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姓，是当地有名的大族。”曾国藩抚着长须，兴致盎然地说，“乾隆时，方恪敏公观承由直隶藩司升任浙抚，他在抚署二门上题了一联：‘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二十年后，其侄方受畴亦由直隶藩司升浙抚。二十八年后，其子方维甸以闽浙总督暂护浙抚篆。方维甸想起三十年间，父、兄和他三持使节，真是他们方家的殊遇，于是在父亲当年题联的楹柱旁边的墙上书写一联：‘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又在联后写了一段长跋，记叙了这桩家门幸事。”“真是浙江巡抚史上的一段佳话。”马新贻击掌赞叹。“谢谢中堂在我抚浙前夕讲了一段这么有趣的故事。”“今阁下亦以藩司升任浙抚，但愿马府亦和方家一样，后世再出浙抚。”曾国藩笑道。“那就要托中堂的洪福了。”马新贻兴奋异常地说。谈完这段趣事后，马新贻谦虚地向曾国藩请教治民之方，曾国藩也以一番诚意谈了他准备在两江实行减免赋税，以苏民困的计划。二人谈得很是投机。马新贻一到杭州，便学习曾国藩的做法，奏蠲因战争而拖欠未交的赋税，又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朝廷都一一允准。他又亲自带兵沿海岸肃清海盗。到了同治六年，他便升为闽浙总督，成了一位年轻的制军。第二年，曾国藩调直隶，马新贻便到江宁来接任。那次，当曾国藩看到年不满五十，并无殊勋特绩，又与湘淮两系都无渊源的马新贻时，心中陡起不快。两江重地，向来非老成宿望、大德大功者不能轻授，让马新贻来接替，不是有意降低两江总督的规格吗？是不是朝廷中有人存心以此来压一压湘淮诸将帅呢？这样想过以后，他又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根据，心胸太狭窄了，转而依然对马新贻以礼相待。这两年听说马新贻在两江干得不错，何以忽遭这等惨变？张文祥一江湖流浪者，他为何要谋刺总督？此人敢于在刀兵林立的校场之中行刺，又居然一刀刺杀成功，其人之胆量、本事必然非比等闲。凭着曾国藩的阅历，他也想到此人背后，很可能有非同一般的复杂网络，一旦涉足其间，后果难以预料。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以夔、皋、伊尹为榜样，欲做一番陶铸世风、振兴天下大业的礼部侍郎，今天位居宰辅、功高震世，却因捻战无功，津案受辱，且体力衰弱，疾病缠身，更兼这十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险风恶浪，洞悉了权力颠峰上的倾轧虞诈，反而变得越来越谨言慎行，越来越悲观失望了。他上疏给太后、皇上，说自己右眼久已无光，左眼亦目力昏眵，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再四筹思，惟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吁恳圣恩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仍当再留津郡，会同办理，一俟津事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奏折很快被批转回来，上谕命曾国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辞。词气坚决，无再商余地，曾国藩只得抱病遵命。“大人，卑职想马制台这事真是蹊跷。”得知曾国藩决定赴两江履任后，赵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发生后，朝廷一日一旨，急如星火，命从速从严办理。马制台被刺有一个多月了，京报只有魁玉的简单奏报，未见就此事所下的谕旨。又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去江宁调查此案，据说才离京几天。虽然马制台之案不能与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还记得十多年前邓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吗？那时咸丰爷避难热河，闻讯后一连下了数道谕旨，对滇抚徐之铭的奏报逐条批驳，而那事最后还是由太后和今上手里结的案。邓子久乃一刚从藩司升任的巡抚，且在旅途中被杀，马穀山为一现任总督，又在校场被刺，事情严重得多，朝廷反应并不太强烈。此事令人甚为疑惑。”