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2.杨廷宝致作者的信，1979年12月6日。 注3.T型老破车，一种早已停止生产了的旧式福特汽车。一译者注 注4.原文如此，其他资料说他是1921年毕业的。——译者注----------------------------10．北京的梁家---------------------------- 1932年8月徽因和思成的儿子的出生是一件大喜的事情。尽避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西比，但是对于生育一个男孩来继承祖先的香火和保障生活的喜庆还是不能免俗。他们决定新生的孩子要跟着双亲都崇拜的宋代建筑天才起名字。他们在选择婚礼的日期时已经表示了对李诫的爱募。现在，四年过后，他们再一次纪念他，把他们的儿子取名从诫，意思是“跟随（李）诫”。 当时，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妈妈。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她的妈妈、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仆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承办伙食的人和器物，总之，她是被要求担任法律上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户外的差事都交给仆人去做。家里的女主人通常只是在走亲戚、参加葬礼或特殊的庆典时才外出。 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阳和思成共同设计的也是这种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她在书桌或画板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地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这正是我们相识的时间，而我在林微因生活中的地位就从这狭窄的条件中产生。她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同情者来倾听她的诉说。她发现有机会使用她的英语技能来说出她日常生活中的奇想很有意思。在我这方面，我那时刚刚跨过中国生活的门槛，她的生动的故事迷住了我，引导我登堂入室。 我进入这家的生活，被母亲和仆人们报以怀疑的眼光。虽然我是受邀请来的，但我是一个外人。我的外国面容和衣着表明了我的差异，在马路上碰见倒很安全，可在家里就有点预示不祥。尽避有这些疑虑，不久我的出入还是被承认了。 随着我们友谊的加深，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一个仆人把天井入口处红漆的双扇大门的门闩打开，我就穿过小花园去找到徽因。在起居室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两杯热茶，我们就赶快开始叙述我们各自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我们有时分析和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我们就转向我们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把关于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告诉对方。 天才的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说话来思念他。我时常想，她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的题材广泛、充满激情的谈话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声，那在她作为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时就为她打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学家金岳霖，实际上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 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种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除了其他人以外，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是一个讲原则的人，直率而感人。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陈岱孙是一个高个子的、自尊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都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突破。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领导着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领导着影响很大的社会研究所。这些人都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老金自己一样，是一些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们也会出席并参加到热烈的谈话中去。 我们也受到了邀请，在我们刚到北京的那些天，有时作为徽因的客人参加。我们受到老金的欢迎，其他人在相互讲故事时当然是用中文谈话、耳语和哄笑，也容忍了我们。当次年费正清成为清华的教员，而我们的中文也学得好一些时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 星期六下午在老金家的聚会时常移到一家中国饭馆继续进行，有一天晚上特别值得回忆，那一次徽因在餐桌上给朋友们讲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在梁家起居室的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特别是那忠心耿耿的女佣人陈妈经常要出出进进，把一些麻烦事告诉徽因，要她作决定，每一件麻烦事，不论是发生在家里还是在隔壁人家，都要以这种方式提交徽因去想办法。 徽因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进来报告说，在梁家高围墙的西边紧邻，房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徽因向房东说说。就像平时一样，徽因马上放下一切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三间房，每月只付五十个铜板合十美分的房租。房东说，现在房客的祖先二百年前乾隆年间就租用这房子，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个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根据中国的法律，房东是不能提高房租的。徽因对这事生动而详细的叙述最后以徽因给房东一笔修理房顶的捐款而结束。我们都又笑又鼓掌。“你向我们证明了北京的过去仍旧赫然存在，徽因真有你的！” 徽因的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挤满了人，而来的人们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外，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们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常会遇见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是作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来的，常常由于有她在场的魅力而再来。 著名的小说家沈从文是在湘西的荒原上长大的。他在那里当过兵，跑过许多地方。现在他住在北京，基于他早年的生活写成许多小说。他曾经一度在清华教书。1934年，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那里发表的。他和徽因差不多属于同一年纪。她很喜欢他的作品的艺术性和它们所描述的那种奇异的生活——这距离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遥远。他们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一个亲爱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 一个例子是，沈从文所爱的年轻妻子回娘家到南方去了，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北京。