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７９年至１９０２年以前，是共和党温和派执政。他们只实行了某些小改革，如把政治中心从凡尔赛迁回巴黎市区，重申７月１４日为法国国庆日，规定《马赛曲》为法国国歌，封闭耶稣教教士所办的学校，普及小学教育。１８８４年，废除了《列沙白里哀法》，允许工人按行业组织联合会；废止了终身制参议员，参议员任期九年，等等。但执政的温和的共和党人为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日益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加之，统治阶级上层分子贪污腐化，人民群众日趋贫困，因此，法国政局动荡不定，斗争极其激烈。１８８９年发生了布朗热事件。布朗热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１８８６年１月到１８８７年３月曾在法国政府任陆军部长。他利用人民对温和派共和党的不满，企图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在１８８９年巴黎补选中，这个阴谋家哗众取宠，获得极大成功，获得了二十五万张选票。当时盛传他要向总统府进军，发动政变。但是到头来，他举棋不定。共和党人得到喘息时机，便在政治上发动攻势，揭露了布朗热同保皇党集团的联系，使他在人民群众中迅速孤立。接着，布朗热害怕被捕，仓皇出逃比利时。法国政府对他进行缺席审判，处以无期徒刑。这样一来，布朗热即使在他的追随者中也威信扫地了。１８９１年９ 月，布朗热日暮途穷，在布鲁塞尔自杀身亡。布朗热事件过去了，但是它反映了法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１８９２年底至１８９３年初，法国又揭露出一桩震惊全国的大丑事，即巴拿马公司丑闻。这也是法国内政中的重大事件。早在１８７９年，巴黎成立了准备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巴拿马公司，由苏伊士运河的工程师黎塞普主持。由于黎塞普的号召力，公司很快集资十五亿法郎。运河未开成，公司在１８８９年宣告破产了。在清理破产了的巴拿马公司的财产时查出了公司曾对政党领袖、达官贵人行贿的证据。案情牵连甚广，甚至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克雷蒙梭也在受贿之列。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法庭的包庇，尽管受贿问题铁证如山，受贿者仍然逍遥法外，几乎所有被告均宣布无罪。但是，通过这一事件，资产阶级的信誉扫地以尽，工人群众纷纷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１８９４年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进一步暴露了共和党温和派对内政策的反动本质。这一年，在巴黎德国使馆内发现一张笔录，说明有一名法国军官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不久，法国政府便毫无根据地逮捕了总参谋部一名犹太籍炮兵尉官德雷福斯，以莫须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押送南美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服终身劳役。１８９７年，发现这份出卖军事机密的笔录，象是另一名军官艾斯特加齐的笔迹。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于是这一案件与国内政治斗争交织一起，明显分成两派，一派保护德雷福斯，大部分是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德雷福斯无罪，著名作家爱米尔左拉在１８９８年１月发表了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信的开头句子是“我控诉”。左拉控诉法军最高当局蓄意诬陷无辜者，有意开脱罪犯。左拉在信里特别指出，他所控告的那些人是“社会不平的体现者和代表者”。左拉因此被交付法庭，被判处一年徒刑。另一派是反德雷福斯派，主要是保皇党、教权派等。他们进行反犹太主义的宣传，反对为德雷福斯辩护。１８９９年，该案真正的罪犯艾斯特加齐逃往英国，公开承认笔录出自他的手笔。于是，在人民压力之下，法国统治阶级改变手法，改组政府。６月，瓦尔德卢梭出任内阁总理。新内阁收买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出任工商部长，９月间，法国总统下令赦免德雷福斯。温和派共和党人在人民中声誉扫地，政权逐渐转入激进派手中。１９０２年，激进共和党人开始组阁。激进共和党人的著名领导人物克雷蒙梭１９０６年组阁以后，更成为法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殖民扩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温和派共和党人大力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茹尔费里总理叫嚷：“对于富强的国家来说，殖民地是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之一，……法国是一个资本充足并向国外大量输出资本的国家，所以热衷于研究殖民地问题的这个方面。”１８８１年，费里政府未经议会同意就出兵强占突尼斯。接着，法国殖民者又在非洲侵入尼日尔河流域、刚果河流域，并派兵侵入马达加斯加。二十世纪初，法国又达到了侵占摩洛哥的目的。 在亚洲，法国殖民者加紧在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进行侵略。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它侵占越南南部，接着又企图占领中部和北部。１８８３年法国的侵犯遭到当地居民顽强反抗。中国支援越南，抗击法国。在 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于１８８５年３月大败法军于谅山。战争的失利引起法国严重的政治危机，费里内阁因此而倒台。但是，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在前线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居然仍和法国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从此，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接着，法国又以越南为跳板向我南方地区扩张。１８９５年，法国借口三国还辽“有功”，从中国夺取了许多特权。１８９７年，它迫使清朝声明海南岛不割让他国；１８９９ 年强租广州湾；１９００ 年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在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法国把广东，广西和云南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的殖民扩张政策加剧了它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了控制它占有的广大殖民地，为了对付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德国，并对德国复仇，１９１３年彭加勒出任总统以后，法国加紧备战。１９１４年，法国预算中的军费开支高达十五亿法郎，占全部预算开支的３８％。第四节　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工业发展滞缓。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７０年，每年增长率为３．２％，１８７０年至１９１３年，下降为１．９％。英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１８７０年的３２％，下降为１９１３年的１４％。八十年代，英国工业产值已被美国超过。二十世纪初又被德国超过，退居世界第三位。１９１３ 年，英国钢产量七百七十万吨，只及美国的四分之一，不到德国的一半。这种情况说明，英国工业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①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大量采用最新的科学和技术设备，许多部门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电气的基础上，从而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而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留下了大量陈旧落后的设备，资本家不愿放弃这些旧设备，另行耗费巨资，采用新的技术设施，这就阻碍了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英国国外投资的高额利润又远远超过了国内投资，造成资金的大量外流。英国工业增长速度缓慢下来，英国货由于质差价昂，在国际市场上又竞争不过美国和德国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且，尽管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用关税壁垒排斥英国商品的进口，但英国一向依赖从外国进口粮食和原料，因此不能在本国相应的实行关税政策，结果造成英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大。再加上１８７８—１８７９年经济危机以后，英国一直市场萧条，农业衰落。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它的工业发展速度，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它的工业垄断地位。英国工业发展落后于美国和德国，但是它的个别工业部门如造船业和纺织业仍然领先；它在外贸和银行资本方面仍有优势。英国还是世界的债主，伦敦依旧是世界的经济中心。它从对国外的巨额投资中仍可榨取巨额的利润。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　英国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交替执政。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候，随着英国经济地位的变化，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日益接近。两党实质上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充当垄断资产阶级调节政策交替使用的工具。当时，两党争论的焦点，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如何保持英国的霸权，以及如何对付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等问题，事实上只不过是在细节上和步骤上不同罢了。１８６８—１８７４年，自由党的格莱斯顿担任首相。格莱斯顿从英国拥有世界霸权这一信念出发，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应当奉行所谓“光荣的孤立”政策，实行自由贸易竞争，不和其它强国结盟。在对待工人运动方面，格莱斯顿作出一些表面上的微小让步。１８７１年颁布新工会法，承认工会有合法地位，但禁止工人罢工时成立纠察队。但是，当时英国已开始失去工业霸权。因此，继续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越来越使资产阶级感到不满；新工会法中禁止成立工人纠察队的规定也遭到工人阶级的反对。格莱斯顿政府面临危机。于是，保守党人利用这一形势，击败自由党，上台执政。迪斯累里于１８７４—１８８０年领导保守党内阁。他深知工人问题关系到政府的稳定，用蛊惑性的宣传去讨好工人，取消禁止工人成立纠察队的法令，承认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的地位，颁布法令，不许雇用十岁以下童工，以及改进城市卫生设施等等。在对外政策上，迪斯累里代表扩张主义势力。１８７５年，他未经国会同意，就以四百万英镑从埃及统治者手里购得苏伊士运河的４４％的股票，即十七万六千股。从此，英国逐步控制了这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运河。１８７６年，英国女王被宣布为印度女皇，反映了英国牢牢掌握印度的野心。１８７８年，英国从俄土战争中浑水摸鱼，从土耳其手里攫取了塞浦路斯岛。但是迪斯累里由于侵略阿富汗和南非战争中的失败，以及财政赤字增加，引起国内公众不满。在１８８０年议会选举中，自由党趁机提出“和平与财政紧缩”的口号争取选票，重新执政。格莱斯顿第二届内阁（１８８０—１８８５）期间，对外因袭保守党的扩张政策，武装侵略阿富汗、南非、埃及和苏丹；对内，为了缓和农村人民要求政治权利的斗争，并为了争夺农村选票，于１８８４年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宣布１８６７年城市人民选举条例，同样适用于农村居民，从而使选民人数从１８８３年的三百一十五万多人增加到１８８６年的五百七十余万人。当然，这次改革仍局限于小农和一部分高工资的农业工人获得选举权，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尤其是妇女的选举权仍被剥夺。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英国丧失工业垄断地位和国外竞争的加剧，传统的自由主义日渐衰微，保守主义日益加强。１８８６年，自由党发生分裂，党内出现了反对派，自称“自由联合派”，其代表人物是代表伯明翰工业界的约瑟夫张伯伦。他主张强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格莱斯顿允许爱尔兰自治，对外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对内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镇压；要求建立一个排他性的英帝国经济体系，用高关税保护英国市场，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保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张伯伦和他领导的“自由联合派”宣布脱离自由党，转向保守党。这一事件导致了格莱斯顿第三届内阁组阁半年便告倒台。从１８８６年至１９０５年二十年间，除了短短三年（１８９２—１８９５）之外，政权都掌握在保守党索尔斯伯里等内阁手里。英国军事官僚制度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职能扩大，议会的职能缩小，警察和军队有了惊人的增加。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随着英德矛盾的尖锐化，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执政都大力推行殖民政策。保守党内阁终于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为了巩固英国在亚洲东部的地位，英国同日本结盟；为了协调英法关系，１９０４年同法国缔结协约。１９０５年继起执政的自由党于１９０７年调整了英国同俄国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同俄国签订了协约。它也推行了扩军备战的政策。殖民帝国的扩大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英国统治集团拼命掠夺殖民地，开辟新的财源和市场。到１９１４年，英国占领的殖民地面积达三千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面积的四分之一，占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的殖民地总数的一半，相当于英国本土（三十万平方公里）的一百多倍；其殖民地人口共三亿九千三百五十万，相当于英国人口（四千六百五十万）的九倍。殖民地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生命线，它为英国提供了倾销商品的市场，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来源，以及资本输出的新场所。１９００年英国国外投资增至二十亿英镑，居世界首位，每年得自国外投资的收入为一亿镑。到了 １９１４年，投资和收入都增加了将近一倍。其中有半数以上的投资输出到英国的殖民地。在英帝国以外，英国投资最多的地方是南美洲，特别是阿根廷。 英国保持了一支吨数占世界第一位的商船队，海上运输量占世界总运输量的一半以上。同时，英国也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占据了从英国通往东方航道上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据点：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岛，塞浦路斯岛，埃及，苏伊士运河，亚丁，锡兰，马来亚，香港，好望角等。它还控制了从欧洲通往美洲航道上的一些岛屿，如巴巴多斯，牙买加，巴哈马和百慕大等。保持殖民地对保持英国的国际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虽然失去了工业垄断地位，但由于拥有大量殖民地，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世界贸易上仍占首位，它的海运业遥遥领先，金融业也保持着垄断，英镑是世界的结算单位。由于殖民地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列宁把英帝国主义称为“殖民帝国主义”。殖民地使英国由典型的工业国变成典型的食利国。对广大殖民地的大量投资和残酷剥削，加深了英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从海外掠夺来的高额利润和利息收入，养肥了英国的食利者阶层。到二十世纪初，英国食利者阶层估计有一百万人之多。英国贵族和资本家们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把大量耕地变为猎场，每年赛马、猎狐的耗费高达一千四百万英镑。对外投资的收入大大超过对外贸易的收入。１８９９年，英国对外投资收入达九千万至一亿英镑，而外贸收入只有一千八百万镑。“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①费边社和独立工党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英国工联是唯一的工人组织，垄断了英国的工人运动，而参加工联的主要是熟练工人，广大贫困的无产者被摒弃于工联大门之外，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随着英国丧失了在世界上的工业垄断地位，国内物价高涨，工人实际工资降低，失业工人数量增加，工人阶级生活条件恶化，英国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激烈起来。大批工资低、生活困苦的非熟练工人参加工会，组成“新工联”，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工人运动的新发展促进了工人中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产生了建立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政党的要求。１８８４年，费边社①宣告成立。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组织，成员全是知识分子，领导人是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韦伯夫妇等人。费边社宣称马克思主义不合英国的国情，否认阶级斗争，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以和平的方式和点滴的改良，逐步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曾指出费边社的观点是“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②。社会民主同盟也成立于１８８４年，它也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组织。他们宣布接受马克思主义，承认革命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领导人执行宗派主义的政策，脱离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因此同盟分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她的丈夫艾威林，以及威廉莫里斯等退出社会民主同盟，另行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积极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吸引工人参加有组织的斗争。在新工联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等的组织领导下，英国工人阶级罢工浪潮高涨。１８８９年，在全国工人群众中影响较大的煤气工人大罢工，伦敦六万码头工人大罢工，都取得了胜利。煤气工人工作日从十二小时缩为八小时，每日工资增加八便士；码头工人每小时工资增加六便士。１８９３年１月，英国又成立了一个工人政党——独立工党，矿工凯尔哈第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人。