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同一地带，有没有方向相反的移动呢？至少有一些在膺惩或防御出兵的形式下的试图，例如大流士的出兵至于欧洲的西徐亚，中国的迭次出兵至于蒙古里亚，特别是公元前二世纪之末汉武帝的出兵，公元七世纪之初唐太宗的出兵，十五世纪初年明永乐的出兵，最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时候，满洲人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出兵。在两方，情形与之相同，我们可以举阿拔斯王朝在八世纪向河中的膺惩性举兵，萨曼王朝在十世纪向楚河和伊犁的出兵，帖木儿兰在十四世纪时候向蒙古斯坦的出兵，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时候，阿拔斯沙和纳迪尔沙的进攻鸟兹别克。然而所有这些从南到北的出兵都具有十分鲜明的防御性质。这是一些对策，有类于罗马人的出兵，先至山内高卢继至山外高卢。这里的规律，侵入是“长驱直入”的。　　然而我们如果移转目光至于地中海以南的地带，所看到的是相反的表演。在这些地方，一切侵入系从汉志的干燥草原开始，尤为常见的是从阿刺伯西部或摩洛哥南部出发而“上升”至于北方。例如阿莫里特人和阿拉米人侵入叙利亚和巴比伦，纳巴泰人的渗人，伽色尼王朝后来的侵入希腊化和罗马化的叙利亚，拉克米特人的侵入萨珊王朝的加勒底，类似情况还有伊斯兰教的阿刺伯人侵入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最后还有阿勒摩拉维德人以及稍后马格里布的阿勒摩合德人的涌人西班牙。　　由此可见，仅仅就西亚东欧而言，这里已涉及到许多不同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带，西徐亚人和匈人有那些不同地方呢？关于西徐亚人，克里米亚的希腊古瓶曾提供我们以精细的人种学的参考材料。从罗马时代的绘图，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高卢、日耳曼和达基亚祖先的形象，他们完全是北方的雄伟战士。相反地，中国编年史家和艺术家们遗留下来的匈奴形像都接近于若南德所描绘的阿提拉形像，即所谓典型的匈人。此外，语言学家们一致以为匈奴人是属于阿尔泰系，他们的方言或属于原始蒙古的类型，或者更可能是属于原始突厥的类型，而专用名称的研究使我们知道西徐亚人所说的是一种伊兰方言。　　然而，我们可以将希罗多德所说的和中国史家们所说的相比较。前者告诉我们西徐亚人的生活形态，后者说到匈人所过的生活，几乎与之完全一样。这些猎取人头的人，携带着他们的车辆和可以折卸的帐幕，流浪在他们畜群的后面，以兽肉和乳料为生，当人们攻击他们时候就逃走，不提防他们的时候就来攻击，固然在种族上有所不同，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的文化阶段：即畜牧的阶段。阿剌伯人，这些从南方来的侵入者，也是属于畜牧的阶段。这是人类地理学的具体事实，制约着亚洲的一切侵入的历史。　　在草原地区的畜牧生涯需要时常徒移，因此将人们固定在放牧状态之中。这是极为低级的文化阶段，然而就是很有潜在力的民族（我此刻想到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类人）也不免如此。所以成群的殉葬，在美索不达米亚， 于乌尔女王楚拔之后不久就废止，在中国，在安阳帝墓之后不久就废止，而在西徐亚人中间继续至于希罗多德时代，在蒙古人中间一直继续到成吉思汗的埋葬。引起这些侵入的，正是一种时代的移位，将约略停止在等于纪元前三千年情形的人和我们的中世纪的人同时并存，在上亚细亚，草原上还维持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状况，而在南方，早就进入极其发达的农业阶段。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二节 蒙古人入侵的规律：是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还是政治事实？　　如果草原常常足以供养畜群，由此而供养它的游牧人，但有时不能很好地供养他们。这是不是沃壤和沙漠永久的互相调剂？从古地理学说，这是不是一种由暑热而至于沙漠化的过程呢？亢旱的年头使畜群倒毙，引起饥荒， 迫使游牧者向耕种地的边缘寻找活路。欧文·拉铁摩尔由这个事实出发，想从突厥-蒙古人对于中国的周期性的入侵中找出蒙古地方亢旱的周期性运动。照这样说，入侵的规律将是一个测定温度的规律。这种解释足以诱惑人。　　然而它不幸有中国的历史家们用心地对我们叙述各种政治的情况，我要说这是属于政客们的情况，他们曾在中国的朝廷里面帮助了、也可以说是招致了各种入侵。不能否认，每当游牧人的潜在的压迫力和定居国家正常所具有的抵御力失去了均衡的时候，几乎必不免有以启其端。司马氏的普朝到了公元四世纪初叶时候，宋朝到了十二世纪初叶时候，明朝到1640 年时候，都是没落的王朝，有时是在解体之中（就晋人和明人说），出现了一批批的霍诺里乌斯和阿卡狄乌斯，他们在游牧人的弹指之间一败涂地。处于游荡在长城北边的纪元前三千年的人和文化极度发达的例如与宋徽宗同时的人之间，只要后者一旦示弱，就可以使这座屏障——万里长城——屈服。如果象拉铁摩尔所说的，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足以影响历史，这个周期性运动只能在历史听任其发展和黄河的防线放松的时候，才能够发生作用。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三节 周期性侵掠的规则与偶然的征服　　游牧生活实际上使突厥-蒙古人，对定居人民处于显然优势。游牧人—— 一般的说是骑马射箭者——具有流动性，几乎有到处皆是的神秘性。他们的失败不发生什么后果，因为他们可以立即逃走。欲使他们受到惨痛失败，中国的军队就要进攻至于戈壁沙漠的北边，至于鄂尔浑河和客鲁涟河之上，即他们安放其财产，即畜群的地方。当第八世纪时候，一个突厥汗王想在鄂尔浑河上建筑一座和中国一样的有城墙的美丽的国都。他的老谋深算的谋臣暾欲谷对他悦：“你要小心呵！现在你在中国人面前可以无限制地退却，所以你是不可制服的。如果你将自己关在城垣里面，你就要失败。”从另一方面说，当成吉思汗的左右劝他暂停对唐兀人的战争时候，曾对他说，唐兀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由此可见，定居人民常常是容易受攻击的，而掠夺的入侵几乎是一定可以成功。即使其结果是失败，而在开始时候也可以带来战利品和欢宴。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 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　　根据上面的举证，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周期性的侵掠（和相应的定居人的反攻）是突厥-蒙古人和中国人关系的通常形式，而真正的入侵，即征服， 只是例外的偶然事件，大约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它常使征服者们自己不知所措。十世纪时候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契丹人攻占了中国的都城开封之后，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又退出该地。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四节 联盟者和边境民族　　结成联盟的鞑靼人以移民或隶属者的资格住在长城外沿的中国与匈奴人杂居的三角地区，他们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属于匈奴种的小王侯们，成为中国的藩属，沾濡中国的文化，获得中国的封号，以帝国的名义管理他们在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的驻营地方，比起在外蒙古君临鄂尔浑河、土拉河和客鲁涟河之上的突厥-蒙古汗王们，他们显然是微弱得多。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常常危险性更大，因为他们常常到中国的朝廷去，所以了解中国朝廷的一切弱点，有供给情报的人在那里，而政客、失意者以及内奸们往往向他们通款。公元四世纪初，刘聪的事件就很有代表性。这个事例令人联想到许多在报达宫廷里面居住过的突厥人首领们，他们就象南下长城的结成联盟的匈人后裔，与加色尼朝和塞尔柱朝的逐渐侵蚀伊朗具有相似之处。而且这些联盟者是守卫长城外沿的人，当他们自己不想闯进长城的时候， 他们就将长城的门户开放给来自北方的游牧人群。汪古突厥人（中国历史家称之为白达达）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从1206 年开始就把进军陕西的途径献给成吉思汗。　　然而对成吉思汗这是例外，因为北方野蛮民族占领中国全境，这种情形只发生过两次，首先是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然后是四个世纪之后的满洲人。通常情形，野蛮人的大帝国虽然在北方拥有广袤无边的草原，但要想占领中国，总要遭到失败，而若干零星小部落反而得到成功。攻破中国古代帝国的　　并不是大约在公元开始之初占有全蒙古草原的匈奴大单于们，而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结成联盟的匈人的小王侯。同样情形，继承唐朝中国的，既不是七世纪时候使它震惊的突厥帝国，也不是八世纪时候傲慢地给它以保护的回厥人，而是一个很小部落，即以边境卫士的资格，居住在鄂尔多斯的沙陀突厥人。在西方的情形与之相似，最先征服伊兰东境的突厥人，并不是威胁科斯洛斯的西突厥，而是在许久以后的伽色尼朝的微不足道的雇佣士兵，那些从前为萨曼、异密服务的护卫队。最后，将伊兰全部长期占领为时达四个半世纪之久的是一个小部族——由伽色尼人引进为河中的藩属的塞尔柱的乌古斯部族。　　由此言之，这个历史的第二个规律无疑是，当地理上的变迁由草原而过渡到耕种地时候，和文化上的变迁由游牧生活而过渡到定居生活的时候，结成联盟的鞑靼人就获得意外的利益。在城门口的游牧人，由于环境给予一些便利，为时不长就变成为城市里面的游牧人，无论古老的或是新兴的城市都无法长期地抗拒这种情形的出现。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五节 草原的收人和林木中人　　为了抵制在草原上游牧的畜牧人，定居人民有一个补救方法，这就是向森林中的牧人请求援助，他们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泰加森林或满洲森林之中， 在蒙古草原的后面。通过《拉施特书》我们知道，如同中国人和波斯人鄙视突厥-蒙古的畜牧人，将他们视为野蛮人一样，这些畜牧人也鄙视林木中人， 以他们为野蛮人。农耕者求助于林木中人可能是希望唤醒他们对于那些从事游牧的世仇和近邻的怨恨。有时这种箝敌之策是成功的。就象公元840 年， 鄂尔浑河的畏吾儿突厥帝国被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儿吉思人所推翻。然而这种伎俩总是有危险的。为了牵制在察哈尔的契丹人，中国的宋朝求助于女真人， 即在满洲森林里面的通古斯人。女真人果然于大约1120 年之际彻底击败了高度中国化的契丹人，但是不及十年之后，他们就把宋人的北方中国全部夺去。同样情形，女真人的后裔，即在北京的金人，为了抵御戈壁东部的塔塔儿人， 召唤肯特山的半游牧半森林的蒙古人相助。结果是于二十年内，北京被蒙古人的首领——成吉思汗所征服。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六节 草原和耕地　　游牧人征服了农耕地区之后，产生什么结果呢？在经济观点上，其结果是不难看出的。公元四世纪时，中国的北方在匈人统治之下，耕种地退变为荒原。四世纪中叶，渭河的下游，即旧都西安府所在的地区，居民是这样少， 耕地是这样荒废，以致有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乡村被虎和成群的狼侵入。农民们请求已经代替了中国天子的匈人首领驱逐这些猛兽。他拒绝不去干涉，青草遍地和草原的或荆棘丛中的野兽侵入这些地方，在他看起来，似乎正是他胜利的一种证明。　　