有一天早晨他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他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就拿出他刚刚收到的妻子的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给妻子写了一封坦诚地表露出他对一位北京的年轻女作家的爱幕和关心的长信，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就引起了他妻子读信时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是这么做了，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她呢？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嘛。 对徽因来说，像这样小的感情纠葛是生活之必需。“如果我写一篇小说，描写同样的情节和同样的论据，人家一定会认为我虚构了情节，不忠实于生活！但现在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它就是这样。而且在许多人当中，就有他，那个沉默寡言的、善解人意的、又有感情又有生气的人，他本身是个小说家，是这方面的天才！他陷入这个困境，就跟任何一个年轻和无经验的小孩子遇到这种事时的感受一样。他身上的诗人气质背叛了他，并且在生活及其冲突面前感到如此困惑和不知所借，使我想起了雪莱并回忆起志摩如何同世俗的悲伤奋斗。我不由得感到天真的欢乐。他那天早晨是何等的迷人和讨人欢喜！而我，坐在那儿跟他谈话、斥责他、劝说他，同他讨论生活及其不平、人的天性及其魅力和悲惨、理想和现实，又是显得多么苍老和疲乏－… “过去我很少想到过，像他那样的人，生活和成长在这么不同的环境里，会有这样我完全能够理解的感受，并且会遭遇到我所知道的其他场合会遭遇到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和深刻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普罗文学根本没这么回事。好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不管人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从现在起我将对我的作品有了新的信心，正像老金一直在希望并企图让我相信它们的价值一佯。好哇！”----------------------------11．进一步的搜寻---------------------------- 对思成来说明显的是，上两次的野外考察发现两座非常重要的辽代寺庙完全是碰上了好运气。“因为没有中国建筑史上重要建筑物的名录，我们对方建筑的探寻就‘好象盲人骑瞎马”。”他特意为营造学社将来的工作编制了一套详尽的程序，以保证在华北仍然存在的其他古建筑瑰宝不至于被忽略。 思成描述了从现在起必须遵循的方法。营造学社每年派出由研究人员带领的野外小分队进行二至三个月的考察旅行，来对乡村地区进行详细检查，寻找古代遗迹。每一次出外考察前都要在图书馆里进行仔细的准备。阅读当地的方志一类有关历史、地理和佛教的书籍，然后产生一份有希望的建筑物的目录。一份旅行日程由此拟制出来。目录上的每一件建筑物都必须找到、验明，而如果它仍然存在，就加以丈量和拍照。大多数考察组都由思成自己带领，虽然他在小组里总是体力上最不强健的一个。 在派出小组之前，先把计划和目的通知省政府，让他们先告诉当地的官员。在到达的时候，他们一般先拜访政府官员，要求在小学校里拨给一间房子。 “我的经验是，”思成说，“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刻的石碑。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碑帖……，金石碑拓的东西能打动他们，木匠的手工活则不能。” 在野外考察中，小分队必须对木结构的建筑物给以特别的注意。他们实际上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这些建筑一直是在不断的瓦解之中。那一阵阵的新潮流在一座保守的城镇里少数人中间激起的一些怪念头，往往以把一座“老式的”房子“现代化”为由，无意中毁坏一处杰作。那脆弱的窗棂和精细的门上的镶嵌物总是第一批遭难的。他们很少遇到一宗真正的瑰宝经历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依然保持完好。即使是一个香头也能把一整座寺院化为灰烬。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受到文字材料上关于可能找到大有希望的古代遗址的鼓舞，怀着满腔希望跑了几百英里，却只发现一堆废墟，或许还有几片屋瓦或几根柱础作为此行的回报。 “我们的考察旅行本身就是充满意想不到的起伏的冒险活动。那身体上的难受是不在话下的，我们时常感受到的是少有的难忘的诱人之处和欢乐。一般说来，我们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长了的野餐一样，当我们遇到滑稽但又是灾难性的祸事的时候，不是让人极其难堪就是特别开心。 “不像那些昂贵的考古探险、大兽狩猎、热带或极地科学考察，”思成写道，“我们考察的设备是很简陋的。除了测量和照相的仪器之外，我们的装备大部分都是些自制的小器件，是我们的组员在积累了经验之后自己设计和改进的。那像电工一样的背包，当我们危险地蹲在建筑物随便哪一部分上面工作时都能背着，是我们最喜爱的物品之一。从一团线到一根可伸缩的像钓鱼杆一样的棍捧，它都可以装进去。每天每夜我们必须在这种非常悬殊的条件下露宿、做饭、吃饭和睡觉，而我们的交通工具又是如此的不确定，从最古老怪异的直到较为通常和现代化的，这样我们认为必需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常常又是很特别的。 “除了建筑以外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具有艺术或民族意义的东西，比如各地的工艺品、在边远地区古老的戏剧表演、奇怪的风俗、五彩缤纷的集市，等等。但我们必须节省胶卷。我在旅行中大多由我的妻子陪同，她自己也是个建筑师。但她同时又是作家和戏剧艺术爱好者，比我更经常地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并热烈地坚持不惜任何代价把有些东西照下来。在我们回来以后，我总是为我们拥有一些场面和建筑的照片而高兴，如若不然，它们就会被忽略了。（注1.）” 思成1933年和他忠实的绘图员莫宗江一起到距离北京几个小时火车路程的河北省正定的野外考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从老远就看见了“正定菩萨”，如他所形容的，是一个“有四十二只手的观音铜像，大约七十英尺高，站立在一座漂亮的大理石宝座上。”本来佛像是由一座三层的楼房所覆盖，但现在它已不存在，使那失去多出来的四十只手臂的观音站在露天中。 现场的一座碑刻说这大佛是根据宋朝开国皇帝的圣旨铸造的，以取代几年前被毁的一座著名的铜佛像。铸造分七段进行，开始于公元971年旧历七月二十日，但完成的日期没有记载。 思成指出，“观音像由虔诚而又愚蠢的寺院住持修饰一新，用鲜艳的油漆复盖，使它看上去就像个丑陋的大洋娃娃。我只好安慰自己说，反正油漆不会延续很久，也许不会超过一个世纪。” 观音大佛不过是那吸引梁思成到这里来的隆兴寺的庙宇建筑群的景点之一。在这建筑群的众多建筑中，最重要和最独特的要算公元1030年建造的摩尼殿了。对于喜欢宋朝的山水画的人来说，它把画家们喜欢描绘的隐藏在松林山坡后面的寺院这种熟悉的景象活龙活现地表达出来。不像许多较晚的寺院的长形建筑，它是十字形的，四边都是起脊的山墙。思成从图画上看到过这种建筑风格，但这是他见过的唯一实物。寺院群另一个景点是建于公元960～1126年的转轮藏殿，其中包括一座塔形的“转轮藏”，那是一架存放佛教经卷的转动书橱。为了给这一大而重的书架留下足够的空间，支撑它的重量，容许它的活动，建筑上需要引进许多巧妙的革新。思成钦羡和高兴地审视了它。（注2.） 1933年秋天，研究所派出好些工作人员到晋北的大同去，那是一座紧贴长城、邻近蒙古的边境城市。它有着两个重要的辽代寺庙群。日本学者曾报道过里面的佛像，但对建筑本身没有研究过。对华严寺和善化寺寺庙群的研究，刘敦桢费了不少心血。徽因自己决定到附近的云岗石窟去，在那里对刻在石头上的建筑细节进行临摹和拍照，以取得更早得多的北魏时期（公元450～500年）木结构建筑的证据。 思成参加了另外一个建筑群的考察，已决定同他的忠实助手莫先生一起拐到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小城去一趟。日本学者已报道过，那里一座11世纪的宝塔里藏着一些精细的佛像。原先这个地方人们部称作“应州塔”，但现在已改了建制，因此思成的目标就变成了“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了。在准备到这么一个边远的地方去之前，他决定先问一问宝塔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什么状态。打长途电话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在北京也找不到去过那里的人。于是他想何不找当地的邮局帮忙。他写了一封信给应县邮局局长，请他找一个当地最好的摄影师拍几张宝塔的照片，给他寄到北京。