哈第是个费边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英国国情，反对进行阶级斗争。在哈第领导下起草的独立工党党纲规定，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独立工党的力量在于它同工会建立了密切联系。１８９３年工联代表大会决定向独立工党捐助竞选资金，同时让独立工党参加罢工的领导。独立工党成立几年内，党员人数就发展到两万人。１９００年，英国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实行大联合。独立工党，社会民主同盟，以及费边社等共同成立一个“工人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从事筹备工人代表在国会竞选中的活动。１９０６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名为工党。工党的纲领是通过议会选举的合法手段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竞选活动上，从而走上了机会主义的道路。第五节　俄国俄国工人运动的兴起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的工业无产阶级逐步形成。在沙皇专制制度统治下，工人不仅在经济上遭受残酷的剥削，而且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也没有。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工人就开始进行自发的斗争。据不完全的统计，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９年间，全国共发生了三百二十多次工人罢工和骚动。它们的起因大都与工资问题有关。１８７５年在敖德萨建立了“南俄工人协会”，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组织，会员约一百五十至二百人。协会的宗旨是“宣传工人要从资本和特权阶级的压迫下取得解放的思想”，把工人联合起来，以便“将来同已经确立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斗争”。协会存在了不到一年就被当局破坏。１８７８年在彼得堡建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会员二百人左右。它在纲领上和组织上都比“南俄工人协会”前进了一步。它的领导人之一钳工奥布诺尔斯基曾三次逃亡国外，受到西欧工人运动的影响。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推翻国内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极不公平的制度”。协会不仅要求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要求各种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等。协会创办了互助储金会和图书馆，还建立了秘密印刷所，出版小型刊物。１８８０年协会被破坏。当时，工人运动总的来说还处在自发的阶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参加斗争的人数也还比较少。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工人阶级进一步成长壮大，不仅人数增多了，而且逐渐集中。１８８１年全国工人总数已有六十六万余人，其中有半数是在大工厂中劳动。从 １８８１—１８９０ 年间，各种形式的工人斗争达四百五十多次。１８８５年，在莫斯科附近奥列霍伏—祖耶伏的莫罗佐夫纺织厂发生了大罢工，参加者有八千人，斗争持续了八天。罢工者要求国家通过立法来限制资本家对工人任意罚款、解雇和降低工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下令逮捕了工人领袖莫伊先科和其他罢工参加者，但是由于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坚持斗争，法庭不得不宣告被捕者无罪。这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次年公布了限制资本家向工人征收罚金的法令。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厂法。莫罗佐夫纺织厂的罢工标志着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开始。俄国近代工人阶级大致在八十年代中期最终形成。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客观条件。１８８３年，普列汉诺夫等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１８５６—１９１８年）早年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是“土地与自由社”和后来的“黑土重分社”的积极活动家，１８８０年因受沙皇政府的迫害而逃亡国外。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下，他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写的一些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１８８３年）、《我们的意见分歧》（１８８５年）和《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１８９５年）等，对批判民粹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大财富。但是，普列汉诺夫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资产阶级的作用又估计过高。这些错误后来得到了发展，终于使他掉入了机会主义的泥坑。“劳动解放社”用俄文翻译、出版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在俄国秘密传播。当“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展开活动时，在俄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组织，如１８８３年和１８８５年先后在彼得堡建立的“布拉戈耶夫小组”和“圣彼得堡工人协会”。它们在工人和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出版秘密的报纸，散发革命传单。八十年代的工人运动虽然比七十年代前进了一大步，而且出现了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但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个任务是后来由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列宁完成的。列宁革命事业的开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１８７０—１９２４年）诞生在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家庭里，自幼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１８８７ 年进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因参加革命学生运动而被捕流放。第二年，他从流放地回到喀山后，立即加入了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阅读并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１８８９年，列宁全家迁居萨马拉（今古比雪夫）。他在萨马拉建立了当地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且进行农村调查，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在萨马拉期间，列宁刻苦自学，读完了大学法律系的全部课程，并于１８９１年以校外生的身份参加了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国家考试，获得了优等毕业文凭。他利用在首都逗留的机会，和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联系。１８９３年，列宁移居彼得堡，很快就成了当地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人物。他深入工厂，以通俗的形式，向工人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积极参加工人的革命斗争。为了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把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必须肃清民粹主义的影响。民粹派的理论是极端错误的，但是在七十年代他们曾坚决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因而有革命性。从八十年代起他们逐渐放弃革命斗争，终于蜕化为温和的自由派和富农利益的代表。１８９４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揭露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而实际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对民粹派的经济理论、政治纲领、斗争策略和世界观作了全面的批判。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领导俄国人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阶级，它在斗争中必须与农民建立同盟。对民粹派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是普列汉诺夫开始的，而彻底肃清民粹主义影响这一任务则是由列宁完成的。在批判民粹派的同时，列宁还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斗争。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伙资产阶级自由派，其代表人物是司徒卢威。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合法的刊物上宣传自己的观点。他们也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也“批判”民粹派，但是他们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列宁在１８９５年写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揭露和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本质。列宁的这些理论活动，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扩大并锻炼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１８９５年，在列宁的倡议下，彼得堡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列宁是协会的领导人，同时负责编辑协会的各种刊物。协会组织了罢工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１８９６年彼得堡纺织工人总罢工，参加者有三万人。列宁领导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俄国第一次把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起来，把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把这个组织称作是俄国工人阶级政党最初的萌芽。“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立后不久，列宁和协会的一些领导人被沙皇政府逮捕。列宁虽然身陷囹圄，但并未停止革命活动。他在狱中写了大量小册子和传单，领导并鼓舞工人群众继续斗争。他还为未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草拟了纲领。１８９７年，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俄国帝国主义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从１８８９—１８９９年，全国工业企业增加了２６．３％，工人人数增加了５９．２％，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 １１２．８％。重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生铁、煤炭、石油的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乌克兰建立了新的冶金工业中心，其规模超过了乌拉尔。巴库的石油工业继续发展，使俄国成了重要的石油输出国。在各个主要工业部门都已普遍使用新的技术。九十年代出现了铁路建设的新高潮。１８９０年全国铁路总长度为三万零六百公里，１９００年增至五万三千多公里，平均每年增加二千公里以上。１８９１年开始修筑长达七千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道，至１９０１年已基本竣工。铁路的铺设和经营，促进了冶金、建材、燃料、机车和车厢制造以及其他有关工业部门的发展，并且扩大了国内外市场。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俄国经济中逐渐出现了一般帝国主义所共有的特征。首先是资本和生产的集中。１９００年，南俄七个大企业生产的生铁占了全国生铁总产量的３７．６％，巴库五个大公司生产的石油占了全国石油总产量的 ４２．６％。就工人集中的程度来说已超过了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１９０２年在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数的４７．８％；而在德国只占１５％（１９０７年），在美国只占１７％（１９０９年）。资本和生产的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垄断组织。俄国的垄断组织以辛迪加为主，它比西欧的托拉斯的垄断程度要低些。１９０２年成立的金属销售辛迪加，掌握了全国冶金工业的１８％；１９０４年成立的车厢制造厂辛迪加，几乎控制了全国火车车厢的销售。到１９０９年，在绝大多数工业部门都出现了垄断组织。银行资本也不断集中和加强，它与工业资本合而为一，形成了财政资本。１８９９年，八家大银行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银行资本。一小撮金融寡头在二十世纪初控制了全国冶金工业资本的一半、采煤工业资本的６０％和电气工业资本的８０％。俄国一方面依赖外国的资本输入，另一方面自己也向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等）输出资本，以获取高额利润。俄国还积极地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总之，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俄国已经具有了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俄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俄国帝国主义是在国内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农奴制残余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到十九世纪末，全俄的三万个地主占有着七千万俄亩土地；而一千零五十万农民只占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农民不得不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向地主租佃土地。佃农必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对分制”），或者用自己的工具为地主耕种土地（“工役制”）。这些实际上都是农奴制剥削的新形式。农奴制残余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沙皇专制统治。１８６１年改革以后，俄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改变。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象西欧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独掌政权，甚至连分享政权的条件也得不到。沙皇政府虽然也关心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就其政策的基本方针来说，始终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存在使俄国帝国主义显得比较软弱。这种软弱性首先表现在它需要沙皇政府的扶持和保护。沙皇政府推行的保护关税政策，使俄国垄断资产阶级得以避免与外国商品的竞争。沙皇政府的国家定货（特别是在铁路建设和军需工业方面）和贷款，保证了垄断资产阶级获得巨额利润。此外，垄断资产阶级还依靠沙皇的警察和军队镇压日益高涨的工人革命运动，同时不断掠夺新的殖民地，以扩大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俄国帝国主义的软弱性还表现在它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外国资本就开始输入俄国。九十年代，外资输入进一步加强。从１８９５—１９０１年投入俄国工业和银行的外资比以前的三十年间投入的总额多四倍。俄国的一些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如冶金、燃料等大都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顿巴斯的煤矿有７０％以上是外国资本的股份公司开采的。向俄国输出资本最多的国家是法国和比利时。沙皇政府为了建筑铁路和发展军事工业借了不少外债。１９００年外债总额已达四十亿卢布，每年利息需要支出一亿卢布。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使俄国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中不得不屈居次等的地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和列宁主义的诞生　１８９８年，俄国一些城市的工人组织的九名代表在明斯克集会，宣布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次会议被称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大会既没有通过党的纲领和章程，也没有把各地的工人组织真正联合起来。会上选出的三名中央委员，有两名在会后不久就被沙皇政府逮捕。因此，党实际上并没有建立。当时的俄国，正处在革命的前夜。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列宁认为，要建党，必须先克服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应当从创办一份全国性的政治报纸着手。１９００年列宁从流放地出来，经过多方努力，这样的报纸——《火星报》于１９００年１２月在国外创刊。参加编辑部工作的除列宁外，还有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等人。在列宁的领导下，《火星报》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的建党原则，拟定了党纲草案，还为党培养了一支骨干力量。在俄国工人运动内部，当时存在着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他们是建党的重大障碍。经济派认为，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经济斗争，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政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事。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能产生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经济派的观点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在俄国的反映。１８９９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就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批判了经济派的一个文件——《信条》中包含的种种谬论。１９０２年，列宁发表了《怎么办？》