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峰异于常人的教子之方感到奇怪。自己虽然请人教纪泽、纪鸿的英文，也对纪鸿钻研数学很支持，前几年右目未失明时，夏夜里常指着星空教儿女们识星座，但要把纪泽、纪鸿送到机器局来专攻洋务，这个决心总下不了，到底还是走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的正途光彩得多。“我是跟着姐丈来的。”“你姐丈叫什么名字？”“他叫陈顺发，广东人，在造船厂当匠师，杨提调把他聘请来的，我于是也跟着姐丈到了机器局。”“你父亲同意吗？”曾国藩的背离开藤椅，身子向前倾了几寸。“家父开始也不同意，说我刚中的秀才，要在家操习制艺，好考举人进士，继承家业。姐丈从小在香港长大，对世界局势看得清楚，便来劝家父，说洋务是当今的新事业，最有前途，造炮制船是中国的必需，既为国家作贡献，自己又学到真本领，一辈子不愁没饭吃。家母思想最开通，她也劝家父不要把中进士点翰林看得高于一切。还对家父说，你也是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一知府，若丢掉乌纱帽，什么事都干不了。仲芳学造枪炮轮船，今后为国家立了大功，说不定皇上会赏他一个大官。家父见姐丈在广东备受巡抚藩臬的器重，年薪比他高得多，又见我对举业不感兴趣，一心想干洋务，于是也同意了。我家兄弟多，继承父业的人有的是。今日中国不缺官，当官的人多得很，我真不愿意去凑热闹。”聂缉槻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露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来，满脸稚气可掬，心地单纯可爱。曾国藩很喜欢，夸道：“你的选择是对的，中国不缺翰林，也不缺官员，中国缺的是造炮制船的人才。好好干，前途光明得很！”聂缉槻受宠若惊，喜得脸孔红通通的，灿若朝霞。“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曾国藩心里默默地念着，他已从心里喜欢眼前这个少年了。他一向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先不论其才具如何，单就这份见识来说，此人将来便有办大事的可能。“仲芳，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你对机器局的经营管理有些什么看法，跟老伯我说说吧！”曾国藩慈爱地望着聂缉槻，似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老伯亲手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最大的船炮制造之地，它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是上海炸弹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其他机器局所能比拟的。江南总局这些年来在老伯、李中堂以及容会办、杨提调等人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就，填补了中国船炮制造的空白。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聂缉槻滔滔不绝的恭维话，使曾国藩很满意。“擅长言辞，头脑敏捷”。他在心里这样估评着。“江南总局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诸多原因限制了它不能长足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经营管理方面。老伯，不是侄儿危言耸听，这方面若无得力的改进措施，江南总局将不会越来越兴旺，不久的一天，就有可能挡不住朝野内外的风言***而停办。”曾国藩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到赵家祠堂指出檄文瑕漏的王闿运，想起了寄居弘毅寺献攻安庆之策的赵烈文，想起了上整饬江南八策的薛福成。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朝气锐气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不幸的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富有天才的少年，他们卓越的见识，常常被居高位掌大权的老资格们，轻易地以“狂妄”“浅薄”而加以否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数不清的天才埋没、卓识冷落的人才悲剧。曾国藩经常以此自诫。他深知天下之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兴国家的道理，因而把发现人才、奖掖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作为自己的分内任务。曾国藩于是以更加和悦的颜色对聂缉槻说：“江南总局有不少弊端，我也听到了一些风言***，你能有心观察到，又能坦率地指出，这便是对总局的一大贡献，我自会很重视。