他答应给摄影师一些他想要的礼物作为回报。这个计划很好地完成了。照片寄回来了，显示出宝塔状况良好，而且基本上还是公元1056年建立时的老样子。而摄影师由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礼物——文具，也很欢喜。 营造学社考察大同寺院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于是思成和莫先生就能出去到应县，现在它对他来说已经是唾手可得了。他们两个人在大同登上了一辆南去的公共汽车，到了站才知道离目的地还有25英里。他们只好雇了一辆驴车，又忍受了六个小时的颠簸。思成写道，“当我们到达离城大约还有5英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蓦地看到在我前方山路差不多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上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是在附近的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当我们到达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时天已黑了，这是在盐碱地上一个贫穷的城镇，城圈里只有几百家土房子和几十棵树。但它自夸拥有中国至今仅存的木塔。（注3.）” 照思成的说法，巨大的塔身“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俯视着城市。但在它的最上一层的南面可以看见一盏灯，在周遭的黑暗中的一个亮点。后来我弄清了，这就是那近九百年来日日夜夜点燃的‘万年灯””。 他并没有指明这个说法的出处，但他一定是被这个名称所迷惑的。不管那火苗有多小，经历过这九百年的日日夜夜和各种气候而始终在塔里点燃着，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而且，当地的经济也不可能付得起灯油钱！ 当宝塔在公元1056年修建时，部分华北已被长城以外的“野蛮人”辽王朝所统治。思成指出塔的建筑在原则上相似于年代较早的“高楼”独乐寺（公元984年）：“由于每一上层都建有夹层楼面，所以它实际上是九个叠加层面。” 他应当清楚地记得塔顶的建筑。“它的顶端装上了铸铁的螺旋塔尖，用8根铁链固定在顶层的屋角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在野外考察期间，他审视并公布了许多中国的宝塔。他写道：“作为建筑物的遗存，为中国的风景添彩增辉的，没有比在中国话里最容易发音和容易记住的‘塔”更显著的东西了。从它第一次出现直到今天，中国的塔基本上仍然是‘一座多层的高楼顶上覆盖着一堆金属圆盘”。它是两个要素的完美结合：聪明的‘多层高楼”和印度的湿塔婆——‘一堆金属圆盘”。结合着这两个要素，中国的塔可以分成这样四个基本类型：单层的、多层的、多檐的和湿塔婆。不管塔的形式或大小，它总是佛教的文物埋藏所或僧侣的墓葬。” 应县的塔是一处无与伦比的国家宝藏。尽避在中国早年有许多木结构的塔造起来，但是用这种易损材料造起的塔能保存到现在，这是唯一的一座。最近几年来，清华大学梁思成指导下的专家，给它进行了内行的重修和加固。 从此以后，思成只要通过报刊或其他来源获知了看来有希望的遗存，他做出一个惯例，写信给当地的邮局局长，让他帮忙摘到这个建筑物的照片。他总是附寄一小笔钱，以付还摄影师的时间和材料费用。用这种办法，他就顺着从北京向南的两条干线——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事先核查了一批较容易的目标。 图书馆工作和照片的搜寻是大有帮助的，但思成的最有价值的发现却要归功于一首童谣。就像我们的鹅妈妈歌谣一样，它的韵律很好听： 沧州狮子应州塔， 正定菩萨赵州桥。 对他来说，狮子是毫无意义的，但当他听到熟悉的名字“应州塔”和“正定菩萨”的时候，他竖起了耳朵。这种对华北的人类创作成就朴素的自夸，直钻进他的心里。不管是谁创作了这个歌谣，其热爱主代建筑瑰宝的心思和他是一样的。这驱使他亲自去找这座桥。 赵州城位于河北南部，在正定东南约30英里，它像应州一样改了建制，现在大家叫它赵县。1934年梁思成从北京坐火车到石家庄，再绕道到赵县。他写道，“我在那里得见这伟丽惊人的隋朝（公元590～618年）建筑原物”，“北方歌谣中所称扬的第三个瑰宝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他引用8世纪一位唐朝中书令（他在他的时代同样为这一发现而十分兴奋）的话说：“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砧斫，方版促郁，缄穹窿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叉插骈坒，磨砻致密，甃百像一，仍糊灰［上興下宝］，腰铁［衣补＋全］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其栏槛［草字头＋睾］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上如下手］踞，眭盱翕［左众右欠］，若飞若动。……” 思成自己把古文翻译成了英文，他说，“至于文中‘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正可表明这桥的造法和式样，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并不是普通匠人沿袭一个时代固有的规矩的作品。”接下去的引文强调即使早在唐代，这桥也被认为是非同一般的。 那主桥洞和小卑的拱门，都用罗马的办法把一组组并排的拱石拼起来建成，一共有28组拱石（注4.）。现在桥长从两端露出河床的地方算起共有115英尺。思成指出，桥的真正跨度如果从河床下面挖出来，那就会长得多。“因再下30－40厘米便即见水，所以除非大规模的发掘，实无法进达我们据学理推测的大座桥基的位置。”他又说，“发掘后，我因不得知道桥基造法而失望，也正如乡下人，因不能证实桥券为整圆而大失所望一样。” 梁思成对于发现这一独持的中国建筑物的喜悦（它比它最接近的欧洲等同物还要早一千年），使他在这个地方流连徘徊、再次丈量、进一步挖掘和从各个角度拍照。这桥经历了1300年依然存在而且仍在使用。 在赵县他又发现了一座12世纪的“小石桥”，是大石桥的仿制品。他当年在营造学社的《汇刊》上公布了对两座桥的考察结果。 当思成在找寻他那非凡的赵州桥的时候，我也在邻近的山东省进行野外考察，我也发现了一些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我特别喜欢山东武梁祠的汉代拓片。 鲍元第二世纪雕刻在石室上的图形的一套套纸拓片到了欧美学者手里，他们用西方语言将它们出版又使它们在世界上出了名。我到达北京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给自己买一套。从那时起我可以几小时地审视它们。那丰满的马匹和车辆很好看。传统的人物填充了优雅地创作的画面。每个人的官阶可以从他的服装上辨别出来。我无知到这种程度，既惊异于它那出奇的美，却又对它们描述的著名故事毫不了解。 我想亲自看一看武梁祠的石块。我的中文这时候已经可以应付旅行和日常会话了。一位美国妇女朋友表示愿意陪我旅行两个星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作在山东其他地方考察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武梁祠相当远，是在山东的西南端，我们换了一次火车，一次公共汽车，住了一晚，最后还有长长的步行才到达。 那武梁祠的石块，在墓地的大平原中间的一座小房子里乱堆着，大大小小没有一定次序。有些只是旁边有雕刻。有些则在前后或前边和旁边雕刻。还有独立的石柱。最使我惊奇的是那些有三角顶部的大石块。我原先期望看到的石刻展览却并不是艺术品的展览，而是建筑物构件的大杂烩！建筑！什么样的建筑物？地上的还是地下的？有多少？有可能重建它们吗？ 这个主意使我着迷，过了几年我回到剑桥后确实担起了这个任务。研究这方面的出版物非常有意思。我实地考察时真是傻得出奇。我想象中的重建包括以下四个步骤：（1）搜集尽可能完整和清楚的全套武梁祠石刻拓片；（2）以统一的大小把它们拍下来；（3）切掉多余的边；（4）在桌子上边把照片像七巧板那样移来移去，直到三角墙都相配，装饰的边都对上，把那三座前脸空着的佛龛的边墙和后墙尽可能地拼在一起。我在1941年出版了一篇三十六页的文章，对我的选择和决定进行了解释。（注5.） 由于那些拓片已经是世界著名而我关于重建实体的建议是第一次提出，使我在有限的学术领域中有了名气。这真让人兴奋。我对中国艺术的美学兴趣现在已相对武梁祠石块这祥的考古遗存的建筑设计的欣赏结合在一起。这里明显有梁氏夫妇的影响。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注1.摘自梁思成未发表的手稿《寻找华北的古建筑》，1940年写于昆明，现在作 者处。注2.在梁思成回到北京以后，他立即写出了关于他在正定发现的这些和其他古建 筑遗存的初步报告，并很快在《营造学社汇刊》1933年9月号刊出，两三年后 他带了另一个小组去那里对他在正定的发现做详细的调查研究，进行了仔细 的丈量和拍照，写出了详细的文字说明并已付印，但1937年日本侵占北京时 手稿和图片均告遗失。注3.引自《寻找华北古建筑》，第24－25页。注4.原文如此。据梁思成自己的说法，“安济桥大券小券的砌法，出我意外的， 乃是巴比伦式的并列砌券法。”这就是说，这桥的砌法是不同于罗马和后世的 砌法的。