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面积只有四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拥挤着近三十万的难民！这里可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人口密度最高的记录。在中国的这块领地里，德国、美国、英国等西洋人是保护神，手拿屠刀的日军成了统治者，大地的主人中国人却成了寄人篱下的可怜虫，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这里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国际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台上表演他们的传统节目或即兴之作。紧锣密鼓，剑拔弩张，人性、兽性和奴性展开了生死搏斗！ 啊，令人不安的“安全区”。 人人过关 占领南京的日军惊魂未定。他们知道，曾与他们拼死血战的十万中国守军，不少人仍然隐伏在市内，相当多的中国军人混杂在安全区的难民中，这是一批危险的人物。进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四五个随从，来到宁海路五号国际委员会，瘦高个子的费吴生立即笑脸相迎。因为头一天日军在难民区打死了二十个难民，传教士出身的美国人尽力地想制造一点友善的气氛。 刚坐下，矮个子的日本军官就提出： “据我们得知，这里有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希望你们能交出来！” 费吴生愣了一下：他们怎么知道有六千名的呢？他急忙叫人递上茶水：“败退的中国兵有一些，可不多。再说，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应该给予人道的待遇，昨天贵方已经答应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帝国军队要求贵方协助的是：把六千名中国兵交出来！” 难民们分散在二十几个收容所中，日本兵一时也分不清哪些是中国兵？中国兵藏在哪里？整整花了一个小时，费吴生费尽口舌地辩解着，他极力地要保护走投无路的中国败兵。 日本军官不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国际委员会的十五名委员正在煤油灯下开会，日军从安全区中拖出了一千三百个男人，用绳子绑着，一百人捆成一串，戴着帽子的，都被一个个抓下来扔到了地上。其中有许多中国兵，军人都光着头。 雷伯急坏了。他立即带着委员们赶去交涉，日军不理不睬。费吴生在队伍中穿来穿去。黑暗中，他在寻找昨天向他交枪的四个小个子广东兵。他们说，他们为抗战来的，他们不愿放下武器。还有一个北方的大个子军官，他曾向费吴生倾诉了战败后的遗憾，那一双失望的眼睛使费吴生久久难忘。他寻不到他们。刺刀押着他们走了，他们昂着头，没有一个人哭。 雷伯气得要命。他觉得日本人欺骗了他，他也欺骗了中国人。愚弄人是不道德的。当天中午，他和国际委员会秘书史密斯、总稽查史波林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内，与日军特务队队长商谈过这个问题，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参赞担任翻译，他说：“对于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托日军的仁慈态度。”不过几个小时，日本人怎么不能“信托”了呢？难道枪杀就是“仁慈”？ 十六日一早，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叫史密斯执笔，致函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昨天因贵国高级军事长官抵达此间，敝委员会认为秩序即可恢复，故未提抗议。不料晚间情形更为恶劣，敝委员会不得不胪陈各点，促请贵国军事当局注意，并设法加以阻止。” 对这件公函的答复，日军当局对费吴生说：“难民区内还藏有中国兵两万人，我们将肃清这些恶鬼！”费吴生不安了：“恐怕不到一百人了，他们都没有武器！”肃清“恶鬼”的行动开始了。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阴森森的寒风中，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日本宪兵司令的通告： 为布告事：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宪兵司令部将签发平民护照，以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得代为领取，尚有老弱病人，须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人们围观着，议论着，怒骂着。不识字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请人读结他们听。也有人提出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到哪里去登记啊？”“抱在手里的娃娃要不要登记？” 打听到了消息的人互相转告：“十六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去登记。”“登记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和山西路广场。”明知登记会有风险，可不登记说不定风险更大。南京人已经尝到了日本兵的厉害！ 天蒙蒙亮，山西路广场上就挤满了膀子上戴着太阳臂章的人。虔诚的基督徒朱寿义也去了。过了一会，来了几个带枪的日本宪兵，先叫大家四个一排站好队，长绳似的队伍一直排到三里地外的宁海路。哪个人乱钻，哪个人说话，日本兵的枪托就打下来了！ 广场上用桌子搭了个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国人站上去讲话了，他个子不高，听得出是外地口音，边讲边指手划脚： “同胞们，日本人是好人，大家都要听从皇军的命令。你们中间哪个当过中央军的，就站出来。你们没有家眷，流落在外面，生活很苦。只要站出来，皇军不但不杀，愿意做工的可以做工，愿意回家的还发给路费！” 讲到“发给路费”的时候，他还拍了几下胸脯。有人看他穿着西装，还戴着一副眼镜，有点洋气，认为可以相信的。“这人是谁？”有人悄悄地问。“好像是夫子庙卖过仁丹的。”“这人叫詹荣光。好像是湖北人，九头鸟。”“中国人总不会骗中国人的吧。”“难说。” 一阵小小的议论后，就是一阵小小的骚动。詹荣光又说话了：“我的同胞们，当过兵的，愿意做工的，都站出来，有饭吃，有工钱发！” 有人站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 “好！往这边站！”詹荣光很高兴。 站出来了好几百人。“上车吧！”日本军官一声喊，持枪的日本兵就赶着这些想回家和想做工的人上了卡车。卡车飞驰到下关，机枪早准备好了。 登记了，一个挨一个地走过去。先朝桌子旁坐着的日军来一个一百二十度的鞠躬，然后问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家里几口人。问完，再从头到脚检查。先看头上有没有戴过钢盔的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辽听你说的是不是南京本地话。胆子小的害怕得发抖，就被拉出了队伍。有一点可疑的，也被另立一边。话说不清楚的，他怀疑你有鬼，靠边站了。种菜的、打铁的、拉车的，不少人都被他们怀疑是中央军拉出了队伍。 排了一天队，到傍晚了，朱寿义还没有领到“安居证”。他发到了一张小条子，条子上有“野宇”两个字，上面还盖了图章。 第二天一早，朱寿义又来到山西路排队了。还是四个人一排。他小心翼翼地拿着这张条子，不敢说话，连看也不敢多看。前面的一个年轻人鞠躬时腰弯得小了一些，一刺刀戳在大腿上，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个老头因为耳朵聋，听不到问他什么话，被一枪托砸破了头。有好些青年人被拉出了队伍。 “的咯、的咯”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日军的马队来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与一个日本兵哇啦哇啦地说了儿句：”抬子弹去！” 一声令下，日本兵从队伍中拉出了一百几十个年轻人。朱寿义是他们后面的第五排，他默默地在心中祷告：耶稣保佑！他被日本兵摸了一遍，花了两元钱拿到了一张三十二开的“安居证”，上面有一颗方的图章，落款是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为了这张倒霉的白纸，他吃了多少苦！多少人送了命！他真想把它撕成碎片，可他舍不得，没有它，要杀头的啊！ 宁海路往南是上海路。上海路上也排着长蛇阵，蛇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广场上。广场上也有一个台子。台上除了坐着日军的几个军官外，詹荣光也在台上，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是原来日本大使馆干杂事的侍役，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翻译。 一个叫作角下的日本人讲话了。据说。他与詹荣光很有交情。日本兵进城后，詹荣光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看护给角下。这一来，不仅詹荣光为虎作伥有了靠山，而且还通过这个女看护，掌握了留在南京的军队医护人员的情况。角下会讲中国话，他态度强硬。 “凡是当过兵的或者拉夫来的，只要自首出来，保证生命安全，还有工可以做。不然的话，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没有人理他。詹荣光鹦鹉学舌似的照样说了几遍，终于从队伍中走出了几十个人。广场的东南角，活动镜头吱吱吱地响着，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 因为站出来的人不多，日军就在队伍中搜查了，二三十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到队伍外面来，稍有对抗的，当场刺刀见血！于是，有的跪地哀求，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吓哭了。难民的队伍中，也有被人冒充是亲人仗义相救的。十八岁的喻志清去女子大学登记时被日本人拖出了队伍。一起住在难民区的一个胖胖的老妈妈一看不好，立刻扑过去大喊：“乖乖儿啊！我的乖乖儿啊！”日本兵一下子愣住了。老太太强作笑颜边讲边打手势：”我的儿子，儿子！”喻志清就这样救了下来，他也就这样有了一个干妈。在抓捕中国士兵的时候，不少南京妇女冒着危险拼死救护他们。刘秀英老大娘对我说：“在女子大学登记时，我穿着黑棉衣棉裤，脸上抹着灰，梳一个巴巴头，像个老太太，一个穿蓝色中式衣的瘦瘦的小伙子被日本兵拖出来后用绳子绑起来了，麻绳勒着项颈。他在我身边悄悄地说：‘大妈，你做做好事救救我，日本人要拉出去枪毙我！’那天是早晨，我也害怕，日本兵手里拿着长枪，皮鞋咯嗒咯嗒在我身边响。我想救人要紧，我就挤出人堆去对一个翻译讲，‘这是我儿子’。翻译对日本人说了一声，那个小伙子就放出来了。登记完毕，他跪在我面前磕头，一口一个‘干妈’。人心都是肉长的，哪个人没有父母儿女啊！”日车大肆搜捕中国散兵的目的，除了肃清敌方军事力量外，还为了得到奖赏。据一个从南京脱险出去的人说：“日军有令，凡捕获排长一名奖五十元，连长二百元，营长五百元，团长以上则赏以重金。捕获的军官，都送到军政部内的大操场上，操场上有百十具木头做的十字架，进去的人，全部绑在十字架上被刺刀捅死！” 后来，女子大学的登记又改换了花样：先将男女分开站好，凡有家眷的，一律认领，没有家属认的男子，统统拉走枪杀。据目击者说，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登记，到一月十日登记结束，日军又杀害了几万青年男子，美貌女子被拉走十多卡车。领到安居证的只有十六万多人！为了领到这张“安居证”，妇女们都经过了一番化装：剪掉长发，抹上锅灰、穿上黑衣，用白布条紧束胸部，用黑布条扎紧裤管。总之是越丑越好，越脏越好，越老越好。 不管老的小的，日军见到女的，先嬉皮笑脸地看一会，然后浑身上下摸索一遍，把妇女搞得面红耳赤。见到漂亮的，拉到屋子里留下来了。拿到了安居证的，还要在你的脸上盖一个图章：“花姑娘的好！”有一次，一个日军吓了一跳，刚从一位女同胞的裤腰里伸进去的手立即惊叫着拿出来了。原来，这位妇女为保护自己，在肚子上和大腿边贴了四张黑糊糊的烂膏药！日军以为这是一种病，吓得要命。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妇女效仿。 金陵大学内的难民大多是妇女。十二月二十六日，史威斯纪念堂前的网球场上，集合起三千个男人。摇着尾巴的汉奸唾沫飞溅地动员了半个多钟头，走出了二百多个自己承认是“中国兵”的人。日本兵又从难民群中拉出了够一千人，但不少人站出来证明他门不是中国兵。后来又来了两个日本军官，指示士兵立即将这批人分两队押解出去。 他们的一部分被押到了五台山，另一部分押到了汉中门外的秦淮河边被机枪打死了。押到五台山的一百多个人都用铁丝捆着双手，他们被押到永宁寺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永宁寺的门口铺着长长的白纸条，许多和尚跪在地上祷拜。 被捆着手的人五个一批或十个一批地从第一间房子里走进去，里面烈火熊熊，大院子里架着好几堆木柴，抓来的难民一个个被日本兵推入火中！没有枪声，只有一阵阵的惨叫呻吟。一个死里逃生的人说，他眼见要被大火烧死，就向一个脸部和善的日本兵求情。那个日军同情地看了他几眼，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然后用一根木棍在泥地上写了四个大字：大人命令。