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巴望着曾国藩来，他好脱身，跳出火坑。“不，不，侍郎你不能走。”曾国藩忙制止。他既然决定力保和局，不开兵衅，崇厚与洋人相处密切的关系，便是一个最可利用的好条件。“你在天津再留几个月吧，老夫与你谤则同分，祸则同当。明天，老夫亲为你上一道奏请如何？”曾国藩这样恳切地挽留，崇厚不能推辞。再说，协助曾国藩完满地处理好这起事件，今后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洋人面前，他都可以挣得脸面。崇厚同意了。“老中堂这样信任晚辈，晚辈一定尽力协助老中堂处理好这件事。晚辈今天特来向老中堂禀报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关于天津教案，曾国藩在保定时就已知大概，周寿昌传旨后，又将京中的传闻告诉了他，今天从城外天津官员和士民的口中，他又听到不少有关事情的真相，但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崇厚的当面禀告。这不仅因为崇厚是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还因为崇厚坐镇天津十年，他对包括法国人在内的洋人的熟悉，是别人远远不可比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曾国藩建立起对崇厚的信任。崇厚能说会道，把上个月发生的这件事的全过程说得清楚细致、有条有理，使曾国藩听了一个多时辰，也不觉厌倦。他心里想：许多人说崇厚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看来不完全正确。八旗子弟，只要不是家道完全败落，哪个不是花花公子！能像崇厚这样就不错了。曾国藩含笑听着崇厚的叙述，不时插几句问话，气氛很融洽。事情的经过讲完后，崇厚说：“老中堂，晚辈对这件事有几点想法。”“你说吧！”曾国藩欣赏下属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他讨厌那种人云亦云、糊涂颟顶的人。“第一，事情的起因，完全肇于百姓的愚昧无知。所谓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纯粹是无稽之谈。天主教的教义最是仁慈，街上讨食的乞儿、流浪的孤儿，育婴堂都收留，让他们住在那里，有饭吃，有衣穿，还教他们识字唱歌。这种事，我们自己的衙门都做不到啊！”曾国藩想起自己所到之处，眼见不少弃婴乞儿，心中虽是怜悯，也未曾想到过要收容。这么多，如何收容得了？别的官员们也未见有育婴堂这样的义举。他觉得惭愧。“愚民但说洋人挖眼剖心，也不追问，这挖眼剖心到底是做什么用途呢？”崇厚继续说下去，“洋人医道最是发达，许多病我们束手无策，他们的医生一来，便可手到病除。我有一次问过夏福音，有人说吃人的眼睛目明，吃人的心肝长寿，是这样的吗？夏福音听后哈哈大笑，说这是天方夜谈，还说人若吃人肉，就要中毒，非但不能长寿，有可能即刻毙命。这次勘查被烧毁的圣母得胜堂、育婴堂时，我特意吩咐几十个亲兵注意搜寻，结果他们禀报，根本不见一只眼珠，一个人心。老中堂，这吃人心肝的事，过去书上说的也只是极少数的绿林强盗的作为，现在虽野番都不这样，何况英、美、法这些西洋大邦呢？”崇厚的话很有道理。曾国藩过去也听说各地闹教案，都讲洋人吃人心，挖眼珠，结果并无一处查实。他分析，这是因为教堂有仗势欺人的其他罪行，人们忿恨，有人便编排这些离奇的事来激起大家的义愤。有些老百姓愚昧，也便真的相信了。崇厚又说：“老中堂，还有一个极重要的事，晚辈一直未对任何人说，连皇太后、皇上都没有说。”“什么事？”崇厚的神态既严肃又神秘，引起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事件发生后，皇太后、皇上命晚辈查实洋人损失情况，晚辈派出亲信认真调查。第二天他们来报告，说靠近关帝庙的海河上浮出三具洋人尸体，二男一女。他们验尸后，发现这三个洋人均是刀砍死的，女尸脖子上、手指上都留有戴项链、戒指的痕迹，而项链、戒指都不见了。”崇厚说到这里，把声音压低，“老中堂，晚辈估计这三具洋尸是死于歹人的趁火打劫，谋财害命。”“他们是哪个国家的？”曾国藩问，他的扫帚眉抽动了一下。“后俄国公使来天津认出了，说是他们俄国来中国的旅游者，其中两个是一对夫妻。”曾国藩轻轻地点了两下头。“晚辈现在各处布下暗哨，严密打探。