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诊断在诊断方法上，脉诊受到特别的重视。高阳士所著《脉诀》，把《脉经》的主要方法，结合实际简单扼要地编为歌诀，便于记忆和应用，很受一般医生欢迎，促进了脉诊的普及。小儿指纹的诊法，也发明于这一时期。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婴儿未可辨脉者，俗医多看虎口纹颜色与四肢冷热，验之亦有可取，予又以二歌记之，《虎口色歌》曰：紫热红伤寒，青惊白色麻，黑时因中恶，黄即因脾端。"这可以说是现存最早关于指纹诊断的具体记载。其他听声望色、辨口鼻、问寒热等诊断内容也有发展和提高。刘完素在《河间六书》中记载以四时五腑之色察肝腑枯荣，李杲有察色脉定吉凶的论述。　　2。内科与外科宋代时内科已分化而成大方脉和风科，它们在医科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一时期对内科病的认识和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张锐《鸡峰普济方》就把水肿病分成多种类型（如十水病），根据不同的水肿模型和性质来治疗，充实了水肿病的理论研究和临床经验。宋代的董汲在《脚气治法总要》中，对脚气的病因、发病情况、治疗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全书收集了内服及外用药物46　个，附有治疗脚气病的医案，是一部较全面的脚气病治疗专著。许叔微所著的《普济本事方》还论述了消渴病，即现在的糖尿病的临床症状。在对内科疾病的认识方面，亦有不少进步。一方面认识的广度大了。许多新的疾病和症候被记录下来，如《太平圣惠方》记载疾病多达1600　多门；另一方面，对过去一些认识不清的疾病，开始能够鉴别了。如对于发疹性疾病，《太平圣惠方》及《小儿药证直诀》已能鉴别出天花、麻疹和水痘，而在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有更详细的描述，从书中可见当时已能鉴别斑疹伤寒、水痘、天花、麻疹、荨麻疹五种发疹性疾病，掌握了其主要特点。在内科诸症的病因诊断、治疗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治疗方面，局方成药的盛行，虽然给医学发展带来不少流弊，但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也发现了很多有效的方剂和药物，特别是芳香性行气药物对促进消化作用的效果比较显著，对后世行气药的应用影响很大。其他如用砒剂治疗疟疾、痢疾、痔疮，汞剂利尿，蟾酥止血、止正痛，罂粟的止痛、止痢、止正咳都是这一时期的新发现。宋代时陈自明《外科精要》一书的问世，首先明确提出外科的名称。此书刊行于景定四年（1263　年），主张根据脏腑经络虚实，因证用药施治，不可拘泥热毒内攻之说，常用寒凉攻伐之剂。它特别指出痈疽虽为外科病症，但与内脏有关，用药应从人体的整体出发。这些观点对后世的影响颇深。　　外科方面，对一般化脓性疾患，提出所谓"五善七恶"的说法。所谓"五善"，一般指炎症只限于局部，没有全身症状，预后好；所谓"七恶"，指发生坏疽或败血症等较严重的全身症状，预后不好。这些观察和判断，都是相当正确的。外科对化脓性炎症的处理更合理，外治法同时配合内服药"托里"（促进化脓）或"内消"（停止化脓），更形成中医外科疗法的特点。写于12　世纪初的《卫济宝书》（佚名）曾论述了癌、瘭、疽、痈五发图说。这是癌症的最早的记载，并通过对乳腺癌的观察，指出40　岁的妇女易患此症，溃烂三年而死，符合实际，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诊断上的巨大成就。3。妇产科宋代妇产科很发达，已专门设有产科医生，并有产科专著，妇科学术水平也显著提高。在《太平圣惠方》第六十九～八十一卷，专门记载了妇科病，《圣济总录》和《和济局方》均有大量妇科内容和方药。朱瑞章（约12　世纪长乐人）于1184　年著《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八卷，综合了南宋以前诸家产科经验，论述了胎前产后的全过程，注意到妊娠营养与摄生，临产护理和治疗、产后方药、新生儿护理等等。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实际临床意义，是宋代妇产科的一部重要著作。　　这时很著名的产科著作还有杨于建著于1098　年的《十产论》。《十产论》详述了横产（肩产式），倒产式（足产式），偏产式（额产式），坐产式，碍产（脐带绊肩）等各种难产及助产方法，该书所载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位术的最早记载，它标志着宋代妇产科对难产处理有较高水平。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一书还载有产科用药的重要发明。该书记载用全兔脑作催生丹，是世界上最早应用有关催产素催产的记载。书中还详细记述了催生丹的制作技术和过程，表明当时在朴素的经验上把握住了激素的某些重要性质。宋代妇产科成就最大的是陈自明。他的《妇女大全良方》著于1237　年，在妇科方面有调经、众疾、求嗣三门，记述了有关月经的生理及异常诸候，一般的妇科病和不育问题。他指出女子不孕的原因，并反对早婚。在产科方面还有关于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的论述，描述了妊娠各期胎儿发育状态、妊娠的诊断，以及产褥期的护理，产后感染诸症。《妇人大全良方》在当时是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总结性妇产科专著，受到后世重视并被长期应用。　　4。儿科宋代的太医局专设有儿科，称为小方科，在《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医著中都有大量详实的关于儿科诸症理法主药的全面论述。《幼幼新书》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儿科学专著，著于1150　年，为刘昉、王历、王湜合著而成，总结了宋以前儿科的经验与成就，内容包括求端探本，方书叙例、病源形色、禀受诸疾、惊风急慢、斑诊麻痘、五疳辨治、眼目耳鼻、口唇喉齿等多条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1119　年）一书标志着儿科学已自成体系，从生理病理到诊治方药都形成了独立的内容。他的《小儿药证直诀》，上卷论述脉证治法，中卷记医案，下卷刻诸方。他抓住儿童的本质特点，生理上"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状"，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在治疗上主张"柔润"为原则，反对"痛击"、"大下"、"蛮补"的用药主张，强调补泻要同时调理，以善其后，也善用滋阴清火法，为金元时滋阴清火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临床依据。根据这些认识原则，他创制的一些儿科专用方济，如痘疹初起时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治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异功散以及治肾阴不足的六味地黄丸等，为后世医家所常用。　　钱乙根据小儿不能口述病情，不易诊断，总结出"面上证"、"目内证"，对小儿疾病的疹断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他集中论述了小儿脉法中"弦急"、"沉缓"、"促急"、"浮细"等法，并以脏腑病理为依据，根据寒热虚实，用五脏为纲的辨证方法诊断全身，进一步为后世脏腑辨证施治奠定了基础，其影响不仅限于儿科。钱乙书中对小儿常见的痧、痘、惊、疳四大重症加以论述，指出疮疹特点及疾病的征状，他所记录的病例都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佚名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已认识到小儿脐风和成人破伤风为同一疾病，并指出以烧灼脐带为预防脐风的办法，更是惊人的成就。　　开宝六年（933　年），刘翰、马志等奉诏令在唐苏敬的《新修本草》基础上，修订成《开宝本草》。公元974　年，李坊参考其他诸书，收录药品新旧共983　种，重新修订为《开宝重定本草》，简称《开宝本草》，共二十一卷。到了嘉祐二年（1057　年），禹锡等奉命增修，增药82　种，共计1082（或为1118）种，称为《嘉祐补注本草》。嘉祐三年（1058　年），宋诏令各地所产药物绘图进呈，并注明开花结果、采收季节和功用，由苏颂主持编撰《本草图经》。《本草图经》于嘉祐六年（1061　年）成书，共二十一卷，载药780种，并在635　种药名下绘制药图933　幅。对所收药物不仅绘制图样，而且注明花形、果实、采收季节、效用、产地和进口来源，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为药性、配方及历代本草的纠谬提供了依据。书中对药物的来源和鉴别作了重点讨论，把辨药和用药结合起来，并收藏了大量的单方和验方。由于它实用性强，深受衙世医家的赞赏。虽早已散失，其主要内容仍保留在《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　　5。针灸宋代在针灸方面，做了不少整理工作。首先，《太平圣惠方》的第九十九、第一百卷收录了唐以前部分有关针灸的资料。为了使针灸图更形象真实化和富有立体感，王惟一于天圣五年（1027　年）在编写《铜人俞穴针灸图经》的同时，奉敕铸造了最早的两具刻有经脉俞穴的铜质人体模型--针灸铜人。至今仍为针灸家取位定穴范本的《十四经发挥》，即源于该《图经》。有关针灸的著作，有记载的还有许多，但只有《针灸资生经》、《玉龙歌》流传了下来。　　针灸的发展有两种趋势：一种是由博返约，即在300　多个俞穴中，选出若干常用穴编成歌诀，说明主治疾病及注意事项，便于医生掌握和应用。另一种是受了"运气学说"的影响，特别重视针灸取穴和时日的关系，即现在尚流行的"子午流注"和"灵龟大法"。前者对针灸的普及和有效验穴的认识有促进作用，后者则增加了针灸的神秘性，有不利作用。　　6。解剖及法医学宋代有两次关于解剖尸体的记载，一次在庆历（1041-1048　年）年间，另一次在荣宁（1102-1106　年）年间。当时对内脏的解剖位置及特点的记录基本正确，并绘有《存真图》，但未流传下来。　　法医方面的著作，有佚名的《内恕录》、《平冤录》，郑克的《所狱龟鉴》和桂万荣的《棠阴比事》，最著名的是1247　年末宋慈所著《洗冤集录》。该书列举了许多自杀和谋杀的毒物以及有关的救急或解毒方法等。该书分为五卷，第一卷是法律条文，总检规定，疑难验例；第二卷是初检、复检规定，检妇规定，检妇婴尸注意事项，尸体四肢腐烂情况，洗、验已埋尸、烂尸的方法等等；第三卷是验骨，验自缢，区别真假自缢和真假自溺；第四卷是各种杀伤，火死，汤泼死，病死，毒死的检验；第五卷验罪囚死，受杖死，跌死，塞口鼻死，雷击死，虎咬死等尸检，并附有辟秽和急救的方法，它包含了现代法医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真正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这本书一直被沿用了五、六百年，还被翻译成英、法、俄、日等多种文字，流传于国际间，影响颇大。　　（四）医学理论的发展1。对张仲景《伤寒论》的重新研究《伤寒论》（东汉张机所著）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由于此书是一种条文式的札记，系统性较差，不便于一般医生具体掌握，对许多症候的虚实寒热等病变的性质和部位并没有具体地分析和指出，治病原则和所用方药不能完全和疾病症候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两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没能广泛传播。到了宋代，重新研究《伤寒论》蔚然成风，许多有关《伤寒论》的著作纷纷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宋代成无己的《伤寒论注》、《伤寒明理论》，庞安常的《伤寒总病论》，朱肱的《南阳活人书》，许叔微的《伤寒发微论》、《伤寒百证歌》、《伤寒九十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等。金代有刘完素的《伤寒直格》和《伤寒标本心法类萃》，骔素的《伤寒医鉴》等。　　宋代学者对《伤寒论》的研究，主要着重在注解、整理和补充三个方面。所谓注解，并非单纯的字句解释，其重点是对每种证候的病机病变加以理论性的阐述，而且对《伤寒论》的处方、用药，也从理论上加以解释，并和所治疾病联系起来。此外，还对伤寒病的许多重要症候、证型以及常见并发症，如发热、恶寒、阴（阳）毒、表（里）证。。等分别作了更系统、更具体的理论性阐述。整理，就是对《伤寒论》的原文加以重新改编，尽量使其系统化，有纲有目。还有的学者将伤寒重要症候的病机病变以及治疗方法编成歌诀，便于学习者掌握和记忆其要点。例如许叔微的《伤寒别歌》。补充方面，一是对《伤寒论》的某些症候补充方剂，二是关于温病的补充，三是关于妇人、小儿伤寒的补充。方剂的补充，大部分采自《千金方》、《外台私要》等唐代方书，关于温病、温疫等几种类型，并加以鉴别，庞安常提出四时有不同温病的主张，郭雍的《伤寒补亡论》则详细描述了五种不同疾病的斑疹特点，此外还有小儿妇人伤寒的许多著作。以上注释、整理和补充，使《伤寒论》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更臻完整，但并没有提出根本性的新理论和新问题。　　2。病因病机学宋金时期在医学基础理论方面，对病因病机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宋代对传染病的病因多为瘴气说。陈文中在《小儿痘疹方论》中认为天花病为三种液毒。严用和在《济生方》中辨别五劳、六极、七伤与全尸的不同，表明了对劳瘵病因认识的深入。对于消渴病，宋时提出积热在脾的看法，对消渴病因、病机的认识有了进步。对于中风，刘河间认为主于火，李东垣认为主于气。此外，钱乙认为小儿急惊风为热甚生风，慢惊风为脾虚生风。对伤寒，庞安时认为冬季寒伤阳气而致，随时而病变，在春为温病，在夏为热病。朱肱，王好古对伤寒病因病机等方面有不少精辟、卓越的认识。宋金时期医家对许多具体的病证的病因病机认识的深度、广度有了较大的进步，从而出现了病因病机学说的专著或专门篇章。　　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论》）讨论病因，在医学史上声望较高。他主张"三因致病说"，把复杂的病因分为三类：一为内因，即喜、怒、忧、思、悲、惊、内伤七情，内发自脏腑，外形于肢体；二为外因，即风、寒、暑、湿、燥、火、外感六淫，起于经络，发于脏腑；三为七情、六淫之外的因素，包括饮食饥饱，呼叫伤气、虎狼虫毒、金疮压溺及其他各种偶然性因素。这种分类与张仲景略同，但内容有所发展，对各病因的概括更加具体，更符合临床实际，使中医医因学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病机学在宋金时期也有大量的阐述，如钱乙论述儿科病机特点，陈自明论述妇科病的病因病机。刘完素对火热病提出六气皆为火化的论点，认为外因六气、内因五志皆可致生热证，对运气学说做了创造性的发挥，把五运六气的原理运用于人体内部，提出脏腑六气的病机理论。他的《素问玄机病式》可视为病机学专著。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提出对病因病机的不同见解，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医学流派。宋金医家对病因病机的研究和探讨，对后世医学具有重要影响。　　3。运气学说的盛行运气学说，是以"五运六气"预测疾病的发展和轻重的一种学说。最初的记载是唐代王冰补入《素问》的七篇文字，著成之后，自唐宝应元年至北宋初年的200　余年间，无人引用。直到宋元符二年，刘温舒著《素问论奥》专门论述五运六气，并绘图说明。王安石变法以后，此说大为盛行，甚至作为太医局考试医生的科目之一。当时有影响的著作有寇宗奭的《本草衍义》，赵法的《圣济经》、《圣济总录》，陈言的《三因方》。　　运气学说的基本内容，是把当时纪年所用的天干、地支，即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和五运（即金木水火土五行）、六气（太阳寒、少阳火、阳明燥、太阴湿、少阴水、厥阴风）联系起来，认为每年都有一个"五运"和"六气"，同时又把五运六气联系起来（金属燥、木属风、水属寒、土属湿、天气中少阳的火称为向火，把少阴的火称为君火），并且把它们分别于不同的阴阳，这样就可根据甲子、乙丑等年岁的推移而预先判定某年某运为主运，某气为主气，然后再根据阴阳五行生克关系，定出"运"和"气"何者为主。这样就能判定某年为某气胜，易得何种疾病。不难看出，这种学说毫无科学根据。　　这套理论，盛行时就有人反对，许多临床医生名义上不反对，但实际应用上，或置之不理，或只抓一点可用之处另加发挥，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如运气学说中强调六气致病，后世扬弃了它凭干支推断某年某气胜的不合理部分，单以六气与疾病的关系发挥而发展为六淫病变学说。此说强调五行和天气间的生克制化关系，后世发展为五脏病变时相互影响的学说。其中与运气无关的但对临床实践十分重要的理论性问题，如治疗的正治、反治原则，制方的君臣佐使关系，药物五味对不同疾病的补泻作用各不相同等，这些对中医理论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针灸学中"子午流注"、"灵龟八法"很可能受了此学说的影响。　　4。医学流派的产生金代医学流派的主要代表是"金元四大家"，即金代的刘完素、李杲、张从政及金元时代的朱震亨等四人。　　刘完素受运气学说中强调六气致病的影响，认为六气之中，火、热为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并认为六气都可以化火，故得出结论认为，绝大多数疾病都由火所致，治病时以寒凉为主，后世称"寒凉派"。　　张从政认为，六气致病主要是"邪气"侵入人体的结果，所以他主张治病应以汗、吐、下三法为主，排除邪气，特别是吐、下两法，收效最速，后世称"攻下派"。　　李杲与前两人强调六气的外感作用相反，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包括外感病在内，都是以"内伤"即体内正气的损伤为主要因素。他据内经《太阳阳明论篇》的论点，加以发挥，认为人体正气应以"脾胃之元气"为主，"人以胃土为本"，"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治疗各种疾病，均应设补脾胃之气为主，后世称"补土派"。　　朱震亨与刘完素有间接师承关系，受主火论影响较大，对火的看法与刘很不同，以为人体内有一种"相火"。这种相火最易因声色的刺激而妄动，耗泄阴精。阴精不足，正是各种疾病发生的最重要因素。主张治病应以补阴精而抑相火为主，后世称他为"滋阴派"。　　以上各派的主张虽然有很大片面性，但都能以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某些方面的问题，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不同主张之间的互相争论，进一步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发展。　　（五）著名医家及其专著庞安时（1068-1100　年），其著作主要是《伤寒总病论》，其他还有《难证辨》、《主对集》、《本草补遗》。他的《伤寒总病论》对张仲景的《伤寒论》作了一定的整理和补充，开创了重新研究伤寒之风，其作用不可否认。虽然具体的处方用药"寒热错杂，经络不分"，但在初研《伤寒论》的当时，此缺点实为在所难免。　　朱肱因曾做过奉仪郎的官，人称朱奉仪。著作主要是《南阳活人书》。　　此书共分二十卷，第一～十一卷为问答体，共设100　门，以阐发张仲景《伤寒论》的奥义；卷十二～十五论伤寒113　方；卷十六～十八论杂方126　首；卷十九论妇人伤寒；卷二十论小儿伤寒疮疹。该书在对《伤寒论》的整理和阐释方面较《伤寒总病论》平妥，对后来的医学影响较大。　　许叔微生于1080　年，卒年不详，幼年时父母因病双亡，立志学医，终成一代名医。他的著作有《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类证善济本事方》等。《伤寒百证歌》共五卷，主要是"取仲景方论编成歌诀一百证"，虽然自己发挥较少，但把有关伤寒的脉、证、方、药、表面、阴阳、虚实、寒热等辨证要点，归纳于100　首歌诀中，便于学习记忆，有利于《伤寒论》辨证论治精神的普及。《伤寒九十论》为著名经治病例的论述，颇似今日病案讨论。《普济本事方》共十卷，收录300　余方，每方首列主治、方名、药味分量，次叙治法、服法，后附1-2　病例及评述，书后列《制药制度总列》70　余条，很切合实用。这两本书，均便于学者理论联系实际。　　成无己生于北宋，生平事迹不详。著有《伤寒论注》、《伤寒明理论》。其中《伤寒论注》是对张仲景《伤寒论》的注释，是以后百余家注释《伤寒论》的首创。　　钱乙（约1035-1117　年），字仲阳，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小儿科专书。《小儿药证直诀》共三卷，在书中列举了五脏本身虚实的主要特点，并分别指出治疗原则及具体处方，为以后的脏腑辨证奠定了基础。他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治疗时力戒妄攻误下，即使非下不可，也必须"量其大小虚实而下之"，而且下后必须以和胃之剂加以调整。现今看来，这些都是对小儿疾病特点的正确认识。在处方方面，他依据辨证论治的精神，对过去的成方加以对证化裁，特别是从金匮肾气中化裁出六味地黄丸，对后世的启发和影响很大。　　宋代除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外，尚有董汲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刘昉《幼幼新书》，陈文中《小儿病源总方》、《小儿痘疹方论》以及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　　陈言（1131-1189　年），字无择，南宋人，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享誉颇高。《三因方》主要是三因立论，即认为各种疾病都离不开三因，都可按三因来分类。《三因方》的编排：第一卷总论，第二～七卷为外因病，第八卷为内因病，第八卷以后其分类就不清了。显然，这种理论在著书时就暴露出谬误，因为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内外因相联系的，决不可孤立地归之为内因或外因。《三因方》共十八卷，分180　门，录方1500余首，每类都有论有方，后人评其"文词典雅，而理致简该，议论职责有根柢，而其药都不验"，治病既无效，议论岂非空谈？可见对陈氏的赞誉有名过其实之嫌。　　王硕，据传为陈言的学生，著有《易简方》，取方30　首，生料30　品，市上常售丸药10　种，"凡仓猝之病，易疗之疾，靡不悉具"，充分体现了"易简"二字，出版后虽毁誉不一，但影响很大。　　严用和，生平不详，著有《济生方》十卷，《读方》一卷，原本已佚，今本为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共56　论，240　余方，约为原书一半。《内库提要》评论该书"议论平正，条分缕析，。。其补益云，药唯斗剂，柔而不潜，专而不杂，。。盖其用药主于小儿思慎，。。然用意谨严，固可与此从政，刘完素诸家相互调剂云"，严用和可称为稳妥派医生的鼻祖。　　陈自明，字文甫，三世学医，均为大方脉，而陈氏却专于外科及妇科，所著《妇人大全良方》、《外科精要》均为传世之作。《妇人大全良方》共二十卷，分八门，即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难产、产后；每门数十论，共260　余论，论后附方。该书"提纲挈领，于妇科论治，详悉无遗"（四库全书提要），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产科专著，对后世影响颇大，至今犹为一般医家所遵用。《外科精要》主论痈疽的证治，名医朱丹溪为之作《发挥》，熊宗立为之作《补遗》，薛立斋为之作《校注》，足见其影响之大。　　宋代医家医著，除以上所述外，一般方书还有孙用和的《家传密室方》，王贶的《全生指迷方》，史堪的《史载之方》，宏近的《集验方》，杨焱的《家藏方》等。外科有无名氏《卫济宝书》，李迅的《集验背疽方》，李世荣的《痈疽辨疑论》等。小儿科方面有单世荣的《活动心书》，妇科有杨子建《十产论》，郭稽中《夫人产育宝庆集》。　　张元素，金之易州人，生卒年月不详。其著作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药注难经》（疑为后人伪作）、《医方》（不传）。《医学启源》包括五运六气、内经治要及本草药性三部分内容，《珍珠囊》主要是"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沉浮，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证用药之法"。张元素的主要成就在药理学说方面，他虽推崇运气学说，而实际上只着重"一年之中由于季节气候的不同，治病用药也应不同"这一方面。此外，他对五味学说也有新的发挥，他不但根据五脏的苦欲，具体指出针对性药物，而且指出即使用一味药物，因五脏病变的不同，其作用也可大异，从而使五味作用更复杂，使用上更灵活。他对药物气味的厚薄、阴阳、升降、沉浮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尤其在《珍珠囊》中对每味药物都作了具体的注明。该书中几乎每味药物都注有归某证的字样，制方必须用特定的"因经极使"药，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可见他倡导药物的"归经"说及"引经极使"说。张元素还根据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及药物五气六味、归经补泻的性能，具体指定《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把每一脏腑在什么情况下该用什么药，都规定下来，对辨证论治的彻底贯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故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称颂张元素"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　　李杲（1180-1251　年），晚号东垣老人，从师张元素，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密私藏》、《用药法家》。以《内外伤辨惑论》为代表，其中的思想认为"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他主要强调脾胃的作用，有其独到之处。　　此外，还有李东垣的两位学生王好古和罗天益。前者著有《医望无戒》、《阴阳例略》、《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后者著有《内经类编》和《卫生宝鉴》。　　刘完素（约1110-？），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要旨》、《宣明论方》、《伤寒直格》。《〈素问〉玄机原病式》把《内真要大论》中所讲的"病机十九条"加以发挥，阐明"大多数疾病，其病机、病变均为因热"的理论。刘氏的学说，受运气学说的影响颇多，其中不乏神秘色彩。　　张从政（约1156-1228　年），为学刘完素，用药多寒冷，著有《儒门事亲》、《三法六门》。他遵照六气致病，认为各种疾病主要是由所谓六淫的邪气所引起，驱除的具体方法就是"汗、吐、下"三法，其主张偏颇性较大，后世很少遵之。　　十、数学（一）宋代数学发展概况我国古代数学，经过汉唐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十部算经"为基本内容的完整体系。到了宋代，又有了惊人的发展。　　宋代立国后，经济恢复，各行各业十分兴盛，文化进一步发展。北宋元丰七年（1084　年），由于雕版印刷十分发达，"秘书省"刻印了《九章算术》等汉唐时期的各种算经，由国家颁行为学校的教学用书。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印刷体数学书籍。北宋时期，在国子监中曾设立过"算学科"。但它时而设立，时而取消，没有持续不断地发展。北宋灭亡，到了南宋，干脆把"算学科"永远废掉了。　　贾宪是北宋最著名的数学家，在方程解法上有杰出的成就。他著有《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可惜已散失。　　北宋时期比较著名的数学家有沈括（1031-1095　年），他涉及的学科范围十分广泛，对数学和天文十分精通，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若干条与数学有关的问题。　　1127　年，金人攻陷了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秘书省的书籍和印版全都被掠夺破坏，数学书版大受损毁。在北方，继金之后，又有蒙古族兴起，和南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古代数学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后有秦九韶、杨辉等数学家的著作出现。这些数学著作记载了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成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数学高度发展的水平。　　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十八卷（1247　年），记有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和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南宋杨辉的著作集中反映当时民间商用数学的情况，收录了现在早已失传的各种数学著作中的一些问题和标法，还记载了改革筹算的一些乘除简捷算法。　　宋代数学最突出的成就首推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与天元术。早在北宋时期，大数学家贾宪就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首先提出"开方作法本源图"，即现在的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欧洲人称之为"帕斯卡（1654年）三角"，比贾宪晚了600　多年。贾宪还最早提出"增乘开方法"，不仅开平方、开立方，并且推广到任意高次幂的开方。南宋的秦九韶在贾宪的基础上，完善了高次方程求正根的增乘开方法，解决了任意高次方程数值解法问题。秦九韶还在数学史上最早用十进数字作无理数的近似值，同时，还发展了列方程的方法--天元术。此外，秦九韶还提出了"大衍求一术"，即求解一次同余问题。这种方法和现代最大公约数的所谓欧几里得辗转相除法相类似。欧洲直到18、19　世纪，大数学家欧拉（1743　年）、高斯（1801　年）等对一般一次同余式进行详细研究，才得到与秦九韶"大衍求一术"相同的定理。　　宋代数学家对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代对高阶等差数列的研究最早是由沈括的"隙积术"开始的。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从"酒家积罂"、"层坛"（例如堤坎、城墙等分层筑土工程体积）等实际问题出发提出"隙积术"，相当于解决了高阶等差数列求和的问题。后来发展成为元代朱世杰的堆垛术。　　沈括还对弧、弦、矢之间的关系详细考察，给出了我国数学史上第一个由弦和矢的长度求弧长的比较实用的近似公式，即"会圆术"。"会圆术"在天文学与其他学科发展中曾起过极重要的作用。元代的王恂、郭守敬在推算授时历中曾加以应用。沈括还记录了北宋初期产生的一种增乘代除法，它是后来珠算归除口诀的前身。　　（二）宋代数学发展的最高成就1。增乘开方法与开方作法源图ǐǐ中国古代将求解一般方程的数值解法称之为"开方法"。因为一般方程的数值解法，是由开方的方法推演出来的。早在《九章算术》中已经有了完整的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北宋大数学家贾宪引入了一种新的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即增乘开方法，把旧方法中的乘平方、乘立方等步骤用随乘随加的方法来代替。这种方法十分容易推广到高次幂的开方中去。　　从现代数学的观点来看，这与"霍纳算式"随乘随加的特点是一致的。　　实际上，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步骤与霍纳算式的演算步骤是完全相同的，但要比英国霍纳早约800　年。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是我国古代数学史上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对宋及元代数学发展有很大影响。　　