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亲密的家常话是在政治和军事大动荡时期说的。在北京的东北面，共产党正在压倒国民党的部队。当日本投降时，蒋介石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坐着美国飞机被空运到东北三省去接收大城市，而华北的共产党人则前往乡村。蒋在南京保持着个人的控制，从远处指挥他的军队，并不和地方指挥官们商量，也不听他们的忠告。他保存军队和装备的办法是把它们集中在东北大城市中自以为坚固的据点里。 辈产党人控制着周围的农村并在人民中寻求支持，包围了这些据点并在5月至11月一次一个地予以拔除。长春于1948年10月20日易手，沈阳是11月1日。到12月1日在南京以北的江苏徐州的一次关键性战役中，共产党军队俘获了好几个国民党军及其装备。战争快结束了。 思成和徽因对于政治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们在艺术的环境中长大，思想上崇尚理性，一门心思扑在个人事业上，决心在建筑史和诗歌领域中有所建树，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政治或进行政治投机。他们在战争期间遭受的艰难困苦也没能在他们身上激起许多朋友感受过的召开种政治愤怒。他们是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进入共产主义世界的。 因此发自徽因的下列政治议论是完全非同寻常的。“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有意操纵足够使人深思和沉默好一阵子的了。你们国家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离开我们还非常遥远，而我们的经济生活，对于那些有幸免于忍饥挨饿的人们来说，意味着头一天还有数万元家财，而第二天就又变得一文不名。当生活整个来说都乱了套的时候，我的卧床生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末了，连通信也必须结束了。徽因最后一封信是在1948年11且8日和12月8日之间写的，就是共产党军队来到的那个月。她是在收到第一本费正清的书《美国与中国》（第一版）之后不久写的信。它实际上是一篇书坪，既有赞扬也有批评，就像一篇好的书评该有的那样。 “现在我感到即使没有邮递困难或其它可能的阻隔也可能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写信给远在美国的你们大家了，因此感觉有些张口结百。就是这封信……我只希望它能在圣诞节之前或圣诞节时寄到。 “万分感谢你寄来的这些书，尤其是最后那本费正清的杰作，多好的一本书啊！我们大家当然很欣赏、钦佩、惊奇并对此进行了讨论，它给大家的印象都是极其深刻的。有时候我们在内部用亲爱和教训的口吻说，在某处费正清必定是深深懂得我们的‘特别天朝”病症，而在另一处则是体会到‘对事物的那种感觉”，不管怎样，这一回对于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这本书绝不是‘洋鬼子”的货色，一点点都不是。（张）奚若怜爱他说他喜欢费正清的书，还（用中文）说，‘确实没有一句话是外人的误解，他懂得真多”，如此等等。老金说这是对我们大家的非常‘合理而科学的”总结，还说‘有些事费正清了解得非常透彻，他确实是和别的外国人不一样”。而我必须承认，思成和我惊异地发现它一点没有外国人的善意误解或好心的期望或失望。我特别欣赏的是费正清以西方术语描绘西方事物，以中国术语描绘中国事物，可又是用的同一处西方语言，美国人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国的和中国人用别人的语言研究本国的都能懂得。我们对此喜欢极了。 “此外，我们常常以最大的钦羡之情而没有任何羞愧心彼此指出有些中国的事情我们是平生第一次（！）从费正清那里知道的。‘有意思的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是这么晚，也不知道中国和西方关系中的许多事件。” “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费正清一定非常喜欢写的事都喜欢得不得了。梁氏夫妇自从费慰梅重新描绘吴梁祠堂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惊喜。 “我的唯一遗憾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在书的综述中没有触及中国艺术，尽避我看不大出艺术和国际关系问题有什么联系！然而，艺术是我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部分，所以要一般地谈到我们，总有一个‘也在那里”混在我们潜在意识的症状里，当我说‘艺术”的时候当然也指‘诗歌”，以此我也许还指我们的语言引起的或通过语言获致的特殊敏感性和美学——情感体验，这语言是指特殊的书写字、字体、词结构、文学、以及文字传统和遗产。我们的语言实际上是四分之三修辞和声韵，只有四分之一才是清楚准确的话语－…我的意思或许是，这一丰富的、包罗万象的‘语言－诗歌－艺术结合体”也造就了我们并让我们如此思考、感受和幻想…… “简而言之，我认为艺术对于我们的精神结构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至少不亚于食谱之对于我们的生理结构。我们吃饭和豆腐这一事实，肯定不能不使我们和那些吃大块牛排和就着奶油蛋糕喝几大杯牛奶的人有所区别。同样地，那坐着研墨并耐心地画好一张风景画的人和那住在巴黎拉丁区熟悉巴尔扎克风格和后期印象派绘画以及最近的马梯瑟和毕加索作品的年轻造反者几乎是另一个人种。（和那远下墨西哥去看墨西哥壁画的年轻人也是一样。） “以上就是为提供争论的我个人的一点书评——是为了同费正清闹着玩的争论。寄这封信我可得花老鼻子了！ “至于政治观点，这次我完全同意费正清的看法。这说明从我们上次在重庆争论以来我已向他的观点靠近了——或者不如说，过去两年来我注视着眼前的日常问题使我有所改变，而且我感到费正清也比较公平了。能这样，我真是非常、非常高兴。顺便说，我由于对许多事情都很无知，对于费正清就中国生活、制度或历史的许多方面提供有教益的和材料丰富的总体看法非常感激。我们对自己很熟悉，常常就不想去得出一个清楚的图像或描绘它，所以费正清的书对我们全体都是非常好的阅读材料，我们还将让年轻一代好好通读它。 “我们现在可能要有很长时间彼此见不着……明年或下个月我们的情况可能会很不相同了，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有多么不相同。但只要年轻一代有有意思的事情可做，过得好和有工作，这才是要紧的。 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在徽因最后的一封信寄出后几天解放了清华园，一个月后，1949年1月，北京交给了共产党人。来往信件已不可能；我们两个世界不接触了。----------------------------27．挫折---------------------------- 对于梁氏夫妇在共产党政权下生活的全面叙述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些零碎、片断和未经鉴定的消息传到西方。下面就是这样收集来的一些情况。 在北京易手之前，人民解放军就已渗入了清华园地区。一位军官给思成一份地图并请梁教授标出当必须使用大炮的时候要加以保护的珍贵建筑和文物。思成非常感动，记起了他在重庆曾交给周恩来几份他认为在战时应予保护的类似清单。 城市易手以后，新政府对它进行了大扫除。在1949～1950年间那些污染北京大街小巷的成堆的废弃物以及成吨的垃圾和腐臭的残渣都被用车拉走了。若干里的下水道得到清理，淤塞着污泥、废弃物和疯长的杂草的湖泊疏浚出来，湖水得到了净化。 政府其他的两个行动使得这个时期成为它和普通人民的蜜月时期。整个战争年代使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的时代结束了，民族的自豪感代替了公民们的屈辱。 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曾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首都的建议。 1．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 2．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 3．严格保护紫禁城。 4．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 5．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党中央只接受了他的第三点建议，即保留紫禁城（注1.）。 必于工业，彭真市长在他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南望时说，“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我们必须假定这个消息使思成非常丧气。