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清平定准噶尔叛乱之战剿抚并用，为国家统一而战　　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之战，是一次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起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迄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迭经三朝，历时70年，最终弭叛息乱，取得了完全胜利。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在今内蒙古地区的是漠南蒙古，在原外蒙古一带的是漠北喀尔喀蒙古，游牧于天山以北一带的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厄鲁特又称卫拉特，又分为四部，即和硕特（游牧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准噶尔（游牧于今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游牧于今新疆塔城地区）、杜尔伯特（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流域）。四部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先后兼并了土尔扈特部及和硕部的牧地，迫使土尔扈特人转牧于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和硕特人迁居青海。到噶尔丹执政时，在吞并了新疆境内的杜尔伯特和原隶属于土尔扈特的辉特部后，进占青海的和硕特部，又攻占了南疆维吾尔族聚居的诸城。随着准噶尔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噶尔丹分裂割据的野心愈益膨胀。此时，正是沙皇俄国疯狂向外扩张的时期，为达到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罪恶目的，对噶尔丹进行拉拢利诱。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阴谋策动噶尔丹叛乱，支持他进攻喀尔喀蒙古。在沙皇俄国的唆使下，噶尔丹终于率兵进攻喀尔喀蒙古，发动了一场旨在分裂祖国的叛乱。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3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喀尔喀三部首领仓皇率众数十万分路东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一带，向清廷告急，请求保护。康熙一面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今内蒙古科尔沁旗）放牧，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北上迎击。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六月，康熙决定亲征，其部署是分兵两路出击：左路军出古北口（今河北滦平南），右路军出喜峰口（今河北宽城西南），从左右两翼迂回北进，消灭噶尔丹军于乌珠穆沁地区。康熙亲临博洛和屯（今内蒙古正蓝旗南）指挥。同时令盛京将军（治所今辽宁沈阳）、吉林将军（治所今吉林市）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西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兵会合，协同清军主力作战。右路军北进至乌珠穆沁境遇噶尔丹军，交战不利南退。噶尔丹乘势长驱南进，渡过沙拉木伦河，进抵乌兰布通。清左路军也进至乌兰布通南，康熙急令右路军停止南撤，与左路军会合，合击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并派兵一部进驻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伺机侧击噶尔丹归路。　　马兰布通位于克什克腾旗（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之西。该地北面靠山，南有高凉河（沙拉木伦河上游的支流），地势险要。噶尔丹背山面水布阵，将万余骆驼缚蹄卧地，背负木箱，蒙以湿毡，摆成一条如同城栅的防线，谓之"驼城"，令士兵于驼城之内，依托箱垛放枪射箭。清军以火器部队在前，步骑兵在后，隔河布阵。八月初一中午，交战开始。　　清军首先集中火铳火炮，猛烈轰击驼阵，自午后至日落，将驼阵轰断为二，然后挥军渡河进攻，以步兵从正面发起冲击，又以骑兵从左翼迂回侧击，噶尔丹大败，仓皇率全部撤往山上。次日，遣使向清军乞和，乘机率残部夜渡沙拉木伦河，狼狈逃窜，逃回科布多（今蒙古吉尔噶朗图）时只剩下数千人。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失败后，公裂叛乱之心未死，他以科布多为基地，招集散亡人员，企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为防御噶尔丹再次进攻，康熙采取了以下措施：调整部署，加强边境守备；巡视漠北诸部，稳定喀尔喀蒙古上层，将逃居漠南的喀尔喀蒙古分为左中右三路，编为37旗；设立驿站和火器营，沟通内地与漠北地区的联络，专门训练使用火铳火炮。康熙三十三年，清廷诏噶尔丹前来会盟，噶尔丹抗命不至，反而遣兵侵入喀尔喀，康熙遂决定诱其南下一战歼之。为使此次作战顺利进行，清军在战前做了充分准备：调集兵马，征调大批熟悉情况的蒙古人为向导，随军携带5个月口粮，按每名士兵配备一名民伕四匹马的标准，组成庞大的运输队，备有运粮大车6000辆，随军运送粮食、器材；筹备大量防寒防雨器具，准备大批木材、树枝，以备在越过沙漠和沼泽地时铺路。康熙三十四年九月，噶尔丹果然率3万骑兵自科布多东进，沿克鲁伦河东下，扬言借得俄罗斯鸟枪兵6万，将大举内犯。　　在此形势下，康熙决定再次亲征，次年二月，调集9万军队，分东中西三路进击：东路9000余人，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越兴安岭西进，出克鲁伦河实行牵制性侧击；西路4．6万人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为主将，分别出归化、宁夏（今宁夏银川），越过沙漠，会师于翁金河（今蒙古德勒格尔盖西）后北上，切断噶尔丹军西逃科布多之路；康熙自率中路3．4万人出独石口（今河北沽源南）北上，直指克鲁伦河上游，与其他两路约期夹攻，企图歼灭噶尔丹军于克鲁伦河一带。三月，康熙率中路军出塞。五月初，经科图（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北）继续渡漠北进，逐渐逼近敌军。噶尔丹见康熙亲率精锐前来，又闻西路清军已过土剌河，有遭夹击的危险，便连夜率部西逃。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进抵土剌河上游的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距噶尔丹军15公里扎营。昭莫多，蒙语为大森林，位于肯特山之南，土剌河之北，汗山之东。费扬古鉴于清军长途跋涉，饥疲不堪，决定采取以逸待劳、设伏截击的方针，以一部依山列阵于东，一部沿土剌河布防于西，将骑兵主力隐蔽于树林之中；振武将军孙思克率步兵居中，扼守山顶。战斗开始后，清军先以400骑兵挑战，诱使噶尔丹军入伏。噶尔丹果然率兵进击，企图攻占清军控制的山头。孙思克率兵据险防守，双方激战一天，不分胜负。此时费扬古指挥沿河伏骑分兵一部迂回敌阵，另一部袭击其阵后家属、辎重，据守山头的孙思克部也奋呼出击。噶尔丹军大乱，夺路北逃，清军乘夜追击15公里以外，俘歼数千人，收降3000人，击毙噶尔丹之妻阿奴。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西逃。　　在噶尔丹率军东侵喀尔喀之际，其后方基地伊犁地区被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所袭占。加之连年战争，噶尔丹"精锐丧亡，牲畜皆尽"，噶尔丹兵败穷蹙，无所归处，所率残部不过千人，旦羸弱不堪，内部异常混乱。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至此康熙时期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战始告结束，喀尔喀地区重新统一于清朝。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便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随着他的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地盘的不断扩大，又滋长了分裂割据的野心，沙皇俄国也积极支持其叛乱。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西藏，进行分裂叛乱活动。由于康熙及时派兵进藏协同藏军进行围剿，才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势力赶出西藏。康熙逝世后，雍正继续坚持平定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的斗争。雍正五年（1727年）冬，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在沙俄支持下，继续进行叛乱活动。从雍正六年以后，清朝多次出兵平定噶尔丹策零叛军。十年七月，噶尔丹策零率军袭击驻扎于塔半尔河的清军。八月初，清军以精骑3万夜袭其营，准噶尔军溃逃。　　清军乘胜追击，将其大部歼灭于光显寺（今蒙古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噶尔丹策零被迫降附。　　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内乱，达瓦齐夺得汗位。