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梁录》卷二十）。　　悬线傀儡，起于陈平六奇计解围故事，宋有金线卢大夫，陈中喜等弄得如真人活动一样，加上提线的尤佳。　　杖头傀儡，最好的是刘小仆射，技艺独特，大概这种戏多演非现实的内容，如"巨灵神，姬大仙等"（《梦梁录》）。　　水傀儡，有"姚遇仙、赛宝哥、王吉、金时好等"，弄得"百怜百悼，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梦梁录》卷二十）。　　影戏，"原汴京初以素纸雕镞，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装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闵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梦梁录》卷二十）。　　相扑，又叫角觝，"又谓之争交"。一般朝廷宴会时常有相扑这个节目。在朝廷御前表演的都是从"殿步诸军选膂力者充应名额，即虎贲中郎将耳"（《梦梁录·角觝》卷二十）。"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散艺人），聚集一等伴侣"，"以赚点钱。先以女颭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护国寺南高峰露台的争交水平最高，须是技术高强，力大无穷，天下无敌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旗帐、银盆、彩段、锦袄、官令、马匹而已"，于景定年间，曾有温州人韩福得胜，得头赏，曾补军佐之职。"杭城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赛关索、赤毛朱超、周忙憧、郑伯大銕、梢工韩通往、杨长脚等，及女占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女众，俱瓦市诸郡争胜以为雄伟尔"（《梦梁录》卷二十）。　　相扑不包括打拳，打拳属另一类。　　小说，讲经，讲史。宋代说话（说书）这种伎艺得到很大发展。说话艺人之间分工很细。各有师承，"说话者谓之舌辨，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梦梁录》卷二十）。　　小说又名银字儿，"如胭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捍棒、发迹变泰之事"（《梦梁录》卷二十）。著名艺人有谭谈子、翁三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余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讲经者谓演说佛书。　　说参讲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　　讲史，讲的是资治通鉴。汉唐历代史书，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　敷演（编著）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梦梁录》卷二十）。这说明宋代说书人通古博今，有广博的知识和流利的口才。　　说话人能讲一朝一代的故事，随时捏和，令其与现实相似，所以令人觉得"可畏"。　　商谜，据《梦梁录》载："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商谜又分道谜，让来客念并想谜底；又打谜走智；正猜；下套，这是商谜者以物类相似者令人猜，又叫"对智"，还有"贴套"、"包头调爽"，这是故作难猜、以让猜智谜者，走入歧途。杭州商谜者有归和尚、马定斋"记问博浍、名传久矣。"　　踢弄，包括多种杂技，如上竿、打筋斗、踢拳、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鬼神，舞判官、斫刀、蠻牌，过刀门、过圈子等。每年大赦时，立金鸡竿，由杂技人上竿抢金鸡。理宗时，有路岐人名十将宋喜、常旺两家有踢弄人如谢恩、张旺、宋宝歌、沈家强等多人，每遇朝廷举行大朝会，常被点唤供筵"。"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也是"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钟，弄花钱、花鼓花槌，踢笔墨、壁上睡，虚空挂香炉、弄花毬、拶筑毬、弄斗打硬、教虫蚁、弄熊、藏人、烧火藏剑、吃针、射弩、亲背攒壶瓶等，绵包儿撮米酒、撮放生等艺。淳祐以后，艺术高者有包喜、陆寿、施半仙、金宝、金时好"等（《梦梁录》卷二十），"此艺施呈，委是奇特，藏去之术，则手法疾而已"。　　百禽。《增补武林旧志》卷八引"西湖志"谓，"陶宗仪在杭州见弄百禽者"蓄龟七个，大小不等，"置龟几上"，"击鼓以使之"，乌龟按大小一层层叠上去，至第七小龟"竖身，直伸其尾向上，状如小塔，谓之乌龟叠塔"。另有蓄虾蟆九个，最大者踞坐一小墩上，余八小者，左右对列，大者作一声，小者也作一声，并一一到大者前点头作声，谓虾蟆说法。　　掉刀蛮牌等武术表演，也有与舞结合的表演，"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队，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东京梦华录·诸军呈百戏》卷七），又如"七圣刀"也是舞刀一类，"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有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刺心之势"又如"有一击小铜锣，引百余人或巾裹、或双髻，各着杂色半臂，围肚，有带，以黄白粉涂其面，谓之'抹跄'，各执木掉刀一口，成行列，击锣者指呼，各拜舞，起居毕，喝喊，变阵子"（《东京梦华录》卷七）。　　然后两两出阵格斗，"作奋刀击刺之态百端"。还有"一人弃刀在地，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谓之'板落'"这是武术表演一类。北宋时将掉刀蛮牌冠以杂剧之名，说明北宋时杂剧还没有形成严格的概念。　　杂扮。"杂扮或名杂旺，又名纽元子，又名技和，乃杂剧之散段。在京师时，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人，以资笑"（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杂扮就是杂剧的一种。　　（二）民间游艺宋代民间游艺活动丰富多采，不仅供人们消遣娱乐，也可以健身益智。　　游艺活动有体育方面的，有文娱方面的活动，也有猜谜等智力活动。现分述如下：蹴鞠　就是踢球，《宋朝事实类苑》（宋江少虞著）五十二卷谓"蹴鞠以及为之，中实以物，蹴踏为戏乐也"。"今有步打，徒打，不徒则马打，大有规制体格，用意奇巧，取其精炼者为上，今圣（宋徽宗）精敏此艺，置供御打毬供奉。"宋朝盛行蹴鞠，宋徽宗尤好之甚，专门有踢球人陪皇上踢球。筑球　以棒击球，《东京梦华录》卷六有"苏十，孟宣筑球"的记录。《东京梦华录·百官上寿》卷九，详细记述筑球情景，球门高三丈许，留门一丈许，左军球头苏述，右军球头孟宣，每队十余人，由小筑（普通球员）"团打"，"待其端正，即供球与球头，打大毬过球门"，"即便复过者胜"，再次打进球门者为胜亦称之为马球，马球是骑马打球的运动。宋程大昌《演繁录》卷九载："军中打球之戏，则以杖拂球，使之驰走，而用快马逐之。"射弩　射箭本是习武，但在宴会中常以射弩为娱乐。"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及典郡回，其母冯氏夫人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宋朝事实类苑·陈康肃》卷五十二）。　　竞渡　比赛划船。《宋史·礼》卷一百一十三载："淳化三年（公元993　年）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鸥于波间，令人泅渡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民间有端午竞渡之俗。宋代诗词中描写竞渡的如苏轼《过屈原塔》，黄裳《减字木兰花·竞渡》等。《东京梦华录》卷七记竞渡情形："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采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　　秋千　秋千是传统游戏，为历代妇女所钟爱。宋词中描写女性生活的词常言及秋千，如欧阳修《蝶恋花》"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李清照词也有描写秋千之句。围棋　围棋是我国古老的棋类，宋代人亦喜好，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二作者称："今皇帝（宋徽宗）善奕，可称绝格也，何耶？凡诸道进棋者，皆国格，及赐侍御也，尽校二道三道焉"。"御制局角图势数卷，班行。"宋文人更以下围棋为习。苏东坡有《观棋》诗。谓"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纹枰坐对，谁究此味？"《增补武林旧事》有"陆象山少年时尝坐临安，市肆观棋"的记述。　　钓鱼　钓鱼在宋代不仅平民喜爱，宫廷上下也以钓鱼为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一七○记"馆阁校尉彭乘尝与（曹利用）钓鱼，故事，（已往的做法）上未得鱼，侍臣虽先得，不敢举竿"，要等皇上钓到鱼，侍从们用网子把鱼接住，大臣钓到鱼才能举竿。《宋史》卷一百一十三记，宋太宗雍熙三年（986　年）诏大臣，翰林学士，四品五品以上的官员"宴于后苑，赏花、钓鱼"。　　象棋　是我国传统的棋类，自古有之，宋代人也以象棋对奕。南宋《后村先生大全集》就有刘克庄《象奕一首呈叶谮仲》的诗。　　弹棋　据《宋朝事实类苑》五十二卷记："汉成帝好为蹴鞠，群臣以此劳体，非至尊所宜"。后刘向仿蹴鞠"乃作弹棋以献"。"艺经云弹棋二人对局，白黑各六枚，列棋相当，更先弹也，""用　红绿牙作棋"，"局以石作焉"。"手指棋局，取势相击"。"太平兴国（宋太宗）中，宣问能者进局并棋子，上习未久，而极其妙焉"（《宋朝事实类苑》五十二卷）。　　风筝　春日放风筝为我国习俗，古人称为纸鸢，宋已谓之风筝，南宋词人刘辰翁《须溪词》"水龙吟"云："是处风筝，满城昼锦，儿郎俊伟。"临安市上有卖风筝处。　　毽子　宋代作"鞬子"，为临安市上所常卖之物，《增补武林旧事》卷八曾记述市场上卖鞬。　　踏歌　踏歌是几人手挽手，足踏地，一同唱歌。它不只是娱乐方式，还渗入到节日庆典活动中。《东京梦华录》卷九"百官上寿"篇载："第八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踏歌。"　　斗百草　又叫斗草，为我国古代妇女儿童的一种游戏，春夏草长的时候，各取草若干种，以吉利草名相赌斗。宋代斗草风气很盛，宋词中反映斗草的词较多。最著名的如晏殊《破阵子》："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斗蟋蟀　《西湖老人繁胜录》记宋代人弄蟋蟀斗蟋蟀成风，每日早晨，多在官巷南北作斗场，常有三五十伙人斗。乡民争相捉蟋蟀入城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上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能卖上二两银子。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停止。　　双陆　双方各有十五子，其棋子叫马，掷骰子行马，十五马都出完者为胜。辛弃疾词有《念奴娇·双陆·和陈仁和韵》，周密《浣溪沙》词有"象局懒拈双陆子，宝弦愁按十三筝"之句。"双陆"又名"打马"。　　投壶　饮酒之时的一种娱乐活动，设一壶，人手拿矢投入即为胜、临安市有卖"壶筹"者，陆游词《乌夜啼》有"投壶声断弹棋罢"句。　　覆射　一种游戏，将物置于器物中，由射者作一小诗赋此物，若猜对即胜。《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二载，丁文杲司天监承，无他学，惟善覆射。太宗时以为娱，一日置一物器中，令射之，杲乃作诗曰：。。。。华华，山中采花。虽无官职，一日两衙。启开，乃数只蜜蜂也。又令寿王家取一物，令射之，杲曰：有头有足，不石不玉，欲要缩头，不能入腹。启开，乃压书石龟也。即日赐徘，并赏钱五万。　　樗蒲　古代的一种博戏，博时每人执六马，用五木掷采，类似于掷骰子、打马、过关。宋词人蒋捷《风入松·戏人去妻》有"画栏红子樗蒲处"之句。叶子戏　叶子即纸牌，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有"叶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后有。。唐世士人宴集，盛行叶子格。。唯昔杨大年（杨億）好之。"北宋初尚有，欧阳修并谓"余少时亦有此二格，后失其本"。　　拆白道字　一种文字游戏，是把汉字拆开变成一句话，做为一种游戏，可以令人猜。宋陆游《风流子》词"记绿窗睡起，句翻离合，格变玲珑"。这里"离合"就是指这种拆字游戏。词中写妇女的生活，她们翻变"离合"，拆白道字，十分巧妙。"宣和"年末有人拆字谓"宣"字是"一旦宋亡"，已近似于测字。　　（三）观潮之俗每年八月，浙江钱江潮水上涨，十分壮观，浙江杭州人有弄潮之俗。观潮，弄潮成为当地最热闹的活动，南宋定都临安（杭州）以后，皇上及朝廷官吏，甚至太上皇也亲自观潮，使观潮这一活动形成盛事。　　浙江钱江之潮"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梦梁录》卷四载"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则少稀矣。"　　《增补武林旧事》记述江潮之景谓："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江潮来时有如一座巍峨的白玉城池，又像一个高大雄伟的雪山，好象从天而来一样。"大声如雷霆震撼"，似乎要吞没天地和太阳，"势极雄豪"。苏东坡诗云："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杭州来观潮的人拥挤不堪，八月中旬"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梦梁录）卷四）。观潮，一是观潮水之壮观，二是观杭人弄潮，三是观水军的训练。　　弄潮体现了杭人向大自然挑战的精神，十分令人神往，据《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载弄潮时"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迎着潮头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梦梁录》卷四记述更详，"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千为群，执旗泅水上"，"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弄潮者以出没潮头，在惊涛骇浪之中，手中所持之旗或伞不湿为胜。潘阆《酒泉子》词有"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弄潮之际"豪民贵宦争赏银彩，江干（岸）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于常时"（《增补武林旧事》卷三）。八月十八日，也是每年帅府训练检阅水军的时候，"帅府节制水军，教阅水阵，统制部押，"于潮未来时，下水打阵"。"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展旗百端"，"又于水中动鼓吹"。"前面导引，后招将官于水面，舟楫分布左右，旗帜满船""并有乘骑、弄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突然"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覩，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舟为火所焚，随波而逝"（《增补武林旧事》卷三）。　　最热闹莫过于皇上来观潮时，《增补武林旧事》记"禁中观潮于天开图画高台，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遥瞻黄繖、雉扇于九霄之上。"淳熙十年（1183年）八月十八驾诣德寿宫迎上皇观潮。参加检阅的有澉浦金山水军五千，临安水军及防江水军。西兴、龙山两岸舰船千只，弄旗，列阵，舞刀，放烟火，最后只见军仪整肃，水军向皇上，敬礼奏喏，声如雷震。民间弄水能手百余人，"手持彩旗，踏浪争雄，直至海门迎潮。"又有踏滚木的，表演水傀儡的，表演水中百戏的，"各呈伎艺"。其日并有文官作诗词。"两宫赏赐无限，至月上始还。"　　那天帅司备牲礼，草履，沙木板，于潮来的时候，祭于江中，官民多把经文投于江内，向江神祝告。此事见《梦梁录》卷四。　　九、辽代习俗辽（公元907-1125　年）是契丹人所建立的中国北方王朝。契丹源于东胡鲜卑宇文部的一支，北魏时居于潢水以南、和龙以北，从事游牧。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日渐强大，于公元907　年即可汗位，于公元916　年称皇帝。辽朝的国号先后用汉文命名为契丹、大辽、大契丹，最后复号大辽，而在契丹语和女真语中一直称为契丹。1125　年，辽朝为金兵所灭。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兼有古老的渔猎和新兴的农业，并且，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加大。捕鱼和狩猎是契丹传统的生产部门，契丹人盛行凿冰钓鱼和骑射围猎的方法。契丹一直采取游牧方式，每年从四月到八月让畜群自逐水草，九月把畜群赶回冬牧场饲养。耶律阿保机在建辽前后，把大批汉人安置在头下州城从事农业，当契丹占据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后，农业已发展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到圣宗时期（起始于公元982　年），辽朝的经济已完成向半农半牧的转化。　　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境内的两大民族因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独特习俗。同时，两个民族的习俗又有许多融合的现象出现。　　（一）渔猎习俗契丹本是游牧民族，《辽史》卷五十九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畜牧，打猎是契丹民族传统生产项目。渔业在契丹民族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辽史》卷三十二有"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的记载。　　辽朝建国后，统治阶级依然十分重视狩猎和渔业。"每岁正月上旬"辽帝"出行射猎，凡六十日。然后并挞鲁河凿冰钓鱼，冰泮，即纵鹰鹘以捕鹅雁"（《契丹国志》卷二十三）。契丹人最喜冬季严塞季节"凿冰钓鱼"，这时鱼潜水底，他们"卓帐冰上，凿冰取鱼"（《辽史》卷三十二）。宋人程大昌《演繁录》引《燕北杂录》记载过辽人钓鱼的情景。每年正月河水上冻，河上结了厚厚的冰，辽朝皇帝开始钓鱼。辽道宗和他的母后，都在冰上搭起帐篷。派人到帐篷上下十里的河道上用毛网把鱼截住，使鱼不至于逃跑。然后把鱼驱赶到冰帐附近，最后集中在冰帐的冰下。帐中床前凿开四个冰洞，这种洞的名字叫"冰眼"，中间的洞要凿通透水，其他三洞环绕着这个洞，不凿透。鱼快到中间洞的时候，负责观察的侍从，赶快告诉皇帝，辽道宗就在透水的冰洞中抛下鱼钩，没有不钓到鱼的。道宗把钓鱼绳拉起来，把鱼从洞中拉上来，就是所谓"头鱼"，钓到头鱼以后，皇帝与侍从们都从冰帐中走出来，到其他帐篷里饮酒作乐。　　"头鱼酒宴"是辽规模很大的宴会，不仅有宴饮，还有歌舞，还要宴请各地方的首领，各方首领还要为辽帝歌舞作乐。史载"天庆二年（1112　年），天祚如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按以往的规定）皆来会，适遇头鱼酒宴，别具宴劳。酒半酣，天祚临轩，使诸酋次第歌舞为乐"（《契丹国志》卷十）。　　辽代皇家钓鱼的地方有混同江（鸭子河）、达鲁河（长春河）、纳水等地。《辽史》卷十五记载："二年（1022　年）春正月，如纳水钩鱼。""三年（1023　年）春正月丙寅朔，如纳水钩鱼。""四年（1024　年）春正月庚寅朔，如鸭子河。""五年（1025　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1027　年，1028年亦均在混同江。　　辽代皇家去诸水钓鱼均在春正月。　　狩猎打围为契丹风俗，捕鹅也是契丹旧风。《契丹国志》卷二十三云："纵鹰鹘以捕鹅雁。"《辽史》有"春捺钵曰鸭子河泺。""捺钵"是辽帝春、夏、秋、冬四时游猎，避暑消寒，暂时游幸的场所。它体现了契丹民族生活生产的特色。"鸭子河泺"，"泺"指水泺，即大池或湖。皇帝正月在鸭子河之大湖旁捺钵，约六十日鹅雁才来，鹅来之前进行捕鱼，鹅来后捕鹅。"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今松花江边）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鎚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於泺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於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鹅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弋猎纲钩，春尽乃还"（《辽史）卷三十二）。辽朝对捕鹅极为重视，臣下以捕鹅得重赏，也以捕鹅失期获重罪。《辽史》载，道宗时鹰坊使耶律杨六因捕鹅得获升迁为工部尚书。宰相张仁杰因获头鹅，加升为侍中。穆宗时，虞人沙剌迭因侦鹅失期，受到炮烙铁梳的酷刑。　　南宋姜夔（姜白石）有《契丹歌》云："。。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海东健鹘健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一鹅先得舍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金赵秉文有《春水行》诗云："光春宫外春水生，驾鹅飞下寒犹轻，绿衣探使一鞭信，春风写入鸣鞘声。龙旗晓日迎天仗，小队长围圆月样，忽闻叠鼓一声飞，轻纹触破桃花浪。内家（皇帝）最爱海东青，锦■掣臂翻青幂，晴空一击雪花落，连延十里风毛腥。初得头鹅夸得隽，一骑星驰荐陵寝（祭祖）。欢声沸入万年觞，琼毛散上千官鬓。"　　猎天鹅用的鹰叫海东青，海东青为辽从女真所取来，女真不产，而是取之于五国（国名）。《契丹国志》卷十载："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邻大海，出名鹰。自海东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能擒鹅鹜，爪白者，尤以为异，辽人酷爱之，岁岁求之女真。"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每年要到五国境内取鹰，常常要与五国战斗以后才得取得，女真不堪辽国的索求，以后竟成为女真反辽的原因之一。海东青极为名贵，是辽属国进贡的贡品之一。辽朝禁止民间畜养海东青。《辽史》载，张孝杰因功大，皇帝赐名张仁杰，并允许他放养海东青。可以知道畜养海东青是一种特权，只有皇族、贵族才能畜养。　　秋季是狩猎的季节，《辽史》卷三十二载："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猎。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舐鹻鹿，又名呼鹿。"据傅乐焕先生考证，上文"永州"应为"庆州"，庆州在今赤峰市林西县附近。辽代诸帝都喜射猎。据《辽史》载，穆宗每年到庆州幸秋山，七八月分射虎障鹰，军国大事都委托给大臣。穆宗以后历朝辽帝都到庆州黑山，赤山拽剌山进行秋猎。从七月到八月甚至九月，日日射猎，在各山射鹿，不视朝政。秋猎主要是射鹿，射鹿时先用盐引诱群鹿饮盐水，又仿鹿的叫声把鹿集中起来，然后射杀。天祚帝时，女真首领阿骨打有弟绖吴乞马、粘罕、胡舍等"天祚岁入秋山，数人必从行，善作鹿鸣，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辄加官爵"（《契丹国志》卷二十三）。据《辽史》记载，辽帝狩猎地有祖州、庆州、宜州等地。"太祖秋猎于"祖州，穆宗猎于庆州，东丹王每秋畋于宜州。张舜民《北使记》中曾说："二月三月放鹘子海东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正月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打虎、猎兔也是辽人喜好的活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一记辽国主"好以铜及石为鎚以击兔"。猎兔不仅为狩猎活动之一，也反映在辽的传统节日中，"三月三日，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契丹国志》卷二十七），又载九月九日，皇帝率群臣部族射虎。