他说，后来是由于和尚们苦苦哀求，他和另外几个人才幸免于难。遗憾的是，这位九死一生的目击者仍然没有逃脱灾难，他在十一天后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的金陵大学广场上的登记中，又破日本兵拉出去了，美国教授贝德士两次替他求情担保，都没有效果。这位被贝德士称为“异常聪明”的中国青年仍然过不了登记安居证的生死之关。 登记结束后的一天，南京的天空中又飞临一架涂有太阳旗的日本飞机，传单像花瓣似的飘下来，上面是一幅画：一个日本兵抱着一个中国儿童，儿童手里拿着吃的东西，旁边跪着一个中国妇女。传单上还印有一句话：“信赖皇军，就可得救。”日军说，只要将这张画贴在门上，就能保证安全。 一位二十二岁的少妇把这张画贴到了三牌楼三号她家的大门上，这天——一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她被日本兵奸污了两次。 难民们又都回到了难民区。日军已经下令，二月四日必须解散安全区。但难民们认为：不安全的安全区还是比日军宣传的安全的不安全区要好一些。 暮色中，几百名妇女恳求国际委员会继续收留她们。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说：“我昨天回到汉西门的家里，日本兵又来强奸我，我说年纪太大了，被打得头昏眼花。”有的说：“与其回家被奸被抢被杀，不如死在这里！” 下跪是中国人古老的礼节。这是崇高而又卑贱的礼节。几百个人一齐脆下来了：“送佛送到西天，好事做到底吧！” 天黑了，她们还跪在地上。 奴才们 白茫茫的晨雾中，一个身穿黑皮大衣，戴着眼镜，挺着肥肥的肚子的家伙，手拿着一根拐杖恶狠狠地指挥着他的一群爪牙： “打啊！打死这些狗东西！” “给我烧！烧掉棚子！” 耀武扬威的奴仆们像恶煞般地又打又砸，将难民们好不容易沿街搭的芦席棚捣毁的捣毁，烧掉的烧掉。寒风中，无家可归的难民们在哀求，在哭号。 “布告早贴出来了，通告也贴过了。皇军有令。解散难民区！”他摸着鼻翼下那一撮日本式的小胡子，怒气冲冲地吼着。 他叫方浩，原是一个律师。日本人一来，他摇身一变，当上了南京自治委员会的第四区区长。第四区即难民区，他为日军鞍前马后地跑，仗势欺人，大发横财，红得发了紫。 有死亡，就有生长。被血和火洗劫过的南京的土地上，生长出了一批黑了心肝抽了筋骨的汉奸！这是一批与兽类为伍的人。 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立的这个“自治委员会”，是与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的难民登记有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的。金陵大学对面那幢垂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大使馆的楼房，是与日军司令部同样具有决定重大行动的另一条战线的指挥部。矮胖胖的田中参赞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活跃人物，由他出面组织的这个所谓“南京自治委员会”，是为了替代“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而与日军沆瀣一气的傀儡组织。兽类为了掩盖一下它的兽性，就要找一批奴性十足的奴才作为它的替身。奴才是按主于的指令行事的，它自然丧失了只有人性才具有的分辨是非的本能。 知道一下这班人的出身，或许可以从中明白一点什么东西。汤山陶庐浴池经理陶锡三当了自治会会长。此人任过律师公会会长，当时已是花甲年岁了，四方脸，戴眼镜，个子不高，却留很长的白胡子，穿中山装，他家里住着两个日本和尚。据说他与大军阀、大汉好齐燮元是知交，所以田中首先看中了他。又有人说，他当时内心不愿干，为掩人耳目，他曾用名陶宝庆，当会长的时间不长。此话可信，因为自治会的寿命本来也不长。 瘦瘦的中等个子的孙淑荣是到日本留过学的。他懂日文日语，当上了副会长后，不知怎么仍然穿一套中山装。他是回民，至今，南京的不少回民骂他是“败类”，但也有人说他帮了一些忙，回民掩埋队的旗子、臂章都是他发的，没有他，埋尸更困难。 很多人说，詹荣光是死心塌地的双料汉奸，他通过与陶锡三是律师同行的关系混进自治会，一面讨好日本兵，一面还拉人下水，发展了一批小汉奸。他住在宁海路一幢很漂亮的公馆中，庭院中有两棵大伞似的宝塔松。七十六岁的袁存荣老大爷去过这个院子。他说：“詹荣光害死了好多人，鬼魂跟身，后来发精神病死了，这是报应！” 还有一个旅店老板王春生不知道怎么混了个警察厅长。可这个厅长也不好当，据说有一次要他去拉五百名妇女，他完不成，被日本的特务长打了两个耳光！当汉奸也可怜，跟着日本人的屁股却吃不到日本人的饭。维持秩序的警察一天三餐往家跑，却得不到一块大洋。渐渐地，警察们都各自走散了。 自治会设在大门楼的警察厅内，六个科室的名称倒是冠冕堂皇的，总务、交际、交通、财政、调查、人事。可是血泊火海的南京有何交通财政可言呢？汉奸们干的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丑事：拉夫、运送物品、代找女人、搜查中央军、驱赶难民等等，这都是伤天害理又丢尽脸面的事情。干不好还要被警告和挨打。当了汉奸的，家里人都朝他翻白眼，以前熟识的人见了都像避瘟神似的躲避不及。他们自知成了过街老鼠，一个个都缩头缩脑，出来时把衣领子拉得高高的，帽檐压得很低，生怕被人认出来。 他们在太阳旗下干着阴暗的勾当。为了迎接一九三八年的第一轮太阳，也庆祝他们的胜利，森严的日本大使馆内，大使、领事和参赞正在召集五六十个汉奸开会。 “新年到来了，应该热烈地庆祝才对！皇军在鼓楼要开庆祝会，你们都要去，带很多人去，每人手里要拿旗，不准拿青天白日旗了，要拿一千面五色旗，一千面太阳旗，五色旗是共和旗，大东亚共荣！日中共和！” 会议开得很长。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午后直到太阳下山。困难太多了，最难办的是难民们不愿意来开这个庆祝会。这使当了区长所长的汉奸们为难了。日本人恼怒了：“不来，统统地枪毙！” 枪毙更没有人了。汉奸们商量来商量去，老奸巨猾的陶锡三咬了咬牙：“到会的人，发半斤盐，两斤米！” 花花绿绿的五色旗在寒风中窸窸窣窣地响着，钟鼓楼下，被汉奸们强逼来的和欺骗来的难民们稀稀落落地站立着，他们无精打采地拱着手，有的把旗子插在后领子上，有的插在口袋里，他们只觉得新鲜：“这旗子十年不见了！”“这是临时大总统的旗子！”“这是共和旗！”“红黄蓝白黑，蛮好看！” 突然间，人群中不少人吓了一跳。鞭炮冲天，在上空“咚—一叭”地炸响了，胆小的人开始以为打枪了，立即趴倒在地上，直到放完才胆战心惊地站起来。 钟鼓楼的城楼上，站有许多穿军服的日本兵和不穿军服的日本人，日本人旁边，站立着自治会的几个头目。陶锡三第一个朗读自治会宣言。他大大地吹捧了一番“皇军的恩德”，颂扬“日中亲善，经济提携”，要民众“服从皇军命令！” 日军的各类人物也一个个地粉墨登场了，一个个哇啦哇啦地说了一番鬼也不相信的鬼话。 每个人演讲完毕，汉奸们就带领大家摇几下五色旗，因为广场上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他们的镜头只对着这一角，再转过去，就会把燃烧的街道也拍摄进去，这是与“庆祝”的气氛格格不入的。 一个满口南京话的老头在台上骂人了，有人认出他是昇州路二区的区长，这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流氓：“日你妈！革命军，革你妈拉屁！革命军一到南京我就知道他不会长久，因为他不成正果是不是？” 台下的人也在骂：“革命军不成正果，日本兵能成正果？” “这老坏蛋也不成正果，他把媳妇和孙女都送给日本人玩了！” 有人说他是理发的，也有人说他过去在洋行里干过事。据说，南京的汉奸中，有不少都是干粗活的、没有文化的人。他们大都是磨刀的、理发的、在洋行里干事的，有的早就被日本人收买了。雨花门外打虎巷有一个名叫周国才的，他是编鸡蛋箩筐的，不识字，却会讲日本话。日本人一来他就当了汉奸，扛着面白纸上贴着红膏药的太阳旗，在街上边走边喊：“皇军进城了，大家出来欢迎啊！” “呸！”有人当着汉奸的脸吐口水。 他生气了，叫日本兵抓这个人。 日本兵问：“你为什么看不起他？” 这个人很机灵：“我吃皇军的饭，为什么要看得起他！” 日本兵笑着高兴地走了。那个汉奸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悄悄地溜了。 有一个汉奸背地里对人说：“不当汉奸不知道当汉奸的苦啊，王八蛋再干这种事！”他们不但经常被人骂、还可能被人打。有一天，难民区中捉住一个汉奸，愤怒的人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翻在地，揍得他跪地求饶。可难民不饶他，一个劲地揍：“日本兵不让我们活，你他妈的忘了祖宗八代了！”“打！打死这条狗！”费吴生怕真的把他打死引起更多的麻烦，便将这个打得半死的汉奸关进了国际委员会的地下室。第二天他把他交给了中国警察。费吴生说：“可能要绞死他。” 死亡是利己主义者的最终结局，它不仅仅是生命的死亡。怕死的人失去了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既然求生是人的本能，那么怕死也是人的本能。 野战救护处的一些人改装后躲进了五台山的美国大使馆，他们下属的六个野战医院的人马已经鸟惊兽散了。中午，司机王万山急匆匆地跑上楼，向处长报告一件他在外面听到的事情：“刚才我在路上见到我们部里的一个汽车夫，他说我们处里的侯视察已经到自治会做官了，他改名叫何子文，人家都叫他何课长。” 金诵盘处长吃了一惊：“他在哪里办事？” “鼓楼新村。”王万山说。 沦陷后，留在南京的军队卫生人员除了梅奇牧师接收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的一部分，不少人都自找门路了。但金诵盘没有想到的是，他手下的人竟会认敌为友，这实在太失国军的面子了！但他又想，恐怕不会吧。侯视察乡谋善辩，又几经战事，可能搞错了，他对王万山说：“你打听一下他住在哪里？” 很快，王万山又来报告了：“他住在颐和路五号，在自治委员会当了交通课的代理课长，课长姓赵。” 看来情况是确实的了。金诵盘很气，当时没有和伤员一起撤退，本想拚死坚守。沦陷了，身为国军医官，虽没有执干戈卫社稷的力量，但怎能卖国求荣，辱没祖宗！他想去见一见他。但他又不愿见他，他觉得见一面这种人是一种耻辱。 米吃完了。自治会的米由八元一担涨到了十元五角，还要先缴款领票。款已经缴了好几天，可米还是拿不到，已经向同住的胡先生借了好几斗了。夜晚，几个人聚在一起商议办法。办法只有一个：找自治会的人。 为了活命，金诵盘动摇了决心。他要汽车司机王万山带他去找“何子文”。颐和路五号是一幢花园式的楼房。一按电铃，有人出来开门。进入客厅，他不在。他在前面珞珈路十九号的赵课长那里。 院子是相诵的。公务员打开后门，他们走进去时，有个日本兵正在同赵课长和“何子文”谈话。金诵盘和王万山坐在一旁，静静地打量着这个穿过军装的侯视察。 送走了日本兵，他才不好意思地叫了声：“处长。”因为是赵课长的家，金诵盘不好多说，只是用严厉的眼神紧紧盯着他。 他好像有许多话要说。王万山讲了请他买米的事情，他答应了。走出门，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身边闪过去了。”这是谁？”处长问。王万山上前几步去看了看：“好像是后方医院的尤院长。”“叫他一下。”“尤院长！”王万山不轻不重地叫了一声。路上没有什么人。戴黑礼帽的人回过头来看了一下：“金处长。”他也住在颐和路，他请他们到家去坐。一进门，他就说：“这地方不错吧，我和孙副会长住在一起。”“哪个孙副会长？”“孙淑荣。”他领着他们进了自己的房间，两个妖艳的女人端上了茶水。房间很华丽， 铺着猩红色的地毯，上面是北斗星座式的吊灯，席梦思床上盖着两条毛毯，大床边还架着一张小床。“这里还有谁住？”处长问。他红了脸。“朋友，两个女朋友。”他说：“我现在叫洪少文，跟着孙淑荣在自治会做事，处长有什么吩咐，小弟一定尽力。”他们不再说什么了。过了几天，尤院长派人邀请金处长去宁海路的五福楼上吃饭。金诵盘叫医官蒋公谷一道前往。 尤院长——“洪少文”已在楼梯口迎候了。酒菜是丰盛的，红红绿绿十几个盘子。南京名菜盐水鸭鲜嫩可口，红烧鹅香味诱人。酒是洋河大曲。桌子中间的大拼盘，是用各色荤素菜肴制成的“丹凤朝阳”。 “来，处长，为我们大难不死干杯！”尤院长不自然地笑了笑，站起来。处长站起来：“死倒不怕，军人以卫国为天职。自然，逃过劫难，总是幸事。”三个人碰了下酒杯，都干了。 几杯下肚，尤院长兴奋了，他说：“陶会长可是个好人，他搭救了我，也很赏识我。没有他，说不定我早被拉到下关枪毙了呢！他准备叫我当自治会的卫生组长。处长，谷兄，你们要是想干，我给陶会长一说，没有问题。” 金处长愤愤地用眼睛盯着他。他越说越得意：“做人要想得开，好死不如赖活，这次多少人成了刀下鬼，连尸首都找不到。可怜啊！其实，人活着，就是挣钱吃饭，给谁干都一样！” 处长变脸了，他把酒杯重重地放下，说：“你可不要忘本，不要贪小惠而乱大节，以致造成终身的遗恨！” 蒋公谷连连劝处长息怒，“算了算了，回去再说，回去再说。” 金诵盘是江苏吴江人，他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第二年随军北伐干医务工作。沪淞开战后，他组织战场救护，眼见国土丧失，生灵涂炭，他和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一样，感到十分痛心。他恨日军的凶残，更恨摇尾乞怜的小人！他是他的上司，他觉得他有权训斥他。他不顾一切地怒斤着面前这个卑劣无耻的汉奸！ 尤院长尴尬地低着头，唯唯喏喏地应答着。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训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拉着蒋公谷起身就走。尤院长不知说什么好，他呆呆地坐着，直至他们的脚步声走远了。 “何子文”送米来了，他是开着车子来的。坐下后，他谈了他当时危急的处境。他说，他过不了江，又找不到人，身上的钱又被人抢走了。因为没有熟人，在日本兵的刀枪下东躲西藏，后来碰到这个姓赵的，才进了自治会、分管粮食运输和有关交通的事务。