而且由于耕地的退缩和农民的被屠杀或被驱逐而使农业有系统地被消灭或至少是倒退，这是游牧的胜利者有意追求的目标之一。我们记得，根据费志尼和拉施特的记载，成吉思汗和拖雷曾于1220 年至1221 年之际，对呼罗珊和阿富汗采用了残破方法；我们这里可以提到薛列夫哀丁或阿拉伯沙的叙述，帖木儿兰于1384 年把锡斯坦毁灭。这些城市被夷为平地。农村人口被用心地消灭，一切是小心和耐心地进行，和猛烈的进攻完全不同。树木被连根锯去。河道被壅塞或变为浑沼。水井被用尽方法填满，否则就放毒使其长久不能饮用。粮仓与储藏的种子被焚烧。土地和水流概被灭绝。要了解这些措施所造成的有时是不可救药的结果，应该看萨奥达法国教会所摄制关于锡斯坦城于1384 年被帖木儿兰所毁灭的影片。本来是一片沃壤的地方，只见颓垣残壁，环绕着的是沙积成丘，有如月球上的景象。这是土地绝灭的一种令人心碎的纪录。蒙古人的侵入，在干燥的平原地方，对于这种情形的造成，曾给予有力的推动。　　我们在上面说过，中国的某些省份的全部几乎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成吉思汗征服甘肃时候，他的将领们请他注意，这许多耕种地，对他是完全无用， 这种情形继续存在，胜利的利益将得不到。最好不如和东伊朗一样，杀尽所有农民使荒芜之地再回到草原状态，为牧畜事业造成独尊地位。这种建议在我们看起来虽属荒谬，其实这不过是出于游牧人经济的慎重考虑，要为蒙古的畜群造成最大便利。这种计划，在上面说过，只是由于耶律楚材的反对才被取消。我们不能指责蒙古人，就象不能指责美洲的红种人一样，红种人出乎意料之外地变成为英人的或加拿大人的一些村落主人翁时候，除了焚烧村落，使树林中的荒芜空地可以变成森林之外，不知道其它。蒙古人的毁灭行为，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农业经济，更不了解城市经济。至于成吉思汗的情形是动人的，他是一个有自信心的政治家，聪明，头脑冷静，事理通达。当耶律楚材向他解释，农业在他所要统治的帝国里面和对于定居的人民是有用的时候，他听从了。成吉思汗以同样的兴趣倾听马合某牙剌洼赤的话，《秘史》率真地叙述牙剌洼赤告诉他怎样管理城市。　　这一种教导，尤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所接受，忽必烈在位时期，一直在那里重建或保持他伟大祖父所破坏过的或是曾想要破坏的事物。在波斯的成吉思汗后裔里面最突出的是伊儿汗合赞，合赞是史家拉施特的保护人与朋友，他也接受这种教导，在拉施特的协助下，他努力于恢复1221 年混乱中所破坏的伊朗土地。拉施特虽然是一位宫廷的著作家，是成吉思汗王朝官修历史的编年史家，他也不得不向我们描写出一幅可怕情景的图画，他的主人就试图对这种情形作斗争。读拉施特的纪事，蒙古人波斯的农业萧条，似乎无法补救。塔吉克农民在第一次侵入的浪潮中已经分散，后来又受到蒙古的领主们的无情压榨，纷纷放弃土地，任其荒芜。再找不到垦种的人愿意冒险， 因为每届州长更换，他们的财产就要被没收。拉施特希望合赞所颁布的恢复办法能够招徕人民回到乡野。他没有料到，在一个世纪之后，帖木儿兰就要来临，此人一个人所做的要比所有成吉思汗系诸人所做的更坏。至今经过波斯乡野的人，还会觉得土地疮痍未复。　　四世纪时候，在中国北方的中国-匈人社会已经显示我们以一种悲惨景象。凶残的风俗、一连串子弑父和兄弟互相残杀的事件、叛逆盛行、诈伪百出，什么坏事都有。我认为人们不能将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对我们所形容的忽必烈所主持的中国-蒙古社会与之相提并论。然而只就中国-蒙古皇朝即元朝本身而言，除去忽必烈以外，人们不得不承认任何中国皇朝都不像它这样庸碌。它的最后几个皇帝，沉溺酒色，神经失常，只知虔诚供奉喇嘛以赎罪愆，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官修历史又增添一种对他们的指摘。尤其是他们彼此之间不断争夺，以至那些引起马可·波罗的赞美的在忽必烈时候建立起来的有尊严外表的行政机构，不到几年就被摧毁。　　质言之，成吉思汗的后人，在中国的、在察合台汗国的和在钦察汗国的以及在波斯的都一样，并没有做到了解中国和波斯的对于国家的概念，我这里所指的是不可分割的国家。为了分配落在他们手中的一些国土，他们在亲族或兄弟之间互相争斗，就象他们的祖先分割他们的出生草原的一隅之地一样。一直以为中国国家或波斯国家是家族的共有财产，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应该有一分，一直这样互相毁灭以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的子孙自己使自己从中国被驱逐出去，在波斯的旭烈兀的子孙将不复存在，皇朝自行消失。游牧人征服所造成的另一恶果是：使定居国家的正常发展停滞不前。依照伊里塞夫的说法，中国于解除了蒙古人的束缚之后，许久不能恢复它的主动创造性。经过这样的打击之后，它在明朝时期表现对自己和对外界都缺乏信心，一种畏虑，反求诸己的情绪，疲惫状态，遂使在五个世纪之中，除抄袭过去的一切之外，不能采取其它办法。至于俄国，蒙古人的统治导致了沙皇制度和亚洲化，这种情形，直至1914 年，还没有医治好。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七节 蒙古人统一的功绩　　于造成恶果的同时，也产生某些有益的方面。　　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这是一个足称为马可·波罗的世纪。　　在蒙古人造成的废墟上，通过了蒙古人的道路。　　不幸于一个世纪以后，这条道路又被帖木儿兰所阻塞，这是对旭烈兀和忽必烈这些人的生动对照。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八节 迁移还是侵入？　　一直说到这里，我似乎毫不分别迁移还是侵入。但是这一种分别还是很有必要。由上亚细亚出发的真正可称为迁移的要比人们一般所相信的少得多。公元第四世纪，匈人的侵入并没有改变中国北方的人种和方言的形态， 因为侵入的正如上面所说，是一些零星小部落，即边境的匈人和河套的守卫者，他们人数很少，很快就被稠密的中国人民群众所吸收进去。另一个也是有特别意义的事实，成吉思汗一系人的征服虽然使鄂尔多斯和察哈尔的先民最终居住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方边境上，但是没有成功地做到使这三个省的一部分蒙古化。因为成吉思汗朝所征服的范围过于广大，不能在人种上发生有持久性的或者至少是看得出来的后果。蒙古各部落，因为草原荒寒而时常徙移，本来足够分散的了，忽然忙于补充在中国、波斯、突厥斯坦和突厥罗斯的政治和军事人员。他们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完全被隐没了。我们只要推想一下拉施特所说，在蒙古人所占领的一部分俄国，即钦察汗国中，只有四千左右真正的蒙古人，其余属于拔都的和贝儿克军队的都由突厥战士组成。就是在“蒙古斯坦”，在由从前哈刺契丹帝国之地而变成的察合台封地里面，种族基本上也还是突厥种。[1]　　在波斯的情形与此相同，虽然突厥人屡次往服这个种族的密度相当单薄的地方，也并不能将它非伊兰化，因为征服者从来只是一些人数不多的突厥蛮部族。十一世纪时候，塞尔柱突厥人差不多是被土著吸收进去，或者至少是很深透地伊兰化了。如果在某些地方，有过部分的半突厥化，例如在阿哲儿拜占，这是因为这个地区的草地-平原比剌夷、亦思法杭或设拉子的园林更为适宜于留驻畜群。事实上，最后的塞尔柱人和成吉思汗系的伊儿汗们正是居留在阿哲儿拜占。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地方的部分突厥化，由于突厥-蒙古的重要朝代在政治上的征服无疑比较少于因为有迟缓的、不易觉察到的和长期看不见的一些氏族的渗入，这些氏族的情况不明，常常连名称都没有，带着黑色帐幕前进，人们至今还可以看到他们这样从设拉子往蔑扯德移牧。　　关于这个问题可注意的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征服无疑他们将这个征服保持得最牢固，并没有造成任何突厥化。伊朗还是伊朗人的，叙利亚还是阿拉伯人的。相反地，似乎是由于难以逆料的命运，除伊朗的桥梁之外，希腊的或希腊-亚美尼亚的故土，即安那托尼亚变成了突厥蛮。人们在这里可以分别出来什么是征服，什么是殖民。然而突厥人在安那托尼亚的殖民大概仅仅因为这个高原其整个中央部分本来已是天赋的突厥斯坦草原。　　如果就改变种族和语言形态来说迁移，在上亚细亚真正可称为移迁的， 实际上并不是游牧人的侵入定居国家，而在于此一游牧人民与彼一游牧人民之间相互关系。举例来说，如公元前二世纪之初，甘肃的月氏人移向河中； 公元四世纪，……哒的匈人也下趋向这个河中；十七世纪时候，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移向伏尔加河方面，到了十八世纪，他们又移回准噶尔。又如突厥民族和蒙古民族的情形，由于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经常能够在历史的过程中发生互相转变，尤其是当公元七世纪时候，我们看到突厥人称霸于现今的蒙古利亚，而在这个时候属于原始的蒙古人类型的民族，如……哒人和阿瓦尔人刚刚在或继续在突厥斯坦和多瑙河的草原上占着统治地位。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九节 迁移不如说是统治　　于上面所举的例子之外，还要不受那些树立在古老帝国草原上面忽而突厥，忽而蒙古的旗帜所蒙骗。公元前后的匈奴帝国似乎是一个原始突厥人的帝国，但包括在内的也有许多原始蒙古人，就象在欧洲的阿提拉的匈人帝国， 包括在内的有许多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特人、阿兰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一样。与此相反，五世纪的蠕蠕（柔然）帝国无疑是一个原始蒙古人的帝国，而包括在内的大多数是原始的突厥人民族。第六至第八世纪的“突厥” 帝国，以及第八至第九世纪的回纥帝国，显然是突厥人的统治而对于原始蒙古人的各部落发号施令。成吉思汗的帝国起而代之——我们相信已曾说明— —是一个高悬蒙古旗帜的帝国，而聚集了四分之三的突厥、突厥蛮和通古斯民族。　　总之，上述各种情形都是关于政权的彼此更迭，关于某一个统治部落的轮流出现，有时是突厥种，有时是蒙古种，并不能因此说有大群人口的移动。大多数场合，领土上的变迁似乎只限于上鄂尔浑地区是由哪个统治人民来占领，这是在哈剌-八剌哈孙和哈剌和林的周围，建立帝国的佳地，匈奴的单于们大多在这里驻扎，而突厥的、回纥的和成吉思汗系的合罕们也驻扎于此地。为了结束这里所说诸端，我们可以举一个突出的虚假“迁移”例子，这就是当公元1120 年之际从北京到达突厥斯坦的哈剌契丹人。这里所谓一部分人民的迁移，其实不过是耶律大石带着一百人左右的轻率举动。丝毫没有人民的波动。这只是个人的业绩卓著的冒险行动。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十节 残破地方的再繁殖　　这是不是说上亚细亚的政治波澜一点都不变更中国北方、突厥斯坦和西亚细亚的人口分布呢？这样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德库朗热虽然主张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并没有怎样更改高卢-罗马的演变途程，但是他从来不否认五世纪时候高卢的东北方有日耳曼人渗入。同样可以确定，中国的皇帝们当势力达到高峰时期和在内战时期，好几次在北方诸省，诸如陕西、河北等地，建置许多突厥-蒙古人的垦田，为的是补满由内战或由外族侵掠而挖成的一些空隙，这种事实在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时候特别明显，当无疑属于突厥种的塔拔哈失人或拓跋人统治这个整个地方，最初是直达黄河，嗣后是直达扬子江流域的时候，他们在这里置身是这样的持久，和成吉思汗系人以及满洲人不同，他们从来没有被驱逐出去，他们结果是完全中国化并混融在中国群众里面。他们被别称为远东的法兰克人，因为他们的榜样使人联想到我们在高卢的法兰克祖先。从查理曼大帝的时候起，在纽斯特里亚无疑是再也分别不出一个高卢-罗马人和一个法兰克人。同样情形，在唐朝的中国，只有当我们看到一个军官的名字例如冠以慕容的族姓时候，这是从前原始蒙古氏族鲜卑人氏族的特征，才能据此料想这个中国贵人是鞑靼人的后裔。　　当四世纪时候，西方的各个大规模入侵，至少是由佛兰芒人开端，曾鲜明地变更了语言的分界线。