贾宪还创造了开任意高次幂的高次开方法。高次开方法要利用诸如（a＋b）2，（a＋b）3，（a＋b）4，（a＋b）5　等的展开公式，最关键的在于知道各高次方展开式各项的系数。贾宪在他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中不仅给出了这些公式的系数，而且给出了求解这些系数的方法，仍使用开平方、开立方中所用的随乘随加的"增乘"方法。"开方作法本源图"是一个由数字排列成的三角形数表，如：其中每一个横行都表示着（a＋b）n　展开公式中的系数。这一数表在西方数学史中称为帕斯卡三角。在帕斯卡（1623-1662　年）之前，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就曾得到过（1427　年），欧洲最早得到的是德国数学家阿皮纳斯（1527年）。贾宪的创造比他们要早出几百年。　　贾宪的增乘开方法可以用来求得任意高次展开式的系数，因而也就可以用这些系数进行任意高次幂的开方。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就曾记载一个四次幂的开方问题，就是4 1336336，也相当于求解方程X4　＝1336336，x＝34。　　贾宪所创增乘开方法仅限于解X2＝N，Xn＝N　之类的二项方程，而且方程未知数的系数和实根全是正数。据杨辉记载，12　世纪北宋数学家刘益的《议古根源》中讨论了含有"负方"和"益隅"；即形如X2－ax＝b　及－X2＋ax＝b的两类方程（其中a＞b，b＞0），并创造了"益积术"、"减从术"解这两类方程的方法。虽然两种方法都不是增乘开方术，但"减从术"比较接近于增乘开方法。其实，刘益的《议古根源》有一道用增乘开方法求益隅四次方程的例题，－5X4＋52X3＋128X2＝4096，刘益的方程不是一般的四次方程，首项系数即是负的，又不是"1"，这在解数学方程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是历史上最早用增乘开方法来求任何数字方程的正根。后来南宋的秦九韶在他的《数书九章》中，把高次方程求正根的增乘开方法发展到十分完备的程度。秦九韶以前的数学家认为"实"是已知量，为正数，相当于常数项在等式的右端。秦九韶认为"实"最好和未知数放在一起，正负相消，组成开方式，可以把增乘开方法的随乘随加贯彻到底。因此他规定"实常为负"，这样他的开方式相当于数学方程f（x）＝a0xn＋a1xn－1＋a1xn－2＋　。。＋an－1x＋an＝0，可以求解任何数字方程的正根，他自己称之为"正负开方术"。当a0≠1　时，秦九韶称之为"开连枝某乘方"，而方程的奇次幂系数为零时，称为"开玲珑某乘方"。开方中减根后的常数项一般越来越大，而接近于零，但有时常数项会由负变正，有时常数项符号不变，而绝对值增大。开方得到无理根时，秦九韶发挥了刘徽首创的继续开方计算"微数"的思想，用十进小数作无理数的近似值，这在数学史上是最早的。　　2。天元术用求解方程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首先要设未知数，再按问题所列条件列出包含未知数的方程，然后才解方程，求未知数。在上文中贾宪、秦九韶创造的增乘开方法是求解任意高次方程的普通解法。随着求高次方程正根的增乘开方法日臻完备，列方程的方法--天元术也逐渐发展起来。　　在天元术之前，数学家们只能借助于文字列某些高次（三次）方程，思维过程和叙述方式极为复杂，随着要解决高次方程的增多，迫切需要创造一种简捷的列方程的方法。宋代有关天元术的许多著作都失传了，现存的有金代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　年）和《益古演段》（1259　年）。　　用天元术列方程的方法是：首先"立天元一为某某"，就是设现在的未知数X　为某某，然后依据问题的条件列出两个相等的天元式（就是含这个天元的多项式），把这两个天元式相减，就得到一个天元开方式，就是一端是零的高次方程式。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这个方程的正根。天元术与现今代数方程的列法是一致的。欧洲在16　世纪才开始做到这一点。　　在当时，所有用天元式表示出来的方程，都写成有理整式方程的形式。　　如果遇到无理式，总是用乘方消去其根号，使之有理化；遇到分式，则总是通分变为整式后，再进行求解。　　3。大衍求一术大衍求一术就是求解联立的一次同余式问题，被世界上称为中国的剩余定理。宋代《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题，作为数学游戏在民间广泛流传："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即有种东西的数目，用三个一数余二，五个一数余三，七个一数余二，问这东西的总数是多少，这是简单的一次同余组问题，相当于求解N＝2（mod3）＝3（mod5）＝2（mod7）。　　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详细、系统地介绍了"大衍求一术"求解一次同余式问题，用现代的表示方法为：已知某未知数N　分别被A1，A2，。，An除时，其余数为R1，R2，。，Rn，即已知同余组N＝R1（modA1）＝R2（modA2）＝　。Rn（modAn），求解满足上列一次同余组的最小正整数N。秦九韶对除数可以是正整数、分数或小数的情况都给出了圆满的解法。首先要"连环求等"，就是指A1。An　为正整数时并不一定任意两个都是互素，连环求等就是要通过接连求出每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将其化成一组两两互素的数，并"约为定母"，还要使这组数的乘积是A1。An　的最小公倍数。称为衍母M，然后即可用大衍求一术求解。　　以"物不知数"为例，由于3，5，7　除数为两两互素，不必用连环求等，即除数a1，a2。an　两两互素，衍母M＝a1，a2。an，所以M＝3×5×7＝　105。　　衍数Gi＝　M／ai，Gi＝　105／3＝　35，G2＝　21，G3＝　15求余数g　由G g a　所以得到gggi i i i　，　（mod　）（mod　）（mod　）（mod　）＝＝　＝＝　＝＝　＝ìí　。。　。35 2 3 121 1 5 175 1 7 1122乘率（Ki）是解决一次同余组问题的关键，它必须满足Kigi＝1（modai）i＝1，2。n。秦九韶的主要贡献就是解决了Ki（i＝　1，2，。，I）的基本求法。　　其方法为：先由累减（　，　，。，　）直到余数＜　为止。这时得到≡　（　）。最后，以辗转相除法求出。　　MpMpiip i　＝　1 2 i G pG modp Ki ii i对于"物不知数"很易得出K1＝2，K2＝1，K3＝1；用数ui＝Kigi＝KiM／ai＝u1R1＋u2R2＋。＋unRn，所以u1＝　70，u2＝21，u3＝15；总数s　＝　K MR　／　a　＋　K MR　／　a　＋　。　＋　K MR　／　a　＝　K MR　／　a i 1 1 2 2 2 n n n i i ii＝1n。对于"物不知数"，S＝u1R1＋u2R2＋u3R3＝233；若S＞M，则从S　中减去M　的若干倍，得到小于M　的余数N　即为所求。　　若S＜M，则取N＝S　作为一次同余组的解。　　对于"物不知数"而言，233＞105，则S＞M。　　N＝233－105×2＝　23　即为所求。　　《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是较为简单的一次同余组问题。中国古代历法推算上元积年，则要求解复杂的一次同余组。元、明以后的历法废去"上元积年"的算法，基于历法需要产生和发展的大衍求一术也逐渐失传了。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一次同余组解法"大衍求一术"，这是我国古代数学的杰出成就，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西方，直到18-19　世纪，著名数学家欧拉和高斯才对一次同余组进行详细研究，得到与"大衍求一术"相同的结果，并给出严格的证明。这比《数书九章》晚了近500　年。在大衍求一术中，计算过程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求出满足条件KiGi＝1（modai）的诸乘率Ki。在这里因余数为1，故命名为"求一术"。4。隙积术中国古代数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等差级数问题。宋代对高阶等差数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宋代关于高阶等差数列的研究最早是由沈括开始的。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记述了他对隙积术的研究结果。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所谓"隙积"就是指有空隙的堆积体，如垒起来的棋子，一层层筑起来的阶梯形土、石台，酒店堆积起来的坛子等。它们的形状都与"刍童"相仿，像扣在地上的斗，但边缘有亏缺，中间有空隙，而"刍童"是上下底都是长方形的棱台体。他指出，"刍童"的体积是用上长的2　倍与下长的和，乘以上宽为第一项；下长的二倍与上长的和，再乘以下宽为第二项，把这两项相加，乘以高，最后再用六除。沈括经过思考认为，若用"刍童"来计算堆积的总数，算出来的数值要比实际的小。他认为应该在"刍童"法求出的数值之后，再补加一项。这一项是下宽与上宽之差，乘以高，再用6　除所得的数值。　　用现代的符号表示，即上底宽是a　个物体，长是b　个物体，下底宽为c个物体，长是d　个物体，高是n　层的堆垛物体总数（S）应该是s ab　＋　a　＋1 b　＋1　＋　＋　cd＝nb［　2a　＋　d a　＋　2d　＋　b c］　＋　c　－　a＝　（　）（　）　。（　）　（　）　（　）　　n6沈括虽得到这一公式，但没有明确的证明。　　沈括"隙积术"所包含的思想是深刻的。首先他把垒棋、积罂类比于层坛，也就是把求离散个体的累积数化成求层坛的体积值。从这一方法可以看到，早在11　世纪，沈括已初步具备了用连续模型来处理离散问题的思想。其次在求层坛的体积公式时，运用扣除一个虚设的刍童体积的方法来求多出的体积。这样，他在刍童体积公式基础上用"隙积术"建立起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公式。　　1261　年，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他没有创造性的结果，只得到三个高阶等差级数公式：①s＝12＋22＋32＋　。n2＝n（n＋1）（n＋1／2）／3②s＝a2＋（a＋1）2＋　（a＋2）2＋　。＋　d2＝　n［a2＋d2＋ad＋（d－a）／2］／3③s＝1＋3＋6＋10＋　。＋n（n＋1）／2＝n（n＋1）（n＋2）／6这实际上是沈括公式的几种特例情况。　　5。会圆术会圆术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首先提出的，是我国古代数学史上第一个由弦和矢的长度求弧长的比较实用的公式。沈括指出古时只用平分一个圆的方法拆开计算弧长，这样，再会合起来误差就可能达到3　倍。他设有一圆，用其半径作为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又以半径减去所割圆弓形的高，得到的差作为直角三角形的一个直角边，再用斜边的自乘减去直角边的自乘，得到的差再开方，然后二倍起来就得到所割的圆弓的弦长。另外把所割的圆弓形的弦长的高自乘，再乘以2，然后再除以圆的直径，把所得的商与圆弓形的弦长相加，就得到所割圆弓形的弧长。用现代数学的符号表示，设c　为弦长，d为直径，h　为圆弓形高，s　为弧长，则计算公式表示为：弦长c　＝　（d2）　s 2h　／　2　－　（　－　）　2 d　＋　cdh22 2　，弧长≈在会圆术中，沈括给出了简单、实用的计算圆弧长的近似公式，并且可以证明，当圆心角不超过45°，其相对误差小于2％，便能达到较高的精度。沈括还指出："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会使之复圆。"提出用整体复原来检查局部分割的原则，表明他已经初步认识到分与合的辩证关系，这也是他取得这一成就的重要原因。　　考察会圆术的思想实质会发现，早在《九章算术》中已经有计算圆弓形（弧田）面积的近似方法，若仍按上文的符号表示，圆另一方面，当弧较小时，上述扇形面积可以用以弧长为底边，半径为高的直边三角形的面积近似计算，这就能够导出会圆术的公式s≈c＋2h2／d。从这一分析可以看到，建立会圆术的主要思想是在局部上以直代曲。另外，公式还说明，当弧长逐渐缩小直到变成零时，弧和弦即曲线和直线终于等同起来。这是对刘徽割圆术思想中s≈c　的一个重要发展，说明北宋时期的沈括已初步接触到现代数学中微分的思想。　　6。其他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谈到计算围棋的棋局有多少种局面，发现数目太大，不能用现有的大数名称来表达。若棋横直二路，有四个用子位置，就有81　种棋局，即434　种；若棋盘六路见方，有36　个用子位置，可以变出"十五兆九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亿九千六百九十九万九千一百二十一局"，即336＝150，094，635，296，999，121　种；如果棋盘在七路以上，就无法用已有的大数名称表示了。而围棋棋盘横直各十九路，共有19×19　即361　个用子位置。　　沈括还给出了计算棋局的三种方法。先考虑一个用子位置有黑、白、空三种变化，每增加一个用子位置，就乘上3，一直增加到361　个位置，每次都乘3，即3361　为棋局总数；另一算法为先算出沿边的一行作基数，计算有319中局，为基数A，每加一行，用这个基数乘一次，乘满19　行，就得到了。此外，还可以拿前文说的基数自己相乘，即A2，这个数放在上位与下位上，用下位乘上位数，再乘以下位数；再把这个新数放在上位上，下位也放上这个数，用下位的数字乘上位数，再乘以下位数，再用基数乘一次就得到棋局总数，即第一次乘后上位为A2，下位为A2，第二次乘后得A4×A2＝A6　。重新置数后A6×A6＝A12，A12×A6＝A18，A18×A＝A19＝3361。沈括还指出这种方法计算较快。沈括在文中写道，考虑通盘361　个用子位置，大约要写43　个（原文中为52　个）万字，便是棋局总数。用现代数学对数计算3361，可知3361＝1.7×（1000）43，大数为连写43　个万字。在这里，沈括用排列组合的数学方法来计算千变万化的棋局总数，并提出用数量级的概念来把握大数3361　的方法，虽然计算的万字级上有偏差，但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成绩。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记载了北宋初年产生的一种增成代除法，其中只需进行加减运算，可以避免使用乘除，只要补亏就盈即可。提出"欲九除者，增一便可；八除者，增二便是"。这就是后来发展为珠算口诀的"九一下加一；八一下加二"。他还指出位数较少时这种方法较为简捷，位数较多就繁了，不及乘除。并辩证指出"然算术不患多学，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乃为通术也"。　　宋代数学书上值得一提的特殊内容为纵横图，现在称之为幻方。就是将n2　个连续的自然数安置在n2　个格子中，使纵、横、斜各线的诸数之和相等。杨辉的《续古摘奇算法》（1275　年）中记载了四、五以至十行的幻方，现摘录七行、九行、十行的幻方图。纵横图构造也很巧妙，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研究一下构造的规律。　　七行图（纵横斜175　）　　46 8 16 20 29 7 493 40 35 36 18 41 244 12 33 23 19 38 628 26 11 25 39 24 225 37 31 27 17 13 4548 9 15 14 32 10 471 43 34 30 21 42 4九九图（纵横斜369　）　　31 76 13 36 81 18 29 74 1122 40 58 27 45 63 20 38 5667 4 49 72 9 54 65 2 4730 75 12 32 77 14 34 79 1621 39 57 23 41 59 25 43 6166 3 48 68 5 50 70 7 5235 80 17 28 73 10 33 78 1526 44 62 19 37 55 24 42 6071 8 53 64 1 46 69 6 51百子图（纵横斜505　）　　1 20 21 40 41 60 61 80 81 10099 82 79 62 59 42 39 22 19 23 18 23 38 43 58 63 78 83 9897 84 77 64 57 44 37 24 17 45 16 25 36 45 56 65 76 85 9695 86 75 66 55 46 35 26 15 614 7 34 27 54 47 74 67 94 8788 93 68 73 48 53 28 33 8 1312 9 32 29 52 49 72 69 92 8991 90 71 70 51 50 31 30 11 10纵横图在古代只是一种数学游戏，近年来发现它在实验设计、组合分析等领域有实用价值。　　（三）数学家及其著作北宋时贾宪、刘益等人的著作已失传，故主要介绍南宋的秦九韶、杨辉。1。秦九韶与《数书九章》秦九韶（1202-1261　年），南宋数学家，普州安岳人。其父秦季酉曾为绍熙四年（1193　年）进士。他性格"豪宕（dàng，音荡）不羁"，"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游戏、毬、马、弓、剑，莫不能知"。他在《数书九章》的自序中，叙述他小时候曾随父到杭州，向太史局（主管天文历法的机构）的官员学习天文历法，并从隐君子处"学数学"。他所创的大衍求一术可能就是他总结天文历法计算上元积年的结果。《数书九章》成书于1247　年，正值兵荒马乱的年代，是在长期艰苦的环境中写成的。　　《数书九章》共十八卷，全书分九类，每类九个问题，共81　题。　　第一类为"大衍"，即"大衍求一术"，在前文中已详细介绍。　　第二类为"天时"，主要内容为推算古代历法中的上元积年、五星运动以及计算雨量、雪量等方法。《数书九章》卷四"天池测雨"题中的"天池盖"，是世界上现有记载最早的雨量计。　　第三类为"田域"，计算土地面积。在《数书九章》卷三中求解环形、大圆和小圆三个图形的面积，其中运用了将含有无理数系数的方程化成整系数方程的方法。　　第四类为"测望"，主要涉及勾股重差问题。　　第五类为"赋役"，主要是粟米互易、各种粮食及加工后的换算，卷九中提到复邑修赋术，题目大意为某海滩地冲毁后重新淤成。按肥瘠程度分给新设的六乡，然后按冲毁前的交纳赋税的数字，求这六年应交的夏税、秋税和附加税。这实际上是比例分配问题。　　第六类为"钱谷"类，计算粮食转运、仓窑容积等。　　第七类为"营建"，涉及工程施工中的数学问题。　　第八类为"卑族"，主要是关于军事方面设营、布阵、后勤等方面的计算问题。　　第九类为"市易"，主要是关于交易和利息计算等问题。　　此外，《数书九章》还反映出秦九韶继承了贾宪的"增乘开方法"。书中的"开方图"表明了求解高次方程时用算筹进行演算的整个运算过程。他提出了"正负开方术"，将增乘开方法发展成一种完整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这是中国数学史的重要成就。在西方直到1819　年英国数学家霍纳才创造了类似的方法，比秦九韶晚500　多年。　　2。杨辉及其著作杨辉，南宋末数学家，著有《详解九章算术》十二卷（1261　年），《日用算法》二卷（1262　年），《乘除通变本末》三卷（1275　年），《田亩比例乘除捷法》二卷（1275　年），《续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　年）。　　杨辉的著作收录了宋代18　种数学著作的一些问题和算法，诸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平阳（今山西临汾）蒋周的《益古集》，鹿泉（今河北获鹿）石信道的《钤经》等等，现在都已失传。杨辉所著的《详解黄帝九章》，又称《详解九章算法》，全书共十二卷，除了《九章算术》原九卷外，又增加了"图"、"乘除算法"、"纂类"共三卷。可惜的是已有部分流失，仅存"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纂类"等。《详解九章算法》的各卷由解题、细草和比类三部分组成。解题是关于《九章算术》原题的校勘和解释，还包括名词解释和对某些问题的评论。细草包括图解和算草（即具体的演算过程）。比类的主要内容是南宋时期比较流行且与《九章算术》原题解法相类似的问题。在"纂类"中，杨辉还对《九章算术》260　个问题，按照所运用的数学方法重新进行了分类，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举。《详解九章算法》还记载了现已失传的多种数学著作中的一些问题和解法，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宋代数学史料，使我们对当时数学发展有了较多的了解。例如其中记载了贾宪三角形（即二项式定理系数表，贾宪称为"开方作法本源图"，西方称为帕斯卡三角形），早期的增乘开方法（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垛积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公式）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的杰出成就。《详解九章算术》的编著体例对后世教学著作的编写有相当大的影响。　　杨辉的《日用算法》可惜已经失传了。据其他文献记载可知，它的主要内容有度量衡换算、丈量土地、仓窖容积、建筑工程等与日常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学问题。在《日用算法》中还有杨辉编写的"诗括十三首"，用诗词形式来表达某些数学问题和数学方法，生动活泼，便于学习和记忆。杨辉的这种作法，在中国数学史上是比较早的，后来有了更广泛的运用。　　《乘除通变本末》、《田亩比类乘除捷法》与《续古摘奇算法》合称《杨辉算法》。　　杨辉的《乘除通变本末》分为《算法通变本末》、《乘除通变算宝》、《法算用本末》三卷。主要内容包括"单因"、"重因"、"九归"、"加减代乘除"、"求一"等各种筹算乘除捷法。筹算乘除的这些简捷算法，反映了当时简化算术运算的实际需要，后来演变成珠算的歌诀。在《乘除通变本末》卷上《算法通变本末》中，有一个"习算纲目"，是一份为初学数学者提供的数学教学大纲。它主张由浅到深、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重视培养学生的计算能力。这是数学教育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杨辉主张"算无定法"，"随题用法者提，从法就题者拙"，这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杨辉在《田亩比类乘除捷法》一书中运用刘益在《议古根源》中提出的"正负开方术"，解决各种二次和四次方程的求根问题。杨辉这部著作中还对《五曹算经》等其他一些数学书里的问题和解题，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批评，对后世数学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续古摘奇算法》是杨辉选择各种算书中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编辑而成的，并对各题补作了演算。这部数学著作内容比较庞杂，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纵横图、鸡兔同笼问题、百鸡问题，刘徽《海岛算经》中的重差术的证明等等。前文中所列的杨辉的纵横图，现代称为幻方或魔方。把从1　到n　个自然数，排成纵横为n　个数的方阵，使同行、同列与同一对角线上n　个数的和都相等。《续古摘奇算法》中列出了n　从3　到10　的纵横图。它在古代仅是一种精巧数学游戏，到现代才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价值。　　总之，杨辉是一位多产的数学家，他的著作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数学的发展水平及中国古代数学的辉煌成就。　　十一、物理学（一）力　学沈括《梦溪笔谈》中有大量关于力学的阐述，记述了纸游码共振实验。　　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是宋代又一部与力学有密切关系的科学专著，书中对天文仪器、计时仪器的描述、记述，充分表现出当时人们所具有的应用力学的水平。他的"水运仪象台"堪称古代科技史上的奇迹，其中的"天衡"机构，实现了人们长期以来追求的控制机械等速运动的愿望，并影响到后世有关钟表的制造。　　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不仅详细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战争用火药的配方，它所涉及到的管形枪炮、军事机械、器具使用、船舶制造，表现出当时高度的力学技巧，尤其是对"猛火油柜"的描绘，是古代液压油泵的创举。李诫的《营造法式》，首次提出了以作用力大小与作用距离长短联合起来计量工作量。书中不仅描述了木结构及斗拱、榫卯结构特点，而且定量地提出了横梁高宽比例，达到了古代材料力学的最高成就。宋代福建泉州万安桥的建造、山西应县木塔及北京的虹桥都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力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1。力的平衡宋代的欹器，又称"宥（yòu，音右）坐之器"，或"右坐"器，或劝戒之器。当欹器空时，器身倾斜；当注入一半水时，由于重心下降到器身下半部，因此器身自动正立；当注水满器时，又由于重心上升，器即倾覆，所谓"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是也。春秋末期欹器便在宫廷中盛行，可惜的是三国战乱期间失传，后来魏晋南北朝、隋、唐不少人都研制过欹器。　　时至宋代，燕肃①及徐邈（生卒不详）都曾制造过欹器。该器送到宋太宗（976-997　年在位）手中，盛水实验，发现"增损（水）一丝许，器则随欹；合其中，则凝然不摇"。②南宋的赵希鹄认为，鉴别古代欹器重要的技术关节是：支点（环）必须在重心（腹部）偏下处。这是对其原理极好的总结，它反映了古代对重心平衡的认识。　　力的平衡问题在古代建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宋代建筑师喻皓曾在开封造过斜塔，他根据当时开封"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的自然条件，设计建造的开宝寺塔，有意识地向西北方向倾斜。别人问起，他说"日久之不百年当正也"。③他考虑到在长期风力作用下，塔沉陷不均匀，势必造成坍塌。因此，他有意识地使塔的重心轴与地平面不垂直，让风力作用和地面沉陷的总效果使塔逐渐恢复垂直状态。这是我国古人有意识地运用力的平衡原理的结果。　　2。运动中国的古人在理论上虽然不懂动量矩守恒原理，但他们却能够建造出符合这种原理的建筑物。利用动量守恒原理，使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建筑物轻而易举地转动起来，这种建筑物外形上类似于宫灯或园林中别致的小亭，称为"转轮藏"，这是佛寺中一切藏经书架的通用名。一般历史上的轮藏矢多靠人力或畜力牵引，而自动旋转藏并不多见。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隆兴寺有一个转轮藏殿。这是三间正方形的木结构建筑，分上下两层：下层有径约7　米的转轮藏；沿轮藏后楼梯可达上层，上层陈列佛像、佛经。转轮藏的结构主体是一根中心轴，其上端安装在二层楼板上，下端安装在地面圆池之中。轮轴为木质，下端呈尖形，包裹着铁料。支持轮轴下端的是一个特制的生铁轴托，埋于圆池之中。藏身为八角形，有八根内柱、八根外檐柱，以及众多横坊及斜木构成；在地面以下的圆池中的那一段轮轴，安装着众多木质斜撑，以此支撑着整个藏的转动台面。藏的外观为重檐的亭子形，下檐八角形，上檐圆形。该藏由于年久失修，现在只剩下藏的骨架和斗拱。1978　年修隆兴寺摩尼殿时，发现许多题记，证明摩尼殿建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　年）。　　《营造法式》一书中留下了极其细密的转轮藏的外形图样，并叙述了它的制作规范。根据李诫的描述，隆兴寺的转轮藏与《营造法式》所载除大小尺度之外，其他结构弯曲相同。　　隆兴寺转轮藏的奇妙之处在于：只要有人在台上绕轴转着走动，并无人力、水力、畜力的牵动，轮藏就会慢慢地以反方向转起来。显然这是动量矩守恒原理的应用。　　现在我们知道，绕固定轴转动的刚体的动量矩为转动惯性和转动角速度的乘积，在无外力矩作用时，动量矩应当保持恒定。站在藏台上的人和轮藏本身共同构成一个刚体整体，人绕轴顺时针走动的效果，必然要引起转轮藏反时针方向的转动，以维持其整体的动量矩守恒。这样，只要在轮藏内有一个人绕其轴走动，外表看来庞然大物的轮藏就缓慢地反向转动；由于惯性缘故，随着人在轮藏上走动时间越长，走动越快，轮藏本身也越转越快。这在缺乏科学知识的虔诚的信徒看来，可真是"佛法无边"、"佛转法轮"了。而且由于转轮藏周围装饰严密，人们也许看不到藏内有人走动，因此就更显得神奇无比了。　　3。材料和结构在人的进化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使用不同材料，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很多经验性的法则，它构成了古代材料力学的一个方面。　　古人在利用材料、使用材料中，认识并总结出材料的一般性质。沈括就曾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宝剑》中描述了一种钢的弹性形变的特性：宝剑"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然有声，复直如弦"，"若其灵宝，则舒屈无方"。古代人很早就巧妙地制造使用复合材料：用草中加泥来盖房，用几种材料镶嵌、包裹、粘连在一起制造弓，用篾绳和细竹心编织成篾索等等。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材料，可以称之为生物力学材料，利用海中软体动物牡蛎着生岩礁的特点，在浅海沙滩堆放巨石，于其上培植牡蛎，使松动的石堆成为坚固的蠔山，以此作为坚固的桥墩。前文曾提到的建于宋代皇祐五年（1053　年）到嘉祐四年（1059　年）间的福建泉州万安桥（也称洛阳桥）的桥墩就是这样建成的。据《宋史·蔡襄传》记载：蔡襄"徒知泉州，距州二十里万安桥，往来畏其险。襄立石为梁，其长为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史籍还记载，当时"石桥下令居民种蛎固之"，此后还下令在桥墩"严取蛎之禁"。将海洋软体动物牡蛎和巨石人为地结合成一种材料，这确实是古代中国人的一大创造。　　中国古人大概在商代就开始在建筑中使用方形梁，但选择怎样的截面高宽比的横梁才能达到最佳的强度效果呢？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最早提出了合理的解答。他写道："凡梁之大小，各随其广分为三分，以二分为其厚。"也就是说，无论何种类型的建筑用梁，其截面的高宽比为3∶2。这一比例数字，是我国古代力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直到18　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778-1829年）才发现并证实：刚性最大的梁截面高宽比为∶　，强度最大的梁高宽比为∶　，而李诫提出的∶　在这二者之间，可能是他既考虑到3211 3 2梁木的刚度，又考虑到其强度。　　我国的木结构建筑有自己的特色，并包含了丰富的结构力学的知识。殷商时代木构建筑已初具规律，历经唐、宋的发展，木构建筑已有许多规范和法式。北宋喻皓《木经》（已流失）及李诫的《营造法式》对古代木构建筑规范作了极好的总结。古人虽没有从事结构整体的力学分析及计算，但他们的实践成就已经表明了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的知识。我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特色之一就是采用斗拱作为柱与梁的交接点。屋顶重量由一系列立柱支撑，而每一横梁和立柱之间的平衡由各种精巧的斗拱维系着，加在立柱顶端的一层层弓形承重的短枋，称为拱；在拱和拱之间的方形木块称为斗。到唐、宋时期，横梁和柱之间的连接完全靠斗拱来完成，斗与拱通过榫卯而纵横叠加。从斗拱在建筑中特殊的力学作用来看，梁与柱头上之间斗拱是必须同时承受来自纵横两个方向和来自下部柱身方向的外力，在这几个方向上斗拱与其他构件都不是刚性的，而是通过榫卯联系起来。斗拱形式的接点是一种柔性节点，在受到巨大外力作用时，构件可以彼此错动而不会彻底遭到破坏，当外力解除时便又恢复原状。同时，梁与柱之间的榫卯接合具有和斗拱相同的力学原理。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　年）的山西应县木塔的六层塔楼中，为了适应每一层的高度、开间、进深和出檐等不同情况，使用了50　多种不同形式的斗拱。可见斗拱在木结构的连接点上极大地发挥了其重要性和灵活性，其中的力学原理令人赞叹不已。　　中国古代的桥梁技术中表现出惊人的力学成就。