他有一切理由爱北京的老城。这不仅是他的家，而且在他整个事业进程中他和徽因研究了它的美丽。 保留紫禁城是不够的。城墙围起的伟大城市一定不能毁坏。 他转而提出他的第五条建议，即在城西沿着南北轴向建设政府的行政中心。这样就既能进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坏城市原有的中轴线。在留学英国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的帮助下，思成把他的计划写成了建议书。他把它印出来并自费发行。他还发表了题为《北京——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众的支持。 然而，1950至1960年期间大批涌人中国的苏联专家坚持政府必须以天安门为中心。而且，天安门前面的广场必须扩建以备公众集会和游行。他们设想的是他们自己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的翻版。尽避不赞成或至少是不回答思成的建议，党中央在其规划中还是寻求他的帮助。梁氏夫妇都被任命为设计国旗国徽小组的成员。他们提出国徽要有中国特色（不要镰刀斧头），最后金色和红色的天安门正面图案成为国徽，直到现在还在用着。 新政府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象征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以追念最终导致共产党胜利的历次革命运动的先烈。1951年就开始筹划，到1958年它才最后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座塔？一个亭子？思成说它应当像一座中国到处都能找到的石头纪念碑的建议说动了设计小组。由于在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中碑体不能太小，他设想了一个和城门相配的高度。徽因参加了基座的设计并引进了她在云岗石窟研究过的卵与尖形图式。根据中国传统在附近栽种了常绿的松树以表示对死去的英雄的永久怀念，但后来它们被移走了。 当局决定拆掉大城墙和城门楼使得梁氏夫妇非常震惊。拆的理由是，这些城墙是封建帝国防御工事，现在已经无用，它妨碍交通并限制城市的发展，它又是可以用于建造房屋或铺设马路的砖头的来源。 1950年5月思成针对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城墙和门楼应该保留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和娱乐。他指出，城墙顶部“十米或更宽的”空间可以变成有花圃和园艺基地的永久性公园。有双层屋顶的门楼和角楼可以建成博物馆、展览厅、小卖部和茶馆。城墙底部的护城河和二者之间的空地可以建成美丽的“绿色地带”供“广大劳动人民”划船、钓鱼和滑冰之用。他又加了一段举出苏联有关例证的有力论据，苏联在1950年时是中国正在努力模仿的“老大哥”。 “苏联斯摩棱斯克有周长为七公里的城墙，人称‘俄国的项链”，二次大战时毁于战火，全苏联人民献出爱心来修复了它。 北京的城墙不能仅仅叫做‘中国的项链”，而应梭是‘世界的项链”。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珍宝，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现在怎么能够毁坏它呢？” 然而当局不为所动，它拒绝了思成提出的最简单可行的建议，即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的两边打开一个车辆的进出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在以后的20年中，城墙整个被毁。所有的漂亮的塔楼都被拆毁，只留下了东南角楼和南面的前门和北面的城门楼，二者的碉楼都已拆毁。护城河不见了，城市的扩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 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指导和控制建筑设计的方针：“经济、实用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思成被责成设计出一种符合这个方针的全国性建筑式样（注2.）。在多年的战争破坏和新政府成立以后，对新建筑的需求很大。但是有实际经验的建筑师少得很，而思成本人尽避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史学家，还不属于这个范围。 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尽避他是过去两千年间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方面的公认专家，但这个时期的建筑规格是围绕着庭院建成的不超过一两层的建筑物，而在需要扩展时也只是在地面水平上加些别的建筑。仅有的较大规模的建筑都是皇家的宫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庙。 现在是20世纪，政府各部的机构需要办公室，它的许多大学需要学生宿舍，旅馆、礼堂、研究所、博物馆和工厂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区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筑物向高层发展。怎么办？ 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尤其是在上海和南京，20年代一些外国建筑师曾应一些西方和中国企业的要求设计和监造了几座四到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房子。这些建筑物顶上通常都有凹型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源于中国。 对于这种不协调的房子，思成曾批评为“穿西装戴瓜皮帽”。然而，要创造一个巨大的现代半高层建筑的全国规范风格，使用钢筋混凝土仍是必不可少的。他早就惊异于现代建筑的钢筋骨架和中国传统的木结构的柱梁支撑的相似性，二者的设计目的都是支持屋顶的重量和取消承重墙，以便容许开窗户的充分自由。 他对全国性规范风格的建议并不是很清晰的，但是1955年对他的批评是他搞“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而忽视了“经济和实用”。琉璃瓦的大屋顶浪费了国家资金，画梁也是一样。 迸代的风格被死搬到现代建筑中令人啼笑皆非。号召对思成进行批判：“反形式主义、反复古主义和反浪费”。他成了所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同事和学生的批判对象，大家都被要求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谁也不敢公开为他辩护。 到了1955年，思成多年来不懈地为党工作和在他看来是同失误的斗争把他带到了衰竭的边缘。年初他就住院了。在医院里他被发现染上了肺结核，有好多个月他都必须卧床休息。 思成住院不久，徽因也到了同一个医院，住进了邻近的病房。1945年埃娄塞尔博士曾对我说，她的情况非常严重，也许只有5年好活。她又活了10年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然而到1955年她生命的过早结束已经临近。4月月日她去世了，终年51岁。 对已经病魔缠身并在指令下受到羞辱的思成来说，在27年的共同生活以后他亲爱的妻子的死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没有她，他怎么活下去呢？ 同一年，他从医院搬到颐和园去进行三个月的疗养。1952～1953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批判了对他影响很深的他父亲的保守的改良主义。他承认他一度有过一种封建观念，“暗下决心要让我著名的父亲为我骄傲。”以后几年他学习了马列主义，并在1959年1月最终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由于他的国际声望，把他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送出去参加国际会议是有利的。早在1953年他就和一个科学院的代表团一起被派往苏联去过。1956年他参加了在波兰和东德举行的国际建筑会议。1958年他去布拉格，又到了莫斯科。第二年他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1963年他在一次延长的出国旅行中到了古巴、墨西哥和巴西，在那里他高兴地和建筑学家奥斯卡·尼迈亚再次会面。他最后一次出国是1965年到巴黎出席一次国际建筑会议。 