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作者：饶胜文“在德不在险”（代前言）　　吴起事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在一本专门讨论军事地理的著作中，对于地理因素在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中的地位，自然会将其单独突现出来，作专门的强调。但这很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地理决定论”的印象，似乎地理因素在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开始我们的探讨之前，我先引述吴起的这番话。归根结底，“在德不在险”。决定政治兴哀和军事成败的根本性因素是政治、军事本身上的积极进取，而不是地理因素。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山河，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　　天下没有攻不破的险要。　　潼关虽险，毕竟项羽曾入之，曹操曾入之，刘裕曾入之，安史叛军亦曾入之。　　瞿塘虽险，毕竟岑彭曾入之，桓温曾入之，朱龄石曾入之，刘光义曾入之，汤和曾入之。　　剑阁虽险，毕竟邢峦曾入之，尉迟迥曾入之，郭崇韬曾入之，王全斌曾入之。　　长江虽险，毕竟晋师曾渡之，隋师曾渡之，宋师曾渡之，元师又曾渡之。　　“险可恃而不可恃也。”中国古人对于地理险要与政治兴亡的关系其实已有了比较科学的态度。险之不可恃，是因为决定政治兴亡的自有更为根本的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勤修德政，自可怀敌附远，弥患于未萌。若不修德，则一舟之人尽为敌国。险之可恃，是在政治、军事上积极进取的前提下，因地设险，防患于未然。险之不可恃是在战略乃至政略层面上的，险之可恃是战术层面上的。　　在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中，地理因素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避免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形成“地理决定论”的印象，特于开篇垂悬下先贤的这一明训：“在德不在险”。这是本书所有讨论及所有结论的总前提。第一章 棋盘型军事地理格局　　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其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　　——桓谭《新论》　　中国古代军事地理格局乃是一种棋盘型格局。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中国的地域虽然辽阔，但在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体上分布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上。　　这里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历代战争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一朝一代的兴与衰，或者，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存与亡。　　古人惯讲“山川都会”。一般说来，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　　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国地势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册，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间也分出几个层次，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大别山也起到了补充作用。　　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外围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山脉和江河的战略意义各相同。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以扼守。　　一般说来，山地的断层地带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岭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关中四塞、太行八陉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几条栈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为人力、物力运输的交通线。以江河作为险阻，还须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建立据点，以确保对这些江河的控制。如黄河的孟津和蒲津、长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颍口、涡口、泗口等处，便都伴随着重要军事据点的形成。　　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则易于在纷乱的局面中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积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则便于向外部投递力量，便于向外扩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大都拥有这些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来划分，而是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军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势的原因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们在历代战争中也的确显示出了它们作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地位。其中，关中主要是指陕西省的秦岭以北部分；汉中地区则因其相对独立，单独作为一个战略要地；东南主要是指江苏、安徽两省的中南部；中原则主要指河南。其它几地则基本上同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在称法上，关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称法，因为这种称法本身就极富战略色彩。　　在上述几大战略要地的外围，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关系，这些地域险要的山川固然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与外部的联系，妨碍了它对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历代兴亡中，对于全局未能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近代以后，中国的国防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在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在这个棋盘型格局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分处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淆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为尤重要。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禹贡》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角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注：《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难与争锋。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昌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五代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山东地形的意义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显得尤其突出。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东面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山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都依山临河，控扼一方。黄河在北方地区东西纵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为南北之间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开凿，便能连能长江和黄河，从而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山东便处在这两条大动脉交汇的位置上。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山东在南北之间尤居枢纽性地位。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连接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正处在山东的监控之下，所以山东地位举足轻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以跃过山东而南下金陵，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湖北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湖北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从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是湖北境内的三大镇，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们的战略意义时精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 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西晋灭孙吴、隋灭陈、北宋灭南唐、蒙古灭南宋，局面均自荆襄上游打开。　　秦岭和大巴山脉夹汉水河谷构成汉中地形的主体，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延绵，汉中便夹在它们之间。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另有三条谷道，可为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汉中与四川之间，也有两条谷道穿越大巴山脉：金牛道和米仓道。