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在风雪严寒的冰冻季节里，几十万人密密麻麻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维护秩序，还要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困难像十万大山！因为，管理这一切的，只是二十几个教书的、经商的、传教的和看病的外国人。何况，自来水和电灯都停了，吃的米、喝的水、烧的煤都极少极少。而最难最怕的，是防备和阻止毫无人性的日军进入安全区，对可怜的难民施行侮辱、掠夺、强奸和屠杀！　　宁海路五号这座林园式住宅的大厅中，彻夜亮着煤油灯。安全区的委员约翰·梅奇、H·D·雷伯、O·M·汉森、S·C·史密斯、P·R·希尔兹、查尔斯·李格斯、爱德华·史波林等轮流巡视，还日夜有人值班，负责接待难民的申诉和解决困难，记录日军的暴行。我在这里向读者描述的关于安全区的情形，部分资料就来源于档案上的记载：　　“约翰·梅奇牧师记录了该城城南一个十三口之家的遭遇。12 月13 日至14 日，这个家庭共有十一个人被日本士兵杀死，妇女们也被他们奸污，两个幸存的小孩诉说了这个事实。”　　“12 月14 日晚，发生多起日本兵闯入中国人住宅强奸妇女或将她们掳走。这类事件在该地区引起了恐慌。昨天，有几百名妇女逃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所以，三位美国人留在学院保护院子里的三千名妇女和儿童。”　　“12 月15 日，日本人闯入汉口路中国人的住宅，强奸了一位年轻的妻子、掳走三名妇女。　　两位丈夫追赶时，遭到这些士兵的枪击。”　　“12 月15 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二区的六名街道清洁工，在鼓楼家中被杀害，一人被日　　本兵用刺刀刺成重伤，杀害他们是没有理由的，他们是我们的雇员。”　　“12 月15 日，一位被刺刀刺伤的人来到金陵大学医院。他报告说，六个中国人被日本人从安全区带走，运送弹药到下关。到下关后，全挨了日本人的刺刀，他幸而未被刺死。”　　“12 月15 日，一名男子住进金陵大学医院。他带他六十岁的叔叔往安全区去时，日本兵开枪打死了他叔叔，他也受了伤。”　　“12 月15 日晚上，许多日本兵闯进金陵大学宿舍，当场强奸妇女三十人，有的妇女被六人轮奸。”　　“12 月19 日下午三点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金陵大学医院，当麦卡勒姆医生和特里默院长叫他离开时，他开了枪，子弹从麦卡勒姆医生身边飞过去。”　　“12 月19 日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左右，贝德士博士前往平仓巷十六号视察，那里的难民好几天前就被日本人赶走了，日本人抢完后在三楼放火。贝德士试图把火扑灭，但是太迟了，整个楼烧完了。”　　“12 月19 日晚六点，贝德士博士、费吴生先生和史密斯博士赶到汉口路十九号金陵大学职员宿舍，四个日本兵在强奸躲在地下室里的妇女。他们赶走日本兵后，把所有妇女和儿童送到金陵大学主楼，那天晚上，日本领事馆将派乒驻守。”　　..　　记述侵华日军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的档案文件很多很多。这是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耻辱，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热心于人类正义事业的人们自然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荣和尊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二十七名外国人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这是正义与和平的奖赏。在他们蓝天一样纯净的眼球中，闪烁着慈善与友爱的光！蓝眼睛的梅奇牧师得知外交部里有一千多中国伤兵，他冒着枪弹，手举着一面红十字旗赶去了，人道的旗帜保护了一千多人的生命。月黑风紧，梅奇牧师又举着红十字旗帜，把三十多个国民党军的医官和伤兵悄悄地送上船。他与素不相识的中国军人握手：“等你们胜利的那一天，我还在这里迎接你们！”　　友好的西方人和受难的东方人站在一起。一位曾在安全区躲避过的军官向人们介绍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日本兵将抓来的三百多个中国人押到一块空地上，正准备开枪扫射时，一位黄头发的外国人赶来阻止。日军不听，黄头发据理力争：“即使是中国兵，已经解除了武装，按国际法规定，俘虏是不能杀的！”日本兵下听，举枪就打。这位外国人勇敢地站到了一挺机枪的枪口前。这位不知名的外国人救了二十七个中国人！　　李格斯教授会开汽车，难民区没有粮食和煤炭了。他穿着破衣服，带了一些中国人坐着汽车，到安全区外面去搜集大米、面粉和燃料。他拉来了难民们能充讥活命的物品。粥厂的大铁锅又冒了热气，手端着脸盆和饭碗的难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门高兴得向李格斯叮叮咚咚地敲打饭碗。　　李格斯的汽车开到司法院的大铁门时，正遇到院子里冲进的日本兵。他探头一看，几十个日本兵手挥刀枪，把男性难民一个个地用绳子捆绑着往卡车上赶。他快步走进院子。麦加伦牧师也在，他见到李格斯教授，悲哀地摇摇头，不断用手在胸口划十字。李格斯走过去向日军的一个矮个子军官解释。军官指挥士兵用刺刀逼李格斯离开。美国人李格斯不走，他还是不厌其烦他说明这些都是守秩序的难民。三个日军冲过来了，你一拳我一拳地朝李格斯的胸部猛击。美国教授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他疼得捂着胸口，用生硬的中国话骂着：“野兽！野兽！”　　已经六十多岁的德国商人史波林是上海保险公司的，他来南京办事。十二月十一日，日军的大炮朝安全区轰击，炸死了三十多个中国人，住在华丽的福昌饭店中的史波林也受了轻伤。这位在欧洲战争中当了四年日本俘虏的德国人，重新燃起了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他没有登上回上海的外轮，他加入了雷伯设计的那个黑圈红十字的组织。这位德国老人在异国的土地上戴着国社党图案的臂章，天天在安全区巡视。吃过中饭，他和美国人费吴生在宁海路上走着。院子里传来了呼救声！”“是十五号！”两人一起跑进去，屋子里有四个日本兵，两个在搜索柜子里的财物，两个光着身子在床上奸污妇女。史波林大喝一声，挥了几下他的那个黑卐臂章。日军一见连声惊呼：“德意志！德意志！”一个个像老鼠见了猫，床上的日本兵抓起衣服就跑。　　因为每天奔忙，史波林病了。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得知消息，带着医官赶到大方巷看望史波林。看过病，送上药，史波林连连感谢。当得知为自己诊病的人是被围困的军人，他赞扬和钦佩中国人尽心尽责的美德，他答应帮助他们脱险。他指指自己穿着布鞋的脚说：“我们外侨的东西也被日本人抢去了，皮鞋没有了，我们的行动也受到限制。”他拿出一张地图，指点着对两位医官说：“日本人现在占领的，只是中国的百分之几，你们的出路只有抵抗，不然就要做奴隶！奴隶，懂吗？”　　他显得很激动。他经受过当奴隶的屈辱。　　华小姐——沃特琳　　被南京难民叫做“华小姐”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明尼·沃特琳，是一位非凡的女性。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这段史料的时候，许多老人还念念不忘地赞颂她和怀念她。她是当时南京女同胞的保护神。　　五台山下宫殿般华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安全区中专门收容妇女的避难所。她像苦海中的一片绿洲，给苦难的同胞带来生的希望。　　绿洲上的羊群自然是饿狼般的兽兵掠夺和充饥的对象。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统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时收容妇孺约四千人。后来走廊上和屋檐下都挤满了人，大约有七千多人，管理这个收容所的就是金发碧眼的沃特琳教授，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　　华群是一九一二年二十六岁时来中国教书的，先在合肥当女中校长，七年后至南京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受过她保护的金秀英、邵素珍、张镜轩等大娘向我描述了她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她常常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站在校门口看守大门，不让无关的人员进来，有人说她腰上插着手枪。　　她的学识、志气、能力和人格，都使中国人崇敬和钦佩。她把几千个人组织得井井有条，从住房编号、饮食卫生到出入大门，都有严格的制度。　　红了眼的日本兵端着枪冲进了校门。华群先是说理，后是阻挡。文明的教授哪里挡得住野蛮的日军？兽兵们得到了疯狂的满足。华群两眼泪汪汪，她只有报告和抗议！　　一天上午，六个日军从五台山边的竹篱上爬进了校园，她立即赶去抗议，被凶狠的兽兵打了几个耳光。她不屈。日军从校园里搜捕了几百个中国兵，华群小姐发动妇女们去认领自己的“兄弟”、“叔叔”和“丈夫”！七十三岁的金秀英对我说：“那天我认了三个，一个叫叔叔，一个叫大兄弟，还有一个叫侄子，日本人‘吐噜’一声，就放他们走了，那三个人朝我作揖。我说，快走！快走！”　　女子文理学院是兽兵像兽类那样泄欲的地方。他们成群结队地乘黑夜爬墙挖洞进来，像小偷般地摸索进屋，又像猛虎般地发泄兽性！惨叫声、哭喊声撕心裂肺。美丽和善良被破坏和打碎了，伟大的母性遭到了凌辱！慈善的华群愤怒了！铁门紧闭着。两辆日军的汽车吼叫着要开进校门抢劫妇女。华群手握着星等旗要日军的汽车走开，日本兵冲下车拉开铁门，华群挺立在门口，像帆船上的桅杆。卡车怒吼着冲过来，华教授急中生智，她把手中的星条旗扔在汽车前。汽车停住了，日本兵的汽车轮子不敢碾轧美利坚的星条旗！　　十二月十七日，是星期五。这天晚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又遭到了不幸。十五的月亮惨白地映照着飞檐彩绘的校门，二十几个妇女已被上了刺刀的日军从房子里拖了出来。妇女们哀求着，哭泣着，跪在地上。华群、德威南夫人和陈夫人一起阻挡。这时，费吴生开着汽车送密尔士牧师和史密斯教授来这儿值班，日军挥着刺刀不让他们进校。雪亮的手电光在美国人的蓝眼睛上扫来扫去。教授和牧师的说理换来的是搜身和掷掉他们的礼帽。一位操着蹩脚法语的日本军官抓住华群教授拖上卡车。愤怒地抗议了一个多小时，美国人才恢复了自由。这天晚上，日本人还是抢去了十二名姑娘。她们秀发蓬乱，明亮的眼睛失去了神采，花一样青春的脸色惨白了。　　收容所里的妇女们都改变了她们本来的容貌。娇美的脸上抹了锅灰，柳丝般的秀发剪短了，有的剃了光头，头上扣上了一顶礼帽或包了一块蓝头布，身上裹一件黑色的棉袍，富有曲线的苗条的身段消失了。这一切，都是为了防备狼的践踏和保护自己的纯洁！年轻、活泼的姑娘都成了不男不女的丑八怪。她们愁容惨淡，泪痕斑斑，面颊上失去了平日的笑！　　不知是耐不住寂寞，还是爱美的天性诱惑了她们。有一天上午，十几个年轻的女郎洗净了脸上的锅灰，各人抱着一个包袱来到校园的假山上，山上有一片树林。她们脱掉黑色的棉衣棉裤，换上了红缎绿绸的旗袍。多日不见自己青春的容颜了，姑娘们你看看我笑，我逗着你乐，竹林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笑声招来了是非和横祸。竹篱外边开过了日军的汽车，车上的鬼子狂叫着：“花姑娘！花姑娘！”汽车冲进了校园。华小姐赶来了，她一见十多个姑娘这一身美丽的打扮，馋猫似的鬼子嬉笑着。她气得流出了眼泪：“你们不听话！你们出去，都出去！”　　姑娘们泪汪汪地走出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她们落入了虎口！华小姐哭了。难民们有的哀叹，有的怒骂：“不要脸的臭货！”　　也许这些姑娘被人误会了，也许华小姐为自己激愤的情感后悔了，她是一位有血性的女性。她最痛恨没有骨气的人。一群身穿和服的日军妓女在日本兵的陪同下，恣笑着来参观妇女收容所。华小姐远远地冷眼看着她们。突然，花枝招展的妓女们向苦难的人群撒出去一把把的铜板和一把把的糖果。像见了鱼的猫，无知的女性你争我夺地在地上又抢又捡！有几个铜板一直滚到桌子底下，有人撅着屁股爬进去捡出来。日本人高兴了，男男女女拍掌大笑。国际委员会的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脸红了。　　收容所又恢复了平静。华小姐气哭了，她痛心地给女同胞们说：“仇人扔东西给你们，你们为什么去捡？是金子也不应该捡啊！你们不但夫了中国人的面子，连我华小姐的面子也给你们丢光了！”　　华小姐在中国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这位勇敢、热情、刚毅的女性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她没有结婚。她爱中国胜过爱她的祖国。已经七十多岁的张镜轩老大娘告诉我：华小姐会讲中国话。有一次我去晚了，粥没有了，华小姐把自己在吃的麦粥给了我，她问我会不会写字，她对我说：“你们不要愁，日本要失败，中国不会亡！”当南京城里挂满太阳旗、行人手臂上都套有旭日臂章的时候，明尼·沃特琳绝不允许太阳旗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她在门口站着，进出的人戴有臂章的都得摘下来。她说：“中国没有亡，不能戴这个。”有个十四岁的小孩戴了太阳臂章提着竹篮给姐姐送饭。华小姐招招手：“你为什么手臂上戴这个东西？”　　小孩不知道，摇摇头。　　她亲切地说：“你不用佩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把它取下来。孩子点点头。难民区的同胞都感动了。　　可惜，华小姐没有看到太阳旗从南京城落下来的那一天。她因病离开中国的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明尼·沃特琳闭上了她湖蓝色的眼睛。她在临终前说：“我如有两个生命，我还要为华人服务。”　　同是天涯沦落人　　受西洋人的保护和受东洋人的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都是悲剧。　　