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天下大乱，突厥由此复兴，恢复了强盛，使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等人竞相称臣，以争取它的支持。　　　　细说隋唐15：大运河　　大运河，又称京杭大运河，它与万里长城一样，是中国历史上由人力所构建的两大奇迹之一。它的最大特点是长，现今全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以今天的地理概念而言，北起北京，穿越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南抵杭州，途经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大运河的形成，是历代努力的结果，然在其中用力最多且最具规模效应的是隋代，尤其是隋炀帝一朝。故而，提起大运河，人们总要联想到隋炀帝。　　因而，隋朝水利事业的主要成绩，在于运河。　　隋文帝登基后，虽没有直接用力于今天意义上的大运河，但却开了造运河的先声。当时政治中心设在长安，因人口众多，粮食供应成了严重的问题。隋文帝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令人从大兴城到潼关，，开凿一条运河，引入渭水。工程完成后，全长三百多里，起名广通渠，又名富民渠。此运河沟通了关中与关东的漕运，有效地解决了关中粮食供应问题。　　隋文帝对广通渠的经营，应该说，对隋炀帝开大运河是有启发的。　　隋炀帝上台，政治中心迁移到洛阳，为保证洛阳的粮食供应，为保证军事战略的便捷，为保证自己巡幸江南的排场，遂以洛阳为中心，下令修建了三个水利大工程。三个工程的连通，构成了大运河。　　第一个工程，始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开凿通济渠。　　通济渠以洛阳为起点，引谷水和洛水入黄河，在荥阳（今属河南）和开封（今属河南）之间改造汴渠，然后在开封东向挖一条新渠，与汴渠分道，在盱眙（今属江苏）直入淮河。　　经淮河，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通济渠与春秋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相连。邗沟因年久多有淤塞，而加以疏浚。　　通济渠连通邗沟，直达江都（今江苏扬州），形成了大运河的南段，全长一千一百公里。　　第二个工程，始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是开凿永济渠。　　永济渠也是以洛阳为起点，在疏浚三国魏所筑的旧渠的基础上，加上利用部分天然河道，南引沁水入黄河，北向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第三个工程，始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是开凿江南河。　　江南河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构成了大运河，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　　大运河的三大段，各有其开凿的具体目的。　　通济渠加邗沟，能将洛阳与扬州联为一气，便于隋炀帝下扬州。扬州是隋炀帝早年的发迹之地，即所谓“龙兴之地”，故定名为江都。此外，扬州是当年天下最繁华的所在，是风流的隋炀帝魂牵梦萦的地方。所以，这一段造的特别豪华，特别壮观。《大业杂记》说：“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之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将大运河向南延伸，除了隋炀帝的个人意图外，还有在政治上控制南方、在经济上依靠南方的政府行为。　　永济渠，是为了征高丽。《隋书·阎毗传》云：“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漕运。”　　江南河，应当说是通济渠的延长，其流经的太湖流域，以及末端的杭嘉湖平原，乃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由此可以更深入的通进富庶的江南，使江南的财富和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向洛阳。　　对隋炀帝开大运河一事，历来毁誉参半。　　持否定观点者认为：开挖大运河调发了大量的民役，开通济渠，征集河南、淮北一百多万民工；疏浚邗沟，征集淮南十多万民工；挖永济渠，征集河北一百多万民工；通江南河，又征集了数量庞大的民工。这些民工的调发，都是强行的、无条件的，迫使农民放弃了田间生产，并受到极其严重的经济剥夺。　　再者，民工在工程中的生活及其命运，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悲惨。唐传奇《开河记》从一个侧面描述道：隋炀帝以著名的酷吏麻叔谋主管开河工程，他动用彪形大汉与刑杖，来督促民工们无休止的干活，结果不到一年，三百六十万民工竟然死了二百五十万，白骨积盈于两岸。　　大运河的开通，犹如隋炀帝制造了一根特大的吸血管，将北方的民力与南方的民脂民膏，尽数吸入了他欲壑难填的血盆大口中。他下扬州的龙舟，长二十多丈，上建四层楼阁，分正殿和东西朝房；此外，还为萧皇后建造了翔缡舟，为嫔妃建造了浮景舟，为随行人员和护驾将士各建造了三千多艘战舰。这六千多舟船，配备了八万多纤夫。整个船队行在大运河上，连绵不绝，长达一百多公里。如此的船队，其耗费之多是难以估计的。此外，从南方运向洛阳或运向扬州供隋炀帝挥霍的赋税，更是个天文数字。唐代诗人李敬的一首诗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由于隋炀帝通过大运河来进行穷奢极侈的游乐，致使民众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以致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导致了隋王朝的崩溃。故而，隋朝的灭亡，与此河有关。李商隐《汴河亭》一诗云：“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是景阳楼。”　　