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厚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曾国藩。只见刚才怒气冲冲的毅勇侯无力地倒在椅子上，双目微闭，数不清的皱纹深深地刻在蜡黄的长脸上，犹如一个处于弥留状态中的病人！他已知这几句话，打中了老头子的要害，于是移过身子，对着曾国藩的耳朵轻轻地说：“老中堂，晚辈还要禀告您一个不好的消息。”“什么事？”曾国藩的左目睁开了，背部离开了椅子。“俄国、比利时，美国都已放出风声，他们将全力支持法国、英国的军事行动，要船出船，要炮出炮，要人出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三口通商衙门对洋人的信息一向最为灵通，而曾国藩自己根本没有这一套班子，他不得不依赖，也不得不相信崇厚所提供的情报。“看来对法国以外的那些国家的安抚，并没有起到作用。”曾国藩心想。他的左目又闭上了，重新瘫倒在椅子上，嘴唇动了几下，似要说话，但终于没有说出声来。崇厚站起来，走到曾国藩的身后，完全以晚辈后生的谦卑态度，弯下腰，轻声说：“老中堂，晚辈知道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但老中堂今天一身系江山社稷之安危，系中国数万万百姓之安危，系皇太后、皇上之安危。己身可折，江山社稷不可折；己身可死，中国数万万百姓不可死，己身可辱，太后、皇上不可辱。老中堂，您就来一次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吧！”崇厚这时已语声哽咽，几乎要掉下眼泪来。曾国藩的思绪乱极了，体力也衰弱极了：“崇侍郎，你先回去，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晚上你再来！”崇厚走后，曾国藩走进卧室，他按多年养成的习惯，关紧门窗，点上一炷香，开始冷静地前前后后地仔细思考。过去他盘腿坐在床上，现在他已无这分体力了。他睡在躺椅上，腹部盖一件旧马褂，袅袅升起的轻烟，使他的思绪渐渐宁静。来天津二十天，津案的眉目已完全清楚了。发生在天津的这一桩教案，与发生在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地的教案一个样，是中国百姓长期对洋人愤激而成的大变。自从允许洋教在内地传播以来，教堂到处滋事。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天津教案之所以闹得这样大，洋人死得这样多，完全是因为丰大业先开枪打死刘杰家人的缘故。从这两方面来看，曲在洋人，理在国人。曾国藩从这个方面想了以后，又换了一个角度想。其他教案的直接起因，都由于教民的无理，中国人占了理，天津这场教案的情况就复杂了。围攻教堂，原因是教堂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罪行，但此事查来查去都无确证。于情于理来说洋人都没有必要这样做，因听信无端谣传而来围攻教堂，理又在哪里呢？丰大业先开枪打死人固然有罪，但顶多殴毙他，以命抵命而已，怎能借此打死二十多人，烧国旗、教堂，毁领事馆、育婴堂、讲书堂呢？死人中有多半又不是法国人，他们是受害者。更令人气沮的是，这中间还有像田老二那样的歹徒。就事论事，到底是曲在洋人，还是曲在国人呢？想到这里，曾国藩不觉心寒起来。他离开躺椅，来回活动几下，又坐到书案边的藤椅上继续想着。尽管这样，洋人毕竟是可恨的。中国人不欢迎他们，讨厌他们的教会，他们为什么要死皮赖脸地呆在中国呢？为什么要强行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教义呢？他们究竟意欲何为：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还是要迷惑中国人的良心？清议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将一切外国人统统赶出国门，从此以后，不与他们往来，关起门来办自己的事。你的船坚，我们不稀罕；你的炮利，我们不需要；你的千里镜看得远，我们自古以来没有这东西，也照样行军打仗，善用兵者亦能取胜。清议毕竟代表中国的民情、民气、民风。假若他曾国藩这时站在天津，如此振臂一呼，天下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为爱国英雄。而如今他却要奉太后、皇上之命，代表中国向洋人低声下气赔不是，驱使工匠去修复百姓怒火焚烧的教堂，用隆重的礼节去安葬枪杀中国人的凶手，拿数十万白银去抚恤被人们恨之入骨的洋人，杀中国百姓的头去平洋人的怨忿。他曾国藩哪怕功勋再大，地位再高，道理再充足，他的举动也是逆民心拂民望，损国格坠君威的，他也会受千夫所指，遭万人唾骂，象张邦昌、秦桧那样，作为一个汉奸卖国贼而遗臭万年。曾国藩想到这里，浑身颤抖，不能自已。他叹息自己命苦，不料老来遭此大难。