除了不时受到这些出国日程和许多中国国内的委员会、学会和专业会议的打断，更不用说他有时生病，思成继续作为建筑系主任在清华教书。一直到1953年，他教中国建筑史课都是没有教科书的，但那一年清华用胶印按制了他和徽因在李庄研究出的手写稿。这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它被认为不适于正式印刷发行，只能在内部传阅，也没有思成或研究所的署名。1955年，清华从思成在重庆拍的缩微胶卷中重印了研究所的建筑图片的一个小册子。它们也没有署名，只限学生内部使用。有些图片传到了欧洲，那里的一些研究中国建筑的作者把它们发表了，也没有署思成或研究所的名字。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剽窃行为。 那一时期由于外出和各种公务缠身长时间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烦。在他的系办公室，没打开的信件和杂志积成了堆。他需要帮助。他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找了年轻的女子林洙，她后来和清华建筑系的一位教师的婚姻在1957年由于离婚而结束，留下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归她抚养。她的母亲住在城市的另一部分，担起了看孩子的责任，而她就继续在建筑系供职。当思成请她来帮忙处理他的文牍工作时她欣然接受，并安排为此隔一天来他家。她自己是这么叙述的： “大约一周后，我拆开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连忙过去向梁先生道喜。原来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荐地来向梁先生求婚，还附来了这位中年妇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们谈到了各自生活中的问题。后来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谈一会儿。从生活到工作，从文艺到建筑，什么都谈。我不是健谈的人，但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讲，和我交换着看法。可以与之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我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当时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个人生活，身体不好，也很孤单，这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并彼此珍重。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 “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方面的差异，许多人包括思成家里一些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了他的价值。我们的命运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不能分离了。” 注1.原文如此，其他资料所说与此不同——译者注。 注2.原文如此。其他资料所说与此不同。——译者注----------------------------28．林洙的故事---------------------------- 梁思成生命的最后两年（他于1972年去世）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度过的。1986年林洙在清华纪念梁思成活动时写下了第一手的记述。它的摘要就形成了这最后一章和上一章的最后两段。 1966年6月清华部分师生在京郊延庆县的四清工作队，接到命令撤回学校参加文化革命。（那时她和思成结婚已四年） 我在工作队时，思成来信谈到他近来血压较高，以及严重的头晕，使我忐忑不安，急切地想见到他。（他已六十五岁，身体虚弱）6月的天气已开始炎热。笼罩着工作队的沉闷气氛，又使我隐隐地感到一种难言的恐慌。返校的汽车驶入了清华园，无数的大字报和攒动的人头使这里呈现着一种异样的情景。下车后立刻有人告诉我，系里有关于梁先生的大字报，说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份子，是反动学术权威。这时，我突然觉得手里的行李变成了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到了我的心上。 我木然地走回家，推开房门，屋子和往常一样拉着窗帘，显得有些昏暗，思成正在写些什么，显得那样瘦小憔悴，见我进来，向我伸出双手，又放下了。用非常低哑的声音说：“我天天都在盼你，但是我又怕……。”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样痛苦的表情，这么颓唐的样子使我骇然。我轻轻地抚着他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暗暗祈望这只是一片短暂的乌云，一切都会槁清楚，一切都会过去。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片乌云会笼罩全中国整整十年，而他再也没有机会看一眼中国的晴空。 我回到自己的原单位“参加学习”，老同事们都很沉默。窗外不时敲锣打鼓地走过一队队的人押着戴高帽子的党委干部们游街。这使我感到惊恐，预感到思成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但又不得不努力掩饰我的恐惧，尽量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 “中央”派来了工作组，人们暂时安定了下来。有人贴出了“梁思或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的大字报。于是他详细地“交代”自己的入党经过，与彭真的关系等等，其实那本来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一遍又一遍的“检查”都没有“通过”。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他在反右时期写的拥护党委领导的文章，是当时的市委为了把“右派打扮成左派再拉进党内”而授意他写的。 “那末，那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呢？”我问。 “在整风开始后很多人对党提出了意见，我自己也提了不少，但是这些意见中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要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他们忘记了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的吃穿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领导大学呢？即使在解放前，校委会也是被操纵在少数特权人物手中，就像清华过去所谓的‘三巨头”嘛！所以我写了《整风一个月的体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写完后又拿不定主意，只好把它锁在抽屉里。星期日刘仁同志来看我，问我最近有什么看法，我把这篇东西拿给他看，他看完后很高兴，立刻放进口袋中，说了声‘明日见报”就走了。第二天果然一字不改登了出来。”接着他又说：“不管怎样，我认为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强大起来，我愿意跟着它走，所以我写了入党申请。那时连党的基本组织原则都不懂，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我在入党后的一切行动包括我写的那些文章可能有错误，但全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阴谋活动。”他很坦然同时却一丝不苟地写着工作组要他“交代”的每一个“问题”。他对每一件事的陈述都是诚实而详尽的，没有丝毫保留。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很无知，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然而我却惊奇地发现他在政治上是多么地天真与单纯，他对党是那样地忠诚和依赖，连我都不能想象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竟能保持这么纯洁的赤子之心，丝毫也不怀疑别人会对他有什么恶意。 