眼下尽管许多人骂晚辈，暂且由他们骂去，是非总会分明的。”崇厚的态度使曾国藩感动。他鼓励道：“崇侍郎，你刚才讲的事都很重要，对老夫也很有启发。朝廷既然派我们处理这件事，我们自然就坐到一条船上来了，自当同舟共济，不分彼此。你认为该做的事，就只管去做，老夫支持你。”崇厚走后，曾国藩想了很多，许多事情在等待他去办：明天大清早，得趁着人少的时候去踏勘闹事的现场；被福土庵暂时收留的那一百多个从育婴堂里逃出的孤儿，得派人一一询问，问他们是否亲眼见过挖眼剖心？武兰珍接受迷魂药一事甚为蹊跷，务必严饬武兰珍讲出实话，若真是王三送的，一定要武兰珍找出王三来，这种人，必须以死来威胁，方可起作用。海河洋尸事，是个重要的发现，要派十分精明能干的人去办，查出结果，抓到凶手，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正法，且可以此教育士民：这样大规模的骚乱是没有好处的，它只能使坏人乱中取利。津案应从这里打开缺口，事情方可望得到各方面都满意的较好解决。派谁去呢？他想起了赵烈文。是的，这事就交给惠甫！道、府、县都无人管事，干脆叫周家勋等人暂时停职，在近期内物色几个人接替。社会秩序的维持，日常事务的处理，都还得靠地方官。另外，还有一件顶要紧的事，那就是如何应付过几天就要到天津来的法国公使罗淑亚。据说此人很不好对付。事情太多太多了，曾国藩想着想着，忽然一阵头晕，眼前发黑。他赶紧摸到床边躺下，直到半个时辰后才慢慢恢复正常。刚一清醒过来，他又想起一件更重要的事。这次骚乱，法国损失严重，自然与他们结下了怨仇，这不消说了。俄国、比利时、美国和英国这几个国家也是因城门失火而殃及的池鱼。法国已经利用这一点与他们结成同盟，共同施加压力，而实际上这次事件的起因与他们毫无关系。若是诚心诚意地与他们讲清楚，说明是误伤，答应赔偿一切损失，想必他们也可理解。这样便可拆散法国的同盟，削弱敌对力量，腾出精力来，集中对付法国。“对！”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曾国藩后悔没有早一点想起。此事叫崇厚去办，天津城里只有他最适宜了。心思用过度了，又是一阵眩晕，他赶紧闭上眼睛，不再想事，口里悲哀地喃喃自语：“我真的老朽不中用了！”曾国藩第三部——黑雨八老朽眩晕病发作了，恕不能奉陪——罗淑亚很快就到天津来了。这个法兰西帝国驻中国全权公使，是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外交官。他和丰大业一样，自以为是贫穷落后的中国的主宰，眼角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的平等位置。但他的外表却显得比丰大业文雅，举止谈吐也不像丰大业那样的粗鲁。在法国时，他听说中国好比一只绵羊，对洋人俯首帖耳地顺从；又好比一团泥巴，任洋人随意捻捏。来到中国当公使的这几年，他才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就在官场中，也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绵羊泥团，而广大的中国百姓则更有雄狮猛虎般的气概，对天主教堂和传教士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迭起的教案，多是冲着法国而来。前几年爆发的酉阳教案，至今没有得到满意的处理。他不得不亲自坐轮船去四川，沿途恐吓中国地方官。刚回到使馆不久，更大的天津教案令他又光火又心怯。先是崇厚在处理，他知只要他在北京几个照会过去，崇厚便会一一照办；后知清廷派曾国藩去了天津，这个老头子不比崇厚容易对付。他决定亲去天津一会。“午安，曾中堂！”在崇厚陪同下的罗淑亚一进大门，便看到了身穿朝服的曾国藩，他主动地先打招呼。“幸会，公使先生。”曾国藩想到自己乃正一品大学士，不能在洋人面前过于谦卑，他有意不出大门，只在接见厅的门口等候。分宾主坐下，献茶毕，寒暄几句后，曾国藩便不再说话。罗淑亚见他端坐在太师椅上，不停地以手抚须，面色安详，气宇凝重，隐然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惊雷响于后而不变色的气概，不禁暗自诧异。他见过清朝的官员成百上千，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州县官吏，未有第二个人可与之相比。本想等曾国藩发问，见此情景，罗淑亚心想，若自己不先开口，老头子便很可能这样稳坐抚须下去，直到端茶送客为止，叫你莫测高深，最后两手空空而去，哭笑不得。