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李绝不同之一点]习斋穷壤一老儒，而恕谷汲汲于通声气、广交游，实为师弟子绝不同之点。恕谷之汲汲于此，求以明行习斋之道，意诚慨切矣，然恕谷自称考古几过万卷，显背师门之旨。[恕谷南游及其思想之转变]而恕谷之移情考古，则自南游始。年谱：恕谷三十七岁，以郭子坚招往桐乡，遇王复礼草堂，山阴人，阳明五世孙为恕谷言太极图本道家说，今本大学、孝经系朱子改窜，考辩甚博。恕谷由是始闻南方考订之学。归谒习斋，习斋戒以勿染南方名士习，然尚未溺情于著述也。[恕谷与毛西河]翌年，毛大可寄其驳太极图、驳河图洛书二种至，大可子姬潢，与恕谷为同年明年三十九恕谷以郭氏兄弟坚邀，再如浙，习斋嘱以无作无益诗文；而恕谷是年上习斋书，论宋儒学术之误始周子，以太极图及河图洛书为说，显已走上南学考订路径，与习斋精神歧出矣。是年选陶渊明集，选韩昌黎文，亦与习斋叮嘱之意正反。大可又书至论学，遂如杭问乐，访王草堂，又见姚立方，盖皆精于考订，有以动恕谷之心。毛氏论习斋好言经济，恐于存养有缺。在毛氏之意，盖欲摇恕谷，使舍习斋而己从，恕谷虽力辨颜先生省心功甚密，然其后恕谷又自以缺存养规习斋，恕谷思想之转变，实肇于此。又明年四十，恕谷投受业刺于毛氏，又与论易，自后恕谷治易诸书，皆自王、毛二氏发之。又恕谷初至桐，有钱晓城者，名煌，首以弟子礼来谒，晓城亦习考据，有壁书辨伪、中庸辨、孟子疑义诸书，盖有闻于阎百诗、姚立方之说者。恕谷论学卷二，有「钱丙不讲学问，不讲持行，专以明理为言。年来加以狂怪，将大学、中庸、古文尚书、易系辞、周礼、仪檀、礼记、春秋三传，有见者，有未见者，望风而诟」条，其人疑即钱晓城，其学盖不足道。恕谷于考核本非长，挟其师「六府、三事、见伪古文尚书三物」见伪周礼之说而南，闻晓城之论，不能无辨，而无以穷搜博考为自信，成书一卷，呈大可。大可故喜名，不欲人出己右，已心妒百诗辨伪古文获盛名，务欲凌出之，得恕谷说则大喜。乃急为古文尚书辨白，先成定论四卷，后乃为冤词八卷。大可自负博才，不免以急名忌前为恕谷所误，而恕谷乃欲借大可之博辨为习斋作护符，则又转自误也。其上毛书氏谓：　　今人辨尚书有伪之说，先生既有驳正，此事所关非小。……阎百诗书未见，姚立方所著略观之，钱生晓城书则详观之，均属谬误。今人驳尚书不已，因驳系辞；驳系辞不已，因驳中庸，不至扬矢周、孔不止。此圣道人心之大患，岂能坐视不言？塨亦欲少有辨论，俟录出请教。　　[恕谷欲以考订为卫道]知恕谷于考辨之学，所入未细，故不能深为别择。立脚不定，乃欲效当时南方学者藉考订为卫道，以求明行其师习斋之学于天下，而精神乃与习斋显背。其后恕谷北返，以晓城告习斋，习斋移书晓城，力言书生文人之非儒。而曰：[习斋论书籍真伪可无问]离此经济一路，幼而读书，长而解书，老而著书，莫道讹伪，即另着一种四书、五经，一字不差，终书生也，非儒也：幼而读文，长而学文，老而刻文，莫道帖括词技，虽左、屈、班、马，唐、宋百家，终文人也，非儒也。……但得此义一明，则三事、三物之学可复，而诸为儒祸者自熄。故仆谓古来诗书，不过习行经济之谱，但得其路径，真伪可无问也，即伪亦无妨也。今与之辨书册之真伪，著述之当否，即使皆真而当，是彼为有弊之程朱，而我为无弊之程朱耳，不几揭衣而笑裸，抱薪而救火乎！　　此论痛快斩截，盖亦屡以告恕谷，若恕谷受其说，可不折入南学考据之途矣。今恕谷务欲广声气，纳交游，而当时南方学风，早已走上考订一路，恕谷亦不得不委曲追随，以自堕于书生文人一类，良可惜也。恕谷后集与方灵皋书亦云：「周礼，人方疑为伪书，何有三物？但门下不必作周礼三物观，惟以仁义礼智为德，子臣弟友五伦为行，礼乐兵农为艺，请问天下之物，尚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尚有当在此三物外者乎？」议论亦与习斋一气，惜乎恕谷不能紧守此见，而终以考辨自溺也！　　[恕谷再度南游与思想之再变]又恕谷在桐，戊寅四十有馈以陆桴亭思辨录者，读其论人心未发，遂悟「有事无事、有念无念皆持以敬」之说，自谓「自幼为学，惟戊寅年即四十岁之年功颇密」。此证恕谷以后论存养、论敬，亦自南方学者间得之，盖恕谷隐以此补毛氏驳习斋之缺也。恕谷复自言：「思向论礼，未能考古准今，今颇知依据；向不知乐，今知乐；向以道心无私欲，今知无私不足尽道心，必钦而明。此自戊寅至今己卯所历者。」恕谷学问转变，由其两度之南游，恕谷亦自言之甚晰矣。[恕谷生平大著述大学辨业亦南游后见解]恕谷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大学辨业，亦始戊寅。其论自习斋「乡三物」之说外，古本之辨，取之王草堂、毛大可；主敬之意，得之陆桴亭，亦南游后见解也。其后毛大可着四书逸讲笺，乃谓：　　蠡吾李塨受大学去……着大学辨业四卷……。其文则犹是所受古本，而格物大指顿乖旧义，同门发其书以为叛教。　　盖大可好名忌前，内敬恕谷，必欲其出己门下为名高，乃往往故抑习斋，以相挑拨。然恕谷大学辨业一依古本，自南游交毛、王诸人始知之，亦实事也。翌年，四十一恕谷北返，至淮安，访阎百诗论学。其明年，有书寄大可述其事云：　　客岁拜别函丈，过淮上晤阎潜邱，因论及古文尚书。塨曰：「毛先生有新着」云云。潜邱大惊索阅，示之。潜邱且阅且顾其子，曰：「此书乃专难我耶？」塨曰：「求先生终定之！」潜邱强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塨曰：「不然，圣经在天壤，原非借之作门户者，况学殖如先生，惟是是从，何论人己？」已而再面辨析他书甚伙，毫不及尚书事，想已屈服矣。　　恕谷既内慕南学博辨，而涉之未深，故于阎、毛两家得失不能判，又不能效其师之超然而强立，彷徨歧途，则恕谷之柔也。恕谷既归，见习斋，即以读陆桴亭论存养之见进，谓习斋恐于心性更宜力，习斋深是之。其实此亦颜学一歧途，惜乎习斋已老，时年六十五不能深剖之。[恕谷在都交游]恕谷四十二岁入都，又交万季野、胡朏明，此皆南方博辨士，恕谷从此益移情考古不自觉。是年见胡氏易图明辨，言太极先天河图洛书之非，上书毛氏，以六律正五音图求正，并问郊社及经义。毛氏答书，盛称恕谷英隽，盖世一人，且言已镌学乐二卷入西河合集。大可必欲拉拢恕谷以自重，而恕谷又续着禘祫考辨、郊社考辨诸文，与万季野过从渐密。恕谷自记其事云：　　[恕谷与万季野]时吴都宪涵榻予论学。季野暴闻予名，又知予与毛河右游，先是万氏叔季在史馆纂修，为河右所折，嗛之。金德纯特筵招胡朏明、季野及予，年谱在庚辰四十二岁四月，恕谷与胡、万初见予后至。季野酒余，赫然曰：「河右全集序为先生撰，称许太过，将累先生。」予谢手曰：「敢拜直言！然序文，先生未深读也。序以躬行自励，以读书归毛先生，方惭虚大，非以屈谀。且圣道恢廓，讵一说而已？」胡子曰：「然。」因罢去。既而谓予曰：「先儒训学错出，愚谓祇是读书耳。」予不答，但叩其长。年谱在庚辰九月，谓「季野言禘及宗庙制甚析」。按：恕谷着禘祫郊社考辨，在十一月，似亦受季野之助力岁辛巳，恕谷四十三都宪及徐少宰秉义谋梓予大学辨业。予思季野负重名，见不合，或诋谰，不如先事质之，袖往求正。踰数日，季野见，下拜，曰：「吾自误六十余年矣！季野卒康熙壬午，年六十五，则与恕谷语为六十四岁时也。吾少从游黄梨洲，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轰言予畔黄先生。先生亦怒，予谢曰：『请以往不谈学，专穷经史。』遂忽忽至今，不谓先生示我正途也。」年谱在辛巳二月自此情好日密。一日，季野讲会，众拈郊社，季野曰：「未也，请先讲李先生学。」因举辨业所论格物即学六艺，历历指示，曰：「李先生续周、孔绝学，非我所及，诸君有志，勿自外。」并延予登坐讲郊社，予辞谢去。年谱在辛巳四月嗟乎！吴、越文人，争尚浮夸，季野耆宿，襃然厌于上，公卿趋其余风，今忽闻野人一言，倾心折服，舍己从之，是一端也，几于大舜矣！时季野修明史纪传成，尚缺表志，无助者，与予杂论经史声韵。季野曰：「夹室并庙室皆南向，故顾命西夹南向敷席，晋立古文尚书不可废。」予曰：「夹室东西向，非南向，尔雅称『东西厢』是也。公食大夫礼宰东夹北西面，使并庙而向南，宰何为立庙后乎？立庙后，何以至东西序授酰酱荐豆乎？古文尚书自汉孔安国送官府，至晋中秘尚存，惟无传，东晋梅赜始得安国传奏之，非献古文尚书也。」曰：「何见？」曰：「见隋书。」按：此层即毛西河本之以衍成古文尚书冤词者也。程绵庄青溪集古文尚书冤词辨及沈彤果堂集书古文尚书冤词后均有辨；后山阳丁晏尚书余论，又别有说明，可参看。予又曰：「古无四声，有之始齐周颙。古惟分宫商五均，不分平入四类。」季野怃然曰：「吾何以未考也？」归检之，信，携手曰：「天下惟君与下走耳，阎百诗、洪去芜未为多也。」王懋竑朱子年谱别录原序，有洪璟序一篇，称「家兄去芜」，即王谱所称洪谱之作者乜。乾隆歙县志文苑：「洪嘉植，字去芜，洪源人，以布衣而谈理学名，公卿尝上章蔫举，辞以亲老不就。着有易说十五卷、春秋解二十卷。」惟未及其朱子年谱。去芜与王昆绳交最密，互相序其文集，『见居业堂集』昆绳又称「去芜极服阎百诗博雅精识，虚心服善」。『居业堂集卷七与阎书』今恕谷年谱，改称「太原阎生」，削去洪去芜名，疑冯辰辈已不详洪去芜其人。至梁氏学术史，乃即以洪去芜为洪环，尤误。又按：洪璟乃阳湖洪亮吉曾祖，曾官大同知府，见恽敬洪编修遗事述。从臾王尚书鸿绪来拜，意招予同修明史，予辞谢不愿也。无何，季野卒，予亦不往尚书家，事遂寝。年谱在辛巳十月万季野小传　　恕谷此文，亦极引季野为己重，而又于季野致微词，可知恕谷一瓣心香，固永远在习斋也。然古文尚书一辨，恕谷先以告大可，今又述于季野，恕谷终不自悟其非。其辨夹室方向，辨四声五均先后，亦非习斋讲礼论学之旨。谓季野谋延同修明史，而谢不愿，其后年谱载朝臣欲征恕谷修明史，方望溪言其老病不能出而止，癸卯，六十五恕谷弟子刘调赞极惜之，痛斥方氏，至谓「『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古今同慨」，与师门往日所以谢季野者异矣。盖季野在当时负盛名，徐立斋谓：「焉有为荐绅可不识万季野者！」『见黄百家所为墓志铭』方望溪为作墓表，亦谓：「季野至京师，士之游学京师者争相从问古仪法，月再三会，录所闻，共讲肄。惟余『方氏自称』不与，而季野独降齿德而与余交，并要之为作身后之传。」其后大为谢山所讥，以季野死京师史局中，而方氏误谓卒于浙东，欲吊之而无由，其言大可怪。『见全氏季野传跋语』一时学人，好牵引为重，恕谷笔墨之间，亦未能免。其为大学辨业，遍请当时名士为之题辞，而无毛大可，盖已成嫌隙矣。恕谷寄辨业于大可，在康熙丙戌『四十八』，是后即无往回；大可之死，亦不见于年谱，则两人固隙末也。然如阎潜邱、胡朏明辈，亦仅以考据家眼光，论程朱改窜大学之非，以及大学不必曾子作，于习斋「乡三物」之说均非能倾心，独年谱载季野一序，始扼要发挥习斋「乡三物」宗旨。而恕谷万季野小传顾不及其事，则恕谷之请季野序其书者，固亦仅以免纷争，而非真心相契重耶？今刻辨业诸题辞仍无季野，殆以季野成文迟，不及待　　然则恕谷之所得于诸君者亦至廑矣。要之，习斋北方一老儒，而其驱迈之气，实欲扫除千古壁障，今恕谷求以明行习斋之道，而不免沾染南方学者考古穷经之习，即已不脱书生气局矣。移步换形，貌存神离，自信不坚，引外为重，宜不足以转捩一世之视听也。　　[恕谷一生为学转变]恕谷尝自述其为学经过云：　　予自弱冠庭训外，从颜习斋先生游，为明德、亲民之学。其明德功课，则日记、年谱所载是也；其亲民条件，则瘳忘编、阅史郄视，今大半汇之平书订者也。而无暇治经义。经义大率阅宋儒所注今世通行者，即间及十三经注疏以及汉儒诸书，忩忩未深考也。迨年几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学乐余力，受其经学；后复益之王草堂、阎百诗、万季野，皆学穷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经义，犹以证吾道德、经济，尚无遑为传注计。至于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将耄，功之不建，于是始为传注。恕谷后集诗经传注题辞　　此恕谷自言一生学术转变极清晰。言孔孟不得不牵连而治经义，洽经义不得不为考核训诂而走上南方学者之路。政治事业既无发展，则晚年仍不得不为传注著述，此亦当时情势使然，不得尽责人事也。　　壬午，四十四岁恕谷归里，往见习斋，习斋曰：「吾素可子沉静淡默，而此见微有浮骄之气，宜细勘改之！」恕谷竦然。习斋之所以规恕谷者深矣！大抵恕谷交游，在南遇毛大可，在北遇万季野，二人之影响于恕谷者特大。故恕谷有「海内惟毛河右知礼乐，万季野明于礼文，向问之不厌反复，今季野长逝，河右远离，吾道之孤，复将谁质」之叹。年谱，癸未，四十五[恕谷与王昆绳方灵皋]而恕谷在都交游，其昵近者厥为王昆绳、方灵皋。恕谷、昆绳初见在庚辰，四十二岁昆绳自负奇气，不可一世，而极推恕谷，尝曰：「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刘继庄，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实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也。」文集卷八，复姚梅友书一日，昆绳与恕谷同榻，中夜呼恕谷曰：「吾自少闻道学言不慊，乃学经济，无所用，学古文，自谓必传于世；近闻吾子言颜先生学，又知文词亦属枝叶，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业习斋决矣！」越三年，癸未六月，恕谷为昆绳作价，如杨村执贽于习斋；而是年正月，昆绳介恕谷与方望溪论学。恕谷自谓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昆绳、方灵皋，然望溪与恕谷学术终不相合。恕谷既卒，望溪为作墓志铭，诬其死友，恕谷门人深致不满。而望溪谓：「吾友王源昆绳，恢奇人也，所慕惟汉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为迂阔，见刚主而大悦，因与共师事习斋，时年将六十矣。」其言颇得昆绳之情。颜、李本近阳明，故与昆绳相投。其后德清戴望子高治颜、李，刘师培作传，谓其虽嫉宋学，然力崇王阳明；其诗有曰：「艰危触处见经纶，周汉而还有几人？怪雨盲风江路湿，阳明古洞自生春。」此亦颜、李精神与王学相近之一证也。而恕谷与望溪书，亦谓：「先生与王昆绳，少年皆从事才子文人，非从事圣贤之道，大学、小学以次而入者，故其气盛，其情浮。」恕谷于昆绳，时有微辞。恕谷后集三，与方灵皋书谓：「昆绳夙学，原从豪杰入，故共学经济，更其所长。」颇欲以究心性之功者望望溪，而望溪终不契也。颜门有王昆绳，以为声气之宣传，则为益实大，若求切实负荷，昆绳非其人。恕谷之东西南北，皇皇栖栖，求以明行颜氏之学于天下，而所得不能如其所期。盖当时学术文采，尽在南方，恕谷告黄宗夏有曰：　　[恕谷交游所得不如所期]天地之道，极则必返，实之极必趋于虚，虚之极必归于实。当其实之盛而将衰也，江、淮迤北，圣贤接踵，而老聃、列御冠之流，已潜毓其间，为空虚之祖。今之虚学，可谓盛矣，盛极将衰，则转而返之实者，其人不必在北，或即在南。送黄宗夏南归序　　恕谷盖隐以北方实学自负，而欲广声气、大宣传，则不得不望之南士。然恕谷又常自慨，曰：　　思北人多忮，忮，强象也；然散而不一，其势常弱。南人善求，求，弱象也；然集而为党，其势常强。年谱，丁亥。又书明刘户郎墓表后，谓：「尝披廿一史，汉、唐、北宋名臣，率在北方，及南宋而北人寥寥。南好浮华，北习固陋，毋怪史传之南多而北少也。」　　其殆有所深感而发也。同时又曰：　　[恕谷之忙]思家务上事下畜益繁，学问此思彼辨益多，交游应酬益广，天下万世之虑益奢，一日忙如扑火，视习斋当日所处又不同。年谱，丁亥　　方恕谷入京，习斋规之曰：「勿染名利。」恕谷曰：「非敢求名利也，将以有为也。先生不交时贵，塨不论贵贱，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问，可明则明，可行则行；先生不与乡人事，塨于地方利弊，可陈于当道悉陈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则食之，但求归洁其身，与先生同耳。」习斋首肯。此其师弟子制行之不同也。然习斋精神，重在一身之习行，老死户牖，光气则凝；恕谷东西南北，持习斋千古一发之独见，求以共信于天下，其光耀而弱，其气流而散。当时言理学者既率宗程朱，否则务考据，其精神意趣皆与颜学迥殊。恕谷踽踽独行，掉臂于羣纷之中，宜乎其艰矣。[习斋晚年之衰]我尝细诵颜、李两年谱，习斋意气，自恕谷远游以后，日见其衰；恕谷精神，自习斋逝世以后，日见其歧。当日师弟子以发明圣道，逆转汉以来二千年积非为己任，其志诚大，其任重而道远，其求所以胜任愉快者，良匪易也。谓习斋自恕谷远游而意气日衰者，恕谷游浙归，习斋年六十五，日记屡书「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习恭」，此见其意气之衰也。然庚辰习斋六十六评塨日谱，戒以「用实功，惜精力，勿为文字耗损」。辛巳，又教塨：「今即著述尽是，不过宋儒为误解之书生，我为不误解之书生耳，何与于儒者本业？」其叮咛甚切至，而恕谷著述之情方浓，自称：「上问古人，岂得已哉？」癸未，习斋卒前一年语习斋卒，毛大可来书，称其：「于礼乐大事，皆洞彻原委，实先圣先王所系赖一大人，勉之勉之！」恕谷覆书，自谓：「学乐书已成六卷，学礼则郊社、禘祫、宗庙、田赋、士相见、冠、昏、丧、祭各有论著。」丙戌，四十八同年，又注易系辞，辨周子太极图之诬，辨陈抟河图洛书之妄，辨本义筮法之非古，辨先后天图之为异端，辨卦气图之非，辨易卦配以五行之非。又翌年，戊子，五十重着学乐卷三、卷四。丙午，六十八又注春秋。翌年，六十九望溪来邀入京，恕谷自言：　　念老矣，天下良友，惟皋闻、恽鹤生灵皋。皋闻之会不可必矣；灵皋尚近，向者论学尚未尽言，若及今而不一剖，恐留毕生之憾。　　乃入京晤之，而首辨「庶子为君，尊母为夫人｝云云，则恕谷固不免力求为一不误解之书生矣。次乃及颜先生学，方氏怃然曰：「愿先生急着治平书以为世法，则正学兴，彼学退矣。」在方氏固为遁辞，在恕谷正自入歧途也。故曰恕谷自习斋之死而精神日歧也。[恕谷精神之歧出]综观恕谷一生学术，言义理则兼斥宋、明，尚不失习斋宗旨；言考据则并信周官、古文尚书、易传，实为时流之逆转。以旧传统言，反程朱兼反陆王，若几于叛道；以新潮流言，信周官并信古文尚书，亦不免不智。宜乎恕谷之终不能大信其说于天下也！自恕谷游浙，后百五十年，德清戴子高以十四龄童子，于其家敝簏中得恕谷赠其先五世祖所藏颜先生书，遂知爱好，后乃着颜氏学记，为晚清颜、李学重光之端。其事仍起于恕谷之远游，其业仍成于南方之学者，是亦一奇！　　且恕谷为学，亦终未全脱宋儒窠臼也。年谱己亥，六十一「思年老学习功难，当益纯于内地。」此实与习斋一色。习斋亦以晚年衰病，常习恭，恕谷之益纯于内地，盖即习斋习恭之教，其实无大殊违于宋儒之所谓敬、静也。[恕谷未脱宋儒窠臼]恕谷七十岁，戊申语黎长举以「顾諟明命」之功曰：　　[反顾此心湛然在内]吾子留意于「顾諟明命」，可谓探本者，然为之有道。每日夙兴，即为所当为之事，作何事即存心于何事，接何人即存心于何人，事竣人去，反顾此心，湛然在内，一切声色货利，毫不系于怀，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谓「终日干干」也，所谓「执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静坐，以食二氏遗毒也。若欲静坐，则向晦未卧，鸡鸣未起，除省察前日所为得失、今日所为兴除外，被衣直坐，收摄天君，片时亦可，然主敬非主静，所谓「夕惕若」也。总之，皆「顾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义礼智也。若驰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氲生物之始，以为「顾諟」，则误矣。前功既熟，则耳聪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　　不悟吾心之仁义礼智，岂即收摄存心所能显？若不然，即仍须程朱格物致知工夫，否则仍是阳明良知见解。细籀恕谷所言，实无以远异于阳明在贵阳所谓「以静坐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之意也。其论礼乐，自习行转为考古，固与师门意趣大异，然习斋亦自有其不可行。恽皋闻与恕谷书，自称「六艺之事，不特身手未涉，即耳目亦未见」。今习斋乃欲以举世所身手不涉、耳目不见者强人习行，亦徒见其迂阔而远于事情。故习斋习行之教，不能以当身为务，而以复古为说，宜其一传而变为恕谷之考古；而恕谷复拘牵于习斋「六府、三事、三物」之教，遂以周官、古文尚书为真古，而考古之业亦入于断港绝潢而不可通。颜、李之学，终于湮沉，不能大其传，而自此二百年学术，遂完全走入书生纸墨一路，吁！可悕也！[颜李湮沉后学术遂完全走入书生纸墨一路]黄干朱子语类门目学条，谓：「近世逞虚言而不实践，乃学者之罪，正原于知之未致，非教之失也。苟或惩此，别立一法，后致知而先行事，则其始虽若有近效，而其终之弊，必致废书而流于异端。不然，所见不充，规模狭隘，不过于循默自守而已。所谓经纶大经则无矣。」此条发挥朱学精神，极平而极透。习斋力斥读书，正犯「规模狭隘」之病；恕谷微变师传，不可谓失，只是其时南方学者，已走上博雅一途，又屡经清廷之奖掖，遂使此后学术，全成文字纸片。此亦时风众势所会凑，不得怪恕谷。至恕谷生平行谊，虽与习斋穷老户牖不同，而硁硁自守，不失师门志节。[颜李志节]近人黄节为恕谷年谱跋，谓：　　恕谷用世之志，老而未衰，故南游江、浙，西历秦、晋，以及嵩、河、济、洛之间，汲汲以得所措施为事……顾……恕谷既志于用世，而王颛庵以学行荐，辞；李安溪以知律吕达之当道来召，辞；十四王西陲用兵，以车马来聘，辞。窥恕谷之志，则若就之有浼者然。呜呼！何为其然也？读此编者，苟明乎恕谷之志……庶几不至以言学之事，而骛于急功希进之心。呜呼！斯则恕谷之所为教。　　斯亦恕谷之所由终异于南方博雅之士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六章　阎潜邱毛西河　附：姚立方　冯山公　程绵庄　胡东樵　顾宛溪潜邱传略　　阎若璩，字百诗，潜邱其自号也。先世太原人，五世祖始居淮安山阳。生明崇祯九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六十九。少口吃，六岁入小学，读书千百过，字字着意犹未熟，又多病，常闇记不出声。年十五，冬夜读书，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坚卧沈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尝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读尚书，即疑古文二十五篇为伪，沈潜三十余年，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为毕生著述最大者。又有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潜邱剳记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困学纪闻注二十卷。康熙十七年，应博学鸿儒科不第。后入徐干学昆山一统志局。晚以清世宗召，至京而卒。潜邱平生专长在考证，其子咏先府君行述谓：「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潜邱亦自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剳记卷六又言：「有志之士，务在审己所受于天之分，而力学以尽其才，固自有可传之道与可以比拟之人，而无取乎过高之誉也。」此潜邱毕生最确之自道矣。剳记卷五与戴唐器。此语出杜浚于皇变雅堂文集卷一徐荩臣诗序。杭世骏阎先生传，误谓潜邱自创语，然实可为阎之品评也。潜邱之考据及其制行　　[当世称传潜邱考据逸事]潜邱为世称道，皆在其考据。尝归太原故籍，适顾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录相质，潜邱为改订数条，顾虚心从之。时年三十七应博学鸿儒科在都，交汪琬。汪着五服考异成，潜邱纠其谬数条，汪不怿，谓：「百诗有亲在，而喋喋言丧礼，可乎？」潜邱应之曰：「王伯厚尝云：『夏侯胜善说礼服，谓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恤一篇。』按：此乃李义府、许敬宗识者非之。讲经之家，岂可拾其余唾？」徐干学因问：「于史有征矣，于经亦有征乎？」潜邱应之曰：「按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夫夫子殁，子张尚存，见于孟子。子张死而曾子方丧母，则孔子时曾子母在可知。记所载曾子问一篇，正其亲在时也。」汪无以应。都下盛传之。徐氏盛宾客，而重潜邱踰常等，每诗文成，必俟裁定。尝云：「书不经阎先生过眼，讹谬百出，贻笑人口。」又尝录其考证辨析议论，署曰碎金，以为谈助。潜邱自言：一日在徐寓邸夜饮，徐云：「今日直起居注，上问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思之不可得。」潜邱言：「宋陈傅良时论有使功不如使过题，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发挥，应是昔人论此事者作此语，第不知出何书耳。」徐极称其博。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谓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八百破开州蛮冉肇，俘禽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虏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处。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札记卷二又自惜此条，不及见录于徐氏之碎金。盖潜邱为闲闲一语，肯留心二十年外，终为检得出处，无怪其深自矜许矣。[昔人对潜邱之批评]杭大宗为潜邱作传，称其生平所服膺者有三人：曰钱牧斋，黄梨洲，顾亭林。然于钱犹曰「此老春秋不足作准」；于黄曰「太冲之徒粗」，黄氏待访录指其误谬者，不一而足；于顾之日知录，亦加补正。时阎、顾犹未定交，谓其「极学士之精能，非鸿儒之雅度」。四库提要论潜邱剳记亦云：「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辨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雠衅，颇乖著书之体。」今考剳记卷四南雷黄氏哀辞，称：　　[潜邱眼中之读书人]当吾发未燥时，即爱从海内读书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曰钱牧斋宗伯，顾亭林处士，及先生梨洲而三。钱与家有世谊，余不获面；顾初遇之太原，持论岳岳不少阿，久乃屈服我：至先生则仅闻其名。……盖自是而海内读书种子尽矣！　　[潜邱与亭林]潜邱以牧斋与黄、顾并尊，殊为不识高低；于亭林亦非能推敬，特以「久乃屈服我」自喜。即以考据言，顾、阎实远非等伦。顾书着眼学术风俗、民生国计，有体有用；阎则只是炫博矜新，求知人所不知，极其至亦不过一读书人耳。顾氏自称日知录乃采山之铜，而阎之考证则称碎金，其气魄精神之迥异，即此两语可见。阎氏获交亭林，不能挹其拨乱涤污之深情，顾乃以读书人浅见，驳正小节，以为亭林之屈服，亦征其自处之狭矣。其于梨洲，自比聂双江之于阳明，于梨洲没后称弟子。[潜邱与梨洲]然谓：「先生爱慕我，肯为我序所著书，许纳我门墙。」又日：「下逮小子，有书一卷，古文疏证，悉翦讹乱。远蒙嘉赏，赐序以弁，如此穷经，经神重见。」则潜邱之推服梨洲，明白言之，正推服其能推服我耳。抑余考梨洲序疏证，仅云「如此方可谓之穷经」，非以「经神」相许也，而潜邱乃借托自况，何哉?且潜邱有与戴唐器书，“札记卷五”驳正梨洲待访录，似已在梨洲身后，故有「乞设身处南雷先生地，一一驳我以归一是」之说，然其所辨如「屠毒」当书「荼毒」，讲学应称「东面」非「南面」之例，是岂不可以已?潜邱于黄氏书，绝不能发挥其大义，或加以纠正，仍不过以读书人见解自炫博辨，潜邱果未为能知黄氏之学者。[潜邱不脱学究气为陋儒]且梨洲为潜邱序疏证，潜邱感激不忘，及其身后自称弟子，乃今疏证后四卷，直呼黄太冲，并不正师弟子之称，是自师之又自背之矣。尤甚者，至拈其序文「『人心道心』十六字出荀子，为道学之蠹」一语，按之梨洲往日议论，谓：「大禹谟『人心道心』之言，岂三代下可伪为?」