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天才也绝非聪明一世。当托马斯·爱迪生1877年发明了第一张唱片时，他并没有想到他已经创造出巨大的音乐制作业。他认为唱片可以被人们用来记录信息，这些信息能够从一个电话中心机房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像人们发电报一样。　　人们花了16年的时间才使爱迪生相信唱片在音乐行业里大有可为。　　上面谈到的许多发明实际上都获得了专利。从历史上看，要成为专利，一种设想不一定需要可以实施。它只要求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常常是它的最优秀的特征。　　这些观点和其他许多看法使美国专利局局长印象深刻，因而他辞了职，并建议关闭专利局，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发明的了。　　这时候是1875年。　　第7章 愚蠢的社会习俗　　当我们追溯历史足够久远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早期社会里人们有许多愚蠢、愚昧和显而易见的错误信念。但是我们却充满信心地认为我们自己的观点是千真万确的。　　至少在近几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不会听见人们嘲笑我们，所以让我们去嘲笑以前的事情吧。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图书馆的礼仪要求妇女的著作在书架上不能放在男性作者的书旁边，除非他们两人是已婚的夫妇。在12世纪，欧洲人相信鸟是树生出来的。　　在麦哲伦的船队环球航行之前的好几个世纪，欧洲人认为即使地球是圆形的，也不可能有人会生活在地球的另一边。　　不要去奢谈人们会从地球底部掉下去，因为这种观点是宗教上的，并且被神学所证明。　　要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还有人，足智多谋的学者们推论，他们不会看见世界末日之前耶稣基督的复临。因为上帝要让每一个人在同一时刻见证这个事件。他不会让人们生活在见不到它的地方。　　千百年来彗星一直被认为是人们罪恶的集中体现，就是它带来瘟疫、灾荒、战争以及国王的死亡。　　在中世纪的法国，教士和法官坚持认为动物可以被魔鬼撒旦所控制。在法国乡村的绞架上，牛和猪被绳索套在脖子上吊死，这样来把它们身体里的魔鬼释放出来。　　由于这些邪恶的动物的肉体是有罪的，牛的尸体被焚烧，而不是被屠宰。于是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养育的家畜被屠杀而不去把它们的肉用作食物，结果他们忍饥挨饿。　　在今天的文明社会里，我们已经能够宽容这种愚蠢的行为。可是在1916年，一头马戏团的大象在杀死了三个人之后，被人们用一架铁路起重机和钢缆活活吊死。　　1590年，法国发明了高跟鞋后，男人们穿上了它，用来显示权力地位高人一等。然而穿高跟鞋的男人们很快就发现，当你每走两三步就会摔跟头的时候，这种高人一等就难以维系。　　所以高跟鞋被转给了女人，在女人身上高跟鞋成了性从属的象征。上流社会妇女穿上高跟鞋来表明她们非常富有而不屑于到处走动。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妇女抛弃了高跟鞋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作为一种反抗的姿态，芭蕾舞女演员们开始用脚尖跳舞来冒充高跟。在17和18世纪，富人们剃光头发，然后戴上精致的装饰假发，以此来显示他们的阶级地位和身份。　　假发通常是用死去的穷人的头发制成，对于假发制造商来说，这是收购货源的最廉价的途径。　　世界各地的宗教都曾经把人作为敬神奉献的牺牲品，通过这种仪式可以使他们的人民更接近神，而作为祭品的那个人又比其他人离神更近一些。　　早期的巴比伦人在神坛上供奉动物。然后祭师会在死去动物的肝脏上解读神的旨意。这是为什么呢？巴比伦人认为肝脏是灵魂所在。　　在公元前2世纪，古代女神安纳托里的西布莉受到众多虔诚的罗马人的尊敬，罗马人在作为祭品的公牛的血液里洗澡来表示对她的崇拜。　　天主教徒干过这种事，清教徒也是如此。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异教徒和巫师捆在木桩上鞭打，点上火，看着他们被活活烧死。难道这不是用人作为牺牲品吗？被烧死的都是些穷人。　　巫师或异教徒究竟是什么？就是那些以神的名义在木桩上被烧死的那些人。　　18世纪的英国法官会用水淹的方法来检验被指控的女巫。他们推论，要是一个女人真是一个女巫，那么水就会排斥她。因此，一个女人要证明她的清白所能够做的就是被水淹死。　　成千上万无辜的妇女就像这样死去。　　在英格兰、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美洲殖民地，给妇女贴上恶魔附身的女巫的标签这种做法持续了好几百年。在圣徒的指引下，这些妇女倍受折磨，直到她们坦白罪行之时被杀害。要是任何人试图表示那些妇女不是女巫，教会应当停止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折磨和残杀她们，他就会被以耶稣基督的名义遭受折磨，被残害致死。　　18世纪，被称为疯人院的伦敦精神病院为了筹集资金，收取门票让伦敦市民来观看关在拥挤的笼子里的拴着铁链的患者，一个观赏人的动物园。　　古代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人在宗教仪式上通过派送人去神那里而给予那些人荣誉，这就意味着他们首先得摆脱他们的躯体，因为这是到达那里的惟一途径。　　为了让那些人为神圣的旅途做好准备，阿兹台克的教士们会割开那些幸运旅行者的胸膛，把他们的心脏取出。为了供奉一座新的神庙，阿兹台克国王阿乌伊佐托给众神奉献了80000颗心脏。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人们认为某些国王具有通过触摸来治愈病人的神奇力量。1684年，一群瘸子和患病的人聚集起来等待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触摸。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都非常急切地盼望国王的拯救，因而发生践踏，有7个人被踩死，他们的疾病也就一了百了。　　在公元2世纪的亚历山大城，有一条法律禁止妇女以化妆品改变容貌来欺骗男子使他们同她们结婚。　　在我们的时代，男子通过要求妇女化妆而把她们引诱进婚姻的殿堂。　　如果9月是一年里的第9个月，那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第7？我们的8月、10月、11月和12月也弄错了。　　这些月份的名称在拉丁语里分别指的是7、8、9和10，但它们却是我们的第9、第10、第11和第12个月。　　现在我们再来看：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3月曾经是一年中的第1个月。根据这个体系，9月就是第7，10月就是第8，其他两个按顺序排在后面。可是，在一年中的第1个月改成了1月的时候，最后4个月的名称却没有变化。为什么会那样？因为我们就是如此。　　1912年以来，玉米花胶糖公司的员工已经在他们的玉米花胶糖包装盒里放进了160多亿只玩具。除了收藏家之外，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手里还有它们。　　在17世纪的欧洲，打喷嚏被视为是教养好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为什么上流社会的人要开始吸鼻烟：以此推广打喷嚏，这样他们就可以展示其高人一等。　　在17世纪的法国，被处决的杀人犯的尸体被认为具有好运的魔力。人们会聚集在一起从那些被砍头者烧焦的尸体上弄下一块，完全不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受害者或者最终对他们本人来说，这些杀人犯并没有吉星高照交上好运。　　当今的奇异发型与18世纪英格兰的发式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当时时尚妇女的假发可高达4英尺（约1米）。发型师用鸟的标本、水果盘和船只模型来装饰那些假发。　　为了支撑这样的发型，妇女们必须坐着睡觉。为了保持这些精美的发式，假发就需要涂上猪油。由于妇女们常常连续好几个月戴假发，猪油吸引了虫子和老鼠。　　19世纪末英国妇女的一种时尚：乳头饰环。妇女相信那些饰环会使乳房变大，改善乳房的外形。　　在有记载的历史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欧洲人写作不用元音字母。阅读成了一种猜测。　　