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泽培加里波第（１８０７—１８８２年）出生于尼斯，作过海员。“青年意大利党”一成立，他就参加进去，立志为意大利的民族解放事业献身。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加里波第因参与革命被判死刑，逃往拉丁美洲，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回到意大利以后，他又参加了１８４８年革命，为在罗马建立和保持一个革命的共和国，同马志尼并力战斗。他们的斗争失败了，加里波第号召组织志愿军。他呼吁说：“我不能提供薪饷和营地，也不能提供军需品；我能提供的是饥渴、强行军、战斗和牺牲。让衷心爱国而不是口头爱国的人跟我来吧！”１８４８年的失败再使他流亡，在纽约住了几年。后来，他作过秘鲁商船船长，务过农，１８５９年参加对奥战争，领导“阿尔卑斯山猎手”作战，卓著战功。加里波第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意大利爱国者，是一位勇毅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在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后一阶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两西西里王国，人民受到北方形势的激发，反国王的密谋和暴动持续不绝。１８６０年４月，西西里岛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加里波第带领他募集的志愿军一千余人赶去支援起义者。这支志愿军以身穿红衫而在历史上称为“红衫军”，是由工人、手工业者、渔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在撒丁王国当局的默许下，于５月初从热那亚登船，开始了十九世纪欧洲史上一次最成功的军事冒险。加里波第以他的千人团向力量比他们强百倍的敌人挑战。他的勇毅精神和指挥非正规武装的才能，他对意大利统一的崇高热情，他的纯朴而高尚的性格连同他的政治上的幼稚和对当时欧洲政治力量的无知，都从这次进军中表现出来了。１８６０年５月５日，加里波第率领的千人团离开热那亚港口，１１日在西西里岛的西部登陆，直搏两西西里王国防军守卫的中心巴勒摩。这一支小小的兵力很难想象能够打败强大的守军。但是由于他们的英勇无畏和当地人民的支持，由于加里波第的指挥才能和守将的无能，千人团一举攻克巴勒摩，首战告捷就决定了西西里战役的命运。加里波第决定乘胜前进，率军渡海峡，向意大利半岛南部进军。两西西里王国国王众叛亲离，千人团所向披靡。９月７日，加里波第率部队进入王国首都那不勒斯，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呼，表明了人心的归向。看到加里波第的胜利进军，加富尔喜忧参半。喜的是那不勒斯的王位已被推倒，忧的是两西西王国领土的归属没有把握。他同加里波第打交道一向不顺利，他知道加里波第不信任他甚至恨他。加里波第虽然常常宣称以伊曼纽尔二世的名义行事，但是他却拒绝简单地宣布把新得来的领土并入撒丁王国。而且马志尼和他的追随者计划在那里建立一个共和国。加富尔忧心忡忡，为了扼制加里波第，他认为撒丁国王出场的时间已经到了。恰在这时，在教皇国境内有革命骚动，加富尔政府照会教皇，说撒丁国王有义务阻止教皇国的雇佣军镇压人民运动。撒丁王国的军队开进教皇国，打败了它的雇佣军，并且继续南进，抵达那不勒斯。加里波第本来可以依靠人民群众，在那不勒斯成立马志尼一心向往的共和国，确立民主政权，并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完成意大利的统一。领、足智多谋的统帅，但是在政治舞台上，在这严重关头，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软弱性就暴露出来了。他不敢发动人民同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对抗，而是交出了自己的全部权力，结果两西西里王国的领土同撒丁王国的领土合并了。１８６１年２月，第一届意大利议会在都灵开幕。３月间议会宣布，撒丁王国以及并入的领土成为意大利王国，伊曼纽尔二世为意大利国王，新王国定都佛罗伦萨。１８５９年以来，人民的斗争基本上导致了意大利的统一。意大利统一的最后完成　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拥有二千二百万人口，但是威尼斯地区的意大利人仍然呻吟于奥地利统治下，罗马周围地区的人民还受到教皇的压迫。１８６１年６月加富尔死去，但是他依赖国外力量的帮助完成意大利统一的外交路线，在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仍在起作用。为了恢复威尼斯地区，意大利注视着普奥间的矛盾发展。１８６６年，意大利按照同普鲁士的同盟规定，参加了普奥战争。在海陆战场上，意大利都遭到失败。但是奥地利终究由于在普奥战争中失败，不得不把威尼斯地区归还意大利。关于罗马的归并，是一个更为复杂而又经历曲折的故事，始终牵涉到法国。早在１８４８年革命中，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在罗马建立的革命共和国，是顺应民意的。但是当时新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他新上台的总统路易波拿巴（后来的拿破仑三世），为了争取法国广大天主教徒的支持，派出干涉军，颠覆了罗马的共和国，恢复了教皇国的统治。１８６０年，加里波第的千人团占领了那不勒斯以后，本来准备继续北上，一举收复罗马。这个胜利进军罗马的形势，因撒丁王国军队南下那不勒斯而被断送了。加里波第不愧为意志坚强的革命民主战士，仇视教皇，不忘解放罗马。１８６２年，他率领志愿军二千人，自热那亚经撒丁岛，绕西西里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可是意大利王国的军队迎面阻击，加里波第受伤被俘，进军罗马失败。１８６７年，加里波第再度率领他的拥护者进入教皇领地。教皇的雇佣军在法国干涉军的支持下，又打败了加里波第。二十多年来，罗马的归并始终有法国作梗。１８７０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法军从罗马撤退之后，意大利军队才开进罗马。教皇失去了他的世俗政权，自称“梵蒂冈的囚徒”，幻想教皇国有朝一日恢复。１８７１年１月，意大利王国从佛罗伦萨迁都罗马。意大利重新统一的斗争终于大功告成。意大利人民长期斗争的果实被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取得了，但是意大利统一事业的完成终归是顺乎民心的，具有进步意义。 第五节　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路易波拿巴为了最终攫取政权，在他的异母兄弟莫吕和他的老帮凶波西尼的阴谋策划下，发动政变。第二天和第三天，共和派企图在巴黎发动的反政变的暴动，被路易波拿巴的将军阿尔诺率领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乘着政变成功的时机，路易波拿巴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他的反对者，有二万多人被处监禁或流放。他用这种方法威吓政敌，摧毁共和党派的力量。同时他呼吁法国人民参加全国公民投票，裁决他的行动，采用强奸民意的手段，使他的政变合法化。接着，他修改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作为恢复帝制的过渡。１８５２年，他再一次举行公民投票，批准他恢复帝国。１２月２日，路易波拿巴自封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他统治的帝国，历史上称作法兰西第二帝国。①拿破仑三世作为皇帝是篡权的结果。他集国家权力于一人之手，有权宣战、缔约，有权指挥军队、提出法案、选择大臣、任命国家重要官吏，等等。为了掩盖他的篡权活动并使篡夺的权力合法化，他除了乞灵于公民投票之外，还在形式上保存了议会。第二帝国设立立法团和参议院。立法团的议员由选举产生，人数不超过二百六十名，任期六年。他们的候选资格是皇帝确认的，他们作为立法团议员只能投票通过法案。参议院的成员任期终身，由皇帝选任。他们不超过一百五十名，有权审议法案，如果认为法案同宪法抵触，可以否决它。拿破仑三世设立国务会议，它的人选也由皇帝任命。国务会议根据皇帝提出的方案起草法律，是拿破仑三世专制统治的核心。大臣只对皇帝负责，没有一个集体负责的内阁。而议会的权力已削弱到最低限度。第二帝国政府几乎摧毁了二月革命的一切民主成果，正如著名的作家维克多雨果所斥责的那样：“他们扼杀了权利，禁止了言论自由，侮辱了旗帜，践踏了人民而感到兴高采烈。”但是这个政权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它统治的前期，有产阶级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认为拿破仑三世能够抵挡社会主义和红色恐怖而支持他；天主教势力也认他的统治有利于它们而拥护他。至于法国的小私有农民，一向迷信名叫拿破仑的人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归还他们，盲目地相信他。第二帝国政府付出了巨大精力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不仅认为它可以保障他们，而且可以通过它的政策有利可图。政府设立一些专门银行，对工业和农业贷款。在许多方面特别在基础工业和铁路上，投资都会取得有利的收入。五十和六十年代，法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完成了工业革命。二十年间，工业生产几乎增长了两倍。从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９年，进出口商品的总值从二十六亿多法郎增长到八十亿法郎。到１８７０年，铁路通车线路达到一万一千公里。１８６７年的巴黎博览会标志着法国在世界上的工业先进地位。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第二帝国大规模地改造了巴黎市区。在塞纳省省长胡斯曼男爵的精心筹划下，小街小巷拆除了，两万栋房屋夷为平地。在那里，宽敞笔直的林荫大道、巨大的商场、华丽的歌剧院、优美的公园、富人的宅第相继修建起来。对有产阶级说，巴黎更美更舒适了。对无产者说，他们只有迁到外围，仍旧棲居在简陋的小屋里。拿破仑第三改造巴黎，有意让巴黎作广告，显示第二帝国的繁荣。此外，他还有对付革命群众的目的。因为昔日巴黎的小街小巷便于起义群众筑造街垒，对抗政府军队。而拓宽的街道和广场，却便于发挥炮火的作用，有利于政府军在镇压起义时作战了。第二帝国前期，政府反对派的力量比较薄弱。代议机构是无力的，新闻界如果敢于批评拿破仑的体制很快就要受到制裁。局势表面平静，但是反对势力的暗流却是不可低估的。保皇派有两个集团：正统派支持波旁王朝复辟，奥尔良派企图卷土重来，恢复路易腓力普家族的统治，他们在法国内外都有许多支持者。对拿破仑三世说，最实在和最危险的反对力量是共和派，他们的支柱是大城市特别是巴黎的人民。法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大部分站在拿破仑三世的对立面。他们中间的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无论是流亡在英国或比利时，都用他那支犀利的笔揭露“小拿破仑”，在欧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外战争和殖民侵略　拿破仑三世曾经宣称：“帝国就是和平”。实际上这是骗人的口号。为了满足大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贪欲，为了满足军事将领的虚荣心，也是为了保持帝国政府的存在，第二帝国几乎不间断地进行对外战争，不间断地进行殖民地掠夺。拿破仑三世首先使法国卷入的是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英法同俄国之间侵略土耳其的利害冲突。当时，土耳其帝国继续衰败，被列强看作垂死的“病夫”。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明确向英法表明，他们应尽早瓜分土耳其。英国的传统政策是阻止俄国势力进入地中海，以保障它通达印度的道路，因此支持土耳其帝国的表面存在。在这同时，法俄都争作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的保护人，利害冲突尖锐。拿破仑三世看出，如果联合英国进行一场对俄战争，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当１８５３年俄国进攻土耳其的时候，英法都站在俄国的对立面。第二年３月，英法对俄宣战。后来，英法军队在克里木半岛登陆，围攻俄军坚守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这场战争，双方损失惨重，一方面暴露了联军指挥失当，另一方面显示了俄军的拚死抵抗。联军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但是俄国终于战败了。结束这场战争的和会，１８５６年在巴黎举行，被认为是第二帝国外交的胜利，而拿破仑第三也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了增加个人威望的目的。第二帝国同撒丁王国结盟，于１８５９年进行了对奥战争。从表面上看，拿破仑三世好象同情意大利人民，帮助他们实现统一；实际上他追求的是侵略的目的：一在于攫取意大利的尼斯和萨伏依，一在于借帮助意大利而控制意大利，不使它过于强大。索尔菲利诺之战以后，拿破仑三世突然停战，在意大利爱国者看来，这是背信弃义，而他自己却自以为得计。他从土地上得到了报偿，攫取了尼斯和萨伏依，但是这次战争的结果却不象克里木战争那样是一次明确的胜利。在克里木战争之后和１８５９年对奥战争之间，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同英国勾结起来，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通过１８５８年的天津条约和１８６０年的北京条约，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１８５８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借口保护天主教教士，进犯越南。从十八世纪晚期起，法国就觊觎越南，由于国内革命频起，总未达到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法国加紧了武力侵犯，先后侵占了越南南部的交趾支那，１８６３年又迫使柬埔寨接受它的“保护”。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殖民侵略日益加剧，继续向北推进，妄图以印度支那为跳板，侵略中国的西南边疆。在非洲，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已经侵占了阿尔及利亚。第二帝国政府继承了七月王朝的衣钵，大事扩展以前夺自阿尔及利亚的领土，把撒哈拉大沙漠的很大一部分并入法国领地，还把殖民侵略的矛头指向非洲腹地。 拿破仑三世的对外战争和殖民侵略，对“帝国就是和平”的口号作了自我暴露的嘲讽。帝国的危机　１８６０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欧洲的声势如日中天，许多人相信拿破仑三世有卓越的外交才能，认为他可能象他伯父拿破仑一世那样建立一个大帝国。如果他真能带来光荣与繁荣，法国可能饶恕他；如有错失，将会对他造成致命的后果。事实上，第二帝国后期，外交上一再铸成大错，国内反对派的力量日益壮大，工人阶级同第二帝国政府严重对立，势如水火不容。这一切使第二帝国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１８６０年，法国同英国签订商约，规定两国大大互减进口税率，例如英国的煤、铁、机器和纺织品输入法国，法国的葡萄酒和烈性酒输入英国都降低关税。法国工业发展远不如英国，由于降低进口税率，法国的一些工业部门将由于英国货的竞争而受到损失。因此，英法商约引起了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拿破仑三世本来希望借此商约建立英法之间的更为友好的关系，其结果却丧失了法国资产阶级对第二帝国政府的支持。第二帝国对外政策的失败，更表现在对墨西哥侵略的破产上。１８６１年，墨西哥总统、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和卓越的政治家胡亚雷斯在国内实行改革，宣布外债付息暂缓二年。英、法、西班牙借口讨债，派兵侵入墨西哥，英国《泰晤士报》叫嚷：“必须把墨西哥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墨西哥军民坚决抗拒侵略军。英军和西班牙军撤退了。拿破仑三世妄想把拥有富饶自然资源和种植场的墨西哥变为法国的殖民地，继续军事冒险。他看到美国正在内战，无力坚持门罗主义，以为有机可乘。在墨西哥的法国侵略军，实际的遭遇却是一场灾难，几经苦战才于１８６３年６月侵占墨西哥首都。第二年，法国侵略者在那里建立了傀儡政府，把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大公捧上墨西哥的“帝位”。胡亚雷斯领导抵抗力量英勇顽强地打击侵略者，第二帝国又增兵又易帅，拿破仑三世把他的忠实鹰犬巴赞将军派到了墨西哥。１８６５年，美国内战结束。美国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警告法国，要么放弃对墨西哥的侵犯，要么承担触犯门罗主义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法军近四万人陷在墨西哥，法国为这场侵略每月需付出一千四百万法郎的代价。拿破仑三世走投无路，终于被迫于１８６７年从墨西哥撤回军队。傀儡“皇帝”马克西米连失　去了法国刺刀的保护，受到了墨西哥人民的惩处，经过审判，１８６７年６月被处决了。侵略墨西哥遭到彻底的失败，这对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是一次无可弥补的重大打击。对外政策的挫败导致了国内反对力量的加强。第二帝国政府为了谋取支持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采取了政治上小让步的办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它允许立法机构对阐明政府政策的御前演说进行辩论，允许立法团和参议院对政府进行批评。它对报刊的管制和检查放松了，可以让报纸全文公布议会的辩论。这样，第二帝国从１８６０年以后在历史上称为“自由帝国”时期。实际上，那不是什么“自由帝国”，充其量不过是１８４８年以前的君主立宪政体。第二帝国政府的政治小让步，并没有赢得更多的支持，反而导致了反对派力量的日益增强。这从议会的选举结果上充分显示出来了。