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这两个上游地区之间，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东部的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汉中地区则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往往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在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这就给在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蜀汉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这种思路。若由汉中地区向东南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形成“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三峡或潼关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出汉中从侧翼撕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攻金之战；出长江与出汉水相配合以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战国时秦攻楚之战。　　无论是哪个角的政治势力，在两翼经营的得失，都足以决定其兴衰，足以决定其能否摆脱偏霸格局，向外扩展。经营好两翼，以守而言，可以巩固其防守态势；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进取天下。　　对于关中来说，汉中和山西为其两翼，尤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对于河北来说，山西和山东为其两翼，亦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因为北方的争雄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雄，山西像一个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双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东南来说，山东和湖北为其两翼；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其中湖北以其据长江上游之势而尤为关键。对于四川为说，汉中和湖北为其两翼；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人据大巴山之险。其中，汉中以其据地势之上游而尤为关键。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者难。　　在历史治乱、分合的交替变迁中，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据四角山川险这地者常易；而在从乱到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　　就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中原地区大体上又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这四个区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阳城即位于其中。山脉环绕，形成险阻；河流上下周流，可与外部联系。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经由汝河河谷的往来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三川河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　　南阳盆地像是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和南阳分处于盆地的南北两端，这两座重镇的形成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在东西之争中，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东南都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黄河与大别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因而成为中原与东南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双方战守之资，由中原趋江淮而临东南，由东南出江淮而图中原，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由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此外，这片地域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屏护着中原的南侧翼。　　河内地区处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北倚山，南阻河。山地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太行八陉中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与河内之间往来必经之路；太行第二陉即秦汉时的太行道，上有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为山西上党与河内之间的咽喉。河内与洛阳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河内地区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的要冲。在河内与山西之间，太行关隘是是攻守的要点；在河内与河南之间，河阳孟津是攻守的要点。河内地区在东、西部之间与是往来要冲。从河内入轵关、经蒲津可趋关中；从河内循太行山东进，可趋河北。　　在整个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说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话，那么，洛阳则是这个围棋盘上的天元。历史上，许多政权曾经洛阳为都城。洛阳虽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间却在外围。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去说，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险，这些地域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攻守形势的特点。攻取洛阳，进取中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层层递进；中原防守的经营则是一种以洛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层层辐射。　　至于在一种大型对抗如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中，中原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蹭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　　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层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这另有原因，后面会详细讨论。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晋南北朝这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北朝时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祏）、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太平天国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这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一 关中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司马迁的观点是对他之前历史趋势的总结；在司马迁之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历史的演变仍在证明着这个观点的有效。　　用兴自关中，会盟天下诸侯以灭商，代商而为天下共主，迄四百余年。周室东迁后，秦自陇西徙居关中。秦居关中形胜之地，与东方大国争霸，秦穆公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战国兼并战争兴起，秦列名“战国七雄”，东逼六国。苏秦在组织合纵之前，先持连横之策到秦国游说秦王：“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秦以刚诛商鞅，排斥策士，未用苏秦之策，苏秦才东走六国，策划合纵。到秦昭襄王时，范雎入秦，游说秦王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秦用范雎，采其远交近攻之策，东侵六国，依次消灭六国，统一天下。自秦以关中为基础，凭武力兼并天下，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关中的地位为经营天下者所首重。秦的统治不久即为农民起义所推翻。项羽以西楚霸王的名义号令天下，分封诸侯。有韩生建议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羽未从，还都彭城（今江苏徐州），而将关中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降将，号为三秦。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据有关中，遂以关中为基础，东向以争天下。历时五年，卒灭项羽。刘邦统一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娄敬的建议得到了张良的支持。张良分析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邦遂定都长安。刘邦计擒韩信后，田肯对刘邦庆贺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届高屋之上建领水也。”　　两汉之际的混乱使关中破坏较大，故东汉、曹魏、西晋都洛阳而未都长安。但东汉行三京之制，曹魏行五京之制，均以长安为西京，西晋晋武帝则作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亦可见对关中的重视。在两晋末年，匈奴刘汉大将刘曜入攻关中，俘晋愍帝，西晋灭亡。刘曜代刘汉而建前赵，徙移关中，定都长安。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后赵统一北方，不久分崩。氐族人西行入关，建立前秦，定都长安。前秦在苻坚的时候统一北方。