例如，拼写为“grnd"的英语单词就可以表示壮观的、碾磨或者地面。　　对于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人们来说，猜测元音是一种混乱而愚蠢的写作方法。可是欧洲人在写句子的时候把单词挤在一起，在它们之间不留出空格，这使得表述更加晦涩难懂。　　14世纪的瘟疫导致了德国和法国的惊慌，它们采取措施来预防疾病：自我鞭笞者从一个城镇行进到另一个城镇，用带有金属头的皮鞭相互抽打。　　他们的理论是公众的赎罪将使他们免受黑死病的侵扰。这种控制瘟疫的方法对有些自我鞭笞者特别奏效，他们由于过于狂热的鞭打失血过多而死。　　西班牙宗教法庭像对待动物那样来对待人，也把动物像人那样对待。教会认为女巫生存在猫的体内，于是下令杀死了成千上万只猫。　　16世纪的巴黎有一项流行的娱乐活动：公众焚烧成袋的猫来庆祝仲夏日。　　在17世纪的法国，尖头的餐刀是宣布为非法的。为什么呢？黎塞留大主教看见没有教养的食客在餐桌上用尖头的餐刀来剔牙齿，这使他大为恼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餐桌上都是用圆头餐刀的缘故。　　中世纪西班牙的贵族发现很难同西班牙女性接吻，因为那些女性无论白天黑夜在嘴里都有尖尖的牙签。　　在中世纪，当人们食用公盘里的菜肴时，啃完骨头后又把它扔回罐里让其他人再吃，这被认为是粗野的举动。把口痰吐在桌子对面或者用桌布擦鼻子也被视为下层社会的行为。　　在11世纪之前，尽管刀、叉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相当普遍，然而总的来看餐刀却不大为人知晓。那时候人们用手从餐盘里取食物。　　从下面这一点你可以把贵族同农民区分开来：上流社会先洗手，而且不会把他们不喜欢的肉食从嘴里拿出来放回罐子里。　　当一个拜占庭贵族妇女试图把餐刀的使用引入威尼斯社会时，她制造了一场丑闻。她被认为是优雅过度。当她生病的时候，宗教领袖就宣称她因使用餐刀的罪恶而受到上帝的惩罚。　　在16世纪的意大利，一个真正的贵族在上厕所之后不会去洗手，因为一洗手就会让那些体面的人想到他刚才所做的事情。　　在罗马文明的鼎盛时期，罗马人把老鼠视为餐桌上的美味佳在有些非洲国家，一个女人的性魅力取决于她的两颗上门牙之间缝隙的大小和形状。有些妇女不幸天生的门牙之间无缝，她们会把牙齿用锉刀锉小以获得有缝隙的外观。　　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好莱坞贝弗利山的整形外科医生才懂得了那个象征地位的标志。　　在美洲殖民地时代，人们认为能够靠把大靴子放在肚子上来治疗胃痛。　　在西班牙北部有些地方有着一种风俗。村子里的婴儿放在地上，一位男子，象征婴儿在生活中面对的危险，从他们身上跳过去。　　如果他跳了过去没有踩着婴儿的话，那就象征婴儿们能够安全顺利地度过头几年。如果他没有跳过去，婴儿就不安全。　　在北非的博博部落，父母在女儿10岁的时候就为她们安排婚事。在5天的结婚仪式之后，年幼的夫妇又离婚，这样那位女儿就可以同别人结婚。　　在古代波斯，只有国王才有权利用伞来遮挡太阳或者遮雨。　　2000年以后，暹罗的王族通过伞的地位保持了他们的身份：你的地位越高，你的伞就越大，而且伞檐的装饰带也就越宽。　　13世纪的德国骑士参加谜语竞赛就像他们比武那样认真对待、郑重其事。如同骑马比枪的输者常常失去性命一样，虽然那只是一场游戏的竞争，答不上谜语的骑士也常常被处死。　　这种做法可以被视为从一批人里挑选出意志软弱者的一种原始的方法。但是那大可不必，因为在黑暗的中世纪已经有许许多多被处死的机会。　　最高之神欧丁的古挪威追随者们会把自己吊死，那样他们就可以分享他们的神的权力。一个中世纪的挪威传说讲述了一位妇女把儿子吊死，于是欧丁就会帮助她酿造出更好的淡色啤酒。　　对于把绞死的人作为敬奉给神的牺牲品的迷信观念一直持续到19世纪，那时候刽子手会把绞死的人的尸体作为好运的魔符来出售。　　英国的盗贼相信从被绞死者身上割下来的手能够使他们开启各种各样的锁，而绞死的人身上一小块皮肤可以保佑一座房子不会失火。　　在一些非洲部落里，接吻被视为一种吃人肉的威胁，因为接吻会让人们联想到蛇在捕食之前用舌头舔食猎物。　　中世纪的水手认为戴上耳环会让他们在船只沉没时不至于被淹死。　　在古代爱尔兰，一位国王加冕之前会在煮过一匹马的汤水里沐浴。听说过爱尔兰的成语“煮男孩的汤水”吗？　　16世纪烟草被引进欧洲的时候，所有的绅士（还有一些淑女）都用烟斗抽这种植物。香烟被认为是为下层社会人士所用，只有买不起烟斗的乞丐才抽它。　　对于古代毛利人来说，挠头被认为是会把灵魂从身体里释放出来。当你挠头的时候，你得马上把手指放到鼻子上将你的灵魂吸回到头脑里去。　　第8章 当时看起来像是个好主意　　让我们开始谈另一个领域。比方说，这个征服人的东西好玩；把葡萄酒递过来。嗬，又来了些野蛮人。　　无论我们是皇帝或者傻瓜，把一个好的想法坚持到底，你就有可能落入那个聪明人犯错误的陷阱。　　纽约的一个反吸毒组织向在校小学生免费发放铅笔，铅笔上印有反毒品文字：“聪明人不沾染毒品”(Too Cool to Do Drugs)。当铅笔被削尖用完了一截后，那文字就变成了“聪明人沾染毒品”　　(Cool to Do Drugs)。然后又是：“沾染毒品(Do Drugs)。”　　1981年电影明星华伦·比蒂导演了影片《红色》，他要现场的群众演员理解一位为工人的权利不遗余力、奔走呼号的美国作家真实故事的重大意义。　　这位导演解释了工人运动的历史之后，群众演员们充分理解了他的讲话，他们开始罢工要求比蒂付给他们更高的工资。　　为了庆祝在1985年一年内市里的游泳池没有淹死一个人，新奥尔良市的两百名救生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在这场晚会中有一位宾客溺水身亡。　　为了减轻痛苦，一个英国人用了一支痔疮药膏。啊！他用错了。他用的是超级胶水，结果把他的两个屁股墩粘在一起了。　　发明家查尔斯·古德耶尔没有被关进负债人监狱里的时候，他的生活穷困潦倒，因为他的发明没有一项能付诸实践。他是一个充满了思想火花的人，他的想法前景远大却无法实现。　　失败、债务、怀疑、对想法进行完善的冲动，需要停止这种无止尽的思考并找一份正当的工作——这些矛盾都不断地与他相随。　　最后古德耶尔向妻子保证他会停止在他们的厨房里实验并且找到一份工作来把账单付了。　　当然，他并没有如此。此人是一个发明家。但有一天当他听见比平常提早回家的妻子上楼的脚步声时，他知道麻烦来了。他没有去找工作，而是又在做硬化橡胶的实验。　　为了避免激怒妻子，他飞快地把实验用具一扫而空扔进厨房的火炉里。火炉还是热的，那就是为什么后来古德耶尔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一项疯狂的实验：发现了耐热橡胶的制造工序。　　你的愚蠢行动可以变成一个好的主意。但是尽管这项发明意义重大，古德耶尔还是在一文不名中死去。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或许没有那么可大惊小怪的，古德耶尔并非第一位把一项发明归功于凶悍妻子的科学家。　　德国发明家克里斯蒂安·斯罗巴恩发明了无烟火药，当时他在妻子的厨房里打翻了实验装置。他担心妻子会很快回来发现这件事，他用她的嗣裙擦干了溢出的化学液体，然后把围裙放在炉火前烤干。　　围裙由于纤维素的硝化而爆炸，于是斯罗巴恩又有了一个新的发明。　　箭牌口香糖王国的创始人却是个不吃口香糖的人。小威廉·利格里当时尝试在发酵粉行业里立足。为了增加销售，他向那些购买他的发酵粉足够多的顾客发放口香糖。顾客们倒不大在乎他的发酵粉，但他们喜欢那些口香糖。　　后来这家人又把家里大量的积蓄花在棒球生意上，他们购买了“芝加哥新于”队，那使他们尝到了挫折、烦恼与失败的真正意味。　　一个人的不明智的举动可以创造另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演员罗纳德·里根被雇来代替29岁时自杀的演员罗斯·亚历山大而开始了他在好莱坞的历程。　　里根后来拒绝了在影片《卡萨布兰卡》中扮演里克的机会。如果里根当时足够聪明而接受了那个角色的话，《卡萨布兰卡》将会是一部被人遗忘的电影，而波格尔就会成为美国总统。　　有些时候愚蠢会得到回报。20世纪70年代旧金山的一位妇女试图自杀却没有成功。她被送往一家医院留院观察。她爬下床，打开窗户跳了下去。　　她又没有死成。后来她控告那家医院并且获得赔偿，因为他们没有把她安置在一间她没法跳出去的安全的房间里。　　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位妇女想同她认识的其他人一样得到驾驶执照。与众不同的是，她有103次没有通过书面考试——即使你被允许在考试之前就在考场学习那本驾驶须知。在第104次考试中她终于如愿以偿。　　法国的圣人隐士比德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领导了一支农民的十字军去耶路撒冷寻求上帝的拯救。比德有可能失去了理智，但是他集聚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因为在黑暗的中世纪，拯救世人要比一个法国农民悲惨潦倒、极度穷困的生活更为可取。　　