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发兵5万直捣伊犁，达瓦齐猝不及防，兵败被俘。不久，归降清廷的阿睦尔撒纳，因统治厄鲁特蒙古四部的野心未能得逞，聚众叛乱。　　二十二年春，清廷遣军从巴里坤等地分路进击，叛军溃败，阿睦尔撒纳叛逃沙俄后病死。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分裂叛乱的战争，至此取得了胜利。　　清军平定准噶尔贵族分裂叛乱战争的胜利，不仅维护、巩固了西北边陲，消灭了准噶尔贵族分裂势力，而且也打击了沙皇俄国侵略中国准噶尔的野心，对于以后挫败帝国主义勾结利用民族败类分裂祖国的阴谋，捍卫西北边疆的斗争，产生了良好影响。清军之所以取胜，首先，清军进行的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准部贵族分裂叛乱的正义战争，因而得到各族人民也包括准噶尔人民的支持。其次，清廷剿抚并用的策略运用的比较成功。第三，清廷此时内部稳定，国力强盛，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较强。第四，在战争指导上，能依据客观情况，制定出切合时宜的作战方针；针对作战地区地理条件的特点，认真作好战争准备，注意发挥骑兵快速机动作战的能力和发挥火器部队的作用。　　当然，清军平定叛乱的战争所以延续70年之久，除了沙俄极力插手和支持叛乱者以及民族关系等原因，增加了战争的复杂性外，清军在作战指导上的一些失误也是重要原因。而准部贵族在沙俄支持下掀起的民族分裂叛乱战争，是违背各族人民利益的不义之战，必然遭到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政治上的不得人心，及其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军事上存在许多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决定了其失败是必不可免的。71　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推销毒品而向一个国家宣战，除英国之外还没有先例。但英国却借此打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者在1840-1842年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战争以清朝失败而告结束。从此，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是清朝统治下的封建国家。　　清朝统治者对内顽固坚持传统的专制统治，不思改革，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日益落在世界文明的后面。和清朝日益衰败形成鲜明对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迅速发展。最早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到18世纪末叶又率先开始产业革命，近代化的工业迅速发展。19世纪初，英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把许多国家沦为它的殖民地，中国成为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毒品鸦片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特殊武器。　　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商人便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自1800年起，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英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禁止鸦片入口的禁令，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私贩，利用特制的快艇，进行武装走私。走私的范围遍及整个东南沿海。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而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严重损害了清朝财政，也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中国朝野上下，严禁鸦片的呼声日趋高涨。清道光皇帝意识到鸦片输入将造成军队瓦解、财源枯竭，便于1838年12月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在广东人民的支持下，于1839年6月3日至25日，将从鸦片贩子手中收缴的走私鸦片两万余箱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禁烟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但英国资产阶级却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了一场旨在保护鸦片走私的不义的侵略战争。　　1839年8月初，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定。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战争的决议案，派兵侵略中国。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分三个阶段。　　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840年6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到1841年1月下旬义律发布《穿鼻草约》为止。1840年6月28日，懿律下令封锁珠江口，并立即启程北上，夺占定海。7月初，英军驶经福建海面，炮轰厦门港。7月4日，英军驶抵定海水域，清军水师毫无戒备，不仅未予拦截，反而由知县姚怀祥登舰询问来意。英军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照会交给姚怀祥，限次日下午二时前投降，将所属海岛、炮台一律交出，否则开炮轰城。姚怀祥返城后与文武官员商讨防守之策。7月5日下午二时，英军见清军无献城投降的迹象，便下令英舰发起进攻。清军水师奋起抵抗。由于英军舰大炮多，射程较远，清军船小炮少，射程又近，交战不久，清军水师损失严重，只得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在舰炮掩护下登陆，攻占定海城东南的关山炮台，并连夜炮轰定海县城。6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定海遂告失陷。　　1840年7月28日，义律率英舰8艘，驶离舟山群岛北上，于8月9日进泊天津大沽口外，向清政府递交照会、施加压力。道光皇帝事先已得知英舰可能北上天津，考虑到天津海防力量不足，所以8月9日接到直隶总督琦善关于英军已到大沽口外的奏报后，立即命令琦善不要随便开枪开炮，如有投递禀帖等事，不管是汉字夷字，"即将原禀进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359页）。于是，琦善于8月15日派人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照会》，并立即送呈北京。　　道光帝接到照会后，得知英国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道光听信谗言，以为是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办理禁烟之事不善才引起英军入侵，只要惩办林、邓等人，英国就会退兵。于是，他要琦善向英方表示要重治林则徐。8月30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会谈。英方因当时军中流行疫病，不便采取军事行动，乃于9月15日起碇南返，并同意在广东继续与清朝谈判。　　9月17日，道光帝任命自夸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并同时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　　11月末，琦善到达广州，将珠江口防务设施撤除，水勇、乡勇遣散，以讨好英国侵略者。在谈判过程中，琦善对义律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一一许诺，只对割让香港一事，表示不敢作主，答应向道光请示。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841年1月初，向虎门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进攻，清军英勇抵抗，打死打伤英军100余人。但由于清军防守兵力不足，琦善又拒发援兵，加上英军炮火猛烈，兵力也占优势，两个炮台终于失守。副将陈连升父子以下600余人阵亡。　　琦善屈服于英军的强大压力，于1月中旬照会义律，表示愿意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然而，义律不待琦善"代为奏恳"，便在1月20日单方面抛出《穿鼻草约》。《草约》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6天之后，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一阶段的战争，至此结束。　　战争的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开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1841年1月27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他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赴广东。