患难见真情。危急中的同胞都袒露出了自己的那一颗心。位于五台山上的美国大使馆里的人己撤退了。除了两名美国记者，这里还躲避了三百多难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军有民，谁也不认识谁。小院里拥挤、嘈杂不说，还缺水断粮。每个人心惊胆战地提防日军的搜捕和屠杀，各人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日本兵捕杀的重点，是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兵。这座院子里躲避着好些中国兵，虽然他们已换上了便衣，但举止言行，一看便知。住在一起，许多事谁也瞒不过谁。好在患难中的人都有同情心，谁也不敢欺侮谁。日军一天七八次进来搜查，常常是那两位美国记者拿出手枪把他们喝退。　　躲在这样的小院子里，国际委员会是没有粥供应的，一切都得自己设法解决。军医官和一群散兵在这里往了八天，五元钱买来的两斗米已经吃完了，另一支部队的一位姓杨的司务长得知了这个消息，送来了一袋面粉。门角落里有两缸咸菜，医官叫士兵送了一缸给杨司务长他们。这样一来，大家都有了饭，也有了菜。　　自来水早就断了，吃的、用的水都要到山下的泥塘中去挑。挑水是要冒险的，破日本兵看见，一枪扫来或一刀刺来，就回不了这幢小楼了。水塘中浸泡着不少同胞的尸体，黄泥水中有一摊摊的血。但住在里面的青壮男子都争着去挑。挑来一担水，大家都将就着用，十几个、几十个人合用一盆洗脸水。一个叫黄子良的士兵遇到了乡下来的三十多个难民，他把这些人带进来。听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住在楼下的胡先生送来了两大碗稀粥和一大盆水。原先他一家住了一小间，乡下的难民一来，他的房间里挤进了好几个，楼下两小间屋里，住了十多人，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尊重，人人都关心一件事，鬼子不要来敲门，院里不要出事情！　　外面风声很紧，颐和路4 号这幢洋楼里躲避了五六十口人，留守房子的周正元会几句日语，他应付了几次搜查的日军后，召集大家开会：国难当头，我们这院子里一定要互相关照，大家要齐心合力！日本兵除了抓中央军，抢东西，还要糟蹋妇女。他组织人在地卜打了一个大侗，把几十个妇女和小孩都藏在里面，早上躲进去，晚上爬出来，上面铺上芦席睡老人。日军来了，用脚踩三下地板，告沂下面的人不要出声。日本兵一批又一批地来搜索，他们始终没有发现这里的几十个妇女。她们躲避了两个多月，几十天没有见到光明！　　躲进意大利领事馆内的教导总队营长郭歧，买了一身破烂衣服和一顶油腻腻的礼帽扮成了苦力，他三个月没有洗脸，蓬头垢面，连指甲都不剪。他和他的士兵丢掉了一切东西，就是不肯丢掉枪，他把十支手枪用绳子栓成一串，偷偷地扔在院内的水井中，难民们谁也没有怀疑他是个兵。有一次，打水的人把手枪带上来了，这一来，吓坏了院子里几十个人。因为日本人搜出一支枪，全院子里的人都要遭殃！旁边一幢小楼外边发现了一件军衣，院内的人死了一半！收容所的地上捡到一颗手枪子弹，马上枪毙了十个同胞！　　一些难民对郭歧说：“我们有五十多个人，如果查出你们是军人和这些手枪，我们都得同归于尽！”　　“请大家放心，如果日本兵查出我的时候，我绝不连累大家，我自己去担当一切。不过，对于我的士兵和井里的枪，大家不要责难，我们各人有困难。什么叫共患难？就是这个时候啊！”郭歧这么一讲，许多人都点头赞同，一位姓张的男人说：　　“郭先生，你如果有危险，我来担当，我替你死！”　　营长感动了，他流着泪对大家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受日本兵欺侮，如果大家有危险，我作为军人，一定不顾一切地营救，我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一番感人肺腑的话，使院内的人忘却了墙外日军的刺刀和枪弹。团结一心，才能众志成城！　　团结不仅仅是群体的组合，也是感情的凝聚。沦陷后的南京，民族仇恨和民族自尊心使中国人变得更伟大和崇高了。　　一位矮个子老人的故事吸引了我。我在老式的砖楼下见到了八十二岁的朱寿义先生。这位简朴和清贫的老人当时在安全区中分发救济款。没吃没穿的难民，写一张条子送来，少的发五元或七元，多的发十元，每天发出几百元。断了粮，他可以开一个月的领粮条子。有伤有病的，他这里开了条子，盖上红的圆印，可以到鼓楼医院免费治疗。死了人的，开始还发棺材，后来被害的人太多了，就没有办法了。要求救济的人成千上万，警察手拿着藤条维持秩序，许多人都挤不到这个铁栏杆的窗口来。中饭后休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挤进来：　　“请问你是朱先生？”　　那位戴黑框眼镜的朝他点点头：“你有什么事？”　　来人立即跪地磕头：“我是拉黄包车的，不瞒你说，现在一家没有吃了，递了几天条子都换不到钱，我想求求你。”　　三轮车夫的手臂上有一条条的血痕，朱寿义给了他五元法币。解放初的一天，朱寿义到洪武路的一个同事家，院中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见了：“这不是朱先生吗？”　　朱寿义不认识这个人：“你是——”。　　“难民区里托了你的情才递上了条子，那五元法币救了我全家的命。”　　他拉着朱寿义到家门口：“看，我供着你的长生福禄牌位，初一、十五都替你烧香！”　　朱寿义一看，堂屋的正中立着一块红底黑字的长生牌位，香烟缭绕。他急得直喊：“快拿下来，快拿下来，不要把我折死了！”　　黄包车夫两手抱拳：“救苦救难，我不能忘记大恩大德！”　　“人都有危难的时候，思难相助，这是应当的！”讲起发救济款，朱寿义老泪横流：　　“那时真苦啊，五台山下来一个人请求特别救济，说他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国际委员会派一个叫刘云海的人去调查，我也跟着去了。去了一看，破棚子边躺着一个老头，脸上盖了一张大草纸，旁边有一堆纸灰。姓刘的弯下腰妾揭开草纸一看，老头还没有闭眼：‘装死！骗钱！走。’”　　朱寿义心软，他难过地说：“刘先生，瞒上不瞒下，做做好事，人到这一步，够可怜的了，多少给一点，譬如给了我。”　　刘云海点了点头，朱寿义给老人手里塞了五元钱。　　经过这场劫难的老人大都知道一个悲壮的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一个妇女嬉笑着往他们的住地拉去，两个妇女又哭又叫，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悦：“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　　日军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阵，就放了那两个姑娘。三个日本兵簇拥着这个妇女向前走。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口，这位妇女突然抽出一个日军的刺刀，深深地刺入自己的胸中。她倒下了，她救了两个同胞姐妹！这故事发生的日子和这位妇女的名字至今没有人说得清，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自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的。　　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天，意大利领事馆门口，停下了两辆马车。五个日军敲开门后，翻译传下话来：要借用三个姑娘。兽兵们抓出了三个姑娘。顿时，姑娘们拉着父母的衣服不放，父母们顿足哭喊着，不让女儿走。一位父亲上前恳求日军不要拉走他的女儿，却在脖颈上被桶了一刺刀！一位三十多岁的母亲不忍让女儿去受苦，流着泪向翻译求情：由她去代替行不行？翻译一看，可以应付，就应允了。鬼子们见几个姑娘拖拖拉拉不肯走，就大声骂起来。这时，有几个难民就劝说了：　　“走吧，快走吧！日本人发起火来，大家都要受连累，没有办法的，快走吧..”　　三个女同胞被推上了马车，她们被日本兵拉走了，她们在哭，她们的心在滴血。日军和同胞都催促着：“快走吧，快走吧..”　　圣诞之歌　　无论外界怎样改变人的生活轨迹，人们总要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习俗。野蛮和恐怖笼罩着南京。在阴沉沉的寒风中，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　　这是西方人的节日。这是他们心中的上帝诞生的日子。上帝是神圣的，他给世界带来慈善、安宁、幸福与和平。他是善良的化身，为了洗刷别人的罪恶，他心甘情愿地替别人赎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的人是值得纪念的。圣诞节前的一天，费吴生和费太太就忙开了。　　他们在准备圣餐。圣餐要有饼和酒，这是耶稣受难前与门徒吃的晚餐。这是上帝的身体和血。吃了圣餐，人类会赎去原罪。人间的原罪太多了。南京在流血、在呻吟、在死亡。这是犹大们干的，这是罪恶。主啊，救救这些人吧！　　中午，德国卡罗威治公司的代表克鲁治、史波林和金陵大学医院代理院长德利谟博士都来了。午餐不太丰盛，只有炸牛排和烤白薯。味道都不错，牛排很香，白薯很甜。可惜，雷伯没有来。他走不开，小桃源他的家里躲避了三百多个妇女和老人。日本兵时常来抢劫和污辱妇女。昨天还从隔壁的围墙上翻过来。正好被雷伯撞见，靠了那面国社党黑卐字的旗子才把他们吓走。雷伯气极了，他不许爬进墙来的日军从他的大门出去。他要日本兵仍然爬墙出去。有的日本兵不愿意再爬墙，大胖子雷伯指指自己胸前戴的那枚国社党勋章，质问日军明白不明白这勋章的意义。这枚黑白图案的勋章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每一个日本兵都望而生畏。　　晚上，他来了。他是走来的。因为雷伯又驱赶了几次日本人，所以晚了些时光。这位难民区最大的长者，他开朗而乐观，也很严厉，但人们都很尊敬他。他穿一身深色的西装，紫红色的领带给他减去了白发和皱纹。他带来了礼品，给每人送了一本精致的羊皮面子的西门子公司的日记本。　　威尔逊医生弹起了钢琴。悠扬的琴声使人们忘却了外面不愉快和不安定的事情。这是节奏舒缓的《圣夜静歌》。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和着琴声放开了歌喉：　　圣夜清，圣夜静，明星灿烂天地宁。水寂山眠万籁无声，祥云缭绕，拥着伯利恒。客店马槽，诞生天婴。阿门！圣夜清，圣夜静，救主耶稣今降生。博爱、牺牲、公义、和平，圣容赫华犹如日初升。恩光辉耀，照彻乾坤。阿门！　　一曲唱完，大家高兴地鼓掌。威尔逊激动地又奏了一曲《圣诞佳音歌》：　　天使初报圣诞佳音，先向田间贫苦牧人，牧人正当看守羊群，严冬方冷，长夜已深。欢欣，欢欣，欢欣，欢欣，天国君王今日降生。阿门！　　耶稣降生了。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光像一个金球在天空照耀，天气好极了。这一天，街上似乎也安宁了一些。　　今天，费吴生邀请了几个女士来他的家中欢聚，明尼·沃特琳教授来了，她是和她的同事、中国讲师吴女士一起来的。金陵大学医院的鲍尔女士也来了。还有史密斯和李格斯教授，他们说好了也要来的，可已经十二点了，怎么还没有来？电话已经不通了，十三日起中断了服务。　　他们可能有事。不等了，吃吧。中午吃烧鹅，鹅很肥，火候又好，红通通的烤鹅很脆也很香。费太太陪着女士们喝了点葡萄酒，费吴生劝女士们多吃点，她们都很兴奋。已经十多天没有好好地吃一餐饭了，她们都在各人负责的收容所里和难民们一起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　　正当大家在品评烤鹅味道很鲜美的时候，有人急匆匆地来报告费博士：　　“金陵大学的好几个地方冲进了日本兵！”“喝完这一杯就走。”费太太说。怀中的酒还没喝完，又来了两个报告紧急情况的人。“走！”费吴生放下叉子，沃特琳教授和鲍尔女士也一起跟他出去了。日本兵冲进了美籍教授方恩博士的住宅，冲进了中国教员的宿舍和蚕桑系校舍。他们一处又一处地驱逐和抗议。关于这天的情况，费吴生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今天日本兵扯下了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美国国旗。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七个日本兵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过夜并强奸妇女多人。我们隔壁，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被三个士兵奸污了。另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也在我们救援之前被奸污了。刺刀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威尔逊医生报告说，医院的二百四十名病人中有四分之三是日本占领军的暴行造成的。对中国人的登记在金陵大学的校园里开始了。日本人欺骗说，如果有军人主动站出来，就可以送到劳工队工作，性命也可保全。约有二百四十人站了出来。他们被集中起来带走了，两三个活下来的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受伤后装死，然后逃到了医院）：一批人被机枪扫射而死，另一批人被士兵练习刺杀挑死了。也有很多人在行刑队的枪口下死里逃生，不过受了一两处伤。他们躺在同伴们的尸体下，从白天躺到晚上，然后逃到医院或朋友那里，全靠日本兵的疏忽拣了一条命。”　　李格斯教授这天遇到了麻烦。他遭到了日军稽查官的抢劫和污辱。当费先生和女士们正在品尝烤鹅鲜美的滋味时，他气呼呼地来到国际安全委员会秘书史密斯博士的住宅，向他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要求向日军提出抗议。史密斯博士也愤慨了，他叫李格斯再说一遍，他用钢笔当即写了一封向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　　致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各位官员亲爱的先生们：　　今天上午大约十点钟，李格斯先生在汉口路二十九号发现一些日本兵，并听到一位妇女哭叫。这位年纪约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妇女用顿足和打手势示意要李格斯先生过去。一个日本兵正拽着她，其余的士兵则在房子里。她抓着李格斯的手。其余的日本兵从房子里跑出来。