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宋代蜀文辑存》卷八七。　　建国以后，其武器装备在中原军事文化的影响下，有较大的发展，但也保留了许多本民族的特点，有些方面赶上并超过了中原军队。其代表性兵器主要包括格斗兵器和抛射兵器、防护具装、攻城器械、火器这几大类。　　1。格斗兵器和抛射兵器契丹、女真、党项军队多以骑兵为主，所以惯于适于骑乘作战的短枪。其中女真人使用的窄柳叶状铁矛比较具有代表性。它矛头呈枪尖式，梭形横阔，中间起脊较明显，箍部无刻纹，对付金属麟状、片状铠甲时较为有效。此外，契丹人惯于使用的骨朵（一种以铁或木作成大头，用以捶敌的短柄兵器），党项人有"天下第一"盛誉的"夏人剑"，都受到各族军队的珍视，北宋钦宗（赵桓）甚至经常把"夏人剑"佩带在身边。金军使用的直身单刃战刀及向弯型战刀过渡的军刀，虽然名气没有前者响亮，但代表了骑兵用刀的发展方向。　　在抛射兵器方面、党项军队素有"长于骑射"之称，所制"弓弩用柳干皮弦"①。特别是党项部落首领李定在宋熙宁年间（1068～1077　年），所献"神臂弓"，其实是弩，以山桑为身，擅为鞘，铁为枪镗，铜为机，麻索系扎丝为弦，"射三百步，能洞重扎"，堪称军中之利器。宋金战争时，宋将韩世忠将其进一步改造，更名"克敌弓"，与金军作战往往取胜。女真人由于马上开弓，故其并不强调弓硬箭远。其弓力通常为7斗，只相当于宋军三等士兵所用弓。普遍士卒的有效射程仅在50　至100步之间。但其箭镞种类较繁，除普遍铁制箭镞外，还有呈窄三棱形的穿甲箭镞，以及"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则不可出"的特种箭镞等②。大型抛射兵器主要指攻城用的抛射机--炮。西夏炮军所装备的是轻型抛石机"旋风炮"，作战时立于骆驼鞍上，发射拳大的石弹，主要是用来野战的。辽军炮具规模则大得多，且以攻拔坚城要塞为目的。制炮技术最发达的是金朝军队。他们在辽金和宋金战争初期，从辽军和宋军那里学习到了制炮和操炮技术。至天会三年（1125　年）第二次攻打宋都汴梁时，原先攻城乏术的金军已普遍装备了攻城炮。当时炮以梢多为胜，炮梢越多，射出的石弹越重，射程越远。金军造炮由早期的2　梢、5梢迅速发展为7　梢、9　梢，种类也很多，如可投放巨石的虎蹲炮，可左旋右转、变换射向的旋风炮，可同时发放数枚炮石的撒星炮等。金军在兵器制造上也并不甘于模仿，也积极将其加以改造，使之更适于作战的需要。比如辽、宋军所使用的炮架多无防护、拽炮士兵在实践中伤亡较大。金军则在炮架旁用原木密排成屏风，并用生　牛皮和铁皮包裹，能抗击对方鹞鸮火器的攻击，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炮具在金朝末年有较大的发展，史载一位名叫强伸的将领曾创制"遏炮"，它只需要很少几位拽炮士兵，却能抛大石于百步之外，落点准确，威力很大。可惜其制不详。　　2。甲胄和具装　　①　《隆平集》卷二0。　　②　《北盟录》。　　甲胄和具装是将士用来防护自身的乘骑的主要装备。据《辽史·兵卫志》记载，辽军士兵披铁甲，战马或披铁甲或披皮甲。内蒙赤峰大营子辽墓中出土一种上宽下窄的大型甲片，长10.2　厘米，宽3.5～4　厘米，大概就是马具装上使用的。西夏军队所用的铠甲，亦质量精好，系由"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①。其实物见于西夏八号陵的发掘现场，那里出土的鎏金铜甲片多作四角抹圆的长条形，长9.9　厘米，宽2.1　厘米；也有小一些的，长5.8　厘米，宽1.8　厘米。但这些铠甲过于华贵，恐怕是党项贵族穿用的，实战中士卒穿用铠甲多为铁质。女真人在建国前还不具备锻制铠甲的能力。在辽金战争中，铠甲的使用日益普遍，防护战马的马铠也很常见，尤其是沉重但防护能力强的鳞状铁铠甲受到青睐。宋金战争中，金军以重装骑兵为核心，作为冲锋陷阵的主力。金军统帅宗弼所统4000　名牙兵，皆重铠全装，人披铠，马披具装，号为"铁浮屠"。　　3。攻城战具辽金西夏的攻城战具皆是在中原军事文化的影响下，在长期频繁的攻城作战中发展起来的。辽军战具仿自宋人，但皆质量精好，锋锷铦利，梯冲竿牌，悉被以铁，在对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军较早大规模使用攻城战具，是天辅六年（1122　年）攻打辽西京，使用了洞垣、楼车。至攻打宋都汴京时，已火梯、云梯、对楼、偏桥、鹅车、洞屋（即洞垣）样样齐备。其火梯、云梯装以车轮，高与城楼相等，又蒙以皮革，抵御守军矢石攻击。洞屋下安车轮，上置巨木，状如屋形，以生牛皮幔盖，又以铁皮包裹。人在屋内推行，前后50　余辆，一节节相接，以供士卒隐蔽其中运送土木柴薪，做攻城准备。　　4。火器火器初步运用于实战是在北宋时期。受其影响，辽军也很注意搜求其制造及使用方法。曾冲破宋朝的禁令封锁，搞到宋军的火药配方，加以制造，并在燕京大规模检阅火炮，给宋朝君臣以不小的震动。但当时的火炮主要是用抛射机投射燃烧物和爆炸物，延烧敌人楼橹，对士卒的杀伤力是有限的。金军在对宋战争中相继占领了故辽和北宋的重要兵器生产基地，特别是当时的火药、火器制造中心汴京和产硝的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名等地，所以利用当地的大批工匠和原料，积极发展火器制造业。他们在围攻宋都汴京时，已学会使用抛射性燃烧火器。接着，又仿效宋将陈规创制的长竹竿火枪，进一步改进，制造出可供单兵使用，且在火焰喷射完毕后能以枪锋击剌的飞火枪。这种喷射性燃烧火器的制作方法是："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柳炭、铁滓、硫磺、磁末、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之，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①继燃烧性火器之后，爆炸性火器也被广泛运用于战争。据史料记载，大定末年，太原府阳曲县猎户用火药装于陶罐中引爆，以威吓狐群。至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　　①　《金史·蒲察官奴传》。　　兴定五年（1221　年），金军攻打南宋蕲州（今湖北蕲春）城，开始使用爆炸性的铁壳火炮。其外形象匏，口小，由生铁铸成，厚2　寸。使用时由抛射机投入城内，爆炸时声如霹雳，震动城壁。天兴元年（1232　年），在汴京保卫战中，金军使用了经过改制，威力更大的铁壳火炮"震天雷"，把它用绳索悬吊至蒙军士卒掘城处空爆，四散飞击的碎铁片击毁了蒙军的牛皮洞子和士卒铠甲，威力极为骇人。　　（四）辽金西夏的城邑和国防设施契丹、女真和党项民族生活于大漠草原和树海群山之间，以游牧狩猎为生，娴于弓马骑射。只是在建立政权以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才开始从事城邑的营建。但他们并不仅仅限于模仿，在筑城技术和城邑形制上也都有自己新的贡献，如辽朝子母城互为依托的防御体系，金朝的界壕以及西夏主要起加固城墙作用的长型马面等，都对中国古代城邑和国防设施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1。辽代城郭的兴建和发展历史上的契丹人，长期过着"草居野次，靡有定所"的游牧狩猎生活。直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伯父述澜担任遥辇氏于越之官时，为了安置党项、吐浑族俘户，始在今内蒙白音戈洛河上游北岸的冲积平地上"兴版筑，置城邑"。这座后来被称为"越王城"的简陋城邑，是契丹本土上出现的第一座城郭。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诸部后，为了安置数量更多的渤海和汉族人，加紧了城邑建设。他一方面利用汉族或渤海族居住地区留下的旧城垣加以修葺改造，另一方面在契丹本土或女真、室韦等边疆部族居住地区新筑城郭。其后历代统治者也都奉行这一政策不变。从军事角度分析，辽代沿用或新筑城郭大体上可以分为都城、州（县）城和边防城3　类。它们的功能不同，城郭规模、形制及防御设施亦有明显差别。　　（1）都城辽朝都城有上京（今内蒙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宁城）、东京（今辽宁辽阳）、南京（又称燕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　　其中，东京是在故渤海辽阳城基础之上扩建改造而成，南京是利用唐代幽州旧城扩建而成，西京则因袭了唐代云州旧城垣。上京始建于神册三年（公元918　年），中京始建于统和二十五年（1007　年），分别代表了辽朝初期、中期的军事筑城水平，其中有模仿中原都城营建制度的痕迹，更有浓郁的契丹军事文化特色。　　上京位于白音戈洛河和乌尔吉木伦河交汇处的西面，背负大兴安岭余脉的高岗，面临水草丰美的草原，史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①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其城周长17　里（据考古资料为8916.9　米，约合17　唐里），分南北两城，呈"曰"字形。　　北城又叫"皇城"，供皇帝、契丹贵族及卫戍人员居住。城墙高3　丈（今平均残高约5　米），有楼橹，每隔110　米远筑马面1　个，有城门4　座，　　①　《辽史·地理志》。　　每门均加筑有瓮城。南城又叫"汉城"，主要由汉族及其他民族商贾、工匠、僧道等居住。城墙仅高2　丈，无马面，城中筑有市楼，用以监视和镇压城内居住的汉族百姓。　　中京城位于老哈河中游最开阔的冲积地带，由外城、内城和大内三重城垣组成。外城呈直角横长方形，周围长15400　米（约合30　里），城墙现存残高约1　米，无马面、瓮城之设。内城周长约7000　米（约合14里），城墙现存残高2～6　米，每95　米筑马面1　个，内城里面是大内（皇宫），依内城北墙加筑东、南、西3　面城墙，现存残高2～3　米，在东南角和西南角各筑有角楼。　　上京城和中京城规制反映了辽朝特定的社会生活内容。历史上，契丹一向以积极进攻，善于野战著称。即使他们在草原深处营城版筑，主要也并不是考虑在自己的腹地依托城邑防御。辽朝统治者筑城更多的是想约束汉族俘户，防止他们逃逋和骚乱。所以在上京汉城建有"市楼"，在中京则各坊筑有围墙，坊门口有兵卒看守，"持挺击民，不令出观"①。上京的汉城城墙和中京的外城城墙不加筑马面，而在上京皇城和中京内城墙上筑有马面，可见其防御重点不是在京城外围，而是由皇室或契丹贵族居住的内城，防御对象主要是汉族民众。　　（2）州（县）城辽代州城按驻节官员的政治地位划分，可分上、中、下3　等，通常为夯士版筑，上等城垣周长4500　米左右，四墙正中开设城门，有瓮城、马面和角楼等防御设施；中等城垣周长3000　米左右，在四墙上开设城门，有角楼，有的还有马面；下等城垣周长2000～1000　米，一般有瓮城、马面、角楼和城壕等防御设施，有的则没有这类防御设施，或缺少其中的一项设施。　　（3）边防城辽代边防城主要是指契丹在其所属部族地区建筑的驻兵城郭。其主要功能为筑兵镇守，故其规模与下等州县城大体相似，筑城时十分注意马面、角台、瓮城、城壕等城防设施。在其附近通常还筑有起护卫作用的小城，平时供流配人家居住生产，战时则成为防御时相互依托和接应的军事据点。　　2。金代筑城与金界壕女真长期从事于狩猎牧养，尽管史籍上曾记载他们利用严寒天气冻筑冰城御敌，但其平时所居多木栅城寨，且以骑兵野战取胜为荣。乾统八年（1108　年），高丽"筑九城于曷懒甸，以兵数万来攻"。女真将其击败，"亦筑九城，与高丽九城相对"①。表明他们对筑城防御有了初步认识。金太祖、太宗时，动工兴建皇城，并在泰州境内修筑了防御北边诸族袭扰的长墙，惟制度仍嫌草率。天会三年（1125　年），宋使许亢宗抵达金上京，但见土围墙"围绕三、四顷，北高丈余，云皇城也"②。这是因为当时金军在战争中多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毋庸虑及城塞防　　①　《乘轺录》。　　①　《金史·世纪》。　　②　《宣和乙已奉使行程录》。　　御问题，所以听任辽、宋旧垣残破。　　金世宗继位后，将"保境安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守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频频南下，严重威胁着金朝北部边疆的安全。开壕堑，修戍堡，遂成为朝野普遍赞同的国防措施。　　在新的军事观念支配下，金朝开始注意修缮和新筑各种类型的军事城堡。据近年来文物普查工作所得出的结论，金代具有明显军事功能的城堡大多分布于山川隘口或水陆交通要冲之地。内地城邑大多与猛安谋克的军屯关系密切，也具有拱卫上京和保卫交通线的重要作用。从规模上看，州城一般周长4000　米，县（谋克）城周长2000　米，戍守边堡或交通驿站城周长1000　米。城墙多为夯土版筑，并有瓮城、马面、角楼、壕堑等防御设施。有的城墙，如上京城以砖包砌外表。有的城另筑有内城和小堡垒，或有内城外郭，以期扩大防御纵深和增加城守的稳定性。　　金代中后期军事筑城以中都最为典型。它始建于天德三年（1151　年），吸收了中原都城富丽宏大的特点，军事上也颇有独到之处。它由外郭、内城、子城、皇城构成多道防线。墙以砖包，门设瓮城。内城外所筑4个子城"每各三里，先后各一门，城橹楼堑，悉如边城，立廒仓甲杖库所，各穿复道与内城通"①。这种防御布局可以把守军依托的阵地由城垣扩展至整个城市，各阵地间联系密切，便于相互支援，大大增强了防御的坚韧性。在金末战争中，有的城镇还筑有"迷魂墙"之称的屏护短墙于城门内外，或城外四隅，委曲狭隘仅容二三人通过，防止敌人夺门或集中攻击城角。　　金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军事筑城，是东起嫩江、西至河套西曲之北的庞大国防工程--金界壕，现在通常被称为"金长城"。虽然其筑城起始时间，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有关资料推测，天会至天眷年间在泰州修建的军事长墙恐怕与此有密切关系。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开始大规模修城筑堡。章宗即位初年，因边事紧迫，原筑边堡时间仓促，工程质量差，再议开壕。虽然朝廷长时间议而未决，但章宗仍然增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增筑了女墙副堤。泰和末年，工程仍在继续。只是到了章宗初年，蒙古铁骑已势不可挡，边堡界壕才逐渐废弃不用。　　金界壕主要由壕堑、戍堡、边堡几部分组成。　　壕是金界壕的主体建筑。鉴于防御对象是具有相当越障能力的蒙古铁骑，所以它摒弃了一般单层壕堑防线样式，而采用了外壕、外墙、内壕、内墙4　重障碍，高低相错的构筑样式。外壕系取土成壕时将土直接堆于外墙之上。根据目前考古踏察资料，现存实宽6～8　米，现存壕深尚有1　米，估计原先相当深，已为数百年风沙淤平。外墙一般宽度达12～15　米，为夯筑梯形平顶式。内壕较外壕为宽，一般达15～20　米，现存壕深0.3～1　米，内墙宽为8～10　米，现存残高2～5　米，夯筑。在某些不太重要的地段，如今天河北境内的界壕，也并不全是重墙重壕式的建筑。戍堡系直接筑于内墙外侧或内侧的圆形夯土建筑，直径在6～10　米左右，估计堡顶有瓦梁建筑，便于戍守者遮风避寒暑。戍堡之间相隔60～70　米，大约为当时金军弓力的一箭之遥，便于两堡间交叉放箭。　　①　《金国南迁录》。　　边堡位于壕墙内侧，方形周长400　米至80O　米不等，墙高与宽与壕墙相似，有堡门和瓮城。其位置多在谷口或重要道路附近，间隔数里或十几里不等。　　金界壕无论从体系还是结构强度上，都要超过前代。它或建造于开阔平坦的草原或山谷草地，或建于适于耕种的河川地区，有利于守军且牧且守或且耕且守。加上整个工程纵深近50　米，重壕迭障，沿线戌堡稠密，便于相互呼应，若戍守得当，对付蒙古骑兵还是相当有效的。　　3。西夏的军事筑城党项人建立政权以前，一向过着迁徏不定的游牧生活。在唐及五代时期，他们迁居的夏、银、绥、宥等城，皆是前代遗留下来的旧城垣。　　从李继迁时起，党项人开始陆续修建城镇堡寨，招纳叛亡，建立州城，以为"且耕且战之基"。为了控扼边界要路，元昊及夏崇宗乾顺先后在沿边地区大规模修建城砦，西夏军队也打破原先单纯重视流动作战的习惯，更加重视城寨防守。　　西夏军事筑城多呈方形，因驻节将领级别不同，其规模大小也有不同。据考古调查，元昊之父德明在省嵬城西南麓兴筑的"省嵬城"，军事设施相对简单。城墙系夯工筑成，东墙长593　米，西墙长590　米，南墙长587　米，北墙长588　米。只在东、南墙上开设2　门，无马面、瓮城遗迹。而在元昊建国之后修筑的黑水城，其城防体系则要完善得多。黑水城位于今内蒙额济纳旗的古居延地区沙漠之中。城呈长方形，北墙长500　余米，南墙长360　余米，今残高仍达11　米，底宽11　米，顶宽3　米余。城墙顶部外侧有用土坯砌成的女墙，城墙四角增加厚度，呈圆锥形。东、西城门各一，有瓮城。城墙外侧有长7　米、宽1　米的夯土马面，每隔50米筑一个，主要起加固城墙的作用。墙外3　米，还筑有防沙墙，以防止大量沙粒堆附城墙，免得敌人缘沙堆爬入城内。其他高油房、城塔村、陶思图虽然面积上有大有小，但在基本制度上与黑水城大体相似，马面、瓮城、角楼一应俱全。这说明西夏军事筑城技术与同时代的辽金相比，也并不逊色。　　五、宋辽金西夏兵学中国古代兵学，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此后千余年间，历代兵学家只是在兵学体系和理论内容上做了一些丰富完善工作，兵学发展总的说来处于低谷。从北宋中期开始，中原士大夫痛感于亡国绝世的民族危机，纷纷潜心于兵学著述，而宋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武学的兴盛和雕版印刷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兵学的繁荣；仰慕中原文化的契丹、女真和党项诸族将帅，在学习中原兵学精华的同时，创立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兵学理论和作战方法，又反过来积极促进了宋代兵学的进步，从而使中国古代兵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高潮。　　（一）兵学发展概况宋辽金西夏兵学的繁荣，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兵学著述数量大，种类多；文人士大夫谈兵蔚然成风，壮大了兵学家队伍；兵学确立了自己的经书，象儒学一样成为官学；中原传统兵学和边疆诸族兵学交流频繁，相互融合，共同发展。1。兵学著述兵书是兵学理论的主要载体。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根据史书的记载，《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只有53　家790　卷，图43　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是133　部512　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则达347　部1956　卷之多。其中不仅有私人的著述，还出现了官修的兵书。宋仁宗在位时，就仿照历朝官修正史的形式，专门设立书局，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和曾公亮等人，采撷历代兵学精华和本朝典制，分门别类撰成《武经总要》40　卷。据记载，宋代还有《武经圣略》、《御前军器集模》等官修兵书，今已不存。此外，在边疆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辽、金和西夏统治地区，不仅流传汉文兵书，还翻译刻了许多少数民族文字的兵书典籍，如西夏文和女真文的《孙子》、《六韬》、《三略》等，并有用汉文或本民族文字著述的兵书问世。　　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兵书种类繁多，大体上可分为著、疏、辑、译4大类。　　（1）著述兵书宋代兵学著述内容不一，体例多样，如综合性兵学著作《虎钤经》；专门论述城邑防御的《守城录》、《襄阳守城录》；专门论述边防守备和兵要地理的《靖边备要》、《边防控扼形势图论》、《历代边防屯田便宜》、《边防龟鉴》；专门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专门论述兵制的《历代兵制》、《补汉兵制》、《西汉兵制》、《汉南北军制》、《鲁军制》；专门论述军事历史人物的《何博士备论》、《百将传》、《宋朝南渡十将传》；专门记述行军制度的《行军须知》等。