笑其先后互异，“见疏证卷八第一百十九条下”若藉此自夸其识解之远出梨洲上者，而不悟其有乖往昔感激自称弟子之意，且非学者襟度，方且见笑于通人也。全谢山有云：「征君稽古甚勤，何义门学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学究气为可惜，使人不能无陋儒之叹，盖限于天也。」张石州为潜邱作年谱，谓：「讥为陋儒，似觉太过。」然观此等处，潜邱之深自矜负其博者，正弥见其陋矣。抑潜邱虽自负，而失意于鸿博，康熙十八年，潜邱应鸿博荐与试，报罢乃暮齿心热，不忘荣宠。[潜邱之晚节]岁癸未，潜邱年六十八玄烨巡河过山阳，问：「此中有学问人乎？」或以潜邱答，谓其长于考据，最为精核。随传旨召见，以御舟行速，不果。潜邱不胜拳拳，遂命其子咏恭呈万寿诗八首，今见剳记卷六四书释地一帙于畅春园，蒙恩见收。玄烨并语侍臣：「阎若璩学问甚优。」咏闻之感泣，驰书报父。潜邱因书属咏曰：「皇上天章云烂，草野布衣，皆得望见，汝且勿归，为我老臣求之，我身若健，或当亲来。」适玄烨自口外回京，咏跪迎石匣口山边河干，恳乞御书。玄烨亲问其父子姓名履历，行数十步，涧水湍急，龙舟飞渡，不获再奏。事闻于胤禛，遂以书召潜邱。书到，正值小恙，霍然而起，欣然告其子若孙曰：「吾绩学穷年，未获一遇，今贤王下招，古今旷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据张穆潜邱年谱引阎咏所为行述遂以六十九岁力疾至京，竟以不起。张氏谱：「康熙四十二年癸未，胡朏明诣行在献平成公颂及所著禹贡锥指，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赐之。潜邱垂老谆谆，以求御书为言，盖有感于朏明之事。」今按：朏明献书颂得赐御书事在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五次南巡时，潜邱已先一年至京病殁，不及见矣。胡会恩锥指纪恩，『文作于康熙四十四年闰四月，即朏明献书得赐御书之下一月。』谓：「禹贡锥指锓以问世，上方表章六经，内廷燕闲，问：『当世有潜心经学，著述可传者否？』侍讲学士臣查升以禹贡锥指进，『按：事在是年正月，详锥指卷首李振裕序，及南山集代锥指序。』上览而嘉之，问年籍。及法驾南进，叔感九重特达之知，特诣行宫」云云。『参看近人夏定域德清胡朏明先生年谱，文刊文渊学报二卷一期。』是朏明锥指之达内廷，在潜邱进释地后也。潜邱自为韵动于玄烨之欲召见而求荣遇耳。其乞求御书者，据东华录，「康熙四十一年甲戌，谕予告大学士王熙卿：『近日九卿皆求匾额字对，想卿身虽在告，心未尝一时不在朝中，故特书匾对各一，并临米芾书一幅赐卿』云云。又同年五月丙午，「传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余员至保和殿，颁赐御书有差」云云。故潜邱于四十二年亦命其子乞御书。然潜邱竟未得见宸翰之下颁而赍恨没世，朏明乃转于老友身后得此意外之荣宠也。李恕谷曾至京视其病，语以老当自重。恕谷论尚书，固不如潜邱通彻能辨真伪，以言立身制行，毕竟进退有守矣。大抵明末诸遗老，激于世变，力斥心性空谈，认为祸殃，然其制行立节，实仍是宋明理学家矩镬。潜邱与亭林、梨洲身世相接，而意气精神竟全不同，殆已不知亭林、梨洲一辈人为学真血脉所在。此种变迁，洵可叹也！剳记与戴唐器书又云：「崔元暐少颇属词，晚以为非己长，不复构思，专意经术，宛然太原阎生一小像矣。」不悟此种所谓「经术」，与亭林通经明道之旨何若？从知亭林「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之论，在亭林气魄大，得天厚，故为无病，而一再流传，本意全非。若使亭林真见以后所谓经生读书种子，恐亦不复为此斩截之说。而宋、明人治学，自有其不可及处，亦复于此可见。惟潜邱平生所得意者，本在考据，所谓「审己于天之分，而力学以尽其才，固自有可传之道与可以比拟之人，而无取乎过高之誉」者。其自处如此，其所造诣，亦足以副，固不必以理学家陈义相准绳。而世之矜大汉学，盛推考订，以为言心性理学诟病者，则亦可以稍息尔。　　[潜邱与毛西河]潜邱考据最著者，为尚书古文疏证，而同时有毛西河，亦以考据名家，即起而与潜邱持异议。杭大宗谓：「阎氏书多微文刺讥，时贤如王士祯、魏禧、乔莱、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艺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为古文尚书着冤词，专以攻击疏证，气慑于其锋焰，而不敢出声，喙虽长而才怯也。」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九跋潜邱札记，亦谓：「潜邱诋诃汪氏钝翁，不留余地。汪氏于所指驳处，辄改己从人，亦非真护前自是，何事逼人太甚。西河毛氏为冤词攻疏证，昌言排击，不遗余力，使移其诋汪者以御毛，岂不足以伸其旗鼓相当之气？何以遇大敌则瑟缩不前，遇小敌则鼓勇直前也？」是亦当时考据家一件有趣味之公案也。西河传略　　毛奇龄，萧山人，字大可，晚岁学者称西河先生。生明天启三年，卒清康熙五十五年。1623－1716年九十四。少善词赋，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顺治三年，清师下江南，西河依保定伯毛有伦。江上师败，西河走山寺为沙门。或构之清帅，亡命山谷间，卒得脱。乃徧游齐、楚、梁、宋、郑、卫，作续哀江南赋万余言。过禹州，寓故怀庆王邸，作白云楼歌。事侵寻闻于北都，怨家欲陷之，亡去匿土室。康熙十七年，以博学鸿儒征，授翰林院检讨，预修明史。吴世璠死，为平滇颂以献。在馆七年，告归，又十有余年而卒。著书数百卷，有西河全集行世。西河轶事及其著书之道德　　四库提要称：「西河著述之富，甲于近代，其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与其经说相表里，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然议论多所发明，亦不可废。其诗又次于文，不免伤于猥杂，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随人步趋者。」[全谢山评毛西河]然极见斥于全谢山，为萧山毛检讨别传，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深讥其著书之不德。谢山述其先人遗言，谓毛氏集中「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郸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磵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乐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峯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及见冏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因葺为萧山毛氏纠谬十卷。其书今不传。而集中有答朱宪斋辨西河毛氏大学证文书，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经原委帖，均引申前举第一、第三诸条言之，均见外编卷四十一。[姚蕙田评毛西河]又述当时归安姚蕙田秀才语，谓：「西河目无古今，谓自汉以来足称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国、刘向、郑康成、王肃、杜预、贾公彦、孔颖达也。夫以二千余年之久，而仅得七人，可谓难矣。而毛氏同时极口推崇者，则有张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缄与其二兄所谓仲氏、先教谕者，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敌二千余年之人物矣。其论文自欧、苏下俱不屑，而同时所推崇，自张、蔡、二徐外，尚有所谓包二先生与沈七者，不知其何许人也。按：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西河同时，萧山包秉德、沈禹锡、蔡用光，皆淹贯博雅，时有『包、毛、沈、蔡』之称，后三人皆以诸生老。」包二、沈七，殆即包秉德、沈禹钖。竭二千余年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时所出之多，抑亦异哉！」[西河之内行]观此所论，西河以德性之未醇，影响及于学术，虽爱西河之才者不胜为之辨。而西河平日制行，尤有可议者。谢山谓其：「前亡命时，其妇囚于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贵，无以慰藉其妇，时时与歌童辈为长夜乐，其妇恨之如仇。及归，不敢家居，侨寓杭之湖上。浙中学使者张希良，故西河门下也，行部过萧山，其妇逆之西陵渡口，发其夫平生之丑，詈之至不可道。」全浙诗话谓：「西河有妾曼殊，夫人性妒悍，辄詈于人前。西河尝僦居矮屋三间，左列图史，右住夫人，中会客。诗文手不停笔；质问之士，随问随答，井井无误；夫人在室中詈骂，西河复还诟，殆于五官并用。」[西河才奇行卑]西河才固奇而行则卑，以视往者顾、黄、王、颜一辈，诚令人有风景全非之感也。章太炎检论卷八，杨颜钱别录，谓：「毛氏少壮苦节，有古烈士风，而晚节不终，媚于旃裘。全祖望藉学术以谴呵之，其言特有为发。自是以后，士大夫争以献谀为能事，神圣之号，溢于私家记录。」此指其为平滇颂也。黄梨洲规侯方域有言：「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曼殊事，不啻河东君，文采风流，艳传一世，所以亭林深斥文士。西河潜邱两人对理学之态度　　[西河辨道学]顾西河制行虽卑，而好高论理学，其辨道学曰：……六经……不称道学。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书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按：此据隋志虽传布在世，而官不立学，祇以其学私相授受，以阴行其教，谓之道学。是以道书有道学传，专载道学人；分居道观，名为道士……而琅书经曰：「士者何？理也。身心顺理，惟道之从，是名道学，又谓之理学。逮至北宋陈抟以华山道士，与种放、李溉辈张大其学，竟搜道书无极尊经及张角九宫，倡太极河洛诸教，作道学纲宗。而周敦颐、邵雍、程颢兄弟师之，遂篡道教于儒书之间。至南宋朱熹，直匄史官洪迈为陈抟特立一名臣大传，而周、程诸子，则又倡道学总传于宋史中，使道学变作儒学。凡南宋诸儒，皆以得附希夷道学为幸。如朱氏寄陆子静书云：「熹衰病益深，幸叨祠禄，遂为希夷直下孙，良以自庆，」又答吕子约书云：「熹再叨祠禄，遂为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胜惭惧，」是道学本道家学，两汉始之，历代因之，至华山而张大之，而宋人则又死心塌地以依归之，其为非圣学，断断如也。西河集辨圣学非道学文　　其言近似潘用微所谓「朱子道陆子禅」者。西河往往剽窃他人议论，而能以其才为之穿穴。易图之辨，自朱子同时袁枢、薛季宣皆有异论，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诸人，相继排击。及黄梨洲作易学象数论，其弟宗炎作图书辨惑，西河亦作图书原舛编，攻驳易图，遂成当时风气。[西河辨易图]至胡渭易图明辨，始穷溯本末，归于论定。[西河诋朱子]而西河于朱子尤痛诋，为论语稽求篇、四书剩言、大学证文、圣门释非录，大抵皆攻驳朱注。而其尤所张大自矜者，则为大学古本之辨。[西河辨大学]自谓避仇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苦无书，夜起彷徨，假寐而泣，梦有告之者曰：「盍之嵩阳问之？」踰月，过嵩阳庙市，无书，惟高笠僧贻书一帙，则古本大学也。忆梦心动，叩所自来，曰：「吾辽人也，天启末，全家死于兵，遂祝发窜海滨，少受学义州贺凌台先生，凌台为贺黄门钦之孙，讲学医巫闾，以大学古本授予，曰：『古学之失传由不知本也。大学不云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本该体用而统心意，及天下国家。必正心、诚意而学乃有体；必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学乃有用。北宋祖陈抟之学，讲性命而略事为，则专内遗外，不知有身；南宋宗程颐之学，就事物以求心性，则登枝逐流，并不知有本。』」此亦犹是当时舍虚就实一路议论，而西阿好奇，托诸神梦，谓受之于高笠僧，其事荒怪，可喜而不必尽可信也。[西河四书改错]其晚年，更集平生讲四书诸书为四书改错，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合二十二卷，大意谓：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就其注义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禘尝错、丧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陈卧子已谓「岂有孔、孟皆下材，而濂、洛之教过孔子，故无病」之说，西河考据议论亦蹈袭晚明，非全自制真所谓聚九州岛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　　朱注四书，自南宋以来五百年，元、明两朝，奉为取士之准，晚明以来学者虽有述朱、述王之异，然未有大张旗鼓以肆攻击如西河此书之烈也。其傲睨之气，纵横之辨，良足以振聋发聩，转移一世之视听矣。[西河四书改错之用意]而在西河之意，则将起而夺两庑朱子之席，故曰：他日皇上南巡，当躬进此书以匄圣鉴，否则藏于家，以俟门生儿子之入献焉。四书改错卷一　　盖西河谓：圣天子知其然，已于甲辰、丁未两科，直废八比，而惜诸臣依徊，无能为仰承之者，以致因循有年，仍还故辙。然犹特颁敕谕，搜天下经注之与学官异者，悉收入秘府。其神鉴卓然，深知学官经注有误如此。四书改错卷一　　在西河以为朝廷有可摇之隙，方欲以攻朱新说上邀圣天子神鉴。先已为圣谕乐本解说及皇言定声录、竟山乐录三种，于康熙三十八年，玄烨三次南巡时呈进，特蒙宣谕奖劳，使之颁行，一代礼乐，垂为典则。西河狃于前荣，乃欲以义理继礼乐，续邀圣眷。不谓玄烨初政，意在广罗兼取，藉为牢笼，及见中国士夫已俯首一气，惟朝廷爵禄之趋，乃复宏奖理学，专尊程朱，以一天下之议论，而箝异口。谢山谓：「西河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版。」固非初望也。今考朱子配享孔庙，在康熙五十一年，其前一年，即戴名世南山集狱起之年也。西河四书改错，编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胡氏禹贡锥指得奖在康熙四十四年。时西河年已八十六岁，据李恕谷年谱甲申毛年八十二推。自称「老病卧床，日呼兄孙能书者口授使记」，又曰「皇上南巡，当躬进以匄圣鉴」，盖不忘己卯进乐之宠。然西河卒年九十四，据清史馆本传。李氏先正事略称其卒年八十五，不可信。在康熙五十五年，后此尚八年。而康熙丁亥六次南巡，正值西河成书之前年，此后圣驾即不复南，西河竟未偿躬进此书之愿。而朱熹升祀，昏老惧祸，至于自斧其书版，意亦良可哀矣！今西河全集所收书数百卷，独四书改错不敢编列，则谢山之言非无据也。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三有书毛检讨忠臣不死节辨后一篇，记西河为卢宜序续表忠记，卢宜卒，西河为之志墓，既而京师有戴名世之祸，西河急札卢子，嘱收其书勿出，又作此辨，并改其志墓之文，曰「卢之续表忠记，假予为序」。其畏祸反复之情，与白斧四书改错版事正一例，而当时清廷之高压严摧，所以影响于学术思想之自由者，亦可概见。　　然则西河、潜邱，其博辨纵横傲睨自喜之概，读其书者，固见其呵叱先儒，讥弹前贤，上下千古，若无足置胸怀间，意气甚盛；而其晚节之希宠恋奖，俯首下心于朝廷圣天子之前，亦复何其衰飒可悯怜之相似耶！　　[潜邱对理学之态度]然潜邱较谨饬，于宋人理学未敢轻讥，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又曰：「周元公三代下之伏羲，程纯公三代下文王，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或问：「子于宋儒理学，既若是推崇，而于其经学反多未合，何也？」曰：「近代奉宋儒经学者太过，而贬剥之者亦太过。间考朱子平生传注，所最得意者四子书，然多未尽；所拳拳属意不置者，仪礼经传通解，止成得一稿子。所以元黄楚望氏欲以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没身而止，盖以朱紫阳犹不足以当也。呜呼！岂易言哉？」札记卷一潜邱之意，仅欲以汉儒之博物考古，与宋儒之理明义精者相阐证，对宋儒义理，未敢异同，较之昆山「经学即理学」之语，固远为谦抑也。又曰：近代儒者有言，虽使游、夏复生，不能尽学、庸、语、孟之蕴奥……然犹幸有朱子注在。愚童而习之，长而遵之，莫敢异说……年满四十，甫敢出臆见，集众闻……或谓愚轻议先儒，愚曰：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札记序　　然潜邱攻朱，只在名物考据，故后人谓四书释地，曲护紫阳，至于义理，固不变其遵信之态。故曰：近代文士，务博而不明理，好胜而不平心，未有过乎杨用修慎者也。[清儒反朱与明代文人之关系]杨用修生平，不喜朱子，遂并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诸大儒，一一排诋，甚至以孟子为无稽，朱子为不识字。以不喜宋儒，遂并宋人之文章议论为繁冗，为不公不明，宋人之功业品行为不及前代。遂并宋帝王之统系为偏安，为似晋。尚可谓读书识字者耶？噫！亦可哀已！潜邱札记　　是潜邱尚以为读书识字者不可背朱子，其考证之精，虽开以后汉学之先河，其对义理之见解，仍是传统旧见，并不得与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论相拟，无论以后戴东原诸人也。至其以反朱之说推源杨用修，全谢山似遵之，谓西河之学：其初年所蹈袭，本不过空同、沧溟之余，谓唐以后书不必读；而二李不谈经，西河则谈经，于是并汉以后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齿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齿者为朱子。其实朱子亦未尝无可议，而西河则狂号怒骂，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无赖之叫嚣者。　　谓西河承明代文士摹古之习而排宋，恐亦未是。夫潜邱以尊朱而斥阳明，西河以尊王而斥晦庵，此隐然犹是述朱、述王之见为之门户也。其时汉学考据，虽已确立基础，然尚未与宋学显然划界。清初反向古学之风，与明七子之提倡古文，固不能谓绝无间接之关系，然西河潜邱，同事考据，同治古经，而一排朱，一尊朱，则不得谓西河独是明代文士摹古轻朱之习气为之。惟潜邱见解狭，对理学实尠阐悟；西河才气豪，其攻驳宋儒性理之谈，虽未能出自躬行实践之所得，而笔锋所及，犀利悍铓，有使理学宿儒不能解脱，而亦时若有见道之言者。谢山谓「西河补诸生时，蕺山方讲学，西河亦尝思往听，輙却步不敢前。其后入施愚山幕，始得闻讲学之说；又由愚山得通于其乡先达姜定庵」。时浙东讲学之风未衰，姚江故里，乃良知学产地，西河非无所闻。[西河讲理学来历]邵念鲁思复堂集载：「康熙六年，董场请蕺山高第弟子张奠夫、徐泽蕴、赵禹功等集古小学，敷扬程、朱、王、刘家法，于是黄宗羲、宗炎、毛奇龄、蒋大鸣等皆挈其弟子自远而至。」东池董无休先生传而念鲁于七年见西河于古小学，谓其「抗言高论，出入百子，融贯诸儒，虽无所识知，已心仪而目注之」，谒毛西河先生书时西河年四十六。前三年，康熙四年，西河客庐陵，偕愚山讲学，归浙盖在七年、八年间，既预证人讲会，其论学推尊良知而斥晦庵，不能谓其绝无师友之渊源。惟西河逞才好怪，自言得学统于关东之浮屠所谓高笠先生者，其言荒诞，宜为谢山所乘；而谢山于西河亦未能刻划悉如其分，于西河讲学推尊王学良知一点，全部抹杀，乃谓其攻朱系少年慕为二李古文之熏习，又谓全得之于愚山，此亦末由得西河之心服也。又其后李恕谷从西河学乐，西河盖得闻习斋绪论，而西河好胜忌前，欲使恕谷舍习斋专己师，乃故斥习斋，谓「好言经济，缺于存养」，见恕谷年谱恕谷欲进习斋四存编，西河遽阻之。今西河论学，往往有近似习斋语，是西河隐取其说，而变易其貌，又阳弃之若不屑也。[毛西河与邵念鲁]念鲁以笃信良知，于康熙三十八年怀刺谒西河，自称门下，时西河年七十七矣。念鲁极推信西河，谓：「致良知」三字，实合致知存心一功，吾师直标宗旨，即今无第二人。　　又谓：本朝大儒，如孙征君、汤潜庵，皆勤勤阳明，至先生而发阳明之学乃无余蕴。天下之人，或以微议朱学为先生病。窃见先生立身处家细行大德，无悖于朱子家法，特欲揭阳明一原无间之学以开示后觉，浅识之徒，拘于旧而未能入，又佐以时文，盛其焰而助之攻，遂以为左朱右王者有矣。　　其盛推西河，乃谓：「立身处家细行大德，无悖于朱子家法」，若未为深知西河者。王昆绳与毛河右书，『文集卷八』亦谓：「颜先生逝，所恃高山之仰为斯道之依归者，舍先生更何人？」西河得时贤浮慕如此，固不能专怪念鲁一人也。全祖望鲒埼亭集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于念鲁颇轻视，谓其学究固陋。即两人对西河之态度，亦已绝殊。此后全氏集大行，思复堂不为众知，西河声光亦闇。及戴东原力攻朱子，后之治汉学者，乃始复及西河。阮元督浙学，为西河集作序，深致推重，揅经室二集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文系焦里堂作，见鄦斋丛书里堂先生逸文中。又里堂读书三十二赞有毛西河圣门释非录，亦深致推许。书乃大行。[西河集之显晦]而章实斋又表章思复一集，谓史识出鲒埼亭上。然朱昀为念鲁墓表，详叙行事，而载师友渊源，不及西河，则实斋、二云尚为之讳也。及道、咸后学者，则并以东原、西河并讥今平心而论，西河制行，固未修饬，而其论学，伸王抑朱，于姚江、蕺山浙东一脉，不得谓全无地位。惟阳明良知，首重立诚，西河未透此关，即已根本不足称道，虽才气足以跨驾一时，尚不如考证所得，确有成绩，可不以人见废耳。故潜邱尊朱，已为随逐；西河伸王，亦是赶趁；均之非躬行实践，从自身自心打熬透悟，与同时黄、顾诸君子异矣。两无足取，可勿斤斤为之置辨也。潜邱西河辨古文尚书真伪　　[阎毛两家之治学精神]今言潜邱、西河学术精神，实在考据而不在义理。潜邱考据之大者，莫过于辨古文尚书之伪。[阎以前疑古文尚书诸家]西汉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魏晋以来，绝无师说，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无知其伪者，宋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潜邱乃引经据故，一一陈其矛盾之故，而古文之伪始大白。[阎辨古文尚书诸要点]所列论证一百二十八条，四库提要其精要者，谓：汉艺文志言：「鲁共王坏孔子宅，多得古文尚书，孔安国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传亦云：「逸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古文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而梅赜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数之不合也。详疏证卷一，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杜林、马、郑皆传古文，据郑氏说则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称二十四篇，今晚出书无汨作、九共、典宝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详疏证卷一，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书「宅嵎夷」，郑作「宅嵎｛金截｝」，「昧谷」，郑作「柳谷」，「心腹肾肠」，郑作「忧肾阳」；「劓刵劅劅」，郑作「膑宫劓割头庶剠」，与真古文既不同。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适隶释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书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飨国百年，与今书五十九年异；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则与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疏证卷二，言晚出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故有明见西汉以前旧书所引而晚出书无之者，如言：古文伊训见三统历及郑注者今遗。疏证卷二晚出泰誓独遗墨子所引三语为破绽。同上古文毕命见三统历，以与己不合遗末句。疏证卷五上　　诸条是也。有西汉、先秦旧书所引，东汉、魏、晋人皆目为逸书，而晚出书有之者，如言：左传、国语引逸书皆今有。礼记引逸书皆今有。均见疏证卷一　　诸条是也。晚出书既剽剟西汉以前旧书所引以为赝，而其来历犹可考，如言：大禹谟句句有本，泰誓、武成句句有本，袭用论语、孝经，袭用周易、尚书、毛诗，袭用周礼、礼记，大戴礼记附袭用左传、国语，袭用尔雅，袭用孟子、荀子，袭用老子、文子、列子、庄子。目见疏证卷三，文全逸　　诸条是也。且其剽剟行伪，有痕迹昭然，不难确指者，如：左传庄八年，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杜注以「皋陶迈种德」一句为逸书，「德乃降」一句连下文，乃左传语。今并误入大禹谟。论语：「孝乎惟孝」为句，「友于兄弟」为句，今君陈篇误断为「惟孝友于兄弟」作句。孟子引书：「傒我后，后来其苏。」「齐人取燕」章「傒我后，后来其无罚。」「宋小国」章本出一处，偶为引者所更易，今「后来其苏」窜入仲虺之诰，「后来其无罚」复窜入太甲中篇。墨子引仲虺之诰于非命三篇，上篇曰：「龚丧厥师。」中篇曰：「帝式是恶，用阙师。」下篇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师。」伪作古文者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王也。」均见卷一　　诸条是也。亦有证以史事而不合，知其为剽剟而误者，如言：泰誓有族诛之刑，为误本荀子。周官从汉百官公卿表来。均见卷四　　诸条是也。亦有律以文体而不类，知其为后世之语者，如言：五子之歌不类夏代诗。疏证卷五下胤征有「玉石俱焚」语，为出魏、晋间。卷四　　诸条是也。又如言：安国传就经下为之，汉武时无此。卷五上汉金城郡乃昭帝置，安国传突有。卷六上晋省谷城入河南，安国传已然。同上济渎枯而复通，乃王莽后事，安国传亦有。卷六下　　诸条，亦以同一方法证孔传之晚出。孔传既伪，则古文尚书之伪，亦可推也。又如言：史记多古文说，今异。说文皆古文，今异。安国注论语与今书传异。均见卷二　　诸条，亦以先后所谓孔安国说者，其间有不同，证孔传之伪，亦间接证成古文之伪也。四库提要云：「史记、汉书但言安国上古文尚书，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潜邱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又按论语孔安国注，其实亦伪，潜邱亦未见及。凡潜邱所以证古文之伪者，大具如是。而其书繁称博证，反复厘剔，原原本本，有条有据，洵足以祛千古之大疑，而立不败之定谳。提要推之，谓「考证之学，未之或先」，洵不虚也。　　[提要评疏证体裁未善]然又谓：「其书编次先后，未归条理，盖犹草创之本，其中亦有未核及疏略处。