赵烈文所说的邓子久被刺一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抚，赴任途中，改换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徐之铭为官不正，害怕邓尔恒进京陛见时揭其阴私，遂指使副将何有保在曲靖县将邓谋杀。事后上奏朝廷，说盗匪行刺，已将凶手正法云云。咸丰帝严厉斥责徐之铭，又命云贵总督刘源灏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后来，刘源灏风闻其中之故，竟然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归。不久，咸丰帝病死，西太后执政，立即撤了徐之铭职务，命张亮基速赴云南办理，又起复潘铎专办此案。最后因何有保等人内部起哄，案情大白。邓尔恒被杀后的几个月，全国议论纷纷，京报天天登载有关消息，一时官场瞩目云南。相形之下，马案是冷清多了。难道是朝廷有意冷落？赵烈文的提醒有道理！“依卑职愚见，大人不妨再上个折子，请求陛见，听听两宫太后对此事的看法。”曾国藩采纳了赵烈文的建议，上折请晋京陛见。同时发函给纪泽，要儿子安排家眷先行南下，不必等他。奉旨允许进京陛见。于是曾国藩待李鸿章来津，交接直隶总督印信后，便启程入京。这时正逢曾国藩六十大寿在即，一到京师，军机处便奉旨赐寿：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方，梵铜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前来法源寺送寿礼的小军机特为告诉曾国藩：“勋高柱石”匾额乃皇上亲笔所书，这四个字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两宫皇太后为这四个字，把十六岁的小皇上着实颂扬了一番。皇上亲笔书赠大臣，这还是第一次，真个是旷代鸿恩。过去一句泛泛褒扬天语，能使曾国藩内心激动几天几夜，成为他奋发前行的强大动力，可是而今这些破格的崇隆圣眷，都不会再引起他的激情了。他是一株枯干的老树，春风已不能再吹出绿叶了。由周寿昌发起，湖广同乡在湖南会馆设盛宴为之祝寿，虽然他亲笔题写的匾额已照原样又制了一块，仍旧高悬在会馆大门上，但砸匾的往事毕竟令他感到锥心痛苦，他只应酬性地略坐一坐，便借口身体不适告辞。当年庆贺同科十进士的豪兴，已成为非常遥远的回忆了。寿筵摆过后，两宫太后、皇上在养心殿接见两次。皇上照例缄默，东太后也未开口，两次接见加在一起，西太后总共只问了他十几句话，他最关心的马新贻被刺事，仅仅只两句。一句：“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他摸不透这话的意思，只得含糊答道：“这事很奇。”西太后略停一会，又说出一句：“马新贻办事很好。”这句话总算是点到了实质，他赶紧顺着她的话回答：“他办事和平精细。”尖起耳朵欲听下文时，没有了，叫他跪安退出。第二天，干脆连马新贻的名字都没提了。西太后只问他何时启程，要他到江南后练兵。十月初十日，是西太后的万寿节，曾国藩随班朝贺。第二天，正是他晋六十岁的生日，为表示公而忘私，这天一早，他便离京南下了。途中，曾国藩反复地咀嚼西太后的两句话，细细地揣摸朝廷对马案的态度，慢慢地有了些较明确的认识。西太后对此事并不太热心，印证了赵烈文的分析。朝廷对马新贻的看法尚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没有要将此案追查个水落石出的意思。对于这样一桩大案奇案，朝廷的态度显得颇为难以理解。一路上，他把这些想法与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商讨，他们也都觉得奇怪。这些离奇的迹象倒刺激了赵、薛、吴这班热血幕僚的好奇心。他们极力怂恿曾国藩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并猜测弄清之后必有许多意外的收获。曾国藩淡淡地笑了一笑。他不指望什么意外之获，但既然已受命重回江督任上，查明此事乃职分所在。他于是写了一封密信，派急足送给正在江宁附近整顿长江水师的兵部侍郎彭玉麟，要他先行秘密查访。两江总督衙门正在重建之中，尚未完工，马新贻当总督时，衙门设在江宁府署。曾国藩不愿与马新贻冤魂作伴，而先前住的原太平军英王府已作他用，于是暂借盐道衙门办事。一连几天，江宁城里上自将军魁玉，下至过去的平民旧识，川流不息地前来拜谒。除魁玉、藩司梅启照以及郑敦谨未到之前代为审案的漕运总督张之万外，曾国藩一律谢绝。忙过这些应酬后，他又亲到江宁府去吊唁马新贻，送上一副挽联：范希文先天下而忧，曾无半时逸豫；来君叔为何人所贼，足令百世悲哀。