一书，对经济派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列宁指出：第一，工人运动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是要进行社会革命，工人阶级不仅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较好条件，而且要消灭迫使穷人出卖劳动力的社会制度。第二，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在工人运动内部自发产生的，而是由理论家根据阶级斗争的实践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创造出来，然后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第三，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因此必须强调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不能是工人运动的尾巴，而是先锋队。列宁对经济派的批判，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１９０３年７—８月，在布鲁塞尔（后来在伦敦）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党的纲领和章程，选举的中央机构。大会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和参加下进行的。在讨论《火星报》编辑部提交大会的党纲草案时，有一些代表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的纲领。他们的一个理由是国外许多工人党的纲领都没有这样写。还有的人认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遥远的事，只有当无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时，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严正地批驳了这些机会主义观点。由于列宁及其拥护者的坚持，大会通过了《火星报》的党纲草案。这个纲领指出，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党必须领导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最近任务是推翻沙皇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废除农奴制残余，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以及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等。这是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唯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纲。在讨论党章第一条关于什么人可以入党的条文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列宁主张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有严格纪律的党，因此他提出的条文强调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而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则认为党员不必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就等于说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自行宣布为党员。这样就必然使党成为一个成分庞杂、组织涣散的团体。由于列宁派内部有人动摇，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这是这次大会的一个缺陷。最后在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时，列宁派占了优势。当选的中央委员都是拥护列宁路线的。大会还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为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列宁派在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部都占多数，所以后来就称这一派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而称反对列宁的一派为孟什维克（少数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主张进行社会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它与当时第二国际所属的各国主张社会改良的党是根本不同的。列宁在建党过程中继承、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针对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要求，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革命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发生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起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在沙皇专制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和劳动人民状况的严重恶化。１９０１—１９０３年的经济危机和１９０４年的日俄战争，加速了革命的爆发。１９０５年１月１６日（俄历１月３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规定最低工资额。到１月２１日（俄历１月８日），罢工扩大为全市性的总罢工，参加者达十五万人。沙皇政府决定对罢工进行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为了诱使工人走上街头，警察局指使混进工人中的加邦牧师提出聚众列队到冬宫向沙皇请愿的建议。当时还有不少工人对沙皇的面目认识不清，因此建议被采纳了。布尔什维克曾经企图阻止这一行动，但是未获成功。在请愿书中，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写进了社会民主工党最低纲领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总的来说，请愿书充满了对沙皇的天真的信仰和幻想。１月２２日（俄历１月９日）（星期日）早晨，十多万工人和家属，高举沙皇的象片和教会的旗帜，和平列队向冬宫进发。在冬宫前的广场上，他们遭到了沙皇军警排枪的射击和马刀的砍杀。死伤达两千人，其中有不少布尔什维克。鲜血染红了广场和街头的积雪。后来，人们称这一天为“流血星期日”。这次野蛮的屠杀擦亮了工人的眼睛。他们说：“我们再也不要沙皇了”。他们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筑起街垒，拿起武器，继续斗争。彼得堡的流血事件，激起了各地工人的同情和声援。他们纷纷罢工示威，抗议政府的暴行，并且提出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仅仅一月份，全国罢工人数达四十四万，超过了以往十年罢工人数的总和。为了制定党在这次革命中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１９０５年４月在伦敦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三大，而单独在日内瓦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两个大会制定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策略路线。布尔什维克认为：虽然这次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对无产阶级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次革命取得胜利，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同时孤立资产阶级；必须把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引向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统治以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正是依靠这个专政，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孟什维克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去领导。他们反对工农联盟和武装起义。他们还认为，如果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不应参加政府，而应在政府外面继续进行合法斗争。１９０５年７月，列宁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全面论述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１９０５年春夏两季，革命不断扩大和深入。５月１日，全国约有二十二万人参加了罢工和示威。工人们不仅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且提出了“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万岁”等口号。５ 月中开始，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工业区的七万工人，举行了延续七十二天的总罢工。在这次罢工中，出现了最早的工人代表苏维埃。６ 月，在波兰的罗兹也举行了总罢工，后来发展为武装起义。农民运动也日益高涨，但与工人运动相比，规模较小，而且以自发斗争为主。１９０５年１至９月，全国各地农民举事达一千六百余次。被当作沙皇统治支柱的军队也开始了行动。１９０５年６月，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的水兵起义。飘扬着红旗的战舰驶进了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港。由于孟什维克的破坏，起义者得不到岸上的支援。他们在海上坚持了一周，粮食和燃料消耗殆尽，起义遂告失败。１９０５年１０至１２月，革命达到了高潮。１０月初，莫斯科铁路工人罢工，至１０月中旬，发展为全国政治总罢工，参加者除七十万铁路职工外，还有一百万产业工人，十五万职员，五万公务人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罢工者公开提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口号。政府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与工人发生了流血冲突。在罢工期间，各地都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１１月，列宁从国外回到俄国，积极准备武装起义。１２月２２日（俄历１２月８日），莫斯科开始武装起义。工人们修筑了大批街垒，组织了几千人的战斗队。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直接领导了起义，并且成了起义期间最有权威的机关。它完全无视厂主和政府当局的意志，自行宣布八小时工作日，自行出版报纸，并且积极组织经济，保证居民的物质供应，还负责市内的治安，严防坏人破坏捣乱。列宁把苏维埃看作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萌芽。政府调来好几个团镇压起义，甚至动用了大炮。最后，战斗队员都集中到普列斯尼区，与政府军警进行了浴血战斗。工人们英勇抵抗了十天之久，终于失败。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以后，革命逐渐进入低潮。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上半年，斗争还继续不断，其规模虽比１９０５年为小，但仍超过１９０５年以前。沙皇政府在对革命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还通过召开国家杜马来麻痹群众的斗志，并且笼络资产阶级。１９０５年８月，政府宣布要召开国家杜马，但是它只是一个谘询机构，而且大部分居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抵制，这次杜马流产了。１０月间，正当总罢工的浪潮席卷全国之际，沙皇决定召开所谓立法杜马，在选举办法上也作了一些让步。资产阶级欢呼雀跃。大资产阶级组织了“十月十七日同盟”，资产阶级自由派（包括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了“立宪民主党”，准备参政。孟什维克也感到满意。布尔什维克则仍然采取抵制的态度。选举结果，在四百七十八个席位中，立宪民主党人占了一百七十九席，劳动者代表（主要是农民）占九十七席。１９０６年４月，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农民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使用。这使政府大为不安，便在７月间解散了本届杜马。不久，进行了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布尔什维克考虑到革命业已进入低潮，为了利用杜马的讲坛宣传革命思想，决定参加选举。在这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的席位大为减少，劳动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席位则有所增加。１９０７年１月，第二届杜马开幕。农民代表仍要求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沙皇政府决定再次驱散杜马。它无中生有地指控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企图策动政变，并且非法逮捕了全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６月３日，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届杜马，史称“六三政变”。这次政变标志了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失败告终。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没有采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工农联盟还不巩固和军队未曾完全倒向革命。这次革命的意义很深远，列宁称它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总演习”。第六节　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大垄断组织的出现　美国内战摧毁了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资产阶级取得了全国的政权，为资本主义工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美国获得幅员广大的新领土和广大移民到西部定居，是内战前美国经济生活两个重要的因素。内战结束以后，移民继续向西部迁徙，占据和开发了西部的农业用地，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国外移民源源而来，１８６１—１９１０年间，大约有二千三百万移民迁入美国境内，其中大多数来自欧洲。他们既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又带来了技术和经验。当时科学技术上的巨大进展也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内战后的美国，不仅仍然是世界上生产农业品的主要国家，而且到１８９４年工业上已经打破了英国工业的垄断地位，驾凌英国、德国之上，跃居世界首位。１８６０—１９１６年间，农场土地总面积从四亿零七百多万英亩增加到八亿七千九百多万英亩。１８６０—１９１０年间，农场财产（包括土地、建筑物和农机具）从七十亿美元增加到三百六十多亿美元。主要农产品中，小麦１８５９年的产量为一亿七千三百万蒲式耳，①１９０９年为六亿八千三百多万蒲式耳；棉花１８５９年的产量为五百三十八万余包，②１９０９年为一千零六十余万包。工业方面，美国以较高的速度把自然资源转化为流动财富。美国工业化是从发展轻工业即发展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开始的。当时有四大工业部门在工厂数目、产值和职工人数上都远远超过其它工业部门。这四大工业按其规模排列是：食品和有关产品，纺织，钢铁，木材和木材制品。到１９１４年，食品制造和加工工业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部门。当年食品工业的生产总值约为四十八亿美元，超过第二大工业——纺织业十多亿美元。对工业力量的增长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钢铁及其制品的生产。１８６０年，美国生铁产量还不到一百万吨，１９１５年超过了三千三百万吨。生铁的生产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超过了英国而居世界首位，到１８９９年已占世界生铁总产量的三分之一。１８６７年，美国钢产量约二万吨，１９１５年已超过三千二百万吨。早在１８９９年，美国的钢产量已占世界钢的总产量的４３％。从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对比上看，１８９０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初次超过农业产值；１９００年，工业产值已是农业产值的二倍了。美国十九世纪晚期经过１８７３年、１８８２年、１８９３年的经济危机和剧烈的竞争，中小企业纷纷破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集中与银行资本的积聚。垄断组织日益发展起来（在美国最为典型的垄断组织是托拉斯），出现了钢铁大王摩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财团。七十年代石油部门成立了托拉斯组织。八十年代纺织、酿酒、制糖、制革、烟草等部门也都建立了托拉斯。九十年代煤、铁、瓦斯等的开采也托拉斯化了。１８９９年美国产品总值的三分之二是托拉斯制造的。１９０１年美国有大的工业、公用事业和运输业托拉斯四百四十家，资本为二百零三亿七千九百一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一美元。随着工业生产的集中和银行资本的积聚，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溶合成长为金融资本。１９０３年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不仅控制了钢铁生产、石油生产，而且还控制了一百二十家银行、铁路、保险公司等。１９０９年占美国企业总数１％的三千个大型企业，掌握了国家全部总产值的差不多一半。美国成了典型的托拉斯帝国主义。一小撮金融寡头是美国的真正统治者。他们控制着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左右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美国垄断资本家都是残酷无情、用以大吞小等方式起家的，例如约翰Ｄ洛克菲勒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巨头之一。他１８６５年进入石油界，发现这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工业部门。１８７０年，他成立美孚石油公司，陆续收买其它炼油厂，到１８７２年春就控制了克利夫兰二十六家炼油厂中的二十一家。１８７３年，他趁着经济危机，低价买进竞争对手的财产。七十年代，美孚石油公司把它的营业扩大到匹兹堡、费城、纽约和其他地方。到１８８５年，美孚石油托拉斯在克利夫兰等地经营了四十家炼油厂，在此后十年控制了美国炼油设备的９０％以上。美孚石油托拉斯从汽油以及炼油的副产品赚取大量利润。它还敷设输油管，在国内外组织庞大的销售系统，自办运销业务，控制了石油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过程。据估计，约翰Ｄ洛克菲勒的财产１９０１年约为二亿美元，１９１３年已增加到九亿美元左右。工人运动　美国工业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工人却遭受日甚一日的剥削。大量财富都集中到垄断资本家的手里了。１８８９年，有人在报刊上估计，约二十五万人占有了美国财富的大部分，其中有几十个人是百万富翁，至少有十个人的财产超过一亿美元。象洛克菲勒、摩根等那样的垄断资本家，只占美国家庭总数的１％，而１９１３年的收入竟高达全国总收入的１５％左右。因此，在这个贫富悬殊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日俱增。十九世纪晚期，特别在频繁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的阶级斗争往往具有尖锐的形式。