那些农民把沿途经过的村庄洗劫一空，但他们并没能抵达圣城。要是他们真的到了那里，很可能成为了撒拉逊人的刀下鬼。然而他们是被法国军队所屠杀，那些军人不喜欢农民进军去拯救世人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　　17世纪小步舞传人法国社会时，其原意是要展示上流社会的高尚优雅。　　法国的舞蹈大师使小步舞更加高雅。小步舞起源于民间舞蹈，关于正确的舞姿还写出了好几本书。有一本书花了一大章的篇幅来讲述手腕翻转的正确姿势，还用了60页来详细描述男士的肘部动作。　　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佛教僧侣一样，韩国的僧侣也打坐反省，提倡非暴力方式——除了在他们相互之间打交道的时候。　　热爱和平的僧侣的不同宗派多年来一直为宗派的控制权明争暗斗，常常出现拳脚相向。1999年僧侣之间的冲突升级，僧侣们毫无顾忌地用铁管、石头和瓶子相互打斗。　　天才的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向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提出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可行的建议：他们共同生一个小孩。她说：“把我的身体和你的大脑结合在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　　萧伯纳拒绝了伊莎多拉，解释道：“要是那孩子是我的身体和你的大脑，那又怎么办？”　　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播出“周一足球之夜”的广告，收入成百上千万美元。但是最早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有机会来播出这个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体育节目之一的。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时拒绝了转播的建议，它的电视网总裁说：“购买有限转播权？你是在异想天开吧？”　　俄国科学家艾里·米奇尼科夫在1873年试图以服用超大剂量的吗啡自杀未果。7年之后他再次给自己注射致命的细菌来自杀，也没有成功。　　米奇尼科夫后来在细菌学方面的研究使他获得了1908年的诺贝尔奖。　　威廉·西迪斯在5岁的时候已经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9岁的时候他发明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他11岁进入哈佛大学，16岁毕业。　　西迪斯在余下的岁月里干过洗碗工，当过办公室职员，他收集的公共汽车转车证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品之一。　　第9章 白痴政府　　我们有我们应有的政府，它为我们或者他们都没有说多少话。　　　　1975年美国联邦能源署的负责人飞往全国各地，对企业和民间组织宣讲保护能源的必要性。　　他在19000加仑汽油上花费了纳税人25000美元，来传播不要使用那么多的燃料和不要浪费那么多金钱这一信息。　　由联邦政府负责经费的执法援助局花了27000美元来研究为什么囚犯想从监狱里逃跑出去。　　美国消费产品委员会购买了80000个圆形小徽章以开展一场“玩具安全”的活动。由于这些小徽章过于尖锐而且表面有一层含铅的涂料而不得不把它们销毁。　　里根总统的女儿帕蒂结婚时，在婚礼上警察和特工人员的数量（180人）超过了宾客的人数（134人）。　　1658年弗吉尼亚通过了一项法律，强迫所有律师离开这个殖民地，这样就可以使得弗吉尼亚像所有美洲领地那样接近伊甸园。这项法律在1680年被撤消，从那时候起它就逐渐销声匿迹。　　教皇寡头政治在897年跌落到了一个新的低点。当时教皇斯蒂芬六世把福莫萨斯教皇送上了宗教法庭，完全无视福莫萨斯已经去世这一事实。　　教皇斯蒂芬让他前任的尸体身着紫色教袍坐在法庭上。福莫萨斯教皇被审判并判有罪。　　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一个人因为朝玛丽·安东尼女王吹口哨而在监狱里服刑50年。当她发现农民起义的时候或许她就不会感到过分惊讶了。　　克林顿·莱温斯基丑闻曝光之后，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图索奥德夫人蜡像馆不得不将克林顿蜡像裤子上的拉链封闭起来。参观者出于搞笑，老是去把那个地方弄开。　　1975年，美国国会对国会大厦里的电梯进行改装，换成了自动电梯。此后，国会继续花费纳税人的钱来支付电梯操作员操作自动电梯的薪水。　　联邦政府花了将近300000美元在密歇根州两个城镇之间的树林里修建了一个社区中心。连接这些设施的道路在能够完工之前施工经费就捉襟见肘，因而两个城镇的人都没有办法使用他们的社区中心。它最终由于失修而倒塌。　　要做出十足的傻事并不需要一个巨大的联邦政府官僚体系。这种事情地方学校董事就会干得出来。　　电影《十月的天空》讲述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科学家霍墨尔·希卡姆的真实故事。一个l3岁的亚利桑那州男孩在观看了这部影片之后获得灵感建造了一个模型火箭。男孩把他用炸土豆片包装筒做成的、以3根火柴头做燃料的模型火箭带到了学校。　　学校官员把这个火箭视为一种武器，遵照学校不得有武器的规定，终止了男孩在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到学校来上学的权利。　　西雅图警察局指纹部和照片部的两位平民雇员从椅子上滑落下来跌在地板上，在此之后，整个警察局的平民雇员都接受了正确的坐姿方法的培训。　　一位警督把一张有关正确程序的备忘录传递开来，上面的标题是“如何坐椅子”。他提出：“抓住扶手，坐下之前把椅子控制住。”　　“有些人知道怎么在椅子上坐下，”一位警局安全官员解释道，而另外的人却“需要一些指导。”　　1999年邮政部门印制了一大批供国际信函使用的邮票，邮票上印的是大峡谷的照片，还有一行文字：“科罗拉多州的大峡谷”。　　事实上大峡谷是在亚利桑那州。　　休斯顿市的官员下令禁止市里一家时尚商店继续出售可食用的内衣裤，因为该商店没有食品销售执照。　　长久以来被西方的大牧场主视为祸害的北美草原犬鼠在日本却是享有盛名的宠物。像鼠、松鼠之类的啮齿目动物在日本要卖30美元一只。　　不管怎么讲，美国大牧场主们对于除掉这些动物总是会感到高兴的。但是科罗拉多州的野生动物部门却不让大牧场主把草原犬鼠当作宠物出口，其原因是任何种类的野生动物都不许出售，它们是属于公众的。然而，由于它们被认为是有害的动物，在科罗拉多州射杀、毒死或淹死草原犬鼠却是完全合法的。　　我们的政府所办的学校在教育美国人民方面做得怎样？　　殖民地威廉斯堡基金会通过对我们历史知识的调查检验了这个体系。　　据调查发现79%的美国人都知道“只需要干”这个口号来自耐克公司的一则广告，可是只有47%的人知道“生命、自由和对自由的追求”的出处。　　更糟糕的是，有55%的人知道，说出“愿力量与你同在”的是影片《星球大战》里的奥比万，克洛比。只有9%的人知道乔治·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是一位将军。　　美国政府每年在国防上耗费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用来消灭我们所有的敌人，与那些想成为我们敌人的任何人，还有那些视我们为荒唐可笑的大多数人。　　不过联邦政府也在非防卫方面花了数不清的金钱：开发事实上从来不会使用的新型武器。这些项目在完成之前被取消，但不是在耗费我们的纳税人的成百万上千万美元之前。下面是一些价值千千万万美元的无用的东西：“B-IA”型和“XB-70”型轰炸机，“ANP”核动力飞机，以及“罗兰德SA”、“纳法荷”、“蛇鲨”、“淘气鬼AS”和“天空霹雳”等导弹。　　很可能千百万美元的巨资被花在了给那些无用的武器命名上面。　　公元4世纪，英格兰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建立了一个官方司法系统。在那以前，司法是由战胜者强加给失败者的，依照的是被称为“威姆”的体系。早期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司法系统并没有多大改进。　　在英格兰的体系下，被控犯有罪行的人会被迫用双手握住一根在火里烧红的拨火棍。这并非惩罚：它是审判。要是那人的手在3天之后伤愈，他就会被宣判为无罪。　　当卡利古拉还只是一个竭尽全力试图登上罗马成功的阶梯顶端的暗杀者时，一个占卜者告诉他不可能一直登上皇帝的宝座，他获得那个最高的职位的机会如同不用船只而跨过巴莱海湾的机会一样渺茫而不可及。　　