所涉及的兵学问题较之前代更为广泛，理论内容也更加深入。同时，金承安元年（1196　年），金国子监斋长张守愚著《平辽议》3　篇。金末，奉圣马饵升著《北新子》10　万言，"且曰古人兵法非不尽，但未有如北新子五十里火雨耳"①。西夏也刊印有西夏文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这说明，　　①　《中州集·高永传》。　　随着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兵学上交流日益频繁，著述兵书已引起边疆民族政权的充分重视，而不仅仅限于宋朝兵学界了。　　（2）注释兵书中国古代兵书注释始于汉代，东汉末年曹操所撰《孙子略解》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兵书注本。其后注释兵书者代不乏人，但　直至宋代才出现注释兵书的第一次高潮。如宋代注解《孙子》的就有10　余家，其中成就较大者有《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王晰注孙子》等。它们或于《孙子》本义多所发明，博而切要，或能纠谬补遗，或能从哲学高度言前人之所未言，从而促进了《孙子》研究的深入。而吕惠卿的《素书注》、《三略注》，张商英的《素书注》，吴章的《司马穰苴兵法注》、张载的《尉缭子注》等，也都在引用古代战例和兵学前贤言论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理论见解。宋朝兵书注释的一个最突出特点，是人们已不再满足于零散的单部兵书注释，而要对古代兵学的经典之作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整理，或将前人兵书注释的成果汇集起来。其明显标志便是《十一家注孙子》和《施氏七书讲义》的问世。《十一家注孙子》所辑注家为东汉末曹操，梁孟氏，唐李荃、贾林、杜佑、杜牧、陈皞，宋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几乎囊括了宋及宋以前的重要《孙子》注家言论，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施氏七书讲义》将官方颁布的《武经七书》作系统的注释，也很受后人的重视。　　辽金兵家很重视兵书的注解。据郭沫若《管子集校》一书考证，辽人刘绩曾补订注释了《管子》这部重要典籍。其中《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等篇多是兵学专论。刘注简明贯穿，多所发明，对兵书整理上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金代，全真教盛行于北方，《阴符经》这部论及兵法权谋的道家著作颇有人作注。如金刘处玄《阴符经注》1　卷，侯善渊《黄帝阴符经注》1　卷，唐淳《阴符经注》2　卷，皆有明辑道藏本、明正统刊本存世。　　（3）汇辑兵书汇辑类兵书在宋代较为发达，除前面提到过的《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武经总要》、《虎钤经》外，还有《兵筹类要》等书。汇辑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完整地将几部定本古代兵书汇辑在一起，如朱服校定的几种兵法典籍，仅《孙子》用曹操注，《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皆为白文本。施子美注释讲解《武经七书》，仍保持原来各书的结构体例不变。二是自定体例，将前代兵书内容和军事资料分门别类辑录在一起。这种汇辑方法便利于读者系统了解古代兵学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看法，一册在手，毋需旁鹜，其编纂体例在后世有很大影响。　　（4）翻译兵书译介中原军事典籍，是契丹、党项和女真民族吸收中国传统兵学精华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原与边疆各民族军事文化融合的明显标志。据史籍记载，辽初东丹王耶律倍十分钦慕中原文化，在收集大批汉文图籍的同时，曾译有《阴符经》一书。据《补元史艺文志》记载，金代有女真字太公书、女真字伍子胥书、女真字孙膑书、女真字黄氏书数种兵书。　　太公书即《六韬》，亦有称《太公六韬》的；伍子胥书，《汉书·艺文志》录有《伍子胥十篇图一卷》，今已不存；孙膑书，《孙膑兵法》自汉代失传，但古人长期疑孙膑与孙武为一人，二人所著为一书，疑此即《孙子兵法》之讹；黄氏书，即《黄石公三略》。据文献与考古资料，西夏也刊印有西夏文《六韬》、西夏文《黄石公三略》（有注释）、西夏文《孙子兵法三注》（有曹操、李荃、杜牧注文）。而如此大规模地翻译介绍兵书，是汉唐千余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历史现象。　　言兵者不止兵书。随着宋代文人士大夫们谈兵蔚成风气，在他们的大量奏疏、文集、札记里，出现了丰富的兵论篇章。范仲淹的《奏上时务书》、苏洵的《嘉佑集》、苏轼的嘉佑《进策》、李觏的《强兵策》、辛弃疾的《美芹十论》、陈亮的《酌古论》、《中兴五论》以及叶适的《习学纪言序目》、《水心别集》等，都是一时间脍炙人口的兵论佳作。此外，宋代编纂的大量史书、类书如《资治通鉴》、《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等书籍，也收录了众多的军事文献。译自汉籍简传的西夏文《类林》，同样包含有武将、弓手、武士方面的内容。　　2。士大夫言兵之风盛行尽管历史上不乏文人论兵之事，但总的说来兵学论坛还是被军事将帅们长期统治着。这中间一个重要原因是文人士大夫自觉缺少军旅阅历，于朴刀杆棒、军阵沙场之事不甚了了。所以，象孙武、吴起、曹操、诸葛亮这些统兵将帅的作品颇受后世兵家的器重。而士大夫们即使有所论述，也多托名于他人以抬高身价。如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曾认为，被列为《武经七书》之末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宋人阮逸所著，托名唐人李靖。不管此说是否可靠，都足以说明当时伪托风气之盛。另一方面，自古兵儒不同道，儒家对兵家"使力行诈"所奉行的基本否定态度，长期影响着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对所谓"卑俚通俗"的兵学著述通常是不屑一顾的。特别是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政权以后，总结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修文偃武，将兵书列为禁书。景德三年（1006　年），宋真宗下诏说："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妨奸伪。"①加上宋辽合议，签订"澶渊之盟"，一派歌舞升平的虚假景象也麻痹了人们，致使"士大夫耻言兵"的现象日益严重。　　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宋代兵学论坛寥落的危害性，身体力行撰述兵书。如宋代早期较为著名的兵学著作《虎钤经》，就是由进士出身的许洞于咸平四年（1001　年）至景德元年（1004　年）撰成的。许洞（约公元976～约1017　年），字洞天（一作渊夫），苏州吴县（今属江苏）　　人。历任雄武军推官、均州参军、乌江县主簿等官。他感到"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于晓用"，"李荃所著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又散而不备"，于是"上采孙子、李荃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②，遂著《虎钤经》20　卷，于景德二年（1005年）进献朝廷。可惜他人微言轻，对满朝"尚文轻武"的风气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仁宗在位时，辽与西夏对宋朝的严重威胁，逐渐引起朝廷乃至整个　　①　《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九。　　②　《虎钤经序》。　　社会的重视。康定元年（1040　年），仁宗命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庆历三年（1043　年）建立武学，说明官方对兵学的态度已经改变。社会上研究兵书的人也日渐增多起来。《郡斋读书志》说："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由"耻言兵"到"人人言兵"的转变过程。　　宋神宗继位以后，颇想有一番作为。在他的支持下所进行的"熙宁变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改变"冗兵"之弊，培养素质较高的武官。为此，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　年）再兴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教习诸家兵法，论说历代用兵得失成败。他还与王安石等人讨论李靖的阵法、队法及兵法思想渊源，令朱服、何去非等人校定《武经七书》，正式颁行为武学教科书。　　这一时期所涌现出来的兵学家大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人以研究《孙子》和其他兵学典籍为主。其代表人物包括梅尧臣（1002～1060　年）、王晰、何延锡等民间《孙子》注家，李觏等《孙子》研究者，也包括宋朝武学教授朱服、何去非，官员曾公亮、丁度等人。朱服，字行中，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熙宁进士。与苏轼等人关系密切。他任国子司业时，受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诸兵书，并为武学的负责人。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属福建）人。元丰五年（1082　年），因对策"词理优瞻，长于论兵"入仕①，历任武学教授、武学博士。撰有军事人物和事件评论集《何博士备论》，并参与校勘《武经七书》，对《李卫公问对》、《六韬》的真伪问题进行过考辨。曾公亮（公元999～1078　年），字明仲，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天圣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丁度（公元990～1053　年），字公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历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官。庆历三年（1043　年），宋仁宗命他2　人编修《武经总要》，"凡军旅之政，讨伐之事，经籍所载，史册所记，祖尚仁谊，次以钤略，至若本朝戡乱，边防御侮，计谋方略，咸用概举"。②他们研究整理兵书典册的初衷，确实是为了振兴北宋自"澶渊之盟"以后，武备日见废弛，将帅不学无术的局面，但过于注重字词训诂和版本校勘，或求体系完备，资料丰瞻，对直接影响宋军战斗力和国防的许多尖锐问题反而语焉不详，更缺少有针对性的军事建策。　　另一类人则以范仲淹、王安石、沈括为代表。他们身膺疆守重任或执掌枢机，直接面对党项的侵扰和军事改革的实际问题。因此，其兵论主旨不在于先朝兵书字词的锻炼和古人思想的阐发，大多缺少理论思辩色彩，更侧重于就事论事的现实对策。沈括（1031～1095　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佑进士。历任河北西路察访使、鄜延路经略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等。他自幼受舅父许洞的影响，文才武略双全。在守边期间，不仅针对党项骑兵的特点，提出种种防御战法，还十分注意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所著《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许多兵器制造及地图沙盘方面的知识。　　宋代兵学的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而"士大夫言兵"这一社会现　　①　《举何去非换文资状》。　　②　《仁宗皇帝御制序》。　　象也恰于此时达到高潮。靖康年间（1126～1127　年），金军攻陷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在这一连串亡国绝世的民族悲剧面前，更多的有爱国心的士大夫不满足于纸上谈兵，注释孙、吴之书，而投身于铁马金戈的战场厮杀中去。尤其是北宋末、南宋初被人们称之为，"将儒"的李纲、宗泽、陈规、辛弃疾等人，毅然冲破昔日笼罩朝野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渴望着挽救危局，建立军功。曾盛行于唐代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迈英武之气，一度重返绮丽靡奢、纸醉金迷的宋朝士大夫生活之中。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活画出在国耻家恨双重刺激下，一些有志气的忧国忧民之士崭新的精神风貌。　　出于宋金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这一时期士大夫论兵的重点转向有针对性的现实对策。例如，陈规、汤■等人撰写的《守城录》一书，就是在宋人守城抗金不利的情况下，集中阐述在火器已用于作战，攻城手段有新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守城和进行城防体制改革的著作。陈规（1072～1141　年），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历任安陆（今属湖北）县令、德安（今湖北安陆）和顺昌（今安徽阜阳）知府、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州兼淮西安抚使等职。北宋末年，他独守德安孤城多年，后又在顺昌储粮备战，积极配合刘锜取得顺昌大捷。他根据自己的守城实践，先后撰成《守城机要》、《〈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与曾任德安府学教授汤■撰写的《建炎德安守御录》合在一起，刊行于世，受到当时兵家将帅的广泛重视。辛弃疾撰写《美芹十论》的情形也与之大体相仿。辛弃疾（1140～1207　年），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人。青年时聚众抗金，曾任义军耿京部掌书记。耿京被害后，率众南渡，任南宋地方官多年。他著《美芹十论》，目的就是反对当时朝廷内外的惧战言论，从宋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方面进行考察，指出宋军变弱为强的可能性，以增强军民的必胜信心。他在孝宗朝曾上奏抗金之策，虽未被采纳，但他一片抗金爱国的拳拳之心，在当时也赢得人们的赞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南宋永嘉学派对兵学的重视。中国自先秦诸子论兵，百家争鸣以后，汉唐迄宋千余年间，一个学术派别将兵学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投入如此多的人力和精力研究兵书，撰写如此多的兵学著作和论兵篇章，恐怕还是第一次。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薛季宣（1134～1173　年），字士龙，一作士隆，号艮斋。　　南宋永嘉县（今浙江温州）人。其父亲和伯父辈皆是积极主张抗金的爱国官员，他本人也在武昌县（今湖北鄂城）令任内，动员当地民众抗击完颜亮（海陵）金军南侵。他喜爱兵法，曾考订《司马法》、《八阵图》诸兵学典籍，著有《汉兵制》一书。但在兵学方面的最重要贡献却是培养了陈傅良这样名重一时的学者，确立了裁减冗官冗兵，依靠民军防卫的基本态度。其大弟子陈傅良（1137～1203　年），字君举，号止斋先生。瑞安人。官至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他痛感南宋朝廷偏安江左，主弱兵骄，为总结历代军制是失经验，撰成《历代兵制》（初名《周汉以来兵制》）7　卷，以喻当朝军制弊端。另一位影响很大的著名学者叶适（1150～1223　年），字正则，又称水心先生。瑞安人。曾任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在抗金保卫南京及长江下游一带地区的斗争中立有功勋。所著《水心别集》、《习学纪言序目》等广泛讨论了古代兵法与宋朝和战及军制问题。同属于这一学派的还有通晓行阵之法的徐谊（1144～1208　年），著有《补汉兵制》的钱文子（1147～1220　年），著有《孙子新略》的王自中（1140～1199　年），著有《将鉴论断》的戴溪（1141～1215　年），著有《开禧德安守城录》的王致远等。南宋进步思想家陈亮（1143～1194　年）虽不属于这个学派，但他与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往来密切，受永嘉学派的思想影响很大，在主张富国强兵，抗击敌人侵略方面是相当一致的。　　3。兵学成为官学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起源很早，商周时代的"学在官府"，其教育科目已包括射、御等军事内容。春秋战国时繁荣于百家争鸣形势下的私学，更将兵学作为专门的知识予以传授。可惜直到宋代，才由官方设立专门学校培养军官，规定学员要学习诸家兵法、行军布阵等。为了适应武学及武举考试的需要，宋朝廷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兵书中挑选出《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7　部兵书，命名为《武经七书》，刻版印刷，颁之武学，作为教材。　　《武经七书》的颁行，从表面上看是古代兵书由单行本向丛书方向发展。但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看，它标志着中国传统兵学的定型。　　先秦时代齐国兵学、南方兵学、秦晋兵学的差异，汉代权谋、形势、阴阳、技巧诸类的界限，以及儒家兵论、黄老道家兵论间的区别，至此逐渐趋向模糊。7　部书中既有儒家色彩浓重的《吴子》、《司马法》，也有黄老道家兵学著作《黄石公三略》，法家特征突出的《尉缭子》，说明编选者抱着兼收并蓄的学术态度，并不以哪一派思想为归依。这7　部书作为中国传统兵学的代表作被固定下来，成为南宋、明、清诸朝官方规定的武学生员和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对古代兵学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都有深远的影响。　　宋代是兵儒辩论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特别是在代表两家基本准则的"诈利"和"仁义"问题上，叶适、高似孙等儒家学者完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标准，否定兵家的"诡道"和"见利而动"。还有一些人或千方百计贬黜孙子其人其书，或在注解兵书时涂抹上较浓厚的伦理色彩。　　但他们已无法否定兵学象儒学一样成为官学的正统地位，或象以往一样，对兵书持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越来越多的儒生以研究兵学而名重一时，不再认为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象著有《施氏七书讲义》的施子美，"为儒家流，谈兵家事，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江伯虎《施氏七书讲义序》）。