他们跑了，只留下李格斯和这位妇女。这位妇女是出来买东西时被日本兵抓住的。她丈夫四天前就被抓走了，至今还没回来。她要求李格斯先生护送她回汉口路陆军大学的难民营。李格斯先生就护送她由汉口路往东走。快到金陵大学校院时，他们遇到一名稽查宫，带着两名士兵和一名翻译。　　这个稽查官将李格斯先生的手从口袋里拽了出来，扒下他的由日本大使馆发给他的臂章。　　李格斯把手放回口袋里，稽查宫又重击他的手。他问李格斯是谁，但双方谁也听不懂谁的话。稽查官就在李格斯的胸前猛击一拳。李格斯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下激怒了该官员。他向李格斯要通行证，但是李格斯忘记带了，他问李格斯在干什么。李格斯说正在送这位妇女回家。稽查官又给了李格斯一下。李格斯想看看这个稽查官戴的是什么臂章，他却给了李格斯一记耳光。稽查官指指地下，抢走了李格斯的帽子。李格斯猜想这是要自己给他磕头。李格斯不干。因而又挨了一巴掌。然而翻译解释说，稽查官想要一张名片。　　李格斯解释说，他要护送这位妇女回去，因为她害怕。该官员命今士兵走到李格斯两旁用枪对着他。翻译解释说，该官员要给他鞠躬。李格斯先生拒绝这样做，因为他是美国人。该官员最后要李格斯先生回家去。　　这位妇女看到李格斯受到这样的对待，吓得朝汉口路自己跑了。李格斯先生说，他没有招惹这位官员，只不过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没拿出来。而这位妇女是在他前面走，中间隔一段距离。　　我们希望日军士兵的秩序和纪律能很快得到恢复，使外国人能安全地在大街上行走，不再为会受到骚扰而担心。致以崇高的敬意（签字）刘易斯·C·史密斯　　（Lewiss·c·smyths） 于南京平仓巷三号1937 年12 月25 日　　一件一件的不愉快的事件使笃信基督教的西洋人大为遗憾。晚餐后，雷伯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委员们请到他的家里，没有电，只好点蜡烛和煤油灯。今晚，他在大厅中装饰了一棵美丽的圣诞树。圣诞树是德国人发明的。红红绿绿的小灯泡在不停地闪烁。墙上还挂满了他年轻时在南非的森林中猎获的兽角、鸟类和漂亮而珍贵的皮毛。六十多岁的胖老头雷伯穿上了红色大袍，嘴边还粘上了棉花，扮成了白胡子的圣诞老人。他给每个人送了一张自己制作的贺年片，上面是黑圈红十字的难民区徽章。　　望着这个徽章，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都停止了欢笑。雷伯第一个在自己的贺年片上签名，杭立武博士因押运文物去重庆了。二十二个委员一个一个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为了人道，为了博爱，为了正义，为了和平！ 　　　第四章：血似江水水似血　　铅灰色的登陆艇在雾茫茫的长江上缓缓航行。我站在甲板上，两眼凝望着岸边的一景一物。我的心是沉重的。沧桑变迁，人事代谢，这一段弯弯曲曲的江岸，沉淀着一页不能忘却的历史！　　长江、夹江、秦淮河汇合处的三汊河江潮湍急。中山码头江轮云集。大桥脚下，像黑色火柴盒般的南京肉联厂，当年是英国人的和记洋行。下关电厂的那只高烟囱，矗立有七十多年了。前面那个阶旧的码头叫煤炭港。再向东，是与八卦洲隔水相望的上元门和幕府山，山下长长的江滩叫草鞋峡。芦苇丛生的草鞋峡下游，是惊涛拍岸的燕子矶！　　灰蒙蒙的江雾给这片苦难的山川彼上了一层白色的轻纱。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的十二处现场，有八处在长江岸边！三十里的江边，洒下了十多万人的鲜血！血似江水..　　中山码头〔遇难者五千余人〕　　幸存者梁廷芳：　　“十六日早饭后十二时前，突有日军七八名持枪来，即挥手令余等五人随其出走，因不知其用意，但只得听其指使，跟至华侨招待所后大空场时，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余等亦随坐其旁。继之陆续由日军从各方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人已满，复送入对面两大空院中。当余等到达时约十二点钟，一直等到下午五时，捕捉人数，除带走一部分之外，仅在大空场上就有五千人以上。此时天己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四人列，依次向下关方向而行。到达下关已六时多，即将余等置于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上，我还以为渡江做工，初不断其实此空前绝后惨无人道之大屠杀也。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满载麻蝇驰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到达，下车似一高级长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向前向其敬礼。高级长官嘱咐数语，该带刀之日本军官即令其士兵分取麻绳，然后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约十分钟后，即听到步枪声响，时在午后7 时光景，大屠杀开始矣。枪声离余等坐处约一千公尺，东西连续放射各五抢则停一二分钟，继之又响。但机枪则未用，因天黑看不见，机枪恐枪杀不彻底也。屠杀至夜约十点钟，余等借着月亮看见东边有十余名日军正在捆人执行屠杀，状至极惨..增荣对余云，如其等待屠杀，不若投江一死。廷芳则以为总是一死，两个即携手投入江中，自料必毙身鱼腹，乃江边水浅深及大腿，一跳不死，则不愿再往深处，万恶的日军，见余等投入江中尚不肯饶，即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惟恐留下活口作今日对证也。廷芳伏水中，忽由右侧射来一弹，由后肩窝穿入前肩窝而去..”　　随着滚滚的江水，他们和遇难者的尸体一同漂流！当刽子手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时候，白增荣和梁廷芳出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一九四六年，梁廷芳还赶到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用肩上的伤疤和目睹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上述证言。　　铁一样的事实，铁一样的证言。　　目击者今井正刚：“来到江边，只见酱汤色的扬子辽像条黑带子，精疲力尽地、缓缓地流着，江而上漂溢着乳白色的朝霉，天就要亮了。　　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对岸隐约可见，码头的地面上满是粘滞的血，像月夜的泥泞似的反射着微光。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朝日新闻》南京分社设在大方巷。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他和中村记者在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机枪声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日军阻止他们走近：“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今井：“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今井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了——十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性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乓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　　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　　“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煤炭港〔遇难者三千余人〕　　日本《扬子江在哭——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之记录》：　　“在那宽阔的江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死尸。放眼望去，全是尸体，江岸上也是，几乎看不到边。这些死尸中不光是士兵，还有许多平民，有大人也有孩子，有男有女，就像满江漂流的木排，缓缓地向下游淌去。把目光移往上游，看到的也还是尸山，简直无边无际。　　扬子江正在变成一条死尸之河。”幸存者说——我叫潘开明，今年七十整。小命是捡来的。我从小就命苦，父母早死了，姐妹八个给了人家四个。大妹妹早出门了。我是老大，十四岁到水西门的陈有记理发店当学徒。学了三年，自己挑担，手里拿一副行头，两块薄铁板中隔一根木棍子，一拉嗒嗒嗒响，剃一个头十个铜板。生意不好，连青菜煮黑面条还吃不饱，晚上还去拉黄包车，就这样一天也挣不了几角钱。活不下去了，一个弟弟卖了三十五元，还有一个小弟弟给人拐走了。　　日本人来了，先扔炸弹。成贤街的教育部、中央大学都炸了，八府塘那边炸死不少人！难民都跑反，拉黄包车生意好了，新街口到下关一趟能挣四角钱。没有几天，日本兵进了城，我躲到鼓楼二条巷二十四号的洋房里。那里是难民区，那年我刚好二十岁。　　十三日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三个日本兵把我带走了，带到了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造得像宫殿的那种式样。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十六日下午，日本乓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我排在右边，从前面数下来是第七八个，两边有日本兵扛着枪押着。　　到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进去，到了煤炭港，就是以前火车过长江的那个地方。　　队伍停下来了，我看了看，大概有三百多人。日本兵用皮带抽、用枪托打，把我们都赶到煤堆上，四周机枪架好了，一个日本兵“啊”的一声大喊，接着哨子一吹，枪声就像放鞭炮似的噼哩叭啦响了，人一排排地像割稻子一样倒下了，我糊里糊涂地也倒了，人昏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那天白天晴，多云。夜里月亮当头的时候，我醒过来了。身子动不了。睁眼一看，我身上压着死人，身上尽是血！我想：我是人还是鬼？我死没有死？推开死尸，我爬起来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我数了数，有八个。我问离我近的那一个人：　　“老总，你没有死？”那是个军人。他说：“没有。”这时，坐在铁轨边上的一个人把反绑的绳子磨断了，后来你帮我、我帮你，八个人的绳子都解开了。　　我爬到江边，先把黑棉袍子外面的灰大褂脱下来，洗了洗，擦掉身上的血，就摔到江里去了。我四天没吃饭了，身上没劲，就靠在一个铁架子上养了一会儿神。这时，其他人都各奔东西了，有的到和记洋行，有的抱着木板过江了，有的带着伤一拐一拐地朝城里走，好几个都是中央军，讲的四川、广东口音。有个人问我：“你不走啊？”　　我说：“我是本地人，不能走。”　　坐了一会，我慢慢地站起来，往一排空房子里走，在这里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天亮走到热河路。不料，惠民桥边过来了四个日本兵，我吓死了。日本兵大吼一声，要我站住。问我：“干什么的？”　　我说：“老百姓。”他们抓过我的两只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又问我出来干什么。我骗他们说：“给日本先生挑东西。”边说边把手搭在肩上装出挑担的样子。一个日本兵问我：“有没有路条？”　　“没有。”我心慌了。一个中等个子的日本兵还不错，他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木，撕了一张，用钢笔写了“苦力使用过”几个字给了我，上面还有些日本字我不认识。他们在前面穿了大皮靴的咯的咯走，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马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全是死人，一堆一堆的。　　进了挹江门，我就朝右边一拐，插进了察哈尔路。翻过山，在古林寺旁边碰见了一个种菜的老头。我跪下就磕头：“老爷爷，我几天没吃了，日本人把我拖到煤炭港用机枪扫，我没有死，我逃出来了。”　　这老头五十多岁，脸黑红，中等个，留着胡子。听了我的话，他说：“可怜啊可怜！”他进到草棚子里端出一大碗干饭，用水泡泡给了我：“没有菜，将就一下吧。”吃完饭，他说：“现在不能走，你先睡一觉。”我在他的草棚里睡了一觉，到晚上六点钟的样子，他说：“能走了，你走吧，路上当心。”我跪下又磕了个头：“老爷爷，谢谢你！”他说：“不用不用，都是中国人！”　　幸存者说——你找我可找对了，我这人命苦，可也命大。我们那一批三千多人都给日本人打死了，就我一个逃了条活命，你说命大不大？要不，早变成鬼了！从头讲？好。那时我在车行当学徒，就在珠江路小营那块修脚踏车。日本人来了，我和我哥都躲到宝塔桥难民区英国人的和记洋行的房子里。　　十五日上午，日本人进来了，先是要洋钱、手表、金戒指。难民区三千多人分三个地方，日本人放了三只搪瓷脸盆，叫大家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往脸盆里丢，连妇女的耳环子和老太太的簪子也都搜罗去了。　　到了下午四点多，来了二百多个日本兵，都扛着枪，叫我们都跪下来，四个一排。然后把我们押到煤炭港的货房里。机枪在大门两达堵着，还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边一个管着我们。关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来了个翻译说，“现在出去做工，十个人一批！”大门口的十个人先赶出去了。过了十多兮钟，枪响了。我知道坏了！外面是河汊子，没有通路，这下要死了！