于是，广东的谈判停顿下来，中英双方又进入战争状态。　　义律获悉清廷向广东调兵遣将和对英宣战的消息后，便立即命令英军备战，准备进攻虎门和广州，以先发制人。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月26日清晨，英军3000多人向虎门炮台发动猛烈攻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琦善拒绝派兵增援。由于寡不敌众，关天培和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虎门炮台失守。英舰驶入省河。2月27日，英军攻陷乌涌炮台。3月2日，英军又陷猎德炮台，逼近广州。　　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到达广州，但各省调集的兵勇没有到齐。义律也因兵力不足，不敢轻易进攻广州。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考虑，达成临时休战协议。　　4月，奕山及各省军队1．7万余人先后齐集广州。奕山一到广州，便诬篾"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夷艘入寇记》，《鸦片战争》第六册，第118页），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为了报功邀赏，奕山于5月21日夜贸然向英军发动进攻，分兵三路袭击英军。由于英军早有准备，所以没有收到什么战果。22日黎明，英军乘顺风发动进攻，向清军猛烈发炮轰击，清军溃败，英军乘势进攻广州城，占领城北炮台和山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城内。万余清军收缩城内，奕山等高级将领惶惶无主，乱作一团。5月26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次日，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条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六天内撤至离广州城30公里以外的地方，一周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口外。第二阶段的战争，至此结束。　　战争的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国扩大侵略战争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为止。　　1841年5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穿鼻草约》的消息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侵略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前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而此时的清统治者却误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军督抚，酌量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不久即率兵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厦门陷落。　　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才意识到战事并未停止，于是下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停止裁撤军队，加强防守。　　英军攻陷厦门后继续北犯。守卫镇海的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积极布置浙江沿海的防卫。9月，英军侵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领守军英勇抵抗，以身殉国。　　10月1日，英陆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登陆，定海失陷。　　英军攻占定海后，继续进攻镇海。10月10日，英军以强大的炮火猛烈轰击镇海招宝山、金鸡山炮台，陆军乘机登陆。　　守军顽强抵抗，多次同进攻之敌展开肉搏。但终因英军火力猛烈，两座炮台相继失守。浙江提督余步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贪生怕死，逃往宁波。裕谦率部死战，后见大势已去，投水自尽。守军伤亡惨重，余部弃城逃走，镇海遂于当天下午落入敌手。　　10月13日，英军又攻陷宁波。　　清政府为挽回败局，于10月18日任命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往浙江，并从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等省调集军队。奕经携带大批随员南下，一路上游山玩水，勒索地方供应，直到1842年2月才到达浙江绍兴。　　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采取"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三城。具体部署是：水路（东路）以乍浦为基地，陆续渡海，潜赴舟山各岛及定海城内外，预为埋伏，候期举动。陆路（南路）分为两支：一支集结在慈溪西南15公里的大隐山，准备进攻宁波；另一支集结在慈溪西门外的大宝山，准备进攻镇海。　　英军对清军的作战意图已有所了解，并作了相应准备。3月10日夜，清军攻击开始。从大隐山出发进攻宁波的一路一度冲入城内，但在英军阻击下不得不陆续撤出战斗，反攻宁波没有成功。进攻镇海的一路，由于英军已有准备，清军虽经三次冲锋，也没能攻入城内。水路进攻定海的计划也没有成功。　　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在慈溪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　　英军决定乘胜发动新的进攻。3月15日，英军进攻慈溪，占领大宝山、长溪岭清军营地。清军退往绍兴。3月20日，奕经逃回杭州。为推卸战败责任，他在奏折中除强调英军"船坚炮利"外，还大肆诬篾浙东到处汉奸充斥。浙江巡抚刘韵珂则提醒道光皇帝注意国内人民可能趁机揭竿而起。道光帝鉴于广东和浙东两次反攻均遭失败，又害怕人民起义，于是在对英态度上由忽战忽和转而采取一意求和，并派投降派耆英、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乞和事宜，并准备释放英俘。　　但是，此时的英国侵略者认为议和的时机还未成熟，还不足以胁迫清政府接受它的全部要求，决定继续进攻。　　1842年5月，英军为了集中兵力，退出宁波、镇海，进犯海防重镇乍浦，遭到守军的坚决抵抗。17日，乍浦陷落。6月中旬，英军开始进入长江。6月16日，英军向吴淞炮台发起进攻。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士气大受影响。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抵抗，亲自操炮轰击敌舰，最后和守台士兵百余人一起战死。吴淞口失陷，英军随即侵占上海。　　英军攻陷吴淞口后，清廷一面催促耆英、伊里布等由浙江驰赴江苏，加紧议和，一面加强天津地区防务，防止英军北犯，而对长江下游的防务，仍未给予足够重视。　　7月下旬，英军进攻镇江。副都统海龄率领守军奋起抵抗，与敌人展开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清军宁死不屈，有的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与敌人拚死搏斗，直至牺牲。海龄督战到最后，也自杀殉国。镇江随之失守。　　镇江失守后，英国军舰于8月间闯到南京江面。耆英、伊里布等赶到南京议和。在英国侵略军的胁迫下，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订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不义的侵略战争，也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的民族战争。中国是正义的，英国是非正义的。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结束。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1、政治腐败，经济落后。2、闭关自守，不明敌情。3、将领保守，指挥无方。4、装备落后。72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资产阶级第一次联合侵略中国的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资产阶级对清朝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因此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向外侵略扩张，以便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资产阶级原以为凭借《南京条约》就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对外国商品的进入有顽强的抵抗作用，英国的工业品没能占领中国市场。为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英国想通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打开中国的市场。