如果这时仍在两江，或调在除直隶外的任何一省，这种倒楣的事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来。说不定还可以讲几句体面话，犹如二十多年前的家信中所写的那样，称赞姚莹斩杀英夷为大快人心之事，还送诗给前往福建做官的金竺虔，鼓励他：“海隅氛正恶，看汝斫长鲸。”当然，现在也可以急速给太后、皇上上书，历数洋人之罪，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以自己的声望，说不定太后、皇上也会采纳，但后果会怎样呢？十年前，朝廷与洋人接仗，大大小小也打了不下百场，但几乎无一仗占上风，有时候看起来是胜利，旋踵而来的便是更大的惨败。三十年前的那次烧鸦片烟的战争，给刚刚进入仕途的曾国藩以深刻的刺激，直到今天，他仍然清楚记得。当年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又同意他以武力回击英国人的武装侵略，但后来仗打败了，道光帝又把责任全部推到林则徐的身上，将他革职充军。道光帝号称圣明，颇思有所作为，尚且如此出尔反尔。太后乃妇道人家，皇上为未成年的童稚，更不能指望他们承受开仗后的巨大风险。到头来，自己就会变成把国家推进灾难中的罪魁祸首，而国家必定也在人力、财力上蒙受着大百倍千倍的损失。“大人，大沽口水师总兵送来急报，洋人又开来六艘炮舰，连前次三艘在内共有九艘，全部荷枪实弹。”赵烈文心急火燎地推门进来。“哪个国家的？”“法国的。”曾国藩大吃一惊。照会上说，法国的炮舰还在红海，这六艘战舰又是从哪里开过来的呢？这些可鄙的洋人，又凶恶又狡诈！“你代我写个便笺，告诉水师吕镇，叫他不要惊慌，作好战争准备，我正调集大军前往大沽口援助。”“好，我就写。”“你还代我给省三写封信，叫他立即从张秋出发，前来天津听命！”“是。”曾国藩长嘘一口气，说：“省三这封信，本应我亲笔，但我今天太忙，不能分心。你信上说明一下，写好后，我签个名。”赵烈文转身出去，然后再把门轻轻带上。这个意外的军情，迫使曾国藩立即把思路转到对待罗淑亚、威妥玛的照会上来。“兵端决不能自我而开！”这个赴津前夕便已定下的决策，此时更加坚定了，那么，剩下的便只有委曲求全一条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呀！”屈辱的选择，使曾国藩痛苦莫名！修复教堂和惩办凶手，都还好办，五十万银子虽然多了些，也忍痛拿出来算了，礼葬丰大业虽不情愿，也忍受一下就过去了，只有官员抵命一事是万万不可接受的，这不仅大损朝廷尊严，也于国法不合。仅这一条不同意，大概也不至于使得和局决裂。傍晚，崇厚一进文庙，就将大沽口新增六艘法国兵舰事，作为一条大新闻告诉曾国藩，又一次劝他全部接受法英两国的照会。“崇侍郎，你明天代表我去回复罗淑亚、威妥玛，就说除官员抵命一节不能接受外，其余几条都接受。”“老中堂，何必为这几个人坏了和局大事呢？”崇厚面有难色地说。“崇侍郎，你身为朝廷要员多年，当知维护我大清帝国的尊严。”曾国藩一脸正色地说，“这四个官员绝对不能抵命，宁可冒开仗之大不韪，老夫在这一条上也不会让步。如果洋人硬要坚持，你可告诉他，我九千铭军正在向天津靠拢，李中堂的平回淮军也已奉调来直隶，我即使落得个当年林文忠公充军伊犁的下场，也在所不惜。”在曾国藩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面前，崇厚只得软下来。他立即又换成满脸媚笑，说：“老中堂的骨气，晚辈万分钦佩，只是我奉老中堂之命前去与洋人谈判，还请老中堂给我一个转圜的余地。”“如何转圜？”曾国藩皱起两条扫帚眉。“我想，对周道、陈镇等人，老中堂坚持只予撤职处分，洋人坚持要抵命，双方都各持一端，事情就僵住了。这时候需要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来解决。”崇厚摆出一副老练外交家的姿态。“晚辈长期来与法、英两国关系都还可以，也适合充当一个调和居中的人。晚辈到时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即以严重失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为由，将周道等交刑部严议。老中堂看如何呢？”“不合适，太重了。”曾国藩摇头。“老中堂！”崇厚急了。“这看来是我们向洋人让了一步，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周道等人的处分再重，亦只发军台效力。在我们自己国家里，这话还不好讲吗？待事态平息，洋人出了口气后，老中堂再一纸保奏，他们不又回来了？照旧当他们的道员、总兵。晚辈还可以私下对他们讲，老中堂这样做，也是没有法子的事，老中堂为国家委曲求全，请他们也为国家暂时委屈一下。”巧舌如簧的崇厚这番话，终于打动了曾国藩，他授权崇厚作这样的折中。过几天，新上任的署天津知府马绳武，为答谢曾国藩的重用之恩，送来一个绝妙的点子，帮曾国藩从另一困境中解脱出来，前些日子，青县红柳村吴姓和陆姓发生械斗。