颇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而李觏等著名学者也能认识到军事斗争与一般的社会生活不能同日而语，诡诈是战争指导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行"仁"，"仁者"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军事斗争中使用诡诈。　　4。中原和边疆诸族兵学的交流融合宋辽金西夏时期，兵学的交流十分频繁。据史籍载，元昊从少年时代起，就把《野战歌》一类兵书放在手边，经常钻研，可见当时传入党项地区的汉文兵学著述数量不少。辽初，东丹王耶律倍"令人赍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①。其中也不乏兵书战策之属。金代冲破重重关禁流入的图书典籍也不少，象宋人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即刻于金贞佑年间。宋朝官府因在军事上与党项、契丹、女真对峙，在边境榷场贸易中书禁极严。元佑八年（1093年），礼部尚书苏轼更进一步提出要避免图书由高丽转口，形成宋、高丽、契丹的三角贸易，以情报或知识资敌。他指出："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②请求加以禁止。但实际上，禁令也制止不了图书外流。翰林学士苏辙出使辽国时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在当地流行。同样，辽朝也规定严禁书籍流入中原，照样有书在宋朝境内出售。　　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形式。文化一向不很发达的契丹、女真人在以战争手段掠夺财富的同时，也没忘记搜求中原文化典籍。辽灭后晋，"取晋国图书、礼器而北"③。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攻辽中京之前，也诏令："若克中京，所得礼乐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④金将完颜希尹克北宋都城汴京后，也不是忙着掠夺府库珍异，而是独收宋朝图籍，捆载北归。宋朝藏于大内的秘阁黄本兵书170　余册，很可能也在其中。除了阅读中原图籍，辽金西夏的统治者在破除狭隘的种族偏见后，还能极力网罗中原饱学之士，通过他们的传授来获取中原军事文化知识。统和十二年（公元994　年），圣宗"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俱以名闻"①。金将完颜希尹在作战时，获儒士，必先礼之，访以古今成败。有见识的契丹、女真将帅还十分注重吸收中原的先进战法，弥补本族传统战法的不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先后接纳了汉人所建议的猛火油（石油）烧城和穴地攻城诸法，并且在攻打幽州（今北京）时将穴地攻城法用于实战。金将完颜宗弼在江南作战时，所部舟般遭宋将韩世忠海舟邀击，不得北归，"乃揭榜募人，献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载士，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俟风息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蒻蓬，则不攻自破矣"②。宗弼采纳了上述建议，顺利脱困撤兵。尽管中原兵学的丰富内容在短时间内还不会被完全消化理解，毕竟对其战争观念、军队建设和作战方法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致使辽金西夏建国初年的兵学呈现出强烈的两重性和日益汉化、封建化的发展趋势。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兵学的交流，并不仅仅是单向的。契丹、女真和党项人的军事观念和战法同样影响着宋人。女真起兵后不久，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接见宋朝使节时，曾对宋军军纪不严，将士遇战而逃的现象直接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应当依法治军，不避亲疏，"若不行法，何以使人？"③并组织宋使观看金军作战时军纪严明的情景，给他们留下　　①　《契丹国志》卷一四。　　②　《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一。　　③　《辽史·文学传上》。　　④　《金史·太祖纪》。　　①　《辽史·圣宗纪》。　　②　《大金国志》卷六。　　③　《金史·太祖纪》。　　很深的印象。金军作战时骑兵的快速机动性能和较强的突破能力，也促使岳飞等抗金将领积极组建骑兵部队，易短为长。陈规等人名闻遐迩的守城专著《守城录》更是直接针对金军攻城用炮之法而撰述的。在战争中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对一向为自己优秀军事文化而自豪的宋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但确实有益于战胜敌人，提高军队战斗力。可以说，宋辽金西夏时期兵学的频繁交流、相互融合和促进，是出现中国历史上兵学发展第二次高潮的重要原因。　　（二）重要兵书简介在宋辽金西夏众多的兵学著述中，影响最大又最能体现当时兵学理论水平的是以下几部兵书。　　1。《虎钤经》《虎钤经》是北宋前期著名的军事著作，全书共20　卷，210　篇。许洞撰。前10　卷分天功、地利、人用、三才应变等113　篇，基本上汇集了《孙子》等前代兵书论述，加上自己对前人兵学理论的心得，分类编排而成。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如主张"未战先谋"，强调"要在知变"，提倡"逆用古法"等。后10　卷97　篇，主要是阴阳八卦、望云占气等内容。今天看来，其中多属荒诞无稽之谈，在当时却是行军用兵必不可少的。与先秦兵书相比，它的理论色彩较弱，新鲜见解不多，但详细记载了古代各种军事知识，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该书撰成于咸平四年至景德元年（1001～1004　年），于景德二年进献朝廷，刊行于世。现有明嘉靖刊本及《范氏奇书》本、《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2。《武经总要》《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包括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等广泛内容的综合性兵书。由曾公亮、丁度等人组织编写。共40　卷，前、后集各20　卷。前集制度15　卷，论述了选将料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军事地形、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等建军和用兵的基本理论、制度和常识。边防5　卷，描述了边防各路州的方位四至、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道口关隘、军事要地等兵要地志方面的内容。后集故事15　卷，依照兵法分类介绍历代战例，比较用兵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还有5　卷专讲阴阳占候方面的内容。它虽属汇辑前人思想之作，但许多内容反映了"庆历新政"时期"欲更天下弊事"的变法革新思想，直接针对宋代国防建设的现实，提倡加强军事训练，加强骑兵建设，重视武器装备等。其前集第10　到第13　卷中，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当时的武器战具、筑城技术和城战器械，还记载了中国最早配制成功的火药配方，最早用于战争的火器及其制造和使用方法。它附有的大量阵图，有关兵要地理的概况、军事条令等内容，也是其他兵书中所不多见的。该书首刊于庆历年间（1041～1048　年），绍定四年（1231　年）重刻。今存有40　卷本系统的明抄本，嘉靖刻本和清《四库全书》本；43　卷本系统的明正统刻本、弘治刻本和万历刻本等。它所开创的兵书编纂体例，在后世有深远影响。如明朝赵本学、俞大猷所撰写的兵书，直接命名为《续武经总要》，唐顺之所著的《武编》、茅元仪所辑《武备志》，也都是仿效此书体例而成。　　3。《何博士备论》《何博士备论》是一部评论战国至五代兴废成败和军事人物用兵得失的著作。何去非撰。原有28　篇，今存26　篇。它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人物和战争，但在内容上却紧紧结合宋朝消极避战，军纪松弛的现实，提出不能回避战争，"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大王之下欲，固当举之；有所必不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①。其态度比那些一味要求息兵罢战，宣扬道德礼义的迂腐儒生要正确得多。它针对北宋兵多而缺乏战斗力的状况，提倡精兵，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兵力的多少，而要看其是否治理得当，军纪严明，士气旺盛。它还强调"智"的作用，认为势、勇、智三者中，智是最重要的。其可以役勇，可以造势，对夺取战争主动权，最终击败敌人有重要意义。该书于元祐五年（1090　年）被奏荐朝廷而行之于世。今存明《穴研斋》抄本、《浦城遗书》、《指海》丛书本等。　　4。《武经七书》《武经七书》是宋代官方校刊颁行的中国古代兵法丛书，也是中国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是宋神宗在元丰三年（1080　年）四月下诏命朱服等人校定，于元丰六年至八年间刊行。包括《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李问对》7　部兵书，共25　卷，统称《武经七书》，供武举和武学教育使用。该书现存最早为南宋孝宗或光宗时刻本，原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后被日本岩崎氏购去，藏日本静嘉堂。此外还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清影宋抄本等。　　5。《十一家注孙子》《十一家注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孙子》以辑注形式传世的重要刊本之一。分上、中、下3　卷。关于其作者，《宋史·艺文志》载有吉天保辑《十家孙子会注》，有人怀疑与《十一家注　孙子》是同一书。所辑注家有三国曹操、梁孟氏、唐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宋梅尧臣、王晰、何氏与张预。其中曹注重伦理，也重应用，惟过于简略，孟注偏好文字训诂，李筌依违于遁甲奇门，杜牧尤切兵法戎机，陈皞、贾林亦颇有发明，梅尧臣能纠缪补遗，张预简练精切，皆是汉宋之际《孙子》注疏的文字精华。该书刊于孝宗年间（1163～1189　年），明、清传本颇多，以清孙星衍校本《孙子十家注》刊印和翻刻最广。国外则有日本宽文年间刊本和朝鲜枫山官库活字本等。　　6。《百战奇法》《百战奇法》是以《武经七书》等古代兵法为理论依据，以五代以　　①　《何博士备论·汉武帝论》。　　前的战争战例为基础，分条论述各种战法的兵书。其作者已不可详考。　　全书10　卷，每卷10　战，合为百战，围绕着战争谋略与治军备战问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想观点。并对攻守、主客、先后、进退、奇正、虚实、分合等兵学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反映了作者企图由此入手，重新概括古代兵学原理的意向。该书现有明弘治、嘉靖、万历刻本及多种清刻本存世。清雍正后还为更名为《百战奇略》，伪托为明人刘基的著作。7。《守城录》《守城录》是宋代专论城守作战的兵书。陈规、汤■撰。4　卷，包括陈规所著的《守城机要》、《（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和汤■所著《建炎德安守御录》3　部分。该书实践性很强，作者基于抗金守城作战的经验，及时总结了守城作战与城防体制改革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尤其是在火器已用于攻守城作战，金军攻城手段有新发展的情况下，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御方法。还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长竹竿火枪的制造和使用方法。该书现有清《四库全书》本、乾隆抄本和嘉庆、道光刻本。　　8。《历代兵制》《历代兵制》（又名《周汉以来兵制》）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制通史专著。陈傅良撰。8　卷。其中第八卷内容与王铚《枢廷备检·序》相同，可能是由门人或刊刻者录入。该书按历史顺序，综合文献资料，叙述两周至北宋历朝的统驭军兵、将帅职权、军队编制、兵种划分、组织管理、武器装备、兵员征募、武官拣选、训练教阅、部伍调发，宿卫番上、戍边屯守、纪律号令、功过赏罚、服饰饷章、马政厩库、供给军需等各项军事制度的演变因素，评论其优劣得失，尤为推崇"寓兵于农"的上古军制，赞成兵无专主、将无重权和居重驭轻的统兵体制。该书现存明怡颜堂抄本和清《墨海金壶》丛书本等多种刻本。　　9。《施氏七书讲义》《施氏七书讲义》是现存最早的《武经七书》注解本。注解者施子美。全书42　卷，注文详明条理，对孙、吴诸书本义有所发明。特别是在著述体例上，开后世兵书标题讲章之风气，在中国兵学史上颇有影响。　　该书现存最早刻本为金宣宗时刻本，后流入日本，有庆长、元和、宽永、元禄和文久年间刊本。1927　年又由中国自强书局石印出版。　　（三）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契丹、女真和党项等边疆民族，建立政权以前，大部处于比较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思维能力有限，神力天佑的战争观念比较流行。他们认为，决定战争与和平，战争的胜负和勇士生死的，是具有超验意志的神灵。因为当时人们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所产生的异常现象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以为周围世界栖满了鬼神，正是它们控制了人的命运。所以在其国君主出生时，都有许多诡谲的传说。如耶律阿保机之"母梦日坠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体如三岁儿，即能匍匐。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谓左右若有神人翼卫。"①又如完颜阿骨打生前传说也有"五色云气屡出东方，大若二千斛囷仓之状"②。都是企图以之说明他们后来所从事的开国战争符合冥冥神灵的旨意。梦兆、天兆还直接制约了早期军事统帅的决策结果。据记　载，金世祖"每战未尝被甲，先以梦兆候其胜负"③。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师次唐括带斡甲之地，诸军禳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于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为兵祥"。斡沦泺战前，他领兵夜宿，"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鸣鼓举燧而行"①。在上述观念支配下，诸族民众普遍抱着生死皆由天定的信条，保持勇悍坚忍的战斗作风。更有甚者，当时处于较低文明水平的黄头女真竟"戆朴勇鸷，不能辨生死"。所以"女真每出战，皆被以重铠，令前驱为硬军"②。　　建立政权以后，传统的神力天佑信念虽然顽强地存留下来，但也渗透进来许多中原兵学的思想内容。神册二年（公元917　年），耶律阿保机领兵围攻幽州城，"望城中有气如烟火状。上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③。看来，导致撤兵的不仅是云气征兆，更重要的还是炎然的气候。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对伐晋战争失败原因的分析，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对反辽战争胜负原因的预测，已与天意神兆无涉，而是归结到民族政策、军事实力和士兵斗志等问题上。但另一方面，以掳掠为目的的战争行为在辽金西夏对中原用兵的过程中畸形发展起来。辽灭后晋时，赵延寿请求供给后晋降卒粮草，辽人以"吾国无此法"为由，"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④。辽军的掳掠行为也反映在其早期军队编制上。其正军1　名，配有"打草谷家丁"1　名，日遣其四处抄掠以供养正军。女真虽不闻有"打草谷家丁"之设，但其"犯中原，有掳掠，无战斗，计其从军之费，及回日，所获数倍"⑤。党项人同样以掠夺边界居民和掩杀行旅商队为常事。然而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种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政策难以实行下去，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张。辽军在火后晋战争中的残酷剥夺行为，引起中原人民的激烈反抗，立足不住，被迫北归时，辽太宗耶律德光所总结的三条教训，其中两条是纵兵掠刍粟和括民私财。至辽、金、西夏中期，骚扰掳掠的战争目的已经淡化，作战后勤保障制度也建立健全起来，据说，海陵曾命人在描写南宋临安的湖山城郭图上绘出自己策马吴山绝顶的形象。并题诗说："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①俨然以统一战争的发动者自居。同时，沉重的战争伤亡也使其军　　①　《辽史·太祖纪》。　　②　《金史·太祖纪》。　　③　《金史·世纪》。　　①　《金史·太祖纪》。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③　《辽史·太祖纪》。　　④　《资治通鉴》卷二八六。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二。　　队内部的厌战情绪逐渐滋生。金人"自立刘豫后，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②。南宋初年，女真欲出师南下，"时有夜宿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孛堇之营，见斜也将行，与其家下泣别，杀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挂豕身而埋之于后营。家人祝之曰：'斜也已阵亡，葬之矣。'此女真怯战之迹，如江南焚替代之类"③。从"勇悍不畏死"到"人始患之"，清晰说明了他们战争观念的变化轨迹。　　辽金西夏后期，随着其汉化、封建化程度加深，中原传统兵学的战争观念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昔日贵族子弟以南征北战，搏取烈烈武功为荣的观念已消失殆尽，崇尚王道、厌恶兵事的思想极为流行。金世宗之孙完颜■甚至赋诗说："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④在富国与强兵的关系上，辽金西夏君臣将帅与中原兵学界已无分歧。如辽末大臣萧韩家奴指出，欲加强国防，唯有"节盘游，简驿传，薄赋敛，戒奢侈。期以数年，则困者可苏，贫者可富矣。盖民者国之本，兵者国之卫。