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借口《望厦条约》中有12年可以修约的规定，援引片面最惠国条款，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条约》，以进一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得到的权益，得到法国、美国的支持。清政府拒绝了"修约"的要求。英、法、美未达目的，叫嚷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因国内局势不稳，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修约"问题便暂时搁置起来。咸丰六年（1856年），美国借口《望厦条约》届满12年，要求全面修改条约，得到英法的支持。清政府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英国认为，只有采取强大的军事压力，才能从中国取得更多的权益。于是，英、法两国各自寻找发动对华战争的借口。　　1856年，英国终于制造了一个"亚罗号事件"。"亚罗"号是一艘走私鸦片的中国船。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黄埔逮捕了船上2名海盗和10名涉嫌船员。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端生事，说该船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放还人犯并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同意交还人犯。但巴夏礼拒绝接受。10月23日，英国军舰悍然开进内河，挑起战争。叶名琛不作任何准备，反而下令不准放炮还击，致使英军长驱直入，迅速将内河沿岸炮台攻占，并一度冲入广州城内。广东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对进犯的英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和打击，迫使英军于1857年1月20日退出珠江内河，撤往虎门口外，等待援军。　　1857年春，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同时，建议法国政府共同行动。　　在此之前，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正在向中国交涉，进行敲诈勒索。于是接受英国建议，派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参加对中国的战争。　　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率舰先后到达香港。11月，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赶到香港与英法公使会晤，支持英法的行动。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编组集结完毕。额尔金、葛罗在27日向叶名琛发出通牒，限48小时内让城。叶名琛以为英、法是虚张声势，不作防御准备。12月28日，联军炮轰广州，并登陆攻城。29日，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解往印度加尔各达，1859年病死于囚所。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四国公使纠结北上。1858年4月，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24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限定6天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佯装调解，劝清政府赶快谈判。清政府不能正确判断英、法下一步的行动，又指望美、俄调停，既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又没同侵略军作战的决心。　　1858年5月20日上午8时，额尔金、葛罗在联军进攻准备完成之后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律，并限令清军在2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上午10时，联军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各台守兵奋起还击，打死敌军100余人。　　但是由于清朝官吏临阵逃跑，后路清军没有及时增援，致使炮台守军孤军奋战，最后各炮台全部失守。联军随即溯白河上驶，到达天津，还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朝统治者感到战守两难，立即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议和。　　6月26日和27日，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订。美、俄两国则在此之前就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公使驻京、增开商埠以及赔款等内容。此外，俄国还趁火打劫，在5月底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出天津，准备来年进京换约。1859年，英国派普鲁斯为公使到中国赴任和换约。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于6月中旬带领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开到大沽口外。清政府安排英、法公使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普鲁斯断然拒绝，坚持要清政府拆除白河防御、乘舰带兵入京的无理要求，并限期撤防。　　1859年6月24日晚，侵略军炸断拦河大铁链两根。25日，英国舰队司令率10余艘战舰、炮艇突袭大沽炮台。此时大沽炮台经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整顿，加强了兵力，改善了武器装备。面对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守军奋起反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伤英法军舰10余艘，毙伤侵略军600余人，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联军受此挫败，狼狈逃出大沽口。　　英法联军在大沽战败，使英、法政府大为恼怒。额尔金、葛罗再次成为全权代表，分率英军1．8万人和法军7000人，气势汹汹地杀向中国。1860年4月，侵略军占领舟山，5月、6月占领青泥洼（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完成了进攻天津、北京的部署。　　1860年8月1日，英法军舰30多舰，集结于北塘附近海面。北塘没有设防。8月12日，联军在北塘登陆，迅速占领北塘西南的新河、军粮城和塘沽，切断了大沽与天津之间的主要交通线。8月21日，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僧格林沁所部退至北京东南的张家湾、通州（今通县）一带。联军乘胜占领天津。　　清政府立即派人至天津乞和，英、法联军不予理睬，进逼通州。清政府又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求和，英、法联军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9月18日，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陷京郊八里桥。僧格林沁等撤往北京城。咸丰帝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求和事宜，自己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　　英法联军略经整备，即于10月6日进攻北京，同日，闯入圆明园，在大肆抢劫之后，将圆明园烧毁。大火延烧3天，烟雾笼罩北京全城。接着，侵略军还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许多著名建筑中所藏的大量文物珍宝。　　10月13日，联军占据安定门，北京陷落。　　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割占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再次损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向半殖民地道路又前进了一步。其中，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　　清军在历时4年的抗击英法联军的战争中最终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腐败、反动，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其次是清军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方法笨拙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已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装备却仍停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仍是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侵略军炮火的轰击。作战方法上，英法联军注意水陆协同作战，以强大炮火掩护陆军登陆，陆上战斗采取散兵战术，而清军则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忽视陆地纵深设防，不懂散兵战术，所以一败再败。