如悬臂桥外行类似八字撑架，虹桥类似三角形木构架，悬臂桥要求材料抗弯性能好，桥墩要有较大的压力，以平衡桥负载后的向上反作用力。虹桥实质上是拱形木桥，其拱架中的横木起着分配拱架内力的作用。又如梁式桥，又称为抗弯桥，古人在材料的选择上表现出惊人成就。福建泉州的万安桥（又名洛阳桥）是世界上保留最古老的石梁桥之一。据近代实测，全桥长834　米，有46　个桥墩，原桥全用花岗石板，全部石料重达2030　吨。富格耳--迈耶（Fugl-Megel）曾对建桥巨石的抗弯强度进行过理论计算①，表明如按红花岗石每平方时437　磅到灰花岗石每平方时1010　磅计算，若石梁重为每立方时160　磅，桥面所加最大载重为每平方时80　磅，并以最佳应力数（每平方时1010　磅）计算，得到一块单孔梁的极限长度为74　呎（约中国市制6.77　丈）。这个结果恰好与福建桥梁的最大孔径长相符。可见，宋代的桥梁家在不断的实践中已经摸索到石材实用的最高限度。　　我们知道，古人卓越的造船技术也反映了他们对力学知识的认识和应用。中国的古桥有船壳、龙骨、大。。、隔舱板等重要构件，龙骨和大。。是船体主要受力构件。中国古船最大的特点就是由龙骨、大。。维持船体结构的纵向强度，由隔舱板和少量枋维持其横向强度。中国古人受木构建筑的启发，在船壳板、隔舱板的接合上采用卯和钉接两种接合工艺。近年在泉州考古发现的宋代海船，都采用了榫接和钉接相结合的方法。在泉州法石出土的宋化海船底板、舷侧板分别由三层和二层板叠合而成。二层船壳皆为搭接式结构。这种铁钉加榫合的联结工艺，保证了船体结构的坚固性，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成就之一。　　4。机械结构设计中的力学我国古人很早就能够熟练地使用杠杆、滑轮、辘轳、滚动轴承、齿轮等简单的机械。到了宋代，已能够将各种简单机械组合起来使用，从而创制了许多复杂的机械：指南车、记里鼓车、水力鼓风机、水转大纺车及各种形式的天文钟等等。　　指南车是一种双轮独辕车。车上立着一个木人伸臂南指。只要一开始行车，木人的手臂即向南指，此后不管是车向东或向西转弯，由于齿轮系的作用，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古时有不少人成功地制造了指南车，也有些人失败了。在宋代，燕肃于1027　年造指南车，后来又有吴德仁于1107　年再造指南车。　　指南车上的轮和齿轮有：足轮二个，直径六尺，圆周十八尺；小轮二个，直径三寸；附足立子轮（齿轮）二个，直径二尺四寸，圆周七尺二寸，齿距三寸，齿数24　个；左右小平轮（齿轮）二个，直径一尺四寸，圆周十四尺四寸，齿距三寸，齿数48　个。所谓足轮就是车脚轮，是着地回转的行走元件。小轮是滑车。附足立子轮是附在足轮上的齿轮。中心大平轮是平放在车箱当中的大齿轮，这个大齿轮的轴向上伸出，轴上立一个木人。中心大平轮转多少度，轴上的木人同样也转多少度。左右小平轮是两个小齿轮，分装在中心大平轮的两边，起传动作用。当车一直向前行使时，左右小平轮和中心大平轮是分离的，不相接触。因此两边足轮的转动不影响中心大平轮。当车辆向左转弯时，辕的前端向左移动，辕的后端向右移动，辕后端的绳向右经过滑车，把右边的小平轮放落，和中心大平轮相接触。结果中心大平轮受右边车轮的影响向右转动，恰好能抵消车辆向左转弯的影响，使木人手臂所指的方向不变，仍旧指向南方。由此可以看出，指南车关键在于中心大平轮和附足立子轮或联或断的设计。　　记里鼓车，又名大章车，是利用车轮带动大小不同的一组齿轮，使车轮走满一里时，有一个系轮刚好转一圈，并拨动车上木人打鼓一次。《宋史·舆服志》有过记载，宋天圣五年（1027　年）卢道隆记里鼓车有足轮、立轮、下平轮、旋风轮、中平轮、小平轮、上平轮等。　　记里鼓车的整个齿轮系是和车辆同行同止的。只要车轮一转动，整个齿轮系就随着转动，车轮一停下来，整个齿轮系也就停下来。足轮直径六尺，转1　周车行十八尺；足轮转100　周，车行一百八十丈，恰合一里之数。足轮、下平轮、旋风轮和中平轮（齿轮）等四个齿轮的齿数分别为18、54、3、100。车行一里，中平轮只转一周，在中平轮的轴上装上一个起凸轮作用的拨子，拨动木人的手臂，就可以使木人击鼓一次。如果再加上一个10　齿的小平轮和一个100　齿的平轮，每当车行十里时，上平轮才能转一周，它上面的拨子拨动另一个木人的手臂，使木人击镯一次。　　记里鼓车本身具有一套减速齿轮系使运动变慢，最后一根轴在车行一里或十里时才回转一周；而指南车的齿轮系虽然比较简单，但它是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在技术上又超过了记里鼓车。虽然从三国开始，史书上已有它们的记载，但只是到了宋代，《宋史》才有了详细的记载。　　机械计时器也是简单机械联合使用的结果，它主要反映了人们在控制等速运动方面的成就。古代的计时器，一是和天文仪器相结合，控制机轮缓慢而等速地运动，演示天象变化，同时报告天体运动的时间的天文钟；二是各样的漏壶，称水钟；三是以燃香、点烛计量时间。机械计时器在我国有很长的发展史，宋代苏颂、韩公廉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其规模之大，机构之复杂是世界古代史上罕见的。　　5。火药武器与火箭喷射推进技术的应用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火药问世后，很快在军事武器上得到应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获得了有关爆炸力学的初步知识。　　管形火器大约出现在南宋初年，陈规在《宋域录》中记述了高宗绍兴二年（1l32　年）用竹管造的火枪。据《宋史·兵志》载："开庆元年（11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造突火枪，以巨木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步。"这种用管子发射子弹的原始枪炮，在利用力学原理方面，比用机械抛掷物体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火箭是1161　年采石场战役中使用的"霹雳炮"。按照现代人的观点，火箭是指以某种燃料为发射剂，借反作用原理而自行发射的装置。这样，北宋末年烟火、爆仗的点火、爆炸就体现出了最原始的火箭的发射原理。我们知道，火药燃烧爆炸的化学过程中会产生某些气体，如二氧化碳（CO2）、氮气（N2）等，这些气体的喷射方向与爆仗运动方向相反，由于向后喷射气体而使爆仗本身向前快速运动。这样，爆仗与现代火箭喷射推进原理是相同的。宋理宗宝庆元年的烟花爆仗中有一种叫"地老鼠"的东西，点燃后到处乱窜。"地老鼠"、"流星"、"起轮"这一类爆仗的出现，证明火箭原理已在烟火中表现出来，这一类爆仗和火箭在喷射方面差别只在于钻眼线的工具和方法所导致眼线是曲是直的工艺过程。线眼曲，则火箭运动方向不定；线眼直，则火箭沿起初摆定的方向往前快速飞行。　　6。液体（1）浮力应用沉浸在水中的物体都会受到浮力的浮举作用，这一现象被古人充分利用。　　借浮力起重，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创造。建于宋皇祐五年（1053　年）的福建泉州洛阳桥，每根石梁重达20～30　吨。宋人将巨大沉重的石梁放置在木排上，利用潮水的上涨送到桥墩间，潮落，木排下降，石梁就落在桥墩上。宋僧怀丙打捞铁牛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也是利用浮力起重的典型事例：宋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因河水涨泄，蒲津桥毁坏，石堤上用以维系浮桥巨缆的铁牛都沉入河中，僧怀丙在河中水浅时用（绳）"系牛于水底，上以大木为桔槔状，系巨舰于其后。俟水涨，以土石沉之，（牛）稍稍出水，引置于岸"。①（2）盐水浓度的测量盐的生产历代受到朝廷的极大重视。测定盐水的浓度与盐的生产直接相关。宋代的盐场已普遍使用莲子、鸡蛋、桃仁作比重计，根据它们在盐水中悬浮的状态来判断盐水的浓度。　　乐史（930-1007　年）就曾经记述过，取10　个莲子放于盐水中，"全浮者全收盐"，该盐水的浓度为100％，"半浮者半收盐"，浓度为50％，浮三个莲子以下，盐水浓度太淡，不可用此盐水煎盐。同时，乐史也注意到不同的莲子轻重程度也有区别。　　（3）对江河流水运动规律的认识古人观察、记述了涌波，特别是钱塘江涌潮，对于它的形成给予了科学的解释。涌波，主要是由惯性和重力造成的。在急流或缓流遇障碍物时，其动能或势能发生急剧变化，因而产生水位升高或降低的现象。潮涌是涌波的一种。在潮水涌波发生时，后面的波高大于前面的波高，后面的波速大于前面的波速，从而形成陡峭的波额，甚至出现翻滚前进的活跃的水跃。　　燕肃科学地抓住了潮涌的水力学本质，认为钱塘江底的沙坎，南北亘连，成为潮流障碍，因而形成了潮涌。他的理论完全符合现代涌波形成的理论，而且也得到了南宋时期的学者朱中有的观察和实验证实。　　朱中有是福建同安人，对潮汐现象很感兴趣，对钱塘的考察近50　年，断言燕肃所谓的沙坎成波理论是正确的，并且进行了模拟实验。　　他先挖一条水沟，在水沟的一半处用碎石堆成一条横坎，然后在沟渠的上头灌水，水沿沟陡泻而下。若无碎石横坎，水面水平直而下流；因有碎石横坎，水经过时就激涌而起。这是关于涌波成因最早的水力学实验。　　7。气体（1）走马灯我国古代许多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应用都是体现在娱乐的玩具上，如"走马灯"，就是利用加热空气，造成气流，并以此气流推动轮轴旋转。这是近代动力学诞生前的一个创造。走马灯的发明，最晚在宋代。　　走马灯就是在一个或方或圆的灯笼中，插一根线丝做主轴，轴上方装一叶轮，轴中央装二根交叉的铁丝，并在铁丝每一端粘贴上人马或一些故事剪纸。当灯笼内点燃灯烛后，热气上升，形成空气流，推动叶轮旋转，于是剪纸随轮轴转动。他们的影子投射到灯笼纸罩上，从外面看，"车驰马骤，团团不休"。　　宋代不少诗人写诗赞美走马灯，姜夔（1163-1203　年）写诗赞道："纷纷铁骑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车；若使英雄知底事，不教儿女戏灯前。"走马灯的科学原理和现代燃气轮机是一致的。　　（2）大气压现象我们古人对大气压的认识和应用也较为广泛。前面提到漏壶的喝乌管就是虹吸管，早在西汉时，中国人就已应用。宋代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就记述过高山阻碍泉水流动时，取长竹管，将竹管缝用油灰黄蜡固封，将一头插入水中五尺，在另一头烧干草或松桦，使火气从竹管内直通到水源处，水就可以"自中逆上"。这就是利用大气负压现象的虹吸原理。　　古人还利用局部真空来拔火罐治病，这可以追溯到晋代。在后人整理的苏轼与沈括的《苏沈良方》中就有在筒内烧片纸造成真空，吸附在人体上来治久咳不愈。　　宋代俞琰在其著《席上腐谈》中，也细致地描述了拔火罐的情形。　　8。振动（1）编钟振动是力学重要的一部分，它的理论的历史发展与乐器的发展演变、音律学的进步密切相关。中国战国初年就产生了由65　个钟组成的大型的编钟列。中国编钟的特点有：钟体横截面并非圆形，而近似一个椭圆形。钟口弯曲成弧线，钟体外表显现两边低、中间高，钟体外表不是光滑面，而是有许多花纹和枚乳组成的等等。古人对编钟形状及其发声有很深刻、精辟的认识。沈括曾就圆钟、扁钟提出他的观点，他认为"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皆相乱，不成音律"。他的解释很有道理：敲打圆钟时，产生各种频率的混合声，随后几秒，高次频音产生的分音就消失了，留下了浑沉的嗡嗡声。从音乐的角度来看，这嗡声长得令人讨厌，若连续敲打，就会发生声响的相互干扰，人们就无法分辨其乐音了。而扁钟声短而成节奏。所以沈括这段文字准确地描述并解释了圆钟和扁钟各自的发音特点，指出圆钟在快速旋律下会发生音波相互干扰，不成音律；确认了古代扁钟的优越性。　　宋代的燕肃发现，如果在钟面上涂一层厚漆，会影响钟的声音。宋代音律学家李照（11　世纪人）对钟上枚乳的作用有极好的论述。他认为枚乳的存在可以使钟的振动加快衰减，那些不必要的延长音就可以被节制。　　（2）鱼洗我国古代有一种铜盆，盆内底刻四条鱼，当用双手摩擦它的两耳时，盆内的水会喷射到空中，恰似盆底刻画的鱼搅得水花四溅。这种器具称之为鱼洗。我国北宋时期已出现铜质的喷水鱼洗。　　仔细观察鱼洗喷水的情况，可以发现由于盛水多少和表演者摩擦技术的高低，水面上会出现各种振动花纹，水面上有4、6、8　节线的驻波，手掌和两弦的摩擦是洗发生振动的激励源，通过摩擦赋予洗振动的能量。手与弦接触的位置，是振动波节的位置，由于洗的对称性，它的振动只能有偶数节线。洗内的水随周壁而发生相应的振动。在洗的振动波腹处，水的振动也最强烈，甚至随洗周壁的拍击而喷成水柱，并在水面形成定向波浪；在洗的振动波节处，水也不振动，因此浪花停止在波节数上。这样，通过水珠、气泡和浪花的停泊线，就可以看到水面不振动的节线，由此可以推测鱼洗周壁的波腹和波节的位置。盛水鱼洗使弯曲板的不可见的振动情况成为可见的，这的确是科技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发明。　　铜质鱼洗上刻画着四条鱼，四条鱼的口和洗的四节线振动的波腹相对应起来。四条鱼口和鱼须对应于四个波腹，鱼洗经摩擦后喷水的四道水柱就宛如从鱼口喷出，既科学又符合工艺构思技巧，将科学与美二者相结合，表明古代人确实掌握了圆形板振动的经验法则。　　（3）共振现象战国时期人们就发现了几种共振现象。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于虚室，以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异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他写道："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则应少商，其余皆隔器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此法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其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则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也振，此之谓正声。"　　宋代周密（1232-1308　年）记述了与沈括相似的内容："琴间指以一与四，二与五、六，四与七相应。今凡动第一弦，则第四弦自然而动。试以羽毛轻纤之物，果然。此气之自然相感之妙。"　　沈括与周密分别发现了共振可以发生在振数比为1∶2（宫与少宫，商与少商）、2∶3（隔四相生）等处，而其他的用"纸人"或"羽毛轻纤之物"演示共振的方法，比1677　年牛津的诺布尔（Willian Noble）和皮戈特（Thomas Pigott）用纸码演示弦线共振早五、六个世纪。　　我们知道，振动问题是声学的主要内容。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九中就曾叙述过行军宿营使用的、便于携带的侦听器。只要将牛皮箭套放在地上作卧枕，便可感觉几里外敌军人马的行动。这种皮革制的空心枕内部结构实质上相当于一个扩音器。气腔得到来自于地表的振动能，集中在表面的革皮上释放出来，起的是气腔共振的作用。　　（二）光　学1。光源中国古代的光源就是火的问题，诸如火种的制取和控制。我国在宋朝时出现了一种萌芽状态的火柴--火寸。宋代陶谷的《清异录》载："夜中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智者批杉条，染硫磺，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　　宋代人们对冷光光源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二个冷光现象："卢中甫家物中，尝未明而起，有光熠然，就视之，似水而动。急以油纸扇挹之，则了无一物。""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盐鸭卵，其间一卵，短然通明如玉，荧荧然屋中尽明。置之器中十余日，臭腐几尽，愈明不已。苏州钱僧孺家煮一鸭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类。"沈括在本条中记述了化学发冷光和生物化学发冷光两种自然现象。前者是磷化氢（P2H4）液体在空气中自燃而发光；后者盐鸭卵发光是由于其中的荧光素在荧光的催化作用下与氧化合而发光，而其中的三磷酸腺甙能使氧化的荧光素还原，荧光素再次氧化时又发光，所以放在器皿中十多天，仍"愈明不已"。　　有趣的是，古人利用含有磷光或荧光物质的颜料作画，使画面在白昼与黑夜显出不同的图景。宋代的和尚文莹在《湘山野录》一书中记载过这样一幅画：白昼牛在栏外吃草，黑夜牛却在栏内躺卧。宣帝把这幅奇画挂在宫苑之中，大臣们都不能解释。和尚赞宁指出，这是用二种颜料画成的，一种是用"方诸蚌胎"中的"余泪数滴"、"和色著物"，就能"昼隐而夜显"；另一种"沃焦山时或风挠飘去，总有石落海岸，得之，滴之磨色染物，则昼显而夜晦"。看来前者就是含磷光物质的颜料，用它来画栏内的牛，后者则是萤光物质的颜料，用它来画栏外的牛，则显出前述的效果，可谓熔光学、化学、艺术于一炉，勘称一绝。　　2。针孔成像中国古代对于针孔成像有很独到的发现。《墨经》最早记载了针孔成像现象。北宋的沈括对它进行了一番深刻的研究。他在《梦溪笔谈》卷三中曾记述：鸟在空中飞时，鸟影跟着鸟动；倘若光线穿过窗孔被束集，那么鸟的影子就与飞行方向相反。又如楼塔的光线穿过窗孔以后，束集成影也是倒的。这些都和阳燧（凹面镜）的情形一致。阳燧的面是凹的，手指靠近镜面时，它的像是正的；手指渐渐远移时，就看不见像了；过了这点之后，便出现倒像。这里把通过针孔静物成倒像与运动体方向相反两个不同现象沟通起来，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与凹球面镜成倒像的情况相似，同属一类现象。　　沈括之后，宋末元初的赵友钦又进了一步，以设计巧妙的实验来研究针孔成像的各种情况。　　赵友钦除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小罅光景"外，还研究了"月体半明"　　问题。他将一个黑漆球挂在檐下，比做月球，反射太阳光。黑漆球总是半个球亮半个球暗。从不同角度去看黑漆球反光部分的形状是不一样的。他通过这个模拟实验，形象地解释了月的盈亏。他的这个实验简单易行，解释既通俗又科学。　　3。球面镜与透光镜球面镜成像规律早在《墨经》中就已记载得很清楚。《墨经》一度失传，沈括的《梦溪笔谈》总结记载了一些主要成就。《梦溪笔谈》曾叙述：古人铸镜子时，大镜子铸成平的，镜面凹的照的人脸要大些，镜面凸的照出人脸的像要小些。用小镜看不到人脸的全像，所以要把它做得稍微凸一些，以便使人脸的像变小。这样，镜子虽小，仍然可以照全人脸。造镜子时要量镜子的大小，以决定增减镜子的凸起程度，使人脸的像和镜子的大小相称。这是当时工人的技巧和智慧，后人造不出来。近来人们得到古镜后，都把它刮磨成平的，这是师旷所以感叹缺少知音的原故吧。　　沈括的描述是正确的，他立足于科学分析，对当时把古凸镜"刮磨令平"的错误作法提出批评。　　沈括对凹面镜的研究也是突破性的。他不仅指出了凹面镜成像和针孔成像的相似之处，生动他说明物与像的位置的相对关系，并且描述了凹面镜焦点的作用。他说，阳燧镜面是凹的，对着太阳照，光线都聚合于离镜前一、二寸远的一点，如豆子、芝麻大小，东西放在那里就会烧起来。沈括发现焦点，焦点是正像和倒像的分界点，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展。　　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十分奇妙的反射镜--透光镜。"透光镜"的外形跟古代的普通铜镜一模一样，也是金属铸成的，背后有图案文字，反射面磨得很光亮，可以照人。按理说，当以一束光线照到镜面，反射后投到墙壁上，应当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圆形光亮区。奇妙的是，在这个光亮区竟出现了镜背面的图案文字，好像是"透"过来似的，故称"透光镜"。最早做这方面研究和记录的是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九，器用，330）曾记录有人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即是由于铸镜时薄的地方先冷，背面有花纹的地方比较厚，冷得较慢，铜收缩得多一些，因此文字虽在背面，镜的正面也隐约有点痕迹，所以在光线照射下就能显现出来。沈括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镜背有花纹，致使镜面也呈相似的凹凸不平，但起伏很小，眼不能察见。当它反射光线时，由于长光程的放大效应，就能够在投影上显示出来。　　4。影戏我国的影戏，其雏形发源于秦汉，但成形于唐宋。它不仅是一项艺术成就，而且是光学知识的应用。影戏在宋代极为兴盛。南宋时，从事影戏业者甚多，影戏种类也很多，制作技巧与放映效果都大有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皮影戏"：把兽皮用硝洗净以至极薄，涂上桐油，雕成人形，其四肢、头部都可以活动，用透明颜料画上脸谱衣饰，这样就成了一个"影人"。艺人操纵这个"影人"，在光源和屏幕之间做出种种动作，屏幕上也就相应地看见一个彩色的影子在作种种生动的表演。影戏从宋开始，除明代一度衰落外一直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5　。虹、海市蜃楼及峨嵋宝光对大气光象的观测，也是我国古代光学史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　　唐代时对虹的认识已经很深入了，有背着太阳向空中喷水就可以看到虹霓现象的记叙。宋代的蔡卞重复了这个实验，并指出观察要领是要"自测视之"。　　宋代的人们已深入观察了单独一个水滴的色散现象。南宋的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说，当雨过天晴或露水未干的时候，沾于树枝草木之端的水滴，总是结为亮晶的圆珠之状。仔细观察每一个水珠，在日光照射之下，可以显出五颜六色。他进而指出，这种五颜六色，不是水珠本身所有的，而是"日之光品著色于水"。这实质上是白光经过水珠折射反射之后的色散现象。程大昌已经暗示，太阳光中包含有数种色光，经过水珠可以显示出五色来，这可以说已经接触到色散的本质问题。我国古代对海市蜃楼记载较多也较早。北宋的苏轼就已经指出，海市蜃楼只是一种幻景。沈括也对山东登州经常出现的海市蜃楼做过忠实的记录，但不曾解释其成因。　　宋代范成大的《吴船录》记载了他1177　年登峨嵋时所见的峨嵋宝光。这是古代对宝光最为详细的描写。他通过仔细观察，指出宝光形成条件以及它同当时天气变化密切关联。"凡佛光欲现，必先布云，所谓兜罗绵世界，光相依云而出。"这里说的"兜罗绵世界"，就是浓密的云层。　　（三）对磁性的进一步认识指南针技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表明了我国古代对磁体、磁学的认识和应用达到了一定的层次。　　古代人发现磁石能够吸铁，宋代的陈显微还曾指出磁力能够"隔碍相通"，按现代观点，就是磁力能够透过铁族以外的其他任何物质。　　中国的指南仪器大约起源于汉代，称之为司南。到了北宋初年，司南发展成为指南鱼，北宋的相墓书《茔原总录》卷一，就曾记录有人用人造磁针（丙午针）测定坟地的方向，而且方家在这类活动中发现了地磁偏角校正磁针定向误差的方法："取丙午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取方直之正也。"我国对磁偏角、磁倾角的认识要早于哥伦布（1492　年）。早在北宋初年，沈括就指出"针常指南"、"然常做偏东，不全南也"。到了南宋，对磁偏角因地而异的情况有了更明确的记载，并应用到堪舆罗盘上。南宋的曾三异在《因诒录》中说"天地南北之正，当用子午。或谓艰难地偏，难用子午之正，故丙壬参之"。这就是说，在地磁子午线和地理子午线一致的地方，用子午针就可以了；而在我国东部沿海一带，地磁子午线和地理子午线有一夹角，就要参用丙壬缝针，即用日影确定地理南北极方向。　　古人对于磁体的应用相当广泛，除指南器以外，还被用于军事、制陶、制药上，而且也用于中医手术上。宋代的何新希就曾提到，当小儿吞针入腹时，可用一块枣核般大的磁石磨光穿以丝线，让小儿吞下可将铁针吸出。（四）物质结构古人对物质的内部结构的关注，主要集中到某些结晶体规则的几何形状上。我国早在2000　多年前就已经深入地观察到结晶体的形状结构了，宋代的许多著作对雪花、霜花、冰花、石英、食盐等的晶体形状及结晶现象都做过生动、细致的描写。　　石英是常见的天然结晶体，它在岩穴中自由生长，形状比较完整，是由棱柱和棱椎组成的，沿棱柱的晶柱是六重对称轴。早在南北朝，陶弘景（公元456-536　年）就指出它"六面如削"的形状，宋代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更进一步说它"形六棱而锐首"，宋代杜绾的《云林石谱》也说"其质六棱"，准确地描述了石英晶体的外形。寇、杜二人还指出石英对月光具有色散作用，这实际是由于石英是透明的棱柱体，起了棱镜的作用。　　对于食盐、黄铁矿（金牙石）等立方晶系物质，古书上指出它是"正方"形，形如"方印"等等。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石膏的几何形状做过深入生动的描述。他说这种晶体大的如杏叶，小的像鱼鳞，都是六角形，外形端整得像是切刻出来的，正如龟甲状；四周围像裙襴那样有微小的凸出；前面的晶体斜向下，后面的晶体斜向上；一片掩盖一片，就像穿山甲的鳞片层层相叠；如果敲打它，会随着纹理裂开，也呈六角形等等。沈括曾主持改革盐法，深入到各地不少盐场，石膏正是盐湖的副产品。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古人对各种晶体的形状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判别不同晶体的根据。古代的本草学家们在鉴别石膏、长石、理石、方解石等名词的异同时，依据之一就是视其结构上的"肌理"、"形段"。北宋的苏颂（1020-1101年）的《图经本草》说"破之皆作方棱者为方解石"。　　南宋程大昌《演繁露》上记载了食盐的生长过程："盐已成卤水，暴烈日中，即成方印，洁白可爱，初小渐大，或数十印累累相连。"这里指出了盐在水中含量超过溶解度，晶体逐渐生长，由小到大，始终是立方体，描写十分准确。　　（五）传热与保温瓶我国古代对热的传播有许多有价值的认知，而且很注重保温。宋代洪迈（1123-1202　年）在他所著《夷坚甲志》中曾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某人"得古瓶于土中"，非常喜爱，放在书室中养花。冬天极冷，有天晚上忘了把水倒去，以为一定会被冻裂。次日一看，凡是其他器皿中有水的都冻裂了，而"独此瓶"不然。他非常惊异，用热水试之，"终日不冷"，他有时到郊外出游，带上此瓶，用其中的热水泡茶，就如同新煮开的一样，始终不知其中奥秘。可惜一日被"醉仆触碎"，视其中，"与常陶器等，但夹底厚二寸"，并有鬼烧火的图案，刻画栩栩如生。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这个古瓶的奥秘在于利用二寸厚的空气层来保温，它其实是现代保温瓶的雏形。至于绘鬼烧火，则为故弄玄虚，转移他人注意力，以防仿造。　　我国古代的人就已经注意到物体热胀冷缩引起的热应力。如古代的弓箭，制造者就要求弓在严冬和炎夏热应力变化不大。沈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凡弓初射与天寒，则劲强而能挽；射久、天暑，则弱不能胜矣。此胶为病也。凡胶欲薄而筋力欲尽。强弱任筋不任胶，此所以射无力不屈，寒暑力一也。"　　十二、沈括和《梦溪笔谈》沈括是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自然科学家之一。英国科学史学者李约瑟称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著作《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沈括生于北宋仁宗天圣九年。他的父亲沈周，是浙江钱塘人，曾任旬州平泉县令，泉州知州等，后入京为开封判官，又任江南东路按察使。仁宗皇祐三年（1051　年）去世，官为太常少卿、分司南京。他是个亲民的循吏，以宽厚、奉公著称。他的母亲苏州许氏，名门闺秀，知书识礼，对儿子的幼教起了重要作用。　　沈括的父亲去世后，沈括守丧到至和元年（1054　年），因父萌而得官，任海州沐阳县主簿，掌管全县的簿册目籍。当时沐水河道漫衍为停滞不流的污泽。沈括主持重新修筑二堤，把沐水疏通成为百渠九堰，灌溉良田七千顷，令绩显著。嘉祐六年（1061　年），沈括的兄长沈披在宣州宁图任职，在芜湖视察修复废弃的秦家圩的可能性。沈括正巧客居兄长处，十分赞同兄长的见解，将旧圩重建，易名为"万春圩"，辟田千余顷，并且挡住了4　年后的一次洪峰。嘉祐七年（1062　年），沈括在苏州参加科举会试，名列第一。次年（1063　年）考中进士。治平元年（1064　年）任扬州司理参军。在任时深为淮南转运使张蒭赏识，将次女嫁给沈括。丈人调京官任秘阁校理后，引荐沈括为校书郎，编校昭文馆的书籍。治平三年（1066　年），奉命参预详定浑天仪。由于当时浑仪景表刻漏在测验时都有差误，改由沈括主持在司天监依新样制造浮漏、浑仪。沈括曾著《浑仪》、《浮漏》、《景表》三文，他所主持制作的浑仪，在唐代李淳风浑仪的基础上，在尺度、黄赤道、天常环、月道、规观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取消了白道环，把仪器简化、分工，又改变了一些环的位置，使它们不遮挡视线，便于观察，是浑仪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讨论日月形状及计算黄道星度，深受宰相文彦博的赞许，沈括的天文学才能崭露头角。　　熙宁元年（1068　年），宋神宗赵顼即位。当时北宋王朝内忧外患，遂起用王安石作宰相，推行新法，这就是宋史上有名的"襄赞新政"。沈括在这场新政中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全面施展其才能。熙宁四年（1071　年）十一月，沈括在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次年，兼提举司天监。七月，加任史馆检讨；九月，主持测量汴通地形，督察疏浚汴间水道。熙宁六年（1073年）担任集贤校理，五月，奉命详定三司令赦。六月，沈括奉命相度两浙路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并兼任察访，致力于钻研水力工程技术。在治理汴河时，他创造了分层筑堰的水准测量法，实测了从开封到泗州河段共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的坡降，测得高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达到相当高的精度。两浙察访时他见雁荡诸峰"峭拔险怪"，认为与黄土高原"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类似，是由水土流失造成的；七月任左正言，擢知制诰，兼通进银台司；八月，为河北西路察访史。河北察访时，他观察到太行山地层中有螺蚌、卵石带，推断过去这一带是海滨，并运用他多年治水对水流冲淤规律的认识，解释华北平原的形成，这基本符合现代科学原理。他将农耕与战备结合，还与薛向商议，把定州城北的"海子"扩展到西域，并引新河的水使之成为稻田，不仅发展农业，而且阻止契丹骑兵侵扰。　　同年九月，沈括由王安石推荐，兼职主持军器监。这期间，沈括研究城防、阵法、兵器、战略技术，写下了《修城法式条约》二卷。军器监在沈括的刻苦经营下，武器的质量、数量显著提高。沈括曾亲自访问冶锻作坊；为了制造"柔薄而韧"、"强弩射之不能入"的铁甲，他还研究了熟铁和钢、冷锻和热锻的区别，并解释了用牛皮制的箭袋监听远方来敌的原理。　　熙宁八年（1075　年）三月，沈括被任命使辽折冲。他在枢密院查阅档案，查明辽国的要求无理无据，六月到达辽庭，与辽人进行了六次大辩论。由于沈括准备充分，辽方辩论失败，放弃无理要求，与宋达成协议。沈括在归途中，悉心收集有关山川道路和风俗人情资料，著成《使契丹图钞》一书，并制出立体的木制模型图，后来被推广到沿边各州。　　熙宁九年（1076　年），沈括官拜翰林学士、三司使（主管财政经济）。　　但由于王安石变法触犯了大地主豪绅贵族的利益，于同年被罢相。次年，作为变法主干将的沈括，也被动罢免掌管三司使，以集贤院学士身份被贬至宣州。元丰三年，沈括被起用，担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寄予西陲安边的重任。元丰四年（1081　年）元月，在沈括的指挥下，宋师先发制人，取米脂、石州、夏州、银州，获顺宁、金汤大捷。元丰五年（1082　年）五月，因其战功由龙图阁侍制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同年八月，前敌将军徐禧不听将命，擅自选择"军事忌地"永乐筑城固守，遭西夏大军断水围攻，以至全军覆没。沈括以"处置失当"，代人受过，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自此结束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涯。元丰八年（1085　年），哲宗即位，大赦天下，沈括改授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重返两浙。沈括在熙宁九年三司使时奉命编绘《天下州县图》（守令图），到秀州闲居时才于元祐二年（1087　年）完成，了却了宿愿。该图图幅之大，内容之详，是以前少见的。次年投进朝廷，受赐赏，并准许任便居住。从此，沈括移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地方，他在以前购置的田园，修置经营后取名"梦溪园"，写下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著名科学著作《梦溪笔谈》。