兵不调则旷军役，调之则损国本"。"欲为长久之便，莫若使远戍疲兵还于故乡，薄其徭役，使人人给足，则补役之道可以复故也。"①从农牧业经济对战争、国防的影响来认识问题，显示了边疆民族在战争观念认识上的深化。　　中原传统兵学早在先秦时期，对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性质、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宋代兵学继承前人观点，在一些方面也有自身的发展和贡献。　　宋人在同辽夏金元的长期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主战反和与避战求和两种对立的观点。从宋太宗晚期开始，避战求和的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反映在战争观上，则是对战争持消极态度，把"安人止战"、"屈己爱民"作为善策，强调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主张安靖和平，息师结盟，认为只要忍一时之辱，便可图万事之利。与此相反，主战反和者则认为："兵之于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②。敌人入侵是非正义战争，故与之和议决不可行。反抗入侵的战争则属于正义战争，这种战争决不可不用。在战争与人的关系上，许洞在《虎钤经》中把人放在"地"与"天"之前。认为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使得到天时地利，仍然不能取得战争胜利。因为"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虽有其表，将焉用乎？"但即使不占天时地利，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最终仍能取胜。还有一些人朴素地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相信依靠"匹夫匹妇"、"草茅贱士"，就能取得抗金的胜利。如两宋之交，山东、河朔各地的农民，纷纷拿起武器，结寨举义。宗泽、李纲、岳飞等人，积极主张将他们组织起来，配合官军作战，收复失地。南宋思想家叶适不仅呼吁政府必须坚决支持民众保家卫国的政治热情和自发的抗金活动，用其豪杰，借其声势，还主张重视对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　　③　《大金国志》卷九。　　④　《归潜志》卷一。　　①　《辽史·萧韩家奴传》。　　②　《何博士备论·汉武帝论》。　　民众的政治动员，"使吾之国人晓然自知其必胜"。而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内则吾之国人未知其必胜，外则敌人不知我为必胜，若此者谓之危兵，危兵难用！"①但宋朝的主和派们，惧民军尤甚于惧金军，唯恐农民武装在抗金战争中壮大起来，威胁他们的统治，因此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极力排斥打击，终将可以利用的民心丧失殆尽。　　（四）建军治军思想宋朝统治者为了防止从唐中叶至五代时期出现的藩镇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重演，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从而造成中央与地方武装的人员素质上"强干弱枝"，统兵机构设置上"互相维制"，军队部置上"内外相制"的局面。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也容易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曾受到人们的非议。以后授阵图之风虽有改变，"将从中御"的思想仍延续下来。在兵役问题上，宋朝统治者奉行募兵制，其思想宗旨就是在灾区大量招兵，以达到"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的目的②。在建军治军问题上，宋朝统治者为防止武夫拥兵割据的种种措施虽不乏积极作用，也给军队带来兵将分离、教育训练差、管理不严、军纪废弛等消极现象。　　针对宋朝军队建设的弊端，人们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观点主张，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精兵。宋代冗兵耗食，已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为此，陈傅良、叶适、何去非等人认为兵要少而精。"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①而要做到兵员少质量高，关键是要废除弊病丛生的募兵制，恢复过去寓兵于农的征兵制。陈傅良说，寓兵于农制度由成周垂范，汉唐继统，普遍出兵，更劳均逸，故"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②，兵制之善，莫出于此。范仲淹在推行"庆历新政"时，更直接主张革除募兵之弊，仿唐府兵制，使兵农合一，寓兵于农，一岁中三时耕稼，一时习武，以减省军费，多辟后备兵源。而"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以"保甲制"的乡兵组织形式，恢复三代以来"兵农结合"的传统，对全国壮丁分期教阅，使与正兵"相参"，实行"以礼乐奖养"政策，使其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逐步正规化，进而在较长时期内陆续以保丁取代正规军，最后完成由募兵制度向兵农合一体制的过渡。　　二是反对宋朝传统的"将从中御"和"将无重权"。何去非呼吁君主要知人善任，君主将帅要和谐不疑，应赋予将帅以机断指挥之权。并　　①　《水心别集》卷六。　　②　《邵氏闻见录》卷一。　　①　《何博士备论·汉光武帝论》。　　②　《历代兵制·西汉》。　　举例说，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名将贤相就是因为"深得于君"，权不中御，才会"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③，李觏曾生动地指出："用兵之法，一步百变，见可则进，知难而退"，若事事都要请示王命再行动，那就如同"白大人而救火也，未及返命而煨烬久矣"①。所以他主张要慎选将吏，选定后即予以充分的信任，使其能"独行"、"自恣"，以适应多变的情况，发挥各人才智，取得战争的胜利。还有一些学者，借注释《孙子》"将能而君不御"一句，对当朝军政提出看法。如梅尧臣批评"君徒知制其将，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的现象。何延锡也指出，"御能将而责平猾虏者，如绊韩卢而获狡兔者又何异焉？"②三是主张加强军事训练。《武经总要》认为，军队以治则胜，以乱则负。所谓治，就是训练。只有平时刻苦训练的军队，才是"取胜之卒"。教育训练要循序渐进、教习并举，并以"贵约弃繁，舍迂求要"为指导思想。岳飞更从实践的角度显示了严格训练对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意义。　　他领导的岳家军即使在"止兵休舍"时，也"辄课其艺"，不忘训练，"视无事时如有事时"。　　四是坚持以法治军。针对宋军纪律松弛的状况，许多兵学家强调要严明军纪，以法治军。许洞指出，军纪严明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将违犯军纪划分为悖、慢、懈等10　余种情形，凡触犯者皆严惩不贷。《武经总要》中也规定有"赏格"、"罚条"、"行军约束"和"教条"等项，对战场纪律、行军纪律、训练纪律皆有详尽的说明。岳飞在"有功者重赏，无功者峻罚"的思想指导下，对军队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执行严明的纪律，其军中盛传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堪称古代治军名言。　　建国以前的契丹、女真和党项民族多处于军事民主制的历史发展阶段。史载，隋"开皇末，（契丹）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纥臣水而居。东西距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战，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则）合符契"①。党项人亦是"每姓别自为部落。。不相统一"②。同样，担任生女真部落联盟长的完颜女真领袖，也很长时间没有权力决定攻伐大事，他们每次出征前都要召集官属会议或人民大会共同做出决策。军事民主制度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兴兵合议"被视为天经地义之举。建国前夕，耶律阿保机夺取契丹八部轮流传递的旗鼓，完颜阿骨打建议取消各部信牌，"擅置牌号者置于法"，皆是为了确立集权式的军事指挥原则所做出的初步努力。　　辽金西夏政权建立以后，在作战方略的谋划上仍保留了昔日遗风。　　"全国凡用师征伐，上自大元帅，中自万户，下自百户，饮酒会食，略不间列，与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国有大事，适野③　《何博士备论·陆机论》。　　①　《强兵策》第六。　　②　《十一家注孙子·谋攻》。　　①　《隋书·契丹传》。　　②　《通典·党项》。　　环坐，画灰而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其合者，即为特将，任其事。"③西夏也有相似情形。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④。但在建立常备军，取消"兴兵合议"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武装力量体制上，其统治者都做出了很大努力。契丹、党项政权都建立枢密院，以掌管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女真政权也建立起猛安谋克和勃极烈制度，以皇位继承人谙版勃极烈担任都元帅，总统女真兵马。这些做法的目的，不外是将兵权紧紧抓在最高统治者手里。在治军方面，他们继承了昔日严格治军的优良传统。天赞二年（公元923　年），辽太祖率军北归，晋王尾追其后，"见其野宿之所，布藁于地，回环方正，皆如编翦，虽去，无一枝乱者。叹曰：'契丹法严，乃能如是，中国所不及也'"①。金军"队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负战斗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赀之半"②。倚仗如此酷烈的军纪，他们"骑者骑，步者步，回顾者斩，所以每战必胜也"③。值得指出的是，辽金西夏军队实行从严治军，也是他们总结他人军纪涣散，战斗力衰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比如辽金战争时期，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针对当时辽、宋军队"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的荒唐现象，曾质问宋使马扩说："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数州之地，留于汝家。我以大军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闻南军到燕，我心亦喜。纵令汝家取之，我亦将敛兵归国。近却闻刘延庆一夜烧营而遁，乃至此耶？似此丧师，有何诛赏？"他还明确表示："若不行法，何以使人？一两日到关，汝观我家用兵有走者否？"④（五）战略思想宋朝自建立以后，就处于军事对峙的战略格局中。其敌国先是辽、西夏，后来又是金和蒙古。而从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一直到南宋灭亡，总的说来是贯彻"专力而守"，"以战求和"的消极防御战略。　　针对上述战略方针，宋代不少人提出了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西夏频繁攻掠，金军灭亡北宋，紧逼江南的危急形势下，他们极力推崇"先出兵以战人之地"的兵家上策。当然，他们所提出的进攻战略也并不是希图侥幸的盲动，而是在加强战备，积蓄力量，巧施谋略基础上的积极行动。例如，为了恢复汉唐旧境，王安石强调要对西夏和辽"兼制"，并提出了"凡经略边夷，当从事于易"的战略方针①，认为要制服契丹，③　《大金国志》卷二六。　　④　《宋史·夏国传上》。　　①　《契丹国志》卷一。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③　《大金国志》卷二七。　　④　《大金国志》卷二。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　　当先制服西夏，断契丹右臂。为此，应在战略上树立必胜信心，在策略上重视敌人，静重待敌，争取时间修整武备。同时在兵力投入上有主有次，在军事外交上有擒有纵，对"强形"之敌不可"示弱"，对易得之敌相机攻取。在宋金战争中，岳飞提出的战略反攻计划是以襄阳6　郡为基础，积蓄力量，连结河朔抗金义军，伺机直捣中原，恢复故疆。其后，陈亮所提出的进攻战略是移都建康（今南京）以控江淮，联络东西，开辟荆襄，夺取三秦、东齐之地为左右臂，尔后北向夺取中原。可惜，这些呕心沥血的正确主张多被目光短浅的当权者打入冷宫，难以付诸实施。　　宋代的防御战略中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范仲淹在宋夏军事斗争中，根据"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的宗旨，提出严戒边城，充实关内，敌大至则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敌退则持重勿逐以振兵威，无事则经营获利及置营田以助边费的边防战略。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个战略设想是颇切合实际的。　　宋代最成功的防御战略，是在宋元战争中依靠江河湖泊、崇山峻岭、高城深池实施的大规模防御战略。它的基本特点是：1）实行分区的总体防御。早在宋金长期战争和军事对峙过程中，南宋已经逐渐建设起两淮、荆湖、四川三大战区。韩世忠长期经营两淮，岳飞经营荆湖，吴璘兄弟经营四川，使其形成较强的实力与独立作战能力。南宋后期，宋朝统治者在三大战区设有制置使，加强统一的作战指挥，并根据各自的地理环境，进一步加强战场建设。在平原湖汉的两淮地区，大修沟渠，限制蒙古骑兵的奔袭。在丘陵起伏的荆湖地区，修筑高大城池，垦土屯田，形成多重防线。在崇山峻岭的四川地区，沿江两岩修筑10　余座山城，互通声气，互相救援。这就给惯于野战阵斗，长驱直入的蒙古骑兵的行动造成重重困难。（2）坚守大邑巨城，实行持久防御。宋朝在每个战区都选择了若干战略要地，如两淮的扬州、庐州，荆湖的襄阳、江陵，四川的重庆、合州等，派驻重兵，屯积粮草，修缮城垣，使之成为可以长期坚守的依托要塞、稳定整个战区防御的支柱。（3）发挥水军之长，利用长江、淮河、汉水、嘉陵江等水道灵活机动，四出救援，将三大战区联成一个有机防御整体。在蒙宋战争中，每当四川或荆湖形势危急之际，都是派两淮之兵溯江而上，大举增援，才扭转了战局，恢复了原来防御态势。　　只是到了后来，权臣当道，迫害抗战将领，坐视襄阳被困而不救。才使蒙军占领襄阳、鄂州，控制长江中游，突破了整个防线。　　相对而言，契丹、女真、党项等北方民族早期的战略大都具有积极进攻性质，反映了初兴之兵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辽军在与北宋的战争中，善于发挥自身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或远道增援，或长途奔袭，总是能在战场上适时集结起强大的重兵集团，打击疲惫的宋军。在宋辽高梁河之战中，宋军主力围攻幽州城，辽朝以增援北汉的耶律沙和率领五院精骑的耶律休哥往援，变被动为主动，给宋军以沉重打击。在宋辽歧沟关之战中，宋军再攻幽州，辽朝一面派耶律休哥沿途阻击袭扰，一面由辽圣宗和承天太后肖绰领兵增援，大败宋军，并进而掌握战争主动权，不断对宋军发动攻势。西夏军在对宋战争中，更多地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战略方针，利用沙漠旷野无人烟水草的有利条件，诱宋军大举深入，遣轻兵邀击前后，"利则进，不利则走"。见宋军兵势强大，则远走而不与接战，陷宋军于"欲进则人马乏食，欲守则地无坚垒"的被动境地。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元丰四年（1081　年）宋军围攻灵州时，西夏一位老谋深算的将帅献策说："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①西夏统治者采纳其策，果真使宋军溃败而归。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西夏军也不放弃集中使用兵力，全歼敌人。宋神宗时宇文之邵《上皇帝书》中曾说："今贼（指西夏）常以合兵击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敌之众当其锋，此庆历之失。"②正确地总结了西夏军在庆历年间3　次获胜的战略缘由。金军在灭辽和灭亡北宋的战争中，大都能贯彻扬长避短，集中兵力，以"政略佐战功"的战略指导方针，频频发动攻势行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故能在短期内取得辉煌战果，灭掉两个强大的国家。　　辽金西夏后期，国防上一般采取筑墙置戍的防御战略。但除了西夏对蒙古军的强大攻势采取凭城固守的战争指导方针外，辽人对其主要作战对象过于轻视，不是利用自身的城垒工事和擅长的城守战法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而是冒然发动进攻，寄希望于一两次野外会战就全歼敌军。　　辽军在护不答岗战败后，实力消耗殆尽，才转而以五京为核心，组织战区防御。各战区间又缺乏有效配合，各自为战，终于被金军逐个击破。　　金军在抗击蒙古军时，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的战斗力已大大超过金军，尤其擅长进行机动性较强的野外攻击战。其短处在于以剽掠为征战目的，不重视占领疆土，且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难以攻克防守严密的大中型城邑。金朝承平日久，政治腐败，阶级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将士不耐劳苦，不利野战。但若采取凭城固守，辅以轻兵袭扰，待蒙军师老人疲，击其堕归的战略方针，未始不能有效地打击蒙军。可惜金人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客观形势，依然迷恋祖先"马上取天下"的辉煌业绩，幻想通过一两次主力野外会战就可以战胜对手，殊不知恰好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大安三年（1211　年），成吉思汗领兵突袭金朝边防重地乌沙堡和乌月营。金军统帅完颜承裕领兵数十万迎击，会河川一役，全军覆没，仅完颜承裕一人逃回。金军有生力量遭受重创。宣宗迁汴后，调整了金军战略，组织重兵"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①。又于河朔地区封建九公，保聚险阻，各守一方。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抵挡住蒙军所向披靡的攻势，使战局暂时稳定下来。蒙军统帅木华黎遭到金军激烈抵抗，围攻延安、凤翔诸城不克，情绪相当低落，甚至预言自己的性命也不久长。但从根本上说，金朝统治者缺乏长期苦守、徐图强弱易势的坚定信念，依然把赌注下在与蒙军野外决一死战上面。