“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他说。 处长问了他一些情况后，把他叫到楼梯下的一间小屋。插上门，讲了立身之道，又晓以民族大义。末了，要他记住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点点头，握了握处长的手走了。 在敌人的旗帜下，什么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个提心吊胆，度日如年。有一天，有人传说教导总队的一个营长带着一伙人明天要偷渡过江。金处长一听，立即派人去联络。第二天一早，五个人出了水西门，好不容易在一家小理发店中找到了这位营长，他看了看大家，说：“今天人太多了，再说，你们的打扮不像小贩和农民，明天再走吧。” 回来吃中午饭，刚拿起筷子，“何课长”来了。饭间，说起出城的事，他说：“乘车到上海的话，车证很难弄到，就是到了上海也难，日本人盘查很严，不如先乘车到无锡。乘车证我可以搞到，不过要花不少钱，你们八九个人，起码要一百法币。” 大家默默地吃着饭。吃完，又谈起了这铁蹄下牢狱般的生活，各人谈着外面的见闻，谈着各种各样的苦难。 金处长喝了一口茶，一件件伤心事又引起了他的怒火，他大骂了一通日本兵后，又骂起了无耻的汉奸：“民族危亡，不但不舍身报国，反而认敌为友，出卖祖宗，还有何颜见人呢？丧失气节，就是断了脊梁骨！就不是站着的人，是四脚着地的狗！”他激愤了，他从桌上抓起一只茶杯，狠狠地砸在地上，“啪”的一声，玻璃片四处飞溅。 谁都不敢吭气。“何课长”有些惶惶不安，坐了一会，他告辞了。 第二天下午，他又来了。他从怀里摸出九张乘车证交给处长：“你们走吧，我派车送你们。” 汽车来了，他没有来，他怕见到他们。 共产市场 当下关和太平路开设了一家又一家的日本商店的时候。难民区内的上海路两旁，搭起了不少草棚，炉灶和摊贩摆了四五里地长！ 世界上最顽强的是人的意志。刀砍火烧，也不可能灭绝。凡有生命的地方，一定会有生命的喧闹。写有歪歪扭扭的残缺不全的中国字的日本商店，都不准中国人买东西，虽然里面烟、酒、糖及日用品都很齐全。他们只有一样东西向中国人开放——“白面”和“黑货”。白面又名海洛英，黑货即鸦片。这类亡国灭种的毒品，是不同刀枪又与刀枪一样效果的屠杀！可也怪！确有人去买，也确有人上瘾。更有人以此为职业，城里三十元买的货，到乡下能卖一百元！ 海洛英和鸦片是吃不饱肚子也暖不了身子的，要活命，就要有吃的用的。开始是偷偷地卖高价，纸烟五六元一筒，猪肉一元一斤。渐渐地，人越聚越多。于是，有了地摊，后来又搭了棚子。有了蔬菜、猪肉，后来又有了火柴、肥皂、棉布，后来什么都有了！ 为了生存，也为了对抗，中国的难民在冷冷清情的、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上海路上创建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花花绿绿的、欢欢喜喜的“共产市场”。这是生命的力量！ 这里全是国货。青菜、豆腐、猪肉都是附近或江北农民偷偷运进城的。虽然价格高一些，但非常时期，民以食为天！其它东西就便宜了，西装只两元一套，沙发三元一套，狐皮袍子才十几元钱一件，上等的俄国毛毯才三四元钱！好在要什么，就有什么。马桶痰盂、碗筷碟子、茶壶茶杯、桌椅板凳，家庭日用杂品一应俱全。价格随便喊，买卖和气，全没有为争一个铜板而面红耳赤的场面。有一个人花三个铜板买了一把茶壶，走时，摊主还客客气气地关照一声：“老板走好！” 人的心境，是受一定环境影响的。苦难是一种催化剂，它强化了一种观念：大敌当前，只有互相依赖和互相帮助才能生存。它也起到了一种平时起不到的凝聚作用：“都是中国人，好说！”所以，“共产市场”上没有争吵，没有抢劫，没有偷盗。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中国人统治了这里的一切！这是铁踊下的一块绿洲！ “共产市场”，这个难民们集体创作的名称已经说明了它的性质。这里的商品，除了新鲜的副食品和部分调剂余缺的衣物旧货外，不少是非法得来的。这里的摊主，有的是小本买卖，也有的是无本生意——夜里悄悄地出去搜索，白天在地摊上高声叫卖。被日本兵抢劫过和烧毁了的商行、店铺、公馆里，都是无人之境。食品公司里有吃的、百货公司里有日用品，棉布庄、杂品店、服装店、五金店、酱菜店、茶叶店..，每一家店铺里面，多多少少总有些值钱的东西。连龙蟠里军医署仓库内的印有红十字的被单和枕套，也被人拿出来卖了。白布被单一元钱买五条，枕套四个铜钱一只！这是不同于抢劫的自救。这是与抢掠相似的偷盗。这是特殊情形下的一种特殊行动。 这里有许多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从地下掘出两只茶碗一样大的沾满泥巴的金碗。他以为是铜的，摆在地上卖两毛钱。有个识货的人一拿起来，就觉得很重，他用纸擦亮了一角，只见金光闪闪，就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把两只金碗部买走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月，不少人为了生活，卖什么的都有。最可惜的是文物。六朝的、明清的瓷器，还有翡翠玉器、各种古玩、名家字画。据当时人说：“曾有赵子昂画的马、董仲舒写的字、仇英的山水画、岳飞的手迹，还有陆润祥、钱南园、唐伯虎及八大山人等等名人字画和古版的《西厢记》等很多古书。当时人们只为活命，很多人不识货，也没有心思搜集文物，这就给日本兵碰上了运气。说来也奇怪，不少日军都懂得文物的真假。他们发财了。一个日本兵掏出四百元钱，拿走了一幅仇英的山水画。后来，日军带着口袋和箩筐到上海路来掠夺文物，他们红着眼一件一件地往口袋和箩筐里装，然后象征性地给几个钱，或者塞给你一把不能用的日本票子。摊主们手里拿着这些哭笑不得的钞票，只好哭笑不得地自言自语：“算了，这些玩意儿都不能当饭吃！” 雄心不灭 如果把狭长的难民区比作一条风浪中的航船，那么，与日本大使馆相邻的金陵大学就是迎风搏浪的甲板。甲板上，有一根一百三十多尺高的桅杆，桅杆上升起了希望的风帆！ “九·一八”事变使东三省变了颜色，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地开始向中国炫耀它的武力。一九三四年黄叶如金的秋天，南京鼓楼西南角下的日本领事馆，用钢筋水泥砌造了一根与金陵大学北楼一样高的旗杆。旗杆上，飘动着一轮鲜红的太阳！ 火球一样的太阳刺痛了人们的眼也刺伤了人们的心。金陵大学的热血青年们激愤了：中国的土地上，决不能让日本人耀武扬威！拿笔杆的师生们手里没有枪杆，他们有拿枪杆的人一样的壮志和雄心。校园的板报上，贴出了一张三十多人联名写的《金大从速砌竖旗杆启事》。一纸启事，唤起了千万颗赤子之心，黄的铜板、白的洋钱、花花绿绿的钞票变成了黄的沙子、灰的水泥、红的砖块和蓝黑色的钢材。沙子、水泥、砖块、钢材与热血、壮志和雄心拌合起来，凝聚成了高出太阳旗十尺的摩天的旗杆。这是中国人的脊梁。脊梁支撑着一颗不屈的头颅。支撑着万里长江万里关山万难不屈的中国！ 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已经没有了，但旗杆不倒。难民区的人日夜望着这根高入云天的旗杆，盼望旗杆上升起自己的太阳！他们蓬头垢面，头发长得像刺猬似的。不是没有理发的人，是不愿意理。有一个日本军官问： “你们为什么都不理发？” 难民们说：“没有心思理。” 于是，自治会出了通告，勒令理发整容。但没有几个人听。据说，这是古老的习俗：失土如丧考妣，蓄发以示志哀。含义极深。 他们在盼望。终于，天空中出现了中国空军的轰炸机！机翼上那个蓝白相间的徽章引起了千万人的欢呼和激动！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尖利的呼啸声吓得日本兵都躲了起来，有的急忙更换便衣，有的陪着笑脸钻进了难民住的房间。而兴奋的群众立即撕掉臂章，撕毁了悬挂在门口的太阳旗！ 惊喜而惊慌的时刻过去了，国军的轰炸机没有投下炸弹。日军虚惊了一场，但刹了他们的威风，从此，难民们不戴太阳臂章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钟——日军进占南京的第十三天，全城响起了“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了！”的欢呼声！万众欢腾，奔走相告，街道上人潮诵来涌去，太阳臂章和太阳旗扔得满地都是。人们都争相出来迎接自己的军队！日本兵恐慌了，他们躲进了难民区。他们要求国际委员会保护。安全区委员答复他们：“只要把枪支缴到中央军校，我们负责你们的生命安全。”日军连连点头。 这一天死了五个日军士兵。据说，有五六名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决心复仇。这天上午，他们埋伏在中华路的一间地下室内，地下室有窗户，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情景。步枪在窗格子上依托着。渐渐地，响起了一阵皮靴声。过来了，五个日本兵押着四个中国人正从中华门进来，向内桥走去。 “叭！”“叭！”“叭！”一阵枪声，一人一枪，日本兵全部倒下了！四个被抓的民夫惊魂刚定，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发了疯似的朝城内狂奔高喊： “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了！” 一呼百应。一个接一个喊，一路喊过去，群情振奋！很快，由中华门喊到了难民区，有人不知从哪里槁来了鞭炮，“咚——啪”的冲天炮，像机关枪一样响的百子炮。日本兵一听，以为中央军真的进城了，有的扔掉了枪，有的脱掉了军衣。难民区中躲藏的中国士兵，有的准备组织策应，但派人出去一侦察，才知又是虚张声势。 就在这天深夜，几十个中国乓袭击了日军的一处军官宿舍。枪声和爆炸声响成一片，这是仇恨的迸发。混乱的惊叫声中，十二个日军军官被打死和打伤了。日军警备司令部怒吼了，他们追捕到了近二十个中国兵。 这一天的袭击使日军胆战心惊。当时，日军攻城的大部队已向江北和安徽进击，留在南京城内的日军只剩下了数千人。势单力薄，思乡心切，加上城郊四周常有便衣队伏击。日军的士兵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他们身上带有护身符一类的东西。有的换上便衣，出城向上海方向逃跑。有的日军在半夜里惊叫起来，他们梦见中国兵打进来了，便大声呼喊：“中央军来了！中央军来了！”一个人喊，所有人都会跳下床就跑，边跑边喊，黑暗中互相开枪。据说，这样的骚动有好几次。 就在日伪们兴高采烈地在鼓楼庆祝自治委员会成立的一九三八年的元旦这一天，十几个在夫子庙饮酒的日本兵被便衣队的手榴弹炸死了！没有死的日军流着眼泪说：“中央军大大的有，我们回不到日本了。”这时，街头巷尾盛传着中央军要反攻南京的消息。惊恐万状的敌军随时准备逃命，他们向自治会提出要一千套便衣。 穿便衣的中国兵发动起来了。据有关资料记载，教导总队没有撤退的官兵把埋藏的枪都挖出来了，他们在难民区内举起了义旗。一共有几百人，乘着天黑，他们如猛虎下山，一齐冲进了敌兵驻守的铁道部，激战的枪声一直响到天亮。天亮了，日军重兵包围。暴动失败了。几百位勇士流尽了热血。他们的姓名大多无从知道，其中有一位叫杨春，是第二救护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 他们是耸天的桅杆。他们是希望的风帆。 第十三章：伤痕不平恨不平 战争造成的灾难是多方面的。医治战争的创伤是艰难的。五十年了，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们，至今心头上都笼罩着浓重的黑云，酷暑的骄阳和强劲的巨风都无法射透和吹散这铁一样的阴影。心理是一道防线。生理的创伤也是一道防线。受害者们时时忍受着侵略者给予的痛楚，他们羡慕大自然平等地恩赐给人们的肌体的自由和欢乐。他们是伤残者。日本侵略者的刀枪，给南京留下了许许多多残疾人。创伤刺痛着他们的心。 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 你找我好几次了？找不到？我上茶馆里听评话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无挂无牵，没有地方走。一只眼睛睛了，逛街也看不清，模模糊糊一片。讲日本兵？日本兵坏东西！冬月十一进的城，来了就杀人放火 要东西。我弟弟养了只黄灰色的芙蓉鸟，连笼子一起拿走了，还要我给他送到水西门。 第二天上午八九点，我和老婆吃过早饭刚坐下。“砰！砰！砰！”敲门了。一开，一个挂腰刀的鬼子进来了，他望了望我，又招招手，要我跟他走。他推着自行车。过了下浮桥，不得了！马路上躺着好些死人，李府巷口魏洪兴鸭子店烧得一塌糊涂。到了三坊巷电报局，门口挂了一块大牌子，木板黑字：清水大队。 日本兵要我进去。我怕，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司令部，我不想进去。不行，非得叫我进去。后面是个大花园。他突然说：“你的中国兵！”我是夫子庙小吃店的厨师。笑着说：“我的，良民。”边说边伸出手给他看。这时来了五六个日本兵，他们一拥而上。两个高个子，有胡子的，对我拳打脚踢，“不讲的！讲！”讲什么呢？我不是中国兵，怎么能瞎说呢？打了我几下子，他们咕噜了一阵，叫另外两个鬼子去拎了一桶汽油来，要烧死我。这时来了一个军官，他对他们摇摇手，“不行。”汽油拿走了。那个军官也走了。 小鬼子又咕噜了，我听不懂。我缩在墙角里揉被他们打痛的胸部。正揉着，两个日本兵过来，一人一只胳臂把我扭住，一个日本兵拿着一支墨笔往我脸上乱画一气，我不敢叫，也不敢动，让他们玩吧。嘴巴和眼睛里也进了墨汁，另外几个鬼子在旁边笑！ 这一招玩好了，又换了花样。一个日本兵上来，用劲在我领口上扯，我的棉袍、大褂扣子都掉了。他在我身上乱摸了一通，又一把扯下了我的裤带。旁边两个鬼子咕噜了几句，又过来一个人，把我的那根布条子裤带往我脖子上一绕，一人一头使劲拉，我被勒得又疼、又喘不了气。他们拉一阵子。放一下。拉到我要昏过去时，再放松一下。过了一会儿，就什么也不晓得了。 后来我感到耳朵嗡嗡响，慢慢地睁开眼，身上盖了一张芦席子，看看旁边，吓人！都是死尸，横七竖八的，一堆一堆停小山。这是后院子。当时太阳偏西了，天还没黑。我想，这怎么办？跑也跑不出去，没得命了。正想着，来了两三个鬼子，叽哩咕噜说着话来了。我赶紧闭上眼，憋住气。一个鬼子掀开芦席看了看，突然一皮鞋踢过来，很重。我咬着牙不敢动。疼啊！