这一年的7月底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使我惶惶不安，学生们对此则是兴奋万分，反复地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听他们唱着，我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气从脑后传遍全身。 堡作组撤走后，由群众自己选出了文革领导小组。人们每天都在写批判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大字报。我和思成则每天都在讨论着蒋南翔（前清华校长）为什么是修正主义者？什么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这些似乎早已为“革命群众”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却仍然感到糊涂，而且也不敢提出问题。 被揪斗的人一天天地增多。 我不敢想，但我预感到他们决不会放过他的。我最伯的事终于发生了。那一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打了一个大×，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抬起头，一瞬间正与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无法形容我所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我想现在即使以恢复我的青春为补偿，让我再看一次他当时的眼光，我也会坚决他说“不”！ 那一天回到家里，我们彼此几乎不敢交谈，为的是怕碰到对方的痛处。从此他一出家门就必须戴上这块黑牌子。看着他蹒跚而行的身影，接连好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在反复着一句话：“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8月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一个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一群“红卫兵”。为首的人，命令我打开所有的箱柜，然后指定我们站在一个地方不许动。他们任意地乱翻了一阵，没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这些文物到现在仍不知去向），并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12把果酱刀，12把餐刀，12把水果刀），声色俱厉地问思成收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肯定是要暴动”！我刚要开口，就挨了一记耳光。正在这个紧张关头，突然从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房里吼叫着冲出两个“红卫兵”，他们拿着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这下我可真的噤若寒蝉了。在一阵“梁思成老实交代”的吼声之后，他们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解释，抱着一大堆东西扬长而去。他们走后老太太呜呜地哭了，我才知道这是她儿子林恒1940年在航空军校 毕业时礼服上的佩剑。我记得林徽因先生曾多么哀伤地谈起她的年轻的小弟弟及与他同时的一批飞行员怎样在对日作战中相继牺牲的悲壮故事。第二天全清华都传开了“梁思成藏着蒋介石赠他的剑”。从此以后不管什么人，只要佩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闯入我们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樱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在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 为了避免再出乱子，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遍，主要是他写的文稿，有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还有解放初期就北京市新建筑及规划方面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和彭真市长的信。解放前思成和林先生与费正清夫妇来往的信件当时也都在，其中记录着他们之间长期的友谊以及费氏夫妇抗日战争时期对他们学术事业的支持。我们反复考虑后，还是决定把这些信烧了。其他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的稿子，是思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弃，但又没有办法保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交给家中的保姆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衣箱下面。”她点点头说：“我明白。”尔后的几天每天晚上都有“红卫兵”来搜查，要我们交出“封、资、修的文稿”，我一口咬定，已被前一天来的“红卫兵”抄走了，因为我说不出“红卫兵”的姓名，往往最后被打一顿（那些日子为了怕“革命群众”更加歧视我，晚上挨了打，白天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上班）。今天《梁思成文集》和《营造法式注释》能够问世，不能不感谢这位善良的老保姆。 “红卫兵”三天两头照例要来对思成和我“训话”。一天他们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限，是跟党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作出选择。”他们又明确地“命令”我同思成离婚！这不能不使我思绪万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二十年来的一切，也使我不能不想起他长期以来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我的老师和领路人林徽因先生。离婚？不！我宁可同他一道被“红卫兵”打死，也决不会丢下他而去。 “那时由于他的健康恶化，他自己出去看大字报，已经支持不住了，每天就由我把有关的大字报抄回来给他看，还有各种“革命组织”印发的众多的“揭发材料”和“首长讲话”，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我们不断努力去接受这些大字报上的“革命”观点，拼命想跟上“群众”的步伐。一天我看到一篇非常触目的大字报，标题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老手梁思成”。那里面“揭露”了四大问题：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二是曾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三是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四是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 原来如此！ 我问他与法国人亲吻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天建筑学会宴请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法国的团长站起来致完谢词，走过来在我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作为主人，我致了答词，走过去也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这是一般的礼节。”“那你为什么不按中国习惯握握手呢？”我问。“什么是中国习惯？”他说，“难道握手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吗？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在国内要尊重各民族的礼仪，当然也要尊重外国朋友的民族习惯。如果我按满族习惯就得拂下马踩袖，一手拄地一腿屈膝地请安；如果按汉族习惯就要拱手作揖或下跪叩首。难道要我向她献哈达？这样就有民族尊严？”即使是在那样严峻的气氛中，他的这段答辩也使我不由得笑了。 所谓反对毛主席“关于城市建设的指示”问题，我想起了侯仁之教授在这次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他曾一读再读梁、林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文中的一段：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 的古建。