而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剳记或不传，故附见于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于体例亦究属未安。」而余考潜邱此书之可讥，实有不仅于此者。[关于今本疏证阙文之研究]其书先成四卷，黄梨洲为之序；后四卷又次第续成。而今第三卷全卷凡十六条并缺，前九条存其目，后七条并目无之；又第二卷缺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条皆有目；卷七缺一百二、一百八、九、十，四条；卷八缺一百二十二至二十七，六条，并皆无目。提要谓是「若璩没后传写佚之」，惟其所佚诸条，有并目而佚者，有其文虽失而条目仍存者。若今疏证目录一百二十八条，由潜邱生前自为，则不应卷中佚其文，而目录并佚其条下之目也。[若传写佚之不应目文并失]若今疏证目录一百二十八条之目，并是潜邱后人刻其书者按文所加，则如卷三诸条原文已佚，亦无从独存其目矣。依理言之，疏证原目，应出潜邱亲笔，则何以卷中所佚，目即不存；卷中所有，目并无恙？窃疑潜邱当时，本未有文，非卷中佚之，乃虚张其目耳。[潜邱生前疏证不应有佚]疏证卷一记苏东坡宿海中，以所撰易、书、论语自随，世无别本，祷天求济；自称癸亥秋康熙二十二年，潜邱四十八岁北上，携疏证第一卷定本，泊舟武进郭外，舟忽覆，谓当邀东坡例以济。又称第四卷成时，别录四本，一寄太华山顶王宏撰，王宏撰山志二集，黄州叶封序，在壬戌。志有尚书一条，历引方密之子方素北辨古文尚书语，尚在阎书第一卷成书前。王与阎父友善，而论辨伪古文不及阎，是方辨古文，犹前于阎。阎书成，欲藏之王，亦由王平日曾称述古文之伪而阎闻之也。一寄罗浮山屈大均，所谓「藏之名山」；其二本则寄千顷堂、传是楼主人宦长安者，又所谓「副在京师」也。潜邱生前重惜其书如此。又恐所著剳记或不传，仍复写入疏证。其子咏所为行述，载潜邱没命，余书未刻者，当兢兢典守，不可妄改一字，以待传者。及其后四十年，其孙学林始刻于淮安，自谓「求刻此书，忧思徘徊无所措手者已二十年」。潜邱有子有孙，皆知爱谨先书，疏证虽称未成之书，然实潜邱毕生最大著述，不应四十年中即传写多缺。[潜邱身后疏证稿亦不应有佚]今观卷三所缺各条有存目者，如：第三十三言大禹谟句句有本。第三十四言泰誓、武成句句有本。第三十五言袭用论语、孝经。第三十六言袭用周易、尚书、毛诗。第三十七言袭用周礼、礼记。大戴礼记附第三十八言袭用左传、国语。第三十九言袭用尔雅。第四十言袭用孟子、荀子。第四十一言袭用老子、文子、列子、庄子。　　其内容多已分见于今存诸卷。疑潜邱疏证，虽前四卷先成，后或复多增易，今卷三各条，或已散并其文于他卷，故遂空留其条目；其并目而缺者，潜邱当时或本有此条，及后削去，以所论不足存，故并目灭之，而仍留其条数，未及更定。然则今卷三一卷全佚，亦由其文全已散入他卷，或削去不留，非由潜邱身后之俄空也。[以疏证阙文证其书乃潜邱未定稿本]否则何以佚其文又并佚其目，而其文之全者其目必存，有如是之巧哉？张穆｛殷－殳｝斋文集卷四，沈果堂钞尚书古文疏证五卷本跋：「此本五卷，凡四册。第三卷仍缺。其第二册无篇第之数。以今本自校之，自第十七题至第二十八题，沈钞本同。以下言古人文字多用韵篇，今本为第七十四；言古人字多假借篇，今本为第七十五，而钞本第五卷又皆有之，次亦与今本同；言书小序篇，今本为第一百五；言书大序篇，今本为第一百七；言朱子未及疑安国传篇，今本为第一百十四；言孔安国从祀篇，今本为第一百二十八。盖全书规模，约略已具，此后但触类引申，错综整比之耳。」今按：是书五卷四册而缺卷三，是一册为一卷也。钞本在第二册，而今散入下四卷者凡七题，而今本卷三缺题恰恰为七，明见此七篇本先成在前四卷，后乃改散入后四卷中也。此七篇既改散入后四卷，而前四卷篇第之数未改，第五卷篇数即续四卷篇数而下，故前四卷乃缺其七题。此证阎书前四卷本无缺，由散入后四卷而遂若有缺。又阎书每卷十六篇，八卷共百二十八篇，显见有意为之，其题阙者，实多本无其文也。又阎书第一卷、第四卷皆有跋，二、三两卷无之，窃疑沈钞本第二册，即是阎书第二、第三卷原稿耳。又按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古文尚书疏证跋，谓「疏证五卷，世鲜传本」。杭氏得见第一卷及四、五两卷，凡八十篇，自十七以迄四十八，竟无由获睹。当时阎书第二、第三卷，多所改定，故传于世者特少，亦据此可见。然则潜邱虽不欲示人以璞，而其书草创之迹不可掩。又其矜多炫博之情，仍自与其所以驳正黄、顾者，见解不殊，潜邱之博正足以见潜邱之陋也。　　江藩汉学师承记载顾千里言，亭林初刻广韵，校刊姓氏列受业阎若璩名，而若璩书中不称亭林为师，疑亭林没后背之。张穆潜邱年谱为之辨，是矣。[附辨梨洲授书随笔]余观全谢山为梨洲神道碑，称有「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征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江藩师承记因之，钱林、王藻、李元度所为传均同。朱竹垞经义考，有黄宗羲书经笔授二卷存，无序说，书名卷数均异，盖亦得之传闻。清史艺文志作三卷。而其书亦有可疑者。考梨洲年谱，于他书著作年月率详列，而此书独不着。即梨洲所为尚书古文疏证序，见南雷文约亦仅谓「淮海阎百诗寄尚书古文疏证四卷，属余序之。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而继以论大禹谟『人心道心』十六字，谓得吾说而存之，于百诗之证，未必无当」，亦无一语道及笔授尚书事。潜邱为南雷黄氏哀词，则谓「余闻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爱慕我，肯为序所著书，许纳我门墙，以聂双江师事王文成例，拜哭称弟子」，亦不及授书一字。今疏证卷六上引「黄宗羲，字太冲，亦今知历法者」云云，与旁引并世诸人等耳，不见有所谓授书者。即南雷三集，载当时问学书伙矣，亦无潜邱问书事。潜邱子咏所为先府君行述，且谓梨洲见疏证而奇之，叹曰：「吾一生疑团见此尽破矣。」若梨洲真有授书事，咏亦不敢伪造此说于行述，以来其时不满于其父辨伪者之口。且又问书在初成四卷之前，梨洲序决不如此作；若在四卷后，潜邱引并世诸人如胡朏明、姚立方语皆甚详，于梨洲不应没其授书事，而仅云「黄太冲今人知历」也。余疑潜邱哀词有云：「下逮小子，有书一卷，古文疏证，悉剪讹乱，远蒙嘉赏，赐序以弁，如此穷经，经神重见。」所谓「小子有书一卷」者，即指古文疏证，其「翦讹乱」，乃潜邱自诩翦昔人之讹乱也。岂当时乃误会文旨，谓梨洲有一卷书为潜邱悉翦疏证之讹乱乎？若果如是，以潜邱之矜才自负，不肯坦白云尔矣。谢山去梨洲、潜邱不远，而已有此误传，何也？要之梨洲授书，与受业亭林同一不可信，因为附辨于此。　　尚书古文之伪，昔人疑者已多，非潜邱首创。然潜邱为疏证，当时颇招疑怪。其竭力与潜邱辨者，为毛西河。[毛西河之古文尚书冤词]西河好胜，仗其才辨，不欲人之得美名以去，而求以出其上，于是乎有古文尚书冤词。古文之伪，已成不诤，西河辨之虽力，皆费话也，然西河冤词虽不足重，而其所以为冤词，则颇有可记者。[西河考证学得自潜邱]全谢山为西河别传，谓：「西河亡命游淮上，得交阎百诗，始闻考索经史之说。」何秋涛又为之证，谓：「西河四十以前，未见潜邱时，率以赋诗、填词、选制艺、评传奇为事。集中经解，虽卷帙繁重，实皆归田后作。自言二十余岁时已作续诗传，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见者。鸟名一卷仍归田后所成，托之早岁剩稿耳。白鹭洲主客说诗，成于愚山署中，西河经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潜邱说，时方与潜邱订交也。则谓西河考证之学，得自潜邱，良信。又潜邱初成疏证寄西河时，西河贻书祇争书中朱陆之辨，而不及古文真伪，是其时于壁经源流，尚未细考，迨李刚主以尚书非伪之说进，而冤词始作。始末详其再与潜邱书中。[西河初见阎疏证时之态度]可见西河固心折于潜邱，而必欲强与争胜，此其所以为西河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九谓：「毛氏古文尚书冤词，其意不过好与朱子为难。若朱子无疑伪古文之说，则必于当时诸家，有水乳之契矣。」此亦一说。秋涛之说如此。余又考潜邱癸酉游西泠，西河介姚立方与相见，则其时西河于古文之伪未持异议可知。[西河着冤词之动机]及后四年丁丑，恕谷始来杭，见西河、立方，又与桐乡钱晓城辨，屡以古文非伪之意告西河。又二年己卯，恕谷过淮上，见潜邱，乃云「毛先生有新着」，则西河成冤词在戊寅、己卯间也。西河与黄梨洲论伪尚书书：「近保定李恕谷来，与桐之钱生晓城辨古文尚书真伪，并来取信。仆向虽蓄疑，然全不考及，今略按之」云云，则秋涛之言定信矣。而潜邱见西河冤词，乃曰：「伪古文尚书甚难而实是，不伪古文尚书甚易而实非，人将从易而非者乎？抑将从难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与毛氏辨，而但付之闵默尔。」又曰：何休好公羊学，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康成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谓此自是学海远逊经神，故云尔。若在今日，岂其然？札记　　张穆潜邱年谱所举谢山谓「西河得交阎征君，始闻考索经史之说」，即此引何邵公语亦可微会。今亦不事琐琐为两人争上下，要之当时考证家于自己德性多有未修，西河恃才而肆，病乃益彰；而潜邱生平，轻诋时贤，独置毛氏冤词于闵默，亦无怪杭氏以才怯致讥也。　　[两家辨古文尚书之另一公案]而余谓潜邱、西河两人辨尚书真伪一案，其间犹有可说，而为谢山、堇浦、愿船、石州诸人所未及者。余读西河冤词，其间历引朱熹、吴澄、郝敬、梅鷟诸人之说以为辨。又有称「甲曰」、「或曰」者。「甲曰」即指桐乡钱晓城，本与李恕谷辨尚书古文真伪，恕谷著书一卷示西河，西河为恕谷所误，乃继起与潜邱辨，而恕谷与晓城所辨亦采录西河冤词中，故称「蠡吾李塨有与桐乡钱甲辨词，并载于此」也。「甲曰」既得其人，「或曰」亦可推，盖均以并世，故讳其名，而「或曰」实即潜邱也。[寃词中或曰乃阎说之证]姑举一例证之：如冤词卷四引梅鷟曰：「大禹谟，伪书也。左氏庄八年引夏书『皋陶迈种德』乃书词，『德乃降』三字乃庄公自言，今乃连袭其文，以鲁庄语为书词，此非伪乎？」或曰：「左传『降』音『杭』，与古文音『绛』迥然不同。」此条见阎氏疏证卷一第九，潜邱盖本之梅鷟，而「『降』音『杭』」则潜邱自为说也。然潜邱此条并不明引梅氏，阎书议论与梅氏同者极多，而多不明引。张穆年谱：「顺治十八年辛丑，潜邱年二十六，从兄泂成进士，改旌德县知县。」疏证卷一：「余着此未匝月，而从弟从旌德归，授余以县志。有县人梅鹗百一者，正德丁丑进士，未仕卒，选述颇伙，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与余向辨君陈事相类。」卷二又云：「弟自旌德归，授余以县志。」疑潜邱当早见梅书也。西河则夺其分别左传引书及庄公语归之梅，而别出「音杭」一义着之「或曰」，亦隐以攻潜邱。即此推之，知冤词中「或曰」即对潜邱发。故西河冤词八卷，本为与潜邱兴难，而顾无一语明及潜邱也。今以冤词中「或曰」诸条，校之潜邱疏证，明其的是一说。而复有冤词「或曰」云云，今疏证中不见说者，余疑此由西河据所见疏证而驳，及潜邱见冤诃，见其说有据，乃还灭己说，今疏证八卷有缺文并缺其条目，而犹留其条数者，殆即是也。[今本疏证有阎氏见寃词后改定处]于是去瑕汰弱，更为不可胜，潜邱之智亦狡矣！故西河之驳阎说，没其名字而称「或曰」固是轻薄，而潜邱亦没其所攻驳，遂欲使我书无不是，毛说无足取，亦非从善服义之公心也。[两家著书之不德]今考西河冤词卷四有云：[检举实例]或曰：序云：「承诏作传，传毕，会国有巫蛊事，不复以闻。」此则伪也。何也？以安国未尝遭巫蛊事也。按：汉武帝纪征和元年巫蛊起，而史记一书则终之太初之年，其自序有云：「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是也；乃史记世家已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则在太初年已无安国其人矣；乃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中间越天汉、太始三号，而后巫蛊起，而谓安国遭巫蛊事，信乎？[此一节乃西河着冤词前所见疏证原文]　　此处所引「或曰」，盖亦潜邱说。西河之辨，谓安国遭巫蛊事，非大序私言，汉艺文志、儒林传、荀悦汉纪、刘韵移太常博士、隋书经籍志皆然，史记亦不终太初，其记天汉、太始事，历历可指，即征和巫蛊事亦在在有之。又引：或曰：此褚先生所增文也。吴中陈仁锡刻史记，凡列传遇巫蛊事，皆注曰褚先生所续。若年表至太初以后，则直删之，而未之闻也。[此亦然]　　西河之冤词则曰：[此一节乃西河据其所见疏证而加驳难]此则焚书矣。夫欲攻古文而间辟孔序，已属波及；而乃辟孔序不已，竟致改史记以实己说，则凡书俱危矣。夫褚先生……所增补……大抵史公自序中有其目而无其书，如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诸传……并无增续一二句者。且诸列传中，其及巫蛊事，皆连翩之文，前后一片，未能割方幅而缀当中也……又况史记全书多征和事，虽无巫蛊字，而其事实在巫蛊之后。……自序不又曰「于是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一乎？……而实则史记之作在天汉后。自序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始喟然」云云，而班氏作司马迁传复改七年为十年……则当在征和之前，太始之后……夫谓史记为讫于太初者，自序也；谓史记为终于麟止者，亦自序也，谓太初之后又七年而遭患难，始发愤作史记者，亦自序也。……史记不必终太初，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征和之后……盖从来毁尚书者，自朱、吴以后，历元迄明，皆信口聒聒，惟此为读书人所言，而一举不胜，即思易他文以实己说，则又无赖强暴所不为矣。故此一节，虽只攻书序，而实刻于攻古文者之用心，好学者当慎思之。　　西河此条，谓「惟此为读书人所言」者，「读书人」即指潜邱也。潜邱以读书人自诩，谓：「发未燥即爱从海内读书者游，自牧斋、亭林、梨洲卒，而海内读书种子尽。」潜邱目无余子，而不意触西河之怒，西河即反唇相稽，目潜邱为读书人，盖潜邱历举海内读书人不及己，故以此泄愤也。故西河与潜邱书有曰：[此据读书人一词证前引冤词一节定指阎百诗]某向不惬伪古文一说，宋人诞妄最叵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尚书疏证后，始怏怏，谓此事经读书人道过，或不应谬，遂置不理。寄潜邱古文尚书冤词书　　此明指潜邱为「读书人」之证也。史记究讫何时，至今无定论，惟考匈奴传李广利降匈奴，事在征和三年，显出史公手笔，则谓其它诸传事出太初后即系后人增补，自属勉强。然辨晚出古文真伪，此非要点。西河洋洋博辩，谓「此一节虽祇攻书序，实刻于攻古文者之用心」，此谓乘瑕蹈隙，避坚攻脆，乃兵家之诡谲，非辩难之正宗。然今考潜邱疏证，并无西河冤词「或曰」云云，而谓：[此一节乃今本疏证转驳毛氏冤词之语]司马迁亲与安国游，记其蚤卒应不误。然考之汉书又煞有可疑者。儿宽传：「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案：汤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传：「天汉后，孔安国献古文书，遭巫蛊之难未施行。」案：巫蛊难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汉制，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则为之师者，年又长于弟子。安国为博士时，年最少如贾谊，亦应二十余岁矣，以二十余岁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献书，即甫献书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谓「蚤卒」乎？疏证卷二。按：安国由博士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谏大夫初置，在元狩五年，见百官表；临淮郡，元狩六年置，见地理志；下距征和巫蛊尚二十六年。　　则正针对冤词「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征和后」一语而发，本为冤词难疏证，今转成疏证难冤词。又疏证并不主史记定不及征和事，只安国决不及征和年耳。若西河先见疏证此条，决不再送「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征和后」之难。且若疏证并不主史记凡及征和者皆伪，则西河为冤词，岂有为疏证凭空捏造一说，加以驳辩，而又亲致其人以自白其凭空捏造之无赖？西河虽甚愚不出此。故知冤词所引，乃西河所见之疏证，而今疏证所载，则潜邱见冤词后改为。其事昭昭，虽不可以确指，而实可以微辨也。[阎氏见毛书后自改疏证旧说之铁证]夫书经他人驳正，或自悟其失，灭而不存，此乃著述通例，不足为病，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谓：「日知录初本第八卷『九州岛』二则，因阎百诗驳正，今刻全本日知录不载。」又全谢山经史问答，谓：「亭林初刻日知录八卷，有『七七之奠本于易七日来复』一条，及晚年复位则芟之，盖自知其失也。」潜邱札记亦谓「汪氏琬临没，删其稿为尧峯文钞，为余所驳正者，悉刊以从我；有驳而未及闻之彼者，承讹如故。」是亭林、尧峯两人，亦皆曾得潜邱之驳正而自改其稿者。　　而余观潜邱之于疏证，则有不得以是为说者。疏证又云：余尝疑安国献书，遭巫蛊之难，计其年必高，与马迁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记「蚤卒」，则汉书之献书必非安国；信汉书献书，则史记之安国必非蚤卒。然马迁亲从安国游，记其生卒必不误。窃意天汉后，安国死已久，或其家子孙献之，非必其身，而苦无明证。越数载，读荀悦汉纪成帝纪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于「安国」下增一「家」字，足补汉书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谓「作传毕，会国有巫蛊」，出于安国口中，其伪不待辩矣。疏证卷二　　今观冤词辩安国未必不及巫蛊事，历引汉书艺文志儒林传及荀悦汉纪诸书，则其时西河所见疏证，尚未有此条也，故西河历引诸书而曰「安国不必不死征和后」。今疏证重据汉书儿宽传推断安国定死征和巫蛊前，乃即据荀悦汉纪谓古文尚书乃安国家所献，非安国亲献。此汉纪一语，明是潜邱读西河冤词后所悟，利矛坚盾，逐步鬬杀，遂得奇采。然潜邱灭其己之前说，而谓「夙疑如此，苦无明证」，又谓「越数载读汉纪」云云，全不肯认是见西河冤词后所追改，则又何也？又按：朱竹垞经义考卷七十六孔安国尚书传下按语，辨安国生卒及其家献书事，措语亦似未见今本阎氏疏证。其引「或曰」，即毛氏说；其证「安国卒征和前」论证，不如今本疏证之精，而云「安国家献」，则与阎今说同。以文长，不具录。　　夫学者舍己之短，从人之长，正是美德。且潜邱自谓：「古人学以年进，晚而观书益博，然于前此所注述，有及迫改者，亦有不复改定者。」疏证卷一又自谓：「尽心郑氏之学，慕其先后异说不复改定，以见学以年进之盛。」且今疏证八卷历引同时朋好商订讨论之言伙矣，独于西河冤词不及一字。而凡西河冤词所辨，潜邱认为己说之误者，则没其前说，改造新论，不复效康成「不复改定」之美，亦不着得见西河冤词舍己而从之真，顾曰：「此余所以不与毛氏辨，而但付之闵默尔。」则潜邱之所以不与毛氏辨而卒于闵默者，实其为辨之术益精益巧，而西河于是乎乃真得其冤矣！何秋涛有言：「西河固心折于潜邱，而必欲强与争胜，此其所以为西河。」又曰：「西河之于阎、姚立方固所心折，而必攻之者，则其强项之习，务与人争名耳。均见张穆阎潜邱年谱卷三今比观疏证、冤词两书，两人之所以辨尚书古文真伪者，知潜邱亦未尝无所心折于西河，而顾深隐严讳，而曰「付之闵默」，此其争名好胜之心，亦何以异？而堇浦仅以才怯讥之，亦正为潜邱所笑矣。故自此后汉学家考据言之，则尚书古文真伪，潜邱是而西河非，已成定论；自宋、明以来理学家所谓心性义理言之，则两人之著书相往复，皆有可讥，均不得为学士之雅度也。[考据家之不德]余之辨此，亦非好为掎摭，多毁前贤，良以此后汉学家一意考订，而于心性义理，容多忽略，类此之事，数见不尠，学者之不德，其事影响于学术，即逮近世，时贤蹈其病者，亦复时有；故特发之于阎、毛两氏之为汉学开山者，非敢以薄前贤，乃所以勉今贤也。　　[姚立方]与潜邱同时辨尚书古文之伪者，有姚立方。疏证卷八称：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经义考作钱塘姚善夫闭户著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按：廖偁见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与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　　惜其书已不传，惟疏证所引，可覩片爪而已。[姚氏著述]姚着九经通论，今惟诗经通论有刻本；又小戴礼散见杭大宗续礼记集说中；仪礼、春秋有传钞本。春秋已残，余均在顾颉刚处见之。又着庸言录，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今惟伪书考传世，庸言录亦不可见。钱林文献征存录称其「谓周、程、张、朱皆出于禅，其说本于颜元」。考立方与恕谷相见，在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立方年五十一，时已著书经及仪礼，就质于恕谷；仪礼通论自序在康熙三十八年，则见恕谷时尚未成书。其与潜邱相见，尚在前四年，立方年四十七，而潜邱见其辨伪古文者亦已有书十卷。武林道古录称其：少折节读书，泛滥百氏，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余婚嫁毕而注五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　　谓自五十后始注九经，未为得实也。立方卒年无考，据道古录，知其当踰六十四岁。春秋通论序在康熙四十六年，姚年六十一至庸言录所论「周、程、张、朱皆出于禅」，其议论是否出之颜、李，亦不可知。[姚与颜李]时浙人如陈干初、潘用微、毛西河皆排击朱子，立方辨伪，深以未见陈干初辨大学为憾，则其风声相摩，意气相通，固当在彼不在此。浙东王学流变，自有此一派，虽梨洲岩岩，晚岁亦不免折而同归，其议论颇有与北方颜、李相会通者。故余论颜、李，谓其近王，而征存录所谓「立方庸言本之习斋」者，转或不必然也。　　同时桐乡钱晓城，着壁书辨伪、中庸辨、孟子疑义诸书，已见颜、李两传。[冯山公]又钱塘冯景，字山公，为淮南子洪保二卷，攻伪古文，而与潜邱议论相异，又驳潜邱四书释地十事，时谓几于潜邱之驳亭林日知录也潜邱颇致讥诮。谓：可惜所凭据在逸周书、穆天子传，又可惜在家语、孔丛子、伪本竹书纪年，尤可惜则在鲁诗世学、世本、毛诗古义耳。真谬种流传，不可救药，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札记卷五与刘超宗书　　又云：洪保主人亦云信古文非真，所论断者他语耳，正恐信亦不透。同上　　今洪保收解舂集八、九两卷，其文亦为章实斋所讥，[淮南洪保辨]谓：「其中无所得，而全务矜张夸诩，类于趋风好名者之所为。」章氏遗书，淮南子洪保辨是山公助阎，与西河驳阎，事异意近。又杭世骏为冯景传，称：「毛着古文尚书冤词，景益所未备者五事。」今西河集有复冯山公论太极图说古文尚书冤词书一首，有云：「至若古文尚书之冤，凡能救正，即是圣人之徒，况直穷隋志，抉致误之由，尤得要领。」是山公见西河冤词，似为所动，潜邱所谓「信亦不透」，非无征也。　　[程绵庄]潜邱稍后有程廷祚绵庄，本歙人，迁江宁。少时见西河古文冤词，作冤冤词攻之，既删定其稿为晚书订疑，又推拓之，别成尚书通议二十卷。其书未见绵庄闻颜、李学于恽鹤生，康熙庚子，恕谷南游，绵庄屡过问学。康熙五十九年，绵庄年三十读颜氏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出于儒之中。」推习斋为五百年间一人。谓「其势难于孟子，而功倍于孟子」，尊信之如此。又说论语「克己复礼」一节谓：恕谷云：「圣门惟重学礼，宋儒惟重去私。学礼则明德、新民俱有实功，故曰「天下归仁」，去私则所谓至明至健者，只在与私欲相争，故履中蹈和之实事，绝无一言及之，去圣经之本指远矣。」蒙按：去私欲即孟子寡欲之说，不可谓非圣贤所重，然以为克己正解则不可。且天下之为仁礼害者，又岂惟私欲哉？凡性质之过刚过柔，与智识之浮游昏塞者，均足为害，而目曰非礼，则举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尽也。　　又云：「天理」二字，始见于乐记，犹前圣之言天道也。若大传之言理，皆主形见于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与「穷理」，与「理于义」，皆文理、条理之谓，无指道之蕴奥以为理者。宋人以理学自命，故取乐记天理、人欲之说以为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礼与非礼以告颜子，乃唐、虞以来教学之成法，实有所事，而与言浑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应混以乐记之说。岂诸君子于夫子言礼而不言理之故犹不能无疑也与？论语说　　此两条措辞虽简，含义则富。谓理只作条理解，此后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自矜创获，而颜、李、毛诸人及绵庄皆已言之。谓「害仁礼者岂惟私欲」，其语尤精。惟性质之过刚、过柔与智识之浮游昏塞者皆足为害，故去私欲虽亦当重，而其事决不止于去私欲。后戴氏以去私、解蔽两者为说，亦与绵庄说近。至以「礼」代「理」，尤为戴氏以后传学者所乐道，如凌廷堪、焦循、阮元其着也。惟绵庄在当时，能推服颜、李，而陷于尊信古文尚书，既通考证家法，又能识宋儒长处，青溪集卷三汉宋儒者异同论、卷九与刘学稼书、卷十上雷翠庭督学论宋儒书两首，皆能为汉、宋持平，而议论得其大体，并无颜、李矫枉之论，亦不入惠、戴门户之习。则尤为通识可贵也。再上雷公论宋儒书有云：「经学之弊，在于专门，欲以一师之言箝天下之口，何异于指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此意尤足为嘉、道以下公羊今文学者作针砭矣。　　与绵庄同时稍前，辨古文尚书之伪者有惠栋定宇，着古文尚书考。自称先已为辨，在甲寅以来，雍正十二年嗣见阎氏书，乃在癸亥，乾隆八年时阎书尚未刻。程绵庄始见疏证在丙子，亦已先成订疑四年矣，因别为尚书古文疏证辨，志其异见。文在青溪集卷四是皆所谓不谋而合者。自此尚书古文之伪，几于定论，盖非一人之力所能强，而一人之智亦不足以尽其蕴。故先乎潜邱者远自南宋，而继起者亦往往所获超潜邱上，今则推辨古文尚书之伪者必先潜邱，身后之名各有其遇，而西河之强争急辩无与焉。然潜邱以辨古文尚书益推朱子，西河以攻朱子因护古文，其后戴学大盛，西河遂重以攻朱见推，阮、焦两人，于西河集鼓吹颇力，西河亦终得其身后之名。以两人之才辨，各务于好胜喜誉，盖亦均可以无憾也。　　[胡朏明]与潜邱同时交好最密，以考证称者有德清胡渭朏明，别字东樵。生明崇祯六年，卒清康熙五十三年，年八十二与潜邱及常熟黄仪子鸿、无钖顾祖禹景范生明崇祯四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年六十二同客徐干学家，协修一统志。潜邱为四书释地，东樵有禹贡锥指，子鸿为水经注作图，于舆地之学皆有述作。[顾景范]而宛溪顾景范别号方舆纪要百二十卷尤杰出。其书据正史考订地理，于山川形势险要，古今用兵战守攻取、成败得失之迹，皆有折衷。宁都魏冰叔推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以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抄并称。然论者犹颇嫌李书之不得相鼎足焉。东樵又有易图明辨，论者谓出梨洲兄弟及西河诸人上。其洪范正论，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一扫廓除」。