在１８７３年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生产缩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美国四千万居民中有三百万人失业，连同家属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无产阶级的处境大大地恶化了。宾夕法尼亚１８７４—１８７５年纺织工人和矿工进行了广泛艰苦的斗争。１８７５年宾夕法尼亚无烟煤矿区工人举行大罢工，十名工人被处绞刑，二十四名工人被诬告组织秘密会社关进监狱。１８７３—１８７７年铁路工人工资被降低百分之二十五，但资产阶级并不以此为满足，１８７７年夏再度宣布减低工资百分之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了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是美国第一次全国性的罢工，从东海岸一直扩展到西海岸，主要铁路中心都发生了武装冲突，至少有五十名工人和其他的人在战斗中牺牲了。美国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没有关于劳动时间的立法，更没有关于工伤、疾病、失业、年老等社会保险制度的任何立法。因此，工人罢工斗争层出不穷。美国无产阶级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建立的美国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工人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①八十年代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成为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１８８３年经济危机笼罩下的美国，资本家解雇工人，降低工资，工人生活极端困苦。日益加重的剥削造成了工人运动的基础。１８８６年５月１日，以芝加哥为中心，全国举行声势浩大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参加的工人有三十五万。这次罢工就全国来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建筑业等许多部门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但在芝加哥罢工遭到了血腥的镇压。５月３日芝加哥工人集会时，警察向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六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了工人极大的义愤。５月４日三千名工人在秣市广场举行抗议大会。傍晚，当会议结束时，有二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跑来镇压。警察雇用的破坏分子投掷了一枚炸弹。警察以此为借口，立刻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二百多人，并逮捕了数百名工人。１８８７年夏，七名被捕工人被芝加哥法庭判以绞刑。法庭的横蛮判决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各地工人阶级的抗议浪潮，但伊利诺斯州当局一意孤行，仍将四名工人处死。其他三人一人死于狱中，二人改判无期徒刑，一直到１８９３年才被赦免。１８８６年５月１日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罢工斗争有重大的国际意义。１８８９ 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决议，把５月１日定为国际劳动节。恩格斯说：“资产者曾经以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这种幻想现在破灭了”。①当１８６６年美国工人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时候，美国另一个工人组织“劳工骑士团”正处在它的极盛期。劳工骑士团产生于１８６９年，最初是秘密组织，七十年代末转入公开活动，会员迅速增加。它一方面声称要把工人从资本家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但是它的领导人却反对政治斗争包括罢工在内。劳工骑士团拥有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不顾领导人的反对，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由于骑士团领导人拒绝支持工人的要求，这个工人组织开始衰落了。八十年代建立的工联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也促进了劳工骑士团的衰落。美国劳工联合会有时在罢工的帮助下，使工会会员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在塞龚帕斯的帮助下，美国劳工联合会很快就成为维护高度熟练的、工资优厚的工人的狭隘行会利益的工具，逐渐同企业主合作。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社会主义者、美国工党的领导人尤德布斯指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成了“资本家阶级的工人伙计”。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无产阶级同正在兴起的垄断组织发生冲突，又不断卷起罢工运动的新浪潮。１８９４年，罢工者人数达到七十五万。二十世纪初，罢工具有更广泛的规模，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约有二百万名工人参加罢工。由于劳联领导人的阻挠，垄断资本家的收买破坏，政府的镇压，加上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的错误，罢工运动屡起而又屡遭失败。两党政治和对外政策　内战结束以后的最初二十年，共和党人连续执政，但是它没有下决心把黑人的解放进行到底，而且逐渐把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排挤出去。共和党变成了大工业家和银行家的政党。民主党牢牢地保持着自己在南部的影响，它的靠山是大种植场主、富农、南部的大资产阶级和北部资产阶级中对自由输入国外商品有利害关系的那一部分人。随着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两党之间的差别开始消失。１８８５年，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就任总统，又开始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候，美国国家政权日益集中到垄断资本家手里。两党政治是他们控制政权和粉饰政治局面的方式。而且两党上台执政都不会稍损垄断组织的利益。举例说，托拉斯的勃兴和它的种种做法引起了公众的反感和恐惧，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在１８８８年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主张制定反托拉斯法，但在大选以后，这两个政党都不特别急于推动国会解决这个问题。１８９０年国会通过反托拉斯法以后，联邦政府并不急于采取强有力的实际行动。据统计，１９０４年有四百四十五家托拉斯，它们合并了近八千七百家公司。而四百四十五家托拉斯中，有三百六十六家是在国会通过了反托拉斯法以后（具体说是１８９１年到１９０３年）组成的。有时候，联邦政府表面上好象在进行“反托拉斯战”，实际上不过是不同的垄断组织之间的斗争。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并不以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为满足，积极开辟向世界扩张的道路。扩张主义分子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在１８９８年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西班牙在战争中失败。根据美西和约，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西班牙承认古巴“独立”，实际上古巴成为美国控制下的保护国。美西战争是进入帝国主义时期，重新分割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抱着称霸世界的野心，加紧向外展开重新瓜分世界斗争的开始。列宁说：“古巴、菲律宾和夏威夷，这不过是盛餐之前激起食欲的‘小吃’。”①美国加紧对拉丁美洲侵略的同时，也积极向亚洲扩张。美国觊觎和侵略中国由来已久。１８９９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照会英、德、俄、法、日、意，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就是要求和其他帝国主义共享侵略中国的权利，然后凭借自己经济的优势，排挤其他帝国主义，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１９００年美国又参加了八国联军，残暴地镇压义和团运动。二十世纪初，美国又以“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作为对外侵略的手段。１９０１ 年就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即老罗斯福）早就厚颜无耻地说：“应付国际关系的正当办法在于嘴里说话要温和，手里要提根大棒”。“大棒政策”首先成了美国公开干涉拉丁美洲各国内政的通用名词。老罗斯福毫不掩饰地宣称：“在西半球，美国对于门罗主义的信念可能迫使美国履行国际警察力量的义务。”老罗斯福最露骨地推行“大棒政策”的强盗行为，要算夺取巴拿马运河区了。巴拿马运河早已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法国公司破土开工，美国利用该公司破产的机会，１９０２年购买公司股票，排挤了法国。１９０３年老罗斯福竟在哥伦比亚组织叛乱，策划成立了巴拿马共和国。美国不仅立即承认它的“独立”，而且派去海军陆战队“保护”这个共和国。１９０３年１１月１８日，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图签订了美巴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美国攫取了运河的开凿权，并获得穿过巴拿马地峡沿运河地带的永久租借权。１９１４年巴拿马运河凿通后，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程缩短了一万多公里，两大洋的舰队可迅速相互调遣，这就大大地便利了美国向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进一步扩张。１９０５年因多米尼加共和国拖欠债务，美国直接派人收税，引起农民的骚动，结果美国派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这个共和国。１９０６年美国对古巴的起义进行了武装干涉。美国就是以如此使用武力，挥舞大棒，建立了对加勒比海的控制。继老罗斯福后担任美国总统的是塔虎脱，他不仅继续奉行“大棒政策”，而且为了适应金融资产阶级的需要，推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拉丁美洲的政策，提出了所谓“金元外交”。塔虎脱解释“金元外交”时说：“这是以金元代替枪弹的政策”。美帝国主义的“金元外交”和“大棒政策”相互配合交替使用，并无原则的区别。塔虎脱在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国利用贷款控制它们的财政，夺取英、德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一旦美国的经济侵略遭到抵制，它又不惜采用武装干涉，实行军事占领。如，１９０９年对尼加拉瓜的干涉和占领就是一个例子。１９１３年，民主党人威尔逊就任总统，假惺惺地宣布推行睦邻政策，但是不久他就出兵干涉墨西哥，自己扯下了睦邻政策的伪装。 第七节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状况　日本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后，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明治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明治政府主要利用从农民手中掠夺来的大量地税，由国家带头大力发展军事、运输、电信、矿山、纺织、缫丝等官营工厂，并从外国输入机器、聘请技师。日本的工业发展是和军事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明治政府以德川幕府时代建立的军工企业为基础，不断充实、扩大，一直到１８７７年前后，大致调整完毕，结果形成东京、大阪两大陆军工厂及其所属工厂，筑地、横须贺两大海军工厂及其所属工厂。为了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政府建立了一批采用西方先进设备的“模范工厂”，借以传授和推广新技术。同时，又拨给私人企业主以补助金、贷款，免除他们的捐税。１８８０年开始，政府把除军事工业以外的大部分官办企业转让给私人经营。如，三井家族取得三池煤矿、新町纺织厂、富冈缫丝厂等。三菱公司得到高岛煤矿和长崎造船厂等。其余还有古河、浅野、川崎、久原等人也获得很多工矿企业。明治政府“处理”国营工矿企业，条件优，价格低，几乎等于无偿转让。这不仅壮大了私人资本的力量，而且是运用国家权力促使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重要措施，还起了促进工业革命的作用。１８６８年时全国只有四百零五个工业企业，并且主要是手工工场，１８７７—１８８６年发展到七百六十个。１８９３ 年拥有十个工人以上的工业企业有三千零十九家，其中使用机械动力的只有六百七十五家，１９０３年增长到八千二百七十四家，其中使用机械动力的为三千七百四十一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日本的主要工业部门纺织业中，工厂制品已占绝对优势，军事工业、机器制造、钢铁、煤炭等近代重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日本几乎没有经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封建时期就享有特权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在政府的保护和培植下，依靠压榨本国劳动人民的同时，对邻国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和勒索大量赔款来实现工业化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不仅确立了资本主义，而且走上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八十年代制造和销售纸张、纺织业、运输业等部门中出现了垄断组织。１９０９ 年三井改变了原来的组织，成立了有资本五千万日元的三井合名公司，统辖分立的商业、矿业、银行、仓库等企业。三菱在三菱合资公司下，统辖矿山、造船、运输、银行、地产等企业。１９１３年各部门的垄断企业，已控制了日本工商业资本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与金融资本相适应，形成了少数金融寡头。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这些财阀通过巨大的经济力量，操纵着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机器。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将由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来治理了！”在日本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无产阶级也诞生并成长起来了。１８８２年国营工厂工人总数为四千七百五十八人，民营工厂总数为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九人。１８９５年到１８９９年国营工厂工人总数为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五人，民营工厂总数为四十二万五千六百零二人，其中妇女几乎占百分之六十。明治改革后，农业中仍残存着以半封建地主制为核心的各种封建关系，农民生活极端困苦。由于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农民，因实行长子继承权，长子不出去做工，不得不把长子以下子女忍受低工资送去当工人。日本工业中又实行多种具有封建性质的剥削制度，厂主、监工、老工头有绝对的专横权。其中矿山、纺织、水产等部门工作条件最为恶劣。如高岛煤矿，１８８４年发生霍乱，公司派人将患者放在铁板上活活烧死。这样被害和死掉的工人达该矿矿工总数的一半，一千五百人。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整年裸体赤足，即使隆冬季节也没有一条被。工人终年劳动得不到分文，反而负债累累。如果触犯了规则便遭受鞭打，常有矿工被活活打死，其惨状目不忍睹。因不堪虐待而上吊、剖腹身亡者比比皆是，仅１８８５年高岛矿工死亡总数就有八百七十五人。日本工人比欧洲工人生活更为悲惨，日本女工的最高工资也仅相当于英国女工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但平均每个纱锭每年消费的棉花，英国是三十五磅，而日本竟达二百二十磅。１８９０年国营工厂熟练工人的工资平均每天为两角四分。纺织业的工资男女平均为一角七分，女工平均为八分二厘。每天十二小时一班。每天只得四分钱工资的女童工也不在少数。日本工人阶级处在惊人的贫困和政治压迫之下。民权运动　明治政府的改革使人民大失所望，在普遍不满西南萨摩、长州一小撮“藩阀”专政的情况下，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掀起了争取自由和人民权利的运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运动达到巨大的规模，曾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１８８２—１８８４年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性质，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权运动”。民权运动是由被排挤下野的政府前任参议板垣退助等人发起的。板垣周围的知识分子片冈健吉等也是这一运动的推动者。由于实行加强对农民压榨的地税改革，１８７５—１８７８ 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１８７６年１２月爆发了由三重县开始，波及邻近四县的大规模的起义。１８７７年片冈等向天皇提出弹劾政府的建议，谴责政府的地税制度和以人民的税款资助大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些要求主要代表中小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也说明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和农民、工商业者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了。１８８０年３月，民权运动的团体在大阪成立了“国会开设期成同盟”，１１月该同盟的人数已有十三万。在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的压力下，１８８１ 年 １０月公布了天皇诏书，允诺１８９０年开设国会。１８８１年民权运动的团体，在东京以板垣为首组成自由党。自由党内自由主义的中小地主起主要作用，它也得到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相当多的农民的支持。自由党在运动中比较激进，提倡“主权在民”，争取“民定宪法”。它的地方组织常与农民结合在一起，领导人民进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如１８８２年福岛县自由党人的反迫害斗争和农民反地方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展成大规模的起义。１８８４年５月群马县自由党人领导三千余人发动起义。同年９月一批自由党人在茨城县也发动了武装起义。１８８２年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大隈重信组成了立宪改进党，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他们是运动中的温和派。政府对民权运动除了镇压外，还施展挑拨离间之能事。大资产阶级又对各个党派首领进行收买。自由党党魁得到三井商会的支持。立宪改进党和三菱商会有密切的关系。为此，它们之间反唇相讥，但使反对党削弱的重要原因是党魁和普通党员之间阶级利益的不同。自由党更为明显，板垣等主要代表“新地主”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不关心农民的利益。他们主张合法斗争，而普通党员则往往采取直接暴动。这不仅使政府感到恐惧，而且连自由党首领们也感到惊慌。因此，１８８４ 年自由党宣布解散。自由党解散后，人民斗争并未停止，起义仍不断发生。在农民的起义、工人的罢工斗争和民权运动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让步，做一些改革。