……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搂，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 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正是侯先生引的后面一段话，曾被作为梁思成复古主义思想的典型一批再批。一次同思成讨论这段话到底有什么问题时，我说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时一点不懂建筑，但被这段诗一般的词句所感动。他笑着说：“可见你和这个‘反动权威”的情、趣、味多么合拍！”他又说：“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我认为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我们不能否认历史，更不能切断历史。人们总是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去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就是历史。如果否认或切断历史，人类就不可能前进，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他说：“我对北京市的城市规划正是从这个历史观的角度提出来的。对北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杰作，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它是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我并不是认为北京城就不能动了，我们就不能建设了。但是首先应当有一个严密完整、有远见的总体现划，才能行动。像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长安街上金代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做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还不迟嘛，这就是要慎重。” 他又说：“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说过，‘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想既然我们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失败的和成功的经验呢？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他们的经验，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领导，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统一的计划。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复杂的交通问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居住问题；贫民窟问题；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资借鉴的好典型。 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优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那时候没有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对‘处处都是烟囱”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在思想上我觉得整个世界在飞跃前进，我实在跟不上。奈何！奈何！”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关于建筑艺术问题。大屋顶是不是复古主义？一天我问他，在当前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趋势下，建筑三要素中艺术的比重是否会越来越校他说：“对建筑的解释我仍坚持在《拙匠随笔（一）》中谈的观点。记得在《随笔》发表后的一天见到周总理，他说：‘听说你最近写了几篇好文章。”我那时的确想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建筑理论问题。大文章一时写不出来，我想从一个一个小问题着手写，积累下来以后再归纳提高。”他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说：“建筑是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与美学的结合。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三门科学的内涵将更深入各自的领域，而不会相互削弱。 饼去提‘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种提法在近代建筑中就显得片面了，但是不能因为科技的发展去否定建筑艺术。建筑是有体有形的东西，有形就有美与丑的问题。1955年的批判，只使我从思想上承认大屋顶造价昂贵，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节约精神，但我不能承认当时采用‘大屋顶”来表现民族风格的尝试就是复古。我从来反对没有创造性的生搬硬套，在新建筑上加个大屋顶。我们不能搞20年代出现的‘穿西装，戴瓜皮帽”的不三不四的建筑。我承认自己在感情上觉得‘大屋顶”还是很美的。但是，解放后所盖的大屋顶，却没有一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美”的标准，对之越来越灰心，因而对大屋顶是否适于现代化建筑的造型产生了疑问，怎样在新建筑中表现我们民族的风格这一问题，经过1955年到1959年的实践，又提到了日程上来。在建筑创作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当时全国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是保持沉默，停止前进？还是不说真心话？这些我都办不到。所以在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我发了言，后来登在1959年第6期《建筑学报》上；1960年我又在《建筑学报》第7期上发表了有关建筑创作的几点意见。这些就是现在‘红卫兵”批判我的‘再次向党反扑，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说学术上的自由争论是‘反党”的同义词，提倡民族风格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同义词，那末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反党”的，是‘搞资本主义”的。我现在仍然认为1959年的上海座谈会是建筑创作中必然遇到的、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的正常讨论。同时，在广州会议后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使我感动极了。我想我所唯一能够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知识献给新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我很苦恼，我常想，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还会有这样的结论，难道真的要带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我后悔学了建筑这一行。如果学的是机械、无线电就好了。” 我同他之间像这样的谈话真是太多了。我当时有的理解，有的不完全理解。但是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是他对问题的冷静态度，对群众的批判总是努力去寻找其中积极的因素，从来没有动气。虽然这时我们已共同生活了几年，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形象此时在我心中更加鲜明地矗立了起来。