而在中国，人们似乎完全不能看出这种情形，说中国话的地方和说阿尔泰系语言的地方沿着长城分界无疑和汉代曾经存在的情形并无二致。但是这并不阻碍中国的北方人在形体上因为不断吸收突厥- 蒙古以及通古斯的成份而多少有所改变。就象纽斯特里亚人在形体上曾经因为北方的移民而改变，在今天，讲法语的人民中还普遍存在这种情形。　　突厥-蒙古的侵入者在中国终于同化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定居者。游牧人变成了定居者之后就不会再回到游牧的生涯。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突厥-畏吾儿人。从八世纪中叶迄于九世纪中叶，这个民族曾占有草原帝国，以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剌八剌哈孙地区为其中心。在九世纪中叶，他们被乞儿吉思人从这里驱逐出去后，移居中国的甘肃，后来又移至中戈壁的绿洲别失八里（济木萨）、哈喇沙尔和库车，在这些地方，他们采取了定居生活。　　当十世纪时候，契丹人于把乞儿吉思人从鄂尔浑驱逐出去之后，向畏吾儿人建议再回返蒙古高原，但是畏吾儿人辞不接受这个礼物。已变成为定居者， 生活于丝绸商队经过的绿洲，他们不想再去大北方重过草原的冒险生涯。同样的理由，忽必烈的子孙子十四世纪末被明朝人从中国驱逐出去之后，重操荒疏已久的旧业时是如此拙劣，如此不知所措。他们对游牧生活方式已经不复了解了。不能再适应于祖先的草原，他们只是于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 在达延汗和阿勒坛汗时候，才在鄂尔多斯和在察哈尔地区恢复了一点这样的生活，这是在中国的边沿和邻境，他们对于中国常常怀抱乡土之思。　　草原可能通过移垦者的入侵而造成定居的农耕人，但是定居国家的人民从来不会变为游牧者。这种转变的方向是单方面的，从来没有变化的可逆性。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十一节 中国农人的侵入草莽之原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不过都是草原人侵入务农国家，随着他们的行动， 农田变为草原。相反的移动同样存在，这就是中国人对草莽之原的拓垦，随之而发生的是垦田的伸延和草地的后缩。从汉代起，在公元元年前后，中国政府刻意在长城之北的阿拉善、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等地成立了若干军事殖民地，即屯田军士的中心，因此横贯无边无际的草原之海造成若干垦荒的小岛。这一种业绩，和罗马人从莱因河至阿特拉斯所成立的军事殖民地相似，但是它的继续为时远为长久，因为它至今还在那里进行。　　清帝国最后征服了蒙古人，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农民既全面又点滴地推进，这许多农民不断地使蒙古草原后退，就象他们使满洲的森林后退一样， 在这里铲去森林，在那里开拓荒地，在这样造成的农垦小岛里面，到处建立起来中国式的小型农场。这是和平的和无名的侵入，在这种侵入的面前，蒙古的牧人或通古斯的林居者一直向北愈退愈远，正如美洲的红种人在美国农民的面前一直向西愈退愈远一样。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十二节 草原文化的历史边界　　我在它处曾说到草原特殊形式的兽形艺术，这是这一地区一切游牧人民的特点，在欧洲的西徐亚人和萨尔马希安人如同在亚洲的匈奴人、原始突厥人和原始蒙古人一样；在北方的伊兰游牧人如同阿尔泰系人一样。我并不想在这里再做这个研究。我只是想提出问题中一个最奇特的方面，我很奇怪从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注意过，虽然它足供文化史以有益的启发。　　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说过，草原的兽形艺术是游牧人的艺术，他们带着它一起转移，自克里米亚至中国的长城，自鄂尔多斯至匈牙利。然而住在东伊兰和印度西北的游牧人向来没有介绍过这种艺术，那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公元前二世纪，月氏人从鄂尔多斯和甘肃的边境迁徒至于河中， 再从那里推进至于大夏，到了公元元年左右，占据了高附和旁遮普。他们的后裔，就是贵霜王朝的“印度-西徐亚”诸王，他们当公元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的时候，君临这整个地区。我们关于他们的艺术掌握有很多材料。它一部分是希腊一佛教派的艺术，一部分是马图拉的印度艺术。在这两派艺术之中， 我们找不出草原艺术的踪影，而人们期待印度一西徐亚人会带着这种艺术从甘肃到印度伊兰的边界。　　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这里只有希腊的、印度的和伊兰的艺术。同样的情形，见于……哒的匈人。这一种原始蒙古人，蠕蠕人的兄弟，大约是和蠕蠕人一样来自蒙古利亚，先后占据河中、阿富汗以及旁遮普，当五世纪和六世纪的上半叶，他们是这些地方的霸主。人们期待跟随着他们的行踪在他们停留过的地区能找到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与明努辛斯克艺术的最终形式以及与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相类似。然而从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包括钱币在内，完全是受印度影响的，尤其是受伊兰人的影响的。　　对于这种颇不调和的证据，应该如何下结论呢？北方草原的特殊形式艺术无疑只能在北方草原有它的成就，也可以在凯尔特-日耳曼人的地方取得成功，因为在这个地方，从哈尔希塔特和特埃纳时期以来，在形式化方面和在几何学方面，已经存在一种建立起来的与之相适应的情况，一种准备好了的条件。至于在某些地方则相反，草原艺术的天然传播者所遇到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主要是印度-伊兰的塑像和人形的艺术，草原的形式不能夺取，它只在地理观点上征服了这个地方。　　相反地，在这些地方它的统治是继续的。如果要究问草原艺术在这些地方是从西到东或是从相反方向传播，那是属于徒然。自从安阳的“象形坟墓” 发现，使我们看到草原的影响及于大约公无前十四世纪的商朝艺术，它在远东的家乡似乎和它在高加索的家乡一样悠久。我们现在暂不推论，在不久就要出版的一部书里面，我们再来指出相继相承的各种中国形式，从悠久的时期开始，就和相继相承的草原艺术形式不断地彼此具有共同之点：中国在“战国”时代的形式，一方面相同于最初发现的鄂尔多斯的艺术，另一方面又相同于西徐亚的艺术；中国汉代的形式相同于诺音乌拉的匈奴人的艺术、巴西里克的阿尔泰系的艺术和萨尔马特的艺术；中国六朝的艺术相同于我们的蛮族大举入侵时期的艺术；最后，唐朝的艺术相同于明努辛斯基的后期铜器和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　　我在这里仅仅想和读者预约，我的合作者和我本人已经在塞尼希博物馆鸠集材料，准备发表有关这些形式上相互关系的论著。　　附录 成吉思汗系诸汗国　　[这一篇文字的作者是E.卡韦涅，他是这部《世界史》的主编。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是这部世界史的一种。卡韦涅在本书之末增加这篇文字以说明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和世界史的关系。原来的标题，仅曰《附篇》，兹就内容，题为《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卡韦涅这里所说的很概括，他的立场和观点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这篇文字有若干地名和人名，因为对音问题，没有将他译为中文，即照原文写入，希望读者原谅。——译者）　　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个短期的“蒙古统一”如何产生，它是以什么方法达到，有哪些好的和坏的后果。其后果之中最有持久性的，已经在“伟大的发明”的标题之下载入西方的一切历史教科书之内。上面提到，这是一个重要途径（本书第278 页），确实曾传递了不止一端的技术进步。欧洲在中世纪的末期，在蒙古人侵入之后，约从1300 年开始所发生的技术突进，并不是偶然的：指南针、火药和破布制的纸以及由此而发明的印刷术。当这个时期，在技术的观点上，中国是无可否认地属于先进——在这种先进后面，说实话，并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精神。中世纪的欧洲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这时候没有条件来真正体会远东的哲学和艺术：但是技术，从它的本质说，是可以立即仿效和流传的。至于输入途径的详情，还有欠明瞭。人们注意到伊本·白图泰（阿剌伯人，旅行家，1304—1378），于十四世纪的上半叶，航行印度洋多次而丝毫没有提到指南针，然而在他沿海航行以前，指南针肯定是已经在这一带被知道许久了。当在中国的蒙古人和日本作战的时候，真正的火药武器曾否被使用？还是疑问。关于纸，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据我知道，这从来没有疑问。　　总之，这些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就象西方所惯常认为的“阿剌伯数字” 其实是源自印度一样。同样，西方对这些经由伊斯兰教世界的媒介自远方传来的技术进步，一般也不清楚其真正的来源。　　现在我们要说几句关于蒙古统一解体之后由此分出来的几个国家，但首先要提四个主要事实，这些事实创造了这些国家：　　（1）者别和速不台1219 年至1222 年的长途进兵。这时候西方人正忙于第五次的十字军在埃及的远征，这个进兵使西方人首次在耳朵里留有“鞑靼人”这个名字。将花剌子模沙的军队根本铲除并将他们抛到幼发拉底何方面，间接激起了埃及算端玛勒克凯末尔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结成了有名的联盟（1228—1229）。之后，这个军队导致了基督教徒终于丧失了耶路撒冷（1244 年），以及圣路易的首次十字军远征：儒安维尔的散文叙事，在西方文学里面取得了市民权。这个进兵的积极结果是蒙古人在里海沿岸和南高加索成立了稳固的据点：这样就为罗斯汗国和波斯汗国的建立做了准备。　　（2）拔都和速不台统率蒙古军直达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举进兵（1237 年至1241 年）。此后蒙古军没有再到这样远。抵抗的力量虽然被击破，但曾经是顽强猛烈的。可注意的是，在利格尼茨的战役中，由于西里西亚大公亨利英勇地作战而牺牲了。就这个战役的本身来说，是惨败了，却在日耳曼留下了一种胜利的隐隐约约的回忆：诗人哥德向埃克门承认，关于这个事件，他看了多桑的书以后是怎样地惊愕不已，才知道自己从前是弄错了。蒙古人对于这些密布堡垒的险巇地方留下了恶劣的记忆，这些地方不但难以攻取，甚至难于抵达。然而他们凶恶地出现的时候，正当基督教会和日耳曼帝国作最后阶段的激烈斗争：里昂会议（1245 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之死（1250 年）、帝位虚悬时期（1250 年至1273 年）……日耳曼幸而避免了因为它的无政府状态而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个军事行动的积极结果是罗斯汗国的建立。　　（3）旭烈兀的进兵伊朗： 1256 年11 月，阿萨辛酋长投降；1258 年2 月，报达的最后一个哈里发被俘，1260 年9 月，旭烈兀的大将怯的不花到达加里利，在这个地方，他终于被拜把儿土（按：拜把儿土是埃及算端）的马木鲁克人所截住。在这一方面也是同样情形，蒙古人此后没有再到过这样的远。他们向法兰西君主们试探，企图结成同盟共同对付马木鲁克人，但是遭到冷淡的接待。圣路易宁愿让他自己被他的兄弟西西里国王安儒的夏尔的仇恨心和贪婪心所带动而去进攻突尼斯（1270 年）。