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第242页——译者汪。注5.见费慰梅《‘武梁祠”祭坛》、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刊第六卷第一期，1－ 36页，重印于《复古的冒险旅行》，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麻省剑桥版。----------------------------12．在山西的联合考察---------------------------- 尽避在华北进行了广泛的搜索，梁思成关于发现一座一直保存到20世纪的唐代木结构寺庙的梦想却始终未能实现。他现在明白了，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那也一定是在某个远离尘世的地方，只有在那种地方，它才能够逃开那种毁坏建筑物的人为的和天然的恶劣影响的威胁。 北京西边的多山的山西省，思成已在它的北部进行过一些考察，是他可能进行搜寻的一个目标。当他听说费正清和我正准备在山西中部度过1934年的夏天并希望他和徽因到那里去看我们时，他就能够在不必担心会离开他的基本目标的情况下接受我们的邀请。 他们在8月到来，我们已在靠近汾州（现汾阳）一条淙淙流过的小溪峪道河畔一座古老的石头磨坊中安顿下来。我们的好朋友亚瑟·哈默博士，把他们多年来家居的一座磨坊借给我们在那个夏天使用。他是一个很受尊敬的教会学者和历史学家，刚刚被国会图书馆任命为东方部主任。那座磨坊是简陋的单层房屋，围着一个悦人的方形天井。 饼去在山溪旁有许多座这样的小磨坊，但汾州使用现代机器的磨面工业的发展使他们大部分都歇了业，其中也包括我们那座。当地卖的一种面条，说明有些磨坊仍然在运行，这种面条是很好吃的，可差不多总是掺有磨盘上下来的砂子。 那从附近的山上一泻而下的溪流经过的山谷长满了杨树。那斑驳的树荫、汨汨的流水和磨坊的厚石墙在华北炎热的夏天也能保证住在里边的人享受到凉爽。外国传教士们发现了这个地方并在峡谷上端给他们自己造了一个小小的避暑地。在那里他们从华北各地来举行一次夏日度假聚会，然后再回到他们分散而且常常是孤独的住所去。 我们从北京带来了中文课本和作业，字典和其他书籍，一盒盒的“方块字”，一叠叠的图画纸、颜料以及根据特别安排带来的一位向导，他过去是北京政府的一位小辟吏，能够在我丈夫研究清代文献中充当助手。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城里人，在乡村里过得很不舒服。他嘲笑当地人，把他们的方言看成是“鸟叫”。他在白天里忠于他的职守，最大的希望只是能够熬到落日时得到一大杯汾州烈性酒。他是试用的（对我们来说），可又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傍晚喝酒以后就把审案子和其他旧时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对他的话很相信，这些话都是用中文讲的。梁氏夫妇的到来大大地活跃了他的生活，然而他们长途跋涉到这里来终究不是为了取悦于他。当我们四个人很快开始投入建筑方面的考察时，他高兴地回北京去了。 我们都特别喜欢当地的主要民居——那些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黄土地是中国北部许多地方的特有景观，它是由不知多少世纪中从戈壁沙漠刮过来的尘埃形成的。那同样的粒子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成为考古发掘中易于加工的介质，它的最大优点是，当被切割或铲去一块时，它会形成直上直下的断面，而不是滑下来成为斜坡。我们的峡谷壁就是陡峭的黄土悬崖上面挖成的圆筒拱顶的房间，甚至是几个这样的房间组成的房屋，还用砖砌了边。这些就组成了我们的村庄，农民们从这里面出来上到顶层去播种他们的庄稼。 这峡谷两边的悬崖都是由山上泻下来的激流切割出来的，顶上是平的，这使我想起新墨西哥州北部的方山。这里的地形很像通向洛斯·阿拉莫斯的入口，上面是耶美兹山，极目向峡谷下面望去，越过平原远处就是圣·克里斯托山脉。 峡谷的生活中有不少简单而又聪明的小噱头。小孩子们把拴着的家庭羊群从一块放牧地赶到另一块去。那奔腾的溪流对他们不是障碍。山羊和孩子在用两三根木头精巧地井排搭成并厚厚地盖上一层草泥的桥上跨越。至于大人，侍弄土地、割草、收获全是体力活。美国的家庭种植者应当向他们学一点中国的先进技术。当他们右手拿着小小的弯镰刀俯向一行行庄稼除草时，左手拿着一根一尺长的棍子支撑着全身重量，其结果是工作进展了，腰酸背痛减轻了。 徽因是《汇刊》关于这次野外考察的报告的起草者。就像每一个初到峡谷的人一样，她首先谈到的是在这个干旱地区令人惊奇的流水的存在。当然会有关于它的神话了，“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注1.）” 我们在北京和思成在一起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但在峪道河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我们四个人每天三顿饭都在一起吃，头一天我们就发现他爱吃有辣椒的菜。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饭桌上可是才华横溢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欢闹声喧。饭后他就专心致志地研究当地的建筑，找寻古建筑物，或者翻阅他带来的历史地理书籍来进行准备。他拟制了一个考察计划，准备从在我们北边大约90英里的省城太原沿汾水南下直到赵城，一共搜索8个县。 我们四个人很高兴地徒步或骑毛驴考察了附近的寺庙，远一些的地方我们就租传教土的汽车去。费正清和我很快就熟悉了丈量等较简单的工作，而思成则拍照和做记录，徽因从寺庙的石刻上抄录重要的碑文。 徽因在她文章的开头谈到一些附近的寺庙并指出了一个有趣的新发现。她说龙天庙有一条南北向的长轴，以门楼为其南端。这种格局各个寺庙都差不多。但我们在走过门楼里的圆拱后回头望去，就看见在拱顶之上有一个露天戏台向里朝向天井。徽因写道： “山西中部南部我们所见的庙宇多附属戏楼。在平面布置上设有向外 伸出的舞台。楼下部实心基坛，上部三面墙壁，一面开敞，向着正殿，即 为戏台。台正中有山柱一列，预备挂上帷幕可分前后台。楼左阙门，有石 级十余可上下。在龙天庙里，这座戏楼正堵截山门入口处成一大照壁。（注2.）” 中国歌剧的表演团体走遍了乡村给村民们演出。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使得那些歌剧到处流传并引人喜爱。寺庙中面向里边有围墙的天井的戏台为表演者和观众都提供了合适的空间。 思成认为我们在附近的考察是对我们有用的训练，但他又急于去追寻更大的目标。就在一年多一点点以前，汾水下游离我们大约70英里赵城附近的广胜寺发现了宋版藏经（一种现存的最早的出版物），使这个寺院在学术界大大出了名。如果出版物是宋代的，那么寺院本身也很可能是宋代的。这真是够激动人心的。 那距离看来就不足挂齿了。我们打算租一辆车，当天就赶到那里。我们在偏僻的峡谷里所不知道的是，工人们已经开始工作来缩短南去的路程。山西军阀阎锡山正在准备抗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军北上征服山西的军事入侵。为了打破这种威胁，阎锡山狡诈地从德国购买了整套的窄轨铁路系统，包括铁轨和火车，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从南边来的军队的唯一通道是汾水东岸的公路。阎锡山决定用他的本省军队在公路路基上铺铁轨，以此来对付蒋介石。这个计策谋划的是阻止标准轨距的车辆进入并同时阻断汽车通行。 那终于传过来的告警消息，未能稍稍减弱我们前往赵城的决心。我们确曾从传教士那里租来了一辆汽车，还有一个快乐的美国司机，我们把帆布床、被褥、罐头食品、建工用具和个人的行李都装了上去，但是滂沱的夏雨已把黄土路变成了烂泥塘。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才走了10英里，还没有到河边。于是我们只好卸了车，祝那位司机回程一路平安。附近有一座我们前几天在一次无忧无虑的建筑考察中照过相的寺庙，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部搬到那儿去，在天井的走廊里露天支起了帆布床，那寺院的围墙就替我们档开了外边好奇的观众。他们很快就发现对面大门上的矮墙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我们的有利地形，但那时我们已经累得没法去管它了。 第二天我们租了两辆驴车，雇渡船过了河，算是向介休前进了15英里。 傍晚时候我们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阎锡山的窄轨铁路。那真是一副可怕的景象。那生了锈的有轨电车大小的铁轨，就安在公路上边用泥随便铺成的铁路路堤上。由于公路路基本身就没有经过夯实或碾平，铁轨高高低低东倒西歪不成样子。一个工人也看不见。这个路段显然被认为是完成了的，我们要赶上正在进行的铁路建设，那就还得再往南去。这里的铁路紧挨着河边修筑，迫使我们那敞篷的土造驴车，四个轮子上也就是四块木板那么宽，只好从铁轨后边沟里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行。 我们在一所很好的旅店投宿，考察了这座城市。寺庙很令人失望，但街道和房屋却给我们从意大利中部城市移植过来的印象。狭窄的街道上排满了带有雉堞的高墙，而巨大的拱门则是十字路口。