持赞赏观点者认为：大运河的开通，使中国从此有了经济大动脉，它贯穿南北，“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旧唐书·李勣传》），极大地便利了漕运，便利了商业流通，不仅如此，还便利了文化交流，便利了政治运作，使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有机地凝为一体。唐人皮日休撰《汴水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大运河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使长江中下游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包括商业的开发，手工业的开发，城市的开发。　　对大运河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往往贬者过于贬，褒者过于褒，较为客观且能调和的说法，当推唐代的皮日休和明代的于慎行。　　前者在《汴河怀古》（其二）中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论禹功不较多。”　　后者在《谷山笔尘》中说：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在盛大的文化古迹上，几乎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越是能在后世为本民族赢得文化奇迹盛誉的东西，越是在建造时要付出损民损国的代价，代价越大，盛誉越重，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这样，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也是这样。　　　　细说隋唐16：征高丽　　隋朝的国威是巨大的，在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君主的经营下，在外交和民族关系上，曾有过万国来朝的辉煌。　　然而，在辉煌之车下，历来滚动着战争与和平两轮。在战争与和平两者中轮番交替的，莫过于对朝鲜半岛诸国的关系。朝鲜半岛有三国，高丽、新罗与百济。在这三国中，南端的新罗、百济，始终与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高丽与隋朝的关系，则比较微妙复杂，它由于地居半岛北端，与隋境毗邻，一直有警惕不要被强邻所蚕食之心，加上它的国力有着显著的提升，也生出了向北拓展领土的要求。而隋朝在东方事务中，常以宗主国自居，对高丽的态度，和对其他周边国家的态度一样，带有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要求能承认他宗主国的地位。由此种下了双方冲突的因子。　　高丽与隋境在辽西隔鸭绿江相对。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高元发兵进攻辽西，营州总管韦冲打响了保卫战，一举将其逐出境外。高丽入侵虽未得逞，但此事深深地震动了全国。因此时隋朝经过多年的生养积蓄，以及外交多方位的成功，已成为一流强国，高丽的挑战，激起了普遍的反击情绪。故史书云：“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主战的论调占据了上风，只有名儒刘炫反对，撰《抚夷论》，主张改用亲抚之策。可刘炫的声音是微弱的，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响应。　　主战的情绪影响了隋文帝，他决意讨伐高丽，组织了讨伐统帅部，以汉王杨谅、大臣王世积为行军元帅，以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领水、陆军三十万进行东征。　　整个军事部署是兵分两路，然都遭受了气候的不利：一路是杨谅亲率陆军，从临渝关开进，途遇大雨、大水，粮食供应断绝，瘟疫流行；一路是周罗睺所领的水军，从东莱渡海直接进攻平壤，但在海上受大风侵袭，舰船大多被漂没。不得已，水、陆两路均撤退，到了长安，统计死伤人数，竟达十之八九。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幸亏高元不想和隋朝发生全面的战争，遣使送来谢罪表，隋文帝有了台阶，同意赦免他的罪行，结束征高丽的军事行动，两国重新发展睦邻关系。　　隋炀帝登位之初，隋朝与高丽的关系，是在友好的面纱之后，隐含着不和谐的声音。　　从高丽一方而言，当年高元的谢罪，是惧怕隋军的征伐，而并非出于真心。况且，在谢罪表中，他用了极其自污的文辞“辽东粪土臣元”，这虽说是能屈能伸的外交手段，但终究很失体面，不仅失了他本人的面子，也失了高丽政府的面子，失了高丽国家的面子。对此，高丽相当多的人，希望在对隋关系中，有一日能改变彼此尊卑的关系。当高丽使者访问突厥时，流露了对隋朝的不满情绪。而忠于隋朝的启民可汗，旋即将这事转告了隋炀帝。隋炀帝的大国情结，远胜过他的父亲，听说高丽有不敬的言论，便对高丽使者说：“你可转告高元，尽早来朝见。若有不臣之心，朕当率启民前去讨伐，即刻诛灭！”　　高元没有来朝，隋炀帝遂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征高丽行动，并连续进行了三次。　　在征伐之前，隋炀帝做了全方位的准备，这准备大约延续了五个年头，其中最显目的两个举动是：开永济渠转运军饷；在涿郡（今北京）筑建林朔宫作为军事大本营。征兵量是空前的，以致“增置军府，扫地为兵”（《隋书·食货志》）。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正式下诏征伐高丽。出征的大军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组成二十四军，分为左十二军、右十二军，从二十四个方向向平壤进攻。另有水军从东莱进发，军锋同样指向平壤。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认为：“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一八一隋炀帝纪大业八年）　　隋军强大，强大的似乎对高丽能以石压卵。然这不过是虚象，战争的结果与出师的雄壮，正好成了鲜明的对照。尤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统率江淮水军，浮海从高丽的浿水登陆，进至离平壤六十里地，大破高丽军。