两三个日本兵进来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江汊子边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三四十个人一人一支步枪等着。一阵枪响，第二批人又完了！　　我是第三批，我排在前面，出去时我就站在江边。都站好了，我知道快要开枪了，日本兵刚举枪要打，我一个猛子拱到长江里去了。这时，枪“嘣嘣”的响，我管它？我只管拼命往对岸拱。我早作准备了，我在货房里就把褂子的纽扣都解开，裤带也解掉了，裤腰一卷掉不下来。江汊子有四丈多宽。我水性好，钻到水里先将衣服裤子都脱光，身上精光滑脱拱得快。冷？那时一心想逃命，哪里还管冷不冷！一会儿我就钻到对岸了，正好有节货车厢翻倒在江边，我就躲在火车肚子下，看着对岸十个一批十个一批地用枪打死。死人多了，河汊口的那只小汽艇开几下，把尸体冲走。日本兵那天中饭是轮流吃的，不停地杀。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有杀完。冬天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后来扛来了几挺机关枪扫，把好几百个人一起赶出来在江边扫死了！　　天黑了，我从车厢底下钻出来，手脚都冻麻了，又冷又饿。我躲到了扬州班轮船码头边的桥洞下，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我在死尸堆中找了一条破毯子把身子一包，就在桥洞里躺下了。　　天亮了，日本兵往桥下扔手榴弹，我在死角里，炸不到。后来来了几个哨兵。我冷，动了一下，哨兵乒的给了我一枪。我屈着身子睡的，右手夹在两条大腿中间取暖。那日本兵枪法好，一枪伤了我三个地方。子弹从两条大腿中间穿过，两条大腿和右手第四个手指都伤了，粘乎乎的全是血。我不敢动，更不敢哼。夜里我在死人穿的棉衣里扯出棉花把大腿包起来。　　第三天太平一些了，日本乒抓了夫子来挖坑埋死人。我听一个人在讲：“他妈的，难民打死这么多，还叫我们来挖坑。”　　一个人来拖我时我动了，他说：“你还没有死？”我说“我不是中央军。”这个夫子四十多岁，他一看我的腿，就把我扶到桥上去。他走过去跪下给一个翻译官讲：“这是个小孩，不是中央军，还没有死。”　　翻译走过去和日本人叽哩咕嗜讲了几句，就过来对我说：“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回家吧。”我不能走了，就爬着回去。过煤炭港货房时我站不起来不他鞠躬，站岗的日本海军给了我一棍子，疼死了。我连忙咬着牙站起来鞠躬，又递过条子，才爬回和记洋行。　　难民区里有个张老头，八十多岁了，白胡子很长，他的儿子和我一起抓走的。我说：“我的命是捡来的。”他哭得很伤心。后来他用茶水给我洗伤口，又用死人的大腿骨头刮粉敷在上面，两天换一次，整整一年才好。　　现在还不行。伤了筋，天一变就疼。大冷天光着身子在江边泡了一天，身上一根布纱都没有，冻啊，两条腿得了关节炎。（本文作者见他两个膝盖上都贴着伤湿止痛膏）那天我哥哥也被日本兵抓走了，他当挑夫，烧水做饭，一直到句容，夜里把水桶扔在井里跑回来了。他叫陈金龙，我叫陈德贵，我们兄弟俩命大。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求生是人的本能。可是，为什么面对着死亡，这么多的人都不敢拼死去寻求生路呢？看来，懦弱和胆怯比死亡更可怕。或许，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胆怯和软弱是可以谅解的，而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悲剧。　　我从中山码头走到煤炭港，走到当年英商和记洋行的旧址。我极力地想从历史的陈迹中寻找一点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用的东西。　　我望着电厂那只高烟囱出神。下关电厂大门口用砖石和水泥修筑的“死难工人纪念碑”深深地吸引了我，碑上记述着五十年前一个悲惨的故事，它像电，它像火，照亮了人们的心。　　电厂厂史编写组一位姓谢的老同志向我介绍了碑上的往事。他是遇难者们的代言人。　　代言人说——　　我们下关电厂早时候叫金陵电灯管厂，前清宣统元年用二十万两白银建的，七八十年了，机器都是德国、美国造的。解放前改名扬子电器公司，成了宋子文的官僚资本企业。日本人来的时候，先是挨飞机的炸弹，但工人边炸边修，电灯一直亮到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当时厂里有五十三个人留守。日本兵进城时，工人都躲到旁边的和记洋行去了，后来被赶到洋行旁边江汉子车站的一排货房里，就是以前火车过江的地方，又叫煤炭港。　　电厂的五十三个人中有两个失散了。副工程师徐士英被和记洋行的领班叫去给日本人配汽车钥匙了。有个叫曹阿荣的工人，早些时候在上海的日本人开的丰田纱厂里做过工，会说几句日本话，就被日本乒拉去烧饭了。这个人聪明，他知道拉出去的人生命有危险，就对日本兵说烧饭的人不够，把厂里的周根荣、薛和福、孙有发和李金山四个人喊出来了。他本来还要喊，但被日本兵制止了。　　这几个人死里逃生留了活命。其他四十儿个工人和三千多难民一起，十个一批十个一批被押出去赶到江边枪杀了。只有一个叫作崔省福的，他押出去时已是傍晚了，听见枪响，他一头栽倒在死人堆里，一发子弹从他的肩上打进，从腰背穿出来，过了好久才醒来，终于九死一生地幸免于难。还有一个船工也侥幸活命。失散的两个工人后来才知道，一个躲在朋友家中没有遇害，另一个被日本兵杀死了。这样，我们下关电厂在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中有四十四个工人遇难。为了纪念和安慰死去的工人兄弟，解放初，我们在厂门口修了这座纪念碑。全厂工人天天见到它，它天天在和我们说话，说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汉中门外〔遇难者两千余人〕〔访问记〕他出席过国际法庭我在繁华而又嘈杂的闹市区找到了他的家。这里是靠近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的糖坊桥。一块“佳乐小吃”的招牌和我笔记本中记下的门牌号码对上了。大铁锅上热气腾腾，饺子的香味阵阵扑来。“伍长德？你找他干啥？”店主人问。我递过介绍信。“在里面，请。我是他的儿子。”他伸出沾满面粉的手引我穿过店堂，进入了南京市常见的木结构的老式旧屋。屋里很暗。一个瘦削的高个子老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双手抱着个白白胖胖的重孙子，身边靠着一根长长的白木拐棍。　　伍长德老人长脸长眉毛，平头短发，眼睛不大，鼻梁上架着一副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近视镜，额头上像蚯蚓一样的血管和紫红色的皮肤上像细浪似的皱纹，说明了这位八十老人饱经的风霜和艰辛。　　他向我述说了他的苦难和仇恨：“俺是徐州邳县人，十七岁来南京做小工，后来当交通警，也做豆腐，一直往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了。　　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齐攻南京，俺把家眷送到准安丈母娘家去了，当时大儿子才三岁（就是门口那位“佳乐小吃”店的主人）。俺一个人躲进了中山路司法院的难民区，里面有好几百人，有两个人俺认识，也是交通警，都换了便衣。俺住小楼房。第二天进来躲避的人多了。　　十五日早饭吃过的时候，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日本话乱叫了一通，俺也听不懂，不知说啥。后来就用刺刀赶大家出去，屋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大门不开，日本兵把俺从侧门赶出来，赶到了马路上，有好几千人，都叫大家坐下，不知他们要把俺们怎么的，心里很害怕。日本乒还在大声地叫喊，反正俺听不懂。在马路上坐了有个把小时，就用刺刀赶俺们站起来排队走，走到新都电影院门口，停下来了，又叫俺们都坐下。不知搞啥名堂？一会儿开来了好几辆汽车，车上有日本兵有机枪。俺有点慌了。汽车在前面开，俺们排着队在后面走，往汉中门那个方向走。走到汉中门里，又叫俺们在地上坐下。我看见日本兵把汽车上的机枪搬下来，扛到城门外去了。坏了！四周都有端枪的日本兵看着俺们。一会，两个日本兵手拿一根长绳子，一人一头，在人堆里圈，圈进去的有一百多，日本兵拉着这个绳圈圈把他们押到城门外面去了。城门外面是秦淮河。俺害怕了，要杀人了，很多人都紧张，又都不敢说，更不敢动。枪响了，有哭的，有叫的，吓得人心里发毛！队伍乱了套了，坐着的人有的吓瘫了，倒下去不会动了，看押的日本兵当场一枪打死！第二批又圈走了一百多个。从城门外进来的日本兵刺刀上鲜血淋淋！到了五点钟的光景，俺也被圈进去了。这时，剩下的坐在地上的还有二三百人。　　俺们那一批人中有的知道要死了，呜呜地哭，有的不吭气，也有骂日本兵的。刺刀顶着脊梁，谁都不敢动，也没法子跑。走出城门，就是护城的秦淮河。日本兵把俺赶到河的堤坡上，岸上有两挺机枪对着，堤坡上尸体层层叠叠一大片，血像小河似的一股股地向河里流。　　俺急了，跌跌撞撞地向前冲了几步，就趴倒在尸体上面了。这时，机关枪咯咯咯的响了，人都倒了。只听得“爹啊”“妈呀”的叫，也有“喔唷”、“啊呀”喊疼的。机枪扫过又打了一会步枪，是单响的。俺身上压着的那个人一动也不动，好像是死了。天黑了，尸体上好像有人在走。热乎乎粘乎乎的血流到了俺的脖子上，俺是双手抱着脑袋朝河水趴倒的。啊唷！俺背上不知咋的，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原来日本兵在上面捅刺刀，俺背上也戳了一刀，还好，不很深，刺刀是从上面那个死人身上穿过来的。刀刺过以后又听到了机枪扫射声，俺身上扑通扑通又倒下来好些人，压得俺气都喘不过来。俺脑子清醒，上面人的说话声，模模糊糊都能听到。　　后来倒下来汽油，又扔了不少劈柴。汽油味难闻。一点火，呼呼的烧起来了，俺身上的衣服也着火了，疼啊，又是烟又是火，俺受不了啦，死了算了，俺用劲拱，用劲爬，爬出尸堆，我脱掉了衣服，跳进了护城河。　　河里水不多。天黑了，日本兵走了，淹就爬上了岸。背上疼得直不起身子，只好顺着堤坡爬。爬不动了，后来在岸边见到一只小船。船上没有人，有破衣破裤子。我拿来就穿，衣服太小，俺个子高，穿起来露出肚子。　　再爬，爬到了一家被火烧了一半的人家，俺在草堆中一倒，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俺用锅灰抹了一下脸，挎了只破篮子装成要饭的进了城，到鼓楼医院性了五十几天伤才好。住院不要钱，是红十字会救济的。伤好了，背上留下了比鸡蛋还要大的一个疤。”　　他掀起衣服的后襟，裸露出紫酱色的瘦弱的腰背给我看。腰脊骨偏左处，凹下去一条五寸左右的刀伤！月牙形的伤口早成紫褐色的硬块了。他给许许多多人看过这块伤疤。一九四六年五月，作为受害者和目击者，伍长德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邀请到日本东京，参加对日本战犯的控诉！　　他对我说：“十二个大法官坐在台上，有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俺中国的梅法官坐在第二位。气势汹汹杀人的日本鬼子像瘟鸡一样低着头站在俺面前。俺把怎样受伤、怎样逃命的经过讲了一遍，日本人没有话好说！国际法庭给俺拍了好些照片带回来，可惜文革的时候都烧了，照片上有很多外国人，俺怕‘里通外国’变特务！　　那时国际法庭给俺发了一个卡，在东京吃饭坐车都不要钱。俺坐在车上、坐在饭桌边，就想起许多破日本兵打死的人。俺在法庭上说：要赔我们的损失！赔我们三十万人的生命！不知咋搞的，没有回音。”　　〔当我写完这一章节的时候，突然传来伍长德老人因病去世的噩耗。他带着要求赔偿战争损失可得不到回音的遗憾到天国里去了。他带着被侵华日军的刺刀戳了五寸长的那一块紫色的僵硬的伤疤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了。〕　　草鞋峡〔遇害者五万余人〕　　1937 年12 月17 日《朝日新闻》报道：俘虏众多难以处理廿二栋人满为患粮良供应颇伤脑筋〔横田特派员南京十六日电〕两角部队在乌龙山、慕府山炮合附近的山地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南京溃败敌兵，因为这是前所未遇的大规模的生俘敌军，故部队方面略觉为难。部队人手远远不够，只得采取临时措施，将其解除武装，押入附近兵营，兵营中塞进一个师以上的兵员，二十二栋房舍挤得满满的，真是盛况空前。××部队长发表了“皇军不杀害你们”这样慈祥仁爱的训话，俘虏们始而举手叩拜，终而鼓掌喝彩，欣喜若狂，彼支那之散漫国民性，诚令皇军为之羞耻。　　报道有几点失实：俘虏并非全是散兵，也有不少老百姓。俘虏的数字被大大地缩小了，实际人数是五万七千多人。五万多人的命运如何？四十七年后的一九八四年，日本福岛县七十三岁的“田中三郎”吐露了真情。当时他是两角部队的下士。记者采访了他：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1984 年9 月《朝日周刊》在南京北面有一座叫做乌龙山炮台的阵地，部队向这里进攻时，也未遇到有组织的抵抗。　　在沿支流挺进至幕府山脚时，一举迫使大批中国士兵投降了。各个中队手忙脚乱地解除了这批俘虏的武装，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只许他们各带一条毯子，然后就把他们收容进一排土墙草顶的大型临时建筑中，中国兵管此叫“厂舍”。田中先生回忆说，这些建筑是在幕府山丘陵的南侧。　　被收容的俘虏，生活极为悲惨，每天只分得一碗饭，还是那种中国餐中常用的小号“中国碗”，连水都不供给，所以常看见有俘虏喝厂舍周围排水沟里的小便。在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根据上面“收拾掉”的命令，把这群俘虏处理掉了。那天早晨，向俘虏们解释说：“要把你们转移到江心岛的收容所去。”　　转移大批俘虏应当警备，所以配置了约一个大队的日本兵。这是一次大批人员的行动，动作很迟缓，先把俘虏们手向后捆起来，出发时已是下午。出了厂舍，命令俘虏排成四列纵队成一字长蛇，向西迂回，绕过丘陵，来到长江边，大约走了四五公里，顶多六公里。不知是觉察到可能被枪杀，还是渴不可耐，田中看见有两个俘虏忽然从队伍里跑出、跳进路过的池塘，但是立刻被射杀在水里，头被割下来，鲜血染红了水面。看到这种情况，再也没有人试图逃跑了。　　大群俘虏被集中在江边，这里是一块点缀着丛丛柳树的河滩，长江支流的对岸可以看见江心岛（即八卦洲），江中还有两只小船。　　俘虏队伍到达后三四个小时，俘虏们也注意到这个矛盾：说是要把大家送到江心岛上，可是并没有那么大的船、江边也看不出什么渡江的准备，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等着，天已经快要黑下来了。