这天傍晚，彭玉麟悄悄进城来访。“涤丈，你见老多了！”仅仅两年不见，曾国藩便衰老得如同古稀老人，大出彭玉麟的意外。“雪琴，你两鬓也增了些白发。”彭玉麟比曾国藩小五岁，这几年因国秀病故，世事多艰，心情不畅，身体也大不如昔了。“都老了！上月厚庵来江宁，他还不到五十，便弯背了。还有春霆，早几个月大病一场，差点把命都丢了。”“春霆害的什么病？”曾国藩的脑子里很快闪过二十年前长沙城里，鲍超被锁拿，当街向他求救的情景，想不到那样一个雷打不倒的汉子也垮下来了。“还不是过去的那些刀伤箭伤发作！”曾国藩摇头叹息。“还有次青，前几天一个平江勇哨官来水师看望过去的弟兄们，说次青在关门著书，绝口不谈过去的事，好像有满腹牢骚。”“早年在长沙、衡州投靠我的朋友，我自信都没亏待他们，一个个也都还说得过去。授文职的，大都在道贡以上，授武职的起码也是个游击、参将，不愿做官的回到家里，也都是富翁财主。唯独次青至今向隅，我于他有亏欠。过些日子，我要专门为他上个折子，请朝廷起复。”曾国藩这种出自内心的沉重情绪，使彭玉麟深受感动，他觉得气氛太灰暗了点，遂将语调一转，说：“有一个人倒是越活越洒脱了。”“哪一个？”曾国藩从对李元度的歉疚中走出来，生发了几分兴趣。“郭筠仙。我听厚庵说，刚基去世，他悲伤过一段时期后便很快释怀了，这两年读了很多洋人的书报，常说洋人超过我们的地方很多，不只是船炮器械，他们的法律国制都值得我们效法。世道变了，礼失而求诸野。他很想出洋去看看，总未遇到机会。”郭嵩焘的儿子郭刚基是曾国藩的四女婿，聪慧好学，只是天不假年，二十岁便病逝，留下娇妻幼子，害得父亲、岳父伤心不已。“筠仙的这个心思十年前便有了，我总觉得他今后会在这方面有一番事业出来。是该多有一些大臣到外面去看看，现在夜郎侯太多了，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曾国藩想起了几个月前，以醇王为首的清议派对处理天津教案的掣肘，至今仍感委屈。“我曾经答应过筠仙，向皇上保奏他出洋考察，这两年内只要我没死，就一定践诺。”自从办津案以来，曾国藩常常想到死，他有一种预感，而这种预感又使他多次梦见死去的祖父和母亲，他于是更相信死期不远了，心中常默念着哪件事该了而未了，应如何了结。每当这时，他的一颗心，便会如同脱离躯体似地飞回了荷叶塘。不知为什么，荷叶塘那块贫瘠僻冷的土地，那条小小的浅浅的涓水河，那座荒芜的高嵋山，还有长年累月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总是勾起他绵绵不绝的思念，当年那个寒素的耕读子，是怎样急切地盼望走出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啊！今天，这个勋高柱石的大学士，却又魂牵梦绕般地想回到它宁静的怀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曾国藩为此而迷惘，而困惑，而苦涩。此中答案的确难以寻求。相见的气氛居然这般令人伤感，这是彭玉麟进城之前所没有想到的。渣江的退省庵早已建好，杭州的退省庵也正在筹建中，彭玉麟向来对名望事业看得淡薄，内心的痛苦也就不如曾国藩的深重，谈过几个老朋友的近况后，他转入了正题：“涤丈，马穀山这事，好使人惊诧！”“是这样的。”曾国藩点点头，说，“雪琴，你把马穀山被刺那天的详情说说吧！”“好。”彭玉麟端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似有所思地说，“这真是一件怪事——”曾国藩第三部——黑雨二张文祥校场刺马——江宁城内驻有绿营兵二千多人，棚长以上的大小头目有二百余人。这些头目，每月由记名总兵署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考核一次，称为月课。月课的内容主要为弓、刀、石、马四大项，成绩分优、甲、乙、丙四等，是武职迁升黜降的一个重要依据，向为军营所重视。七月初，喻吉三便下达命令，二十五日在校场大考，届时总督马新贻亲自检阅。应考者早早地作准备，人人都想在总督面前博得个好印象。不巧，二十五日那天下起雨来，大课便推迟到第二天。二十六日清早，天还未大亮。江宁校场就热闹起来。大大小小的头目跨着骏马，穿好紧身战甲，一进校场，便各自活动起来。校场规矩很严，就连中上级武官所带的随身仆从，都不得进场，只能在栅栏外观看。卯正，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喻吉三等人簇拥下来到校场。他身穿从一品锦鸡蟒袍，头戴起花红珊瑚顶帽，脚踏雪底乌缎朝靴，神色庄严地走上检阅台。一声号炮响后，考核开始。喻吉三宣布，马制台特为准备了十二朵大红绸花，每个项目的前三名，都可以得到制台大人亲授的红花。