高丽军因势利导，索性装弱，让出平壤城，随后在城内设伏兵，打得入城的四万隋军精兵几乎全部覆没，来护儿仅与千余人逃出城去。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等多路军，共三十万人会于鸭绿江西。高丽遣派大臣乙支文德来诈降，以阻止隋军渡过鸭绿江。待乙支文德返回后，于仲文挥师渡过鸭绿江，向高丽腹地逼近，七战七捷，离平壤城三十里地扎营，由是隋军生出骄意。乙支文德再派使者诈降，益增隋军骄意。待隋军疲惫不堪，又严重缺粮之际，高丽军用四面包抄的战术，打的隋军溃不成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隋军狼狈逃奔，到达辽东城，仅剩下二千七百人，所有军械器具几乎全部丢失。　　隋炀帝第一次征高丽，以惨败告终。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再次下诏征伐高丽。由于去年士卒伤亡严重，遂募民为骁勇，大集天下兵于涿郡。此次的军事部署是，隋炀帝亲自到辽东指挥，宇文述、上大将军杨义臣统领陆军直接进攻平壤，来护儿依旧率水军从东莱浮海进攻平壤。隋军的进展，起初尚算顺利，打了些胜仗，待兵临城下后，双方陷入了僵持状态。隋军转而用贮土布袋积为与城齐平的高道（唤作鱼梁大道），并用高出于城的八轮楼车俯射城内。一切准备就绪，然在攻城的前夕，后方传来了杨玄感起兵的消息。后院着火，隋炀帝只得放弃进攻，仓促命令军队立即返回国内，丢弃的军械器具犹如山积。　　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遂不了了之。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在杨玄感的起事被镇压后，隋炀帝又发出了征高丽的诏令。此时国内起义已此起彼伏，民众纷纷逃避兵役。隋炀帝不顾国内的形势，强行组织征伐行动。来护儿在离平壤不远的毕奢城击败高丽军，准备向平壤发起进攻。由于连年战争，高丽国也已经兵疲财困，高元不得已向隋炀帝送来了降表，并遣还上年因受杨玄感株连而逃往高丽的将军斛斯政。急于返回国内的隋炀帝捞到了虚面子，迅速同意了高丽的投降，下令班师。来护儿犹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欲领军继续进攻平壤，可在御史的威胁下，将领们惧怕得罪隋炀帝，纷纷接受班师诏令，成为孤家寡人的来护儿只得随众而回。　　隋炀帝的第三次征高丽，终于得到了所谓的“胜利”。　　这胜利是非常可笑的，在隋炀帝班师回国后，已“投降”的高元，竟拒绝炀帝的召见之行。隋炀帝恼羞成怒，还向组织第四次征高丽，然已天下大乱，再也无法实施他的计划了。　　征高丽，是隋朝对外规模最大的战争。这接二连三的战争，耗尽了隋朝的元气，使民众对隋炀帝及其政府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　　故颇有些学者说：隋亡，亡于征高丽。　　　　细说隋唐17：隋末大起义　　与残暴的秦政一样，残暴的隋政失去了起码的人心；与大起义遍布秦末一样，大起义也在隋末风起云涌；与短促的秦朝一样，短促的隋朝也是二世而亡。　　两者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秦末的祸端尚与赵高有关，而隋末的苦酒则是隋炀帝一手自酿的。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下之乱，并非一开始就是大乱，其实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当乱萌已发，君主及其政府不能或不愿及时修补过失，这大风便毫无阻挡的刮了起来，进而啸卷成了狂飙。　　有历史记载的乱，最早发生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正月。一天黎明时分，洛阳建国门外来了几十个人，都是和尚打扮，自称是弥勒佛。守门卫士信佛，见之恭敬相迎。不料，来人突然抢夺卫士的武器，欲冲进去。正值隋炀帝次子齐王暕带兵出巡，才敉平了这场乱事。　　此后，各地有关乱事的报告渐渐多了起来。　　这些乱，仅是小规模、小范围的，发起人和参加者被呼为贼、呼为盗，或啸聚山林，或闯浪江湖，尚未对政权造成重大危害。　　同年六月，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尉文通发动了三千人的起义；十二月，在朱崖（今广东琼山），王万昌发动了起义。这两次起义，虽均未造成大气候，但深深刺激了隋政权。　　大起义的序幕，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掀起于征高丽的前夕，掀起于山东。　　隋政府征高丽，将山东作为壮丁、役夫、军饷、马匹、车牛的主要征集地之一，对此民众已不堪重负，加上洪水暴发，加上官吏侵渔，田荒乏粮……民众更是无法生存，由是“始相聚为群盗”。　　既是“群盗”，可见已有燎原之势。其中影响最大、也最具规模的，当属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所领导的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境内）起义。王薄自称“知世郎”，对天下事无所不知。他所作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成为当时号召民众拒绝服役、拒绝出征高丽、拒绝隋朝统治的著名宣传品。其歌词是：“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歌的效应是巨大的，逃避徭役、逃避当兵的山东人云起响应，纷纷投效长白山军，与隋军展开了争取生存权的战斗。　　接着，官宦子弟刘霸道，利用豆子卤亢（今山东惠民）历朝多“盗”的条件，在那里竖起旗帜，其众达十多万，号“阿舅贼”。　　漳南（今山东武城）人孙安祖，自号将军，领数百人，入高鸡泊起义，得到同县人窦建德的帮助。　　鄃（今山东夏津）地人张金称，聚众河曲（今山西芮城西风陵渡一带）境起义。　　蓨（今河北景县）地人高士达，自称东海公，聚众清河（今属河北）境起义。窦建德加入其中。　　此年至翌年的起义，主要集中于山东。当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发动第二次征高丽后，起义不仅在山东得到扩展，且蔓延到江苏、河南、广东、陕西等地。各部的人数从数百、数千发展到数万、十多万。