陆姓吃了亏，死了六个人，上告县令，县衙门出兵抓了吴姓七个凶手。案子报到知府衙门。一个老书吏悄悄对马知府说：“太后要曾中堂多杀几个凶手，曾中堂为证据不足而发愁，青县这七个凶手横竖是死，不如将他们算作杀洋人的凶手，这不帮了曾中堂的大忙？”马绳武听了大喜，连声夸奖书吏脑子活。他正愁没有什么来报答曾国藩，这可真是大礼一件！不过，他转念一想，又觉不妥：“这些犯人，都要对他们宣布罪状，还要他们签字画押的，他们会肯吗？再说，陆姓要借此雪恨，他们也不会同意的。”“哎呀呀，我的好老爷，这事您就交给我办好了，你批一千两银子给我，我保证把事情办得熨熨贴贴！”老书吏支出一千两银子，自己留下二百两，然后将八百两分作两半，陆姓四百两。吴姓四百两。吴姓七个凶手家里，每家分四十两，旅长也分四十两，剩下八十两，阖族每户摊了二两多。陆姓也是这样，他们族户少，每户摊了三两多。这下皆大欢喜。吴姓的族长和家属就来劝凶手，叫他们以国家大局为重，在烧教堂、杀洋人的案子上签字画押，保证死后给他们埋上等棺木，建上等坟墓，年年族里公祭。陆姓的族长就来劝死者的家属，叫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再上告了，仇人已经杀了，管他死于什么名目，何况每户都得到了抚恤金！“马太守，你真聪明能干！”曾国藩从心里赞赏，从心里感激。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既可向朝廷作交代，又可堵塞洋人之口，自己的良心也不受谴责。“老中堂，若朝廷嫌少，还可以照这个办法多杀几个。”马绳武得意地说，“牢房里囚禁着七八个死刑犯，反正都是一死，到时给点银子给他们，叫他们画个押就行了。”世上也有如此会偷梁换柱的人！曾国藩真的觉得自己脑子太笨了。他当夜就给太后、皇上上折：正法的凶手又增加了七名，若嫌少，可由总理衙门去探询法国公使的态度，他们希望杀几个，报来数字，我们照办。崇厚也兴冲冲地前来禀报，说罗淑亚、威妥玛答应了折中处理，并提出释放武兰珍、王三，为了和局的早日实现，他也代表曾国藩同意了。罗淑亚、威妥玛表示满意，连夜回北京去了。曾国藩和崇厚都不知道，法国公使罗淑亚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并匆匆赶回北京，是因为他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局面。原来，法国皇帝拿破伦三世正酝酿着与它的邻邦普鲁士打仗，他要将全副力量用在欧洲，远东的麻烦事需尽早结束。没有几天，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一个多月后，法军败于普军，拿破伦三世宣布投降。当时，只要清廷和曾国藩与罗淑亚再僵持一段短时期，事情就会起大变化，然而他们太昧于世界大势了，竟然一点不知。曾国藩听了崇厚的禀报，虽嫌他擅自作主，但事到如今，也只得认可了。正当曾国藩庆幸国家和百姓免除了一场深重灾难的时候，他自己却坠入了人生耻辱的深渊，不仅使他生前悔恨莫及，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不能得到历史的谅解。曾国藩第三部——黑雨十一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曾国藩决定将天津地方官交刑部严议以及与洋人订定抵命人数的奏折由塘报传出去后，京师及各通都大邑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四方腾起，国子监里一批热血青年，愤怒地奔到虎坊桥长郡会馆，将会馆楹柱上曾国藩的亲笔联语：“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狠狠地用刀刮去。这副联语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五年时题写的。先年顺天乡试，周寿昌高中南元。次年会试，萧锦忠赫然中了状元，孙鼎臣朝考第一。这一科湖南八进士全是长沙府人，又贵州进士黄辅相、黄彭年叔侄，原籍亦属长沙府。这下子，在京的湖南人沸腾了。恭贺长沙府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尤其是萧锦忠的状元，更令万目艳羡。清代的状元大半出自两江，湖南在此之前，仅只一个衡山人彭浚得此殊荣。萧锦忠独占鳌头，实为湖南省、为长沙府挣得莫大的脸面。于是在京长沙籍官员合资在长郡会馆摆酒演戏，隆重庆贺。刚迁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的曾国藩，是公认的长沙府后起俊秀，大家推他撰一副联语作纪念。那时的曾国藩正是才华锦绣、仕途得意的时候，他灵感顿起，大笔挥就：“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盛事佳联，一时在京中士大夫中传为美谈。曾国藩一生对此联也甚为满意。