听取他对勤工俭学的意见。我曾按照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同学录上的地址把《湘江评论》分寄给各同学，并介绍一点我所知道的运动的情况，希望他们在当地发动这个运动。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在湖南又吸收了一批会员，其中有：罗宗翰(耻迂)、张国基(颐生)、夏曦(蔓伯)、蒋竹如(集虚)、易克(阅灰)、向警予(俊贤，女)、陶毅(斯咏，女)、彭璜(殷柏)、李振翩(承德)、张怀(伯龄)、唐耀章(文甫)、沈均(均一)、李思安(钦文，女)、周敦祥(肫如，女)、魏璧(韫厂，女)、劳君展(启荣，女)、谢南岭(维新)、徐瑛(女)、刘修秩(继庄)、钟国陶(楚生)、张超(泉山)、姜慧宇(竹林)、刘明俨(望成)、欧阳泽(玉生，玉山)、杨润余(女)、陈纯粹、萧业同(道五)、李云杭(舜生)、黄胜白、任寿鹏、熊梦飞、匡日休、萧青野、钟秀(雄轩)等。随后，易礼容(润生)、任培道(振予，女)、吴家瑛(德庄，女)、贺延祜(女)、吴毓珍(女)、郭亮(靖笳)、谢觉哉(焕南)、陈子博、蔡畅(咸熙，女)、熊季光(作莹，女)、熊叔彬(作，女)、刘清扬(女)、许文煊(女)、周毓明(女)、戴毓本(女)等，大多在国内，个别在法国，多数在学会中期，个别在学会末期，先后入会。在长沙的会员于11月，曾在周南女校开过一次会，对会章略有修改，决议学会设“评议”、“执行”二部。执行部下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等部，并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唐耀章、蒋竹如等为评议员。此次会后，正值驱张高潮，多数会员即离长沙。湖南地区的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军阀张敬尧始则严密控制，继则实行暴力镇压。1919年八九月间，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大会。张敬尧带着马弁前来镇压，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彭璜不畏强暴，严词拒绝。张敬尧竟悍然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张敬尧的暴行激起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慨，一个规模甚大的驱张运动随之兴起。张敬尧是安徽人，是北洋军阀皖系段祺瑞的走狗。他于1918年2月湘桂联军战败后，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及接近直系的冯玉祥一起进驻湖南，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十分暴虐。人民对他早就十分痛恨。他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便成为驱张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在驱张运动中，学会开了会，决定联合各界一面进行驱张宣传，一面组织各界的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活动，争取全国的同情。许多会员都参加了代表团。毛泽东同志和会员李思安、张怀、陈绍休、罗宗翰等联合湖南在京各界，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驱张机关。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湖南绅界、政界、军界、工商界以及湘籍国会议员，联合的人十分广泛。毛泽东同志等在北京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的活动。彭璜、易礼容、何叔衡、夏曦等从1919年下半年起先后分赴上海、武汉、衡阳活动。彭璜等在上海办了《天问》杂志，驻衡阳学生请愿团办了《湘潮》杂志，宣传驱张。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商专校长汤松，楚怡学校校长陈夙荒，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斋务兼庶务主任赵鸿钧、《民治日报》主编张效敏以及北京国会议员陈嘉言，湖南绅界熊希龄、范源濂等对于驱张都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最后，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和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张敬尧于1920年6月被赶出湖南，湘军谭延和赵恒惕控制了湖南。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到法国，湘籍勤工俭学生莫不称赞。及至传来胜利消息，更是雀跃不已。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进驻长沙的湖南军阀谭延、赵恒惕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出一个宣布实行“湖南自治”的通电，虚伪地表示要“施行地方自治”、“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1920年4月，毛泽东同志为驱张事从北京到上海时，就和彭璜等讨论过驱张之后如何在湖南造就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促进湖南向较好的方向发展，并曾拟过一个《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文件，提出废除军阀统治，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见《天问》周刊第二一期，1920年6月20日)。谭、赵通电的发布，带来一个复杂的局面。谭、赵以驱张实力派的身份顺利地取得了湘南全省的统治地位，好像理所当然地也取得了代表三千万湖南人民的发言权，这是一。1913年反袁独立失败以来，湖南人民受尽军阀战争和北洋军阀暴虐统治的痛苦，张敬尧赶走后，惟恐北洋军阀再来，于是，“湘人治湘”的呼声四起。谭、赵举起的“湖南自治”的旗帜，正是利用人民的这种愿望，这是二。谭、赵的“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的口号，本质是欺骗，但是为了装饰“自治”门面，在民众压力下，也将不得不采取某些极为有限的民主措施，这是三。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事情的两重性，新的军阀统治形式的矛盾性。面临这种复杂局面，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针来对待谭、赵提出的“自治”呢?毛泽东同志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不赞成消极的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争取扩大民主因素。新民学会会员们发起建立一个“湖南改造促进会”，提倡“湖南人民自决”，自基层发动争取真正“民治”的群众运动，同谭延、赵恒惕的“官治”相对立。毛泽东同志于1920年九十月间，曾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说明“自治”必须是人民的“自治”，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否则“自治”不过是只具外形，其内容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洞的(毛泽东《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见湖南《大公报》，1920年9月26日)。毛泽东和在湘会员还联合湖南各界人士发表了一个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直接平等普遍地选举人民代表的建议书。10月，各界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解散旧的省议会，并发生扯下省议会旗子的事件。事后，谭延、赵恒惕就暴露了他们假自治的面目，诬蔑请愿代表“轻信游词、盲从暴动”(谭延1920年10月12日发的布告，见《湖南省志》第一卷第四一三页)。赵恒惕赶走了谭延，独揽湖南政权之后，炮制了一个“省宪法草案”，并于1922年1月正式公布施行。赵恒惕统治集团迫于民众自治运动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把某些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自由权利写进省宪里。因此，这部“省宪法”后来被毛泽东同志和湖南党组织利用，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第一部分第9节 李维汉的回忆（3）毛泽东同志在进行驱张运动的前后，特别是在北京活动期间，广泛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据他后来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说，到1920年夏天，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当毛泽东于1920年4月到上海时，准备赴法的会员陈绍休、熊光楚、萧子、张怀、魏璧、劳君展、周敦祥、刘明俨、欧阳泽等也先后到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十二个会员。他们曾在上海的半淞园开过一次会，为赴法同学送别。实际上，这是一次讨论新民学会会务的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学会应有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作风，并主张会员要多组织学术谈话会，使学会养成好学的风气。吸收会员要谨慎严格，会员要有诚恳互助虚心的态度(《新民学会会务报告》)。1920年7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他和在湘会员在参加和领导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们团结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运动。