我们通过敞开的门道可以窥见一些两层的居住庭院，但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仔细研究它们。后来我们听说这些深宅大院曾是19世纪山西家庭钱庄的老窝，它们把汇票卖给那些想在中国的各地之间转移资金的官员们。这就避免了在重兵保卫下运送银锭的麻烦并使新的金融阶级得以兴起。 第二天我们终于在灵石遇上正在干活的铁路工人。现在我们的困难更大了，因为在我们的需要方面又遇上阎锡山部队的竞争。能够带我们再往南边去的有轮工具只有人力车了，它们窄到足可以通过当地的小道，而拉车的人又能应付临时发生的事故。一切都被征用去搞铁路建设了，但一个聪明的旅馆老板用出奇的低价给我们找来了3辆。我们把行李都装上就徒步上路了。我们需要一个过夜歇脚的地方，我们住饼的那座寺院已住满工人、士兵，而当地的旅馆又糟透了。我们只好再向前走，等再走了8英里到了常家庄时，天已黑下来，我们也累极了。我们已无法再走。村里住房的高墙头对我们来说现在已不具吸引力，而是充满敌意。 在绝望中我们把一座门楼当成了公用的避难所，把我们的行李搬上去占地方。谁知这里早有兵士们住着，他们很恼火，大吵大嚷起来。最后来了一名少校，他答应在一所私人住宅中给我们一间屋，来换取我们腾空他的房子。我们接受了。那一晚我们就睡在以前在外边羡慕过的高围墙的宅第中一间精致的楼上房间里。它的窗户朝北开向一座内花园，它的门朝南通向一座阳台，俯视着天井里的雕梁画栋。这很可能是阎锡山从一家富有的山西银行家族征用来给他的官员住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急于继续往南赶。但是少校又来了。他显然为思成那绅士般的行为和显赫的家世所打动，坚持要陪我们游览一下城镇。离别时双方的一些礼仪又使我们进一步延迟，我们直到半晌才得以脱身。给铁路建设者们运送给养的卡车把路上的土坑变成了无底的泥浆洞，而为铁路的弯道进行的爆炸又用石头和垃圾堵塞了我们的通路。一辆人力车损坏了一只轮子。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进展当然很慢了。拉车的人每两个小时就停下来休息和吃东西。到天黑的时候我们还在离霍州（霍县）7英里的地方。 人力车夫们知道，正如我们即将发现的，在黑暗中走这崎岖的道路，要拉4个小时才能到达。他们就不肯再往前走了。由于没有希望找到一个像样的地方投宿，我们就买通车夫们继续往前走，并且雇了一个小孩打着灯笼领路，我们自己则踩着泥泞走完全程。奇迹发生了：我们晚上11点走到城门的时候它居然还开着。在城里一个鸦片烟馆里我们找到一个能够把我们带到中国内地传教站的男人，到了那里我们大声敲门和报名。一个仁慈的中国基督教老女信徒给我们开了大门。她端来了许多碗面汤使我们一时精神大振，然后我们就躺在帆布床里累得动不了劲儿了。 接待我们的传教士是特里基夫妇，一对和蔼可亲的英国夫妇，带着六个小孩子过日子。友好的欢迎和环境的清洁整齐使我们十分欣慰。天继续下了一些雨，我们就在他们那里呆了两天，当然食宿是付钱的。我们在泥泞中跋涉了30英里之后，这当然是很好的休整了，那专注而又不屈不侥的思成，在雨中又考察了霍州城并发现了一些美丽和重要的寺庙，有些还是元代的，后来他指给我们看了。那些最有意思的当然都被士兵们占住着，要调查是不可能的。 特里基夫妇用他们的祝福欢送我们去赵城，并建议在那里到另一个传教士罗姆克小姐那里住一宿。雨已停了，原野在阳光中格外碧绿和美丽。我们的目标即将达到，情绪特别高涨。到那时我们都成了久经考验的步行者了——也包括思成，尽避他年轻时的一次意外事故已使他瘸了腿。 即使为了给这种差劲的铁路提供合适的路基，这段公路也必须大大加高。在附近的山头上负责挖土的工人士兵把黄土装进筐里。其他士兵则负责运土，用扁担一头一筐，穿过来倒在公路上。然后又循环往复。这两个相关的工序有几百人参加。这是一个难忘的景象，它使人想起就是这样的一行行的人没有机器的帮助，用肌肉的力量筑起万里长城和到处都有的城墙和村墙以及像大运河那样的其它工程伟绩。 那老是满怀希望的思成，又从当地报上读到赵城城里有一座唐代的庙宇。这天傍晚我们进了城门就直奔那儿。不对了。他的希望破灭了。那是一座晚得多的建筑，而且没多大意思。我们于是离开那里到中国内地传教站去找那孤独的女传教士——年老的罗姆克小姐。尽避我们是不速之客，她还是给了我们热烈的欢迎和饭前的热水澡。她被一些单纯的农家妇女包围着，她们是她从不公正待遇、死亡线上或饥饿中救出来的。从她们的脸上表达出来的对她的爱是很明显的，然而她即使是在讲述她们的故事时，也没有一点炫耀自己的意思。她那发亮的脸表达了对做出这一切奇迹的上帝的挚爱。 我们距我们最后的目的地——霍山山脉南端的上下广胜寺的所在地还有15英里。这就意味着要离开河道，把士兵们甩在后边。这真是那天早上的一个悦人的变化。天气继续晴好，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能看见远山顶上广胜寺的宝塔，它鼓舞着我们前进。直到我们差不多在山脚下撞上它的时候，我们才在落日的余晖中看见了下寺。它的光彩、漂亮的设计以及众多的斗拱说明它是建筑学上的瑰宝，就好像是对我们这一番辛苦的奖赏。 这时候我们真是累极了。僧侣们鼓舞了我们的情绪，他们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吃饭，并让我们在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支帆布床。梁氏夫妇选择了大殿里边，他们这样就能睡在大佛的庇荫下，一眼就能研究顶上的建筑物。我们则情愿睡在小钟楼护栏里的露天平台上，这样抬头就能望见灿烂的星空。 在早上灿烂的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风水方法已给这座美丽的古庙选了一个多么合适的地点。在北面后山，山坡挡住了凛冽的寒风。在山下，就在大门外，地下的泉水喷出来，汇成一涨清澈的水池。 水的神灵是龙，每发现一处这样的清泉，附近必有龙王。人们会想到近处一定有他的神龛。是的，和下寺并排，俯视着水池的是龙王庙。这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出色景观。它比通常的龙王庙大得多，有两层屋檐，建在一处高平台上，由下层的檐子下延续的游廊围绕着。里面，龙王（他多半像王，不怎么像龙）端坐在王位上，但我们的注意力却被周围墙上的壁画所吸引。它们不是表现通常的宗教内容，却画出一些世俗的主题。其中一幅画的是演戏的景象。它显示出着了装的演员，脸上以传统的办法着了色，也就是后来中国歌剧中常用的脸谱。它的注文中指明的日期相当于元代的1326年，也就是中国戏剧最后成形的时候。它的研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尽避1933年在广胜寺发现罕有的公元1149年的佛经使得梁氏夫妇希望庙宇本身也许建造于当时或相近的年代，他们根据自己的检验还是得出结论，两座寺院都是建于14世纪，或元未明初。一种独特的建筑特色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首先是在下寺。徽因是这样描述它的：“前殿五间，殿顶悬山造……前殿除当心间南面外，只有柱头铺作，而没有补间铺作。斗拱……与梁头相交，……在平面上，……用极大的内额，由内平柱直跨至山柱上，……可以说是一根极大的昂。（注3.）”思成对于设计了这种支撑屋顶的梁架结构的14世纪“建筑师”十分欣赏，说他在别处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机地使用木结构。 爬上通向上寺的陡坡，我们就到达了一处极好的风景点，从霍山山脉南端就能看见。往庙里去我们要经过两座大门洞。出了第二座门我们就来到了天井当中的高塔。这种古怪的放置法是唐代佛教建筑所特有的。后世的建筑一般在这种天井当中有两座塔，在寺庙的中轴线两边各有一座。当梁氏夫妇了解到广胜寺原建于唐代，后毁于1303年地震，1319年重建，因此可能模仿了某些原始建筑的设计时，他们并不会感到奇怪。他们对我们指出他们曾在下寺中欣赏过的同样的有创造性的桁梁结构。我们大家都十分欣赏那在各个大厅都占主导的美丽的佛教雕刻艺术。 那八角的宝塔有十三层高，全部由彩色琉璃瓦覆盖，在太阳光下烨烨发光。当我们察看那植根在底层的大佛时，那内部盘旋而上的阶梯的最初几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决定上去，而决想不到这将成为多么惊心动魄的一次冒险。阶梯很暗，砖级窄而浅，坡又很陡。唯一的亮光是来自每一层在厚厚的外墙上开的一个朝向太阳。大约有三英尺高和两英尺宽的一个小口子。我们排成单行摸索着向上爬。当我们走完第一段阶梯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没有歇脚的平台。当你的头撞上一块板子时你才知道已经走完了一段阶梯。你只好在那里转过身来并跨过悬空的缺口到另一段阶梯的头上。在这种危险的活动中，你要稳定自己的身体，就得挪开墙上这儿那儿的一块砖头，找一个扶手。这一切听起来真够吓人的，可是这个建筑是如此精确，当我们往上爬去时我们很快就学会怎样跨过缺口，从哪里能找到扶手。隔这么一会儿我们还能够用手和膝头爬出去从那墙上的小口子观赏这高处的奇景。我们没有弄清到底是谁在何时设计了大佛的内部，据记载，唯一和宝塔有关的日期是，明代的1515年塔身覆盖了琉璃瓦。 当我们下到下寺去和僧人们告别并取走我们的行李时，我们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大殿的四壁新近进行了粉刷。我们充分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使人难堪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说，1927年僧人们把大殿两边墙上的壁画卖给了一个文物商人来维修寺院建筑。