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什么话都可以敞开说出来。”得到鼓励的聂缉槻勇气更足了：“江南总局完全靠朝廷拨款，不能独立经营。这几年来，江海关拨出了洋税以及筹拨一百九十八万两银子，而各省送来总局轮船、枪炮修造费仅只二万一千两，总局生产出来的所有军火船只，都直接调军营炮台，没有收回一文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在傅兰雅先生他们看来，这完全不是办厂的路子。”曾国藩也觉新奇，朝廷出钱办工厂，造出的枪炮调往朝廷管的军营炮台，当然不能再收他们的钱，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为什么不是办厂的路子呢？他问聂缉槻：“你讲讲不对之处在哪里？”“傅兰雅先生他们常说，西方人办工厂，要靠工厂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来发展，这样，办工厂的人才有兴致。也就是说，造出的枪炮子弹、轮船机器，都应该按价出售，工厂扣除成本后要有所盈利。江南总局是靠海关税提成，税收多，提成多，税收少，提成少，造出的东西，不管好坏优劣，亦不在乎多少，都可交代。如此，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两大弊病：一是质量差，数量少，式样陈旧，二是浪费严重。”聂缉槻讲的办厂的路子，曾国藩认为不能改变，像洋人那样要各军营炮台用银子来买军火，目前在中国根本不可实行，但质量差数量少和浪费严重两大毛病，却是必须纠正的。不过，在此之先，曾国藩决没有想到，这种现象竟然来源于所谓的办厂的路子不对。“以枪支为例，科尔和傅兰雅说，江南总局拥有工役一千余人，造枪的人数有三成，设备也较齐全，经费不愁，西方这样的军火厂，每天可造二十支，而我们每天只能造三支。三支中必有一支调到军营后，只能吓吓老百姓，不能开火射击。现在西方各国都在大造后膛枪，我们仍在造老式的前膛枪，上月开始试造林明敦式后膛枪，而这种枪英、美等国已废弃不用，他们在造毛瑟枪、必利枪和黎竞枪。至于说到江南总局的浪费，那更是惊人。容会办、杨提调很心疼，但无力扭转过来。我们造一支枪，需要工料成本十七两四钱银子，而从英、美军火厂直接定购一支同样的枪，只要十两银子就够了。威靖号用去十二万两银子，据傅兰雅先生翻译的外国报纸来看，造这样大小的木板船，英国只需要十万两，美国只要九万两就行了。所以我担心，有朝一日会有人提议，停办江南总局，干脆向洋人去买军火兵舰算了。”这些天来，曾国藩的头脑被徐图自强的美妙远景弄得热烘烘的，经聂缉槻这股冷风一吹，清醒了不少。他郑重地说：“仲芳，你提出的这两大弊病确实是大问题，若不设法解决，真的会有停办的一天。不过，江南总局决不能停办，它是中国自强的希望所在。我们不能靠买洋人的军火轮船过日子，一旦他们翻脸不卖怎么办？他们要挟勒索怎么办？何况，我们就只能永远不如别人，永远造不出比别人更好的枪炮兵船、炸药子弹吗？仲芳，你平时与傅兰雅先生他们谈过如何克服的办法吗？”“他们说，若办厂的根本路子不改变，这两大弊病就不能指望克服。”聂缉槻低声说。曾国藩的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办厂的根本路子，决不是他曾国藩能够改变的，如此说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只能坐待它的停办关闭吗？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就走不通吗？“老伯不必忧郁，事情是人办的，解决的办法总可以想得出来。”聂缉槻心中并无任何主意，他只是凭着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理迸出这样两句话。然而，就是这样两句普普通通的话，使曾国藩大为感叹起来。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老了，不行了，顾虑多，忧愁多，当年那种不顾一切拼命向前的勇气少了，胆量也小了，而办大事正是需要聂缉槻这样不畏艰难的后生辈，中兴、自强靠的是他们！想到这里，曾国藩将眼前这位年轻有为的故人之子，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了一番，猛然间，一个念头在心中泛起。他慈爱地问：“仲芳，你父母给你定了亲吗？”“没有。”聂缉槻略带羞容地摇了摇头。“哦！”曾国藩兴奋地站起来，快活地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欲言又止。聂缉槻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位以威严凝重著称的老伯，不明白自己没有定亲这件小事，何以给他带来如此喜悦！这时，容闳推门进来了。曾国藩第三部——黑雨四一个划时代的建议——“纯甫，你来得正好。”曾国藩招呼容闳，“仲芳跟我谈了半天，关于机器局的管理方面，他有些很好的看法。我走之后，你们两人还可以再谈谈，然后和国栋、雪村、若汀他们一起商量商量，也听听科尔、史蒂文生、傅兰雅等人的意见。下个月，你到江宁来一趟，把商量的结果告诉我。”