任弼时、肖劲光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去苏联学习的。在传播新思想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湘江评论》、《天问》、《湘潮》以外，毛泽东同志于1919年参加主编过一段时间的《新湖南》周刊，以何叔衡为馆长，谢觉哉、周世钊、邹蕴真为编辑的湖南《通俗报》，龙兼公主编的湖南《大公报》等，都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而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文化书社”于1920年9月由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办，书社的《发起缘起》和《社务报告》都为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书社经理是易礼容。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湖南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国内其他省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它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参加发起和投资的除新民学会许多会员外，还包括教育等各界许多上层人士。书社销售的书有一百六十余种。营业后的半年中，全国与之发生联系的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就有六十家，书社除在长沙设总社外，还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等地设分社，在一些学校设贩卖部，负责人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以及和新民学会有联系的进步分子。书社一直办到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许克祥封闭为止。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都联系着考虑和酝酿建党建团的问题。随后，在新民学会的会议上和国内外会员的通信中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1921年，在长沙的会员一连开了三天会，讨论学会的目的、达到目的须采取什么方法以及如何即刻着手进行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上年5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以及7月我们在法会员召开的蒙达尼会议的情况(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这次会议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上展开了和我们在法国蒙达尼会议相类似的争论。一部分会员如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彭璜、陈昌、易礼容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另一些会员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的会员犹疑动摇于二者之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由于它在学会生活中还是初次出现，矛盾还未展开，故没有影响学会在组织上的统一。这次会议还决定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学会的一项活动。这种思想信仰的分化，随着前进的运动而日益加深，最后引导到学会会员在组织上的分化，以至整个学会(包括留法部分)的消亡。事实上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只有一部分会员；而当时由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则已成为学会活动的核心。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同志代表它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此后，新民学会实际上就停止了活动。(摘自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第一部分第10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1）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形式下进行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加速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步伐。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一为了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不辞辛苦，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第一，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促成的。1922年8月，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全会，主要讨论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题，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等五人组成中央局(毛泽东任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1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全部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湖南的党组织着手帮助建立国民党组织。早在1923年3月，由毛泽东担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即计划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运动。毛泽东离湘调党中央工作后，通过覃振的关系将惟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中共湘区委，商谈筹建国民党组织问题。至同年11月，已有一批我党团员加入了国民党。至次年3月，设立了长沙、宁乡、安源三个分部，共计国民党员二百六十余人。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苏俄顾问鲍罗廷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案时，提案人黄季陆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比例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按总票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的选举制度。——笔者注)毛泽东发言反对这种选举制，他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黄季陆进行辩解，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以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政府、设立研究会等问题时，毛泽东也发表了重要意见。这次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定，大会选举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1月31日，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五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地区的党务。会后，毛泽东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上海执行部的实际领导工作，以主要精力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2月25日，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议由毛泽东代理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和担任组织部秘书职务。作为文书科代理主任和组织部秘书来说，毛泽东的工作是繁重的。为了改变国民党极端涣散的状况，国民党“一大”后强调组织上和纪律上的整顿，实际上主持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工作的毛泽东负责对国民党员的重新登记的工作。但这一工作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四川省长，在执行部冲着毛泽东责问：“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的?我不登记！”带动一帮人拒绝登记，无理取闹。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回答说：“不来登记，就丧失党籍，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结果，这帮人不得不重新登记。毛泽东之所以积极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是基于对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正确认识。