正大八年（1231　年），蒙军遵照成吉思汗的临终嘱咐，假道于宋，兵下唐、邓二州，对金都汴京实施战略大迂回。金枢密院官员向哀宗建议说，蒙军"冒万里之险，历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劳苦已极。为吾计者，以兵屯睢、郑、昌武、归德及京畿诸县，以大将守洛阳、潼关、怀、孟等处，严兵备之。京师积粮数百万斤，令河南州郡坚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　　①　《宋史·夏国传下》。　　②　《宋文鉴》卷五三。　　①　《金史·完颜弼传》。　　山寨。彼深入之师，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粮尽，不击自归矣"①。这段话尽管带有一些消极味道，却是10　多年来抗蒙战争的经验之谈。而在战略上避强敌锐气，发挥自身擅长守城的优势与之周旋，等待强弱易势，也是无可非议的。若动员各地军民给予蒙军以普遍袭扰，效果会更佳。可惜金哀宗不听劝告，断然派主力前往迎战，20　余万大军辗转跋涉于冰天雪地之中，人疲粮乏，士无斗志，终于在三峰山遭蒙军主力攻击而土崩瓦解。其后，金军因主力消耗殆尽，连组织象样的京城防御都很困难，更谈不上战略防御和进攻了。　　（六）战术思想1。宋军战术北宋初年，事先制定阵图，遥控前方指挥，拘泥于古兵法战法的现象曾兴盛一时，由此而带来的战术呆板和战斗失利屡见不鲜。宋代兵学界对此发表了许多正确的意见。许洞认为，用兵要讲变通和创新，"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穷则变，变则通"，"兵贵以变"②。同时又指出，学习古法但不能拘泥于古法，而应当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如果率以古法为用，就与胶柱鼓瑟没有什么两样了。陈亮很讲究用兵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认为"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论"，主张"随机设变"，"随机立权"，"攻守之间，必有奇变"③，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抗金名将岳飞也认为阵图乃定局，"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不能照搬。"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他的名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①，反映了人们求通求变的愿望。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特别是基于当时军事斗争和火器发展的需要，创造出一些新的战法和战术。下面分野战、城寨攻防和水战几方面分别叙述。　　（1）野战战术宋朝《武经总要》诸书关于阵法、阵图方面的内容不少，但或承袭前人故说，或并无多大实用价值，徒美观瞻，故弄玄虚者居多。素以知兵自命的宋太宗，在深宫之内制定的阵图，纯系闭门造车的产物，实际用起来往往误事。宋辽满城之战中，宋将赵延进冒违诏改阵之罪，将按图布成，兵力分散的八阵变为两阵，才避免被辽军铁骑围裹溃败。　　宋金战争中，广大抗金将士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出不少抗击骑兵集团进攻的新战法。郾城（今属河南）之战中，宋将岳飞先命其子岳云率骑兵冲击，分割打乱金军阵势。接着针对金军"三骑为连"特点，以步卒持麻札刀、提刀、大斧从侧翼冲进，上砍人，下砍马，与金军骑兵格斗。金军"一马仆，二马不能行"②，将其杀伤甚众。秦州（今甘肃天水）之战中，宋将吴璘布置"叠阵"，以持不同兵器的步兵多层配置，以骑兵居于侧后。金军骑兵进攻时，阵中弓弩手轮番发射，连续打退金　　①　《金史·赤盏合喜传》。　　②　《虎钤经·三才应变》。　　③　《酌古论》。　　①　《宋史·岳飞传》。　　②　《宋史·岳飞传》。　　军数十次攻击，乘其退却，派骑兵追击，杀金军数千人。吴璘等人还创造一种"以分队制骑兵"的战法，即利用西北地区沟壑纵横，不利于骑兵展开和集团冲击的特点，控制要隘，分别派遣部队从不同方向，灵活机动地袭扰敌人骑兵，迫使其四处分兵，接应不暇，然后宋军伺机反击，消灭敌人骑兵。还有一种称之为"番休迭战"（又叫"更战迭休"）的战法，针对金军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特点，选派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之士不停地袭扰敌军营栅，拦截其粮道，尽量疲惫消耗敌人，使其不得安宁，从而为大规模出击创造条件。　　（2）城塞攻防战术城塞攻防是古代战争中最重要的作战样式之一。宋代所面临的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进攻，而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装备的限制，守御完备的城池是很难被攻克的。所以，筑城修垒，以步兵守长垣就成为抵御敌人骑兵冲击的良策。宋代城守作战不仅次数多，规模大，也比前代更具有持久性，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十年之久。此外一个特点，就是随着各种防御手段和技术装备的发展，出现了较为完善的城防体系，火器也被大量运用于守城作战，从而增加了防御的稳定性。　　最能代表宋代城守战术水平的，莫过于陈规的《守城录》一书。该书不仅对城防体制做了较大改革。而且在城守战法上也创造了许多新的内容。面对攻势猛烈的金军进攻，陈规首先强调守城者要有充分信心，"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唯在用兵之人何如耳。"①他还指出，守城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所以要"守中有攻"，多设暗门、突门，以方便多路出击，主动消灭敌人。只守不攻则是"自闭生路"。同时，要想方设法增加城垣上的杀敌力量，在敌人进攻时，尽可能从多个方向集中击敌，并把自己的大炮从配置在城头改为暗设在城里，由城上守军指示目标，即可有效地摧毁敌炮、敌军。最后，扩大防御纵深，建立起重城重壕的防御体系。于大城之内，再修筑一道里城、里壕，城门由一重改为三重，以利于相互支援，或与敌逐城争夺，长期坚守。　　上述战法主要适用于平原城城守作战。而在宋蒙钓鱼城之战中，抗战将士们还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山城防御战法。与《守城录》相比，其战法的特点：一是于要隘处筑城寨为防御要点，城寨之间交相掩蔽，前后支援，以水道沟通联系，以点控线，从而形成完整的纵深防御体系。二是或筑城于大山深谷之间，或修寨于激流险滩之旁，战场狭窄，不利于蒙古骑兵集结和展开。宋军阵地多设于易守难攻的形胜之地，便于步兵掩蔽自己，发挥近战搏杀的特长，而使蒙古骑兵陷于冒险仰攻，被动挨打的境地。三是守军均以长期坚守为目标，屯兵聚粮、坚壁清野，并辅以阻击、伏击、袭击等积极手段，抗击蒙军达36　年之久，连蒙哥汗也毙命城下。这说明，宋代的城塞防御战术，较之前代确实有重大进步。　　（3）水战战术由于宋朝特别是南宋地理环境的关系，水战成为宋代最重要的作战样式之一。而随着火器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爆炸性火器火箭、铁火炮、霹雳炮应用于水战，从而使水战不仅限于接舷跳帮和冲角等近战手段，　　①　《守城录》卷一。　　在中远距离上也可以发起有效攻击了。　　宋代水战的基本战法，是火攻、接舷和冲角。传统火攻通常是将易燃物质浇以油脂，放置松香、艾草之类，点燃后施放出去，在顺风、顺流的条件下，可以烧毁敌方停靠在一起的木质舰群。宋人在继承这些传统战法的基础上，大量采用新式火器，使火攻的效果更为明显。接舷战，即靠帮后进行肉搏战。它利用拍竿拍击敌船，或以钩拒勾住敌船，为壮士跳上敌船以短兵击刺创造条件。冲角就是以坚利的船首快速撞击敌舰。它本以顺风、顺流为先决条件，但宋代车船大量出现后，逆风逆流，车船照样运转迅捷，因而使冲角战术的运用更加广泛。另外，宋代创制的"铁壁铧觜"战舰，舰首尖利，且为金属结构，更增加了冲角战术的威力。　　2。辽金西夏军队战术契丹、女真、党项民族素以弓马见长，骑兵的快速机动性能使其具有较强的正面冲击和侧翼迂回能力，与中原步兵野战时屡屡奏功。其最初的骑兵战术只是昔日与野兽搏斗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以反映契丹围猎生活内容的腊仪为例，辽制：十二月辰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毕，设围，命猎夫张左右翼"①，及逐渐收拢，方乘马入围射猎。据宋朝使节所记录的女真围猎方法：金太祖阿骨打与诸将至，"各取所别箭一只，掷占远近。各随所占左右上马，放部军马单行。每骑相去五、七步，接继不绝，两头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围尽，阿骨打上马去后队一二里，立认旗行。两翼骑兵视旗进趋，凡野兽自内起外者，四周得迎射；自外起内者，须主酋先射。凡围如箕掌徐进约三四十里近可宿之处，即四稍合围渐促，须臾作二三十匝，野兽迸走或射或击，尽毙之"。这种围猎方法与金初威震一时的骑兵两翼包抄战术十分相似。当时宋朝使节也发觉了这一点，说："其行军布阵，大概出此。"②宋金战争中，金军惯用的骑兵两翼包抄战术逐渐完善起来。宋人称金军凡"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③。具体使用时，因轻重甲骑兵编成不同，冲击速度和防护能力也有差异。一种全系轻甲骑兵，以高速冲击见长。天会四年（1126　年），17名金军骑兵经由磁川，被守将李侃率领的2000　名步兵拦截。"十七骑者分为三，以七骑居前，各分五骑为左右而稍近后。前七骑驰进，官军少却，左右翼乘机掩之，且驰且射，官军奔乱，死者几半。"①然而轻甲骑兵不顾一切的冲锋，用来击溃军心不稳，立足不定的步兵或许奏效，面对精明强干的弓箭兵齐射不免抵敌不住。故金军常常排出抵御敌人强弩重矢的轻重骑兵混编的战斗队形："每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结队而驰击之。"②有时，金军也使用由重甲　　①　《辽史·礼志三》。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六。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全装骑兵组成的"拐子马"。西夏军也使用重甲骑兵掠阵，但通常与步兵结合起来使用。史称其"用兵多立虚砦，设伏兵包敌，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③。在对付行动迟缓的步兵方阵时，上述战法无疑具有较大优势。　　在对付守城据垒的宋军时，北方民族骑兵战术的威力大为减弱。辽述律后为了弥补辽军攻城能力弱的缺点，曾建议使用掠其四旁，长困久围战法。其后辽军面对防守坚固的城邑，大多都采取分兵截抄之法，使各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金军也专门组建号曰"铁浮图"的攻城队，"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④。惟上述战法或见效迟缓，或伤亡太重，且"分掠四旁"使自己身后留下众多敌军据点，易被切断补给线与退路，是很危险的。　　为此，北方民族大都十分重视吸收中原先进的攻城战法。神册二年（公元917　年），耶律阿保机进围幽州，采纳卢文进所授"穴地攻城"　　法，"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铁汁以洒之，日死千计而攻城不止"①。金军同样采取了择善而从的积极态度。早在辽金战争后期，当辽军采取依靠城池从事防御的策略后，他们已迫切感觉到学习新的攻城战法的重要性。金军围攻辽西京时，"制攻具，以三木骈榱为洞垣，右长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堑。又作楼车，巩之以革，施四轮其上，出陴堞以阚敌"②。宋金战争爆发后，金军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上大规模使用骑兵，相对于以步兵为主的北宋军队来说，占据优势。但宋军善守城，迫使金军不得不迅速提高其攻城战法的水平。天会四年（1126　年），金军第二次围攻北宋都城汴京时，攻城的云梯、火梯、对楼、洞子样样齐备，皆披以皮铁，可耐石击火焚。尤其是当时最具威力的攻城器--炮，种类繁多，攻坚力强。金军每攻城，先以洞子遮护士卒，运土运柴填塞壕沟，然后"广列垒石炮座，寻碑石，磨盘石、羊虎为炮"。"所列炮座百余，飞石如雨"，待城头楼橹被击坍塌，守堞士卒立足不住时，"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上载兵八十人，一对楼接城，则引众兵上"③。面对如此完善熟练的攻城法，一向善于守城的宋军也感到难以对付。　　与迅速发展的攻城战法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方民族在城邑防御及水战战法上的停滞不前。元昊在建国初年虽然在边界地区修建有堡砦300余处，但其将士仍以飘忽驰骋见长。辽、金军队在开国战争中多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毋庸虑及城邑防御问题。这种重进攻、轻防御的普遍心理，在当时甚至固化为不易变更的思想传统，成为后来城守战法发展的障碍。皇统七年（1147　年），陕西金军将领欲稳定疆界，防止宋军进攻，建议修缮沿边城郭。行台尚书右丞相刘筈大加反对，说金军"利③　《宋史·夏国传下》。　　④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　　①　《契丹国志》卷一。　　②　《金源壮义王完颜娄室神道碑》。　　③　《守城录》卷一。　　车骑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则劳民而结怨"①，以宋金结盟，不可妄动为由，将此动议轻易否定了事。　　建立水军和学习水战战法，对辽与西夏军队并无实际意义，但却是金军深入江南湖沼水泽地区与南宋军队作战的必要条件。中国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说，盖因"江湖岛诸之间，骑士驰射，不可驱逐"②。天会间，宗弼领兵穷追宋高宗，就因不善水战，兵将损失惨重，但并没有吸取教训，对水战战法给予应有的重视。天会十二年（1134　年），刘豫曾献战船模型，熙宗令人在蔚州伐木造战船，不久因故中缀。正隆二年（1157　年），海陵为南侵做准备，仿中原兵学"制战阵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耀兵，有飞龙、螣蛇、吼虎、鱼丽之变"③，主要用于陆上作战。其由海路夹攻苏、杭之金军将士多不谙水战，遇风不得进，遂蚁集岸边。宋朝水军将领李宝乘机火攻，艨艟巨舰转眼间灰飞烟灭，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金军没有象后来的蒙军那样完成统一中国的战争，不善水战恐怕是一条重要原因。　　辽金西夏晚期，注重城守是其兵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的必然结果。辽自圣宗以来，原先"未有城郭、沟池、宫室之固，毡车为营，硬寨为宫"的情形逐渐发生根本的改变①。惯于流动作战的契丹人不仅改建了旧的汉城，在草原深处兴版筑，建起防御设施一如中原的坚固城堡，还把城守战术普遍用于边防，在西北边境兴建边防城备御蒙古，在东北边境修堡屯兵抵挡高丽。他们所创造的在中心城堡周围修筑卫星城，形成互为依托的城防体系，是对古代守城战法的一个贡献。西夏自崇宁元年（1102　年）也开始在沿边地区大事兴筑城砦，到西夏末年，连他们自己都承认定居于土筑城池之中。但就其城守战法而言，史籍上却没有什么特殊的记载。从金灭辽，蒙古灭西夏的战争过程来看，他们的城守战法的运用并不是成功的。　　金朝自世宗继位后，将"保境安民"奉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守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频频南下，严重威胁着金朝北部边疆的安全。开壕堑、修边堡、置戌守，遂成为朝野普遍赞同的国防设施。承安元年（1196　年），章宗召集六品以上官员在尚书省集议边事，绝大多数人主张坚守或且攻且守。其中枢密使兼平章政事完颜襄认为，修城筑堡固然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今兹之费，虽百万贯，然功一成则边防固而戍兵可减半，岁省三百万贯，且宽民转输之力，实为永利"②。这种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新的思想观念支配下，金朝筑起了金长城（又称"界壕"），修缮和新筑了各种军事城堡。更重要的是，城守战法也随着城邑设施的变化有新的进步。其特点：一是寓守于攻，积极防御。金军在抵抗蒙古军的猛烈进攻时，并不以死守城头为得计，常连夜发动反击，焚敌攻城器械或营寨，杀敌士兵。正大九年（1232　年），保卫汴京作战中，金军派　　①　《金史·刘筈传》。　　②　《金史·祁窣传》。　　③　《大金国志·海陵炀王中》。　　①　《辽史·兵卫志》。　　②　《金史·完颜襄传》。　　壮士千人，乘夜从地道出城渡壕，毁掉蒙军炮座。次年守归德，又命军中准备战具火枪，夜里突入敌营，焚烧营栅，击溃围城军。二是凭城用炮，大量杀伤攻城敌军的有生力量。金军积极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制造出令人生畏的火炮及飞火枪，或歼蒙军攻城士兵于城垣壕堑之间，或焚烧敌人攻城器械，破坏其有效进攻。三是坚守核心阵地，巷战争夺，长期抵抗。在大安三年（1211　年）及次年中都保卫战中，蒙军曾一度攻破外城，金军依靠坚固的内城城防工事和曲折狭隘的街巷甬道，节节抵抗，消耗敌人。蒙军先用堆积木材的办法，后直接倚梯爬城，均被击退。兴定二年（1218　年）夏，蒙军包围太原，也曾攻破壕垣，金军植栅据守。旋蒙军又破城西北角，金军联车塞路拒战，3　次打退蒙军进攻。在金末抗蒙战争中，由于金军城守作战十分顽强，多次迫使蒙军攻城行动半途而废，无功北返，推迟了蒙古灭金的战争进程。　　六、结语综观宋辽金西夏时期，无论是在军事制度、武器装备、兵学思想，还是在战争样式等广泛领域里，都有巨大的进步。特别是火器开始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预示着军事史上一个新的时期正在悄然来临。当然，翻检史籍中宋军从统一战争中摧枯拉朽，到高梁河之战全军覆没的事实；金军灭辽时每战必克，到乌沙堡抗蒙作战举军皆降的变化，也不能不令读者扼腕叹息，深怨战争胜利之神喜怒无常。其实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写的。宋辽金西夏军事的发展变化，客观上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都极大地困扰着历朝历代的君臣将帅和军事家们。　　（一）强大的国力与军力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宋代的经济和文化相当发达，但强大的经济实力并没有在军事领域里显示出来。宋朝廷花费巨资供养了庞大的军队，其中禁军最高达80　余万，厢军最高达20　余万，此外还有10　余万蕃兵和40　余万乡兵，数量可谓不少。但宋朝廷实行"守内虚外"、"居重驭轻"、"兵将分离"等防范措施，兵力分布极不合理，部队平时缺乏训练，而忙于经商垦田，召募兵员主要是为了消除荒年饥民造反的隐患。所以，边疆每有战事，宋朝廷都感到捉襟见肘，无兵可调。即使凑集起兵马开赴前线，也由于军纪涣散和战斗力低，在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屡屡败北。宋神宗在位时期（1068～1085　年），面对军事上的积弱局面，曾一度实行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王安石的主持下精简军队，裁汰老弱病残已失去战斗力的冗兵和冗将，补齐军营缺额。