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到十二月，起义在上述各地继续蓬勃发展，并扩展到安徽、甘肃、河北等地。起义的性质有所变化，从农民最低限度的求生存，杂进了诸雄趁机经营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发展的成分，其显著的标志是纷纷称王称帝。如扶风人唐弼，推立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延安人刘迦论，自称皇王；离石胡人刘苗王，自称天子；鄱阳人操师乞，自称元兴王，战死后，其部将林士弘自称皇帝，利国号为楚；等等。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各地的起义军，从零星分散的状态，凝聚汇集为声势浩大、政治组织性强的大起义军。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对付隋军及隋廷，先后各自组建了政权。与此同时，隋朝内部分裂出来的军事集团，以及各地方豪强，或进而争夺天下，或守而拥众割据。在如此天下板荡、群雄逐鹿的形势下，隋朝的核心政权已成空中楼阁，到次年就土崩瓦解了。　　农民起义军，以这样三支最具规模：翟让、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参见《瓦岗寨》）。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军（参见《窦建德》）。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参见《杜伏威与辅公祏》）。　　从隋政权后院起火的兵变，以这样一起最为震动：贵族杨玄感领导的起事（参见《杨玄感事变》）。　　从隋政权中分化出来的军事集团，以这样三路最有影响：李渊领导的太原军事集团（参见《李渊从太原起兵》）。王世充领导的洛阳军事集团（参见《王世充》）。宇文化及领导的江都军事集团（参见《宇文化及》）。　　以下简略的表一表一些二流的起义军以及军事势力：　　济阴（今山东曹县西）人孟海公，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占据周桥，进而攻克曹、戴两州，自称“录事”，盛时有众三万人，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败于窦建德。　　齐郡（今山东济南）人孟让，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揭竿。曾会合王薄长白山军，旋即转向江淮地区发展，有众十多万。败于王世充，投瓦岗军，有破洛阳外城之功，会同他部攻下回洛仓。后失败。　　东海（今山东枣庄）人李子通，出于长白山军。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渡过淮水，会合杜伏威部，旋即分裂，自行为战，攻克江都，称帝，国号吴。遭辅公祏攻击，迁都余杭（今浙江杭州），占有吴越之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因战败而降于先已降唐的杜伏威，后欲重新起事而被杀。　　沧州阳信（今山东阳信南）人高开道，参加豆子卤亢军，在首领格谦战死后，领众转向北方。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取得北平，攻克渔阳，自称燕王。武德三年，接受唐封爵，不久，复反唐，与突厥联合，占得恒、定、幽、易等州。后因部将叛，被逼自杀。　　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刘黑闼，参加瓦岗军，为王世充所俘，逃脱后率部投窦建德。在窦建德败后，他整集窦建德余部，恢复窦建德曾有过的地区。他连结突厥，称汉东王。在被唐军击败后，投奔突厥，引突厥军攻略河北、山东，复得河北。武德六年（公元623年），败于唐李建成，为部将所杀。　　河间景城（今河北泊头东北）人刘武周，以鹰扬府校尉身份，于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和张万岁等人杀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太守王仁恭，自称太守，拥众万余人。在取得突厥支持下，攻占雁门、楼烦、定襄等地，被封为“定杨”可汗，称帝。复联合突厥军，攻取太原、晋州等地，多次击败唐军。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被李世民所败，投奔突厥，后被突厥所杀。　　朔方（今陕西靖边北）人梁师都，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以鹰扬郎将的身份在本地起兵，攻取雕阴、弘化、延安等地，称帝，国号梁。北附突厥，被封为“解事天子”。多次联结突厥攻城略地。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在遭唐军进攻时，被部下所杀。　　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人薛世雄，任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进攻瓦岗军，在途中为窦建德所击败，退回后不久而死。　　鲁郡（今山东曲阜）人徐圆朗，大业十三年（公元）攻下琅玡、东平大片土地。降李密，再降王世充，后降唐军。刘黑闼起兵反唐，他予以响应，自称鲁王。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战败被唐军所杀。　　同州蒲城（今属陕西）人郭子和（即李子和），曾任左翊卫将军，因罪被流放。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在榆林聚众杀郡丞，自称永乐王，联结突厥。武德元年（公元618年）降唐。　　庐江襄安（今安徽巢县）人陈稜，任右御卫将军，曾率军镇压杜伏威，然遭惨败。隋炀帝卒后，他占据江都。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败于李子通，归依杜伏威，被杀。　　河东汾阴人薛举，出任金城（今甘肃兰州）府校尉，家巨富。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兵，自称西秦霸王，占据陇西，盛时有众十三万。后称帝，都天水（今属甘肃）。与唐军有过大战。他死后，由儿子薛仁杲继位。薛仁杲与唐军激战，兵败投降。　　