1925年11月21日，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次年1月，他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又说：“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领袖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1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第二，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发动和组织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利用其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作了大量的反帝反军阀的宣传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11月下旬，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12月3日，毛泽东在广州出版的《国民新闻》上发表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12月5日，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一期出版，并亲自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指出：“‘向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对外不公开，所以通讯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政治周报》“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每期四万份，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政治周报》在宣传新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右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作了《宣传报告》，全面总结了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他的报告受到杨公(中共四川地委书记)的赞赏，认为较其他报告都“有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正式批准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从2月5日至6月7日正式代理宣传部长期间，出席了十八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革命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在十二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出的“上海‘革命导报’为伪中央机关报，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案，会议决议通过。在二十次会议上，他提议开办上海党报案，会议照准。在二十三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议：“(一)扩大党及国民政府之宣传于全国各地；(二)变更编纂办法，用买稿法在上海等处收集稿件，编印关于革命理论策略史事之丛小册；(三)在宣传部之下设宣传委员会，以讨论计划全国宣传事项，并请指派汪精卫、陈公博、甘乃光、彭泽民、陈其瑗、林祖涵、毛泽东等七同志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四)湖南省党部开办党报请每月津贴六百元”案。会议决议：“(一)项交政治委员会办理；(二)(三)两项均照准；第(四)项津贴湖南党报六百元之经费准予香港党报存款项下暂时支用，至香港党报开办时另行设法。”在二十四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议：“(一)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于‘五一’节发表告工人农民电并在广州发一传单；(二)于‘五四’、‘五七’纪念日发表通电”案，会议决议交宣传部起草。他还以宣传部名义请中央发起“五卅”全国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案，会议决议照办。在二十五次会议上，他以宣传部名义提出审定编辑国民运动丛书办法案，会议决议照原案通过。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1926年10月中下旬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曾建议：“将大会每日开会情形电告各报馆，以明真相。”上述事实说明，毛泽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参加者，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他呕心沥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一部分第11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2）二国共合作虽然实现了，但是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妄图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阴谋并未停止。为了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坚决地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第一，参加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1925年11月，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一小撮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擅自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的非法会议，并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和“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反共决议。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人们称之为“西山会议派”。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六十七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委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表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这时，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八篇文章，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西山会议派”。首先，他揭露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罪行。他指出：“国民党右派叶楚伧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从11月20日起，即从登载北京右派会议的通电之日起，已经宣告做了反动派的机关，宣告脱离了革命的国民党，宣告与帝国主义军阀从此妥协，宣告做了帝国主义宣传机关之一种。”他批判了右派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罪行，指出：“这些右派，完全不服从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完全不照三民主义去实际工作。”“这班右派实际完全是孙先生三民主义的叛徒，尽管他们在总理灵前开一百次会，尽管他们把三民主义天天写在脸上挂在嘴上。”其次，他指出了“西山会议派”的性质。他说：西山会议派“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再次，他分析了“西山会议派”出现的原因。他从对国民党的历史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从对国民党员的社会阶级属性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总之，“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最后，他还指明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前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各地反对“西山会议派”的电文近五十篇，毛泽东将这些电文全部刊登在《政治周报》上，他高兴地指出：“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因为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他从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高峰是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积极参加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在1月18日会议上，讨论《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时，毛泽东发言说：“六款‘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句应改为‘关于发表变更本党决议及政治方针言论’，又创立研究的会社之上，应改加‘凡有’二字，必须事前将党部之许可，改为‘必须将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把‘或事后得党部之追认’句删去”。