１８５７ 年的选举，只有七名反对第二帝国政府的候选人当选；１８６３年增加到三十五名，１８６９年激增到九十三名。１８６９年选举，政府支持派得四百四十三万多选票，反对派得三百三十五万多选票。法国的大城市如巴黎、马赛、里昂、波尔多都是反对派力量的中心。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有狡诈的老政客阿道夫梯也尔、顽强的共和派人物莱昂甘必大。促成反对力量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第二帝国政府的反动政策和它遭到的失败，同时也同共和派报刊的宣传密不可分。帝国前期，出版管制严格，但是表面无害的文艺的和哲学的出版物都在不断增加，它们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进行政治批判，对读者很有影响。帝国后期，管制有所放松，共和派活动复苏，他们的报刊增加。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生存力最强的《世纪报》，１８６６年发行量达到四万四千份。１８６８ 年一年之内，巴黎出现了一百四十种新报刊。《号召报》常刊出雨果的文章，强烈攻击第二帝国政府。富有嘲讽机智的政论家昂利罗什弗尔主编的杂志《路灯》，发行量不少于十二万份。第二帝国政府力图拉拢工人阶级，它的喉舌还要把拿破仑三世说成是工人利益的“保护人”。早在１８５３年，拿破仑三世就下令组织劳资调解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借以阻止罢工；他还进一步希望把它变成一个维持公共秩序的机构。１８６４年，帝国政府撤销了刑法中关于有计划的工人行动为犯罪的条款，取消了１７９１年以来实行的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的《列沙白里哀法》。但是法国的工人阶级没有接受第二帝国政府别有用心的诱惑，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工人运动进入高涨阶段。《列沙白里哀法》废除以后，法国先进工人在一些地方组织工会，在国际上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先进工人一起，积极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和组织活动。１８６５年起，巴黎和许多其他法国城市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在国内的选举中，法国工人提出了工人候选人的名单，明确表明他们既反对第二帝国政府，也不同资产阶级反对派合流。在法国工人运动内部，法国先进工人开始摆脱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形成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左派，或称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第二帝国政府感到统治危急的时候，干脆拆下了“保护工人”的假面具。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６８年，它指控“国际工人协会”法国各支部的一些领导人组织秘密社团，两次审判他们，最后或被罚款，或被判处监禁三月。但是“国际”的会员仍然继续进行斗争，恢复和扩大“国际”的组织。法国无产阶级斗争的规模是惊人的，例如１８６９年矿工大罢工几乎席卷了整个卢瓦尔矿区，１８７０年１月参加了巴黎二十万人的反对帝国政府的示威游行。这样，到１８７０年，第二帝国已经根基动摇。它幻想借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来维护它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一次新的对外战争恰恰为它敲响了丧钟。 第六节　掌握世界工业霸权的英国英国——“世界工厂”　１８５１年５月１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１８３７—１９０１年）主持了伦敦博览会的开幕式。这个博览会展出了一万三、四千件展品，包括汽锤、水压机、工作母机、铁路设备、望远镜、照相机、形形色色的纺织品、各种贵金属，除英国产品以外，还展出了外国产品。从５月到１０月，参观博览会的人数在六百万人以上。这次博览会显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标志着英国已从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扰嚷不宁的局面中摆脱出来，进入了它作为“世界工厂”的时期。当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不列颠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冶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现，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门。”①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不仅拥有发达的纺织工业，而且煤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造船工业都发达起来了。这里举几个数字：１８５０年，英国棉纺织工业加工了世界半数的棉花。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７０年，英国的动力织机从二十九万余台增加到六十一万余台。从１８５４年到１８７０年，英国的煤炭生产从六千四百多万吨增加到一亿一千多万吨；生铁生产从三百余万吨增加到五百九十六万吨，在世界上一马当先。英国的机器制造业产品越来越占显要地位，它的机器、机床和机车畅销许多国家。从１８４５年到１８７０年，英国的机器输出量增加了九倍。在造船业方面，英国为各国造船。它是第一个由用木材造船改用金属造船的国家，轮船制造业得到了广泛的发展。１８５０年，英国造成并登记的船舶吨位为十三万四千吨，１８７０年达三十四万三千吨（都不包括根据外国订货造成的船舶吨位）。由于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英国能够大规模地扩大它的对外贸易。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７０年，英国的输入额和输出额都增长了两倍。英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输入原料、粮食，输出工业产品。以工业产品的收入支付原料和粮食的支出大有盈余，从而增加了资本的总量，造成了资本主义英国的繁荣。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大量向外国倾销工业产品，又向外国输出技术和资本。五十年代，西欧许多铁路由英国人承包建造，一部分筑路资金由英国提供。１８５７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英国进一步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渗透，例如开始在印度大规模地兴建铁路，倾注资本。殖民地既是英国的原料产地，又成为它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资本投向全世界，但投入殖民地的甚少。五十到七十年代，投入殖民地的资本集中增长。１８５０年，英国的国外投资，三分之一在美洲，其余的主要在欧洲。１８５４年，英国的国外投资总数约为三亿英镑，　１８６０年约为六亿五千万英镑。１８６８年左右，仅投入印度铁路的就达到七千五百万英镑。１８７０ 年，在总数七亿五千余英镑中，四分之一以上作为债款贷给殖民地政府。由于英国是“世界工厂”，它成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由于英国占有世界工商业的垄断地位，它的财富急剧增长。英国有产阶级是越来越富有了。对他们说，当时的确是一个黄金时代。政治生活　在革命的１８４８年，英国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当１８４８年革命在欧洲大陆爆发以后，英国宪章派受到革命的鼓舞，再一次掀起了运动的高潮——最后的一次高潮。他们计划在４月１０日在伦敦的肯宁顿广场举行群众大会，然后举行示威游行，到英国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政府实现《人民宪章》早已提出的要求。英国政府禁止举行群众大会，号召有产阶级公民组成特别警察。４月１０日，肯宁顿广场仍然聚集了大批群众，但是由威灵顿公爵指挥的十七万特别警察封锁了通往议会的道路。当日的示威游行被破坏了，宪章派领导人送交议会的请愿书又被搁置起来没有结果。伦敦以外一些城市发生的零星的革命运动也被镇压下去了。宪章运动由此日趋衰落，逐渐销声匿迹。英国经济的繁荣成了促使群众运动退潮的重要因素。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处于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英国地处海岛，又拥有海上优势，不必担心国防安全，用不着在国内布置重兵，因此英国的军事官僚机器比欧洲其他国家弱得多。同时，英国的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强盛有坚强的信心，容许英国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工人团体和民主团体可以存在，还有一定的举行公开集会和群众大会的自由。英国为其他国家的政治流亡者提供了避难之地，马克思、恩格斯能在这里居住和工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当时活动在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有两个政党，即由托利党蜕变而来的保守党和由辉格党蜕变而来的自由党。①保守党代表大地主的利益，也部分代表大船主和殖民地大商人的利益，它的支柱是农业资本家。自由党代表势力日益强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上层是同资产阶级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大贵族代表。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自由党在政治上起主要作用。二十年间，自由党单独执政或同其他派别联合执政达十五年之久，而保守党执政仅约五年。自由党的帕麦斯顿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亨利约翰帕麦斯顿（１７８４—１８６５年）本来是托利党人，后来转入辉格党，从１８１０年起，几乎连续不断地担任内阁阁员职务。从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５１年，他担任外相职务前后共十六年；从１８５５年到１８６５年，两次出任首相，前后共九年。帕麦斯顿口头上玩弄自由主义的辞藻，事实上他执行着欺凌弱小国家的政策，使用外交手段和武力为英国商人打开和保证通路。英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赤裸裸地反映在多次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上。举例说，１８５２年，英国把缅甸很大一部分领土并入自己的印度领地；１８５４年吞并了印度以西的大片土地俾路支；　１８５６ 年对伊朗发动了侵略战争，接着又镇压了印度的民族起义。对中国，英国两次发动鸦片战争，把割地、赔款、开商埠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１８６５年帕麦斯顿去世的时候，在英国政治舞台上角逐的有两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那就是保守党的迪斯累里和自由党的格莱斯顿。他们从１８５２年起交替出任保守党和自由党内阁的财政大臣，从１８６８年到１８８０年又两度交替出任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１８０４—１８８１年）是一个富有蛊惑力而又自相矛盾的角色。他是一个犹太作家的儿子，本人早年也曾写过以当时英国政治为背景的小说，故事迷人，颇有敏感。１８３４年，他作为托利党人当选为下议院议员，表面上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心地里深深钦佩王权和贵族政治。他对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许多英国勋爵也对他表示友好。四十年代，他在党内因反对领导人的在谷物进口上执行的保护关税政策而出名。１８５７年大选，保守党因反对帕麦斯顿的侵华政策遭到失败，迪斯累里逐渐改变他对帕麦斯顿外交政策的反对，终于亦步亦趋。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１８０９—１８９８年）早年也是托利党人，１８４０年站在反对党的立场，反对帕麦斯顿的发动侵华战争的外交政策。１８５０年，他同一批主张自由贸易的托利党人脱党加入了辉格党，不久入阁，几次出任财政大臣，以善于理财闻名。格莱斯顿也具有一幅伪善的面孔，他指摘那种“我们自己要求权利却拒绝给别人权利的政策”。帕麦斯顿死后，自由党的领导权落到格莱斯顿手里。迪斯累里和格莱斯顿开始逐角首相职位的时候，争取改革选举权的斗争又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了。事实告诉工人阶级，议会的议员差不多全是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代表人物，议会多次表明它是和工人相敌对的；工人只有争取得到选举权，才有可能改变议会的成份，使议会民主化，改善工人的处境。马克思也一再向英国工人说明，他们不应仅仅进行经济斗争，还应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同时，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以及希望在议会里增强自己地位的工业资产阶级都赞成选举改革。工人阶级组成“改革同盟”。资产阶级激进派也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１８６６ 年的经济危机震撼了英国各个工业部门，给工人带来了灾难，加深了社会不安的因素。７ 月下旬，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预定在海德公园的集会由于警察的干预发生冲突，那里长达半英里的栏杆也被拆毁了。秋天，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城市，都举行过二三十万人的集会，要求选举改革。由于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高涨，统治阶级越来越感到需要进行选举改革，借以避开革命。１８６６年在保守党得比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的迪斯累里看到，改革反正是不可避免的，拖延却有可能使政治局势更加尖锐的危险。他一反前不久对格莱斯顿改革案的反对意见，①决定实行改革，借以抬高保守党和他自己的地位。１８６７年８月，保守党内阁提出的选举改革案在议会通过。这个法案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扩大了选民人数，据统计，英国１８６６年的选民为一百三十五万九千余人，１８６８年增到二百四十五万五千余人。城镇选区中的成年居民除寄宿的工人以外都取得了选举权，但农业工人和不住在城镇选区的产业工人，包括矿工的大部分，都没有选举权。到１８８５年，英国才把选举权普及到城镇选区和各郡的居民。工人运动和工联主义　宪章运动衰落的时候，英国工人运动一度陷于停滞状态，但是以团结熟练技术工人为主的工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工会被视作“新模范”，它们的发展壮大，是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一大特色。第一个新模范工会是１８５１年成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它是由许多技术工会合并而成的，这些技术工会最有力量的有蒸汽机业、机器制造业的工会。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拥有一万一千名会员，会员缴纳的会费每周有五百英镑。在以后十年中间，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成为广泛模仿的榜样，以它为模范而相继成立的技术工会有石匠工会、铸铁工会和混合木工协会，等等。当时，英国虽然早已取消了禁止工人组织工会的结社条例，但是新模范工会的成立和壮大仍然是经过斗争的。以混合机器工人协会说，１８５１ 年 １１月，它要求取消加班和论件计酬，遭到资本家的联合停产歇业的报复。斗争持续了四个月，最后由于工会基金用尽，无力接济罢工工人，斗争失败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会员一时有所下降。但是三年以内，它的会员增加到一万二千五百人，工会累积的基金达到三万五千镑。１８５９年，伦敦建筑工人要求九小时工作日，遭到拒绝，实行罢工。企业主宣布停业，解雇了两万八千名建筑工人。出乎企业主意料之外的是，各个不同专业的建筑工人统一行动，其他行业的工人也起来支援。捐款不仅从英国工人并且也从法国工人方面源源而来。这次罢工获胜，建筑工人的工作日从十小时缩短为九个半小时。更为重要的是，伦敦建筑工人在１８６０年建立了混合木工协会。它也成为新模范工会中的一个重要工会。１８６０ 年前后，从新模范工会的领导成员中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领导机构，通常称作“联会”。联会设在伦敦，它的主要成员包括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领导人威廉阿兰、混合木工协会的罗伯特阿普耳加思、铸铁工会的丹尼尔盖尔等人，在联会居于重要地位的成员是制鞋工会的领导人乔治奥哲尔。这些人是六十年代英国工联主义的指导力量。可以看出，新模范工会并不是各业联合工会，而是一个行业的全国性组织，却又几乎是全由熟练工人组织成的。新模范工会的领导人勤恳工作，诚实可靠，几乎全是自我教育出来的。他们在这些工会组织范围以内发挥了团结一致的精神，但是他们力图使工人运动局限于为“正直的工作，公平的报酬”而斗争。他们并不把工会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只是用它来向资本家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他们背弃任何暴力行为，甚至认为与其罢工，不如同企业主和平协商。