但卡利古拉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暗杀者。消灭了竞争对手之后，他成为大罗马的皇帝，虽然对于卡利古拉这样聪明的人来说，那并不是一个有安全感的职位。　　安定了大局之后，卡利古拉下令把上百艘船只在三英里（约4.8公里）宽的海湾上连接起来，用木板铺在上面，再盖上土，他骑着马跨过了巴莱海湾。　　3年之后，他被他的卫兵们暗杀，那是他们抗议的一种方式，他们在追杀卡利古拉的敌人时所投入的大量时间没有得到报酬。　　1793年法国大革命之后，革命法庭不能足够快地审判反革命分子，法庭就把辩护之类的耗费时间的法律程序全部取缔。　　有25000人因反对国家的罪行被处死，策划了这场屠杀的人士也遭到处决。　　1981年在伊朗，一个9岁的女孩因反对政府官员被处死。根据法律，伊朗的男孩在15岁之前不能被处以死刑。　　为了使工人阶级摆脱喝杜松子酒上瘾的习惯，英国政府于1832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公开提倡喝啤酒而不是杜松子酒。全英国的工人以喝了杜松子酒以后再喝点啤酒来回应这项法律。　　1962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位男士拒绝支付他房子的增值税。不仅如此，他还把房子烧毁了。政府依然还是要收他的增值税。　　1971年，罗德岛州的一位州议员提出一项立法，夫妻每做爱一次收取2美元的税。议院过道两边的政治家们很快地计算了一下他们自己可能要交的税，都对这项提案投了否决票。　　1968年，也门的一只宠物猴子因为纵火被审判、定罪，最后被一个警察行刑队处决。　　联邦政府花费数以千万美元开展劝阻青少年和其他人不要吸烟摧残自己的运动，与此同时，国会又批准了一项3.28亿美元的补贴以支持这个国家的烟草种植农场主。这些农场主由于香烟销售的下降而蒙受经济上的损失。　　1980年，美国农业部发现了一个从政府角度出发节省学校午餐费用的聪明办法。官僚们宣布他们不用为需要营养的儿童购买新鲜蔬菜，因为番茄酱和调味品都是用蔬菜做成的。　　1840年，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在日落和日出之间的时间里不可以逮捕罪犯。　　当《纽约客》的出版人哈罗德·罗斯把他的杂志里虚构的人物尤斯塔斯·蒂利登记在纽约市的电话簿里，市政当局给蒂利送去了一张税收账单。　　第10章 愚笨的力量　　奥托国王是19世纪巴伐利亚的统治者，他给王室阶级做出榜样，每天都要射杀一个农民来开始他作为国王的日常工作。　　奥托和其他的沉溺于权力的统治者很难让任何人相信他们具有进入天堂的资格。但是那是否意味着受压迫的穷人能够把顺利跨进成功的大门视为他们人穷志不穷的迟来的回报吗？　　权利的历史表明，只要有机会，那些业余的统治阶级可以变得像通常的施暴者那样残酷无情和铁石心肠。　　穷人抛弃的狗远多于富人所遗弃的。一旦穷人有了权利的感觉，他开始做出像富人那样十足的愚蠢举动。　　在俄国有200年的时间里，一个叫做“红色死亡兄弟姐妹会”的宗派有一条反对婚姻的规定，但它并不反对做爱，只要完事以后用红色枕头把做爱者捂死。　　这个宗派的100名成员在看到世界千年即将结束而自焚之后，该组织最后在1900年解散。1358年，那是在反对腐败贵族的大规模革命出现之前很多年，法国农民对自己在封建领主的奴役下卑躬屈膝、任人宰割的局面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贫困的穷人长期忍饥挨饿、被人肆意践踏、遭受强奸和任人杀戮，他们已经忍无可忍，振奋起瘦骨嶙峋的身躯，要改变现状。　　他们揭竿而起。　　他们能够推翻贵族，开创一个以基督教的仁爱尊重所有权利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没有，在14世纪没有，虽然他们在15、16、17、18、19和20世纪也在这方面遇上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回溯到1358年，法国起义农民虐待和屠杀有权势的贵族，其所作所为令国王也为之骄傲。他们把贵族捆绑起来，强迫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妻子、女儿被强奸、拷打，被屠杀。　　在一个月之内，局势发生逆转，贵族们率领武器更为精良的士兵打了回来，造反的农民又重新陷入原先任人欺辱的境地。　　可是那些无权无势的人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只要有机会，你没有办法把他们与有权有势的人区分开来。　　13世纪目睹了人类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进展：政治压迫。当时最有名的科学家罗吉尔·培根设想了望远镜、显微镜、汽车、蒸汽轮船、飞机和潜水服，尽管13世纪技术的发展还难以支持他的理论，也没有实验室来验证这些实验。　　虽然培根付出的艰辛努力给黑暗的中世纪指出了方向，占统治地位的权势力量（贵族委员会和上帝教会）却把他判罪投入监狱。　　监狱可以使甚至是意志坚强的人消沉，让他明白他的工作在世界上是毫无意义的，这个世界的无知难以超越仅仅是因为无知的人拒绝被超越。　　培根不无沮丧地说：“要是我没有为科学而不遗余力就好了。”　　有多少给人以启迪的其他学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具有能够看清其他人看不见的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更多的是一种厄运而不是福音？　　那些本来能够去创造历史的人们却在受到迫害的痛苦下保持沉默而不去有所作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吗？　　下面这些统治者有什么共同之处？　　1.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他曾经称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伟大的人”。　　2.乌干达的独裁者艾迪·阿明，他把在他国家里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叫做“非洲的犹太人”，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3.美国支持的南越总理阮高其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只要他的国家有“4到5个希特勒”，他就能够打败越共。　　不，还不仅仅是他们对世界上最成功的疯子的崇拜。而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希特勒成功地完成了他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他一定会把他们通通彻底消灭掉，这一点只有那些在军事上还不够强大的统治者才会看不到。　　不要让我们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愚蠢的残暴行为感到吃惊，它们被认为是通过普通人的智力启迪对精英错误进行光荣纠正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　　那两次血腥的革命会使你思考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却相对地没有那么多暴力。　　事实上，就是美国革命也存在一些愚蠢的暴行。但是当然完全不像法国革命那样鲜血淋漓、血雨腥风。　　在美国革命中，双方都不是穷人的代表。由富兰克林、杰斐逊和华盛顿领导的殖民地人很难算得上农民。美国是一块等待被吞食的肥沃土地，而他们就是在吞食。　　因为许多革命者都出生在这个新大陆，他们没有几个世纪的深仇大恨要报仇雪恨。义愤填膺的未来的暴民缺乏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烧毁的宫殿。美洲殖民地人民站起来反对的英国统治者远在万里之外，不可能掐住他们的喉咙把他们拖到大庭广众面前游街示众。　　在另一方面，英国军官们知道他们与之作战的对手是和他们自己没有多大区别的人们。　　不过，还是有一些偶尔发牛的愚蠢的残暴行为，比方说1778年在怀俄明山谷的大屠杀，在这个事件中托利党人鼓励他们的印第安盟友折磨和屠杀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人民，这些人只是他们的邻居，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军事目标。　　仅仅是与其他的革命相比较，这场美国革命才显得干净一些。　　革命当中最糟糕的行为属于那些温文尔雅、精于世故的法国人。