英国的爱德华出征叙利亚， 仅仅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战绩”（1270—1272 年）。人们责难西方的骑士们缺少政治意识。但是匈牙利人的悲哀声诉传达到了他们，反映蒙古人的残暴行为，虽然从这个时候起，这些暴行主要是加在伊斯兰教徒的身上，也不可能不使他们对于这种“亲击联盟”的前景很怀疑虑。　　旭烈兀的军事行动的积极结果是波斯汗国的建成。　　（4）忽必烈进攻中国南方，所造成的结果是于1279 年把宋朝最后一代消灭，中国全境被置于单一权力之下。　　蒙古人的武功在这一方面也是达到了顶点。忽必烈立即重申好几个世纪以来在他之前的中国君主们对于周围各国所主张的权利。他使高丽成为藩属，并两次出兵日本（1274 年和1281 年）：这个尝试是失败了，所以失败是由于飓风侵袭他的没有准备好的水师，而受到的巨大损害远胜于日本人的抵抗。在缅甸和在安南，他也遇到失败。最后，当他在位时候的最后几年（他至1294 年才死）举兵远征爪哇，所造成的结果主要是促成了在爪哇岛屿建立起来一个重要国家，这就是麻喏八歇国（Madjapahit）：海洋对于蒙古人是不利的。　　可注意的是这些行动具有特殊的中国性质。马可·波罗所认识的最后一个大汗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中国皇帝。　　罗斯、波斯、中国：为了补充说明由于蒙古统一的解体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所剩余的就是一个地点在中央的汗国，这个汗国以蒙古人察合台命名，这种命名，不但对于旧时突厥地方（中国的突厥斯坦和俄属的突厥斯坦） 是这样，对于这个地方所说的语言也是这样（按：这是指察合台语——译者）， 并且成为巴布尔的语言（按：这指莫卧儿帝国——译者）。在后面我们将要说到这个汗国为什么没有变成为印度汗国。　　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来回溯成吉思汗系诸王的世系，他们曾君临这四个国家。　　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窝阔台、拖雷、察合台、拙赤（照长幼的次序说， 应为拙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　　（1）窝阔台系曾提供了两个最初的大汗，这就是窝阔台本人（在位至1241 年）和他的儿子贵由（在位至1248 年）。此后，这一系是以海都为其代表，海都曾在蒙古西部扮演重要的角色，一直到他死的时候（1301 年）。但是这一系的成员很久以后还在该地。　　（2）拖雷系代替窝阔台系自1250 年始占有大汗的宝座，属于这一系的有大汗蒙哥（在位至1259 年）和大汗忽必烈（在位至1294 年）。但是这个忽必烈大汗的推选已经是很不合法的，而他的权力，作为大汗来说，是遭到否认的（参阅上面第254 及以下各页）。　　但与此相反的是，忽必烈和他的子孙统治中国一直到1368 年。　　他的弟弟旭烈兀是波斯诸伊儿汗的始祖。　　（3）察合台是君临帕米尔和天山两边的这些君主的始祖，他们统治这个地方一直至于被帖木儿跛者（帖木儿兰）和其子孙所侵夺。虽然处于帖木儿系的权力之下，这一支人还是存在。　　（4）拙赤是成吉思汗的长子，但是他的出生存在疑问，他比他父亲先死（1227 年）。他的儿子拔都创建了罗斯汗国，并将这个汗国传给自己的子孙。　　某些成吉思汗系的汗王们曾统治克里米亚地方直至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候。　　我们在这里可以忽略去若干旁系的后裔。许多东方的王侯们一直到近代还很有根据的自称属于成吉思汗世系。我且不说令人得意的世系：成吉思汗象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是过去的人物，但是与他的亲属关系在亚洲最乐意为人所攀认。　　做了这些说明之后，我们可以试行简述成吉思汗系四个汗国的历史，自其成立至于在这些汗国的废墟上出现一个新的军事怪杰，这就是帖木儿跛者，他令人回想起，如果可以这样说，在两个世纪以前他的伟大祖先所给予人们的可怖纪忆。　　中国汗国　　虽然由一个最不合规格的大会选举出来，忽必烈对于他的大多数从兄弟们还是以大汗自居。在他死后（1294 年），他的子孙们以世袭皇帝的名义统治中国，以元朝为国号。纵使是这样，他们的优越地位，曾不止一次地得到波斯诸汗的承认，波斯诸汗和他们一样属于成吉思汗后裔的拖雷系。此外， 以佛教徒的资格，他们对于西藏采取保护态度，西藏这时候已经是佛教的一个主要故乡：我们将要看到，他们为了重建在喜马拉雅山中的佛教寺庙而对德里算端进行干涉。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是凡庸的统治着。忽必烈的继位者——铁木耳（1294 至1307 年）还算有才能，但是他才四十二岁便死去，在他之后的这些皇帝，早年就被纵欲过度所耗损，以令人眩目的速度相继即位。在忽必烈以后的唯一长期在位的皇帝就是顺帝（1333—1368 年）；而他已经是末代皇帝了。　　虽然曾以不适当的快速效法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些皇帝们始终不能领会宋代许多哲学家所树立的治国原理：他们总是以外国人的姿态出现，特别是对于南方的中国人是这样。约当1338 年至1350 年时候，顺帝还能够经由南中国的港口和马来亚的海上和教皇相联系：而几年之后，扬子江以南的所有地方都沸腾起来了。许多起义者，在元朝的货币和赋税的政策失败之下争取“解放”中国的荣誉。获得这个竞争的胜利者是这位以洪武年号称帝而建立明朝的人。他于1368 年进入北京，忽必烈系的最后一代，除了集中他的悲哀天才以哭泣他的不幸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这是指顺帝所写的诗赋—— 译者）。　　再说几句关于蒙古诸帝和日本以及和高丽的关系。上面提到，忽必烈利用其藩属高丽和中国人民的资源由海上进兵日本，天灾构成巨害（1281 年）。历时二十年，虽然得不到他们腐败政府的支持，日本民族情绪一直是很激昂： 就是从大陆到那里去的佛教徒也看得出这种情形。此后日本经过一个长期的内战，这场内战将成群的海盗抛到高丽和中国的海岸。只是于秩序恢复之后（1392 年），从此执政的足利氏才考虑到建立正常关系。然而1420 年之际，还有一次膺惩性的远征，这次远征为高丽新朝所发动，要扫除日本海盗的巢穴，而日本人以为这是一次新的“蒙古侵略”。但是对于明朝，日本人自愿在礼节上予以尊敬，这是日本人所不能给予忽必烈的。因为日本需要中国。在商业上，他们从中国得到必要的物产，例如贵金属。在宗教方面，佛教僧徒络绎不断地从中国前往日本。在日本画家中，有的是宋画辉煌传统的忠实继承人，在蒙古人统治之下，宋画曾得到适当的保持下来。当蒙古人时代， 两国间所存在的矛盾或者是因为宋代的哲学传到这个岛国太晚：日本到十六世纪才认识宋人的哲学。　　寨合台汗国和印度　　从东到西，第二个蒙古人大汗国就是察合台汗国。成吉思汗替他第二子察合台建立了这个汗国，大体上等于哈剌契丹帝国的故土。格鲁塞先生已经提到，这个汗国在开始时候，依照游牧人的思想，主要是包括伊犁河旁边的草原：至于塔里木旁边，以及锡尔河和阿姆河沿岸的定居地方，起先还是由大汗直接管理，以后才陆续落到察合台系人的手里。这样构成的汗国不能再从事于开拓边境。拙赤系的拔都率师远征（1237—1241 年〕，降伏了罗斯。更早些时，蒙古军已进驻里海沿岸和阿哲儿拜占。至于旭烈兀的远征（1257 —1258 年），建立了波斯汗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察合台系扩充领土的希望只有一路可通：这就是南方的道路，印度。照常理而论，大莫卧儿帝国的诞生应该是在十三世纪。然而历史蚁聚了许多偶然事实，这也是事有偶然，前于成吉思汗一代曾看见伊斯兰教徒的、突厥的和阿富汗的军队征服恒河流域，而此时德里的算端已经建立了一个强权国家，不甘心于不战而丧失领土。德里算端们因为需要严防蒙古人侵入，他们的军队迟延了对德干高原的征服至于一百年之久。反过来说，他们胜利的反抗活动曾延缓大莫卧儿帝国的诞生至于三个世纪之久。　　暂时不说察合台汗国和印度关系的历史是有利的。印度专史应该另述， 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然而和中国历史一样，还有必要将印度历史置于世界通史的潮流之内。　　第一次的接触发生于1221 年，在蒙古军队出现于帕米尔的西方之后。花剌子模的嗣君被成吉思汗的将领们尾追，向印度河畔逃避。这时候，亦勒都迷失（1210—1235）是德里的算端，他是马木鲁克人，和古耳王朝有姻娅的关系。对于花剌子模人，他丝毫没有理由要予以欢迎，仅仅几年以前，花剌子模人曾夺去了古耳王朝的阿富汗土地。他对逃亡者采取冷淡态度，任他到别处去找死。但是同时他认为自己有保卫印度河防线的责任以抵御新来的人；位于何右岸的白沙瓦是印度帝国的前线防地。在另一方面，察合台的一个儿子在和花剌子模人作战时候死于八米俺城下，这个纪念可能使察合台一系人不能忘情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方，这些地方后来变成为他们少子的封地。因此蒙古人和德里算端成了直接的邻人，这一种近邻关系所预兆的并不是什么好事。　　幸好察合台没有他族人好战情绪之大：他主要关心的是在他的领地之内严格施行成吉思汗所颁布的法令，即札萨。1227 年，他的可怕父亲的死去， 给了他行动自由，这样一直至于他的死（1242 年）。仅仅在他统治时期的末年，人们才听说蒙古人进兵印度河沿岸至于旁遮普（1241 年）。此后，于1245年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期，察合台汗国为哈剌和林的每次因为继承问题而发生的争端所震动：经过不同的人掌权之后，察合台汗国于1252 年归一个名叫倭耳干纳的妇人执政。然于1257 年曾有一次对印度的新的进攻：这应该是为时约三十年里面的最后一次。同时，旭烈兀建立了波斯汗国， 而他的初政之一就是派一个和平使节到德里去（1259 年）。这个新成立的汗国包括起儿漫，但是俾路支斯坦沙漠成为它和印度河下游的德里算端地方的一种屏障，足以永久制止冲突。　　亦勒都迷失死（1235 年）后，有一个时期占据德里宝座的是一个妇人和她的家族的其他成员们：其最后一个算端（1256 年）将实权授于巴尔班，因为他刚刚以抵抗蒙古人享有声誊。和亦勒都迷失一样，巴尔班也是马木鲁克人，和临朝的皇族仅仅有姻娅关系。他表面尊敬这位仅拥虚位的算端，除去象接见旭烈兀的特使（1259 年）这样的堂皇典礼之外，他不叫他公开露面。直到这位算端死后。他才正式即位（1266 年），一直至于他的死（1286 年）。他的主要关心事件之一就是巩固印度河的边防以阻挡侵袭的重来，他的前一代人曾因为这种侵袭而大起恐慌；他的一个宫廷诗人埃米尔胡斯劳曾一度被鞑靼人所俘，他留下的形容鞑靼人的作品，令人奇怪地联想到阿弥恩·马克林从前描写的匈人形象。　　蒙古人长期停止入侵印度的企图，不只是由于巴尔班的有所准备，更是由于大汗蒙哥死后（1259 年）蒙古帝国的中心发生了严重事变的结果。忽必烈由一个极不合法的忽里勒台宣告为蒙哥的继位者。他所遇到的起而反对他的人就是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和成吉思汗后裔里面窝阔台系的首领、那个占有蒙古西部的有名的海都，察合台系的阿鲁忽和他们联合。阿鲁忽不久即归附于忽必烈，但是他受到阿里不哥和海都的攻击，罗斯汗赞助海都和阿里不哥。1267 年，忽必烈命八剌承继阿鲁忽之位，以为这样就可以使察合台系效忠于他，然而八剌不久就和海都以及钦察汗正式言归于好。这是越来越倒霉，因为他立即和忽必烈一派的波斯汗宣战，波斯直辖呼罗珊之地，并且通过他的藩属起儿漫人而管辖阿富汗西部：1273 年，旭烈兀军队劫掠了不花剌。海都于是将察合台汗位界予都哇，并胁助他征服畏吾儿地方（1275 年）借以团结都哇。从此以后，在他长期统治之中，都哇一直是他的忠诚藩属。然而由此可见，在中国和在波斯一样，情势是异常紧张，以致不可能顾及印度。而且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忽必烈去世（1294 年）而结束。只是在海都死（1301 年）后，都哇得免受制于其宗主； 1303 年他和中国皇帝言归于好，而在1306 年，他才完全排除了窝阔台系中的海都继承者的控制。　　但是阿富汗东部的察合台系人得到库赫·伊·巴巴的保护以对抗他们的不怀好意的西邻，即波斯汗的藩属，他们不久就要重兴传统的对于印度的侵掠。1285 年标志着这个进攻的再开始：巴尔班的儿子摩诃未亲王在这一年被杀死，他的死亡使巴尔班非常伤心。随着他的死亡发生叛乱，并且在纷乱之中，一个新的王朝，即突厥人的基尔吉王朝，篡夺了德里的王位（1290 年）， 这些事件鼓励蒙古人继续他们的企图。