毛泽东的意见是针对右派任意篡改三大政策、擅自成立非法组织而提出来的。他的意见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好几人发言同意或补充他的意见。可是高语罕却发言说：“言论的范围极宽，一千几百字也是言论。本席以为应声明限于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几月所出小册子之类，须得本党许可。如属细碎之言论，均须党部之许可，恐不胜其烦，事实亦难办到。本席主张将言论二字改为著作品”。毛泽东当即发言表示不同意，他说：“五十九号(即高语引者注)所说，本席也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小册子也不行的”。毛泽东是从本质上而不是从形式上看问题的，“西山会议派”林森的演说词，字数虽少，但内容反动，当然应属禁止之列。在会上，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的代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袁同畴附和“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提出限制共产党的反动提案，说什么“(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毛泽东立即驳斥了袁同畴的意见，严正指出：“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就第(二)点说，和第(一)点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是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有力地驳斥了袁同畴的反动提案，而且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驳斥下，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毛泽东1月10日在《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一文中预料：“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事实正是这样。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大会通过了《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请处分列名同志俱乐部分子案》、《请处分上海伪中央党部案》，决议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对居正等十二人提出警告，命令叶楚伧的《民国日报》交出改组，责令戴季陶反省，大会给了“西山会议派”以沉重打击。第一部分第12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3）第二，参加批判戴季陶主义的斗争1925年七八月间，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家”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借以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鼓吹所谓“戴季陶主义”。为了批判戴季陶主义，1925年9月，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决定和戴季陶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肖楚女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恽代英写了《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针锋相对地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的反动理论。毛泽东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撰写专题文章批判戴季陶的具体观点，但是他从本质上，概括而深刻地批判了戴季陶主义。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戴季陶原准备参加西山会议，但又随即偷偷地逃走了——引者注)我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介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毛泽东关于中产阶级右翼提出的所谓“独立”的政治路线的论断，为以后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第三，参加反对蒋介石的斗争1926年3月，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篡夺军权的反革命信号。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主张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他说：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向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建议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其党籍。他分析取得反击胜利的有利条件时说：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但是，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遭到季山嘉的反对，毛泽东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独立团不能坚持一个星期。季山嘉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为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接受，陈独秀主张退让，使蒋介石完全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山舰事件后，从黄埔军校和第一军退出的共产党员达二百五十多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但陈独秀拒绝这一正确主张，因此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行。1927年1月起，武汉地区逐渐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提高党权运动”，而党权运动的最高峰就是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主张坚决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首先，他反对蒋介石延期开会的阴谋。蒋介石对于提高党权、反对独裁为内容的三中全会是害怕的，所以借故一再拖延会期，进而达到使全会开不成的目的。蒋介石借故不前来开会，谭延在预备会上也主张改期举行。毛泽东在7日的预备会上明确指出：“大会则决定今日开，不能再展”。吴玉章、恽代英、彭泽民、于树德、徐谦等也主张大会如期召开，于是，决议仍按原定日期举行，10日正式开会。其次，他主张限制蒋介石的权力。鉴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曾于1月3日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的事实，为了防止当时仍留在南昌的蒋介石、张静江故伎重演，所以，在7日预备会上，毛泽东提议：“在大会期间，政治会议停止开会，如有重大事故发生，应付与主席团全权办理”。于树德表示赞同说：“以为当然，但事后对大会仍须报告”。会议主席说：“毛、于两同志提议付表决”。结果多数通过。再次，他主张取消蒋介石操纵的黄埔同学会。在17日的会议上，他指出：“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吴玉章立即支持说：“毛同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本席赞成”。当会议主席将此提议付表决时，全体通过。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使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了一次反蒋斗争的会议。蒋介石制造“赣州惨案”之后，3月15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会，毛泽东发表演说，指出：“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的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这是武汉政府时期反对国民党右派的高峰。由上述可见，从反对老右派到反对新右派的长期斗争中，在几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站在正确意见一边，与许多共产党人一起，向右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遗憾的是，毛泽东等许多共产党人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努力被断送了。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了，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惨痛失败。第一部分第13节 张光宇回忆国共合作（4）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为了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第一，统一战线必须具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基础。