奥哲尔曾经说过：“社会领域的罢工同政治领域的战争是相同的。除非证明绝对必要，二者都是犯罪行为。”否定以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革命的政治斗争，这就是当时风靡英国的工联主义的实质。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偶然。由于英国据有大量殖民地，又是“世界工厂”，占有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英国资产阶级通过贸易和剥削殖民地榨取了巨额利润。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和技术熟练的少数工人，在工人阶级中培养了“工人贵族”阶层。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当时对英国工联怀有失望情绪，恩格斯也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①尽管如此，这个时期，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有组织的工人都没有英国那样多，这又是为什么第一国际成立时英国的工人组织成了它的支柱。第十三章　第一国际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失败了，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这一胜利以巴黎无产阶级１８４８年“六月起义”的失败开始，以德国革命失败和匈牙利起义被镇压而登峰造极，由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固定下来。欧洲工人运动受到残酷镇压，被迫转入低潮。１８４９年８月和１１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流亡到英国。他们在伦敦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成员亨利希鲍威尔、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等一起，恢复了同盟的活动。①他们通过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和新成立的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加强对伦敦的德国工人进行工作。他们同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英国的宪章派和匈牙利的流亡者联系和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党决定政治路线时，一定不能凭主观愿望，而只能依据革命条件；要把现实关系而不是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他们根据当时的客观的政治经济形势，认为共产主义者不应当准备立即进行一次革命，而应当不辞辛苦地为未来的革命积聚力量，首先是总结革命经验、发展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他们写了一系列著作，其中主要的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他们在这一系列经典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就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为止。马克思在总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详细地考察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产生、作用和变化，从中得出了结论，第一次表达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不应该接过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是必须把它“打碎”。他还指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后，无产阶级必须立即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个结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成为其中的基本内容。此外，他们指出，工人和农民必须在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论证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恩格斯还论述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要起义取得胜利，就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采取攻势的战术，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有革命组织的领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刻苦钻研，为革命从事理论工作，对于在伦敦的其他一些积极的共产主义者是一种激励。威廉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埃卡留斯等都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汲取有用的知识，为革命作准备。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迈出了成为无产阶级宣传家的一步，在以后几十年里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后来，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督促他们苦学的时候说：“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这句话之所以成为无上命令，就在于他以身作则。这位不停的顽强工作的智者哪怕只是看你一眼，你都会觉得他在命令你学习。”形势的转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把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辩证地联系起来。１８５０年夏，他们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清醒的分析，认为从１８４８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就处于一次世界经济繁荣之中，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这次繁荣则是重新抬头的欧洲反动势力的经济基础。他们据客观情况估计形势，既防止了“左”倾盲动，又对未来抱有信心。马克思明确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①那些年，确是资本主义经济蓬勃高涨的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占有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地位，成了“世界工厂”。在法国和德国，工业革命在加速进行。但是资本主义即使处在这样一个蓬勃高涨的时期，也摆脱不了它的根本矛盾，因此也不能摆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１８５７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以来预言过的而且期待已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了。这是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首先出现在美国，波及英国，然后蔓延到欧洲大陆。在美国，１８５７年就有四千家企业破产，工业生产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造船工业几乎下降了一半。在英国，冶铁和造船工业下降得最为显著。在欧洲大陆，生产同样萎缩，企业大批破产。这次危机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在美国，仅纽约一地就有四万工人失业。危机又造成工人状况的急剧恶化，在德国一些地区，纺织工人的工作日竟长达十多小时。这次经济危机促成了政治上的全面活跃，欧洲的反动时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欧洲许多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过去没有完成的任务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按照资本主义在那里的发展进程，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越来越感到必要。在沙皇俄国，农民起义日益频繁，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日益强大，农奴制到了非废除不可的时候了。在法国，人民群众对拿破仑三世的反动统治愈来愈不满，工人们又着手建立自己的组织。英国的工会联合会又开始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工人运动冲破了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以后的反动政治局面，重新高涨起来。１８５９年７月，伦敦建筑工人为了要求缩短工作日举行罢工。企业主宣布停业，解雇了二万八千多名工人。不同专业的建筑工人统一行动，其他行业的工人起来声援。英国各地工人和法国工人都募捐支援罢工工人。他们的支援使这次罢工几乎坚持了一年之久，建筑工人终于赢得了胜利，工作日从十小时减到九小时半。六十年代初，美国北部和南部各蓄奴州之间的内战开始了。为黑人的解放进行斗争是同工人阶级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英国政府本来准备进行干涉，帮助南部种植园奴隶主。英国工人积极反对，阻止了这次干涉。在这同时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加强了。１８６２年，伦敦举行国际博览会，三百多名法国工人和二十多名德国工人前去参观。他们在那里会见英国工人，讨论了工人阶级状况，表达了国际工人阶级必须联合的思想。１８６３年初，波兰人民奋起，举行了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民族起义，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热烈支持。英国和法国的进步工人也热情声援波兰人民。欧洲掀起了工人阶级波澜壮阔的声援运动。一系列的事件表明，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　１８６３年１１月，英国工会联合会致书法国工人，呼吁国际团结；邀请法国工人组织派代表到伦敦参加一次国际性的会议，声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压迫的斗争。呼吁书里沉痛指出，每当英国工人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罢工的时候，资本家总是从国外雇来工人，破坏了罢工。因此，“为了工人大众的事业，各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法国工人广泛地讨论了英国工人的呼吁书，派出代表前往伦敦。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一所大厅圣马丁堂举行大会。法国的代表宣读他们的答复书，表达了国际工人应该团结一致的感情，并且呼吁：“全世界渴望自由的工人们！该轮到我们自己召开大会了。”出席圣马丁堂大会的不仅有英法的工人，还有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的工人。马克思以德国工人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那天晚上，圣马丁堂挤得满满的，将近两千人在这里集会。大会热烈赞同法国工人的“旨在促进工人的团结”的建议，决定成立国际工人组织；又选出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制定这个组织的规章，并“享有为自己补充新委员的全权”。被选人临时委员会的有英、法、德、意等国的工人代表，马克思作为德国的工人代表当选。这个组织在 １０ 月间正式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①由于圣马丁堂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决议，选出了领导机构，所以被公认为是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圣马丁堂选举出来的临时委员会，在１８６４年１０月初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英国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制鞋工人乔治奥哲尔当选为委员会主席，英国木工和细本工联合协会的创建人之一的威廉兰德尔克里默尔当选为书记。马克思名义上只是委员会的委员、德国的通讯书记，实际上“一直被公认为该协会的领袖”，几乎国际所有的纲领性的文件和决议草案，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或是体现了他的思想。但是马克思极其谦逊，从不显示自己在国际中的领导作用。恩格斯当时住在曼彻斯特，没有直接参加国际的工作。但是他同马克思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马克思受文件起草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１１月１日，已被确认为“国际”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①批准了这两个文件。在成立宣言里，马克思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６４年资产阶级的财富空前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却丝毫没有减轻。他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在１８５０年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５０％，这个国家的贫苦现象就消除了。事实是从１８４３年到１８６３年，英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两倍，而那些处境贫困的人们依旧贫困。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各国，也象在英国一样，财富的增长完全局限于有产阶级。马克思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在现行制度下，“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或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宣言进一步指出，占有社会财富的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一定利用政治特权来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至死不放，“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宣言又强调说，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组织起来，团结合作。这个宣言也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作为结束语。在《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里，①一开头马克思就揭示了这些思想：“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章程阐述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目的时说：“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章程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机构，以代表大会为最高机构；大会闭会期间，职权集中于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总委员会负责报导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召开代表大会，向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指导参加国际的各组织的活动。章程还强调了各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政党的必要性和建党目的。它说：“工人阶级这样组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②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国际联合组织，这个要求因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而实现了。国际不仅团结了不同国籍的工人，而且还团结了具有不同思想和政治观点的工人，如工联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拉萨尔派等等。马克思指出：“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③因此，国际成立了，而把国际的活动纳于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还须有一个斗争过程。