“机器局管理方面的问题，仲芳跟我谈过多次，有些问题正在想办法解决，但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容闳摊开双手，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我今天一早到瑞生洋行去了。”“瑞生洋行是哪个国家开的？”曾国藩问。“德国商人办的。”容闳答，“我告诉他们，明年的煤炭、木材不要他们代买了。”“你们煤炭、木材也由外国买来？”曾国藩不悦地说，“进口钢铁、铜、铅说得过去，中国的煤炭、木材还少吗？为何要买洋人的？”“以前都用自己的，这是在马制台手里改的。他说，我们要求洋人卖机器卖钢铁，洋人要我们搭买煤炭、木材也不过分，做生意嘛，总要让别人有些赚头。秦道台满口答应，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几年因洋煤洋木这两宗，就多支付了二十五万两银子。拿这笔钱造船的话，可以造出两艘威靖号。我想从明年起不再买了，不料瑞生洋行说，秦道台早已签了合同，明年照旧，不能更改了。”“秦道台当然帮德国商人说话。”聂缉槻插话，“据说洋人赚一万两银子，要分二千两给他。他这几年利用江南局总办的职权赚饱了。银子究竟得了多少，我们弄不清楚，光西洋自鸣钟，瑞生洋行就送给他七八座，客厅里摆满了洋货。”“也有人说，以前马制台硬要我们买瑞生洋行的煤炭、木材，也是因为瑞生给了他的好处。”容闳说。“纯甫，你去告诉瑞生洋行，就说我讲的，秦世泰签的合同不算数，我是江南局的督办，以后与洋人的大宗买卖要由我签字才行。”曾国藩气愤地说。“大人，这不合适。”容闳说，“以往都是由秦道台出面签的，他签字就算定了。洋人最讲合同，我们现在提出废除，他会叫我们赔偿损失，那我们会更吃亏。”曾国藩听了作不得声，心里骂道：“好个以权谋私的秦世泰，非要撤他的职不可！”“容会办，瑞生洋行的事，话又得说回来。”聂缉槻说，“不买他的煤炭和木料，他就不会卖钢铁，转而只得向英、美洋行去买。英、美的钢铁贵，质量还不如德国的好，两相抵消也省不了多少钱，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开矿，要办炼钢厂，不过，这事怕也要在七八年之后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曾国藩心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落后了，家底太薄了，眼下只有吃些亏，忍辱负重，十年二十年后就好办了。”想到这一层，曾国藩略觉宽慰。他对容闳说：“瑞生洋行的买卖，我们再仔细权衡一下，我现在要跟你提另一件事。”“什么事？请大人指教。”容闳说。“你要利用机器局的有利条件办一个学校。”曾国藩严肃地说，“世上一切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有人才，才会有事业。国家要中兴，要自强，就要开局办厂，造机器，造军火，造轮船，而这些都要人来做，要靠有血性有本事的人来做。人才不是天生的，靠的是教育培养。机器局有这么多好匠师，又有翻译馆，译了许多外国书报，具备了办学校的良好条件。你这个当会办的要把这事摆在第一位，选拔一些聪明好学的年轻人，聘请傅兰雅教洋文，科尔、史蒂文生以及仲芳的姐丈等中国匠师教技术，雪村、壬叔、若汀教数学、化学，再要惠甫、叔耘讲操守，讲礼义廉耻，经过十年八年的教育，机器局就会有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家，机器局岂有不兴旺的道理！”“老伯的指教太好了，学校开办起来，我第一个报名。”聂缉槻喜形于色。“你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有些课也可以由你讲。”曾国藩笑着说。“学校一定办。抓紧时间筹备，还要建几间房子作校舍，力争明年下半年办起来，到时第一堂课请老中堂讲。”容闳坚定地表态。“行！”曾国藩兴奋地说，“我的第一堂课就讲卧薪尝胆，徐图自强。”“大人，还有一件事，卑职心里想了很久，因为兹事体大，一直不敢轻易提出。”容闳神色庄重，看来是要谈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你说吧，我替你谋画谋画。”曾国藩鼓励他。“刚才老中堂提的开办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大清王朝中兴自强的百年大计。这是一个方面，即在国内造就人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派人去国外，向洋人学习。”“纯甫，你这个想法很好，很有价值。”曾国藩的左目射出多年来少见的灼灼神采，“很久前，我便有这个想法，只是这些年来先是忙于打长毛，打捻子，后来又是办教案，办马案，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了。”“是的。卑职记得十年前在安庆初次谒见老中堂时，您就说过这个话，卑职一直记在心里。只是看到老中堂实在是忙得分不过身来，且又再未提起这事，恐怕老中堂又有别的想法，所以这些年不敢提。”“你估计我会有些什么别的想法呢？”曾国藩笑着问，他对容闳这句话很有兴趣。“因为我自己有顾虑，也就怕老中堂有顾虑。”容闳坦率地说，“历史上只有四夷遣使来华寻师请教，不见中国派人出去求学问道。