“曾中堂，贵国暴民作乱，敝国领事被戕杀，国旗被焚毁，教堂被烧，使馆、育婴堂、讲书堂被捣，死难者达九人之多。这是敝国建国以来，在外国从未遭受过的变乱。敝国上下震怒万分，世界各国也同声指责，不知曾中堂如何看待这事？又打算如何处置？”罗淑亚操着熟练的华语说。“公使先生。”曾国藩停下梳理胡须的右手，语气缓慢厚重地说，“对于在上个月的骚乱中，贵国所蒙受到的损失，尤其是领事先生及其他几位贵国国民的遇害，鄙人深感悲痛，并将遵照敝国皇太后、皇上的旨意，认真查办，严肃处理。不过，公使先生，事情的起因，来自于贵国教堂挖眼剖心的传闻，而领事先生向我朝廷命官开枪，打死县令家人，则更是事态激变的导火线。这两点，鄙人也想提醒公使先生注意。”正是这两点，击中了天津教案的要害，罗淑亚心里暗惊：老家伙果然厉害。但罗淑亚有恃无恐，他要把这两个要害抹掉：“曾中堂，挖眼剖心之说，纯是对敝国的恶意中伤。贵国各地都如此哄传，但无一处实证。这能作为围攻教堂的理由吗？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恰恰说明贵国百姓的愚昧无知。丰大业鸣枪，乃是为了吓唬包围他的歹徒，刘县令家人致死，纯系误中。贵国百姓以此为借口，肆行当今文明世界中已绝迹的暴行，太令敝国君臣遗憾了。”“公使先生。”曾国藩的脸色开始严峻起来，“在桥上放枪，说是驱赶围攻的人，或可勉强说得过去，在崇侍郎家放枪，又作何解释呢？嗯？”崇厚听出这一声“嗯”中的阴冷气味，他生怕罗淑亚恼羞成怒，忙笑着解围：“那天晚辈也是态度不好，跟丰领事大声争吵，兵役都围了过来，丰领事在那种情况下开枪也可谅解。”崇厚自知这话会使曾国藩气恼，忙又对罗淑亚说：“曾中堂一向对贵国持友好态度，坚持守定和约，不愿引起兵端，目前正在严令缉拿凶手，以正国法。”曾国藩先是对崇厚的媚态颇为不满，后转念一想，也不宜与罗淑亚闹翻，真的闹翻了，对国家大为不利，于是顺着崇厚的话说：“公使先生不是问鄙人的态度吗？我可以告诉先生，敝国朝廷的态度就是鄙人的态度。具体说来，一是捉拿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匪徒，二是严办杀人越货的凶手，三是训诫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四是对贵国的损失表示歉意，并酌量赔偿。”罗淑亚见曾国藩谈话的态度正在改变，暗思就是这个号称中国中兴第一臣的曾国藩，也不敢与法兰西帝国对抗到底，他的胆气充足了：“我注意到刚才贵中堂说的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匪徒时，并没有涉及到敝国。对这个态度，本人表示欣赏。敝国教堂、育婴堂没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人，但不保证贵国也没有这样的人。对这种匪徒的惩办，本人和敝国政府是坚决支持的。对另外几条，本人也很欣赏。不过，这些话都太空洞了。敝国大皇帝陛下通知本人郑重向贵中堂及贵侍郎提出四条要求，请考虑。”“哪四条，请公使先生提吧！”崇厚立即接话，曾国藩仍面色安宁、神态端庄，不断以手抚须。“第一，将圣母得胜堂按原样修复。”罗淑亚的态度明显地一步一步强硬了，“第二，礼葬丰大业领事。第三，查办地方官。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说明一下，地方官不仅指在背后煽风点火的天津道、府、县三级官员，还包括那天在浮桥边指挥百姓闹事的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第四，所有参与残害敝国公民的凶手，要一一缉拿归案，杀头示众。”崇厚本欲表示一一照办，瞥眼见曾国藩脸色阴沉下来，遂不敢开口。曾国藩在心里盘算着：重建教堂，惩办凶手，已在考虑中；礼葬丰大业，虽然感情上有点别扭，但作为一个领事，下葬时礼仪稍隆重点，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唯有这查办地方官，尤其还包括陈国瑞在内，这却难以接受。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脸色略显平和地对罗淑亚说：“公使先生，这四条要求，鄙人尚无权给你以明确的答复，待请示皇太后、皇上以后再说。”一见罗淑亚还有话要说的样子，他又转过脸对崇厚说，“崇侍郎，你陪公使先生到驿馆去休息吧，老夫眩晕病又发作了，需要躺一躺。”说罢，以手扶着额头。