总之，打猎是辽代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打猎是他们物质生活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他们"习武""练兵"的骑射活动和娱乐活动，打猎与政治活动也是紧密结合的。　　畋猎与政治活动结合，表现在"捺钵"中。"捺钵"是契丹主的四时游猎"行宫"，即《辽史·营卫志》卷三十二所说，"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捺钵"分春、夏、秋、冬四时的"捺钵"。《辽史》卷三十二载："夏捺钵"，"与北、南僚议国事，暇日游猎"。又云"每岁四时，周而复始，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凡是"拜官"，"权差"等重大问题都要"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春捺钵在鸭子河，夏捺钵"多在吐儿山"或黑山（赤峰巴林右旗白塔子庙东汗山），或怀州西山；秋捺钵，在伏虎林；冬捺钵，在永州东南三十里广平淀。冬捺钵时"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　　契丹人出猎要祭猎神"麃鹿神"，《辽史》载鹿鹿神：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麃就是狍子，是当时射猎对象之一。　　（二）游牧习俗辽统治着的大部分民族，都属游牧民族，所以，畜牧业是辽的主要经济来源。《辽史·营卫志》谓："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居住古毡房"穹庐"，"但宿穹帐"，"皆无馆舍"（《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卷九十七）。饮奶食肉，逐水草而居。宋苏颂有《契丹帐诗》："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畋猎是生涯。"　　辽人看重牛羊马匹，述律后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　　（《资治通鉴·后梁记》卷二百七十一）。辽人不论蕃汉均"以牧养多少为高下"（苏颂《魏公集·使辽诗注》），辽人征战也以掠获马、牛、羊数目多为荣耀。《辽史》卷六十载："获牛、羊、驼、马十万"。"上讨女直所获生口十余万，马二十余万"（《辽史》卷十一）。对于被征服的各族要求上贡牲畜，如："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万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部三百匹"（《辽史·食货志下》卷六十）。　　牧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牧马"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旋驱策而用"（《魏公集·使辽诗注》）。畜群"生息极繁"。　　辽设群牧司使管理国有马匹。《辽史》卷二十四记："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赏群牧官，以次进阶。"　　（三）农业习俗辽代以畜牧业为主要的、传统的生产部门，随着汉族的加入，民族的融合，牧民的需求农产品，特别是战争的需要粮食，农业成为辽代重要的生产部门。　　辽朝在对外战争中掠夺了大量人口，其中被俘的汉民按照汉族的习惯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成就引起辽统治者的重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经"专意于农"（《辽史》卷五十九），辽太宗也曾下保护农田的诏令，并曾令一部分部族进行农业生产。辽统治阶级多次诏令许民耕种，募民耕种。在奖励农耕的政策下，辽朝统治地区出现了大片被开垦的荒地，农业得到很大发展，辽的社会经济也从纯牧业向半农半牧发展。　　辽代初期的农业生产，是粗放的耕作。契丹人原不事农耕，开始只有少数奚人进行农业生产，奚人与汉人居住区相近，他们借边民荒地种田，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岁借边民荒地种粟，秋熟则来获。"看来是受汉人影响开始进行农耕，但尚未精耕细作，只是到秋熟收获。　　随着汉人带过去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的推广，辽地的农业生产也普及起来，技术也提高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载宋绶使辽时，看到了"奚人善耕种"。当时在辽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还是汉人。苏辙《栾城集》四十一卷《使辽诗》有"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佃"，汉族遗民已成为辽贵族奚贵族的佃户。辽朝韩州，成州出土的辽代农业生产工具有铁锄、铁镐、也有铜铸的锄等。说明当时耕作已有锄草耪地的细作过程。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形成半农半牧的生产格局。苏颂《使辽诗》记"农夫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岗。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似谷量。""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苏颂《魏公集》卷十三）。　　辽代用窖藏或仓库储存粮食。最早时奚人把粮食"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到了辽道宗时，农业生产繁荣，储粮很多。《辽史·食货志》载积存粟米十五万斛，在东京道的五十余城内设有和籴仓。虽然战争频繁，也未感到粮食的缺乏。　　辽代为了供给军队粮食，曾有屯田之举，据《辽史·耶律唐古传》载，兴宗曾命令耶律唐古去西疆屯田。耶律唐古曾在胪朐河，镇州等地督军士农稼，连续十四年取得丰收。　　除了汉族、奚族及部分军队从事农业生产外，辽圣宗时契丹的部分居民也进行农业生产，《辽史》卷五十九载，辽圣宗"过藁城，见乙室奥隗部下妇人迪辇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刈"。《辽史》卷一百○四载，"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守卫巡逻），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这就说明辽代西北部地区的契丹人不仅有牧业还进行了农业生产，农忙时各司其职，劳作十分辛苦。当时出使辽的苏颂《魏公集》，有诗写辽代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如："赋役百端闲日少，可怜生事更茫茫"（《魏公集》卷十三）。　　（四）祭山仪祭山仪是辽祭祀天地神祗之仪。祭祀地点在木叶山。"木叶山在中京东微北"，"本阿保机葬处"（《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卷九十七），即今赤峰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交汇之处附近。　　据《辽史》卷四十九载：祭山仪要设天神，地祗的神位在木叶山。"中立君树，前植群树，"像站列朝班一样，又并排植两棵树，作为神门。皇帝、皇后至，"夷离毕（刑狱之官）具礼仪。祭祀用牲有"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然后由仆臣"杀牲，体割，悬之君树"。太巫还要"以酒酹牲"。礼官奏"仪办"。皇帝、皇后都穿祭祀大礼的祭服，皇帝戴金冠，穿白绫袍，腰系红带，悬鱼，三山绛垂，以犀玉刀错为饰，脚踏络缝黑靴。皇后系红色头帕，穿络缝红袍，悬玉佩，双结帕，络逢黑靴。皇帝、皇后骑在马上，各部的首领及命妇也都在场，群臣在南，命妇在■。皇帝、皇后到君树前下马，"升南坛御榻坐。群臣，命妇分班以次就坐；合班；拜讫，复位"。皇帝、皇后到天神，地祗位，致奠。宰相及宗正官（辽称为"惕隐"）依次致奠于君树。及群树。皇帝率领他的各位叔父围绕神门树转三圈，其他部族要转七圈。并在皇帝率领之下又礼拜后诣"东所"，皇帝、皇后各举酒二爵，肉二器"再奠"，大臣命妇各举一，一奠。然后命府正官向东"掷之"，又命中丞奉茶、果、饼饵各二器奠于天神，地祗位。巫身穿白衣，致辞三次。皇帝、皇后还有饮福、受胙，群臣"在位者以次饮"。关于木叶山"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亦不忘本尔"（《辽史·地理志》卷三十七），辽人视木叶山为民族起源之地，自认为是神人、天女之子孙，祭祀时八部首领都要参加。木叶山上建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辽史》卷三十七）。　　到辽太宗时，又将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迁来木叶山"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辽史·礼志》卷四十九），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　　皇帝出巡必祀于木叶山，谒祖陵、告祖庙。　　（五）瑟瑟仪瑟瑟仪是祈雨的仪式。辽以畜牧业为主，兼有农业，天旱则不利。"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辽史·礼志一》）。　　祈雨之前要先置"百柱天棚"，祈雨时在百柱天棚下，皇帝先致奠于先帝御容，然后率群臣射柳，皇帝射柳，亲王、宰执以次各射一次。射中柳树的可以留下标志"柳者"的冠服，不中的把自己的冠服留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辽史·礼志一》卷四十九）。第二天要植柳，在天棚东南，巫师主持祭柳，"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辽史·礼志一》卷四十九）。最后分等级赐给物品。三日之后"雨，则赐敌烈麻都（礼官）马四匹、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辽史》卷四十九）。　　（六）柴册仪柴册仪是古代推举各部族首领的古老遗风。　　举行柴册仪，必须择吉日，并在仪礼举行之前准备好木制的柴册坛，坛有三级，把它放在柴堆之上。《辽史·礼志》谓："置柴册殿及坛。坛之制，厚积薪，以木为三级坛，置其上。"据《辽史》卷四十九后的"校勘记"载："柴笼之制高三十二尺，用带皮榆柴叠成，上安黑漆木坛三层，坛安御帐。"坛上铺"百尺毡"，放"龙文方茵"，"又置再生母后搜索之室"。皇帝先入"再生室"，行"再生仪"，假做一次从新诞生的礼仪，用以追念母后的恩德。　　契丹八个部族德高望重的老人，"八部之叟""前导后扈"，引导、跟随，左右扶翼皇帝至册殿之东北隅。"拜日毕，乘马，"选外戚中的老者御马。皇帝急驰，假做倒在地上，御者，从者"以毡覆之"。用以象征年轻皇帝在前辈辅佐下成长。　　皇帝来到一块高地之上，站定，"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　　皇帝派遣使臣发诏命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当选贤者。冲人不德，何以为谋？"群臣对曰："臣等以皇帝厚恩，陛下明德，咸愿尽心，敢有他图。"皇帝令曰："必从汝等所愿，我将信明赏罚，尔有功，陟（升）而任之，尔有罪，黜（罢）而弃之。若听朕命，则当谟之。"各部人等全体说："唯命是从。"皇帝在这里"封土石以誌之"（《辽史·礼志一》卷四十九）。　　皇帝及大臣"逐行"。拜先帝御容，宴飨群臣。　　第二天皇帝才走出册殿。由护卫太保扶翼升坛。将七庙神主奉至"龙文方茵"--龙形花纹的方垫。北、南府的宰相率领群臣圜立，各举毡边，赞祝完毕，枢密使捧玉宝、玉册进来，此时，有司读册后，枢密使称皇帝尊号进宝、进册，群臣三呼万岁，皆拜。宰相，北、南院诸部帅，进赭，白羊各一群。　　接着皇帝更衣，又拜诸帝御容。于是欢宴群臣，并各有赏赐。　　柴册仪把辽代皇帝登基与古老的契丹民族推举首领的仪礼结合起来，使之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并带有一些民主色彩。　　（七）拜日仪契丹民族崇拜太阳，"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新五代史·契丹》卷七十二）。故"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辽史·百官志》）。又"凡举兵，帝率藩汉文武官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辽史，兵卫志上》卷三十四）。　　拜日礼仪，皇帝升露台，设褥，向日拜两次、进香，随后门使通、阁使或副阁使，应参与拜日的臣僚及殿左右阶的陪位官，都拜两次。"皇帝升坐，奏牓讫"（《辽史·礼志一》卷四十九）。北班臣僚向皇帝行大礼，宰相以下"通名再拜"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其他臣下与北班臣僚同礼。奏事也是北面先奏。　　（八）。。节仪这是辽朝各民族群众祭祀已死皇帝、皇后的习俗。　　每户毡帐中"置小毡殿，帝及后妃皆铸金像纳焉。节辰、忌日、朔望，皆致祭于穹庐之前"（《辽史·礼志》卷四十九）。又要用土垒一个高一丈多的大高台，上面放一个大盘，把祭祀的酒食撒在盘里，然后，焚之。国俗谓之"爇节"。　　据《辽史·礼志》谓，这是被俘掠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由于皇帝建立州县安置了他们，所以皇帝死后要表示敬意追念。　　（九）岁除仪除夕的晚上，诏令刑狱官率执身郎君，把盐和羊油放在火炉里烧，巫和大巫，依次赞祝火神，皇帝向火礼拜。　　开始是皇帝亲自拜，至道宗开始命刑狱官拜。　　（十）再生仪在皇帝十二岁"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十二月）之月，择吉日"（《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举行这一礼仪。　　先要在禁门北，准备好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在再生室东南，倒植三歧木。"在举行仪礼这天，"以童子及产医妪置室中"。一个妇人拿着酒，一老者拿着箭袋，立在室外"有司请神主降舆，致奠"，然后，"皇帝出寝殿，到再生室。群臣奉迎，再拜"。　　皇帝进入再生室，脱衣服，光脚，"以童子从"。皇帝三次从歧木下过，每次过，产婆都要致词，用于拂拭皇帝的身子，童子从歧木下过七次后，皇帝躺卧在木边，老者打着箭袋说"生男孩子了"。太巫用巾盖上皇帝头，皇帝起来了，群臣称贺，再拜。产婆从妇人手中拿过酒进奉，太巫捧着襁褓，彩结等物赞祝。事先选出的七位老人，各人都把为皇帝起的名字系在彩缎上，他们都跪着向皇帝进献。皇帝选一个好名字接受，并赐给老人物品，老人拜后退出。群臣都进献小婴儿的包被，彩结等物。　　皇帝拜先帝诸御容，然后就宴请群臣。　　《辽史·礼志六》赞美"再生仪"，认为"使天子一行是礼，以起孝心。""始之以三过歧木，母氏劬劳能无念乎，终之以拜先帝御容，敬承宗庙，宜何如哉。""再生仪"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礼仪，它让小皇帝深深记住母亲的恩情，从新体验来到人世间的感受，长大以后也记住这份亲情，不能"妻子具（有）而孝衰"（《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　　（十一）皇帝亲征仪皇帝亲征往往在秋冬，但战争情况不同，出征时间也会随时变化。皇帝出师要先告庙，就是到太祖庙拜祭后再出征。祭时要立三个神主祭祀，一是先帝，二是道路，三曰军旅。要杀青牛白马祭祀天地。祭时，常常依托于一棵独树；没有独树，"即所舍而行之"（《辽史·礼志三》卷五十一）。皇帝要穿上军服、铠甲，去祭祀各位先帝的庙，然后就检阅军队。将出征时，以"牝牡"狍子各一"■祭"。将要与敌人战斗前，把马尾结起，"祈拜天地而后入。"攻打下城池，战胜了敌人，也要祭天地，以白、黑羊做为祭牲。班师回朝，要以俘获的牡马和牛各一祭祀天地。　　"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他所向的方向乱射箭，"矢集如蝟"叫做"射鬼箭"（《辽史·礼志三》卷五十一）。这是对死囚参战后宽恕，免其死刑的特殊形式。　　（十二）腊仪腊，是十二月辰日。前一天，诏令司猎官选好猎地。　　到了举行腊仪的一天，"皇帝、皇后焚香拜日毕，设围，命猎夫张左右翼"《辽史·礼志三》卷五十一），司列官禀奏成列，皇帝、皇后坐上车，礼官奉进二壶酒和盘飱，北、南院大王以下的官员进奉马和衣服。皇帝下车祭奠东方，然后乘马进入围中。皇太子，群官向皇帝进献酒，分两边前进。皇帝围猎开始得兔，"群臣进酒上寿，各赐以酒。至中食之欢，亲王，大臣各进所获"（《辽史·礼志三》卷五十一）。赐群臣饮，回宫。　　（十三）丧　仪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契丹》卷七十二记载，在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建国之前，契丹"风俗与奚、靺鞨同"，保留许多古老风习，人死以风葬。"父母死，以不哭为勇，载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后三岁，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至辽太祖"而多用汉人。。又制婚嫁，置官号"（《新五代史》卷七十二），风俗有所变化。人死已为土葬。但其原始风习仍时有所见，如辽太祖阿保机逝世，皇后述律氏"于义节寺断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断腕楼'，树碑焉"（《辽史·地理志》卷三十七）。又，辽景宗死"葬景宗皇帝于乾陵，以近幸朗、掌饮伶人挞鲁为殉"（《辽史·圣宗本纪》卷十）。景宗死二人殉葬，一个是近侍宠幸之人叫朗的，一个是掌管皇帝饮料的伶人。　　据《辽史·礼志》卷五十所载，辽圣宗逝世的丧葬礼仪已颇类汉制了。　　辽圣宗死于太平十年（1030　年），"圣宗崩，兴宗哭于菆（　　ōu）塗殿（放置棺木的宫殿）"。"大行之夕（先皇帝死的那天晚上）"，四鼓过后，皇帝率领群臣，到灵柩前祭奠，恭奉先皇灵柩出殿的西北门，皇帝坐在暖车里，车内铺着白色坐垫。这时还要由太巫做法事，除灾祈福。到了祭所还要由"太巫祈禳。"这时皇族、外戚、大臣、京官都要依次致祭。仪式中两次由太巫除灾祈福的祈禳，说明辽人重视神鬼，这是与汉制丧仪明显不同之处。尤为不同的是在祭祀先帝时要将衣物一把火烧光，"乃以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皆燔之"。葬毕，皇帝坐在御帐，命令改火，面向火焰又致祭奠，礼拜三次，又向东拜天地。然后骑上马，率领群臣及送葬者过陵前神门之木，下马，向东再拜。第二天率群臣、命妇到山陵"行初奠之礼"。然后到有先帝遗容的御容殿接受遗赐。第三天像原先一样祭奠。　　兴宗崩，道宗亲自选择埋葬之地，与汉人"择地"的礼制相同。　　道宗崩，天祚帝曾因丧服事问礼于总知翰林院的耶律固，耶律固把汉族人披麻带孝的礼仪告诉了天祚帝，天祚帝始披麻带孝，并且皇族、外戚、使相、矮墩官及郎君都服相应的丧服，其余官吏及承应人都穿白麻衣披白麻巾，哭丧。宗正官，皇族亲属（皇帝的叔、伯）、南府宰相，各种官员、亲王、贵戚国舅等、各级首领都要依次荐奠，进奉鞍马，衣服，犀玉带等物，用表列上数目，读完表后，焚表。各属国，邻国都有丧礼送来，亲王和诸京留守也送来丧礼。先帝小。。前一日，皇帝穿丧服上香，奠以酒，痛哭于先帝旁。夜里进行小。。。第二天由北院枢密使、林牙（掌文翰的文官）把赠与死者的器物服饰放置在幽宫。灵柩上车，亲王推车，一直到食羊肉的地方停下。这时按辽风俗，杀黑羊以祭。到了葬所，把灵柩从车上抬下来，放到众多人用肩抬的车上，皇帝脱下丧服，亲自步引灵柩到长福冈。这天晚上，皇帝入陵寝，并且将先皇遗物赐给皇族、外戚和各位大臣，乃从陵寝出来。皇帝命人把先帝用过的帐子，带过陵前神门之木。皇帝不亲往，而是派遣侍从们穿着官服去。第一次祭陵，皇帝、皇后率领皇族、外戚、使相、节度使、夫人以上的命妇都来祭拜，围着陵墓转三圈而下。第二次祭奠像第一次一样，然后辞陵而还。　　先帝去世后，辽朝廷要为先帝举行"上諡册仪"，这明显是受汉制的影响。上諡册仪前一日在菆塗殿西廊设皇帝御帐，并且排好臣僚的幕次。准备好礼乐之器。到这一天，臣僚都穿朝服，天刚透亮就到菆塗殿。册与宝案都放在西廊下。皇帝穿宽衣系皂带到御帐。大臣站好班面向殿立、皇帝升殿到先帝神座前，跪，祭奠三次。在乐声中皇帝祭奠后，立于神座前。捧册函者进前跪下，读册者跪下伏地读諡册。然后捧册者置册函于案上。皇帝在褥位再拜。礼毕，皇帝归御帐。　　到了先帝的忌辰还要举行"忌辰仪"。在先帝生日的前一天，要奏忌辰榜子，预先写好名纸。用一幅大纸，用阴面后第三行写上"文武百僚宰臣某以下谨诣西上閤门进名奉慰"。至日，所有大小官僚都要穿皂衣、皂鞓带，四鼓时于幕次前，在京于僧寺，站班，依位望阙而立。"直日舍人"跪在右面，手执名纸在前，班首以下皆再拜。名纸由宣徽使"面付内侍奏闻"（《辽史》卷五十）。　　宋使吊丧，辽有"宋使祭奠吊慰仪"。仪载"道宗崩，天祚皇帝问礼于耶律固。""使入门，皇帝哭，使者诣柩前上香，读祭文讫，又哭。有司读遗诏，恸哭。使者出，少顷，复入，陈赙赗（祭礼之物）于柩前，皇帝入临哭。""以后帝御游仙殿南之幄殿。使者入见且辞，敕有司宴于馆"（《辽史》卷五十）。　　辽的丧葬从建辽国以前的风葬，到阿保机以后土葬，到兴宗、道宗、天祚帝，愈益受汉族影响，礼制也愈益完备，至天祚帝时除保留杀黑羊、过神门之木等特殊礼俗外，其丧葬仪礼与汉制已很相似。　　（十四）皇帝纳后之仪据《辽史·礼志五》卷五十三载，皇帝纳后要择吉日。"至日，后族毕集"。早晨，皇后"坐于堂"，皇帝派遣使者，媒人领着担酒担肉担粮的酒礼入门。媒人进内谒见，"进酒于皇后，次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辽史》卷五十二）。再拜，致辞，纳币。宗正夫人要四拜后，请皇后上车。皇后辞父母、伯叔、兄，各四拜，对宗族长者两拜。皇后上车父母劝戒勉励皇后并及使者、媒者、送者。车发轫，起行，叔伯父母、兄饮酒如初。"教坊遮道赞祝"，后族追拜，进酒，遂行。　　将至宫门，宰相传敕，赐皇后酒，遍及送者。宗正官率皇族欢迎，再拜。皇后车到便殿旁，宗正夫人请她下车，宗正夫人率人负银罂、捧滕，从黄道走。后有一人"张羔裘若袭之，前一妇人捧镜"（《辽史》卷五十二）倒行，将马鞍放道上，皇后跨过其上。到神主室三拜，再去向公婆御容拜，奠酒。选皇族宜子孙之妇，再拜，授以罂、滕。又拜各位皇帝的御容。神赐袭衣、珠玉、佩饰，拜受、服之。送者，迎者遍赐酒。皇后坐于别殿。　　皇帝即御座，选皇族尊者一人当奥坐，即坐于室内最尊贵之处，主婚礼。执事往来致辞于后族，引后族之长及送后者升殿，面当御座，皆再拜，后族之长奏送后之词。跪向"圣躬万福"。当奥者与媒者行酒三遍，命送后者再拜，酒宴为终。　　第二天，皇帝起床先拜先帝御容，上殿宴请皇后的族人及大臣。皇族、后族一起饮酒，有百戏，角觝，并进行戏马比赛以为乐。第三天，皇帝赏赐送皇后的人及皇后的族人。酒五行，送后者辞。皇族向后族献礼，后族以礼谢当奥者。这时婚礼结束。　　历代辽帝纳后，只娶萧氏之女，他姓不纳。　　（十五）正旦朝贺仪元旦日，诸臣、亲王、外国使者朝驾、祝福庆祝新年。在《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有详细说明。　　这一天昧爽，大臣和诸国使者入朝，奏"班齐"。皇帝升殿坐。契丹臣僚从东门入、汉人臣僚及诸国使者从西门入，合班以后，向皇帝行舞蹈之礼，五拜、鞠躬。亲王从东阶上殿，祝寿，下殿，向皇帝行舞蹈礼，五拜、鞠躬。宣徽使传皇帝的宣制说："履新之庆，与公等同"，群臣又拜舞。　　亲王向皇帝进酒，皇帝要传宣"饮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度。"皇帝饮酒，教坊奏乐，殿上下臣皆拜，称"万岁"。　　臣僚、亲王及使者参贺皇帝以后，皇帝起身到太后殿，群臣皆从。皇太后升殿，皇帝在东方侧坐，诸臣拜舞，称贺太后与称贺。皇帝礼仪相同。称贺后是宣宴。臣子、亲王、使者都要谢宣宴并鞠躬。　　一进酒，两廊从人拜，称"万岁"，各就坐。亲王进酒，如果太后手赐亲王酒，亲王要跪饮喝完。殿上三进酒，行饼、茶。教坊人员跪，并致语，请大臣大使、副使、廊下从人立，读口号诗毕，然后行茶，行殽膳。以后是大馔入，行粥碗，殿上七进酒乐曲终。使相、臣僚在座，揖廊下从人起，称"万岁"，从两门出。然后是"揖臣僚、使副起"称"万岁"，下殿。最后要舞蹈，五拜，出洞门，礼仪结束。　　（十六）立春仪立春日，辽"皇帝出就内殿，拜先帝御容，北、南臣僚丹墀内合班，再拜"（《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可矮墩以上的官员入殿，赐坐，皇帝进御容酒，陪臣都再拜。"一进酒，臣僚下殿，左右相向立"，皇帝戴幡胜，赐幡胜给臣下，臣僚都簪毕后，皇帝在土牛前上香，奠三次酒，不拜。教坊奏乐，侍仪使跪进彩杖，皇帝鞭土牛，群臣跪左膝在丹墀内，受彩杖，直起身，再拜。　　司辰报告春天到了，鞭土牛三匝。矮墩鞭止，"引节度使以上上殿，撒谷豆，击土牛"（《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撒谷豆，允许众人夺之。臣僚依次坐，行"酒两行，春盘入，酒三行，行茶，皆起，礼毕"（《辽史》卷五十三）。　　（十七）重午仪五月五日，"至日，臣僚昧爽赴御帐，皇帝系长寿彩缕升车坐"（《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大臣合班，"所司各赐寿缕，""臣僚跪受，再拜"，最后从驾至饍所，酒三行。若赐宴，临时听诏令。　　（十八）重九仪臣僚旦赴御帐，从驾至围场，皇帝赐茶。皇帝就坐，引臣僚御前班立，所司各赐菊花酒，臣僚跪受，再拜，酒三行，揖起。　　