日内瓦大会　国际工人协会一成立，就积极在各国建立支部。当时，英国工人具有实力强大的群众组织——英国工会联合会。在国际建立之初，英国工联是它的主要群众基础和支柱，英国人在总委员会中占有多数并不是偶然的。１８６５年初，成立了巴黎支部，全部会员都是蒲鲁东主义者，包括昂利路易托伦和欧仁瓦尔兰。由于普鲁士禁止本国人参加外国团体，德国支部在欧洲革命流亡者的中心瑞士建立起来。比利时、西班牙和美国支部也相继建立。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年，在法国的里昂、卢昂、马赛、波尔多成立了国际的新支部。到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内瓦大会召开时，已经建立了二十多个支部。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１８６６年９月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总委员会和各支部的代表共六十人参加。马克思草拟了许多指示，交给总委员会的代表带往日内瓦，他自己忙于著作，没有参加大会。大会议程主要包括：有关劳资斗争的问题，工会问题，合作社问题，缩短工作日问题，女工和童工问题等。大会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有激烈争论。争论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之间展开。１８６５年，蒲鲁东死去，但是在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小资产阶级比较多的国家里，蒲鲁东主义的信徒较多。当时法国的工人运动基本上被蒲鲁东主义者控制。他们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发起人，巴黎支部操纵在他们手里。他们派出了以托伦为首的庞大的代表团，包括十七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坚持蒲鲁东的观点，相信用建立合作社和互助会等办法就能解放劳动者。在大会的讨论中，他们处处同马克思主义者对立。大会讨论和批准国际章程的时候，他们反对马克思所提的组织国际的目的任务，妄图把国际降低为一个国际性的交换合作机构，为国际的会员在本国和欧洲各国寻找职业。大会驳斥了他们的主张，通过了马克思原来起草的章程。日内瓦大会讨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劳动反对资本斗争中的国际互助问题。马克思拟订的指示指出，反对资本家利用外国工人来破坏本国工人的罢工，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项主要任务。蒲鲁东主义者却企图证明，在生产中，资本家和劳动者是同样必要的，不主张强调劳资矛盾。这种否定无产阶级斗争必要性的论点被大会否定了。大会的决议明确指出要“保障工人免受资本家在本国工人罢工时吸收外国工人做工、以阻止工人实现自己的要求的阴谋诡计的损害”。关于工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马克思草拟的指示指出，工会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产生的，并且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成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斗争中的一支伟大力量。工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应当支持抱有上述目的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不应当过分地把精力放在工人的日常生活问题上，因而置身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之外。蒲鲁东主义者否认工会有存在的必要，更反对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大会的决议号召各国工人组织工会，肯定了马克思的指示。在合作社问题的讨论上，蒲鲁东主义者硬把合作社看作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大会的决议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方面承认合作运动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单凭合作社本身不能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只有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才能起改造社会的作用。在女工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妇女做工是近代大工业发展的结果，工人的任务不在反对妇女做工，而在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妇女做工。在他们看来，妇女的职责应当是照料家庭，服侍丈夫和子女，应当回到厨房里去。在这些问题上，大会的决议同样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蒲鲁东主义者在日内瓦大会上的失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会后不久，马克思在一封信里肯定日内瓦大会开得好。他说：“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他还批评了蒲鲁东主义者，指出他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①从日内瓦大会到巴塞尔大会　日内瓦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　１８６７年在瑞士洛桑，　１８６８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１８６９年在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巴塞尔。那时候，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又爆发了经济危机。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加上１８６６年的普奥战争，激起了美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罢工浪潮。第一国际发动各国支部大力支援了各国工人的斗争。１８６７年，伦敦成衣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罢工。总委员会劝告德国成衣工人不要进入英国，还发动欧美一些国家工人从物质上支援英国罢工工人。这些支援使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同年，巴黎铜匠为组织工会遭到企业主解雇，请求总委员会支援。国际发动各支部声援巴黎铜匠的斗争。企业主慑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声势，被迫让步。１８６８年，日内瓦建筑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遭到企业主的断然拒绝，因此罢工。国际日内瓦支部召开群众大会声援这次罢工，捐款从各地源源汇来。企业主终于不得不把工作日缩短一小时，把工资提高十分之一。国际的威望日益增长，并使许多国际的支部得到很大的发展。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６８年是国际工人协会历史上划时代的两年，它“在平稳的发展时期之后，它的影响大大增强，以致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恶毒诽谤和各国政府的迫害。协会进入了斗争阶段”。②例如在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反动政府加紧镇压国际的拥护者，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６８年两次迫害国际的成员，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审判，结果，国际的巴黎支部被查封，它的领导人被处罚金。但是，这种迫害并没有达到法国统治者所期望的结果。从洛桑大会起，关于所有制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蒲鲁东主义者主张土地应归个人所有。托伦说：“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还有瑞士个别代表随声附和。托伦的公式概括了蒲鲁东的观点：保存小私有制，又搞信贷银行。洛桑大会重申了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并且决定每届大会都要重申这个主张。但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代表们建议把它放到下次大会上讨论。１８６８年的布鲁塞尔大会作出的决议指出，矿山、煤井、森林、铁路等应当属于全社会所有；土地也应当宣布为国家的财产，由国家分给农业协作社使用。由于蒲鲁东主义者不甘失败，仍然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纠缠不休，巴塞尔大会又作出了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决议。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最后胜利。从布鲁塞尔大会到巴塞尔大会，国际工人协会处在全盛阶段，欧美的会员达到二百万人。在国际内部，蒲鲁东派发生了分化，蒲鲁东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日益缩小。以瓦尔兰为代表的蒲鲁东主义者，逐渐抛弃旧观点，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他们赞成生产资料公有制，认为工人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形成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左派，通称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１８６８年９月，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际工人协会活动第二时期（１８６９—１８７２年）的开始。如果说国际的第一时期（１８６４—１８６８年）国际内部的主要斗争是反对蒲鲁东主义，那么第二时期则主要是反巴枯宁主义。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１８１４—１８７６年），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家里。他当过沙皇军队的军官，因为反对沙皇被放逐国外。他参加过１８４８年德国革命，被捕后押回俄国，遭到长期监禁。１８６１年，他逃往西欧，成了蒲鲁东的信徒。但是他放弃了蒲鲁东的通过合作道路消灭国家的观点，主张以暴力摧毁国家机器。但是他同蒲鲁东一样，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且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巴枯宁口头上大谈人民，实际上完全不理解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反而把流氓无产者看作真正的革命力量。他反对在人民中间进行有组织的革命准备工作，幻想在一夕之间暴动起来，实现他的梦想，即国家为“无政府状态”所代替。他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和瑞士部分地区网罗了一批追随者，组织了宗派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１８６８年，他申请加入国际。国际要他解散他的宗派组织。他阳奉阴违，混进了国际。在巴塞尔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同巴枯宁主义者在继承权问题的讨论上展开了斗争的序幕。巴枯宁主义者硬说继承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认为消灭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继承权是私有制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继承权。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决议，但是挫败了巴枯宁钻进总委员会以便篡权的活动。到１８７０年，第一国际几乎在欧洲各国都建立了支部。它的影响已经遍及广大的工人群众。在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蒲鲁东主义，正在同巴枯宁主义斗争。它在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在群众中日益广泛地传播起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洛桑大会期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布鲁塞尔大会作出了专门决议，指出马克思在经济学家中第一个对资本进行科学的分析，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号召国际工人学习《资本论》。《资本论》的出版，是马克思二十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早在编辑《莱茵报》的时候，马克思为反对普鲁士当局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第一次遇到要对有关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流亡巴黎期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他须全力以赴进行政治斗争，才中断了这项研究工作。五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研究工作方面实行了某种分工。马克思专攻政治经济学、世界史和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恩格斯在军事学、语言学方面，并且后来更加奋发地在自然科学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当时，马克思生活困难，为挣钱维持生活，他得经常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以致如他用于研究工作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他的研究，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在英国博物馆里，埋头钻研有关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那种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①１８５９年，马克思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经济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发现了并且证实了凝聚在商品中的物化劳动的二重性。这二重性就是：商品一方面具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具有价值——凝聚在商品中的商品生产者的物化劳动。这一发现，为解答政治经济学的一连串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并且为他后来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学理论所作的内容广泛的经典论述做了准备。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６７年，马克思的历时二十五年的经济学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了写这部《资本论》，马克思读了一千五百多本书，做了摘记，充分利用了这些书。联系到那些年为创立国际工人协会和国际的领导工作，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阐述资本与劳动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且根据经济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他说明资本是怎样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增长起来的，它又怎样“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来到世间的。为什么资本会产生并且增多，而劳动群众仍然处于贫困地位？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能解答的问题。马克思根据他揭示的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这个谜，在《资本论》中系统地阐明了这个问题。具体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获取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商品。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的劳动力的价值所决定的。一个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里面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问题在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不是付给他劳动的全部价值，只是劳动的部分价值，而另一部分价值即剩余价值就落到资本家口袋里了。