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李轨，任武威郡鹰扬府司马。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兵，自称河西大凉王，后称帝。被唐使所擒，处死于长安。　　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沈法兴，为当地豪强，任吴兴郡太守。以讨伐宇文化及为名起兵，攻克江南十多郡，自称梁王。后败于李子通，投水而死。　　南朝梁皇室后裔萧铣，任罗川（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校尉董景珍等人起兵，推他为主，自称梁王，旋即称帝，都江陵。据有长江中游，拥众四十万。后因兵败投唐，在长安被杀。　　群雄幻灭，成就了李唐王朝。　　　　细说隋唐18：杨玄感事变　　继山东王薄起仪之后，在隋炀帝第二次征伐高丽之际，杨素之子杨玄感相机起兵，在隋廷的后院烧起了一把火，给了隋朝沉重的一击。　　杨玄感，形貌酷肖其父杨素，雄伟健壮，蓄得一部好须髯。然他幼时却是很愚钝，周围人皆认为他有些痴呆，唯独杨素不以为然，对亲戚们说：“此儿不痴。”知子莫若父，杨素果然言中，到杨玄感长成后，竟是文武双全，喜读书，善骑射。　　生在官宦人家的子孙，不用担心前程，因有恩荫之法可让他们轻易的获取官位。杨素功大官也大，杨玄感靠着恩荫走进了官场。这可能是历史上少见的奇事：靠着父亲恩荫的杨玄感，居然和父亲同样是二品，上朝时站在一个队列。隋文帝如此做，自然是嘉奖杨素的一个方式，可上朝时看着看着，觉得父子同站一列，有失体统，由是当廷宣布将杨玄感降了一等。此时，杨玄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拜谢道：“没想到陛下这么宠臣，竟然在宫廷中让臣献了孝心。”这话，巧妙的挠到了隋文帝的痒处，给自己美化了形象。　　杨玄感第一次当地方官，是当郢州（今湖北钟祥）刺史。他虽是初出茅庐，却是少有的老到和有手段，到任后分布耳目，打听当地官吏的行状，无论是清廉还是贪赃，其能力如何，都弄得清清楚楚，然后找机会一一予以当场公布。从而使得官吏们不敢有半点欺隐，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郢州的官场。对此，当地民众相当敬佩，纷纷称赞他的才干。　　后转宋州刺史，到杨素过世后，杨玄感被调入中央，拜鸿胪卿，封楚国公，迁礼部尚书。　　官居要职的杨玄感，有一点也很像他的父亲，为人骄矜，但偏爱文学，遂使天下名士竞相来往于他的门下。　　文学只是杨玄感的业余爱好，他真正的兴趣仍在政治。他从事政治，可谓得天独厚，由于父亲的功勋，杨家名满天下；由于父亲做过将帅，做过宰相，无论是武的系统，还是文的系统，在朝廷上都有一大批追随者。这些条件，本是杨玄感继续飞黄腾达的资本。可是，在混乱的朝廷氛围中，隋炀帝因办事不顺手，对周围重要人物的猜忌心越来越重。在杨素病卒不久，隋炀帝就暗中说过：“杨素即使不死，必有一日全家诛灭！”此话传出，成为杨玄感的一块大心病。他虽官高爵重，看似体面得很，其实，内心一直恐慌不已，怕大祸临头。他不甘束手待毙，欲趁着朝政紊乱，准备发动政变：废除隋炀帝，拥立隋文帝第三子杨俊之子秦王杨浩。在随从隋炀帝征伐吐谷浑时，因部队发生混乱，他考虑下手，偷袭隋炀帝的行宫。然这行动被他的叔父杨慎阻止了，理由是时机尚未成熟。　　既然时机尚未成熟，杨玄感调整了计划，积极投入隋炀帝的权力圈子中，跻身于军事最高领导层，在军队中建立他的威信，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为日后行事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兵部尚书段文振的帮助下，他被隋炀帝接受了，并得到了这样的赞语：“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此言不虚。”由是，赏物、礼遇、权柄，令人羡慕的加到了他的身上。　　时机终于降临。这个时机，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后方空虚；二是百姓苦于劳役，天下已出现乱象。时杨玄感被委以在黎阳督运粮饷，他故意拖延，希冀在前方的军队因缺少粮饷而削弱战斗力，直至被高丽军击败。隋炀帝派人来催，他的答复是：漕运的水路已被盗贼把握，粮道难以为继。　　等杨玄感从前线秘密召来其弟杨玄纵等人，便正式宣布起兵。为避免直接针对隋炀帝而树敌过众，他用了贼喊捉贼的手段，宣称带领水军的来护儿在东莱谋反，他奉密诏讨伐来护儿。由此，他带兵进入黎阳县城，关了城门大索男夫，以为壮丁；按照隋文帝时代的样式，开府置官；传移文书给周围郡县，命令立即会兵于黎阳。　　谋士李密为杨玄感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兵进东北，扼住隋炀帝的归路，其粮饷断绝，复被高丽所迫，可不战而擒；中策是西取长安，据险而守，徐图天下；下策是以精锐部队，袭击洛阳，以号令四方。　　杨玄感求成心切，采取了下策。他以为拿下东都洛阳，即可取得政治象征。他挥师东向，在修武县渡河遇阻后，折道汲郡渡河。一路上，来从军者数不胜数，到达洛阳城上春门外，已众至十万多。洛阳地区的民众将杨玄感当作救星，夹道竞相献上牛酒，以示欢迎。杨玄感认定人心向己，每每誓众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积巨万金，至于富贵，已无所求。今不顾破家灭族，只是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民之命！”这阵阵誓言，愈发打动了天下受苦受难人之心，每日来军营投效者，竟达数千人之多。　　在外围打了些胜仗后，杨玄感将洛阳城团团围住。负责东都城防的民部尚书樊子盖，严明纪律，申颁法令，组织了守城战。两下僵持不下，而援军中的贵族子弟，如韩擒虎子韩世咢、观王杨雄子杨恭道、虞世基子虞柔、来护儿子来渊、裴蕴子裴爽等四十多人，皆向杨玄感投降。杨玄感甚喜，以为赢得了政治优势，立即将他们全部委以重任。　　洛阳告急，刑部尚书卫玄率众数万，从关中驰援。卫玄出二万人挑战，杨玄感佯败而退，卫玄实施追击，不料中了伏兵，前军尽数战殁。几天后，双方再战，兵锋刚一接触，杨玄感让部下大叫：“官军已得杨玄感！”卫玄军稍一松劲，杨玄感亲领数千骑兵冲锋，冲得对方大溃，俘虏了八千人。　　杨玄感不是个在后面指挥的人物，他力大无比，且骁勇得很，每战都亲持长矛，身先士卒，呼喊叱咤，所当者莫不惊魂失魄，不能抵挡。由此，军中将他比作项羽。他不仅善战，且擅长抚驭部队，将士感激，以死相效，从而战无不胜。　　