沈括于哲宗绍圣二年（1095　年）去世，享年65　岁。沈括除《梦溪笔谈》外，还著有大量著作，如《易解》、《乐论》、《乐器图》、《左氏记传》、《字训》，有关于刑法的《熙宁详定诸色人厨料式》、《诸赦格式》等，关于地理的《使辽图钞》、《怀山录》，有关农家的《忘怀录》，有关历算的《熙宁奉元历》、《熙宁奉元历经》等以及《熙宁晷漏》，有关军事的兵书《边州陈法》、《修城法式条约》。此外，还有《茶论》、《苏沈良方》、《长兴集》等等众多著作。　　沈括在官场生活了近30　年，他不是专业的科学家。他在多年的旅游各地察访的途中，注意观察天文地理现象，广泛收集各方面的知识，并且加以研究。他晚年时闲居梦溪园，仍"壮志不已"，"思平日过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梦溪笔谈》原书共三十六卷，现传仅二十六卷，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十七目。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根据现代科学分类，把《梦溪笔谈》的内容分成25　个项目，全书共548条，自然科学总数为207　条，其中有关《易经》、阴阳和五行7　条，数学11条，天文和历法19　条，气象学18　条，地质学和矿物学17　条，地理学和制图学15　条，物理学6　条，化学3　条，工程学、冶金学和工艺学18　条，灌溉和水利工程6　条，建筑学6　条，生物科学、植物学和动物学52　条，农艺6　条，医学和药物学23　条。人文科学总数为107　条，有关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音律学，余下207　条为人事材料，有关官员生活，朝廷、学士院和考试，文学和艺术、法律警务、军事以及杂闻轶事。《梦溪笔谈》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国北宋中叶最新的科学技术水平。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关天文学的条文近20　条，内容丰富。熙宁五年（1072　年）沈括任提举司天监时，通过调查，揭发了不实测天象、弄虚作假、伪造记录的行为，打破了世袭制度，推荐精通历法的平民卫朴入司天监主持新历。后来他还指出新历（奉元历）不完善主要是由于没有实际观测资料可用，因此建议对日、月、五星的运行进行长时期实际观测，交原撰历人参照修改。沈括注重实践，从中总结规律性的认识。他制造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写了《浑天议》、《浮漏议》、《景表议》三篇杰出的科学著作，极力主张实测日、月、五星的行度来修改历法；他亲自考察天极不动处，画图200　余张；他实地观测海潮涨落规律，得出"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的正确结论；他长期精心考察用刻漏计时的情况，"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终于肯定了"冬至日行速"、"百刻有余"、"夏至日行迟、不尺百刻"的客观事实。沈括晚年时曾建议采用以十二气为一年的历法，废除以前的以十二朔望月为一年的历法。沈括的《十二气历》与后来太平天国的《天历》及现在各国采用的公历十分相似。《十二气历》以立春作为岁首，一年的节气有固定日期，便于指导农事活动，比现行公历更为科学。　　沈括在数学方面有精湛的研究。他从实际需要出发提出新的命题和计算方法，他从计算"酒家积罂"、"层坛"体积出发提出"隙积术"，开辟了我国古代数学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方向；他创立了"会圆术"，在我国数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由弦、矢的长度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为我国平面几何、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还指出了用数量级的概念把握大数的方法，记录了简捷运算的增成代除法，他还记载了运筹学在生产实践中运用的实例，并用运筹学思想研究军粮供应与行军进退的关系等等。　　沈括一生游历全国南北各地，他着重观察和分析，在他的《梦溪笔谈》中有许多地学方面的卓越论断和丰富资料。他在主持修复、勘测汴梁渠时，测得开封和泗州间的地势高差细到寸和分，在我国测量史上是一项很高的成就；沈括用12　年的不懈努力，编制了《天下州县图》地图集，在前人的制图技术基础上总结出二十四位向，制图七法，把古代制图学水平提高了一步。沈括在地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在于他观察了雁荡诸峰，指出水流侵蚀的作用，并提出了海陆变迁的论断，用流水搬运与堆积作用，解释华北平原的形成原因，不但说明了古今地形变化，而且还用延州"石笋"等古代动植物化石，推测古代的自然环境、古今气候的变化，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沈括的《梦溪笔谈》反映了我国当时地学所达到的先进水平。他对化石的认识，早于意大利的达·芬奇（1452-1519　年）对流水侵蚀作用的论述，也早于英国的郝登（1726-1792　年）；在立体地理学模型制造方面，早于瑞典人的作品，在地势测量方面更是如此。　　沈括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指南针的记述上，他不仅记述了指南针的四种实验方法，而且在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磁偏角，指出磁针"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一成就比哥伦布要早400　年。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最早提出石油的名称，并研究石油的用途，亲自用石油燃后的烟炱（tái，音台，炭黑）制作墨，称为"延州石液"。此外，他还记述了鸭蛋的化学发光和生物发光的现象。　　《梦溪笔谈》中有关气象的条文近20　条，沈括通过自己的观察，对风、霜、雷、雹、虹、海市蜃楼、陆龙卷等天气现象作了细致、生动、形象的记述，他对许多天气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并做出成功的天气预报。他提出"天地之变，寒暑风雨"等"率皆有法"，"变则无所不至"，认为天地万物处于变化之中并具有自己变化的规律。同时还指出对具体条件要进行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不能"胶于定法"，反映了沈括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流行的程朱唯心主义理学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梦溪笔谈》中涉及动、植物学和医学的约有90　条，广泛地记载和描述了各地所产的动、植物和药物，譬如南海的车渠，西北的枸杞，北方沙漠的跳鼠，海州的海牛（儒艮）等等。此外，还记述了四川人养鸬鹚捕鱼，河北沧州、景县一带人防治蚊蛇的方法，以及粘虫天敌、蔬菜病害等情况。沈括不迷信古人，从实际出发，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纠正了古书上的许多错误。沈括对当时被奉为药物学经典的《神农本草经》，在肯定它正确方面的同时，根据当时的实践经验，对其中错误及不完善之处作了订正和补充。《梦溪笔谈》中关于药物的记载很多，都是沈括在广泛采访和搜集各地民间大量验方、草药的基础上，经过亲自验证整理而成的。他还指出生物生长受纬度、海拔高低等地理条件影响，同时还取决于不同动、植物的本性及人工栽培措施，故此采药要因时因地制宜。沈括还指出中药的不同剂型可以发挥不同的治疗作用，并联系到药性来考虑剂型的选择，这些都反映了他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沈括科学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促使他注意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他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许多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叙述了布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还介绍了喻皓所著的《木经》，这部总结劳动人民建房屋实践经验的著作虽已失传，但通过沈括使我们仍能了解喻皓的一些创造发明。沈括还高度赞扬了河工高超堵塞河堤决口的三埽龙门的方法，此外还记载了河北工人炼钢、福建农民种茶的宝贵经验。　　沈括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少见的奇才，在全面地介绍宋辽夏金时期科技发展及科学成就过程中很少不涉及到他的论述。他所取得的科学成就是中古时期的一盏明灯，可惜的是它的光辉为日益没落的封建社会所遮掩。他的许多进步的政治主张，使他受到保守势力的排挤倾陷。沈括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和者必寡"，但他的《梦溪笔谈》流传至今，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宝贵财富。　　十三、结语宋王朝建立以后，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权的内部权力的分配和管理上，着重加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军事上力量始终没有发挥出来，因此总是处于与辽、西夏、金等政权对抗、对峙的状态之中。在唐朝已高度发展到了顶峰的封建社会，到了宋朝已显现出了下坡趋势。对于直接继承大部分唐朝国土的宋王朝而言，它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失败多于胜利，还让人民承担了朝廷向西夏、辽金进贡的沉重经济负担，实在是并不辉煌。　　但对于中国文化历史发展来说，宋辽金夏是一个辉煌的时期，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宋朝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继汉朝之后又一个黄金时期。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总论》中写道："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宋代那样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是不同的。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他继而提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这一时期的许多成就后来推动了欧亚大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像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都是在宋朝取得的，被誉为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巨人的沈括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宋朝最先把炼丹家们炼制长生仙丹中得到的火药用于军事，提出并优化了火药的科学配方，创造和推广了利用火药燃烧性及爆炸性的武器--火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化学力量和单兵战斗结合起来，在战争中表现出极强大的威力。遗憾的是，尽管宋、金在世界上最先使用火器，但军事装备上的进步并不能挽回它们衰落的国势。在中国后来的社会发展中，火药及火器并没有使社会生活和历史发生真正的质的改变。当火药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那里的市民利用这种新的武器同封建骑士作战，把这个阶级炸得粉碎，从此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由于宋朝与西夏、辽金的对抗、对峙，阻断了它与西域及朝鲜等国家的陆路通道，航海便成为它与外部世界交往、贸易的重要途径。航海的需要使宋船向巨型发展，设计并使用了新式的水密隔舱，提高了远航的安全度。更重要的是宋代的航海家将方士观风水的磁针装在船上，为海上远航提供了举世无双的导航设备。指南磁针在航海上的应用，标志着人类从此获得了海洋中全天候远距离航行的能力。宋末，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这使近代欧洲航海家的一系列远航和地理大发现都成为可能。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应宋朝社会文化高度繁荣的需求而产生的。印刷匠用活字排版印刷，省去了刻版的麻烦，这是人类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在技术上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由于中国象形文字的特点和封建社会的传统作坊的生产方式，虽然在元、清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但这一先进技术没能得到普遍的应用。活字印刷术传到欧洲后，1455　年谷腾堡用铅活字印出了《圣经》，使大量市民、知识分子能够直接阅读《圣经》，并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圣经》，打破教会的精神独裁，并进一步用来传播人文主义的先进思想。印刷术在这时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被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化实验科学鼻祖"的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东西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它们在欧洲成为市民阶级获得社会理想的工具和武器，对历史发展及人类文明做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遗憾的是，在这样伟大发明的产生国，却没有因为这样伟大的技术发明而使社会产生伟大的变革。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中，新的发明只能置于传统的框架之中，单纯发挥其使用效益。　　宋辽金夏时期在数学、天文、医学、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科技成就。　　这一时期著名的数学家有北宋的沈括、贾宪，南宋的秦九韶、杨辉，金代的李冶等。宋代数学的突出成就，是秦九韶在贾宪首创的"增乘开方法"的基础上，发展成一种完整的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英国数学家霍纳类似的解法早500　年；秦九韶还创造了"大衍求一术"，系统地指出了求解一次同余组的计算步骤，被称为"中国的剩余定理"，比欧洲同类成果早500　多年。　　宋代的天文学家还继承了传统的天文观测，在1010-1106　年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并记录了1054　年爆发的超新星。1247　年刻石于苏州的石刻天文图，是流传至今的第一幅石刻全天星图。绘有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星数达1430　多颗，而西欧在14　世纪文艺复兴前，观测星数只有1022　颗，根本没有科学的星图。　　在天文仪器上的成就更加突出。燕肃在1031　年发明了用恒定水位保持均匀流量的漏壶，苏颂、韩公廉等人组织研制了水运仪象台，用漏壶流水为动力，推动齿轮系统准确自动地演示天体运行情况、计时、报时。水运仪象台的科研占有三项世界第一：屋顶台板可以自由折闭，浑仪的窥管随天象旋转及其控制枢轮运转系统的天衡装置（即现代的锚状擒纵器）。宋代沈括提出的《十二气历》既早于现行的公历《格列高利历》，而且比它还要科学。可惜的是长期未被采用。　　我国古代的医学体系形成了系统的医学流派，医书、药书大量出现，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医学校。医学有了眼科、产科、小儿科、针灸科等较细的分科。1119　年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重点论述了小儿"稚阴稚阳"、"易实易虚"的特点和痧、痘、惊、疳四大重症，比意大利医生巴格拉尔德的《儿科集》早350　多年。1247　年宋慈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论述了现代法医学的大部分内容，对尸体现象、损伤、窒息、现场、尸检等做了科学的归纳和论述，曾被译为日、法、英、德等文字，对法医学发展影响很大。　　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系统地总结了历代工匠的经验和当时的建筑技术，首创了木构建筑的"材、分"模数制，对梁的高宽比做出了科学的规定，比伽利略早5　个世纪。建于福建泉州的洛阳桥，首创蛎固基技术，在世界桥梁史上首先使用"浮运架梁"技术，而且沿桥位抛石几万立方米，提高江位标高3　米多，在其上建桥基，是现代桥梁"筏形基础"的先驱。　　地理学方面，方志、游记大量出现，绘制出较为科学准确的地图，首创了"计里画方"的方法。此外，在农业、冶铁、纺织、造船等方面还有许多的科技成就，无法一一尽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的大科学家沈括及其《梦溪笔谈》。书中总结了我国古代多方面的辉煌成就，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气象、医药等许多方面，被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里程碑。　　宋辽金夏时期，在技术上是一个新发明层出不穷的时代，涌现出大量发明家、能工巧匠和科学家，是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极辉煌的时期。宋王朝的一些政策和外在的武力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科技成果并没有扭转宋在军事上的劣势和其衰落的国势。　　纵观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宋辽金夏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逐渐转变为以技术的发展为主体，科学成就明显减少，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科技成果的缓慢增加，很少有质的突破。中国的古代科技发展到宋辽金夏时期，发展速度已明显缓慢下来。追究其历史根源，不能不谈到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的作用。科举制度使人文志士多重仕途，轻技艺，造成了科技与士人及教育的脱离，许多成就仅靠"技艺人"口头传授；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哲学的贫困，科研方面多用归纳法，对许多高超的技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同时用阴阳五行论来解释客观世界和未知事实，限制了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深入研究。这些社会因素造成的科技发展速度减慢，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落后，这很难说不是历史的遗憾。在大力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我们探究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了解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和辉煌的古代科技成就，为古人自豪，更重要的在于历史的发展过程给予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借鉴与启示。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进程是一面很好的镜子，能够使我们在反思中不断地进步。◆◆◆《中国全史》　058/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宋辽金夏教育史　　本卷提要　　本书叙述的是宋、辽、金、夏时期（公元916　年-1234　年）的中国教育历史，其内容包括：宋、辽、金、夏诸朝的文教政策、官学设施、教学课程、考试制度、选士制度以及私学、书院教育的状况；著名教育家的教育实践及主张。宋、辽、金、夏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在教育领域也取得广泛的成就，而两宋的教育成果最为显著。宋代教育经过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兴学，建立了完整的官学体制，科举制度也经过一系列调整改革，基本定型；书院教育在宋代产生发展起来，并为后世书院教育提供了样品。教育思想领域学派林立，其中以王安石的新学与程朱理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辽、金两朝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在不断地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在教育领域采取了推进汉化的多项措施，实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仿照汉制，创行科举，仿照汉字，创造文字，教育内容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课程，从而大大加速了北方地区的文化建设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进程。　　一、宋、辽、金、夏教育概述公元10　世纪至13　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长达200　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再次出现统一的局面。在这期间，中原和江淮流域的江南地区先后建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宋与南宋王朝；在北方则先后出现了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朝及女真族的金朝。其中，契丹族的势力一度南侵到中国北方原属于后唐辖地的燕云一带；金朝的军队则在公元1125　年灭掉辽朝，占领了几乎全部辽朝故地，又于次年消灭北宋政权，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广大中原地区和关中平原，成为12　世纪初至13　世纪初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除辽金之外，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　年），盘踞在中国西北夏州一带的党项族人，也在其首领李元昊的统领下建立了西夏王朝，占领了大体相当于今宁夏、甘肃全省及陕北、青海一部分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割据政权。　　在宋辽夏金分治割据期间，各个民族及其政权之间，除了间断性的相互兼并征伐之外，和平相处的安宁也时复出现，并保持着较宽裕的和平发展时期。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并通过这种交流和自身的改造，不断地缩小彼此间的文化差距，增进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大强化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一体化进程。因此，这一时期，既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割据时期，又被认为是继盛唐以来的又一次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其科技文化、学术与教育的成就甚至远远超过盛唐时代，受到历代史家的高度评价。　　北宋政权在公元960　年建立之后，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消除权臣擅政和藩镇割据的隐患，如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在中央，废除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改设三衙统领，又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使调兵权与领兵权析分为二，便于互相制约和皇帝控制；以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权，号称"二府"，又设三司使分掌财权，同时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以制约各部门行政长官的权力，并提高御史台和谏院的地位，以监督、纠劾大臣，大大强化了皇帝的权威。北宋皇帝大多崇尚文治，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如在科举制度方面，不断扩大科举取士名额，鼓励寒俊之士读书仕进。对科举制度本身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建立了殿试制度，实行权知贡举制，实施了弥封、謄录、锁院等办法，以便增加科举考试的客观性，确保公平竞争，消除徇私舞弊现象，等等，从而大大刺激了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宋初百废待举，国家虽无暇投入大量精力办学，但对于私人办学和书院采取了鼓励政策。庆历兴学期间，又恢复了久废的太学，诏令地方州县兴学，并广泛向州县学赐田，以资助地方教育。经熙宁、元丰兴学和崇宁兴学之后，北宋地方官学设置已相当普遍，并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制度。中央太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太学内部实行三舍法，扩大学校的职能，沟通了养士与用士的环节，吸引了各地的读书士子。太学规模也不断扩大，由初创时的百余人，发展为崇宁初的3800　人。同时，各种专科教育在宋代也受到重视，除了律学、算学、医学之外，还出现了武学、画学、书学等专科学校，此外还有专门研究道教的道学。南渡之后，绍兴和议既成，南宋逐步恢复了被战火焚毁的教育设施，重建太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并大力发展地方教育。南宋地方官学经费充足，设置完备，又加之科举录取名额较多，士儒读书仕进的机会便大大增加，因而极大地刺激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使得南宋地方官学的成就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北宋。由于重视文化教育，宋代的科技文化事业也获得广泛的成就。以科技为例，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是在宋代改进并获得应用的。在天文学方面，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和最早的"假天仪"。数学领域，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提出了"正负开方术"。医药领域，官修的本草类书所收药物达1746　种，为《唐本草》的一倍；官修的《太平圣惠方》收方达16834　种，余如针灸学专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妇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均在相关的学科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此外在农艺学、建筑学、军事科技方面，宋代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宋代的商业、手工业经济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采矿业为例，宋代的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均已大量开采石炭，河东及东京城乡居民已普遍使用石炭为燃料；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徐州的利国监、兖州的莱芜监则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地，说明宋代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冶铁能力。据统计，宋仁宗皇佑（1049-1053）间，全国每年的铁产量达7124.1　万斤。在扩大燃料种类方面，沈括的《梦溪笔谈》已对石油能源的应用前景，做了大胆的预测。除冶铁外，宋代的金、银、铜、铅、锡等金属产量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冶金大国。其他行业如纺织业、染色业、造纸业、制瓷业、制盐业都达到了相当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水平。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备的手工业技术生产体系。在商业领域，宋代已出现了一批人口在10　万以上的商业城市，首都开封更是店铺林立，昼夜经营，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是对这一繁荣景象的形象再现。宋代的都市州县已出现了行业性的垄断组织--商行，据统计，北宋都市开封至少已有160　多行，南宋临安则有414　行。商业行会的出现，表明宋代的商业经济已达较高的成熟水平。商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货币形态的演变，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并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货币兑换业务。与此同时，与海外的商业往来也日益频繁，其数量之大，地区之广也远远超过了前代。　　商业经济的繁荣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与之相得益彰、互为依托，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少见的"文治"局面。　　建立在北方的辽金政权，也积极从事文化教育的建设，并推行汉化政策，在商业经济方面也与宋朝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契丹建国之初，在积极对外扩张、频繁发动战争的同时，也未忽视文化教育工作。神策五年（920　年）参照汉字，创造了契丹大字，其后又借回鹘文字，发明了契丹小字，两种文字与汉字并行于辽。此后，辽代在圣宗朝又参照汉制，创立了主要以汉人为考试对象的科举制度。辽圣宗鼓励汉族士儒参预辽朝政权，倡导学儒之风，并采取了有助于振兴文教的措施。辽代的中央与地方官学也基本是仿照汉制。辽太祖建国之初便在上京设置了国子监与国子学，太宗、道宗朝又先后设置太学、五京学，同时增建孔庙，祭祀先圣先师，不仅将孔孟等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视为士学的典范，并且规定以儒家经典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从而大体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正统观念的文化政策，表明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政权，已自觉地归位到华夏文化的体制之中。　　