只觉得眼睛里金光四射，忽然又黑乎乎的了。 他们走了。我松开牙，嘴里吐出好多血。睁开眼，眼睛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天黑了，前面院子里灯光亮堂堂的。后院里没有日本兵，我爬过死尸堆，到了围墙边。墙边有棵大树，我想爬上去翻出围墙，可爬了几次爬不上。忽然看见树下有两只粪桶，我把粪桶倒过来往墙边一靠，两脚踩在粪桶底，两手住墙上一撑，用劲一蹿上了墙头。墙头上插了好多碎玻璃，我也顾不得了，两手血淋淋的，一下跳下去了。脚扭了一下。墙外面是高家巷，我一拐一拐地连忙躲进一间空房。揉了揉脚，又把灰色大褂脱了，擦掉脸上的墨和身上的血。 路上有鬼子的岗哨，我绕过他们，到了水仓巷我弟媳妇的哥哥家。我喊不出声音来，敲了几下门：“我是老二，金义！” 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连连摇手，我讲不出来。他们给我洗了洗，又吃了点汤饭，好了一些。但脚不能走了，脚脖子肿得老高。左眼眶肿得睁不开。躲了一个多星期，我才拄着一根拐杖慢慢摸回铜坊苑五号我的家里。 我老婆小娣子一见我这副样子，抱着我大哭了一通。我的左眼后来就看不清楚了，过了几个月就瞎了。日本兵踢了我一脚，害得我成了“独眼龙”，还经常流眼泪。我眼睛看不清楚了，心里是清楚的。我的苦，我的恨，我对谁讲？对谁都不讲，我记在心里。〔他叫马金义，七十九岁。白发稀疏，两眼迷蒙。左眼白茫茫的似汪洋一片。他失去了一颗亮晶晶的黑宝石。 他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相依为命的妻子在三十多年前就病死了。他是腌腊加工厂的退休工人，住在充满香味、咸味和臭味的卖腌肉、板鸭、皮蛋和卤菜的工厂门市部楼上，是集体宿舍。他是老工人，用纤维板隔了七八平方米，杂七杂八地堆放了他这一辈子所喜欢的东西。 我去采访的那天正是中秋，他一个人端着铝饭盒扒着干饭，不时喝一口玻璃杯中的茶水。 一边说，一边抬起那蒙上了一层白雾的眼睛看看我。他不停地眨巴着双眼，似乎想撕开这层雾幕。 很遗憾。他的眼里，太阳不是圆的，月亮不是金的。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 他失去了三个脚趾不会跑，也不会跳 听我奶奶和母亲说，日本兵到南京时，我家逃难到江北九里埂。腊月二十一，母亲生下了我。过了十多天，日本兵到九里埂去扫荡。村里人都跑了，我们家的人也急急忙忙跑了。只有我一个人睡在竹编的摇篮里。天快黑了，日本兵不敢进屋，在门口朝里边打了两枪，一枪打在我的左脚上，打掉了三个脚趾头。 我哭了。奶奶没有跑远，她听见我的哭声，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跑回来。门口还有日本兵。奶奶立即下跪，向日本兵求情。日本兵打了我奶奶两个耳光！ 奶奶把我抱起来，打开小被包一看，脚上全是血，像小葱头一样的脚趾打烂了。当时兵荒马乱，我妈不想要我了，说把我扔到江里算了。奶奶说：“他是来投生的，不是来投死的。”结果把我留下了。但我的脚从此残疾了， 因为失去了三个脚趾，我从小不能跑，不能跳，两只脚一只大一只小！ 〔他叫周文斌。长方脸上有一对神采飞扬的大眼睛。中等个，白净脸，看不出有五十岁的年纪。 我见到他的那天恰好是星期日，一家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正要出去游览。周文斌谈了他的残疾的原因后，应我的要求，脱下鞋袜，露出了那只畸形了的左脚：大脚趾以下的三个脚趾都没有了，它们像干瘪了的红枣萎缩成了肉瘤子一样的东西。穿袜子时，他要把袜头往里折一截才能穿鞋子。鞋子右脚大，左脚小。 采访结束了，妻子和女儿们在巷口喊他快走。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走。他想奔跑，他想跳跃，可他的左脚不听大脑神经的指挥。他不会跑，也不会跳，一辈子都这样子！〕 魔鬼赐给他一条僵硬的手臂 你骑车来的？这么远的路。这里叫南北中村，那时有二十户人家，房子全给日本人烧了，死的死，散的散，老住户现在不到十家了。我家跑反跑到沙洲圩的青石埂，躲在当地一家地主的草房里。日本兵枪打了一天一夜，在我们东边的毛公渡，子弹呼呼地叫，像过年放炮仗。我们三天没有吃饭了，母亲出去给我们买东西吃。地主不让我们住了，说：“日本兵要来放火了，快走！”父亲和爷爷回家背粮食去了，哥哥拉着我蹲在塘埂子旁边，头上顶一块破的芦苇席子。 母亲回来了，她说，“要死了，怎么趴在外面，快回去！”她一手一个拉着我和哥哥。进地主家的门还差两步，“叭”的一声，我手上一麻，叫了一声“妈啊”就倒下了。妈妈也叫了一声，坐在地上了。 那年我四岁，子弹从我的左臂拐弯的地方穿进又穿出，又钻进母亲的大腿。我的手臂和母亲的大腿上全是血。我疼得直哭，哭得昏过去了。 过了两三天我才醒来，那时哪里去找医生？父母亲只好用破衣服给我包了包，又用一根绳子在脖子上和手臂上吊着。伤口先是又红又肿，后来烂了，老流脓，父亲天天给我挤，粘粘的，黄黄的，挤起来钻心痛，我咬紧牙关。越挤洞越大，收不了口子，烂了，后来生了蛆，一条一条的白虫子在伤口里面爬，我疼死了，烂了一年多，烂了个大洞！我小小年纪就吃了大苦头！ 后来安定一些了，父亲背我到长乐路医院，老医生讲：“来迟了，不然骨头可以接起来，现在没有办法了。”这一枪打碎了我手臂里的骨头。医生把碎骨头夹出来，又塞上药，才慢慢地好了。 好了也没有用了，你看，手不能伸直了，也不能弯曲。伤了筋，五个手指头只有大拇指会动，其它四个都死掉了，这条手臂也死了。喏，你看，比右手细一半，跟七八岁的小孩差不多粗。 我全靠右手了，干什么都只有一只手用劲。不方便？当然不方便。挑副担不能换肩，锄地也是一只手，以前干活记工分，我只能拿七分，损失有多大？ 我母亲？我母亲运气好，子弹钻进她的大腿，没有伤着筋骨，从内侧穿出了。烂了一个指甲大的洞，没有啥影响。就是我苦。苦了这么多年了，人也老了，苦头吃够了，不提它了。 〔他叫王子华，住在南京南郊的花木大队。花木大队种了好多的花，我是在花团锦簇的苗圃里见到他的。 他眯缝着两只细细的眼睛，理一个平头，头发花白了。额上有几道波浪形的皱纹。他是个小个子，不善言谈，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的形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右腋下夹着一个粪勺，正用一只右手在花圃中浇水。大红的扶桑花、雪白的茉莉花、芬芳的珠兰和金色的蔷薇花把这片红土丘陵地装点得如诗如画。一切是那么美好。只有王子华的那只成直角的僵硬的左手臂，显得极不自然和极不协调。〕 她成了风浪中一艘颠簸的船 我家是菜农，一直住在这个武定门城墙下。日本兵攻南京就是从这里攻进来的。那年我十八岁，生第二个丫头。男人啊？男人是招进来的，跟我的姓，姓彭，我娘只生了我们姐妹俩，招个男人进来撑门户。男人比我大十一岁，他也是苦人，也种菜。 冬月十一上午十点多钟，我生女儿两个多月了。尿布多，天冷不会干。妈妈年纪大了，她说她去洗，“你年轻，不能出去。”我说，“我去洗。”我男人正生病，脸肿得吃不下饭。他说：“外面子弹在飞，当心。” 我端着木盆到屋后的塘里去洗了。子弹呼呼地叫，我也怕。过了一会，穿黄衣服的日本兵从城墙上翻下来了，边开枪边“啊！啊！”地叫。我一看吓得连忙站起来就跑。刚跑，叭的一枪打来，子弹从我的右腿骨上穿过，我倒下了，木盆和尿布都翻在地上了。走不了啦，日本人过来了，我不敢喊，就咬着牙在地上滚，朝家里滚。父亲从窗户里看见了：“丫头打倒了！” 父亲连忙从家里跑出来，把我背回家里。棉裤、夹裤上全是血，我穿的破布鞋里也灌满了血，父亲扶我躺在地上的稻草上。日本兵进来了，哇喇哇喇地说话。我怕得屈着身子，疼都不知道了。有个日本兵用皮靴踢我：“花姑娘！花姑娘！”我给他们看裤上的血。另外一个日本兵挤进来，给我在枪打伤的地方涂了一些药水。流了很多血，后来又长脓，肿得老高。我整整躺了三年，三年不能下地。我的小孩满地跑了，我还不会走路！ 子弹打在这里，你看，膝盖下面一点。疼啊，我一直蜷着睡觉，后来结了疤，这只脚就伸不直了。怎么办？用一根木棍子像压馄钝皮子一样地在上面慢慢滚，慢慢搓，再用拐棍撑着一步一步地扶着走。走一步，疼得冒汗！后来就这样一瘸一瘸地走。干不了事，一桶水也不能拎，空着手走到夫子庙都脚骨疼，躺下来要一点点慢慢地伸直，坐着要用凳子搁着才好一些。日本兵这一枪害得我受一辈子的罪！ 〔她一拐一拐地朝我走来。在这古城墙下，还保存看这几排矮小的泥墙平房，这是历史留下的陈迹。它伴着她同经岁月的风雨。她要用双手撑着门框才能艰难地迈进门坎。她叫彭玉珍，六十八岁。黧黑的粗糙的皮肤和满脸的皱纹，记载了她的勤劳和辛酸。她把右腿搁在板凳上，一次又一次地抹去眼角的泪花，向我讲述她的苦难的一生。她说，五十年了，许多人侮辱她，喊她“瘸子”。她泪水只能往肚里流，她不能骂他们。有人问：“老太太，你的腿怎么搞的？”她只是轻轻地回答：“日本兵打的。”〕 第十四章：荒野孤魂 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一条街道上面对面的两座楼顶，飘扬着两面大同小异和小同大异的旗帜。 宁海路5 号国际委员会宫殿式的大屋顶上，插的是黑字白圈红底色的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党旗。国际委员会斜对面的二层青砖楼顶，飘动着一面世界红卐字会南京分会的白底红卐字会会旗。两旗遥遥相对，彼此频频呼应。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南京，象征世界上最恐怖的“卐”和天底下最慈善的“卐”竟然手挽起手，这是历史的误会，人性并不完全依附于政治。 用纳粹党党旗作为国际委员会的旗帜倒不是因为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是德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的希特勒和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结成了侵略和屠杀的法西斯同盟。盟国对盟国，事情总要好办一些。至于红十字会会旗上的那个“卐”字，原是佛教始祖释迎牟尼胸前的一个符号，表示“吉祥万福”和“吉祥万德”的意思。沸教流行于世界，世界需要“万福”和“万德”，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全球性的慈善团体就选中了这个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用三根经线和三根纬线组成的卐字作为自己的标记。 有黑色灾难的地方就有红色的卐字。魔鬼降临了南京。南京的大街小巷，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万物之灵的躯体。他们的灵魂飞上了茫茫的长天。他们来自泥土，他们要回到泥土中去。大地是母亲。 宣扬皇军“武威”的枪还在响.“畏服”了的中国人的血还在流。僵硬了的尸骸和未寒的肉体，一齐暴弃在寒风和雪野中。野狗吞食着五脏六腑！人是兽最好的食粮。 日本大使馆的特务安村三郎在日本兵的簇拥下来到国际委员会。他在美国留过学。他懂英语。可他偏用日语和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交涉。他是胜利者。 他是奉命来的，他要办两件事。一是要国际委员会负责立即清理马路上的尸体。因为松井司令官要在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入城式。二是安村三郎本人也必须加入国际委员会任委员。委员们立即举行会议。在这个时候，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部必须尊重和服从胜利了的日本人。当时决定：安村三郎为国际委员会委员，但中国方面因为杭立武先生运送文物西行，应同时增加红卐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加入国际委员会任委员。清理死尸的事，由南京红卐字会和民间慈善团体崇善堂共同负责。在清除以前，须由国际委员会派人与这两个团体联合视察一次。 情况非常之糟。城内马路、街巷上堆满了车辆、行李以及乱七八糟的物品，尸体遍地都是，加上秩序混乱，无法招雇人员进行掩埋。 安村三郎的态空非常坚决：“清理积尸必须立即进行，否则，皇军司令部是不会答应的！” 关于人员和安全问题，他答应由他与日军交涉。交涉的结果是：人员从难民中招雇，收埋队员发给白袖章，袖章上加盖日军司令部的大印。他说：“安全问题可以保证。” 沉重的卐字 高瑞玉正跪在菩萨面前烧香磕头，忽然有人来通知他：“陶会长找你有事。”“什么事？”他问。“埋尸的事。”来人回答。自治会会长陶锡山向红卐字会的人传达了日军命令后，对高瑞玉说：“多招一些人来，快点埋。拨给你两千包洋面粉，到三汊河面粉厂去拿吧。” 高瑞玉是从山东流浪到南京落脚谋生的。为了混饭吃，他干上了掩埋死人的行当。他住在小火瓦巷的卐字会里面。这是一座大户人家捐出来的六进大院，堂屋正中，供着关公、观音和弥勒佛，天天烧香点烛，他天天磕头跪拜。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人进了城，卐字会的其它人都躲进了难民区，他还是不走。他说：“菩萨不走我不走。我一走，菩萨没有人侍候了。我信菩萨，做好事没有危险，菩萨会保佑的。” 日本兵冲进了卐字会，他跪到关公菩萨前烧香磕头。五六个日本兵跟着他，他跪下祈祷，日本兵也一齐跪下祈祷。一看他平安无事，附近的男女老少也到卐字会来避难了，有好几十个。高瑞玉把几十个人集合起来：“卐字会有事情干了，跟着我去埋尸，有吃有住，每月六块大洋零花！” 他招了三四十个人。队长是欧阳都麟，瘦瘦的，留八字胡子，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头。靠着高瑞玉在卐字会的关系，他的弟弟高瑞峰分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客所的粥厂里卖粥，两个铜板一勺，没有铜板也给。卐字会是慈善团体，救苦救难。高瑞峰一边卖粥，一边宣传：“卐字会招工埋死人发粮食顶工钱，谁去？” “我去！”十七岁的左润德说。“你怕不怕？”“我不怕！”欧阳队长也在到处招人。炸过弹药库的袁存荣也参加了掩埋队。他是安徽人，南秀村的，安徽会馆边上都是死人，他看不下去：“中国人给日本人活活杀死了，死了还不能安生！”