卫玄数败，加上粮食不继，情急之下，驱众与杨玄感决战。一日之间，交锋了数十次。双方战得血流如何，尸体狼藉，忽然，杨玄感之弟杨玄挺阵亡，杨玄感军才稍微退却。在城上观战的樊子盖，趁机开了城门放出人马，杀了杨军数百人。从整个战局来说，杨玄感占了些上风，然他不能彻底打开僵局，对东都还是望“城”莫及。　　就在此时，放弃了高丽战场的隋炀帝，命令武贲郎将陈棱进攻杨玄感的根据地-黎阳；武卫将军屈突通屯兵河阳，相机渡河向洛阳进发；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发兵跟进；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从另一路进援东都。　　面对前后夹击的形势，杨玄感再次犯了战略错误，听从了谋士李子雄分兵相拒的主张，将军队一分为二，西路对付卫玄，东路对付屈突通。由于杨玄感的阻击无力，屈突通顺利渡过黄河，与卫玄、樊子盖遥相呼应，发起了大战，打得杨玄感二路军连连败退。　　眼看取得洛阳的希望已成泡影，杨玄感又听从了李子雄放弃洛阳，转而进攻长安，然后以西击东，成就霸王之业的建议。关中的杨氏家族，接连派人前来接洽，愿意作为向导。　　杨玄感进入关中，开永丰仓散粮于百姓，以争取人心。军至弘农宫（今河南灵宝），当地父老争相劝留杨玄感，要他夺取这座宫城。杨玄感同意了，可连攻三日，城不能下。宇文述的追兵迫近，杨玄感只得西去，随即布阵五十里，边战边行，却是一日三败。接着布阵于董杜原，双方进行决战，杨玄感惨遭大败。　　他领着十余骑，突围而去。在追兵的追击下，最后，仅剩下他和其弟杨积善二人。眼看大势已去，穷途末路的杨玄感不愿遭擒受辱，让杨积善杀了自己。　　杨玄感的起事，终于黄花委地。然这场起事，在隋朝后院猛烧了一把火，严重的破坏了隋炀帝的形象，在统治阶层中进一步促进了人心涣散，为隋朝长城自毁敲响了警钟。　　　　细说隋唐19：宇文化及　　宇文化及的出身可谓得天独厚，一是源于鲜卑贵族；二是父亲宇文述为左翊卫大将军，而且有助杨广夺太子之位的功劳。　　他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凭着家庭的背景，横行不法，是长安有名的“轻薄公子”。轻薄管轻薄，可仗着父亲和杨广的关系，他成了杨广护卫队的负责人，自由出入东宫。几经升迁，官至太子仆。因贪婪无度，接受大宗贿赂，几次被隋文帝削去官职。然得杨广的庇护，每次事后均官复原职。在其弟宇文士及成为杨广之女南阳公主的东床快婿后，他以皇亲的身份愈发肆无忌惮，恣意凌辱公卿百官，向人索讨女子、狗马、珍玩，敲诈商贩。　　恶名昭著的宇文化及，在隋炀帝登基后，非但没受到任何制裁，而且平步青云，当上了掌管马政的太仆少卿。坐在这肥缺之上，他的贪欲更加膨胀。在随同隋炀帝巡幸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之际，他伙同其弟宇文智及，违禁与突厥交易，以获取厚利。这是与国家争利，实是与隋炀帝争利，事发后，终于惹得隋炀帝大怒，将他兄弟俩囚禁起来，并准备开刀问斩。考虑到他们是南阳公主的姻亲，执法随意的隋炀帝在临行前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赐给他们的父亲宇文述为奴。在宇文述死后，隋炀帝感念这个曾经为他出过大力的功臣，不仅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身，且任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宇文智及为将作少监。　　若非天下板荡，宇文化及充其量不过是个混混儿，官场上的高级混混儿，在贪官榜上名列前茅的混混儿（透过隋炀帝对宇文化及兄弟的信任，足以反映隋炀帝政治的腐败）。然大江东去，泥沙俱下，隋末的大动乱，竟使得这个浑身沾满铜臭、劣迹斑斑的小丑，在政治舞台上着实的表演了一番。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密领导的瓦岗寨夺取了洛口，获得兴洛仓，向洛阳进军。身在江都的隋炀帝，滞留江都，不敢再回洛阳，欲定都丹阳（今江苏南京）。禁军部队多是关中人，留的时间长了，思乡心起，生出怨望，私下酝酿叛逃。禁军领导人之一司马德戡，久已对隋炀帝不满，为谋求生路，开始倾向叛逃的士兵。他和武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商议如何对待兵变。商议的结果是：若告知猜忌心极重的隋炀帝，恐先招杀身之祸；若隐而不报，事后又恐遭族灭；进退皆死，不如与禁军一同叛走。随之，他们串通内史舍人元敏，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良，城门郎唐奉仪，医正张恺等人，拜为刎颈之交，同谋此事。　　众人聚谋得急，参与聚谋的乐人之子赵行枢、勋侍杨士览，将事情告知了宇文智及。宇文智及素来胆大，不怕风险，敢于铤而走险，闻得此事，决定加以利用，闹成政变。当他面见司马德戡，获知对方定于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五日举兵叛逃，并劫持十二卫人马与当地居民、财物，结党西归的计划后，提出了修改的意见：隋朝亡在旦夕，趁天下英雄并起的难得机会，举行大事，以成帝王之业。司马德戡领导叛逃，原只是不愿给隋炀帝陪葬，讨条生路，并无具体的政治方略，也不知叛逃之后如何安排前景，故听到宇文智及的言论后，表示了赞同。本尽是禁军叛逃，由于宇文智及的加入，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变成了将矛头直指隋炀帝的政变。　　政变需要有相当政治资本的人来号召，司马德戡、宇文智及都不足担当，有人提议抬出宇文化及为主，得到众人的赞成。可宇文化及既蒙在鼓里，又生性胆怯（他的胆怯，仅仅是政治上的胆怯，在经济上向来胆大的很，否则，无从解释他怎敢藐视法度纲纪，大肆敛财），在得知众人的决定后，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直冒冷汗，许久才定下神来。　　虽政变计划已经确定，然这尚是上层人士的主意，广大禁军将士还停留在叛逃的层次上。为赢得众将士的支持，他们让精通医道、颇得众人信任的许弘仁、薛良出面煽动，说：“皇上已经听说禁军酝酿叛逃，准备下了许多毒酒，假借宴请，毒死你们，只留南人守江都。”此言不胫而走，传遍军营，众将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司马德戡见谣言生效，于三月十日召集众将士，托出了他们的意图。走投无路的众将士为了活命，同意服从他们的安排。　　