罗淑亚起身时脸色悻悻，但一时又找不到借口发作，曾国藩对罗淑亚做了一个抱拳的架式，现出无可奈何的模样：“请公使先生原谅，老朽近年已是日薄西山，实不堪此烦剧。公使先生正当盛年，老朽羡慕不止。”罗淑亚心里狠狠地骂道：“这个老奸巨滑的政客！”嘴上只得说两句客套话告辞，和崇厚一起离开文庙。两天后，吴汝纶、薛福成走进了文庙，曾国藩急切地问：“这两天查访的情况如何？”吴汝纶说：“福土庵的一百几十个孩子，我一个个地问遍了，都是无父无母、流浪街头的孤儿，或在天津，或在静海、宝坻等地，被教堂、育婴堂收留的。问洋人待他们怎样，都说很好，有饭吃，有衣穿，比在街上流浪强十倍百倍，唯一不好的就是强迫他们念圣经、做礼拜，爱法国人，不爱中国人，若稍有反抗，就会挨打。”“他们当中有人见到挖眼剖心的吗？”曾国藩问。“没有，谁都没见过，只是见到人快要死的时候，传教士们以水洗其目，用手将其眼皮合上。这些，孩子们讲，传教士们说能使死者灵魂安宁地上天堂。”桐城才子吴汝纶本对教堂持强烈反对的态度，经过这两天的亲自查访，他也对挖眼剖心之说表示怀疑。“这样看来，那的确是无稽之谈。”曾国藩背着手在房里踱步，对这一看法，他已是坚定地确立不变了。“叔耘，武兰珍将王三找到没有？”“找到了。武兰珍先不肯找，我明白告诉他，事情闹得这样大，完全是他引起的，若不找到王三，讲清这中间的关系，就要杀他的头来平息众怒。这下武兰珍害怕了，第二天就把王三找来了。”“王三是个怎样的人？”“据卑职看，这王三纯是一个市井无赖。卑职审过他两次。第一次他招供是教堂夏福音给他的迷药。第二次又翻供，说迷药是他自己制的，迷拐小孩的目的，是为了把小孩卖给别人做儿子，赚几个钱用，与教堂无关。真正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把他押起来，过几天再审！”曾国藩命令，“还有武兰珍，也押起来，但要与王三分开。曾国藩心里很烦躁，背手踱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会儿，他嘎然停止，转脸问吴、薛：“这两天，你们在街头巷尾听到什么议论没有？”吴、薛对望了一眼，都不吭声。“难道一点都没有所到？”曾国藩又一次追问。“大人，不是没有，是多得很，天津满城都在议论。”吴汝纶向来藏不住话，见曾国藩再问，便打破了与薛福成的默契。“我晓得一定是议论很多，你们拣几条主要的说说，尤其是关于我们来后的情况。”多走了几步，曾国藩便觉得累了，他坐下，眼皮也无力地垂下来。“百姓谈得最多的是崇厚，说他是洋奴，是卖国贼。崇厚四处讲，大人在他面前亲口说的，谤则同分，祸则同当。他说大人完全支持他，故而无知愚民也迁怒于大人。说大人与崇厚穿一条裤子。”吴汝纶性格直爽，有什么说什么，他知道曾国藩清楚他的性格，说话也不遮挡。曾国藩对崇厚不满起来。谤则同分，祸则同当，这话是说过，但不应当四处乱讲。他是要把我拉出来做他的挡箭牌？那天在罗淑亚面前的媚态，已使人看不顺眼，难道他与洋人在背后有什么交易吗？今后得警惕点！“还议论些什么？”“罗淑亚那天在大人面前提的四点要求也传出去了。”薛福成答，“天津士民们都说，这四条一条都不能接受。他们说还是醇王爱国。醇王说的，要趁这机会，杀尽在中国的洋人，烧尽他们的房屋，永远不许洋人踏进我大清国门，可惜曾中堂没有这样做。”薛福成自己与醇郡王奕譞是一个观点，“可惜”下面那句话，是他本人的心里话。曾国藩张开眼皮看了薛福成一眼，他已从这几句话里窥视出薛福成的心思，而且他也知道，吴汝纶也跟薛福成一个观点。只有赵烈文稳重，目光远，在赴津路上，赵烈文用“委曲求全”四字来概括这次办案的方针，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昨天，曾国藩从塘报上看到了醇郡王、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的奏折，他们都认为津案乃义举，洋人是犬羊，不能谕之以理，应采取强硬态度。言辞最激烈的是醇王，他说要杀尽洋人，雪庚申先皇之辱。曾国藩看完塘报后心中很不安。这些清议，只讲情理，全不顾国势，貌似最忠君爱国，实则将君国置于危险之中。他们不负实际责任，只凭着一张嘴巴，一旦惹出祸来，他们都会躲得远远的，还得要做事的文武们去收拾局面。对这些空谈，本可完全不理睬，但可恼的是他们能哗众取宠，博得舆论的支持，对局中人掣肘甚剧；尤其是那个于世事一窍不通的醇王，偏偏要以王叔之尊来妄发议论，博取美名，令人批驳都不好下笔。清议误国！曾国藩想，这四个字真是千古不刊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