提要语而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又后之盛尊汉儒者所未知也。禹贡锥指亦列宋、元、明诸家说，当时汉、宋疆界未判划。胡氏又有大学翼真。鲁曾燠序正论，谓：「古经之厄，莫甚于大学、洪范。改古本大学，极于宋而衍于元；改古本洪范，极于元而胚胎于宋，皆经之阳九、百六也。先生所著翼真、正论，综核异同，皆因其当因，革其当革。」翼真颇宗朱子，时风尚已崇考订，而尚未显分汉、宋，胡氏亦其间一过渡之人物也。　　然诸人读书虽博，考古虽勤，要皆受豢于贵宠，一志于文字。朝廷之鸿博，与夫卿相之馆职，皆足以羁縻而牢笼之，其意气远非梨洲、亭林、船山、习斋之比矣！朏明虽未膺鸿博之选，而晚年以禹贡锥指进呈御览，得殊宠，尤为一时艳称。详胡会恩锥指纪恩。又戴褐夫禹贡锥指序『文集卷四』：「车驾南巡苻，临幸浙西，胡君匍伏道左，恭进是书，并献颂一篇。天子览之称善，赐膳，赐御书诗扇，赐御书匾额。一时士人喷啧叹羡以为荣。夫以布衣之上，幽隐伏匿之儒，耆艾之老，山泽之癯，皆得以其所业上达天子，褒宠并加，恩赐备至。仰见我皇上右文之至意，砺世磨钝，鼓舞激劝，真有超出前古者。天下之士，其孰不奋袂而起，思其出奇，以求得当？行见博学好古之士，立言之家，接踵而出，润色太平，不独胡君一人之荣遇而已。」此文乃褐夫代当时朝士作，真能道出一时学人心理及将来学术变化趋势也。惟宛溪最深心，三藩起事，宛溪弃家南游，欲藉手耿氏，不得志而归。宛溪南游事，详国风半月刊四卷十期胶山黄氏宗谱选录其撰方舆纪要，备载山川阨塞，详论南北兵事强弱形势，盖以待时变。所为自序，于宗国之痛，尤流露不自禁。寄食书局以成其业，而确然不仕，犹守志节。徐狷石最善之，曾有事欲就商，会宛溪在徐干学馆中，狷石徘徊门外不入，适宛溪从者出，因以告，乃得见。干学闻之，亟遣人出迎，则狷石已解维疾去矣。全谢山题徐狷石传后。姚椿通艺阁文集卷五顾处士祖禹传，略谓：「徐干学修一统志，开局包山，知祖禹精地理学，固延之，三聘乃往。书成，将列其名上之，祖禹不可，至于投死阶石，始已。」宛溪客徐家久矣，不俟洞庭设局时。姚说固误，要亦知宛溪之节概矣。[顾景范与徐狷石]故自狷石一转而为宛溪，自宛溪再转而为朏明、子鸿，自朏明、子鸿又转而为潜邱、西河，出处之间，逐步推移，如走峻坂，陵夷及于平地而止。当身者不自知，而地维既绝，天轴亦折，无论潜邱以读书人自负，西河以读书人相轻，要之同为读书人，别成一种风气。学者心术之变，而学术人才全非故昔，亦余所谓可悲而可畏之一例也，故以并着于篇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七章　李穆堂　附：万孺庐　王白田　朱止泉　全谢山　蔡元凤传略　　李绂，字巨来，学者称穆堂先生。生康熙十二年，卒乾隆十五年，1673－1750年七十八。籍江西临川。少贫甚，读书五行并下，落笔数千言，而无以为生。尝自其家徒步负襥被之徽，又之吴，吴人或异其才，而未能振也。以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入翰林，益励于学。自言：「小时看书，日可二十本，字版细密者，犹不下十本；今来馆务分心，余力无几，或一二本而止。七阅月中，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及李白、子美、义山、飞卿、子瞻、放翁诗各二遍；尔雅、孝经、仪礼、论、孟诸注疏，史记、前后汉、隋唐书、五代史各一遍；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诸书及宋、辽、金、元史不及一遍。」其强力如此。先生既博窥，于朝章国故，抵掌而谈，如决溃堤。不学之徒，望风不敢前席。先生又未尝肯少接以温言，举朝皆畏惮。然爱才如不及，以识一贤、拔一士，为生平大欲所存，形迹嫌疑，坦然不计。辛丑会试充副考官，用唐人通榜法，知名士网罗殆尽。榜发，下第举子拥邸舍喧闹，被论罢官，发永定河效力。雍正元年，召复职。时隆科多、年羹尧贵显用事，先生抗礼不屈，竟以言河南总督田文镜被谮。初，雍正二年，先生署广西巡抚，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广抚追劾先生措置不善，诏使前往捕贼自赎。事既解，仍以排挤下狱，当死，并籍其家，取及夫人之簪钏，视之皆铜器也。狱成，世益为先生危，先生处之泰然，在囚中日读书，昼饱啖，夜熟眠，同囚甘抚胡期恒，叹为铁汉。时内外诸臣方以全力罗织，必置之死。曾两决囚，先生缚至西市，刑部郎杨某，欲试之，于押赴市曹时，故问经史疑义，先生应答流利如平常。杨退语人曰：「李公真铁胎人也。」特旨免死，在八旗志书馆效力行走。先生敝车羸马，即日赴馆，闭门葺平生所著书，如是者八年。及乾隆即位，召见，即日授户部侍郎。会举博学鸿词，先生已荐六人，束于例，乃揭所知广托九卿。吴江王藻无举主，浼门下士孙国玺荐之，孙有难色，先生大怒责，孙跪谢允荐乃已。语闻，坐左迁。然先生虽屡黜，意气如故不少衰。尝曰：「内省不疚，生死不足动吾心，何况祸福？祸福不足动，何况得失？以此处境不难矣。」又言得力在二语：处境则居易以俟命，处事则行法以俟命也。会以丁忧归，嗣得大病，乃致仕。先生故刚大，生平学道，以陆子为宗。及卒，全谢山为碑铭曰：「世方以闭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庙堂意旨，随声附和，是为不传之秘，则公之道，宜其所往辄穷也。」所著书有穆堂类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陆子学谱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论八卷、阳明学录若干卷。章炳麟书李巨来事，『文见华国月刊一卷十期』谓：「穆堂获谴，由雍正四年督直，胤禛欲其希旨杀塞思黑，穆堂不肯。胤禛既杀塞思黑，欲杀穆堂灭口，又恐临刑宣泄，故不得不赦。弹击田文镜事，特借以发端，谢山以事关皇室，故碑文不能正其辞。」并谓：「处胡虏之朝而果于用世，遇贼害之主而不能先几引避，使周、程、陆、杨处之必不然。」事虽隐昧，章氏历引东华录说之，恐或然也。清初之朱陆异同论　　[朱陆异同论之来历]「朱陆异同」之论，远起明世。休宁赵汸子常对策，谓：「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去短集长之言，岂鹅湖之论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是为「朱陆早异晚同」说之始倡。其后河间程敏政篁墩着道一编，分朱陆异同为三节，纂钞朱陆二家往还书，各为之论断，见其始异而终同。自是遂有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专取朱子论学书牍与象山合者三十余通为说。同时罗钦顺整庵即遗书辨难，谓：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后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　　后东莞陈建清澜着学蔀通辨十二卷，乃大诋「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其书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辩诋甚峻。而书初不显，东林顾宪成颇加称说，乃为人知。明儒学案无陈建[清初尊朱排陆诸家][孙承泽]及清初宛平孙承泽北海着考正晚年定论二卷，持论益偏。书始宋孝宗淳熙甲午，朱子时年四十五，其后乃始与陆氏兄弟相会，依次编其文集、语类诸书，谓「实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又深毁阳明，谓其「惟事智术笼罩，乃吾道之莽、懿」。据四库提要门户之见，持之者过甚，亦足征其立身居心之大概矣。四库提要云：「承泽初附东林，继降闯贼，终乃入于国朝，自知为当代所轻，故末年讲学，惟假借朱子以为重。」[魏裔介]同时有柏乡魏裔介石生，论学与孙承泽相沆瀣，编周程张朱正脉，自序谓「周海门所辑程门微旨，王阳明所辑朱子晚年定论，未足发蒙启迷，于微旨取十之五，于阳明所辑则尽删之，而取北海考正定论。其它尚有圣学知统录、论性书、希贤录诸书」。夷考生平，于崇祯壬午中举，越四年，清顺治三年成进士。言其出处，宜与孙氏同属贰臣，而裔介仕清尤忠荩，画进取滇、黔之策，竟如所规以覆明。又建言「宜择大将领满洲兵驻防滇、黔、川、楚间形势以销奸萌」，议虽不行，然裔介为满洲谋宰割汉人，其因事纳忠，固可嘉矣。故裔介仕宦极得意，蒙恩眷。卒康熙丙寅，二十五年年七十一。[熊赐履]稍次有孝感熊赐履青岳，得意略后于裔介，而亦以讲理学为显宦名臣。着闲道录，力辟阳明尊朱子。谓朱子兼孔、颜、曾、孟之长，詈象山、姚江为异类。又谓：「学不闻道，虽功弥六合，泽及两间，止是私意。」以抑姚江之事功。又着下学堂札记，引其友萧企昭性理谱语，詈阳明为贼。自谓：「当今日而有卫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其自负如是。清圣祖读其闲道录，称为「正大精醇，斯文嫡派」。又曰：「录中崇正辟邪，极透切，有功圣道不浅。」遂亲题其签曰熊学士闲道录，置之御几，一时羡为异数。卒康熙己丑，四十八年年七十五。诸人皆以高官讲正学，为朝廷褒奖。而明末南方有黄梨洲，北方孙夏峯、李二曲，海内称三大儒，论学皆尊阳明。既为羣士慕仰，又皆不肯屈节受禄。而顾亭林、王船山之俦，激于忧国忠世之意，感愤时变，溯源搜根，深痛晚明士习，归罪王学，谓种学术亡国之大祸。尤甚如颜、李，则更引益远，蔽狱宋儒，谓朱子教人读书，乃祸国害民之尤大者。船山、习斋声光皆闇，亭林虽栖栖，名字重于京国。其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一条，以王夷甫清谈、王介甫新说、王伯安良知，三王并举，而称说罗整庵、陈清澜以及孙承泽之书，则以在野大儒，亦主正学，俨若与朝贵相桴鼓矣。沈清玉冰壶集谓：「孙退谷、陆稼书以张弧文成者集矢蕺山。承泽固蒙面贼庭者也，平湖集中有上孙退谷先生书，何啻硕儒魁德，岂喜其意见之同，忘其立身之污乎？」『据李慈铭引，详吕晚村下。』余观日知录此处殆与稼书同一见解也。[张烈]同时有大兴张烈武承，以博学鸿词纂修明史。着王学质疑，书成康熙辛酉二十年，即亭林卒前一年也谓：「弘治己未，阳明成进士，其年六月孔庙灾，九月建阳书院灾。盖阳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所不及知耳。」其书大见赏于平湖陆陇其稼书，以与陈氏学蔀通辨并举。[陆陇其]稼书为有清一代正学宗师，持尊朱黜王之见益坚。其为问学录，至称「论语固能兴起善意，而其言简略，不若小学、近思录、朱子行状」。陆王则比之杨墨。然稼书之学，实自吕晚村；晚村得之张杨园。杨园亦明遗民，与梨洲、亭林诸老相辈次，曾受业于蕺山，与陈干初交游甚密，而论学则黜王崇朱，不随声阿师友也。然杨园以苦节隐，晚村以放言败，而稼书独以俯仰得高誉，后之崇正学者，羣推稼书为醇儒，因稼书而推杨园，于晚村则不屑道焉。熊氏经义斋集谓：「以某辈而表章朱学，只足为朱子之一大厄。」「某辈」即指晚村，时晚村尚未败，熊已深诋之，则以出处大节不同，自难欣合也。其后及于乾隆之朝，一时学士大夫专向考据，守程朱义理者深不悦。而歙县程晋芳鱼门着正学论，言此极慨切，谓：昔吕留良有私憾于梨洲，注释诸书，力攻陆王学；而陆清献为一代大儒，亦过信陈清澜之说，附和吕氏。于是海内士大夫，以宗阳明为耻，而四十年来，并程朱之脉亦无有续者，此则非愚意料所及也。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学论三　　然稼书虽恳恳于崇朱黜王，而出处固循谨，先后治嘉定、灵寿为良吏，仅得位监司，一年即失职，其官不达。自稼书卒后，而朝廷乃务于奖正学焉。[李光地]先是安溪李光地晋卿以藉手耿精忠、郑锦效忠清室，得殊宠，自编修擢内阁学士，上书谓：臣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夫东汉风俗一变至道；贞观治效几于成、康，然律以纯王不能无愧。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生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维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　　时为康熙十九年庚申。翌年，张烈着王学质疑；又两年，二十二年癸亥，稼书始至京师见张氏书，补灵寿知县。及二十四年乙丑，张烈卒。年六十四三十一年壬申，陆稼书卒。年六十三而光地位望益高，宠眷益渥，遂以宰辅耆硕，为正学领袖。自称「晚年学问始进，得于圣训为多」，而康熙亦目光地为知己，君臣相孚如此。康熙五十一年，稼书卒后二十年特升朱子配享孔庙殿上，命朝臣纂朱子全书。翌年，光地又承纂周易折中；又二年康熙五十四年承纂性理精义。时明孽反侧者，既已刬薙无留，故国遗老，亦死亡俱绝，光地所谓治统与道统合一，开尧、舜、文王以下未有之盛业，重见纯王之太平者，乃竟及其身见之。光地卒于康熙五十七年，年七十七圣帝为尧、舜，光地则稷、契、皋、夔矣。然光地实小人，富贵煊赫，不足掩其丑。全谢山称其初年卖友，中年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足称三案。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札子。卖友事可参看钱林文献征存录李光地、陈梦雷两传，又清文汇卷二十五陈梦雷与某同年书，某同年即光地也。惟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有安溪蜡丸疏辨，平反其事。光地颇诋黄石斋，其从弟光墺广卿尝述其言曰：「石斋之人则经也，其书则纬也。」谢山告之曰：「君家相公之书，其貌则经者，其人则纯乎纬者也。」光墺失色而去。亦见谢山论榕村学术剳子自光地在位，众多诮之，及其既殁，诋讦尤甚。语见方苞望溪集安溪李相国逸事虽如方望溪之徒，受其私恩，为之袒护，见上引篇中然无以胜公论。[陆稼书之从祀两庑]清廷既特尊朱子正学，以见圣朝治道之隆，又求表彰本朝正学名儒相辉映，而光地非其选也。求其持身无疵颣，讲学尚醇谨，能持门户之见，而名登清之仕籍者，陆稼书实推首选，陈悔庐以梨洲弟子，出光地门下，然论学不屈，及见稼书所著书而服，亦以稼书之躬行醇也。事见全谢山鲒埼亭集卷十六陈碑于是稼书遂以雍正二年从祀两庑。光地卒后六年故清初言朱学者，顾亭林、王船山、张杨园、吕晚村诸人持于野，孙承泽、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诸人唱于上，独稼书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以俯仰而先得两庑之祀，此乃清廷操纵之得其道。[张伯行]稼书同时稍后，有仪封张伯行孝先，亦循吏着政声，刻正谊堂丛书，有功正学，亦得从祀圣庙。然刻程朱书为之流传，亦吕晚村先为之。朝廷之意，从我者乃正学，背我者即大逆，而特以朱子为之幌。是则正学之兴，未必稼书之功；其衰，亦未必稼书之罪也。[陆稼书力持门户及并时之诤难]惟稼书论学持门户甚挚，并时学者亦复多致不满。李恕谷记其一轶事云：[邵子昆]陆稼书任灵寿，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书以子昆宗陆王，遂不相合，刊张武承所著王学质疑相诟厉。及征嘎尔旦，抚院将命稼书运饷塞外，稼书不知所措，使人问计子昆。子昆答书云：「些须小事，便尔张皇！若遇宸濠大变，将何以处之？速将王学质疑付之丙丁，则仆之荒计出矣。」中庸传注问　　此固滑稽非庄论，亦以稼书平日，诋诽阳明过甚，遂来此反唇之诮也。[汤潜庵]稼书同时有睢州汤斌潜庵，从学孙夏峯，讲学能勿持门户。稼书尝上书论学，极言阳明之学不熄，朱子之学不尊，潜庵覆书谓：姚江之学……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可谓有功圣道矣。然海内学术之漓日甚，其故何欤？盖天下相尚以伪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学者固众，随声附和者实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埸，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亦皆著书镂版，肆口讥弹，曰：「吾以趋时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累牍，无一字发明学术，但抉摘其居乡居家隐微之私，以自居卫道闲邪之功……舍其学术而毁其功业，更舍其功业而讦其隐私，岂非以学术精微，未尝探讨，功业昭著，未易诋诬，而发隐微无据之私，可以自快其笔舌？……自古讲学，未有如今之专以嫚骂为能者也。陆原书见三鱼堂文集卷五，并附汤答书[当时治程朱学者之真相]　　此可见当时正学之风气矣。[钱子仁]稼书同时有嘉定钱民子仁，从稼书论学不合，曰：「公从朱子入，民从孔子入也。」尝与友人书，辨朱子论学不合大学、中庸、孟子、二程处，又言：「今之学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实而只辨朱陆，相关是务，圣学必亡。」语详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四，又江藩宋学渊源记亦稼书诤友也。稼书极推张烈王学质疑，而毛西河有折客辨学文揭其私，谓：[张烈着王学质疑之动机]往在史馆时，同官尤悔庵阄题得王文成传，总裁恶传中多讲学语，驳令删去。同官张武承遂希意极诋阳明，并进三剳，一曰孝宗非令主，二曰东林非君子，三曰阳明非道学。同馆并起而哗，总裁遽毁札。　　则张氏着质疑动机亦可见。以若是之人才，若是之心术，相与鼓噪而言正学，结帝王之欢固有余，服豪杰之气则不足，宜乎非难之蜂起也。沈清玉冰壶集谓：「南方之学者，自孝感、平湖两先生提倡，专以尊朱黜异为第一义，顾应之者多场屋科举之士，于说书评尾之外，茫然无覩也。」可知当时程、朱正学派之实际。故彭定求南畇父珑，受梁溪高氏学，定求又事汤潜庵；其曾孙彭尺木治佛说，即与东原学者也。遂有阳明释毁录之作。[王昆绳]而王源昆绳言之尤慨切。昆绳生顺治五年，卒康熙四十九年，年六十三。先雅慕诸葛武侯、王文成，有心功业，晚不得一舒意，遇李恕谷论学，乃折节颜门，稍稍变其说。而其先论当时所谓朱陆异同者，颇激宕可参证，其言曰：今天下之尊程朱，诋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伪者几人哉？行符其言者真也，言不顾行者伪也。真则言或有偏，不失为君子；伪则其言愈正，愈成其为小人。有人于此，朝乞食墦间，暮杀越人于货，而掇拾程朱绪论，狺狺焉骂阳明于五达之衢，遂自以为程朱也，则吾子许之乎？夫对君父而无惭，置其身于货利之场，死生祸福之际，而不乱其内行，质之幽独而不愧，播其文章议论于天下，而人人信其无欺，则其立说，程朱可也，陆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陆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则尊程朱即程朱之贼，尊陆王即陆王之贼，伪耳。况大言欺世，而非之不胜举，刺之不胜刺者哉？尝闻一理学者力诋阳明，而迁官稍不满其欲，流涕不止。一识者讥之曰：「不知阳明谪龙场时有此泪否？」其人惭沮无以答。又一理学者，见其师之子之妻之美，悦焉。久之，其夫死，约以为妻，未小祥而纳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贼之祸，皆阳明所酿。」呜呼！若辈之行，如此类者，岂堪多述！……故今之诋姚江者，无损于姚江毛发，则程朱之见推，实程朱万世之大阨尔！居业堂文集卷七与朱字绿书　　又曰：今之诋阳明者，行伪而品陋，识暗而言欺，天下从而和之者，趋时耳，干利耳。举世若狂，以诋姚江为风气，亦何足与深辨！同上　　又曰：后世之治天下，当首严诈伪之禁……凡为虚言以欺天下而盗名者，悉焚其书而寘之法。同上与李中孚先生书　　其言激切有如此，可见当时正学之实不足以服人也。及朝议既定，正学大显，而虚伪之风气，麻痹之人心，益有以激豪杰而起反抗者，其人则为李穆堂。穆堂之朱陆异同论　　[穆堂论学大旨]穆堂生平不以理学家自居，而好辨朱陆异同，其意亦有激而发也。穆堂论学，极重人伦实务，谓：教莫古于唐、虞……契为司徒，敬敷五教。亦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而已。……鲁论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皆五伦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养…者也。圣人继作，其教递详。教之以佃以渔，教之以耒耨，教之以懋迁交易。教之以衣裳，教之以舟楫，服牛乘马，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教之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教之以上栋下宇，教之以葬以封以树，丧期有数。教之以书契，百官治，万民察……皆五伦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虽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业虽有士、农、工、商贾之别，而总其人之类，则皆五伦之所缀属而已。是故天下无伦外之道……无道外之人……无人外之教。初稿卷十八又原教　　故曰：圣贤为学，虽不废书，实不专在于书……子路「何必读书」之对，夫子虽恶其佞，亦未有以折其非也……寻章摘句……是明道程子所呵为玩物丧志而已。别稿卷九古训考　　穆堂不喜专以读书讲论、寻章摘句为学，而谓其事由于朱子。故曰：古未有以学为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学、问、思、辨俱属知，因以穷致事物之理为格物。又以大学未详……为传以补之，于是古人为学之法乃一变。寻章摘句之弊，流为玩物丧志。龂龂口耳之间，举古人实践之学，不得而见之矣。初稿卷十八原学上　　又曰：朱子门人，平日专以读书讲论为工夫……不知圣贤之学，不如是也。初稿卷四十五书朱子语类后朱子中年，亦以读书教弟子，至于晚年，则专以求放心、敦践履为主，而深以徒倚书册为戒……惟语类有劝人读书之说，则皆门人以意为记录者耳。……善学朱子者，毋惑于门人讹误之词，而细观其晚年所著述，庶不为世俗烂时文、破讲章所误也。别稿卷九古训考　　穆堂以此斥朱子，亦即以此推象山、阳明，谓；陆子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真得圣贤为学之法者。初稿卷四十五书朱子语类后自象山陆子之教不明，士堕于章句训诂者三百余年，洎王阳明先生倡明绝学，然后士知有躬行实践之功。初稿卷二十六，文学刘先生墓志铭　　而穆堂谓躬行实践则本一心，故曰：圣人之学，内圣外王，皆不过一心。或乃分心性为二，疑心学为近禅，不知心即性，性即心也。……舍心学又乌有所谓圣学哉？……象山陆子，专以求放心教人，盖直接孟氏之传者……。世之人以训诂章句为学，失心久矣。别稿卷二十四，过浩斋先生训语序　　然穆堂之所重于心者，亦不过曰躬行心得而已。故曰：学必躬行而后心得，得于心而后推之家、国、天下，无所施而不当。而扬子所谓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与于斯。别稿卷二十四学言稿序　　至于空谈心性，则为穆堂所深戒。故曰：义理与气质为定名，心与性为虚位……学者苟有志于圣贤之学，躬行实践可已，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命与仁则罕言之。子贡亦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孟子因告子论性而误，故反复与辨耳，其教门人则止曰孝弟而已，义利而已，未尝言性。今之教人者，不敢望孔、孟，从学者不敢望子贡，实行不修，而空言心性，妄也甚矣！初稿卷十八心体无善恶说　　此其言极似亭林。然亭林极斥心学，而穆堂乃谓「舍心学又乌有所谓圣学哉」，与亭林「舍经学安所得理学」一语，正相照映。穆堂斥朱子以读书讲论为学，其论极似习斋。然穆堂固又是博闻强识，绝非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者流也。学者观于三氏立言之异同，知论学各有本末，可勿为古人争门户耳。而穆堂辨朱陆，尤每以言有依据，能抉本真自喜，颇有似于此后干嘉考证派之所为者。罗有高谓「穆堂议论偏激，好以记问胜，豪者也」，其评颇中穆堂之失。见尊闻居士集卷三答杨迈公书二。故尝谓：六、七年来细阅周、程、朱、陆、阳明六子之书，各不下十数过。初稿卷四十三答徐编修昼堂书　　[陆非顿悟]而遂以辨陆学之非顿悟，其言曰：朱子因陆子教人有发明本心之说，遂以顿悟目之，而其实非也。陆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与明朝荆门州儒学藏本、抚州家祠本，并相同，无片言增减，尝翻阅数十过，绝无「顿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举木升川至，专以循序为主……即鹅湖之诗，必曰：「涓流积至沧溟海，卷石崇成泰华岑」，此天下所共见共闻者……至于发明本心，并非顿悟。孟子论乍见孺子入井，即所以发明恻隐之心；论嘑蹴之与不受，即所以发明羞恶之心……陆子发明之义不过如此，非如朱子所谓「一旦豁然贯通，而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自圣贤之学，变而为科举之业，剽窃口耳，不复以身心体认。陆子之书未尝经目，而道听涂说，随声附和，咸曰陆氏为顿悟之禅……学者试取陆子全书读之，则知娶寡女者不可诬以挝妇翁矣。同上卷十八发明本心说　　又象山语录有「家有王癸神，日供千斛水」二语，陈建学蔀通辨谓出佛书，穆堂谓：「余尝尽阅全藏经、律、论，并无此语。」见陆子学谱卷十一「章从轩节夫」条。其后全谢山谓「二语大略当在道经，今巫祝家禳火，尝用此语。」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七答临川先生杂问。又如阳明传习录有「照心」二字，或疑为禅语，穆堂谓：「佛书余尝遍阅，并无此二字。」稿卷四十三答雷庶常阅传习录问目世之讥陆王者，率谓其近禅，谓其尚顿悟，病其游谈无根，束书不观，自穆堂言之，彼之所以斥陆王者，正坐游谈无根、束书不观之病，皆未尝细读陆王书而姑意测之如是也。雷鋐翠庭经笥堂文钞象山禅学考，谓：「世目象山为禅学，以象山教人闭目静坐不读书者，非也。象山语录多近禅，然未尝言不读书，亦罕静坐。文集中并『静坐」二字无之。与刘深甫书云：『开卷读书时整冠肃容，平心定气，训诂章句，苟能从容不迫而讽咏之，其理当自有彰彰者。』与傅圣谟云：『已知者力行以终之，未知者学、问、思、辨以求之。』此与朱子教人无以异。」今按：雷氏力主朱、陆之辨，至此等处则亦受穆堂影响也。　　[陆王流弊]然何以陆受世俗讥摘？王常穆堂则谓一由陆王之有传而失真者，如黄梨洲谓象山以「觉」为入门，慈湖以「觉」为究竟，此慈湖之失其传也。见初稿卷十八发明本心说。谢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并谓「慈湖亦不以一悟为究竟」。又跋袁正献公与舒和仲帖，『外编卷三十三』谓：「陆学流弊，乃傅子渊、包显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杨、袁不尔。」又谓：「临川先生昌明陆学，然其病则言陆学绝无流弊，如此便成矫枉阿私。」今观穆堂集亦并不主「陆学绝无流弊」之说，疑谢山自据当时相从谈论言之也。阳明良知之教，如邹文庄东廓、罗文恭念庵皆粹然无疵；而龙溪王畿首为狂论，纯任自然，心斋王艮亦多怪异，二王之学数传益甚，此二王之失其传也。见初稿卷十八致良知说下学术之传有得有失，固不可以末流一二人之失，上累其立教之师。而世俗所以好谤陆王，则由于元明以来，朝廷科举，以朱子书取士，俗士习于时文讲章，有道学之美名，有富贵之实利，而又熟于章句训诂之先入。故攻陆王者每不读陆王书，则又安从得陆王之真？穆堂于此尤慨乎言之，曰：[只有攻陆王无攻朱子]世止有摘陆王之疵者，未闻有摘朱子之疵者，非陆王之多疵，而朱子独无疵也，势也。自有明以朱注取士，应科举者，共守一家之言，为富贵利达之资，大全、讲章而外，束书不观，道听涂说，成为风俗。