女真族为主体的金王朝，汉化程度较契丹族更为彻底。女真人不仅建立了比辽代更为完备的官学体制，并且将女真人纳入官学与科举之中，在中央与地方建立女真学，在科举中增设女真进士科，其学习内容也以儒家经典和诸子著作为主，又参据汉制，应试策论。在熙宗朝之后，女真的汉化倾向更为普遍，从皇帝到一般贵族竞相学习汉族文化礼仪，熙宗本人已是"尽失女真之故态"，其后的海陵王完颜亮更是"嗜习经史"，"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金虏节要》，《北盟会编》卷一六六），并开始以华夏正统王朝的观念为据，迁都燕京，实现其"居天下之正"的理想。海陵王之后的世宗反对全盘汉化，并告诫女真人不要"寝忘旧风"，但他极力推崇"唐、虞之圣"，倡导儒家的伦理学说，仿照汉制，定祭五岳四渎礼，并自视为中原历代正统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金代不仅在政治、教育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汉化倾向，其都城规划、文学艺术、史学著述等均包含了浓重的汉文化意蕴，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进程。　　西夏在历史上曾一度受到吐蕃的压迫，因而其文化也受到吐蕃的影响。　　隋唐时期，党项各部落归属隋唐政权，并逐步内迁，开始大量地吸收中原汉族文化。西夏建国后，于大庆元年（1036　年）颁行西夏文字，同时又大量引进汉文典籍，其中主要是佛教经典，此外也包括儒家经典、诸子、史传、兵书、医书及版画等。政府还专设"刻字司"作为官方出版机构，出版西夏文及夏汉文字对译的图书。但目前有关西夏文化教育的史料极少，故至今我们无法对西夏教育的状况做出精确的描述。　　二、宋代教育的格局及其文教政策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在其300　余年的历史中，中国封建教育经历过一系列调整、重建与变革之后，出现了继盛唐以来的又一次繁荣局面。在这一调整变革的进程中，中国封建教育的基本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定型，并且在教育的方针、政策、法规及观念诸方面，为其后历朝封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宋代教育的格局，是在直接继承隋唐文化教育遗产，并广泛取鉴历朝文教的优劣得失，经过反复、活跃的思想探讨和变革损益后，逐步定型的。描述和探究这一格局形成和演变的总体进程，是阐明宋代教育特征的首要环节。　　（一）宋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宋代教育的格局就内容构成而言，大体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是经过宋代三次大规模兴学，逐步形成的以中央太学、国子监为中心，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成龙配套的全国性官学系统。　　其次是经过历次兴学和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官学内部的管理体制日渐成熟。诸如：形成了礼部、国子监和诸路提举学事司配套的中央地方教育行政体制，官学内部的学规、考试的内容及形式、学校的经费来源、图书的管理和印制，以及学官的选拔、录用的标准等等，均已定型，并为以后历朝大体沿用。　　再次，对学校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向发挥全局性制约作用的科举制度，在宋代达到了成熟、完备的阶段，以后历朝科举制度虽在具体内容上有所损益和调整，但在总体框架上尚未超越宋代厘定的范围。与此同时，在北宋熙宁、崇宁兴学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太学舍选制度，也为学校教育摆脱科举的制约，开拓了一条相对独立的新途径。　　第四，宋代是中国书院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奠基阶段。书院作为相对独立于官学系统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综合教育机构，它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无疑向当时的学术教育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因而，书院不仅弥补了官学的不足，并且促进了自由讲学和纯学术研究风气的形成，成为带动广义的社会文化建设的先导，而宋代书院教育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和总结的一系列办学经验和准则，又为后代书院提供了范本。　　第五，在宋代历史中虽然不乏文化专制主义的现象，甚至一度出现过像崇宁党禁、庆元党禁这类政治、文化高度专制的非常时期，但就总体而论，宋代学术思想领域的气氛还是比较宽松活跃的，对于一系列历史的、现实的社会问题及人类思维、哲学、伦理命题的探讨，也是广泛而深刻、严肃而认真的，并且在这一广泛多元的思想探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这些流派又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哲学、伦理观点，引申来论证教育问题，再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流派。其中，由北宋王安石所倡导，经南宋陈亮、叶适所继承和阐发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传统，由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所倡导、阐发，经南宋朱熹、陆九渊所总结和发挥的理学教育思想传统，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两种主要教育思潮。而程朱理学经历代统治者所倡导，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方哲学，并占据了教育领域的正宗地位。　　除此之外，其他的教育形式，诸如私学、家学也多与官学并存于世，互为补充，此消彼长，形成了多元纷呈的繁荣局面。即使在官学相对衰落的时期，文化教育延伸的脉络也未曾明显中断，有时甚至更为活跃。以书院教育为例，在宋初官学低落时期，反而呈现发达勃兴的状态，而在北宋中后期官学鼎盛时，又沦入沉寂的局面，此后在两宋之际官学废弛的情况下，书院再呈复兴势头，进而在南宋中期达到鼎盛。而在同一时间内，官学竟是穷于自守，未见有所作为。　　私学、家学及寺院庙学，虽无完整史料记载，但其作用却不容忽视。以北宋为例，仁宗、神宗二朝为北宋文化教育事业最为活跃的时期。朝野人材济济，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曾巩、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等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其中不乏绝世的英才，而这些人的幼年或少年几乎都在庆历兴学之前，他们的成长或幼承庭训、或寄读僧舍，或游访私学大师，是在官学和书院之外的教育活动中培养成才的。由此可见，在宋代社会，官学的低落，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教育事业的总体衰落，而官学规模或形式上的扩大，也未必能从实质上体现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及其对社会文明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是由宋代社会历史及其教育的内在特征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如果暂不讨论与教育直接相关的其他政治、文化因素的话，又可以将宋代教育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建至庆历兴学之前，是以分散、多元的私学、家学、寺院庙学及书院为主导教育形式的时期；庆历兴学之后至北宋末年，为官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南宋则是官学与书院并存，主导教育事业双向发展的时期。各种教育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但其共同的目标，都是在构筑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的巢窠，并借此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从宋代教育的上述格局来看，宋代虽然处于需要并亟待强化中央集权、以维系社会稳定的客观历史环境之中，但宋代的教育却并不是一种由官方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是官方办学、民间办学、官绅个人集资办学、甚至寺院也参予办学的一种形式与内容各异的多元化的格局。宋朝统治者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如北宋初期），甚至放弃了参予地方办学的权力，这虽然有诸多的因素，但总体来讲，宋代作为一个以文治著长的国度，是以较宽松的态度来对待文化教育事业的。　　（二）宋初的文教政策北宋王朝是在结束唐末五代近200　年的分裂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北宋建国伊始，面临着国力彫蔽，百业待举的局面，人民备尝动乱之苦，渴望和平安定，休养生息，而造成动乱的各种隐患并未消除：内有武臣拥兵自重，肘制皇权；外有契丹重兵寇边相胁。而长期的动乱又使儒家正统的纲常伦理沦丧，文化教育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成为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重大障碍。因此，北宋政府在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措施，革除前朝贻弊、阻塞浊乱之源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纲常伦理、促进文化教育建设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与措施，为宋代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尊孔崇儒，整饬纲常伦理，加强经学教育。尊孔崇儒，是汉武帝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奉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并且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柱石。宋初尊孔崇儒的首要步骤，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重修被战乱毁坏的各地文宣王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东京、长安、曲阜三地的文宣王庙。宋初各地的孔庙，经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的破坏，大多毁为废墟，就连一向被奉为圣地的曲阜孔庙，也只残剩一幅"触目荒凉，荆榛勿剪；阶序有妨于函丈，屋壁不可以藏书"的景况（［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宋太祖即位的当年（960　年），即诏令增葺开封文宣王庙祠宇，并亲撰赞文，表彰孔、颜。京兆长安孔庙的重修，也于962　年开始。是年王彦起任京兆府尹，主持整修文宣王庙，自出俸银，修饰、扩建庙内讲学黌舍及安置《开成石经》与藏书的库府、堂宇，并刊石《重修文宣王庙记》，以昭示天下与后世。及宋太宗即位，又于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诏谕大臣，自谓嗣位以来，虽遍修群祀，而以鲁国夫子庙堂未加修葺为憾，命令大臣着手重修曲阜孔庙，并指出：若孔庙无大壮之观，则民无所观化。宰相吕蒙正亲撰碑铭，盛称："夫子无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丧祭，为民立防，与世垂范；用之则昌，不用则亡。"（《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其意旨十分明显：重修孔庙的目的，就是整顿纲常，化民成俗，并以孔子的言论和行为，为士庶崇仰的典范。重建东京开封、京兆长安及兖州曲阜的文宣王庙，对于全国各地孔庙的修复工作和文教活动，具有政策导向和示范性的作用，为恢复儒学的正宗统治，进一步实施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奠定了象征性的物质基础。　　祭孔、封孔，封赐孔子后裔，也为尊孔崇儒政策的重要内容。宋太宗即位的当年（976　年），即打破科举常例，诏赐孔子后裔孔士基同本科出身，以此作为褒奖先圣后裔的象征；次年十月，又正式赐封孔子后裔孔宜袭文宣公爵位，官拜右赞善大夫，并恢复周显德年间以前历朝优待孔氏的惯例，免除孔宜家族租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泰山封禅归途，又前往曲阜，亲临孔庙祭奠，诏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孔子以下七十二子也列次封谥公侯伯爵，同时，赐孔府家钱30　百缗，帛300　匹，赐孔子46　代孙同学究出身。宋真宗并御制《元圣文宣王赞》，表达了崇儒尊道，志在易俗化民，仰师彝训的意图，称孔子为"亿载之师表"："立言不朽，垂教无疆。。人伦之表，帝道之纲。"不久，赐曲阜元圣文宣庙九经三史，诏令兖州选儒生讲说，以此重振孔庙庙学。宋真宗曲阜祭孔、封孔，将宋初崇儒尊孔的活动推向了高潮，并蔚然化开儒学隆盛的一代风气，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与重建，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初尊孔崇儒的政策，还体现为：在教育、科举考试中强化经学的地位。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大体形成了以诗赋取士的传统。宋初因袭唐制，科举也以诗赋取士为主。但与此同时，朝廷十分重视经学教育，并在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调整措施中，逐步加强了经学的比重。宋太宗在位时，就曾明确强调：科举取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并于端拱年间，诏令国子监刻印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宋真宗尤其重视经学教育，曾自称在东京讲《尚书》七遍，《论语》、《孝经》各四遍，并强调："宗室诸王所习，唯在经籍。"咸平三年至四年（1000-1001　年），又诏令国子监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正义，加以《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及孙奭《孟子正义》，合唐人经注，为《十三经正义》，颁行天下，成为法定教材。同年，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在此之前，又诏令群臣子弟荫补京官或京官出身者，并试读一经，精熟方为合格，从而加重了经学在仕途中的作用，为宋初儒家经学教育的普及和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宋初科举考试，除诗赋之外，经义占有重要的比重。科举诸科考试中，除进士科外，九经科也最为士人重视。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为了拓宽经学之士的仕进之途，又废除九经"一举不第而止"的旧制，允许依诸科例再试，这对诸生慕心于经学无疑起到奖励的作用。在这一政策的保障下，许多优秀的学者通过九经科跻入仕途，并成为著名的经学大师，主持宋初国子监的教学与研究，如先后担任太宗、真宗二朝国子监祭酒的邢昺、孙奭、孔维，均为九经及第，其经学文章与人品，也堪为后进师表。宋初文教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是重用文臣，鼓励世人读书仕进。宋朝建国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祸乱天下的教训，又迫于急需大量文治人才分理庶务的要求，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在职官员的文化素养，并通过逐步扩大科举录取名额的办法，广求俊义于科场，以补益吏员之不足。这些措施，成为促使宋初文化教育隆盛的直接动因。　　宋太祖建国伊始，就屡次临幸国子监，并在幸学期间告诫侍臣："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乾德元年（963　年）宋太祖得一蜀镜，内刻"乾德四年"字迹，朝中宰相皆不知所由，唯学士窦仪指出为伪蜀王衍的年号。此事对宋太祖触动很大，他感叹道："宰相须用读书人！"宰相赵普精于吏道而寡学术，后经宋太祖多次规劝，也遂手不释卷，勤学自勉。开宝二年（969　年），宋太祖又思以儒臣掌管藩镇大权，他曾对宰相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皇帝的倡励之下，文武百官及士庶皆以读书问学相勉，以不学无术相耻。与此同时，儒臣文士在朝中占据的要职日益增多，礼遇益厚。地方大吏，则如河北、陕西诸路，形成"文臣为大帅，武臣副之"的定例。朝中的翰林、馆阁文职，尤被士儒所慕向，并成为骤进显职的捷径。改善科举制度，扩大科举录取名额，抑制势家子弟，广开寒俊仕进之途，是宋初鼓励士人读书进取的重要措施。宋初科举自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恢复以来，开始对科举考试、取士的制度及形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调整的内容包括：废除公荐；禁止称考官为师门、恩门，自称门生；确定殿试制度，实行糊名、弥封、謄录、锁院、别试、唱名及进士同保连坐等制。这一系列改革调整，大体在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完成，从此确定了宋代科举的基本格式。通过这些程式的改革，限制了势家子弟徇私舞弊、势家权臣把持科场的特权，使得科举考试的竞争在形式上获得平等，一大批寒俊庶士得以通过平等的考试，跻入仕途。而以往因考官徇私舞弊引发的举场纷争，也基本消失。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礼部放榜，合格进士者竟无一人以权门显名。这确实体现了公平考试，广搜寒俊的取士原则。到了仁宗朝，13　榜进士中，竟有12　榜进士第一名出自平民布衣之家。　　科举程式变化有利于寒俊布衣之士，是宋初历朝皇帝着意期求的后果。　　早在太祖开宝元年（968　年），宋太祖就亲自出面干预礼部省试，并下诏强调："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宣敦素业。。。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悉委中书复试"（《宋史·选举志一》）。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宰相李昉、参知政事吕蒙正、盐铁使王明、度支使许仲宜，均有子弟及近亲举进士入等。宋太宗认为："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续资治通鉴》卷十二），随后全部罢免其进士及第与出身。宋真宗也多次声称："贡举当选擢寒俊。"宰相王旦则严禁子孙、近亲求举进士，其侄子王睦，曾请求参加科举考试，王旦诫以"岂可复与寒士争进！"严辞加以拒绝。　　在完善科举程式、奖掖寒俊之士的同时，科举录取的名额也在大幅度增加。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始复贡举时，进士诸科一榜及第、出身者，不过19　人。以后历次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也不过几人，或数十人。开宝六年（973　年）录取人数最多，进士及第也仅10　人，复试后加进士26　人，总共36　人。宋太宗即位后，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一次殿试录取进士及第109　人，诸科及第207　人，特奏名进士、诸科出身184人，共500　人。据王禹偁在至道三年（995　年）统计，太宗朝20　年间，进士、诸科登第者近万人之多。　　科举录取规模的大幅度扩展，虽然不乏滥取之弊，但大大鼓励了士儒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对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以诸道发解参加省试的贡士人数为例，太祖朝一次参加省试的举人，不过2000　人左右；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骤增至5300　余人；真宗继位的第一次贡举（998　年），则增至2　万人，超过唐代科举全盛时各色举人的总和。由此推算，仅当年参加诸道发解试的读书人，全国就达10　万之多。（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　年第5　期。）由此可以想见宋初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普及盛况。而这一盛况的出现，无疑得力于科举制度的大幅度发展。　　宋初文教政策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大力兴办图书文化事业，积极赞助地方州县及个人办学。宋初崇尚文治，重视图书文化事业。宋太祖乾德四年（966　年）八月，即诏求亡书。凡献书者，经学士院考试吏理，凡堪任职官者，多委官任职，或赐以科名。建隆初，因袭唐制，设立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收藏图书12000　余卷。平息蜀国、江南等地后，又得蜀书1万3　千卷，江南书2　万余卷，遂于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另建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正副本藏书总数达8　万余卷。淳化三年（992　年）建秘阁，专门收藏三馆正本及古画墨迹。真宗晚年又建天章阁收藏太祖、太宗御集，并为两宋历朝皇帝因袭为例。秘阁建成后宋太宗亲书赐额，幸阁视察，并召武将观书，以使武臣知文儒之盛。秘阁藏书每年因暑季曝■，届时近侍及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远逾先古。　　国子监也为重要的图书印制、收藏场所。宋初国子监藏书，不过4000卷，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　年），阅书库中藏书已达10　余万卷，45　年间增加了25　倍。图书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教育的发展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昺指出："臣少时业儒，每见学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宋史·邢昺传》）此外，宋初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宋真宗朝的儒臣钱惟演，家储文籍侔于秘府；赵安仁所得禄赐，多以购书，家藏书籍，有许多是三馆书库所阙的版本；宋绶、宋敏求父子更是著名的藏书家，父子两代藏书积至3　万卷。这些藏书家也多是著名的校书家，并多能积极倡导学术和教育。　　宋初历朝皇帝常以经籍图书赐于地方书院或学宫，以此鼓励学业。诸如：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诏国子监赐白鹿洞学徒《九经》；景祐元年（1034年）赐永兴军府学国子监刊印的《九经》；咸平四年（1001　年）赐国子监本《九经》予岳麓书院，同年，并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立赐《九经》。显然，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宋代真宗时期，已呈"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的局面，故尔朝廷的这种赐书举动，无疑是一种象征性奖励文教、统一经学思想的措施。　　除赐《九经》之外，赐学田也是宋朝政府赞助并控制地方学校及书院的有效措施。学田是地方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宋仁宗于乾兴元年（1020　年）始赐兖州学田5　顷，首开朝廷直接向地方官学赐拨学田的先例。此后，直至庆历兴学之前，朝廷先后向京兆府学、永兴军学、陈州、扬州、杭州、真定府学、潞州、徐州、郓州、襄州、明州、泉州、建州及嵩阳书院等数十个州学及书院赐拨学田，给以资助。从此，学田逐步成为宋代以降历朝官学的主要经费来源，并渐成独特的一种经济现象。　　（三）宋初教育的类型与特征在庆历兴学之前，北宋官办的地方学校数量极少，但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重视文教的风气都很盛行，各种形式的办学活动也很活跃。其类型一为书院；二为州县官员自设的学校；三为民间学者所办的学舍、乡塾；四为依托于寺院庙观的寺学与庙学；五为一般的家庭教育活动；六为宗学；七为国子监。教育内容大体以诗赋、经义为主，乡间村舍学塾则多为初级性的蒙养识字课程，而寺院之学或兼授佛道文章。　　在上述诸多办学形式中，国子监、宗学及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后设立的部分书院（如应天府书院）、州学属官学的范畴，其他则为民间或半官半民的办学形式。　　宋初的国子监，仍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和教学研究、行政中心。宋太祖立位之初，即对周世宗营建的国子监学舍加以扩建修葺，诏令河南偃师学者、左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并于建隆三年（962　年）正式开始会集生徒讲学。宋太祖多次临学，与监判讨论经义，恩赐加勉。此后，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担任判监事或祭酒的人，多为著名的学者或前朝宿儒，其职责不限于专主监内讲学。祭酒、博士、直讲在讲学之余，尚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监内藏书的校勘、注释、整理工作。宋真宗咸平年间颁行的官方经学教材《九经义疏》，就是由当时的国子祭酒邢昺，直讲孙奭、崔颐正、崔偓佺，博士杜镐等人奉诏主持校定刊印后，颁行全国各地学校的。因此，当时的国子监事实上兼有审定、编印经学教材，指导全国经学教育的职能。宋初的国子监学官，还兼有为帝王、宗室子弟讲学的职责。讲学的方式大体有二：一是帝王幸学，多请学官讲说经籍要义。如：建隆初宋太祖幸学，请国子监判事崔颂讲说经义；宋太宗拱端元年（988　年）幸学，请国子监直讲孙奭专讲《尚书·说命》要义，请博士李觉主讲《周易·泰卦》；真宗咸平二年（999　年）幸学，请直讲崔偓佺主讲《尚书》；景德年间，又请其主讲《道德经》要旨。二是国子监学官兼任经筵侍讲、侍读之职。诸如真宗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昺兼侍讲学士，令入便殿讲授《左传》；又以直讲孙奭兼诸王府侍读，为宗室子弟讲学。由此推见，国子监在经筵讲席、宗学体制尚未建立之前，代行其职责。除此之外，国子监还是全国最大的校勘、刻印、收藏图书的机构之一。真宗景德二年（1005　年）藏书量达到10　余万卷，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馆藏书遭火烧毁后，国子监便成为全国最大的藏书场所，因而也是全国最大的文化贮藏、传播机构。　　不过，宋初国子监虽有诸多优越条件，却未能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和利用，甚至也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工作。国子监既无生员定额，国子生也只许七品以上应荫子孙充数。宋太祖开宝八年（975　年）虽曾诏令国子生分习五经，但这些国子生往往"系籍而久不至"，国子监流于虚名，但为游寓之所。真宗景德年间，始允文武京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也许附学取解（《宋史·选举志三》）。就此而论，国子监在宋初仅仅是一个游寓取解的场所，并无教学之实。　　在庆历兴学之前，宋代地方私人办学风气盛行，用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的话说，是"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文献通考》卷47）。所谓"乡党之学"，大体是指尚未纳入官学体制之内的地方学校，其类型、分布及课业程度，均无定制，往往随遇而设，因地制宜，或据州郡都会，或据穷乡僻壤，或据山林■谷，或据官宦人家，或据寺院庙舍，其渊源之深、流布之广，远非一二官办学堂所能望及。在官学体制尚未建立之前，无疑是州县地方传播、推广文化知识的主要途径。即使在庆历兴学之后，其存在的价值也难以被官学大量取代。　　宋初乡党之学兴盛的原因大体有四：其一，唐末五代，割据战乱，仕途险恶、衣冠零落，官学废弛，学术文化离散于民间，民间乡党之学应运而生。其二，宋初雕版印刷术推广应用，图书经籍得以大量印制发行，流布浸广。民间有书，便具备了办学的基本条件。　　其三，朝廷对民间办学多予奖励，赐书、赐田、赐额，加以表彰资助，对隐居民间聚徒讲学的名师硕儒，也多加褒荣。如开封名儒王昭素笃学不仕，居乡里聚徒教授以自给，开宝年间召赴朝中，赐坐讲《易》，宋太祖及宰相薛居正以下大臣恭听讲论，遂拜国子博士致仕，赐钱20　万缗，遣归故里。余如陈州万遵、历城田浩、郑州杨璞、荆南高怿等民间学师，均曾被皇帝召见，赏赐有差。　　其四，宋初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开始大幅度增加科举录取名额，鼓励寒庶布衣读书仕进，也是刺激乡党之学活跃的直接动因之一。同样，民间学师倘能精通科举之学，师门登第入仕者较多，也是吸引四方学子的重要条件。楚丘（今河南商丘）人戚同文筑室聚徒，因精通科举之学，门人登第者五十六人，位践台阁者近十人，故四方学子辐辏其门，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宋史·许骧传》记许骧的父亲许唐曾行商于汴洛间，因见进士缀行，而发愿："生子当令如此！"其妻生骧后，慕名往拜戚同文，将其子托附戚门受业，并曰："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许骧其后果然在戚门习成举业，科举及第，官至台阁。苏轼父辈修习举业而成名，也是典型的事例。四川因久逢战乱，地居僻远，宋初时文化相对衰落，读书习经之人极少。眉山苏澹、苏涣、苏洵兄弟三人，却在其父苏序调教下认真读书。其后，苏涣于仁宗天圣二年（1024　年）进士及第，"一乡之人欣而慕之，学者至是相继辈出。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千数百人，皆以公为称首"（苏辙：《栾城集·伯父墓表》）。苏东坡后来追述当时情景："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嗟叹，观者塞途。。于是释耒耜而笔砚者十室而九。"（苏轼：《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二十六《谢范舍人启》）此类事例足以证明，科举广开读书仕途，是促成各地乡党之学普及发达的主要动因。　　就办学的形式、目的及场所的区别而言，宋初乡党之学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布衣硕儒隐居乡里，聚徒讲学。如前述王昭素、戚同文均属此类。这类私学教师大多都有学业专长，治学内容不出经学范围，且以教学为业，靠束脩自养。但也有学者是为了辨明学理、倡明经义的目的，热衷于讲经论学。如真宗朝的冯元，幼从崔颐正、孙奭修习《五经》大义，后与乐安孙质、吴县陆参、谯夏侯圭善，往来论辩，群居讲学，乐不计酬，或达旦不寝，时人号为讲学"四友"。