（十九）藏阄仪大康十年（1084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行藏阄仪。君臣宴饮，得阄者饮酒。　　这一天臣僚服常服入朝，皇帝御天祥殿，臣僚依位赐坐。"契丹南面，汉人北面；分朋行阄"（《辽史·礼志六·嘉仪下》卷五十三）。"或五或七等，赐饍。""晚赐茶，三等或五等"。若帝得阄，臣僚进酒，以次赐酒。其时，在宋朝廷宫廷宴饮也有藏阄仪。　　藏阄仪这天辽臣不御朝。　　（二十）岁时杂仪正旦，除夕之夜，辽国俗以糯米饭和白羊髓油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　　立春，妇人进春书，剪刻青色丝织品为旗或为龙，或为虾蟆，在旗上写上"宜春"。　　人日，正月初七为人日，辽人要看到天晴就认为是一年吉祥，如果阴天就认为有灾异。人日这一天民间习俗是在庭院中煎饼食，叫做"薰天"。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请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　　三月三日为上巳，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者下马列跪进酒，胜队马上饮之。　　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著衣。这天君臣宴乐，渤海厨师进艾糕。用五彩丝为绳缠臂，谓之"合欢结"，叉以彩丝盘绕作成人的样子，谓之"长命缕"。　　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人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送。　　六月十八日，国俗，耶律氏设宴，请国舅族萧氏。　　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设帐住宿，之前准备好酒馔。七月十四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奏藩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昧爽，又去西方，随行诸军大噪三次，谓之送节。　　八月八日，辽国风俗，杀白犬，埋在寝帐前七步的地方，露出狗嘴，后七日中秋，移寝帐在上面。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获猎少的为负，罚重九宴。射毕，在高地设帐，赐官僚饮菊花酒。以兔肝为带骨酱，鹿舌为肉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驱灾祈福。　　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祭山用。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都焚之。　　冬至日，辽国俗，杀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黑山拜。　　黑山在境北，俗谓契丹人魂魄归宿之地。由山神司之。每年这一天，"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习俗对黑山很畏惧，不祭"不敢近山"（《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　　腊辰日，天子及群臣都穿戎服，"饮酒作乐，赐甲仗、羊马"（《辽史·礼志六》卷五十三）。　　契丹辽朝信奉佛教，四月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和百戏导从，循城游行为乐（本条见《辽史·礼志》卷五十三"二月八日"一节，盖二月八日应为四月八日）。　　十、金代习俗金王朝是由生活在白山黑水（长白山和黑龙江）之间的女真人在十二世纪之初建立的，到1234　年为元朝所灭，在历史上存在了一百二十年。女真本名朱理真，讹为女真，辽道宗时因避兴宗耶律宗真之讳，曾改称为女直。建立金朝的完颜部原本处于原始部落社会。公元十世纪之初，在女真完颜部始祖函普时开始按男系计算血统关系，属于父系氏族社会。历经德帝乌鲁、安帝跋海、献祖绥可，到昭祖石鲁时"稍以条教为治，部落寖强"。再到景祖乌古迺时，辽以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于是，完颜部"有官属，纪纲渐立"（《金史》卷一），"统诸部以专征伐，嶷然自为一国"（《金史》卷五五），完颜部统领的女真社会发展到了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最后，阿骨打率部反辽，大败辽兵，于1115　年即皇帝位，是为金太祖。阿骨打立国号为"大金"，他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尚白"（《金史》卷二）。金王朝的建立，标志女真人在整体上完成了从原始氏族制向阶级社会的过渡，为女真人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提供了社会条件。金朝的统治从东北的北部不断向南推进，直至中原地区，为它所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创造了一个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大好机会，使金代的民俗变得丰富多采。　　（一）岁时节庆习俗女真人本来没有历法，也不像汉族人那样纪年庆岁。据《松漠纪闻》卷上所记，"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自兴兵以后，浸染华风，酋长生朝，皆自择佳辰"。又据《金史·礼志》卷三十五所载，"金因辽俗，以重午、中元、重九行拜天之礼"。没有历法纪时，自然也就没有岁时节庆活动，于是，女真人向宋人和辽人借用岁时节庆习俗。经过几代人的吸收，金代女真人的节日文化同样蔚为大观，与汉人的习俗相近。　　据《大金集礼》卷三二所载，元旦、上元（元夕）、中和、立春、春分、上巳、寒食、清明、立夏、四月八日（佛诞日）、端午、三伏、立秋、七夕、中元、中秋、重阳、下元、立冬、冬至、除夕等，都是金朝官方承认的节日，届时各级官员有一至三日的休假。下面择要述之。　　元旦，又称正旦，俗呼新年，是金朝人特别重视的节庆。《金史》卷三十六和卷三十七分别载有《元日·圣诞上寿仪》和《正旦、生日皇太子受贺仪》。元日圣诞上寿仪的内容主要有：皇帝升御座，鸣鞭；接着是受尊仪、群臣朝拜仪、外国使入见仪、曲宴仪、朝辞仪，亦皆有鸣鞭仪式。群臣朝拜的时候致词："元正启祚，品物咸新，恭惟皇帝陛下与天同休"，"万春令节，谨上寿卮，伏愿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使宣徽使等答曰："履新上寿，与卿等内外同庆。"入见的外国使节有来自宋朝和西夏的，从天会三年（1125　年）起，宋朝和西夏也派使节来金朝庆贺正旦。上面提到的"鸣鞭"，是金人对唐宋朝廷仪式的借鉴。《宋史》的《仪卫志》告诉我们，"鸣鞭，唐及五代有之。《周官·条狼氏》'执鞭趋辟'之遗法也。内侍二人执之，鞭鞘用红丝而渍以蜡，行幸则前驱而鸣之，大祀礼毕还宫亦用焉，视朝、宴会则用于殿庭"。　　金代民间也热热闹闹庆贺元旦，我们从当时人王寂的《踏莎行》（元旦）词中可见一斑。该词写道，"爆竹庭前，树桃门右，香汤浴罢五更后，高烧银烛，瑞烟喷金兽，萱堂次第了，相为寿。改岁宜新，应时纳右，从今诸事，愿胜如旧，人生强健，喜一年入手，休辞最后饮，酴酥酒"。可见，金代民间过元旦的基本活动包括：个人沐浴装扮一番，家里要立桃符、燃香、燃爆竹，大家相互贺岁。　　元夕即元宵，农历正月十五日或十六日为上元，上元之夜称元夕，汉人有观灯之俗。金初，女真人还没有上元节的概念，竟然因此造成过一桩错杀一名和尚的冤案。《松漠纪闻》卷上写道："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己酉岁（1129　年），有中华僧被掠至其阙（金之上京），遇上元，（该僧）以长竿引灯球表而出之以为戏。女真主吴乞买（金太宗）见之大骇，问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实对。时有南人谋变，事泄而诛，故乞买疑之曰，'是人欲啸聚为乱，克日时立此为信耳！'命杀之。后数年至燕（后来的北京），颇识之，至今（熙宗时）遂盛。"这个和尚入乡不问俗，在元宵张灯取乐，被金朝的皇帝看见，误认为是造反的联络信号，被杀掉了，真是冤天枉地。这个故事不一定与历史吻合，但是，它反映金初不以元夕为节应该是真实的。　　起码到金贞元年间已有元夕之庆。《大金国志》卷十三载，"贞元元年（1153　年）春正月，元夕张灯，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宫，赋诗纵饮，尽欢而罢"。不过，此后金朝上层对元夕张灯之俗的态度有一段反复。金世宗在大定十年（1170　年）"命宫中元宵无得张灯"（《金史》卷六）。元宵张灯对金人的吸引力毕竟是挡不住的。到大定二十六年（1183　年）正月，"元夕张灯，疏璃、珠璎、翠羽、飞仙之类不一，至有一灯金珠为饰者。都人男女盛饰观玩，至十八日而罢"（《大金国志》卷十八）。至此，金人比宋人对元宵的热情毫不逊色。　　女真人在这期间曾一度沿袭本民族"纵偷"的古风。《松漠纪闻》卷上载，"全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遣之。既无所获，虽畚微物亦携去。妇人至，显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则纵其婢妾盗饮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则具茶食以赎，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不过，带其私奔的对象只限于闺女，若在这天与结过婚的偷情，同样要受惩处（《松漠纪闻》续卷）。　　重午，即农历五月初五日，又作重五，又称端午。重午是女真人较早采用的节日，《金史·礼志》载，"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行拜天之礼"。同时，也一直是女真人特别重视的节日，《金史·世宗纪下》载，大定二十四年二月，"上曰：'朕将往上京。念本朝风俗重端午节，比及端午到上京，则燕劳乡间宗室父老'"。　　金人在重午除了拜天等宗教性的活动之外，还开展射柳、击球、饮宴等娱乐活动。其活动内容在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　年）形成定例：《金史·世宗纪上》载，"三年。。以重五，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常武殿，赐宴击球。自是岁以为常"。与汉族人过端午节时吃粽子、龙舟竞渡等不同，女真人的端午节体现了重骑射的民族特点。　　女真人射柳和击球的竞技运动在《金史·礼志》卷三十五拜天仪条中有具体的描述。一、射柳："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弛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每次比赛，击球要胜三场，射柳要射三发。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端午的活动也在中元、重九时举行，并且，朝廷如此，地方上也如此。宋朝文惟简《虏廷事实》载，"虏人（金人）州军及军前，每遇端午、中元、重九三节，择宽敞之地，多设酒醴、牢饩、饼、饵、果实祭于其所，名曰拜天。祭罢，则无贵贱老幼能骑射者，咸得射柳。中者则金帛赏之，不中者则褫衣以辱之。射柳既罢，则张宴以为极乐也"。当此之时，男男女女的百姓都来围观。金朝第六代皇帝完颜永济的皇后刘氏就是在球场围观时被看中而选入宫中的。　　重骑射是女真人固有的民族精神，不过，表现这一精神的射柳、击球的竞技形式并不是女真人所首创。据《金史·礼志》卷三十五拜天仪条载，女真人是从辽朝的契丹人那里学会射柳、击球之戏的，而此二俗由来已久。匈奴、鲜卑有绕林而祭的"蹛林"仪式，中原古有"射礼"。击球最初起于波斯，唐时传入中土，以后又传至渤海，再为辽人和金人习得。　　重九是农历九月初九日，是传统的汉族节日，金代女真人也有重九节，但与汉族人的过法不同，其主要形式是在郊外祭天、狩猎、射柳、击球。其中，尤以狩猎之俗最为古老、本色。《金史·世宗纪上》卷六载，大定三年（1163　年）八月，世宗"敕殿前都点检唐括德温：'重九出猎，国朝旧俗。今扈从军二千，能无扰民，可严为约束'。九月丁酉，秋猎，以重九，拜天于北郊"。至于射柳、击球活动，已见前述。民间的赏菊、饮酒、登高、插茱萸等活动，与宋代习俗一脉相承。　　金朝是以女真人为统治民族，以汉人为多数的政治实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女真人所接受的汉族节日文化越来越多。除了上述节日外，女真人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立春、上巳、寒食、清明、四月八、七夕、中元、中秋、下元等节日文化的内容。例如立春，金朝的皇帝或地方政府有率众观看击土牛的习俗（《金史》卷五），而民间则在这天注重装扮和饮食。有诗为证："银线青丝翠椀堆，争牛击鼓欲惊雷。翻风斗巧春头胜，漉雪浮香臈尾盃"（《中州集》卷七，岳行甫《立春日》）；"宫花插帽枝枝秀，菜甲堆槃种种新。拘窘经时成土俗，聊从一醉适天真"（《中州集》卷十，滕茂实《立春》）。例如寒食，《金史·章宗纪》载，明昌元年（1190　年）二月"壬寅，谕有司，寒食给假五日，著于令"。寒食成为正式的法定节日。例如四月八日，宋朝称为"浴佛节"，相传为佛祖诞辰日，女真人原不信佛，金中期后，女真人特别崇信，于是在这天大行佛事。中元节的情况也是如此。　　（二）生产习俗就物质生产而论，金代的女真人既不是处于纯粹的农业文明（例如汉族），也不是处于典型的牧业文明，而是农业、畜牧、渔猎兼而有之，处于多种文明的融汇阶段。《大金国志》卷三十九载，"女真在契丹东北隅，地饶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白附子。禽有鹰鹞'海东青'之类，兽多牛、马、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可见，女真人所居之地宜于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于是，女真人因地制宜，形成了自己的产业文明，概括地说，就是"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同上）。　　女真人在建立金朝之前就已有农业。《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自涑沫江之北，宁江之东北者，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田宜麻谷，以耕凿为艺"。从太祖完颜阿骨打开始，历朝的皇帝都很重视农业。金太宗"委官劝督田作"，金世宗经常"观稼近郊"。　　女真人对土地的经营有两个特点。一、兄弟分居却聚种。《金史·兵志》载，"旧时兄弟虽析犹相聚种，今则不然，宜令约束之"。这说明"聚种"是女真人的传统，当这一传统发生变化的时候，统治阶级还想极力维护它。二、使用汉人佃耕，也就是女真人利用自己作为统治民族占有土地的特权，让无地少地的汉人为自己耕种，自己坐收其利。金朝的皇上提倡女真人"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农作时令相助济"（《金史》卷四十六）。政府把女真人从原居地迁往汉地，授以官田、耕牛、农具等，使其自己动手耕种，必要时与汉人互相帮助。可是，据《金史·食货志二》载，"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女真人不论贫富，都流行这样做。一些女真人靠收租入不敷出，竟然把未来几年的租都预收了："近遣使阅视秋稼，闻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　　女真人使用的农具有犁铧、蹚头、镰、锄、、锹、铡刀、垛叉、斧、石臼、石杵、石磨、畚、筛等。女真人所种植的农作物有麦、粟、穄、稗、黍、菽、麻，以及葱、蒜、韭、葵、芥等。此外，还有西瓜、桃、李等水果，他们栽培果树的方式颇为独特。《松漠纪闻》载："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则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杆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　　金代女真人以畜牧饲养为重要生计，所饲养的牲畜主要有马、牛、驴、驼、羊、猪、犬以及鸡、鹅等。女真之地"土产名马"，人皆善骑，所以金最重养马。马由专人放牧于水丰草肥的牧场，每群马少则数十匹，多则数百匹。大家族各有自己的马群，金立国后还建有许多"群牧所"，划出大片牧地由朝廷委任专职人员牧养，对牧官和牧人，按牲畜兹息损耗给予赏罚。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　年），仅国家牧场的马就有四十七万匹（《金史·兵志》卷四十四）。"群牧所"除马群外，还养牛、羊、驼。女真人的家庭户都要饲养牛作耕畜，饲养猪、羊作为肉食和皮具的来源。　　金代女真人以射猎为国俗，举国上下乐此不疲。女真人看一个男子的能耐，首先要看他箭上的功夫。金太祖阿骨打一生的声誉和威望有赖于他射箭的水平。《金史》卷二载，太祖"十岁，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辽使坐府中，顾见太祖（阿骨打）手持弓矢，使射群鸟，连三发皆中。辽使矍然曰：'奇男子也'。"这时，阿骨打还是辽朝的臣民，以自己的箭法出类拔萃。又一次，"太祖尝宴纥右烈部活离罕家，散步门外，南望高阜，使众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发过之，度所至逾三百二十步。宗室谩都诃最善射远，其不及者犹百步也。"太祖技压群雄，比最能射远的谩都诃还要远一百多步，的确不同凡响。崇拜这样的英雄的女真人怎么可能不以射为乐呢！有一次，宋朝的使者马扩来谈军务，金太祖希望宋军能与金军联合打击辽军，为了使马扩对金军有信心，太祖带马扩远行射猎，"每晨，国主（太祖）坐一虎皮椅上，纵骑打围。尝曰：'此吾国中最乐事也'"。　　其他皇帝同样重视射猎。金世宗就比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金国志》卷三十六"田猎"条载，"世宗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谏：曰作乐，曰饭僧，曰围场。其重田猎如此"。　　金人打猎，一为获取生活资料；二为操练军伍，一举两得。皇帝对田猎的提倡既出于个人的喜好，更多地出于军事的考虑。皇帝驰马打猎是很冒险的，从奔马上摔下来，即使不死，也难免缺胳臂断腿。这种危险还真有臣子想到了。《金史·马贵中传》载，马贵中向世宗上疏劝谏："陛下为天下主，守宗庙社稷之重，围猎击球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坠马，可以戒也，臣愿一切罢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耳'"。民间的狩猎重在捕获肉食皮毛，而官方的田猎则重在借机"习骑射"，所以，对于没有条件田猎的地方官来说，朝廷要求他们专门组织骑射练习。金世宗曾下令："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委各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金史·世宗纪》）。狩猎是有季节性的，民间的渔猎按四时安排不同的活动，通常正月钓鱼海上，于水底钓大鱼；二三月放海东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七月不出猎；八九月打虎豹之类，直至岁终。这差不多是东北各族的通例。金人皇家一年围猎的次数在迁都燕京前后进行过调整："全国酷喜田猎。昔都会宁，四时皆猎"，迁都燕京后，"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则出，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大金国志》卷三十六"田猎"条）。女真人具有狩猎的好身手。他们"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在女真尚未立国的时候，女真人随辽朝皇帝秋猎，专门干呼鹿、射虎、搏熊的事（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三）。金朝的开国功臣银术和挞懒更是身手不凡，能够"刺虎、搏熊"，"徒手搏虎"（《大金国志》卷二十七）。　　女真人还有丰富的狩猎经验。《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载，女真人"每见野兽之踪，蹑而求之，能得其潜伏之所。又以桦皮为角，吹呦呦（鹿鸣）之声，呼麋鹿而射之"。　　女真人除个人狩猎外，还举行集体围猎。民间百姓的围猎多以猛安谋克官组织进行：布成大包围圈，把野兽驱赶到逐渐缩小的包围圈之中一举聚歼。皇帝的围猎规模最为壮观。《大金国志》卷三十六"田猎"条载，皇帝"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围中，国王必先射之，或以鹰隼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许余人捕之。"围要讲阵法，射要论尊卑，围猎已在一定程度上军事化、礼仪化。该卷接着记道，皇上"饮食随处而进，或与亲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于州县，或宿于郊野，无定"。　　金代女真人采集人参、松实等野生植物的生产习俗在史籍中多有提及，但是未见其详。此外，他们特别珍视的一种野菜是"芍药"。《大金国志》卷一载："是年（阿骨打之十四年），生红芍药花，北方以为瑞。女真多白芍药花，皆野生，绝无红者。好事之家采其芽为菜，以面煎之，凡待宾斋素则用之。其味脆美，可以久留。金人珍甚，不肯妄设，遇大宾至，缕切数丝置楪中，以为异品"。　　（三）生活习俗金人生活习俗的特色主要表现在服饰装扮、饮食、居住等方面。由于金代女真人在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上经历了巨大的进步，所以，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些变化主要是吸收契丹人和汉人生活习俗的结果。　　女真人在原居地时的服饰，秋冬用皮毛，春夏用布帛，贫富所用皮毛、布帛的档次有所不同。《大金国志》卷三十九"男女冠服"条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丝绵紬为衫裳，亦间用细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为裘，或作紵丝绸绢。贫者春夏并用布为衫裳，秋冬亦衣牛、马、猪、羊、猫、犬、鱼、蛇之皮，或獐、鹿皮为衫。　　裤袜皆以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地"冬极寒，多衣皮，虽得一鼠亦褫皮藏之，皆以厚毛为衣，非入室不撤"。　　女真人入居中原之后，男子的常服通常是头裹皂罗巾，身穿盘领衣，腰系吐鹘带，脚穿乌皮尖头靴。①皂罗中，是以黑色如纱的罗制做的头巾："巾之制，以皂罗若纱为之，上结方顶，折垂于后。顶之下际两角各缀方罗经二寸许，方罗之下各附带长六七寸。当横额之上，或为一缩襞积。贵显者于方顶循十字缝饰以珠，其中必贯以大者，谓之顶珠。带傍各络珠结授，长半带，垂之"（《金史·舆服下》）。后来的满洲人沿袭了巾冠饰珠的习俗。②盘领衣，其特点是窄袖、盘领、缝腋、下为襞积（皱折）、长至小腿。　　这种衣服便于骑射。人们往往在这种衣服的胸膺间或肩袖处绣上图案："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父"（同上）。③吐鹘带，即束腰带，所用材料以"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双■尾，纳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同上）。人们在带上左佩腰牌，右佩刀。④乌皮尖头靴，是一种适于踏镫骑马的设计，所以崇尚骑射的女真人普遍喜欢穿用。　　女真妇女的服饰大多是承袭辽代契丹妇女的服饰式样。年轻妇女上着团衫，直领、左衽，用黑紫或黑及绀诸色，前长拂地，后裾拖地尺余，用红黄色的巾带扎腰，腰带两端下垂及足；下穿黑紫色裙，上绣花纹，并有六道折裥。年老妇女用皂纱笼住发髻如巾状，在上面散缀玉钿，名为"玉逍遥"。妇女还常穿大袄子和锦裙。《大金国志》卷三十九载："至妇人衣，曰'大袄子'，不领，如男子道服。裳曰'锦裙'，裙去左右各缺二尺许，以铁条为圈，裹以绣帛，上以单裙笼之。"　　金人的衣饰有贫富之别，也有贵贱之别。金朝统治者多次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各级各类人的服饰。大定十三年（1173　年），"太常寺拟士人及僧尼道女冠有师号，并良闲官八品以上，许服花纱绫罗丝"，"庶人止许服絁、绢布、毛褐、花纱、无纹素罗、丝绵，其头巾、系腰、领帕许用芝麻罗、绦用绒织成者，不得以金玉犀象诸宝玛瑙玻璃之类为器皿及装饰刀把鞘，并银装钉床塌之类"，"兵卒许服无纹压罗、絁、绢布、毛褐。奴婢止许服絁、绢布、毛褐。倡优遇迎接、公筵承应，许暂服绘画之服，其私服与庶人同"（《金史·舆服下》）。　　明昌六年（1195　年）又对服饰等级做了如下规定：夕武官六贯石以上承应人并及荫者，许用牙领，紫圆板皂绦罗带，皂靴，上得兼下。系籍儒生止服白衫领，系背带并用紫圆绦罗带、乾皂靴。其他人用纯紫领，不得用绿，杂色圆板绦罗带不得用紫，靴用黄及黑油皂蜡等（同上）。　　最高贵的当然是皇室的服饰。金朝皇帝礼服沿袭前朝遗制，由通天冠、降纱袍、兖冕、偪舄等组成。