这就证明了，资本家也同奴隶主和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这就从根本上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使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给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因此，恩格斯评价《资本论》时说：“自地球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②第十四章　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第一节　普法战争战争的起因　萨多瓦战役决定性地结束了普奥战争，又标志着另一次战争——普法战争开始酝酿了。普鲁士国王本来要乘胜向维也纳进军，俾斯麦却竭力劝阻。他说：“我们必须在法国还来不及对奥地利采取外交行动施加影响以前，迅速结束战争。”事实上，他已经在考虑下一步了。奥国战败，普鲁士崛起，意味着法国优势的消逝。这正如法国政客梯也尔在萨多瓦战役之后哀叹的：“已经发生的事对法国说是四百年来所遭受的最大的灾难。”拿破仑三世内心烦恼，表面故作镇定。他幻想普鲁士因其权势的增长而让法国得到补偿。但是论力量，论意志，论手腕，他都敌不过俾斯麦。还在普奥议和以前，拿破仑三世就命令法国驻柏林大使向普鲁士传递信息，如果普鲁士同意法国的东北部领土扩展到莱茵河西岸，法国就能赞同普鲁士在德意志境内的领土吞并。俾斯麦开头不表示意见，要法国大使就法国的要求写成书面照会。法国一提出正式要求，立即遭到拒绝。俾斯麦还借报纸之口，把法国的要求暴露出去，使法国在外交上遭受一次丢脸的挫折。但是，拿破仑三世心犹不死，相继要求吞并比利时、卢森堡。比利时的独立是得到欧洲许多国家包括法国的保证的；卢森堡当时同北德意志同盟的关系密切。这些要求都一一遭到普鲁士的反对。因此，普法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期待战争的到来。他说：“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受欢迎，它终究是必来的。”为了稳定他那摇摇欲坠的统治，拿破仑三世也把对普战争看作手中的王牌。１８７０年夏，欧洲局势似乎特别宁静，突然间，战争风云因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而起来了。早在１８６８年９月，西班牙女王伊萨伯娜因陆军和海军的反对而流亡国外，王位虚悬。西班牙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到那里去找一个合适的君主呢？一两年间，考虑了七个候选人，终于在１８７０年６月选择了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族的一个亲王利奥波尔德。这引起了法国的嫉妒、恐惧和不安，抗议发到柏林，形势紧张起来。法国外长格腊蒙在议会发言指出，如不撤销这个候选人，法国将把它看作战争的原因。法国总理奥利维耶接着说：“政府希望和平，衷心希望和平，但必须是体面的和平。”俾斯麦是支持利奥波尔德登上西班牙王位的，始终以对法挑战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利奥波尔德经过一些人劝说，在７月１２日放弃作为候选人的资格，一场风暴似乎过去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法国政府犯了致命的错误，命令它的驻柏林大使直接要求普鲁士国王保证今后也不支持霍亨索伦王族的人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７月１３日，普王在休养地埃姆斯彬彬有礼地接见了法国大使，但是拒绝了法国的无礼要求。当天下午，普王接到利奥波尔德的决定的消息，立即派人告诉法国大使，说他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俾斯麦对普鲁士国王同法国大使的谈判深感不满，曾想辞职以示抗议。就在这时，他收到国王从埃姆斯发来的电报。国王在电报中说到法国大使提出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说到他得悉利奥波尔德的决定以后，即派随从告诉法国大使，说事已过去，他不再为此事会见他了。电报还允许俾斯麦把事件原委通知报界。俾斯麦接到电报的时候，正值他同陆军部长房龙和总参谋长毛奇共同进餐。他问他们对法作战能否确保胜利，他们对他作了肯定的回答。俾斯麦提笔修改电报，然后把电报送交报界。消息一发表，在普法双方都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在普鲁士人方面，认为法国提出了无礼的要求；在法国人方面，认为普王无理拒绝接见他们的大使。双方都以为自己一方受了侮辱。法国政府认为，为了维护它的尊严，必须进行战争，作出了开战的决定，并且得到议会的支持。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９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的爆发有它复杂的原因，埃姆斯电报只是一根导火线。而且导致战争爆发的还不是因为埃姆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因为对此事的歪曲报导。普法战争　战争开始，欧洲普遍相信法国将赢得胜利，因为法国军队是欧洲当时第一流的军队，训练有素，很有战斗精神。法国当局十分自信，首相奥利维耶说，他是怀着“轻松的心情”宣战的。陆军部长在议会里吹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连士兵绑腿上的最后一颗钮扣都准备好了。法国的主力作战部队莱茵军团以进攻的态势部署在德法边境上。７月２８日，拿破仑三世到达洛林的战略要地麦茨，第二天接受了指挥大权。当时，德军①的集中远未完毕，如果法军突袭渡过莱茵河，向法兰克福等地进攻，就可以截断德意志的南北联系，打乱普鲁士的动员工作，各个击破从各地开到战场上的德军。但是，拿破仑三世发现，他面对的敌人不是一个普鲁士，而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他现有的兵力不足以发起主动的进攻。同时，法国国家机器的腐朽立刻暴露出来，例如军事准备不足，军需品迟迟供应不上，拖延了军事行动。８月初，到达前线的德军已经取得了兵力上的优势，它的炮兵、侦察、地理知识都胜过法军，民族感情迸发。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权转到了德军手里。８月４日，德军攻击法军右翼前哨维桑堡，首战告捷，打开了进入法国亚尔萨斯的门户。法国急欲报复，巩固军心，莱茵军团右翼指挥官麦克马洪把所属部队调向维桑堡方面。８月６日，德法两军在维桑堡西南的维尔特会战，法军又被赶出阵地。同一天，德军在洛林的福尔巴赫战役中，①又击败了法军中路主力。三天之内，法军在边境三战中连续失败。莱茵兵团从边境上退却，德军跟踪追击，战争移到了法国境内。边境三战失败，奥利维耶内阁倒台，八里桥伯爵取而代之。实际大权掌握在皇后欧仁妮手里。麦克马洪率领的右翼法军，急向夏龙退却。中路和左翼法军，向麦茨退却。法军究竟应当退到哪里，成了关键性的战略问题。军事专家普遍赞同把前线法军撤到巴黎附近，准备在巴黎毗邻地区打下一次战役。但是巴黎方面深恐法军退到巴黎会引起革命，危及第二帝国的统治，决定让拿破仑三世和巴赞统率的法军退守麦茨。拿破仑三世把指挥权交给巴赞，自己到了夏龙。当时，德军一、二军团尾随巴赞，迂迴到了麦茨的西南；第三军团楔入麦克马洪和巴赞统率的两支法军之间，不容他们会合。巴赞犹豫不决，直到麦茨已经被围，才决定突围而出。８月１６日和１８日，两支法军分别在马尔斯—拉—土尔和格腊维洛特被德军击败。他们同巴黎的联系被切断了，二十万人被困麦茨。这是战略错误的一个结果。麦克马洪在夏龙得到增援的人数不少，士气很低。这支军队开到哪里，又是一个战略决策问题。同样出于政治原因，巴黎坚持要麦克马洪带领部队解麦茨之围。楔入巴赞和麦克马洪两部分法军之间的德军第三军团，威胁着麦克马洪部的侧翼，使他不能直接向东行军，只好绕道北路。德军以其优势兵力，围城打援，双管齐下。８月３０日，麦克马洪到达色当一带。从８月底到９月１日，麦茨法军突围，经过三十多小时的苦战而失败。色当城下会战，法军一再受挫，麦克马洪负伤而临时易帅。法军被赶进色当城内，９月２日，色当投降。随麦克马洪而来的法国皇帝以及元帅、将军、官兵总共十万四千人都作了战俘。①巴赞的部队没有解救出来，麦克马洪的部队又赔了进去，这是战略错误的另一结果。色当投降标志着普法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此后，战争的性质起了变化。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了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②巴黎革命和“国防政府”投降　色当投降的消息传来，最初巴黎不相信是真。９月３日，八里桥伯爵宣布了拿破仑三世打来的电报：“军队已被击败并已成为战俘，我自己也是一个战俘。”议会还希望能控制局面，有些政客幻想在名义上保持皇后的权力。但是巴黎人民已经行动起来，９月４日的革命把第二帝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组织临时政府，名为“国防政府”，以巴黎总督特罗胥为其首脑，兼任陆军部长；以法夫尔为外交部长，甘必大为内政部长。皇后欧仁妮为了逃避人民的惩处，悄悄逃到英国去了。德军取得色当战役的巨大胜利，继续深入。它的第三军团和色当战前建立的第四军团，直搏巴黎，９月１９日开始围城。巴黎有八万正规军，十一、二万流动自卫军；还有经过扩充最后人数达到三十万以上的国民自卫军，其中由工人组成的各营是十分自觉并坚决作战的。围城期间，资产阶级共和派著名代表人物、内政部长甘必大乘汽球飞出巴黎，到外省组织援军。他以旺盛的精力和爱国热忱到处号召，组织了六十万人的队伍。战争的第二阶段，法国的局面并不是注定无望的。巴黎的攻守战成为胜负所系的中心环节，麦茨法军的命运又关系到战局的发展。但是，巴赞是第二帝国的鹰犬，他不是全力作战，却一心想恢复第二帝国的统治。麦茨军民都愿继续战斗，当地的供应并未枯竭，而巴赞却于１０月２７日率领十七万三千法军向德军投降了。听到麦茨投降消息，甘必大惊呼：“巴赞背叛了我们。”①此后，围困麦茨的德军第一军团开往巴黎以北地区，第二军团开往巴黎以南地区。他们牵制和打击了法国新组成的、准备开往巴黎解围或同巴黎守军配合作战的军团。“国防政府”首脑特罗胥犹豫不决，害怕巴黎人民甚于外敌，组织巴黎出击软弱无力，甚至有意造成重大伤亡，破坏抗敌情绪，企图让军民相信不可能继续保卫巴黎，为他的投降政策制造一个借口。法国的形势不断恶化，１８７１年１月，在巴黎西南的勒芒战役、北边的圣昆廷战役和东南的贝尔福战役中连续失败。１月２８日，“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法夫尔同俾斯麦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卖国的“国防政府”向德国投降，普法战争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第二节　巴黎公社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革命　大敌当前，巴黎人民容忍了“国防政府”存在，事实上既不相信它有实行共和制的诚意，又不相信它有保卫法国的决心。他们除了扩大国民自卫军以外，还在巴黎二十个区建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各区警备委员会，并由各区代表组成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对政府起着监督作用。此外，巴黎还产生了许多俱乐部，反映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随着“国防政府”的卖国行为日益明显，巴黎人民要求建立革命政权——巴黎公社。为此，巴黎人民曾在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日和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２日两次发动起义，但是两次都被“国防政府”镇压下去了。巴黎被围期间，巴黎武装人民是巴黎的坚强保卫者。“国防政府”签订投降协定以后，巴黎人民仍然是武装的，掌握着步枪和围城期间由人民捐款筹造的大炮。按照１月２８日投降协定，法国必须选举议会，组织政府，签订和约。２月上旬选举，结果有共和派二百人（都计整数），奥尔良派二百人，正统派二百人，波拿巴派三十人当选。换句话说，保皇派占有议员席位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议会在波尔多开会，推举老奸巨滑的资产阶级政客、法国无产阶级的敌人梯也尔为政府首脑。２月２６日，梯也尔政府同德国签订和约草案，答应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割给德国，赔款五十亿法郎。议会开会的那一天，法夫尔装腔作势，宣布“国防政府”结束，同时不打自招地说：“我和我的同僚认为，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打击无政府状态，阻止首都的可耻的暴乱。”梯也尔政府同“国防政府”的本质一样，目的相同，签订和约草案以后，就得到俾斯麦的同意，抽调三万六千军队开到凡尔赛。他磨刀霍霍，首先要解除巴黎人民的武装。巴黎革命人民警觉地注视形势的发展。２月底到３月初，国国自卫军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并且加强了武装。３月１５日，梯也尔来到巴黎，准备镇压人民。当时，巴黎有一个正规师约一万二千人和三千宪兵。梯也尔又取得俾斯麦的同意，向巴黎调进军队。３月１８日前，反动政府在巴黎约有三万军队，由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国民自卫军约四十个营，实际上是没有战斗力的。３月１７日晚，梯也尔主持军事会议，批准了反革命的军事行动计划。３月１８日清晨三点钟，反动政府的军队向巴黎市内许多军事据点出动，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强制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们大部分向蒙马特尔高地和梭蒙高地进发，准备以突然的袭击夺取那里的大炮。他们的袭击出乎国民自卫军的意料。拂晓时候，两个高地都被占领了。军队的行动惊醒了全城的居民。他们抢夺大炮的消息从一家传到另一家，从一条街传到另一条街。人们出现在街头，国民自卫军急忙拿起武器奔向停炮场，妇女和儿童围着反动政府的军队。警钟到处响起来。蒙马特尔各条小路上的士兵都被人群围着。人们喊道：“你们要把大炮偷运到柏林去！”士兵惶惑起来，军心涣散了。他们拒绝军官发出的向人民开枪的命令，并开始同人民联欢。中午，国民自卫军重新占领梭蒙高地和蒙马特尔高地，接着在市区各地展开进攻。梯也尔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出巴黎。所有高官显贵、将军、宪兵、警察、部队都跟在他后面，逃往凡尔赛。晚上，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巴黎市政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迁到了那里。其他政府机关的建筑物和交通要道都由国民自卫军控制了。３月１８日起义是梯也尔反动政府发动的袭击挑起来的。国民自卫军被迫应战。３月１９日早晨，当巴黎人醒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已经掌握了首都的统治权。巴黎公社成立　３月１９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几个文告，宣告“巴黎人民终于挣脱了别人一直想强加于他们的桎梏”，希望“让巴黎和法兰西共同来奠定共和国的基石”。它以襟怀坦白的态度指出：“我们无意于谋取刚被推翻的那些人的位置”，决定“３月２２日举行选举，以选出巴黎市政委员会”。①梯也尔窜出巴黎的时候，不但大批官员跟着逃走，而且军队、警察、宪兵也一齐溃退，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两大支柱都垮了。但是，在建立新政权的道路上，巴黎革命人民的道路并不是畅行无阻的。那些留在巴黎尚未逃跑的旧官员，很多还按梯也尔的命令行事，实行怠工；梯也尔暗派高级将军到巴黎，妄图集结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国民自卫军营队，对抗工人营队；巴黎二十个区的区长们，奉梯也尔反动政府之命，借着同中央委员会谈判选举问题，拖延时间，阻碍选举；一批反革命分子一再捣乱，在巴黎组织示威游行。就当时形势看，选举并非当务之急。就战略说，中央委员会应该趁 ３ 月 １８日的革命胜利时机，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进军凡尔赛，捣毁反革命巢穴。因此，马克思认为，拒绝进军凡尔赛和主张过早地进行公社选举，是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错误。②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克服了区长们的阻挠，终于在３月２６日举行了巴黎公社委员的选举。那一天正好是星期日，选民踊跃参加投票。在工人住区，情况热烈，选民成群结队而来，队前红旗招展。但是也正如所料，在资产阶级住区，许多人拒绝投票，情况冷清。总的看，这次参加选举的人数，都比前前后后的人数多。按照事前安排，巴黎二十个区按人口多少的比例，总共应选出公社委员九十名。结果由于几个候选人同时在几个区当选，实选出八十六人。３月２８日，在市政厅广场上，万众沸腾；国民自卫军的好多营队，威武雄壮地排列在那里。“二十万获得自由的人民前来欢庆自己的自由，并在隆隆的炮声中宣布新制度的建立。”巴黎公社的委员们正式就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成立了。３月下旬，在里昂、马赛、图卢兹等城市，革命人民和国民自卫军以巴黎３月１８日革命为榜样，在当地起义，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几天，也一度建立了公社政权。巴黎公社的组成　公社当选委员八十六人，不久有二十一人或拒绝参加或退出。经过４月１６日补选，实际参加公社的委员最多时共七十九人。①“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②按政治见解分，公社委员分属于布朗基派、雅各宾派、蒲鲁东派，也有少数无党派人士。一开始，公社成员就隐约分为两个集团：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以及大部分无党派委员构成的“多数派”；蒲鲁东派成为“少数派”。无论在“多数派”或“少数派”里，都有许多第一国际的成员。蒲鲁东派的瓦尔兰是公社的著名人物。他是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做过装订工人，在巴黎很有威望。