１８８５年１２月开始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制；１８８９年用天皇名义公布了日本宪法，它以最反动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是国家元首。他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任免高级官吏、统率陆海军。宪法虽然规定，臣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必须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日本宪法于１８９０年开始实施，同年７月为开议会进行了众议员的选举。１１月，“帝国议会”正式成立。这样，日本拥有内阁、宪法和议会，形式上具备了君主立宪制的条件，实际上天皇仍保有极大的统治权力。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　明治维新后，在国家政权中，封建贵族和武士出身的军阀有很大的权力。他们直接统帅军队，并掌握着军事工业。由于农业中还保持着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穷困不堪，国内市场狭小；而且依靠不平等条约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外商和日本商品进行剧烈的竞争。因此，在国家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便和军阀们勾结在一起，积极推行军国主义化的政策，用直接向邻国的军事扩张来力图获得高额利润并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１８７２年日本把琉球国王绑架到东京，宣布琉球为日本的属地，１８７９年改为冲绳县。１８７４年日本借口１８７１年琉球渔船在台湾海岸附近遇难事件，从中国清朝政府敲诈勒索了五十万两白银的赔款。１８７６年、１８８２年日本先后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仁川条约》，反映了它攫取朝鲜的野心。１８９４年，日本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利用国际形势的有利时机，７月２５日对中国不宣而战。日本侵略军不仅大举入侵朝鲜，并且渡过鸭绿江占领了中国东北部分领土。在１８９５年４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屈辱的《马关条约》中，有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朝鲜实际上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二亿两白银等条款。日本的劫夺使沙俄鲸吞我国东北的计划受到威胁。因此，沙俄联合德、法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被迫同意还辽，但要中国增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沙俄自恃还辽“有功”，迫使清政府给它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１８９８年又强行租借了旅顺、大连。中日战争加速了日本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变本加厉地推行吞并朝鲜、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政策，这和沙俄加紧在亚洲扩张以争霸世界的政策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终于酿成了日俄战争（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是日本在英美支持下，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之间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肮脏战争，最后腐朽的沙俄政府被打败。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根据条约，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权，将旅顺、大连、中东铁南线等从中国夺得的权利转让给日本，并把库页岛南半部割让给日本。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这场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境内。它粗暴地践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使我国人民又遭受了一次野蛮的浩劫。通过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日益走上了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道路。中日战争前夕，日本利用英国企图使日本阻止沙俄南下的打算，于１８９４年７月中签订了日英修正条约。条约规定废除英国在日本享有的治外法权，日本关税也基本上得到自主。同年１１月起到１８９７年年底，日本同欧美有关国家签订了同英日修正条约相似的新条约。新约１８９９年生效以后，日本开始摆脱了外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幸的是，日本已从被压迫的国家向压迫别国的国家转化了。工人运动　处在资本主义和封建双重压迫之下的日本工人阶级，长久以来始终不渝地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１８７０—１８８３年高岛煤矿工人发动了五次暴动。１８８３ 年三池工人举行暴动。１８８４ 年甲府市雨宫缫丝厂女工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这是日本近代产业工人的第一次罢工。１８８９年东京冶金工人组织了第一个工会“同盟进工组”，这一切已经开始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成长。中日战争后，由于工业的发展，１８９４年到１８９８年注册的工人，从三十八万一千三百九十人增至四十一万二千三百零五人。仅１８９７年，工人罢工就有九十二次之多，为促进适应工人运动的发展，日本杰出的工人阶级领袖片山潜于１８９７年建立了“劳动组合期成会”。期成会促进了日本无产阶级的团结，对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１８９７—１８９９年东京成立了铁工工会、铁路工会、印刷工会。期成会和铁工工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劳动世界》，片山潜任总编辑。１８９８年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１９００年发展为“社会主义协会”。１９０１年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它虽然没有提出革命的斗争方法，却提出了正确的纲领，要求重要生产资料国有化、国家民主化，反对军国主义。它成立不久，就被当局禁止了。１９０３年幸德等组织了“平民社”，出版了《平民新闻》。这个刊物成为日本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反战宣传的中心，还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的译文等重要著作。１９０５年１月政府勒令《平民新闻》停刊。不久平民社也被迫解散。然而，反战运动并没有停止。１９０５年９月在东京发生了反战、反政府的大暴动。在这次斗争中，群众伤亡达六百余人，被捕者达一千五百六十五人。１９０６ 年社会民主党以日本社会党的名称重新建立，１９０７ 年初《平民新闻》作为该党的机关报复刊。但社会党恢复不久，党内发生了严重分歧。主张工人“直接行动”的幸德和主张合法斗争的片山潜、田添铁二相对立，不过片山潜以后纠正了自己改良主义的错误。１９０７ 年 ２ 月政府下令解散社会党，４月《平民新闻》被迫再度停刊。１９１０年反动当局利用幸德等人的无政府主义错误，以准备谋杀天皇的罪名逮捕了幸德和他周围的一些同志。第二年政府下了毒手把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幸德等十二人处以绞刑。日本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工人阶级，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在片山潜领导下，六千名电车司机和售票员罢工取得胜利。事后片山潜因此被捕，出狱后不得不流亡国外，１９２１年到了苏联。１９２２年领导了日本共产党的创立工作，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３年在莫斯科逝世。第八节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　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年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对本国劳动人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同时利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００年的三十年中，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二点二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这些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时期。帝国主义有五个基本经济特征：“（１）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２）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３）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４）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５）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①垄断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家生活中具有支配作用。垄断组织有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主要形式。在德国，１９０７年不到 １％的大企业，雇有工人五百七十万，拥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和电力。在美国，１９０４年产值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有一千九百个，占企业总数的０．９％，它们的产值为五十六亿美元，占总产值的３８％。英、法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由于技术装备陈旧和资本的大量输出，垄断组织发展较美国和德国缓慢，但生产集中也有显著的加强。随着工业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二十世纪初，银行的集中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１９０９年柏林九家大银行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一百一十三亿马克，约占德国银行资本总数的８３％。美国亿万富翁摩根和洛克菲勒为首的两家最大的银行集团，控制着美国的银行界。英国 １９００ 年股份银行的数目有九十八家，到１９１３年减少到六十一家，其中五家最大的银行占全国存款的４０％。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等三家最大的银行分行总数达一千二百二十九家，遍布全国，在法国经济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银行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大银行利用信贷和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方式，对工业进行控制；同时，在银行向工业渗透的过程中，工业垄断组织也通过购买大银行股票，自己开办银行等方式把自己的势力打入银行业，二者日益溶合在一起，形成金融资本。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柏林六家最大的银行由经理、董事作代表，一共参加了七百五十一个各种性质的企业；另一方面１９１０年在这六家银行的董事会中，有克虏伯公司的经理等五十一个最大的工业家参加。商品输出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输出到帝国主义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金融寡头为了取得垄断利润，除对本国广大劳动人民加强剥削和奴役外，并把“过剩资本”大量地输出到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去。由于这些国家工资低、原料便宜等原因，输出资本可以取得高额利润。垄断资本家之间不仅在国内分割市场，而且他们也成立了国际卡特尔，以便在各国垄断组织之间分割世界市场。如二十世纪初，美国和德国两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电气工业最为发达。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德国电气总公司这两个托拉斯的电力公司。它们一直为瓜分世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１９０７ 年这两个公司为了防止竞争造成损失，暂时妥协，订立了瓜分世界的条约，形成了国际垄断同盟。根据条约，通用电气公司获得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电气总公司分得德国、奥地利、俄国、荷兰、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干各国市场。１８９７年德国参加的国际卡特尔有将近四十个，到１９１０年已有将近一百个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领土已分割“完毕”。１８７６年以后英、俄、法、德、日的殖民地领土有了极大的扩张，到１９１４年这六个强国的殖民地增加到六千五百万平方公里，比宗主国的面积差不多大四倍。１９１４年英国殖民地的人口近四亿、俄国三千三百多万、法国五千五百万、德国一千二百多万、美国九百多万、日本一千九百多万。但是各国经济政治发展是不平衡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如下：地位 １８６０年１８８０年１９００年第一 英国 美国 美国第二 法国 英国 德国第三 美国 德国 英国第四 德国 法国 法国由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殖民地最多，后起的暴发户美、德等国向前迅速跃进，要求按照新的力量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和夺取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尖锐。德国首相毕洛夫１８９７年在议会的讲话中说：“让其他民族瓜分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欣赏蔚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要求自己也取得阳光下的一席地盘”。因此，战争已成为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伴侣。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　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各自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在形成帝国主义时也都具有不同的特点。英国通过疯狂的掠夺别国领土，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它的殖民地面积达本国领土的一百多倍。列宁称它为“殖民帝国主义”。①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特点是通过借贷方式把资本大量输出国外。１９１４年对外投资总额为六百亿法郎，按最低利率五厘计算，每年可获三十亿法郎。它是一个“高利贷帝国主义。”②美国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生产和资本急剧集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托拉斯已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力量。列宁说：“美国托拉斯是帝国主义经济或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表现。”③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托拉斯帝国主义。德国在十九世纪末成为除美国外最大的工业强国，但它还保存着许多封建残余，是一个“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④日本统治阶级除残酷的压榨劳动人民外，是靠掠夺战争起家的，它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封建残余交织在一起，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⑤尽管帝国主义国家各有一些不同特点，但垄断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垄断“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⑥但是列宁同时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⑦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为了使他的产品低于社会劳动的必要时间，就必须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在竞争过程中得到较多的利润。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垄断组织通过对生产和市场的垄断，保证了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所以垄断必然束缚社会生产力，阻碍技术的进步。在帝国主义时期少数富强的国家集中了大量资本，形成了庞大的食利阶层，他们完全脱离生产，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特别是随着资本输出的增长，少数富裕的国家成为专靠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食利国。列宁举英国为例说：“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①列宁把资本输出称为“加倍的寄生性的表现。”②帝国主义的腐朽性还表现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为了适应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连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衣也抛弃了。国内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镇压，对外加强实行强权政治，血腥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列宁说：“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③帝国主义的腐朽，也表现在资产阶级从垄断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上层，培植工人贵族，使他们背叛无产阶级事业，以便从内部破坏和瓦解工人运动。工人贵族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几种矛盾的加剧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以后，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固有的一切矛盾都空前尖锐起来。第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加重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与政治上的反动统治，迫使无产阶级团结并带领各阶层人民，走上了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第二，殖民地半殖民地广大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广大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野蛮的掠夺，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开展。