同时，实行将兵法，选用具有作战经验和能力的将领，专门负责某一地区驻军的军事训练，以改变兵将互不相知的现象。在乡村实行保甲法，加强地方民兵武装力量的建设，维持地方治安和防守边境。这些措施对增强宋朝的军事实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结果在后来对西夏的战争中充分显示出来。但在宋朝军事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局部性的变革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建功于久远。反观辽、金、西夏，在经济实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能积极谋求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占据优势地位。契丹、女真和党项人起兵之初人数不多，实力不强，武器装备与后勤保障都很简陋。但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作战筹划的军事民主制度，广采博议，择善而从，加上各领兵将领拥有临阵机宜处置大权，士兵心齐力一，纪律严明，战法娴熟，与人数众多的宋军作战往往取胜。其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经济实力虽然不如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宋朝，但他们善于将其最大限度地有效运用在武装力量建设上，以国力的发展来促进军力的发展。从历史上看，他们的这种作法是成功的，并且直接导致了对宋战争的胜利。　　（二）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大多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从宋辽、宋西夏战争来看，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虽然不敌契丹、党项骑兵的冲击，但据守城垣仍是其所长。宋军在对西夏作战中逐渐解决了占据制高点和控制水源的技术问题，采取"筑寨渐进"　　的方略，有效地扼制住西夏军队的进攻势头。而辽军、西夏军迟迟不能掌握攻城用炮技术，难以克复防守坚固的城邑，其军事行动也就仅限于边境袭扰。金军原本不会攻城，他们在对宋战争中善于向敌手学习，很快掌握了制造和使用炮、对楼、洞子等攻城利器的技术，攻陷汴京等军事重镇，灭亡了北宋。但他们占领了北方，并向江淮水网地区推进时，由于忽视了战船制造及使用技术的学习，始终令宋军在这一领域里占据优势，所以空有"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壮志，实际上是难遂其愿的。火器在这一时期尽管刚刚得到应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将陈规守德安、赵淳守襄阳，金军守汴京，皆赖之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杀伤敌军有生力量。总之，军事技术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此时已越来越明显了。　　（三）少数民族汉化与尚武精神的衰落。"尚武好勇、心齐力一"　　本是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他们立国之初，皆倚仗着大批受此传统熏陶的英勇战士南征北战。随着上述少数民族日益汉化和封建化，昔日金戈铁马的豪迈气概逐渐消失不见了，代之以奢靡游宴之风。对汉化给本民族带来的消极影响，辽、金、西夏政权的统治者并非毫无察觉。元昊曾竭力禁止党项人仿效汉族风俗，使用中原输入的奢侈品。金世宗也以提倡使用本国语言，提倡恢复围猎骑射风俗，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惜，上述保持和发扬昔日传统的作法并不能阻挡住契丹、女真和党项人汉化、封建化的历史潮流，也不能重振祖宗"马上打天下"的雄风。后来入主中原的元、清帝王同样在这个问题上一筹莫展。个中原因，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中国全史》　054/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宋辽金夏思想史本卷提要　　两宋儒学，又称道学、理学、性理学和新儒学，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于公元11-12　世纪崛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这一思潮，集前人思想精华，汇经、玄、佛、老于一体，以孔孟儒学为主干，经300　年雕琢，形成了一个内容包罗万象、形式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造就了以濂学、关学、洛学、闽学为主流，以周、邵、张、二程、朱、陆等为代表的一代学派学者群。由于这一思潮将孔孟之道重铸成博大精深的学说，又使其贴近现实、易于实践，因而自宋起被历代立为正统思想，统领学术，规范人伦，指导社会，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视为影响中华文明700年的正宗道统之学。本书旨在将这一思潮在两宋期间由开创到全盛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思想内容，作一通俗介绍，使这份珍贵文化遗产为振兴民族精神发挥作用。　　一、宋辽金夏社会及思想概述两宋一代，历时320　年，是中国古代文明成熟并登峰造极的时期；也是党项、契丹、女真、蒙古及回鹘、吐蕃、白蛮等少数民族迅速崛起，与汉族共创古代文化的时期。生于长于这300　年间的以宋儒学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两宋儒学思想，其辉煌成果，是继先秦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而矗立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最后一座高峰。对后世的影响，延续700　年，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液中的民族精神。　　两宋社会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民族纷争始终存在、边境战争频繁发生的时期。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两宋学术的发达与繁荣？　　又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一时代的思想直到宋亡以后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最终成为统一各民族的精神力量？究其缘由，还要从蕴育并灌溉了它的社会环境中去说明。　　（一）宋代儒学兴起的社会环境宋代儒学是两宋政治、经济，以及民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1。宋代的政治需要宋王朝，建立于延续了200　多年的社会动荡之后。为避免五代十国的分裂再次出现，宋代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太祖、太宗，特别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早在建隆二年（公元961　年）着手统一南北之前，赵匡胤就已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他接受了赵普"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的建议①，统一南北后，立刻着手实施三项中央集权措施：收地方上的政权、财权（钱谷）、兵权（精兵）归中央。以后继任的皇帝，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央集权，如加强禁军制、以文臣知州、建立通判制和转运使制等，这些措施使地方权力削弱，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保证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　　西汉刘向曾说："文化不服，然后加诛。"②宋朝开国收权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教化。宋初三朝，实行释、道、儒"三教"兼容的方针。　　与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皇帝行三教并设，特别扶持儒家。宋太祖于受禅之初，即诏有司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亚圣、10　哲、72　贤及先儒21人的像，又亲自撰写孔子、颜回真赞③。真宗即位，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封孔子第45　代孙孔延世袭这一名号。他还亲赴曲阜，到孔庙行礼，亲撰《文宣王赞》，称孔子为"人伦之表"，称儒学是"帝道之纲"。他又亲作《崇儒术论》，称："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皇帝的扶持，当然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儒学自身有其积极入世、贴近现实的优势。北宋中期以后，儒学成为宋代思想学术　　①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②　刘向：《论苑·指武》。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学校四》。　　的主流，固然有其吸收佛、老改造自身的缘故，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儒学能够适应宋代政治的需要，强有力地为政治服务。而它能够改造成新儒学，击败佛、老，也是因为它根据现实政治要求发展了自己。　　儒学与宋代政治的相契合，集中表现在《春秋》一书的思想内容中。　　这部书在宋代得到特别重视，是宋儒传注最多的一部，连皇帝也为之写心得，并被奉为必读之书。宋真宗于天禧年间（1017-1021　年）就写下过《春秋要言》5　卷①。　　《春秋》记载了春秋时代诸侯相互攻伐的历史，为后代提供了"尊王攘夷"的历史借鉴。宋代政治的两大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和解决民族矛盾，恰恰可以由此而得到启发。因此，宋儒释《春秋》多从这两方面来加以发挥，为宋代政治提供有力的根据。　　关于尊王，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高举尊王的旗帜，以"《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为主题②，强调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的观点，影射五代之乱，论证中央集权的必要。石介著《春秋说》，亦有感于中唐后的分裂局面，宣传儒家大一统思想，赞赏以仁义、礼乐为基础的王道。石介说："《周礼》、《春秋》，万世之大典乎？。。呜呼！《周礼》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谓尽矣。"③关于"攘夷"，程颐说："诸侯方伯明大义以攘却之，义也；其余列国，谨固封疆可也。若与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则乱华之道也。是故《春秋》谨华夷之辩。"④夷狄外患，是两宋贯穿始终的政治问题，"使夷不乱华"⑤，成为两宋民族矛盾的当务之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①，是当时主要的政治需要。胡安国作《春秋传》发挥了"攘夷"的思想。他说："《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君臣之义耳"②。石介写《中国论》，开篇即称："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③这些由《春秋》而发的儒家思想，切中宋代政治要害，为其实行中央集权和解决边患矛盾，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皇帝对儒学给与扶持，是必然的了。　　2。宋代生产关系带来的社会变化宋儒学发展为独立的思潮与学术主流，与它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和再创造有关，而在改造和再创造过程中，宋儒所具有的自由议论精神、发挥创造劲头，得益于当时生产关系改变而带来的社会变化。　　宋初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即不仿唐代均田　　①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春秋》。　　②　《春秋尊王发微》卷一《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③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　　④　《二程粹言》卷一《论政简》。　　⑤　《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　　①　欧阳修：《居士集》卷九《本论》。　　②　胡安国：《春秋传》卷二十三。　　③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　　制，放任土地所有权。于是，形成了农民和地主间的租佃关系。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由人身依附关系向双方自愿、来去听便的契约关系的转变，促成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和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要求。由此，也带来了两宋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反映在下层，农民起义提出了"平等"的口号；反映在城市，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④尉然成风；反映在上层，就是鼓励议论，行台谏制。　　宋代科举制比唐更重公平竞争。唐科举行"公卷"法，考生须在应考前向主考官交送诗文作品，得赏识后才可入考。宋科举用"弥封"、"誊录"办法。考生交卷后，密封卷头姓名，编号送誊录院，由宦官监督，誊录官指挥数百名书手抄成考卷副本，再送考官评阅。显然，宋的办法，保证了平等取士、公平竞争。因此，据统计《宋史》，有传的1953人中，两宋平民或低品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①。这种取士之法，引导了社会风气向踊跃竞争、自由议论的发展。　　宋代台谏制，既是自由议论的产物，也保护了自由议论之风。《宋史》称："考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②"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③台谏不仅对官员行为进行监督，保证官员权力的正当使用，避免了高官专权，而且也鼓励了直言上谏，大开言路。对此，苏轼有评论道："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④正是在这种"许以风闻，而无官长"的言论宽松气氛下，宋代知识分子"言必中当世之过"的议政风气，才形成起来。　　3。宋代的文化发展（1）佛老失势佛、老自魏晋以来，于隋唐达到全盛，几乎成官方思想。这种风气，一直带入宋，使释、道、儒在宋初受到皇帝同等对待。但是，尊佛、老对社会的危害，在唐后期已经暴露出来，遭到过韩愈、李翱等人的猛烈抨击。因此，入宋以后的佛、老，虽然被尊，已大不同于隋唐。同时，佛、老讲出家、无为，背君弃父，与宋代现实政治的"尊王攘夷"需要相违背，因而被儒学斥为"以君臣父子为幻妄"①，"以父母所生之身为寄宿处"，"弃君背父"，"人伦灭尽"②，"禅学悟入乃是心思路绝"③，"诃佛骂祖"，"义理尽灭"，"禅最为害之深者"④，等等。尽管如此，宋儒学取代佛、老，经历了一个对佛、老思想从批判，到吸收，④　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言。　　①　陈义彦：《从布衣人仕论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思与言》卷九，1972　年第4　号。②　《宋史》卷三百九十《列传》第149　附论。　　③　《宋史》卷四百一十一《欧阳守道传》。　　④　《苏轼文集》卷二十五。　　①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②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③　《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④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再到融合的过程。　　宋初，释、道、儒三教并立时，儒者对佛、老的批判，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出发的。如，李觏作《富国策十首》，历数佛老"其害有十"，如"男不知耕"、"坐逃徭役"、"国用以耗"、"亲老莫养"等等⑤。石介力倡"排去佛老，然后吏部（韩愈）之道行也"⑥。他发动过一场清除佛、老画像的斗争。　　北宋中期，儒者开始从佛、老典籍中开拓学问。如，王安石主张读佛典，认为："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⑦再如，程颐弟子问："佛当敬否？"程颐答："佛亦是胡人之贤智者，安可慢也。"⑧在程颢、张载的《行状》中，也都记录了他们不以读佛书为非，而以熟谙释典为荣。　　北宋末南宋初，宋儒完成了儒、释、道的思想融合。在宋儒思想家们的体系中，佛、老痕迹处处可见，但已面目全非，被儒学改造成了新的思想。如，周敦颐的《爱莲说》与佛教莲华自性清净说有关；他的《太极图·易说》又有道教影响。朱熹《中庸章句》中的《序说》，脱胎于华严宗理事说，他的《参同契考异》又在关心道教经典。对此，明儒黄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横渠（张载）、象山（陆九渊）则由于上乘；伊川（程颐）、晦庵（朱熹）则由于下乘。"①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佛、老长于治心、富于思辩的特点，被吸收进儒学，使儒学原有的长于治世特点更加发扬，形成了佛、老难以抗衡的系统理论。　　（2）经学衰落经学，是两汉以来儒家经典阐释之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经学成为治国之学。但是，东汉以后，经学向训诂发展，经魏晋至隋唐，变得越来越注重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经学注释繁琐不堪，使通读经书成为不可能的事。唐代钦定《五经正义》，统一各路经义注释，并立为科举取士的依据，这固然推动了经学诵习，但是，行三百年不变，没有任何创新、改造，使经学更趋僵化。科举中的明经考试，不求解经，只试帖经。考试时，掩住上下文，中间开一行，贴去三字，要求应试者填写贴去的字，如同填空。这使经学取士变成死背经文，不求经义。儒家经典之学成这种样子，已无生命力可言，自然敌不过越来越盛的佛、老之学。儒家精神可谓奄奄一息。　　北宋初，学术界仍沿用唐代钦定的《五经正义》。