从1296 年至1298 年，都哇和他的儿子和他在阿富汗代理人忽都鲁火者进行了两次对印度规模空前的入侵活动。但是德里从1295 年起，是在阿剌乌丁统治之下，他是基尔吉算端里面最有能力的人。他光荣地击退了进攻，被俘的蒙古的异密们被抛在象足之下，受践踏而死。忽都鲁火者的儿子达忽火者于1304 年发动一场新的进攻，其结果是和上次一样。从这个时候起，蒙古人对于印度、对于它的气侯和对于这里的大象，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以至一个世纪之后，帖木儿跛者还有这样的感觉。　　他们以后就只是以单独个人资格进入印度了，有时是以战俘居留在那里垦荒，有时是以雇佣兵士替德里朝廷，甚至替和他们交战的印度诸侯服务。　　蒙古人的危险已经消失，德里算端就有余力终于再去进行对异教徒的圣战和征服德于地区。阿剌乌丁亲自攻破拉加普脱诸堡垒，这些堡垒常常在塔尔沙漠边缘抵抗，并攻取了摩腊瓦。他把更远进军的责任交给他的马木鲁克人将领里面最有才干的玛立克加富尔。德干地区这时候有许多旧的土著王朝在那里割据（在马拉巴海岸的有德瓦吉里的雅达瓦、德棱干纳的卡卡迪亚、和霍伊萨拉和在极南的潘迪亚）。关于这些地方的富庶，马可·波罗在前此几年曾收罗了许多有趣的材料。然而这些土著王朝彼此不团结，有时还自相攻击。因此这位伊斯兰教大将能够于1309 至1310 年之间制服了德瓦吉里， 于1301 年至1311 年之间制服瓦朗加尔和德棱干纳，于1311 年至1312 年之间制服了霍伊萨拉和潘迪亚。最后，他将锡兰对面的著名印度教庙宇腊梅希瓦伦毁坏。异常富丽的战利品被带回德里去。这些王侯们的归附当然还是不稳定的。当阿剌乌丁于1316 年死去，玛立克加富尔于稍后也死去的时候，又须兴兵几次迫使德瓦古里和德棱干纳屈服：而霍伊萨拉的维拉-巴拉拉三世（1292—1342 年）一直采取独立态度，潘迪亚至1320 年后，即德里新朝都忽鲁黑临朝之后始亡。但是这些战役为德里算端增加了威望和获得大量黄金：一切印度教徒在他们的面前战栗，他们的声名传播到海外。　　在此期间，察合台汗国和波斯汗国之间益相水火；最初几个伊儿汗：旭烈兀、阿八哈、阿鲁浑、合赞，虽然和东边的从兄弟们不和，但方有事于西方，一般的说，他们是无暇注意到东伊兰的事件的。约在1300 年，阿富汗方面的察合台系人曾进攻赫拉特和起儿漫，并没有受到什么膺惩。然而伊儿汗完者都（1304—1316 年）自以为有责任将察合台系在阿富汗的属地合并。因为有这种情形，察合台汗不顾中国皇帝的不满而对呼罗珊反攻。我们现在不去追叙这个复杂争端的令人厌烦的细节，仅仅说，到了大约1320 年之际，秩序大体恢复。此后，怯伯正在那里重整察合台汗国而波斯由闇弱的不赛因继位，怯伯的嗣位人答尔麻失里（1326 年）又萌生西向扩充领土的野心。或以为他曾进兵印度，这一说有待研究：印度历史家巴拉尼是这个时代的人，他不但没有说到这次进兵，而且明确认为，蒙古人自1304 年战败之后，便没有再在印度露面。与此相反，一种分割波斯的计划，曾在答儿麻失里和德里算端之间形成，这是很肯定的和很自然的事情。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一述答儿麻失里的合伙人，即德里算端谟罕默德都忽鲁黑（1325—1351 年）：这一种任务比较容易，因为有新近发表的伊什瓦里·普拉瑟德的著述。　　当对蒙古人作最后斗争的时候，1300 年左右有一个突厥的哈剌温那家族（这个家族可能夹杂有阿富汗或印度的血统）的首领，在印度卓著声誉。当1320 年，发生了一次军事革命，他被拥立登上德里的宝座，称都忽鲁黑沙。曾经是他得力助手的他的儿子，于1325 年继位，"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或者是弑父自立；用谟罕默德·都忽鲁黑的称号，他此后在位二十六年。他承袭了一个帝国，自从玛立克加富尔胜利以来，这个帝国在名义上几乎是包括印度全境。从德里至印度河，设置有十个政府：德里、汉西、萨马纳、库赫兰、萨尔苏蒂、卡拉瑙、拉合尔、木勒坛、乌赤、锡瓦斯坦。在恒河流域，另外还有六个：卡瑙季、乌特、巴达翁、卡拉、比合尔、拉克瑙蒂。此外，摩腊婆和胡茶辣是过渡到德干五省的途径，这五省是：德瓦吉里、贾杰纳加尔、特林加、德瓦拉穆德拉和马八儿。除去一些侯国分布在塔尔沙漠的周围者之外，不在这个范围以内的只有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山中的泥婆罗（尼泊尔）和印度的最南端包括锡兰岛而已。据说，德里的算端能够动员三十七万人和几千头象。　　但是有人以为在谟罕默德·都忽鲁黑即位后不久，答儿麻失里就敢于进攻这个强国，侵入旁遮普。关于这一点，文献不明而且矛盾。可以肯定的是， 不久之后，这两国的君主互相友好而且共同拟定一个计划欲进攻波斯的伊儿汗不赛因。这个计划后来没有结果，如果不是因为它显示蒙古人的胜利促使所有东方的君主团结一致，是不会使人对之发生兴趣的。这两个盟友试图争取埃及的马木鲁克算端的合作，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埃及算端还信守着他家族的传统，把旭烈兀一系人看做敌人。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蒙古皇帝似曾派人告诉成吉思汗后裔察合台系人，他准备袒护在波斯的成古思汗后人而反对他们。　　这是漠罕默德·都忽鲁黑的最后一次放弃这样远大的梦想。不久之后， 约在1335 年，答儿麻失里的被废和不赛因的死，在察合台汗国和波斯汗国中开始了一个混乱时期，使德里的算端又想利用这个机会。人们看到他对伽色尼行使保护权，对呼罗珊的领主视之如藩属。当1341 至1342 年，他要求并获得了阿拨斯朝的哈里发发给他的册封证书，伊斯兰教界的舆论对于这种证书还是很重视：这一种谈判证明他和埃及算端的关系良好，因为哈里发这时候完全依靠埃及算端。大约与此同时，谟罕默德·都忽鲁黑，于征伐喜马拉雅山中的一些独立部落时，劫掠了佛教寺庙。在此不久以前，欧洲的旅行家鄂多立克曾说吐著沉睡在僧寺里面，对于上述事件，吐蕃并没有什么行动， 但是中国的皇帝派使节要求允许重建被毁的寺庙，谟罕默德表示同意，但是他提出条件，依照可兰经典的法律，要付与一定的贡赋。这种种迹象使我们有可能估量出德里算端在东方世界所享有的威望。　　另一方面，印度方面的事件足以吸引谟罕默德·都忽鲁黑的活动能力。他即位时候年纪还轻，富有革命思想。他所实行的第一件事，是将国都从德里迁到道拉塔巴德，他认为在这个地方比较便利于监视德干地区：他仅仅使旧都的繁荣受到暂时的但是明显的打击，而使新都成为一个骚动的中心。稍后，看到征服德干之后黄金大量地流入北印度，同时银价跌落，他和大多数在亚洲以及在欧洲的同时的人一样，试行用一种贱价纸币代替贵金属：这一种试验遇到了印度群众的消极反抗，很快失败。他欲增加河间地方（在恒河和阇牟那河之间）的税收，所做的努力也没有比较好的结果，这位算端创立了二三十种新税聊以自慰。不幸的事件同时并至。这个国家和中国本来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常常受饥荒的威胁，当他在位时期，饥荒特别常见，而在末年，又和在欧洲一样黑疫流行。这些情形造成不满的气氛导致叛变；纵使没有这些，一个其大等于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西部这些国家总和的帝国，也很难制止乱事的蔓延，无论是完美的通讯制废、间谍组织、还是算端的军事才能或凶残的镇压都不能阻止这种蔓延。　　然而，除去两个在他即位以后不久就发生的骚动，一个在德瓦吉里，另一个在印度河上，被他差不多平定了之外，他临朝的最初两年是比较安定的。但是从1335 年开始，历史家们指出至少有十次严重的叛乱发生在帝国各地。　　第一次叛乱，理所当然地发生在印度的南端，在这个地方，一个伊斯兰教的政府代替了土著王朝：这个政府建立了马都拉算端国家，谟罕默德·都忽鲁黑不得不立即放弃夺回这个地方的希望。其它叛变的平定也很费气力：最严重的是乌德地区的埃因一穆勒克的叛变（1341—1342 年）。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这些叛变者都是伊斯兰教徒，一般的说都是突厥人，然而也不是只有他们。　　谟罕默德·都忽鲁黑尽了值得赞扬的力量善待印度教徒，不愿因此而引起伊斯兰教神学者们对他的敌视，而这些神学者做了许多毁谤他名誉的事。他没有得到旧王朝的有代表性人物的拥护，这些人曾受到他前任者的极端苛待。1336 年，一个来自德棱干纳的印度领主哈里-哈拉，在维查耶纳枷尔建立了一座城，这座城后来成为一个巩固与持久的国家的中心。随后，霍伊萨拉的国王维拉·巴拉拉三世（1292—1342 年）对马都拉的算端展开斗争，明确表示要为自己保留其利益：当他因为勇士们的死亡而终止了他的半个世纪的统治时候，他的儿子维拉·巴拉拉四世继续这场战争。这些榜样鼓励了卡卡迪亚·克里希纳-纳亚克在德棱干纳竖起独立的旗帜，结果将中央政府和它在南方残存力量之间的联系割断。上述的三个印度王侯迅速地达成协议，等到最后一个霍伊萨拉族人对于马都拉作斗争之中死去（1346 年）的时候，其它两个就瓜分了这个灭绝王朝的领土，一个分得马拉巴海岸上的部分，另一个分得科罗曼德尔海岸上的部分。马都拉算端国家成为德千南部地区仅存的伊斯兰教征服的遗迹。　　谟罕默德·都忽鲁黑如果不是被较近于帝国中心的叛变所羁绊住的话， 他并不是没有决心和毅力去重立他的威权于这些边远地区的。有一个素得人心的大臣的被废黜（1344 年），在下级官吏中间传布了不安种子，史家伊什瓦里·普拉瑟德先生称他们为百人组，这主要是在道拉塔巴德地区。谟罕默德·都忽鲁黑力图将这一方面的秩序恢复，而在胡茶辣地方，另一个他的僚属又对他背叛，使他不得不移转注意力于胡茶辣，因为从商业关系上说，这个省份是很重要的。当时有一个冒险家名叫哈桑·甘古，他在一方面得到德棱干纳的叛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得到百人组的支持，从而占据道拉塔巴德地方（1347 年），就在那里建立巴赫马尼王国，这个王国此后在很长的期间是德干地区伊斯兰教狂热的要冲大路。至于谟罕默德·都忽鲁黑，他竭尽全力和胡茶辣以及印度河口的叛乱作斗争，而于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的时候死去（1351 年）。　　由此可见，德里算端施加于海岸和印度各港口的威权仅仅是很暂时和很表面的现象，而这些地方继续是商业活跃的舞台。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末年所作的纪事，明确指出印度的海上霸主们与一切印度洋的以及马来诸海沿岸国家的关系。当1283 年，一位锡兰国王拟定一个和埃及算端通商的条约。在谟罕默德·都忽鲁黑时候，这种交通更为频繁，这是受中亚细亚此时秩序紊乱的影响，原来旅行陆路的路程，这时候变得很危险。有两个人可以作证， 一个是伊斯兰教徒，另一个是基督教徒，他们告诉我们，这些旅行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进行的。　　这个伊斯兰教徒是伊本·白图泰。他于1304 年生于丹吉尔，于1325 年出发赴伊斯兰教的东方，他旅行的最初目标是往麦加参拜。他到过东非的海岸，随后又回到西亚细亚，向前直至伏尔如何上：经察合台汗国而于1333 年抵达印度。他在漠罕默德·都忽鲁黑的左右很久，参加过这个统治时期的若干事件。1342 年，他奉算端之命出使中国。虽然有此一说，但是十分可疑他曾否真正前行直抵中国。但是他在孟加拉湾海岸和德干地区周游了许久， 并且前行至于马尔代夫群岛，他发现这个地方已经信奉伊斯兰教。他说到马都拉算端之处很多，口气殊不温和，虽然这个算端在印度结成了一宗亲事和他曾成为亲戚，但是他仍然说他是一个可恶的暴君。他对于德干西海岸上的哈瑶尔小国君主，也没有赞扬之语，此人是维查那纳伽尔的印度教国王的藩属。他以后再也不敢重返到德里算端那里，结果于1354 年回到他遥远的故乡，在那里撰写他的可宝贵的回忆录。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徒指让·玛里奥拉。当1338 年时候，教皇在阿维农接见了中国皇帝所派来的特使，他们是越过“七个海”来见他：他们来是替在大汗保护之下的基督教会要求派遣主教。教皇于是指定让·玛里奥拉教士带着他的答复前往，他的旅行系取道陆路，并没有因为要横穿戈壁沙漠而退缩。他此后在北京住了三年，由海道返回。他到过马来群岛、锡兰和德干海岸。他对当地僭位的一个君主不满，称之为Cosa Joan，“一个阉割的伊斯兰教徒背叛正主而借夺王位”；如果这是指马都拉的算端，这可能是伊本·白图泰亲戚的继位人。让·玛里奥拉只是在1349 年在这个地方居留过。他受到这个伪善暴君的榨取。归途经过忽鲁谟子和君士坦丁堡。