这种情况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力量，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力量。第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帝国主义矛盾的实质是几个大国相互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霸权是以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为依据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它的绝对规律。列强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世界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不可避免要导致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给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①第十六章　第二国际第一节　第二国际建立的历史背景国际工人运动的广阔发展　巴黎公社以后到日俄战争以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它们内部也没有发生严重的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①资本主义在一种较为“和平”的条件下发展着，发展的趋向是自由竞争向垄断统治过渡。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②当时英国工业革命早已完成，法国已经完成，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也迅速趋于完成。经济在发展，从 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００年，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二十三上升到七十三（以１９０１—１９１３年为一百）；从１８８１—１９００年，世界三十三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增加了５０％，商品流通总额从一百二十亿九千万美元增加到一百八十亿九千万美元；从１８７０—１９００年，世界铁路的总长度从二十万九千余公里增加到七十九万余公里。由于工业的发展，工人人数也在迅速增加，例如在德国，１８９４年到１９０２年间的工人人数，比１８６８年到１８７８年间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一倍。更为重要的是，十九世纪晚期国际工人运动得到了广阔发展。巴黎公社遭到镇压以后，反动势力猖獗一时，但是为时不久，所有工业发展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都以新的战斗姿态投入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掀起了罢工浪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俄国，七十年代就发生了三百多起罢工和风潮。在德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顶住了俾斯麦政府《反社会主义非常法》的镇压，利用一切工人组织如互助储金会、教育俱乐部秘密运送《社会民主党人报》，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利用国会提出保护工人的法令草案。１８８９年，鲁尔九万矿工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他们抵抗前来镇压罢工的警察。声援鲁尔罢工的运动遍及德国。俾斯麦的反动统治受到致命的打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经受了严峻考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１８９０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将近一百万张选票和三十五个议席。在法国，１８８６年发生了德卡斯维尔矿区大罢工。罢工工人抵抗了军警的镇压。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德和拉法格保卫德卡斯维尔的罢工斗争，揭露了资本家的谎言和政府的暴行，遭到非法审判，但是在工人强大斗争的威力下，法庭只得宣布他们无罪。在英国，工人逐渐从宪章运动以来的沉寂状态中觉醒过来，特别是广大的非熟练工人积极起来斗争。１８８９年，煤气工人举行罢工，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的胜利。不久，伦敦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达到了提高工资的目的。在这次罢工中，煤气工人组织了英国工运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工会——“煤气工厂工人联合会”，此后几年间，英国成立了许多非熟练工人组成的新工人联合会。罢工运动的浪潮也席卷了美国。１８８４年，美国发生了近五百起罢工和关厂事件。１８８６年，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更成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国际工人运动的广阔发展，还表现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在许多国家的建立上。早在１８７１年９月第一国际伦敦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言，论述了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和组织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那次会议在一项决议中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组织成为政党，是为了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实现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消灭阶级。”①欧美许多国家无产阶级的领导人物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积极从事建党活动。当时，德国工人阶级已于１８６９年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党——社会民主工党。但是德国工人运动仍然分为爱森纳赫派（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１８７５ 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两派才统一起来。１８７９年，在马赛举行的工人组织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法国工人党。七十、八十年代，美国产生了社会主义工党（１８７７年），俄国成立了劳动解放社（１８８３年），英国出现了社会民主同盟（１８８４年），意大利（１８８２年）、比利时（１８８５年）和挪威（１８８７年）都组织了工人党，奥地利（１８８８年）、瑞士和瑞典（均１８８９年）都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当时的工人党和社会党都还不成熟，例如其中最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里充满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１８８２年以前法国工人党内部既有盖德和拉法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机会主义分子布鲁斯和马隆一派，即“可能派”。在一些党内，还有许多人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甚至还附有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连同“工人贵族”在各国工人阶级内部的破坏作用，都对各国工人党和社会党的成长和巩固起了妨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积极指导各国年轻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帮助各国党的马克思主义者纠正错失，另一方面积极进行理论著述，继续向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１８７５年，马克思鉴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充满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认为那是一个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因此写了《哥达纲领批判》，逐章逐句批判了纲领中的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同时，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明了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国家学说，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历史必然性。他写道：“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①在一封信里，马克思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②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里，混进了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柏林大学哲学和经济学讲师欧根杜林（１８３３—１９２１年）就是其中的一个。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间，杜林相继抛出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三本书，到处招摇，说他构成了“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恩格斯同马克思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停止其他写作，全力反击杜林的挑战。从１８７６年５月到１８７８年７月，恩格斯写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后来集印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反杜林论》。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唯心论的先验论，阐明了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原理；针对杜林把对真理的认识说成是“到顶”的谬论，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论证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关系、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关系。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的唯心主义观点，揭穿了那是假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驳杜林的同时，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捍卫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１８８０年，恩格斯应法国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即《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三编的第一、二章改写成一篇独立的通俗著作。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首先在法国出版，以后又被译成多种文本在许多国家印行。它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起了巨大作用。在这同时，马克思继续撰写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１８７０年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初稿以后，马克思为第二卷、第三卷搜集新资料。为了写地租一章，他特别注意研究美国的尤其是俄国的土地关系。为了查阅俄国的资料，五、六十岁的马克思还学习俄文，终日孜孜不倦，坚持一贯治学的严谨态度。由于过度劳累，马克思在晚年健康状况很差。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他的工作椅上与世长辞。３月１７日，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在墓前讲话中，恩格斯高度综括了马克思的伟大业绩，特别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因此，“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①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例如《共产党宣言》用各种文字一再重版，广泛发行，它的基本思想指导了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创办各种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法国的盖德和拉法格，美国的左尔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都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自己还出版了许多捍卫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教育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都是文献中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国际工人运动的加强，各国工人党和社会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第二国际的建立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二节　第二国际成立和它的初期活动第二国际成立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法国工人运动暂时陷于瘫痪状态，英国工联的领袖们借口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袒护巴黎公社声明退出国际；在一些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里，由于巴枯宁一伙无政府主义者的扰乱，工人运动分崩离析。他们因此认为第一国际没有活动余地而主张“暂时退出舞台”，但并不是要放弃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原则。他们的斗争实践表明，他们不仅期待而且积极创造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有利条件。第一国际解散以后，各国工人没有自己的国际组织了，但是举行过多次国际性的工人代表大会。由于１８８１年以前在代表大会上起作用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以后是工联主义者，１８８３年以后是法国机会主义者——可能派，这些代表大会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也不愿参加。马克思以及马克思逝世以后的恩格斯都认为，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划清界限以前，不急于成立新的国际组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对各国工人的影响日益加强，各国工人对巩固国际联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１８８７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近期内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如法国的可能派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利用各国工人要求团结的愿望，企图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以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１８８８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工人代表大会”上，法国的可能派得到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支持，取得了在１８８９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权利，其目的是成立新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让可能派占有成立新“国际”的主动权。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出面召集，１８８９年２月在海牙举行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决定于同年７月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邀请所有工人党和社会党、包括改良主义政党在内派代表参加大会。可能派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也邀请各国党派代表参加７月间在巴黎由他们召开的另一个大会。壁垒分明，情况紧张，为了保证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成功，恩格斯暂时放下其他工作，“象一个少年人一样投入战斗”，无微不至地为开好大会进行准备。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４日，即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由巴黎公社的老战士瓦扬和“革命的士兵”威廉李卜克内西①主持开幕。会议大厅悬挂的标语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巴贝夫、布朗基、瓦尔兰的法兰西的名义向两半球的社会主义工人们致敬！”“政治上、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社会化。”这些标语反映了大会的精神：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坚持法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坚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三百九十三名，代表欧美二十二个国家的工人，其中包括许多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如英国的卡尔哈第，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蔡特金和伯恩施坦，法国的盖德和拉法格，荷兰的纽文胡斯，奥地利的阿德勒，比利时的王得威尔德，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大会听取了各国代表的报告，那些报告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有的代表发言，号召“消灭资产阶级的巴士底狱”。列入大会议程的重要议题，有关于组织工人举行“五一”示威游行问题，关于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问题。大会根据法国代表团的提议，通过了关于五一节的决议。决议规定，每年的５月１日，即美国芝加哥工人在１８８６年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罢工的日子，组织国际性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以便各国工人都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实现国际代表大会的其他决议。从此，每年５月１　日就成为各国劳动者的国际节日，成为检阅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日子。