保泰街首都警察厅开车的徐金德和外号叫“小广东”的两个驾驶员，各人开着白色的救护车和黑色的囚车找到了卐字会：“我们来运尸体，要不要？”“正缺车子拉呢、要！要！”掩埋队的人都穿起了蓝褂子，蓝褂的前胸后背上缝了一块圆形的白布、白布上印有一个鲜红的卐字，蓝色大沿帽的顶上也是一个红卐字，连手臂上也套有白布的红卐字臂章。收尸、掩埋、运输、各有分工。宁海路是红卐字会总部，小火瓦巷和下关都有分部。 南京另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崇善堂也组织了掩埋队。开始人不多，有的怕担风险，有的怕见死人。马车夫崔金贵因为无钱养家糊口，正碰上茶馆老板金通亮，他是个拾死人的“码头”。 “你伤好了没得事干，抬死人去。”金通亮劝他。崔金贵说：“我胆子小，怕死人。”“怕啥？干久了就不怕了。去！”崔金贵进了崇善堂，与卐字会不同的是白布上写的是“崇善堂”三个黑字，黑字上盖一个长方形的朱红印章。 尽管像抓壮丁似的招雇夫役，可马路上的死人太多了，都要拉到城外去掩埋的话，一时来不及。而日军司令部催促“恢复交通”的命令一个接着一个。 死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叠起来。先从马路上抬到巷子里，沿着墙壁往上垛。鼓楼一带尸体最多，南面的双龙巷和石婆婆巷都叠起了高高的尸架。野狗、野猫和老鼠在尸堆中觅食做窝。一到夜间，犬吠猫叫，阴风凄凄。 城内的池塘大多被尸体填平了。山岗和荒地上也堆满了街上抬来的尸体。二条巷口的大北山，曾被人叫作“尸山”，大钟亭、大方巷和江苏路的水塘，都被人叫作“血塘”！ 塘填满了，巷子里垛不下了，山上山下埋满了死人。而中山路和中央路上还堆积着无数的尸骸。日军的卡车和工兵也出动了，卡车装着成千上万冤魂运到了五台山。一堆一堆的死尸上，泼上了一桶一桶的汽油。火焰冲天，浓烟滚滚。血和肉在吱吱地惨叫。干千万万无辜的中国人，化成了烟，化成了灰！ 远方的鼓声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晚上，千家万户的荧光屏像万花筒般变幻的时候，南京市渊声巷三十六号楼上，一对退休了的老年夫妇像往常一样，一人捧着一只茶杯，戴着老花镜凝视着他们十二寸的黑白屏幕。 屏幕像魔方般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图像。突然，他惊叫了一声：“日本和尚！他怎么到南京来了！”老伴吴素君定神地看着屏幕上在击鼓祈祷的老和尚：“是不是他？”“像！瘦瘦黑黑的，他来干什么？”电视台的播音员用浑厚的男中音向提出疑问的徐金德老人解释着：“昨天上午，日本第二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一行七十九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广场上举行悼念活动，对当年遇难的中国人民表达深切的悼念之情——”徐金德叹了口气：“五十年了，这和尚恐怕有八十多岁了吧。”“你都快八十岁了。”老伴说。“我们也去悼念悼念，明天去。顺便问问：这个和尚走了没有？”我和他们巧遇了。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办公室里，他问起那个日本和尚的事。副馆长段月萍从柜子里拿出一本精美的相册。相册里，透明塑料膜下压着好几张发黄了的照片。她递给他说：“你看看，这是他送来的。”白发童颜的徐金德接过来，戴上老花镜一看：“司提别克！我的车子，就是这一部车！老和尚，是他，就是他！他坐我的车！”他激动了。五十年前的照片勾起了他五十年的悲哀。他激愤地讲述着，我按下了录音机上红色的键。 喏，这辆白车子就是我开的，开着这辆车拉尸体，拉了半年多。车子上有红卐字，照片上能看出来。你们看！这辆车原来是我们警察厅的救护车，我开到卐字会去，就拆掉了担架。小广东开的是这一部，黑的，是囚车，抓犯人的。小广东不知还在不在？ 这个日本和尚就坐我的车。他是中岛部队的。每天早饭吃过他就来了，到宁海路国际委员会斜对面的卐字会，我车停在那里，他手拿一面像茶盘一样大的鼓。咚咚咚地敲几下。他叫我“天文修（日语，即司机）”，他就坐在我的驾驶室里。 他个子不高，不穿和尚衣，穿一件皮衣，头上札一顶灰布帽子。我们拉死人出城，由他给城门口的日本兵说儿句，就能开出去，没有他，车开不出去。 卐字会有不少人，有个山东人老高，见了面我认识。还有个大黑个子，拉黄包车的，圆圆的脸，他跟我的车时间长一些。那时只图活命，看着这么多死人，哪有心思互相说话。忘了，大多数人都记不得了，死得差不乡了。 我的车能装十几二十几个。开始还好，天气冷，一个死尸一张芦席一卷，用绳子或电线中间一扎，抬到车上。路上死人多，忙啊，来回拉。 抬什么地方的？阴阳营、朝天宫、宝塔桥，挹江门这个地方最多。都拉，车子到处开，拉到雨花台，花神庙去埋。朝天宫前面是运读河，河里也有好多死人，最惨的是一个妇女，蛮年轻的，光着身子泡在水里，一只胳膊砍掉了，小便的地方插着一把刺刀！我看见的这个最惨。妇女的尸体都是披头散发、脸上抹灰，没有一个穿好衣服的，好的衣服也是故意撕坏的。 后来芦席不多了，两个死人、三个死人合一张，卷起来一捆，丢到车上就算，来不及了。那个日本和尚有时下车，看一看，咚咚咚地敲几下鼓。嘴里咕噜咕噜地念经。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清。 后来天暖和了，尸体臭得要命。我受不了，我老婆给我做了个十八层纱布的大口罩，她在鼓楼医院当护士，她有纱布。后来，那个口罩也不行了，臭得厉害。死人都烂了啊，收尸的一人一个铁钩子，一人多长，手指粗，头上弯弯的。你不知道，一拉，肉就一块块往下掉。以前芦席上捆一道绳，后来捆两道，最后要捆三道，怕掉出来。池塘里泡着的尸体像烂鱼一样，一钩就散。“钩不成了！”“算了，钩不成了！” 还有小巷子里的，我的车开不进去，烂了的，个别的，就地挖个坑，埋了。那时城内空地多，随便什么地方挖个坑一埋就行。 说出来你不相信，一天下来，我的车子上到处都是蛆。死人烂了，长蛆，到处爬。连车窗玻璃上都是，白白胖胖的，一扭一扭地动。我的身上、衣服上也不少。车子一天两次用水冲。一回家，衣服先到门外抖几下，把蛆抖掉。惨啊！ 黑龙江路，中央门上坡那个地方，老早是日本兵养狼狗的，那里的狼狗咬死我们不少人。哎，那个日本和尚叫什么名字？宫大山？二宫大山。哪个山？日本山，妙法寺。他走了没有？走了。以前？以前我没有同他说话，他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同他讲什么？不罗嗦！见闻录——左润德： 敲鼓？有的，埋尸时有时候日本和尚敲几下鼓，敲起来阴森森的，怕人！怕死人？死人有什么好怕的？死人也是人，就差一口气。我干了一个多月，是难民区卖粥的人招我去的。我收尸都在城南。这一带有一百多。破肚拖肠的看得多了，中华门、光华门到处都是。一辆车上三个人，两个小工，收一个记一个。一个死尸一张席子两根绳，一卷一扎就完了。江东桥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炸的。日本兵过河，就用尸体填。汽车一开，往下塌，又加上土。桥下全是尸体，数不清！妇女是最惨的，大多是强奸以后杀死的。评事街一条巷子里面有一个女尸，被日本兵四肢捆在床上，下身塞着一个“正广和”的汽水瓶！我给她解开了手脚，我哭了。见闻录——袁存荣： 我收尸在城北一带，干了两个月光景。我们安徽会馆的南秀村那里埋了不少，是挖沟埋的。挖一人多深，两丈乡长，一人宽，挖了四条沟，全填满了。五条巷，就是云南路那边，以前有三个水塘，死尸满满的。现在宁海路百货公司那块，当年也是个塘，死人埋满了！北京路四条巷边有山，山上挖了两个大坑，一个埋满了，还有一个坑没有满。古平岗的炮台底下，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是一个班七八个日军糟蹋死的，光着身子，我抬的。我每次走过阴阳营那个厕所旁边，总要想起一个老公公，死得很冤枉。他姓吴，从新街口搬到北阴阳营来躲难的。四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搞完，又叫姓吴的老公公干，他不干，一枪打死了。打死时我在。后来也是我收的尸，就埋在房子旁边，当时没有这个厕所。你说死得冤不冤？ 我还救活了一个人。那人姓刘，也是安徽人，比我小一点。就在中山北路上，他被日本兵杀了七刀，还有气，他也是工人，我认得的，他住下关狮子山下面。我一看有气，就同另外人把他抬到鼓楼医院去救。嗨，后来活了！该他的命好！见闻录——崔金贵： 我是祟善堂掩埋队的。南京除了红卐字会、崇善堂是慈善团体外，还有同仁堂、公善堂，都是埋死人的“码头”。没听说过？你多大？你当然不知道！ 我第一年埋尸在汉中门外，挖坑，顺着河边挖。坑上搭木板，拉来尸体都往坑里扔。死尸没有完整的，一个头，一只手，一条腿，用铁钩子钩的，一块块扔进去。臭啊，臭得吃不消！都是枪打死后又用火烧过的，黑乎乎的像木炭。第二天我叫老婆做了个口罩，口罩外面再抹上万金油，这样气味稍微小一点。但也不行，我受不了.回家饭都吃不下。干了三天，我对队长说：“给我换个地方。”队长给我换到二道埂子。那边有个全华酱油厂，现在是第二制药厂。不得了，酱油缸里尽是死人。厂里有个一间房子大的大铁桶。里面的死尸都卤过了，血红血红的，像酱鸭酱肉的颜色，臭味小一些，我们二三十个人捞了三天！里面男女老少都有，也有当兵的，老百姓大多数，看到这副惨相，我不忍心，我不干了！见闻录——高瑞玉 雨花台的坟山都是我埋的，现在还在嘛，那地方以前叫宪兵操场。一个坟山埋千把人，你算算，百十米长。三米深、一个人宽，十个人一垛，正好一千人一个坑。我们那个队埋了一个大坟，两个小坟，有一个小坟堆埋的是女尸。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我们队有四部车子，工人不少是江北招来的。收尸的满城都收，汽车上有白布红卐字旗子，坟山埋人时也插上卐字旗。我们埋了几个月。我管埋尸的。每天埋了多少，用自来水笔记下，回来报告给账房。账房叫周建玄，大个子，胖胖的、今年活着的话有九十多岁了。 尸体大都烂了，有的在防空壕里，有的在路边，都是枪打死、刀刺死的。很多不成个了，一钩膀子、腿掉了，臭得厉害，我却闻不到臭，也不生病，奇怪不奇怪！ 怎么埋的？先挖好坑，坑上架着跳板，拉尸车一来，钩子钩，芦席卷，十个一排垛起来，一排一排垛过去。上面堆上土。有时候日本和尚来念经敲鼓。 日本兵也有来帮忙掩埋的。是工兵部队，人不多。他们胆子大，来发洋财。尸体身上到处摸，摸出手表、钢笔、金戒指、大洋、钞票，都往腰包里装。人死了，本来要烧纸钱，给他们到阴间里用。日本人连阴间的钱也不给他们带到地下去。人烂了，死尸身上的银洋钱变成黑色的了，钞票颜色淡了。还有一股臭味。市场上流行的这种钞票叫做“臭票”。后来不少中国同胞也在死人身上发洋财。板桥有一件事很惨，一个国民党兵打仗死了，他的绑腿带里面有钱。正在摸的时候，公路上来了日本兵，那个人心狠，他拿起刀，把这条腿砍下后背了就走。这是一条士兵的腿！士兵保不住国土，连自己的尸体都保不全！人心变了，变邪了！变狠了！ 那时东西多，从中华门到挹江门一路，汽车、自行车、皮箱、大衣，皮鞋、包袱，什么都有。我不眼红，跟我的人都不准弯下腰。我对他们说：“这个年头，我们自己的命还不知在哪里，要这些不义之财干什么？ 下关码头死人堆得比车高，那里尸体最多。都是男人，女人小孩很少。南京各个掩埋队合起来埋尸有十几万！ 红卐字会就是发慈悲善心的，见死要救，见难要助，像如来佛、观音娘娘那样。国民党的飞机把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打下好几架。有八个日本人炸死了，我收的尸，我把他们在中华门外面找一个地方掩埋了。后来日本人来找尸骨，我领他们去挖的。他们给了我四桶汽油。人家死在外面，家里人要惦记的。叶落归根，入土为安。做人要行善积德，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不对？ 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坐在枝叶繁茂的大泡桐树下，不紧不慢地向我讲述着这一切。他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他指指点点地领着我到小火瓦昔的红卐字会旧址：“现在改为学校了，旧房子拆掉了，年轻人都不知道了。” 他追忆着往事，虽然那是久远了的岁月。他品味着。那悲哀和辛酸，不仅仅属于他和他那个时代。 我带着十几张荒野乱坟的照片，按图索骥地在四郊寻觅万千冤魂的安息之地。我想献上一束花，献上一片情。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思和祭念。沧桑变迁，大江东去，坟堆没有了！石碑没有了！一切都埋没了！ 只有江东门遇难者丛葬的地方，黑色大理石构筑成的“尸骨陈列室”里，万千白骨和万千亡灵仍在向人们呼号！层层尸骸中，被子弹击碎的大小不一的头骨，破军刀砍裂的长短参差的腿骨，以及一个又一个空荡荡的胸腔，一齐在黄土中哭泣，他们在控诉！他们在说：“记住我们！记住我们！” 第十五章：历史的审判 正义之声 挂着太阳旗的驱逐艇开足马力向下游冲去，艇尾那高高的浪花在长江中留下了长长的航迹。 费吴生松了一口气，《纽约时报》记者德丁、《芝加哥日报》记者史蒂尔和路透社记者斯密土、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都随艇到上海去了。他送走了他们。他们离开了这个魔鬼统治的地方。 今天是日本兵进城的第三天。这是充满罪恶和恐怖的三天。费吴生已将他耳闻目睹的日军暴行写信托记者们带到上海去了，还有贝德士博士写的一封信，他们要将日军的暴行告诉美国友人。 记者们目击了这恐怖的情景。职业道德促使他们真实而客观地记录了一切。他们将以事实和良心公正地评价一切。虽然日军严密地封锁和检查一切对于他们不利的报道，但声音是锁不住的。 电波飞越重洋，传到了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仅仅三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纽约时报》发表了记者蒂尔曼·德丁有关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目击报道：“十五日，外国人看了市内很多地方，所有街巷都有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这一天，德丁三次目击集体屠杀的情景，“有一次是在交通部防空壕附近，日本用坦克炮对一百多个中国俘虏开炮屠杀。”