肥水之战后，前秦瓦解．羌人姚苌略定关中，建立后秦，定都长安，改名常安。后秦覆亡后，关中又为赫连夏所据。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河阴之变？”后，北魏陷入动荡，高欢继尔朱荣崛起，欲召关西大行台贺拔岳？关中。贺拔岳部下薛孝通劝岳不赴召，说：“今关中豪俊皆属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而受制于人！”贺拔岳从其计，遂与宇文泰抚定关陇。后来宇文泰迎北魏孝武帝入关中，建立西魏，定都长安，与高欢建立的东魏对峙。北周代西魏，亦都长安。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　　隋代北周，仍都长安。隋灭陈，统一天下。隋末杨玄感起兵，问计于李密，李密以隋炀帝远在辽东，主张长驱入蓟，扼其咽喉，或者直取长安，他说：“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个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杨玄感未从，兵败被杀。后来李密、翟让在中原起兵，却迟迟未打开局面。李密部下柴孝和建议说：“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李密因顾虑重重而未行此策。果然，李世民建议李渊说：“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李渊从其计，西行入关，建立唐朝，平定关陇，剪除东方群雄，统一天下，定都长安，开创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局面。　　北宋初，赵匡胤西巡洛阳，隐然有迁都洛阳之意，群臣不同意。赵匡胤叹息道：“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看重的仍是关中优越的山河形势。北宋末，金兵攻陷汁梁，掳徽、钦二帝北去。赵构重建宋室社稷，在选择巡幸之所时，李纲建议道：“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又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后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汪若海对张浚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经营关中藉以恢复中原成为当时主战派的一种共识，亦可见自唐以后，政治重心虽已不在关中，但中原纷乱之际，关中对于中原局势的底定，乃至一朝一代的兴衰，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直到明情之际，言天下大势者，亦无不极言关中形胜。清代华湛恩曾言：“雍州势居黄河上游，以一方阻三面，昔称天府，亦天下之大都会也。”　　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缘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古代，有用“百二秦关”来形容关中险要的说法，意思是以百万之众攻关中，二万人足以拒之。以两万之师挡百万之众，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势之险。关中对中原，在地势上呈高屋建瓴之势，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见图2－1－1）　　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周人首营关中，对于八百里秦川开发较早。关中为古雍州之地。《禹贡》中称雍州“厥田惟上”；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纵横分布，利于灌溉，秦、西汉又都曾着力经营关中的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的开凿即是其表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发达。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外围，畜牧业比较发达，《汉书》中称其“畜牧为天下饶。”关中物产丰富，“雩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关中周围的山中富藏铜、铁、金、银等矿产资源。丰富的物产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古代社会，铜铁、上好的林竹都是制造武器的好材料，属重要战略物资。历代建都关中之时，出于强干弱枝的考虑，又常迁徙人口以充实关中，故关中之地人口殷实。司马迁描述当时关中的富裕，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王朝为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势必加强关中及其与外部交通的营建。周人营关中，关中道路畅通无阻。《诗经》中称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秦统一后，还大治驰道，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四方。秦汉时屡治栈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汉中、巴蜀。立足关中的政权都曾利用渭水、黄河河道，经营漕运，转输东部地区的物资供给关中。唐代统治基础扩大，关中粮食需要量大增，对于漕运的经营尤为倚重。畅通的交通对于关中经济又能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　　关中地区开发较早，人烟稠密。自周人营关中以来。其民皆有周人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汉书》中载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商鞅变法后，秦人以耕战为本，努力事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力耕足以富国，尚战足以强兵。遗风流披，影响深远，遂使关中地区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苏秦、范雎游说秦王时，都将关中民风与关中地利并提，视为秦国霸业的两个重要条件。苏秦看到秦国“士民之众，兵法之教”，认为“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范雎则将“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的泰国百姓称之为“王者之民”。秦汉时期流行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西汉时，（关陇）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出了不少优秀的将领。北朝后期，关陇军事贵族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这是关中历史地位的社会基础。　　山川环抱，可以作为险阻，是为关中战略上的优势；农业发达，可以储粮养兵，是为关中经济上的优势；人烟稠密，民尚耕战，是为关中地位的社会基础。　　自唐以后，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关中地位始渐衰落。关中地位的衰落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是经济重心的变化。在秦汉时期，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尚能大致重叠，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秦汉时期，关中经济堪为首翘。司马迁在描述关中富裕时称“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在《禹贡》中被称作是“厥田下下”的杨州，到东晋时已成繁荣富裕之地。到隋唐时，东南财赋已为关中所倚重。与之相对应的是，北方经济因战乱频仍而有所倒退。　　两汉之际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次动荡对关中经济破坏很大。隋唐统治基础扩大后，作为政治重心的长安物资需求也急剧扩大，仅靠关中地区早已不能保障供给，必须靠东部地区转输以保障供给。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这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唐代，漕运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东部地区转输关中，飞刍挽粟，逆黄河西上，经砥柱天险（潼关附近黄河拐弯处），冉逆渭水而上，殊为不易。《新唐书》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自唐中期以后，中原地区又很不稳定，这条转输线屡被阻断，一旦转输线被阻断，关中的供给便很成问题。　　其次，关中地位的衰落跟关陇集团的衰落也有很大的关系。隋、唐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曾致力于打击门阀士族，特别是唐代，关陇集团受到沉重打击。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关东地区一种新的势力的崛起。安禄山戍范阳，士马精强为天下最。安禄山的叛乱虽被平息，其归降的部将却摇身而为河北藩镇，唐廷不能制。在唐末藩镇割据局面中，河北藩镇最为嚣张。史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唐中后期重用蕃将，在唐末藩镇割据局面中，这些蕃将拥兵自重，骄悍难制。继唐之后的五代政权的兴衰都与这种势力有关。　　第三，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唐以后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自河北而来。河北一带国防压力增大，军事重心不得不东移。经济和军事重心都已东移，政治重心仍集于关中，自有不相适应的地方。　　基于以上诸方面的因素，中国政治重心遂渐渐东移，以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的相对衰落。二 关中四塞　　关中本是一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说法，意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关中周围大小关塞甚多，历代亦时有损益。但地位重要者，则确为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四座关口。这四座关口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　　函谷关，即后来的潼关，在今陕西潼关附近，经历代多次营建，具体地点亦时有变迁，至东汉末始称潼关。黄河自上游而来，纳渭水后折而向东，南北两岸有华山、崤山与中条山夹河而立。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绵数百里，极尽险阻。函谷关即当道依险而立，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函谷关的险要一点也不过分。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楚、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秦，攻函谷关不下。秦兵出关反击，联军大败。