这次大会又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正确指出，工人阶级只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必须参加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说各国工人应该“利用自己的投票权竭力在现存政权的条件下夺取政权”。这就过高地估计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忽视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可能派召集的代表大会也在巴黎举行。①在前一个大会上，有人（如哈第、纽文胡斯）采取调合态度，主张同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合并。法国、瑞典、挪威和部分英国代表反对合并。一位法国代表指出：“社会主义者不会欢迎可能派，因为后者仅仅是资产阶级政客，……尽管如此，无疑地在可能派当中还是有可以信任的社会主义者。愿这种人到我们这一边来”。李卜克内西发言，反对“不惜任何代价”的合并，并且提出了合并的条件。大会的大多数代表赞成李卜克内西的提议。由于可能派拒绝，合并没有实现。恩格斯在伦敦，密切注视大会的进展。他认为在合理条件下，合并是件好事情；如果无条件合并，就是欺骗。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工人阶级的新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成立了。它当时没有建立起来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那样的中央领导机构，但是它规定了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制度。第二国际的成立促进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１８９０年的“五一”节，首次唤醒了千百万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斗争的工人行动起来。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和美国许多城市里，５月１日举行了强大的示威游行。这一年英国工人的示威游行延期到５月４日，仅在伦敦就有二十万工人参加。恩格斯记述１８９０年“五一”节时写道：“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他更带着激情写道：“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②第二国际的初期活动　第二国际初期，相继举行了几次代表大会：１８９１年８月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９３年８月的苏黎世代表大会，１８９６年７月至８ 月的伦敦代表大会。各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都代表着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因此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巨大力量，连资产阶级也不能否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是统一的国际代表大会。可能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大会议程，也不得不放弃进一步分裂国际的意图。这样，在大会上，主动权就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了。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到伦敦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大批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涌入无产阶级队伍，带来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第一国际时期被击溃的无政府主义，重新滋长起来。无政府主义者在１８９０年到１８９１年靠着无产阶级的不稳定分子，得以在许多国家的工人中加强影响。他们的代表有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德国的“青年派”和荷兰的纽文胡斯分子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切权力都是罪恶，因此否定政治斗争，否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他们主张工人采取“直接行动”，认为最后举行国际性的经济总罢工就能使工人获得解放。无政府工团主义还认为，把生产资料转交给工会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只靠工会就能保证工人阶级的解放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里，无政府主义者还策划恐怖活动。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的实际措施问题。李卜克内西发言指出：“只有建立起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结束军国主义，奠定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因此他建议“各国工人坚决地反对一切好战企图和一切支持这种企图的同盟，不倦地致力于成立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事业，以此来促进社会主义的胜利”。纽文胡斯发言，要求不论发生任何战争都应号召各国人民举行总罢工。他笼统地主张以总罢工反对任何战争，这就抹煞了战争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大会绝大多数代表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建议，通过了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１８９３年８月，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混进苏黎世代表大会，以古斯塔夫兰道尔为代表的德国“青年派”特别起劲。倍倍尔坚决反对他们，号召社会主义者不要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大会通过决议，只允许“承认建立工人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必要性的一切工会、社会党和社会团体”参加代表大会。这样，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排除出去。伦敦代表大会又就参加下次代表大会的条件作出决议，明确规定“无政府主义者在排除之列”。在国际组织中，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胜利。１８９３年，七十三岁高龄的恩格斯前往瑞士参加第二国际的苏黎世代表大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指着马克思的象谦逊地说，他认为大会的热烈欢迎不是对他个人的，他只是以一个伟人的战友身份来承受这份感情的。恩格斯说，自从他和马克思参加革命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第一批社会主义论文以来，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这期间，社会主义者已经从很小的派别成长为使官方战栗的强大政党了。他说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应该成为第二国际的基础。为了不蜕化为小宗派，应该允许争论，但是一般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不变的。自从马克思与世长辞以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①在理论工作上，他毅然担当了整理马克思手稿的任务，使《资本论》第二、三卷得以分别在１８８５年和１８９４年出版。他继续撰写了许多著作，如１８８４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１８８６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前者论证了私有制和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实质，后者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革命活动上恩格斯指导了第二国际的创立工作，指导了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盖德都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估计过高，对机会主义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恩格斯帮助他们纠正了许多错误，坚决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部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１８９５年８月５日，恩格斯在伦敦逝世。按照他的遗嘱，遗体火化，骨灰葬入大海。列宁引用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写道：“怎样一盏理智的明灯熄灭了，怎样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恩格斯逝世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无比损失。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战线因此削弱了。 第三节　修正主义的泛滥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的泛滥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已经战胜了其他一切思想体系，取得了领导地位，各国社会党也壮大起来。德国社会党当时力量最大，站在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前列。１８９３年德国选举，它获得将近一百八十万张选票，在议会里取得了四十四个议席。１８９７年，在一些国家的选举中，社会党的候选人获得了二百八十多万张选票，在议会里取得了一百多个议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各国社会党的许多领导人物成了“议会迷”，迷信资产阶级民主，陷入改良主义泥坑。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妄图从内部来篡改马克思主义。当时，资本主义正在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各国资产阶级利用超额利润的一小部分，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培植了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这些工人贵族摆脱了一般工人的灾难和痛苦，却也丧失了一般工人的革命意志。工人贵族的出现给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主要社会基础。修正主义因此泛滥起来，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当推伯恩施坦。爱德华伯恩施坦（１８５０—１８３２ 年）出生于德国一个铁路工程师家庭，作过银行职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８７８年，德国政府颁布“反社会主义非常法”，镇压社会主义运动。那期间，伯恩施坦离开德国，到了瑞士的苏黎世。在那里，他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赫希别格和施拉姆组成小宗派集团，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１８７９年，他们合写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公开鼓吹放弃阶级斗争。他们硬说工人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争取解放，应当服从有教养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他们还妄说工人阶级只需关心最近的实际任务，只需“一站一站地”进行改良，而不必谈什么最终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他们的错误，指出他们参加了工人运动，却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以后，伯恩施坦收敛了一些。后来，他到伦敦，在恩格斯的指导下，编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改正他的错误观点。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又嚣张起来。他写了许多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１８９９年，他抛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这本书集当时修正主义“理论”的大成，列宁说它是“叛变变节的作品”。伯恩施坦说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还没有完成，而历史的发展又暴露了它的“缺点”和“矛盾”，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已经“陈旧”和“过时”了，需要“修正”。他以马克思、恩格斯改正个别具体论点为口实，夸大其辞，说他们“已将他们的意见作了显著的修正”。他又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成，必须以它的批判为第一步”。他在“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幌子下，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学说。当时，资本主义正向帝国主义过渡。修正主义者以帝国主义初期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攻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解释。他们否认农业中有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他们硬说经济危机已经更少见、更微弱了，硬说卡特尔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还可以完全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他们否认无产阶级贫困化，从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工资的稍许增加上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有显著的改善。总起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消除它的内部矛盾，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越来越接近。他们的目的是妄图以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修正主义者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机器。社会党在各国获得选票日益增加的现象，成了他们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的根据。他们认为普选权的实现已经意味着阶级统治的消灭，议会制民主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垄断的消除。他们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幻想用改良方法即经过和平道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说什么“在所有先进国家，资产阶级的特权在政治上正在不断地向民主让步。”“实则在百年以前想来是需要流血革命的改革，在今天只需要用投票、示威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威压手段就能贯彻了。”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采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反对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千方百计地以资产阶级民主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者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否认党的领导作用，歪曲党的性质。早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里，伯恩施坦就攻击所谓“片面的”无产阶级政党，鼓吹什么可以容纳“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他认为党是工人阶级为了改进自身的处境而成立的组织，只应从事经济斗争，不应从事政治斗争。这就是要把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降低为改良主义的党、和平主义的党。列宁后来概括地揭示了修正主义的实质。他说：“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①反修正主义的斗争　１９００年，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决定设立社会主义国际局。国际局和它的秘书处负责公布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汇集各国党的报告，拟定关于“国际”活动的综合报告，筹备代表大会，就各项重要问题发表宣言。社会主义国际局由每个国家的代表团各推两名代表组成。比利时社会党的创始人王得威尔德被选为社会局主席。社会主义国际局设在布鲁塞尔。以前，第二国际没有一个中心组织，现在这个中心组织建立起来了。在巴黎代表大会上，“米勒兰事件”成为争论的中心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１８９９年，在法国，温和的共和主义分子瓦尔第克卢梭出任总理。他邀请镇压过巴黎公社的加里福将军出任陆军部长，又邀请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首脑人物米勒兰担任工商部长。米勒兰出任资产阶级的内阁部长，在第二国际各国党里引起广泛的反响和讨论。这就是“米勒兰事件”。在巴黎大会上，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如德国的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和法国的饶勒斯认为，米勒兰入阁证明社会主义影响的增长，更说明社会主义者有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在一个政府里合作是毫不足怪的现象。法国的盖德和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坚决反对这种“合作”。盖德指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不能同时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的部长，又做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除了革命斗争之外别无出路。另外一些代表以德国的考茨基为首采取折衷路线，企图调和这场斗争。他们一方面宣称，个别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视为夺取政权的正当道路，另一方面又说什么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策略问题，应当由各国党自己解决。大会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草案。这就开辟了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堕落到同资产阶级合作的立场上的途径。在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在各国党内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成了严重的任务。反修正主义的，在德国有倍倍尔、卢森堡和蔡特金等，在法国有盖德和拉法格等。