当夜，在司马德戡的指挥下，政变开始了。元礼、裴虔通负责宫殿，唐奉仪负责城门，宇文智及、孟秉于城外纠兵数千，司马德戡于东城聚兵数万，举火与城外相应。隋炀帝见城内有火光，人声喧闹，问出了何事，裴虔通敷衍说是草料场失火。经过不太费力的战斗，叛军全面控制了局势，攻入玄武门，直逼宫殿。隋炀帝至此方知发生了兵变，易服逃向西阁。裴虔通领兵紧追，得宫内美人的指点，终于擒住了如丧家犬般的隋炀帝。　　天明时分，孟秉领全副武装的骑兵，迎来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骑着马来了，浑身战栗，说不出话，有人前来请谒，只是低首据鞍，口称罪过（史书以此表现，欲证宇文化及的无能。其实，这完全可能是宇文化及的政治权谋，以显示他与此事无关，是被逼无奈才走上这一步的）。在城门，他受到了司马德戡的迎接，引入朝堂，被奉为丞相。　　成了囚徒的隋炀帝，被逼外出慰劳禁军。他还想强作天子威势状，宇文化及看的不耐烦，说：“何需将此物弄出来，杀了算了。”裴虔通、司马德戡持刀将隋炀帝带进寝殿，先杀了隋炀帝的爱子赵王杨杲，在数落了他的罪行后，用丝巾将他给缢杀了。　　随即，宇文化及下令大屠杀，杀尽在江都的隋朝皇室成员、忠于隋室的大臣。仅留下与宇文智及关系较好的秦王杨浩，扶为傀儡皇帝，派专人看管。　　十多天之后，宇文化及令夺了江都所有的舟楫，领军沿水路向西而行。途中，他镇压了一次军中的武装反抗，并乘势占有了隋炀帝的嫔妃宫女，享用起隋炀帝的起居待遇与礼仪。他毫无处理政务的能力，凡是有人汇报事情，他均沉默不语，待人走后，再收取文本，让唐奉仪等人参决。行到徐州，水路不通，改走陆路，又夺了当地居民的车牛，用于载他的宫人与珍宝。而所有的兵器军需，则让兵士们手拉肩扛。将士们本就对宇文化及的能力抱怀疑态度，加上路途遥远，弄得人疲马乏，情绪恶劣，开始怨声载道。　　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司马德戡也相当失望，对当初提议拥护宇文化及的赵行枢说：“你当初的决定，实在是误了大事。处于乱世，必得英主才行。而宇文化及庸碌昏暗，又有一批小人围在左右，前景肯定不妙，你看如何？”赵行枢正对自己当初的行为后悔，遂与司马德戡等人商议，杀了宇文化及，另立司马德戡为主。然此密谋被许弘仁获知，转告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来了个先发制人，收捕了司马德戡等谋事的十多人，全部处死。　　兵锋西行，逼近洛阳，取了东郡。此时投靠东都集团的李密，用骑兵屡破宇文化及，打得他损兵折将，仅剩二万余人，北走魏县。由于连吃败仗，宇文化及部队内部人心涣散，众叛亲离。宇文化及面对败局，埋怨宇文智及当初立他为主。宇文智及反骂：享乐归你，事败归人，是否要杀我将功赎罪。兄弟相争，愈发搅得人心不安，丧失信心，纷纷出亡。　　宇文化及见大势已去，不寻思找一个集团去依附，反使出无赖的本性，说：“人固有一死，岂可不当一日皇帝！”于是毒死了杨浩，自立为帝，国号许，年号天寿，设置百官。　　宇文化及的称帝，只是一种临死前的哀鸣。他在军事上非但毫无进展，而且日见萎缩，只取了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苟延残喘。　　以河北为根据地的窦建德，挥军前来攻伐。岁末最先起事的王薄，打入宇文化及的内部，作为窦建德的内应，开了城门，迎入窦建德的军队。窦建德生擒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及其党羽，一体斩首。　　　　细说隋唐20：王世充　　在隋末诸雄中，王世充既不同于窦建德等自拉的武装，也不同于李渊从隋末内部分化出来的政权，更不同于宇文化及用政变方式营建的集团，其是在忠于隋朝和背叛隋朝的边线上走出的军事力量。　　王世充，字行满，家庭背景很是复杂，父亲王收官至怀、汴二州长史。他一头卷发，声音颇尖，有城府，多权谋，读了不少儒家经典，特别喜欢研习兵法。　　开皇中，他步入军界，当禁军积了军功，升为兵部员外郎。他能说会道，善于舞文弄墨，加上精通法律，人称有“明辩”之才。　　王世充的发迹，是在隋炀帝登基后，凭着让隋炀帝看好的才干，当上了江都郡丞。江都郡丞不是一般的地方长官，江都是隋炀帝数下扬州后的实际政治中心，由此他这个负责江都事务的郡丞，成了类似“首都”地区的行政长官。他善于阿谀奉迎，每次隋炀帝来江都，他与之谈话，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他还兼了江都宫监，即江都宫殿的负责人，不时地修建池台，收罗珍宝，广采美女，取媚于隋炀帝。隋炀帝在雁门（今山西代县）遇到突厥围困，他尽发江都丁壮组成救援军，前去救驾。一路上，他蓬头垢面，一直哭泣，不解衣甲，卧于草上，隋炀帝知晓后感动不已。隋炀帝是个特重感觉的君主，王世充将他的感觉弄好了，自然龙心大悦，对他恩宠有加。　　有才，不是对王世充的过誉。不管是正才，还是歪才，他确实有才。隋朝从大业八年（612年）起，大乱的征兆开始萌生。想乘乱大干一番的王世充，审时度势，开始注意培育自己的势力：他礼贤下士，恩结豪杰，拉拢人心；人有犯法，枉法开释，树立私恩；征讨地方造反队伍，他功归部下，有物赏兵士，自己一无所取。他工作勤奋刻苦，对人广行善事。由此，获得了崇高的威信。　　除了政治之才之外，他还有军事之才，长期研究兵法和入伍后的实战经验，使他成了一个隋炀帝倚重的将帅。在江都的数年，他为隋朝镇压叛乱造反立下了赫赫战功。吾人朱燮等在江南起兵，响应杨玄感，隋炀帝派出大军围剿无功，结果他旗开得胜。齐郡孟让拥众十多万，进入盱眙（今属江苏），他以弱胜强，获得大捷。此后，又连破声势浩大的格谦、卢明月等军。　　多管齐下，王世充成了隋炀帝身边顶尖的红人。　　促成王世充离开隋炀帝，使他日后成气候的一个机遇，是李密的瓦岗军攻陷临近洛阳的兴洛仓。洛阳是隋朝的首都，闻讯焦急的隋炀帝，令王世充为将军，统军前赴洛口，征讨李密。血战百余次，双方各有胜负。然在最后的会战中，王世充全线奔溃，仅带了千余人逃往洛阳。留守东都的越王杨侗，念他是个难得的将才，在急需用人之际，赦免了他的败绩之罪，并给予了重用。　　在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之后，身在洛阳的王世充，与东都留守的主要官员元文都、皇甫无逸、卢楚等人合议，决定拥立越王杨侗为帝，继承隋统。说是参与合议，然王世充并非首席人物，洛阳政权的领导权基本掌握在元文都等人的手中，他是个外来户，在被用的同时，也遭到了一定的排挤。他被任为吏部尚书，爵封郑国公。　　王世充处在这个政权中，本就有些孤立。在杨侗听从元文都等人的建议，拜正在与宇文化及征战的李密为太尉、尚书令后，王世充更感到了一种空前的失落，因为李密的军事才干，在众人眼中，远远高出于他。