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合兵攻秦，进至函谷关，再次大败而还。合五国之力，精兵、猛将、谋臣云集，面对函谷关天险，却无可奈何。秦末，刘邦率军西伐关中，不从正面攻函谷关，而绕道入武关，不能不说是出于对函谷关天险的顾虑。东汉初，天水的隗嚣谋割据陇西，部将王芫献策：“请以一泥丸，东封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欲恃函谷之险，割据关陇。东汉末，凉州诸将称雄关中。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讨汉中张鲁，凉州诸将以疑惧而反。马超率众十万扼守潼关，曹操顿兵关前，久攻不克。后来曹军北渡黄河，从上游南渡出马超军后，历尽艰险，才击破马超，略定关中。　　东晋末，刘裕北伐后秦，取潼关、武关、蒲坂三路攻势，后秦以重兵阻潼关。晋军经过苦战，才攻下关中，灭掉后秦。其后，刘裕留其子义真镇守关中，自回南方谋代晋。赫连勃勃欲趁此机会夺取关中，其谋士王买德建议说：“青泥、上洛，南北之险要，宜先遣游军断之；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然后传檄三辅，施以威德，则义真在网罟之中，不足取也。”赫连勃勃依计而行，遂得关中。东、西魏对峙初期，东魏采取战略攻势，西魏只得闭关守险。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以猛将窦泰攻潼关，另以军攻武关，自率主力从蒲坂渡河。西魏宇文泰集中精锐击破攻潼关的窦泰军。攻潼关之军败，高欢只得全线退兵。　　李渊自太原起兵，入关中后，当即遣世子李建成率兵把守潼关以备东方之兵，自己从容经营关陇，开创大唐基业。“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率铁骑自范阳南下，连陷河北、河南。唐洛阳守将封常清败走陕城（今河南陕县），对守陕城的唐将高仙芝说：“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高仙芝从其计，合兵守潼关。叛军进至潼关，久攻不克。叛军对关中的攻势暂被遏止。哥舒翰代高仙芝守潼关，也一再挫败叛军的进攻。但唐玄宗急于求成，诏令哥舒翰主动出关寻战。哥舒翰被迫出关与叛军作战，大败，潼关亦随之失守，叛军遂得以侵入关中，玄宗被迫幸蜀。　　纵观战史，东、西方争战，无不以潼关为争夺的急所。潼关作为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咽喉，扼之可以断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潼关为关中所守，足以保障关中东部门户，失之则关中必危。故历代经营关中者，无不重视潼关的守备。　　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州东南一百八十里。汉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秦岭东段山地，穿切开一条狭长的低谷地带，成为秦岭东段南北往来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岭分水岭后，可径至陕西蓝田，下临长安；向东南下行，即至南阳盆地。武关则在其东南出口依险而立，扼守这条通道，为关中东南门户。　　春秋时期，陕东一带均属晋国。秦穆公之世，秦向东扩展，将晋逐出陕东，并与楚争夺商洛一带。秦穆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22年），秦攻鄀，迫其南迁，武关遂为秦有。此后，武关便成了泰国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秦在策划其合纵计划时游说楚威王说：“秦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指出了秦据武关对楚国构成的军事压力。战国之世，秦以武关为前进基地，不断打击、削弱楚国，先后攻取楚汉中、南阳及汉北之地。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诱楚怀王至武关，怀王到后，秦闭武关，劫怀王至咸阳，胁怀王割地。次年，秦军出武关攻楚，取析十五城（今河南南阳地区）。秦亡后，楚汉相争，双方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项羽以重兵攻刘邦，刘邦压力很大，有辕生建议刘邦由出武关，屯军宛、叶，以分楚军之势。刘邦采其议，南出武关，项羽南北弄走，渐至衰困。　　论山川形势，武关之险不及潼关，自东南一入武关。便可径至蓝田，下临长安。且武关距长安道远，有紧急情况，救援不及。所以关东势力攻关中，也多取道武关。刘邦西伐关中，为避潼关之险，绕道南阳攻占武关，进抵蓝田，在蓝田击败秦军，进军灞上，秦王子婴出降，秦遂亡。刘邦自武关入秦开辟了入攻关中的一条路子。“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部将田禄伯献计：“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惜刘濞未用。而奉命平叛的周亚夫则为避叛军刺客在函谷关一带狙击，率军自武关而出。两汉末，关中形势混乱，武关常为各路军阀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刘汉攻陷洛阳，西晋大臣阎鼎即奉秦王司马邺自武关入关中，重建西晋行台。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恒温北伐前秦，自武关进至灞上，兵压长安。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除以主力沿黄河西进作正面攻击外，另遣大将沈田子、付弘之趋武关作侧翼进攻，当晋军主力还在潼关之外苦战时，沈田子早已攻入武关，进至青泥（今陕西蓝田），牵制后秦大部主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东、西魏对峙，高欢以三路攻关中，除潼关、蒲坂两路外，另遣大将高敖曹自武关入攻青泥。三路之中，只有攻武关的高敖曹取得一定胜利。　　唐后期，藩镇割据，东南粟帛转输之路被淮西李希烈所阻，遂改道荆襄，由武关入关中，成为唐王朝延喘的一条命脉。　　散关，又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里。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这是秦岭西部南北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散关即在此通道的北端当道依险而立。散关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咽喉，为南北必争之地。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则无以图关中。　　汉王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还定三秦，即出散关出陈仓，击败章邯，迫降司马欣、董翳，据有关中。东汉初，蜀中公孙述欲图关中，遣将李育出散关，被东汉大将冯异击破。东汉末，曹操讨汉中张鲁，大军由散关南出。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北伐，率军出散关，进围陈仓。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与刘宋争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北魏遣占弼督陇右诸军自祁山南进、皮豹子督关中诸军出散关西进，会攻仇池。宋军不敌，北魏遂得仇池之地，控制陇西。梁承圣二年（553年，）萧绎、萧纪兄弟内讧，萧纪从益州攻萧绎，萧绎请求西魏宇文泰出兵益州。字文泰认为“取蜀制梁，在兹一举。”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出散关攻梁之益州，益州遂为西魏所占。　　“安史之乱”时，叛军攻入关中，唐玄宗被迫幸蜀，亦取道散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韬伐蜀，率军由宝鸡入散关。郭崇韬见散关周围地势险要，指着山峰对大军说：“朝廷兴师十万，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归路！”以兵入绝地激励将士。后唐军入蜀后，蜀军望风溃退，蜀王王衍出降。　　南宋初，张浚在关陕以五路兵攻金失败后，集重兵扼守散关，以阻金人南出；金亦以重兵屯宝鸡，以防南宋再出散关图关中。后来，大散关成为金与南宋的分界线。蒙古攻金时，为避开金人重兵把守的潼关，遣使假道于宋，派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经汉中、安康东出，趋金汴京。宋蒙对峙时，蒙古攻南宋，攻四川之军每自散关进军。明初，徐达略定关中后，分军取蜀，亦自凤翔出散关。　　汉中与关中的通道还有子午谷、褒斜谷、傥骆谷（详见汉中部分）。但三条通道都极尽深险，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通行。如曹操在与刘备争汉中不利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历代兵家轻易不敢出此。这样，作为关中与汉中之间的必经之地，散关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萧关，又称陇山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陇山山脉横亘于关中西北，为其西北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较险峻，而泾河方向相对较为平易。萧关即在陇山山口依险而立，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萧关是关中西北方向的重要关口，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萧关一失，则西北势力取道泾州（今甘肃泾川），下趋长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关中西北方向的威胁主要来自陇西、河西及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主要是匈奴，隋唐时期主要是突厥、吐蕃，北宋时主要是西夏党项。萧关为关中抗击西北游牧民族进犯的前哨。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曾入萧关，袭扰北地等郡，致使关中震动。汉武帝时，国力增强，重视北边国防。汉武帝曾两次出萧关，巡视西北边境，耀兵塞上，威慑匈奴。自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外，中原政权频受其扰。唐武则天时，曾任魏元忠为萧关大总管，统重兵镇守萧关，以备突厥。北宋时，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称雄西北。在宋夏之间近百年的对抗中，萧关一带为双方对峙前沿。　　除了四塞，还有一处渡口，亦为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镇是蒲坂。蒲坂在今山西蒲州，西临黄河。这里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跳板，也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桥头堡。通常蒲坂为关中所守时，退可以阻挡山西方向的入侵，进可以窥取临汾、上党；如蒲坂不守，则关中险塞不可谓稳固。　　战国初期，魏国占有山西西南及陕西东部部分地区，成为秦国向东发展的一大阻碍。商鞅便曾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指出了魏对秦霸业的阻碍，他建议秦孝公伐魏，迫魏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 [ 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 经过长朗的战争，秦国终于迫魏国东迁大梁，尽占晋西南之地，为秦向中原的扩张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西晋末，匈奴刘汉据平阳（今山西临汾），不断南下攻略中原。