他积极参与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工作，领导巴黎工人运动，曾受到第二帝国政府的迫害。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委员。巴黎公社选举，他在三个区里同时当选。首饰工人出身的弗兰格尔、染色工人出身的马隆、机械工人出身的亚西、冲压工人出身的泰斯、教员出身的勒弗朗赛、银行职员出身的茹尔德都是蒲鲁东派的代表人物。在布朗基派中间，爱德华瓦扬对科学社会主义很有研究，学识丰富。新闻记者出身的爱德和费烈、参加过激进报刊工作的里果、铸工出身的杜瓦尔、锅炉工人出身的沙尔东、铁路职员出身安阿尔诺、布景工人出身的兰维埃都是布朗基派的代表人物。雅尔宾派的代表人物有老革命家德勒克吕兹、①当过律师和新闻记者的加姆邦和艺术家比约勒等。公社成立以后，立即以建设新政权为中心任务。３月２９日的公社会议，决定设立相当于政府各部的十个委员会，即执行、财政、军事、司法、公安、粮食、劳动与交换、对外联络、社会服务和教育委员会。其中的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公社一切法令和其它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它是一个常设机构，设在巴黎公社的所在地市政厅，具体代表公社，但并不是高于其它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公社的一些委员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对权威怀有偏见，拒绝建立一个领导中心，更反对实行一长制。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出现了“人人都发命令，你也发，我也发”的情况，出现了“各机关存在无政府状态”，加上对敌斗争的紧迫性，许多公社委员要求改进领导体制。在４月２０日和２１日的公社会议上，决定由公社根据多数票选出九名代表，分别负责指导财政、军事等九个委员会的工作，并由他们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行政权暂时托付给联合起来的、由九个委员会各产生一名的代表们”；九个委员会实行改组，各由新选出的五名委员组成。经过这次改进，权力略有集中，执行委员会与一切部门保持了直接联系。巴黎公社的业绩　巴黎公社在建设新政权的同时，作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尝试，以革命实践证明了“打碎”它的必要性。公社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布公告：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政权”，“除国民自卫军以外，任何军事力量均不得建立或调入巴黎。”接着公社取消了旧警察，封闭了旧法院，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在社会经济方面，巴黎公社也实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它下令免除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到１８７１年４月的房租，已付的房租算作未来的房租；禁止拍卖典当在当铺里的物件；规定公社职员的薪金最高不得超过工人的最高工资即六千法郎。公社命令登记一切逃亡厂主的工厂，把它们交给本厂的工人管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它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了一大步。为了保护工人的健康，公社废除了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主对工人课罚金，取消了盘削工人的借贷处，关闭了旧日警察机关控制的工作介绍所。公社宣布了免费义务教育的原则，开办了一些学校，给劳动人民的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这些措施都表明了无产阶级政权怎样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特别有意义的是它们有的已经触及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巴黎当时象个孤岛。它的东部和东北部由普鲁士占领军所盘距，西部和南部由反动政府军队所包围。公社不能同广大农民直接联系，但是仍然关心农民的解放，希望农民“帮助巴黎打胜仗”。它发布的告农民书上说：“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正是你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解放，也是你的解放。”告农民书还宣布了公社的斗争目标：“土地给农民，劳动工具给工人，人人都要干活。”由于巴黎受围困，告农民书是用汽球携带散发出去的。在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方面，巴黎公社也采取了重大的措施。公社委员会是由民主选举并随时可以撤换的人员组成的。公社又把全体公职人员须经选举始得任命作为自己的一条原则。除了公社委员以外，国民自卫军从排长到营长等基层军官由选举产生；而且准备在环境许可时，选举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这就保证了人民可以把大家信赖的人选出来担任公职。其次是公职人员必须接受选民的监督，须向自己选区的居民汇报工作，听取批评和建议。对于失职和不称职的公职人员，公社还实行了随时撤换的原则。为了保障人民行使监督权利，公社又郑重宣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这联系到公社人员最高工资的限额，反映了公社委员的高尚革命精神：担任公职是作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做官当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而不追求任何特权。在短短的时间里，在对敌斗争的紧迫的坏境下，巴黎公社作出了不平凡的、带有开创性的业绩，其秘诀在于与革命群众声息相通，甘苦与共，能听取群众意见，接受合理要求，及时作出决定，采取措施，付之实行。举例说，把逃亡厂主的工厂交给本厂工人管理，有关房租和当铺抵押品的处理，都是根据工人的需要提出来的，有关法令又是直接采取工人的意见拟订的。巴黎公社进行的是翻天覆地的事业，缺乏经验，不免有些错失。除了前面说到的过早举行选举、没有及时捣毁反动巢穴以外，又对法兰西银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当时法兰西银行拥有各种资财达三十亿法郎，又是反动势力在巴黎的集中点。公社存在期间，公社从它那里提取的款项不过一千五百万法郎；而它供给梯也尔反动政府的却达二亿五千七百万法郎。公社不对法兰西银行实行“剥夺剥夺者”的原则，恩格斯指出这是重大的政治错误。保卫公社的战斗　４月２日，梯也尔反动政府的军队从巴黎西面对公社发动了进攻。革命同反革命的武装斗争揭幕了。从那时起到５月２０日，战斗在巴黎西城和南城外进行。双方时而炮战，时而短兵相接。巴黎人民万众一心，奋起保卫自己的政权。在街头和前线，处处可以看到这样壮烈的情景：“指挥官满身尘土，……士兵中有白发老人，有金发青年，有六月起义的老战士，有理想的新拥护者。往往有父子并肩走在队伍中。”“妇女们鼓励自己的丈夫去参加战斗，给丈夫送衬衣和饮食，完全象他往常在工厂做工时一样。有些妇女不肯回家，甚至拿起了武器。”“在围城期间，有数千儿童担负了各种工作。他们跟随各营队，一直到壕堑和炮台里，他们以最大的热情坚守着大炮。”４月６日，梯也尔任命麦克马洪元帅为总司令。麦克马洪曾在色当城下作过普军的俘虏。当时他只有几万军队，无力大规模进犯巴黎。为了增强反革命力量，梯也尔乞求普鲁士放还法国俘虏。到４月底，反动政府军队增加到十一万人，５月中旬又增加到十三万人。随着反革命武装的加强，梯也尔加强了对巴黎的进攻，并且不顾城内居民的生命安全，炮击巴黎市区。公社社员奋勇反击，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加上公社委员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为建立“民众救亡委员会”而形成的对立局面，①军事上日益不利。一些炮台陷落了，在巴黎西南，反革命武装日益接近城区。５月１０日，梯也尔反动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屈辱的和约，换得了普鲁士的暗中支持，全力来镇压革命的巴黎。５月２１日，通过奸细的指引，反动政府的军队从西南方的圣克鲁门窜入了巴黎城。巴黎的巷战开始了。公社战士在城内交通要道修建街垒，工作日夜进行，妇女儿童同成年男子并肩劳作。反动政府的军队挟其优势力量向前推进，公社战士处处浴血苦战。５月２３日，一路反动军队得到普鲁士军队的允许，通过普军防线，突然从城北进攻蒙马特尔高地。同时反动政府的军队又加紧了在西城和西南城的进攻。中午，蒙马特尔高地陷落，波兰革命志士、投效巴黎公社的并牺牲。蒙马特尔是巴黎的战略据点。它的陷落是公社的严重损失。第二天，反动军队占领了巴黎市中心的市政厅。接着，公社的军事首脑德勒克吕兹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战线逐渐移向城东北。５月２７日，反动政府的军队五千人围攻贝尔拉雪兹公墓，守卫在那里的公社战士不到二百人。傍晚时分，敌军轰开公墓大门，进入墓地。公社战士步步以坟墓为掩护，在墓道之间进行白刃战，寸土不让，惨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深夜。他们都为公社事业流出了最后一滴血。５月２８日，巴黎公社被梯也尔反动政府淹没在血泊中了。这一天，瓦尔兰也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早在巴黎巷战开始的时候，梯也尔反动政府就开始大批屠杀被俘的公社战士。普鲁士军队阻止公社战士退出巴黎，更造成公社战士大批被俘。牺牲在梯也尔屠刀下的公社战士多达三万余人。被判徒刑和流放海外的又是数以万计。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革命人民的灵活性、历史主动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充分估计了巴黎公社的划时代意义。他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①巴黎革命人民不仅夺取了政权，而且以自己的创造性作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公社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就是无产阶级应当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它所提供的原则却是永存的。从巴黎公社的社会经济措施中，可以看出，它们不仅反映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而且敢于开始触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实行无产阶级民主方面，巴黎公社也作了切实的尝试。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当然，公社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这正好说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多么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和它的正确领导。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国际工人协会是国际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联合了各国工人对资本主义进行共同的斗争。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作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尝试。这就是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之间的血肉相关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同命运、共呼吸。３月１８日革命发生以后，国际法国支部的许多成员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在公社委员会里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总委员会不断开会研究巴黎的形势，支持巴黎公社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使总委员会的成员和各国的国际的会员了解事件的进程；马克思写了几百封信给各国的国际支部，号召支援巴黎人民的革命事业。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赛拉叶，３ 月底返回巴黎，后当选为公社委员，在公社期间积极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反动报刊的虚构：巴黎的革命是伦敦第一国际挑起的，是马克思策划的。“事实并不是象一些蠢才所想象的那样，仿佛巴黎或任何其他的国际支部从一个中心接受命令。”①“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②巴黎公社存在期间，马克思为维护和支持公社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他先从赛拉叶夫人那里得到赛拉叶关于巴黎情况和公社各项措施的报告，后来主要通过经常在巴黎和伦敦之间做买卖的一位德国商人同巴黎公社成员保持联系。马克思或是写信给弗兰格尔和瓦尔兰，或是通过口头传达，要他们注意加强内部的团结，不要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浪费时间，要他们提防梯也尔同德国人勾结起来镇压巴黎革命。５月１１日，马克思把普法签订正式和约的事通知公社，建议公社加强巴黎北部的防务，以免梯也尔反动政府的军队通过普军防线发动进攻而措手不及；要求把那些足以供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藉的全部案卷寄到伦敦，以便揭露他们。当巴黎陷于反革命屠杀时，马克思又设法取得许多护照，带往巴黎，帮助许多公社成员逃出法国。他不顾处境的险恶，于５月３０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一八七一年法兰西内战的宣言》。③宣言揭露了法国的反动派，维护了公社的革命事业，总结了公社的经验。仇恨巴黎公社的各国资产阶级极为仇恨第一国际和马克思。在伦敦，甚至有人要控告马克思，企图使他遭受政治迫害。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反动势力猖狂一时。第一国际的法国各支部被破坏了。西班牙支部被官方禁止。在德国和奥国，国际的许多会员被捕。各国政府还进行谈判，企图宣布第一国际非法。国际的处境非常困难，而巴枯宁分子又在内部破坏，妄图篡夺领导权。１８７２年，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大会，马克思亲往参加，恩格斯同时出席。大会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作出决议，强调指出，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保证实现这一革命的终极目的——消灭阶级，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大会多数代表肯定认为，巴枯宁企图在国际内部建立以彻头彻尾反对国际为目的秘密团体，决定把巴枯宁和他的死党吉约姆开除出去。鉴于国际在欧洲已经无法活动，大会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往美国费城。１８７６ 年，国际在费城举行会议，宣布国际解散。第十五章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一节　十九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新突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密切相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方各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这都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十九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新突破提供了条件。电能的应用　电能的应用开始于电磁学的发展。电和磁是两千多年前人类就已发现了的自然现象。十九世纪以前，人们还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电和磁的理论上的重大成就要到电磁现象的实际应用时才有可能得到突破。在电的实验上，早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德意志人冯葛利克制出了一件闻名一时的仪器——在托架上旋转着的硫磺球，当用手摩擦它时则产生静电斥力和静电引力现象。十八世纪中期，人们创制了改进的静电起电机，不久又设计出来了一种电容器——莱顿瓶。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伏特制造了电池，这种电池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唯一的电源。１８２０年，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了电流可以使罗盘指针偏转，一劳永逸地把电学和磁学结合起来了。自此，电和磁的研究迅速开展。１８３１年英国工人出身的科学家法拉第（１７９１—１８６７年）进行了精心的实验，记述了电磁感应现象。他证明，电和磁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磁铁在电导体附近移动就能产生电流。他的发现意味着可以靠机械作用来发电，提供了发电机的理论基础。这就打开了电力时代的大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但从法拉第的实验到生产上应用电力，中间还经历了五十年。