李密确实不负众望，及时获得了令洛阳政权上下心悦诚服的黎阳大捷。王世充曾与李密血战过，有相当程度的仇恨情结。为清除李密，他用话激怒他的部下说：“元文都之辈，不过是刀笔吏，早晚必被李密所除。我军人人都与李密血战过，杀了其军不少的父兄子弟，一旦成为他的下属，我等将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情绪在王世充的部队中迅速蔓延，危险的兵变一触即发。　　元文都获悉后，与卢楚等密议。密议的结果是：支持李密，除去王世充。具体的行动方案是：诱骗王世充前来，设伏兵将他杀死。　　可是，他们晚了一步，参与密谋的将军段达，让他的女婿张志将元文都等人的密谋通报了王世充。王世充当夜发动兵变，围住了宫城，在击败了两道抵抗的防线后，杀死了元文都、卢楚。杨侗迫于形势，只得含糊的认定了元文都等人的“罪状”，与王世充结盟。杨侗不过是空头皇帝，他从元文都的傀儡，转为了王世充的傀儡，拜王世充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王世充以其兄王恽为内史令，入居内宫，看管杨侗。　　洛阳发生政变时，李密尚未到过城内，他的军队在黎阳大捷后，一直继续在外与宇文化及大战。虽最后击破了宇文化及，但他的军队也受到了巨大的创伤，精兵良马丧失殆尽。李密返军驻扎在偃师（今属河南）的北山上，王世充见李密军大丧元气，欲乘机将他消灭，一雪当日兵败之耻，二除现时政治障碍。为让部下和他同心，编造周公托梦于他：要他急讨李密，建立大功，否则全体将士皆死。他的部下多是楚人，风俗迷信，相信了他。由是，他出奇兵偷袭李密，再施以火攻，乘乱逼迫李密军会战。结果，李密部队溃不成军，再在王世充的攻心战下，仅带了几十个骑兵逃脱。　　偃师之役，大胜的王世充几乎是悉数收编了李密之军。他的威信和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东面和南面的各种割据势力，纷纷前来投靠。史书称之为：“东尽于海，南至于江，悉来归附。”　　水涨船高，王世充在洛阳政权中的地位，更上了一层楼。杨侗在他的党羽威逼下，拜他为太尉，许设置官属，以尚书省为其府。对于杨侗给予的待遇，王世充仍不满足，旋即，自称为郑王。自称郑王，等于向天下宣告，他王世充已有了独立的政治体系。他四出进行军事经营，然多出师不利。　　武德二年（619年），王世充自称相国，受九锡，不再朝见杨侗。他的这一政治举动，表明他已开始酝酿禅代隋祚。　　王世充欲禅代隋祚，遇到许多臣僚的反对。然他一意孤行，终于废了杨侗，自己皇袍加身，宣布年号开明，国号郑。王世充的禅代，标志了隋朝在形式上的终结。　　做了皇帝的王世充，没个皇帝样，听朝时言语及其罗嗦，一事反复叮咛，且千头万绪不得要领，大臣们疲于听受，侍卫不胜其烦。　　这个政权，在这样的皇帝管理下，毫无生气，仅维持了两年。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唐军向洛阳发动了强烈的军事攻势。王世充自忖无力抵抗，请求窦建德救援。李世民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先解决了窦建德，然后倾力围攻洛阳。王世充迫于攻势，开城出降。　　亡国破家的王世充，被李世民带回了长安。唐高祖没杀他，将他废为庶人，安置去川蜀。途中，被仇人独孤修德兄弟所杀。　　　　细说隋唐21：瓦岗寨　　瓦岗寨最初的领导者，是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翟让。翟让原是东都的法曹，犯法被定了死罪，得狱吏黄君汉舍身相救，脱出大牢，拉人至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南）起事。　　翟让手下最得力的人物，是同郡的单雄信，健壮、骁勇，使一杆马槊。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年方十七岁的徐世勣投进寨中，说服翟让，引众前往汴水流经的荥阳（今属河南）、梁郡（今河南商丘南），劫掠官私船只，以为资用。这一步的成功促进了瓦岗寨的壮大，闻讯来投者络绎不绝，遂聚众万余人。　　瓦岗寨是隋末最早起事者之一，韩国磐根据徐世勣入伍时的年龄推算，约在大业七年（611年）左右起事。瓦岗寨并非是孤立的，在其周围，还有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一个个寨子。　　瓦岗寨后成大气候，与李密有关。　　李密，字玄邃，京兆长安（今属陕西）人。祖上历为高官，父亲李宽为隋上柱国，封蒲山公，知名于当代。　　李密曾在隋炀帝的卫队中干过，又因在牛背上读《汉书》，为杨素所赏识。他有高超的智谋，然却仕途不畅，在杨玄感起兵后，被请去当军师。他向杨玄感提出过许多见地深刻的策略，但大多被束之高阁。杨玄感败后，他被逮捕，施计带领同犯逃脱，开始了流亡的生涯。他隐姓埋名，做了乡村教书先生。课余，想起平生抱负，不禁闷上心来，提笔赋五言诗一首，云：　　　　　 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　　　　　 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　　　　　 野平葭苇合，村荒藜藿深。　　　　　 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合，千古传名谥。　　　　　 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　　书罢，热泪成行。乡人见状可疑，密告官府，他闻讯再逃。　　这一逃，李密逃向了瓦岗寨的地带。他先和周围的那些寨子取得了联系，继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与推重。尤其是王伯当，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王伯当的穿针引线下，他和翟让见了面。他以“秦失其鹿，天下逐之”的道理开导翟让，使翟让拨云见日，看到了出路。一个从洛阳来投叫李玄英者，以童谣推断李密“斯人当代隋家”，从迷信的角度提高了他的声望。　　进了瓦岗寨，李密连立了五大功：一功是游说其它各寨子，让他们投奔了瓦岗寨；二功是建议攻荥阳诸县，取得了立脚的城池和充足的粮草；三功是领军击破了让翟让惧怕的隋将张须陀的征讨之军，并阵斩张须陀；四功是领兵攻克兴洛仓，开仓放粮，大大争取了民心；五功是一战歼灭洛阳杨侗派来的征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