这位教皇的使者曾在布拉格遇见查利四世皇帝，应查利四世的请求，他于1354 年撰写回忆录，他的回忆录比起其他伊斯兰教徒著作者来，其可宝贵性是差得多，然而也很饶兴趣。　　阅读伊本·白图泰和阅读让·玛里奥拉的著述一样，使人感觉在马拉巴海岸和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游历（姑不说锡兰）时，丝毫看不到在远处的德里算端的权威。　　当谟罕默德·都忽鲁黑于1351 年死去的时候，他所遗留下来的声誉是一个卓越的文艺保护者，但是他是一个命运不济的君主，逐渐地被削弱至于只据有印度北方。承继他的人是他的堂兄弟菲鲁思·都忽鲁黑，这是一个虔诚柔善的人，他无条件地接受已成之局，职是之故，他在位时期，作为东方君主来说，是很久（1351—1388 年）而且比较上是安然无事的。　　在察合台汗国，答儿麻失里被何中的权贵们所废黜（在1333 年之后）， 这是分裂的朕兆。同时发生了宗教的纠纷，在这个纠纷当中，其中有一事即阿力麻里的基督教会消沉下去，而在几年以前，鄂多立克还看到它很发达。当时被称为蒙古斯坦的河中和伊犁地区，相互分开。在河中，合赞汗（1347 年）迫使察合台一系的汗成为不问政事的昏王。他利用波斯的分裂以制服赫拉特的起儿漫人，并且把东阿富汗做他子孙的封地。在蒙古斯坦，乱极思治促成了1345 年察合台系人秃黑鲁黑一帖木儿的中兴，他开始将这个地方完全伊斯兰教化。至合赞汗死（1357 年）后，秃黑鲁黑一帖木儿努力恢复河中的秩序，并且使阿姆河以南服从他的权力。德里的菲鲁思·都忽鲁黑不是一个善于乘机取利的人；察合台汗国的纷扰替帖木儿跛者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我们并不害怕要多说几句关于这一段常常是单调的历史，因为我们要说明成吉思汗的后裔察合台系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能完成似乎当然是归属于他们的任务：即征服印度。由于蒙古人的征服而建立了庞大帝国，他们是处于该帝国的中央，比起其他汗国更为经常地卷人内讧之中，就是这些内讧导致了这个帝国的分裂。他们眼看自己的对手在他们的面前逐渐将一切印度的资源聚于手中。而建立“大莫卧儿”帝国的使命，要留待帖木儿跛者的子孙去完成。　　波斯汗国　　自成吉思汗的时候起，蒙古军已经占领了里海的南岸和西岸，并且迫使罗姆地方（在小亚细亚）臣服，奉献贡赋。但是就本义而言的波斯汗国的成立，则是在旭烈兀扫除阿萨辛人的堡垒和报达的哈里发（1258 年）而建都干帖卜利司的时候。上面已经提到某些事件阻碍旭烈兀乘胜略地直达地中海的沿岸：马木鲁克人在叙利亚的抵抗、蒙哥的逝世、在远东发生的帝位继承纠纷以及他和他在奇卜察克的堂兄弟们的斗争，他们已经笃信伊斯兰教，而旭烈兀还是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佛教徒。　　旭烈兀死后（1265 年），波斯继续是一个世袭君主国，由其子孙诸伊儿汗执政。他们和中国诸大汗关系特别密切，并且对之尊敬，因为彼此都属于拖雷这一支。相反地，他们和察合台诸汗以及奇卜察克诸汗常常发生冲突， 而且在休战期间，他们的藩属，那些在赫拉特的伊斯兰教徒或是在谷儿只的基督徒又自相寻仇。纵使是这样，当旭烈兀的最初几个继承者在位的时候， 伊儿汗们所注意的首先和主要是在西方，在这一方面，他们不甘放弃王朝创立者所拟定的征服计划。　　阿八哈汗（1265—1282 年）和自1261 年以来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希腊诸帝（按：指东罗马）增进友好关系，阿八哈成为米歇尔·帕烈斡罗格的女婿。阿八哈对于最后几次的十字军远征寄予莫大兴趣。在许多人里面，最感觉衷心懊悔的莫过于圣路易了，他放弃埃及而被带动去进攻突尼斯的伊斯兰教徒（1270 年）。爱德华太子在叙利亚对抗马木鲁克人和在对抗阿萨辛残众时候，所做的努力都对于圣路易直接有关，但是他因为父亲逝世而返回英国（1273 年），这使圣路易更觉灰心。剩下阿八哈一人，但是他毫不迟疑地与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那个可怕的拜把儿士为敌。1277 年，拜把儿士最后一次举兵攻打伊儿汗的安那托尼亚的藩属，前进宜至卡帕多基亚的切塞雷。1281 年，阿八哈进攻叙利亚以图报复。　　阿鲁浑汗保持着传统。他曾命他的臣民之一、聂思脱利教的教士拉班一扫马往见希腊和法兰西的王侯，以重新引起他们进行十字军远征。拉班一扫马在君士坦丁堡见过大帝安德罗尼克二世，在那不勒斯参加过安吉文人和阿拉贡人的战争。在罗马，他通过教长们企图替聂思脱利教义和天主教义成立一种临时协议。法兰西国王腓力普四世给他以在圣殿行礼的荣誉，英王爱德华一世接见他于波尔多宫中。1289 年他还再来，但他在这些谈判中，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结果。阿鲁浑汗未能做到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远征，于1291 年死去。就在这一年，圣-让-达克和法兰西人在巴勒斯坦的最后据点受到埃及算端的突击而陷落。　　当合赞汗在位时期，发生了有决定性的转变：合赞皈依伊斯兰教，从此以后，这个王朝成为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朝。有如常见的情形，这位大汗将内部倾向的转变联系到对外的传统政策。1299 年，他发动过一次新的从马木鲁克人手中夺回叙利亚的尝试。在罗姆地方，他担心因为人事的变动引起一个独立的卡加马尼王朝的成立，于是和拜占廷的皇帝保持亲善关系。完者都于1305 年承继合资，他曾在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的名义下受洗礼， 因为这时候阿鲁浑欲取得这个教皇的友谊：但是完者都仍然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君主，当他在位时期，在阿贝尔的基督教会被库尔德人毁灭。完者都即位后，曾写信给法王腓力普四世，在这封信里面，他自称和中国、察合台汗国、印度以及钦察汗国均保持良好关系，并表示他希望和法兰西国王保持与此同等满意的关系。可注意的是，在他列举的和平展望之中，没有提到马木鲁克人，事实上，在不久之后，马木鲁克人又一次进攻蒙古人在西里西亚的基督教藩属。欧洲君主中间，大帝安德罗尼克二世对小亚细亚所发生的事件感觉不安，直至将自己的女儿许嫁波斯的伊斯兰教君主。　　合赞和完者都曾任用一个人，此人所编写的纪传，将这个汗国的内部组织揭开一些奇异的内幕：这就是历史家拉施特。他于1247 年生于合马丹，或者有犹太血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伊斯兰教理论家著称。然而他主要是以医师得到诸汗的垂青，合赞命他任职宰相，他在职约二十年。合赞和他的承继人认为这个职位可以给拉施特闲暇时间，委托他编写一部蒙古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当是时，还有许多除皇室之外的贵族没有丧失去他们是源流于蒙古种的意识和骄傲：拉施特因此得以掌握许多典故甚至家藏的档案，使他的著作对我们非常宝贵。他是一个很有气度的文艺保护者，尤为难得的是他对于共事的作家们不怀嫉妒之心，在流传至今的他的回忆录中，充满对于该时代的一切学者的热诚赞美。虽然，似乎也有阴暗的一面。拉施特曾致巨富， 以至于达到能够为帖卜利司城增加整整一个住宅区的程度，然而当治理呼罗珊的一个亲王要求他付一笔款以为军事出征费用的时候，他不能不承认国库空虚：两相比较似乎曾引起一桩舞弊事件，证明事实是超过了宽容的限度， 固然东方国家对有权势的人读职的限度是很宽大的。此外，在这个汗国里面有两个宰相，其职务并没有明确规定，结果是彼此嫉妒，互相牵制；拉施特在执政时期杀死了一个同事，而他自己也被第二个同事的阴谋所陷害。此外， 人们可以看到的情形，蒙古权贵们的权力和汗廷卿相们的权力同时并存，有时是与之对抗，而这些权贵，一般他说，都是从军队将领里面选拔出来的。简言之，完者都死后不久，拉施特便被告发，可能是毫无理由他说他曾毒死这位大汗，拉施特被判腰斩，他的一个儿子和他同被处死（1318 年）。　　这个悲剧发生在不赛因汗在位时期，不赛因起先将政权交与似有治国才干的异密出班。出班的儿子帖木儿答失是小亚细亚的长官，他曾使蒙古人的势力于最后一次到达爱琴海的沿岸。此后发生家族的灾难（1326 年）。出班被处死，帖木儿答失逃往埃及。埃及的算端，对于伊儿汗是趋向于和平的， 为欲表明这一点，就将帖木儿答失杀死。这些事变重新引起东伊兰诸侯的扰攘不安，并煽起察合台诸汗和德里算端结成同盟的企图，中国皇帝起而反对这种同盟，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　　出班败亡之后，不赛因的统治似乎从各方面都不顺利，总之，他死时（1335 年）已呈分裂的端倪。宗教的争端也纠缠在内。这些君主虽是正宗的伊斯兰教徒，而人民的多数则是十叶派：所以反复重提拉施特身后罪状之一就是对于阿里家族的一个重要教长的审判和使用酷刑。不赛因死后，这种宗教的反抗表现得更为剧烈，伊兰成为一片废墟，而在这片废墟上面，帖木儿将伸出可怕的巨掌。　　最初几个伊儿汗的统治对于西方各国其结果是怎么样呢？　　在叙利亚这一方面，于十四世纪的初年，形势稳定下来，全部地方直达幼发拉底河以及套鲁斯山脉肯定是属于马木鲁克的伯海里朝诸算端，他们的领土深入北方，介于美索不达米亚与信奉基督教徒的亚美尼亚人的西里西亚之间，后者是伊儿汗们的忠诚藩属。自从拜把儿士以来，埃及算端们很讲人道，他们统治时期是埃及的一个辉煌时代。这两个王国中间的文化交流便利了伊儿汗们的加入伊斯兰教社会。　　这种关系甚至更远地向西发展到马格里布。这个地方，自从阿勒摩哈德人败亡、摩尔人几乎完全从西班牙被驱逐出去（除在格勒纳德一地以外）和圣路易的十字军远征（1270 年）之后，形势也臻稳定：突尼斯的君主和圣路易的儿子及兄弟，即大胆的腓力普（Philippe le Hardi）和安茹的查理签定了一些条约。这些国家，特别是摩洛哥王国，在马林朝统治之下是当时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其相对的重要性，可能受益于在亚洲发生的危机：在通布图，甚至已经有个伊斯兰教大学。且不谈麦加的参拜，在马格里布和地中海的东方之间，联系频繁；当拉施特时候，若干天文家和医师从马格里布被召至波斯。至十四世纪，人们将要看到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和伊本-哈勒敦到亚洲去觅求财富。当为恢复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势力作最后一试的马林朝人，被该半岛的基督教王侯们的同盟军击败于里奥萨拉多（1340 年）时，这一事件的影响，远届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沿岸。　　在小亚细亚方面，旭烈兀眼看蒙古人的权力，除去一个名叫特拉布宗的希腊小邦之外，直接行使已达克孜勒伊尔马克。塞尔柱算端的政府设在康耶， 但保有这个名义者面对他们的可怕宗主已放弃一切独立希望：拉施特说，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送给旭烈兀一只靴子，在靴底上画着自己的形像，“为欲使大汗的贵足践踏在他的头上以为光荣！”十三世纪末，在小亚细亚西部建立起来的漂亮纪念碑，颂美蒙古的和平的成果。　　通过这个塞尔柱藩属，伊儿汗们的帝国和还是属于希腊皇帝们在尼斯地区的少量属地直接为邻。自从君士坦丁堡从拉丁人手中被夺去（1261 年）以后，拜占廷帝国的重心又移到欧洲。人们 看到它和诸汗保持良好关系。这是因为它所面临的困难很多。除了被不里阿耳人和塞尔维亚人压迫得很紧以外，它不得不听任那些必然与它为敌的环绕在爱琴海的若干拉丁小邦仍然存在。反对拉丁诸侯的最有野心的反攻计划，它仅仅依靠西西里屠杀事件（1282 年）和安茹的查理之死（1285 年）以自保。之后，安吉文人者和阿拉贡人在那不勒斯的战争把成群的冒险家，主要是加泰隆人，抛到地中海的东方；十四世纪初年，看到阿尔摩如瓦尔人在小亚细亚和希腊，做令人惊奇的冒险旅行。与此同时，面对着威尼斯人的敌视，帕烈斡罗格人（按：指拜占廷帝室） 求助于威尼斯人的竞争者热那亚人；这两个强盛共和国的互相敌对，在地中海东方也产生反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来，尝到了热那亚的铁窗风味。于这许多烦恼之外，安德罗尼克二世的长期在位终止之后（1282—1328 年）还发生内部不和，而不久之后，就遇到短期的但是庞大的塞尔维亚人在埃蒂内·杜申领导之下扩充其势力。　　