１８６４年，另一个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麦克斯韦（１８３１—１８７９年）接受了法拉第的思想，把全部电磁现象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把它归结为一组数学方程。由这些方程可以推论出，自然界存在着电磁波，其传播速度同光速一样，而光不过是波长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电磁波。其后德国物理学家赫兹（１８５７—１８９４年）通过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电磁学的发展促进了电能的利用，引起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电气的发明，发电机创制出来，得到广泛的使用。八十年代初，法国学者德普勒发现了远距离送电的方法；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把输电线结成网络，供电就象供应煤气和水一样。于是大功率的电站应运而生。发电站通过导线输送电能，再由电动机推动车床转动。使用电能后车床转速增大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从此，人类进入了电力取代蒸汽力为主要能源的时代。电能不仅应用于生产，而且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１８７６年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这是近代通讯技术的一项重要革新。爱迪生１８７７年发明了记录和再现声音的录音器，由此而出现了留声机和各种结构的录音器械；１８７９年发明电灯；１８８２年发明电车；１８９３年发明电影放映机。１８９６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这些电气的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和文明的进步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随着电能的广泛应用，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电力工业部门，它的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最能代表最新的技术成就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工业部门。”①内燃机的创制　化学工业的产生　电力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蒸汽机的改进和内燃机的创制。因为如果要增加发电量，必须增加推动发电机的原始发动机的功率。蒸汽机经过改进，功率提高到几千马力，不过装置还存在有笨重和速度低的弱点。这又推动了内燃机的创制和应用。内燃机是六十年代发明的，但性能还存在问题。到了八十、九十年代，德国发明家卡本茨提出了内燃机的设计，这种发动机使用轻液体燃料。后来，德国工程师狄塞尔作了改进，设计出一种效率较高的内燃发动机，使用重液体燃料。内燃机不需要锅炉，比蒸汽机方便得多。它在工业和运输业的各部门得到推广使用，也为汽车和飞机的发明解决了发动机装置问题。内燃机使用液体燃料，需要大量石油，这就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美国内战前夕就发现和生产石油，但最初只用于照明，随着内燃机的应用，才大量开采石油。１８７０年，全世界生产石油八十万吨，到１９００年增加至二千万吨。从这时起，列强开始了争夺世界石油资源的斗争。化学工业的建立也是十九世纪晚期技术的一项重大成就。化学工业不仅采用化学方法进行原料加工，而且采用化学方法合成物质。八十年代起，人们就开始从煤炭中提炼氨、苯、人造染料等化学产品。１８８４年，法国人圣夏尔车发明人造纤维。后来人们开始用粘胶丝生产人造丝。１８６７年，诺贝尔发明炸药，八十年代又改良了制造无烟火药的技术，并在军事上得到广泛应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人发明了从煤炭中提取轻液体燃料的方法，制出合成汽油。这又具有很大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意义。交通工具的进步　十九世纪晚期，交通运输方面又有新的革新。首先，由于铁路网的迅速增长（１８７０年为二十万九千多公里，１９１３年增为一百一十万四千多公里），运输量的迅速增加，列车数量和行车速度的不断提高，铁路技术因此受到推动而有不断改进。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间，铁轨完全改成了钢轨。１８８０年，在阿尔卑斯山建成十五公里长的圣哥大隧道。１８８５年，英国开凿了七公里长的塞汶河隧道，这是当时最大的水下隧道。与此同时，机车的功率、牵引力、行驶速度、重量和体积等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九十年代，许多国家都试图用电气牵引机车，在城郊和一些城市间出现了电气铁路线。十九世纪末，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汽车出现了。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年，德国工程师卡本茨和格戴姆勒设计了第一批汽车模型。同年，本茨设计的由内燃机推进的世界第一辆汽车，首次在慕尼黑街道上行驶。美国人吸取了欧洲人制造汽车的技术，１８９２年首次制成第一辆汽车。第二年，美国人福特试制成功的汽车，每小时能走二十五英里。九十年代起，汽车工业在许多国家逐步发展起来。１８９５年，爱尔兰发明家约邓禄普采用橡胶充气轮胎，改善了行车的条件，使汽车更加广为流行。自从汽车问世之后三十年间，全世界已拥有汽车二百万辆了。轮船制造技术也有了惊人发展。六十年代末开始采用活塞蒸汽机，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又第一次试用蒸汽涡轮机代替活塞发动机。蒸汽涡轮机具有巨大的推动力，以它作为轮船的动力机器，就使轮船的功率和速度大为增加。大型轮船以前横渡大西洋需要七天，现在已缩至五天。多少年来，人们梦想能够象鸟那样飞翔，能够平步登天，凌空漫游。人们曾制成滑翔机，使它们飞翔空际，但是空中的交通运输要到飞艇和飞机发明以后才得以实现。１８９６年，德国设计师Ｇ捷尔费尔特解决了飞艇上采用以液体燃料发动的内燃机后，促进了飞艇的生产。飞艇比空气轻，１９０３年，美国人莱特兄弟制成比空气重的飞机，试飞成功，开辟了航空的新纪元。① 军事技术的革新　十九世纪末，欧美许多国家把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引进军事部门，使军事技术发展起来，枪械的自动化得到极大的进展。１８８３年，美国工程师海马克西姆发明重机枪，轻机枪也相继出现。机枪是一种杀伤性强的重要武器，日俄战争以后，欧洲军队广泛使用。大炮的性能也有很大提高，射程从三公里提高到七公里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大炮射程达十六——十八公里。大战期间，德国还制造了射程达一百二十公里的远程大炮，用以轰击巴黎。在发动机改进的基础上，英国发明了坦克和装甲车，英国人称坦克为陆地巡洋舰，是进攻中具有很大威慑力量的重要武器。海军舰艇也有很大革新。二十世纪初英国造成巨型军舰——无畏舰。它的排水量达一万八千吨至二万七千五百吨，甲板装甲厚达四十四至六十九毫米，炮塔装甲更厚。德国等一些国家造成了潜水艇，它携带鱼雷，时而在海面游弋，时而于海洋深处航行，伺机袭击敌舰，把海面的战斗引向了海洋深处。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军用飞艇和飞机，使人类开辟了空中战场。此外，人们还把毒气引进军事部门，产生了化学武器。第二节　德国经济的发展和垄断组织的产生　１８７１ 年完成统一后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非常迅速。七十年代初，德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经过二十年，经济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１８７１年，在德国的主要工业中，生铁的产量为一百五十六万四千吨，钢为二十五万一千吨，煤为三千七百九十万吨（包括褐煤）；到１８９１年，分别增长为四百六十四万一千吨，二百四十五万二千吨和九千四百二十万吨。九十年代，德国工业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的先进工业国。德国经济发展迅速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国家的统一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环境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第二，从法国掠夺了五十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和阿尔萨斯、洛林两个重要矿区，大大增加了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和矿产资源；第三，德国的工业发展较晚，没有过时的成套旧设备，迎头赶上不受拖累，便于利用科学和技术上的最新成就，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如电气、光学和化学工业等等，使生产大幅度增长。德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工业资本与农业大地产的紧密结合。１８５０年普鲁士农业改革以后，容克地主获得了农奴的大量赎金和土地，改变经营方法，办起了资本主义化的农场，采用先进生产工具和优质肥料从事生产，同时经营农产品加工业，如甜菜工业和酿酒工业。容克经营的农场遍布东普鲁士。全国大农场控制了德国总耕地面积的５４％。这种农场掌握在容克手里，仍旧保留着不少封建残余。在易北河以西地区，中小农户居多数。１８８２年德国共有三百万小农户，占农户总数的五分之三，但仅占有总耕地的二十分之一。小农户的地位很不稳定，七十和八十年代在农业危机的打击下，不少农户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形成垄断，这种垄断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在欧洲各国，德国的垄断组织建立得最早，发展得最快，而且组织得更为严密。容克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际和国内市场，实行保护关税和倾销政策，国家直接支持建立和发展垄断组织。德国垄断组织最普遍的形式是卡特尔。１８７５年有八个，１８９０年达一百三十七个，１９００年达三百个，１９１１年达五百五十至六百个。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１９０９年柏林九家银行集中了全德银行资本的８３％。银行控制着企业，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形成金融寡头，著名的如基尔道夫、克虏伯、施梯纳、蒂森、汉泽曼和西门子等。他们操纵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对德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施加重大影响。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实际是普鲁士的扩大。在帝国里，普鲁士的容克握有实权，专制横暴，资产阶级从属他们。但在德国垄断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容克与资产阶级互相渗透，紧密结合。有的容克投资工业和银行，成了企业家；有的资本家购买地产或获得爵位，成了容克地主。这就加强了容克贵族和垄断资本家的联合基础。同时，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神和侵略传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军人由于先后战胜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而气焰嚣张，崇拜暴力、颂扬战争的军国主义势力渗透到政治领域，并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掠夺和扩张欲望结合起来，使德国帝国主义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因此列宁指出，德国是一个“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①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德国。统一的实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工人队伍的团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围绕着德意志统一道路问题，工人队伍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派别，一个是爱森纳赫派，另一个是拉萨尔派。德意志实现统一以后，关于统一道路问题的争论已失去了现实意义，两派开始相互靠拢，并于 １８７５年哥达大会上实行联合，建立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①但是，哥达大会讨论党纲的时候，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爱森纳赫派，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向拉萨尔派作了重大让步，基本上接受了拉萨尔主义的观点。对此，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一书，逐条逐句地批判了党纲中的拉萨尔主义的错误，并且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特别精辟地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统一，使党的影响迅速扩大。１８７７ 年举行国会选举，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五十万票和十二个议席，成了德国有影响的大党之一。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俾斯麦政权的专横，争取民主与自由，争取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给予德国从上面完成的统一以“必要的补充和改进”。同时，它将斗争矛头直指俾斯麦的对内对外政策，提出了“不给政府一个兵、一文钱”的口号，反对俾斯麦政权提出的扩军计划和七年预算。工人阶级的斗争引起了容克资产阶级政府的无比恐惧。俾斯麦反动当局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于１８７８年１０月颁布了《反社会主义非常法》。这个反动法令原定有效期限为二年半，后来几度延长，直到１８９０年才宣布停止。“非常法”实施期间，整个德国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当时有一千三百种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刊被查禁，三百三十二个工会和工人文化团体被取缔，工人阶级活动家被驱逐的有九百人，被判刑的有一千五百人，总计刑期长达一千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面对俾斯麦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迫害，党内出现了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右的倾向以赫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斯坦等人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为代表。他们被反动派嚣张气焰吓破了胆，在１８７９年抛出一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专文，公开声明拥护非常法，反对党进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与此同时，党内又出现莫斯特等人为代表的“左”倾盲动思想，主张立即起义，采取恐怖行动。１８７９年９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德国党的领导人发出《通告信》，严厉批判了这种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并帮助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对抗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开头表现张惶失措的党的领导人，不久就放弃了被动的策略，顶住了逆流。党的力量得到了保存和发展，工会组织的会员也有增加。１８８９年，全国各地罢工事件达一千起，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达三十万以上。特别是这年５月，鲁尔十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给予“非常法”以沉重打击。德国党经受了反非常法斗争的锻炼，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威望，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公开活动以后，在１８９７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二百多万张选票、五十七个议席。但是，这些胜利却使党的某些领导人产生了对议会斗争的幻想，机会主义滋长起来。俾斯麦去职　１８８８年，威廉二世即皇帝位。他不愿受首相的控制，而要亲自掌握实权。更重要的是，他和俾斯麦之间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在内政方面，俾斯麦拼命坚持用高压政策对付工人运动；但是威廉二世鉴于压迫愈重，工人运动愈加强大，认为继续推行这种政策是危险的，他主张用小恩小惠来麻痹工人阶级的反抗意志，其中包括颁布两项敕令，一是答应修改劳工立法，对工人的劳动时间加以限制，二是答应召开一次国际劳工保护问题的会议。