大学改本，虽弃孔子以从朱子而不遑恤，孰敢为陆王而议朱子哉？吴文正公澄生平信奉朱子，晚始略举尊德性、道问学为调停之说，其言本出朱子，而论者已哗然攻之矣。南宋至今六百余年，止有一阳明先生，追寻古本大学，而攻之者至今未已。初稿卷四十三答雷庶常阅传习录问目。孔尚任湖海集卷九广陵郡学会讲序『戊辰』谓：「今制举家皆知尊朱，问其所以尊者，曰：『朱子有批注也。』；皆知攻陆、王，问其所以攻者，曰：『陆王无批注也。』夫朱子岂批注之可尽，陆、王岂无批注之足累？其所谓尊与攻者，皆不过为制举言耳。」　　故穆堂于凡攻陆王者，率致非难，尝曰：陈建、吕留良辈，妄附朱子，着为谬书，诋諆陆王，至不可堪忍。引同上节　　穆堂有学蔀通辨辩，于陈氏书条析其说。见初稿卷十八心性说，其书未见其论孙承泽云：[论孙氏考正定论]孙北海承泽作考正朱子晚年定论，盖从未读陆子、阳明子之书，亦未尝细读朱子之书，徒欲钞窃世俗唾余以附于讲学者也。所载朱子之语，止取其诋諆陆子之言，其论学之合于陆子者，则概不之及。其所辨年岁亦不甚确，如鹅湖之会，谓各赋一诗见志，是全未见陆子语录者也。初稿卷四十五书孙承泽考正朱子晚年定论后。又谓：「孙承泽在明朝，官至九卿，家居京师，亲见闯贼之乱，国破君亡，偷生忍死，晚年沉酣于富贵利达之场，耄而不止，盖患得患失之鄙夫，本不足与论学。」　　[论张氏质疑]其论张烈云：王学质疑，……不惟不知王学，亦从未读朱子之书，特剽窃讲章训诂之俗说，而妄有著述，以求附于讲学之末者。初稿卷四十五书王学质疑后　　时人争朱陆公案，自穆堂言之，不徒未读陆王书，抑又未细读朱子书，特剽窃世俗讲章、科举训诂为之也。穆堂既一一斥其空疏浅陋，而自出手眼以辨朱陆之异同者，则在即就朱陆著述全部以求其真相。其著作之重要者有二：一为朱子晚年全论，一则陆子学谱也。其为全论也，曰：[朱子晚年全论]余尝尽录朱子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论学之语见于文集者，一字不遗，共得三百七十余篇，名曰朱子晚年全论，其言无不合于陆子。初稿卷四十五书孙氏考正朱子晚年定论后　　又曰：朱子与陆子之学，早年异同参半；中年异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则符节之相合也。朱子论陆子之学，陆子论朱子之学，早年疑信参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王晚年则冰炭之不相入也。陆子之学，自始至终，确守孔子义利之辨，与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于佛、老，中钻研于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犹有异同，而晚乃符节相合……早年二君子未相见，故学有异同而论有疑信；中年屡相见，故所学渐同而论亦渐合。朱子与项平甫书，欲兼取两长，陆子与朱子书，谓「康庐之集，加款于鹅湖」，此其证也。考康庐之集，朱子年五十二岁，陆子年四十三岁，自是以往，又十一年而陆子下世。此十一年中，两先生不及再见，始启争「无极」不急之辨，继附益以门人各守师说，趋一偏而甚之。其兼学于两家者，往来传述，不得先生之意而矫枉过正。如包显道有「读书讲学充塞仁义」之语，而朱子教刘敬夫考索周礼，陆子颇不然之。于是朱子指陆子为顿悟之禅宗，而陆子指朱子为支离之俗学，而实则两先生之学皆不尔也。朱子晚年定论，陆子既不及闻其说，阳明先生抄为一编，凡三十四条，中间因词语相类而误入中年之语者，特何叔京三书耳。罗整庵摘以相辨，而无知之陈建，遂肆狂诋，其实晚年所论皆然，虽百条不能尽也。……今详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论学之书，确有年月可据者，得三百五十七条，其论与陆子相合；而年月无可考者，又几十几条，附赘于后，共为一编。……论学之书，片纸不遗，名曰朱子晚年全论。曰「晚」，则论之定可知；曰「全」，则无所取舍以迁就他人之意。庶陈建之徒，无所置喙；而天下之有志于学者，恍然知两先生所学之同而识所从事，不终堕于章句口耳之末，或亦有小补乎！初稿卷三十二朱子晚年全论序　　穆堂此书，盖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扩大。[朱子不惑录]穆堂又有朱子不惑录，谓：[朱子为学四变]朱子生平之学凡四变：自言十六岁时在刘病翁所，会僧妙喜，始为禅学；十九岁应礼部试，依妙喜说作文，说动试官，得中进士；二十二岁筑室修炼，读道书，手定牧初净稿，始辛未，止乙亥。盖三十岁以前，专为二氏之学者也。至三十岁，为绍兴三十年，……师事李延平先生，屡以其所言为不是，始将禅学权时倚阁，三十三岁再往就教，于是学益纯正，一变至道；三十五岁时，延平先生卒，谨守师说犹四、五年。故自三十一以至四十，此十年中，粹然儒者，与林择之、何叔京等书可考也。四十岁以后，始弃延平之教，如与林择之书论中和，谓「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之类是也。专意著述，欲拟孔子删定纂修之业，偏重于语言训诂，此又一变也。四十六岁为鹅湖之会，陆子指其学为支离，而朱子守其说不变；又六年，五十二岁，陆子相访于南康军，讲义利之章，始有悔心，亲题讲义之末，欲守陆子所讲为入德之方；五十四岁答项平甫书，自谓持守不得力，当兼取陆子所长，渐有向里切己之意；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因力诋陆子之学；然自六十岁以后，至于终身，所以为学与所以教人者，悉依陆子尊德性、求放心之说，故虽诋陆子，而诋浙学之务末者为尤切，其详见答吕子约、郑子上诸人之书，至终身不改。此一变，则朱子之定论也。余……抄其三十一岁至四十岁恪遵延平之教者，别为一卷，名曰不惑录。初稿卷三十二朱子不惑论序。其书今不传　　[元明以来之朱学]凡朱子学说自身之转变与其晚年之定论，穆堂所以条理抉发之者如此，而后世所以误会朱学之真相者，穆堂则以为皆出元、明之陋儒，与夫科举之俗见。其言曰：自宋南渡以后，学者不务其所当务，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而鳃鳃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于章句训诂之烦，而驾其说于意见议论之末，置其身于日用彝常之外，而劳其心于名物象数之中，未尝一日躬行实践，而诩诩然自以为讲学。……盖自大学补格致传文，而孔、孟之学乃失传矣。虽然，朱子晚年，固已尽觉其悮，……而元、明陋儒，专取其中年未定之书，用以取士；明初附益之，编为大全。科举之学，因陋就简，朱子全书未尝寓目，遂以讲章训诂之学为足以师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受也。初稿卷十八原学下　　又曰：自科举取士，世俗之人，富贵利达之外，无所用心。稍有志者，沉没于明人大全所撮语录陋书，傲然讲学，自谓尊朱，不知其于圣贤之学，毫无所见，即朱子之学，亦百未知一也。穆堂别稿卷三十五复济东道陈副使书　　[夏炘评晚年全论]然穆堂所言，亦有激而然耳，未足以服真为朱学者之心。当涂夏炘尝论之云：晚年全论一书……不过为学蔀通辨报仇，无他意也……所引朱子之书凡三百五十余条，但见书中有一「心」字，有一「涵养」字，有一「静坐收敛」等字，便谓之同于陆氏，不顾上下之文理，前后之语气，自来说书者所未有也。述朱质疑卷十与詹小涧茂才论朱子晚年全论书　　[穆堂对朱子言行之掎摭]且穆堂不徒于朱陆异同恳恳力辨，又于朱子言行，多所掎摭。今集中如书东见录后，讥朱子为焕章阁待制，赵汝愚谪永州，朝权悉归韩侂冑，朱子草书万言，为赵明冤，筮之，遇遁之同人，朱子退焚谏稿，自号「遁翁」。『按：焦里堂易余钥录卷九辨无其事。而吕伯恭弟祖俭、象山门人杨简，皆以讼汝愚罢诎。朱子平生，痛诋江西、浙江之学，此事反逡巡，贻书祖俭，深表愧叹。又书灵宝毕法后，言朱子少筑炼室，老注参同，自称「空同道士」，题篔筜壁诗，以「金丹岁晚，此志不就」为叹恨。灵宝毕法乃世俗方士陋书，而序文首引朱子诗「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谓「晦翁紫阳朱先生必不我欺」。因讥「朱子平时诋韩子为文人，试取谢自然诗较之，识量何其相远！」又书赝作昌黎与大颠三书后，讥朱子作考异，附会世俗伪譔欧公题跋，反疑子瞻未见欧阳跋语，曲为缘饰。又书真西山文集后三则，谓朱子讥陆子为禅，而自于佛学极推崇，乃至称「佛为大事因缘出世，圣人继天立极意亦如此」。捐馆之前，以香茶奠黄蘗僧，称「为悟公故人，固宜西山等于释氏欢喜赞叹」。又跋朱子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以朱子为濂溪事状，削去蒲氏所为墓碣载濂溪称颂新政语。而如邵氏闻见录所记「荆公居锺山，恍惚见其子雱枷扭」云云，生死轮回之说，至妄陋，而名臣言行录备载之，不免好恶之偏，为世俗转移。』以上均见初稿卷四十五。则其事已出乎异同之外，所谓「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矣。穆堂又为王荆公辨诬，为吴草庐持平。『初稿卷二十四吴文正公从祠记』要之，豪气侠情，一入门户，未能超然。[陆子学谱]穆堂于朱学议论，具如上述。其治陆学，则备见于陆子学谱，谓：昔朱文公与吕成公作近思录，记濂、洛诸先生之言者也；文公又独为伊雒渊源录，记诸先生之行者也，言与行分而为二，视论、孟所记若有间矣……陆子学谱，盖兼用近思、渊源二录之体。……俾有志于希圣者，门径可循，归宿有所，不沉溺于利欲，不泛滥于章句，不参错于佛、老，庶几斯道有绝而复新之日。初稿卷三十二陆子学谱序　　[陆子年谱]又为陆子年谱，谓：明陈建等道听涂说，剿袭旧闻，诋陆子为禅学，实未究观二家之书。不知朱子晚年之教，尽合于陆子。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显道、傅子渊等，过为高论，而未及尽见陆子所以为学与所以教人之说。故其所疑为禅者，皆悬空立论，未尝实有所指。其实指而出之者，惟轮对五札与答胡季随一书耳。季随书之驳，出于语类，门人所记，容有讹舛；而五剳之讥，则屡见于笔札，所宜备载，俾天下后世得公听而并观，且亦陆子经国之大猷，不可略也。初稿卷三十二陆子年谱序　　[穆堂讲学路径]盖就其遗教全体，合之于行事之实，以考其学说之真意，而若有以想见乎其人。此已与世之徒守科举俗学，哓哓浮辨，而目不覩朱陆全书者不同；亦与牢守道学字头，专以训诂家法，争心性、理气之辨者有异。其路径之直捷，意趣之真切，诚可谓得陆学之真传也。穆堂自言：「早岁为学，略去疏节，止守大纲，全用力于经济文章。……二十四岁复思向上。」初稿卷四十三答徐编修昼堂书其治学路径如此，故得有体有用，不与专治训诂讲诵者同科。又尝谓：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自程子有「尧舜事业浮云太虚」之语，世儒借口，辄欲以空言傲实绩……内圣外王之学，一变而为迂疏无用，至令天下以儒相訾謷，皆此等谬说启之也。……自汉以来，惟诸葛武侯始着儒者之效，唐韩子、宋欧阳子用之不尽，濂溪、明道十未用一，象山亦然；其余则虽欲用之，未必有用。直至有明王文成公出，始大着儒者之效……而世俗无知小人谬附讲学者，辄以空言诋之，不知此辈何所用于天地间也！人极之不立，岂可徒咎溺于嗜欲之人也哉！初稿卷四十五书程山遗书后　　又曰：自阳明先生倡道东南，天下之士靡然从之，名臣修士不可胜计。其道听涂说，起而议之者，率皆诵习烂时文、旧讲章，以求富贵利达之鄙夫耳。间有一二修谨之士，阉然媚世，而自托于道学者，稍相辨论，不知其未尝躬行，自无心得，不足以与于斯事，而考见其是非之所在也。当时首与阳明辨者为罗整庵，然……当时亲炙如邹文庄东廓，私淑如罗文恭念庵，皆粹然无疵，一出于正……若徐文贞、存斋，聂双江弟子李襄敏、见罗父遂魏庄靖、时亮，字工甫郭青螺子章，字相奎诸公之勋业，陈明水、江右王门舒文节、国裳，江右王门刘晴川、江右王门赵忠毅、南星，字梦白周恭节、用，字行之邹忠介南皋，欧阳南野弟子诸公之风节，邓文洁、定宇，王龙溪弟子张阳和、王龙溪弟子杨复所、罗近溪弟子邓潜谷、东廓弟子万思默念庵弟子诸先生之清修，其因致良知之说，躬行心得，发名而成业者，未易更仆数，岂不犹贤于整庵辈训诂章句，阉然媚世而一无所建立者乎！初稿卷十八致良知说下　　又曰：平心论之，整庵与阳明，同在武宗之时，天下多故，身为大臣，离事自全而已。能抗刘瑾乎？能诛宸濠乎？能靖粤西之乱乎？此实学与虚说之辨。初稿卷十八心性说　　又曰：阳明先生勋业塞穹壤，名声贯古今，世岂知有所谓大兴张者？人虽自绝，何伤日月？初稿卷四十五书王学质疑后　　[躬行与功业]盖陆王之学，既以躬行实践为主，而躬行实践，必归鹄于功业济世，乃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足以证其践行之圆满而庶几于无憾。此与从事章句训诂，即于文字讲论争是非者绝不同。故穆堂盛推阳明，以其功业之发见，征学说之虚实，此正陆王言本心、言良知最精最高之诣，决非陷溺功利，偏心杂霸，空为此畔援之势论也。[穆堂与颜李]余尝谓颜、李讲学，深斥程朱，谓书生纸笔讲诵之无益于天地，而力唱「六艺、六德、六行」之说，以实用为本，其意趣路径实近陆王，以穆堂证之，可益信矣。惟颜、李尚有习恭存心之学，而穆堂无之，是颜、李犹守旧规，而穆堂已入新趋也。厥后章实斋论学颇采穆堂，故亦与颜、李近，而自谓推本于阳明。此为清学一伏流，要之与尚训诂考订书本之学判然不同，而清初程、朱正学，转与干嘉吴、皖攻朱者同为以读书训说为学也。然躬行实践，固以功业济世为归，而不必展功业济世之效，则时命限之，虽穷而在下，不得尽其意，而无害乎性分之全量。此又非陷溺于功利、偏心于杂霸者之所与知；而内省不疚，实为真血脉所关，又非章句训诂之所能争也。相传：有中州一巨公，自负能昌明朱子之学。一日谓公穆堂曰：「陆氏之学，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公曰：「君方总督仓场而进羡余，不知于心安否？是在陆门，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全祖望阁学临川李公绂神道碑铭　　此即发明本心致良知之实例，穆堂所谓陆王之躬行实践，所由与章句训诂讲诵虚说者不同也。故穆堂又言之，曰：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实行不修，于阳明子无能为役，而高言心性者也。初稿卷十八心体无善恶说　　[穆堂论学之背景及动机]此真穆堂论学真背景，亦穆堂论学真动机矣。故扩之为功业，约之为践履，穆堂之所谓躬行实践，所以修之己而责之人者，惟问实事，不争虚辨。此固陆王讲学精神之一端，而穆堂则特以为当时之箴砭也。故穆堂所以评骘朱陆之异同者，其事是非当别论；而穆堂为人之俊伟，以博闻强记之学为陆王本心良知作发明，以考史论世为心性义理作裁判，学术、经济、文章冶于一炉，其在当时，虽意有所激，语有所偏，然磊落俊伟，光明简切，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媿矣。　　[穆堂学说与时代之冲突]虽然，当穆堂世而言践履功业，谈何容易！[谢石霖]先是，雍正四年，谢济世石霖以翰林改御史，露章面奏河南巡抚田文镜不法状，雍正掷还其疏，石霖伏地不肯起，争益力。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讯之，并加刑，问：「指使何人？」曰：「孔孟。」问：「何故？」曰：「读孔孟书，自当忠谏；见奸勿击，非忠也。」奏上，议大辟。得旨免死，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边臣希旨搜其书，得古本大学注，劾以毁谤程朱，廷议坐讽刺朝政，复下狱。将刑，缚至市曹，诸受学者皆哭送，且受祭邸舍中。已而宣旨得赦，归舍，炷香末烬，酒尚温也。在戍九年，及乾隆朝始召复原官。而穆堂亦以论奏田文镜坐朋党获罪，谕旨煌煌，屡受显斥，钩党排陷，钻营行私，穆堂固不免为圣朝负恩一小人。以雍正四年诏使只身往广西，捕前署巡抚时安插罪苗后在逃者，不得携广中一吏卒，并降旨「若不能拏获，即将李绂在广西正法」。穆堂至，叛苗束身自归，曰：「吾不可以负李公。」事幸解。旨令「李绂在广西无可办理，着令来京，现在应行质问案件甚多」。[穆堂二十一大罪]遂下刑部听讯，廷臣议穆堂大罪二十一款，律应斩决，两缚往西市，手反接，刀置颈，问：「此时知田文镜好否？」曰：「臣愚虽死，不知田文镜好处。」卒以天子圣明，宣旨赦还，仍置请室。[学问尚好免死]嗣奉特旨：「李绂学问尚好，着免死。」时在雍正五年越年，雍正七年冬或追供前穆堂参田文镜事，又大集廷臣召穆堂，亲诘责，色甚厉。穆堂不吐乞怜语，惟言「臣罪当诛，乞即正法，以为人臣不忠者戒」。廷臣遵旨讯，请交刑部治罪，又以天子圣明得宽免。然则穆堂之在圣朝，得保首领已万幸，尚何高言践履功业！谢山深悲之，曰：「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浩然之气亦未尝少减；然而霜雪侵寻，日以剥落，菁华亦渐耗。」[血肉之躯]又曰：「公有万夫之禀，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岂知血肉之躯，终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尽。」嗟乎！是可谓深识穆堂之志气遭遇者矣。汤潜庵、全谢山遭遇皆至酷如是而言义理、经济，几何其不折入于训诂考据之业者！[清学自义理折入于考据之所以然]圣天子在上，惟有尊圣旨，守圣法，努力报称，尚何纷纷辨朱陆异同为！附：万孺庐　　[万孺庐]穆堂着陆子学谱，有共相考证上下其议论者一人，曰万宇光，号孺庐，江西南昌人，学谱附录所称「本朝翰林院编修万子承苍」者也。李集有墓志，谢山集有墓碑铭。其答顺德陈守论陆子文集书，议论与穆堂一辙。[孺庐论陈建]自谓：「尝客东莞，其邑人言陈建素无行，为其乡先生所不齿。乡先生故多宗陈、王之学，建乃窃为此书以媚上官，而阴谤其乡先生。」全谢山鲒埼集外编卷五十端溪讲堂策问一，亦谓：「东莞陈清澜，则俗儒也，巧徇政府之意而攻阳明，并隐讥白沙以自附于河汾之统。盖有窥见其底里，直斥为小人者。」其后有吴鼎易堂着东莞学案一书畅论之。[孺庐论朱陆]又谓：「朱子平日议论太多，自孔、颜、曾、思而外，皆若其所不满，不独陆子而已。于孟子则谓其粗，谓其露才，谓其英气害事，谓学之无可依据。于二程子之言多所抵牾，谓伊川未能无我，节目尚疎，每事三说，决有两说不是。程门弟子则概目以禅学，尝云：『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又云：『诸公虽亲见伊川，皆不得其师之说。』龟山尤传道所自，谓其做人苟且，谓其随众鹘突，谓其说道理无收煞，谓其气质弱。延平语中年多不信之。屏山、白水、籍溪虽亲受业，亦皆断之为禅。同时如张宣公，则所与往书，诋斥甚切，其后南轩集多删改以就己之说。吕成公则谓其杜撰，谓其看文字粗，谓其不理会经，谓其弊在于巧。今观朱子文集疑陆子为禅学者凡数条，不过如论上蔡、广平、龟山之意。而其推尊陆子，则不在二程子下，尝曰：『陆子静表里不二。』又曰：『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工夫者，惟某与子静二人而已。』又曰：『南轩、伯恭之学皆疎略，南轩疎略从高处去，伯恭疎略从卑处去。』又曰：『子静底是高，伯恭的甚低，如何得似他？』观此则其位置陆子于张、吕二公之上，章章如矣。今读朱子之书者，推崇张、吕无异辞，即上蔡、游、杨诸公，亦不因朱子目为禅学而尽摈之，独于陆子哓哓不已，岂朱子之心哉？」又曰：考亭朱子似伊川，象山陆子似明道。元世陆子之教，仅行东南。赵江汉闇记朱子所为传注以授北方学者，后遂用以取士，明代因之不改，由是言圣人之道独归朱子。然士子特用其说弋取科第而已，即或高谈性命，博考礼乐制度，亦不过法朱子之解经，未尝期其身之必行之。一旦试之以事，非回惶失措，则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反不若任意直行者之足以有济。于是圣人之道，常无用于天下，而儒者之为世所诟厉，不足怪矣。独阳明先生负卓绝之姿，兼承朱子、陆子之学，磨砻浸润以完其德性；故其平大寇，定大难，不动声色，而勋德成于反掌，可不谓儒者之明效欤？孺庐集卷十一王阳明先生画像记　　观此，知孺庐议论，实与穆堂一致。既激于当时是朱非陆之徒门户之见操之过甚，而又有志于事功践履，不甘徒资科举利禄为借径。此则李、万所以特提陆、王以箴世之意也。王白田与朱止泉　　[王白田]然当时治朱子学者，亦非尽持门户之见，如穆堂所讥，未读陆王书，亦未细读朱子书，徒以骂陆尊朱为风气也。亦有笃学谨行，实细心读朱子书而求为之发明者，其人则如王白田，讳懋竑，字予中，宝应人，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六年，1668－1741年七十四。以精治朱子学名。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正李光地卒岁。雍正元年，以安庆府儒学教授特旨召见，改官翰林，称一时知遇，其颁朱子书谢恩呈看详云：我皇上钦崇正学，表章真儒。溯道统之源流，爰升从祀，汇羣言之条贯，俾纂全书。学惟定于一尊，理同归于皆是。黜德性、问学调停之私说，敢云朱陆之并称？斥冰炭辅车谬悠之狂言，谁曰中、晚之异论？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白田治学态度]白田盖值朝廷襃崇正学之时，而笃信谨守，心欲有以为之宣扬发明者也。焦里堂有言：「他人讲程朱理学，皆浮游剿袭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于朱子之书，考订精核，乃真考亭功臣。」见雕菰楼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其为后世通人见重如此。其论朱子为学次第曰：[白田论朱子为学次第]朱子早年从屏山、籍溪二公，出入于老、释者十余年。自十五、六岁至二十六、七时，往同安归，此以前所谓出入于老、释者也。及见延平，始悟老、释之非，而受求中未发、默坐体认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没而往问之南轩。已而自悟心之动静皆为已发，而未发为性体，自以为无疑矣。「人自有生」四书，向以为在戊子，今考之何叔京、罗参议两书，则在乙酉、丙戌间，盖未至潭州前也。比至潭州，与南轩论不合，朱子谨守师说，而南轩以求中未发、默坐澄心为不然，见南轩书廖子晦录至未发、已发则无以异。朱子酬南轩诗可考其后又卒从南轩受胡氏之学，先察识，后涵养，答程允叔、何叔京戊子诸书皆主此论。乙丑春，乃悟已发、未发之各有界地时节，于是改从程子，而于未发复寻延平之说。又至庚寅，乃极言敬字用功亲切之妙，与林择之书拈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自是指归一定，终身守之不易。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三答宋宗洛书，「及见延平」以上一节采其子箴听等所为行状。　　[朱子年谱]而白田生平用力，则在朱子年谱一书，盖积二十余岁四易稿而后定。见其子箴听所为行状其书大意亦承陈建、孙承泽之绪，而考订精详，远非陈、孙之比。议论与穆堂适相反，而编纂亦一本朱子手笔之书为主，谓文集、语录多有不可据，语见行状与穆堂晚年全论专录论学书札，不载语录及他杂文之意相似。惜年谱所收朱子五十以后论学书，不过五、六十首，删汰既多，即无以定朱子晚年思想全部之真态，此盖为年谱体例所限。后附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虽并选书札、语录，又编年写录，似更足以推见朱子思想先后大体，而书未竟稿，尚有缺失，且亦与穆堂全论通体俱钞、一札不逸者异意。故自五十以后所收论学书亦不过百十余首，较之穆堂全论所录仅亦三之一耳。其取舍之间，仍不能无主观之偏。[年谱剪裁处未脱主观]四库提要谓其书「于朱子生平著述，皆一一缕述年月，独于阴符经考异、参同契考异两书，不载其名，似有意讳之」。提要又举淳熙元年劾奏知台州唐仲友事，年谱置之不言。而如穆堂所举早年会僧妙喜、筑室修炼读道书，及捐馆前以香茶奠黄蘗僧诸端，亦均削不载，并无一字致辨。盖其书列于孙承泽、张烈之流，则卓出远甚，若以示穆堂、孺庐诸人，恐仍不足以悦其心，且亦不足以服其口也。又其书谓：「文集、语录中，多谦己诲人之辞，大率因人说法，应病与药，又间或有为而发，不可泥看。如与象山书『无复向来支离之病』，此因象山讥其支离故云尔。」见年谱考异卷一而推此类言之，颇多勉强。[年谱解释处颇多回护]如朱子丙午五十七岁答刘子澄云：居官无修业之益，若以俗学言之，诚是如此，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进德修业地头，不必编缀异同，乃为修业也。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恨未得面论也。　　白田说之云：此云「方别寻得头绪，似差简约端的」，此为子证言之，子澄好编类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书所云「大学近再看过，方见得下手用功处，路陌径直」，即所谓「简约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语工夫也。见年谱附录卷一　　此以朱子自道谓专为子澄言之，其属牵强，不辨可见。且前书云：大学近再看过，方见得下手用功处，路陌径直。前日看得诚是不切，乱道误人也。　　岂得谓此处「前日看得不切，乱道误人」亦为子澄言乎？且白田谓「非另有不言不语工夫」，语气特讥指象山。不知象山讲学，正如朱子此书所谓「圣门德业，初不在日用之外」，故曰「文字语言外别有用心处」，正是用心于日用伦常，并非以不言不语为用心处也。然则白田此等处，仍蹈穆堂所讥「未读陆子书，亦未细读朱子书」矣。又同年朱子有答潘恭叔书云：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真是要得念念省察，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耳。旧来虽知此义，然于缓急先后之间，终是不觉有倒置处，误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学者之弊，苦其说之太高与太多耳。如上只见意绪丛杂，都无玩味工夫，不惟失却圣贤本意，亦分却日用实功，不可不戒也！　　白田说之云：[因人说法应病与药]此所云「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此为恭叔言，欲其向里着实用功，所谓「因人说法，应病与药」者，非向来先后缓急果有倒置处也。其下即云「病其说之太高与太多」，其意可见也。亦见附录卷一　　然朱子若向来并不先后缓急果有倒置，尽可云「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某向来不以为先急」，此与「因人说法，应病与药」之义何害？何以并不有倒置之病而必自诬为向来倒置，又诈自恨其误人不少，今方自悔，乃为「应病与药」乎？其属牵强，又甚易见。是则王氏此书，仍守孙承泽考正定论，朱子四十五岁后绝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之意。用力虽勤，成见未祛，虽免嫚骂之习，仍未出乎门户之锢也。陈兰甫谓：「王白田朱子切要语专为排陆、王而作。」真一语破的。陈语见岭南学报四卷一期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故其谱虽颇重李果斋原编，而又曰：果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而自得之」，盖指玉山讲义、答陈器之、林德久诸书而言。以今考之，皆发明性善之指，说出地头名目，如韩子原性……之例，非有「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阳明晚年定论之作，朱门久自开之矣。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丧而大义已乖」者，岂不信哉？见年谱考异卷四　　不悟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自得，自孟子已然；发明性善之指，岂仅在说出地头名目，不必令人深思自得乎？若只是说出地头名目，至多不过「察识」一边，更何与乎「涵养」？朱子四十以后对于中和旧说之悔悟，岂晚年复背之乎？今既谓「阳明晚年定论之作，朱门久自开之」，又何以证其必乖于大义？