冕，有天板，以青罗和红罗为表里，周围用金棱。天板下有四柱，前后有二十四珠旒等饰物。兖衣用青罗夹制，以五彩间金绘制日、月、龙、虎等图案。裳和蔽膝，都用红罗夹制。舄即鞋，重底，红罗面。袜，用绯罗加绵。皇后的冠服主要有花珠冠、袆衣、裳、蔽膝、舄、袜等，皇太子的冠服包括冕、青衣、朱裳、蔽膝、朱舄、白袜。　　至于金代女真人的发式和头饰，男子剃发为辫，女子辫发盘髻，男女均用首饰，男或盛于女。《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环，留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大金国志》卷三十九"男女冠服"载，"金俗好衣白。辫发垂肩，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妇人辫发盘髻，亦无冠。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妇人或裹'逍遥中'，或裹头巾，随其所好"。其发式为后来的满族人所承袭。　　金代女真人与汉人杂居，相互交流的结果，既出现了女真人改著汉人衣冠的现象，也出现了汉人改著女真人服饰的现象。两个民族由杂居而发生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这是历史的必然。可是，女真上层人物对前者表示反对，汉族上层人物对后者表示忧虑。金世宗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　年）颁布命令，禁止女真人学南人衣装，金章宗于泰和七年（1207　年）勅令女真人不得用南人衣装，违者治罪（《金史》卷八、卷十二）。范成大《揽辔录》记录了汉人女真化的一些现象："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北宋都城汴京）尤甚。"女真服饰还传到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南宋大臣奏称：许多原辽、金和西夏归服本朝者以及本朝士民流落邻国又重新回归者往往不改"胡服"，诸军也仿效女真衣装，有乱风化，应严加禁止，不得"左衽胡服"（《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之一二、一三）。　　女真统治者一边反对女真人汉化，一边却强迫汉人及其他民族改为女真衣著、发式。天会四年（1126　年）十一月，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今随处既归本朝，宜同风俗，亦仰削去头发，短巾，左衽。敢有违犯者，即是犹怀旧国，当正典刑，不得错失"（《大金吊伐录》卷三）。天会七年（1129　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髠发，不如式者杀之"。宋朝青州观察使李邈在城池被攻破后成了金人的俘虏，因对髠发令不满而丧生。刘陶任代州的知州时，因一军人顶发稍长，与规定的式样大小不合，便将其斩首。一时之间，因不改衣服和发式或改而不合规定的式样惨遭杀身之祸者，"莫可胜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八）。　　总而言之，金代女真人服饰装扮的基本特征大致有五：其一，从头到脚多用皮。其二，左衽。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与汉人衣饰最大的区别："金虏君臣之服大率与中国相似，止左衽异焉，虽虏主服亦左衽"（《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二，《金虏图经》，中华书局）。其三，衣短袍，便于乘骑。其四，好以白力服色，与完颜部尚白相一致。其五，男剃发为辫，女辫发为髻，且男女均用首饰。　　金代女真人固有的饮食文化远远落后于宋代的水平，其饮食无论就制作还是就享用来说，都谈不上精细和雅致。《大金国志》卷三十九把金人的饮食习俗描述得很糟糕："饮食甚鄙陋，以豆为浆，又嗜半生米饭，渍以生狗血及蒜之属，和而食之。嗜酒，好杀。酿糜为酒，醉则缚之，俟其醒。不尔，杀人。"女真人这样好喝酒，喝醉了，必须捆起来，否则，醉汉大有拿刀杀人的可能性。　　女真人日常的饮食品种有这样一些：①稗米饭，是女真人不论贵贱都经常吃的饭食，把稗米或煮为半生的干饭或煮成粥，就肉、菜而食。②。。，是炒熟的稗米或麦，捣成粉或不捣，以水、乳调合而食。它易于保存、携带，吃起来也方便，是女真人狩猎或行军时必备的食品。③肉菜糜，是将肉和菜合在一起，捣成糜后食用，颇受女真人喜爱。④血脏羹，是以动物的血和内脏煮羹，杂以韭菜调味而食。⑤酱，以豆制成，是女真人佐食肉、菜、米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女真人特别把酱当一回事，臣下家里有好酱，应该贡献一些给皇帝。天兴二年（1231　年），金元帅杀一位知府，在数落他的罪状时骂他：家里有好酱却不献给皇帝尝一尝（《金史·石盏女鲁欢传》）。⑥喝生水，有时吃生肉、生菜、生血、半生的米。此外，女真人的食品调料有油、醋、盐以及芥、蒜、葱、韭之类。　　女真人较为贵重、精致的饮食品种有这样一些：①软脂，据说"如中国寒具"。所谓寒具，"即今馓子也。以糯粉和面，入少盐，牵索纽捻成环钏之形，油煎食之"（《本草纲目》卷二十五）。女真人的软脂有大、小之分，是油炸的环钏形面食。②茶食，是一种蜜糕，把松籽仁、胡桃仁渍蜂蜜，与糯粉揉在一起，做成各种形状，用油炸熟，再涂上蜜。即使是今天，这样做出的糕也称得上美味。③肉盘子，是女真人举行盛大宴会的名菜，以极肥猪肉切成大片，装成一小盘，插上青葱三数茎。④潜羊，是连皮做成的全羊，富贵人家用以招待贵客。⑤酒，以糜酿造，度数不高，但多饮亦醉。女真人嗜酒，金朝君臣官民往往因酒出事。金熙宗"荒于酒，与近臣饮"，没日没夜地喝，并"酗酒妄杀"（《金史·熙宗纪》）。女真人饮酒不以菜肴为佐，或先食毕而后饮，或先饮毕而后食。饮时也不是人手一杯，而是用一个木杓或杯子循环传递，每传饮一巡谓之"一行"，宴客或二行，或五行、九行，以至"饮酒无算"，然后进食肉饭。此外，其饮料尚有茶、奶茶之类。　　金代女真人的饮食主要有上列十多个品种，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食谱。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例一，金代女真人日常的饮食习俗。《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引《女真传》："其饭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以芜荑。食器无瓠陶，无饭箸，皆以木为盘。春夏之间，止用木盆贮粥，随人多寡盛之，以长柄大木勺数柄回环共食。下粥肉味无多品，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冬以冷饮，却以木楪盛饭，木盆盛羹，下饭肉味与下粥一等。饮酒无算，只用一木勺子，自上而下循环酌之。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可见女真人以农作和渔猎、畜牧为生，食品的加工比较简单，用具还不是各人专用，而是伙用，其饮食文化尚不发达。　　例二，金初阿骨打出猎时的饮食习俗。《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引马扩《茅斋自叙》："自过咸州（今辽宁开原）至混同江以北，不种谷麦，所种止稗子。舂米，旋炊粳饭。遇阿骨打聚诸酋共食，则于炕上用矮抬子或木盘相接。人置稗饭一碗，加匕其上。列以齑韭、野蒜、长瓜，皆盐渍者。别以木楪盛猪、羊、鸡、鹿、兔、狼、鹿、獐、狐狸、牛、驴、犬、马、鹅、雁、鱼、鸭、虾蟆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脔，多芥蒜渍沃续供列。各取配刀，脔切荐饭。食罢，方以薄酒传杯冷饮。谓之御宴者，亦如此。自过嫔、辰州、东京以北，绝少麦面，每日各以射例禽兽荐饭，食毕上马。"帝王在出猎途中的饮食，但求简单、方便、实惠，仍是女真人的饮食本色。　　例三，金朝款待外交使节的饮食习俗。《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载，宋宣和乙巳（金天会二年，1124　年）宋朝许亢宗出使金国，第十程，至清州（今河北青县），"州元是石城县，金国新改是名。兵火之后，居民万余家。是晚，酒五行进饭，用粟抄以匕，别置粥一盂抄以小勺。与饭同不好，研芥子和醋伴肉食，心血脏瀹羹，芼以韭菜。秽污不可向口，虏人嗜之。器无陶埴，惟以木刓为盂楪，髹以漆，以贮食物"。又载，第二十八程，至咸州（今辽宁开原），"赴州宅，就坐，乐作。酒九行，果子惟松子数颗。胡法饮酒，食肉不随下盏，俟酒华，随粥饭一发致前，铺满几案。地少羊，惟猪、鹿、兔、雁、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最重油煮面食，以蜜涂泮，名曰'茶食'，非厚意不设。以极肥猪肉或脂润切大片，一小盘虚装架起，间插青葱三数茎，名曰'肉盘子'，非大宴不设。人各携以归舍"。对女真人来说，这已是极高档次的礼节了，可是，在宋使看来，其器物和食品实在无可恭维。对于使节的常规待遇，《松漠纪闻》续卷有一段记载："虏中（金朝）待中朝（宋朝）使者，使副日给细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钱五百、杂使钱五百、白面三斤、油半斤、醋二斤、盐半斤、粉一斤、细白米三斤、面酱半斤、大柴三束。上节细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面三斤、杂使钱二百、白米二斤。中节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面二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斤半。下节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面一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斤半"。看来，对女真人来说，酒、肉、面、米不算希罕，只要是使节都有供应；而油、醋、面酱等比较珍贵，所以使副才能配额享用。　　例四，熙宗时女真人婚宴中的饮食习俗。《松漠纪闻》正卷载，"婿纳币，皆先朝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少者十余车，多至十倍。饮客佳酒则以金银器贮之，其次以瓦器，列于前以百数，宾退则分饷焉。男女异行而坐，先以乌金银杯酌饮（贫者以木），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蜜糕（以松实、胡桃肉渍蜜和糖为之，形或方或圆或为柿蒂花，大略如浙中宝塔糕），人一盘，曰'茶食'。宴罢，富者瀹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这可谓女真民间最高级的食谱了，主人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倾其所有。其中，尤以啜茶为最高档的款待，大概这时女真人已熟知饮茶之妙，苦于得之不易，故茶弥足珍贵。　　清代满族人的一些食品与金代女真人的几种食品一脉相承。满族人过年喜欢吃白肉和血肠，这与女真人的肉盘子和心血脏羹类似。女真人用潜羊在先，满族人宴客用全羊在后。女真人率先食用蜜糕和软脂，满族人后来特制风味小吃"哈什玛"。　　女真人的居住习俗在金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从坎地穴居到简易的栋宇，再到富丽的宫殿的发展过程。　　女真人及其先祖一直有穴居的习惯。商周时期的肃慎、秦汉至魏晋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直到宋金时期的女真，是一脉相承的，其穴居的习惯也是代代相传。《后汉书·挹娄传》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晋书·四夷传》记挹娄，"夏则巢居，冬则穴处"。《新唐书·北狄传》记靺鞨，"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我们从这些记录中了解到，女真先祖穴居是为了适应天气严寒的自然条件，地穴挖在依山临水的地方，挖得越深越好，用梯子出入，地表用梁木和土覆盖，外面看起来像坟墓。　　女真完颜部在建立金朝前仍是挖地为穴居住。《金史》卷一载，"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掘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公元十世纪末，完颜部在首领绥可（后追认为献祖）率领下迁至安出虎水畔（今阿什河流域），开始在地面建立房屋定居。《金史》接着写道，"献祖乃徒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　　女真人的地面建筑发展很快。《金史》卷六十六载："昭祖得疾，寝于村舍，洞无门扇，乃以车轮当门为蔽。"卷七十又载："世祖尝疑术甲孛里笃与乌春为变，遣习不失单骑往观，孛里笃与忽鲁置酒楼上以饮之。习不失闻其私语昵昵，若将执己者，一跃下楼，傍出藩蓠以外，弃马而归。"上述史料表明，女真人在昭祖之时已有村舍，在世祖之时已有楼阁和带藩篱的庭院。　　关于女真人这个时期的住所，《女真传》有较为完整的描述："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一）。《大金国志·初兴风土》的记载与此相同，但是，另外还提到房屋东南开有一扇窗户："其居多依山谷，联木为栅，或覆以板与桦皮如墙壁，亦以木为之。冬极寒，屋才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扉既掩，复以草绸缪塞之。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女真人的民居至此已经基本定型：依山傍水，以栅栏为院落，环屋为炕，门东（南）向，在房屋东（南）开窗。　　后来东北的满族人也一直沿用这种民居。请看杨宾《柳边经略》卷一所记满族居地黑龙江宁古塔一带的民居："屋皆东南向，立破木为墙，覆以莎草，厚二尺许，草根当檐际若斩，绹大索牵其上，更压以木，蔽风雨出瓦上。门户多东南。土炕高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就南北炕头作灶。上下男女，各据炕一面，夜卧南为尊，西次之，北为卑。晓起则叠被褥置一隅，覆以毡或青布。客至共坐其中，不相避。"我们一方面可以把它和金代女真人的房屋建筑相比较，另一方面也可以据此推测女真人在室内活动与休息的习俗。　　金朝的宫室也有一段从简陋到壮丽的变化过程。太祖阿骨打时，女真所居之地并没有城镇，皇帝所住的不过是大一点的村寨，后来修建了京城和皇宫，也只不过相当于宋朝的州县衙门，实在不够威风。每逢举行什么活动，老百姓在周围窜来窜去，太不成体统。《大金国志》卷三十三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其辽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车马杂沓，自'前朝门'直抵'后朝门'，尽为往来出入之路，略无禁制。每孟春击土牛，父老士庶无长幼皆聚观于殿侧。民有讼未决者，多邀驾（皇帝）以诉。至熙宗始有内廷之禁。"　　海陵王弑熙宗，迁都于燕京。辽金之际的燕京，由于辽朝多年经营，已经颇为壮观，道路宽阔，皆有条理。海陵王迁来后，"以汴京（宋朝都城）为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对燕京大加扩建。《大金国志》卷三十三载，海陵王"筑宫室于燕，逮三年而有成。城之四围凡九里三十步。天津桥之北曰宣阳门，中门绘龙，两偏绘凤，用金钉钉之。中门惟车驾出入乃开，两偏分双单日开一门。过门有两楼，曰文曰武，文之转东曰来宁馆，武之转西曰会同馆。正北曰千步廊，东西对焉。廊之半各有偏门，向东曰太庙，向西曰尚书省。至通天门，后改名应天楼，观高八丈，朱门五，饰以金钉。东西相去一里余，又各设一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内城之正东曰宣华，正西曰玉华，北曰拱辰。内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楼阁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后曰皇后正位。位之东曰'内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嫔居之"。其规模形制，今非昔比；再看其装饰、名称，完全是一座汉式的皇家宫殿。金宣宗时迁都到原北宋都城汴京。金朝皇室住得更加富丽堂皇。（四）人生仪礼人生仪礼，又称通过仪式，是围绕人生在世通常都必须经历，的几个关节而形成的习俗，一般把人生分四个阶段，即出生、成年、结婚、死亡，相应的就有诞生仪礼、成年仪礼、婚姻仪礼、丧葬仪礼。结合金代女真人的实际情况，我们下面按生育和寿诞、命名、婚姻、丧葬这几个方面来介绍金代女真人的人生仪礼。　　女真人的诞生仪礼，在金以前的情形不得而知。建国后浸染华风，其仪礼程序趋于完备。我们从金章宗在皇子忒邻出生前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来看金代女真人诞生仪礼的基本内容。《金史·章宗元妃李氏传》卷六十四载："钦怀后及妃姬尝有子，或二三岁或数月辄夭。承安五年（1200　年），帝以继嗣未立，祷祀太庙、山陵。少府监张汝猷因转对，奏：'皇嗣未立，乞圣主亲行祀事之后，遣近臣诣诸岳观庙祈祷'。诏司空襄往亳州祷太清宫，既而止之，遣刑部员外郎完颜匡往焉。""泰和二年（1202　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忒邻，群臣上表称贺。宴五品以上于神龙殿，六品以下宴于东庑下。诏平章政事徒单镒报谢太庙，右丞完颜匡报谢山陵，使使亳州报谢太清宫。即弥月，诏赐名，封为葛王。葛王，世宗初封，大定后不以封臣下，由是三等国号无葛。尚书省奏，请于瀛王下附葛国号，上从之。十二癸酉，忒邻生满三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醮于玄真观，为忒邻祈福。丁丑，御庆和殿，浴皇子，诏百官用元旦礼仪进酒称贺，五品以上进礼物"。《金史·卢玑传》卷七十五载，"（泰和）二年，元妃李氏生皇子（忒邻），满三月，章宗以玑老而康强，命以所策杖为洗儿礼物"。上述史料所包含的诞生仪礼有：①求子仪。章宗因为久无皇嗣，向祖宗求子（祈祷于太庙）、向山神求子（祈祷于山陵）、向佛道诸神求子。②诞生仪。皇子出世，群臣上表称贺，皇上作为主人则大宴宾客。③命名仪。儿子满月时，父皇赐名。④洗儿仪。儿子满百日时举行大庆，并给他送吉祥物。⑤报谢仪，感谢祖宗、诸神降福赐子。宋代的汉人大致也是这些礼仪，只不过举行各种礼仪的日期不尽相同，例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育子》载，"至满月。。大展洗儿会，亲宾盛集"。宋人在满月举行洗儿仪，而章宗为儿子举行洗儿仪是在百日。　　女真人本来没有寿庆活动，但是，金建国后上层人物开始重视寿诞礼。　　据《松漠纪闻》正卷之所言，女真人过去不知道用日月时辰来计时，也不纪年。若问某人多少年龄，他只会回答"我看见草青了几次了"。自从兴兵向南挺进以来，"浸染华风"，酋长们开始讲生日寿诞了。可是，他们庆生日并不是在自己出生的日子（他们本来就不记出生的日子），而是自己选择一个"佳辰"让大家庆贺一番。粘罕为自己选择的佳辰是正旦，悟室选的是元夕，乌拽马选的是上巳，其他如重午、七夕、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佛诞日都有人选。女真人大概记得儿女出生时是草青还是草黄，后代为自己选择生辰时可能会以此为参考。　　金代女真人多有举办生日会的，有的生日盛会一直闹到深夜。《金史》卷六十六《阿里剌传》记载，章宗时的吏部郎中阿里剌因为给御史大夫唐括贡庆寿，违犯夜禁，被夺官一阶。　　金代最隆重的寿诞礼是为皇帝庆贺生日，是为圣节。清顾炎武《日知录·圣节》卷十四考证，圣节源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公元729　年），唐玄宗从群臣请，定其生辰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全国宴乐休假三日。此为后来的帝王所效法，称为圣节。金代除海陵王外，各位皇帝的诞辰都有一个节庆名称。太宗诞辰为天清节，熙宗诞辰为万寿节，世宗诞辰为万春节，章宗诞辰为天寿节，卫绍王诞辰为万秋节，宣宗诞辰为长春节，哀宗诞辰为万年节。圣节礼仪十分隆重，其礼如同元旦仪，群臣拜贺，宋、夏、高丽等通常也派使节来贺寿，举国上下大庆。章宗的天寿节还在各地对老弱病残和贫民大行施舍，"在都七百贯，诸京二十五贯，诸府二十贯文，诸节镇一十五贯文，诸防剌州军一十贯文，诸外县五贯文"（《金史·百官志》卷五十八）。　　金人特别看重生日的吉祥。金初上层人物选择汉文化的吉日节庆为生辰，金朝历代皇帝的圣节讲究避讳，避讳就改期庆祝。①避忌辰。金熙宗的生日是七月七日，因为这一天是他父亲的忌日，于是把圣节改在次日，后来为了方便外国使节贺元旦时也贺圣节，以免一年跑两趟，采用辽朝的作法，又改正月十七日为万寿节。②避日食。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　年）的万春节发生日食，把庆贺改在次日。③避杀戮。皇帝在圣节，常常大赦天下。　　汉文化的命名习俗一般用来标志人生的不同阶段，一般人一生两次命名。初生所命之名为小名、幼名或乳名。成年之后再次命名，此名为大名或字。一个人被命大名，可以视为成丁礼的标志。女真人一生也是多次命名，出生不久命小名，成年之后命大名。按金代制度，男子十七岁为丁，女真人的大名多是在成丁之后起的，但是，起大名的年份并不固定。　　金代的女真人往往有双重名称，一用女真语，一用汉语，如金太祖阿骨打，汉名晟；太宗吴乞买，汉名晟。但在建国前，生女真人一般没有取汉名的，从完颜皇族的始祖函普到康宗乌雅束，都只有女真名。随着金朝统治地域的扩大，女真人大批移居华北，与汉人杂居，许多人改汉姓，并只有汉名。女真统治者三番五次下令禁止这种汉化。世宗"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金史》卷八）；章宗"敕诸女真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金史》卷九）。女真人的汉化必然涉及个人符号的汉化，禁是禁不了的。据《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条所载，金元之际有三十一个女真姓改称汉姓，完颜改为王姓，乌古论改为商姓，纥石烈改为高姓，蒲察改为李姓，等等。　　历代汉族帝王有赐少数民族首领汉姓的习惯，金朝统治者也沿用此例赐汉人以女真姓。金朝规定，"赐本朝姓（国姓完颜）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者赐止其家"（《金史》卷一○三）。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功劳后，自己一家可以用国姓，功劳再大一点，连死去的祖先都可以改姓。完颜阿邻本姓郭，靠功劳赐姓完颜。金代赐姓完颜之可考者近三十人，包括汉人、契丹人等。　　在叙述金代女真人的婚姻仪礼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女真人的通婚范围。到辽朝统治初期，女真人一般在同一部落内的不同氏族之间通婚，也就是通行部落内婚制下的氏族外婚制，也有少量的部落外婚事例。金建国前夕的女真人在奉行这一婚俗的同时，开始流行部落外婚的习俗。这主要是因为渤海国被辽灭后，女真人大量南迁，有些部落氏族组织被打乱，原有的婚俗不能维持，于是，不同部落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加，部落外婚成为新的风尚。女真人以部为姓，不同的部落不同姓。新风尚的一个外在标志就是同姓不婚。金建国初期，有些地方的女真人仍然沿袭着氏族外婚和部落内婚的古俗，这时显得极不合乎新的文明标准。金朝统治者不得不动用法令进行干预。《金史·太祖纪》卷二载，天辅元年（1117　年）"五月丁巳，诏自收宁江州已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金史·太宗纪》卷三载，天会五年（1127年）四月"乙丑，诏曰：'合苏馆诸部及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无论就习俗还是就法律而论，金代女真通行的是部落外婚（同姓不婚）。　　金代女真人的通婚范围并不限于本民族。《金史·兵志》卷四十四载："及其得志中国，自顾其宗族国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号以假汉人，使为之效力而守之。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固结。"女真人与契丹、汉人通婚，统治者是赞成的。从部落内婚到部落外婚，再到各民族间通婚，既是女真人婚姻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标志着女真人社会发展的三次进步。　　有关女真人通婚范围的习俗还有接续婚和皇族与若干贵族的世婚。接续婚又被称为收继婚或转房婚，即嫁入一个家族的女子在丈夫死后继续留在这个家族内，成为族内另一位男人的妻或妾。《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人"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金史》中有很多女真人行收继婚的例子，如卷六十三《海陵诸嬖传》载，"昭妃阿懒，海陵叔曹国王宗敏妻也。海陵杀宗敏而纳阿懒宫中"。海陵王杀死叔叔，把婶婶收为自己的妃子。总的来看，女真人的收继婚现象在建国后逐渐由盛行转向衰微，在人们的观念中由理所当然转而引起非议。金朝宗室与某些异姓部长或贵族之家世世代代结为婚姻，成为约定俗成的世俗。