荆南高怿，博通经史百家之书，仰慕种放盛名，筑室终南山豹林谷，与种放师友相待，并同张荛、许勃共以学问著称，号为"南山三友"，后以私学擅名，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　年）被荐为京兆府学教授。其二，在任官员于所职州县兴资办学。宋初以科举入仕的官员，大多重视文治，且以兴办学校为重要的政绩。每有办学举动，往往刻石立碑，铭为功德，或被乡绅颂为圣明。朝廷考绩州县外官，也往往以之作为叙迁官职的重要依据。故州县官办学兴资，往往不惜自出俸钱。诸如：宋太祖建隆三年（962　年），王彦超知永兴军，自出俸财，整修长安孔子庙学。真宗咸平元年（998　年），赵昌知昭应县（今陕西省临潼县），召集乡绅，募集资金50万缗，重建孔庙及讲书堂，乡绅均为立碑铭记。陈尧佐于咸平四年（1001　年）坐贬潮州通判，因痛感潮州荒远地僻，民俗陋鄙，遂修建孔庙和韩愈祠堂，召秀民年少者入学，潮人便以之比德韩愈。类似州县官办学的事例，还有很多。　　显然，州县官员积极兴资办学的现象，是宋初地方学校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反映了宋初崇儒重教政策的一个侧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州县办学活动随着朝廷鼓励、承认州县学校的法令逐步放宽，大多转化为地方官学。这些州县官员所创之学校，本来也属于半官半民的性质，如滕宗谅湖州兴学，费钱数十万，其中大部分出自官库。有些学校虽有乡绅集资，官出俸钱，但要长期维持局面，教学养徒，仍需朝廷诏拨"系官庄田"充费供用。　　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宋初州县官员所办学校多属庙学。与前朝一样，宋初京都及各地孔庙，多为附学的场所，诸如东京开封孔庙即为中央国子监之所在，京兆府孔庙为京兆府学的所在，各地孔庙也大体类同。宋人认为："先圣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学校不行，故世之州县因先圣有庙，所以重道也；即庙有学，所以传道也。"①庙与学本为一体，不可分离，"庙所以重本，学所以源教化"。但州县孔庙不仅为总角幼童的肆业学舍，且为州县举行祭典、布政、劝农、礼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创建庙学，也是整饬政令、化民成俗、敦行礼乐的重要措施。从这种意义看，庙学本身也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和广泛的社会功能。在朝廷崇儒尚文、表彰名教政策的要求下，地方政权崇修孔庙，寓学于庙，除了教育方面的意义之外，也具有整饬政令、安邦治民的意义。而且，各地孔庙虽然部分采用集资捐款或官出俸钱的形式加以维修或重建，但主要还是"因钱于公府"，所占地盘也为官拨田产。从这点来看，宋初庙学多为官方的学校，或为州县学校的前身。　　其三，寺院僧舍也多为士子、生徒就业寄读的场所。宋初寺院上承汉唐以来数百年经营之规模，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虽主儒业，兼崇道教、兴佛法，真宗继位以来更是大兴土木，"遍修群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灵宇修矣"（《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仁宗、英宗二朝虽未大事兴建，但据宋人方勺统计：至神宗熙宁末年，天下寺观宫院总数已达40613　所，其中仅东京开封就达913　所（《泊宅编》卷一）。宋初既开寒素之士科举仕进之途，而州县尚未广开学舍，贫寒之士读书苦无场所，寺观既广而闲旷，自为寄读的佳所。北宋《泾阳县重修孔子庙记》称：泾阳县学不修，而"先生之待问"，无所布席；"朋友之文会"，无所投笈。而总角之幼者"分徒裂居"，便"假馆于佛宫，或开户于委巷"，即反映了当时的普遍情况。　　宋初许多布衣寒门出身的著名学者或大臣，多有寄读寺观的经历。诸如：范仲淹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至四年（1009　年-1011　年）寄读于长白山醴泉寺　　①　彭乘：《墨客挥犀》。　　（位于山东省邹平南），苦习科举之业；苏轼、苏辙兄弟幼居乡闾，读书于天庆观。余如：真宗时官至宰相的吕蒙正，少时寄读于洛阳龙门利涉院；参知政事钱若水，少时寄读于嵩山佛寺；仁宗时任过参知政事的冯京，曾寄读于潜山僧舍（今属安徽）；仁宗朝的重臣韩亿、李若谷、王随少年贫贱时，曾同寄嵩山法王寺读书。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宰相的富弼，也曾寄读于洛水南天宫寺三学院。　　这些出身贫寒的士子，为科举荣禄所激励，往往刻苦异常，忍受着饥寒酷暑的折磨，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修习举业，故尔多能在事业上做出超出势家纨绔子弟的成就。如范仲淹，在长白山僧舍读书时，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各取二块，断■数茎，入少盐而喢，三年一概如此。冯京寄读潜山僧舍时，竟因饥饿难耐，偷烹僧犬而食，遭僧人起诉后，做《偷狗赋》赠县令方幸免治罪。吕蒙正寄读洛阳龙门利涉院时，因无钱购买西瓜，尾随卖瓜者之后，"其人偶失一枚于地，怅然取食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七）。以后官至宰相，便在洛阳买园，临伊水筑"噎瓜亭"，以示不忘贫贱之义。由此可见，寺院宫观在州县官学尚未普遍建立之前，确为一般贫寒有志的学子提供了读书寄居的场所，因而构成宋初地方学校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寺院宫观之学在宋初兴盛的原因，除了前述州县之学尚未广设，科举仕途广开，而寒俊之士苦无读书场所之外，尚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寺院宫观屡朝兴建，多就山林僻静之处，虽经唐末五代长期兵乱，尚能免遭兵火劫难，名士硕儒畏于仕途险恶，也多携带经籍，隐遁山林寺舍，潜心读书、讲学。故宋初虽承五代劫乱之余，寺院宫观仍能保存较多书籍，并兼为士儒肆业之所。宋初一些藏书甚富的书院，也本为唐末五代的寺院精舍演化而来。其次，宋初寺院宫观多有地产，或有居士香客捐赞香火。故贫寒士子寄读寺院，尚能得到生活上的一般关照，也具备简陋的食宿条件。寺院对于少数学行优异的贫寒士子，也乐于资助，而士子一旦登第显宦，也往往不忘旧事，回报其恩。如前述富弼在洛阳天宫寺三学院寄读时，"冬以冰雪，夏以冰水洗面"，刻勤自励，院僧宋颢赏其才学和精神，多予关照，其后富弼官至宰相，奏请朝廷赐颢紫方袍，封号宝国大师，加以回报。王随自幼居故里西寺读书，家贫不能自养，寺僧以钱币资助其读书，王随显达后既有回报，寺中则为其奉立生祠，引以自荣。　　综上所述，由于朝廷对文化教育采取鼓励赞助的政策，故宋初虽未以诏兴学，但各地教育事业发展仍然很快，且形式多样，不拘常格，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为宋代社会的总体进步做出了贡献。　　三、官学的振兴与改造宋初乡党之学虽然流布甚广，成绩显著，但各地乡党之学的课业程度、教材，选用教师条件、待遇，生徒来源等等，素无定制，纷杂不一；办学经费来源也无保障，学校后继发展无力，办学规模及普及范围也受到局限。因此，由朝廷统一制定全国性的教育发展模式，为教育发展提供通盘性经费保证，已是势在必行。而这两者的根本落实，只有在政府体制之内才能完成，因此，各级各类学校官学化进程的出现，也成为客观必然的趋势。同时，宋初文教事业隆盛，主要是在科举刺激下出现的，由此产生一系列矛盾和弊病，进入北宋中期也完全暴露出来，并成为影响宋代教育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障碍。消除这类障碍、振兴官学，成为北宋历次兴学的主要课题。　　（一）范仲淹与庆历兴学北宋教育在仁宗朝前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左右了北宋中期教育演变的主要趋势，为庆历三年（1043　年）的大规模兴学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首先，朝廷改变了以往间接赞助民间办学的做法，以乾兴元年（1022　年）赐拨兖州学田和景祐元年（1034　年）诏许京兆府立学并赐学田为开端，直接管理和资助、兴办地方州学，将重要藩府的州学正式纳入官学的体制之中。其次，逐步形成了若干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地方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形式多样，是北宋州县之学多年演变、趋于成熟的典范。诸如范仲淹主教的应天府书院，胡瑗主持的苏湖州学，孙复、石介的泰山、徂徕之学，以及陈襄的福建古灵之学，都具有很高的教学水平，并讲求民间利病之急，推倡圣人之道和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为其后的庆历兴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拓开芜茺、化通士学风气之功。再次，朝野对科举之学的指责日益公开和普遍，并要求施行切实的改革措施。上述的变化，已显示出庆历兴学的到来，具有客观必然的历史依据，并标示出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兴学主题。　　由范仲淹主持推动的庆历兴学，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兴学运动，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庆历兴学持续的时间虽短，但范围之广，内涵之深以及影响之远大，远非景祐前后的兴学所能比拟。　　范仲淹作为倡导兴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庆历兴学之前，就对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弊病，做了思想和实践方面的认真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建设性主张。　　早在天圣五年（1027　年）主持南都府学教席时，范仲淹就上书执政大臣，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的治国之策。他认为：所谓"重名器"，就是要慎选举，敦教育。慎选举：一是要恢复制科，以便选用具有特异才干的人材；二是改革常科考试。范仲淹认为：诗赋取士不能考核真才实学。他要求：科举考试"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范文正公集·上执政书》）如此则人必强学，复当深究治本，渐隆古道。所谓"敦教育"，就是在州郡恢复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敦之以诗书礼乐，辩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同上）。他指出：序庠之兴，为三代盛王之道，不可忽略，当太平之时不能教育，乃于选用之际，患其才难，实为"不务耕而求获"。此后，他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进一步强调兴学养材的重要意义："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兴学校，立师资、聚群材"（《范文正公集》卷一八）。主张通过兴办学校，养育群材，移风易俗，来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范仲淹的养士、选士之道，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重寒俊，广开途。　　范仲淹出身贫寒，苦学成名，对官僚权贵子弟不学无术而坐享荫恩的现象十分不满。天圣三年（1025），他大胆上疏仁宗，批评朝廷延赏过多，恩荫太滥，主张恢复着重录取"黄衣草译"的制科考试。二是重实学、斥浮伪。范仲淹认为：国家劝学育材，必求为器用，辅为风教，明经籍之旨，练王霸之术，方为教育的"本至"。科举考试专以诗赋声律为去留，则是导致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糜、风俗巧伪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科举录额虽广而人才不足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认为，提倡实学、改革科举，不仅是振兴教育根本途径，也是改造社会的首要前提。　　范仲淹上述主张，为其后的庆历兴学提供了指导方针，并在舆论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庆历三年（1043　年），范仲淹在主持新政大局的同时，积极筹划兴学，当年九月奏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庆历新政的纲领，其中前四项都与科举教育改革有关，可见教育改革在新政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科举束于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饰矣。"（《宋史·选举志一》）这是一个教育改革的宣言书。其后，朝廷正式下诏兴学，揭开了庆历兴学的序幕。　　庆历兴学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诏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并立听讲日限，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300　日，方许应举。第二，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著名学者石介、孙复主持太学讲席，采用胡瑗苏湖教法为太学法度，以改进太学教学及规章体制。同时，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第三，改革科举考试方法。　　庆历新政维持不过一年几个月，便在旧官僚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下失败，兴学也告夭折。但庆历兴学的成就和影响，仍不容忽视。　　首先，庆历兴学诏为地方办学提供了合法的凭据，首开州县广兴学校的先例，普遍激发起州县地方兴学的热潮。据欧阳修《吉州学记》记载：庆历兴学诏下之日，"吏民感悦，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吉州之士赞助私钱150　万用以兴学，修筑学府，用人力共计二万一千工次，"而人不以为劳"；学堂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兴学为荣，蔚为风气。《吉州学记》又称：兴学诏下之后，"海隅徼塞四方百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此外，尹洙的《岳州州学记》、范仲淹的《建州学记》和《饶州新建学记》、王安石的《虔州学记》，也分别记载了各地兴学的盛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政失败后，州县兴学的成就仍部分保留下来，一些新政人士被贬到地方后，仍热心创办地方学校，使庆历兴学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扩大。　　其次，庆历兴学整顿和改进太学、国子学的教学制度，一批硕学名儒如石介、孙复等人先后主讲太学，结束了国子学、太学徒为游寓取解而无教学之实的状态，开创了北宋中央官学的空前盛况。据北宋学者田况回忆："庆历初，石、孙为直讲，期兴庠序，朝廷又立三百日听书日限，来者日众，未几，遂盈数千，虽祁寒暑雨有不却者。"（《儒林公议》卷上）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石介、孙复既为著名的经学家，又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并竭力倡赞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气，这与庆历兴学的宗旨完全契合。由他们主持中央官学的讲席，对于改变浮靡巧伪的士学风气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对全国各地学校起到了主导示范的作用。北宋文瑩在《湘山野录》卷中也称：石守道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之际。。道由上庠"。时人张方平虽对石介的为人行事颇多微辞，但也承认："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乐全集·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程颐的《回礼部取问状》则盛赞孙复在太学主讲，使"《春秋》之学为之一盛，数十年传为美事。"（《河南程氏文集》卷七）直到北宋末年，人们论及学校教育人材，士风丕变，仍盛称庆历之风。但石介为人刚果偏激，其贬抑西昆，改革士学文风虽然有功，但矫枉过正，太学文体又因此流于"险怪为宗"，直到嘉佑初，欧阳修知贡举始纠闢其弊。这一点也反映了庆历兴学在纠正士学文风方面失于偏激的缺陷。　　再次，庆历兴学期间的改革措施虽未保留下去，但其敢事更张的观念则冲破因循守旧的积习，感召和影响了一代士子，实际上开创了北宋社会和教育领域的一个变革的时代。就连一向被视为守旧的理学家二程，也肯定庆历兴学"为教之意非不正"，对庆历时的守旧人物丁度强调以词赋取士"祖宗以来得人不少"的言论，表示"切齿之恨"，谓之"愚瞽之甚"（《河南程氏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其后的熙宁兴学，正是继承了庆历兴学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发展。　　此外，范仲淹等人提倡经济实学，力图将学校教学、科举取士和经世治国三者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以学校为主体、科举考试为手段、社会需求为目的新的教育体制。其目标虽未能达到，但这是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所面临的第一次来自教育领域的认真挑战，对于改变学校附庸于科举的状况、强化学校的社会功能起到了历史性推动作用。　　不过，庆历兴学的失败，除了各种外部的诸多客观原因，兴学自身的措施并不十分完善合理，也是重要的因素。例如：朝廷虽然下诏州县立学，却并无相应的具体措施，也没有像景佑年间统一提供办学经费，故尔诏令虽在，是否落实则全凭地方官的态度而定，时人张朱在《冀州学记》中曾做如下评说："朝廷以学校道艺教天下之士，亦已久矣，而其兴废亦系其守长之能否"（《张右史文集》卷五十）。李觏在《袁州州学记》中也承认：守令的哲愚，是决定教化是否倡和的关键因素。在国家没有明确细致的法度制约下，兴学出现"敝徒文具，无命教之实"的情况，也是自然的事情。　　（二）王安石与熙宁、元丰兴学自范仲淹庆历兴学失败后，北宋的学校教育仍一切如故，兴学更定的条制也全部废止，但要求兴学和针砭时弊的努力始终没有终止。在仁宗皇佑，嘉佑年间（1049-1063），太学有孙复、胡瑗、李觏、梅尧臣这类才识高卓、学问渊博的学者先后担任直讲、说书之职，太学教学很活跃，尚能维持相当规模；地方州县学校也有许多保留下来，并不时有新的州县学校创办，恩荫之滥受到一定限制，布衣之士读书仕进的热情也未消减。　　不过，上述局部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在神宗继位后不久，朝野上下就围绕着学校和科举如何培养、选拔人材的问题，再次展开争论，并围绕着这一主题，开始了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细致的变法运动。　　主持和推进熙宁兴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王安石。　　王安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年英杰，恃才傲物，期于大志，自比稷、契。庆历二年（1042　年）进士高第，跻身仕途，此后任职州县官历时十八年。地方任官期间，注重考察、体验民情，吏政之余，着意于教育，并对教育改革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在庆历三年（1043　年）所撰的《李通叔哀辞》中，即论及为学的目的，当切入于道德，本于古，并指斥华浮荡肆之学。此后在鄞县（今浙江宁波）任职和寓居江宁时，又热心创置学校，渐开临川学门，为朝野学士大夫所瞩目。他在鄞县所撰的《慈溪县学记》和在江宁所撰的《虔州学记》，都高度评价兴学立教的意义，再次强调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讲明道德和性命原理，学知而不行，便是失去了学习的本旨，将圣人之道和实用实行，看作是学问的归宿。　　嘉佑三年（1058　年）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王安石在熙宁兴学之前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围绕着人材的教、养、取、任等中心课题，提出了根治北宋教育、科举、吏治弊病的改革方案。　　在《万言书》中，王安石认为：造成宋代社会种种弊端（如财力日困，风俗日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材不足，只有通过改革教育，培养出众多治事利国的人材，择人而取，因势利导，才能变更弊法，带动国家的整体变革。他认为：宋代学校存在下列弊病而不称养士之职：一是学校徒具设置而无称职的教师，学官选择不严，且无真才实学；二是教学内容空疏无用，但讲章句记诵之学，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违背了先王"治天下国家而立学之本意"，故虽白首穷力于庠序，也无益于国家之用，这种教育非但不能成人之才，而且毁坏人才。他借鉴管仲四民分处的方法，来改变这种"教之非道"的现状。主张让学生专心学习先王之道，潜研天下国家之用，而摈弃百家诸子异论和课试辞赋杂学。　　王安石上述震撼朝野的激烈议论，虽然不能被年老体衰、安于因循的宋仁宗所采用，但却为不久后的熙宁变法兴学做了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实际起到了熙宁兴学指导纲领的作用。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　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计，次年再次提出兴学复古、改革科举的建议，并得到了大多数朝臣的赞同。但围绕着如何变法的问题，也产生了诸多歧议。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上《议学校贡举状》，他虽然也承认宋代的科举和教育存在着浮涎不实等弊病，但他认为：国家是否能够得到有用的人才，在于知人责实，解决知人责实的关键，在于朝廷是否有责实之政，君相是否有知人之才。如果国家政体得以改进，具备上述机能，人才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而不必专系于学校贡举之途；相反，如果国家无责实之政，君相无知人之才，学校贡举也无从得人。因此，他认定选举养才，"何必由学！"　　其次，苏轼认为：在全国范围兴学立教，必然要大幅度地变更法度、扰动时政，"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显然，大规模地更措时政以兴学，会引出纷乱而患苦天下；相反，如果不大幅度变改法度，兴学也只能重蹈庆历兴学的复辙，无从收到实效。与其如此两难，不如因循旧制。　　王安石针对苏轼的奏状指出，当时的科举不但不能养成人材，只能败坏人材："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并认为：目前人材乏少，学术不一，异论纷然，是由于道德不能统一的缘故；要统一道德，就必须修学校；要修学校，就必须变贡举。经过辩论，熙宁四年二月，神宗下诏改革学校科举，揭开了熙宁兴学的序幕。熙宁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太学体制，扩建太学规模，实行三舍法。北宋太学在仁宗庆历年间始置内舍生200　人名额，熙宁兴学期间首先将内舍生名额扩至300　人，继而增至900　人。熙宁四年（1071　年）又正式实施三舍法。所谓三舍法，就是太学生员按等差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生员依学业程度，岁时考试艺能，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初无限员，后定额为700　人；外舍升内舍，内舍生定员200　人；内舍升上舍，上舍生定员100　人。生员各执一经随讲官受业，月考其业，优等者荐入中书，可免发解、省试，而行及第出身。上舍生可兼任学正、学录之职，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讲荐于中书，直接命官。　　随着三舍法的推行，太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熙宁四年将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充为太学讲书堂及诸生斋舍。元丰二年又扩充太学为80　斋，斋各5楹，每楹30　人。外舍生扩大员额为二千人，内舍生300　人，上舍生100　人。为了保障太学的正常教学及其经费开支，每年拨钱2500　缗作为教育经费，又从州县田租、屋课息钱之中提取部分钱款补充学费之不足。　　第二，改革人材选拔制度。熙宁兴学期间对人材选拔制度的改革，首先是在科举考试之外，又立舍选一途，其作用在于强化学校的职能，部分取代科举的作用。　　第三，颁布《三经新义》。为了进一步控制学生的思想、统一士论，熙宁六年（1073）设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由王安石提举，吕惠卿、王雱同修撰，并由王安石亲笔修撰《周礼新义》。熙宁八年（1075　年），《三经新义》修成，由朝廷正式颁行学宫，成为官方考试、讲经所依据的标准教材。从此，士子参加经学考试，必宗其说，进而有效地改变了经说纷异的局面。　　第四，创建和整顿国子监、地方学校及各种专科学校。在熙丰兴学之前，北宋国子监虽有监名而无教养国子之实。熙宁兴学期间，立国子生员额200人，并从太学分取解额40　人以下，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听读。从此，国子监稍具教养之实。同时加强专科教育，以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变法人材。熙宁五年（1072　年），恢复设置武学。此后，又屡次改进武举及武学考试管理制度，大体形成了军事人材培养、选用的完整系统。武学之外，又于熙宁六年（1073　年）设置律学，元丰四年（1081　年）又诏试进士，加律义。此外，还设置了医学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员，学生300　人，分为方脉科、针科、疡科，培养医学人材。　　地方官学的改进，主要采取了以下两项措施：一是设置诸路学官，以加强地方教育，改变州县有学而无教的状况。熙宁四年（1071　年）初，在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和方式的同时，诏令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允许布衣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并令两制，两省、馆阁、台谏臣僚荐举现任京朝官、选人有学行者，由中书堂除专职教授，也允许州县官兼任本州教授。同年三月，又诏令诸路置学官，并置小学教授。次年规定诸路各置教授一员，并规定：诸路教授须由中书堂除任职。熙宁七年（1074　年）又经国子监推荐，任命郓州左司理参军叶涛等23　人为诸路教授。值得指出的是：诸路学官的选任，要求被选人必须在思想和学行方面符合变法兴学的标准，学官任免也由中书直接控制，这样便通过任用赞同变法的学官，有效地控制了州县教育和士论。　　改进地方官学的第二个主要措施，是为地方学校拨充学田，从而在物质条件上为州县学校的维持提供了保障。熙宁四年，诏令诸州给学田十顷用以赡士。在诸州普设学田，解决了北宋多年来州县学校经费不济的问题，为州县学校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兴学，推动了北宋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此，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一个学科、内容、形式相对完整配套的学校网络。其在学校制度方面的创造性变革、在思想内容方面敢事更张的精神、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范，均被后人树为楷模，对保存和振兴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王安石重视人材和知识的价值，重视教育的社会地位，主张通过振兴教育来带动全社会的变革，也代表了中华文明礼义之邦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王安石兴学的措施并非十分完善，或制旧弊而生新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科举和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譬如：王安石改革太学的教学、行政管理体制，实施三舍法，并制定一系列条规以保障三舍法的顺利实施；但同时，又不免流于下列弊端：其一，太学法规过于细密，"烦苛愈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苛免"（《宋史·刘挚传》）。甚至博士、诸生禁止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如此规矩，胜于防贼，确非学校造士之道。其二，太学斋舍管理多有不善之处，斋舍随经分隶，又以《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无非备礼请问，竟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请，以杜贿赂"（同上），以此待养诸生，既不能增进学艺，更难养成经世致用之英才。其三，由于太学讲官专授一经，生徒也按专经分斋，随学官习经，故生员著述议论，尽得讲官余绪，例差考试，讲官虽未必循私，但考校所长，多就己见，讲官于去取之际不免编袒，而外方疏远之士偶不相合，遂致黜落，这既不利于兼收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利于学术交流。其四，颁定《三经新义》，将士论统一到变法的轨道之中，固然不错，但以一家私学垄断天下，而尽斥诸家之言，也实有害于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科举考试专用王氏经义，"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宋史·吕公著传》）。应举"少异辄不中程"，便遭黜落。相反，若士子策论称颂时政、谀词奉应，则往往得中高第。王氏之学，本为深造有得的一家学问，王安石也素来鄙视记诵干禄之学，而此时却也沦为士子窃以干进的尤物。尤其严重的是，为了控制太学、防止异论，竟至屡兴太学疑狱，迫害师生。据刘挚《论太学狱奏》称："根株证佐，无虑数百千人，无罪之人，例遭箠禁，号呼之声，外皆股栗。"（《忠肃集》卷四）另据《宋史·蔡确传》记载，元丰年间，蔡确治太学生虞蕃讼学官案，连引朝士，自翰林学士许将以下，逮捕械击，狱中寝处，饮食、旋溷，共为一室，设大盆于前，凡羹饭饼截举投其中，以杓混搅，"分饲之如犬豕"，类似的文化恐怖行为，有些并非王安石新政所欲为，但发生在新政期间，但不能导化士儒心向变法，反而促使大批士子转而敌视新政，这就难以再遂熙、丰兴学的初衷，并为以后的蔡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埋下祸根。　　元丰八年（1085　年），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尽斥新党人物。次年，司马光等旧党把持朝政，实行元佑更化，新法在数月之间，刬革略尽，兴学的各项措施，也多被废除，熙丰兴学遂告终结。　　（三）崇宁兴学与蔡京的文化专制由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是北宋第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其规模和范围超过了庆历、熙丰兴学，也是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兴学运动。　　崇宁兴学是对哲宗绍述新政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早在元佑八年（1093年），支持元佑复辟的宣仁太后去世之后，哲宗亲政的当年，就开始绌退元佑诸臣，重新起用熙、丰新政时的大臣章惇、吕惠卿掌管朝政。