王谱于绍熙五年甲寅仅书「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讲学于县庠」，并不详录玉山讲义，加以疏说，惟于文集有详辨。存稿卷六玉山讲义考然讲义临了有云：就日用间便着实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谓「尊德性」者，正谓此也。然……纔尊德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虽当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两事也。……故君子之学，既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有阙处矣。　　今以合之朱子答项平父书，谓：「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则朱子明明说象山所说是尊德性事，而晚年乃云学者固当以尊德性为主，朱子之意，决不斥象山为异类，显矣。白田于此不能别为分说，而仅曰「可谓明白而无疑矣」。其恳恳致辨者则在「回头转脑向自己心中识认」之说，不悟讲义固不主徒向心中识认，亦并不谓只须从外面求。朱子明分尊德性、道问学两边说之，不能抹去「尊德性」一语不理，又不能抹摋象山功夫全不是尊德性，则讲义临了一节，其语固是「明白无疑」，而必欲以抑陆为尊朱者，终不免为劳而难安之事也。又按：顾泾阳学蔀通辨序，谓：「学为圣贤，必自无我入。无我而后能虚，虚而后能知过，知过而后能日新，日新而后能大。是故君子以去我心为首务。尝读朱子之书，其于所谓支离，辄认为己过，悔艾刻责，时见乎辞；尝读陆子之书，其于所谓禅，藐然如不闻，夷然而安之。在朱子岂必尽非，而常自见其非；在陆子岂必尽是，而常自见其是。此无我、有我之证也。朱子又曰：『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盖情语，亦逊语也。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将朱子于此果有所不知欤？抑亦陆子之长处、短处，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吃紧处，陆子未之知欤？朱子歧德性、问学为二，象山合德性、问学为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则失者未始不为得，而得者未始不为失，此无我、有我之别也。」今按：清儒辨朱陆异同，绝无如泾阳此序之深剧者，即此见清儒言义理，逊于前人者多矣。　　[朱止泉]白田同时学侣有朱泽澐，字湘淘，别号止泉，亦宝应人，生康熙五年，卒雍正十年，1666－1732年六十七。为学亦专治朱子，笃谨之风，近于白田。与无锡顾畇滋交好，又亲至共学山居，盖有得于东林遗风者。其议论与白田颇有出入。[止泉朱子未发涵养辨]其朱子未发涵养辨云：自程子发明平日涵养之旨，传之龟山、豫章、延平以及朱子，而圣学大明。朱子之涵养，虽受之延平，而其默契乎心统性情、贯动静之奥……实发龟山、豫章、延平所未及言，而直上合乎伊川。成书具在，可考而知也。……然朱子未发涵养一段工夫，原极用功，后儒为之讳者，其防微杜渐之意，自有所在。[朱子涵养工夫为后儒讳言]特以阳明晚年定论一书，取朱子言收放心存养者，不分早晚，概指为晚年，以明朱陆合一……若更言涵养，是羽翼阳明，无以分朱陆之界，故概不置词，可谓用意深远矣。然朱子涵养原与陆王两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显明指示，不惟无以阐朱子涵养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义之讥，而自为道问学之分途矣……朱子从事延平十余年，相见不过三次，后来追叙当年授受之旨，屡见于答何叔京、林择之及中和旧说序，答林、中和旧说序在己丑后，提叙于此。其中词旨井然可见。当见延平时，用力于格物致知之学，延平虽授以未发之旨，而朱子不以为然。十余年而延平没，未达其旨，故与叔京辈叙说，以为「孤负此翁」。及与张南轩往还，以未发之旨再三质证，所以有人自有生四书，皆自窃究此旨而未达之时所谆谆问辨者也。是朱子不以体验未发为然者，在癸未以前。自甲申至己丑越六年，其答友朋诸书，无日不以此旨未达为念。而其考程子书，及前辈名言，只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亦只以人生自朝至夜，自少至老，无时不是已发，而未发在其中，因以察识端倪为用功之要……迨己丑春而恍然。……于季通辨论之余，疑而悔，悔而悟，反复于程子诸说，而自觉其缺涵养一段工夫……始悟心兼体用，而有涵养于未发，贯通乎已发之功。……答吕伯恭、周叔谨辈，往往从涵养中自见支离之失而不讳，固所以教友朋，箴来学，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浅而深，亦层进而有验。盖涵养而略于理者易，涵养而精于理者难；涵养而处事不尽当者易，涵养而事理合一者难；涵养而偏于静者易，涵养而动静合一者难。朱子自四十后，用许多工夫……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语，至庚戌有「方理会得恁地」之语……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之旨也……或曰……彼援朱入陆者，方为晚同之论，以混于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所欲言？……曰：不然。……朱子如答度周卿、暖亚夫、潘子善、孙敬甫诸书，皆六十以后笔，皆以涵养、致知为训，曷尝单指本体……与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单指本性，不惟理不能穷，中无所得，即所养者亦无理之虚灵知觉，正朱子所云「一场大脱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朱子未发涵养辨一，见文集卷七。文成于康熙庚子，是年初识顾畇滋。又按：彭尺木南畇先生遗书后序，谓：「朱子未尝离德性道问学也，而后之道问学者，讳言德性矣。朱子未尝不以虚灵不昧为心也，而后之言心者，且以虚灵为大戒矣。夫不虚不灵，昏且塞矣，德性之不知，而徒学问之务，以是名朱子之学，岂不陋哉！曾大父南畇先生，生平服膺高子攀龙之学，由高子上溯朱、王，得宗会桎。病世之托朱攻王者，踵陆子陇其之说，日出不休也，于是着阳明释毁录。」此与止泉持论略似。惟止泉仍辨来、陆之异，则为彭氏所不取。要之二人皆渊源东林高、顾遗绪则一也。　　[止泉论朱子语类]止泉论朱学，既着眼于涵养未发，又极重语类，谓：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欬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在当日诸门人，前后各得一说，彼此各闻一义，而后人读之，反聚前后彼此之各闻者，汇萃参伍，这处那处，表里始终，真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渐进渐高远之妙。是安可不细心审思，而……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耶？文集卷四答乔星渚，作于辛亥，在卒前之一年　　止泉于语类别有选读之本，其宗旨亦专在阐明朱子尊德性之教。其选读语类目录后序云：朱子之学，原是尊、道齐头用功，虽有「道问学工夫多了」之语，实从德性上着力，且明以训诂词章无益于情之病深戒学者。后儒吴草庐辈遂从而分之，以尊德性属陆氏，以道问学属朱子，历今五百余年未有定论。正、嘉间，阳明倡为格物徇外之说，以议朱子……遂使朱子平生尊德性最切要、最精透之旨，皆置而不省。为吾徒者……于此等切要精透处，亦不力加发明，阐明其蕴，且以心学为讳，是无异于藉寇兵而赍盗粮也。文集卷八　　故止泉谓：朱子圣学，主敬、穷理、力行三者齐头用功，未尝缺一。而尤以主敬、涵养为先，以为知行之主。与王予中。文集卷四，辛亥　　[王朱两家之异见]而止泉论朱子涵养工夫，则据玉山讲义、答陈器之书诸篇，以主静为归，其议论盖受无钖共学山居一派影响。集中有与王予中书五通，卷四，自庚戌以至辛亥极论其事，白田未以为是，覆书论难，见存稿卷十一止泉既殁，白田尚有追答之书。见存稿卷十二。所答止泉原书，今止泉集未载，盖已失之。又有答止泉子宗洛书存稿卷十三力辨此事，归其极则曰：自以为宗朱子之学，反堕入陆王窠窟中而不自知，其不为陆王所笑者几希。存稿卷十二重答朱湘淘书　　盖止泉论朱学，既重未发涵养，则与穆堂所谓朱子晚年并以尊德性、求放心为主者，意无大殊，故白田议其「堕入陆王窠窟中」也。然白田自言：「愚于学问全无知晓，钻空文义，略有所窥，岂特少涵养一段工夫，即求放心工夫是初下手事，自度当从此入手而苦未能。」亦见重答朱湘淘书则白田用力，自偏于读书考索，自止泉言之，正所谓「藉寇兵赍盗粮」，不免以章句文字见讥于陆王者。今平心论之，止泉所谓涵养未发事，苟舍其文字义解之纠纷，依宋儒工夫，实下体验，则主敬、主静，所争盖微。[异同与是非]朱陆在当时，实同有此一段工夫，而后人必欲分门别户，说成天悬地隔，以朱子为集圣学之大成，以陆王为极斯文之奸邪，遂多纷纷之辨。白田于朱陆异同，虽脱嫚骂之习，仍守门户之障，年谱用力甚勤，而识解终未豁。止泉整密不如白田，然谓朱子仍守尊德性为主，实非无见；而穆堂以躬行实践推陆，谓其未废道问学，两家之说，善学者会合观之，本可无争。惟象山实自有「完养精神，收拾在内，不使放散」之说，参看学蔀通辨卷四穆堂仅谓象山不废读书，注意人伦日用，而于此不加阐述，是未得象山之全也。朱子亦自有居敬、穷理两路，又曰「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白田阐述朱学，若将统居敬于穷理，于「静」字一边，深讳不肯着一语，亦未得朱子之全也。朱陆当时虽有异同，然同有涵养未发一层工夫，而清儒争朱陆者，则大率书本文字之考索为主耳。此则穆堂、白田自为其同，而与朱陆转为异。夫知人必论世，学者同时并出，纵极相异，亦自有无逃于同者。今谓朱异于陆，不必即为贬陆；谓朱同于陆，亦不必即为贬朱。学问本于性情，各有面貌，各有涂辙，亦何必如黄茅白苇，一望皆是？异同是非各有辨，朱陆互异，可以各有其是；朱陆相同，可以俱陷于非，意气门户，皆无所用。惟穆堂所争躬行实践与章句训诂之辨，则此意郑重，学者所当明切自反尔！后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乃谓程朱详于论敬，略于论学，朱子乃与象山同讥。故后人批评点之转移，祇足以见其时学风之倾向，不必尽当于昔人之真际也。[夏炘述朱质疑]道光末，当涂夏炘心伯为述朱质疑十六卷，于白田年谱颇多纠正，今附其说于此。夏氏谓：[朱学三变]朱子之学凡三转：十五、六岁后，颇出入二氏，及见延平而释然，此朱子之第一转也。受中和未发之旨于延平，未达而延平没，乙酉、丙戌之间，自悟中和旧说，又从张敬夫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此朱子学之第二转也。己丑，更定中和旧说，并辨敬夫先察识之非，一以「涵养用敬，进学致知」二语为学者指南，此朱子学之第三转也。与胡琡卿茂才论学蔀通辨及三鱼堂集答秦定叟书书，质疑卷五[白田误说朱学层次各点]王氏深于朱子之学，然……如知答江元适书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通辨不当遗而不载，是矣；却又不信年谱二十四岁受学于延平之说，必三分辅汉卿之所录，谓庚辰为受学之始，回头看释氏之书渐渐破绽，实无左证。朱子明明自云「从游十年」，又云「十载笑徒劳」，以庚辰计之不过三年，与朱子自述既大不合，而语类所谓「后年岁间始觉其非」者亦大相反……「十余年」者，谓十年之外而又有余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释学，则自十五岁数起已十七年，「余」字所该，不应若是之久，而年谱所谓顿悟释、老之非者，相悬至七、八年之远。使朱子出入二氏之迹，界限不清，是一大轇轕也。原注：王氏又谓：『朱子悟释、老之非，在戊寅再见延平后。』比庚辰又早三年，其无定见如此。初注文集，知答薛士龙书之「二十余年」，「二」字为羡文，可谓能具只眼矣，却于杂着中又改答薛书为壬辰，原注：『文集注以为辛卯。』以迁就「二」字之不为羡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实仅满二十年，无二十余年，况士龙卒于辛卯九月，何得有书？通辨列之庚寅，不为无据。要之此书之羡文，不仅「二十余年」之「二」字，即「先生君子」之「生」字亦系羡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称「先君子之余教，事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余教」。答江、薛二书相为表里，必如王氏之说，则两书纠缠不清，是又一轇轕也。知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为朱子定论，其见卓矣；却又谓己丑仍守旧见，至庚寅以后始提「敬」字。不知己丑之悟，实悟于程子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实游移于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答张敬夫书、与湖南诸公论学书及已发未发说、记程门论学同异诸篇，皆极言敬字之妙，又皆己丑一时之言。必如王氏之说，则中和旧说与更定旧说，主脑不清，是又一大轇轕也。知延平之求未发，不免少偏，是矣；却又谓朱子悟已发、未发之旨，仍用延平涵养之说，后十余年至甲辰与吕士瞻书，乃有疑于延平求中之说，谓当以程朱之言为正，至戊申与方宾王书，始断然言之。不知悟已发、未发之旨，即悟延平之偏，杨方庚寅录所谓言敬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后之甲辰哉？朱子己丑与林择之书，所谓「遂成蹉过，辜负此翁」者，指从张敬夫先察识言也；所谓「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恨已不能尽记其曲折」者，指静中看未发之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词，以为不能尽记其曲折。必如王氏之说，则所谓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轇轕也。与胡琡卿论白田草堂杂著书　　又曰：……王编修懋竑所辑年谱，世称善本，然……于大节目可商者尚多……朱子幼孤，禀学于籍溪、屏山、白水之门，三先生之学皆杂禅，故朱子十五六岁即出入于二氏。年二十四，见延平而受学，又年余，尽弃其旧，朱子答江元适书所谓「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岁」是也。年谱绍兴二十有三年，年二十四岁，始受业于延平先生之门。又云：「初先生学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者几十年。年二十四，见李延平，洞明道要，顿悟异学之非。」明简确凿，非果斋亲炙朱子之深，不能为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谓朱子癸酉初见延平，未尝受学，直至庚辰岁始受学，而悟释、老之非。于是改癸酉为初见，而移「受学」二字于庚辰之冬，将「先生学无常师」云云，尽行删去。不思从游十年，诱掖谆至，实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诬乎？此于朱子之学问大有关系，当考订一也。朱子家礼一书，易篑后始出，虽为未成之书，然纲举目张，斟酌司马、程氏之说而折衷不苟；黄勉斋、杨信斋、黄子耕、陈安卿诸高第弟子皆信之不疑，即朱子之三子敬之先生亦以为是，其序载于文集……乃王氏忽援元应氏之说，以为断非朱子之作，遂于干道六年下删年谱「家礼成」一条。此与朱子之著述大有关系，当考订二也。王氏疑朱子家礼，顾访溪悔过斋续集曾引北溪文集辨之，郭筠仙养知书屋文集卷六校订朱子家礼序亦有辨。朱子同时之学，湖湘则张宣公，浙则吕成公，江西则陆文安公。宣公之学，最心折朱子，末乃同归而一致。成公殁后，吕子约、潘叔昌诸公，颇为永康议论所震。朱子提举浙东一年，与浙人往来，深知浙学之弊，故年谱于淳熙十一年下，大书「力辨浙学之非」六字，浙学不仅子约、叔昌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内，此亦必是果斋之原也。至于江西陆氏之学，自淳熙二年与朱子会于鹅湖后，朱子与朋友讲习，屡言其所学之偏，非浙学比也。乃王氏忽于淳熙十二年书曰：「辨陆学之非」，又书曰：「辨陈学之非」，无论辨陆学不始于十二年，即以为白鹿会后，由曹立之墓表起衅，亦在十年癸卯，与十二年何涉？且陈学即浙学也，浙学之坏，实由于同甫，乃必出同甫于浙学之外，诚不识王意之所在。此于朱子之议论大有关系，当考订三也……此于朱子之孝思大有关系，当考订四也。按：此处辨朱子庐墓一节，删李文愍名默为姚江之学，年谱序中，以旧谱尊朱诋陆为私家言，则于旧谱之议陆学者或有删节，诚未可知。然文愍在嘉靖朝，不附严嵩，以致死于狱中，乃端人也。姚江之学与朱子殊，至其立身大节，卓然天壤，凡学于姚江之门者，往往有大贤君子出乎其间，不得因其学而肆为排诋。沈继祖劾朱子一疏，闽本、吴本俱载于年谱中，虽非果斋之旧，亦未必出于文愍之手。乃王氏疑此疏不见宋史，乃是阳明后人伪造以诋朱子，而载入年谱，为后人之无识。不知宋李秀岩道命录中早已全载，何王氏竟未之考也？嗟乎，人至伪造文字以诋先贤，非小人之尤者不至此，学姚江之学者，何至奸诈无良若是？不惟无以服姚江后人之心，且恐重为吾道之累，当考订者五也……与朱福堂博士论年谱书，质疑卷五　　其所诤纠，与穆堂、止泉之意复不同，然可知白田一谱，颇有可商，正亦未足尽据也。全谢山　　与穆堂同时，年辈稍次而相知者，鄞县有全祖望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生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十一。穆堂为陆子学谱，谢山颇有献替，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有奉临川先生帖子五首，均论其事。其弟子董秉纯编谢山先生年谱，谓「癸丑雍正十一年，谢山年二十九，居京师紫藤轩，与临川先生论陆氏学案，凡四上书」是也。书中盛推学谱，谓「其中搜罗潜逸，较姚江黄征君学案，数倍过之，后世追原道脉者可以无憾」。奉临川先生帖子二而凡所献替，穆堂未能采其说，其告谢山曰：「足下天资高，倘能务为远大之业，则为益于天下后世甚大；补亡订误，识其小者，虽不无小补于世，其为益亦仅矣。」别稿卷三十七答全贡士绍衣书盖穆堂治学，本重文章、经济、气节，不屑屑为考据。其后十许年，[宋儒学案之增修]据董编年谱，在乾隆十一年丙寅谢山修梨洲宋儒学案，自称「予续南雷此书，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鲒埼亭集卷三十蕺山相韩旧塾记其事亦始启于穆堂。谢山自谓自雍正癸丑之冬，穆堂招同居，万学士孺庐亦寓焉。紫藤轩下，无日不奉明诲。时人至称为「具体而微之李詹事」。具见谢山李公神道碑铭而二人相约同钞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之传钞]据董谱，在乾隆元年丙辰。事详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钞永乐大典记。又穆堂初稿卷四十三有答方阁学问三礼书目，已有请朝廷设官钞写之议；徐健庵高詹事刻编珠序，亦有请命儒臣讨论刊录之说，则又闻之穆堂者也又开以后清廷纂辑四库全书之远源。盖四库馆之设立，其议起于朱筠条奏搜辑遗书，而开局阅校永乐大典，实为朱筠奏中要点，时邵二云、章实斋等在朱幕，朱奏盖出二云诸人，亦闻其绪论于谢山耳。穆堂、谢山则首辟此途也。谢山人品学术，均与穆堂为近。其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四极论朱陆学术之异于癸轫而同于究竟，谓：[谢山论朱陆异同]予尝观朱子之学，出于龟山，其教人以穷理为始事，积集义理，久当自然有得；至其以所闻所知，必能见诸施行，乃不为玩物丧志，是即陆子践履之说也。陆子之学，近于上蔡，原注：此语本之黄氏日钞其教人以发明本心为始事，此心有主，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至其戒束书不观，谈游无根，是即朱子讲明之说也。斯盖其从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圣学之全，则未尝得其一而遗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献之传，聚于金华，而博杂之病，朱子尝以之戒大愚，则诋穷理为支离之末学者陋矣。以读书为充塞仁义之阶，陆子辄咎显道之失言，则诋发明本心为顿悟之禅宗者过矣。夫读书穷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后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滥为事；故陆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经则本于孟子扩充四端之教，同时则正与南轩察端倪之说相合。原注：此语见朱子语录。心明则本立，而涵养、省察之功于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顿悟者所云「百斤担子一齐落地」者也。本节又摘入宋元学案卷十八象山学案。谢山此论，颇似穆堂，而稍持平；然二人所谓践覆，似均不注重静坐养完精神等事；则与白田论朱学不重涵养一辙矣。　　谢山又谓四明之学，「会通于朱子、张子、吕子，而归宿于陆子」。详碑文其推论乡邦文献，溯极象山，意向居可知。[谢山学术路径]故谢山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以历史文献为用。原本性灵，重尚情感，拳拳于乡邦乔木之思，以易一时门户水火之相伐。盖真伪之辨，虚实之不同，自与奉程朱、托道学者异趣。世第谓谢山上承南雷、二万，下启二云、实斋，为浙东史学大柱，然言其渊源切磋之所自，其与穆堂关系，实至深切。江西陆学之复兴，与浙东姚江之绍述，其意境极相似，而尤相关，此亦言浙东史学流衍者所不可不知也。蔡元凤　　较谢山生稍晚，犹得闻穆堂绪论者，金溪有蔡上翔元凤。生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卒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年九十四。蔡氏王荆公年谱考略自序称『嘉庆九年，年八十八』。光绪抚州志文苑传称其九十四卒，上推生年，较谢山后十二年也。[王荆公年谱]着王荆公年谱考略二十六卷，其书经始乾隆辛丑以后，据考略附录王交三墓志铭时元凤已年近七十，至嘉庆八年书成，据王交三墓铭后附志元凤年已八十七，前后经营踰二十年矣。老当益壮，元凤有之。又自谓：「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中间有力为表襮者，在宋则吾邑陆象山所作荆公祠堂记，元吴澄、虞集，明临川邑人章衮，而近者李侍郎穆堂诸稿所辨证诬罔尤切。」据考略附录再与金式似郎中书今考略于穆堂集辨及荆公诸篇，均加钞录，穆堂集辨荆公诸端，皆有关政治心术，此于辨朱、陆是非亦有系。盖朱子于荆公，始终议论不一，或不免以爱憎徇俗见。『证论详新城杨希闵年谱推论，杨书亦继蔡氏而作。』而象山在当时则持平恕之论也。则元凤此书受影响于穆堂者当甚大矣。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然余观穆堂、谢山学问蹊径，并重文章、经济、气节，植本于躬行，发皇于文献，而归极于事业功名，要之以性灵之真，情感之不可已者为之基；其学由我以达之外，与博雅尚考证者异途，不得谓非清学一大支，然固不可以外袭而骤企也。当此靡风竞扇，颓波争流，超世拔俗之士，有闻穆堂、谢山之风而起者，予日企而俟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第八章　戴东原　附：江慎修　惠定宇　程易田传略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生雍正元年十二月，卒乾隆四十二年五月，1723－1777年五十五。十岁就傅读书，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即问：「朱子何时人也？」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周去宋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读诗经至秦风小戎篇，即自绘小戎图，观者咸讶其详核。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解之，意每不释；因授以许氏说文解字，大好之，学三年，尽得其节目。性强记，十三经注，能举其辞无遗；尝语弟子段玉裁曰：「余于疏不尽记，经注则无不能背诵也。」时年十六、七矣。家贫，无以为业，年十八，随父客南丰，设塾于邵武，课童蒙自给。越二年乃归。时婺源江永慎修，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先生与其县人郑牧、歙人汪肇龙、方矩、汪梧凤、程瑶田、金榜师事之。学日进，而遇日益穷。年二十九，补休宁县学生。翌年，休地大旱，斗米千钱，家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屑为饔飧，闭户成屈原赋注。同学金榜称其坚强，困穷时能日行二百里，先生自言乖于时而寿似可必，亦自以精力之盛也。三十二岁，避仇入都，行李衣服皆无有，寄旅于歙县会馆，饘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一日，携所著书过嘉定钱大昕辛楣斋，谈论竟日，既去，辛楣叹曰：「天下奇才也。」时金匮秦蕙田方纂五礼通考，以辛楣言，遂延先生主其邸；高邮王安国亦延课其子念孙。一时馆阁通人如河间纪昀、嘉定王鸣盛、青浦王昶、大兴朱筠，先后与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三十五岁，南还，居扬州，识惠栋定宇。四十岁，始获乡荐，会试屡不第。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聘，修直隶河渠书。又游山西，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南游浙，主讲浙东金华书院。及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以举人特召充纂修官至京师。四十年，会试又不第，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在馆五年，以积劳卒。戴学大要戴学与江永　　戴氏之学，其先来自[江永]。永字慎修，婺源人，生康熙二十年七月，卒乾隆三十七年三月，1681－1762年八十二。为诸生数十年。其学尤深于三礼，其先自周礼入，尝见明邱氏大学衍义补，征引周礼，爱之，求得其书，钞写正文，朝夕讽诵。自是旁通十三经，以朱子晚年治礼，为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就，黄氏干、杨氏复相继纂续，亦非完书，乃广摭博讨，大纲细目，一从周礼大宗伯「吉、凶、宾、军、嘉」五礼旧次，名曰礼书纲目，凡八十八卷，书成，年四十一岁，为江氏著述之最大者，自谓：「欲卒朱子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僭妄有不辞也。」[江氏之著书及其宗旨]六十二岁，又成近思录集注十四卷，其自序盛推宋学。谓：道在天下，亘古长存。