应考者无不踊跃。先考弓术。弓以力为单位，一力十斤。从八力起开弓，连续开满三次者为合格。八力开后再加至十力，合格后再加至十二力。十二力合格者为甲等，超过十五力者为优秀。开弓完毕，再考平地射。每人发六支箭，在三十步远外对准靶子射，六箭皆中靶心者为优。接下来考刀术。刀有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一百三十斤之分，能将一百三十斤重的大刀舞得娴熟者为优等。石分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二百八十斤、三百斤四等，将石拔地一尺，再上膝，再上胸，将三百斤的石头举过胸脯者为优。武职人员的考试远比文职人员咬笔杆做文章有趣。开考后，栅栏外便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而且越来越多。大家以高昂的兴致观看，并以喊声、掌声为应考者呐喊鼓劲助威。最精彩的是马术。校场马术的考核为马上射靶。这时已到午初时分，校场四周早已是人山人海，热气腾腾。尽管卫兵一再阻挡，围观的百姓还是拼命地向栅栏靠近，栅栏旁边的几株大树上都爬满了人，好几株枝干被压断了，从树上掉下并跌断手脚的事时有发生。校场的一头有三个离地四尺高的土墩，土墩上插一根六尺长的竹竿，竹竿上挂一块宽三尺、长四尺，用布做成的牌牌，叫做布侯。布侯上画着三个圆圈，离布侯三十丈远处有一道白石灰线。人骑在马上，打马在校场上飞跑三圈后，再对着布侯射箭。一共射四箭，四箭全中布侯内圈者为优秀。栅栏外，成千上万名观众的眼睛跟着校场上的跑马转，随着一箭箭射出，报以喝彩和惋惜声。场内的应考者和素不相识的场外围观者，几乎达到了息息相通的地步。最后，一百多名武官全部跑马射箭完毕，居然无一人四箭全中布侯内圈的，在一片遗憾声中，也根据高下定出了前三名。到了未正时刻，四大项目中十二名优胜者神气十足地走上检阅台，马新贻给他们一一戴上大红绸花，又说了几句勉励话。恰在这时，有一处栅栏被拥挤不堪的百姓冲垮了十多丈宽的缺口，两三百名胆大者从缺口中潮水般涌进了校场，卫兵们来不及拦阻，挤进来的人都朝箭道跑去。因为箭道的那一端是总督衙门的后门，马新贻将要从这里回署。马新贻平时外出，总是坐在遮盖严密、前呼后拥的八台大轿里，百姓哪能见到！今日能有这样的好机会，大家都想一睹制台大人的威仪。“大人，箭道两边挤满了百姓，让卫兵驱散后您再下去吧。”见马新贻正要走下检阅台，喻吉三弯腰劝阻。“不必了，百姓们想见见我，就让他们见见又有何妨！”志得意满的马新贻也想借此机会，给江宁百姓一个好形象。他边说边整整衣冠，扬起头走下检阅台。栅栏外的百姓见卫兵并不驱赶阑入者，便纷纷从缺口处挤了进来。一时间，箭道两旁聚集着近千人。马新贻在巡捕及贴身卫士的保护下敛容正色，大摇大摆地穿过校场，走进箭道。头上的红顶，颈上的朝珠，身上的彩色绣线，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五色光毫，照得百姓们眼花迷乱，艳羡惊叹：“好神气的马大人！”“比以前的曾大人精神多了！”“当然咯，还不到五十岁，又没有吃过曾大人那多苦，当然精神。”“平常人哪有这福气，做督抚的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马新贻边走边听到这些赞叹之辞，心中洋洋自得，脚步迈得更加威武。这时，一个年轻的武弁从箭道边人群中冲出来，高喊一声：“表舅！”然后跪下。马新贻一听，脚步停下来。看时，原来是他堂姐的儿子王成镇。去年，马新贻将他从山东原籍召来，安排在督标中军当个外委把总。这王成镇不成器，最好赌博，有点钱便去赌场赌了，直到输尽为止。早向，王成镇输得身无分文，以母亲病重，回家探望无川资为由，向马新贻要了十两银子。他拿着这笔银子，没有半个月又输光了，到马新贻那里扯谎，说被人偷去了。马新贻见他哭哭啼啼的，便又给了他十两。谁知不久又输了，还倒欠赌房五两银子。马新贻得知后气得大骂，吩咐仆人，再不准他进督署。王成镇无法，便借这个机会向表舅面求。马新贻见是他，喝道：“你这个混帐东西，还有脸来见我！”说罢，扭转脸继续往前走。王成镇跪着高喊：’表舅，表舅！”马新贻不理，只顾朝前走。王成镇见状，忙站起，跑到马新贻前面，又是一跪，哭道：“表舅，求你再宽容外甥一次。外甥委实欠了别人的银子，无法归还，只得如此！”“你给我滚开！”马新贻抬起右脚，猛地向王成镇踢去。“大人，冤枉啦，冤枉！”马新贻的脚尚未收回，忽地从人群中又冲出一个高大壮实的汉子来。他飞奔向前，走到马新贻的面前，弯腰打千。“你是谁？”马新贻停步喝问。“大人！”那汉子边说边向前走一步。猛然间，他从腰中抽出一把发亮的腰刀来，用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