清政府却对此浑然不知，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清王朝和以它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73　太平军北伐之战"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1853年3月下旬，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正式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但是，太平天国当时面临的形势仍很严峻。清军向荣部从金田起义之初即与太平军周旋，尾随太平军从广西到江南，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不久即率军抵南京城外，在孝陵卫一带扎营，称江南大营，共1．7万人。钦差大臣琦善也于1853年4月在扬州附近建立江北大营，总兵力2万余人。江南、江北大营的存在对新生的天京政权是一个重大威胁。为了把革命推向前进，尽快推翻清朝统治，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巩固天京防务后，即分兵进行北伐和西征，用进攻打败清朝统治。　　太平军北伐之战，从1853年5月中旬誓师北伐开始，到1855年5月31日北伐军余部覆灭为止，前后两年，大致分为长驱北上、驻止待援、最后失败三个阶段。　　北伐的目标是直捣清朝的老巢北京。1853年5月8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军自扬州西进。5月13日，会合自天京出发的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锡琨所部，由浦口北上，向北京进军。北伐军共有2万余人。按洪秀全的指示，北伐军进抵天津后，再派兵北上增援，合攻北京。　　林凤祥等率北伐军自浦口出发，在乌衣镇一带击败清军一部后，一路长驱北进，连克安徽滁州（今滁县）、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于6月10日到达亳州（今亳州市），13日攻克河南归德府城（今商丘），缴获火药2万余公斤以及大量铁炮。之后，便北上刘家口（归德北），拟由此北渡黄河，取道山东北上，因清军在黄河渡口严密布防，该处无船可渡，太平军只得沿河西走，连下宁陵、睢州（今睢县）、杞县、陈留，3月19日进逼开封，不克，乃撤往中牟县之朱仙镇。此时，由于沿途大量吸收捻党和淮北各地群众参军，声势更大。　　北伐军于6月23日撤离朱仙镇，经中牟、郑州、荥阳，26日到达汜水、巩县地区，在这里渡过黄河。7月2日，攻破河南温县，7月7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当时城内仅有清军300人，连同团勇壮丁，总计不过万人。林凤祥等原以为可以迅速攻克，没想到屡攻不下，于是将怀庆城团团围住，在城外建营立寨，一面阻援，一面继续攻城。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兵力2万余人赶到怀庆。北伐军围攻怀庆城近两个月，未能攻下。9月1日，北伐军遂主动撤围西进，绕道济源，进入山西，连下垣曲、绛县、曲沃，于9月中旬进至平阳（今临汾）、洪洞一带，然后转而向东，经屯留、潞城、黎城，复入河南，攻破涉县、武安。9月29日，北伐军经河南入直隶，攻克军事重镇临洺关，击溃立足未稳的讷尔经额部清军万余人。接着，连下直隶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今赵县）、栾城、晋州（今晋县）、深州（今深县），迫近北京。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使清廷满朝震动。咸丰帝急忙调兵遣将，加强北京防卫。并企图在滹沱河南合击和消灭太平军，为此，命令胜保为钦差大臣接替讷尔经额，命令僧格林沁屯兵涿州（今涿县）。　　北伐军在深州稍事休整后，于10月22日率部东走，连破献县、沧州，29日占领天津西南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前锋进至杨柳青。北伐军原想占领天津，但是，胜保很快率队赶到，并于11月5日进入天津。僧格林沁也移营于天津西北之杨村（今武清），天津防御力量加强，北伐军占领天津的计划落空。　　北伐军不能占领天津，便在静海、独流两地驻扎下来，由林凤祥、李开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报告天京，要求速派援军。　　胜保率2万余清军围攻静海、独流。北伐军依托木城、堑壕顽强抵抗，胜保屡攻不下，僧格林沁奉命率部与胜保合力围攻。北伐军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整整坚持了100天，最后终因被围日久，粮弹均缺，援军又久等不至，不得已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走。2月6日到达河间府之东城镇。胜保、僧格林沁率马队紧追不舍，当天就追到东城，将北伐军再次包围起来。清军在东城四周挖掘深壕，设置鹿砦、木栅，防止太平军突围，并不时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垒固守，但东城是个小镇，粮弹给养难以补充，因此，北伐军在这里驻守一个月后，于3月7日乘大雾再次突围，进至阜城。但是，进至阜城不久，很快又被3万多清军包围。在和清军的战斗中，吉文元受伤牺牲，北伐军处境更加严酷。幸好这时北伐援军已过黄河，胜保带领万余清军赶往山东防堵，阜城压力减轻，使北伐军得以在此坚守两个月之久。　　北伐援军7500人，由夏官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率领，迟至1854年2月4日才从安庆出发，3月上旬渡过黄河，进入山东境内，连下金乡、巨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于3月31日进至距阜城仅100余公里的临清城下，兵力也扩充至三四万人。　　4月12日，北伐援军攻克临清城，但随即被数万清军合围，援军屡战不利，于4月23日放弃临清，南退至李官庄、清水镇一带。4月27日，援军南退冠县，部队溃散，北伐援军至此失败。　　北伐军在听到援军北上的消息后，于1854年5月5日，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的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镇。当天，清军赶到，又将北伐军紧紧包围。李开芳率600精兵于5月28日突出重围，准备接应北伐援军，被清军围于山东高唐州。北伐军被截断在两地，处境更为困难。连镇被清军层层包围，林凤祥及太平军将士英勇战斗，不断打击进攻之敌。但坚持到年底，粮食弹药都快完了。清军乘机诱降，北伐军前后出降者3000余人。1855年3月7日，清军对林凤祥固守的东连镇发动总攻，林凤祥在督战时身负重伤，北伐军大部阵亡，清军攻入连镇，林凤祥被俘，解送北京、英勇牺牲。　　李开芳也被清军包围，高唐城高池深，粮草尚多，利于防守。李开芳率领太平军坚守高唐，多次粉碎清军的进攻。　　1855年3月，僧格林沁选精兵8000余人，抵达高唐城外，使围城清军增至2万余人。此时，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已覆没，决意突围南返。僧格林沁得知这一情报后，故意网开一面，诱使太平军突围。李开芳未识破此计，乃于3月17日突围至茌平县冯官屯。清军尾随跟至，重新包围。僧格林沁强迫大批民工，费时月余，挖成一条60公里长的水渠，引运河水至冯官屯，于4月20日开始向屯内放水，屯内粮草火药尽湿。5月31日，清军进攻更加激烈，太平军粮弹俱尽，陷入绝境。　　李开芳率80余人突围，被清军俘获，后解送北京，于6月11日遇害。至此，这支由数万精锐组成的北伐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全军覆没，悲壮地失败了。　　北伐军及其援军的全军覆没，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遭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其失败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战略决策不当。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不久，即派出2万余人的部队远离后方作战，深入清朝心腹之区，冀图占领天津后，再派援兵合攻北京，完全是轻敌冒险，很难成功。　　第二，援军派出过迟。　　第三，作战指挥不灵活。北伐军进至天津外围后，即遵照洪秀全的命令停止待援，从而失去了机动作战的时机，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但是，北伐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忍着饥饿和寒冷，同数倍于己的敌军英勇作战两年多，横归六省，转战2500公里，连克数十城，大部分将士英勇牺牲，英勇悲壮，可歌可泣，表现了革命的农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74　太平军湖口大捷太平军为扭转西征战局而进行的关键一战　　1853年，太平军在北伐的同时，又派兵西征。西征的战略目的在于确保天京，夺取安庆、九江、武昌这三大军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发展在南中国的势力。从1853年6月到1855年1月，西征军连续作战一年半，取得重大胜利。但后来遇到湘军的顽抗，湖北和江西战场形势对太平军极为不利。　　在这种形势下，石达开于1855年1月率军开赴西征战场，在江西湖口与湘军激战，勇挫湘军，取得胜利，从而扭转了西征战局。　　1853年6月，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等率太平军2万余人溯江西上，开始西征。西征军进展极为顺利，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胡以晃随即坐镇于此，指挥西征战事。赖汉英率检点曾天养、指挥林启容以下万余人进军江西，6月24日进逼南昌城下，对该城实施围攻。