而在这个时候，安那托尼亚的情况实堪优虑。代表十一世纪的塞尔柱大帝国的最后威权的算端政府，于十四世纪的初年肯定是解体了。约在1311 年之际，代之而兴的有一批突厥的异密政府。在半岛的中央，和蒙古人的属地有直接接触的，以卡拉马尼的异密政府为最富生机，它很快就对伊儿汗们采取独立的姿势。由他们分离出来的约十个共它国家。其中处于西北最远处的就是额儿脱古勒之子奥斯曼帝国，他的名字将要留在历史上。在这些纷扰之中，帖木儿塔失（按：即出班之子，见上文）作最后一次的努力以恢复秩序：他死（1326 年）之后，所有这些异密政府，便各行其是了。　　对于拜占廷来说，最危险的当然是奥斯曼：1326 年，不鲁斯（按：不鲁斯是安那托尼亚的要塞）被攻占后，成为其国都。紧接着，斡儿汗开始组织特别护卫军，这使奥斯曼人成为伊斯兰教世界里面最强的国家之一。因此，格鲁塞先生正确他说，奥斯曼人的兴起和随着而来的伊儿汗们权力的衰落是紧密地连系着的。　　罗斯汗国　　在者别和速不台的铁骑侵袭（1222 年）之后，成吉思汗曾指定锡尔河和鄂毕河之间的草原为他长子拙赤的应得部分。大举进攻的结果（1237—1241 年），使蒙古人的兵锋直抵亚得里亚海海岸，上述疆域和其向西的延长部分尽归于拙赤之子拨都。在理论上，向西延长应包括欧洲全部。在实际上，仅仅包括罗斯，拙赤的一系人从伏尔加下游的草原，即奇卜察克（钦察）的草原深处，管辖这个地方。　　创业者拔都于1255 年死去，他死之后，依照蒙古的古老传统，嗣位者不是他的儿子们而先传位于他的兄弟贝儿克。这一个事件是重要的，因为贝儿克皈依伊斯兰教，并且似乎具有新入教者的狂热。贝儿克死时（1266 年）， 拔都的一个孙子忙哥帖木儿嗣位。历时一个世纪，拔都的直系子孙君临钦察汗国，伊斯兰教成为正式的宗教，此后一直是这样。蒙古的贵族在很长时间以后对于这一项的决定还是抱怨不已，因为它将“阿刺伯人的宗教”代替了成吉思汗的札萨，然而拔都所带来的纯血统的蒙古人只有四千，而突厥-鞑靼群众很容易伊斯兰教化。　　钦察诸汗的国都，通常是在萨莱；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尽情显示野蛮人的奢侈，教皇和拜占廷皇帝的特使们曾对此屡次予以叙述。环绕着中央的斡耳朵，即金帐www奇sjtxt書com网，其四周是家族的其它成员的封地：那海和他的子孙在黑海之滨；昔班和他的一系人在乌拉尔河与鄂毕河之间，再向东南，拔都的长兄鄂尔达创立白帐：这一系宗王的领地在理论上延长至于马可·波罗曾予以叙述的冰海的围猎地方，白帐的南方傍锡尔河。从1262—66 年时起，拙赤系失去花刺子模地方而归于察合台系。相反地，霍渥斯以为他们初时曾分布直至于伽色尼，并产生了突厥的哈劳那赫族。（霍渥斯的推理，见《蒙古史》， II，219—220 页）　　拙赤系人以长子一支的资格，当最初解决帝位继承问题的时候，曾起过重要作用：正是他们，使大汗的位子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但是忽必烈的宣布即位（1260 年）使贝儿克不悦，大汗的名称不复见于贝儿克的继位人忙哥帖木儿的钱币上面。拙赤一系人从1269 年为始，与海都结成一派，因此也和察合台系为一派。　　由于间接的原因，他们和波斯的伊儿汗们不和，而且旭烈兀同情于佛教和基督教，早为他们所反对。在1262 年时候，我们已经看到钦察汗越过高加索向伊儿汗竞争谷儿只的宗主权和甚至占领阿哲儿拜占：固然没有成功，但是旭烈兀的一支军队毕竟被他们在忒列客上消灭；战衅已开。　　在这里重提这些对于其他蒙古汗国的冲突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说明拙赤一系人为什么没有工夫专向西方采取扩张势力的政策。然而对于他们和对于波斯诸汗一样，他们的势力和财富的根据地在那里，他们的注意力首先就应该在那里。让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在这个地方所遇到的对手是那些人。　　罗斯的诸侯，直到并包括加里西亚在内，都在铁蹄之下。他们到萨莱去表示臣服，其中有二十人左右在那里“牺牲”：公正他说，对于他们的被害， 他们的同胞，甚至是心怀嫉妒的亲戚们的阴谋陷害，与鞑靼人的暴行不相上下。对于人民，贡赋是一种负担，而鞑靼的或犹太的收税吏使它更为可怕。就是处在远方的诺夫哥罗德诸侯也没有地方躲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52—1263 年）通过对诸汗卑躬屈节才得到征伐波罗的海旁边的瑞典人的许可。虽然如此，在准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里面，人们可以找到独立和富庶。参加了新生的条顿汉萨同盟，它们和芬兰的瑞典人以及爱沙尼亚的丹麦人竞争波罗的海的商业贸易，他们的商人常常与海盗为伍，其分布宜至乌拉尔和冰海。　　紧接这个领域的西面，蒙古诸汗在那里遇到一种特殊民族，这就是立陶宛人，他们和在波罗的海旁边的某些小民族是仅有的还信仰印度-欧罗巴先民的古老偶像教的民族。立陶宛的森林似乎不足引起亚洲人的贪欲。因此立陶宛人的主要敌人就是日耳曼、条顿或佩剑的骑士团，他们正在完成对波罗的海上各民族的征服。一位聪明的王子明德沃克，欲改奉基督教以避免这个危险。但是他在1263 年死去，第一次的蒙古人入侵的恐惧过去后，立陶宛人又回到他们的偶像教和对于邻人基督教徒的对抗中去。　　对于鞑靼人更有引诱性的香饵是在立陶宛之南的伏尔加、加里西亚以及波兰地区。特别是那海，常常提兵到这里来。最为可怕的一幕是1259 年桑朵米儿的被洗劫，在这个地方，鞑靼人又一次表现得丝毫不守信约，这是他们的一种性格，比较他们魔鬼般的凶残还可厌恶，对波兰的不断入侵一直至于十三世纪之末，匈牙利也于1285 年再一次看到半个世纪以前使他们恐怖的敌人。适宜于组织东方基督徒的抵抗力量的人，可能是日耳曼的皇帝。但是享有偶然，他恰恰在这个时候逝世。弗里德里希二世卒于1250 年，教廷极力反对霍享斯陶芬皇室的最后一些人，德意志于是进入无政府状态，诸侯和备城市从中养成顽固的习惯，只管本身利益（皇位虚悬时期，1250—1273 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足以代替死去的皇帝的地位的人，这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1258 年至1260 年之际，教皇似乎曾想叫他领导反抗鞑靼人的十字军。但是奥托卡正以全力和他的邻人匈牙利人以及奥地利人作斗争。后来他又反对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的被选举，而这一次选举于1273 年终止了皇位虚悬，因此奥托卡引起新皇对他的敌视：1278 年，他在迪恩克卢特战役之中死去。至于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他坚定不移地要将“己国利益”的发展放在基督教会的共同利益之上，而且他的继承人们，在两个世纪之中，也将保持这个传统。　　在西南方面，诸汗的威权伸张直至多瑙河下游：他们所做的破坏，在摩拉维亚和瓦拉基亚所造成的人口萧条，直到下一个世纪，基督教徒人口从罗马尼亚流徒出去的时候，才补满了这个地方。不里阿尔的势力，不足与他们抗衡：从1282 年至1292 年，不里阿尔沙王甚至置身于汗的直接保护之下。其唯一的重要对手就是从1261 年起重新建立于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的希腊帝国（按：指东罗马帝国）。　　最初时候，在萨莱的汗、希腊的皇帝和埃及的算端之间，似乎有成立一种联盟的准备：共同的敌人是伊儿汗。但是这种组合被证实为无效，1265 年， 鞑靼人和拜占廷人已经兵戎相见于色雷斯。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万或一万两千户在安那托尼亚的突厥人被迁移到欧洲，先至多瑙河下游的沿岸，后至克里米亚。人们看到希腊的皇帝（按：本篇所说希腊皇帝都是指拜占廷诸帝）与波斯诸汗维持良好关系有着巨大利益，后者是小亚细亚塞尔柱人的宗主。他们后来极力想在这两个蒙古汗国之间维持均势。这是不容易的事，常常要使用希腊人的高超的外交技术。米开勒·帕烈斡罗格，以及后来安德罗尼克二世所使用的策略之一就是将他们的私生女送到波斯和罗斯的蒙占君主以及他们藩属们的寝宫里去：基督教徒很计较左手与右手的区别，对于习惯多妻的东方人来说，这种分别显然是比较不重要。　　复位以后的希腊皇帝们在损害成尼斯人利益情况下对热那亚人进行赞助。热那亚人因此得以从容发展他们在克里米亚的商业，将黑海变成一个热那亚湖。在这种场合很需要钦察汗的好感，热那亚的商人们知道如何取得这种好感：卡法成为鞑靼人和地中海接触的主要地方。这个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就是奴隶，薛儿客速人（按：即北高加素的切尔克斯人）或其他人。热那亚人替埃及的马木鲁克人获得奴隶以补充其军队：这些情形后来要引起与鞑靼诸汗的冲突。我们将要看到威尼斯人利用这个冲突从中获利。　　上面简述的大概情况，在忙哥帖木儿以及随后几个继位人的时期，并没有什么变动。这一个时期的突出事件是那海的失败和死亡（1299 年）。这个“汗位辅立者”是前一代享有威望的人：他留下了许多纪念，有一种鞑靼人还带着他的名字（按：这是指那海部）。但是脱脱汗决心要大权独揽。　　然而在境外，起了一种重要变化，这就是立陶宛的勃兴。经过一系列的首领艰苦地和他们的邻人，即日耳曼人、罗斯人或波兰人作斗争之后，格季明于十四世纪初年杀其长而自立：他将维尔那建成为这个国家的蓬勃中心， 从此日益强大。罗斯的西南部，因为受侵掠和受鞑靼人重税的压迫已经疲惫不堪，于是成了他的野心所选定的掳夺物。这一个异教人，对于这个地方的希腊教派基督教的信仰是注意尊重的。从这时起，一种相当明瞭的分界在鞑靼罗斯和欧洲之间竖立起来：西方几乎忘记，或至少是不再恐惧鞑靼人的入侵了。　　乌兹别克汗在位时期（1312—1340 年），对于金帐汗来说，是处于扩充时代与退守时代之间的一个安宁的伟大时期。乌兹别克笃信伊斯兰教，但在比较上对于其它宗教是宽大的，他延聘伊斯兰教各国的博士和文士来到萨莱。在他执政时期，钦察汗国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文化水平，虽然在事实上无甚足称。　　乌兹别克和格季明屡次发生冲突，例如在1323 年。乌兹别克汗在他这一方面，经常采取以他的藩属莫斯科的保护人自居的态度。1340 年，鞑靼人和罗斯人共同企图制服斯摩棱斯克侯，因为他接受格季明的保护。格季明也继续向南发展，但是只是在他死后（1341 年），他的继位者奥利格尔德才伸张势力至于基督教罗斯的最古老都城——基辅。　　然而格季明于鞑靼人之外，还有其他敌人。当是时，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将加里西亚据为己有，他对于百姓中分立派教徒所采取的严厉政策，引起立陶宛人的干涉，另一方面，在波罗的海这一方商的日耳曼骑士团，继续和立陶宛的顽固异端人为敌，他们在这个时侯组织十字军，把这个当成唯一的理由，并且得到西方的所有失业骑士们的协助：这是从普鲁士的十字军回来时候，富瓦的伯爵加斯东一费比，突然在莫克斯出现在约克人面前（1357—8 年）。乌兹别克汗又看到在更靠近干他的地方出现一个强权国家，其将来未可预料。莫斯科的大领主伊凡·加里达策划在他领导之下联合罗斯众多小诸侯国的计划，他们的分裂，曾大大地削弱了罗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在外表上对于蒙古汗是绝对忠诚：在特维尔的叛变期间（1327 年），鞑靼居民被屠杀，使他得以执行这个计划。他和他的继位人西梅翁，自处于蒙古诸汗的代理人地位，“以鞑靼人的协助镇压罗斯人，以罗斯人的金钱获得鞑靼人的恩惠。”并以对付日益独立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以及由此出来的海寇，莫斯科人和鞑靼人是利害一致的。　　在拜占廷帝国这一方面，关系有时不怎么好：蒙古军最后一次出现在色雷斯是在1324 年。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彼此妥协。乌兹别克的妻室之一就是拜占廷的公主，由于这种情况，使伊本·白图泰得以到达君士坦丁堡。这位摩洛哥的旅行家经过卡法至于萨莱，从那里他陪伴着蒙古汗的特使，旅行至于君士坦丁堡，留下了生动的纪述。对于热那亚人，当托黑台掌权时期关系恶化，他曾残破卡法（1308 年）。但这个城市不久又复兴，在乌兹别克汗时候， 它竟达到全盛时期：但是热那亚人不得不听任他们的竞争者威尼斯人得到许可，在塔那（在阿速Azow）于1332 年成立一个商馆。