看见我们不高兴了，他们又辩解说当时寺院的房子已经记坏得这么厉害，要是不修房子，壁画反正也得损失掉。这是不是一种要建筑学家们安心，说保存建筑物就是出卖壁画的正确动机的狡猾计谋？我们以前就知道，美国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多伦多的一家展出了一些来自山西庙宇的壁画，大家都知道是从日本文物贩子山中手里买来的。这些僧人拿艺术珍宝换取金钱仅仅是为了保存建筑物吗？ 回到峪道河的路程又用去了几天的时间，但比起往南去的那一次，就不那么艰苦了。我们有了时间和机会来讨论这一点和其它大家共有的经验。我们要记住的建筑瑰宝是那些寺庙，除此以外还有在常家庄那一晚住饼的有带雉堞的高墙的两层楼房，那是一件意外的礼物。我们都很珍惜在那豪华的住宅里面住上几个钟头并考察在山西当地可能是唯一的建筑的机会。 至于这次考察本身以及我们一路上同外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大家的反应就不同了。费正清和我很高兴和传教士们的交往，他们远离家乡，可是在那并不广泛受欢迎的人群中仍然显得孤芳自赏。对我们来说，这是了解传教士家中生活的短暂时光。思成却不这样看，他为在自己的国家里靠外国人获得清洁和整齐而感到丧气。他的民族自豪感多次受到不合他的准则的行为的伤害，诸如那可笑的铁路路基和阎锡山士兵们铺轨的情景，那怒气冲冲的人力车夫，宣称他们必须每三个小时中有一个小时停下来吃饭，那些把中国的艺术珍品——寺院壁画撕下来卖给外国的僧人，很可能是为了私人的利益。徽因就像她历来的那样，对于周围事物是极端敏感的。当她休息好了的时候，她对于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报以极端的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由于某种原因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可能是非常难对付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好受，可是她在这种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这对于从小就受到父母教育要“为了别人做一个好运动员”的我来说刺激可就大了。我开始怀疑。她面对现实而大声抗议；而我，作为一个“好运动员”却静静地、消极地等待它的过去，到底谁对？可能两个都对，可能两个都不对。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两种出自完全不同教养的人。 考察旅行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体力上的精疲力竭。特别是对于徽因本来就很坏的健康和思成的瘸腿。我和费正清很快就恢复了，但对他们两人的长期影响如何就很难说了。当我们在汾州分手的时候，他们还要在回家的路上考察太原附近另一所漂亮的寺院晋祠。 在一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回到北京并像从前那样又住到邻近粱家的住宅里去。这一个星期我们朝夕相处喜怒与共，孕育了长年的亲密友谊。 注1.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281页。——译者注 注2.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309页。——译者注 注3.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327页。——译者注----------------------------13．日本的入侵---------------------------- 在1934年年底之前，思成满意地从商务印书馆（注1.）收到他关于清代工部工程做法的两卷书，由徽因作序。一卷是清代的文献，由思成编辑和重新安排了次序（注2.）。另一卷则是他经过艰苦的考察和问讯工匠的口述对《做法》及其它文献的理解（注3.）。两年前完成的这两卷书的研究工作，是他决心掌握中国建筑进化规律的第一个基本步骤。他已完成了自我教育，现在他可以把自己的理解传给别人了。他送给我们一套漂亮的盒装礼品书。我们永不会忘记他那通常平静和自我抑制的面容是如何因自豪和欢乐而闪光的。 他的书的出版确立了他作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史学家的地位。 必于营造学社开拓性的考察旅行和他们在野外考察中发现的古建筑的传闻开始传播开来。首先，私人朋友们来到办公室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其次营造学社的《汇刊》带来了更多的中国来访者。《汇刊》也开始有了欧洲、英国和美国的读者。建筑学家和其他感兴趣的个人从远方跑来看学社的工作，提出问题，表示钦羡，在许多想找梁思成的人当中，有普林斯顿大学艺术系主任乔治·劳利教授，他对中国的艺术和建筑的兴趣驱使他访问北京，梁氏夫妇给他的印象尤其深。 思成和徽因不仅珍视他们所发现的伟大建筑，而且也珍视为这些建筑增色的优美的雕刻和其他装饰。有一个时期，思成曾想为未来的建筑师和历史学家编一部关于中国建筑细部的参考指南。它将以保存下来的实物照片做插图，用这种办法来保存受到工业化威胁的传统建筑工艺。在1935～1937年期间，思成和他的天才的学生和同事刘致平完成了讲述台基、石栏杆、店面、斗拱、琉璃瓦、柱储外檐装修、雀替和藻井等十个部分。 1935年初南京政府决定，山东曲阜的孔庙需要修缮和养护。思成的知识和技能使他成为这一重要工程顾问的首要候选人。7月他向政府递交了他的调查报告，提出修复的建议和费用估价。同年他任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顾问。 迸都的许多寺庙、厅堂、高塔和门楼得到了修复或加固。修复工作使他忙得连他考察乡村地区找寻遗存的古建筑的主要目标都顾不上了。 就在思成外出忙于他的顾问工作的时候，徽因突然发现她的肺结核病又犯了。协和医院的大夫要求她卧床休息三年。她跟他讲好只休息六个月，请了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搬进来住，照顾她并主持家务，这样她就可以和家人呆在一起。有护士来帮她抵挡她自己什么都要费劲去管的倾向，徽因就能集中精力写作了。她在尽力捕捉构成她许多当前情绪的那些消逝的梦想、感情和见解。 “听到我所熟悉的曲子，那时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乘坐着一条船，穿过印度洋回家，那月光、舞蹈表演、热带的星空和海上的空气一起涌进了我的脑际，而那一小片被称作青年时代的东西，和一首歌里短暂的轻快片断一样，像梦幻一样地迷住了我，半是忧愁半是喜悦，我的心中只是茫然若失。” 到夏天，徽因的主要文学批评家和欣赏者老金报道说，“她刚刚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有节奏地展开一个接一个的美丽情节，直到高潮到来并沉入某种遥远和崇高的境界之中，但这里也包含着对徽因六个月的隐居生活即将结束的暗示。“她当然对一些事情是担心的，如果不是对什么特定的事情担心的话，她肯定是在一般地担心一切事情。她不久就要到北戴河（北方的海 边避暑地）去。”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徽因从北戴河写信来说，“这里的天气是无可挑剔的。和平、健康和财富实际上到处可见，而海又是多么好！我遇到许多梁家的亲戚，这对我的身体不利。我感到我的身体已被肢解成一小块口小块的，再也不能把它集合成为一个整体了。我已写信给思成，让他劝你们到这里来过一个周末。” 我们未能应邀前往。后来徽因对我们解释说，我们没有去使她很失望，但又是松了一口气。那庶母，梁启超的第二夫人，她管理着老宅，也在某种程度上管理着梁氏大家庭，坚持说我们不能去。她对我们唯一的反对意见是我们是一对年轻夫妇。如果我们在梁家睡在一起，有可能发生一件可怕的意外事故——本来应当是梁家的一个小孩可能误入我们家。 在几个月的卧床休息和海 边度假之后，徽因本来应该更健康地和更乐观地回到北京。可是没有，她遇上了一场灾难。她的同父异母小弟弟林恒，一个安静而认真的小伙子，从福建来到梁家住着，准备投考清华读机械系。她很喜欢他，但在她不在的时候她妈妈和这个孩子的关系变坏了。 妈妈的仇恨是很深的。她为她的丈夫生的哲嗣已经夭折。但那二房的妾却生了好几个儿子，并赢得了她丈夫的欢心。现在取代她死会的孩子的这些儿子中的一个作为一个健康的少年跑来住在她家里，她当然是受不了的。徽因夹在当中了。 “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异母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 “晚上就寝的时候我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快乐和幸福的人，但是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 一场民族悲剧正在逼近中国，那将会压倒过去的不幸。已征服满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向长城以南进犯。他们巧妙地避免了赤裸裸的入侵，但他们的大军车和飞机却吓坏了乡下人。