《金史·后妃传》卷六十三载，"金代，后（皇后）不娶庶族"；《金史·世戚传》卷一百二十载，"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　　女真婚俗规定了婚嫁的范围，另外还形成了两种选择具体对象的方式，一是自择配偶，一是长辈聘娶。佚名的《女真传》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聘娶），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大金国志校证》附录一），这是通过公开对歌择偶的情况。《松漠纪闻》正卷上还有秘密约好私奔的例子："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不过，这种私奔只允许在纵偷之日。　　上述自择佳偶的例子显示，女真人在礼教未严以前，对少女的管束是很宽松的，中下户人家的姑娘未婚而有性行为，不足为怪，在辽朝统治下，朝廷命官经常到女真地占这种便宜。《松漠纪闻》正卷载，"大辽盛时，银牌天使至女真，每夕必欲荐枕者（要女子相陪）。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适女待之。后，求海东青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大户人家）。女真浸愤，遂叛"。女真人能让辽使与普通人家的少女同居，但不能容忍他们染指有夫之妇和大户人家的女儿。女真人的婚姻仪礼有上述自择配偶和私奔的简单方式，也有礼节周全的正规方式。《松漠纪闻》记叙金代前期女真人的婚姻方式有订婚、拜门、纳币和回报、留妇家、归婿家等程序。　　①订婚。《松漠纪闻》云，"金国旧俗，多指腹为婚"。金早期流行指腹为婚，后来也大多是在子女年幼时订婚。金世宗在四五岁时就已定婚。《金史》卷六十四载，世宗曰："朕四五岁时与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膝上曰：'吾婿七人，此婿最幼，后来必大吾门'。"　　②拜门，又称"男下女"礼。《松漠纪闻》载，"婿纳币，皆先期拜门，戚属偕行，以酒馔往"。"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也就是男家率众到女家拜见，征求女家全部成员的同意（可能包括女家亲戚）。杨宾《柳边纪略》卷四所记宁古塔满族婚俗的有关内容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男下女"的参考："婚姻择门第相当者，先求年老为媒，将允，则男之母径至女家视其女，与之簪珥布帛。女家无他辞，男之父乃率子至女之姻戚家叩头。姻戚家亦无他辞，乃率其子侄群至女家叩头。《金志》所谓'男下女礼'者是也。女家受而不辞，辞则犹未允也。既允之后，然后下茶请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唯赔送耳。"可见，拜门是在下聘礼之前征得女方所有亲戚的同意。　　③"纳币"和回报。纳币，即给女家送聘礼。《松漠纪闻》载，"婿牵马百匹，少者十匹，陈其前。妇翁选子姓之别马者视之，'塞痕'（好）则留，'辣辣'（不好）则退，留者不过什二三，或皆不中选。虽婿所乘亦以充数。大抵以留马少为耻。女家亦视其数而厚薄之，一马则报衣一袭，婿皆亲迎"。当时还主要是用马作为聘礼，而女家的回报是衣物，必须男子亲手接过。　　④留妇家。女真人原来流行在成婚后留女家服役三年的习俗。《松漠纪闻》载，"既成婚，留妇氏，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可见，在服役期间男子要踏踏实实地做人，当牛做马地干活。媳妇不是容易娶到家的。⑤归婿家。结婚三年后，媳妇才算娶回来了。《松漠纪闻》载，"三年，然后以妇归。妇氏用奴婢数十户，牛马数十群，每群九牸一牡，以资遣之。夫谓妻为'萨那罕'，妻谓夫为'爱根'。"终于可以夫妻相称了。小两口有这些财产，可以过日子了。　　金初及更早的婚姻仪礼是比较有民族特色的，往后的变化是逐渐减少氏族社会的因素，增加封建性的内容。例如，原来聘礼用牛马，后来改用钱币。《大金国志·杂色仪制》卷三十五规定，"官民婚聘财仪礼：一品不得过七百贯，三品以上不得过五百贯，五品以上不得过三百贯，六品以下及上户庶人不得过二百贯，中下户不得过一百贯"。　　金代女真人的丧葬习俗，从葬式来看，经历了从土葬向火葬的转化过程。《大金国志·初兴风土》卷三十九载，"死者埋之而无棺椁"。生女真在南迁后臣服了辽，上层人物受辽之契丹人火葬的影响，率先焚烧殉葬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在海陵王、世宗之后，佛教在女真人中极为盛行，受其影响，女真人才通行火葬。准确他说，女真人这时所通行的是火葬与土葬并用的二次葬。　　女真人的二次葬分木棺火葬和石棺火葬二种。①木棺火葬：大多是先将尸体火化，把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再在墓穴内将木棺、骨灰、随葬品一起焚烧，然后封土成冢。②石棺火葬：将骨灰装入木匣或袋中，再放入石棺，或直接用土掩埋，或做成砖室墓。不过，贫贱之人只能焚烧了事，无力再举行正式的土葬。　　女真人的丧礼和祭礼有这样一些重要内容：大会亲族、烧饭、送血泪、殉葬。　　居丧期间，亲族都必须来吊丧。《金史》卷七十载，石土门的弟弟阿斯懑死，"及终丧，大会其族，太祖率官属往焉"。作为亲族，不去吊丧，是要受谴责的。　　烧饭，是女真人的祭祀仪式。《大金国志》卷三十九载，"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祀祭，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烧饭可以被用作一种祭奠仪式，如文惟简的《虏廷事实·血泣》载，"尝见女真贵人初之亡时，其亲戚、部曲、奴婢设牲牢、酒馔以为祭奠，名曰'烧饭'。"《金史·夔王永升传》把它的使用场合说得更清楚："（永升）薨。既殡，烧饭，上亲临奠"。烧饭也可以被用在死者的忌日，或在死后一个月、二个月，或在周年。《金史·镐王永中传》载，"明昌二年五月辛酉（十二日），孝懿皇后崩，。。（次月）辛卯（十二日）始克行烧饭"。这是一月祭。《金史·世宗元妃李氏传》载，李氏于"大定二十一年二月戊子（十一日）薨。甲申葬海王庄。丙戌（四月十一日），世宗如海王庄烧饭"。这是二月祭。《金史·哀宗纪》载，正大元年十二月甲寅（二十二日），"宣宗小祥（周年之祭），烧饭于德陵"。这是周年祭。　　送血泪，是女真丧礼的一项重要仪式。《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载，"其亲友死，则以刃嫠（割、划破）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达对死者的感情，即使是帝王吊丧也难免依俗而行。《金史·撒改传》载，"天辅五年，（撤改）薨。太祖往吊，乘白马，嫠额哭之恸。"这一习俗曾长期流行于北方民族，如匈奴、突厥、回纥。《北史·突厥传》载，"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诣帐门，以刃嫠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葬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嫠面，如初死之仪"。《旧唐书·回纥传》载，"毗迦阙可汗死，宁国公主依回纥法，嫠面大哭"。　　殉葬，曾是女真丧礼不可少的仪式，主要用奴婢和乘马为主人殉葬，史载"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以奴婢殉葬，基本上是金建国前的旧俗。以乘马殉葬，从金初就有人倡导废止。《金史·阿离合懑传》载，太祖天辅三年（1119　年），阿离合懑患病，"上幸其家问疾，问以国家事。对曰：'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国俗多以良马殉葬，可禁止之。'乃献平生所乘战马"。天辅年间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人沿袭这一旧俗了。（五）社会习俗和萨满信仰金代女真人的社会习俗见于其家族组织形式和社交礼节，既保持着本民族的特点，又吸收了汉人和契丹的影响。　　女真人在氏族社会时期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习俗。《三朝北盟会编》卷四载，马扩于宋宣和年间出使女真，随阿骨打自涞流河东行围猎，所见"皆平坦草莽，绝少居民，第三、五里间有一、二族帐，每族帐不过三、五十家"。这是典型的聚族而居。如果需要迁徙，女真人通常举族搬移。《金史·杲传》载，"泰州婆卢火之族。。及婆卢火为泰州都统，宗族皆随迁泰州"。又《按答海传》载，"海陵时，自上京徙河间，土瘠，诏按答海一族二十五家，从便迁居近地，乃徙平州"。这种家族的管理者是族长，即"谋克"。后来，即使一个村寨由几个宗族居住，也只由一位谋克统领，谋克也就由血缘群体的族长逐渐演变成地缘群体的百夫长了。这时，聚族而居就不再占主导地位了。　　女真人的父权制大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有自己的一套组织习俗。①析居聚种。女真人生子年长即分门异居，但是，土地和生产资料仍为大家庭共有，大家仍在一起劳动，所谓"兄弟虽析犹相聚种"（《金史》卷四十四）。②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行。女真大家庭内可以继承的有财产、官位、妻子，财产的继承用瓜分的办法，妻子的继承采取收继婚，而官位的继承方法是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的结合，即先传嫡长子、再传嫡次子，最末一位嫡子传给嫡长子之子，可以简述为兄死弟及，复归兄子。例如，阿骨打先祖景祖乌古乃，为生女真部落联盟首领，后被辽任命为节度使。他生有九子，嫡子五人。乌古乃卒后，二嫡子刻里钵（世祖）袭节度使，刻里钵死后传给四嫡子，再传给五嫡子（其间嫡长子和三子不宜为政而未继）。五嫡子卒，复传给世祖的嫡长子乌雅束（康宗），乌雅束传给弟阿骨打（太祖），成为皇帝。太祖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弟弟吴乞买（太宗），太宗传位给阿骨打之后，是为熙宗。从这一继承序列可以看到，女真大家庭内的血亲关系奉行尊卑、长幼、嫡庶的原则。　　金代女真人遵行的社交准则是"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金史·世宗纪》载，"女真旧风最为纯真。。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仪款曲皆出自然"。《大金国志》附录《女真传》则把女真人的好客说得更具体："饮宴宾客，尽携亲友而来。及相近之家，不召皆至。客坐食，主人立而待之。至食罢，众客方请主人就坐。酒行无算，醉倒及逃归则已。"　　金代女真人的交际礼仪见于记载的有执手礼和拜礼。执手礼表示亲密，无论长幼尊卑皆可用此礼，如《金史·太祖纪》载，世祖"见太祖来，喜甚，执太祖手"。拜礼表示对尊长的敬重，比较正式、严肃。行礼方式见于《大金国志》附录《女真传》："其礼则拱手退身为喏，跪右膝，蹲左膝著地，拱手摇肘，动止于三为拜。"上述执手礼和拜礼都被满族所承袭。　　女真人入主中原之后，部分地采用了汉族的拜礼。《金史·礼八》载，承安五年（1200　年），章宗令有司讨论女真和汉人的拜礼的使用问题，"礼官奏曰：'《周官》九拜，一曰稽首，拜中至重，臣拜君之礼也。乞自兮，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章宗采纳这一建议，定为礼制。两种礼仪并行的情况，是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萨满教是多神信仰的原始宗教，曾流行于中国北部的许多民族之中。金代女真人也信奉萨满。《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记为"珊蛮"，该书载，"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能够"通变如神"。萨满教把世界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为众神所居，中界是人间万物，下界为亡灵和大小妖魔所居，萨满的职能就是上达神灵，下驱鬼邪。萨满能造福于人，也能加害于人。　　女真人相信，萨满"能道神语"，看得见在阴间等着出世的灵魂，预知未来。《金史·乌古出传》载："昭祖久无子，有巫者能道神语，甚验，乃往祷焉。巫良久曰：'男子之灵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孙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则名之曰乌古迺'。是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复见，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复曰：'男子之兆复见，然性不驯良，长则残忍，无亲亲之思，必行非义，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后嗣未立，乃曰：'虽不良，亦愿受之'。巫者曰，'当名之曰乌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后皆如巫者之言。"少子乌古出的品性亦如巫者所说。　　女真人相信萨满能够驱邪治病。《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人"疾病无医药，尚巫祝，病者杀猪狗以禳之，或车载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他们相信疾病是鬼怪所致，要想病好，或者把鬼怪赶走，或者让病者躲藏起来。　　萨满还能加害于人。萨满既能偷偷地这样做，也能公开这样做。前者如《金史·章宗元妃李氏》卷六十四所载，章宗"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元妃）嫉妒，令女巫李定奴作纸木人、鸳鸯符以事魇魅，致绝圣嗣"。章宗没有儿子，是萨满做法使然。后者如《金史·谢里忽传》卷六十五所载，"国俗，有被杀者，必使巫觋以诅祝杀之者，乃系刃于杖端，与众至其家，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其声哀切凄惋，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画地，劫取畜产财物还。其家一经诅祝，家道辄败。及来流水乌萨扎部杀完颜部人，昭祖往乌萨扎部以国俗治之，大有所获，颁之于诸父昆弟"。这一段把萨满的法器、诅语、施术过程写得清清楚楚。萨满助人泄私愤、报血仇，用神秘的手段达到神秘的效果。　　总的来说，女真人在立国前后经历了从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从民族聚居转而与契丹、汉人交居，从臣服辽朝到征服辽朝和北宋，其政治中心从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迁往中都（今北京）再迁往南京（今河南开封），因此，金代女真人的习俗不可避免地积淀着多种文明、多种民族文化的内容：既带有原始社会文明的胎记，又带有封建社会文明的烙印；既有女真人的古老传统，又有契丹人的影响和汉文化的薰染。可以说，金代女真人的习俗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中原及东北各种文化的大汇聚。　　十一、西夏习俗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纪--十三世纪在中国西部出现的以党项羌为主体的多民族王国，本名大夏，宋人称为西夏。西夏国的中心地区在河套平原，这里水草肥美，至今仍有"黄河富宁夏"的俗谚。党项羌人较早活动在这一地区，他们以畜牧为主业，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开展，过着半定居的牧农结合的部落生活。因此在生活习俗、信仰习俗、部落组织习俗上显现出特有的民族色彩。　　（一）物质生活习俗饮食习俗。由于西北高原的特殊气候，这里农业并不发达，西夏立国之前，居民过着游牧为主的生活，食物主要是肉类和乳品。西夏政权建立后，一些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被纳入版图，如陕西北部一些地方，兴庆、灵州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除当地的汉族外，部分党项族人也从事农业生产，所生产的粮食除供人民食用外，还为军粮提供了保障。这使以前单纯以畜产品为生的生活方式有了根本转变。　　据《番汉合时掌中珠》所记西夏食物资源多种多样。主要农产品有麦、大米、荞麦、粟、稻子、豌豆、黑豆、荜豆、青麻子等，蔬菜有香菜、芥菜、薄荷、百叶、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马齿菜、瓜类等，佐料有葱、蒜、韭、盐、醋、胡椒、椒、干姜等。食品有细面、粥、乳头、油饼、胡饼、蒸饼、干饼、烧饼、花饼、油毯、盏锣、角子、馒头、酸馅、甜馅等。一般贫民还依靠杂草、野菜充饥，饮食内容随季节变化。据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记载，西夏贫民春食鼓子蔓、醎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食畜沙葱、野韭、拒霜、灰莜子、白蒿、碱松子等，"以为岁计"。　　由于畜牧业的发展，肉食在西夏人的饮食中占有较大比重。肉食以羊肉、牛肉为主，举凡出征、聚会、盟誓、节庆等，羊肉、牛肉是不可缺少的主食。烧烤羊肉、手抓羊肉、羊杂碎等至今仍是宁夏人的特色食品。　　西夏人的饮料以茶为主，每年宋朝赐给西夏的茶叶有三万斤，此外，西夏还要在边境贸易中换回大量的茶叶。饮茶的习惯与西夏人的肉食生活有很大关系。自然，乳品也是西夏人的饮料之一。　　西夏人爱好喝酒，《掌中珠》有"取乐饮酒"之语，这种用糜子酿成的"黄米酒"是西夏人在庆贺时的助兴饮品。如果是在解除仇怨的仪式上，西夏人的酒中还要掺进鸡血、猪血，用髑髅（死人头骨）盛装双方同饮。　　服饰习俗。西夏人以畜牧为主业，衣着质料多为畜产品，正如大夏国主元昊所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宋史·夏国传上》）。他们一般戴毡帽，穿毛织布衣或皮衣（所谓"羽服"），着皮靴；腰间束带，上挂小刀、小火石等用物。羌人早先披发或蓬首，元昊为了强化民族意识，发布秃发令，强迫西夏人在三日内一律秃发，如违抗命令，即行处死，于是"民争秃发，耳垂重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以此秃发、穿耳戴环成为西夏人的民俗打扮。除了皮毛蕃装外，西夏社会上层还以中原生产的锦、绮、绫、罗之类的丝织品为服饰质料，男子穿团花锦袍，妇女穿绿花翻领长袍，头戴花钗金镂冠，内着百褶裙，足穿尖钩履，一个个衣冠楚楚。这些衣料来自于宋朝年年的"岁赐"和边界的互市贸易。　　西夏人的服饰多样，据《杂字》载"男服"类下有26　种，"女服"类下有19　种，可见其服饰的丰富多采。值得注意的是西夏人开始以"白叠"即棉花为衣服质料，《掌中珠》所列袄子、汗衫、布衫、衬衣或许是棉制品。居住习俗。西夏人畜牧业、农业区域的相对稳定，决定其居住习俗。在先党项羌人居住的房屋式样是木架结构上盖毛毡的帐篷，在流动时容易搬迁，所以党项羌人居住的地方称为"族帐"。后来改成"栋字"式的"土屋"，"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宋史·夏国传下》）。西夏民众居住的是简陋的土屋，只有有官爵的人才可以而且能够盖上砖瓦住房。土屋的建造方法是，先用木条作框，实土其中，用木桩夯筑，以成墙垣；屋顶也用土铺敷，层层相迭，颇为坚厚，因此雨雪无伤，且多平坦，人畜可以在上行走。这种房屋建筑材料，自墙垣以至屋顶莫不用土，仅少数梁柱、门窗用木，为纯粹的土屋（参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242　页）。土屋的布局为一列三间，中间供奉神位，左右厢房住人。当然西夏王国上层人物的宫殿、苑囿、官署、馆驿一如中原地区富丽堂皇。　　交通习俗。西夏地理位置特殊，是中原沟通西域的中介地区，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横穿全境，在河西走廊上，驿站密布、驿道通畅。西夏丰富的牲畜，如马、牛、骆驼既是生活资料，也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在浩瀚的沙漠中，西夏人依靠骆驼运载各种生活物资；而马匹是西夏人畜牧、征战的重要交通工具，西夏政府机构中有"马院"、"出车院"，足见马与马车在交通运输中的位置。西夏境内河、湖众多，水上交通工具亦多种多样，其中以黄河边上的羊（牛）皮筏子最有特色。由于河水水急滩险，难以行船，西夏人利用当地出产的牛羊皮，充气之后，制成轻而坚固、浮而不沉的皮筏。这种皮筏子，当地人称为"浑脱"。"浑脱"的具体制作方法是这样的，一般多用羊皮，在宰羊的时候，从头部开始，小心地把整个羊皮揭下来，把四条腿和头部用绳扎紧，向里面吹足气，使它似气球一样胀起来，然后把类似的几只"浮筒"捆在一个特制的木架子底下，这样一只小羊皮筏子就制成了。普通的羊皮筏子可以运载六七百斤的东西或坐上七八个人。至于用牛皮做的筏子，就比羊皮筏子大得多，浮筒里装的不是空气，而是羊毛。"浑脱"是西夏军民渡河的有效的民俗工具，它迅捷方便，军民深得其便。其后历代沿用，明人李开先在《塞上曲》中加以吟咏，"不用轻帆并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闲居集》）。　　（二）婚姻习俗党项羌人处于部落社会后期，婚姻关系上带有原始社会群婚制的残余，盛行收继婚制，女子出嫁到夫家便被认为是夫家的财产，因此寡妇必须留在夫家转嫁。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均可为妻，就是不娶同姓女子（《新唐书·党项传》）。富有家庭的男性家长可以收养更多的妇女而发展为多妻制，"藩戎之俗，诸母众多"。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在叙述甘州（今甘肃张掖县）的风俗时说："其地之人娶妻致有三十。否则视其资力，娶妻之数惟意所欲。然第一妻地位为最尊。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男子得娶从姊妹（当指姑表姊妹），或其父已纳之妇女为妻"（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六十一章）。这时尚距西夏灭亡时间不远，大致反映了西夏时期婚姻情况。当然多妻制，往往取决于男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一般平民并非如此。在男女关系上，西夏人较为自由，开放，女孩子长到一定年龄，会随自己意愿选择外族的意中人，家庭并不干涉，也不须媒妁之言，所谓"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清张鉴《西夏纪事》卷十）。有的青年男女，情真意切，必定相约奔至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用腰带勒颈，双方同时自尽。族人率亲属寻到，见之不哭，说"男女之乐，何足悲悼？"于是用彩缯包其全身，外边裹上毛毡，再杀牛设祭。然后选择高山峻岭，架木为"女栅"，将尸首迁至女栅上，认为他们由此升天，男女所在二姓族人在栅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这些反映了西夏婚姻、性爱方面的特殊习俗。　　（三）丧葬习俗西夏民俗"轻生重死"（张鉴《西夏纪事》卷十），对人死后的处理十分隆重。党项羌人早就盛行火葬的风习，"死则焚尸，名为火葬"（《旧唐书·党项传》）。其后佛教在境内流行，僧侣死后火化的做法，加强党项羌人的火葬传统。这时的火葬程序繁琐，极尽铺张之事，《马可波罗行纪》详细叙述了原西夏境内的唐古忒州（敦煌）居民的火葬礼俗：焚前，死者的亲属在丧柩经过的道路上，建一木屋，覆以金锦绸绢。柩过此层时，屋中人呈献酒肉及其他食物于尸前，盖以死者在彼世享受如同生时。到了焚尸之所，亲属等先行预备纸扎的人马骆驼钱币，与尸同焚。据说，死者在彼世因此得有奴婢、牲畜、钱财等如焚化之数。灵柩搬运时，要鸣响一切乐器。焚尸的日期不能随便确定，要请懂得星相卜术者选择吉日，然后停尸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有时停至六个月以上。停尸期间，将尸首装在一厚木匣中，里边放上不少樟脑、香料，然后密封，以避臭气。停丧之时，每天必须在柩前桌上供食，供食时间与一般人吃饭时间相等。尤为奇怪的是，如果卜者说不宜从门出丧，就必须破墙而出。这种葬俗，实在耗时费事。　　西夏皇室和贵戚重臣又有着不同的丧葬制度，他们模仿中原汉族统治者，大修陵寝，在贺兰山东麓，"数冢巍然"。据史书记载，从李继迁起经德明、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祐到安全，这九个皇帝的坟墓分别命名为：裕、嘉、泰、安、献、显、寿、庄、康等陵。从近年的考古发掘看，这些陵墓的形制规模，基本是效法唐、宋两朝陵墓制度。但也有区别，比如这些陵台台基呈八角形或圆形，不同于唐宋皇陵的方形；陵台在墓室后部，不起封土作用，墓内用护墙板，而不用砖砌，墓室中也未出现任何丧具，由此可见西夏皇室葬俗与汉族也有差别。　　（四）部落组织习俗西夏除了部分军、州施行中央直接控制外，大部分蕃部地区保持着部落社会的组织形式。蕃部居民，多聚族而居；一家为一帐，小族数百帐，大族千余帐，各族帐都有自己的首领，首领有世袭的权力。西夏政府往往授予族帐首领一定的名号，如蕃落使、防御使、团练使等，以保持中央对部落的羁縻关系。族帐是兵民合一的部落组织，无事，各为生业，有事迅速聚集，有很强的族属观念和聚落意识。　　