这副即兴而作的联语，后来便被工匠刻在长郡会馆的楹柱上，作为长沙府光荣历史的最好纪录而永久保留。这些年来，随着曾国藩名声的显赫，它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守会馆的老头子无法拦阻，只有跌足叹息。刮去了联语后，又有人喊：“湖南会馆的匾也是那个老卖国贼写的。”“砸掉它！”众人立即作出决议，监生们又一窝蜂跑到教子胡同湖南会馆。一阵痛骂后，将高悬在大门口的蓝地金字大匾取下来，用脚跺，用石头砸，直把这块匾破坏得粉身碎骨，方扬长而去。连远在兰州指挥楚军与回民作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愤愤不平。从同治三年来，左宗棠一直不与曾国藩通书信。那年曾国藩主动修书与之言和，因信中未有道歉认错之语，左宗棠便负气不复。曾国藩也没有再给他去信。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负气不对，但他一贯好强，即使错了也不认错，彼此之间便这样绝了私人书信。不过公务往来依然频繁，双方都不苟且，每有拜疏，即录稿咨送，完全是一派锄去陵谷、绝无城府的光明气象。曾国藩要将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左宗棠支持。左宗棠在陕甘打仗，分派给两江的粮饷，曾国藩总是按量按期地运去，又主动将后期湘军中德才兼备的名将刘松山推荐给左宗棠。刘松山及其统率的老湘营成为左宗棠的精锐。今年正月，刘松山战死，其侄刘锦堂接统其军，智勇不在乃叔之下。左宗棠为此甚感曾国藩之德。一次两江总督衙门会议上，有人称赞左宗棠为西北第一人，曾国藩接话：“岂只是西北，实为当今天下第一人。”这话传到陕甘前线，左宗棠心里又喜又愧。喜的是他的劳绩为全国所瞩目，愧的是自己的胸襟远不如曾国藩的宽广。在这种心情下，左宗棠在奏报刘松山战死时，将曾国藩诚恳地赞扬了一番。不过，这次他又大为不满了。心里虽然对老朋友已无芥蒂，面子上却拉不下，他不直接给曾国藩来信，要总理衙门转达他的态度：“津郡事变由迷拐激起，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能轻允，惩办地方官员亦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我戈矛，示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态，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长我中华之志气！”在湘潭设帐讲学，弟子众多，俨然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王闿运也通过湖南巡抚衙门，给曾国藩寄来了一封恳切的长信：官太保爵中堂乃当代山斗之望，九重所倚重，万姓所瞻依，兼之十余年之战功，十余年之德政，史册焕其勋业，而华夷惮其威望者也。且津民之姓悍而鸷，倘因夷人而加辜于津之守令，必致触怒于闾阎，其患有不可胜言也。《书》不言“顾畏民岩”乎？《传》不云“众怒难犯”乎？愿熟思而详虑。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昔王禹偁曰：“一国之政，万民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谟，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类似于王闿运这样的信，一日数十封，从京师，从江宁，从武昌，从安庆，从长沙，从两广，从川贵源源不断地投寄天津，犹如一支支利箭，一齐向他的心窝射来，直欲把那颗衰竭的心脏穿烂，化成肉酱。天津城内，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的家门口。这些天来，慰问的人络绎不断，怜悯之泪，不绝于面。本来官声平平，却突然都成了勤政爱民的清官贤吏了。街头巷尾，不知谁编的童谣在四处传唱：“升平歌舞和局开，宰相登场亦快哉。知否西陲绝域路，满天风雪逐臣来。”曾国藩这时方才明白轻听崇厚之言，将周家勋等人交刑部严议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心里痛苦万分，悔恨不已。他恨自己不能坚持定见，更恨崇厚事事图悦洋人，将他推到国人唾骂，皆曰可杀的悲惨境地。奏疏已经拜发，犹如泼水不可复收，他每天夜里默默地向神灵祷告，求太后、皇上能宽容这几个可怜的地方官，莫让自己的过错造成事实，使良心稍得安宁。谁料几天后上谕下达，速将天津地方官押来刑部归案，重申杀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务必严加审讯在押犯人，不可宽贷，但又对“订定人数，如数执行”的提法予以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