1934年他们强使南京政府同意把从北京到天津的长城以南地区规定为非军事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中国傀儡政府。这一有限的“和平”行动促使日本人在1935年把他们的不流血征服扩大到覆盖从山东到绥远的华北五省的中立区。一项由北京驻军司令宋哲元奉蒋介石之命同日本人签订的协定，使中立区成为正式的。兴高采烈的日本人很快就继续前进，鼓吹建立一个自治傀儡政权华北国。 北京的气氛很紧张。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天津之间的重要铁路枢纽丰台，先是进行“只是为了万一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的演习”，后来又把满载兵士的两辆军车开往更远的保定府以“试验卡车”。 对梁氏夫妇来说，这是沈阳岁月的痛苦回忆，那时日本人每年都要进行“攻占城市”的挑衅性演习。又一次面临把中国领土拱手让给日本人的羞辱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徽因的反应是，“我知道我所热爱的朋友都具有道德上的勇气，但我们都缺少天真的热情和能使事情改变的莽撞力量。你认识我最老和最好的朋友志摩吧，但他已死于一次小飞机的失事。他做的和为之战斗的要比说的多——而他对此谈论得真不少！他在稳健派当中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因素。”同徽因的沉思相反，思成已准备面对现实了：“在中国，这一代人中已无建筑学研究的余地。时代要求更带根本性的行动，面对这更大的问题，那训练一个人干别的事的教育应当毫不犹豫地抛弃掉。” 最后，不是徐志摩或梁思成这一代，而是北京的青年学生面对日本压力采取了行动。领袖们是燕京和清华的学生，许多人是来自满洲。他们秘密地把他们的大学同学和城里的中学生组织起来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帮助了游行的组织者，并组织了一批其他外国记者来采访。12月9日斯诺写道： “不顾警察和他们自己保守的父母的阻拦，成千上万穿着兰衣服的年 轻人高歌游行，前往紫禁城。显然没有想到会有外国人，当地的警察只作 了半心半意的和间歇性的干预……忽然间来了一队穿黑色夹克的政治宪兵， 为首的是蒋介石的一个侄子，他们冲进队伍，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男孩子 和女孩子。（注4.）” 徽因的同父异母的小弟弟林恒遭到了毒打并失踪了十二个小时。思成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在北京医院里受伤的学生当中寻找他。徽因则在家里打电话，探听她弟弟的消息。她得不到他的消息，但是关于最后一批被赶出城的学生的消息却是大量的，他们都被凶狠地殴打，有的被打得半死或受伤，遭到鞭子或其它武器的追赶，直到他们四散逃窜出城到附近的小学校里。最后到半夜里林恒总算和她通了消息。她驱车到西城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在他恢复过来以后，那孩子关于他同家里的关系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放弃了在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学习，报考了空军学院。 在千千万万参加第一次游行的学生当中，还有一个梁家的成员、思成的同父异母妹妹思懿，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第二天家里才知道她也遭到了入鞘的刺刀的毒打。对她来说，那次经历的震动是持久的。后来她成为一个热心而活跃的共产党员。 这第一次示威游行对于整个年轻一代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全国都举行了示威。12月16日，北京天津几千名学生又举行了示威游行。许多人受伤，将近二百人被捕，但一个星期之后又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这回是第一次提出停止内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学生示威游行和他们号召各界支持的同时，全民抵制日货运动也加强了。东京为之震惊。当时他们对战争还缺乏准备，于是召回了策划过沈阳事变和华北分离运动的坂垣将军，日本外务省和军部都发表了否认武力侵占中国意图的声明。日本人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即他们要想达到他们在中国的目标，唯有大规模入侵之一途。当这个侵略到来之时，最后蒋介石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把国家投入全面抗战。 注1.原文如此，其他资料说是京城印书局。——译者注 注2.梁思成《营造算例》（清代建筑计算规则），营造学社，1934年北京版。 注3《清代营造则例》，营造学社1934北京版。 注4.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兰登书屋1958年纽约版，143－144页。----------------------------14．喘一口气---------------------------- 日本政府在1935年末否认对华北的侵略意图，被认为不过是暂时的喘息。然而，此后一年半的时间内，直到1937年7月突然的侵略，北京的生活回到了一种表面的正常状态。 同时，1935年底日本显然即将攫取北京，促使国立大学准备南迁。清华大学已在把科学仪器打包装箱。教职员们被通知归还图书馆认为重要的图书，学生们从书架之间进进出出，长袍下面塞满了正在搬动的书。费正清伤心他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图书馆正在烟消云散。” 朱启钤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但是思成知道，为了保护营造学社的宝贵收藏不受毁坏或落入日本人手中，它们必须装箱，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隐藏地去。在学社职员们的帮助下，这一工作开始了。 同时梁氏夫妇知道，如果清华大学南迁，老金和他们所有的亲密朋友都会跟着走。根据在沈阳的经验，他们太清楚日本人占领下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决不愿忍受这个。因此他们也开始整理个人的东西了。 “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小时。这些年的生活局然积存了这么一大堆杂物！我看着这许多故旧，它们是由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可爱的事物组成的，而现在它们都受到了威胁，我们发现这事情真是难以形容的悲伤。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事物悲惨的一端悬着，对于前途只有非常模糊的期望…… “如果说我们的民族灾难来得特别快又特别残酷，我们也不得不立即起来主动应战。困难是肯定有的，但我们不会无所作为地坐在那里，只是暗暗地捏紧拳头，而我们的‘面子”每一分钟都受到羞辱的威胁。” 当他们整理行装准备南下的时候，我们则准备离开中国到英国和美国去。由于我们在中国的学业要在1935年结束，我们决定在圣诞节离开。 我们并没有预见到秋天到来的时候日本会突然加紧侵略威胁。思成和我开始了我们考虑已久的一项计划，把他的建筑学论文从中文译成英文。他的英文是如此明白流畅，他几乎不需要我。但我的在场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而且我还能找出一些小错误。我们都喜欢这项工作，我还答应帮忙在美国找到一家出版社。 1935年11月21日，徽因听说天津《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无限期停刊，感到很吃惊，这是一家出色的报纸，它的文艺副刊是最先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出版媒体。组建了联合亚洲先驱报来代替它。徽因接到了一份报，约她给该报的文艺副刊写稿。她生气地发现在该报工作的大约有五十位中国人。“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思成把报纸扔进了火炉。 我们最要好的朋友遭遇了直接的灾难，而我们却是局外人。他们让我们知晓事情的进展，但我们在忧郁中的参与对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好处。我灵机一动，介绍徽因去骑马。 费正清和我有时候骑一骑外国人为了玩马球而从蒙古进口的马。（在北京人们看见骑马的中国人只有有时出现的骑兵部队。）马童们就在指定的城门外把装好鞍子的马牵给顾客。从那里骑马人就可以出发去考察乡村。那时候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种到城墙边。在田间，分散的低矮土房村庄由深陷的黄土路连接着。人们坐在马背上，在闪光的空气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平原边上蓝色的西山和北山，在前面有时可见宝塔和以浓荫为标志的废庙或坟圈。我们的考察旅行把我们带着穿过农村到达这些吸引人的目标，或者有时就在两个不毛之地中的一个进行快跑，不是在西边焚毁了的夏宫圆明园就是北边作为元代城墙最后遗迹的土城围成的草地。 