他指出，当时的国民党由于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以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是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盟，但是当时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只给劳动人民很少的利益。由于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利诱，在1927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他指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政治基础。第二，统一战线必须有革命武装作为中心革命力量。他指出，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使得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使革命陷于失败。当时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垮台了。第三，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第四，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在“八七”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的错误，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又说：“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924年至1927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说：“在1927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第五，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法宝，中国共产党必须善于运用这个法宝。他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他具体谈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意义时指出，由于国共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年两党分裂，造成了十年内战的局面。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毛泽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表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张光宇：《毛泽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一部分第14节 李锐回忆农民运动（1）在初期革命活动中，毛泽东同志已开始注意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1923年初，湖南党的地方组织已开始领导农民运动。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干部，毛泽东同志创办的自修大学于1922年9月设了补习班；在补习班国文课中特别讲授了依据湖南情况写的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详细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土地日渐集中和农民日益破产的原因，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起来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1923年初，在水口山矿区作工会工作的刘东轩、谢怀德两位同志被党派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白果开辟农民工作。这儿的农民在水口山作工的很多；农民们听到他们所讲的水口山罢工斗争的情形和工人俱乐部的作用，都非常兴奋。不久就成立了岳北农工会。这是湖南最早成立和最早与地主进行大斗争的一个农会组织。白果这个地方是赵恒惕的家乡，田地大都是赵家及其亲故所有，农民所受剥削和虐待很重。在刘、谢两同志的宣传鼓动和串联下，岳北的农民们就暗地进行活动。经过半年的工作，采取工会组织的办法，以十家农户为一小组组织起来，举出十代表和百代表，再产生区的总代表。衡山这时已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1923年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到会有周围几十里的一万多农民，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七人为委员，刘、谢分任正副委员长。据1924年1月3日“中国青年”十二期邓中夏同志“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所载：“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决议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决议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并发表宣言如下：‘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谷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拖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哪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社会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农会成立后，派代表四处宣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加入农会的很快增到十万人以上。在农会领导下，轰轰烈烈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原来谷价一元三斗，后压平为一元四斗。同时开始酝酿减租减息的斗争。以赵恒惕家为首的地主集团，急忙贿买衡山县署。县署于10月中旬派兵包围农会，上万的农民群众赶来援救，军队开枪，打死农民一人，受伤的很多，并将刘东轩、谢怀德等九个农会负责人捕去。这时正逢谭延、赵恒惕发生战争。谭军正占领衡山，刘、谢等九人得以释放。战争结束后，11月25日，赵恒惕再调军队一营，将农会的会址以及农会负责人和许多农民的房屋放火焚烧，并且打死四个农民，打伤的更多，农民被捕去七十多人。1926年北伐军刚到衡山时，曾举行过盛大的追悼岳北殉难农民的大会。1925年春，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在他的家乡住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和许多农民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其中有几个在地方上惯打不平，常同地主团保作自发斗争的农民积极分子，毛泽东同志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使他们很快成为农民中真正的带头人。于是，几个月之内，在毛泽东同志的家乡韶山、银田寺一带组织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农民开始懂得“打倒军阀”的道理；毛泽东同志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通俗地解释为“打倒洋财东”，使农民更加容易接受。农会开始作了一些阻止地主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资以及减轻租额等经济斗争，时常与地主豪绅发生冲突。于是地主们告到长沙城里，要赵恒惕来捉毛泽东同志。农民报了信，同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便到广州去了。1926年8月，“湘潭农民协会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言”中，还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各地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经过很艰苦的斗争和伟大的牺牲，虽在赵恒惕的铁蹄之下，加以土豪劣绅、团防、地主武装的严重压迫，而农民协会的组织仍然秘密存在，且作了不少的斗争。如韶山、株亭农民因作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平粜阻禁运动，农民领袖被赵政府捕押者凡三次，被团防局捕捉及诬控为匪者盖已屡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且以煽动农民嫌疑，几至被逮。”韶山的共产党支部也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支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第一部分第15节 李锐回忆农民运动（2）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教育的韶山农民，从1925年成立农会之后，培养出不少的农民运动骨干和党的干部。比如革命烈士毛福轩同志，雇农出身，没有读过书。