然而，就在俘虏们的周围，日本兵沿江岸成半圆状包围过来，许多机关枪的枪口对着俘虏们。　　天将黑时，在田中对面的西头，由于俘虏反抗，杀掉了一个少尉，因而传来了“小心！有俘虏要夺刀！”的警告。　　不一会，军官们下达了一齐射击的命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围成半圆阵势，对着江边的大群俘虏猛烈开火，将他们置于弹雨之下，各种枪支齐射的巨响和俘虏群中传来的垂死呼号混在一起，长江边简直成了叫唤地狱、阿鼻地狱。田中也操着一支步枪在射击，失去了生路而拼命挣扎的人们仰面朝天乞求上苍，结果形成了巨大的人堆。齐射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没有一个俘虏还站着时，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　　但是，就这样结束行动的话，难免会放过一些活着的人，这既有只负了伤的，也有倒下装死的。一旦真有活着逃出去的人，那么这次屠杀全体俘虏的事实就会传出去，成为国际问题，所以一个人也不能让他活着出去。田中一伙日本兵从这时开始直到第二天天亮，为了“彻底处理”而忙乎了一整夜。尸体摞成了很厚的一层又一层，要在黑暗中翻遍这尸层，从上万人中确认一些人的死活是很伤脑筋的，于是想到了火烧。这些俘虏们都穿着棉制冬装，点着了以后不容易灭，而且火光下也便于作业。因为只要衣服一着火，不怕那些装死的人不动弹。　　尸山上到处都点起了火，仔细一看，果然有些装死的人由于经不住烧而偷偷地动手灭火，于是只要看见哪里一动，便赶上去给他一刺刀，将其刺死。一面在层叠的尸山中翻来翻去，一面在烟熏火燎中了结事情，这种作业一直延续着，皮鞋和绑腿上都浸透了人油和人血。如此残酷的“作业”毫无疑问也是在“杀敌越多，胜利越大”、“给上海开战以来失去的战友报仇”、“也算对得起战友家属”等心境中干的。在把那些还在动弹的人刺死时，心里只有两个念头：　　这下子战友的亡灵可以升天了。决不让人活着逃出，留下证据。　　田中说：能从杀人现场逃脱的人，“可以断言一个也没有人是杀不绝的。　　就在《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发表“田中三郎”回忆“丛丛柳树的河滩”边集体大屠杀的文章的同时，在中国的南京，终于查访到了一位在这场五万余人的集体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叫唐广普。一九八七年春天，我驱车一百多公里，在苏皖交界一个柳绿麦青的乡村中找到了他。他记忆的屏幕上，又展现出了五十年前的画面..天黑下来了，挹江门内人潮汹涌。涂着白色十二角星的一辆坦克车吼叫着冲开了一条血路，坦克后面是断肢裂体和血肉模糊的死尸！轰隆隆的履带上沾着红的血和白的肉！愤怒的人潮中，跃出一位穿灰军衣的士兵，他往坦克车的车门里塞进了一捆手榴弹。“轰”的一声，烟火升腾，炸毁的坦克堵塞了城门洞，拥挤的人潮更拥挤了。辎重营开汽车的戴三颗花领章的上等兵唐广普丝毫不同情被炸死的开坦克车的驾驶兵。为了逃命，自己人轧自己人，太残忍了！他和比他大两岁的张营长的警卫员唐鹤程手拉着手紧紧靠在一起，他们都是教导总队的，他们怕被人挤倒和挤散。脚下全是被挤倒后踩死的人，软绵绵的真害怕！涌动中，不知哪个部队的一个高个子士兵提议：拉起手来。拉手也不顶用，人潮像咆哮的波涛。后来每个人解下绑腿带，六个人的手腕与手腕拴在了一起。一人冲倒了，左右两边的人一拉就起来了，逃生的时候是能急中生智的。好不容易出了挹江门，唐广普的好友唐鹤程找不到了，手腕上的带子断了！　　走到下关，唐广普遇到了救星，胖乎乎的上司骑在一匹枣红马上，手拿着一个喇叭筒在大声喊着：　　“弟兄们，要想活命的，跟本总队长冲！”　　哪个不愿意活命呢？散兵们围着总队长听他的喊话，“现在没有船，过不了江，敌人采用五爪金龙和一字长蛇阵的战术，几路分兵杀来，我们走三汉河冲出去，冲到敌人的后方去！”　　像一阵旋风，人潮都向着三汊河卷走了。没跑多远，唐广普掉队了。另一部分人朝下游走，他又遇到了唐鹤程，他们跟着一伙人走过了老虎山，走到了十多里外的燕子矶。满街上都是人。争相逃命的人扛着木板、木盆、木桶往江里跳。唐广普和唐鹤程东找西找，找了个猪肉案子，两人抬着扔到长江中，肉案子太重，在水中四脚朝天，半漂半浮，两人一踩上去，立即翻了个身。他们湿漉漉地爬上了岸，又找了两个小柜子，用绑腿带一边一个拴住，这样好一些了，唐广普手拿着一把小锹用劲往江北划，但不行。沉重的肉案子把不住方向。右边划往左拐，左边划往右拐，只能随波逐流地朝下游漂，漂到了笆斗山。　　“我生在江北，看来要死在江南了！”唐广普想起了他苏北阜宁的故乡，对天长叹道。　　唐鹤程安慰他：“不会的，不会的。”　　划不过江了，只好往回划，几下就到了岸边。　　夜静更深，风雪阵阵。穿着被江水打湿的衣服.他们索索发抖。两人的鞋子都掉了，肚子里早唱起了空城计。他们搀扶着朝燕子矶镇上走。太疲劳了，在密密麻麻的人堆中，他们一倒下就睡着了。　　朦胧中响起了“叭叭”的枪声。睁眼一看，穿黄军服的日本兵在眼前高喊：　　“出来，通通出来！”　　他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将人群朝一个广场上赶。　　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兵说：　　“哪个认得幕府山，带路！”　　有人说：“我认得！”　　在刺刀的寒光和晨晚的微光中，黑压压的队伍被押走了。　　白蒙蒙的朝雾和白蒙蒙的水气混成一片，沿江的大路上，蠕动着一条黑色的长蛇。走得慢的和走不动的，立即被刺刀戳穿了胸腔，刺成重伤的难民在路边打滚和哭喊！　　幕府山一片荒凉。光秃秃的杂树和枯草间，有十几排毛竹支架起来的草房。这是教导总队野营训练时临时住宿的营房，四周用竹篱围着，竹篱上装上了铁丝网，铁丝网外边是陡峭的壕沟。　　十几排草房中都塞满了人，背靠背、面对面地挤在一起。有男有女，有军有民。唐广普看得真切，有几十个女警察也被绑着押来了，看样子是从镇江方向逃来的。燕子矶、上元门和沿江一带的难民与散兵，都一队一队地押送到这里来了。　　没有吃，没有喝，只有兽性和暴行！鬼子拿着粗大的木棍和刺刀在巡逻。对于大声说话的，好强反抗的，不时用木棍狠命地揍，或者用刺刀使劲地捅！女人的尖叫和呼喊声日夜不断。每天都有奸死的妇女被扔进深深的壕沟！　　到了第三天，每排草房的门口放了水桶和木盆，被囚禁的人才喝到一点从土井中打上来的泥水。　　第四天，一个四川口音的国民党兵悄悄地说，“跑啊，不跑不得了！”怎么跑呢？　　那天夜里，这个四川兵把芦席草盖的大礼堂点着了。一刹时，风吼火啸，烈焰腾空！唐广普在礼堂斜对面的一排草房子里。草房子里的人都冲出了门朝外面奔跑！日本兵的军号嘀嘀哒哒地吹起来了，四周的机关枪开火了，已经爬上铁丝网的，像风扫落叶般地倒下来，踩着人背跳下了壕沟的，也因爬不上陡峭的沟壁而被枪弹打死在深沟中。人群像没头苍蝇似地到处乱窜。弹雨横飞，火光冲天！混乱中，不少人跑到了伙房，直抓水缸中的大米饭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吞咽。唐广普冲过大礼堂边的山头，一看前面的人都一片片地倒下了，连忙折回头来。这时，四面灯光刺目。他窜到伙房中，也抓了一把米饭，狼吞虎咽地下了肚子后，再伸手去抓已经没有了。他这是四天来第一次吃饭。　　礼堂烧成了灰。人潮渐渐平息下来。奔逃的人群死了好几千！　　第二天天没亮，几辆卡车开进了幕府山。车上装的全是整匹的白洋布。鬼子兵一群一群地守在每排草房的门口，用刺刀把白洋布“吱啦吱啦”地撕成布条子。　　大约凌晨四点的样子，日本兵大吼着：“出来，通通的，出来！”　　草屋里的人一个个地出了门，门口的日本兵用白布条将出来的人先是背着手反绑，再把两个人膀子靠膀子捆起来。唐广普说：“一动不能动，哪个犟一犟，当场就一刀、人不如一只小鸡！”　　绑到下午四点钟左右，会说中国话的那个日本人又喊了：　　“哪个认得老虎山？”　　“我认得！”有人说。　　“好的，前面的带路！”　　四个一排，一条黑色的长蛇，从幕府山的草房里慢慢地游动出来。转出山口，路两边扔着一大片被日本兵枪杀的尸体，横七竖八。　　排在队伍中间的唐广普，突然听到从队伍前头传下话来：“笑，要笑，不笑要戳死的！”怎么回事？唐广普的眼前，出现了令人战栗的情景：路边站立着三个裸体的女尸。女尸的背部和腋下用三根树枝撑着。一个是六十左右的老太太，一个中年妇女，一个是小姑娘。她们披头散发。无力地耷拉着脑袋，苍白的躯体早已僵硬了。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妻子和姐妹！这支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失去了武器的士兵。有血性和人性的中国军人，怎能忍心看这惨不忍睹的情景！他们不能动，手被捆绑着。他们紧闭双目，咧开大嘴，对着侵略者苦笑着，才混过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关。也有人对着雪亮的刺刀怒睁双眼，咬牙切齿，这些刚烈的男子汉都倒在白色雕像的脚下了！　　队伍骚动起来了。日本兵说话了：“到了老虎山，就送你们到南京城里去米西米西！”　　拖着沉重的脚步，队伍来到了老虎山下的江边。这地方叫草鞋峡，又叫上元门、大窝子。冬季是枯水期，江滩上生长着稀疏的柳树和一蓬蓬枯萎了的芦苇。　　“坐下，统统的坐下！”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军官说，“送你们到江心岛上去！”　　透过苍茫的暮色，可以看见江边停靠着两艘小汽艇。“过江？这两条小船能过多少人？”人群中有人议论。　　“坏了！没得命了，要下毒手了！”有人看见日军四面架起了机枪，连小汽艇上也有黑洞洞的枪口。　　天慢慢黑下来了，坐在江滩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周围，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警戒着。“不能绑着死，做鬼也要做个散手鬼！”有人说，“咬，把疙瘩咬开！”唐广普挤坐在大路与江边的中间，他又找不到唐鹤程了，他用牙齿咬开了前面一个人手膀上的布条结，后面的人帮他解开了手腕上的布条。你帮我，我帮你，唐广普周围的人大多都松了绑。　　这时，江边两条小艇上探照灯的白光像刀一样刺射过来。路边的树枝上撤上了稻草，再浇上汽油，一点火，像火把一样照亮了夜空。没等警戒的日本兵撤离，江边混乱起来了：　　“掐死他！掐死他！”　　“夺枪！夺枪！”　　“要死一起死！”　　骚动中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叫喊声。　　俘虏们三四个人拖住一个日本兵，用拳头揍，用手扼，用脚踢牙咬！鬼子们扔掉了枪，哇哇的乱叫。腿快的都跑上了大路。这时，四面的重机枪一齐开火了。混乱中，唐广普又碰见了唐鹤程，两个人连忙卧倒搂在一起。“哒哒哒哒”的机枪声吼叫了二十多分钟后停了，江滩上密密麻麻地躺满了血淋淋的尸体。还有些人在爬行、在滚动。唐广普晃晃唐鹤程，唐鹤程也晃晃唐广普：　　“怎么样？”　　“不知道，”　　“你怎么样？”　　“我不行了。”　　其实，唐鹤程没有事。两人都没有知觉了。唐广普的右肩被江边小汽艇上扫射过来的机枪子弹打穿了，但他不觉得疼。他只是用两手的肘部死死地抵在江滩上，这样好喘气。他的身上重重地压着好多尸体。他隐隐觉得上面有人在挣扎，在叫喊。　　枪声停了五分钟左右，第二阵机枪又吼叫了，扫射了一刻钟光景，枪声停了。唐广普再摇摇唐鹤程，他不会动了。唐广普用手一摸他的头，头上粘糊糊的。唐广普想：“他的头被打开了。”　　枪声一停，日本兵踩着尸体上来了。他们用刺刀戳，用木棍子打，还没有死的人在大声地喊和骂：　　“哎唷，我的妈啊！”　　“日本兵，我肏你娘！你来补老子一枪！”　　“日本人，你对不起我们啊！”“狗东西！畜生！”打过、刺过，日本兵又搬来稻草和汽油焚尸。火势熊熊！活人的喊叫声　　和尸体燃烧的吱吱声以及树枝哗哗剥剥的爆裂声混合在一起。红色的火焰主持黑色的葬礼！　　在底下的唐广普，忍受不了上面流下来的鲜血、汽油、热浪、烟火和发烫的人油！他在下面透不过气来。他要逃命，他渴望活着，求生的本能给了他力量和胆量。他前拱后拱都拱不出来。硬蹭硬蹭才蹭出半个身子。他看到，日本兵叽哩呱啦地在大路上烤火。唐广普在死尸堆上慢慢地爬、爬，爬到了江边。他听听动静，江浪哗哗地响，他的心怦怦地跳。　　还有一个人也在爬。唐广普小声地对他说，“慢点，不要给日本人发现。”那人回答，“要跑啊，不跑不得了啊！”“轻点、慢点，等他们走了再跑。”他说：“不行，不行。”他跑了，跑不多远，扑通一声，这个要逃命的人掉到了一个小河汊里去了。水一响，日军惊叫起来，机枪吐出了长长的火舌。唐广普不敢动了，他轻轻地拖过一具尸体挡在自己的面前，又过了一阵，日本兵吹哨集合了。“大概有十二点了。”唐广普想。日军的大皮靴在路上咔咔地走远了，唐广普才拔腿，顺着江滩往燕子矶跑。滩头全是芦苇，他在烂泥和芦苇根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出了芦苇滩，前面发现了红红的光亮，像一盏灯，像一团火。他怕碰见日本兵。他用耳朵贴地听听，没有一点声音。他朝红光走去，用手一摸，是一堵被火烧毁了的墙。风一刮，木柱上又冒起了火星。墙脚下热烘烘的，他一摸，是烧焦了的稻谷，还烫手呢。　　鸡叫头遍了，唐广普钻进这热烘烘的谷灰里，抓一把烧焦的谷子，一粒一粒地嗑着吃。　　天亮时他被冻醒了。四周看看，没有一个人。这里是燕子矶，死一样的沉寂。村庄烧毁了。他往江边走去，忽然，江中飘动着一面太阳旗！他连忙钻进江边的一座砖窑。窑里有五个死尸，全是散兵，四个穿灰军眼的士兵，一个穿黄呢子服的军官。他躺在尸体堆中，一动不敢动。　　外面没有动静。唐广普从窑洞口探出头来看看，太阳旗已到了岸边，它插在一条小舢舨上，舢舨上是一老一少的两个农民，看样子是儿子和父亲。两人上岸了，绳子拴在一棵小树上。唐广普像见了亲人，他立即跑过去。“老伯伯，救救我的命！”他一边说，一边趴在地上连连磕头。老汉看着面前的这个血人：“你是哪里的？”“昨天夜里日本兵在大窝子杀人，我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老汉微微点了点头：“怪不得昨天夜里枪声响了那么长时间。”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气呼呼地问：“你是中央军吧？”唐广普一看他怒气冲冲，就赶紧笑着说：“大哥，我、我是抓壮丁来的。”“哼，没有看到你们打日本人，反把我们的房子先烧了！”唐广普一个劲地磕头，嘴里一声接一声地叫：“大哥，大哥，做做好事！”老汉埋怨他的儿子：“讲什么东西！”“老伯伯，江北还有我的父母，你带我到八卦洲吧！”唐广普一再求情。老人为难地摇摇头：“不行啊，被日本人的巡洋艇发现就没得命了！”　　一老一少走了。他们是来搬稻草的。唐广普连忙上去帮忙。老人说：“我们跑反到了八卦洲，两条牛拉去了，没有草吃，来拖一船稻草。”装好草，唐广普再一次下跪磕头。老人终于点了头，叫他钻进草堆里去。他的上面，是一面迎风飘扬的太阳旗。　　