庆历（1041-1048年）以后，风气渐变，疑经、改经、删经成学界时尚。刘敞著《七经小传》，提出对经义的怀疑；欧阳修作《童子问》，认为《易经》中"系辞"、"文言"等"十翼"非孔子之言；王安石讥《春秋》是"断烂朝报"，撰《三经义》，以自己的政治观点重新解释《诗经》、《尚书》和《周礼》；司马光疑《孟子》非孟子所作；朱熹疑古文《尚书》，删⑤　《李觏集》卷十六。　　⑥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六《与范思远书》。　　⑦　惠洪：《冷斋夜语》卷六。　　⑧　《二程集》第211　页。　　①　黄绾：《明道笔记》一。　　削《孝经》，又给《大学》补写《格物传》一百多字；等等。一时间疑经改经之风，如陆游所说：达到了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黜诗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的地步。然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宋儒把经学纳入自己的思想轨道，将章句训诂改造成阐发义理。　　（3）官私学盛宋代教育的振兴和普及，是宋代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也是推动宋代学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其主要表现是官办学校和私人书院的遍布各地。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载："宋初有四书院，庐山白鹿洞，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未建州学也"①。北宋景祐四年前后，州郡建学兴盛起来。庆历四年，皇帝下诏，地方办学形成热潮。同时，又建太学，扩招生员。在教学方法上，诏下湖州，取胡瑗在湖州学中的教育法为太学法，把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请到太学任教官。熙宁四年（1071　年），王安石新法鼓励办学。地方学校得赡学的官田，使州学得以巩固。所有这些措施，尤其是新教学法，使传统的记诵经传被探求义理取代之，大大推动了儒学的复兴和后来学术的成长。　　另一个方面，是书院建立。唐代已见书院，多为学者、士人建立的藏书、讲学的学馆，规模不大。入宋以后迅速扩大起来。南宋吕祖谦说："国初，其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白鹿洞）为尤著，今所谓四书院者也。"这些书院，在皇帝诏令兴学后，得到朝廷赐勅额和田亩、书籍，委派教官等待遇，逐渐成为半民半官的地方教育中心。南宋孝宗以后，各地官员竞相创建书院，几乎遍及全国。在培养人才、广开言路、刊刻著作、保存典籍等方面，书院作用大大超过各州县学。书院的兴起，使讲学之风盛行，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宋代许多大儒，都自设书院，主持讲学，广收弟子，形成派别。（二）宋代儒学的主题和流派宋儒学是两宋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吸收佛学、道教，形成了特殊的理论命题，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不同于前代的鲜明特征。　　1。宋儒学的中心问题宋儒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性理问题，其实质是伦理道德，即把儒学历来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上升到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用以教化百姓、规范行为，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服务。　　"性"，在古代思想中主要指人性，有时也指物性。自孟子始，性与善联系起来，孟子认为性是人生来具有的纯善本性。荀子有性恶论，反对性善说。后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性善恶混"论和"性善情恶"论，用以解释人的行为有善亦有恶的事实。这一思想至宋，儒者把善之性解释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把恶之情解释为"喜、怒、哀、乐、　　①　《文献通考》卷六十三《职官十七》。　　爱、恶、欲"七情。为了强调五常之性的绝对价值，张载用"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指谓五常和七情，使伦理道德之性升华到天经地义的高度。然而，在宋儒看来这还不够，程颢、程颐又以"天理"概念置换"天地之性"概念，将伦理道德再提高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上，成为人的本质，甚至也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宋儒学各家，基本上都在这一意义上讨论做人问题、治国问题等。　　理，指义、法则、规律，在宋儒思想中，与"天理"同义，有天道、本原的意思。宋儒讲天理，强调两点：其一，世界根于一原，万理只是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①。人生之理与宇宙万物之理归于同一个理。其二，"人伦者，天理也"②，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上升为人伦之根本、世界之根本。因此，宋儒言理，意在言性。程颐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③。"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④。朱熹讲得更具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⑤。这样，伦理道德、三纲五常，具有了理的根本性，就是不容违背的。宋儒学中，也有言"心即理"，但所言之"心"，是指伦理道德之心，与伦理道德之性没有根本区别，所论道理，还是要人们提高道德境界、遵从三纲五常。　　2。宋儒学的主要流派宋儒学的形成和崛起，非一两个人独创，而是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尤其在鼓励直言、改革科举和教育的政策下，自由议论和书院授学成为学术界风尚。师门林立，学派纷呈，正是这一时尚的必然结果。　　北宋庆历以后，宋儒学正式登上思想舞台。北宋先后有王安石新学，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张载关学，二程（颢、颐）洛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苏辙蜀学等；南宋有朱熹闽学，吕祖谦婺学，陆九渊心学，陈亮、叶适事功学等。　　理学，是贯穿两宋的哲学思潮。这一思潮，视"理"为宇宙万物的根本，认为理主万物，理一分殊，强调"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①。治学主张"即物穷理"的修养。这一思潮的学派主要有北宋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二程（颢、颐）洛学和南宋朱熹闽学，构成了宋儒学的主体部分。　　心学，是南宋陆九渊所创哲学思潮，它不赞成理学的某些观点，但在本质上与理学并无不同。心学视"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主张"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②。认为心理同一，心就是理，理就是心，一旦立心，即可明理。治学提倡"发明本　心"，不假外物，直达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②　《河南程氏外书》卷七。　　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④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　　⑤　《朱子语类》卷一百。　　①　《朱子语类》卷五。　　②　《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　　天理。　　事功之学，是南宋经济发达地区流行的社会思潮，以陈亮永康学派和叶适永嘉学派为代表。这一思潮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义理作风，提出事业成功才是检验言论的标准，认为"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性命道德之谈，若脱离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便全是虚妄之言。治学之方，强调学以致用，躬行践履。　　此外，还有司马光朔学、吕祖谦婺学为代表的史学思潮，王安石新学为代表的政治思潮，苏轼、苏辙蜀学为代表的文学思潮，等等，共同组成了两宋儒学绚烂的画卷。　　3。宋儒学的演变宋儒学在两宋时期的演变过程，大抵经历了萌芽、开创、繁荣、鼎盛、完善五个发展阶段。　　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960-1022　年），释、道、儒三教并设，学术界以汉唐经典注疏之学为统治，新思潮尚未出现。　　北宋中期，仁宗、英宗两朝（1023-1067　年），是宋儒学的萌芽期。　　儒学的复兴起于这时的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是长于《春秋》的孙复和刘敞。孙复所著《春秋尊王发微》，被学界公认是宋代经学开风气之作，打破了宋初学术界谨守先儒注疏、不敢异议的局面，开创了"弃传从经"的疑传之风。刘敞则更进一步，不仅对《春秋》研之深入，出新意解《春秋》，而且著《七经小传》，对《尚书》等七部儒家经典作新研究。训诂学历来将"增字为释"视作大忌，刘敞却置之不顾并擅添字词，改经就义，开了宋代改经、删经、补经之先。正是这种疑古精神，蕴育了儒学的复兴。　　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年），是宋儒学的开创期。如果说，孙复、刘敞疑古还是在注疏经典的范围内"自出新意"，那么，宋儒在这时期已不满足于怀疑经典，而是直接对经典"自出议论"了。胡瑗以他的新教学法，创造了"论"、"议"、"辩"、"说"的形式，对古人经典不事传注，专作评论，把疑古推向议古。这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援佛、老入儒，为提高儒学的理论水平准备了条件。周敦颐融合《易经》作《太极图说》，邵雍研《周易》象数之学作《皇极经世》，将道家一些概念，如"无极"、"太极"、"道"、"阴阳"、"五行"等，佛学一些概念，如"动静"、"性命"、"诚"、"主静"等，运用来阐述儒家关于宇宙、人生的问题。这些概念，以及"性与天道"问题在周敦颐和邵雍的引发下，成为宋儒探讨的主要范畴和命题。　　仁宗嘉祐至神宗熙宁年间（1056-1077　年），是宋儒学的繁荣期。　　这个时期，北宋学术界将目光从探讨经典义理转向大谈性命道德，形成了宋儒学的主题思想--性理说。王安石写于庆历年间的《淮南杂说》，在嘉祐初年流行开来，其中阐述的"道义重，不经王公，志意足，不骄富贵"①等性命思想，广泛地影响了一代学者。于是，张载以"太虚即气"的气说去论证伦理道德作为"天地之性"的绝对价值；程颢、程颐将"天　　①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尹和靖语》。　　地之性"上升到"天理"概念，阐释"人伦者，天理也"②，明确提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宋儒学中的其他范畴和命题，如"格物致知"、"知先行后"、"天理人欲"、"理一分殊"、"心统性情"等，也都在这个时期形成完整理论。理学遂成为北宋学术界的主流。　　南宋孝宗乾道至淳熙年间（1165-1188　年），是宋儒学的鼎盛期。　　经过北宋一百多年的发展，理学达到成熟。朱熹成为集理学大成的代表。他将张载的气说与程颢、程颐的天理说相结合，把"气"纳入"理"的结构，将"理气"作为核心范畴，展开了"太极"与"阴阳"、"道"　　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等一系列范畴的理论论证，创造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轴，糅合佛、道及诸子之说，论及自然、社会、人生各方面内容的思想体系，"至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③，使理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与朱熹同时，还有吕祖谦、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陆九渊开创心学，对修身养性，提高道德境界作了着重发挥。陈亮、叶适则从南宋社会现实出发，重视实事实功，强调了儒学的经世致用。理学、心学、事功之学鼎足而三，构成这个时期学术界的盛况。　　南宋宁宗嘉定至宋亡（1208-1279　年），是宋儒学的完善期。朱熹理学经庆元学禁（1195-1200　年）后，遭到沉重打击，心学、事功学也受牵连，士人不敢以儒自命，学界一片萧条。魏了翁、真德秀竭力倡导朱熹理学，为理学得到政治上的确认作了不懈的努力。在理论上，他们将心学的一些观点吸收到理学中，发展了理学心论思想。黄震作为南宋末年的思想家，身体力行儒家的成仁取义道德风范，保持了宋儒的民族气节。在理论上发展"道不离器"思想，将理学向经世致用方面推进了一步。　　宋代学术经两宋三百年雕琢，建立起了一个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时代精神，宋儒学并没有随南宋的灭亡而消逝，相反，由于宋以后各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奉，它成为历代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所造成的历史影响广泛而深刻，历700　年而尤存。（三）宋儒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1。宋儒学的历史地位宋儒学，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座高峰，其学术成就，高于宋以前的汉、唐两代，也远为宋之后的元、明两代所不及。宋儒学堪称儒家传统思想的一次大总结。　　汉代经学、唐代佛学，是矗立在宋代儒学之前的两座思想高峰。儒家经典，被秦始皇焚书后，除《易经》外，大都成断简残篇，缺佚散乱。经汉代的收集、发掘、整理，又把儒学提到独尊地位，才使这一思想传统得以保持。在整理、注释、传授儒经的过程中，汉文字学、训诂学得到了充分发展，使保存文化典籍，总结历史经验，成为延续至今的民族传统。隋唐时期，虽然学术界曾有人试图完成以儒为主，调和释、道的②　同上卷七，《二程集》第394　页。　　③　《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　　思想工程，但是，由于儒学自身的薄弱，无力兼容思辨程度高于自己的佛学、道教。而佛教则由于发达的寺院经济支持，其理论取得了长足进步，其心性义理之学和万物生成思想达到了高度抽象的理论水平，凭着这一资本，僧徒在学术上傲视儒学，成为唐代思想界的主流。　　宋儒是在把汉经学、唐佛学的精髓吸收过来，扬弃经学专事注疏的僵化和佛学追求虚幻的消极而发展起来的。它把佛学养神修行，涅■寂静，祈求来世的出世，引入到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又把儒学简单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论高度，才完成了以儒学为主干，包容佛、老及诸子的理论创造。宋代学术的这一成果，已经不是先秦儒学的单纯复兴，而是一种既继承传统又适应现实的全新建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宋儒学的成就，达到了对汉、唐学术的超越，为此而被称作"新儒学"，这是当之无愧的。宋以后的元明两代，虽各有杰出的思想家、学问家立世，如许衡、赵复、马端临、王阳明、王廷相、李贽等，其学术成就对中国思想史各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就学术界整体而言，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退，理论创造难以达到繁荣与兴盛的环境下，其水平远未超过宋儒学，也没有形成新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元、明学术是宋儒学的延续，宋儒学堪称中国古代思想发展中的最后一座高峰，并不为过。　　2。宋儒学的社会影响程颐总结宋代政治时，认为北宋百余年间未曾出现分裂，行台谏而不杀大臣以及"至诚以待夷狄"，使政治上出现了五代未有的长期稳定，其原因就在于以儒学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为治国纲领①。这表明了宋儒学对政治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科举取士而渗透的。　　唐代科举，进士考诗赋，诸科明经只试帖经、墨义。墨义是对经书章句的简单书面问答。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在儒学复兴思潮的推动下，科举改为试策、试论和试诗赋三场，不再考帖经、墨义，重点转向对经典的策论和大义。熙宁年间，义理思潮兴起，在王安石主持下，科举内容进一步改革，罢试诗赋、帖经和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考生须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选治一经，兼治《论语》、《孟学》。共考四场，全是经义，答卷要求通晓经义，有文采。司马光执政后，虽然废除王安石新法，但在科举内容上仅恢复了诗赋，策论仍是主要内容。哲宗亲政后，又全改回去，"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②。科举以义理之学取士，引导学界重义理的倾向，也推进了政界的新儒学化，影响着整个宋代的政治决策。　　南渡以后，理学达到鼎盛，朱熹、吕祖谦、张栻等一代理学家，都官高至朝，朱熹还曾入宫为皇帝讲《大学》。南宋后期，理学家、心学家先后得皇帝赐爵定谥，各州郡也纷纷为宋儒建祠堂，立牌位。仁义理智纲常，成为治国大纲。宋儒学被立为名符其实的官方正统思想。宋儒学的影响不仅在政治上，而且渗透于两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首先，对佛教的影响。宋儒学吸收了佛学精髓，同时也改造了佛教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　　思想，使之向儒学同化。如，宋儒学兴起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被佛学承认为与佛教"五戒"相通①。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也被佛学解释为"成其人，显其亲"，创"三本"概念与之对应②。甚至在佛教著作中还有释迦牟尼葬父、六祖惠能卖柴养母的佛门孝子传说。　　其次，对文学的影响。宋代文学强调"言之有理"，反对"文以载道"。黄庭坚曾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③这种识见，与宋儒学的重视义理有当然的关系。宋人的记叙文也往往夹叙义理，如脍炙人口的范仲淹《岳阳楼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石钟山记》等，都是"言必中当世之过"④的文章佳作。