在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岁月里，大获全胜的革命者被他们自认为正当的复仇冲昏了头脑，屠杀了他们成千上万的同胞，罪行先是反人民，后来是被控反人民，然后是潜在的遭人控告。　　在南特市，断头台“疲于奔命”也无法处理法庭下令要处死的众多犯人。经法庭审判的贵族、教士、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人被赶上船，然后这些船在河里被倾覆。　　任何试图逃脱被淹死命运的犯人都会被小船上的船钩推到水面之下。　　河里到处是死尸，一种致命的疾病通过被污染的水在整个城市传播。在革命者复仇的狂热中，他们也不期地摧毁了自己。　　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基于自由和一切人的不可分离的权利的观念。除非这些人刚好是非洲人。　　千百万从事他们自己职业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家庭或者他们的生命，因此其他人就不用花钱去雇佣帮工。　　奴隶制的瘟疫今天依然在美国传播，其表现为种族主义、犯罪和贫困。　　如果宣扬自由的美国人真的把他们的信念付诸实际、没有从非洲人那里把自由偷走，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美国今天会是一个更好的地方，非洲也会是如此。　　回到权利疯狂的更为常见的形式：1976年人民圣殿教的富有个人魅力的牧师吉姆，琼斯对虔诚的信众解释道：“如果你们像我爱你们那样爱我，我们就必须死去或者被外来的力量所摧毁。”　　有900多人自杀身亡或者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得到比他们更为虔诚的人们的帮助。父亲母亲以神的名义杀死了他们的亲生孩子。　　那次大规模自杀之后，这个教派被宣布为邪教。　　杰克·安德森以他在报纸上的调查专栏在华盛顿享有盛名，但是他的影响并不像他自以为那么大。伊朗国王被革命者推翻之后，安德森宣称他在几年以前就曾经在他的专栏里预言了国王的倒台。　　惟一的问题是：人们在核对安德森的专栏的时候，结果发现他并没有那番预言。　　在9世纪，埃里金纳是为数不多的能给人以启迪的学者之一。他很有道理地提出：“理智和权威同样来自神圣的智慧这一源泉。”　　教会不喜欢这种公然的异端邪说，把埃里金纳的作品列为禁书。4个世纪之后，那些作品仍旧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所以教皇洪诺留三世把他的作品作为“异端的邪恶”而焚毁。　　在英格兰的索尔兹伯利，一位福音传道者因为他做出的异乎寻常的举动被罚款1700美元，他乘坐一个有发动机的翼伞升上天，这样他就能够从屋顶上面对地上的有罪的人讲道了。他解释道：“我觉得当他们听见来自天空的声音时，他们会以为是上帝在说话。”　　在13世纪，成千上万的法国男孩相信一个牧童所说的他看见了上帝的身影。孩子们追随他们年轻的领袖踏上了远征去解放圣地的征程。　　孩子们登上了法国商人们所拥有的船只，这些商人答应免费把孩子们送往耶路撒冷，却把他们卖给了奴隶主做奴隶。　　亚述人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民族：耕作土地的高手，灵巧的手艺人，促进了青铜工具的发展，他们也是在所知道的世界里到处旅行的商人和做生意者。在公元前13世纪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他们成为了中东的铁腕势力，集聚起庞大的军队横扫他们的敌人。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把俘虏的双眼弄瞎，一次数千人，以防止他们造反暴动。　　双眼失明的奴隶能力受限，生产力低下，他们死在亚述人的手里，而亚述人自己现在也不复存在了。　　在罗马角斗士盛行的岁月，角斗的前奏是以全副武装的斗士猎杀赤手空拳的人采取悦观众。胜利者的报酬是：他的武器被拿走，他成为下一个牺牲者。　　一心要推行改革的宗教领袖马丁·路德在上帝的面前宣扬普通人的价值，并且在腐败的宗教权利基础上为穷人争取获得救济。　　德国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马丁·路德的启蒙信息，他们在1524年揭竿而起，杀死了数十个德国贵族。　　马丁·路德试图向造反的农民解释“基督徒的责任是要有耐心，而不是拼斗。”　　农民们在德国各地乡村劫杀富人，宣称是在按上帝的意志行事。　　当德国军队抓住他们并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农民直到再也没有　　人去造反的时候，上帝却一言不发。　　在黑暗的中世纪，巫师和异教徒因为参加疯狂的仪式被迫害和被屠杀，在这些仪式中他们被魔鬼所驾驭，连续几个钟头以无法控制的疯狂热情手舞足蹈，有些时候当邪恶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发挥魔力的时候，他们会脱得精光，赤身裸体。　　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在欧洲和美国，虔诚的基督徒会被上帝的幽灵攫住，连续数小时以无法控制的疯狂的热情手舞足蹈，有些时候当上帝的力量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会脱得精光，一丝不挂。　　在印第安人的夸基欧托部落，部落的权力取决于那些更多地破坏他自己财产的人。于是，追逐权力的疯狂浪潮不仅焚毁了他们的工具、武器和家用物品，也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房屋。　　他们剩下的就是一无所有的权力。　　利欲熏心的人并不总是依赖暴力。有时候他们也试着用法律来统治。19世纪末随着汽车的逐渐开始流行，宾夕法尼亚农场主反对汽车协会起草了以下的规定：“如果一匹马在路上拒绝从一辆汽车旁边经过，车主就必须把他的汽车拆散，并且把部件隐藏在树丛里。夜晚在乡村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必须每隔一英里（约1.6公里）发射一支火箭，然后等待10分钟以便让行人躲开。”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没有把这些规定纳入法律，正如你能够注意到几乎没有人在马匹面前拆卸汽车。　　第11章 愚蠢的艺术　　艺术家们对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理解还不及那些一窍不通的盯着作品在思考的门外汉：那就是艺术？我应该喜欢它吗？我是不是头脑太发热而看不懂它？　　当然，那谁知道呢？谁又在乎呢？　　一位沮丧的作家想出了一个新颖的办法来检验一下图书出版商的智力。他把杰西·科金斯基的获奖小说《彩色鸟》重新用打字机打出手稿来，以他自己的名字寄送给10来个大出版社。　　它们都把稿子给退了，认为它没有出版价值，其中包括实际上出版了科金斯基的小说的那家出版社。　　文森特·梵高现在被推崇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可在他那个时代他却是一文不名。19世纪的评论家对他毫不理睬，收藏家对他的作品也不屑一顾。　　梵高其实在他一生中也卖过一幅画，尽管现在收藏家们相互出售它时会赚上千百万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每次指挥演奏菲利克斯·门德尔松的作品时都戴着手套。演出结束之后瓦格纳都会把手套扔掉。　　为什么？就因为门德尔松是个犹太人。　　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期的娱乐界人士托尼·明洛克具有在舞台上所能见到的最奇特的才能之一：他能够忍受痛苦。　　他的表演中包括把自己像耶稣那样钉在十字架上，同时还要对观众唱歌。　　西奥多·杰塞尔的第一本书在一家出版社敢于把它印刷出来之前曾经遭到23个纽约的出版社退稿。《想一想我在马尔伯利街见过它》结果销售了几百万册，苏斯博士的许多书也十分畅销。　　詹姆斯·乔伊斯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付印之前曾被22家出版社所拒绝。此书的第一版被一个仇恨书籍的人买断，他把这一批书全部付之一炬。　　18世纪的商人梯奠西·德克斯特为自己撰写了传记并且把它出版。这本书除了最后一页之外通篇都没有标点符号。最后一页里是一行又一行的句号、逗号、感叹号和问号，并附有给读者的说明：“它们可能会（给这本书）增添各种味道。”　　拼写对于德克斯特来说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要是下面这些书保持了它们原先不那么吸引人的书名的话，它们当中还有多少能够成为畅销书呢？　　烧烤（《邮递员总是按两次门铃》）　　咩！咩！