唐广普安全地到了八卦洲。八卦洲上有许许多多散兵。八十八师的、八十七师的、三十六师的、教导总队的。八卦洲上有几十条船，船都沉没在内湖里。唐广普到了八卦洲，像鱼儿跃入了水。一个人是孤独的，孤独是可怕的。军人又回到军人的队伍中了，虽然都是散兵，都是败兵，但都是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国军。他在八卦洲上吃了些东西，他感到温暖多了。　　第二天，据说是一个师长，还有另外三个军官，化装成士绅的模样，皮帽、长袍、大褂、金丝眼镜。四个人的后面，跟着七八个随从，随从们的手上，一人端一只大木盘，木盘上是用红纸包封装的一筒一筒的银洋，还有香烟、糕饼、水果、纸糖..　　从上游开来了日军的巡逻艇，艇上有乌黑的机枪和红白相间的太阳旗！八卦洲的码头上鞭炮齐鸣，锣鼓震天，震天的鼓乐声中，有一面白布做的太阳旗在摇动。　　汽艇靠了岸。艇上走下来一个小队长模样的日军：“什么的干活？”　　戴皮帽子的人上前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报告太君，我们是八卦洲的难民，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很多，这里地方太小，已经没有吃的了，请求皇军准予我们送一部分到江北去。”　　翻译官用日语重复了这个意思。戴皮帽子的人朝端大盘的人示意了一下，一大盘堆得高高的红纸包送到了日本军官面前。他拿起一筒，用手掂了几下，“嗤”的一声撕开红纸，白花花的大洋在盘中叮叮当当地响。　　“要摆渡到江北去，有没有支那兵？”“很少，徒手的，没有武器。”“你们有几条船？”“六条船。”“什么船？”“三舱小船。”小队长想了一下，从口袋中掏出个本子，用钢笔刷刷刷地写了个条子，交给戴皮帽子的人，算是通行证明，并规定了摆渡时间为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下午一点至五点。日本军官又一一打量了这些人，一个个都点头哈腰。当他的目光扫到那面用长竹竿挑着的太阳旗时，他摇了摇头：“这个的，不行！”太阳旗是用白床单做的，上面用红颜料画了个不圆的太阳。日本军官叫人从船上拿来一面新制的太阳旗换上：“这个，标准的！”小汽艇开走了，盘子上的礼物全带走了败退到了绝路的中国兵有了生的希望。四面环水的八卦洲上，队伍又集合起来了，按照各单位的编制站队，还指定了带队的长官。几十只木船和隐藏起来的枪支弹药都抬到了洲的北岸。唐广普站在教导总队的行列中，带队的是原一团一位姓韩的营副。他很激动。“弟兄们，我们现在不是在作战，我们是在逃命！但军风纪仍然要严，大家选我带队，咱们要共同一心，归奔大本营，到北徐州的台儿庄去！”唐广普是第一批下船的。他很快到了北岸。他庆幸江北人又回到了江北，庆幸自己死里逃生。他踏上了江北黑油油的泥土，这时，他才发现，他的两只脚板全被芦苇和石头戳破了。他一步一个血印，一步一个血印..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撰写的《中国事变中的陆军作战》一书记述：在草鞋峡集体大屠杀中，“日军也牺牲了九名军官和士兵。”●唐广普说：“我到江北后，还碰见过一位在草鞋峡大屠杀中逃出来的人，是焚尸时被火烧伤了才爬出来的。他是广东人，姓储，瘦矮个子，瘦长脸，他比我小一岁。一九四一年秋天，他在六合的竹镇参加了新四军。我们是难友，当时我送他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支牙刷，一包牙粉。但后来一直没有音讯了。”●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于一九八五年秋天采访过唐广普。他请唐广普讲一讲幕府山囚禁时的房子是什么建筑材料构成的、墙是什么样的、房顶是什么材料？唐广普答，“那里是十几排简易营房，稻草顶，竹子梁，墙是用竹子劈开后编成的，内侧糊上黄泥，外面不糊的。”他看见本多胜一手里捧着一本很厚的书在翻阅。唐广普凑过去一看，书中有幕府山营房的照片。他惊奇了：“你哪里拍来的这些照片？”　　唐广普的叙述和照片中的房舍一样。照片是当年日军的随军记者们摄下来的。据说，本多胜一的父亲也当过随军记者。五十年前的老记者不相信草鞋峡的大屠杀还会有幸存者，他想亲自来，他八十多岁了，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长途旅行，他请本多胜一细细地采访一下。　　真实才是历史。真实才有力量。　　不义的杀人者都害怕败露杀人的丑行。日军们明白，屠杀和平的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将引起公愤。于是，他们急急忙忙地毁尸灭迹，掩盖杀人的真相。　　血是抹不掉的。在长江岸边参加毁尸灭迹的日本少佐太田寿男这样供述：　　“我在十二月十五日晚到达南京下关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之后，司令部的司令官命令我说：‘安达少佐正在处理尸体，现在命令你和安达少佐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当我奉到命令之后，就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分东西两个区域执行任务，安达在东部处理，我在西部处理，两个区域共使用三十只汽船、十台汽车、八百名运输兵，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至十八日两天的时间，经我处理的尸体有一万九千多具，安达处理一万六千多，加上头两天安达自己处理的那六万五千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十万以上的尸体，其中除有三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以外，其余的都投到扬子江里去了。我想其他部队自己处理至少也有五万人，共计有十五万人。被杀害的人们绝大部分是市民，有男女老少。还有一部分抗日军，估计约三万，当我刚到下关的时候，还看见有日本军队仍用机关松向他们扫射，我记得被扫射过的许多人之中，还有很多带活气没死过去，而仍在呼吸着的人。　　“经我处理的将近两万个尸体里边，就有三百五十多个是被扫射后仍在呼吸未死的。处理这些活人的时候，我命令部队先用转货的铁钩子将他们打死，使其绝命后再用钩子搭到船上，投到扬子江里去。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杀人行为。”　　这是太田寿男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交代。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　　燕子矶〔遇害者五万余人〕　　从幕府山到燕子矶的江滩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从上元门和观音门跑出来的军人和老百姓。成千上万的人都想从这里渡江，过夹江就是八卦洲，逃到那片葫芦形的江心岛上，命就保住了一半。　　日本兵已经冲出了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方向激烈的枪声和像潮水般的呼叫声这里隐约可闻。从下关方向顺流漂浮的人像野鸭子似的一群一群地朝下游冲去，也有在这一带被江涛吞没的，被激流冲到岸边的。哭的哭，叫的叫，无路可退的散兵们蝗虫似的拥挤在滩头。胆大的拆屋卸门，抱着木板跳进江中逃生了。偶尔有一两只小木船从上游下来，滩头上的人又是呼喊又是开枪，请求摆个渡，留一条活命。可江水茫茫，寒风呼呼，没有一只能摆渡的船！　　人越来越多。从十三日开始，燕子矶就没有渡船了。头台洞、二台洞、三台洞，江边十多个岩洞里都躺满了人。不少人以为，这里有观音阁、有玉皇阁，菩萨会保佑落难人的。庙堂里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僧侣们嘴里念着佛经，手中敲鼓击馨，请观音大发慈悲，请玉皇降魔捉鬼。朝拜的人跪满了殿堂的里里外外，他们祈求神灵，他们虔诚地许了心愿：躲过劫难，一定重塑金身！“随缘乐助”的银箱里，铜板、大洋和一把把的钞票不停地丢进去。一个小脚老太太口里念着“阿弥陀佛”，把她手指上的金戒指捋下来，献给了逢凶化吉的佛祖！　　十九岁的郭国强躲在三台洞里面。他是八十八师的士兵，雨花台失守后，他和散兵们一起向北败退，退到燕子矶，走投无路了，他们二百多个弟兄都换了便衣，现在都各奔东西逃命了。　　突然，密集的机枪声响起来了，他不敢出去看，他缩成一团和逃难的人一起挤在岩洞里。枪响了一个多小时。停了一会儿，洞外人声鼎沸。大队的日本兵搜山来了！　　躲在岩洞中的人群都被驱赶出来。有人不愿出来，日军就朝洞里开枪，也有扔手榴弹的，闷雷般的声浪过后，岩洞里血肉飞溅，洞口飘出一缕缕白色的烟雾，硝烟呛人。走出岩洞，眼前的情景触目惊心！山下的路上和江滩上躺满了尸体。三面临水的燕子矶上，等待摆渡的男女老少都被枪杀了！乾隆皇帝写有“燕子矶”三个大字的御碑上也溅满了鲜血。山石曲径上尸首遍布。悬崖枯树上，倒挂着一个个死人！　　土红石赤，江水似血。金陵名胜燕子矶成了杀人的屠场！据说，在日军机枪扫射的时侯，不少人纵身跳崖，葬身江涛！　　当郭国强被日军从三台洞里赶出来后，他乘机钻进了路边的小庙，屋里有开山用的铁锤和钢钎，他把一根长长的钢钎紧紧抓在手中。门撞开了，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冲进来驱赶“屋里的人，郭国强说：“我们是开山的。”他举起手上的钢钎给日本兵看。　　日本兵朝他们四五个人看了看，都赤着脚，穿着破衣烂衫，便“嘟噜”一声走了。郭国强和他的四五个士兵弟兄逃过了劫难。　　郭国强见日军下山了，又回头钻进岩洞。三台洞有上、中、下三个洞，他沿着石梯向上攀登，直爬到洞顶的望江楼上。这里本来是观景的胜地，可现在他吓得要命，他紧紧盯着山下像蚁群一样的人。　　黑压压的人群都被赶到了江滩上。冬天是枯水期，水落石出。江水冲上来的尸体密密地排列在滩头，枯黄的芦苇和野草在寒风中抖动。日军三面架上了机枪，滩头上人潮涌动，闹哄哄地隐约听出有人在叫，有人在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郭国强吃了一惊，十几挺机枪一齐吼叫了，江滩上的人像高粱秆似的一片片倒下去！　　机枪不停地吐着火舌，震天动地的枪声在冬口的水天间久久回荡。许多人跳入江中，长江的激流巨浪把一群一群争相逃命的人吞没了！　　郭国强的心一阵又一阵地战粟。长长的江滩上，从东到西，从两到东，全是被枪杀的尸体！日军像野狗似的大声吼叫。一批人倒下去，又从观音门、幕府山一批一批地赶来。燕子矶的江滩上，机枪吼叫了一天一夜！　　枪声停了。燕子矶的僧侣们双手合十出来观看，他们见到了一幅十八层地狱的惨象！从幕府山下的三台洞到燕子矶头，几里长的江边尸首累累，血肉模糊，迎面扑来的阵阵寒风中，都充满着浓烈的血腥气！　　观音阁的能益法师对着长天连声哀叹，“罪过！罪过！”三台洞的松修法师和寺庙里的和尚身披袈裟，手持法器，一齐列队来到江边，为善男信女的亡灵超度！　　木鱼声声，鼓钹声声，长号在江面上呜呜地哀泣。燕子矶四座寺庙的几百个僧侣面对尸山血海，一齐跪拜！他们合掌闭目，口念《弥陀经》和《往生咒》：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　　“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 　　　第五章：虔诚的教徒　　宗教是全人类的，宗教是云彩，是霞光，是九色鹿，是十字架，是圣洁的白市。它神秘而神圣。在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宗教的图腾。　　灵魂不死，宗教不死。　　佛门弟子　　沪淞的炮声把南京的各界人士都卷进了抗战的烽烟。全民动员！和尚尼姑也组织集训。南京有三百多寺庙，和尚尼姑一千多。佛教徒穿着黄衣服，一人一支枪，军队的教官喊口令，跑步、射击。枪里没有子弹。尼姑们组织了救护队，学包扎，抬担架，学了三个月没有用。全城都唱《义勇军进行曲》。日本飞机一次又一次地甩炸弹，城里几十门高炮不知怎么的都打不下来！　　日军不怕中国人的高炮，却怕中国人造的寺庙和寺庙里的菩萨。他们逢庙进香，见佛就拜。日本兵身上大都带有杏黄色的香袋，每经一处寺庙，总要在香袋上盖上一个方印章。有的干脆把印章盖在衣服上。衣衫的背上有一行毛笔大字：南无妙法莲华经。他们祈求神灵保佑，保佑他们平安。日军还有随军布教士，随时为阵亡的士兵念经超度。有一个叫作小野濑大胜的和尚注在城隍庙中，此人矮个长须，三十多岁，中国话讲得相当流利。　　南京的栖霞寺是日本人最崇敬的地方。一位老法师给我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千年古刹栖霞寺旁的山岩上，雕凿着与云岗石窟并誉的千佛岩。七百尊佛像大小各异，形态生动，是珍贵的文物。民国初年，有个日本商人游千佛岩时，偷走了一个佛头。他回到日本，将佛头供奉在家中。后来关东大地震，当地家家遭难，只有这位商人丝毫没有损失。半夜，佛头说话了：“我救苦救难，使你逢凶化吉，可你害得我身首分离，我头在这里，身在中国，你快将我送回栖霞山吧。”　　日本商人点香燃烛供奉以后，用一块红绸布包好佛头，就亲自送到南京。栖霞寺的僧人夹道迎接，立即将佛头安在佛身上。日本商人跪拜磕头后，雇人刻了一块石碑，将这一故事刻在碑上，碑名叫作《佛头记》。　　石碑立在山门一侧，众人看了连连称奇，千佛岩的名声更大了。侵占南京的一部分日军冲到栖霞寺后，一看寺门口的《佛头记》，下令：“寺庙重地，不得入内”。这样，躲在寺内的数百名中国散兵和难民才幸免于难。抗战胜利后，一位曾在寺内避过难的中国守军，为报答栖霞寺的救命之恩，将避难经过刻成石碑，引出了一段神奇的故事。它意味深长，又发人深省。可惜，这两块碑据说都砌入墙内了，这段动人的轶事也极少人知道了。　　佛是人理想的化身。人不是佛，人是佛和魔、神和兽、善和恶的混合体。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脱胎时留下的印记，都有一头凶恶的猛兽。它在寻求机会，它冲动的时候，会撞开文明的铁栅，发泄它兽类的本性！这是返祖——心理的返祖。　　栖霞山佛学院的融通法师目睹了日军的暴行──　　日本人进南京时，我十六岁，在古林寺上初级佛教学校。我的师父叫果言。冬月十四那一天，日本兵冲进寺里，把近百个和尚和躲在寺里的百把个散兵都赶到山门外的菜园里集合。枪响的时候，寺后面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跑着喊着来找他妈妈，鬼子的大皮鞋一脚踢过去、又狠命一踩，小孩的头都被踩扁了！白的脑浆，红的鲜血，一塌糊涂，孩子的手指头还在一下一下地抽搐。罪过啊！　　后来我到城隍庙当和尚，城隍庙的师父叫光辉，是湖南人，当过北伐军，方圆险，很和气的，他被日本兵打死了。那天夜里，日军来抢东西，逼着师父要麻将牌和银洋钱，师父说没有，他穷得冬天都穿单裤，日本兵飞起一脚，踢在师父的胸口，过两天就死了。