开始时蒲坂为西晋所守，刘汉势力尚不能侵入关中。后来，蒲坂守将赵染以蒲坂降刘汉，刘汉大将刘耀遂得以由蒲坂入攻关中。晋建兴四年（316年），刘耀攻破长安，晋愍帝降，西晋灭亡。　　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可说是关中的侧门。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方的势力便可从蒲坂这个侧门找到机会以打开局面。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击马超、韩遂，双方在潼关陷入僵局。后来曹军北渡黄河，再自蒲坂西渡，出潼关军后，才大破凉州诸军。北魏长孙稚讨关中萧宝寅时，又将曹操的这一策略重演了一遍。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据关中称帝，引兵围冯翊。魏主遣长孙稚率军讨之。长孙稚率军至恒农（今河南灵宝），部下杨侃建议说：“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虽魏武复生，无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漳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长孙稚从其议，遂克蒲坂、潼关，平定关中。　　上述两个战例比较典型地说明了蒲坂与潼关的关系。从蒲坂渡河，已出潼关之西，可以径趋长安，而使潼关的地位大为降低。故前人有言：“雍州之险在华岳，与黄河交会在于潼关，然必东南有宛、洛，东北有晋、绛，而后可以为固。无宛、洛则武关、崤函之险可入；无晋、绛则临晋之阻可入。”临晋之阻即蒲津关，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所以潼关虽号称天险，但若无对蒲坂这个“侧门”的控制，则天险也说不上保险。　　关中四塞，可谓险固。但纵观历代兴起于关中的政治势力，凡政治上发奋有为者，都不以四塞为限，而采取更积极的态势。相反，政治上无所作为，胸无大志，闭关自守，则虽有四塞之固，也只是作茧自缚。　　若采取更积极的态势，则武关方向当进取南阳盆地，蒲坂方向当进取晋西南之地，散关方向当进取汉中，萧关方向当控制陇西，潼关方向，当进取河南三川河谷，尽控崤函之险。　　这是以关中而争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态势犹如关中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能之大，无以言喻。这种态势，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缓冲地带；以攻而言，则是在后方稳固的前提下可以积极进取。　　秦和西汉都是在这种有利态势下统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时代取得晋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时代，占领宜阳，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时代，取得南阳、荆襄。到秦发动统一战争前夕，秦已据有极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已有人谈到秦对东方的这种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 注：《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 ]　　西汉的统一也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楚汉相争时，刘邦本人出函谷关在荥阳、成皋一带与项羽相持，另遣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东下井陉，自己还不时由武关出南阳，以分楚军之势。后来这种态势更发展成为：北面，韩信破赵、降燕、下齐；南面，促英布背楚归汉，令汉之势力延伸到淮南，从而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三 关中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从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到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关中地形、地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为基础的。我们可分析这种模式，以便进一步认识关中地理形势及其战略意义。　　秦的统一开了关中模式之先河，并且就统一进程而言，这种模式也以秦的统一为最典型；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则以西汉的经营比较典型。这里，我们便以秦的统一天下的进程和西汉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为例，来看看关中模式的具体内涵。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卒练，开始走上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秦兼并六国的扩张之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分别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　　秦孝公时期，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于关中内部的建设外，主要是向晋西南方向扩展，排除了秦向东方扩张的主要障碍。　　当时形势，魏国为中原霸主，又据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商鞅变法后不久，即向东方扩展。作为东进的一个步骤，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迁都咸阳。秦国与东方的齐国一起对魏的霸业发起挑战。齐、魏马陵之战的次年，即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议秦孝公也趁机攻魏，他说：“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徒，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 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 秦孝公从之，使商鞅将兵伐魏，商鞅设伏袭虏魏军上将公子卯？，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后，魏又尽献上郡十五县。秦的左侧翼局面打开，东进的门户亦为之打开。数年后（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苏秦开始组织合纵。　　继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后来称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时，秦主要是在其右侧翼取得突破性进展。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顾虑蜀道险狭难至，又担心韩国乘机来侵，以此犹豫未决。大臣中，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则主张先攻韩。二人当面进行了一场辩论。司马错说：“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秦惠王最终采用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时楚据汉中，对秦的右侧翼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后，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夺取楚国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又大败于蓝田，从此无力再争汉中，这样秦的右侧翼的威胁解除了。　　张仪在秦，一直有向正东方的三川河谷扩张的主张。早在与司马错辩论时，他就说过：“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三 周纪三 ] 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对秦武王说：“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闻齐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虽然张仪此议怀有自存之计，且此后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秦武王。秦武王后来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 [ 注：《史记》卷五 秦本纪 ] 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国名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附近）之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二十四万，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此时，秦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和有利的态势。我们从张仪组织连横时有恃无恐地威胁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可看到这种态势，从苏秦、苏代策划合纵时对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亦可印证张仪的话并非空口讹诈。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国已经有人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这种战略态势，他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 注：42 ]　　当时之秦犹如一只巨鹰，羽翼已成：左翼席卷山西，击三晋在山西的战略要地，右翼席卷汉中、巴蜀，击楚之重心，正对中原，蓄势待发。　　这的确是一种很利的态势。秦昭襄王将利用这种态势，在兼并六国的道路上迈出在决定性的步伐。　　这时，范雎入秦，进献远交近攻之策，选择中原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范雎建议昭襄王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怯矣。齐怯，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 昭襄王乃拜范雎为客卿，主谋兵事，对范雎言听计从。范雎又进一步建议昭襄王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绡。