黑色之羊（《飘》）　　古老的因素（《太阳也升起来》）　　各种不同的武装（《有无之间》）　　发生的事情（《人鼠之间》）　　一个犹太病人开始他的分析（《波特诺伊的牢骚》）　　魔鬼的恐怖（《大白鲨》）　　艺术家们通常声称是他们的作品具有重要性，一支歌曲重要的是它本身而不是唱歌的人。不幸的是政府也相信这种冠冕堂皇的谎言。奥古斯蒂·罗丹是法国最伟大的雕塑家。后来在1917年的寒冬他破了产，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他请求法国政府让他住进收藏有他的作品的博物馆以避寒。政府官员们拒绝了这位艺术家的请求，他在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被冻死。罗丹曾经把他的许多雕塑作品无偿捐赠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　　法国作家居伊·德·莫泊桑对性的喜爱超过了写作。他最后被收进一家精神病院，他在那里宁可去舔地板也不小便，他42岁时死于梅毒。　　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一书的作者）经常在给他的孩子们上床前讲故事时把自己的头发点燃。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活到了74岁。在埃德·苏利万作为一台星期日电视节目的固定主持人而闻名遐迩之前，他在20世纪20年代是一名戏剧评论家。在他的第一篇评论里，他建议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伯格重写他的剧本《父亲》的第二幕。　　苏利万忽略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斯特林伯格离开人世已有近12年了。　　一位评论家就旧金山芭蕾舞团的演出给《旧金山新闻报》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特别对主要的女舞蹈演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这篇评论发表之后，观看过这场演出的观众指出，那位批评家不知道——或者说他本来应该知道——他所责难的那个舞剧临时被换了下来，他批评的那位芭蕾舞女主角实际上那天晚上并没有登台演出，不管她演得好还是坏。　　《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拒绝承认亨利·米勒的淫秽小说《癌症热带》已经上了畅销书的名单。他不再把整份名单印出来。作为替换，《芝加哥论坛报》开辟了一个有选择的专栏，取名为“在畅销书当中”。　　艺术家卡西莫·卡瓦拉洛创作了一件装饰艺术作品，他以100美元一天的价格租下了纽约市一家旅馆的一个房间，把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用溶化了的奶酪涂上。在他的指导下，主要是格鲁耶尔干奶酪以及瑞士和其他奶酪被扔得到处都是。　　虽然溶化奶酪艺术的爱好者们对这件作品惊叹不已，但它的主要功能则仿佛是给作家们提供了一连串的与奶酪有关的双关语：“卡瓦拉洛创造了一件门斯特软奶酪作品。这门艺术就像高德干奶酪一样。”　　需要有些道理才会去读贴在博物馆墙上的这些标不？F面是一则在马萨诸塞州印第安奥查德的“泰坦尼克博物馆”贴出的标示：“这些明信片是由珍尼特·丽宾代表她的叔祖父乔治·罗森席埃恩捐赠的，罗森席埃恩在泰坦尼克号灾难中罹难，他曾做过多年的轮船电话接线员。”　　19世纪的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临终的时候把他所有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妻子，但只有一个条件：她必须再嫁人。海涅说，这样就“至少有一个人为我的去世感到遗憾”。　　伟大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曾经写下了一些英语中最精彩、最富有智慧的演讲稿。不幸的是他不知道如何停止说话。在他82岁的时候，他站出来支持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甚至还有希特勒。　　20世纪30年代，当为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制作动画的艺术家和动画创作人员组织工会的时候，那些劳工领导人不知道该把他们往哪里放。他们最初把那些动画创作人员划归油漆工人和墙纸工人兄弟联合会。　　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出于保护妇女的道德，禁止她们登上舞台。可是教会要听歌剧的演唱，需要能唱高音部的歌手。　　教会让它的医学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摘除男孩的睾丸，这样当他们长大以后就不会变声。那些经过阉割的男孩被训练来演唱女角。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　　比利时音乐家约瑟夫·莫尔林在1760年做出了第一双旱冰鞋，为了给那些贵族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穿着旱冰鞋去了伦敦的一个庆祝会。　　莫尔林想，光是溜冰鞋还不足以引起轰动，他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溜进了跳舞的大厅。这样他的两只手都无法帮助他停下来，结果他撞上一面镜子：他受了伤，差点要了他的命。　　1561年，一本名为《错误与错误分析》的书出版，其中包括15页的勘误表。这本书一共有172页，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这项纪录还有待于令人生厌的校对去打破。　　英国的审查官员对约翰·福特1935年的关于爱尔兰骚乱的剧本进行了仔细的审查，把剧中每一处提到爱尔兰共和军和骚乱的地方都删除掉——总共129处，使得该影片在英格兰上映时变得完全无法理解。　　埃及舞台演员哈吉蒂·阿里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令人惊叹的反刍者”有过一段短暂的经历，他能够把纽扣、珠宝、硬币和金鱼吞进肚子里，然后有选择地再把它们吐出来。　　1977年，一位英国妇女在一家艺术博物馆里一时兴致所至在一幅绘画作品上吻了一下。博物馆花了1260美元把她的口红从画布上清理掉。　　“我只想吻它一下让它振作起来，”那位妇女解释道，　　“它看起来过于冷酷无情。”　　你比演员还要更迷信一些？那几乎不可能。　　我们都知道演员们在舞台上都喜欢的好运祝愿是“摔断腿”。然而真正摔断一条腿却是一件不走运的事情。　　剧院的传统认为剧场收养的猫会带来好运，当你走上舞台时嘎吱作响的鞋也表示好运气。　　霉运出自舞台背景中有鸵鸟的图画，在剧场吹口哨，或者是在排演时重复一场剧的最后一句台词。　　要是你能够避免上述这些，你的事业就会有保证，尽管如果你会一点表演也能有所帮助。　　一位日本艺术家在1983年全部以面包为材料制作了一幅蒙娜丽莎的画像。　　在17世纪的英格兰，任何在小旅店唱歌或者演奏音乐的人都会遭到鞭笞和投进监狱。　　这些惩罚不是出于评判的裁决，而是基于王族的一种看法，认为任何种类浪漫的民谣或歌曲都是要颠覆他们统治的威胁。　　才气横溢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在纽约一家饭店把他的大提琴放在了一辆出租车的行李厢里，当他抵达音乐厅的时候却把它留在了车上。　　“我真是干了件蠢事，”马友友说，“我怎么把它忘了。”　　马友友那把有266年历史的大提琴价值250万美元。他有可能是难以置信地心不在焉，可他却又是难以置信地走运。警察找到了那辆出租车，在行李厢里发现了那把大提琴。　　16世纪的时候有位音乐家发明了猫琴。猫被放在一个可以激起共鸣的箱子里，它们的尾巴从箱子底部的孔里穿出来。音乐家猛拉它们的尾巴来演出合唱。　　第12章 军事假聪明　　它们也可以用来描述只是坐在作战室纸上谈兵却派遣我们去无谓牺牲的那些人。　　军事上的愚昧白痴由来已久，那是因为在其他任何需要做出努力的行业里，入门的要求都没有如此的低，而且其付出的又常常令人难以忍受。　　是的，将军，我们很高兴去完成那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它献身。毕竟我们可以是士兵，但是我们也是白痴。　　有多少千千万万英勇的年轻人曾经想过：我真的要这样牺牲我的生命吗？　　不幸的是他们是在平原上向千军万马发起冲锋或者是登上光秃秃的山丘面对某种死亡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的，而就在此时此刻，身在后方山腰上发号施令的某位将军却在想：哎呀。　　或许那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主意。　　