由于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养，带他到长沙的学校中去当校役，半工半读，后来又带他到安源煤矿参加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回到湘潭一带进行农民运动，毛福轩同志因此成为能说能写，颇具才干，且为农民所爱戴的领袖人物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福轩同志仍在湖南、上海等地做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在延安时，毛主席有一次谈起毛福轩同志，他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其他如革命烈士毛新梅、蒋迪空、庞叔侃等，都是毛泽东亲自培养的韶山的农民干部。”毛泽东同志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中国农民运动、革命运动大规模培养干部，是到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1925年，毛泽东同志到广州后，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名额比过去增加了，共有三百二十七人，包括十九个省的学生，其中以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学生最多。湖南党组织这时动员大批的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广州去受训，有的进“农民运动讲习所”；更多的进了“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是李富春同志)，毛泽东同志在班上讲“农民问题”。政治讲习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在北伐军中当政治干部。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毛泽东同志讲课时深刻地联系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讲“牛王庙、三薯加一米，这些为学生熟悉但不能从其中看出道理的农村情况。因此学生听了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莫大的启示。”毛泽东同志也向学生要东西，“这就是各人所住的那个村庄的居民情况，土地情况，生活方式，他们的出身，张三如何富起来的，李四变贫的具体事实，那个村里官(公)地有多少，归谁管，归谁种，租金数目……他又经过分析研究作为教材讲给学生听。”当时彭湃同志领导的东江农民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毛泽东同志组织讲习所的全体学生到海丰参观和实习。“学生于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毛泽东同志讲课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时的学生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他在黑板上画了许多图表，说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具体而形象地从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来说明哪些是革命的朋友，哪些是革命的敌人，以及在革命运动过程中，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又会起怎样的变化。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于1926年广州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篇伟大的文献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代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是公开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当时陈独秀曾拒绝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发表这篇论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篇文章成为湖南各地群众干部训练班的讲义，实际上指导着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思想和行动。受了毛泽东同志这样明确的阶级教育和策略教育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的湖南籍学生，由于形势的发展，没有等到毕业，就先回来了一批人。他们以国民党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名义，大多数被派在铁路沿线工作。他们一开始工作就走上了正确道路，因为他们从毛泽东同志和彭湃同志那里学到了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经验。他们从下层访贫问苦开始，联络了相当数量的积极分子后，就成立乡农民协会。有二、三个乡成立了农会，然后才成立区的领导机构(县的领导机构多半是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才开始成立的)。那时农民协会的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和一部分农村贫苦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多半是由当地共产党员早就联系了的小学教员。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从组织新民学会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共产党，在湖南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以及在广州办训练班时培养出来的大批革命干部，质量一般都很好，这样就使得下层群众运动中的根子很正。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前，在农民运动中开展的多半是宣传、教育和组织方面的工作，也有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农会的工作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地方是秘密状态，有许多地方是半公开或公开状态。如当时益阳的农民运动就是公开进行的。1926年的阴历元宵节，益阳郊区“农民诉苦队”一万多人，举着灯笼到县政府请愿，要求“取消苛捐杂税”等等。大队以十六个溜星(火球)开路，农民把牛牵到县衙门的“大堂”上，向县长说，“我们喂牛都喂不起了”。(李锐：《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第一部分第16节 罗荣桓回忆秋收起义（1）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日事变”，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份，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秋收起义开始于1927年9月9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第四团丘国轩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当年10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第一部分第17节 罗荣桓回忆秋收起义（2）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联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原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第一部分第18节 何长工回忆井冈山（1）一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界伟大的秋收起义，以后又率领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光辉道路。井冈山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程，引起了无数革命者的向往。毛泽东同志一直非常关心周恩来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上山不久，就叫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要我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10月5日我自井冈山出发，10日到达长沙。到长沙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于12月中旬辗转来到了广州，准备由那儿经由粤北返回井冈山。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敌人被革命的声势吓坏了，马上调江西、湖南的队伍向广东集中，进行镇压。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也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十天后，方搭上火车，夜间来到了韶关。几个月的奔波，身上脏得很，一下车住下旅馆，就忙着去洗澡。韶关驻扎着云南军阀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恰好有几个军官和我在一起洗澡，水气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他们在谈论：“王楷的队伍到犁铺头了。听说他原来叫朱德，是范军长的老同学。”另一个说：“同学是同学，可是那是一支暴徒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这个无意中听到的消息，真使我兴奋极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原来在这里!我匆忙洗完澡，结了账，看看钟，已经是下半夜一点了。心急如火，顾不得天黑路远，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走去。犁铺头在韶关和乐昌之间，离韶关四十多里。