徽因以前在山西喜欢骑驴慢行，并告诉我们她后来常常这样做。在马背上她真是棒极了。显然骑驴给了她信心和“座姿”。马对于缰绳的敏感反应使她具有常人的那种惊吓。她回来时由于迎着料峭的寒风骑马快跑而两颊潮红、黑眼睛闪亮。这种体育运动完全没有损害她的健康，而是有益于她的身体，她的精神也在自然的美景中得到陶冶。距我们预定离开的日子只有六个星期了，而民族危机始终存在，但我们直到最后一刻仍能经常去骑马。徽因买到了一对马靴、一套暖和的衫裤以及一顶舒服的皮帽子，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她的新角色——女骑师。 在我们离开之后，徽因的一封信重现了我们过去两个月的经历：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 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起今冬 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 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在（北总布胡同） 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 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 要。另一个问题是，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 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 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 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 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 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 看到乡村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 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思成不曾来信，但我们知道学生示威游行带来的喘息时间已使部分打包的营造学社重新动了起来。他参与了准备在上海新建的市立博物馆举行的中国建筑展览会的工作，徽因向我们保证说，“思成是一个经常的存在，假如他不像我那样经常地给你们写信，你们仍然可以感知他在这里，跟过去一样的温柔可爱——他在忙着许多可爱的工作（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真的参与了，尽避谁也不会相信其真实性）。” 毫不奇怪地，徽因下一次给我写信的时候，她的生活又是充满家庭纠纷了。 “对我来说，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于小泵大姑们。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我的一个小泵（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办法把她藏起来和送她去南方。另一个姑姑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 必须从我们已经很挤的住宅里分给他们房子。还得从我已经无可再挤的时间里找出大量时间来！到处都是喧闹声和乱七八糟。第三位是我最年长的大姑，她半夜里来要把她在燕京读书的女儿带走，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她抱怨说女儿在学生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也不跟她说就从学校跑到城里来，‘她这么喜欢跑出来找她叔叔和阿姨，那她干嘛不让他们给她出学费”等等。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她叔叔和阿姨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四月里有一个快乐的间歇，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克拉伦斯·斯坦因及其迷人的夫人著名女演员爱琳娜·麦克马洪来到了北京。徽因写道，“我们爱上了他们，他们差不多同时也爱上了我们。”思成出差到上海去摘展览，徽因就陪他们到颐和园去并在后山赏花。老金一起去了，他给我们写信叙述了他的观感：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出色的。尽避我和他们交谈甚少，但我看得出他们身上吸引人的品质。尤其是斯坦因先生。他是一个十分敏感、沉默寡言、而又非常谦虚的人，几乎总是对他眼前遇到的事情保持一种心不在焉的兴趣。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去颐和园，当我们到了谐趣园时，看见池塘周围有亭子和走廊，斯坦因先生好像正从虚无缥缈中冉冉升起，眼睛发亮，又惊又喜地嗫嚅着：‘哦，哦，哦……多好的水上建筑。”看见现实真是好，我就再也不想仅仅为了进行有礼貌的、老一套的谈话而把他从沉思默想中拉出来。” 通过克拉伦斯·斯坦因，促使思成阅读和思考了城市规划，一个在他日后的年代里至关重要的题目。同时，当日本对华北的压力暂时中断的时候，他决心继续进行野外的研究工作。 “对古物的爱好和保护与日本军阀是全然不相干的。尽避他们国家的人也同样热爱我们的古代文化（这是他们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使是早在1931年和1932年，我的每次考察旅行都是由于越来越近的新一轮日本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了有意义的工作。很显然我们能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我们被阻止这样做之前，我们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 早秋时思成和徽因又一起出发去进行另一次考察旅行，这次是到著名的佛教石窟龙门去。徽因写道： “我现在是坐在最大的露天石窟龙门下面，那九座最大的佛像，或坐姿或立姿，或静止或活动，都瞪着我（我也蹬着他们）……我被只有在这种盛大场面才会产生的恐惧感压倒了。” 接着他们去了开封，并准备到山东的二十三个县去。 “我们又像在山西那样，出发到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方去了。我们为艺术和人文的美而兴奋不已，又为了我们必须吃住的地方的脏臭而扫兴（但我们必须睡好，以便有继续工作的精力）。我从来没有忘记慰梅引用的有名成语：‘闹一闹，老一老”——实际上我是坚守这个格言的，以便保持我的青春容貌……这次旅行老是使我们想起咱们在灵石（山西）一起趟泥水的快乐时光。”----------------------------15．胜利和灾难---------------------------- 1937年初夏梁氏夫妇发现的他们早就梦寐以求的高级奖赏——一座尚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是他们作为中国建筑史学者的最高成就。 他们到五台山地区的旅行是由他们对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写的《敦煌石窟》一书中披露的117号洞中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的。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所寺庙的名字。梁氏夫妇屡次遭遇到有名的或富有的佛教寺庙在漫长岁月中重建或整个改建的失望，使他们改而准备寻找那些无名的建筑。为此梁思成给围绕整个山岳地区的道路绘制了地图。这个决定对他们日后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思成、徽困和莫宗江1937年6月坐火车到了山西境内离他们的目标最近的城市太原。从太原往北，头80英里他们坐汽车很舒服，但半路上就换了驮子，一前一后由两匹骡子抬看到了五台山。 顺着这“非常 辨的”路途只走了几英里，他们就来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发现的跟前，后来这成了他们最伟大的一个发现。这就是建于公元857年的佛光寺。 思成是这样描述他们的最初印象的（注1.）： “寺院是建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面对着前面的天井，周围有三 十棵很老的松树。它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总共只有一层高，它有巨大、 坚固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之久远。但它能比 我们前此所发现的最老的木建筑还要老吗？ “那高大的门登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