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并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荣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则霸事因可虑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　　昭襄王采用范雎的建议，将东进重点转向中原的韩、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东伐韩，拔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少水弯曲处）、高平（今济源南）；次年，筑城于广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截断太行道；次年，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是后，白起分军略定太原、上党等地，尽占山西全境。　　在这期间，秦在南翼对楚的战争中也取得重大进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兵，从蜀地攻拔楚黔中，楚尽献汉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邓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为南郡。楚被迫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到昭襄王末年，秦国已经取得了统一天下的有利态势。从地理形势来看，秦已控制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几乎全部地域。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六国之亡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秦始皇灭六国之战只是这种态势展开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见图2－1－2）　　秦在取得统一天下有利形势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又分别是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秦孝公时主要是在左侧翼山西方向打开局面，秦惠王时主要是在右侧翼汉中、巴、蜀方向打开局面，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时期则在中原方向沿黄河、太行山脊岭一线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中的山河形势不光是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战略意义重大，在统一完成之后，作为政治重心统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秦统治的时间很短，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难以窥其全貌，也难以见其全效。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们可从西汉初娄敬、张良、田肯等人的言论中来看他们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关中地位的认识。刘邦初定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入都关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张良支持娄敬的意见，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田肯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他们的分析在刘邦定都关中的决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们在考虑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时，战略上的考虑是主要的，将东方潜在的反叛视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后来西汉的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汉文帝时，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 ；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大水，成帝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 [ 注：《汉书》卷十 成帝纪 ] 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平时还起着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作用。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尚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政策倾向显示出秦、汉的统一中还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一有机会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秦、西汉的统一主要是靠武力完成的，至于历史更深刻的整合，则是在后世的历史中不断完成的。那么，在这种整合最终完成之前，对于天下的统治，仍有藉武力加以控制的必要，也仍需凭借关中的地理条件。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即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这一线即用来“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用以控制东部地区；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这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转输东部财赋以供给关中。　　在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时代，在战略上居枢纽地位的是一个以关中为重心、向两翼展开的弯月形地带。这个弯月的内侧，北起燕山山脉与渤海的交汇处，向南循燕山山脉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别山，接长江，直至东南的京口（今镇江）；弯月的外侧，循燕山山脉北麓、沿山西北部、接关中西北外围高地、陇山、岷山、经四川盆地、转过巫山、再沿长江南面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　　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基本上都位于这个弯月的内外两侧的边线上。如燕山山脉的山海关、居庸关，太行山一线的，紫荆、倒马。井陉、滏口、天井诸关塞，嵩山一带的虎牢、伊阙、广成、轘辕诸关隘，大别山上的武胜、平靖、黄岘等义阳三关，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内侧边缘线上；陇山北端的萧关、南端的阴平关，四川盆地北部的阳平关、剑门关，巫山丛中的江关等，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外侧边缘线上。（见图2－l－3）　　这个弯月形地带内侧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控制东部平原地区方面；外侧的战略意义则主要体现在防御少数民族入侵方面。在这个弯月型地带的内部，又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作为交通通道，确保内部联系。　　这片弯月形地带战略枢纽地位的形成，却是以关中为基础的，可以说是经营好关中地理形势所辐射出的一种势能。这片地域无论是在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进程中，还是在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的格局中，都居枢纽性地位。四 关中与西北　　关中在中国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居其西北角；若将眼光向西北延伸；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这片天地对于关中。乃至中原的安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中国地理梯级地势的特征非常明显。自东往西，地势渐高。关中往西，又可分为几个层次，地势更是一级比一级高。关中西面是陇山高地，陇山以西，有陇西地区，历史上或称陇右，自陇西由渭水河谷下关中、由西汉水河谷下汉中，由白龙江谷地下四川，都呈高屋建瓴之势。　　陇西再往西，祁连山以北、黄河以西，有河西地区，大体包括今河西走廊；祁连山以南，还有河湟河谷可通青藏高原，其地势都高于陇西；在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还有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　　关中西北的这种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也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　　（一）关中西北高地与关陇军事局势　　在关中与中原群雄逐鹿之时，其军事要点在于几处关隘所控制着的山川险要。可是，当关陇地区内部形势混乱之时，关陇局势的控制却取决于对关中西北外围高地的控制。关中西北高地为关陇地区的军事重心，对于关中腹地局势的底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主体，延及黄土高原之一部分，大致包括今甘肃天水、平凉、庆阳至陕西延安一线。这片地域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自这里径趋关中腹地较易，而自关中腹地仰攻则较难。　　这一带主要是高原山地地形，关中腹地的几条主要河流如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均源于这里，而呈向心状汇流至关中平原腹地。这些河流穿切而形成的山地低口，是西北地区与关中腹地之间的通道。经历代经营，形成一些军事重镇，比较重要的有庆阳、平凉、固原、泾州（今泾川）、陇西、天水、陇州（今陇县）。这些军事重镇一方面在抵御西北少数民族对关中的压力上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关中局势的底定亦有很大的影响。　　庆阳、平凉、固原地处泾水流域上游黄土高原，从这里经泾水河谷下趋关中之路非常平易。自秦、汉至宋、明，这里一直是抵御关中西北少数民族进犯的重地。西汉时，这里俱属安定郡。郡以安定命名，寓意是：关中的安定系于此地。《读史方舆纪要》称庆阳“南卫关辅，北御羌戎。夫庆阳有警，而邠宁以南，祸切剥肤矣，形援可或缓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 陕西六 ] 称平凉“山川险阻，控扼边陲，屹为要会。”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 陕西七 ] 称泾州“山川环带，水陆流通。岭北有事，州实为孔道。“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 陕西七 ] 在群雄争夺关中的过程中，这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陇州和天水夹陇山东、西两侧而立，控扼沿渭水河谷穿越陇山之路。