中华门外天界寺的老和尚也是被日本兵杀死的，我们城隍庙里那时住了保安九中队，都是警察。日本人一来，他们都放下了武器，全部骗上汽车，一个个地都被杀掉了！日本兵杀人不管你老的小的，他不高兴就杀。有一天上午，我看见秣陵路口一个老头一个老太挑担木柴出来，老头不知什么原因被日本人杀了。老太坐在地上哭。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头上包着一块蓝布出来淘米，我们南京人叫下河猫子，一刺刀被日本兵戮死了，地上好大一摊血。那时明瓦廊有个春阳米行，日本人住里面，我们城隍庙里的一个伙计刘怀仁被抓进去毒打了一顿。可怜我的舅舅差一点命也完了，他四十八岁才找了一个寡妇，刚结婚，就被日本人抓了夫。一共四个人，搬完东西，一人一枪，我舅舅命大，打了三枪没有子弹了，只好用刀砍，正要砍，出来一个军官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不杀了。晚上又出发扛东西，到了中华门外，我舅见路边有一个小水塘，就扎下去了，日本兵开了好几枪，天黑，都没打中，菩萨保佑！　　七十五岁的宏量法师难忘南京佛教界的劫难——　　我十四岁进长生寺，长生寺在中华门外的方家巷，这个寺有三进三十多间房子，五开间的大殿中央是金身的释迦牟尼，左边观世音，右边地藏王，四周是十八罗汉。头进是弥勒佛，二进是灵官、文昌、关帝、五显。长生寺规矩很严。我师父叫梵根，这个人宗教观念很深，他不相信日本人会糟蹋寺庙，他说：“日本人也信佛教，都是佛门弟子，善哉善哉！”　　日本兵攻下雨花台后就来了，躲也躲不及。梵根师父把寺里的和尚召到大殷上念经，香烛梵音，一个个都跪在蒲团上，向慈善的佛祖顶礼膜拜。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院里站好，派一个日军进大殿拍拍和尚的肩膀，一个个地叫出来。到院中的丹墀上跪下，旁边站一个和尚念“阿弥陀佛”。砰的一枪，跪着的和尚死了，再叫一个出来念佛。一枪一个，十七个人念佛，十七个人毙命！清净的佛地血迹斑斑，穿着僧衣的出家人竟倒在佛像面前！送佛送到西天。信佛的日本兵是念着佛经杀害佛教徒的！　　那天，还有一个俗家人，是卖油条的吴老头，他没地方躲，就躲进了长生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师父好心，给他一件僧衣装成和尚，真可怜，日本兵在他后颈上砍了一刀，只砍了一半！颈骨砍断了，气管还连着，头聋拉下来，血不停地流，刀口上的皮肉一收缩，就朝里面卷进去了！老头躺在地上抱着头喊疼，喊了半天，另外来的日军又给了他几刺刀！第三天，日本人来寺里找花姑娘，找到了和尚隆慧。隆和尚是旗人，四十多岁没有长胡子，人白白的，几个日本兵以为是个女的，七手八脚扒掉他的衣服，一看是男的，日本兵来气了，把他赤条条地拉到陀罗尼门的大石坎上，抬起来往下摔，头砸开了，脑桨和血淌了一地！　　可怜我师父当时快五十岁了，和高座寺来避难的一个和尚一起被日本兵拉夫拉走了，穿着僧衣走的，一去没有音讯。长生寺一共死了二十一个，只留下了我的十一二岁的徒弟妙兴和能行。　　我当时躲到普照寺去了，普照寺在莫愁路靠难民区，这是讲佛经的地方。长生寺还有个隆扣尚也躲到普照寺来了，日本兵进到寺里，他爬到罗汉菩萨背后躲起来，靠一个叫陈妙信的女居士用绳子吊上去送饭吃。刚下来，日本兵进来找花姑娘，先把辉因住持拖出来，叫隆和尚闭目念佛，一枪打死了辉因，隆和尚也吓昏了。　　逃进寺里的尼姑和居士一起躲在大殿隔壁西方殿后的楼上，一个个都抹了烟锅灰，度厄法师叫她们合掌念佛，不要出声。大殿与西方殿的通道上，他搭了一张板床挡起来，这里睡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三四个日本兵要污辱这个老太，老太吓坏了，用手指了指蚊帐里面。日本兵一掀，冲进去哈哈大笑，七八个女的又喊又叫，连十一二岁的女孩也被糟蹋了！　　日本兵自己伤天害理，还要亵渎佛门！守中华门的日本兵强奸了一个姑娘后，要中国人也干这个缺德事。不干的一个个都杀了。正好有个和尚要进城，日本兵叫和尚“快活快活”，和尚双手合掌，念声“阿弥陀佛”。日本兵讥笑他“没有用”，便把他男人的东西用刀子割了，和尚在地上滚了好长时间活活地疼死了！那阵子佛门遭了劫难。武定门正觉寺被日本兵杀死了七个和尚，莲华法帅告诉我的。通济门外的龙华寺印沅和尚的师父也是被日本兵打死的。小心桥百岁宫里有位七十多岁的隆华老师太，她见日本兵作恶多端，虐杀生灵，就叫人在大殿上架好了柴火，自己盘腿坐在上面，日军冲进宫后，她点火自焚，人和宫一起烧了。　　五十年后——1987 年4 月17 日上午，日本山妙法寺的二宫大山法师身穿袈裟来到了南京，他在江东门遇难者的累累白骨前合掌诵经，又手击鼓馨，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中国人超度亡灵！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基督的信徒　　他正坐在圣母像下读《圣经》，他当了六十年的基督徒。他的一副老花镜是五十年前用三十块钱买的。我请他谈谈买老花镜那一年的事情，朱寿义放下《圣经》——提起大屠杀，我要哭啊！我是基督徒，基督教我们人要爱人，要拯救世人。可日本兵却人杀人，这是罪恶，这样的人进不了天国永生。我从小在南京，南京危险了，我要逃扬州。我带着老婆、儿女一起到水西门。一条小船上铺了一条芦席，刚要上船，上帝在我耳边说话了：“船漏水了，不能去，要死在江里的！”我说：“回去！”花了七八块钱，要了两部黄包车，又拖回来。回到青年会，碰到费吴生和密尔士牧师，他们说：“不去好，你搬到安全区去吧。”我搬到阴阳营四十七号，是平房，我把丈母、舅舅、姨父母、姐夫四五家三四十人一起叫去。只过了三四天，日本人来了，穿黄呢军服，拿枪拿刀，凶样不得了！是强盗！是土匪！什么都要。还是畜生，见到女人就强奸！我老婆抱着姑娘，脸上涂着锅烟子，穿着她母亲的破棉袄，四十几天不洗脸！我跪在房子上祷告：“主啊，救救我吧！”没有用。我的亲戚中，有三个姑娘被日本兵抓去了，小的才十二岁，过了几天才回来，那天夜里，一人手里拿一支蜡烛，跌跌撞撞的，哪里还像人的样子？小的那个吓坏了，黄胆吓破了，回来就死了，我去难民区开条子，弄了一口小棺材。（他停了好一会，抖抖索索地从衣袋里摸出手帕擦去眼角上的泪花。）我父亲六十多岁了，天冷，戴了一顶皮帽子，日本人说他是“太君”，用绳子绑起来跪在地上，要杀头，刚刚举起刀，费吴生坐汽车来救了。耶稣保佑！中国人可怜呵，一个老头在阴阳营走着，日本兵举起枪托，一下砸下去，满头都是血！十几岁的一个小孩好好的站着，日本兵“嘿”的一声，一刺刀捅到大腿上，血不得了，小孩爬不起来！我眼泪直掉！后来又说要夫子去抬子弹，抓去一百多个，一个都没有回来！我在中华路的三间房子也给日本人烧了，烧了我家不稀奇，烧了教堂我心疼。青年会是两层楼的洋房，烧了教堂哪里去祷告？（说到这里，朱先生嘴唇不停地颤动，眼圈慢慢地红起来，全身都战栗着。终于，泪水流下来了！）我一生穷，我一生不做坏事。难民区地板上和我睡的一个人，叫王承典，鼓楼开拍卖行的，日本人来以后，他进了自治会，当个什么社会局长。四五十岁，个子不大。他对我说：“朱先生，我们是难友，我给你弄个位置，当个区长吧。”　　我说：“我只能写字算账，我胆子小，这种事你另外找人。”　　“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你不干？”他说：“一区在夫子庙，日本人要去找花姑娘，你不干，那你去二区，二区在昇州路。”　　“我不干。”我说。　　“你这个人不识抬举。”他在地板上翻了个身，屁股朝我转过去了。　　我要是去了，肯定要做坏事，就活不到今天了。那个王承典早死了！我最难过的是当亡国奴，出去左膀子上要戴太阳臂章，见到日本人要鞠躬。没得办法，忍辱负重啊！中华门城楼下那时有五个日本兵站岗，进进出出都要搜查，女人要脱裤子摸。惨！评事街小学门口有一个日本兵站哨，走过要弯腰低头，我不走，我八年不走那条街！我不喜欢“中日亲善”，我不忍心！　　你是记者，你是作家，你要讲公道话，你看看我的心！　　（他激动地掀起衣襟，露出一根根肋骨和满是皱纹的松弛的皮肤。这是一个苍老的瘦骨嶙峋的胸腔，胸腔里有鲜红的心和鲜红的血！）　　穆斯林们　　豆菜桥二十八号是一座普通的楼房，躲在这里的，是南京市伊斯兰教内一些年老的阿訇。房主王寿仁是一位和善而热情的穆斯林，他也是阿訇。阿訇是伊斯兰教的职业人员。这些头戴白帽、银须飘拂的教徒们，不管外面响着铁蹄和枪声，仍然坚持一天五次面朝西方麦加礼拜。临睡前，几十个人作了宵礼，每个人的口里都念着清真言：“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钦差。”　　王寿仁今天睡不着觉。白天，好些教徒都来找他，日本兵烧了好几处清真寺，杀了不少穆斯林，请求教会想想办法。作为阿訇，他有这份责任。教徒们在流血，在亡故，亡人还暴露于野。真主用泥土创造了人，亡人应该回到泥土中去。可眼下人人自危，日本兵天天在杀人放火！　　马阿訇、沈阿訇、余阿訇几个也睡不着。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何时见过这种惨相？大家席地而坐，悲愤地谈着穆斯林的遭遇。中华门外西街清真寺住着张巴巴一家七人。几个日本兵冲进寺后，拉着他媳妇就要污辱，张巴巴两眼红得像两团火，大骂日军：“畜生！畜生！”日本兵开枪了，张巴巴睁着眼睛倒在清真寺内。日本兵还不罢休，把剩下的六人赶到院中，一阵机枪叫，一家人都倒在血泊中了。凶恶的日军还放火烧了清真寺！　　小屋里摇曳着蜡烛光。提起教胞们的苦难，一个个都呜咽起来。长乐路清真寺的白庆元老阿訇，被两个日本兵的刺刀戳进了胸膛，肚皮划开了，五脏六腑淌了一地！在水西门菜市场提秤的张长生，是回民中的大力士。他见日军奸污邻居的妇女，操起一根大木棍打倒了一个日本兵，但另一个日本兵一枪打死了他！　　清瘦矮个子的沈德成阿訇哭起来了。他想起了他的小孙女月云。日本兵进城的第二天，他一家三代九个人正准备吃中饭。稀饭刚盛好。两个日本兵来了，二十八岁的邻居扩飞姑娘一看不好，立即把三岁的月云抱在怀里，表明她是一个有孩子的妈妈。日本兵一见扩飞，上来就夺过月云往墙角里使劲一摔，孩子直瞪着两眼昏了过去，扩飞被两个日本兵推进里间强奸了。三岁的孙女月云口吐黄水，再也不会说笑了，再也听不到她脆生生的“爷爷、爷爷”的童音了。她一直昏迷在奶奶的怀里。她死了，奶奶还紧紧贴着那张苍白的小脸再也见不到太平路清真寺那个爱说爱笑的法阿訇了。他也被日本兵打死了。按照伊斯兰的教义。亡人是要很快下土的。法阿訇的儿子法荣祥冒着危险去给父亲收尸，却被日本兵抓去背东西了，可怜法阿訇的遗体还在清真寺的院子里躺着，草桥清真寺里面，又出现了十多具穆斯林的尸体！　　谈着谈着，阿訇们止住了饮泣。他们由悲转怒，为了伊斯兰的教义，他们要为死难的穆斯林按照回族的葬俗行殡礼。王寿仁和张子惠阿訇提出成立“回教掩埋队”，沈德成、马春田、马焕庭、余玉书阿訇都赞成。年轻的阿訇也要参加，他们说：“为了全体穆斯林，我们不怕！”　　当夜就分了工，王阿訇和张阿訇是清真寺的以马目（领袖），他们年长德高，大家推选这两位穆斯林当殡礼主任。余阿訇能写会算，舞文弄墨的事由他负责。张阿訇和沈阿訇用汤壶瓶为亡人沐洗，穆斯林有沐浴的习惯。掩埋和抬亡人由坟山主马明仁负责。虔诚的穆斯林们在邪恶面前挺起了胸膛！　　白衣、白帽的队伍举着白布旗，白布上写着“南京回教掩埋队”七个黑色的大字，抬尸的掩埋的穆斯林膀子上戴着红“卐”字臂章，白旗和白衣上的印章，是青年阿訇杨振祥用一块豆腐干刻出来的。　　冰天雪地里，行进着一支白色的队伍。没有哀乐，没有哭喊，只有寒风的呼号和一具具用白棉布包裹的尸体。　　银须飘拂的以马目高举着双手面向西方，他大声赞颂真主伟大。诵读完神圣的《古兰经》，以马目为死亡的穆斯林虔诚地祈祷：“真主啊，饶恕亡人的罪恶，让他进入乐园吧！”　　天茫茫，地茫茫，雪茫茫。天地间回响着一个声音：“真主至大！”　　星期五是主麻日，虔诚的穆斯林们都戴着洁白的礼拜帽步入洁净而神圣的清真寺。我步入苹果绿围墙的木门，在太平路清真寺内见到了瘦小的沈锡恩阿訇。　　沈锡恩阿訇很像他的父亲沈德成，下巴上也留有长长的银须。组织“南京回教掩埋队”那年他三十岁。那年，他的三岁的小女儿月云破日本兵摔死了。他也参加了殡葬，他和他父亲都分工洗亡人。这位矮小的穆斯林微驼着背，他白发白须白眉毛，两眼的水晶体就像蒙上了一层浓雾。但讲起往事，他记得很清楚。我在叫作鸡鹅巷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他的家，这是一座陈旧而简陋的砖木平房。他舍不得离开它，他说——　　我家清朝末年就住在这里了，从曾祖父开始。我八十岁了，我没有跟孩子走，我是作为纪念。我儿女有十一个，现在已经四世同堂，合起来大大小小有四十六个人！有的在杭州，有的在武汉，有的在扬州，还有个儿子在台湾，叫霞林，今年五十六岁，日本人来那一年才六岁，我拉着他到处跑，够苦的。　　日本兵边南京是冬月十一，冬月初九是我三十周岁的生日，那天面也没有吃，大炮到处响，吓得不敢出门。我想，我们是平民，是教徒，两军交战对我们还不至于怎样吧，总有人道吧。谁知第一天就出了事情，原先我这房子后面就是清真寺，管寺的是六十多岁的张爸，他是山东人，大个子，一个人流落到南京。他脾气犟，他要管清真寺，不去难民区。结果被日本人用刺刀戳死在寺后面的池塘边，脸朝下趴着。是我给他沐洗的，哎啊！一身都是血！我数了数，上身下身有十几处伤，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根本脱不下，我用剪刀从袖子里剪开，剪到领子慢慢地撕下来的，灰衣服上粘着一片片的血和肉！没有白棉布包，只好找了一条旧被单。可怜张爸单身一人，老了竟死得这么惨！我们给他埋在中华门外，还用石头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亡故的年月，碑头还有阿拉伯文刻的“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这是我们的习俗。愿真主保佑他！　　提起日本兵，我真恨啊！我当时洗的尸体，都是血淋淋的！少手少脚的，没胳臂没腿的，还有没有头的！我们伊斯兰教的规矩是死了人不得大声哭喊的，可我忍不住，我难过，我总是呜呜地哭。中华门外一条巷子里，地上躺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小孩才一岁的样子，扯着他妈妈染血的衣襟，哇哇哭着要吃奶，他不知道妈妈已经死了！汉中门内的乌龙潭里，一个塘里漂满了尸体，满满一池全是血水！还有九华山下现在煤气公司那地方，那时候来不及掩埋，死人堆了一大堆。去年有个日本人叫本多胜一来访问我，我带着他去看，我讲实际情况。日本有人说不是侵略，是进入，你进入到中国来干啥？你拿着枪、拿着刀杀人放火还不叫侵略？想起日本人我就来气！　　真主至大！ 　　　第六章：街巷血泪　　杀人“勇士”　　南京遥遥在望。　　先遣队已经接近城垣。在苏州花园式的公馆中指挥华中派遣军的松井石根司令官，披着一件黄呢子大衣发布命令，他长方脸上的一字胡在不停地蠕动：　　“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　　这道“使中国畏服”的命令，无疑给杀红了眼的日本兵打了一针强心剂。