德丁把十五日在下关码头上艇前看到的一幕也写进了他的报道：“我从下关登船赴上海前，曾在江边马路上目击二百名中国男子被杀，只花了十分钟。日本兵命令这些男子排成一列，一一加以枪杀。然后许多日本兵拿着手枪在尸体周围转，还用脚踢。有手脚还会动的，就再补一枪。他们还叫停泊在江边的日本海军舰上的官兵来看。日本的陆海军官兵看着中国人的尸体，竟感到非常有意思。” 美利坚的公民震惊了！在上海的美国人同时接到了费吴生和贝德士的报告： “日军进城的两天之内，整个的希望幻灭了。连续不断地屠杀，大规模地、经常地抢劫，侵扰私宅，侮辱妇女，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外侨目睹街道上堆满了平民的尸体..，这暴行实在是无可辩解的，非常残酷，简直是野蛮人的举动。” “我们每天向日本使馆去抗议，去呼吁，并且提出日军暴行的详细报告。使馆人员还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貌，实则他们毫无权力。胜利的皇军应有酬劳，那酬劳就是随意掳掠、屠杀和强奸，以不可想象的野蛮残酯的暴行，加诸他们公告世界专诚来亲善的中国人民，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毫无疑义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H·J·廷珀利将他耳闻目睹的日军暴行拟成电文。但是，上海外文电报局的日本检查员不但不给拍发，反而扣留了他的新闻槁，理由是内容“过于夸张”。几次交涉，都没有结果。站在正义、公理、和平和文明立场上的澳大利亚人廷珀利，是英国很有声望的新闻记者，他熟悉远东各国情形，他没有退缩。三个月后，他从最可靠的各方面搜集到了大量的日军暴行记录，编辑成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这本书风行于世界，关于日军暴行的消息也风行于世界。 日军的暴行通过各条途径传遍了世界。世界震惊！大海与江河一齐怒吼！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说，他在麦克风前号召美国人民募捐一百万美金，救济中国难民。美国学生举起了森林般的手臂，全美学生大会作出决议，要求美国政府以集体行动反对日本的侵略，援助中国。美国红十字会会长达维斯忙坏了，他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奔走呼号，为中国的难民和伤兵呼吁！ 英吉利海峡掀起了反战的波涛。信奉基督教的英吉利人，对反人道的日本帝国采取了措施。英国总工会和工党执行委员会及其它劳工团体一致决议抵制日货。伦敦各商店悬挂起了“本店不售日货”的大字招贴。可爱的学生们穿着印有“勿买日货”的背心在闹市游行。米特斯勃鲁码头工人拒绝替日本轮船装运生铁，日本的巨轮只好空载而回。 塞纳河畔的巴黎飞机制造厂来了兴致勃勃的日本政府代表团，这些趾高气扬的政府首脑是来参观的，可法兰西的二千五百多名工人却停止工作，他们抗议日本对中国的暴行。法国外交部长说：“整个法兰西民族热望着中国民族刻苦勇敢的精神！” 风景伏美的日内瓦湖畔举行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会议开始时，二十一个国家的代表和二十五个国际性团体一齐肃立，向苦难深重的中国致敬！ 伏尔加河两岸的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苏联红十字会捐助了三十三万元为中国伤兵及难民购买药品。伏罗希洛夫元帅发表声明：苏联军队与人民都绝对地同情中国，并祝中国抗战最后胜利！ 恒河涨水了。印度国民会议的领袖们举行了“中国日”，中印人民联合示威。著名诗人泰戈尔发表了反对侵略的宣言。世界名流站在历史的潮头。爱因斯但、罗素、杜威、罗曼·罗兰等学者领导的“援助中国委员会”进行了反日援华活动。 大洋彼岸的日本列岛发生了海啸。日本人民勇敢地进行了反战示威。大阪举行了反战游行，虽然军警们残酷地镇压和逮捕，但正义的声浪压倒了枪弹！ 荷兰、瑞典、意大利、菲律宾..和平的浪潮在四海澎湃！ 舆论的力量就是人心的力量。日本政府迫干世界正义力量的压力，一九三八年春天将松井石根及其部下近八十名将校召回国内。自然，这是掩人耳目的把戏。松井从军界加入了政界。对于日本帝国来说，政事和战事是一回事。 恶魔的末日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泰晤士河畔英国伦敦的一座尖顶大楼里，法国、比利时、捷克、希腊、荷兰等国家的政府首脑聚集一起，他们纵论时势，伸张正义，谋求世界和平的途径。末了，发表了一份惩治战犯的宣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平的人民第一次提出惩办法西斯分子的国际宣言！ 第二年，中国、英国、美国的代表来到尼罗河边金字塔的故乡。时令虽是十二月，赤道线上的非洲国家仍然绿荫森森。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三国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宣言说：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 艰难抗战中的中国军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伟大的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 又过了一年——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在英国首都伦敦成立了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帝国主义的脖子上套上了死亡的绞索，十一月二十九月，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设于我国重庆，中国的王宠惠博士任分会主席。被奴役的中国人成了正义的法官！ 法西斯分子的末日到来了！与日本作战的各国政府代表，在古迹如林的德国波茨坦的一张大圆桌上发表了《中美英促今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是使日本帝国颤抖的日子。三国宣言明确提出了日本投降的条件：铲除军国主义；对日本领土进行占领；实施开罗宣言的条件；解除日军武装；惩办战争罪犯；拆除和禁止军需工业等等，并明确宣布：“对一切战争罪犯应受严正之裁判。”公告指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战罪人犯，包括虐待我们的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苏联政府赞同这一公告。 这是正义的宣言！八月六日——半个月后，日本天皇宣告投降。然而，近卫师团造反了。在调动宪兵来到广播协会的大楼以后，拒绝投降的近卫师团的死硬派烟中少佐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开了一枪。一个叫椎崎的人往自己的腹部捅了一刀又开了一枪。十二时整，日本列岛被泪水沉没了。天皇的声音使每个日本人感到无地自容的耻辱。跪在地上的国民们脸部抽搐着，千万人在痛哭。这与日军侵占南京时东京的狂欢之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胆怯，或者害怕，天皇在向全日本广播《致忠良臣民书》时漏读了一个字。他的几乎失真的高音在广播中响着： “察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朕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 “帝国政府已受旨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我帝国接受彼等联合宣言各项条件。” 日本人垂下了头。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作为同盟国最高统帅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发表特别通告：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主要战犯。 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与实行“三光政策”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土匪将军”土肥原贤二、挑起“一二八”上海事变的板坦征四郎等二十八名甲级战犯，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东京市谷高地的钢筋水泥构筑的积木式的日本旧陆军部的礼堂，这个策划侵略阴谋的帝国大本营，变成了审判战争阴谋家的国际法庭。昔日在这里气吞东亚、飞扬跋扈的帝国将军们，今天被盟军宪兵从巢鸭监狱中押到这里，接受正义的审判。 十一个战胜国——美国、英国、法国、中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新两兰、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的国旗像森林一样竖立在审判席上。各国的法百和检察官代表公理和和平，肩并着肩坐在一起。中国法官梅汝璈博士威严地坐在审判席中间，他的右边是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的韦勃爵士，左侧是苏联法官叶阳诺夫将军。 法律是公道和人道的。每一名战犯都有两名不同国籍的辩护律师，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是美国人。美国人操纵了这次审判。 审判一开始，中国的法官们就遇到了困难。坐在审判席上的十一个大法官意见并不一致。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先生回顾说：“那时美国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蓄意袒护日本战犯。他们认为除了偷袭珍珠港的东条英机等人要判处死刑外，其他都应从宽发落。几十个美国律师在法庭上和我们捣乱。”铁肩上担着人间道义和民族希冀的中国法官们，处在内外交困、束手无策的境地。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完全依附于美国，提出了对日本战犯应该“以德报怨”，应该“优惠”，应该发扬中华民族的恕道精神。作为法庭证人的国民党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只会讲“日本兵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类的空话，被各国法官当作笑话，有人要把他拉下台去！ 苦难的中国！中国的苦难太多了！ 松井石根在巢鸭监狱中和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神经夫常的大川周明关押在一间牢房。他教大川有关汉诗的启蒙知识，还高兴地朗诵了攻占南京后他作的一首七绝： 悬军奉节半星霜，圣业未成战血腥；何貌生还老瘦骨，残骸誓欲报英灵。松井石根认为他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圣业未成”，他也感到了他的两手沾满了“血腥”。他在年房的墙上挂了一幅观音画像，每天早晚在像前合十礼拜，然后诵读《般若心经》和《观音经》。松井石根放下了屠刀，捧起佛经、他想立地成佛。 中国的法官们没有松井石根这样的清闲。他们日夜焦虑着。东京帝国饭店的一问客房里，举行了数不清的会议。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还有秘书、翻译一次又一次地计议。他们抱定了一个决心：如果侵略我国的主要日本战犯得不到严惩，就无脸见江东父老，就一齐跳海自杀！ 他们仔细研究英、美的法律程序，据理力争。又调阅了盟国的大量档案材料，从中搜寻证据。在茫茫的大海中，他们找到了一根又一根可以刺死战犯的钢针！一件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最机密”的命令，“兵士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酷行为说出来是不对的。”还有一件是苏联红军在缴获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了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文部的关于侵占南京的日军暴行的一个秘密电报。在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屠杀、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后，电报结尾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的机器。”因为它来自法西斯阵营的内部，各国的法官们对它给予很高的作证评价。 法庭需要详尽、具体和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这是雪国耻、报深仇的时机！中国检察官的首席秘书、三十三岁的裘绍恒向法庭提出了实地调查的请求。他说：“我当时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律师，我要维护民族气节和法律的尊严，我要依法办事。”他带了两个美国人来到南京，和地方法院配合，取得了大量实证。最后，他还带走了大屠杀的幸存者伍长德和金陵大学的一个美籍教授。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干瘦而矮小的松井石根，失去了当年骑着高头大马侵入南京时的那种武威。