陇山本是关中的西部屏障，但若有一种势力自陇西东逼关中，则关中形势不利，所以陇州和天水对于陇山形势的控制意义重大。《读史方舆纪要》称陇州“扼陇底之险，控秦、凤之冲，为关中重镇。”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五 陕西四 ] 称天水“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屹为重镇。虞允文曰：关中，大下之上游；陇右，关中之上游。而秦州其关陇之喉舌欤”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 陕西八 ]　　陇山以西，陇西（今陇西市）为一大重心。陇西在秦汉时为陇西郡，明代为巩昌府。《读史方舆纪要》称其“翼蔽秦陇，控扼羌戎。盖其地山谷纠纷，川原回绕，其俗尚气力，修战备，好田猎，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国也。诚于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战，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阶（今武都）、成（成县），而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兰州）、会（今会宁），而河、湟之要领举。巩昌非无事之地也。夫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固陇右，巩昌岂非都会之所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 陕西八 ]　　关中的正北方向，其防护的屏障有两重，自延安、绥德至榆林一带，西接宁夏，东界黄河而接山西，此为第一重；由此往北，隔河套地区而阻黄河，此为第二重。延安、绥德至榆林一带，即秦汉时的上郡地区。秦、汉抗御匈奴、北宋抗御西夏、明抗御鞑靼，这里都是防卫重地。　　上面是关中西北外围地理形势的大致情况。这一带均为高原山地地形，地势高峻，为关陇军事重心，对于关中的安全、关陇军事局势的控制意义重大。　　两汉之际，关中地区首次陷入空前的混乱。王莽败亡后，先是绿林军拥更始帝入长安。刘秀在河北建立政权后，正值赤眉军西行入关，刘秀派邓禹分麾下精兵，西争关中。　　邓禹进入关中后，未采诸将“径攻长安”的建议，而是引兵转略长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他分析说：“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邓禹的策略是意在先取长安外围，利用关中西北高地“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屯粮养兵，蓄精养锐，且暂避赤眉军新胜之锋锐，观其后弊，待时机成熟，再乘势取长安，略定关中。邓禹以此一度占领长安。后来，赤眉军无粮，欲西犯陇上时，被隗嚣在陇坻（今陇县）击还。赤眉军无法在关中立足，出关后在宜阳被刘秀击降，东汉遂定关中。　　汉建武六年（30年），刘秀初步扫平东方群雄，兴兵西讨，以图陇、蜀。这时陇西的隗嚣己背汉自立，其部将王元东据陇坻（今陕西陇县），伐木塞道，扼守陇山险要，以拒汉军。东汉诸将仰攻陇坻不利，不得已引兵下陇分守关中各重镇，改取守势。次年，东汉将领来歙潜师袭据陇西战略要点略阳（今甘肃庄浪县西南）。隗嚣随即率军全力反扑，来争略阳，攻打数月，未能成功；汉军这才透入陇上。不久，汉军又攻克陇上重镇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并与河西窦融的军队会师，隗嚣军溃败，关陇局势遂定。从这场战事的前后两个阶段看，陇山险要的控制实为关键。（见图2－1－4）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仍，关陇地区也不例外。前秦统一北方的时候，曾将大批被征服的其它少数民族迁徙至关中。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慕容垂在河北背苻坚自立，被迁关中的十余万鲜卑慕容部人也在慕容泓的领导下起兵反前秦，屯驻华阴。苻坚派其子苻叡领兵征讨，以羌人姚苌为其司马。时慕容泓闻秦兵来攻，已作计出奔关东，恃勇轻敌的苻叡却决心拦截打击。姚苌劝阻道：“鲜卑有思归之心，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但可鸣鼓随之，彼将奔败不暇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五 晋纪二十七 ] 苻叡不听，结果兵败被杀。鲜卑人反过来围攻长安。姚苌因受苻坚之责，逃往渭北，被当地羌人豪族推为大单于、万年秦王，建立后秦。　　姚苌建立政权后，部下们都建议“宜先据咸阳以制天下。”姚苌却说：“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园，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之义也。” [ 注：《晋书》卷一百一十六 姚苌载记 ] 岭北即今庆阳、平凉地区。姚苌对关中的局势和取长安的时机作了准确的判断。他所面临的形势和采取的策略与当年的邓禹颇有些类似。秦、燕相争，如同两虎争斗，自己避实就虚，移兵岭北，屯粮养兵，蓄精养锐，坐待秦人困弊、燕人东归的局面出现，冉轻轻松松地取下长安。局势变化果如姚苌所料，燕人东归，苻坚也被姚苌擒杀，姚苌坐取长安，略定关中。　　前秦的残余势力在苻坚孙子苻登的领导下，仍在陇西活动。对此，姚苌以长安、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上邽（今天水）三地构成一个三角形战略支撑体系：以太子姚兴镇守长安；让勇猛善战的姚硕德前出上邽，根据形势变化以窥进取；以安定为军事重心，亲自坐镇，以此撑开全局，控制陇上形势。在苻登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后秦军频遭失利，大局却丝毫未受影响，正是得力于这种战略布局。几年的时间内，姚苌及其子姚兴逐次消灭了苻登、西秦和后凉，平定了关陇。　　前秦瓦解后，从前秦控制下脱颖而出的还有匈奴人。东晋义熙三年（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建国大夏，攻掠关中西北地区，占领高平（今固原）。部下们建议他建都高平，守险自固。赫连勃勃不从，他说：“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儿，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 [ 注：《晋书》卷一百三十 赫连勃勃载记 ] 此后，赫连勃勃不断兴兵扰掠后秦安定、平凉、卜邽等地。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消灭后秦。随后，留兵镇守关中，自己回南方谋代晋。刘裕刚刚东归，一直雄据陇上、虎视关中的赫连勃勃采用谋士王买德之谋，攻取长安，占有关中。　　赫连勃勃占领关中之后，群臣们建议他建都长安，勃勃又不从，他说：“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东晋）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东面的北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夏都统万，在今陕西横山）才数百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 [ 注：《晋书》卷一百三十 赫连勃勃载记 ] 赫连勃勃仍都统万，固筑城墙。他将统万城的南门名为“朝宋门”，东门名为“招魏门”，西门名为“服凉门”，北门名为“平朔门”，大有坐制形胜之地雄视四方之意。赫连勃勃认识到，在他那个时代，关中频经战乱，长安残破，关中之重已不在长安，而在其西北高地。故赫连勃勃始终以统万为都城，而以安定、平凉、上邽为重镇。后来北魏伐夏时，取长安。未能动摇夏的基业；破统万，夏犹有安定、上邽为之根本。直到北魏第四次伐夏，攻占了安定、平凉等重镇，夏人才被迫西走，为吐谷浑所灭。北魏控制整个关陇地区。　　北魏收拾十六国的混乱局面，统一北方。北魏后期，六镇流民起义；关陇地区也爆发起义。尔朱荣击灭葛荣后，派尔朱天光、贺拔岳、宇文泰等前往关陇镇压。尔朱天光奇袭安定，击破平凉，击败起义军主力，大体控制关陇局势。　　尔朱荣死后，高欢反尔朱集团，尔朱天光出关会攻高欢，留其弟尔朱显寿及贺拔岳守关中。宇文泰见天下将乱，建议贺拔岳说：“今灵夏、河西，各拥部众，未知所属。公引军近陇，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怀之以惠，收其士马，以资吾军。西辑氏、羌，北抚沙漠，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 贺拔岳接受宇文泰的建议，引军上陇，西屯平凉。果然，陇上各州郡纷纷来附，受贺拔岳节度。　　不久，贺拔岳在高平被侯莫陈悦刺死，部众散还平凉。候莫陈悦没有乘势进兵平凉，而是退保水洛城（今甘肃庄浪附近）。贺拔岳手下共推宇文泰继统贺拔岳军。时宇文泰在夏州（今横山），僚属们建议宇文泰“留以观变”。宇文泰说：“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退还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 遂星夜驰赴平凉，安集部众，进兵击灭侯莫陈悦。然后，入据上邽，遣诸将分镇原州（固原）、南秦州（仇地）、渭州（陇西）、秦州（天水），征诸州之粟以给军用，遂得以安集秦、陇，抚定关中。　　宇文泰先是建议贺拔岳西屯平凉，扼守要害，招附陇上各州郡；贺拔岳死后，他又急据平凉，分遣诸将镇守陇上各重镇，遂得以控制关陇，成就大业。故而史称“宇文霸业，集于平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 陕西七 ]　　北宋时期，西夏割据宁夏，不断侵扰北宋关陇地区。宋夏之间时战时和，交兵近百年。宋廷曾分陕西为四路以拒西夏，这四路是：鄜延路（今延安－富县一带）、环庆路（今环县－庆阳一带）、泾原路（今泾川－镇原一带）、秦凤路（今天水－扶风一带），置为重镇，围堵西夏。　　这四路基本上是关中西北黄土高原及陇山一线的战略要点，足以扼守西夏下冲关中之路。庆历初年，朝廷以韩琦、范仲淹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置司泾州，总四路之事。范仲淹曾上书请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以韩琦兼领秦凤路，自己兼领环庆路。泾原有警，则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掎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经原之师为援。韩、范二人在泾州选将练兵，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名重西睡，夏人不敢犯边。当时边地之民传诵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范二人经营四路的时期，是北宋对西夏战争中形势比较好的一段时期。　　（二）陇西、河西与关中　　如果说关中对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势，那么陇西对关中占有高屋建瓴之势。实际上，陇西不仅仅是据关中之上游，它对汉中、四川也拥有上游之势。　　渭水、白龙江、西汉水等河流均发源于陇西。渭水东流，经过关中；白龙江南流，经过四川；西汉水东流汉中。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陇西与关中、汉中、四川之间的往来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汉中和四川，自关中、汉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却较易。　　