由于清军防守严密，围攻没有成功。9月24日，太平等撤南昌围，9月29日攻克九江，林启容率部分兵力驻守。以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以安庆为基地，经略皖北，于1854年攻克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安徽广大地区的攻取，为太平天国提供了主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另一支由韦俊、石祥桢率领，自九江沿江西上，1853年10月克汉口、汉阳，不久，因兵力不足退守黄州。曾天养率部来援，在黄州大败清军，西征军三克汉口、汉阳，并于1854年6月再克武昌。进入湖南的太平军于4月再占岳州，大败湘军。但在湘潭一战中，太平军伤亡很大。7月，湘军攻陷岳州。　　8月，曾天养在城陵矶战斗中牺牲。10月，湘军和湖北清军反扑武汉，武昌、汉阳相继失守。1855年1月，湘军进逼九江。形势对太平军非常不利。为挫败湘军的进攻，主持西征军务的翼王石达开由安庆进驻湖口，坐镇指挥。　　石达开到达湖口后，鉴于湘军气势正盛，水师更占优势，便决定扼守要点，伺机退敌。具体部署是：石达开坐镇湖口，林启容仍率部守九江，罗大纲率部守梅家洲。　　湘军则首先集中力量攻九江。到1月9日，围攻九江的清军总兵力达1．5万人。从1月14日，塔齐布、胡林翼率部进攻九江西门开始，到1月18日全面进攻，湘军死伤甚众，始终未能攻入城内。于是，曾国藩改变方针，留塔齐布继续围攻九江，派胡林翼、罗泽南等率部进驻梅家洲南4公里之盔山（今灰山），企图先取梅家洲，占领九江外围要点。1月23日，湘军向梅家洲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借坚固工事，奋勇抗击，毙敌数百人，击退了湘军的进攻。　　湘军进攻九江和梅家洲均未得逞，曾国藩决定改攻湖口，企图凭借优势水师，先击破鄱阳湖内太平军水营，切断外援，然后再攻九江。　　1855年1月3日，当湘军陆师尚未南渡时，李孟群、彭玉麟所率湘军水师即已进抵湖口，分泊鄱阳湖口内外江面。罗大纲鉴于湘军水师占优势，难以力胜，决定采用疲敌战法。1月8日夜，用满载柴草、火药、油脂的小船百余艘顺流纵火下放，炮船紧随其后，对湘军水师实施火攻。由于湘军预有准备、未能取得多大战果。此后，太平军常以类似战法袭扰和疲惫敌人。太平军还在鄱阳湖口江面设置木簰数座，四周环以木城，中立望楼。木簰上安设炮位，与两岸守军互为犄角，严密封锁湖口，多次击退湘军水师的进犯。1月23日，湘军水师乘陆师进攻梅家洲之机，击坏太平军设于鄱阳湖口的木簰。石达开、罗大纲将计就计，令部下用大船载以沙石，凿沉水中，堵塞航道，仅在靠西岸处留一隘口，拦以篾缆。1月29日，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企图肃清鄱阳湖内太平军战船，贸然率舢板等轻舟120余只，载兵2000，冲入湖内，直至大姑塘以上，待其回驶湖口时，太平军已用船只搭起浮桥二道，连结垒卡，阻断出路。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百余轻捷小船陷于鄱阳湖内；运转不灵的笨重船只则阻于江中，湘军水师大小船协同作战的优势尽失。太平军乘此有利时机，即于当晚以小船数十只，围攻泊于长江内的湘军大船，并派一支小划船队，插入湘军水师大营，焚烧敌船。岸上数千太平军也施放火箭喷筒，配合进攻。湘军大船因无小船护卫，难以抵御，结果被毁数十只，其余败退九江附近江面。　　在湖口大捷的同一天，江北秦日纲、韦俊、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自安徽宿松西进，击败清军参将刘富成部，占领黄梅。　　2月2日，罗大纲派部进占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曾国藩命令胡林翼、罗泽南二部由湖口回攻九江，驻于南岸官牌夹。为了给湘军水师以进一步的打击，罗大纲乘势于2月11日率大队渡江前往小池口。当夜三更，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再次袭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用火药喷筒集中施放，焚毁大量敌船，并缴获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事先乘小船逃走，后入罗泽南陆营，愤愧万分，准备自杀，被罗泽南等劝止。此后，曾国藩败退至南昌。　　太平军湖口大捷，粉碎了曾国藩夺取九江、直捣金陵的企图，扭转了西征战场上的被动态势，成为西征作战的又一个转折点。西征军自湘潭战败后，弃岳州，失武汉，节节退却，一直退到九江、湖口，形势十分不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湘军的进攻，迫使太平军缩短战线，集中起兵力，消除了前段时间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加上石达开亲临前线，加强了领导，为反败为胜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湘军方面虽然节节胜利，却预伏着失败的因素：由于掳获甚多，斗志渐弱；由于屡获胜仗，骄傲轻敌；由于长驱直进，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运输补给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等坚守要点以疲惫敌人，并利用有利地形，抓住有利时机，机智果断地分割湘军水师，进而立即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创湘军水师的重大胜利，使整个西征战场上的形势为之一变。75　三河之战"三河败后，军气已寒，非岁月之间所能复振"　　三河之战是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在安徽三河镇（今属肥西县）歼灭湘军精锐李续宾部的一次著名战役，也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著名范例。　　1856年9月，天京内讧，太平天国的革命形势开始急转直下。1857年5月，石达开受洪秀全猜忌，离京出走，带走数万精兵良将，更使太平军元气大伤，整个战争形势也随之急剧逆转。清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重整旗鼓，于1858年1月重新建立江南大营，包围天京。江西战场上，湘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于1857年10月26日攻陷湖口和梅家洲。1858年5月19日，新任浙江布政使、湘军悍将李续宾率部攻克军事重镇九江，驻守该地区5年之久的太平军将领林启容以下1．7万名将士全部牺牲。李续宾在攻克九江后不久即率部渡江，回到湖北，准备乘胜东援安徽战场。　　1858年5月，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看到湘军在江西战场上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便拟定东征计划，准备把李续宾部湘军投入安徽战场。当时，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领下，在皖北战场屡挫清军，于8月23日占领庐州城。于是，官文便命令李续宾迅速进兵，攻克太湖，然后乘势扫清桐城、舒城一路，疾趋庐州，企图收回庐州，并堵住太平军北进之路。所以，当陈玉成、李秀成部挥师东向，进攻江北大营时，江宁将军都兴阿和李续宾等即率兵勇万余人自湖北东犯安徽，9月22日克太湖，然后分兵为二，都兴阿率副都统多隆阿和总兵鲍超所部进逼安庆，李续宾率所部湘军北指庐州。　　李续宾部于9月23日陷潜山，10月13日陷桐城，24日陷舒城，接着指向舒城东面25公里的三河镇，准备进犯庐州。　　三河镇位于界河（今丰乐河）南岸，东濒巢湖，是庐州西南的重要屏障。该镇原无城垣，太平军占领后，新筑了城墙，外添砖垒9座，凭河设险，广屯米粮军火，接济庐州、天京，因而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居重要地位。当时太平军的守将是吴定规。　　10月24日，陈玉成在江苏六合接到湘军大举东犯安徽的报告，毅然决定回兵救援，并向洪秀全报告，要求调派李秀成部同往。　　11月3日，李续宾率精兵6000进抵三河镇外围。11月7日，分兵三路向镇外9垒发起进攻，义中等六营进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夹一带之垒；左仁等三营进攻迎水庵、水晶庵一带之垒；副右等二营进攻储家越之垒。李续宾则亲率湘中等二营为各路后应。太平军依托砖垒顽强抵抗，大量杀伤敌人。湘军攻垒愈急，太平军伤亡很大，便放弃镇外9垒，退入镇内，坚守待援。　　在湘军大举进攻三河镇外围的当天，陈玉成率大队赶到，驻扎在三河镇南金牛镇一带。11月14日，李秀成也率部赶到，驻于白石山。至此，集结在三河镇周围的太平军众达10余万人，和李续宾部湘军相比占绝对优势。　　面对太平军援军的强大气势，李续宾的一些部将十分胆怯，建议退守桐城。骄悍的李续宾一意孤行，认为军事有进无退，只有死战，并于11月15日深夜派兵7营分左、右、中三路偷袭金牛镇。16日黎明，当行至距三河镇7．5公里的樊家渡王家祠堂时，与陈玉成军遭遇。陈玉成抓住敌人冒险出击的有利时机，以少部兵力正面迎敌，吸引敌人，另以主力从湘军左侧抄其后路。正面迎敌之太平军且战且走，将敌人诱至设伏地域。当时，大雾迷漫，咫尺莫辨，鼓角相闻，敌我难分。陈玉成主力迅速击溃了左路湘军，并乘胜隔断中、右路之后路。湘军发现归路被断，仓皇后撤，在烟筒岗一带被太平军团团包围。李续宾得知大队被围，急忙亲率4营前往救应，反复冲锋数十次，也未能突入重围。驻扎于白石山的李秀成部，闻金牛镇炮声不绝，立即赶往参战；驻守三河镇的吴定规也率部出镇合击湘军。李续宾见势不妙，逃回大营，并传令各部坚守待援。其实这时守垒的湘军有的已经逃散，有的被太平军阻截在外，因而有7个营垒被太平军迅速攻破。接着，李续宾的大营也被太平军包围。他督军往来冲突，终不得脱，当夜被太平军击毙（一说自杀）。之后，太平军继续围攻负隅顽抗的残敌，至18日，全部肃清。这一仗，太平军一举歼灭湘军精锐近6000人，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期一次出色的歼灭战。　　