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伙计们，祝你们下一次打仗运气更好一点。　　作为人类，我们为勇气欢呼恰恰是因为在面对所有聪明才智时它稍纵即逝。　　在阿金库尔战役里，法国骑士们在英国弓箭手射出的箭雨中冲锋陷阵，那需要极大的勇气，可他们却是十足的白痴。　　少一点莽撞多动一点脑筋本来会使法国人采用另外的战术。　　他们本来可以把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英国人团团围住使他们的长弓无法发挥作用，然而他们却全部人马都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谷直接冲进由重兵把守的阵地射出的箭雨中，给敌人提供了他们惟一的大获全胜的机会。　　威灵顿公爵曾经说过：“没有比一个勇武的军官更愚蠢的了。”　　但是没有那种勇武的愚蠢，威灵顿的军队或者任何军队还能够打赢一次仗吗？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那些不愿意去动脑筋的人，他们置生死于度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值得注意的是，从来就不缺少这种人。　　1854年莱特旅的战斗：多么英勇，多么愚蠢，多么的英国式。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一位愚笨之极的军官下令让英国莱特旅的只带有刀剑的600名士兵去攻击俄国军队的阵地。俄国人有6个营的来复枪手，6个骑兵分队和30门大炮。　　在25分钟的时间内，莱特旅的600人就损失了400人。但是直到四周山头上的俄国士兵朝阵地开枪，死在他们枪口下的自己人同打死的敌人一样多时，莱特旅的战士才被彻底击溃。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率领大陆军在新泽西的特伦顿一仗中出其不意，打败英国人，赢得第一次胜利。　　华盛顿的出其不意原本不会成功。有个保皇派的间谍要把华盛顿的计划向英国人报告，但他没有被允许见到英国指挥官，因为那个英国上校在玩纸牌的时候不让任何人去打搅他。　　那位急不可耐的间谍终于让人送进一张纸条，说明敌人正在推进，准备偷袭。英国上校没有打开字条看，顺手把它塞进了衣服口袋里，继续玩他的牌。这一盘是他当庄家。　　华盛顿获胜之后，在上校的尸体上发现了那张字条。　　1628年，瑞典海军建成了它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战舰，两层甲板上装有64门大炮。这艘战舰由于其设计上的缺陷对于它的船员来说被证明也是危险的，当它下水开始处女航的时候在斯德哥尔摩港口沉没。　　法国军队发明了一种可以让士兵在地雷区行走的防爆靴。但是有一个问题：靴子过于笨重，穿上它难以走动，士兵们在被地雷炸飞之前就会被敌人的狙击手击中。　　罗马皇帝瓦伦斯很聪明地请求援兵，这样他就能够消灭入侵的哥特人。　　瓦伦斯一定是有意对他自己的合理战略进行挑战，因为在援军能够赶到之前，他率领他的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向敌人发起进攻。　　哥特人看见瓦伦斯的进攻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还驻扎在原地未动，并没有对罗马人造成威胁，而罗马人则本来可以悠闲自得地等待援军的到来。　　而瓦伦斯却使他军队里三分之二的将士被杀，其中包括他自己。　　在苏格兰，威廉·华莱士（由梅尔·吉布森在电影里刻画的勇士）的英勇里包含了英国人的高傲，那是一种令人好奇的愚蠢的骄傲。　　1297年，由德·沃伦尼率领的一支装备精良的英格兰军队计划消灭华莱士的装备简陋的军队，但他们首先得跨过福斯河。沃伦尼把过河地点定在斯特令桥，尽管可以看见在河对岸拭目以待的苏格兰人，尽管那桥很狭窄，一次只能过两人。　　沿河往上游一英里（约1.6公里）处有一个无人防守的浅滩，其宽度可以容得下30个英格兰士兵并排涉水过河。　　苏格兰人在斯特令桥那里耐心守候，等到三分之一的英格兰军队跨过桥之后，他们开始攻击。一小队苏格兰士兵手持长矛就把桥封锁住，不让其余的英格兰士兵过来救援。　　华莱士毫无疑问就像梅尔·吉布森所扮演的那样英勇，可是如果德·沃伦尼不是那么固执己见、爱慕虚荣的话，华莱士的勇敢就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大多数糟糕的领导都犯有咄咄逼人的错误，但是坐而论道、无所作为也是同过分活跃一样愚蠢。　　北方联军的将军乔治·麦克伦兰由于对同敌人交锋犹豫不决而拖延了美国南北战争，虽然当时他的军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南方盟军。　　在蒙森山一仗中，麦克伦兰认定山上南方叛军大炮密集而拒绝进攻。　　南方军队在夜色的掩护下逃之天天以后，北方联军的士兵发现，让麦克伦兰与胜利擦肩而过的大炮不过是一些涂成了黑色的原木。　　这位将军在一个长时间的战役里犹豫不决让人感到沮丧失望，林肯总统在因其指挥不力而撤换麦克伦兰之前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要是您不想使用这支军队的话，我愿意借用它一会儿。亚·林肯敬上。”　　“军事战略就在于比敌人少犯一个错误，”军事战略家汉斯·德尔布鲁克说道。这个任务往往由于敌军领导人接二连三的愚蠢之举而变得更加轻松。　　在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英国指挥官查尔斯·华伦中将在斯比昂恩·克普战役吃了败仗，因为他花了26个小时亲自指挥部下来完成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把他私人的行李运送过河。　　当华伦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的时候，布尔人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并投入战斗。华伦调动他的军队向敌人发起进攻，结果伤亡惨重。关于华伦的那些行李是否遭到损失就不得而知了。　　在1915年的鲁斯战役中，10000名没有战斗经验的英国新兵被派去从正面攻打德国人的阵地。英国指挥官对他的部下撒了谎，告诉他们是被派去追击溃不成军的德国士兵的。　　然而，英军却直接撞到了严阵以待的德军机关枪口上，8000名英国士兵被打倒在地。英国人无法突破德军的阵地，因为他们的指挥官没有给他们发能够剪断铁丝网的工具。　　德军的伤亡？零。　　德国士兵对这场大屠杀感到震惊，当侥幸活下来的英国士兵撤退的时候他们没有再开火。　　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人要更为聪明。不管怎么说，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那看上去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实际上，德国军队差一点就拿下了巴黎。他们绕道进入了法国的葡萄酒之乡，法国的美酒使得他们陶醉其中，忘乎所以。当他们重新开始进攻的时候，法国和美国的增援部队已经各就各位、严阵以待。　　德国人不久清醒了过来，这时候只有缴械投降一条路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阿尔文·约克下士的连队几乎全部被消灭。然而约克是个弹无虚发的神枪手，他成功地击倒了25个德国士兵，每次一个。他采用在家乡田纳西州山区打火鸡时模仿火鸡求偶的叫声把德国人引诱出来。　　一个又一个德国士兵对那种奇特的声音感到好奇。“每次他们有人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就把他的脑袋打开花。”约克说道，一边解释他是如何把整整一个营的德国兵弄得心慌意乱、神情不安而举手投降的。他因此获得了一枚荣誉勋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边，一个德国士兵占领了一处法国要塞。　　一个在执行侦察巡逻任务的步兵跌进了一条地下通道，该通道与多纳蒙特要塞相连，要塞里的法国军队没有安排哨兵放哨。　　这位感到惊愕不已的德国士兵把敌人封锁在兵营里，然后为他的部队打开大门。　　在维尔丹战役中，该要塞又被重新夺了回来。整个战役法国军队损失了100000将士。　　1346年在克里希，法国军队向一支主要由长弓箭手组成的英国军队发起进攻，这些英国人曾经阻止了法国步兵的第一次攻击浪潮。法国步兵还没能找到隐蔽之处时，骑在马上的法国骑士就开始沿着同一条进攻路线发动攻击，既挡住了步兵后撤的道路，也阻挡了他们自己前进的步伐。　　法国骑士们没有去为第一次进攻浪潮的幸存者清理出一条通道，相反，他们却攻打起自己的步兵来。与此同时，英国的长弓箭手却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射杀那些骑士或步兵。　　