西夏旧俗，以十二月为岁首，冬至节是最被重视的节日，一般居民都要在这一天会集家属亲友，举行宴饮欢聚。西夏部族内部崇尚团结互助，质直尚义。部族之间常发生仇杀，但一经化解，即喝鸡、猪血酒盟誓，"若復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西夏纪事》卷十），这些咒语式的誓言，表示了他们遵守诺言的诚意。　　部落成员，年十五以上为丁壮，一旦发生战斗，族帐首领即带本部丁壮出征。部落兵耐寒暑饥渴，有坚韧的意志和很强的纪律观念，"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其整肃如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部落社会通常以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来训练部落成员，培养他们的驰逐本领和协调能力，狩猎与习武紧密结合。元昊在每次出兵作战之前，都要率领各部落首领举行围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并询问部落首领对战事的看法，并选其中勇敢有谋者作为战前指挥（《宋史·夏国传上》）。这表明西夏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部落军事民主制的传统风习。　　（五）信仰习俗族帐式的部落组织构成西夏社会的广泛基础，伴随着原始古朴部落生活的是原始的万物有灵的民俗信仰。西夏人信仰的神灵众多，有天神、地神、富神、战神、守护神、大神、护羊神等等。例如1176　年夏仁宗在甘州地区黑水河上建筑了一座桥梁，他就发布《黑水河诸神敕》，立碑宣传，以最高统治者的权威身份，告诉"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出来"咸听朕命"，"阴加拥祐"（载罗福颐编《西夏文存》转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第248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西夏人认为大地山川万物均有神灵主宰，神主善，谓之"守护"，凡事需明神灵之意而后行，因此盛行沟通神人的巫术。　　西夏人称巫师为"厮乩"，巫师替人们向鬼神祈祷，占卜行事的吉凶，还请神驱鬼，画符诅咒，治疗疾病。西夏人行事之前总要占卜，以此决定自己的行业，特别是行军作战，"每出兵则先卜"（《宋史·夏国传下》）。卜法通常有四种：一是用艾草熏灼羊髀骨，观其兆纹以测神明之意，叫做"炙勃焦"；二是在地上擗（劈）竹，看落地竹签的数字来定吉凶，像用蓍草计算数目一样，叫做"擗算"；三是咒羊，先边念咒语边用粟米喂羊，羊食粟后，会自动摇其首，夜晚牵羊焚香祷祝，又在野外烧起谷火，第二天早上杀羊，观察其五脏、羊肠胃是否通畅，认为通则吉利，如果羊心有血，则凶；四是"听弓"，用箭杆敲击弓弦，审听它所发出来的声音，从而推断，敌人会在什么时候到来，胜败如何？以及六畜灾祥，五谷丰歉等（《西夏纪事》卷十），出战的日期用只日（单数日），晦日不宜出兵。在战场上，西夏人善于奔逃，数天之后又回到败兵之处，捉人马射之，叫做"杀鬼招魂"，或者札一草人埋在地下，众人齐射而还（《宋史·夏国传下》）。　　西夏人"笃信机鬼"，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有关鬼的条目众多，鬼有饿鬼、虚鬼、孤鬼、厉害鬼、杀死鬼等。西夏人不仅出行要预先占卜，而且生病了也不求医问药，或者召请巫师送鬼，或者把病人迁到另一间房子住，以躲避鬼魅的侵扰，称为"闪病"（《西夏纪事》卷十）。西夏人"尚诅咒"，有了灾祸或生病时，人们常念各种咒语送鬼，方法是在指定地方挖一个坑，把"鬼"送入坑中，在坑边上骂詈，以消灾祛祸。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保存的西夏文献中，仍有一些西夏文的咒语文本，如《魔断要语》、《疮恶治顺要语》等，这些资料反映了流行于西夏社会民间信仰情况。　　西夏人对神灵十分敬畏，正屋作为神位所在，不敢居住，人们住在两侧的房间。对妇女也有忌讳心理。西夏部落复仇意识强，如果仇人未除，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直到斩掉仇人后，才恢复正常。有势单力薄者，为了复仇，就邀请壮妇，在大嚼一顿牛羊酒食之后，直奔仇家，纵火焚毁仇家庐舍，人们觉得与女兵为敌不祥，即纷纷退避离去（《西夏纪事》卷十）。　　佛教曾经是西夏的国教，佛教信仰在民间广泛传播，"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僧人）"（《黑鞑事略》转引自吴天犀《西夏史稿》第225　页）。据说西夏人的秃发就与信教有关。　　（六）"蕃俗"与"汉俗"的消长西夏风习礼仪的发展，伴随着所谓"藩礼"和"汉礼"之争，藩礼即代表传统的党项民族的文化风习，而汉礼则代表着汉族的文化风习。两种文化风习同时并存，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西夏人中有不同的侧重表现。总的说来，西夏党项羌人内迁河套平原后，一方面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蕃性所便"的原始部落的风习，上层统治者利用"蕃俗"来强化部族意识，维持本族的文化特色和传统，一般民众则乐于沿用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汉文化影响，较大量地汲取汉族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习俗及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方面的养料，以提高本民族的经济水平和文化品位。从风俗文化的发展趋势看，西夏社会中"汉俗"不断增长，"藩俗"则相应削弱，自远祖拓跋赤辞臣属唐朝时，开始讲习中原分尊卑、行跽拜的礼仪。元昊时为创建期，既接受汉文化影响，又突出党项民族文化传统，既裁改中原制度的礼仪，又继承、革新党项沿习的旧俗。惠宗朝主张善礼的梁太后和爱好汉礼的皇帝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影响到当时的政局，梁氏甚至最后把惠宗囚禁起来。经过崇宗到仁宗把蕃汉文化同时发展到新的阶段。特别是仁宗，他全面学习汉文化，使西夏成为一个文化高度发展、礼仪风俗类似中原的国度。例如，在朝廷服饰上，文职官员上朝要戴幞头，脚穿皮。。，手持笏板，或紫衣，或绯衣；武职官员朝服为头冠金贴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色左大襟长袍，腰系束带，佩刀、弓等物件，文武官员的服饰明显地采用了中原仪制。　　在民间生活中，汉俗得到扩大发展，如西夏人在创立文字　后，从中原传进了易卜方法，西夏著名学者斡道冲曾用西夏文作《周易卜筮断》一书，流传国中。1972　年甘肃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发现了西夏文占卜辞，其一记载：卯日遇亲人，辰日买卖吉，巳日□□□，午日求财顺，未日出行凶，申日万事吉，西日与贼遇，戌日有倍利，亥日心欢喜。这种以地支计日的占卜方法，显然是受汉俗影响。此外西夏的人生仪礼习俗也逐渐接受汉俗影响，如婚俗，西夏人在立国之后，除保持传统党项婚俗外，也逐渐流行明媒正娶，《掌中珠》记载，"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只有儿女之事解决后，"方得心定"。武威所出的《杂字》中也有"送女索妇，来到家中"之语，这种婚俗与汉族并无两样。　　其他如民间音乐、戏曲表演、宫殿建筑、陵墓制度，都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汉族习俗影响。汉俗的增长丰富了西夏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推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　　十二、结语综观宋辽金夏的习俗及其发展变化，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城市习俗的繁盛，另一方面看到了多民族习俗的广泛交流与融合。这两个突出的特点为宋辽金夏的习俗在中国习俗史和社会生活中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宋辽金夏的城市为习俗提供了表演的大舞台。成千上万的村庄分开来看是散乱的，一旦出现了城市，村庄就有了可以相互维系的中心。乡野的习俗是朴素的，难免显得简陋和单调。然而，四乡八里的习俗汇聚到中心城市里，就有了发扬光大的机会，经过城市文明的培育，就有可能蔚为大观。看一看宋代京城勾栏瓦肆的百戏、市井的各色风味食品，我们不能不肯定城市对民俗发展的特殊贡献。城市（尤其是帝都）吸收各地的习俗之后，把它们融铸成更丰富、更系统的城市习俗，然后再通过城市本身具有的影响力把自己的习俗传播到四面八方，进而提高了周围地区文化生活的水平。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城市习俗的繁盛代表着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自汉唐以来的一个新的高度。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汉族的政治势力逐渐向南退缩，而汉族的文化习俗则日益向北渗透。我们看一看汉、契丹、女真、党项在宋辽金夏之前及其初期的习俗，再看一看它们在宋辽金夏中后期的习俗，我们发现它们在习俗上极达到了极大的同质性。无论是婚丧寿诞还是节庆仪礼，契丹、女真、党项都在向汉文化趋同。这是历史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少数人的个人意志是奈何不了的。金世宗于大定二十七年（1187　年）、金章宗于泰和七年（1207　年）都曾敕令女真人不得学南人衣装。事实上，当时已有大量的女真人沿用南方汉人的衣服，此后仍有许多女真人这样做。民众有民众自己的好恶，历史有历史本身的法则。　　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文化习俗得以发展，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习俗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但是，这种学习、吸收的过程应该是渐进的、自愿而自然的，任何强制性的举措绝不可取。大家都知道清朝的统治者强行削发不得人心，其实，金朝的统治者早就施行过这种暴政。金太宗时，朝廷多次号令占领区的汉人削发、短巾、左衽，如有违犯者，视为怀念旧国，罪该万死。更有甚者，有人顶上的头发稍长了一点，与规定的式样略有不同，也惨遭斩首。这是中国各民族习俗交流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　　如果说这一时期城市习俗的兴盛使中国的习俗文化在内涵上变得更丰富了，那么，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对汉族习俗的吸收就使中国习俗文化的主体（即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有的习俗）在外延上变得更博大了。因此，我们说，宋辽金夏的习俗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对中国的习俗文化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中国全史》　057/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宋辽金夏科技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以生动的语言介绍了宋辽金夏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突出成就。从公元960　年到1278　年，是我国历史上宋辽金夏几个政权同时并立的时代。虽然这一时期各政权之间战事频繁，但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顶峰时期。震惊世界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都出现在宋代，它们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及封建后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大大地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印刷、兵器、纺织、制瓷、造船、冶金、土木建筑等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的记录；在天文学、数学、农学、医学等传统领域也同样硕果累累，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传世的科学著作，其中的沈括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他的《梦溪笔谈》堪称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总之，宋辽金夏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　　一、宋辽金夏科技概述（一）宋辽金夏时期社会变革与朝代兴衰公元959　年，周世宗死，其子七岁的宗训继位。公元960　年春节，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借口北汉和辽军南侵，奉令带兵北上，行至东北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史称"陈桥兵变"。取国号宋。公元979　年，宋灭北汉，彻底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北宋统治者因兵变立国，最怕因兵变下台，所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采取集中政权，防止重臣专权，集中军权、财权和司法权等措施，并发展了科举制度，扩大专制统治基础。但各级政府权力分散，官僚机构行政效率降低，兵将分离，使将帅无权，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使整个宋朝在军事和外交上成为一个积贫积弱、苟且偷安的朝代。　　契丹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属鲜卑族的一支。唐末，在与汉族接触过程中，受汉族影响，逐渐学会种地、织布、制盐、冶铁、建房和筑城等技术，一部分契丹族人开始农耕生活。公元916　年，贵族出身的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采纳汉族士大夫的建议，仿照汉人王朝体制，自立皇帝（辽太祖），国号契丹，又称辽。辽国控制了东到大海，南接河北、山西，西至阿尔泰山，北到蒙古大漠南北、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统治着契丹、汉、女真、回鹘等各族人民。阿保机重视农业和手工业，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制定封建典章制度。他统治末年，契丹有了自己的文字和成文法律。　　五代时辽占领幽云十六州。宋立国后宋太宗打算收复失地，高粱河、峻河二次对辽用兵，都大败而归。景德元年（公元1004　年）辽圣宗领兵南下，很快攻至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由于宋真宗在寇准等人压力下亲自到澶州督战，宋军士气大振，而辽军主将已死，士气大挫，转而议和。宋辽议定：双方以白沟河为界，约为兄弟之国，宋岁输辽银10　万两，绢20万匹，作为辽撤军的条件。史称"澶渊之盟"。　　西夏是党项贵族建立的政权。宋太宗时欲消灭夏州的割据势力，李继迁起兵造反，并采取联辽抗宋的策略。宋太宗淳化一年（公元990　年）李继迁被辽册封为夏国王，同时也接受北宋封爵。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　年），其孙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元昊仿效宋朝设立官府，建立官制和兵制，还参照汉文创造了西夏文字，西夏逐渐向封建社会过渡。西夏的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关，南临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　　李继迁时降时叛，夏宋战争连绵不断。其子李德明改变策略与宋议和，宋每年予银万两，绢万匹，钱2　万贯，茶2　万斤，维持了约30　年和平。元昊称帝后不断发动对宋战争，虽大获全胜，但导致财政困难，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　年）提出议和，宋每年"赐"西夏银7　万2　千两，绢15　万3　千匹，茶3　万斤，夏对宋称臣。此后20　多年间，西夏与北宋未再兵戎相见。　　北宋时期，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对外是辽夏的战争，内部是王小波、李顺等农民起义不断。为解决严重的政治危机，庆历年间（1043　年），范仲淹提出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改革主张。宋政府推行他的主张，史称"庆历新政"。但由于反对派的攻击和排挤，不到一年，新政便停搁。熙宁元年（1068　年）在"积贫积弱"的严重形势下，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作宰相。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颁行新法，有关财政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强兵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另外，还置军器监，改善军队装备。王安石新法在富国强兵、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触动了官僚豪绅的既得利益，遭到反对和排挤。元祐元年（1086　年）司马光任相，废除新法，变法失败。　　女真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公元1113　年，完颜阿骨打任女真部落联盟的酋长，反抗辽国的奴役压榨。公元1115　年（宋徽宗政和五年）阿骨打称帝（金太祖），国号大金。金建国后，参照汉字和契丹文字创制女真文字，曾用来翻译汉文典籍。金继续对辽作战。公元1125　年，辽亡。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迁至中亚，于1131　年称帝，占据今新疆吐鲁蕃以西至中亚阿姆河一带，史称西辽。金军灭辽后继续南侵，靖康二年（1127　年）汴京被金军攻下，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后，宋朝的官员立赵构为帝（宋高宗）于今河南商丘，随后定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南宋不断受金兵威胁。北方人民纷纷抗金，最著名的是岳飞的抗金斗争。南宋政府一心求和，在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　年）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等人，并签订了屈辱投降的和约，宋向金称臣，岁纳贡银25　万两，绢25　万匹，宋金疆界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并割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半予金。　　公元1206　年（南宋开禧二年），铁木真统一全蒙古，建国，称号为成吉思汗。从1212　年始蒙古军不断攻取金。1232　年蒙古联宋灭金，1234　年结束金朝在北方120　年的统治。　　成吉思汗死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王位之争。公元1264　年忽必烈取得完全胜利，1271　年改国号大元，迁都大都（北京）。元从1261　年对宋开始全面进攻，至1278　年元已基本上征服各地，南宋只有少部在东南沿海抵抗。1279年南宋水军失败，赵昺投海而死，至此，南宋灭亡，历九帝，共153　年。（二）宋辽金夏时期的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杰出成就唐末的农民战争打击了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势力，调整了土地的占有关系，自耕农的数量有所增加，佃户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北宋的统一，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促进了各地劳动技术和生产经验的交流。宋代社会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地主以购买方式占有土地，实物地租取代劳役地租成为剥削的主要方式，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较快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各地农民更加注意精耕细作和推广生产经验。在农业实践中，劳动人民改进和创造了不少生产工具，如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脚上的铁犁铧，在北宋的中原、华北都已普遍使用。湖北鄂州地区农民还创造了插秧用的"秧马"。南北方的生产经验得以交流，江北的粟（谷子）、麦、黍（黄米）、豆等品种推广到江南、福建、广东等地，江北广泛地种植水稻。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也推广到江淮一带，并逐渐推广到北方。经济作物中，茶的种植比以前更普遍。　　北宋时期，劳动人民还创造和推广了一些开辟耕地的新技术，在山坡上开出梯田，在江海岸边开出沙田等等。从河北到江南，普遍恢复、兴修了不少水利设施，特别是江南的圩田，稻田产量高达三石之多。这一时期出现了较为兴旺的景象。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北宋的手工业，如矿冶、纺织、制瓷、造船、造纸等行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矿冶业在北宋时发展较快，煤已大量开采，煤不仅供作民间燃料，还被广泛地用于冶炼钢铁。用煤炼铁温度高，改进冶铸技术，提高铁的质量，对于改善农具和精制兵器都起了很大作用。北宋中期，铁年产量已有800　多万斤。此外，江西信州铅山还盛产铜、铅，广东韶州产铜、铅、锡、银等，两处都有10　多万人经常采矿。　　纺织业以丝织为主。丝织的种类繁多，仅锦一项就有40　多个花色品种。　　丝织技术有很大提高，如定州的缂丝，用各种色线，经纬交织成纹，作出花鸟禽兽各种图案，栩栩如生。单州（今山东单县）的薄缣，每匹重仅百铢（百铢合4.125　两），望之如雾。这时已出现一些独立丝织业作坊，称作"机户"。湖广地区棉麻纺织也日渐发展，印染业也较前发达。　　北宋的制瓷业在唐、五代的基础上有突出的发展和成就。定州的定窑、汝州的汝窑、汴京的官窑，禹州的钧窑、浙江龙泉的哥窑，合称五大名窑。其瓷品制作精巧，质地细薄，各具特色。江西新平镇，于宋真宗景德元年改名景德镇，设官窑，所产瓷器有"假玉"之称，色泽柔润，驰名中外，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瓷都。它们的产品，不仅行销国内，还大量出口远销到朝鲜、日本、南洋、印度及阿拉伯、土耳其、非洲一带。　　造船业在北宋也很发达，当时在汴州、温州、明州等地设有造船务，每年制造漕运船3000　多艘；还能制造重量1000　多吨的大海船。这时的海船，体积大，构造坚固，便于远航，再加上指南针导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　　北宋灭亡后，宋室南渡。南宋的统治区域比北宋少了一半。但由于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江、淮、湖、广诸地都在长江以南，北方的工匠纷纷南迁，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保障了社会的安定，这使南宋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使南方逐渐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　　由于北方农民的南迁和江南农民的辛勤劳动，南宋在农田开垦、水利灌溉和农业生产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南宋政府为了增加赋税收入，采取了发展农业的措施，奖励州县官兴修陂塘堤堰等水利灌溉工程，重视圩田的管理；南宋的水利灌溉面积圩田面积有很大增加。南宋初期的50年内，各地兴修和修复的水利工程，湖南漳州的龟塘，可灌田万顷；兴元府的三河堰，可灌田9300　多顷；安徽芜湖的万春圩有田127000　亩，成化圩，有土地880　余顷。圩田修有高厚的圩岸，可使水稻旱涝保收。