三河大捷后，太平军乘胜南进，连克舒城、桐城，围困安庆的湘军也闻讯后撤。　　湘军三河镇之败，主要是孤军深入，犯险冒进。李续宾仅率数千人自湖北东犯，入皖之后，连陷四城，处处分兵驻守，结果"兵以屡分而单，气以屡胜而泄"（《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一十，第26页）。进至三河镇后，仅剩6000人，当太平军大队赶到时，已无阻援之兵可派。加之李续宾刚愎自用，拒不接受部将关于退守桐城的建议，终于全军覆灭。对于湘军这次惨败，咸丰帝闻之"不觉陨涕"。曾国藩更是"哀恸慎膺，减食数日"。胡林翼则哀叹说："三河败后，军气已寒，非岁月之间所能复振。"又说："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胡文忠公全集》下册，第694页）可见此战对清廷和湘军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太平军之所以取得全歼李续宾部的胜利，主要由于决策正确果断，兵力集中，战术灵活，指挥无误。当湘军进抵舒城、三河时，陈玉成果断决定兼程回援，并奏调李秀成部同往，形成了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在对敌发起进攻时，太平军采取正面迎战与伏击、抄袭相结合的战法，各部之间又能密切协同，主动配合，迅速分割包围敌人，打得湘军前后左右不能相救，以速决的方式迅速达成战役目的。　　通过三河大捷，太平军粉碎了湘军东犯的企图，保卫了皖中根据地，对鼓舞士气，稳定江北战局，保证天京安全和物资供应，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76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之战太平天国战争史上的得意之笔　　太平军于1858年下半年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两次重大胜利之后，初步扭转了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危局，遏止了湘军长驱直入的攻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天京和安庆受围困的局面，战争形势有了较明显的好转。1859年洪仁到达天京后进行的某些革新，又使太平天国的政治局面有一定的改进。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心摧毁长期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确保天京安全。　　1859年6月，当石达开率军围攻湖南宝庆时，清廷为阻止太平军入川，曾命曾国藩亲自统兵前往四川扼守。8月，石达开从湖南退入广西，清廷又命曾国藩暂缓入川，改援安徽。　　10月，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订了一个"四路图皖"的计划，准备再次进攻安徽。　　在天京对岸，当1858年陈玉成、李秀成会师三河镇之际，留守滁州、全椒的李秀成部将李昭寿降清，1859年2月，江浦守将薛之元也投降清军。不久，浦口等地又落入敌手。这样，皖北与天京之间的联系被隔断。为了打通联系，陈玉成、李秀成于1859年3、4月间先后两次率军进攻江浦、浦口，但均未成功。直到11月间，在击败署湖北提督周天培等部清军后，才占领浦口，并围攻江浦，天京之围稍解，但仍处在江南大营威胁之下。此后，李秀成率军留守浦口一带，陈玉成则率军返回皖西战场，对付东犯之湘军。　　为解决天京长期被围的局面，李秀成一再向洪秀全强奏，要求率军离开浦口，设法攻打江南大营。这一要求最后得到了洪秀全的同意。关于如何解围问题，李秀成与洪仁进行过三次面商。洪仁认为，天京之围难以力解，必须向敌人防守空虚又是财赋之区的浙江湖州（今吴兴）、杭州等地进攻，迫使江南大营守敌回救湖、杭，等他们撤兵远处，"即行返旆自救"，就可以取得成功。这是一个围魏救赵之计。李秀成同意这一计谋。于是，他们共同确定了打破江南大营的作战方案：（一）由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率部"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攻敌之所必救，以吸引和调动江南大营清军；一旦清军被调动，便立即放弃杭州和湖州，由小路回师天京，围攻江南大营。（二）由英王陈玉成执行"虚援安省"的任务，在皖北实施佯动，以掩护江南之作战行动。整个作战由李秀成负责组织实施。　　1860年1月底，李秀成将镇守浦口的任务交给部将黄子隆、陈赞明后，即前往芜湖，召集将领会议，说明天京被围的危急形势，宣布攻杭救京的计划，明确进军路线和各将领的任务。2月10日，李秀成率陈坤书、谭绍光、陆顺德等部2万余人到达南陵，经清弋江镇和马头镇，绕过宁国府，于24日攻占广德，留陈坤书、陈炳文率部守城，以备接应，自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部轻装疾进浙江。为掩护李秀成主力的进军，李世贤率部由南陵经泾县，进占旌德、太平（今太平东），留新任右军主将刘官芳在这一带活动，自率大军东入浙江，29日与李秀成部会师于安吉（今安吉北）。3月4日，李秀成、李世贤两军大败清军于长兴西南的虹星桥，并进占长兴。然后分军为二：李世贤率部佯攻湖州，以牵制清军；李秀成则率领精兵六七千人冒充清军，经武康日夜兼程进袭杭州。　　3月11日，李秀成所率精兵进抵杭州城外。当时杭州守备空虚，除满营外，仅有兵勇2800名。3月19日，太平军轰塌清波门城垣，由1350人组成的先锋队立即冲入城内，攻占杭州，杀死浙江巡抚罗遵殿等多人。唯杭州将军瑞昌等据守的满城未能攻下。　　对太平军的攻浙意图，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有所察觉，不敢派大队往援，乃于3月10日派总兵张玉良率兵2000由六合往援。咸丰帝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赋之区，严令和春增调劲旅赴浙，并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和春只得遵旨加派援兵，先后共派1．3万人赴援，统归张玉良率领。太平军攻陷杭州城4天之后，张玉良才于3月23日赶至杭州城外。　　江南大营清军被调动，太平军预期目的达到了。于是李秀成便于3月24日在杭州城内遍插旗帜以为疑兵，连夜撤出杭州，率军疾驰北返。28日过临安，循天目山走小路北趋孝丰（今安吉西南），4月4日抵广德。4月8日，于安徽建平（今郎溪）召开了有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4月3日率部由湖州撤围西返）、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平西主将吴定彩、求天义陈坤书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定了解救天京之围的详细计划。会后，兵分东西两路进援天京。　　西路由杨辅清、黄文金等率领，从安徽宁国府东面的洪林桥一带出发，于4月12日占江苏高淳，18日占溧水，23日占秣陵关。29日，分兵两支：一由杨辅清、黄文金率领指向雨花台，一由刘官芳、陈坤书率领进逼高桥门。　　东路又分左右两翼：右翼由李世贤率领，于4月13日占领溧阳，15日攻宜兴，16日迫常州，以牵制东面清军，尔后回师西向，于23日占领句容。左翼由李秀成亲率本部，经溧阳进占赤山（句容西南）。27日，李秀成部自赤山，李世贤部自句容分进合击淳化镇（今江宁东），次日大败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梁部清军，克复淳化镇。　　当李秀成率军回师天京之际，在皖北执行佯动任务的陈玉成、吴如孝等率军由全椒南下，于4月底渡江，经江宁镇抵板桥、善桥一带。　　江南大营初设于1853年3月，由钦差大臣向荣统管，1856年被太平军击破。1857年清继任钦差大臣和春与提督张国梁攻陷镇江，于1858年初重建江南大营，设大营于沧波、高桥两门之间。不久，强征数万民夫，于天京城外挖掘深阔各约丈余的长壕，绵亘百余里，经年始成。1860年1月底，李秀成离浦口后，江南大营清军水陆并进，攻陷了浦口沿江一带太平军垒卡20余座，并于2月1日占领江浦和九洑洲，进一步围困天京。　　4月底，各路太平军抵达天京外围，众达10余万人，在扫清外围据点后，随即准备总攻江南大营。总攻部署是：李世贤部自北门洪山、燕子矶，李秀成部自尧化门，刘官芳、陈坤书部自高桥门，杨辅清部自雨花台，陈玉成部自善桥方向，五路并进。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则由城内出击，配合援军夹攻清军。　　5月2日，太平军发起总攻。是日天气晴朗，但从傍晚开始降雨，连日不止，太平军冒雨连续进攻。　　5月4日，陈玉成部于上河镇、毛公渡一带搭造浮桥数道，进攻天京西南清军营垒外墙。城内太平军也纷纷出击。5日，陈玉成部突破敌军在天京西南所筑长墙。当天，城内太平军抛掷的火罐落入清军副将雷安邦营内，引起火药爆炸，该部随即外逃。附近清军闻之大惊，也纷纷撤出营外。太平军乘敌人混乱之机，前后夹攻，半天之内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50余座营垒全部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张国梁闻西路有变，立即率兵救援，见营盘已失，只得仓皇退回，将上方桥破坏，企图固守小水关以东各营垒。太平军突破敌西南长壕，内外会师，重围已解，士气更高，便连夜乘胜猛攻。清军营垒四处火起，江南大营总部所在地小水关大营也被攻破，和春等率残部经石埠桥乘船逃往镇江。江北及九洑洲一带清军也随即逃遁。于是，重建后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清军江南大营又被摧毁。太平军缴获了大量枪炮、火药、铅子，以及白银10余万两。　　二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天国战争史最为得意之笔。洪仁、李秀成等正确地选择杭州作为攻敌必救的目标，调动和分散江南大营清军的兵力，然后回师急攻，内外夹击，使数万清军陷入被动挨打地位，这一着是颇为成功的。太平军在此次作战中不仅有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正确方针，而且有周密的计划。此战成功之处，还在于集中了优势兵力。