必须相信，蒙古汗熟知奴隶出口到埃及的事：和马木鲁克算端的关系，从来没有象在乌兹别克在位时期那样亲密。　　在波斯这一方面，乌兹别克汗对于1327 年所布置的进攻不赛因的计划， 置身事外（参阅上第307 页）。萨莱诸汗决定放手让他们的白帐汗的堂兄弟及其藩属插手伊儿汗们和察合台系人中间的斗争，由他们自己承担一切后果。他们最为关心的是黑海至中亚细亚的通商路线尽可能少些受到侵扰。乌兹别克汗和中国的蒙古皇帝保持着接触，在1336 年，曾派遣一个使节向他提出一些要求。一方面是关于拙赤系在蒙古的旧封地，另一方面是有关于设置萨莱和北京中间的驿站。　　伊本·白图泰的旅行记所记的是从萨莱赴花刺子模再从花刺子模赴德里（1333 年）。在这以外，还有若干基督教徒的纪述，足以证明西方和中国之间，这时候的联系是便利和相对活跃的。十四世纪初年，让·蒙泰科维诺由罗马被派往北京为总主教，他认为从卡法经由萨莱与准噶尔的阿力麻里这条通路，以达汗八里（北京）“当不太受战争的侵扰时”是最适宜的。一个佛罗伦萨的旅行家，约在1330 年，估计从卡法至中国的必要时间是六至八个月。还有在1339 年，乌兹别克汗于萨莱接见教皇的使者让·玛里奥拉，这位使者给他带来一匹教皇所赠带鞍的骏马，并且能够安全地继续他的旅程前往中国。　　札你别的在位（1340—1357 年），在一定程度上是乌兹别克统治的延长。虽然如此，当与热那亚人发生一场新的冲突时，汗竟无力压服卡法（1344— 1345 年）。他的想从伊儿汗们的懦弱嗣君手中夺取阿哲儿拜占（1355 年）， 这个最后尝试，结果也不如意。而黑疫，人们说是先在中国流行，死者一千三百万人，在钦察汗国也蔓延起来。当卡法被热那亚诸藩侯围攻时候，又将黑疫传到欧洲。　　更为不幸的是在札你别死后，内部发生分裂，致使拔都的直系子孙一败涂地。一个新的“汗位辅立者”马迈运用机谋，使情况复杂化：结果导致了可怕的库利库沃之役（1380 年），马迈没有等候立陶宛人来到，就发起进攻， 结果被莫斯科的季米特里所击败。　　在这场溃败之中，金帐汗从白帐汗那里找到一些补充力量。在这一方面， 鄂尔达的最后一个直系子孙兀鲁思汗（1361—1377 年）利用察合台系的内部不和以扩充他的领土。这时另一系的宗王脱脱迷失（拔都的另一个兄弟的后人）乘机而起，希图重振钦察汗国的威权。然而就在脱脱迷失的后面，帖木儿兰即将登场。　　上面所做关于乌兹别克的统治的简述，使人可以预见钦察汗国的衰落将无益于欧洲和远东之间的商业、宗教以及文化的连系。约在1360 年，萨莱的主教科马斯，被教皇指派往北京教会任职，就不敢前往。十四世纪上半叶的这一条引人注目的通道至是阻塞，甚至比“蒙古天子”的败亡（1368），导致中国的返求诸己，为时更早。　　欧 洲　　重提欧洲的某些事件并非多余，这些事件发生在蒙古诸汗国的分裂和衰落这个时期（1280—1340 年）。　　起初，在十三世纪欧洲还有一个共同承认和惧怕的领袖：教皇。但是当鞑靼人大举推进的时候，教廷正和日耳曼帝国进行在一切方面都是不幸的殊死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不幸，首先由于它的起因完全是属于政治性质，因为德意志和西西里合并于一人之手实在是与“神权无关”。更为不幸的是， 寻仇泄愤不但对于弗里德里希二世个人而且是对于被幽默地称为“蛇蝎家族”的霍亨斯陶芬整个王朝，这个长期的决斗使所有掌握世俗政权的人都警惕起来并且表示反抗：圣路易的信札中，不承认帝位的被削夺为有效，提名腓力普四世。当是时，罗马当然不至于对于十字军在亚洲方面的背叛熟视无睹。但是对外政策和对于基督教会根本利益的关心，显然受到对内政策的障碍。自1271 年以后，格列高利十世以及他的继位者至于卜尼法斯八世（1294 —1303 年）表现得比较注意到捍卫基督教。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的被举，恢复了德意志最低限度的秩序。西西里的屠杀事件（1282 年），安吉文人和阿拉贡人在两西西里的斗争并不是首要问题。与法兰西王室的关系仍然良好； 圣路易就要被封圣。罗马教廷在这个时候认真关心起广阔的基督教前线，这条前线从直布罗陀海峡经巴勒斯坦和博斯普鲁海峡直到波罗的海之滨。　　在马格里布这一方面，自从纳瓦斯一德托洛萨战役之后，基督教的安全得到保障：运气不佳的突尼斯十字军（1270 年）没有引起反应。可悲的是在叙利亚，圣·让·达克以及法兰克人的最后建置，在埃及的马木鲁克人压迫之下难以支持；终于在1291 年发生了不幸事件。在重建的希腊帝国这一方面，教廷很明智地制止了安茹查理的侵略企图，但是和解两个教会的尝试还是没有结果。　　在欧洲的东方，在这一个世纪的初年，重大事件是日耳曼十字军骑士团攻击波罗的海的异端邻人。在他们的背后，就是教会别派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情形相同，于鞑靼人入侵的感受之下，曾开始了某些和解的尝试，至少在加里西亚有过，但也没有得到结果。蒙古人的罗斯汗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使教廷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种危险，我们曾看见它试行协调基督教诸君主的努力：至少它阻止了匈牙利国王和鞑靼人签定已经起草的政治盟约。至于和那些非伊斯兰教徒因而似乎有可能容纳基督教宣传的蒙古诸汗国，从这一个世纪的中叶以来，已经搭上关系：在1274 年的里昂会议上，有两个蒙古主教列席。之后，我们看到教皇鼓励伊儿汗们和西方诸君主举行谈判。关于“约翰长老”的希望，发现是纯属幻想，但是在半个世纪之中，教廷仍然保持和远方基督教徒的接触。　　对我们来说，回溯一下历史，就可以肯定1270 年是标志着十字军运动的告终，但是当时的人不能有这样远见。尤其是教廷，不肯这么快就承认失败。要迫使它在铁的事实面前屈服，必须有标志着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的两件大事，即阿纳尼的侮辱事件（1303 年）和百年战争的爆发（1337 年）。　　1294 年，教皇的大冕归于一个年将八十的老翁，即卜尼法斯八世，他长成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代，生活干安茹查理的时代，头脑中充满了神权政治思想。在和法王胖力普四世发生冲突的当中，他发觉到由已经兴起的国家意识为之支持的世俗政权中所隐藏的危机。在阿纳尼发生的侮辱事件（1303 年）是对于废黜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答复。稍后一些时候，圣殿骑士团的案件， 一样是有伤体面。通过这个案件，人们看到一个保卫东方基督教会而在大众中著称的团体，因为国家政策上的财政需要认为过时与无用而被牺牲。最后， 从1309 年为始，教皇居于阿维尼翁，而保护他的君主就是最先对于神权做出公然的和成功的反抗榜样的人：即法兰西国王。　　值得研究的是，这个法兰西国王能够吸引苏格兰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到他的宫廷，有那不勒斯国王和匈牙利国王是他的亲戚，而永久不能做到皇帝。就逻辑言，就中世纪对于帝位的尊崇而论，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很当然的事， 有选举权人的投票，如果他们是有欧洲精神，应该选举基督教君主里面最有权力的人。然而，首先是他们完全缺乏欧洲精神。此外，没有爱国思想，只顾他们的地方利益，他们所需要的国家精神只在于除了接受一个德意志君主之外不接受其他的人为皇帝，简言之，法兰西国王只好满足于推广他的领土至于洛塔兰日和王国的阿尔勒地区，德意志的无政府状态有以启其吞并这些领土的野心。　　百年战争的爆发（1337 年）最终证明了十字军时代已成过去。由于一次奇特的偶然事件，爱德华一世这个参加十字军的真正最后一人，替英国配备了国家民兵，而试用之于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到了英国重新找到另外一个军事领袖的君主，即爱德华三世的时候，又将这个军队用之于大陆。当爱德华出发从事于夺取法国王冕的战争时（1337 年），他简单地白命为女系继承权的捍卫者，反对“男系继承法”的人选。然而，如果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斗争是属于封建性质，它很快就转变为民族战争，这样就使它和中世纪欧洲的无数的和一般是小型的冲突绝不相同。百年战争是两个信仰基督教的大民族发生决斗的最初榜样，这个决斗，在一个世纪以前或将被认为是亵读神圣的行为，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则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　　反响很快发生。当法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克雷西和普瓦捷兵戎相见的时候，拜占廷的内部争端和奥斯曼军事组织的进步都产生了效果：土耳其人在欧洲站稳了脚跟（1356—1357）。因为十字军的运动而暂停的二百五十年的发展现在要重新进行，而这一次的目标不再是欧洲的两极端，即西班牙或罗斯，乃是对多瑙河流域这个大横线，在六个世纪以前，最初的伊斯兰教征服者已经有此梦想，他们的继承者可能由此到达基督教大陆的中心。一种可怕的分界在欧洲和遥远的东方国家之间树立起来，而在这些东方国家，我们曾看到，西方旅行家们和教士们于十四世纪上半叶曾往来无阻。　　不止一次的奇异事情证明这些地方是不容置之度外的。1355 年出现一本用法文写成的著作，作者据说是约翰·曼德维尔。这是一篇假想的旅行记， 但是它所根据的是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的真实记载。这本书曾得到很大的和长期的成功：它在这个新兴的印刷业里面和“模仿耶稣基督”的著作相抗衡。其中几行文字在今天还值得提到的是它提出的假设，即远东世界可以由西方抵达。用这种假设，这位儒勒·凡尔纳的先驱者表明这个时期是处于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大规模入侵欧陆和十五世纪与十六世纪的欧洲人更大规模的从事海上冒险事业之间的过渡时期。　　成吉思汗系人物的肖像和服装（　成古思汗像　）　　在爱丁堡收藏的拉施特书手抄本里面有一套波斯水粉画，画着成古思汗和他的最初几个继承人。另外有一套同样的画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拉施特书里面，伯劳舍曾摹拓了一部分出版（吉伯纪念丛刊）。　　此外，莫斯达神父在《Asia Major》杂志（Vol.IV，分册I，1927， 页147—156）里面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到北京一家蒙古印书馆印行了一套元朝帝后的画像：“它们看来是完全真实可信。”窝阔台皇帝的画像以其现实主义的表情尤其引人注意。这的确是一副为一个酗酒成性的醉汉所应有的难看相貌，耶律楚材对这个醉汉常常警戒而无效。（参阅《元朝秘史注》所引《辍耕录》里面的一段轶事，1896 年版，十五卷，页8）。关于这个问题，莫斯达神父提到：“1908 年版的《元朝秘史》本，附件II，页56，记载窝阔台的一种当众怦悔， 在这里面， 他自承贪酒（“bordarasunailaghdaghuminuburn'ubolba：我错误地让自己被葡萄酒所‘制服'”）。——这位博学的神父继续说：“这些画像在许多地方证实十三世纪欧洲旅行家们所说的话，这些旅行家曾看见在家中的本来面目的蒙古人。皇后和公主们，确实是带着这种有名的头饰（孛黑塔黑），柏朗嘉宾以及鲁不鲁克对此都曾详细地予以描述，而从好几个皇帝的画像中我们看到， 头发用细绳紧系耳后而有一小束垂至眉端，这是蒙古人的真正梳头样式，符合旅行家们所做的证明。柏朗嘉宾记述蒙古人梳发样式如下：“在头顶，他们有一个圆盖，他们剃平前额全有三指之宽，在圆盖和剃去部分的中间的头发，让他生长直至眉毛上面；前额几处头发剪去一半，其余让他生长，其长有如妇女，他们将它结成两条辫子，把辫子连接起来并打结在耳后”（柏朗嘉宾，art.2）。　　在上面说到的这篇论文里面，莫斯达神父提到在旁边的细绳见于《秘史》，在蒙古语中，叫做chibulger，这个字，诃额仑夫人用以指她的第一个丈夫赤列都的发辫，当赤列都被也速该所惊，放弃一切而逃，只带着妻子的内衣或衬衫为纪念，这就是他的妻子于最后一刻脱下来交给他并叮嘱他“不要忘记闻它的香味”。　　最后，莫斯达神父提到，当塔塔儿人合儿吉勒失刺谋杀幼年拖雷的时候， 妇人阿勒塔泥冲向凶手抓住他的发辫使他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