但是，我常常在听完他这些议论后十分恐慌，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这些话只能对我讲，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讲。他有时温和地一笑：“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直到1978年我开始整理《梁思成文集》时，系统地读了他和林徽因的著作，他的这些论点才更清晰地回到我的脑子里来。我想起了林先生那由于结核病的低烧而引起的“微微红晕的面孔，想起了她为了那些不三不四的建筑曾经怎样地焦急与烦恼。他们的一生是勇于探索的一生。在那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前进，不考虑迎面扑来的风沙雨雪，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我想到人们往往只注意向成功的人庆贺，但是在科学的道路上，当我们向胜利者庆功之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先行的探路人。正是他们以自己的勇敢精神、辛勤劳动，甚至宝贵的生命为后者立下了“由此前进”或“此路不通”的路标。 那时，我的确非常苦恼，为什么我的思想感情总是和群众相距如此之远？为什么思成的话我总听着有道理，却不能像“革命群众”那样立场鲜明地给予批判？为什么？……难道我真的“反动”吗？我必须时时刻刻提防着，不是提防别人，正是提防我自己这些“反动”思想的出现。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思成的工资就没有了，存款也没收了。一家五口（思成、我、林先生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孩子）只能靠我那60元工资生活，对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思成并不介意。各种形式的“革命组织”都来揪斗他，往往一坐“飞机”就是三、四小时，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相信这是学生们开始“斗、批、改”，不再打内战，要真正摘“教育革命”了。只要教育革命能成功，真的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一句话，只要我们的祖国能更加强大，他心甘情愿被人们“踩在脚下，再踏上千万只脚”。他想，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快得到解答了。 然而，这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他的健康明显地恶化了。当时高干医疗制度已取消，校医院又以他的医疗关系不在清华而拒绝给他看玻不得已，我只好带他到北医三院去。我永远感谢给他看病的陈世吉大夫。当他看到病历上梁思成三个字时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蔑视他，而是低声地向他的助手说：“他是一个建筑学家，常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他仔细给他检查，并找了几位大夫来会诊。整整一上午，我看他们反复地听着量着，看着各项检查的结果，低声地议论着，我紧张到了极点。最后陈大夫把我找到一边轻轻他说：“他的病情很危险，最好是住院，看来清华的‘红卫兵”是不会同意的。这样吧，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后你不要再带他来了，这么大的活动量随时会出危险，必须卧床。家里有血压表吗？”当他知道我们有血压表、听筒和注射器时很高兴，要我每天给他量血压、数脉搏和做好记录，并详细地告诉我那些药的服用方法及注意事项。他特别叮咛我千万要防止感冒。从此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保姆，理发师，又多了一项职务——护士。这样我一直保持和北医三院几位大夫的联系，直到周总理直接过问了他的情况，把他送进北京医院。 1967年清华的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限三天内全家搬到北院一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中去（这是1966年以来第三次搬家）。1967年的2月，寒冬还没有过去，我去看了那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一进门就便我不寒而栗。阴暗潮湿的房间，因为一冬没有住人，墙上、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这对他的健康将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们又一次卖掉“多余”的家具。最苦恼的是大量的书怎么办呢？我把一部分贵重的建筑书刊整理出来，请求暂存在建筑系资料室。文革小组的那个人瞪起眼珠怒视着我说：“把资料室当成你们家仓库？不行！”“那么我把书卖掉，请你在这张申请上签字，以后别说是我销毁了批判材料。”他气极了，但只好一挥手说：“先放着罢。”武斗期间系馆成了据点，这些书被撕毁并丢失了大部分，所余无几，后来我把它送给了系图书室。其他的书，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废品收购站。为了准备答复“红卫兵”可能提出的质问，当晚我在笔记本中作了这样的记录：“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拉了一整天，共运45车次计售人民币35元。” 我把一间小厨房收拾出来给老太太住，但是我和思成及两个孩子（已是大男大女）怎样安排在这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是个难题。我拿着测绘的房间平面图及按同一比例尺制成的必不可少的几件家具的纸片，在图上摆来摆去，怎样也安排不下。这时他的建筑师才能得到了最后的一次发挥，他很快地用书架柜子组成了隔墙，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的“卧室”；还有一个供他写检查的书桌；然后是男孩、女孩的安排。小小24平方米奇迹 般地出现了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小辨划”。 我们搬进北院的当天，突然来了寒流，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虽然炉子一直燃着，但室温还是处于零度左右。正在这时，砰，哗啦！砰，哗啦！连续数声，窗上的玻璃一块块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们在大风中急忙用报纸糊上，但怎样也贴不住，浆糊一抹上就冻成冰了。室内温度急剧下降，－2℃，－3℃，－5℃，－7℃。我们奋战了两小时在风势略小时糊上了纸，我彻夜未眠，不停地加煤饼，并为他不停地更换热水袋，但他还是感冒了。这样的“游戏”后来隔几天就发生一次，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还在顽强地同疾病搏斗着，挣扎着。 他住院后的第一个任务还是“交代罪行”写“检查”，但他怎样也写不好，限定的日期一天天的过去，我焦急万分。一天工宣队命令我到医院去取他的检查。我到医院一看，他写些什么呀，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我气极了，他却胆怯他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脑子不听使唤。”我呜呜地痛哭了起来。一位护士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叫出去小声说：“别这样，他的脑子缺氧啊！”一语提醒了我，我安慰他，让他先睡下，然后把他那不连贯的“检查”，加上我自己从别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看来的内容胡乱加在一起制了一份“检查”带回去。当我把这份“检查”交给军代表时心砰砰直跳，他接过去翻了一下说：“这是你替他写的吗？”我吓了一跳，急忙否认：“不！不，是我抄的。”这份“检查”一贴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周围就出现了无数批判的大字报，斥责他是“假检查，真反扑”。 不久，他参加了医院的病友学习班。有机会接触群众使他非常高兴。有一天，他悄悄地问我，现在猪肉多少钱一斤？我一怔：“九毛啊，怎么了。”说在学习班不知讨论什么问题时他说了句猪肉卖六毛一斤，引起哄堂大笑。一位老大姐笑着说：“看这个老头被当权派蒙蔽得连猪肉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了。”在他被揪斗的期间只有梁从诫和我的两个妹妹有时来看我们，其他人都离得远远的（梁再冰当时在国外）。