指挥上也很成功，比较灵活，注意了主攻、助攻、掩护、佯动相结合。　　但是这次作战也有不足之处。由于作战目标是解围，因而进攻江南大营时，既未注意切断敌军的退路，又未能在敌退却时迅速组织截击和追击，虽然攻破了大营，但仅毙敌三五千人，基本上打成了击溃战。由于太平军只注意迅速解京围而没有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因此和春、张国梁等逃至镇江后，又得以收集散兵2万余人，防守镇江和丹阳。77　安庆保卫战关系太平天国命运的关键一战　　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之战胜利后，安徽战场的形势却非常严重。湘军乘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之机，大举向东进犯，进围安庆。从1860年9月到1861年9月，太平军和湘军在安庆周围展开了长达一年的争夺战，最后安庆失守。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由此日趋恶化。　　安庆是天京上游的重要门户，安庆的得失，对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全局关系极大。湘军统帅曾国藩深知攻取安庆的意义，认为安庆为必争之地，"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一，第43页）。因此，在1860年6月令其弟曾国荃率湘军近万人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并于城外开挖长壕二道，前壕用以围城，后壕用以拒援。曾国藩自己在咸丰帝一再严令下，于1860年7月底率万余人立大营于皖南祁门，摆出一副东进苏常的架势，但实际上注意力仍集中在夺取安庆上。　　1860年9月下旬，鉴于安庆已为湘军所困的局面，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定再次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即按1860年5月天京会议确定的方针，进军湖北，迫使湘军回救，使安庆之围不攻自破。具体部署是分兵五路，江南江北并进：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进入鄂东南；杨辅清、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李世贤率军经徽州入赣东；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以上五路，李秀成和陈玉成取大钳形攻势，预定次年春会师武汉，占领湘、鄂军的后方基地，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后三路主要是牵制皖南和江西湘军，并伺机歼敌。每路兵力少者数万，多者10余万。　　1860年9月底，陈玉成率军自天京北渡，进入皖北活动。　　11月26日，陈玉成联合捻军进至桐城西南挂车河一带，扎营40余座，试图直接救援安庆，但不断遭到多隆阿部鄂军和新任安徽按察使李续宜所部湘军的进攻，伤亡很大，不得不北走庐江休整。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失败。　　1861年2月，南岸的李秀成部已由浙入赣，正向西挺进。　　陈玉成便按合取湖北的既定方针，开始向湖北进军。3月22日，陈玉成进至黄州。英国参赞巴夏礼威胁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陈玉成上当，决定中止向武汉进军。除留赖文光率部驻守黄州外，分兵数路，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先后占领湖北蕲州、黄安（今红安）、德安府（今安陆）、孝感、黄陂、随州、云梦、应城、麻城等地。4月下旬，陈玉成鉴于安庆被围日紧，又不见李秀成部如期入鄂，遂决计放弃合取湖北的计划，亲率所部东下，再次直接驰援安庆。　　李秀成部10月下旬从天京出发，转战于皖南和浙江境内，直到1862年2月中旬才自浙江入赣。6月上旬分三路进入湖北：右路由武宁北攻湖北兴国州（今阳新），中路由义宁州北攻通山，左路西攻通城。6月中旬，李秀成接到赖文光发自黄州的禀报，得知陈玉成早已回师东援安庆。李秀成对攻鄂本来不甚积极，便于7月上旬率部撤出湖北，折入赣西北地区。这样，太平军又一次失去了夺取武汉的机会，两路合取湖北的计划至此全部落空。　　杨辅清、黄文金部在皖南和江西战场虽经顽强作战，多次受挫，进军赣北、切断江西和祁门大营联系以解安庆之围的计划没有实现。　　李世贤、刘官芳部在皖南和江西战场也遇到湘军的顽强抵抗，没能攻克祁门大营，进军赣东的计划也因左宗棠部湘军的抵抗而落空。　　这样，原定的五路救皖计划因为各路将领未能协调一致而宣告失败。　　安庆自1860年夏被围后，太平军2万余人在谢天义张朝爵、受天安叶芸来率领下，坚守城池，以待援兵。　　1861年4月，陈玉成由鄂返皖，率军3万进至安庆集贤关，逼近围城的曾国藩部湘军。4月29日，陈玉成与城内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并以小艇沟通两岸联系。与此同时，洪秀全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由干王洪仁、章王林绍璋自天京率兵直接救援安庆；定南主将黄文金也率部自芜湖西援。1861年，洪仁、林绍璋会合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共2万人，进至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15公里，谋与陈玉成部会师，共解安庆之危。曾国藩也决心投入更大的兵力，与太平军决战安庆。　　1861年5月10日，曾国藩移营至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同时，将鲍超部6000人自景德镇调往江北。坐镇太湖的胡林翼也调总兵成大吉部5000人赴援安庆，并提出"南迟北速"的作战方针，即打洪仁、林绍璋宜速，打陈玉成宜迟、宜慎重。这样，太平军与湘军在安庆城外激烈的争夺战开始了。　　5月1日，陈玉成及叶芸来部与湘军曾国荃部及杨载福部水师战于菱湖，未分胜负。2日，多隆阿部近万人分四路向练潭和横山铺猛扑。驻新安渡的太平军万余人前往救援，多隆阿以三营步兵正面接战，五营步兵从侧翼攻击，以马队绕到后面攻击。太平军前后受敌，伤亡很大，洪仁、林绍璋、吴如孝率余部退守桐城。3日，自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七八千人和捻军2万余人赶到，扎营于桐城东南天林庄一带。6日，黄文金会同洪仁等率3万人攻新安渡和鄂军挂车河老营，又被多隆阿击退。黄文金等部为多隆阿所阻，无法与陈玉成会合，便撤出天林庄，退至桐城东面的孔城镇。　　陈玉成见洪仁等所率援军受阻，便于5月19日率马步五六千人绕道赴桐城，留部将刘玱琳等据守集贤关内外各垒。　　5月20日，陈玉成抵达桐城，与洪仁等商定于23日进攻挂车河之敌。太平军的作战计划被多隆阿掌握，于是多隆阿决定先发制人，在太平军进军路线上埋下伏兵。23日，太平军开始行动，24日发起进攻，但很快陷入敌之包围圈，伤亡很大，只得退回桐城。　　在此以前，鲍超、成大吉两部湘军共万人已于5月20日抵达集贤关外，并立即进攻关外赤冈岭太平军四座营垒，被刘玱琳击退。湘军在赤冈岭附近修筑炮台数十座，从6月2日始，不断对赤冈岭四垒实施轰击。8日，太平军三垒被毁，惟刘玱琳所在的第一垒仍顽强抵抗。9日，刘玱琳向北突围，被鲍超部打败，刘玱琳牺牲。赤冈岭四垒太平军4000人都是太平军精锐，此次全部被歼，使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大受影响。　　7月1日，吴定彩自菱湖向湘军发起进攻，被湘军击败。　　7月8日，曾国荃督军对菱湖南北两岸的18座太平军营垒发动进攻，数千太平军出降（结果均被杀）。吴定彩率残部退入安庆城内。　　安庆被围数年，粮弹将绝，太平军援救又连遭失败，天京当局决定再从皖南调杨辅清部增援。7月下旬，杨辅清部自宁国府出发渡江，8月21日至24日，陈玉成、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陆续进抵集贤关，列营40余座。25日和26日，陈玉成、杨辅清督军向曾国荃部后壕发起猛烈进攻。曾国荃督率各营坚守，待太平军逼近时，枪炮齐发，使太平军伤亡甚众。8月28日至9月2日，太平军每夜都对敌营进行袭击。9月3日夜，再次发起猛烈进攻，同时用小船运米入城，被湘军水师全部抢去。9月5日凌晨，湘军于北城轰塌城墙，攻入城内，会同长江水师，南北夹击。守城太平军全军覆没，叶芸来、吴定彩殉难，张朝爵乘船突围，不知所终。　　安庆保卫战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役。安庆失守，使天京西线屏障遂失。洪仁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洪仁自述》）　　在长达一年的安庆保卫战中，太平军先后投入数十万兵力，最终归于失败，教训极为深刻。从战略上看，太平军处于被动保守地位，为安庆一城的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这是最大的教训。同时，在作战指挥上也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　　第一，主要将领缺乏一致而坚定的决心。除陈玉成积极主张救援安庆外，其他主要将领都不十分积极。　　第二，主要将领决心不果断。陈玉成、李秀成贸然放弃合攻湖北计划，不坚决夺取武汉就是明证。　　第三，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太平天国没有指定前线最高指挥官，各部主将基本上是各行其是，违反了兵权贵一的兵法原则。而敌人一方则十分明确。这是安庆保卫战失败最主要原因之一。　　所有这些错误，最终导致了安庆的失守，从此，太平天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无法挽回。78　天京保卫战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防御作战　　天京保卫战是太平军为保卫首都天京，在1862年至1864年进行的防御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