在外交方面，俾斯麦一贯主张实行所谓“大陆政策”，即以欧洲为主要的扩张对象，争夺欧洲霸权；威廉二世则主张实行所谓“世界政策”，即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德国扩张的范围，争夺世界霸权。俾斯麦的政策代表德国统一初期的容克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野心勃勃的威廉二世更多地倾向重工业界垄断资本家的意见。俾斯麦由于在国内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遭到失败，在国外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落在其他欧洲强国的后面，失去了容克资产阶级的欢心。威廉二世最后决定抛弃俾斯麦。１８９０年，德国议会拒绝延长“非常法”的有效期限。在新的议会的选举中，俾斯麦控制的政党集团又遭到严重的失败。１８９０年３月，俾斯麦走投无路，只好辞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　九十年代，威廉二世鉴于非常法的破产，对工人阶级作出了某些让步的姿态，１８９０年２月，政府颁布“二月法令”，答应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规定工作日时间，发给工人补助金，限制童工和女工，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缓和工人的不满情绪，争取工人阶级拥护政府而孤立社会民主党。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理会这些让步，继续坚持罢工斗争，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权益。１８９４年，政府丢开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制定了“防止图谋推翻现行制度”的法律，以迫害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随后，德皇又背弃诺言，废除了保护工人的法律，垄断资本家任意延长工时，对工人实行专横统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以及粮食和其它食品价格暴涨，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灾难。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德国帝国主义疯狂掠夺殖民地，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亚非地区。１８９７年，德国首先强占中国的胶州湾，并攫取建筑胶济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１８９９年，德国又利用美西战争和英布战争的时机，占领了太平洋上的马里亚纳群岛、加洛林群岛，以及萨摩亚群岛。１９００年，德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派兵最多，并担任联军统帅。但是德国对于当时殖民地的占有状况感到不满。它感到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已经超过英法两国，可是拥有殖民地的数量却远远落后于它们，而世界已被瓜分完毕了。因此德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要求占有“阳光下的地盘”。德国帝国主义同英、法、俄等帝国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它们的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英德矛盾逐步上升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主要矛盾。德国加紧“向东方推进”。１８９９年开始修建著名的巴格达铁路，起自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经小亚细亚、巴格达直抵伊朗波斯湾，再同柏林—伊斯坦布尔铁路联成一气。这个以“三Ｂ　计划”著称（因柏林—拜占廷—巴格达三城以英文字母Ｂ开头而得名）的筑路计划，严重威胁英国在中东的殖民利益。为了压倒英国，称霸世界，德国又拼命发展海军。威廉二世宣称：“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发誓要把“三叉戟”——即海上霸权夺到德国手里。１８９８年，德国议会通过庞大的海军法案，以后又几度补充海军扩军预算，追加造舰数字，到大战之前，拥有军舰共达三百一十九艘，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第二个海军强国。１９０５年，在总参谋长施里芬的主持下，德国拟订了在东西两线对俄对法作战的“施里芬计划”。为了加速扩军，军事开支年年增加，１９１４年达二十亿马克以上，占国家预算的一半。第三节　法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　１８７０ 年的普法战争为法兰西第二帝国敲响了丧钟。１８７０年９月２日，法军在色当战败。９月４日，巴黎爆发革命，人民群众起来一举推翻第二帝国，宣布成立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法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非常激烈，其中主要是保皇派和共和派的斗争。当时，法国的复辟势力又猖獗起来。在 １８７１ 年 ２月选出的国民议会中，保皇党分子占了三分之二的议席。他们分成三派：正统派二百席，他们是波旁王朝的拥护者，支持尚博伯爵为王；奥尔良派二百席，他们拥护路易菲力浦的继承人巴黎伯爵登上法国王位；另一派是波拿巴派，他们占有三十个议席。保皇派同床异梦，但是都极力图谋推翻共和，恢复帝制。他们与天主教教士（即所谓“教权派”）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在农村广泛进行复辟宣传，加以法国自从普法战争惨败以后，国力衰竭，国际地位下降，共和政体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随时被推翻的危险。１８７１年８月３１日，扼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取得了共和国总统的称号。梯也尔自称是个“老保皇派”，是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但他慑于法国人民拥护共和，反对专制，不敢遽然宣布复辟君主政体，而准备建立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或“保守的共和国”。他大量任用保皇党人，推行保守主义的政策。但是，极端的保皇分子仍然对梯也尔感到不满。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４日，国民议会的保皇党集团迫使梯也尔辞职，改选色当决战惨败的元帅麦克马洪继任总统。麦克马洪上任后积极活动，图谋改制。但保皇党内部矛盾重重，究竟哪一派当国王，复辟后采用什么国旗等均未能达成协议。同时，保皇党分子对复辟是否能够成功也缺乏信心。人心倾向共和，军队不支持复辟，以致他们未敢轻举妄动。共和制虽然岌岌可危，却终能度过危机。这一时期，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势力逐渐增强。１８７５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国１８７５年宪法。这部宪法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国家制度的形式，只在规定总统选举程序的条文中提到“共和国”一词。在讨论过程中，这一条仅以一票多数获得通过。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七年，由两院联席会议选举，连选得连任。总统拥有统率军队、签订军事条约、任免高级文武官员、实施大赦的权力。此外，总统经众议院同意，还有权任命内阁；经参议院同意，有权解散众议院。总之，法国总统的权力比英国国王的权力要大。议会采取两院制，由参众两院组成。众议院六百人，四年改选一次，由普选产生；参议院三百人，由地方自治机关选出选举人团，再由选举人团选出参议员。参议员中一部分是终身委员。参议院权力很大，有复议和批准众议院法律之权，并有权会同总统解散众议院。宪法的颁布，虽然使共和政体得以确立，但并未使共和派和保皇派的斗争马上停止下来。保皇派分子麦克马洪仍盘踞着总统职位；众议院中共和派虽占多数，而在参议院里，保皇分子仍占多数。因此共和政体尚未巩固。１８７７年夏，麦克马洪解散众议院，企图发动政变。但是１８７７年的选举给共和派带来了新胜利。麦克马洪的处境日益不利，于１８７９年１月被迫辞职，两院共同推选温和派共和党人茹尔格雷维任总统，这时，法国才真正有一个共和派的政府。共和制的巩固，对于法国历史的发展，包括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条件。恩格斯指出：“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①高利贷帝国主义　十九世纪晚期，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有一定增长。１８７１至１８９１年间，法国的生铁，钢和煤的产量，分别从八十六万吨、八万吨和一千三百二十五万九千吨，增长为一百八十九万七千吨、七十四万吨和二千六百另二万五千吨。但是，法国工业发展速度是缓慢的，不但比不上美国，而且也不如德国和英国。法国重工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轻工业，在轻工业中，纺织业和奢侈品制造业十分迅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法国工业生产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到了九十年代，便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过，下降到世界第四位。法国工业发展缓慢，首先由于普法战争的失败对其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次战争消耗了法国一百亿法郎的军费；战后，法国又向德国付出五十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使法国减少了工业资金。其次，煤铁储量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州又被德国割占，使法国资源更形贫乏。法国城市中保留了大量小企业，农村中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十九世纪末，法国一至十人的小企业还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９４％，由于小企业规模不大，资金不足，无力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革新，使法国经济发展速度大为减慢。同一时间，法国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６０％以上，其中，只有一公顷以下的小块土地的小农户约占４０％。小农户抵抗不住危机的打击，处境日益困难。农民的贫困和购买力低下，使国内市场缩小，这也造成经济发展的缓慢。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法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二十世纪初，法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时期，法国的资本输出大大超过投在国内的资本，主要以贷款形式输往俄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土耳其，拉丁美洲各国和非洲各个殖民地。１８８０ 年输出资本达一百五十亿法郎。１８９０年达二百亿法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六百亿法郎。其中投在俄国的约为一百二十亿到一百三十亿法郎。法国资本输出大都具有非生产性的高利贷性质，据统计，法国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３年，高利贷利息收入每年就有十七亿零五百万法郎至十八亿零五百万法郎之多。这种高利贷资本输出，使法国国内工商业萎缩，并使法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阶层人数达二百万，充分反映了法国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因此法国以“高利贷帝国主义”著称。工人政党的建立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法国工人运动遭受沉重打击，但七十年代后期又复苏过来，工会组织和工人文化团体纷纷成立，罢工也有了开展。工人阶级的活动家茹尔盖德（１８４５—１９２２）和保尔拉法格（１８４２—１９１１）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展开建党活动。１８７９年９月在马赛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拥护社会主义，开展政治斗争的决议，并决定建立法国“工人党”。１８８０年１１月，在勒阿弗尔举行了“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选出了以盖德，拉法格为首的党的领导机构。党的建立标志着法国工人运动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成为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开端。但是工人党的成员参差不齐，涌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党内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派别的斗争。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布鲁斯和马隆为首的“可能派”，主张工人阶级的活动应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之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幻想和平过渡。盖德派与可能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８８２年圣亚田代表大会上，两派终于分裂。以盖德、拉法格为首的少数派毅然退出大会，在卢昂召开工人党代表大会，可能派则在圣亚田另组“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恩格斯指出，“这个所谓的圣亚田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①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法国工人党领导了一系列罢工和示威游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１８８６年的德卡斯维尔矿区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顶住了反动军警的镇压，坚持斗争达六个月之久。工人运动的高涨使盖德派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一定的胜利。１８９３年，工人党有十二人当选众议员，盖德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些进展却使工人党某些领导人冲昏了头脑，认为议会选举可以夺取政权，暴力革命没有必要。盖德等人为了争取选举胜利，不惜以让步和妥协同“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之流组成议会党团。同时，为了争取农民的选票，盖德等人在１８９４年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投合小农私有观念的土地纲领，宣称“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小块土地”。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发表了《法德农民问题》一书，对这个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土地纲领，给予了严正的批评。九十年代以后，在国际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日趋严重。这时，法国出现了一个以亚历山大米勒兰为首领的“独立社会主义同盟”，公开宣称自己是改良主义者，鼓吹通过国家进行改革，反对暴力革命。１８９９年，米勒兰应邀参加了资产阶级温和派共和党人的内阁。这一事件引起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公开分裂。１９０１年，批判入阁事件的盖德派和布朗基派联合建立法国社会党，为入阁事件辩护的饶勒斯派和“可能派”也于１９０２年联合组成法兰西社会党。１９０５年，两党又联合起来，组成了“统一社会党”。饶勒斯掌握了党的领导权。统一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很有进展。１９１４年选举，它获得一百四十万张选票，取得了议会的一百零三个席位。动荡的政治局面　１８７９ 年共和党人执政以后，他们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温和派，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甘必大和茹尔费里为首。甘必大以前在小资产阶级中颇孚众望，八十年代初，他越来越右倾。他领导的“共和派联盟”大许改革的诺言，但多是徒托空言。另一派是激进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后来也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以若尔克雷蒙梭为首。１８８１年，激进派初次独立参加选举，获得四十六个议席。后来激进派的阵地越来越巩固，他们组成的社会激进党，到二十世纪初成了法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