自孟子一线弗坠，有宋诸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其书广大精微，学者所当博观而约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朱子尝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绿，四子之阶梯。」……晚学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儒先之志。　　盖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风未歇，学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时清廷崇正学，纂修三礼，欲补南宋以来朱义之未备。方望溪苞拟定纂修三礼条例剳子『外集卷二』亦以宋儒「有志未逮，未经垦辟」为说。慎修曾至京晤方氏，未合而归。其它著书，如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深衣考误、春秋地名考实、乡党图考、四书典林、羣经补义，大率归于礼数名物。而又精于天官星历，其书有历学补论、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于乐有律吕阐微。于音韵有音学辨微、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于步算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拟草。其学所涉极博，要不出礼乐名物之范围者近是。又有阐述宋五子书数十卷，则世皆未之见，据李氏先正事略可见者惟近思录集注而已。大抵江氏学风，远承朱子格物遗教则断可识也。姚鼐极推江氏，谓：「婺源自宋笃生朱子，传至元明，儒者继起。虽于朱子之学益远，然内行则崇根本，而不为浮诞，讲论经义，精核贯通，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慎修永其尤也。『惜抱轩文后集吴石湖家传』　　与江氏同时并称者有[汪绂]，字灿人，号双池，亦婺源人。生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卒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年六十八其学亦以宋五子为归。朱筠督学安徽，上其遗书，并为立木主，与江永同祀紫阳书院。著书有周易尚书四书诠义、春秋集传、礼记章句、或问、乐经律吕通解、理学逢源。[汪氏著书及其宗旨]多尚义解，不主考订，与江氏异，而所治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朱筠汪先生墓表则门路与江氏相似。其发挥朱子致知格物之意曰：有志格物，无物无理，随处目覩耳闻，手持足践，皆吾穷理之学。　　又曰：吾心之知虚，而在物之理实，故欲推极吾心之知，必须实靠事物上逐件印证过来，此心之知方实在信认得定。如人家有田地万顷，契墨册税，承祖以来，本皆在家，然亦须逐亩逐段，亲身历过，四至分明，与契税符合，方始信得此亩此段是自家田地。　　此亦确遵朱子格物遗训，主从事物实地下工夫。其变而为考征，则重名物数度，其学风亦视江浙间辨易圆，辨尚书古文，辨大学，高谈朱陆道释异同，心性家国本末者，别有一段淳朴意味，自见其异也。尚考徽歙间讲学渊源，远自无锡之东林。[徽学渊源与东林]有汪知默、陈二典、胡｛渊－氵｝、汪佑、吴慎、朱璜讲朱子之学于紫阳书院，又因汪学圣以问学于东林之高世泰，详见钱林文献征存录，及江藩宋学渊源记实为徽州朱学正流，江永、汪绂皆汲其余波。故江、浙之间学者多从姚江出，而皖南则一遵旧统，以述朱为正。[江汪两家歧趋]惟汪尚义解，其后少传人；江尚考核，而其学遂大，则有清一代尚实之风，羣流所趋，莫能独外耳。汪双池年谱有与江慎修书三通，及江覆书两首，可证两家治学之歧趋。又徽人居羣山中，率走四方经商为活，学者少贫，往往操贱事，故其风亦笃实而通于艺。[徽学之一种背景]汪绂家贫困，佣于江西景德镇，为画盌之役，其学自星历、地志、乐律、兵制、阴阳、医卜以至弹琴、篆刻、书画诸艺皆通晓。江氏亦孤起草泽中，其旁治天官、星历、律吕、音韵、步算，即朱子格物之旨，而亦当时徽学风尚所同也。[宣城梅氏]又自明末欧洲历算学输入，迄于清初，宣城梅氏兄弟，文鼎、文鼐、文鼏以历学震烁一时，文鼎生崇祯六年1633，卒康熙六十年1721，年八十九所诣尤深博，著书八十余种，盛行于世。歙人有杨光先，生明万历间，卒清康熙初论历斥汤若望，力排西法，并驳西教士利玛窦等地圆诸说，著书称不得已，专攻西学，自命孟子，嗣以闰月失推论死，亦为守旧者所推。孙星衍五松园文集为杨氏作传，尚力称之是当时徽、宣之间，好治天算格致之学，其来已旧。江氏覆汪双池书，自称「早年探讨西学，晚乃私淑宣城梅勿庵先生，近着翼梅八卷，写本归之梅氏令孙」云云，此证江学与梅之渊源矣。　　有[黄生]扶孟，亦歙人，明诸生，入清不仕，着字诂、义府两书，阐明文字声义之相因，是徽人治声音小学之先启也。江、汪之学，盖皆有闻于乡先生之风而起者。[东原早岁学术路径]东原早岁治学，亦此一路。二十二岁，成筹算一卷。后经增改名策算二十三岁，成六书论三卷。已佚二十四岁，成考工记图。后附注成二卷二十五岁，成转语二十章。已佚二十七岁，成尔雅文字考十卷。未刊三十岁，成屈原赋注。三十一岁，为诗补传，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未成书。叶德辉云：其家藏有东原诗经补注原稿，采宋人说最多，遗书及学海堂皆删去。此均在东原三十二岁入都前，其学尚名物、字义、声音、算数，全是徽人朴学矩矱也。与东原同问学于江氏者，有郑牧、汪肇笼、程瑶田、方矩、金榜诸人，而玉成其事者则为汪梧凤。[汪梧凤不疎园及同学诸人]梧凤，歙西溪人，家雄于财，有不疎园，江、戴皆自奋于末流，常为乡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无从得书；汪君独礼而致诸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书，益招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中。久者十数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业成散去。汪中故贡生汪君墓志铭　　梧凤年不永，所著有诗学女为一种，人称其中若律象、地理、人物、典制、音韵、鸟兽、草木、虫鱼之类，援据该洽，考核精审，可自成一书。郑虎文汪梧凤行状则学风亦与江氏近，其书体例，盖亦江氏四书典林、乡党图考之类也。居梧凤不疎园最久者为[汪肇龙]，字稚川，少孤贫，力食以供饘粥。长习贾，叹曰：「是非甚巧伪，不得称善贾。」弃而归，习篆刻，资铁笔以活者久之，稍稍通六书。后游江门，专力治经，于尔雅、说文诸小学书，以及水经、地理、步算、钟律、音韵、器数、名物之学，无不博综羣籍，考据精审，而于三礼功尤深。郑虎文汪肇龙家传是稚川之学，虽无成书，其不失为江氏规模，亦可见也。最称江氏高第弟子者为[金榜]，字辅之，生雍正十三年1735，卒嘉庆六年1801，年六十七其学专治三礼，有礼笺十卷，详稽制度，后人推为卓然可补江、戴之缺者。吴定金榜墓志铭又[程瑶田]，别有传详后着通艺录，有宗法小记一卷，又仪礼丧服足征记十卷、释宫小记一卷、考工创物小记一卷、磬折古义一卷、沟洫疆理小记一卷、禹贡三江考三卷、水地小记一卷、解字小记一卷、声律小记一卷、九谷考四卷、释草小记一卷、释虫小记一卷，其学亦在名物、度数间，此又承衍江氏学风之可考者也。东原论学之第一期　　东原早岁之学同于江氏，其说可征之于与[是仲明]论学书。按：是仲明名镜，阳湖人。与顾畇滋、朱止泉同讲学于无锡之共学山居。据是仲明年谱，乾隆十四年己巳『仲明年五十七』春游徽州，翌年庚午五月之徽州，游黄山。而东原书云：「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昨遇名贤枉驾，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肃，不待加以诲语也。又欲观末学所事得失，仆敢以诗补传序并『辨郑卫之音』一条检出呈览。今程某奉其师命，来取诗补傅，仆此书尚俟改正，未可遽进，请进一二言，惟名贤教之。」又云：「羣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惰，据所察知，特惧忘失，笔之于书，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名贤幸谅」云云。相其语气，疑是己巳、庚午两年是、戴相晤于徽州时事也。段氏戴先生年谱，谓：「与是仲明论学书当在丁丑，时东原在扬州。仲明江阴人，客游于扬者，欲索先生诗补传观之，先生答此书，平生所志、所加功，全见于此，亦以讽仲明之学非所学也。仲明筑室江阴舜过山讲学，其人不为先生所重，故讽之。」段氏此说，纯出推想，以仲明为江阴人，故疑东原游扬始晤。查是仲明年谱，丁丑已年六十五，并无客游扬州事。且戴书引辞撝谦，明为东原未达时语。段氏为戴谱，年已八十，谱中谓「携方言分写本至玉屏，今四十余年」，又谓「丁小疋终于宁波官舍，又将十年」诸条可证，故谱中颇有误忆误排者。又段编戴集与是书题注癸酉，亦与年谱违异，可证年赞不足尽据。惟段编戴集，年五十八岁，去东原之卒亦已十六年，癸酉之注，亦非有确据，特因书中有「出示诗补传序」一语，而诗补传序成于癸酉仲夏故也。癸酉尚在东原入都前，于书中语气较似。然是岁仲明在舜过山，仍无缘与东原相遇。窃疑今东原集诗补传序虽明书癸酉仲夏，然或是东原后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尚在前。其后丙戌，东原又改注二南，名曰杲溪诗经补注，段氏曰：「今二南著录，而诗补传已成者不著录」，然考东原诗比义述序，谓「昔壬申、癸酉岁，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书内辨证成一袟」，则癸酉诗补传明明未成书。段氏戴谱：「癸酉，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此亦只据序文年月推定尔。又考东原尔雅文字考序，谓「偶有所记，惧过而旋忘，录之成袟，亦聊以自课」，语意与是书「戒其颓惰，特惧忘失」云云相似，段定此书亦在戊辰、己巳、庚午间。大抵尔雅文字考、诗补传、屈原赋注诸书，皆先后略同时。则与是书虽不能确定其年月，谓在癸酉东原未入都前，谅无大误。谓：……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一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覩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羣经、本六书，然后为定。东原始从江慎修游，当在其庚午至紫阳书院时，此书云「家贫不获亲师」，则在庚午未识慎修时语也。惟段谱谓壬戌东原自邵武归，即就正于慎修，则背师之诮，又不俟于他日「婺源老儒」之称矣。未知段谱果何据也。　　此为东原主从字义明经义之理论。又曰：[经学难明者若干事]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然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二二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前云「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此云「为之又十年」，则此书年岁亦约略可推矣。　　此为东原主从名物、度数通经义之理论。又曰：[经学之三难]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仆诚不足与于其间，其私自持，暨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别有略是，而谓大道可以径至者，如宋之陆，明之陈、王，废讲习讨论之学，假所谓「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此乃朱、王之辨，非汉、宋之辨　　此为东原主从「道问学」一边以达大道之理论。统观全书，所论为学门径及其趣解，全是江氏一派。然东原自述为学全出冥搜暗索，则江、戴乃规模闇合，非东原之必有待于江氏之启迪矣。此征徽学之自成风尚　　东原毕生治学，其最大计划，厥为[七经小记]。段玉裁记之云：七经小记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所谓七经者，先生云：「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是也。」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诂训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戴东原先生年谱　　又曰：学礼篇，先生七经小记之一也。其书未成，盖将取六经礼制纠纷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为一章发明之。今文集中开卷记冕服、记皮弁服、记爵弁服、记玄端、记深衣、记中衣裼衣襦褶之属、记冕弁冠、记冠衰、记括发免髽、记绖带、记缫藉、记捍决极，凡十三篇，是其体例也。水地记，亦七经小记之一，使经之言地理者，于此稽焉。按：水地记未成书诂训篇，亦先生七经小记之一。经学非诂训不明，先生欲作此书而未及为；转语二十章，亦未卒业；然尔雅文字考、方言疏证犹存，亦可稍窥涯略矣。原象凡八篇，一、二、三、四四篇，即先生之释天也；五、六、七三篇，即句股割圜记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则为矩以准望之详也。迎日推策记亦旧时所为。成书皆在壬午东原四十岁以前，至晚年合九篇为原象，以为七经小记之一。天体、算法全具于此。始先生作原善三篇，继见先生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仍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比类合义。古贤圣之言理义，举不外乎是，孟子字义疏证亦所以阐明此恉也，为七经小记之一。先生之学上承孔、孟，于此可见。均见东原先生年谱　　此为东原计划七经小记之大概。金榜尝言：「东原发愿成七经小记，余语之曰：『岁不我与，一人有几多精神？』东原答曰：『当世岂无助我者？』亦见年谱盖东原毕生尽瘁于是，而其意则备见于与是仲明书中。惟较之朱子格物补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一旦豁然贯通」者，则方法门径固近似，而对象意趣实不侔。[戴学与朱子异同]朱子格物，在即凡天下之物而格，今则只求即凡六经之名物训诂而格耳。清儒自阎百诗以下，始终不脱读书人面目，东原汉学大师，又承江永门墙，最近朱子格物一路，然亦只格得六经书本上名物，仍是汉学家精神也。　　[东原入都]东原以乾隆甲戌入都，时东原年三十二岁。据钱竹汀自编年谱：「乾隆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岁，移寓横街。无锡秦文恭公邀予商订五礼通考。休宁戴东原初入都，造寓谈竟日，叹其学精博。明日，言于文恭公。公即欣然同车出亲访之，因为延誉。自是知名海内。」按：竹汀年谱，始编在五十七岁，上距甲戌仅三十年，事属亲历，不致遽误。又王昶述庵为东原墓志铭，谓：「余之获交东原，盖在乾隆甲戌之春，维时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礼通考，延致于味经轩，偕余同辑时享一类，凡五阅月而别。」此亦亲历之事，不容误也。而洪榜为东原行述，误谓东原以乙亥岁北上，实不足据。懋堂为戴谱，则距其事已逾六十年，又非亲历，更不能得其详，亦定入都在乙亥，而云「盖是年入都。冬，纪文达公刻考工记图注成」，下一「盖」字，正见其无碓据。因是年戴馆纪家，又纪刻戴书，故疑在是年，而上年甲戌，段谱不能着一字，不知东原正以是年入都也。初见钱竹汀，竹汀叹其学精博，荐之秦蕙田。蕙田闻其善步算，即日命驾延主其邸，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以为闻所未闻。据年谱翌年夏，纪晓岚初识东原，见其考工记图而奇之，因为付梓。见考工记图纪序是年，东原又成句股割圜记三篇，秦蕙田全载于通考。据年谱一时学者，推服东原，本在名物数度。而东原与[方希原]书，即方矩，同居汪氏不疎园者。其为学自汉注、唐疏以洎宋五子之书，皆博涉徧观。尝谓：「孔门而后，言绝义乖，儒流灭裂，然人道不终为鬼魅者，程、朱之力也。」语见耆献类征四百三十九胡赓善所为权厝志。希原之学，盖犹是慎修矩矱也。亦谓：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巅，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谋。天地间之巨观，目不全收，其可哉！　　是时东原固犹以义理推宋，以制数尊汉。同年与姚姬传书，谓「诵法康成、程、朱，不必无人，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诵法中」，亦汉宋并举，无所轩轾。而其所欲为之七经小记，则实偏于制数一边也。　　东原既为时贤所知，而江先生之名，亦随东原而显。东原为江先生事略状，称：戴震尝入都，秦尚书蕙田客之，见书笥中有先生历学数篇，奇其书，戴震因为言先生。尚书撰五礼通考，摭先生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取全书载入，憾不获见先生礼书纲目也。戴震与太仓王光禄鸣盛言先生之学，后光禄与戴震书启通问，必称敬候先生。　　王昶为江永墓志铭，亦称：余友休宁戴君，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尝自述其学术，实本之江慎修先生。　　钱大昕与东原书，亦谓：「前遇足下于晓岚所，足下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不在宣城下。」又曰：「岂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是东原初入都，其学尚与江氏沆瀣一气，并时学者同推江、戴，亦以二人所治相近似也。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谓：「江、戴师弟，谈天异辙。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此乃据其后东原校四库诸古算书而言之。窃考东原论学之变盖在丁丑乾隆二十二年，东原三十五岁。游扬州识惠氏松崖之后。戴学与惠栋　　[苏州惠氏之学]惠、戴为当时汉学两大师，后世分言吴、皖，即推溯之东原、定宇两人也。惠氏籍吴县，三世传经，惠周惕字符龙为其祖，士奇字天牧为其父，定宇名栋，学者称松崖先生，生康熙三十六年，1697卒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六十二。其学尊古而信汉，最深者在易。天牧有易说六卷，谓：「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据江藩汉学师承记其议论如此。[惠氏言易]松崖守其意而为说益坚，着易汉学七卷，又为周易述二十卷，专宗汉说，历三十年，四、五易稿，犹未卒业。陈黄中所为墓志铭学者推为汉学之绝者千五百年，至是而粲然复章。见王昶所为墓志铭。又焦循国史儒林文苑传议，谓：「惠士奇易说独申己意，其子栋周易述，则持守旧说，父子异方。」盖确然以汉易标宗名家者，自定宇始。　　盖江、浙学者言易，自黄梨洲兄弟、毛西河、胡东樵，皆致力于辨易圆，诸家之说出，而自宋以来易说之图象纷纷榛莽塞路者尽辟，惠氏父子踵其后，惠士奇生康熙十年，胡渭卒康熙五十三年，士奇年四十四，惠栋年十八。遂弃宋易而治汉，亦一时风气趋会之所宜有也。惠氏治他经，亦率如其治易，大意推尊汉儒，尚家法而信古训。[惠氏治学态度]其意见于天牧之论周礼，谓：「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讹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贾公彦于郑注，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违『不知盖阙』之义。夫汉逮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驯，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见汉学师承记故其弟子杨超曾称之，谓：「其学大抵以经为纲领，以传为条目，以周、秦诸子为左证，以两汉诸儒为羽翼，信而好之，择其善而从之，疑则阙之。」见杨超曾惠公墓志铭，收碑传集　　此天牧治经主从古训，故一依汉儒，并旁求之于周、秦诸子，而不肯下取晚世唐、宋之说也。先是吴江朱鹤龄长孺，号愚庵，始专力词赋，顾亭林勖以本原之学，乃研思经义，所著有尚书埤传、禹贡长笺、诗经通义诸书。[朱鹤龄与陈启源]其友陈启源长发为毛诗稽古编，训诂准尔雅，篇义准小序，诠释大义准毛传，力主释经惟求合古之旨。书成康熙丁卯，时天牧尚在幼年。亦是吴人治经尊古崇汉一来历也。及松崖守父意益坚，遂着九经古义，谓「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着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九经古义述首。又朱鹤龄书尚有易广义略、春秋集说、左传日钞。日钞著录四库，其书多采亭林杜解补正。定宇左传补注，即承是书而起，为九经古义之一部。此所谓守古训，尊师傅，守家法，而汉学之壁垒遂定。其弟子同县余萧客、江声诸人先后羽翼之，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发之，王昶惠定宇墓志铭而于是有「苏州学派」之称。[吴皖学渊源之不同]今考惠学渊源与戴学不同者，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顾亭林已言「理学之名，自宋始有，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而通经则先识字，识字则先考音，亭林为音学五书，大意在据唐以正宋，据古经以正唐，即以复古者为反宋，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其风流被三吴，是即吴学之远源也。而浙东姚江旧乡，阳明之精神尚在，如梨洲兄弟驳易图，陈干初疑大学，毛西河盛推大学古本，力辨朱子，其动机在争程朱、陆王之旧案，而结果所得，则与亭林有殊途同归之巧，使学者晓然于古经籍之与宋学，未必为一物。其次如阎百诗辨古文尚书，其意固犹专朱，而结果所得，亦使人知通经端在溯古，晋、唐以下已可疑，更无论宋、明也。江、浙人物荟萃，典册流播，声气易传，考核易广，清初诸老，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之工夫转向求真，其还归汉儒者，乃自蔑弃唐宋而然。[江艮庭与王西庄]又江声字尗澐，号艮庭，生康熙六十年，卒嘉庆四年，年七十九。自称：「年三十五师事同郡惠松崖先生，见所著古文尚书考，始知古文及孔传皆晋时妄人伪作，于是搜集汉儒之说以注二十九篇，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古训，以足成之，为尚书集注音疏。」而同时王鸣盛凤喈，生康熙六十一年，卒嘉庆二年，年七十六。亦为尚书后案，自谓郑氏康成一家之学。谓：「秦火后伏生传今文三十四篇，汉注犹在，予遍观羣书，搜罗郑注，惜已残阙，聊取马、王、傅、疏益之，至二十五篇，则别为后辨附焉。」书成于乾隆己亥，又称「就正于有道江声，乃克成编」，其书乃在江氏师事定宇后二十四年也。江氏集注创始乾隆辛巳，成于丁亥；又六年而成疏，则为癸巳。王氏后案成于己亥，尚在江书成后六年。然王氏自谓草创远始乙丑，王氏年二十四，尚在江氏师事定宇前十年，而江书则起始于师事定宇后之六年也。窃疑王书颇受江书影响，吴德旋闻见录谓王鸣盛撰尚书后案，廷艮庭于家，商订疑义。故曰「就正有道，乃克成编」也。其自述草创之年，可置勿论耳。又二书皆自注而自疏之，亦师定宇周易述体例。二书动机，皆由知东晋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伪，乃进而为汉人二十八篇原注之搜讨，其意向取径，正犹惠氏父子知宋后言易图不可信，乃进而为汉易之搜讨也。此又苏州汉学，其渊源在辨晋、宋以来伪说，乃转而反向上求之一证。　　[吴皖两派之诋宋]故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新，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而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初志尚在阐宋，尚在述朱，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划分汉、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故定宇之评毛诗注疏也，曰：「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见李集敬堂鹤征录其激昂如是。而江藩宋学渊源记乃谓：近今汉学昌明，徧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藩为此记，实本师说。　　又曰：藩少长吴门，习闻硕德耆彦谈论。……耆英雕谢，文献无征，甚惧斯道之将坠，耻躬行之不逮也。汉学师承记亦云：「宋儒率履有余，考镜不足。」　　据此言之，当时吴学后起，转不以诋宋过甚为然矣。汪容甫好诋宋儒，其子孟慈为汪氏学行记乃谓是凌次仲之诬谰，子干父蛊，亦物极必反也。盖干、嘉以往诋宋之风，自东原起而愈甚，[汉学家诋宋始自东原]而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潜校水经注，伪谓自永乐大典辑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时纪晓岚主馆事，纪固好诋宋者，东原疏证，傥亦有牛鼎之意乎？东原论学之第二期　　东原于乾隆丁丑二十二年，东原年三十五南游扬州，识松崖于盐运使卢雅雨见曾署，自是客扬州者四年。[东原游扬洲后论学态度之转变]东原论学宗旨，其时以后盖始变，此可以集中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篇证之。其文大意谓：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明年，闻先生殁于家。今徒拜观遗像，……自愧学无所就……莫能窥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輙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义理明]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　　东原是文作于乾隆乙酉，三十年，东原年四十三，见年谱而议论与前举已大异。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曰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其后四年，己丑，乾隆三十四年，东原年四十七东原为松崖弟子余萧客序古经解钩沉，年谱谓：后之论汉儒者，輙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今仲林余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　　据是观之，东原此数年论学，其深契乎惠氏故训之说无疑矣。东原卒后，凌廷堪为作事略状，谓「东原于扬州见元和惠栋，论学有合」，决非虚语。王昶为东原墓志铭，亦谓「惠、戴见于扬州，交相推重」。