他低着头，在高个子的盟军宪兵的押送下，与其它甲级战犯一起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检察官的起诉。 起诉书包括三类一共五十五项罪状。与松井石根有关的达三十八项。回到狱中，他反复读了几遍，在这一天的《狱中日志》上，他写了这样的话： “南京事件乃同余相关之主要问题，然亦指责其他众多人员为共同责任者，而对余个人不特别予以追究，实为奇事。将来欲作为所谓杀人问题另行审议平？要之，起诉书所述之内容，纯系推断，至于将以何种证据追究责任，应视今后审判之进行予以判明，须为适时进行辩解而作准备。” 松井石根充满了幻想，也充满了忧虑。他是老资格的大将，他在谋划：该如何为南京大屠杀辩解？ 南京大屠手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击者一个又一个地传唤到证人席上。松井石根惊愕：“美国人、英国人怎么也站到了中国人一边？金陵大学医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Robertowilson）述说了他目睹的破日军杀伤的中国军民的惨象。约翰·梅奇（JohnG·Magee）牧师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他从人道的立场控诉了日军杀人、强奸和抢劫的事实： “日军占领南京后，就有组织地进行屠杀。南京市内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日本兵把抓到的中国人用机枪、步枪打死，用刺刀刺死。 “强奸到处都有发生，许多妇女和孩子遭到杀害。如果妇女拒绝或反抗，就被捅死。我拍了照片和电影，从这些资料上可以看到妇女被砍头或刺得体无完肤的情形。如果妇女的丈夫想救自己的妻子，她的丈夫也会被杀死..” 日军的暴行太多了！梅奇牧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百多件罪行。他回答了萨顿检察官的讯问，又和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布鲁克斯唇枪舌剑地干了起来。 很明显，美国的布鲁克斯律师站在被告一边，他极力想宣告松井石根无罪，他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责难梅奇。然而梅奇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目睹的事实。 “你看到过强奸的现行犯吗？如果有，那么是几个？” “我看到过一个日军在实际上进行这种行为。还看到过两个日本士兵把一个十五岁的女子按在床上。” “一个是现行犯，另一件未遂，是不是？” “他们两人压着女子在床上。” “你认为是强盗或者你本身被强盗抢过的事件经历过几回？” “我见过偷电冰箱的日军。另外..” 他停顿了一下，他在考虑，要不要说这种对日本人来说实在太不光彩的事呢？ “还有吗？” 辩护律师在催促。梅奇牧师说了： “一天夜里，一个日本兵竟三次闯进我的住宅。他的目的是想强奸藏在我家里的一个小女孩子，另外就是想偷一点东西。他进来一次，我就大声斥责他一次，但每次他都要偷点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最后一次，我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中掏去了仅有的六十元纸币。他得到了这笔钱后，便满足和感谢了我，然后一溜烟似的从我的后门窜出去了。” 审判席上的法官和旁听席上的群众哄堂大笑起来。他们耻笑这个贪财的日本兵的丑态。这是在严肃而沉重的东京审判中给人印象极深的一幕。 被告席上的战犯们也失声笑了起来。松井石根被弄得啼笑皆非，一副尴尬的神态。 法庭里一片黑暗。一束强烈的光柱投射到白色的银幕上，日军在南京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一一在人们的眼前出现了：一阵枪声。一片尸体。刀光一闪，滚落一颗带血的头颅！浑身鲜血的中国难民在颤栗。被刀刺死的婴儿.. 各国的法官和旁听的上千人从黑暗回到了光明。他们表示气愤、恼怒，有的紧握拳头表示感慨和激愤，基督教的信徒们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一些日本国民双手合十，哭泣着，祈祷着。 俭察方面的证人证词和各种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仅听取证人证言和双方对质就持续了二十多天。“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暴行报告、书信及《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在法庭上一一宣读。虽然篇幅冗长，要把英文翻译成日文或者中文翻译成日文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法官们很认真地倾听着，每天都有上千人参加旁听。广播电台每晚穿插着音乐，向日本人民播送关于南京暴行的《这就是真相》的专题节目。 松并不服。为了否定这许多事实，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侵略”这个罪名。他在狱中写了《对检察官季楠之意见书》。季楠检查官在公判会的开头陈述中说： “坐在这里的二十八名被告同希特勒之流携起手来，对民主主义国家计划、准备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结果，使几百万人丧失生命，资源遭到破坏，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要实现争霸世界的梦想..” 松井石根辩护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东亚的战争同我日本进行的日清、日俄战争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种战争..东洋日本与中国之抗争，一方面应视为两国人民自然发展之冲突，同时亦可视两国国民思想之角逐。盖中国国民之思想，最近半世纪间明显受欧美民主思想与苏联共产思想之感化，致东洋固有思想（儒教、佛教）发生显著变化，中国国内亦招致各种思想之混乱与纷争，乃至形成同日本民族纷争之原因。”关于南京大屠杀。他用一句话全盘否定：“季楠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而超过军事上需要破坏房屋财产等指摘亦全为谎言。” 大日本帝国真厉害，连隔着太平洋的中国国民要接受一点民主思想他都不能允许。不但不允许，而且出动飞机、军舰和百方大军。松井石根也真霸道，中国国内各种思想的纷争，竟成了日本进攻中国的“原因”！ 法庭继续着控诉和辩论。被称为“日本通”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M·S贝德士站在证人席上，陈述着他目击的凄惨情景： “日军进城后的几天间，我家附近的马路上被他们射杀了无数平民，尸体比比皆是。 “一大群中国兵在城外就投降了，被解除了武装，三天后被日军的机枪扫射死了。 “我的朋友亲眼见到一个中国妇女被十七个日本兵轮奸。九岁的女孩和七十六岁的老太太也被强奸了..” 和中国检察官首席秘书裘绍恒一起到南京调查的美军上校托马斯·H·莫罗向法庭提供了他精心收集到的八件宣誓证词。英国人皮特·罗伦斯和中国证人许传音、尚德义、梁廷芳、伍长德一一站到了证人席上。他们庄严地在法庭上宣誓：他们陈述的都是事实。 除了这许多证人，中国检察官还向法庭提供了美国的费吴生、史密斯和中国的鲁苏、陈瑞芳、孙永成、吴经才等十三人的宣誓证言六十六件！ 松井石根一副懊丧、可怜和忏悔的神情，这时候，他的良知似乎唤醒了一部分。他承认“士兵之罪，责在将帅”。他确实有些懊丧。攻占南京时，他曾对他的部队发出过“整饬军纪与风纪”的训示，但他也发出过“发扬皇军武威”的命令。结果呢？正如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忠灵祭”上斥责部下时说的那样：“你们艰苦奋斗，振我皇威，可惜部分士兵之暴行，使皇威一举扫地。..” 他忏悔了。“南京大屠杀”后，他被召回日本。夫人陪着他到伊豆的山淙淙园休息洗尘。他想起了他出征时随身带的一尊观音佛像。他是信佛的，他知道杀生是有罪的。他害怕天公谴责他的暴行。他决定用上海到南京一路上染血的泥土，建造一座陶土观音像。 双手合掌，眼神慈祥的三米多高的陶瓷观音像落成了。松井说：“这些泥土里也渗进了中国士兵的鲜血，人死后是不分敌我的。”松井石根为观音像写了一篇《兴亚观音缘起》的文章刻在观音的基石上： 中国事变，友邻相争，扫灭众多生命，实乃千古之惨事也。余拜大命。转战江南之野，所亡生灵无数，诚不堪痛惜之至。兹为吊慰此等亡灵，特采江南各地战场染彼鲜血之土，建此“施无畏者慈眼视众生观音菩萨”使，从此功德，普渡众生..松井石根三十五岁与矶部文子结婚后，不知为什么，竟没有一子半女。 他是否在向佛祖祈祷，保佑他来世多子多孙。他害怕孤独。他最后的日子，只有一个女佣来巢鸭监狱看望他。他更心酸了，他认了这个女佣为他的养女。 他害怕地狱比监狱更孤独。他不愿死。他要为自己辩护，他也请辩护人为他辩护。松井石根的辩护人中有七八个都是他的部下，有些被法庭认为有同案的嫌疑。 曾驻南京附近的第九师团第三十六纵队长胁坂次郎大佐在宣誓证词中说：“松井大将常常训示部属要严守军纪风纪，宣抚爱护居民。”审判席上的检查官提问了：“被告松井石根，你见过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报告没有？”“见到过。”他说。“你采取过什么行动？”“我出过一件整顿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门口。”“你认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成万的男女被屠杀和强奸，你的这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松井石根无话可说了。他想了想，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多少宪兵？”“记不清了，大约几十名。”“你认为在几万日军到处疯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制止作用吗？”他低下了头，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话：“我想能够。”当证人证实当时南京只有十七名宪兵，而这些宪兵也参加了暴行的时候，松井石根一副窘态，他红着脸说不出话来了。押回巢鸭监狱，松井又捧起了《观音经》，他进入了生死由天的境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在经过了两年半的漫漫长夜的审讯后，宣布了对战犯的刑罚。松井石根光着头，他摘下了眼镜，在左右两名戴着“Mp”臂章的宪兵监押下，笔直地站在审判席上接受判决：被告松井石根据第1 项、第27 项、第29 项、第31 项、第32 项、第35 项、第36 项、第54 项和第55 项罪状被起诉。 松井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1922 年晋级为太将。他在陆军中具有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在关东军及参谋本部的服务在内。虽然他与设计和实行阴谋者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应认为他是知道阴谋者的目的和政策的；但是就向本法庭提出的证据来看，认定他是阴谋者是不合理的。 1927 年和1928 年时他在中国的军事职务，就其本身论，不能认为与实行侵略战争有关。 为了要使根据罪状第27 项判决他为有罪是合理的，那么作为检察方面的义务，就必须提出证据 证明松井知道其战争性质的推论是合理的，但是检察方面并未曾如此做。 松井在1935 年退役，于1937 年因指挥上海派遣军而复返现役。接着，被任命为包括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率领这些军队，在1937 年12 月12 日占领了南京市。 中国军队在南京陷落前就撤退了，因此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接着发生的是日本陆军对无力的市民施行了长期持续的最恐怖的暴行。日本军人进行了大批屠杀、杀害个人、强奸、抢劫及放火。尽管日本籍的证人否认曾大规模进行残虐行为，但是各种国籍的、无可置疑的、可以凭信的中立证人的相反的证言是绝对有力的。这种暗无天日的犯罪是从1937 年12 月12 日占领南京市开始的，迄至1938 年2 月初还没有停止。在这六七个星期中，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奸，10 万以上的人被屠杀，无数的财产被抢劫与焚毁。当这些恐怖的突发事件达到最高潮时，即12 月17 日，松井进南京城并曾停留了五至七天左右。根据他本身的观军和参谋的报告，他理应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承认曾从宪兵队和使、领馆人员处听说过他的军队有某种程度的非法行为。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曾每天收到关于此类暴行的报告，他们并将这些事报告给东京。本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些恐怖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缓和它。在占领南京市以前，他确曾对他的军队下令要他们严肃行动，后来又曾发出同样的命令。正像现在所知道的，这些命令并未生效，并且这在他也像是理所应知的。在为他的行动辩护时说，这是由于他生病的缘故。他的疾病并没有阻碍他指挥在其指挥下的作战行动。