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滩登陆起，苦战恶战接连不断。攻占罗店用了二十多天，攻占大场更为激烈，用日本军史参照，相当于日俄战争中尸横遍野的二○三高地战斗，是伤亡惨重的一场恶战。据日本方面统计，近三个月的上海战役，日军阵亡九千一百一十五人，伤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兵力损失数相当于最初投入上海战役的部队的编制。日军在攻占南京中阵亡的官兵，比上海战役中阵亡的还要多三千人。不到四个月，松井石根把两万一千三百名日军送进了地狱。　　据说，绝对服从和绝对自信是日军的两大特征。被压制的士兵只有压制比士兵更软弱的人才能满足他们的兽性，犹如畏服老虎的狼只有吞食比狼更软弱的羊才能满足于狼的野心一样。靠肉体取胜的日军无视自己的性命自然更无视别人的性命。在攻占南京的日日夜夜里，日军普遍的伤亡厌战以至绝望大大地强化他们上述的战场心理。当时任日军坦克小队长的亩本正己提供了这样的材料：“许多战友眼见首都南京的灯火在前，却饮弹倒下，见此情景，使人不禁抱尸而哭。”“攻克南京，就可以回家了，最后一战，立功的时候到了！”“干吧，最后一拚！”　　第六师团谷寿夫部下的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举起了他的“助广”军刀，像砍树和割草，他斩杀了三百个中国难民！我的案头有这把军刀的照片。照片上的“助广”军刀，横放在精制的刀架上，刀刃闪闪发光。当时日军拍成照片，是为了“发扬日本的武威”，想不到成了中国人民的战利品，自然也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一件铁证。　　和田中军吉一样被日军称为“勇士”的。是日军十六师团中岛部下的两个少尉，这两个杀人魔王创造了举世震惊的“杀人比赛”。我手头有他们的合影，富山大队副官野田岩和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肩并着肩，两把带鞘的军刀像人一样站立着，每个人的两手握着齐腰高的军刀的刀把，黄军服、黑皮靴、一字胡，两人的脸部流露出同样的满足和狂妄，不同的是站在右边的野田岩比立在左边的向井敏明矮十厘米左右。照片拍得不错，用的是侧光，很清晰，立体感很强，是《东京日日新闻》记者照的，这幅照片刊登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东京的《日日新闻》报上，与照片同时发表的，是一篇新闻，题为《超过斩杀一百人的记录——向井一百零六人，野田一百零五人，两少尉再延长斩杀》。文章不长，写得很生动：　　（浅海、铃木两特派员十二日发于紫金山麓）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及野田岩两少尉进入南京城在紫金山下作最珍贵的“斩杀百人竞赛”，现以一百零五对一百零六的记录，这两个少尉在十日正午会面时这样说——野田：“喂，我是一百零五人，你呢？”向井：“我是一百零六人！”两人哈哈大笑。因不知哪一个在什么时候先杀满一百人，所以两人决定比赛要重新开始，改为杀一百五十个人的目标。向井：“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超过斩杀了一百人，多么愉快啊！等战争结束，我把这把刀赠给报社。昨天下午在紫金山战斗的枪林弹雨中，我挥舞这把刀，没有一发子弹打中我！”　　据报道，向井和野田是从南京郊区的句容开始杀人比赛的。星期日一天，向井杀了八十九人，野田杀死七十八人。到紫金山下时，向井的军刀刀锋已受了一些挫损，因为他把一个中国人从钢盔顶上劈下来，连同身躯一起劈成两半！他说：“这完全是玩意儿。”　　埋在心底的恨（采访日记）　　1986年8月19日上午天气晴何守江男69岁南京下关五所村290号你问我哪里人？我老家在滁县，十二岁要饭来南京，后来卖烧饼油条。日本人来了，跟着大家跑反到江北，我记挂着两间小房子，就偷偷坐小划子过来，七里洲、上元门那边全是尸体，回来一看，房烧了。日本兵到处抢花姑娘，拖住就干坏事，还抓耳坠，抢金戒指，好些女人剃了光头躲到尼姑庵里。冬月十二，日本兵抓了几百个难民赶到宝塔桥上，用枪逼着往下跳。宝塔桥是石桥，很高，跳下去的大部分都摔死了，淹死了。没有死的，日本人在桥上用机枪扫，都死了。　　那时煤炭港是杀人场，枪扫过再用汽油烧，烧得死人身上吱吱地响。日本人在那里设了一个卡，一个小青年把良民证拿倒了，日本兵打了他三棍子后，抓起来往地上摔，摔得半死。一个妇女鞠躬没有鞠好，一刺刀挑死了！　　1986年9月17日下午天气晴杨品贤男72岁南京市侯家桥18号日本人攻南京，我在夫子庙乐古斋古玩店做事，刚满师。老板叫杨乐民。古玩店后来被日本人烧了！　　我躲到华侨路兵工署里面。和我住一起的一对夫妻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小孩扯着父亲要到门外看看，日本兵一刺刀把小孩的父亲戳死了！第二天下午，住我对面屋里的两个姑娘，被三个日本兵轮奸！父母吓得闭着眼睛不敢动，姑娘蛮漂亮的，哭死了。你问我怎么知道的？这我亲眼看见的嘛！在我对面，门开着的。上海路防空洞里躲了二三十个人，都被日本人用枪扫死在里面！水西门棺材店的小老板，二十多岁，死在豆菜桥口，日本兵把他的舌头割掉了，眼睛也挖掉了，血淋淋的，躺在路上疼死了。　　领了良民证后，我回小彩霞街六号家里去，一路上都有尸体。走到陡门桥，看到电线杆上挂下来一串东西，我走近一看，是用细麻线穿起来的一串人耳朵！走多近？三米差不多！从电线杆上头挂到离地四五尺的样子，我当时就想，这下杀了好几百个人！这事我印象最深，不会错，耳朵支离破碎了，都沾着血，我看了吓得要命！后来我写过一篇《劫后余生》的文章，里面写有这件事，年代久了，文章找不到了。　　1986年9月20日上午天气阴张玉珍女 81岁南京市四牌楼73号　　可怜呵，冬月十一日本人进城，冬月十二我家就遭难了。那一天，在门西福音寺开豆腐店的哥哥被日本兵逼到床边，非要花姑娘，我嫂子躲在芦柴堆里，吓得发抖。日本兵找不到女人，就一刺刀把我哥哥戳死在床上，床下一抽屉满满的都是血！我姐姐一家更惨，姐夫被日本人刺刀捅死，兰英姐带着四个小孩跳了河塘！　　他们住哪里？姐姐住在城南石坝街的白塔巷口，姐夫姓秦，以前在汉口做工，后来靠收房租在南京..日子，他有三进房子，祖上传下来的。他舍不得房子，所以不去难民区。　　十二那天，日本人冲进门，把姐夫和一个姓徐的房客拖到巷口，一边一个站好，一人狠命地一棍子，两人都倒下了。我姐夫四十九岁，戴一副眼镜，高平头，灰长衫。那个房客是邮政局长，快七十岁了，白头发。过了一会儿，房客醒过来了，他女人正准备跳塘，姓徐的老头喊：“我没有走，你不要寻死！”后来他们进难民区了。　　后来？我姐夫后来也慢慢醒转来了，头发上粘糊糊的都是血。他刚要爬起来，日本兵又过来了，一刺刀戳进肚子里，再一绞，肚肠白花花的都拖出来。　　姐姐一看男人死了，日本人又经常寻上门做坏事，就咬了咬牙，带着四个孩子跳进了巷子南面白鹭洲的金宝山塘！做什么坏事？这就不要讲了，说出来难听。有一个卖烤山芋的老太，是邻居，这人好，她在后面喊：“秦大嫂，你不要死！”　　后来有人跳下去救，救上来四个，一岁多的小孩淹死了。我姐姐那年四十岁，她中等个子，缠小脚，脸白白的，脸上有些雀斑。救上来没有衣服换，躲在床铺下发抖，又冷又气又怕，三个小孩子哇哇哭，哭他们爸爸，大的孩子才十一岁。　　到晚上，日本兵来放火了，外面老太喊：“快出来，要烧死人了！”我姐擦了擦眼泪，拉着孩子从火里冲出来。她是小脚，跑不快，摔了好几跤，可怜！　　第二天火灭了，灰堆里躺着一个人，屈着身子，一半烧焦了，看到一只黑鞋，才认出是我姐夫，只好草草地在白鹭洲挖了个坑埋了。　　没得办法，家破人亡了，只好到难民区去，国际委员会救济了一些衣服，发了两条被单，还有一些粮食。那时候有好心人，也有坏良心的。我姐姐第二个小孩那年八岁，被人拐跑了。有人说是旁边那家裁缝干的。裁缝的女人不是东西，以前是夫子庙当妓女的，牙齿扒出的，一脸恶相，她不会生小孩。好几个人去找她，她到惜字庵里赌咒发誓：“小孩是我拐跑的，今天夜里不得过！”这是下午三点钟的样子。菩萨真灵！当天夜里这个女的得急病死了！怪不怪？　　人要有良心，不要做亏心事。　　1986年9月22日上午天气晴　　孙庆有男 74岁南京市石榴新村157号　　以前这里叫王府巷，现在叫石榴新村，因为对面有个石榴园，名字蛮好听，五八年改的，年轻人不知道王府巷了。　　日本人进城的第二天晚上，就来放火烧卫生所的房子。我们这里是棚户区，都是穷人，芦席棚一点就着。对面省委党校当时是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日本人住在里面作兵营，是中岛部队，坏得很。你来访问，还作笔记，我高兴。说出来我心里好受一点，不说真窝囊。那天日本人进门，我“呼”的一声站起来立正，日本兵上来摘掉我的破礼帽扔在地上：“你的媳妇有？”我摇摇头。“金表有？”我哪里有？我又摇摇头：“没有。”　　“妈的、八格牙鲁！”几个日本兵一边骂，一边“叭叭”打我嘴巴子，走了一会儿，又来一伙，牵着狼狗，那狗会认人，见到中国人会咬，“呼”的一下扑到我身上来了，我连连后退，还是咬住了脖子，疼得要命呵，日本兵哈哈的笑。妈的个蛋！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日本狗也欺侮我们中国人！　　我家隔壁汪家的二姑娘，二十岁，瘦巴巴的，身材蛮标致。也是那天下午，两个鬼子堵住门，进去就扒掉她的裤子。她喊：“救命！”我没有办法救她，我被狼狗咬得动不了。鬼子在她肚子上踢了一脚，上去就干坏事。日本人走后，她呜呜地哭，穿蓝衣服、黑裤子、小沿口鞋。　　我娘劝她：“二闺女，不要再吱声了，有什么用呢？”　　我们这边有个刘大胆，是回民，大头、黑脸、高鼻梁、尖下巴，两肩膀很宽，三十岁左右，帮马登高磨面的。他气坏了，他说他也要去放火把日本人都烧死！　　马登高家就挨看政治大学，天刚黑，刘大胆翻过院墙就放起了火，烧了！日本人抓不住他，他跑得快，路熟。日本兵急了，到处抓人去救火，谁去？抓了个收废纸的徐宝弟，还有韩天成、高三、郝三四个人，喊去却没回来。我家是草棚子，头天没有烧掉。我娘叫我把破棉被搬到外面空地上，因为火快要烧过来了。我回到家，在篱笆墙的一个洞里朝外看，火烧得很旺，月亮似亮不亮的样子。快十一点，日本人嗷嗷叫，要杀人了！　　刘大胆跑到我家看了看，说：“火是我放的！”就飞快地顺着巷子朝后跑了。他前脚跑，日本兵后脚跟进来。几个手电往我脸上照，哗地抽出刀，朝我头上啪的一刀，血当时就喷出来！我想死也不死在你日本人面前，就捂着头冲出门。外面还有个鬼子，一档，王八蛋赶上来，在我背上刺了四刀，左耳下两刀！我趴下了，不知道了，迷迷糊糊的，我不吱声，一吱声就没命了！　　狗日的，真厉害！那年我才二十五岁。西边又抓来一个姓徐的，身体比我好，当印刷工的，头靠着我的头，仰天刺了五六刀，刺一刀喊一声“俺娘啊”，这个老实人叫了五六声不会叫了。　　那天夜里，路对过的老头范永昌也被鬼子用刀砍死了。拖水车的白老五也死了，两个儿子大的十一、小的八岁，趴在他身上，也是日本兵用刀挑死的，儿子老子三个死在一块，撇下了一个女人！白老五对面一家姓王的，只有娘儿俩，儿子十八九岁，是瞎子，算命的。他母亲跪着求饶：“先生，他是瞎子。”不管，也杀了，老太太也一道杀了！　　还有个吴三，收鸡毛的，他藏在鸡毛堆里，一刀，从前心戳到后心！还有刘三，收旧货换鹅毛的，三十多岁一个光棍，被日本人砍了十一刀，死了！　　刘大胆后来也抓到了，也是那天夜里，收旧瓶子的回民王耀岳看到被抓住的，不知是刀劈死的还是火烧死的，反正是死了，还有一个差一点忘了，是卖粥的瘸子二十多岁，喊他去救火，他腿不便，走不快。日本兵一刀从左肩膀砍下来，脖子砍掉一大半，死在路边。旧货店的人用门板盖起来，有人来搬门，一看是瘸子，血糊糊的样子！　　我被砍倒后大约半个多小时醒了，摸鱼收旧货的龚茂福几个人把我抬到屋里。我妈哭了，我家眷也哭了，她才十六岁。我说：“不要哭！”我在屋角落里躺着，摸到了一根皮带，往血淋淋的腰上一勒，披了一件在拜堂时穿过一次的灯芯绒棉袄，被送到鼓楼医院，我娘一个个地磕头，姓张的一个医生把我抬到他的房间里抹药包扎，后来在难民区一个铜板买一碗稀饭，一天只卖两碗。我趴着躺了一个月伤才好。　　妈的个蛋。那一夜杀了十八九个！　　1986年9月20日天气晴　　魏廷坤　　男 73岁南京市长白街509号　　（我去采访时，他离开人间五个月了。客厅的粉墙上挂着他的遗像：方脸、浓眉、两眼有神、高鼻梁、花白头发、英俊和善。他的老伴说：“他不大多说话，他血压高，他喜欢听收音机。”遗像下的方桌上，还放着他生前听的熊猫牌小收音机。我在遗像前默哀，他望着我，好像有许多话要说。我摘录了他生前留下的证言）　　当时我家住头条巷十八号，日本人杀进城了，我们全家躲到成贤街一座没有盖好的楼房的地下室里。这里已经躲了三四十个人。有一个炸豆腐干的中年人冒冒失失地到洞口去望望，正好被日本兵看见，一枪就打死了。过了一会，来了好些日本兵，用刺刀把地下室的人都赶出去。我忽然发现墙边有一个没有封口的烟囱，我就钻进去躲了起来。不一会，外面响起了枪声，我父母和其他三四十个人都死了。　　夜里，我肚子饿，就钻出烟囱出来找东西吃，钻到一个大的小管子里，仍然听到枪声不断。三天后，我趁天没有亮钻出水管，被日本兵看见了，赶到一个已经集中了好几百个人的地方，后来有不少人用绳子绑起来押到汉中门去，听说都杀死了。我被赶到难民区，听人说难民区里的年轻人也要来抓，我就逃走了。1986年9月22日下午天气晴左润德男 66岁南京市石榴新村159号俺家来南京九十几年了，老家在山东。家乡口音改不了，一代传一代！那时俺拾煤渣，父亲拉人力车，苦人啊！俺那时跟老孙住不远，就是上午你找的孙庆有。　　你听我说，冬月十二下午三点钟，日本兵来拖俺，说俺是中国兵，赶到小王府巷，是磨坊马二的院子，进小门，右手一拐就是，院子门口有个日本兵放哨，他没有枪，手里拿一把斧头把门，押进去有七八个人，俺后面的一个回过头去看了一眼，斧头就砍了下来，不很重，后颈破口子淌血。进了院子叫俺们跪下，脸朝西，俺是北边第一个，挨了斧的是第三个，他跪下就昏过去了。　　有七八个日本兵。刚举刀要杀，跪南边的那个人不知怎么的叫了起来：“有马！”日本兵不知道怎么回事，叫他起来带去找马。这人是赶马车的，日本兵都跟他去了，只留下拿斧头和拿枪的两个日本人。拿枪的日本兵开始用刺刀捅了，从南边开始的，还是拿斧头的把门。第一个跪着的人“啊”的大喊一声倒地了，俺想要死要活就这一下了，就和右边的官生志膀子碰了一碰，俺呼的一声站起来，冲到门口，那个拿枪的日本兵不知怎么回事，用枪栏了俺一下，跟在俺后面的官生志头一低就钻出去了，刺刀划在俺的胸上，俺知道枪刺能拔下来，就抓住刺刀，日本兵往后一拉，自己坐在地上了。开始，拿斧头的日本兵管着跪着的几个人，后来他过来了，地上的人都站起来也怎逃出去。俺趁那个日本兵倒下的时候冲出门了，他在后面开枪，第一枪没中，打第二枪时俺拐了个弯，转到另一条巷子里了。那天下午小院里杀死了四个，跑掉了三个。　　夜里，鬼子来放火，俺这一片都着火了，许多人出来救，被日本兵拖着往火堆里扔，烧死了一百几十个！错不了，我数的。　　历史这样记载（报刊剪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