王鸣盛亦言：「方今学者，断推惠、戴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见洪榜东原行状谓「舍古无以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后之即东原求义理不得凿空于古经外之论也。然则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惠主求古戴主求是并非异趋]江藩汉学师承记洪榜传，称榜为卫道儒，又全缘其与朱笥河发明东原论学一书，可证其时不徒东原极推惠，而为惠学者亦尊戴，吴、皖非分帜也。　　其异者，则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吴学则希心复古，以辨后起之伪说，其所治如周易，如尚书，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吴学进于专家，而徽学达于征实，王氏所谓「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东原言义理三书　　东原言义理者有三书：一、原善，二、绪言，三、孟子字义疏证。今据段玉裁所为东原年谱，约略考定其成书之年代如次：年谱云：先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书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东原年四十一以前，癸酉、甲戌以后十年内作也。玉裁于癸未皆尝抄誊。先生尝言：「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　　此定东原原善三篇皆癸未以前作者，由懋堂于癸未皆尝抄誊也。至的在何年，则不可知。懋堂谓是癸酉、甲戌以后十年内者，此亦约略之辞，并无确据。[原善三篇初成在丁丑后]以今考之，原善三篇，大约在丁丑游扬州识松崖以后，以东原论学至是始变也。[戴氏原善与惠氏易微言之关系]松崖治易，既主还复于汉儒，而汉易率主象数占筮，少言义理，故松崖又为易微言，会纳先秦、两汉诸家与易辞相通者，依次列举，间出己见。其目为：元、体元、无、潜、隐、爱、微、三微、知微之显、几、虚、独、蜀独同义、始、素、深、初、本、至、要、约、极、一、致一、贯、一贯、忠恕之义、一贯之道、子、藏、心、养心。以上为上卷道、远、玄、神、幽赞、幽明、妙、诚、仁、中、善、纯、辨精字义、易简、易简缺性命、性反之辨、三才、才、情、积、天地尚积、圣学尚积、王者尚积、孟子言积善、三五、干元用九天下治义、大、理、人心道心、诚独之辨、生安之辨、精一之辨。以上为下卷　　大抵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所谓义理存乎故训，故训当本汉儒，而周、秦诸子可以为之旁证也。当时吴派学者实欲以此夺宋儒讲义理之传统，松崖粗发其绪而未竟。松崖卒年六十二，其弟子江藩谓：「先生年五十后，始专心经术，早年颇研文词、有渔洋山人菁华录训纂二十四卷。史籍，有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旁及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其精力所注，尤在周易述一书，为之三十年，书垂成而疾革，遂阙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传二篇。」汉学师承记学者精力有限，松崖已靡精耗神于此，不得复深探潜索于彼，故虽抽其绪而未究厥奥也。而东原原善三篇，则其文颇似受松崖易微言之影响。张皋文评东原勾股割圜记，谓：「其书务为简奥，变易旧名，恒不易了。」此东原早年作风如此，即原善三篇，亦有故为简奥之病，而其即故训中求义理之意，则固明明与松崖出一辙也。年谱云：乾隆丙戌，三十一年，东原年四十四岁玉裁入都会试，见先生，云：「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谓孟子字义疏证也。玉裁未能遽请读，先生没后，孔户部广森付刻，乃得见，近日始窥其阃奥。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懋堂此年但闻东原自称「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而实未见，及后读孔刻遗书有孟子字义疏证，姑推以为即今年之所著耳，其实亦无确据。余考东原字义疏证成书尚晚，证详下此年所著，盖非其书也。年谱又云：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户部所刊戴氏遗书第九合为一册。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见于户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于癸未抄写熟读矣。至丙戌见先生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仍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比类合义，古圣贤之理义，举不外乎是。孟子字义疏证，亦所以阐明此恉也。　　今按：东原有原善自序，谓：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趋也，后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而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次成上、中、下三卷，比类合义，灿然端委毕着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以今之去古圣哲既远，治经之士莫能综贯，习所见闻，积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兹坠绪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发之。　　今文集段氏经韵楼本所收，即始为之三章，遗书本则修改之上、中、下三卷也。上卷十一章，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而每卷首章即文集本之三篇，惟语有改省。又文集有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两篇，又即为遗书本原善卷上、卷中之二章，盖以篇幅较长，可以分别成文，故又收之文集耳。或东原当时，既成原善三篇，又成读易系辞、孟子论性两篇，遂增扩而为原善三卷也。丙戌，懋堂入都，亲见东原本原善三篇旧稿，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则东原所告懋堂「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者，实即原善三篇之扩大本，懋堂不察，未经面质，后遂误认为东原所告乃指字义疏证也。[原善三卷之扩大本在丙戌]今定原善三卷本成于丙戌东原四十四岁之年，则上推原善三篇，其初成亦决距此不甚远，至迟在癸未，因是年懋堂已抄誊及之至早在丁丑，遇松崖之年先后不出十年也。乙酉，东原过苏州，题松崖授经图。原善扩大成书，即在其翌年。东原深推松崖，谓舍故训无以明理义，原善三卷，即本此精神而成书。故曰：「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则东原论学著书，其受松崖之影响，居可见矣。[绪言草创在己丑]年谱云：孟子字义疏证原稿名绪言，有壬辰乾隆三十七年，东原年五十菊月写本，程氏易田于丙申四十一年，东原年五十四影抄。　　按：绪言一书，孔刊遗书未收，钱竹汀大昕、王述庵昶、洪蕊登榜、孔巽轩广森述东原著书亦未及，惟粤雅堂丛书有之。程易田以孟子字义疏证非定本，定本改名绪言，又言于丙申影抄是书，戴本首页有「壬辰菊月写本」六字，自壬辰至丙申未尝改窜。懋堂则以疏证为定本，而绪言是其初稿，语详经韵楼集卷七答程易田丈书盖懋堂之辨是也。惟谓疏证成于东原四十四岁时则亦误，其时所成者乃原善三卷本，已详前论。至绪言成书年月，据程易田与段懋堂札，谓：「壬辰东原馆京师朱文正珪家，自言曩在山西方伯署中，伪病者十数日，起而语方伯：『我非真病，乃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耳。』」段氏谓：「伪病十余日，正是造绪言。窃揣此书剙始于乙酉、丙戌，成于己丑朱方伯署中。」以上俱详经韵楼集卷七答程易田丈书今考东原四十六岁戊子，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聘，修直隶河渠书一百二卷，二十四册。适方氏卒，其书未竣，以卷帙之重大，故孔氏刊遗书亦未及。其后书为吴江王履泰所窃，易名畿辅安澜志，语详经韵楼集卷七与方葆岩『观承子』两书，又有赵戴直隶河渠书辨。盖东原此书，亦自袭赵东潜原本也。此后五年，仆仆道途，往来燕、晋间，精力全耗于方志。己丑，会试不第，朱石君珪招游山西，以是年五月往，而秋后又自藩署至汾州，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庚寅乃竣。是年又还都待辛卯会试，又不第。复游晋，修汾阳县志。翌年壬辰，自汾阳入京会试不第，而赴浙江，主金华书院。据程易田转述其伪病之说，绪言草创，应在己丑秋前客山西藩署时无疑。懋堂谓剏始乙酉、丙戌必误。辨详前惟易田影抄是书，首页有「壬辰菊月写本」字样，则殆东原是年到浙，又将己丑旧稿写定一番也。[绪言完成在壬辰]据此则绪言一书，应是创始于己丑秋前，而完成于壬辰之菊月，又考钱大昕孝廉胡君墓志铭，谓：「胡亦常同谦既下第南归，与休宁戴东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别。舟中尽钞东原所著书携归，特刊之东粤」云云。东原绪言惟刊于粤雅堂丛书，而不识所自来，若即系胡氏传钞本，则绪言成于游浙前，又得一证。惟程易田影抄本，与今粤雅堂考刊本，是否有异同，今仍无从详论。至丙申易田影抄时未尝改窜，而疏证尚在后，否则东原何弗示易田以疏证，而顾出其已废之初稿耶？[孟子字义疏证最晚成在丁酉]年谱又云：先生丁酉乾隆四十二年，东原五十五岁，东原即卒是年。正月十四日，作书与玉裁曰：「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古人曰理解者，即寻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庄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谓『彼节者有间』也。古贤人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咸自信为理矣。此犹舍字义、制度、名物，去语言、训诂，而欲得圣人之道于遗经也。」又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札与玉裁云：「仆足疾已踰一载，不能出户，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实不复出也。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又丁酉四月有答彭进士绍升书，洪榜作先生行状，云：「此先生没前一月手书也。」先生以所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示彭君。彭君有书与先生，刻其文集内先生答此书。　　今按：东原特提「理、欲」之辨以驳宋儒，其说惟见于疏证，原善、绪言皆无之。丁酉与懋堂两书，郑重道及，正是初成书后语也。疏证之作，定在丙申易田抄绪言之后，而即成于是年。至翌年丁酉正月与段懋堂书，正为「理」字义解，乃疏证最后新得，故属草既竟，即以函告。及四月一札，乃云「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则其新着初成踌躇满志之情也。段懋堂谓「绪言改定于丙申冬后，丁酉春前，是为孟子字义疏证」，亦答程书语其说最是。若疏证早成在前，东原极自得意，以易田与东原之交情，不应影抄其绪言而不获见其俊定之疏证，故使易田亦疑疏证之非定本，而东原若非预知今年五月将不起，亦何以疏证早成在前，久默不告懋堂，至是乃连续及之乎？文集卷八『经韵楼本』孟子字义疏证序题下附注「丙申」二字，是懋堂亦知疏证成于丙申，惜乎编年谱时，未能据之为定论。其与彭允初书，由允初在京师，以二林居制义示东原，并索观东原原善，是允初亦不知东原尚有疏证，东原乃并出新着疏证示之，允初贻书讨论，东原答书谓：「南旋定于何日？」是其时允初在京师也。又吴江陆朗夫耀有复戴东原言理欲书，切问斋文钞谓：春杪接书，久未裁复。……足下究心典籍，高出群儒，修述之事，方期身任，胡遽有秋令假归之语？……来教举近儒理欲之说，而谓其以有蔽之心，发为意见，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理实谬，可谓切中俗儒之病。　　细按此书，盖在丁酉夏东原卒前。东原于春杪致书，谓秋令假归者，即是与懋堂书所云「足疾已踰一载，定于秋初乞假南旋」也。时朗夫在济南，东原疏证新成，不克邮示，而特写疏证新得理欲一辨大意告之。盖东原言义理三书，惟理欲之辨，得之最后，在丙申、丁酉之交。今集中有与某书，经韵楼本卷九不知某是谁人，及答彭允初书，又两与段懋堂书，及此与陆朗夫书，可指数者已五通，大率尽在丁酉。东原固自深喜其说，故一时屡屡道之，此又足证疏证成书定在丙申也。今考与某书有云：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　　则东原自字义明义理之说，至此仍未变，[治经先考字义之理论始终不变]惟谓「汉儒故训亦有时傅会」，此在序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已微发其意，谓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其所谓释复各持异解是也。此东原早年亦言之，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其识自远超乎依傍汉儒故训者。故洪榜与朱筠书见汉学师承记谓：[字义疏证即训诂]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其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焉耳，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　　固不得谓无当于东原论学宗旨也。按：戴集九乙亥与姚姬传书，谓：「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汶于后世也。」疏证前稿取名绪言，即谓是圣人绪言耳，与字义疏证涵旨正同，惟不如字义疏证之显豁，非有别解也。又集八原善序谓：「余言恐未足以振兹坠绪」，「绪言」之「绪」，即「振兹坠绪」之「绪」。又按：东原同时交游有[钱大昕]晓征，号竹汀。『1728－1804，年七十七』经史淹雅，一时无两。东原知名当世，亦由竹汀推挹。然东原谓「并世学人必以竹汀为第二」，盖以第一人自居也。竹汀之学，所涉甚广，而识力不高，持论惟循惠、戴藩篱。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诂训必自汉儒，以其去古未远。」『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琳经义杂识序』又云：「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文集二十四经籍篡诂序』此二文皆成于嘉庆己未，时竹汀年七十二矣。此等议论，不过为惠、戴诂训、义理之辨推波助澜，无足深论。据竹汀年谱，始读说文，研究声音、文字、训诂之原，已在乾隆庚寅，竹汀年四十三，上距惠、戴扬州缔交亦十三年矣。则竹汀治声音、训诂之学，实闻惠、戴而起者，宜东原之以第二人处之也。其后如方植之汉学商兑、夏卯生仲子集，诋病汉学，竹汀亦不免。而并时侪偶如周春松蔼、『参读清文汇卷二十五周春答同年钱竹汀少詹序』章学诚实斋，『参读下章』皆贻书竹汀，期其于汉学偏弊，有所救正。良以惠、戴而外，学足以拔赵立汉，别树一帜者，端推竹汀也。惜其识不足以及此，轻为随逐，虽得一时风尚之朋，亦受后世门户之诮焉。然观竹汀所言，固可证一时学人意气议论之所同凑在是矣。　　惟时人所以推重东原者，则并不在此。东原自癸巳乾隆三十八年，东原年五十一被召入都充四库纂修官，所校官书，如水经注、九章算术、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仪礼识误、仪礼释宫、仪礼集释、大戴礼、方言诸书。皆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一类，即东原初入京时所由见知于时贤者，至是而时贤仍以此推东原。所谓「汉儒得其度数，宋儒得其义理」，并世自以度数推东原，不以义理也。故洪初堂榜撰东原行状，载与彭尺木书，朱笥河见之，曰：「可不必载，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汉学师承记洪传可见当时学者见解矣。此在东原亦自知之，故曰：[东原不甘为轿夫]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东原不欲以六书、九数自限，在初入都时已然，而昌言排击程朱，则实始晚年。[东原攻击朱子在晚年]章实斋说之云：古人着于竹帛，皆其宣于口耳之言也……今之黠者则不然……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其人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于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于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谓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文史通义朱陆篇　　乾隆三十八年章、戴相遇宁波道署时，东原议论已变，渐诋程朱，而为绪言犹不尔，故实斋讥其笔舌分用，又斥之为黠也。余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章氏遗书钞本，有答邵二云书一首，畅论其事，谓：「戴氏之言，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化，权欺术御，何必言之由中？戴讥躬行实践，释、老所同，非儒者所以自异，『按：此疑章氏见东原集与某书言之，东原字义疏证，实斋似未见。』然则戴之践履，远逊宋人，乃其所以求异于释、老耶？是则辟释、老者，固便于言是行非者也。此则戴之症结，不可为讳。戴氏笔之于书，多精深谨严，至腾之于口，则丑詈程、朱，诋侮董、韩，自许孟子后之一人，可谓无忌惮矣。其身既死，诵戴遗书而得其解者，尚未有人；听戴口说而益其疾者，方兴未已。以仆所闻，一时通人，表表人望者，有谓『异日戴氏学昌，斥朱子如拉朽』者矣；有著书辟宋理学，谓六经、语、孟无『理』字，以易传『穷理尽性』为后儒之言，而忘『义理悦心』已见孟子者矣。汉儒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盖言经典存文，不如口耳之授受。今尊戴而过者，亦以其法求之，不知其笔金玉，而言多粪土，学者宜知所抉择也。」然实斋又云：戴君……一代巨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故余作朱陆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固不足为戴君累。……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着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按：绪言、疏证两书，东原卒后十许年，实斋犹未见，故所举论如是。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又北大所藏章氏遗书钞本，有与史余村一书，谓：「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浅者勤学而闇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药。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以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誉者既非其真，毁者亦失其实。仆言戴氏学识虽未通方，而成家实出诸人之上。所惜心术不正，学者要须慎别择耳。」今按：实斋屡斥东原心术，今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行世，东原攘窃赵书一案坐实，大可为实斋说添有力之左证矣。　　是深知东原之为轿中人而非轿夫者，当时亦惟实斋。惟东原晚年之矜心胜气，诋弹逾量，实斋深不满。然此亦可证东原议论思想前后不同，及其言义理三书完成之先后，传播之广狭，与夫心术学术之隐微，所不尽传于后者，以及当时学者对东原评价之一斑也。东原哲学之大体　　东原言义理三书之年代既定，而东原哲学之大体可继是而求。盖东原三书思想，虽大体一贯，而其间亦有议论详略，意向轻重，可以征东原学说之与年俱变者。最先为原善。原善　　原善先成三篇，既乃扩为三卷。三篇文极简奥；三卷始详，而意解无大变。今据遗书三卷本观之，其言天道，主乎阴阳气化，故曰：道，言乎化之不已也……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道即阴阳气化]卷上　　其言性本乎形质能才，故曰：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品物者也。[性即道之分化]限于所分曰命；成其气类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质，而秀发于心，征于貌、色、声曰才。卷上　　故「欲」与「觉」皆性也，曰：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曰性。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欲与觉为性之能事]卷上　　[欲与觉得其正即仁智]善用其欲与觉则为仁、智，故曰：欲不失之私则仁，觉不失之蔽则智；仁且智，非有所加于事、能也，性之德也。卷上　　性言乎其自然之本，仁、智要乎其必然之则，故曰：[自然与必然之辨]言乎自然之谓顺，言乎必然之谓常，言乎本然之谓德。天下之道尽于顺，天下之教一于常，天下之性同于德。卷上　　又曰：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性之征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性之征于情，喜怒哀乐而惨舒分。既有欲有情矣，于是乎有巧与智，性之征于巧智，美恶是非而好恶分。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尽美恶之极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权由斯而出；尽是非之极致，存乎智者也，贤圣之德由斯而备。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于必然，天下之能举矣。[情欲本乎自然智巧达于必然]卷上　　又曰：[欲为自然德为必然]由天道而语于无憾，是谓天德；由性之欲而语于无失，是谓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归于必然也。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卷上　　其循自然而达乎必然者则贵智，故曰：怀生畏死，血气之伦尽然，故[人莫大乎智足以择善]也。卷中耳能辨天下之声，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义，人之才质得于天，若是其全也。……惟据才质为言，始确然可以断人之性善。……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无节于内，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践乎中正，其自然则协天地之顺，其必然则协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语于此。卷中　　明智之所得为理义，故曰：[理义由明智得]心之明之所止，于事情区以别焉，无几微爽失，则理义以名。卷中　　故人性之所贵，在乎动而能得夫理义，不在无欲与静也，曰：虽犬之性，当其气无乖乱，莫不冲虚自然也，动则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于是恶外物之惑己而强御之，可谓之「所以异」乎？是以[老聃、庄周之言尚无欲，君子尚无蔽]。尚无欲者，主静以为至；君子动静一于仁。卷中　　仁智之反面为私蔽，故曰：[私与蔽为二大患]人之不尽其才，患二：曰私，曰蔽……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仁且智者，不私不蔽者也。得乎生生者仁……得乎条理者智。卷下是故去生养之道者，贼道者也。细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胜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则私而不仁……智以知之，仁以行之。卷下　　故其言格物致知也，则曰：「格」之云者，于物情有得而无失，思之贯通，不遗毫末，夫然后在己则不惑，施及天下国家则无憾，此之谓「致其知」。卷下　　此东原原善三卷之大旨也。而东原自道其所以得此者则曰故训，故曰：[征诸古训明之心]征之古训，协于时中，充然明诸心而后得所止。卷下　　东原此等见解，颇与同时惠氏易微言相近。微言据易系，亦主以阴阳气化言宇宙，故曰：孟子论性而及才，才者天之所降，故曰「降才」……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故孟子论为不善云「非才之罪」，因举仁义礼智而云「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继而言「天之降才」，继又言存乎人者有仁义，而云牿亡之后「未尝有才」，知才为天之所降明矣。[原善与易微言思想之同点]　　是松崖亦据孟子，主性即在形质才能之中也。又曰：「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人之性禀于天，性必兼两，在天曰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曰性命之理。乐记言「天理」，谓好与恶也。好近仁，恶近义，好恶得其正谓之天理，好恶失其正谓之「灭天理」，大学谓之「拂人性」。天命之谓性，性有阴阳、刚柔、仁义，故曰「天理」。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　　是松崖解乐记亦谓天理即人性好恶之正也。又曰：道家论「一贯」与宋儒同，与孔子异。道家以一为终，故庄子曰：「得其一而万事毕」；圣人以一为始，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此儒与道之别也。「贯」皆有积义……论语「吾道一以贯之」，释诂云：「贯，习也。」习者重习，亦有积意，荀子曰：「服习积贯」，又曰：「贯日而治详之。」　　东原曰：「君子慎习而贵学」，原善卷下所谓以必然全其自然者，亦与松崖辨儒、道「一贯」之论相似也。松崖又曰：忠，一也，以忠行恕，即「一以贯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