太湖地区可一年两熟。此外，葑田、沙田、梯田、涂田等也大量开垦。农业生产技术以江浙一带及四川最为先进，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耕作时使用的犁铧，有尖头的和圆头的。还有一种删刀，专门破除杂草根茎。农业技术和工具的改进，更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　　随北人南迁，南方麦的种植也逐渐普遍。棉花的种植也进一步推广，植棉区由两广、福建扩展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此外，茶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栽培也在江南更为普遍地发展起来。　　南宋的制瓷、纺织、造船业等比北宋有进一步的发展，生产技术有新的提高。　　制瓷业和纺织业在南宋手工业中占重要地位，瓷器和纺织品是南宋重要的出口物资。临安凤凰山下的官窑所制瓷器极其精致，釉色莹澈，制瓷中心景德镇的制品有"饶玉"之称，浙江龙泉的哥窑所产带碎纹的青瓷，也被奉为上品。纺织业的最重要发展是棉纺织业。随棉花种植推广，棉纺织业得以普遍发展，棉布逐渐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原料，当时江南不仅能织布，并能织棉毯。丝织技术也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官营织锦院。水转大纺车、提花机已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为了适应海外物资交流，造船业极为发达。明州、泉州、广州等造船中心常造可载五六百人的大海船。南宋海船采用水密隔舱，载重量在200　吨以上。南宋时还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快速如飞，技术十分高超，是现代轮船的"鼻祖"。　　在辽代统治的200　多年间，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开发，社会有一定的发展。辽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也有一定发展。辽迁移汉人和渤海人到适宜耕种的地区，下令"劝农桑，教纺绩"，还奖励垦荒，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辽的手工业以矿冶、制陶、纺织业较为发达。冶铁业在辽兴办较早，在今鞍山就曾发现辽代矿坑，深达18　米以上。辽代所制陶瓷制品中，有单色釉陶瓷器，还有三彩釉陶器，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陶瓷业传统。辽的纺织业在汉人集中的地区较为发达，并且有纺织绫锦的作坊，其所出的绢帛曾作为礼品送到宋朝，物品极为精美。　　金朝灭亡北宋，统治北方。随着社会安定，战争的减少，北方的社会经济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金朝的统治者很注意发展东北的农业生产。公元1115　年，女真人使用从辽朝缴获的耕具进行生产。金统治者还采取"实内地"政策，把北方的汉人、契丹人迁移到东北，和当地女真人共同劳动，使东北地区的农业有所发展。中原地区由于采取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垦田和耕地面积有所扩大，产量也不断提高。　　手工业在矿冶、陶瓷、印刷等方面也有了恢复和发展。在今山西、河北、河南、黑龙江等地有冶铁业生产，并有金、银、铜的冶炼，煤矿在东北、河南、河北有开采，陶瓷器在辽、宋的基础上，较为发达。北宋时期的名窑如定窑、磁州窑、耀州窑也陆续恢复生产，但烧造技术及瓷器品质已逊于北宋。金代的雕版印刷业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水平最高，以《金刚经》、《大藏经》闻名，其雕刻技术可与宋代媲美。　　此外还有很多居于世界首位的发明创造。宋辽金夏的科技成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我国的四大发明早已誉满全球，其中3　种发明于宋代，它们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培根1620　年在他的《新工具书》一书中写道："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方面，第二种在战争方面，第三种在航海方面。由此产生了无数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与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影响。"①1861　年马克思对三大发明做出了更高的评价。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①这三大发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但它们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大大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对历史发展及人类的文明做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　　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　年），布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他使用胶泥烧制的泥活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比欧洲早400　年，是印刷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最早的指南针"司南"，早在汉代就出现了，但指南效果并不理想。到了北宋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利用天然磁体进行磁化的技术，并用它制造指南针。11　世纪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海上交通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火药的发明与炼丹有关，其最初配方源于唐初孙思邈的"伏硫黄法"，但火药的科学配方和大量应用于军事是在宋代。宋初，首都开封有专门制造火药的作坊，并用火药制造能发射出去的燃烧性火器。到了南宋经过改进，发挥了火药的爆炸性，发明了"铁火炮"、"震天雷"，继而又发明了称为"突火枪"的管形武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步枪，它的出现，标志着划时代的进步。火药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欧洲人使用火器比中国晚300　多年。宋辽金夏时期（公元960-1278　年）在数学、天文、医学、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农业技术（一）宋辽金夏时期农业发展概况中国的华北地区，经过唐末及五代封建割据势力的兵战，农业生产及农田设施受到很大的破坏。北宋建国后，与居东北、西北的契丹、女真等族边界战事不断，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依赖漕运南方的粮食及其他资源。到了南宋偏安江南，其政治、经济重心完全移到江南，完全依靠江南已有的和增加的农业生产以及其他财富资源，以供应人民所需及军费开支。这一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突飞猛进，水平已远远超过北方。北宋初期几年，一直采取轻赋薄敛的政策，招流垦荒，鼓励耕种，有时还放贷牛、农具和种子，定期分限缴还；设立农官、农师，发挥地方官对农业的督促作用，指导农事进行，并大力推广农具。真宗时还曾暂停熟铁不准过黄河的禁令，以满足制造农具之需。这些政策措施对迅速恢复、扩大耕地，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宋神宗、熙宗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实行改革，促进农业发展。如青苗法，规定每年夏秋收获前由政府贷钱或粮给农民，限制了富户对农民高利贷的剥削；方田均税法按土地优劣定税额，使政府的田赋收入有了保证；实施农田水利法，全国兴建水利设施万多处；并将差役改成招募，既方便了一般民户，又增加了政府收入。新法实施取得了相当效果。但因触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而最终被废除。　　宋王朝建立，结束长期战乱，人民休养生息，人口增加很快。因此不断地扩大土地范围，向山区和水滨扩展，与山争地，变山为梯田，与湖争地，变湖为圩田、围田；另一方面重视单产的提高，采用了改进耕作栽培技术，增加复种，扩大高产作物，重视选苗育苗及积肥，加强田间管理，注意保持地力常新等措施。另外还创制了不少新的高效农具，发展了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北宋时，龙骨车的使用已很普及了，主要使用于湖乡山区山高水急的地方，使高低的土地都能得到浇灌。还进行大规模的淤田盐碱地改造，这些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宋代农业的一大特点就是经济作物发展迅速，棉花已从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到江淮一带，同时由于城市的发展，园艺业和养鱼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禽畜的饲养和兽医技术都有显著进步，发展趋势超过了以往。　　辽、西夏、金都是以牧业为主。辽在公元916　年建立政权后，在农业上多利用战争中被俘汉人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吸收中原地区的农业经验，并引进一些作物。它还针对多沙碛，无霜期短，寒冷和多风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垄作法。西夏1032　年建国后主要由汉人务农。金1115　年建国后较为重视务农，扩大了我国东北、西北地区耕地面积和农业区域，农业有一定的发展。但宋初以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北宋时麦已经向南方推广，南宋时为解决大量南迁北人的需要，便制定了鼓励种麦的政策，如允许只交种稻，种麦之利全归己有，种麦佃农有利可图，在南方迅速发展。大豆在宋代发展很快，宋已开始用大豆榨油，北宋时已发明豆腐，大豆需求量激增，宋代时除北方继续扩大外，特别在南方提倡种豆。陈旉在《农书》中就指出稻后种豆能"熟土壤而肥沃之"。棉花的发展比较突出。北宋时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到宋末已扩展到江淮流域。而麻类则因棉的发展而受到了影响，苎麻在黄河流域及南方主要产区缩减，在河南及沿海局部地区有一定发展。甘蔗盛产于闽、粤、川、浙，以川遂宁最为著名。宋人王灼著有《糖霜谱》一书，专门介绍种蔗和糖（冰糖）的方法。由于宋代每年要输大量绢给辽、金等政权，蚕桑业颇受重视。南宋时太湖地区和发展成最重要的桑蚕地区。茶叶在宋代发展突出，既是生活用品，又是国家的重要财源之一。不少州郡以产茶著名。宋还在四川成都和甘肃天水设置茶马司，以川陕之茶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和军品。另外，两宋时蜜蜂的饲养和淡水养鱼业都有较大的发展。　　（二）农业土地的合理使用两宋时的农田水利主要以中小型为主。大型工程较少。经过唐末及五代的战乱，关中许多农田水利设施都遭到了破坏。宋代首先修复扩建了不少古渠，如三白渠，汉中的山河堰，南阳召信渠等，恢复了原有灌溉面积。　　王安石变法推行农田水利法，实行"淤田法"，在黄河中下游推行淤灌，颇有成就，规模空前，放淤的范围遍及陕、晋、豫、冀。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当时开封境内淤灌后，每年增产几百万石。可见宋代淤灌改变盐碱地的效果相当显著。　　宋时主要依赖漕运将太湖地区丰产的粮食运往开封等地，所以凡妨碍漕运的堤岸堰闸一律毁之，以致河网失控。同时由于漕运所建的吴江塘路和长桥严重阻塞湖水下泄，加速了下游河港淤湮。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宋不得已只好疏浚太湖的入海港，修复一些圩浦堰闸。范仲淹、叶青臣曾分别疏浚白茆等浦和将吴淞江40　里的盘龙江截为10　里直道，加速排水。后来，赵霖廷主持了大规模的开浚工程。南宋时比较重视水利，但南迁的北方强宗巨族大量围湖占田，使湖面日减，水道阻塞，经常有旱涝威胁。　　北宋时在福建蒲田兴建的木兰陂是综合蓄灌工程，下能御海潮，上能截永春、德化、仙游三县流水，可以灌良田万顷。　　宋代由于人口增加很快，平旷的土地不够用，开始开垦山、泽地进行耕种。土地利用范围扩大，主要表现有与山争地（梯田）和与水争地（圩田和围田）。　　梯田在北宋中期以后有很大的发展。它是由畲（shē，音奢）田发展而来。畲田是焚烧田地里的草木，用草木灰做肥料的耕作方法。范成大在《劳畲耕》的序中曾提到三峡原有的畲田就是在山上"刀耕火种"，先是砍倒树木，临雨前晚烧山，次日乘土温下种，几年后地力下降就弃之另辟新地。畲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并殃及山下农田。梯田是经"人工蹬削"而成，采用等高线种法，将作物在沿山横向的等高线种植一、二条，苗出以后就可耘锄。后来发展到多条等高线种植，造成山坡层叠的梯田，既方便锄草，又便于蓄水。南宋的梯田有时还随山形的环曲，做成湾环的畸塍（chéng，音成，田间土埂），并有进水口，出水口，以便灌排。有水源时种水稻，无水源时可种麦粟等。宋代梯田分布很广，在现在的川、粤、赣、浙、闽等地都有。但梯田大量发展超过一定限度，也同样造成水土流失，不利于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　　圩田是在低洼多荡的地区筑堤，防止外围的水浸入的稻田，在宋代发展很迅速，是当时人们与水争田的主要方式，有围田、桢田、架田、涂田、沙田等多种形式。围田就是筑土作堤，捍御外水侵入，并设置圩岸沟河闸门，平时可以蓄水，涝时开闸排出圩内的水，旱时开闸引入外面的水灌溉。这样排灌两便，旱涝保收。沙田则是利用长在河畔出没无常的沙淤地来工作。涂田是海边潮水泛滥淤积泥沙生长碱草，由于年深日久形成大小不一的地块。耕种时要先在上面种水稗（bài，音拜），待含盐量减少后再种水稻。这一方面要求筑堤挡住海潮，另一方面田内开出纵横的贮水河用来排水，主要靠雨水或上游的淡水灌溉，产量超过常田。由于宋代海塘工程的建设，沙田有所发展。　　（三）土壤肥料理论和技术的重大突破宋代在土壤肥料理论和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以陈旉为代表的农学家提出杰出的"地力常新"论，扩大了肥源，改进了积肥方式，出现了保肥设备，提高施肥技术。　　1。"地力常新"理论早在战国时就有"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说法，汉代王充也曾提出"勉致人力以助地力"的观点。陈旉在他的《农书·粪田之宜》篇中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了"地力常新"的理论。陈旉认为：任何种类的土壤都可改良，而且各有其适当的方法，只要措施正确都能成功；对待不同性质的土壤要施适合它的肥料并加以观察，就像治病一样，在对症下药。只要采取施肥等措施，就可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地力常新"。　　2。肥源宋时广辟肥源，肥料的种类大为增加，有人粪尿、畜禽粪、饼肥、火粪、焦土肥、混肥、沤肥、石灰等近十种。　　《农书》中指出，人粪尿未经腐熟不能使用，因为它会烧坏芽苗，使人手生疮，必须与"火粪"（即焦泥灰）混合腐蚀后才能用。宋开始以豆榨油，所以榨油后的豆饼就成了一种新肥料。陈旉在《农书》中强调指出："麻枯"饼难使，必须用"细杵碎"和火粪（焦泥灰）一起堆成窖罨（yǎn，音掩，掩盖），就像做曲一样发酵，待到发熟，生"鼠毛"反复三四次，直待不发热为止。说明饼肥必须充分腐熟才能使用，并总结出一套使之发酵腐熟的经验。火粪，据陈旉《农书》说它是将"扫除之土，燃烧之灰，簸扬之糠秕，断稿落叶，积而焚之"而成。这和现代浙东等地烧制的焦泥灰相似，关键在于烧时不能发火而只能冒烟，烧到发黑就成灰。　　薰土肥，据《农书》说，春天来时，地遍布朽薙（tì，音替，除去野草）腐草败叶以烧之，则土暖而苗易发作；"在秧田里也要积腐稿败叶，划枯朽根，遍辅烧治，即土暖且爽。"　　泥肥，就是使用河泥为肥。据记载宋时苏州地区普遍挖河泥为肥。　　《农书》记载的"聚糠稿法"，就是在厨房旁凿一宽池，用砖砌好不渗漏。将舂米收集的谷壳、腐草败叶"沤渍其中"，再加入洗碗水及剩饭剩菜等等，"沤久自然腐烂浮沉"。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的"沤肥"，是宋代发展起来的。　　宋代开始使用石灰。《农书》说在播种前将石灰洒在泥中，可以除虫害，在火粪中"杂以石灰，虫不能蚀。"当时施用石灰不仅用来治虫，而且还有提高冷水田地温，中和酸性土壤等作用。　　3。施肥和积肥技术宋代十分看重合理施肥。《农书》就曾说过"用粪犹用药"。施肥要根据土壤和作物的不同变化，而且要把"用粪得理"、"种之以时"及"择地得宜"三者结合起来，认为这三者配合起来才能丰收。　　《农书》指出："寒泉常侵，土脉冷"的田，深耕冻垡（fá，　音伐）春天必需熏土，这样"寒泉虽冽不能害"；又提出瘦田多施，很肥的田应少施或不施。在对作物施肥方面，《农书》就提出种萝卜、菘菜时，冬前要"烧土粪以粪之"，这样就"霜雪不能凋"，可以安全越冬。而种桑也应该"以肥窑烧土粪以粪之"，这样就可使土壤久雨不糊烂，久旱也不会坚硬开拆。宋代开始对大田作物多次施追肥。陈旉的《农书》就指出种表"宜屡耘屡粪"，锄一次地就要施一次肥，大麻则要隔十多天施一次，苎麻也要"勤粪治"，"一岁三四次"，才可"一岁三收"；桑树在剪完后要扒开根；根四周土施"开根粪"，每年还要另施二次追肥。据陈旉《农书》记载，苎麻种在桑行中，"因粪苎，即桑亦肥矣，是两得之也"。如能"粪苎因以肥桑，愈久愈茂"，并说这样做"一事而两得，诚用力少而见功多也"。　　宋代对肥料需求迫切，非常重视积肥，并且开始注意保存肥效。北宋秦观在《淮海集》中就曾指出，在人多地小的地方，土壤肥沃而产量高的原因就是靠积肥、施肥和灌溉。南宋《梦梁录》还记载当时京师杭州有专门"载垃圾之船"，将垃圾成群搬运而去作肥料，甚至还有经营粪业者，专门收集各户粪便，并各有范围而互不侵夺。陈旉强调积肥的重要并身体力行。　　宋代已注意到肥料积贮过程中要保持肥效。《农书》专门提出了粪屋这种既积肥又保肥的设备："凡农居之侧，必置粪屋，低为檐楹，以避风雨飘零，且粪露星月，亦不肥矣。粪屋之中，凿为深池，甃（　　hòu，音皱，用砖砌）以壁，勿使渗漏。"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粪尿受到日晒、风吹、雨侵后就会严重降低肥效而导致"不肥"，最早提出要建造屋檐低矮而池深不漏的粪屋以保持肥效。　　（四）农作制的发展与耕作技术的提高1。农作制的发展宋以前南方种麦不多，南方在北宋时才开始种麦。到南宋中期南方已普遍由一季水稻发展为稻麦二熟。《农书》还指出过稻田适种豆及蔬菜。南宋时稻后复种麦、豆、油菜、麻或蔬菜已较普遍。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还曾记载广东钦州一年三季水稻。　　《宋史·食货志》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　年），浙、皖、赣等地旱灾，水稻歉收，引进占城稻，因其早熟、耐旱、"不择地而生"，在南方种植，成为早籼中的主要品种。后来，又培育出各地的早、中、晚熟类型，和原有的早、中、晚熟品种搭配种植，为双季或三季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农书》记载了南方旱地的多种轮作复种形式。如小麦、大麻和蔬菜的复种，农历五月收获小麦、早大麻等作物，故要"五月治地"，治的是小麦、麻收后的田。另外，还有粟、芝麻、大豆和小麦的复种。陈旉指出全年计划中七月收粟、芝麻和早大豆，然后耕治这三种作物收后的地，接着在"八月社前即种麦"。总之，这种一年二熟是以麦为主的。　　《农书》还丰富和发展了桑苎的间作套种理论和技术，总结出一套经验，利用"粪苎益桑"这种一举两得的经济规律，取得"见力小而见功多"的经济效果；另外，还利用"桑根植深，苎根植浅"的植物层层结构的规律，取得了桑苎二者"并不相差，而利倍差"的结果。它告诉后人在间作套种中，应当充分利用间作套种作物之间的互利因素，尽量避免它们之间的互抑因素，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2。水田、旱田耕作制的提高两宋时期，南方水田、北方旱地的耕作技术都有很大提高。　　两宋时经济重点转向南方，很大程度依赖太湖地区提供粮食。南方水田地区随稻麦、稻豆、稻菜轮作复种一年二熟制的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水旱轮作的耕作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水田的"耕耙耖耘"和旱作的"开鳞作沟"整地排水二个环节。　　南方水田的"耕耙耖耘"体系早在两晋就开始了，到宋代已相当成熟。　　"耕耙耖耘"不仅要求耙碎土块和耱平地面，而且要求把泥浆荡起混匀，然后再使其沉积成平软的泥层。旱作的排水防渍是稻麦双收的关键。　　《农书》还对水田的具体耕作技术作过总结。他认为水田冬耕时要"平耕而深浸"，这样才能沤烂残茬和杂草而使田土变肥。冬干田经冬促耕后"放水干涸，霜雪冻冱（hu，音互，冻），土壤苏碎"。在冬耕基础上，就能达到"土暖而苗易发作，寒泉虽冽，不能害矣"的目的。　　陈旉认为，水田要丰收，首先要培育壮麦。而培育壮麦关键在于"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同时又能"顾省修治"，而无干旱，水灾，虫害，"则尽善矣"。"种之以时"就是要在天气尚冷的时候，先做好秧田的整治，以便等天气转暖后再播种，不能天气才暖就急忙下种。"择地得宜"是说秧田要选"土暖且爽"的地，为此要"秋冬再三深耕"，利用冻晒的自然松土力，促使土壤苏碎，然后再经过"遍铺烧治黄土治田"。最后在春天再三耕治耙转，并施肥，才能达到"土暖且爽"的要求。"用粪得理"，要用充分腐熟的麻饼、焦泥灰和糠壳等沤制成"糠粪"，并要在冬耕后施下，而不能施用未腐熟的粪便。　　在秧田的管理上，陈旉强调水浆管理，"秧田爱往来活水，怕冷浆死水"；要在秧田四周挖上沟，秧板间也要有沟，沟旁的土埂要宽些，这样才便于控制水层的深浅；播种后如果有"暴风"，就要赶快放水，以免稻种聚堆。如果有"大雨"就要增水，以免浮起谷根。如果"天晴"就要灌浅水，以免晒暖。灌水既不能太浅也不能太深。　　另外，陈旉还着重总结了水田的耘田和烤田技术。　　两宋时期旱地耕种技术的提高主要表现在犁深、耙细、提出秋耕为主，以及套翻法的创始等方面。　　金元间成书的《韩氏直况》，总结了浅耕灭茬和细致耕耙以保墒防旱的经验，这样可以提高耕作质量，随耕随耢，就能减少耕种过程和土壤水分损耗，反复耙耢，能使土壤表层形成一个疏松的覆被层，减少水分的气态扩散；强调秋耕为主，适宜北方旱地的夏秋多雨、春旱多风的气候特点，秋耕宜早，有利于大量接纳秋雨，蓄水保墒。　　两宋时由于施行农业和一年二熟栽培，不但能杂植北方的粟、麦、黍、豆，而且引入新作物的产品的制造技术，并发展了南方原产作物的栽培技术。（五）作物栽培及林、牧、渔等副业技术的发展1。农作物的栽培技术两宋时经济作物发展极为迅速，桑、苎、茶、棉、蔗栽培扩大。为满足生产发展的要求，除了常规的种子繁殖以外，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营养繁殖。棉花是利用其蒴果，桑、茶是利用其叶，苎、蔗是利用其茎。除棉花繁殖必须用种子外，其他用营养繁殖可以快速培苗。　　种子繁殖分为直播与栽苗两种，直播就是准备好土地将种子按预定的行距或穴距播下，栽苗则需通过苗床育苗，等苗长到一定高度时再移栽入本田。两宋时茶、蔗、棉都实行直播，而茶多种在丘陵地、倾斜地，不做畦，采用穴播丛植法。蔗、棉要做畦，不需移栽。桑、棉既要做畦又要移栽。　　宋代国内外大量需求蚕丝制品，丝出于蚕，蚕依于桑，而桑的生苗生产需3　年，这就出现了营养繁殖快速成苗的方法。6　世纪的压条法得到更进一步的充实，并创造了插条法、埋条法。压条法就是将植物枝条压入土中，使土中的部分产生不定根，然后将它从母株切断独立成株，优点在于切断前，压条能接受母株营养，易于成活。插条法则是将植物斫下的枝条插入土中，使它入土的部分不定根自行生长。埋条法是将树的干或其萌条留其树身或条身有芽的埋入预置的坑内，一方面使其根系发育，另一方面使其身不出土，但周围的芽成长成条。南宋时盛行桑的嫁接，技术水平已相当高。另外，湖桑是南宋时由鲁桑南移到杭嘉湖地区，通过人工和自然选择，高产优质。它的出现是蚕桑业的一件大事。　　2。园艺和育蚕技术宋代的果树、蔬菜、花卉都已成为农业的重要行业，不仅表现在种类增加和优良品种不断大量涌现，栽培技术也有很大发展。　　宋代蔬菜种类增加不少。据《梦粱录》记载，南京杭州就有蔬菜30　多种，丝瓜最早记载于宋《老学庵笔记》，菠菜在宋已发展为主要蔬菜之一，而南宋时白菜品种多，品质好。果树的佳种在宋代大量出现，据宋韩彦直《桔录》记载，仅温州一地就有桔14　种，柑8　种，橙5　种，并对它们一一做了详细的性状描述。宋蔡襄的《荔枝谱》中记载福州荔枝有32　个品种。《梦粱录》记载了当时杭州的柿子就有方顶、牛心等10　多个良种。这说明宋代果树已出现大量良种。花卉的发展也是空前的，北宋首都汴梁、南宋首都临安都有花市，洛阳和成都的牡丹、扬州的芍药都是当时的名产。　　