1750年英国将军詹姆斯·阿伯克洛姆比在靠近加拿大的纽约州梯康德罗加向法国人进攻。他的部队比防守的敌军多4倍，本来可以从侧翼进攻打败他们或者用大炮轰击或者把他们围困起来。　　然而阿伯克洛姆比却让他那些倒霉的士兵一次又一次地去正面攻打法军的中翼——那是法国人惟一的重兵把守的阵地，他把胜利拱手让给了法国人。　　当一支英国小分队成功到达法军阵地之前时，他们无法翻越9英尺（约2.74米）高的防护墙，因为英国人忘了在进攻的时候带上梯子。　　在1916年的索姆战役中，英国指挥官A.G.亨特.韦斯顿中将命令向德国军队发动正面进攻。他告诉下级军官德军的防御已经被大炮的轰击所摧毁，尽管每个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德军的阵地毫发无损。　　英国士兵的冲锋直接被德国人的机关枪压制下去，在那场无谓的进攻的头30分钟里，20000名英国士兵倒在了血泊之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军方面的士兵装备的手榴弹是安在木棍上的。设想是士兵伸手后挥，然后把手榴弹扔到战壕外面，借木棍给投掷动作加力，就像长曲棍球运动员在前场掷球那样。　　可是那些手榴弹的设计是在有冲击力的时候爆炸，而战壕却不够宽。许多同盟军士兵在把手榴弹后挥而使木棍端头的手榴弹碰撞在战壕后壁上意外爆炸时失去了生命。　　在战场上能够出现的所有愚蠢之事都在1898年在古巴进行的美国一西班牙战争中的美军里发生。美国人赢得这场战争的惟一原因是西班牙方面更为愚蠢。　　首先，美国军队没有足够的士兵和装备。由于那些有三寸不烂之舌的政客的煽动，美国被迫过早地卷入了这场战争，美军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训练新兵。　　他们挑选了一位嘴上没毛、经验不足的将军来领导去古巴的远征。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出发港口。那个港口的泊位有限，容不下那么多的舰只，并且只有一条铁路线，所以军需物资和战斗人员阻塞了好几公里长，等候装船和登上船只。　　那位将军也错误地选择了在古巴登陆的地点。那港口没有办法卸下马匹。士兵们奋力把他们的马赶下船。可许多马比他们的主人还要笨，下了水之后弄错了方向朝外海游去，结果溺水而死。　　开始的一仗组织得非常混乱，只要有一小队西班牙士兵就能够阻止美军登陆，本来这样就可以当场结束那场战争的。但是西班牙指挥官不屑派出一支小部队，所以美国人跌跌撞撞地登上岸却没有遭到抵抗，这差不多是美军惟一可行的登陆方式。　　这场战争最著名的圣胡安山战役之所以闻名天下是因为战斗的计划、实施和作战都是一团糟。它需要众多美国士兵的勇气和大量美军士兵的生命来赢得这场战斗。　　美军士兵因其指挥官接二连三的明显错误而经历磨难，其实只需要一点明智的指挥和计划安排，他们就会更轻松地打败敌人。　　战场上发生的几件事情就足以解释在数量上以16：1的绝对优势战胜西班牙士兵的美军是如何差一点就把这场不可能输掉的战斗拱手让给敌手的：　　1.美军指挥官没有派出侦察兵，所以他们不清楚在山地里埋伏有多少西班牙军队，也不知道进攻应该采用什么最佳的战术。　　相反，他们在战斗期间仅用了一个热气球用于侦察。坐在热气球里的军官为地面上的指挥员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际的情况，而热气球本身却很不幸地发挥了一个作用——为敌人提供了方便。　　热气球必须飞到美国军队的上空，里边的观察员才能够把他的观察结果大声地通知在下面的军官。西班牙守军就用大炮和机枪瞄准气球经过的下面的丛林开火。　　2.美军进攻的先头部队是国民警卫队，它是由没有战斗经验的士兵组成，配备的武器是由老式的黑色火药击发的老掉牙的步枪。枪支射击时冒出的黑烟使他们成了西班牙士兵的靶子。西班牙人还击时使用的是更现代的精良武器。　　美军的这个团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们只好在草丛里趴下，让其他部队从他们身旁经过展开攻势。　　3.当美军到达西班牙人的第一道防线——铁丝网的时候，他们发现谁也没有带剪铁丝网的工具，并且也没有人为他们提供炮火支援。　　由于无法通过铁丝网，美军只好在丛林的植被中躲藏起来。当一支携带加特林机枪的部队来到时，美军士兵大声欢呼雀跃。这就把他们的位置暴露无遗，西班牙人对准发出声音的地方开火，打死了许多他们无法看见的美军士兵。　　4.当美军最后终于开始向小山上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大炮却开始发威，不过这已经太迟了，炮弹击中的美国士兵比击中的西班牙士兵还要多。　　5.所有这些本来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因为美国海军的大炮完全能够迫使西班牙人放弃山地的阵地而缴械投降。海军的大炮只有一个问题：美国人从来没有用过它们。　　美军最后打赢了这场战役，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那个西班牙将军在昏庸无能方面与美国将军不相上下。他没有向山地派遣增援部队，那里的阵地本来是可以守住的。　　在古巴作为观察员的德国军官们对美军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他们没有把这个作为后来在欧洲发生的战争的一个战斗因素来加以考虑，这也就在所难免、不足为奇了。　　公元前143年，雅典人的军队没有能够以围困封锁来攻下西拉克斯城，他们准备在斯巴达人的援军到达之前从海路逃跑，以免陷入困境。　　当雅典士兵开始登上他们的船只的时候受到月食的影响。雅典人下了船，他们认为月食对于航行是个不祥的预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于预兆的解读没有错，因为斯巴达人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把港口的退路切断，47000雅典人命丧黄泉。活下来的7000人悲惨地度过余生，作为在采石场做苦役的奴隶，他们抬头望着月亮的阴晴圆缺，想知道当时要是乘船逃之天天究竟会走什么样的霉运。　　1965年，一架美国海军的轰炸机在佛罗里达州扔下了一枚训练弹，训练弹砸进一家杂货店里。　　美国陆军的两名女军官拒绝接受因她们在1990年入侵巴拿马战斗中的表现而被授予的战斗步兵奖章之后，陆军的一位发言人无法否认她们在战斗中的杰出表现。　　虽然不允许女军人直接参加作战，但是战斗却找上了她们。这位发言人充分展示了军队的逻辑，如此这番解释了她们拒绝奖章的缘由：“我们有一条女性不参加战斗的政策，可是它并不意味着女性不能参加战斗。”　　1965年，前纳粹将军瑟普·迪特里希抱怨纳粹老兵没有受到良好的对待，他把他们归类为“一个受迫害的群体。”　　在很多层面上都可以把越南战争视为愚笨之举。美国军人不想为那些不希望他们打仗的人民去打仗，是那些知道不会像战争现状那样来赢得这场战争的美国政客们要把战争打下去的。　　但是我们仅仅审视一下那场战争的一个愚蠢的方面，因为它的愚蠢是如此的具有现代气息：美国士兵被定期派往越南执行短期任务——年一次——这是政治领袖们为了防止美国士兵的不安情绪而采取的措施。　　其愚蠢的结果是：美国士兵刚学会了适应丛林游击战，他们又被运送回国，而新到的对丛林一无所知的部队又被派遣进来。　　这样，美军士兵的伤亡比例总是居高不下，因为有经验的部队会避免许多愚蠢的伤亡，而新来乍到的士兵却不时铸成大错。　　第13章 愚蠢的科学　　在许许多多黑暗的世纪里，最愚蠢的科学就是：完全没有科学。　　提出科学调查建议的人都会被贴上异教徒的标签而在木桩前被活活烧死。　　没有科学的一代又一代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用不科学的方法把世界弄得一团糟。他们认为宇宙是由众多的不可知的神当中的一个创造的，而不是由众多的不可知的物理学理论所创造的。　　我们这个新的进步的世界由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所指引，我们不再受无知的愚昧肆意摆布。然而，我们却是一些愚蠢科学的牺牲品。　　1971年，日本科学家们设计了一项研究山体滑坡的实验。他们用消防队的水龙头从小山上把水流倾注下来，以制造一场倾盆大雨的效果。小山垮塌下来，山崩使4位科学家和11个在一旁观察的人丢了性命。　　在《自我》杂志上刊登的一篇如何治疗口腔干燥感觉的文章为患有这种症状的人提供了一条经过科学证明的方法：“经常喝点水。”　　土耳其科学家在1981年进行了一项研究来决定迪斯科音乐是否会使老鼠变成同性恋。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的确如此。　　英国的一些科学家，他们有可能是土耳其那些研究人员的同行，进行了一项为期3年的研究，以决定鱼在被渔夫钓上钩的时候是否感觉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