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围绕着殿试进士策卷，朝中大臣展开激烈斗争，考官第主元佑者居上，礼部侍郎杨畏复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丰者置前列。自是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教育领域也随之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动。同年四月废止司马光设置的十科举士法；五月，诏罢诗赋，进士专以经义取士；六月，取消引用王安石《字说》的禁令，诏令国子监雕印《字说》，供学子传习，学校弟子之文，靡然从之。此后又重印王雱《论语》、《孟子》新义，恢复元丰设置的律学博士，规定科场考试专治一经，并于元符二年（1099　年）诏令诸州州学依太学三舍法考选生徒，并许诸州州学岁贡上舍一人，内舍二人，试补太学，进而初步形成中央太学和地方州学相衔接的学校贡举模式。　　哲宗绍圣、元符年间的绍述之政，基本恢复了熙丰兴学时的主要措施，为崇宁兴学奠定了基础。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　年），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奏请兴学贡士，朝廷随之发布一系列诏令，揭开了崇宁兴学的序幕。　　崇宁兴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诏令州县设学。县学亦置小学。县学生可选考升入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太学别立号附试，分为三等，上等补上舍，中等补下等上舍，下等补内舍，余居外舍。诸州军将解额的三分之一拨充贡士。州学经费由州给常平或系省宅拨充，县学由县用地徙及非系省钱拨充。崇宁三年（1140年）又确定县学增养弟子员名额：大县50　人，中县40　人，小县20　人。同时规定州县学生享有下列优惠待遇：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生免户役，上舍生免役。至崇宁四年（1105　年）各路州县学校均已普遍设置就绪。此后，朝廷又先后于政和四年（1114　年）诏增诸路学校名额，诏令诸路小学仿太学立三舍法；于政和六年（1116　年）诏令增广天下学舍。　　第二，扩建太学。崇宁元年（1102　年）在京城南郊营建太学之外学，赐名辟雍，仿《周官》外圆内方之制，屋1872　楹；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外学专处外舍生。诸路贡士初至，也皆入外学，经考试合格补入上舍，内舍后，方可进处太学。上舍名额200　人，内舍600　人，外舍3000　人。　　第三，改革科举制度。崇宁三年（1104　年），诏罢科举，规定天下的士悉由学校升贡，停止州郡发解和礼部试，每岁考试上舍生如礼部试法。次年，赐上舍生35　人及第，以后每年并试上舍生，赐及第。崇宁五年（1106　年）又曾诏于大比之岁取士参用科举，一度实行科举与舍选并行之制。直至宣和三年（1121　年）始恢复科学旧制，惟太学仍保留崇宁定制。　　第四，恢复、扩建专科学校。崇宁三年（1104　年）设置书学、画学、算学、采用太学三舍法考选取士。此后、书、画、算、医、武学置废无常，但大体是置多而废短。　　从崇宁元年（1120　年）开始的兴学活动前后维持达20　年之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过崇宁兴学，北宋的中央和地方官学体系基本建立就绪，规模空前，学校经费也得到了保证，以往两次兴学企望的目标，在崇宁兴学中大体实现。不仅中央太学臻于鼎盛，达到生员3800　人的空前规模，地方州县学校也大幅度发展。以福州州学为例，元佑八年（1093　年）养士500　人，至崇宁三年（1104　年）增至1200　余人，十一年间扩大2　倍有余。建州州学至政和四年（1114　年）养士竟达1300　多人，其规模和养士人数几乎超过熙宁五年（1072　年）以前的中央太学，一州之学如此，诸路及全国学校规模更为可观。据大观二年（1108　年）提举京西南路学事路瑗称：京西南路八州三十余县，虽在诸路中最为褊小，学舍仍达3300　余区，教养生徒3300　余人，赡学田产岁收钱斛63000　余贯石。另据大观二年（1108　年）正月御制的《辟雍记》记载：当时天下"被教养之惠"的生徒共达11　万人有余，学舍九万一千余楹，费钱241　万余贯，谷55　万余石。"庠序之盛，多士济济，视古无愧。"（《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二八）到大观三年（1109　年）年终统计，当时全国24　路教养大小学生总数达167622　人，学舍95298　楹，学钱岁收3058872缗，学粮岁收640291　斛，各地学田总数达105990　顷（葛胜仲：《丹阳集·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雍札子》）。经费之大，学舍之广，实为旷古所未有。所以，南宋学者陈傅良称赞："崇观之际，天下之学盛矣。提学有官赡，学有赋，上之加惠诸生甚隆也。"（《止斋文集·重修瑞安县学记》）　　但是，在崇宁兴学的同时，蔡京等人把持朝政，循私舞弊，为非作歹，大兴党人狱，迫害异己，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并把学校教育和科举贡士看作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手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化教育领域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崇宁兴学虽然张开了堂皇的门面，却不能掩盖学术文化遭到扼杀的真相。　　以科举为例：自从蔡京及其死党把握取士大权之后，虽名为倡赞绍述之论，但实际上只允许士子迎合蔡京等人的意旨，稍有异论便遭贬绌，完全没有客观公正的标准。绍圣四年（1097　年）礼部试进士程文中，凡言及熙、丰政事者，便诬为诋毁先朝，一概斥逐，而迎合当朝权贵意旨，在进士程文中狂言诛杀一切元佑大臣、禁锢元佑子弟的一位狂生方天若，竟被无端擢为进士第二名，科举考试已成"设此网罟以为中伤罗织之术"。崇宁二年（1103年）竟荒唐地规定：凡在元符应诏上书言事不合蔡京意旨者列入邪等，反之为正等，礼部试进士中凡列入正等者升甲科，列入邪等者概遭贬黜。崇宁四年（1105　年）又将应诏编管进士放归乡里，严加制约，稍有谤讪，其保任同罪。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品不端的官吏竟倚靠诬告学生而投机取荣，升官发财。崇宁三年（1104　年）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李孝广便因揭露学生费×等三人答卷有祗讪元丰政事之言而官迁一级，费×等三人则遭编管广南，永不得入学之祸。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元书，也以诬告澧州醴陵县学生季邦彦试卷言涉谤讪，来邀功请赏，县学长谕也一并遭受牵连。在蔡京之流当政时，一些人品低劣、善于阿谀奉承的文人士子多通过为蔡京等人进献歌功颂德的赞词，而中高第或骤得显职。政和初，一位来自江汉的士子朝宗，向蔡京献词，吹捧蔡京是"圣朝房魏"，竭尽歌功颂德之华丽辞藻，一时"两学盛讴，播诸海内"（《铁围山丛谈》卷一），遂被蔡京特封为大晟府制撰使，专门从事遇祥瑞时作为歌曲的工作。蔡京同党太监梁师成，身为阉珰，竟也混籍进士，把持翰墨和科举取士大权，招引天下名士，顺者吸引，逆者排斥，号称"恩府先生"，富商豪族子弟及第，各献七八千缗，以示献恩。所以《宋史·选举志一》称："崇宁大观之后，达官贵胄既多得赐，以上书献颂而得第者又不胜纪矣。"　　蔡京大兴党人狱的同时，对学校教育实行严密的控制。崇宁二年（1103年），追毁程颐出身以来文字，尽逐其学徒；据太学讼斋法，惩处元符末上书进士，逐出太学三舍；诏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范祖禹、秦观等人文集著述，严禁生徒习读。同时，严禁天下聚徒教学者，言及元佑学术政事。此后又屡诏限制学校教育内容，并规定：凡上书邪等及入党人籍者，并不许试补学官。当时的学者崔鶠曾上疏指责蔡京："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若苏轼、黄庭坚之文，范镇、沈括之杂说，悉以严刑重赏，禁其收藏，其苛锢多士，亦已密矣。"（《宋史·崔鶠传》）采用这种毁灭文化、禁锢学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必然不可能起到真正兴学安邦的作用，因而也必然出现"绍述造士而人材衰"的恶果。但蔡京死党谏议大夫冯獬竟认为："士无异论"，便是"太学之盛"的标志，这也确实反映了崇宁兴学的宗旨，并不在于昌明学术，繁荣文化以利于安邦兴国，对其做过高的估价是不恰当的。　　此外，就崇宁兴学本身的一些措施来看，也有许多弊端有待改进。例如：太学辟雍外学过于庞杂而缺少适当的管理措施，因而难免出现混乱无实的情形；州县学校也因同样原因，普遍出现管理混乱，以至废法容奸，学生在学欧斗争讼，佐令不加训，州学不切举察。太学、州县学悉行三舍法，当官子弟多免试入学，积岁月累试，方得中格；而一般贫寒子弟自然无足够财力维持相当时间的学业，难免被挤出学校。实行学校贡士，可以提高学校的地位，但学校名额毕竟很少，这样就使大批校外的读书士子失去了仕进机会，降低了读书的积极性，大大不利于官学之外其他教育形式的普及和发展。所以，时人论及崇宁兴学之弊，谓其"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文献通考·选举考四》）而且，崇宁兴学经费数额巨大，钱粮取之地方州县，是人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聚集学粮，"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这些弊病无疑也是朝廷最终取消崇宁兴学各项措施的重要原因。　　（四）官学制度的定型两宋官学体制以北宋最为齐备。北宋官学体制则是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定型的。北宋学制在100　多年间，屡有变更、兴废无常；在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校设置、教师、学生及学习年限诸方面，前后损益不同，素无一贯定制。但大体而论，北宋官学体制的主要框架仍呈相对稳定的状态。　　北宋官学因袭唐制而有所损益，大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国子监直属的学校：有太学、辟雍、广文馆、武学、律学、小学等；其二，朝廷直属的宗室学校，有宗室内学、诸王宫大小学；其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直属的专业学校，有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其四，地方政府直属的府、州、县学，及州县小学；其五，附设于州县学内的道学。　　官学的行政体制包括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为礼部，其次为国子监。礼部职掌范围很广，但学校与贡举的政令是其主要职掌内容之一。全国贡举和学校试补三舍生的事宜，均由礼部总管。国子监具有教学、研究与管理的双重职能。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专收京朝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为生，但这类贵族子弟多以应荫铨选入仕，不过空挂学籍，游寓取解。作为全国主要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管理太学、武学、律学、小学的日常行政业务，包括经理钱谷财务、文书档案等工作。国子监内有判监事、直讲、丞、主簿等设官分职。元丰官制改革后，又改置祭酒、司业，直讲改称太学博士。　　宋代地方教育行政体制，是一种多层次、多职能、官僚化的管理类型。　　崇宁二年（1103　年）始置、罢于宣和三年（1121　年）的提举学事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据《宋史·职官志七》记载：提举学事司的职能主要是对州县学校进行视导，考察监督师生的教学情况。实际上是一种教育监督性部门，而不实际掌管州县学校的财政、人事任免及考试取士的权力。地方教育的实权主要掌握在地方行政长官手中，并且因人而异，也无定制。此外，州学教授也在讲学之外，兼管考课及学规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官学的经费。在宋代以前，学校教育均无固定的经费来源，因而学校教育也不可能得到稳定的、普及性的发展。北宋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确定了稳定的教育经费制度。其类型有以下几种：其一，助学钱：由朝廷或地方政府直接拨给学校，资助的形式有钱、粮两种，按人头分配。如：熙宁兴学时，为太学生提供食粮；北宋末年余杭府学生员每人一月从官府领米二升、钱24　文，居家修学者也可领米二升、钱20　文。其二，学田：北宋由朝廷赐拨州府学田始于仁宗乾兴元年（1022　年），景祐年间又先后向数十个州府赐拨学田，以充经费。至熙宁四年（1071　年）遍给诸州学田十顷，从此确立了宋代教育经费的基本形式。崇宁兴学期间，为了进一步充实教育经费，又从常平及系省田宅的收入中拨充教育经费，作为学田之外的补充性经费来源。除了朝廷统一规定的学田数额之外，各州府县学也可自筹经费，自筹的形式有个人集资义捐，官员自出俸钱、拨充州县闲置官田、占用寺观庙院宅产等等。例如：王曾在明道年间建青州州学，得朝廷赐学田30　顷外，又另建房舍、括置隙地，每年增收学钱31　万缗。元祐二年（1087　年）京兆府学为修建存放故唐《开成石经》的厅堂筹集经费，知府刘希道没收兴平僧产500　千缗充为费用。滕元发熙宁初和元佑初知郓州（今山东荷泽地区东北），两度崇兴州学，苦于州学学田硗薄不能养士，遂将一向被官僚大豪强占的美田，拨归学田25　顷，岁收赋钱较旧田增加三倍，以致学费充裕，并有盈余赈济灾民。崇宁兴学期间，赵茂曾知京兆府武功县，为了响应朝廷兴学养士的诏令，新建县学，报请州府批准，"拆木于淫祠，经费于仆台"，并由转运司调拨官钱54　万，资给用费。类似拨官钱、括闲地、收庙产以充学费的事例在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出现很多，数量也颇为可观，实际已成为宋代教育经费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宋代各类官学的设置及其教学的实施情况大体如下：其一，国子学与太学。宋代国子学（或称国子监）是专收七品以上官僚子弟的学校，虽有生员定额，而素无教学之实，实际履行管理教育的行政职责。国子学旧设判监事二人，分掌东西两京国子监职事，太学创置后，也为太学最高行政长官，元丰改官制后，重置祭酒。祭酒多为著名的学者，也兼太学和经筵教学之职。国子学教学之职主要为直讲，但直讲称职于监，而教学于太学。庆历四年（1044　年）后，石介、孙复、胡瑗等学者虽任国子监直讲，但教学活动完全在太学进行。元丰改官制后，直讲改称太学博士，教学职称也完全转入太学。按《宋史·职官志五》的记载，太学博士的职责是：主持分经教学，考校学生程文，并以德行道艺训导学生。博士之下分设学正、学录、学谕、直学等职，协助祭酒、博士管理太学的行政事务、课程辅导及监督执行学规。　　国子学与太学教师的待遇，按照宋代官品俸禄情况的比较，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最高的祭酒从四品，月俸45　千，职钱35　千。品位最低的太学正、录为正九品，在行职钱18　千，按当时的物价约可折合小麦36　石。五经博士月俸20　千，约可折合40　石小麦，日俸666　文。而一个普通的佣工，每日佣值仅为60　文。将学官的月俸与职钱加起来，收入总数仍颇可观。可见当时教师的经济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　　宋代太学自庆历四年创始以来，一直是中央官学实际的最高学府。太学专收八品以下及庶人的俊秀子弟入学。教学内容大体以儒经为主，兼习诗赋及策论。熙宁兴学之前，朝廷虽未明确规定太学的经学教材，但官定的《九经义疏》为较权威的经学读本；熙宁兴学至北宋末年，大多数时间都以王安石父子的《三经新义》及《字说》为主要经学课本。但大体而论，无论采用何种教材，太学的教学内容均随科举考试或太学舍试内容而定。取士重经义、策论，则士子趋心于经义、策论；取士重诗赋，则太学士子习诗赋。熙宁兴学期间一度设明法科、任子出官也试律令，并诏进士及第者兼试律合，则太学也随之兼学律令。　　其二，各类专科学校。宋代专科学校以北宋最为齐备。专科学校用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材，其分类大体如下：一是隶属于国子监的武学、律学。武学始置于庆历二年（1042　年），其后兴废无常，至崇宁兴学期间又在诸州设置，宣和二年（1120　年）诏罢，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　年）复置，主要培养军事人材，学习内容大体为历代兵书、弓马、武艺，并学习操练阵法，编纂军事书籍。律学始创于熙宁六年（1073　年），学习断案和有关律令的知识。　　二是附于政府专职部门的学校，有书、画、算、医诸学。医学始置较早，熙宁兴学期间隶于提举判局，后屡有兴废，隶属关系多变，宋徽宗时改隶太医局。学习内容大体依分科而定。方脉科习《素问》、《难经》、《脉经》等大经及《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等小经；针灸、疡科除去《脉经》，增习三部针灸经。算学始创于崇宁二年（1103　年），大体归太史局管辖，在职官及庶人均可选入习业。学习内容主要是《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及张丘建、夏侯阳算法，并习历算三式和天文方面的知识。书学、画学均与算学同年创置，分隶翰林院书艺局及画图局，培养相关专业的人材。　　此外，宋徽宗在位时，滥崇道教方术，于政和四年（1114　年）诏诸路选送宫观道士赴京居道隶院讲习科修习道经，并诏诸路郡州县学内别置斋舍收授道徒，兴起道学。重和元年（1118　年），又立道学升考名目，道学选入，增立士名，并置道学博士，至宣和二年（1120　年）废罢。　　其三，王宫宗室学校。宋代王宫宗室学校主要有诸王宫大小学，合称宗学。宋代宗室教育开始较早。早在太宗至道元年（995　年）就曾为皇侄置师傅，名为教授。真宗咸平年间，诏由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教授宗室子弟。元丰六年（1183　年）筹建宗学后，屡有废置，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重建。诸王宫大小学为宗学的主要形式，宗学博士也即旧王宫大小学教授。宗学主要招收皇室子孙和诸王子孙，入学年龄在8～14　岁之间。宗子在学初无定额，绍兴十四年后重建宗学时，始定生员名额：大学生50　人，小学生40　人。宗子属于皇亲国戚，在考课、入仕、推恩诸方面均享有一般国子、士子无缘涉及的特权。熙宁十年（1077　年），立《宗子试法》，规定宗子可直接参加国子监考试，试卷由礼部单独审阅，解额限于50　人，但十取其五，高出一般士子几十倍或上百倍。宗子升上舍便可不经试直接命官，年及四十累举不中者，也可疏名录用。其后宗学条例虽屡经改动，但宗子的入解名额仍远远高出一般士子。不过，宗子的待遇，也随亲疏血缘关系而不同，按照《宗子试法》，凡五服之外已受命的宗子，须附锁厅试，解额虽高，仍有一定难度。　　其四，州县地方官学。宋代州县官学兴起于仁宗景佑年间，其后经历次兴学，形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学校网络，其规模之广、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汉唐诸朝。州县学校的教学内容大体与太学相同，内容的取舍及侧重概随科举或太学舍试的内容而定。州县学校的生员初无定制，崇宁兴学时始定养士名额。此后因地制宜，学生的来源、就学年限，并无常制。州县学校的学官，宋初有讲书、说书、教授、讲授诸称，至庆历四年（1044　年）统称为教授。教授之职：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主持课试，监督执行学规，同时兼领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主持管理孔庙及图书、礼器和学校财务。除教授之外，州学依次还设有讲书、学正、学录、堂长、学谕、典客、学计、直学、经谕和教谕等教学及教学辅助人员和杂务职事。宋初地方学官多请名儒担任，聘自民间，并由地方官辟差。仁宗庆历兴学时，规定由在任官员兼任，地方官员无适当的人选，方取民间"宿学有道业者"充任。熙宁四年（1071　年）开始在部分地区实行"中书堂除教授制，仍允许少数民间有经术行谊者权教授、或称差补教授。熙宁六年（1073　年）将中书堂除教授制扩大到全国范围。此后，对州学教授的资格要求更加严苛，元丰六年（1083　年）放罢所有补差教授。此后虽有变通，但最终在哲宗亲政后确定了"中外学官非制科、进士、上舍生入官者并罢"的条制。（《宋史·职官志五》）此外，选拔学官还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学官考试以神宗熙宁、元丰间最为严密，有关法度也屡经调整。由于教师要求严格，至元丰元年（1078　年），北宋州府学官也不过53人，但由于保证了教师的质量，教师人数虽少，一些名藩大府的州学仍能保持较高的教学质量。　　宋代学校的考试制度，以太学升舍试法实行最为普遍，影响也最大。由于宋代一度废除解试、省试，取士悉由学校升贡，所以，学校内部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部分取代科举考试的意义，太学升舍试尤为如此。　　太学在庆历年间设立之初，即设有公试和私试。熙宁兴学时实行升舍制，于元丰二年（1079　年）颁布《学令》规定舍试条制如下：其一，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其二，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謄录如贡举法；其三，上舍试，学官不得参预考校；其四，公试，外舍生入第一、二等，升内舍；其五，舍试，内舍生入优、平二等，升上舍。凡升舍皆参考平时行艺。所谓"行艺"，行指率教不戾规矩，艺指治经程文，由斋长、学谕每登记注册。凡内舍、行艺与所试之业俱优，为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优一平，以俟殿试；俱平与一优一否为下等，直接参加省试。上等上舍可免殿试而直接授官，中等可免省试，下等可免解试。绍圣初，重申元丰《学令》，并规定太学上等注官者，岁不过2　人；中等者，岁不过5　人；下等者，岁不过20人。　　崇宁兴学时，又立八行科，凡备八行者，可随时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经考察不诎，便可申省释褐，优命之官。八行科实施后，三舍皆不试而补，往往设为形迹，术与名格相应，不学无术之徒，冒滥充数，弄虚作假之弊极为严重，故实行不久，便遭废止。　　宋代其他类型的学校考试制度，大体参照太学，唯内容不同。如律学用断案考试学生，习律令考试合格，乃得给食。元丰六年（1083　年）规定：命官在学，始公试律义、断案俱优，准吏部试法授官。同时，允许太学生兼习律义，参加公、私试，入等授职。这种考试方式，将学生的实际业务能力与学习成绩结合起来，综合评定等级，并把学习成绩与膳食待遇结合起来，有利于激发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宋代地方学校考试，初无定制。元符二年（1099　年）开始全部仿照太学之舍法，考试升补也悉如太学。至宣和三年（1121　年），又全部废止州县学三舍法，考试制度也大体恢复旧制。　　宋代学制的另一项重要的构成部分是学规。学规是在历次兴学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备的。宋代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均设有形式、内容各异的学规条制。学规不仅规定学生的行为及课堂、居宿守则，而且规定学校教学内容、教学任务、考试、奖罚方法，实际起到了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以及指导办学的法规等多重作用。宋代中央官学的学规多由朝廷统一制定，一些具体的条规也由学官制定。州县学规则由地方长官会同学官共同制定。以北宋至和元年（1054　年）的《京兆府小学规》为例，就是由多名府学教授、提举府学官及知军府事文彦博联名署刻的。其内容包括：生徒入学，先见教授，交出家长履历及保证书，然后注册；诸生中选若干学长，代师授业并检查学生过失；教授每日授课的内容、考试方式及作业；课分学生三等，按学业程度制定学习进度；对学生违纪现象的罚惩条例；生徒假日的规定，等等。　　由此学规可以窥见：宋代州县学校的学规已经非常完备，学校内部已经形成了稳定而大体合理的教学规程和管理制度。其中，学生按学业程度分课，学生代师传授艺业等内容，与近代班级授课制和导生制十分相似，说明宋代学校教育教学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四、南宋教育的变化南宋教育的设置大体因循北宋旧制，而略有损益，其中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理学在与王氏新学的争逐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太学体制内部出现大幅度的调整，三是为皇室贵族专设的宗学有所加强，四是地方教育的持续发展。　　（一）学校领域里的理学化进程理学自北宋仁宗朝后期兴起后，迭经熙、丰新政和崇、观伪学之禁而遭朝廷排抑。元佑更化时期，一度期于功用，程颐并被尊为帝王之师，但不久绍述之论复起，理学失去官方讲席。至北宋末的靖康元年（1126　年），程门弟子杨时出任国子祭酒，力诋王氏新学为邪说，矫枉太过，遂遭"习用王学"的太学诸生群起而诋詈，程氏学派再次失去官学讲席。　　南宋建炎以降，理学南渡；东南学者推崇杨时为程氏正宗，力诋王氏经学，排斥靖康和议，倡赞元佑学术，理学再次崛起。绍兴元年（1131　年），宋高宗诏赠程颐直龙图阁，其制词称程颐之学，潜心大业，高明自得，上接孔孟道德；要求世之学者，"从而求之，从而听之"。这样，正式为二程学说平反，确认了二程学说在教育领域的合法地位，科举程文，也稍用颐说。再加宰相赵鼎的极力倡赞，一时程氏之学风靡天下。学者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就被认为是贤大夫，反之则否。　　绍兴六年（1136　年），谏官陈公辅上疏请禁程氏之学，诏令："士大夫之学，一以孔、孟为师"，而不必专主程氏一家之学。随后，秦桧入相，指斥颐学为专门，侍御史汪勃请戒仪司，凡专门曲说，必加黜落；御史中丞曹筠也请科举考试凡用程氏之说者，并加淘汰。从此，程氏学说被完全排挤出官学和科举之外，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秦桧死后，朝廷诏令科举取士，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稍解、程氏之学又逐步占据了官学和科举的主导地位。　　此后三十余年间，程学与王学之争从未中断，朝野士大夫对道学之真伪、是非、公论不一，但正如大理司直邵裒然所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说明绍兴以后的孝宗年间，在官学与科场的王、程之争中，程氏之学占据上风，道学家已控制了取士大权。庆元二年（1196　年）杭州推官柴中行声称：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以取科第，也说明程氏学说已取代了王氏新学，成为官学的正宗。但这种正宗地位并不巩固，即使在理学较为得势的时期，朝中又先后有宰相周必大、留正、赵汝愚等扶持，朝野对道学的非难之辞仍然很多，而道学家自称独承孔孟道统、接续圣学之传，也引起一部分士大夫的反感，就连孝宗皇帝，也对朱熹之类的所谓"正心、诚意之论"感到厌烦。孝宗淳熙五年（1178　年），侍御史谢廓然请求科举考试勿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秘书郎赵彦中则指斥科举之文"祖性理之说"，"别为洛学"，是"称怪惊愚，"并且是导致"士风日弊，人才日偷"的根本原因。五年后，在宰相王淮的怂勇下，部分朝臣再次发难，指责道学欺世盗名，狂妄自大，窃圣学之名以济伪，上疏朝廷请禁道学。以后，程氏之学虽被士儒习读，而"道学"之名已为罪愆之辞。至庆元二年（1196年）韩侂胄当政，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上疏称："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当年科举取士，凡涉及义理之文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也成为"世之大禁"。朝廷并明令申严道学之禁。解试、省试所取家状，必书"不是伪学"字样，朱熹及其信徒也被逐出朝廷和官学讲席，或被编入党籍。官学之中，理学几近绝迹。　　宁宗开禧末年，随着韩侂胄失势遭戮，史弥远当政，理学再度崛起。宁宗嘉定元年（1208　年），理学名家李道传、真德秀出任太学博士，重掌中央官学讲席。朝廷也于当年诏赐朱熹谥号，以褒崇名节，明示好尚。嘉定四年（1211　年）李道传上奏，称程朱之学使孔孟之道复明于世，凡学者修已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余蕴，因此疏请朝廷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正式颁布太学，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所用。并请废王安石从祀，在孔庙为邵雍、周敦颐、二程、张载定祀，"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次年，正式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立为学官。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再次上疏为周、张、二程请谥，并声称濂、洛、关、闽诸子"嗣往圣，开来哲，发大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嘉定十三年（1220　年），朝廷正式追谥周、张、二程为元、明、纯、正。理宗宝庆三年（1227　年）又诏赠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　年）理宗视察太学，制《道统十三赞》，御书朱熹《白鹿洞学规》，赐国子监，宣示诸生，并颂诏高度评价周、张、二程"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评价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因令学官列之于从祀，不久又正式废黜王安石从祀，封周、张、二程为伯。从此，基本完成了宋代官学理学化的进程，结束了教育领域中程、王之学的长期争端。　　（二）中央官学的变化与调整南宋中央官学的基本设置，并没有超越北宋官学体制的框架，其中所进行的调整也未导致南宋中央官学总体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两宋中央官学的体制仍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形式的对应，而不是一种全面地继承和守成的实质性关系。不过，在南宋150　多年的历史中，中央官学范围内仍然先后发生过一些具有政策导向意义、足以显示南宋教育特征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官学的设置、考试制度和内容、教育指导方针的厘定等各个方面，有些内容对南宋教育的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　　南宋中央官学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太学内部。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兵事稍息，即于绍兴十三年（1143　年）在临安府钱塘县西岳飞旧宅设置国子监太学。太学设置仍仿北宋三舍法，生员名额700　人，以后又屡增养士名额，至绍兴十六年（1146　年），外舍生已达1000　人，内舍生100　人，上舍生30　人，总数1130　人，其规模虽远不及元丰、崇观期间，但已超过熙宁四年兴学之初及兴学之前的北宋太学规模。　　南宋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太学教育，为勉励和褒奖太学师生所采取的措施，也略异于北宋诸朝。这些措施大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更加重视视学释奠礼仪。北宋历朝皇帝皆有幸学举动，以示尊师重道，倡明教化。但作为帝王幸学仪式中最为古老隆重的典礼--视学，迟至哲宗朝才举行过一次，徽宗朝一次，总共只有两次。