在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更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对修正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卢森堡发表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卢森堡指出，指望通过资产阶级议会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反动的空想，同伯恩施坦的争论已变成两种世界观和两个阶级的争论。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起来捍卫马克思学说。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以后几年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谴责伯恩施坦主义，却没有在组织上同修正主义分子决裂。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即左派同右派之间，界限分明。以考茨基和王得威尔德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形成了中派。他们自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作盾牌的机会主义者。这样，第二国际就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列宁高举国际反修大旗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泛滥的时候，列宁还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当时，在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中，普列汉诺夫写了《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批判了伯恩施坦以唯心主义偷换唯物主义的企图。后来，列宁称道这一点说：“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①当伯恩施坦的谬论传来的时候，列宁以及团结在列宁周围的、被流放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击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机会主义分子中间得到响应。在俄国，以马尔丁诺夫为代表的经济派就是伯恩施坦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同伯恩施坦持一个腔调。他们美化修正主义，说什么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给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危机，说什么工人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起到伯恩施坦主义出现时止的发展是一种最合逻辑的过程。经济派迷恋单纯的经济罢工斗争，主张工人阶级的任务只是同厂主和资产阶级政府作经济斗争。１８９９年，经济派分子发表了称为《信条》的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作用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公开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１８９９年８月，列宁在流放地召集流放在附近的社会主义者，组织他们反对经济派修正主义者。列宁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对经济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时反击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抗议书》指出：“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它还指出经济派“力图抹煞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削弱这个斗争，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②在《我们的纲领》一文里，列宁同修正主义者严格划清界限，是非分明。他严正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③修正主义者诡称他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揭露说：“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导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落后理论，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不倦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让步的理论。”①同时，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者应当继续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自此以往，列宁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同修正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在国际上高高举起反修大旗，把国际里的左派结集在这面大旗之下。为制止帝国主义战斗而斗争——斯图加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　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激化，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日益迫近。各国工人阶级怎样对待战争，成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的中心议题。１９０７年８月，第二国际在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城举行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八百多名代表来自五大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向大会提出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草案共有四个，其中一个是倍倍尔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提出的。后来，大会的讨论集中在倍倍尔的决议草案上。这个草案说，近代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只有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战争才能绝迹。它明确地指明了战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它的缺点是，只提利用议会防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没有指出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特别没有指出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危机推翻资本主义。为了纠正倍倍尔决议草案的缺点，列宁和卢森堡对倍倍尔的草案提出了修正案。修正案从当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前提出发，明确要求，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各国工人应当运用最合适的手段去阻止战争的爆发。如果战争终于爆发，工人阶级有责任尽速结束战争，同时尽一切力量来利用因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群众，去加速推翻资本家的阶级统治。大会通过了倍倍尔的决议草案和列宁、卢森堡的修正案。帝国主义国家变本加厉地策划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１９１２年，巴尔干各国间发生了战争。俄国和奥地利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交战国双方背后操纵。国际形势异常紧张。那年１１月，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讨论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问题。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各国人民利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就利用战争时机加速社会革命。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以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力量来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宣言指出，让各国政府永久记住普法战争引起了巴黎公社革命，日俄战争推动了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各国王朝的野心，为了秘密履行外交条约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宣言最后号召全世界工人，勇敢地反对一切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行为。斯图加特的决议和巴塞尔的宣言，给各国工人指出了正确的斗争途径。但是，第二国际和各国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没有认真地去实行。帝国主义战争一爆发，他们更公开地去为帝国主义战争服务，在１９１４年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第十七章　亚洲的觉醒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处都掀起了民族民主运动。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帝国主义各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更加剧烈，亚洲成为它们争相吞蚀的重要对象。在西亚，英、法、俄、德控制了土耳其，瓜分了它的属地。在中亚，英国独占了阿富汗，并与俄国在伊朗划分了势力范围。在东南亚，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兼并了缅甸，征服了马来亚半岛的大部分，法国侵占了印度支那的越、柬、老三国，英法还在泰国划分了势力范围，美国取代西班牙侵占了菲律宾。在东亚，日本吞并了朝鲜，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也划分了势力范围。亚洲各国相继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的主要场所和争夺霸权的战略基地。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廉价商品的倾销，特别是资本输出的增强，亚洲各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系陷于解体状态，民族资本主义的幼芽也破土顶砾而出。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阶层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意识产生了。新的历史条件使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整个亚洲不仅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广阔战场，而且斗争的性质也出现了根本转变。在十九世纪末，亚洲各国除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起义外，又出现了以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改良主义运动；到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与下层人民起义两股潮流相汇合，形成了汹涌澎湃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从此，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便由旧式的农民战争时期跨进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即列宁所称誉的“亚洲觉醒”的时期。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亚洲的革命风暴汹涌的农民战争　帝国主义侵占和控制亚洲之后，在政治上对亚洲各国或者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或者扶植封建势力进行间接的统治；在经济上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各种特权，对亚洲国家勒索赔款，强制借款，征发劳役，抢占土地，征收苛捐杂税，实行专卖垄断，发放高利贷，榨取封建地租等等，同时，还倾销商品，开办银行，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经营工厂农场，垄断运输贸易，控制经济命脉，掠夺矿产资源和粮食原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榨掠夺，使城市手工业者和农民大量破产，民族资本主义遭到摧残，亚洲人民处于极为悲惨的境地。１８９３年朝鲜发生全国性大灾荒，成百万农民饿死；越南的米仓湄公河三角洲也哀鸿遍野；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年伊朗农业歉收，饿死的农民达一百五十万人；十九世纪下半期，印度发生二十四次大灾荒，饿死人口达二千八百多万。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的发展，激起了各国下层人民群众的起义。１８８７年在越南北圻安世地区黄花探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据险设塞，机动灵活，一再粉碎法国殖民者的军事围剿，迫使他们两次鉴订停战协定，承认游击根据地的存在。直到１９１３年，黄花探被殖民者派遣的内奸杀害，安世游击战争才告失败。但它前后坚持了三十年之久，打乱了法国殖民者吞并越南的步伐。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爆发了朝鲜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甲午农民战争。这次战争在全琫准（１８５４—１８９５年）领导下，以东学道①为旗帜，提出“辅国安民”，“尽灭权贵”，“逐灭倭夷”的口号，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城市贫民、贱民、没落官吏和爱国儒生踊跃参加起义军，很快形成一支十万人的革命大军。１８９４年１月南方古阜郡发难后，势如破竹，４月２８日就攻占了南方重镇全州，直逼汉城，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在五十三个郡建立了农民政权。农民军提出了平分土地，解放奴婢，严惩朝奸走狗和贪官污吏等要求。李氏王朝的封建统治者为了获得喘息时间，与农民军签订和约，被迫同意农民军的要求。日本侵略者为了独占朝鲜，侵略中国，乘机派重兵攻占汉城，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派走狗政府，向农民军发动进攻，农民军连遭失败。１８９４年１２月全琫准被俘，次年３月英勇就义。威震全国的甲午农民战争在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爆发的中国义和团运动更是震撼中外。起义农民提出“驱逐洋寇”，“不杀洋人誓不完”的口号，矛头直指帝国主义。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它教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企图。英国殖民政府和印度封建地主、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也激发印度农民一再地进行武装反抗。１８７２ 年旁遮普发生了锡克教起义，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东孟加拉的农民举行反对柴明达尔的起义，１８７２—１８８２年南印度的马拉特族连续三次起义，袭击地主庄园和殖民税收机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反抗荷兰殖民者抢占土地的暴行，印尼爪哇岛上的农民在萨敏领导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土地、抗缴捐税的运动，历史上又称“萨敏运动”。这次亚洲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因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而失败，但就农民战争本身来说还未跳出旧式农民战争的框子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思想上，他们虽具有炽烈朴素的爱国感情和民主要求，但却带有盲目排外和平均主义色彩，而中、朝两国农民战争还披着宗教的外衣。这样的思想当然不能引导农民摧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在政治上，他们还认识不清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主奴关系，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时候，往往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者存有幻想，朝鲜甲午农民战争提出了“尽灭权贵”的口号，那也只是反贪官污吏，不反李氏王朝，因而受骗议和，坐失战机。在组织上，各国的农民起义往往表现出分散性，地域性，甚至在紧要关头发生分裂，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但是，广泛的农民战争的风暴以其英勇的战斗精神，体现了亚洲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气概，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促进了亚洲人民的觉醒，推动了资产阶级从改良走向革命，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灿烂光辉的篇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　十九世纪晚期的亚洲，在农民进行喋血奋战的同时，也出现了以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改良主义运动。帝国主义剥削手段的改变，资本输出的增强，在客观上刺激了各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单一种植制的推行加速了农业的专门化、商品化，办厂开矿，修筑铁路客观上便利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①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亚洲国家的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和高利贷者开始投资于如碾米、面粉、榨油、造纸、纺织等轻工业及机器修理装配业等。印度的纺织业发展最快。１８５１年孟买出现了第一家纺织厂，１９００年增至一百九十一家，纱锭四百九十四万枚，其中印度资本占三分之二。１８９４ 年中国民族资本已开办了一百多家近代化企业，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又增加了一百六十八家，其中以纺织、缫丝、面粉、火柴业发展最快。土耳其、伊朗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小型轻工业工厂，如地毯、呢绒、制帽、糖厂、五金加工厂和农产加工厂等。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客观上不自觉地促成亚洲各国封建经济体系的解体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在主观上却极力维护和利用当地的封建势力，阻挠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必然激起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对，迫使他们加入民族解放斗争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