我穿着西装，黄呢子大衣，黄皮靴，装得像个小康之家的子弟，手里挟着一包便衣，沿公路急匆匆地走着。幸好是深夜，一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盘问与检查，安全地到达了犁铺头。朱德同志部队的哨兵，把我转送到司令部。最先接见我的是一个两肩披着长发、一脸大胡子的年青人。他带我进到里边屋里，我一眼就看见了蔡协民同志，由不得大喊一声，扑上去和他握手：老蔡，想不到在这儿碰到你!蔡协民同志也吃了一惊，嚷道：老何，你怎么来了?原来我们在湘西洞庭湖一起作过秘密和公开工作，处得很熟。经他介绍，我才知道那位年青人就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王尔琢同志。我开玩笑说：你这把胡子，简直像马克思。蔡协民同志说：王尔琢同志立了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头不刮胡子呢。大家正谈得热闹，从里间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精神饱满，和蔼的笑容，全身严整的军人打扮。蔡协民同志把我介绍给他。他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轻声而谦和地道了自己的姓名：“朱德。”同时巧逢在巴黎就熟悉的陈毅同志。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直到我这次由广州脱险，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报告了。朱德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谈话中，不断有人来找他，一会儿是县委书记，一会儿是赤卫队长，人们出出进进，川流不息，看样子将要有什么大的行动。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朱德同志不时地回过头来，向我抱歉地笑笑，后来就叫陈毅同志招呼我休息。第二天，朱德同志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和一部分盘资，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第一部分第19节 何长工回忆井冈山（2）二1928年1月上旬，我回到井冈山。不久，就听到朱德同志发动了湘南暴动的消息。湘南暴动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五县就建立和壮大了地方武装，县、区、乡普遍成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湘粤两省敌人，立刻出动“会剿”。湘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衡阳，粤省敌人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曲江，沿粤汉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逼暴动总指挥部所在地郴州。江西的敌人也出动了，牵制我们井冈山工农红军的行动。由于湘南是湘粤两省的要道，是敌人必争之地，也因湘南特委在政策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部分地脱离了群众，因而暴动失败了。3月上旬，应湘南特委的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师长，率部队向湘南行动，支援湘南暴动。部队立刻在酃县的中村、水口集结，毛泽东同志在宣布担任师长职务后，对大家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当参谋长，大家当师长，不愁打不好仗。以后就兵分两路：毛泽东同志带着第一团作为左翼，楔入桂东、汝城之间；命令我们第二团，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第二团是收编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约一千人，在毛泽东同志带领下，打过几次小胜仗，但还没有远出作过战。大家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后，情绪很高。开到资兴附近时，碰到一支队伍，拿的都是土枪、梭镖，约有一营左右。一问，才知道是朱德同志部下的第七师，都是资兴、永兴、耒阳一带的起义农民，师长叫邓允庭。我们会合后，开了个干部会，研究了敌情：湘敌何键的队伍，在衡阳集结未动，可能因为湘东我军活动频繁，不敢轻易南下。我们便决定继续南进，将北犯的粤军，阻挡在九峰山脉，不使他们逼近郴州，即使不能取胜，也可以掩护朱德同志的暴动军总指挥部撤退。会上又决定第七师归我们统一指挥。我们连夜经旧县，渡滁水，在滁口碰上了范石生的第十六军。滁口离郴州不过一百多里。敌人也刚到滁口，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事，就被我们围住了。那时井冈山的部队，虽然一式灰军装，还算整齐，但手中的枪却都不大好，尤其是没有重武器；七师的同志连军装也没有。敌人大概有点瞧不起我们，打得很顽强，一边打一边很快地修起工事来。我们奋力攻打了两天两夜，敌人终于软下来了。当我们发动总攻击时，敌人哗地垮下来，立刻向南撤逃。我们跟踪追击，向南直追到接近文明司的地方，突然，正面出现了敌人的主力，朝我们压过来。我们只好立刻撤退。摆脱了范石生部队的追击以后，我们就退到资兴。这时，探听到何键的部队也已经出动，直追郴州。便写了一封信，插上鸡毛，交由党的交通组织连夜快马传送到郴州，建议朱德同志迅速撤出，免遭南北夹击。我们北撤时，不意在资兴附近却突然碰到陈毅同志，他带着一部分暴动的农军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由郴州退到这儿来。我们急忙问他：朱德同志呢?陈毅同志说：他和总指挥部还在郴州，不久可能带着主力部队，向东北撤到安仁、茶陵一带去。我们计算了一下日期：陈毅同志从郴州撤出时，正是我们打滁口的时候。这时，我们和毛泽东同志还没有联系上，只知道他在汝城以西的马桥一带打游击。我们把队伍布置在资兴城郊，准备阻击追来的敌人，然后和陈毅同志及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等同志，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谁知，一开会，杨福涛及共青团湘南特委书记席克思，就提出要回衡阳去。杨福涛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地区。席克思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我们湘南特委机关躲上井冈山，这是可耻的行为。陈毅同志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挑着油印机，这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陆续送你们走。当时，我对于他们这种固执的态度也很生气，但警惕到不能用军队干部的身份来压服他们，便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央委员，我们可以请示一下毛泽东同志再作决定。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个提议，下午，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带着特委机关出发了。陈毅同志和我一同送了他们一程，一路上继续劝说他们留下，可是他们主意已定，再说也无用了。后来听说，他们果然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给敌人抓住，惨遭杀害了!一个党和团的特委机关损失了，这是在游击战争初期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我们回到彭公庙，就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我们立即撤回井冈山，他带部队在后面掩护，并正由汝城向酃县撤退。第一部分第20节 何长工回忆井冈山（3）三当我们快接近酃县的沔都时，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朱德同志带领队伍已经到了沔都了!大家一听说，都高兴得加快脚步，飞速赶去。进街后，果然看见一些军人在来往，他们有的穿军衣，大部分都穿的便衣，颜色有黑的有灰的，帽子也不一致，但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神气得很。我随着陈毅同志、邓允庭同志，以及几个县委书记，一齐来到朱德同志的屋里。他穿着一身不大整洁的灰军装，绑腿却还是打得那么结实，脸色比在犁铺头的时候黑得多了。他笑呵呵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问他：这次没有受损失吧?他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得没有理发，胡子长得很盛了。家务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大了，干部也充实了。我说：我们拼命向南打，想不到你撤得这么利索。朱德同志笑眯眯地说：你们的行动，直接掩护了我们的撤退。接着他又问：毛泽东同志在哪里?我报告说：他担任后卫，大约还得三四天才到。第七师归队了，陈毅同志也留在朱德同志身边。4月24日，我们第二团回到砻市，将队伍布置在东边，向江西警戒，然后将宁冈附近的后方机关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为欢迎兄弟部队筹备房子和给养。回到砻市两天，朱德和陈毅同志带着一部分直属部队也进了山，分住在砻市附近的几个小村庄里。4月28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第一团回来了；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我们跟在毛泽东同志的身后，注视着他那高大稳健的身影。大家心潮澎湃。是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竖立起了第一面鲜艳的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航程。