而对于这类暴行具有责任的军队又是属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本法庭根据罪状第55 项，判决被告松井为有罪，关于罪状第1 项、第27 项、第29 项、第31 项、第32 项、第35 项、第36 项和第54 项，判决为无罪。科刑本法庭根据法庭宪章第十五条第四款宣判如下：被告松井石根根据起诉书中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 松井石根听到“绞刑”这两个字时，脸色苍白，两腿瘫软了。两名健壮的国际宪兵将他左右挟持，拖出了法庭。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零点，被判处绞刑的七名日本战犯分两批走上了绞架。第一批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和武藤章。这四人在佛堂中签名后，每人喝了一口葡萄酒润润喉咙，并排站在绞刑架前。东条英机提出：“请松井领大家喊万岁。”松井领头喊了一声：“天皇陛下万岁！” 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慢地走上了绞刑架的十三个梯级。绞索套上了每个人的脖颈。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夜的第一声钟声敲响时，战犯们脚下的活板弹开了！他们离开了大地！ 以血还血 肩膀并着肩膀，军刀靠着军刀的两个日军少尉，现在肩并肩地站在中国南京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整整十年——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他们在紫金山下举着滴血的军刀，在杀了一百零五个和一百零六个中国难民后，挥刀再决雌雄，以砍杀一百五十个中国人为决赛的目标。他们狂笑着。军刀举起头颅落，寒光闪处血雨飞！被当时的日本报纸誉为“勇壮”的第十六师团片桐部队富山大队的副官野田岩和富山大队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他们竟被押到当年恣意杀人的地方接受中国人的审判！ 他们手上没有了军刀，他们自然失去了挥军刀时的那种武威。三十五岁的矮个子的野田岩四个月前在日本被捕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还会算十年前的这笔血债。当像军刀一样闪亮的镣铐锁住他的手腕的时候，这个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鹿儿岛人可能没有想到会被押送到南京来。 比他大一岁的向井敏明是九月二日在东京被捕的。这两个创造了“杀人比赛”的日军少尉是坐同一条船从日本引渡到中国来的。犹如十年前他们坐同一条船从日本到中国来作战一样。当黑色的囚车在南京的街道上尖叫着驶向战犯拘留所时，他们应该记得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干过的一切。 审判官龙钟惺审讯野田岩的时候，野田岩却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他连连摇头否认与向井敏明有过什么“杀人比赛”。 审判官向他出示了十年前的一张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报纸上醒目的标题和大幅的照片记录了他们超纪录的这场”杀人比赛”。这张作为证据的报纸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寄来的。 野田岩看了一眼，说：“报纸上的记载是记者的想象。” “难道这张照片也是想象吗？” “照片是记者给我们两人合拍的。” 野田岩全然没有了二十五岁时的那种勇气。他害怕。他敢作不敢当。他想抹掉这笔血债。他认为，军刀上的血早被他擦干净了。 留一撮浓密的八字胡子的向井敏明是十二月八日关入南京小营的战犯拘留所的。第二天就审讯。他也否认与野田岩进行过“杀人比赛”。审判官提及《东京日日新闻》报上的新闻时，向井说：“为了回国后好找老婆，所以，叫记者虚构了这条消息。” 经过辩论，法庭认为向井敏明与野田岩杀人比赛的罪行，是同类案件，应该合并公审。十二月十八日，南京人民参加了对这两个杀人魔王的审判。判决书上这样写着： “按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 当拥挤在法庭内外的南京市民听到“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声音时，有的鼓掌，有的叫好，有的竟然哭起来了。 与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一起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还有手持“助广”军刀斩杀了三百个中国平民的日军第六师团四十五联队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这个四十二岁的士官生虽然在初审时一再申辩他没有杀人，但在检察官出示了他持刀杀人的照片后，他低下了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是侵华日军在草鞋峡集体屠杀南京军民五万多人十周年的祭日。 五万多冤魂听到了这报仇雪恨的枪声！ 血债要用血来还！ 中国法官梅汝璈正在东京帝国饭店的房间里翻阅战犯的案卷。盟军总部的许多高级干部也住在这里，这里是盟国人士的文际中心。忽然，有人敲门。梅法官站起身来打开门，进来的是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 “哈罗！” “哈罗！” “中国政府来电请求盟军总部，说中国公众情绪非常激烈，政府压力很大。要把谷寿夫引渡到中国受审，梅博士个人意见如何？” 梅汝璈作为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代表，作为中国政府审判战犯的代表，自然支持和理解国内公众的心情。八年抗战，生灵涂炭，铁蹄所至，尸山血河！法官的正义感和民族的自尊心一齐在胸中奔涌：“应该满足中国政府和公众的要求。” 卡本德点了点头，他转而说： “我担心的是中国法庭能不能给谷寿夫将军一个公平的审判，或者，至少要做出一个公平审判的样子。”“这点尽可放心。”梅汝璈竭力怂恿卡本德答应中国提出的要求：“根据一般国际法的原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对于乙级和丙级战犯，如直接受害国有提出审判的要求，盟军总部是不能拒绝引渡的。” “OK，OK。”卡本德表示赞同。 已经从侵占南京时的第六师团长升任为日本国中部防卫司令官、广岛军管区司令官的谷寿夫，在巢鸭监狱中关押了半年后，于一九四六年八月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批准，被引渡到中国上海战犯管理所。 八月，对于谷寿夫来说，是他军人生涯中难以忘怀的月份。一九二八年的八月，四十七岁的谷寿夫作为日军第三师团的参谋长，第一次带领士兵横渡太平洋，踏上了他和他的部下早已向往的土地。那时，他的部队占驻在山东半岛。九年后的一九三七年八月，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受命从日本熊本出发，第二次渡海入侵中国。他率领部队先在永定河与中国军队作战，然后侵占保定、石家庄和大沽口。八月的华北，像火炬一般的红高粱和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大平原使谷寿夫垂涎三尺，为了大东亚的圣战，杀啊！ 十一月，在柳川平助中将的指挥下，他和牛岛、末松师团杀到了杭州湾。登陆后，他们升起了高高的汽球，汽球下拖着一条长长的标语：“日军百万于杭州湾登陆！”那天阳光像金子一样闪亮，蓝的天、白的云，绿的海水。他们没有受到一兵一卒的阻击，很快切断了在上海战场上被日军打败的中国军队的退路。接着，谷寿夫部队沿湖州——广德——牛首山，直插南京的雨花台和下关。十三日凌晨，谷寿夫率领他的士兵杀进了中华门和水西门。千里狼烟，一路血泊。皇军征服了半个中国。他们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他们没有放下刀枪，为了发扬日军的武威，他们把六朝古都变成了火海、血海和苦海！ 大海掀起了怒涛。船颠簸得很厉害。一九四六年的八月，谷寿夫第三次渡海到中国。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的航行。八月，可怕的八月！ 八月三日，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进行第一次审问。矮矮胖胖的谷寿夫失去了将军的风度和武威，他战战兢兢地回答检察官的讯问。他讲了他的经历和三次侵华的路线，当讯问到占领南京后的屠杀劫掠等情况时，他心虚了，他不敢说了。 战犯处理委员会认为：谷寿夫系侵华最力之重要战犯，又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为便利侦讯起见，“移本部军事法庭审判。” 囚车驶入了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小营战犯拘留所。第三天，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开始了对谷寿夫的讯问。他承认十二月十三日由中华门入侵南京，但否认在南京有大屠杀的罪行。 各寿夫写了一份《陈述书》交给法庭，他说：“南京大屠杀的重点在城内中央部以北，下关扬子江沿岸，以及紫金山方向..与我第六师团无关。”“我师团于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没有任何关系。” 他把两手的血迹抹得一干二净。事实是，谷寿夫部队驻在中华门的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正是南京大屠杀的高峰。当时的中华门内外，腥风血雨，阴森恐怖。 事实是铁。军事法庭在南京全城张贴布告，号召各界民众特别是中华门附近的人民揭发谷寿夫部队的罪行。压抑在心底的仇恨火山爆发了！尸骨未朽，伤痕犹在。男女老小纷约揭发和控诉。中华门外雨花路第十一区公所内的临时法庭里，有的慷慨陈词，有的痛哭流涕。一千多位证人，证实了谷寿夫部队烧、杀、淫、掠的罪行四百五十九起！ 我在国家档案馆浩繁的案卷中，找到了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中华门附近的受害者共一百九十六位证人的讯问笔录。这本尘封了四十年的宗卷，只是我们民族的苦海中的一簇浪、一滴水！每一位证人按下的一个个指印，仍然清晰而鲜艳。 我摘录了其中几位的证言。 审判官：宋书同书记官：丁象庵 民国三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上午 命引慧定入庭 问姓名籍贯年龄住址 答：慧定，女，扬州人，四十一岁，住小心桥三十八号，僧，消灾庵住持。 问：南京沦陷时你庵内有人被害么？ 答：在民国二十六年冬月十一日下午二时，在小心桥后门口消灾庵来了八个日本兵，将地洞内的八个人都打死了。 问：这八个人的名字你知道么？ 答：两个姓吴的，一个姓卓的，还有我师父真行及徒弟登元、登高。 问：是怎样打死的？ 答，是刀刺的。 问：都是刀刺的？ 答：师父中一枪。 问：你可知道是什么部队？ 答：是从中华门进城的部队。 问：你没有被刺么？ 答：我被打了一枪，伤了，在鼓楼医院住了十一个月，至今未曾复原。问，你说的都是实在话么？答：我们当家人阿弥陀佛，是不说假话的。我当时是身历其境的。命引陈周氏入庭问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答：陈周氏，女，六十一岁，泰州人，住雨花台五十五问：南京沦陷时你家有人被害么？答：我丈夫陈德银在二十六年冬月十二日在邓府山地洞内因为日本人要强奸我丈夫的小老婆，我丈夫哀求他，连一个孩子共三个人都被刺死了。问：你丈夫的小老婆叫什么名字？多大年岁？答：陈谢氏，那时二十七岁。问，强奸的时候你看见的么？答：我看见的，也是我收的尸。问：当时是什么情形？答：先打死我丈夫后强奸陈谢氏，奸后又打死了，小孩哭了也打死了。问，这小孩叫什么名字？答：小孩叫洪根。问：当时有几个日本人？答：有四个日本人轮流奸的。问：是什么人打死陈谢氏的？你知道他名字么？答：是第一个奸的人打死的，名字不知道。问：你说的是实在话么？答：是的。命引张陈氏入庭问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答：张陈氏，女，六十五岁，住赛虹桥五十五号。问：南京沦陷时你家有人被害么？答：我儿子张进元被日本人拉夫拉去至今生死不明。问：别的还有么？答：我媳妇张孟氏生产后才几天被日本人强奸，没有几天就死了。问：是什么时候？答：是二十六年冬月十三日，在家门口。问：你媳妇被强奸的时候你看见的么？答：我看见了的。是一个兵，日本人，我哀求他，被他打了一枪托子，小孩也死了。问：你媳妇多大年岁？答：那时三十一岁。问：你还知道有别人被害么？答：我门口地洞里打死了三个人。问：你讲的是实话么？答：是的。命引刘德才入庭问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答：刘德才，男，七十二岁，山东登州荣城人，住养虎巷一号，从前开雨花茶社。问：你家有些什么人？答：我儿子在兵工厂做事，随政府入川的，孙子同我在一起。问：南京沦陷时你知道有什么人被害么？答：我家后面有避难室，内有十个人被日本人烧死了。问：是什么时候？答：是日本人进城的第二或第三天。问：日本兵驻在南门外什么地方？答：我家旁边都驻的日本兵。 问：你知道还有别的人被害么？ 答：养虎巷有两个地洞，共死了三十四个人。一个地洞在我家内，一个在我邻居家。 问：在地洞内的人是怎么死的？ 答：烧死的。 问：你当时看见的么？ 答：我看见的。 问：这些人的尸首也烧了么？ 答：尸首是我埋的，埋在东边山上。 问：都是烧死的么？ 答，有一个是上来时被刺刀刺死的。 问：还有没有死的人么？ 答：只有一个姓王的同姓李的没有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