如果提出派人出国拜洋人为师，很可能便会有人以华夷有别，尊华攘夷等大道理来斥责，结果事情没办成，反倒招来恶名。卑职想老中堂后来之所以没有再提，是不是也出自于这个顾虑。”“你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曾国藩严肃地说，“同治六年，恭王奏请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执教，倭艮峰就坚决反对，责问恭王何必师事夷人。后来又有人因天旱上奏撤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请洋人当教师都不同意，何况派人出国留学！顾虑有人反对，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也不是主要的，还有别的一些原因。”曾国藩说着，端起茶碗轻轻地抿了一口，又说，“其实，我看那些人都是枉读了圣人书。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又说入太庙每事问。圣人虚心求教，原不以对方的身分地位为转移。洋人也是人，他有长处，我们就要学习；学到手后再超过他，制服他。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说得很深刻，我在咸丰十年就对皇上说过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既然老中堂没有这个顾虑，卑职想派人出国，现在是时候了。派人出去，最好是派幼童。”“派幼童？”曾国藩放下手中的茶碗，前倾着身子问，“你讲讲，为什么要派幼童？”“卑职这个想法，是从我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出来的。”容闳说，黝黑的脸庞上光彩照人。“派幼童出国，卑职以为有这样几点好处。第一，人在小时最易学语言。我的英文流利，就得力于我七八岁时就跟着英国人学话，我到江宁也有六七年了，却一句本地话都未学会。第二，在外国学习，与在国内学习大不相同。国内学的总是第二手的知识，在国外则可以系统地接受他们一整套关于天文历算理化方面的教育，潜移默化，就能得其学问之精髓。第三，这批幼童在国外日久，眼界大开，并有可能接触到他们造炮制船的各种现场，能看到他们所造出的最先进的船炮。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迎头赶上，而不至于年复一年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第四，我对科尔、史蒂文生，甚至对傅兰雅先生都始终抱有戒备心。我怀疑他们不会把最优秀的技术、最先进的器械介绍给我们。好比说，现在西方都在大量造黎竞新枪和必利新枪，而他们一直封锁，瑞生洋行也不帮我们买。这个消息还是过去的友人来函告诉我的。老中堂，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洋人，尤其是对机器局的洋人固然要友好，但也不能完全依赖，尽管他们个人也可能想实心实意帮助我们发展军火造船业，但他们的政府很可能在背地里限制他们，害怕我们强盛。我们强盛得和他们一样了，他们就赚不到我们的钱了。好比说，我们的矿产开发了，我们的钢厂炼钢了，瑞生洋行同机器局的大批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们的铁甲舰队建成了，我们的大炮威力比法国强了，罗淑亚就不可能威胁我们了，津案就完全可以听任老中堂办理了。”容闳这段出自肺腑的话说到了曾国藩的心坎里，也刺中了他心灵深处的最大隐痛。他抚摸胡须的右手微微颤抖起来，嗓音也变得嘶哑：“纯甫，不要再说下去了，这些我比你更清楚。派幼童出国之事，我会奏请，不过具体办起来又有不少困难。第一个便是这人员如何选派。你要知道，现在真正的书香之家都巴望子弟走科举正途，有几个愿去异域跟洋人读书的？”容闳沉思良久，说：“老中堂说得很对，目前风气未开，要在内地，尤其是在京师官宦人家中寻觅合适人选，还是一件难事。不过在广东，又特别是卑职的家乡一带则可以找得出。好比仲芳出身官宦之家，因为父亲长期在广东为官，他才能到机器局来。这就是风气的影响。待老中堂奏请朝廷同意后，卑职将回广东去亲自考试选拔。”“纯甫，派幼童出洋留学，学成后回来报效国家。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建议，我将会尽全力支持，使它付诸实现。你看挑选多大年岁的幼童为宜？”“八九岁左右。”“小了。”曾国藩悦，“年纪太小，没有自制能力，成天想父母想家，管理人员很麻烦。这尚是其次。关键是年纪过小，在外国住上十年八年后，就会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对君父的深厚感情，怎么谈得上今后的回国报效？”“老伯顾虑的是。”聂缉槻插话。“我看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孩子最合适。”曾国藩拈须思考着，“到了这种年岁，既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又把华夏学问精华基本掌握了，是一个定了型的中国人，不管走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