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会见地点是在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朱德、陈毅同志先到了龙江书院，当毛泽东同志到来时，朱德同志赶忙偕同陈毅等同志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快走近龙江书院时，朱德同志抢前几步，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那么深情。进了龙江书院屋里，毛泽东同志把我们介绍给朱德同志；朱德同志也将他周围的干部，给毛泽东同志作了介绍。毛泽东同志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到你!朱德同志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同志热情地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说着，转过身对我说：何长工同志，你负责准备一下吧。他详细地指示了该准备些什么，最后特别强调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等他指示完毕，我们几个跟他来的同志就告辞出来，让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可以安静地商谈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一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朱德同志带来的战士们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倾吐盼望之情，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展望未来前途，表示今后决心，到处欢声笑语，一片热闹景象。第一部分第21节 何长工回忆井冈山（4）四山明水秀的砻市，今天更加美丽可爱，山茶花更红，油菜花更黄，溪水更青，秧田更绿。在砻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的云霞似的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插满了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板。一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十点钟，离这二十里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和湘南农军约一万人，群众也不少，人山、旗海，歌声、笑语，汇成了喧闹的浪潮。十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我担任大会司仪，便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从树顶直挂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经久不绝；排列在主席台前的成百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威武雄壮，响彻云霄，远近的山峰都传来回音。军乐奏完，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讲话了。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今天来开大会庆祝两个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接着他宣布：根据红四军军委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是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他的话刚结束，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毛泽东同志讲话。他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同志讲了一番军民关系的问题后，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都满腔热情地祝贺新成立的红四军，在将来跟反动派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根据地能顺利地发展和巩固。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胜利会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声势更加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会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了“4月至7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6月23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的进攻，取得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湘赣边界的红旗子，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这时，许多学生和安源煤矿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了井冈山。醴陵也有一批革命农民和学生，长途跋涉奔上了井冈山。后来滕代远、邓萍等同志率领红五军也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何长工)第一部分第22节 赖春风的回忆（1）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毛主席无微不至地关怀井冈山人民，唤起工农打土豪、分田地的桩桩往事，五十年来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这些感人肺腑的史实，生动记载了无产阶级的领袖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骨肉相连的革命情谊，体现了我们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我们是多么需要这种革命情谊和优良作风啊。1927年9月29日，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造谣恫吓，我母亲领着我和二姐，跟着不明底细的群众躲进名叫猪老冲的山沟里。从猪老冲到三湾有十四五里地。大家在深山里呆了一天一夜之后，见外面没有什么动静，都急着想回去。大家经过商议，决定由我母亲、舅母和另一个年纪较大的老表嫂到三湾探个究竟。她们各挑着一担青菜，在中午时分赶到了三湾村。刚到村口，迎面碰上六七个穿着便衣和土布军装的人。这几个人走到她们跟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身材高大、脸庞清秀的人亲切地问：老表嫂，菜是卖的吗?多少钱一斤呀?“长官，菜是卖的，随便给两个钱就行了。”妈妈连头也不敢抬。随便?这怎么使的呀!他仔细地端详了她们一会，又笑着说，看样子，你们是从山里来的吧?我舅母连忙用颤动的声音说：“老总，我们是……来……卖菜的。”“卖菜的?”那几个人都会心地笑了，其中年纪稍大的一个说：“老表嫂，你们不用害怕，我们不兴叫什么‘长官’呀‘老总’的，兴叫‘同志’，这位是毛委员，是领着我们来搭救受苦人的。”毛委员对着她们微笑道：你们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子的人呀?你们家到这里好远吗?她们望着毛委员慈祥的面容，心里渐渐安稳下来。当毛委员知道她们是古城人时，高兴地说：我们很快就要到古城去，你们欢迎不欢迎呀?停了一会，他又说：国民党反动派造了我们很多谣，你们可不要信他们的鬼话。我们跟国民党的保安队、靖卫团不一样，他们是欺压老百姓的，我们是保护老百姓的，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同穷人是一家亲。你们回去把躲在深山里的老表都叫回来，好不好?她们望着毛委员，又惊又喜：“好!我们回去一定把老表们都叫回来。”毛委员笑着点了点头，说：时候不早了，你们在我们这里吃过饭再回去，这菜我们买下啦，这两位同志带你们去过过秤，公买公卖嘛!那两个小伙子接过菜担挑着就走，大家边走边聊，边说边笑，亲如家人。当天下午，猪老冲这个沉睡的深山沟沸腾起来了。老表们围坐在一起，静静地听着我妈妈她们讲述到三湾的所见所闻，争相传看着工农革命军送给她们的几件衣服，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惊喜的神色。大家明白：穷人的救星来了，自己的队伍来了，好日子就在前头。天色渐暗，老表们打着火把，扶老携幼，连夜回到了古城。第二天，老表们纷纷腾房子，准备粮食蔬菜，为迎接自己的队伍而忙碌着。几天以后，毛委员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古城。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地区后，毛委员经常身背斗笠，脚穿草鞋，深入乡村调查研究，访贫问苦，指导农民运动。井冈山周围几个县的广大乡村，留下了毛委员的足迹。1927年冬，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毛委员来到宁岗县的塘南村。“毛委员进村来了”，人们奔走相告，沉寂的山村顿时沸腾起来。龙开观老表搬来一张长板凳，谢芝娥老大娘端来一碗山茶，还有一位老表生了一盆木炭火。毛委员双手接过谢大娘的茶，热情地拉她在板凳上坐。谢大娘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毛委员笑呵呵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谢大娘也不再拘束，欢欢喜喜地挨在毛委员身边坐下来，其他老表也团团地坐了一圈。毛委员和大家亲切地交谈着，从柴米油盐到婚姻嫁娶，从收成的好坏到家庭的境况，说到高兴的地方，毛委员还学两句客家话，气氛是这样活跃、融洽，大家心里都暖烘烘的。谈着谈着，毛委员话题一转，说：有个问题，不知老表们想过没有，刚才大家都说日子艰难，为什么我们贫苦农民常年累月忙不停，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没吃没喝，而地主老财终日不劳动，却朝鱼晚肉，穿红着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