宋人对个别奇花异木的栽培作过总结性的具体叙述。北宋鄞江周氏著有《洛阳牡丹记》，刘蒙的《菊谱》，王观《芍药谱》；南宋蔡襄所著《荔枝谱》，韩彦直著《桔录》，范成大著有《范村梅谱》和《范村菊谱》等。他们认为植物栽培和特殊管理必然会引起其机体的变异，发现花的颜色深浅、叶蕊繁盛，皆出于"肥壅剥削之功"。同时也注意到由于显著变异产生新品种。《洛阳牡丹记》指出溪绯牡丹原为紫花，因其中发现个别绯花，第二年用它嫁接就变成了绯色，称为"转枝花"。这是利用芽变进行嫁接培育新品种。人们对花木的生活条件、喜寒喜温特性有了充分的了解，就能够利用控制生长条件的方法控制植物发育，使变异的发生符合人们的需要。南宋杭州马塍的花农，用熏蒸促使牡丹、梅、桃等花早放，而要使桂花早放，就必须将其放置在深邃的石洞内让凉风吹袭。周密在《癸亥杂识》中曾提过一种"堂花"，用纸糊一密室，编竹置花上，利用对温度、光照的控制和调节，促使提前开花。　　蔬菜的栽培技术也有不少发展。最早见于宋元间《务本新书》，其中谈到茄子开花，"削去枝叶，再长晚茄"，就是用整枝打叶来控制生长发育，可使之分批结果而增产。　　果树的栽培技术有嫁接、脱果、除立根、套袋等。脱果法是一种无性繁殖方法。据宋温革《分门琐碎录》介绍，农历八月用牛粪拌土包在结果枝条像"宏膝"状的弯转处，状如大碗，用纸袋包裹，麻皮绕扎，任其结实。到第二年秋开仓检视，如已生根就截下再埋土中使其持长。这在当时是重大创造。《桔录》就曾指出桔苗长到二三尺高时，要采取除立根的方法，促使侧根发展，吸收养分，否则枝叶不茂。宋淳熙《新安志》记载，当时种梨者已采用类似于现代套袋的方法，用浸过柿油的纸袋在枝头果实上包封，收果时没有虫伤瘢痕。　　在蚕的养育方面已形成了一套经验，要着重选留良种，并在育蚕过程中对光照、温度、湿度、通风等条件进行管理和控制，以促进蚕的发育和结茧。宋代秦观的《蚕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桑蚕书，记叙了山东兖州的养蚕法。元代的《农桑辑要》把这些经验总结成"十体"、"三光"、"八宜"、"五广"、"三稀"10　个字，根据蚕龄掌握温度、湿度、饲蚕的快慢和饱饥程度等等。当时对诱发蚕病的因素有了一定的认识，并采取防重于治的方法，通过合理饲养来减少病害。　　3。林、牧、渔等副业技术（1）林业两宋时期，由于江南经济的发展，人口增殖，在木材、役畜、淡水养鱼、农产加工等方面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促进了林、牧、渔等副业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古代时，所有宫廷、居屋、营垒所需材料、农具、家具、车、船、战舰以及薪炭用材，都是靠采伐自然林木资源。采伐不足时，加强植树造林来解决。南宋时偏安江南，树木全靠江南供给。林业生产、造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农业的许多生产技术创造出来的，如播造林、树木移栽的方向、时期和方法，苗圃育苗及嫁接法等。　　北宋时苏轼在《东坡杂记》中叙述过松籽直播法。在初春用大铁锤在荒茅地上凿一数寸深的小坑，放上数粒果实，春天过后就会生长出来。刚开始生长时怕牛、羊啃，所以在荒茅地上用茅草作掩护。若在杂草不生的地方，就夹杂着一些大麦一起种，依靠麦荫才能成活。并用荆棘保护，有三五年就能长起来。它利用林地上茅草和大麦同时播种作为幼苗的荫蔽，可使幼苗安全生长。到14　世纪初，种松柏发展成比较完整的条播法和穴播法。　　宋时对树木育苗移植及施用基肥保证全苗特别注意，为往后的森林苗圃打下基础。陈翥的《桐谱》就曾指出，播树种要在地形高爽土层深厚的土壤，"低湿则不能萌矣"。而且用种子育苗时，要"先粪其地"，然后把树种"均散之"。　　宋时张邦基的《墨庄漫录》还曾提到将胡桃嫁接到枫杨之上，有成活易、结实快的效果。　　（2）畜牧业在我国古代，耕牛一直作为主要动力。因此耕牛饲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田的开垦数量和耕种及产量的增加。如果耕牛病弱或死亡，将极大地影响农业生产。　　陈旉指出，由牧童牵放的养牛方式，多会造成耕牛饮食不足，体质瘦瘠。他在《农书》中总结了耕牛的饲养管理经验，从卫生、饲养、使用、保健、医疗几方面进行改进。首先要注意保持牛栏卫生，初春时，必须"尽去牢栏中积滞的蓐粪"，以免"秽气蒸郁"，这样才能减少疾病的产生；喂耕牛饲草时一定要切细再拌料喂，严冬时则要"煮糜粥以啖之"，"即壮盛"，否则耕牛无法抵御寒冷；放牧之前要先饮水，避免青草吃得过多而发胀，夜间则要将鲜草切细混合饲喂，不能受饿；使用耕牛时根据不同季节，春夏早出早息，南方牛皆早凉时耕地，北方则实行夜耕，避开白天的炎热。冬寒时晚出早息，大热时则"须夙喂令饱健"，到临用时不可极饱，若极饱就会"役力伤损"；任何时候使用耕牛都不要使牛过于疲劳；过冬前贮备足够的过冬饲料，饲草要晒干，不会腐烂，还可以预收豆、楮及落下的桑叶，切成细碎贮积起来。这样天冷时用淘米水和上草、糠、麸、碎豆煮成前文所说"糜粥"，易于消化。　　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养牛方法从放牧、饲、喂、饲料及使用方法上有了很大的改进。宋代时已能初步区分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疾病，陈旉《农书》指出耕牛便中有血是"伤于热"；"冷结鼻干而不喘，以发散药投入"，热结即鼻汗而喘，以解利药投之。若染有疾病，对病畜进行隔离，使"病之不相染"。可见，在牛医方面已能根据不同症状用药，在家畜内科病上有了一定进步。　　宋室南迁后，将北方的蒙古羊引入南方，逐渐育成"无角斑黑而高大"　　的湖羊。湖羊耐湿热，惯舍饲，早熟，肉好，皮优，繁殖力强，南宋时在太湖地区已有分布。　　另外，宋时在家禽的孵化上小有成就。宋代罗愿《尔雅翼》和《调燮类编》，都曾说到过利用牛粪发酵时的热量来孵化小鸡，这时人工孵化的方法还有用温火、温水的热量来孵化的。《调燮类编》中说到鹅在五六月天热时产的蛋不利于孵化，只要拔去"鹅两翅十二融翮"（hé音核，鸟羽的茎），就可以停止产蛋，到八月乃下。利用人工拔鹅融羽控制和调节产蛋时间，是我国关于家禽人工换羽最早的记载，也是当时的重要创造。　　（3）淡水养鱼业宋代淡水养鱼技术已有相当规模，在鱼苗的捕捞、运输和饲养等方面都有提高。　　我们知道，江河水流速大，水温适中，两河会合的地方都是鱼类养孵之地。在四、五月间，河水上涨，雌雄鱼从下流逐流溯上直到产孵卵地生殖。受精卵顺流而下，发育孵化成为鱼苗。南宋周密在《癸亥杂识》中指出："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初夏皆取之，出售以为利。"当时沿岸的渔民安置网具、捞箱进行捕捞。除少数留下自养外，大都用以出售。周密在书中还描叙了鱼苗长途运输方面的情况：商贩置备篾篓、篾盖等用具，肩挑奔走日夜不息，并进行换水、送气及去杂鱼。特别指出长途安全运输的关键在于不缺氧，措施就是每天换几次新水和平时摇动容器，以便增加和溶解更多的氧气在水中。同时还要剔除有害鱼苗，以保鱼苗安全。可见当时在这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宋时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浙东多凿池塘养鱼，投放的鱼苗不到3　年就能长到尺余长。宋代还发展了多种鱼混养的技术。周密在《癸亥杂识》中就曾记叙，浙江渔民春季从江州鱼苗贩子处买来鱼苗，放入池中饲养。按池搪的大小环境，放入一定数目的青、草、鲢、鳙鱼苗进行混合饲养，综合利用天然水体中的天然食料，并按鱼苗的生长期分期予以不同种类的饵料，至第二年养成商品鱼出售。当时人们对草鱼食草、青鱼食螺已有认识。　　（4）其他副业两宋时期农村的副业生产主要有畜养，有养蚕、猪、牛、羊，还有养蜂等，还有农产原料加工方面的，如做豆豉、做酒、做醋等，还有就是纺织原料加工，有缫丝、剥麻、纺织原棉等。这里特别提一下我国古代在认识和利用微生物方面的成就--制曲酿酒。　　红曲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重大发明，宋代诗人有"夜倾闽酒赤如玉"的诗句，说明宋代时用红曲酿酒已十分普遍。随着人们对微生物认识的加深，曲的质量不断提高，种类增多，用途日趋专一化。宋代时已经知道制曲的时候把优良的老曲涂在培养前的生曲表面，进行"传醅"（pēi，音胚，没过滤的酒），这类似于今天的接种操作，曲的质量更容易保证了。　　（六）农具的改进与创新北宋时期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关的农具的创造、改革及推广应用较为重视。入南宋后，南迁的北方人与南方人共同开垦平地、丘陵及低洼地为田，进行各种各样的栽培。适应这一过程中各环节的需要，多种多样的生产工具产生了。这一时期，新农具大量涌现，农具应用专门化，不同作物使用不同的农具，如割荞麦用推镰，割麦用麦绰、麦钐，割水稻用钹等。而且从利用人畜力为动力发展到利用水力，由水磨、水碾、水锥进而发展到翻车式龙骨车、筒车等，利用水力运转以输水灌田。这对我国一年二熟农作制的改革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宋代农具在改进中，为提高效率，根据不同的作物创造出许多新的类型，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整地农具有踏犁、铡刀和耥。《宋会要辑稿》中说它可"代牛耕之功半，比镬耕之功则倍"。宋代因缺少牛，曾多次推广过踏犁。铡刀又称裂刀，宋代用它开荒。其形如短镰，刀背特厚，一般装在小犁上，在犁前割去芦苇、荆棘，再行垦耕；或将它装在犁辕的头上向里的一边，先割芦苇，再行垦耕。耥是金代为适应东北垄作特点而创制的，能分土起垄和中耕。　　秧马是用来拔秧的农具，可以减轻劳动强度。苏轼曾在《秧马歌》及序中记叙人骑在小船似的秧马上，两脚在泥中撑行滑动的情景。　　宋时对施肥养土极为重视，发明有粪耧（lóu，音楼，播种用农具，可以同时完成开沟和下种两项工作）。耧斗后另置筛过的细粪和拌蚕沙，用耧播种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同时还有施肥的功效。　　用于中耕的农具有耧锄和耘耥（tāng，音汤）。耧锄是北方沿海地区出现的畜力中耕器，耘耥是宋末元初太湖地区新创稻田中耕农具，形如木履，长1　尺余，宽3　寸，下列推列铁钉20　多枚，背上装一长竹柄，可用手持着在稻苗行间来往松土、除草。　　用来收割荞麦的推镰是当时新创，推镰是在顶端分叉的长柄上装上2　尺长横木，两端又装一小轮，两轮间装一具半月形向前的利镰，横木左右各装一根斜向的"蛾眉杖"，可以聚割下的麦子，用大力推行，割下的麦子倒地成行，工效较高。而麦钐、麦绰是竹篾编成的似箕而深大的器具；麦笼也是用竹编成装在四轮木座上的底平口敞的箩筐。割麦时右手执钐割麦，左手握绰的短轴，两手协调动作，将钐割下的麦子随手纳在绰内，满后倒麦笼中，一人一天可收麦数亩。　　灌排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灌排器具的创新与使用。南宋时翻车式龙骨车及筒车在江南一带应用很普遍。翻车式龙骨车就是翻车，又称踏车，是由连串的活节木装入木槽中，上面附以横轴，利用人力踏转或利用牛力旋转，也有利用水力旋转者，活节木板连环旋转，沟溪河川的水随木板导入田中。它起水快，搬运方便。随地可用，深受南宋农民重视。它虽起源于汉代，但两宋时由于水稻生产需大量灌溉水，翻车作为运水工具得以大量制造、使用。筒车，在岸上立一转轮为上轮，在河中立一转轮为下轮，两轮间用筒索连起来，筒索装许多竹筒或木筒，水流激动转轮，轮上的筒就依次载水注入岸上的田里。覆水后空筒复下依次载水而上，循环不止。北宋时人应用水磨、水碾，利用水力运转的原理，创造了自转水轮的简单装置，吸水、运水、覆水都用一轮。到南宋时为提高其载水量，用若干竹筒系在轮上，增加输灌水量，这时才有筒车的名称。到了元代进一步发展为上轮、下轮，可适用于田高岸深或田在山上的情况。　　（七）农书和物候历1。农学家和农书两宋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农书。综合性的农书有陈旉《农书》、楼é《耕织图》、吴攒《种艺必用》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陈旉的《农书》。《耕织图》是宋浙江鄞县人楼é在浙江将访问农夫、蚕妇绘制的耕织图21　幅，每幅都配诗。可惜的是原画已经失传，只有诗是原文。　　专业性的农书范围很广，有前文提到过的王灼的《糖霜谱》，介绍种蔗和制糖等情况，是这方面最早和很有价值的专著；秦观《蚕书》是我国最早的蚕桑书；茶书有陶谷的《苑茗录》、蔡襄的《茶录》等；果树蔬菜书有蔡襄的《荔枝谱》、韩彦直的《桔录》、僧赞宁的《笋谱》、陈仁生的《菌谱》；花卉的专著就更多了，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张武仲的《芍药谱》、刘蒙的《菊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王贵学的《兰谱》等等。此外还有吴辅的《竹谱》、陈翥的《桐谱》等。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经验心血的结晶。　　写于宋初（公元1149　年）的陈旉的《农书》，是我国最早专门总结江南水田耕作的小型综合性农书。陈旉可能是江苏人，生于北宋熙宗九年（公元1076　年），是一个学问渊博，不求仕进，"种药治圃以自给"的知识分子。他亲自"躬耕西山"，所以他的农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他74　岁高龄写成此书，亲自送到真州给知州洪兴祖。洪见此书很合用，就给下属州县刻印传播。他的农书代表的区域性广，主要反映长江北岸和江南，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的情况。陈旉《农书》连序带跋共约12500　字。篇幅虽小，内容丰富。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概括地讨论了以水稻为主的耕作方法，其中也谈到麻、粟、芝麻、萝卜、小麦等辅助作物；中卷专谈水牛，水牛是江南地区适用于水田耕作的唯一役畜；下卷专谈蚕桑，从种桑起，直到收茧。　　在前文谈到宋代土壤肥料理论的突破和施肥技术的发展，水田、旱地耕作技术的提高，园艺及育蚕技术，耕牛的养护等都大量引用了陈旉《农书》的观点，这不仅反映了作者参加农业生产的心得体会，而且反映了当时农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农书》一书第一次用专篇系统地讨论土地利用，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两个杰出的对土壤看法的基体原则：一是土壤虽有多种，好坏不一，但只要治理得当，都能适合于栽培作物；其二是土壤使用得当，则"地力常新"。他还用专篇谈论肥料，对肥源、保肥和施用方法有不少创新和发展。农书还专门谈论南方水稻区的农业技术，并专篇论及水稻的秧田育苗。通篇字数虽少，但已具有相当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　　2。特候历物候就是生物的周期性现象（如植物的发芽、开花、结实，候鸟的迁徙，某些动物的冬眠等）与气候的关系。我国最早的物候历是奴隶社会时期的《夏小正》，它是为便利农业生产而对各月的物候和农事活动的记载。　　两宋时期，我国在物候观测和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成就。目前最早而又有一定内容的实测记录是我国南宋吕祖谦所写的《庚子·辛丑日记》。吕祖谦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浙江金华人。他在逝世前3　年居家养病期间每天都记日记，并且写下他所留心的物候。日记从淳熙七年（1180　年）正月初一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记有腊梅、樱桃、杏、桃、紫荆、李、海棠、梨、蔷薇、萱草、莲、芙蓉、菊等20　多种植物开花和第一次听到春禽、秋虫鸣叫的时间。这份物候资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凭实际观测获得的记录，极为珍贵。　　北宋科学家沈括对物候和高度、纬度、植物品种、栽培技术的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并且在《梦溪笔谈》中记下他的科学见解。他说由于"地势高下之不同"，平原地区有"三月花者"而到山区则有"四月花"。他认为唐诗人所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物候的常理。又说南岭地区的草"凌冬不凋"，而汾河流域的树木是"望秋先陨"，都是因为"地气之不同"。他认为水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的原因是水稻本身的"性不同也"。他还指出栽培作物除自然因素制约外，提高栽培技术可使作物早熟增产，这里强调了人的因素，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水利工程、手工业及兵器工业（一）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北宋王朝建立后，结束了长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南宋偏安江南，促进了长江水利事业的发展。两宋时实行对内强干弱支，严防内变，对外消极防御、苟安求和的基本国策，给政治经济文化带来极大影响。两宋时期的水利工程方面，有开凿和组织以开封为中心的人工运河网；北方边防的水利着重于防御金人的入侵，长江下游地区塘浦圩田进一步扩展。　　1。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北宋初期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引水灌田和疏治旧塘老堰上，对战争破坏和由于其他原因废毁的旧有陂塘堰泊等水利工程进行修复。此外，还重建了襄宜平原的长渠和木渠。这两项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经两宋的修建、扩建，已发展成渠网化的河流，渠系与陂塘相连，灌溉农田数千顷，使襄宜平原成为全国著名的粮仓。　　熙宁三年（1070　年）王安石"熙宁变法"期间，是北宋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熙宁二年（1069　年）设立农田水利官主持全国水利和地方水利，颁布农田水利法，鼓励人民开荒垦田，兴修水利，规定州县报修工程，并规定出组织人力物力兴建工程的具体方法。这样就大大推动了农田水利的建设。这一时期放淤和淤灌的规模颇大，涉及面广，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放淤措施不仅改良了良田，增加了农田的肥度和产量，而且调动了农民淤灌的积极性，推动了淤灌技术的提高。利用多沙河流进行半自然状态的放淤，已成为当时淤田的主要方法。由大面积盲目放水漫淤，发展成为有目的有控制的放淤；当时人民已初步认识并运用不同季节黄河水的泥沙成分引水放淤。认为伏汛挟肥最多，规划淤灌在六月中旬。但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遇到了淤灌与防洪、航运、排水、输水技术等多方面的困难。　　北宋另一座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为木兰陂灌溉工程。这项工程布局巧妙，因地制宜，是我国延用至今800　多年未废的少数水利工程之一。木兰陂位于今福建省莆田县西南五里的木兰溪上。它的修建先后历经20　年，经过3次建坝兴毁，才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　年）建成。　　木兰陂的渠首是一座挡潮蓄淡的拦河石坝，设计和施工技术体现出我国北宋时期的水工建筑水平。陂首靠近灌区，不必长流远引，陂长根据洪枯不同时期流量悬殊的特点设计，充分发挥引蓄和泄洪的作用。建陂施工采用我国当时沿海一带建桥工匠常用的"筏形基础"型式，在溪底铺设了一道横跨两岸的石筏，然后在上面布墩。朝下游的半个陂墩，用长9　米的大石柱32根，名为将军柱，把这些大柱嵌入溪底的岩石上，犬牙交错，熔生铁灌注固基，再以千斤重的块石砌筑石柱周围，使其牢固。朝下游的半个墩，用断面0.9×0.9　米，长2　米的大石条相连，其间用元宝形的铁锭相连，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建筑物。时至今日，经过800　年无数潮击浪打，仍然屹立无恙。都江堰是我国公元前250　年所建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宋代对都江堰灌区进行了进一步的维修扩建和管理。　　宋室南渡，建都临安，将经济重点完全转移到南方，就更加重视农田水利工程。在江南东路、太湖地区和浙西一带，兴建农田水利，在襄宜平原、成都平原多次维修、扩建农田水利工程和都江堰灌区。南宋时期对太湖的治理很是重视。北宋时期范仲淹就提出过，治理太湖，应采用浚河、修圩、置闸三者结合的工程措施，郏但、郏侨、单锷、徐大业等人都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措施，而且北宋时在"开江浚浦"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为了改善太湖地区的排灌和航河，北宋还在苏州、淞江、尾山、宜兴一带筑堤、建桥、开塘、置闸。南宋治理太湖又进了一步，做了大量疏浚港浦和围田置闸的工作。两宋时期，江浙沿海地区地形发生变化，海塘的建设增多，施工技术也有提高。兴筑海塘初期多沿用吴越时期筑竹笼石塘的方法，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学习借鉴黄河河工中埽工技术，改筑柴塘，即用一层柴薪一层土，相间夯筑。这种施工既节工省料，又提高了抗冲能力。特别适用于软地基。但因费柴太多，进一步发展成为石塘。海塘迎面用石砌成直立式，逐级内收，底宽顶窄，略有斜坡，大大增加了石塘的稳定性，可防止海水的渗透。塘基外部用竹笼装石做护坦，既削弱了波浪的冲击力，又保护了塘基不被潮流冲刷。并将岸线设计成略有曲折的波纹形，以削弱潮流的冲击力。这种石塘在北宋逐渐多了起来。　　圩田与围田是我国人民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水利的一种独特形式。圩田就是在浅水沼泽地带或河湖淤滩上围堤筑圩，把田围在中间，把水挡在堤外；围内开沟渠，设涵闸，有排有灌。宋代的圩田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田有围堤，可障御水势，保护田亩，当时已把堤岸改为内、外二层，堤上有路供行人行走，堤下种植芦苇以固堤脚，堤外则种植杨柳。二是堤有闸门，可相机启闸以调节圩内水量，旱时开启以江湖水溉田，涝时关闭以防外水内流。三是圩内水沟纵横相通，利用水车车斗，可排泄田中积水，亦可引水灌溉。　　宋代圩田主要种植粮食，产量也很高，对两宋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受到宋政府极高的重视。　　北宋为了抵抗辽军入侵，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把边防地区的水利作为防御工事兴建。在今河北保定，东经雄县、霸县，直到直县附近（今白洋淀的东西南一带）沿边界低洼地区，开挖塘泊。这些塘泊又称方田，为矩形，水深2-3　米，将一些河流与淀泊连接起来，形成一道"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徙涉"的水系，经过扩展和完善，从保定西北的沈远泊（今徐水县东北）起，东起沧州泥沽海口（今天津泥沽村），长约800　多里的地方布满塘泊，并派专人、专船巡查和管理，构成了一道水上屏障。它有效地制约了辽国铁骑的入侵，使辽骑通道减少，宋军队可集中抵御敌骑。同时，它还能够沟通各河流、淀泊，增加水稻收成，减少水患。　　2。宋金时期治理黄河的河工技术北宋建立后，黄河河患日益加重。北宋160　多年中，黄河先后7　次大决溢后改道、改流和分流，受灾地区广，原有的堤防基本上已失去抗洪能力。河患加重，不仅对沿岸农田威胁很大，而且对汴河航运、京师的安全有重大的影响。北宋政府倾注很大的人力、物力治理黄河，从事河防，但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水平所限，收效并不十分显著。但宋人在探索治河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对后来的元、明、清都有一定的影响。　　（1）堤防技术大河两边的堤岸起着限定河水泛滥的作用，宋代时就有正堤、遥堤、缕堤、月堤、横堤、直堤、鉴堤等，种类很多，其规模、形状及作用略有不同。大河两岸的正堤，一般称堤，遥堤则为正堤以外的最外一重堤，主要作用是在大河汛期将河水限定于遥堤以内的地方行流，尽量把泛滥的地方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元丰四年（1081　年）水官李立的奏折中可知遥堤之间很宽阔，有时要迁出一些县、镇。缕堤是介于正堤和遥堤之间的第二重堤，有"预备堤"的作用。若正堤决口，可加强缕堤临时抵挡水势。黄河堤防虽不像汴渠堤防那样严格，但一些重要城镇附近和主要险段比较注意堤防质量，有的地方甚至建成石堤。《河防通议》中详细地记载了修砌石岸的施工方法，施工程序严密，对石堤基础要求较为严格，有的土质堤岸由于常年维修，规模相当庞大、坚固。如元丰三年（1080　年）郓州所筑遥堤长20　里，下阔60　尺，高1　丈。若以顶宽1　丈算，则边坡比达1∶2.5，堤身断面尺寸是比较科学的。另外，还年年发动黄河两岸附近居民种植榆柳，有效地加固堤防。　　（2）埽工技术埽工技术是北宋河防最主要的技术之一，宋不仅用埽堵口，而且还用埽筑堤、护岸。埽是把树枝、石头等用绳子捆紧作成的圆柱形东西，用它来保护堤岸防水冲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