但是却常常有些普通的群众见面向我打听思成的情况，其中就有几个清华的老邮递员。清华的落实政策经验在全市传达后，一天一个青年木工找到我家，一定要见思成，向他请教《清式营造则例》中的问题，他急切他说：再不学就要失传了。又有一天，北京医院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捧着一个大西瓜来看他，原来是抗日战争前给他拉包月车的老王。老头哈哈笑着说：“早就听说您回北京了，就是没工夫打听您住哪儿。现在听了文件知道您在这儿，我就来看您了。”他还特意跑到清河去为我要了些瓜萎子种在院子里，说是结了瓜用它熬水喝能治肺气肿。思成住院后病情曾有好转。出院时大夫还是那句老话，千万要防止感冒。 清华园仍旧笼罩着恐怖和紧张的气氛。 堡宣队明知我家里有重病人要照顾，但三个单元的学习时间一分钟也不许请假，晚上没有事也得在学习班傻坐到12点甚至1点才许回去。我每天怀着忐忑的心情迈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炉子灭了没有。由于远离医院，我又一次充当了护士和联络员，每次去医院都要为请假费一番口舌。他终于又感冒住院了。 当清华传达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几条经验时，工宣队认为是对我们家庭的大恩大德，要我谈谈体会。我说：“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政策意义太深刻了，我得好好想想。”谈什么呢？我脑子里只留下一句话：对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养起来，留做反面教员。对知识分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不久他又恢复了党籍，又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这回他彻底糊涂了。他仍旧孤独，等待着他所最关心、爱护的学生能来和他探讨教育革命的问题。他的等待落空了，他仍是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哪里知道这“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清华知识分子已大半被赶到江西鲤鱼洲去劳动改造了。在他的心目中，学生是占首位的。他曾告诉我，不管是谁来请求帮助解决调动工作等都不许我允诺。他唯一的儿子长期在昆明工作，夫妇两地分居，他没有为此向领导提过一个字；他的外甥女在美国学建筑，当时清华正缺教师，但他没有聘她；……然而，每当他知道他的学生学用不一，或未能发挥他们的专长时，他就毫不犹豫地为之奔走。但是，现在他孤寂地生活着，儿子也被赶到了远离北京的干校。我永远感谢陈占祥、吴良镛、罗哲文和杜尔圻这四位同志，他们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给他带来了温暖和喜悦。 他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我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1972年的元旦他听完了《人民日报》社论后对我说：“台湾回归祖国那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摸着他的手说：“不会的，你答应过永远不离开我。”如果有人问我，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只能说他最需要的是对什么是“教育革命”的答案。然而他没有找到，他黯然了。失去林徽因的悲哀没有压倒他，大屋顶的批判没有压倒他。而今，他真正地悲哀了。在他最后也是最痛苦的日子里，他是多么盼望能和他的朋友们、学生们一起讨论教育革命哪，一起讨论“怎样在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难道这位曾经无私地、无保留地把全部知识都献给人们的学者、老师真的已被大家遗忘了吗？不！我不相信。对这一切历史将会做出回答。 我想起六十年代初他登桂林叠彩山时做的一首游戏诗：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是的，我亲眼看到他在这最后十年中是怎样“拼命向前“的。天真而诚实的思成当时哪里知道，他所依赖的“导师”，在这最后的岁月中，所给他指引的，竟是一条历史倒退之路。沿着它，无论他怎样拼命，也是不可能前进的。他的悲剧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今天，在他含恨而逝的十四年以后，在人们纪念他八十五岁诞辰之际，我执笔凝思，看着窗外美丽的月光，清华园这样宁静，它在新生中。但是，他却看不到这一切了。 我的亲人：你在“拼命向前”中甚至没有时间停下脚步看一看美丽的清华园。然而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盼望能同你一道在校园中漫步；在荒岛的小亭中坐一坐；再看一眼我们周围的景色；看一眼历史是怎样真正地在“向前”的，哪怕仅仅只一分钟！ 梁思成于1972年1月9日逝世，终年七十岁。 十四年后，在本来该是他八十五岁生日之际，清华大学举行了对他一生事迹的纪念会。一大批同事、学生、家属和朋友，以及一些官员参加了会。面对差不多七百名参加者，约有四十人致词颂扬他的人格和成就。 这些颂词都刊载在清华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题为《梁思成八十五周年诞辰纪念文集》的白皮书中。----------------------------作者后话---------------------------- 下面我要讲一个非常曲折的故事。虽然思成夫妇都早已去世，但是他们的著作还在人间，我也以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方式与它联系起来。 1957年3月，在冷战的“竹幕”把我们与思成夫妇隔开8年之后，我在剑桥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那里收到思成从北京捎来的信。信很短，但很具体。他让我将他1947年留给我的建筑图稿和照片寄给一位“刘·C小姐”，再通过英中之间的邮递转交给他。刘小姐的地址是英国纽卡瑟的一条街。 我知道思成是多么珍惜这些图稿和照片，他曾梦想着在他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把它们展示给西方的读者。但我怎么能肯定他的信是真的呢？他真的希望我把这些无可替代的材料交给一位仅有一个名字的陌生人？而这个人的地址离中国同离我一样的遥远。 那个时候，美国同中国还没有通邮或其他联系的方式。我不可能去查思成来信的可靠性，也不可能将包裹直接寄给他本人。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那些宝贵的书稿小心翼翼地包好，在1957年3月上旬寄给了那位刘小姐。在此之前，我还给她写了一封信，叮嘱她这些书稿之宝贵以及它们对思成之重要。我在焦急之中等待了六个星期，终于，她来信告诉我，包裹“平安无损”地收到了。她又说，她保证会尽快将它转交梁思成教授，她同时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此事。她还写道，她之所以迟迟才给我复信，是因为“学院的事情很繁忙”。什么学院？我自己向着自己，她是学生还是教师？然而，从她那里我再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消息。 时隔21年之后，1978年，我在欧洲的一位朋友访问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向一位教授提到了我与梁思成教授之间长期的友谊。那位教授却毫不客气地质问他：“那为什么费女士在梁先生通知她后还不退还他的图稿和照片？” 当我在剑桥看到这位朋友从北京给我的来信之后，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图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莱卡缩微胶片毁于战火之后的仅存之物。我知道，它们是思成生命的结晶。在他生命的最后14年里，不能参考这些他的研究所需的基础图片，他会怎样看待我呀！ 在一个存放旧书信的盒子里，我找出了1957年3月7日给刘·C的那封信的打字底稿和她同年4月20日的迟到复信，我把两封信的复印件寄给了清华，并写了一封信作为解释。但是，尽避我可以为我的名誉去辩护，却无法使自己的内心得到解脱。 这位刘·C是谁？即使我不能找到那失踪的包裹，我也至少应该能找到她。我想，她该是一位中年的妇女，但是在哪儿呢？她会不会，她能不能解开这个悲剧般的失踪之谜呢？ 我问思成的儿子从诫，在北京他家和他父亲的同事中能否找到那位刘·C。从诫的回答令人黯然神伤：“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在英国的这位学生。我父亲一定是误把她当成了一个负责的人。如果包裹不是丢失在邮寄的过程中，那么错误就只有是他自己看错了人。