因此，对于关中、汉中和四川来说，无论哪一方，如能取得陇西，便取得了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三国时蜀魏在陇西的角逐、南北朝时刘宋与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都是出于上述思路。（详见汉中部分）　　陇西在关中之西，而河西又在陇西之西。如果说陇西对关中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河西对陇西同样拥有地理上的优势。陇西足以制关中，河西则足以制陇西。以关中而欲图陇西，可以联结河西，利用河西对陇西的地理优势，制陇西之后，夹击陇西。刘秀之结好窦融、李渊之结好李轨，就是出于这种策略。　　东汉初，两方主要有三支势力：陇西的隗嚣、河西的窦融和益州的公孙述。隗嚣表面事汉，实谋割据一方。其部将王元曾建议他说：“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蓄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 [ 注：66 ] 窦融家累世在河西，知其风俗人情。更始初立，窦融对其兄弟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因，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 遂求出凉州。窦融出居河西的初衷不过是自保之计，但他在河西“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很得人心，东方流民避难者，归之不绝，遂为河西诸郡所推，而据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公孙述则恃益州地势之险，在益州帝制自为。　　刘秀专心对付关东群雄之时，对于西方的处理策略是以陇制蜀。当他洞察隗嚣的真实意图后，转而结好河西的窦融。与此同时，隗嚣也在试图拉拢窦融。隗嚣派辩士张玄去窦融处游说，宣扬其保境割据之谋：“方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土宇，与陇、蜀合纵，高可为六国，下不失为尉佗。” [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 窦融与其部下倾向于刘秀，遣使至洛阳试探。刘秀礼遇来使，并以王者包容天下的气概，赐书窦融，指明形势：“今益州有公孙子阳（述），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纵，亦宜以时定。” [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 窦融等为刘秀的气度、明见和诚意所感动，遂专心事汉。刘秀授窦融为凉州牧，专制河西。　　刘秀略定中原后，兴兵西讨。窦融则率河西五郡太守，厉兵秣马，耀兵河上，给隗嚣很大压力；后又亲率步骑数万，与刘秀会师于高平（今固原），合兵攻隗嚣。隗嚣穷蹙无计，投靠公孙述，不久败亡。　　在刘秀取陇定蜀的过程中，河西的窦融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诸将初攻陇西之时，隗嚣部将王元据陇坻（今陕西陇县），伐木塞道。诸将仰攻陇坻，大败而还，不得已改取守势。足见陇西在地理上对关中所据有的优势。这也正是刘秀倾心结好窦融的原因所在。窦融拥河西归汉，遂改变了东汉面对陇西的战略态势。　　东汉时期，利用河西与关中、陇西的这种地理关系以安定西北的史实还有东汉中期平定羌乱过程中虞诩关于凉州的战略策划。　　东汉中期，陇西的羌人爆发起义。汉军镇压不利，羌族豪右乘胜深入关中、益州，进击河东、河内，汉廷震恐。当时主持朝政的大将军邓骘打算“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放弃凉州。　　郎中虞诩听说放弃凉州之议后，力反此议。他对太尉张禹说：“若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此不可一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二也；谚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凉州士兵所以推锋执锐、蒙石矢于行阵、父死于前、子战于后、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弃之，民庶安土重迁，必引领而怨日：'中国弃我于夷狄！'虽赴义从善之人，不能无恨。如卒然起谋，同天下之饥敝，乘海内之虚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帅，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挡御；如此，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此不可者三也。”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虞诩反对放弃凉州，战略上的考虑是：若放弃凉州，则必以关中为西部前沿，以关中御陇西，形势不利。更糟糕的前景是，放弃凉州很可能引起凉州的反叛，以“士风壮猛，便习兵事”的凉州，起而反汉，利用羌、胡鼓行而东，则关中亦必非东汉所有。以虞诩之意，不但不能放弃凉州，相反，还可利用凉州，以制陇西。他进一步建议：“收罗凉土豪杰，引其牧守子弟于朝，令诸府各辟数人，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在张禹的主持下，朝廷改取虞诩之议，安抚凉州。经过苦战，东汉王朝终于平定羌人，保持了国家西部边陲的完整。　　西晋未，张轨统制下的河西也发挥过类似的作用。张轨在晋末“以时方多难”，怀着与窦融一样的动机，“阴图据河西”，于永宁初出任凉州刺史。张轨到河西后，讨平了鲜卑的反叛势力和各地的寇盗，遂“威著西州，化行河西”，遂霸有河西。　　“永嘉之乱”时，北方纷乱。东羌校尉韩稚袭杀秦州（治天水）刺史张辅，欲以割据陇西。张轨自河西遣军讨之，韩稚被迫归降。事后，张轨遣使报镇守关中的南阳王司马模，司马模甚悦，以晋帝所赐之剑赠张轨，并谓轨曰：“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 [ 注：《晋书》卷八十六 张轨传 ]　　洛阳陷没后，秦王司马邺入关，重建西晋行台，张轨遣宋配将步骑二万至长安护驾。这时，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舆又据险断使，欲割据陇西。张轨再命宋配率军讨破之。在西晋末年北方纷乱的局面中，关陇一带稍稍安定，河西凉州更是流民避乱的一个乐土，其中，张轨在河西起的作用很大。　　隋末纷乱时，关陇局势又与东汉初年略略相似。李渊初入关中时，陇西有薛举建立的西秦政权，河西有李轨建立的凉政权。李渊刚克长安，薛举亦急谋东进以争关中。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薛举亲率大军在高墌城（今陕西长武县北）击败李世民所率唐军主力。唐军与战不利，被迫改取守势。　　李渊为挽救颓势以图强敌，也采取了跟刘秀一样的策略，以河西制陇西。他遣使潜赴凉州，谋与李轨共图秦陇。唐、凉联袂，对西秦形成夹击之势。不久，西秦的临洮（今甘肃临潭）、枹罕（今甘肃临夏）、饶河（今甘肃临夏西）、西平（今青海乐都）四郡降唐，遂形成对陇西的包围态势。唐军反攻，在浅水原大破西秦军，不久，薛仁杲出降，西秦灭亡，关陇遂定。　　河西对关中西北安全的巩固意义重大。但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来保障这个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权可以利用这片地域来屏护关陇，西北游牧民族也可从这个走廊涌入，透入关陇，给关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压力。从关中往西层层递推的经营逻辑的西端应该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脉才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的相对极限。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称为西域。只有经营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　　前面说过，关中西北的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这种层层递推的逻辑在秦汉时期表现得最为典型。　　秦在其东进的过程中，仍未忘拓边西北，巩固西北。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1年），秦西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尽并义渠之地为二十五县，置为北地和陇西二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又加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将关中西北的防御推进到陇西。　　秦末天下纷乱，著名的冒顿单于领导下的匈奴首次统一，称雄塞北。西汉初年，国力尚弱，只得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换取边郡的暂时安宁和休养生息的时间。但和亲政策只是缓和而未消除边患。匈奴仍不时攻掠西汉边地。　　到武帝之世，西汉已历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国力达到鼎盛，遂对匈奴采取大规模的出击。汉武帝前期的几次大的战役，除寻机直捣匈奴单于本部外，均以廓清关中西北外围为重点。卫青、霍去病先后三次率军予匈奴以歼灭性打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余部降汉。这年，汉武帝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后来又设置了张掖、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后之筹边者，均以汉置河西四郡“断匈奴右臂”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四郡的设置加强了西汉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使关中西北安全得到进一步巩固。（见图2－1－5）　　汉武帝后期，西汉对西北的用兵又推进至西域。还是在大举击匈奴之前，汉武帝便派张骞出使西域，欲以联络月氏，夹击匈奴。其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诸国震怯，纷纷遣使来朝。“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黎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到汉宣帝时，汉廷派遣官员，监护鄯善以西数国。起初，西汉还只监护西域南道，未能尽并北道，匈奴形势已处不利。不久，匈奴日逐王叛单于降汉，汉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降，汉廷“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都护治乌垒城，与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这便是西域都护的源起。西域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西汉西域都护的设置，开经营西域以固西北之先河。此后，东汉恢复设置西域都护、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明代设立哈密卫、清前期平定葛尔丹叛乱、后期平定阿古柏的入侵及设立新疆行省，也都是出于这种目的，以保障西北边疆的永久安全。一 山川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