南宋除年祚短促的光宗和几位末代短命的小皇帝之外，历朝皇帝都举行过隆重的视学典礼，以显示帝王对国子监太学的高度重视和国泰民安、文运隆盛的大治局面。视学期间，天子亲率文武百官会同太学师生，至国学大成殿释奠先圣先师，诏赞儒学，盛称兴学养士之德，并照例举行由国子祭酒或司业执经讲学的象征性仪式。讲经的内容，宋哲宗视学时讲的是《尚书·无逸》；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高宗视学，讲《易·泰》；而在南宋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视学，讲的则是《大学》、《中庸》。这一方面说明了程朱理学逐步占据南宋官学主导地位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太学所举行的隆重的视学讲经仪式，对全国教育具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南宋诸朝皇帝幸学释奠，照例都施恩典于太学师生，因而受到太学师生的欢迎。同时，天子视学，礼仪隆重，不仅对太学意义重大，对于全国教育也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周密《武林旧事》卷八曾详细记录了南宋咸淳三年（1267　年）宋度宗视学的完整过程：先期三日，仪鸾司及内侍省官，至国子监相视，八厢亦至学中搜检。次日，诸斋生员，尽行搬出学外安泊，各斋门并用黄封，学官予拟御课题（咸淳丁卯，出《辟雍扬缉熙赋》），用黄罗装背大册，面佥云："太学某斋生臣姓某供"。以大黄罗袱护之，置于各斋之前，以备驾至点索。崇化堂后，即圣驾歇泊之所，皆设御屏黄罗帏，设供御物等。凡敕入宫门号，止于国子监外门；敕入殿门号，止于国子监内门；敕入禁卫号，止于崇化堂天井，谓之"隔门"。除司业、祭酒外，其余学官、前廓、长谕，并带黄号，于隔门外席地坐，赐酒食三品，以俟迎驾。驾至纯礼坊，随驾乐部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起引子，导驾至大成殿棂星门。礼部太常寺官、国子监三学官，及三学前廓、长谕，率诸生迎驾起居。上乘辇入门，至大成殿门降辇，有旨免鸣鞭，以昭至敬。閤门太常礼直官前导入御幄。太常卿跪奏称："太常卿臣某言：'请皇帝行酌献之礼'"。上出御幄升殿，诣文宣王位前，三上香，跪受爵，三祭酒奠爵，两拜，在位皆两拜，降阶，归幄。太常卿奏礼毕，陪位官并退。上乘辇鸣鞭入崇化堂，降辇，入幄更衣（上所至皆设御幄）。礼官、国子监官、三学官、三学生并于堂下分东西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于堂下东壁面西立。宰臣、执政已下北向立，閤门奏班齐，上服帽，红上盖，玉束带，丝鞋，出崇化堂坐。宰臣已下，宣名奏圣躬万福。御药传旨，宣升堂，各两拜、赞赐坐，分东西阶升堂，席后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奏万福（官该宣名者即宣名），两拜。次引国子监三学官并三学生奏万福，两拜，分引升两廊席后立。内宫进书案听宣，以经授执经官，进于案上讲筵内，承受对展经册入。内官进牙界方，舍人赞赐坐，宰相已下及两廊学官、生员应诺讫，各就坐听讲。讲书官进读经义，执经官执牙篦执读，入内官收撤经书，再以讲义授讲官，讲书官指讲讫，入内官撤书，堂上两廊宫并起分行，宰臣已下降阶，讲书官当御前躬身致词，北向立，两拜。御药降阶宣答云："有制，谒款将圣，肃尊视学之仪，讲绎中庸，爰命敷经之彦，茂名彝训，允当朕心。"再两拜。御药传旨宣坐，赐茶讫，舍人赞，躬身不拜，各就坐，分引升堂，席后立，两拜，各就坐。翰林司供御茶讫，宰臣已下并两廊官赞吃茶讫，宰臣已下降阶，北向立。御药传旨不拜，引两廊官北向，各再拜讫，出。皇帝起易服，幞头上盖，玉带丝鞋，乘辇鸣鞭出学，百官诸生迎驾如前。随驾乐部参军色迎驾念致诏，杂剧色念口号曲子，起《寿同天》引子，导驾还宫。在学前廊，并该恩出官诸出，各有免解恩例，余并推恩有差。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天子视学虽为太学盛典，并有助于彰明朝廷重视教育的意图，但同时也是一种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的侈糜举动。特别是在咸淳年间，内有权臣贾似道的专横擅权，外有蒙古强虏寇边，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日暮途穷之中，而度宗却热衷于虚文缛礼，于国于民，并无实惠。　　第二，由皇帝亲笔撰抄儒家经典，赐刻太学，并以此规定全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宋高宗绍兴十三年至绍兴十六年（1143　年～1146　年）亲笔御书六经及《论语》《孟子》，赐太学，颂诸州学，并刻石立于太学首善阁及三礼堂廊庑。淳熙四年（1177　年），宋孝宗正式赐名《光尧石经》。《光尧石经》的颂刻，目的是为了结束教育领域中程、王之争所引发的对经学内容理解的诸多纷异，确定经学教育直师孔孟的宗旨，并为之提供范本。由帝王御抄石经，不仅北宋未见先例，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无疑也构成了南宋教育的一大特色。　　第三，对太学诸生的覃恩增加。中国历朝恩例，未有如宋代之滥；而太学推恩之广，尤以南宋为最。北宋太学推恩法度，肇于元丰二年（1079　年）《学令》，大体不过是上舍上等岁有2　人免殿试注官，二等每岁5　人免省试，三等每岁20　人免解试。这类推恩其实是一种科举之外另辟的舍选途径，考试的难度并不亚于科举。至宋孝宗时，始创太学遇覃恩免解的法度，允许在朝清要官的牒期亲子弟作待补国子生，别号考校为牒试；太学生遇有期服亲任清要官，可更为国子生。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　年）幸太学，谒先圣，推恩三学：前廊与免省试，内舍、上舍及已免省试者升甲，起居学生泛免一次。咸淳七年（1271　年），以寿和圣福皇太后两上尊号，再次推恩三学，在斋生员并免解一次。南宋太学恩例的扩大，是朝廷重视教育，安抚人心的重要措施。但南宋太学恩惠流于过滥，嘉定十四年（1221　年），淮东制置司献上一个北宋玉玺，朝廷也下令太学、武学"通籍免解"。理宗朝竟是既无庆典也滥行泛免，淳佑六年（1246　年）因太学生员指责权相史嵩之的为人行事，宋理宗令史嵩之致仕，也让太学生员免解一次。这种滥行罢免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太学教学与考试制度失去实际价值，并且严重败坏了士学风气，"致使太学诡冒成风，遂成奸弊之薮；祈恩趋利，尤开侥幸之门"（《雪坡集·癸丑廷对策》）。太学风气既坏，教学质量自然严重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太学诸生覃恩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主要是为了刺激士儒读书进取的积极性。在权臣贾似道主政期间，为了笼络士心，擅行奸政，优学舍以邀誉，恩威并举，结果只是淆乱朝政，祸国殃民。对此，时人作诗讽刺："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齐东野语》卷一七）。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谈及此事时称：似道误国之罪，不可悉数，"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敝衣，冬烘昏愦，以致糜烂渐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远而讳言之罪也"。显然，对于太学诸生的恩惠滥赏，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而不是真心实意办教育。　　南宋太学体制的另一个变化，表现在太学生员及其考试制度方面。宋孝宗淳熙年间，为了扩大太学生员的来源，并为诸路州军解试落选士子提供再次入学深造的机会，规定从诸路州军解试落选的士子中按百分之六的比例，取入太学参加补试，称为待补生。宁宗嘉定四年（1211　年）将待补名额降为百分之三，理宗又复为百分之六。实行待补生制度，扩大了士子读书仕进的机会，但充奸冒伪之弊尤重，请托贿求之风复盛，两学补试，学官多因亲故私交而徇私舞弊，故时人多有嘲谑之辞。　　南宋太学的考试内容，由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确定了两科取士制度，北宋科举考试中经义与诗赋的长期争论告一段落，太学及州郡学校士子或习经义，或学诗赋，始有定向。　　宗学教育的强化，是南宋中央官学的另一显著特点。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　年）正式在临安创建宗学，确定了宗学大小学生员的名额和宗学教师的编制及宗学生应举考试的办法。宋代宗学教育从此形成定制。孝宗、宁宗、理宗、度宗诸朝又先后对宗学教育的内容和考试方法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宗学教育条制更趋于细密。宗学教育的加强，有助于改变宋代宗室子弟不学无术、专恃恩荫入仕而使官场更为冗滥的现象。　　（三）地方学校的进一步加强南宋地方学校既有北宋历次兴学的基础，又有相对稳定的偏安局面，再加以朝廷的重视和科举入仕机会的扩大，出现了持续发展和趋于稳定的势头。　　南宋地方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北宋有较大的改善，朝廷也重视地方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朝廷诏令户部拨寺院绝产充为赡学费用。部分州县官员也积极扩建学舍，增补学用。据南宋学者叶适说："今州县有学，宫室禀饩，无所不备，置宫立师，其过于汉、唐远甚！"（《水心别集·学校》）但州县办学条件虽好，却无明确的办学条制加以约束和监督，因而出现了"无所考察，徒以聚食，士之俊秀者不愿于学"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南宋科举名额按人口比例较北宋录取人数更多，而且历榜进士人数大体稳定，并有太学得补一途再供选择，士子入仕之途较宽，州县学校自然兴旺。但南宋科举弊病较北宋更为严重，许多弊端的发生及其后果，大大不利于一般寒士和边远地区的应举士子，因而导致边远地区州县教育的衰落。诸如科举策问，多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题，朝廷又禁止民间私藏国史、实录等书，唯公卿子弟因父兄之便得以窃窥，寒士无由悉知，自然多被黜落。类似的事例很多。但尽管如此，南宋地方官学仍较北宋熙、丰、崇、观兴学期间之外的诸朝设置普遍，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格局。　　南宋地方学校体制的加强，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州学学官、生员人数增加。北宋州学教授大体为只设一员，少数生员较多的州学设置两员，崇宁元年（1102　年）州学普行三舍法，方规定学生300　人以上，置教官二员（《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一五）。大观元年（1107　年）规定学生太多的州学（如吉州、建州州学，人数均达千人左右）可添差教授二员，共三员，但学校最盛时，全国300　余州，州学教授总数也为500　人，不及每州州学平均2　人（《文献通考·学校考七》）。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　年）恢复各地州学后，即诏令诸州军学均设教官。景定三年（1262年）九月，诏诸路州郡增差教官，设经、赋各一员，每所州学设二教授，这个平均数超过北宋州学最盛时的教授人数。　　南宋考试州学学官，绍兴十五年规定在六经中临时取二经，各出两题，要求被试者必须对六经做全面的准备，方能应付。而北宋考试州学学官，只试一经，后虽一度增试五经，但不久又诏试三经。两者相比，南宋州学学官考试经义，要比北宋难度更大。　　南宋州学养士人数也有较大的扩充。以理宗朝的庆元府学为例，旧额生徒只有180　人，经过重建修整后，人数剧增到三千余人，出现了"比屋诗礼，冠带云如"的盛况。州学的规模超过了北宋崇、观兴学的最高纪录。　　第二，县学的设置更为普遍、完善。北宋自庆历四年（1043　年）始允许学者200　人以上的县更置县学后，直到崇宁元年（1102　年）方令天下诸县皆置学。但北宋县学设置尚有空缺，一是县学无专职教官主管学务，二是州治所在的倚郭县不另设学校。南宋自绍兴十八年（1148　年）恢复各地县学后，又于理宗景定三年（1262　年）诏令设置各县学主学，专职主管县学学务，从此改变了北宋徽宗朝以来由进士出身的县官兼管学务的状况。县学教育形成了相对完整、自立的体系，并获得了持续稳步发展的客观条件。　　此外，南宋州县学校还创置"学宾"制，以改进教育方法。绍兴中，朱熹主管同安县学，邀请本县一些学行皆优的士子入学，待以宾客之礼，以使生徒"睹其言行，得为矜式"；进而始创学宾制，目的是为学生树立榜样和表率。南宋后期，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推广，并专设州学学宾一职（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褒赠伊川》）。朱熹所创的学宾制，实际是秉承了二程的意旨。早在北宋熙宁初，程颢权监察御史里行时便向神宗上书，请求朝廷设置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以招贤养才，观化天下。程颐在元佑年间参预修订太学条例时，则明确提出在太学设置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不独为学者所矜式而奉为楷模，且为"长贰之为教"（《河南程氏文集》卷七《回礼部敢问状》）。在《论礼部看详状》中，他进一步强调太学设尊贤堂、待宾斋的意图："谓道德之士，一见其人，足以矜式，一闻其言，足以兴起，得其一至，犹足为益，况淹久乎？"但程颐的主张被礼部驳回，并未实施。作为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亲身实践二程的办学思想，从一县一地的学校做起，最终被朝廷认可而推广于全国，这反映了理学教育思想在南宋教育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第三，教育经费较为充足，来源多途。宋代地方办学，从北宋乾兴元年（1022　年）朝廷赐拨兖州学田为开端，逐步形成了以学田为主要赡学经费来源的地方教育财政模式。北宋地方官学经费，以崇宁、大观年间最为充裕。其后经历了战乱，地方学校田产大多荒弃，或被他人侵占，因此在南宋初期地方教育经费十分困难，学校与寺庙、官府及个人争夺田产的讼斗也时有发生。为了确保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南宋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学校的措施，使得地方学校逐步恢复了学田的占有权，学校的办学经费有了保障。　　下面是一些南宋重要州府县学校田产情况的有关记录：无锡州学：始创于宋嘉佑三年，有赡士田41　顷有余，岁入1200　余石，"养士有饍，设官有禄"（《无锡志》卷三下《学校》）。　　严州州学：景佑中，知州范仲淹始建堂宁斋庑。庆历中，知州向俟奏诏增广。嘉佑中，知州赵抃营置田租及以婺州岁入羡米养士。绍兴七年，知州胡寅尽撤旧屋，自殿堂廊庑斋舍焕然一新。学田旧岁收四百斛，不足以养士。淳熙十二年（1185　年），知州陈公亮增添三百千，"复拨没官产以赡之，由是无匮乏之患"（《淳熙严州图经》卷一）。乾道年间，校舍因年久失修，已是"补苴支吾，仅免颓压"，其部分田产被官绅强占而"以薄租专其利"，张宣公于乾道五年任知州时，则"命夺以还学，专以地利给修造费"（《景定严州续志》卷三《学校》）。　　湖州州学：湖州在唐宋两朝最称人文之盛，初唐已置孔庙并附设南学。　　北宋宝元年间，滕宗谅兴学，延胡瑗主学，四方之士云集受业，苏湖教法影响广大。州学赡学田产，宝元初建学，朝廷赐拨5　顷，但其田产濒湖多潦，岁入无几，养士不给。嘉佑七年知州鲍轲将秀州松杨泾民讼田产719　亩判拨州学，岁得租米302　石。但此后岁久屋多摧毁，田亦多淹没，仅余2　顷。绍兴中又多被黠胥侵占。乾道、庆元年间，王十朋、李景和又先后主持重建工程，但仍未恢复旧观。　　庆元府学：庆元府古称会稽，属县有扬州、鄞县、奉化、慈溪、象山、定海、昌国等，是两宋时期教育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始置州学，北宋天禧二年（1018　年）重建。南宋建炎年间遭兵火毁劫。绍兴七年（1137　年）恢复重建，规模渐大，图书礼器收藏丰富。府属诸县学田产：（1）鄞县县学：田2980　亩23　步，湖田7400　余亩、地83　亩38　步，河塗213　亩3　角1　步，水池1　亩40　步，山11712　亩54.5　步。（2）奉化县学：田413　亩1　角57　步，地6　亩1　角，山189　亩2　角32　步。（3）慈溪县学：田607　亩1　角7　步半，地2　角13　步，山83　亩3　角14　步。（4）定海县学：田、池、地、山共312　亩3　角32　步。　　府学岁收仅砂岸钱一项就达30779　贯400　文，白米747　石，湖田糙米1602石、谷2215　石，河塗钱220　贯991　文，租地钱120　贯563　文，四明山租钱280　贯，石弄山砂岸租钱8200　贯，秀山砂岸租钱200　贯，东安乡屋钱日收39文。　　仙溪县学：仙溪先有庙学，庆历八年及元佑九年先后重修，宣和末废圯，养士学宫破陋不治。南宋绍兴九年（1139　年）、乾道七年（1171　年）由知县捐资重修，学舍殿堂初具规模。学校田产南宋绍兴九年由肇庆守陈可大以建学余资买置游学田12　段35　亩14　步，岁入租谷40　石，租钱46　贯328　文。另在乾道七年，知县赵公绸拨屏山隙地及白湖坂之荒田、汙地，垦閤以充学廪，共300　余亩，岁入租谷21　石7　合，租钱79　贯328　文。此外又有建兴院，建福院田产租钱余资岁供学校养士。宝佑三年（1255　年）又将郑家绝户田园及及下建福院田产8　贯613　文拨入学廪，由于经费充裕，生员名额由淳佑元年（1241　年）的88　人，增至景定三年（1262　年）的一百余人。　　福州州学：福州下辖闽县、侯官、怀安、连江、长溪、长乐、福清、闽清、永福等12　县，诸县皆设县学、庙学。州学田产淳熙间有赡学田76　顷78亩余，另园地山林屋基池塘等125　顷45　亩多。这同北宋景佑四年（1037　年）朝廷赐拨的5　顷学田相比，数量已超过了数十倍。这些田产的来源不一，或为官给公田，或因寺僧犯法籍没其田拨以养士，或将常平、绝户田产拨归学舍，由于学校经费充裕，至乾道年间养士名额达300　人之多。　　从上述路府州县学情况不难看出，南宋地方教育经费虽因各地情形不一而有升有落，但总体上呈增长的势头。地方学校的田产普遍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各地虽然常有寺庙、官绅非法侵蚀学校田产的情况，但一旦学校与寺庙、官绅争夺田产，往往能得到政府官员的庇护，大量的官田、寺庙田产、常平、绝户田产转入学校名下，使得南宋地方学校拥有较多的财富，并且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实体，这对保障和推动南宋地方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南宋地区教育事业的兴盛，除了朝廷的倡赞之外，地方行政长官的态度也起到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从上述南宋州县学校田产的增置情况不难看出，州县学校教育经费的每一次重要的举措，都是由所在州县的行政长官发起，这种举措既是官府的行政措施，又是官员个人的政绩。许多官员甚至掏出自己的私钱捐赞教育，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五、蒙养教育的一般概况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是指连接于小学与学前幼童之间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相当于普通小学教育的初级阶段，但比一般小学教育的含义更为广泛。也包括一般幼童在入学之前和学校之外，通过各种形式所受到的启蒙教育，是特指在乡校、家庭和社会教育中那部分经过一定的组织过程，利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所进行的文化、道德启蒙教育。　　（一）蒙养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宋代蒙养学校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诸多名目，还有利用农闲季节专为贫民子弟设置的冬学。这类蒙学大多不如官学正规，教学质量也较低。南宋陆游的《秋日效居》诗中曾记载了当时冬学的教学情况："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陆游自注：农家十月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从这个平时闭门大睡，又任凭孩子嬉闹仍郑重其事讲说村书的"愚儒"来看，蒙学质量虽低，但师生关系倒是比较随便。农家派遣子弟于冬闲季节入学习读村书，目的也不过是学习一点粗浅的文化知识，要求不高，设置是季节性的，条件简陋，教师待遇也自然很低。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追述自己童年的启蒙老师叫乐君的人，家境贫寒，草庐三间，以两间处诸生，一间让妻子居住，靠讲学为生。平时往往因束修不继而忍饥耐寒，以致其妻屡因米竭而不胜愤怒，闯入学舍，取案上简击其首，乐君仆于舍下，被群儿环笑掖起。类似的日子，凡五十年，"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不倦"。像叶梦得的老师乐君这样常常饿着肚子，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教学，又与儿童和睦相处，亲密无间的事例，也可见宋代蒙学教育的一般情形。　　宋代的蒙养教育一般水平较低，教一些粗浅的读写知识，蒙师以此糊口谋生。但乡野山林之间，也往往有博学之士主持蒙学，能培养出一些有作为的人才。文瑩《湘山野录》卷上记李建勋罢相后出镇豫章，与一个居田间茅舍教授村童的老叟讨论典故，老叟旁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学力，致使李相敬重有加。《玉照新志》卷一记苏东坡元佑三年（1088　年）自翰苑出牧钱塘，道经毘陵之济社，时孙仲益父教村童于野市茅檐之下，仲益年方七八岁，但却能与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应对诗文，令东坡赞叹不已。像这类的村塾蒙舍，遍布于城镇巷闾和山野村落，是宋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蒙养教育的一般目的和任务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行道德启蒙教育。宋代学者认为："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转引自［清］张伯行《小学集解·嘉言》）朱熹在《小学》中也指出：小学与大学的目的一致，是要"防其幼"，收放心，养德性，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是学习"做人底样子"。　　第二，保养性真。这是以孟子性善论为依据的。北宋著名学者杨亿在所著《家训》一书中就曾明确指出："童稚之学，不止记诵"，而是要"养其良知良能"（转引自［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五）。所谓良知良能，就是相信儿童生来具有一种先天向善的本能，蒙养教育的目的就是保养这种本能，使其不被后天物欲所侵而失去本色。以后南宋理学家有关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大多也发自这一主题。　　第三，注重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播，打好文字基础，为将来进一步深造创造必要条件。因此，宋代蒙学课程大多是识字、写字、背书之类的内容，涉及范围虽广，但都十分粗浅。　　第三，注重养成正确的学习方法、态度和学习习惯。例如朱熹的《童蒙须知》谈到幼童读书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并称"三到之法，心到最急"。既讲了读书的方法，又讲了读书的态度。其他方面，如写字，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看书，要将书册整齐摆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字字读得响亮；日用笔砚器物，皆当整齐严肃，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所。　　此外，宋代学者也大多重视结合儿童的性趣和爱好，进行启蒙教育，因势利导，形式活泼。例如张载和朱熹谈到蒙养教育，都强调犹如春风化雨的造物功用，顺其自然，积极诱导。张载认为：教之不受，告之无益。程颐强调教子未发意趣，必不乐学。而朱熹则明确提出：小学书多说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　　蒙养教育方法的改进，也标志着宋代蒙养教育已达到较为成熟的水平；而宋代理学家对蒙养教育的一系列论述，也为后代的蒙养教育提供了思想依据。　　（二）蒙学教材的大发展宋代学者十分重视蒙学教材的建设，蒙学教材的种类和内容均比唐代有大幅度的增长。宋代是我国古代蒙学教材较为发达的时期，无论是编纂的形式内容及文体诸方面，都在充分参鉴前人长处的基础上，发挥出本朝文化的优势，形成独自的特色。这种文化优势一方面得益于宋代社会重视文治、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各个学科均有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程朱理学的滋生与发展。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宋代蒙学教材注重博学和道德启蒙的两大特色，也为后世的蒙学教材约定了基本的方向。　　就内容的分类来讲，宋代的蒙学教材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其一，历史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王逢原的《十七史蒙术》，刘班的《两汉蒙术》，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这类蒙学教材都采用了后唐李翰《蒙术》四言韵语的体例，以便于诵读记忆。　　其二，博物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和王应麟的《小学绀珠》。　　其三，伦理道德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小学》、《训蒙诗》，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刘清之的《戒子通录》等。其四，起居礼仪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朱熹的《童蒙须知》、《训学斋规》，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　　其五，家庭范围内训诫类的综合性启蒙教材。主要有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袁采的《世范》，叶梦得的《石林家训》等。　　在上述诸书中影响较大的有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司马光的《家范》及《袁氏世范》。但这类蒙学教材，或者板着脸长于训戒，或者过于冗长不便记诵，或义理深奥不便领会，因而不如《千字文》、《兔园册》之类的蒙学书籍流传广泛，也不宜被广大村塾乡学的儿童所接受。有些书籍虽以蒙学为本旨，实际并不是切实可行的蒙学教材，如《家训》、《家戒》之类的书籍，虽标为"家塾训蒙之书"或"为训课幼学而设"，但既不成韵，也不成系统，且文义冗长，很难被儿童接受，实际只是在局部范围内介绍或规定蒙学教育方法、宗旨或内容等有关问题的书籍，是为家长或蒙师编定的蒙养教育参考书。　　宋代蒙养教材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相传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和轶名作者所撰的《百家姓》。　　《三字经》是一部进行博物性知识教育的蒙学书籍，采用三言韵语的方式，内容涉及古代历史、典故、名言、人物等方面的知识，上述历朝兴废，下至宋代史实，后由明清人补续了辽金以下的部分。该书编次顺序或按知识门类，或按时序；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不相杂厕，较南朝梁人周兴嗣的《千字文》以及汉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有关名人的知识容量，过之数倍，且行文句式更为简洁明了，易读易记。　　《百家姓》是一部典型的启蒙识字教材。它集古今姓氏为四言韵语，因"尊国姓"，而以"赵"字为首。内容虽无义理可言，但字韵舒畅，便于诵读，且篇幅简短，切于实用，因而深受民间乡塾和家庭的欢迎，成为宋代以后流传最广、几乎家谕户晓的蒙养教材类似《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蒙学读本，虽然字里行间也夹杂着封建纲常伦理的道德说教，但由于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容易被儿童理解，对于没有机会或资格上学的贫家子弟，也可以通过邻居或长辈的帮助，从小诵习这些读本，从中获得一些粗浅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伦理常识，既满足了统治阶级"化民成俗"的需要，又可帮助农民子弟摆脱完全文盲的状况，认几个字，知一点礼，客观上有助于提高其文化素养和生产、生活能力。特别是在家族观念十分浓厚的封建社会，抓住姓氏这个要害进行启蒙识字教育，也可以说是准确适度地把握并迎合了一般民众的心理。　　《三字经》、《百家姓》的编纂为后代历朝的蒙学读本提供了范本，但元明清诸朝蒙学读本的编写虽多因循《三字经》、《百家姓》的格式、或加以改编重印，但其影响和流传范围都远不及前者广泛。由此可以证明：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宋代蒙学课本，已达到了中国古代蒙养教材编纂的最高水平。　　综观宋代蒙学教材的编纂情况，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蒙学教材虽然粗浅通俗，但在宋代却多由著名的学者宗师执笔，诸如司马光、朱熹、赵鼎、真德秀、吕祖谦，均为一代宗师，或位尊为宰相，并不因其粗浅而不屑自为。这一点，反映了中国古代良好的蒙学教育传统。二是宋代蒙学教材大多是南宋的作品，这一点，也反映了南宋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普及的状况。　　六、书院的兴盛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的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在宋元明清诸朝，书院逐步发展成为官学之外最主要的综合性教育研究组织形式。书院教育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填补了许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形式，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书院教育传统所包蕴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教育的宝贵历史财产。　　（一）书院的产生及其兴盛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官办书院大体为朝廷藏书、校书的机构，并非士子肄业之所，如唐代的丽正书院与集贤殿书院。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已兼有个人读书治学和授徒讲学的职能。有的学者统计《全唐诗》诗题中所见的书院有11　处①，载于方志的唐代书院有17　所②。其中，皇寮、松州、义门、梧桐四书院，史料中已有关于教学活动的明确记载。但唐代私人书院的这类讲学活动规模较小，尚不普遍，且未形成定制。　　唐末五代社会动乱，文教衰落，士儒无由显身，寓居草野，潜心讲学之事，书院应运而起，进入了书院职能全面转入讲学读书的初级阶段。　　北宋初期，乱世渐平，社会安定，朝廷虽多褒奖文事，却又无力广设州具学校，故"士子病无所学，往往相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书院由此进入兴盛阶段。正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所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此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