无论怎样，已经过去了21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啊，如果包裹是在邮寄过程中丢失的，那么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觉之前就不知去向，那这不明智的选择只能怪思成本人了。我曾在一时间接受了这个苦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珍贵的包裹却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虽然失踪并被忘却，但一定会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一个牵 币着失去的珍宝的梦在紊绕着我们。我必须再多做一次努力。 既然无法从北京方面找到刘·C，我只好转向了伦敦。我给我和正清的好友，一位退休了的大使安托尼·兰博特爵士写了一封信，将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求他帮我的忙。终于，奇迹出现了。他将我的信交给了大不列颠建筑史学会的廷·洛克先生，他记得最多在两年之前，学会的一位秘书女士就住在纽卡瑟，而且曾经担任过那里建筑学校的学生注册主管人。他给她去了一个电话，碰巧她还记得一位学生，20年前的一位高年级学生。她回电话说，她查到刘后来成为一名注册建筑师，大概在新加坡开业。洛克马上给英国建筑师注册处打电话查找刘的登记号，有了这个登记号，他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用极简短的语言向我描述了这个奇迹：“三个电话，15分钟，一位学生注册主管人的记忆。” 安托尼爵士在1979年11月13日来信告诉我刘在新加坡的地址，毫无疑问，我马上就给她写了信。我将我们之间1957年的通信复印件也附在信中以唤回她的记忆。我告诉她梁思成根本就没有收到我们的包裹，还告诉她梁的一两位同事甚至怀疑我根本就没想将那些材料还给他。在第二页里我写下了那困扰我很长时间的一连串问题： “假如你将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邮路？你挂号了吗？你告诉梁教授你已经从我这儿收到它没有？你是否知道梁教授没有收到它？” 接着，最后一个大问题：“它现在在哪？丢失了？毁坏了？还是落满灰尘放在一个书架上？如果存在一线希望我可以找到它，务必要让我知道。” 她的回信姗姗来迟，对我的问题未置一词，“二十年实在太长了，很难记清所有的事情。收到你的信后，我便开始四下翻找，最后发现一个小包裹里有图稿和照片。如果我没忘的话，是在写了几封信而没有收到梁教授的回信后，这个包裹就留了下来。” 好一个“留了”，20年！我和思成把它托付给她，可她竟然没有对我和思成交待一个字。它怎么会环绕世界却又半途而止，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回到它的主人手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也再没有向我解释她是如何想的。 在包裹被重新发现后的六个月里，她一直拒不将它寄给我，也不寄去北京。她说，她把（十年后）将它亲自交给梁的家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尽避我越发感到气愤，但我还是尽量保持礼貌，客气地与她联系。就这样拖到了1980年3月，她又写信告诉我她将把原来送包裹给思成家人的计划从春天推迟到秋天。真是太过份了。我给她去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无论你用什么理由推卸自己在1957年的责任，你现在都再不能拿着那个包裹了。”我要求她马上把包裹用挂号寄给梁夫人（林洙），并告诉她我要把这信的复印件寄给梁夫人和思成的接班人吴良镛教授，他们的地址她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了。她向他们写信请求理解，但他们支持我的态度。终于；两个月以后，1980年7月17日，思成宝贵的材料通过特快专递转回到林洙的手上。它比应到的时间晚了23年。 那年的十月，我专程到中国，和林洙一起，一边编写清单目录，一边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那些图稿和照片。图稿的纸得自于战争年代的中国西部，经过39年的岁月已经变旧发黄，但是那黑色的墨线和文字说明还像初绘时那样清晰，这些图连同那些莱卡照片还依然完整无损。就为这一点，我们最后还是勉强向刘女士表达了谢意。与此同时，思成的建筑史手稿也在清华被找出，这部散失的著作，终于复归完璧。 四年之后，思成的书《图像中国建筑史》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美国出版。在吴良镛教授的要求下，我重新担当了主编的责任。虽然耽误了几十年，思成对中国建筑精辟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领先地位。这本书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公众的欢迎以及书评的赞扬，为此，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1984年获得了美国出版联合会专业和学术书籍的金奖。 清华大学建筑系和我一样为找到那些宝贵的图稿和出版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而高兴。为了表达他们的谢忱，他们特邀请我到山西游览，并由林洙担当我的导游，陪同我探访思成曾经到过的地方。在山西南部，我再次走过1934年和正清与思成夫妇一同考察的一些地方。50年过去了，坐车在太原以北的地方游览，我们已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重要的建筑物。我和林洙最高兴的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思成的伟大发现：遥远的五台山里壮美的佛光寺大殿。 在沿途的一些地方，我们受到思成过去的学生们的盛情款待。他们正在自己所在的地区继续着他的事业。我很欣喜地看到，尽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曾受到无情的打击，但他的影响依然存在，并未消亡。 在我们的中国建筑旅行之后，我邀请林洙来到美国，她与正清和我在剑桥住了两个月在这边，她和我从新英格兰旅行直到南方弗吉尼亚的查洛特斯维尔。沿途参观了众多吸引人的美国建筑。自然，我们专程去了费城，去拜谒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成和徽因学习建筑的地方。我从她的来信里看出，她对新汉普舍尔遍布树林的山岗，青色的山峦和农舍非常喜爱。 林洙在思成最痛苦的晚年给予他的爱和关怀多少给他的悲剧留下了几个令人宽慰的片段。转载在我这本书中的她的回忆录，是一个不朽奉献的动人表述。思成有徽因和林洙先后做为他的伴侣是多么的幸运，而对我来说，她们二人又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记忆。 在中国与美国断绝交往的25年里，思成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的女儿再冰在伦敦进修了几年英语，又在国外工作。我们很少见面。他的儿子从诫长成为一位颇有才华的学者。在他父亲和林洙遭受痛苦的时候，他真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他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他，在北京见到他已经成人，我们的爱更加难以言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他父亲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深深地感动了他，并促使他为中国的读者翻译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版本。为了他亲爱的父亲，他中断了自己的工作，由于他并非建筑专业出身，他是在中国建筑史家们的指导下才完成翻译的。中英文对照本1992年在北京由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面世几个月就销售一空。1992年中国出版协会也对它授了奖。现在这部书在清华大学还有一些保存，是赠送给应校长之邀来访的贵宾的礼物。 从诫到剑桥我们的家来做过几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暂来访是在1991年，即正清去世之前两年。我和从诫一起为失去思成、徽因和正清这几位我们最亲爱的人而感到悲伤，同时，我们也分享着对他们的成就的无比自豪。我祝愿我们两家的友谊永远长存，直至他和我们的子子孙孙。 费慰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