而气魄宏大、壮怀激烈，深沉的历史感、高远的政治胸襟，更是宋代诗词的突出特点。这与宋儒学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　　再次，宋儒学对宋代的科学技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代科技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居于特殊地位，不仅出现了重大技术发明，如火药及其武器、指南针、活字印刷、水运仪象台和假天仪等，而且出现了被看作中国科技史座标的科技著作--沈括的《梦溪笔谈》。在这部代表宋代科技最高水平的著作中，包括了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工程技术及文学、史学、音乐、艺术等，而从这些内容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具有明显的宋儒学特征。如，沈括以"气"解释物的本质，认为："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①物之存在有"理"（规律），有不变的常规之理，有变化的特殊之理，变化的原因是"气"，理依存于气。可以说，《梦溪笔谈》所代表的宋代科技水平，包含着宋儒学"性命义理"的积极精神。　　3。宋儒学对辽夏金的影响以性命义理为内容的宋儒学，不仅在汉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发展中居于独尊一统的地位，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而且越出地域界限，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发挥了重要的同化作用。与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是辽、西夏和金。由于汉文化的先进性，党项、契丹、女真民族在与汉族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受到汉族影响。不仅语言文字借鉴汉字构造，亦通行汉语，而且在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礼仪习俗等方面，也都仿照汉族。因此，学习儒家文化成为这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西夏、金都尊孔子为圣人，建孔庙，拜孔子。以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大量翻译儒学经典；学两宋以策论儒经行科举。其提倡之盛，实不次于宋。　　①　契嵩：《镡津文集》卷三《孝论·戒孝章第七》。　　②　同上《孝论·孝本章第二》。　　③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与王观复书》。　　④　《苏轼文集》卷十《凫绎先生诗集叙》。　　①　《梦溪笔谈》卷七。　　二、北宋初年的崇尚黄老与儒学复兴的萌芽（一）黄老之道与三教同设1。北宋初年的无为治国思想北宋开国之初，太祖、太宗、真宗等君主极为重视黄老之学，把其无为哲学尊奉为安邦治国的指导思想。其地位，远超于儒学和佛教之上。黄老之道，以黄帝和老子并称。黄帝，仅取其信史化了的中原民族共同祖先之意。作为学说，它以老子《道德经》为经典，旨在阐述和践行老子的思想理论。在宗教活动的意义上，它则表现为道教。在宋初，黄老之学以及道教化的无为哲学，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论形态。当然，黄老之道在宋初的时运，只表现为唐末五代十国之乱，到北宋中兴之间的思想过渡。随着以儒为宗而合流三教的理学诞生，它便成理学出世的前奏。　　黄老无为思想，在北宋初年的社会政治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宋初统治者利用黄老之道，证明其皇权地位的合法性。从太祖到真宗，宋初三代皇帝都自觉利用道教化的黄老之道，伪托天意，以说明自己的君权神授。史家赵翼说："宋太祖由陈桥兵变，遂登帝位。　　当初自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盖以为世所稀有之异事也。"①这里所谓"异事"，指太祖取后周而代之的兵变之时，便是假借天意而披上帝王象征的黄袍，遂以成事。不仅如此，宋太祖在初得天下后，深忧天下人心不服，于开宝七年（公元974　年），亲召凤翔府道士张守真，令之降神，以解心头之忧。由此开启了宋初大兴黄老之道的风气。　　赵光义在其兄赵匡胤临终前夕，也请道士托天意，称"晋王（光义）　　有仁心"②，广造舆论，于太祖去世当月登上王位，称太宗。　　真宗赵恒继位后，于景德四年（1007　年）末，求助名道陈抟的龙图象数之说，假其龙马负图以示天意的神秘说法，诈称自己得到天书，于是改元年号为大中祥符，以此证明其天人相迎、君权神授的至上权威。　　其次，以黄老之道为君人南面术，以此为理论根据而治理天下。太宗在淳化四年（公元993　年），明确宣布："清静政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③这是赵宋王朝天下大定、权力在握之后的治国宗旨，它表明统治者以无为而昭示天下，在使臣民以无为而不争。太宗又说："伯阳（老子）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④这就明确了以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为修身治国的总纲领。真宗登基后，也垂诏天下，曰："老氏之言，实宗于众妙，能仁垂教，盖诱夫群迷，用广化枢，式资善利。"①他要求以老子学说教化朝臣和百姓，重申了其父太宗的主张。　　①　《廿二史札记·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　　②　《邵氏闻见后录》卷一。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　　④　《宋朝事实》卷三。　　①　《宋朝事实》卷三。　　以无为治国，与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君主专制主义是相辅相成的。自宋太祖始，宋初实行了削藩收权、使主亲军、制其钱谷、文臣知州、恢复科举、优容地主、宽待降王等一系列新举措。可见太祖等是以自己的"有为"政治，使藩王、功臣、旧贵族、官吏队伍，以及黎民百姓，自觉或被迫地接受"无为"，放弃他们各自既有的"有为"，各守其分，相安无事。　　再者，以黄老之道为价值方针，以统一全国的思想，达到收拾人心，天下归顺的目的。北宋初年，传统儒学自魏晋以降，长期受佛老冲击，而日趋式微；晚唐韩愈虽重倡儒学的复古运动，终未恢复其"独尊"元气；况且，汉唐以来，儒学自身也出现文质支离现象，汉代崇尚经术，遂起繁琐注疏，唐承六朝遗风，又偏重了文辞浮气。再说佛教之论，其排斥纲常礼法，轻视人伦五常，这自然与宋初统治者的立纲纪、建功业抱负相违。在此情势下，如何避免人心混乱？宋初统治要寻找一面思想的旗帜，来引导人心。而黄老之道，这种经过汉初改造后，已成为侧重于统治术的道家思想，它的"无为自化，清净自正"要旨，便符合了北宋初年治国经世的政治需要。而且，比起佛教来，它则又接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于是，黄老之道登上北宋初年统治思想的宝座。　　为传播黄老之道，宋太宗曾诏见当时最著名的道士陈抟，赐号"希夷先生"，以表示依其道教化天下的愿望。他又在淳化三年，取庄子"卮言日出"一语，为殿试题目，以老庄思想遴选入官人才。真宗更重视黄老之学的普及，于大中祥符三年，修成诸道图经1566　卷；大中祥符五年，又下令整理《道藏》，经历8　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七藏。　　最后，利用黄老之道的神仙家说，以期实现统治者长生久视的养生愿望。太宗不但以黄老之道治国，而且以之治身。他命人收集道教的神仙方术，得上迄先秦下逮宋初的野史志怪凡7000　则，分为55　部500　卷，亲赐名为《太平广记》。这部书，虽在客观上成为古代文言小说之集，并涉猎和包含了百科资料。但太宗之意，是借此书治身修道，一方面逍遥于世外，乞服药石仙丹，以求长生久视的性命；另一方面又纵享人世贵族的声色酒馔之乐，即希望过一种地上神仙的生活。朱熹说："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若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①他讥评了太宗热衷神仙方术，过一种消遣无为的神仙生活。今人钱钟书指出，《太平广记》所录神仙传，只在"抉发仙家心事"，即是既无真出世的痛楚，又有假出世的快乐。他说："'出世'之饮食男女全同入世，而享受之能与所，则迈'出世'人。"②这是极深刻的剖析。　　2。儒、释、道三教并列局面北宋初年的社会思想，既以黄老之道为主，同时又对儒学和佛学兼容同设。从宋太祖崇道并敬佛开始，到真宗正式提出"三教之设，其旨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　　②　《管锥编》，第二册，第645　页。　　一也，唯达识者能总贯之"③，逐步形成宋初儒、释、道三教并列的历史局面。　　三教关系，自汉魏以来已经过长期的斗争与融合。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方面是先秦之后儒学一次大复兴，但同时又是一次儒学对诸子百家的大兼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王朝更迭，儒学地位下降；玄学随之兴起；佛教乘此思想杂多之局面，走上由印度佛教而中国化的道路。可见中间三教已并世而存。隋唐时期，社会最高统治者依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在三教间选择突出。此间虽也三教互斥，为参政而激烈斗争，但最高统治者通常采取主辅相济办法，利用三教以巩固政权。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令儒官、和尚、道士一起讲论，遂开三教会讲之例，促进了三教调合。　　从北宋初年三教并列的历史现象看，在最高统治者处均有所载。重道一题，前文已述。此处仅指亦儒亦佛的一些情况。　　宋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　年），曾下诏许游学僧人150　人西行，并赐钱3　万。开宝四年，又亲命刻印大藏经，13　年后竣工，此为中国印制的第一部佛经总集。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　年），建崇文院，封孔子为后文宣公。　　八年，亲以新译佛经5　卷示宰相，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朕于此道，微容宗旨。"①遂令选童子50　人入译经院学习。　　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　年），命核定《论语》、《仪礼》、《礼记》等书之正义。亲撰《文宣公赞》、《崇儒术论》，称孔子为"人伦之表"，儒术为"帝道之纲"。同年，又亲撰《崇释论》，称佛儒"迹异而道同"，并亲为佛经作注。大中祥符四年，命诸州置孔子庙。　　由此可见，宋初三教同设确为史实。这一则说明汉唐以来，三教出现了由相斥到相存的共同助世趋势；二则说明宋初三帝对三教的宽容态度，超过了以往历史时代，其中以真宗为最；三则在三教并列中，儒学地位已出现"帝道之纲"的复兴萌芽，但三教之序则为，道者第一，儒者第二，佛者第三。　　从外部原因看，北宋初年三教同设，与当时中央集权下的政治宽容相联系。经过宋初一系列"强干弱枝"政策举措，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开始走向巩固。自太祖始，在这种大权在握情势下，又表现了极大的政治宽容，这对思想领域三教并列，提供了社会条件。赵翼说："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①这里"并包天下之大度"，即是对太祖太宗二帝开明政策和宽容胸怀的描述和赞许。正是这种开明政治，导致宋初开明文化的并存繁荣，表现了中国封建文化在北宋一代趋于成熟的走向。　　宋代宽容政治不但提供了三教并列的社会环境，而且本身就潜会了儒、释、道的思想。如儒家"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②。如道家的"江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一。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　　①　《廿二史札记·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　　②　《论语·尧日》。　　海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③。再如宋初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制，便与佛权"三法印"之一的"诸行无常"相通。从内部原因看，儒、释、道三者在思想内容上出现相互调和的倾向，则促进了三教的同设。　　在释、道之间，佛教向道家靠拢。随着南宗禅学的出现，尤其是大乘空宗，明显出现了由外域异质文化，向汉民族宗教道教的调和。如道讲无名，佛称性空；道以有生为苦而乞寻成仙之术，佛则厌世无我而欲超凡入圣；道擅静坐，佛行禅定；道有符箓法术，佛用咒语。晚唐以来，二学互通互用，以至于佛经（如密宗理论）中已借得许多道家概念。　　在儒、释之间，出现了宋初名僧自觉改造佛教，使之积极接近传统儒学。如赞宁和尚提出"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观点，表达对宋太祖的崇敬。欧阳修说："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①天台宗的智圆和尚说："行五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天体，儒有焉。绝圣弃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反妄归真，俾千变千态，复乎心情，释有焉。吾心其病乎？三教其药乎？"②简直是三教互补，各有妙用了。更有著名的契嵩和尚（1007-1072　年），他以佛权"五戒"通融儒家"五常"，以自创的三本教义（道即神用之本，师即教诰之本，父母即形生之本），对应儒家"三纲"，称三教本为迹异而心一的善教。他说："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本为其教者。"③由此可见，契嵩对佛教儒学化的巨大推动。　　北宋初年的儒、释、道三教，外有王朝政治的宽容环境，内有彼此内容的靠拢兼容，这就形成了在崇奉黄老之道的主旋律下，儒、释、道三教同设并存的局面。　　（二）书院讲学与宋初三先生1。宋初书院讲学北宋初年社会稳定，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一方面是科举大兴，极力培养修社稷大业、以教化为心的新官僚人材；一方面出现了全社会性的办学。当时学校制度，有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中分为中央学与地方学，即中央设国小学、太学，地方设州县学。私学的基本形式是私家学馆一类。　　宋代书院，在当时学校中居突出地位。初起于地主阶级自办私学，后来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所帮助，又具官学性质。宋初著名书院有四家，即江州的白鹿洞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除此四大书院，还有开封的嵩阳书院，江宁府茅山书院等等。四大书院，在当时声名颇旺，皇帝均赐有匾额，以肯定其以仁义纲常育化③　《道德经》六十六、四十六。　　①　《归田录》卷一。　　②　《闲居编》卷三十四。　　③　《镡津文集》卷三。　　人才的功绩。它们都有过聚书数千卷、学徒逾千的盛况，对发展宋代文化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对宋代主流思想理学的形成，在宋代复兴儒学的方面，则是宋仁宗时期的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即在苏湖二书院形成的胡瑗教学之法，世称"苏湖教法"。　　胡瑗，青年时代与同窗孙复、石介，求学于泰山凌汉峰下，"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①学成后到湖州收徒讲学，专治儒学经术。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　年），范仲淹在知苏州任上，办苏州郡学，特延请胡瑗为师。仁宗宝元二年（1039　年），湖州成立州学。遂又聘胡瑗为教授。胡瑗在苏湖书院讲学，阐发儒家六经，主张经世实用，摈弃声律浮华文章，创立了崭新教学方法。　　宋仁宗在庆历年间，垂诏苏湖州学，"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遂使胡瑗教法，超出州学书院，而规范朝廷太学。　　孙复、石介学成后，各自讲学授徒，志在儒学，成绩斐然。故南宋理学家推崇胡瑗、孙复、石介三人，称赞三者开儒家讲学的风气之先，奠定了理学产生的思想基础，敬称他们为"宋初三先生"。　　2。胡瑗的"苏湖教法"　　胡瑗（992-1057　年），其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的施教方法，被仁宗钦定推广于官方太学后，其"苏湖教法"一直为后世理学家所推崇效法。　　明体达用，是胡瑗苏湖教法的宗旨。鉴于隋唐以来佛老泛滥，思想领域莫衷一是，由骈体文催发的形式主义文风愈演愈剧。胡瑗深感重振纲纪，复兴儒学，确立社会思想主流，以推崇封建制度长治久安，是当世最重要的课题。由此，他提出"明体达用"的命题，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发后世者，其文也。　　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他强调"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①这里，体指儒家纲常礼教，用指以纲常原则教化天下，明者即树立，达者即实现。胡瑗以此为教育方针，旨在以儒为宗而整饬风俗。　　胡瑗以体用之学，教授诸生。在苏湖时，使东南之士莫不以儒家之道为至学。在京城太学执教时，听者竟如云至。神宗称赞他深得孔孟之宗，"议礼定乐，以迪朕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额蒙。"①神宗的评价，说明了胡瑗明体达用对国家政治生活、社会风俗和发展教育的极其重大的社会意义。　　兼重义理和心性，是胡瑗教法的基本特征。胡瑗施教，既重视阐明儒家义理，又重视心志开发。他认为，传授儒家精神，不可拘泥于汉儒重训诂传统，而当使诸生明晓忠孝仁义的本质。他说："解经至有要义，　　①　《宋名臣言行录》，五集。　　①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①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②他借《周易》之说，以阴阳二气的交感产生天下万物，以天地关系推论人世君臣关系，赋与君臣关系以宇宙规律的合法性。并以此教育学生，令其"但知其自然而然也"。③同时，胡瑗又极为重视从心性方面教育学生。他说："心之思虑蕴于内则为五常百行，发于外则为政教礼义。"④他从肯定心的认知能力，进以又指出心具有道德属性。他继承孟子的性善说，称"人禀天地之善性"。⑤但他又说，人的七情易被"物诱"所误引，所以天下人得天性者少，即便贤人得天性也不全。因此确定了人们必须接受圣人之学的教育。这样，胡瑗从开发心志角度出发，提出人性修养的任务和灌输义理的必要性，在于使天下人"至明而不昏，至正而不邪，至公而不私"。⑥这里，胡瑗已初涉了后来理学中义理与心性两大因素。　　经义和治事，是胡瑗教法的两大方式。他一扫当时倾重辞赋的风气，主张以经义和治事教育学生。在苏湖书院和太学期间，均设了经义、治事两个专业，分科教授。《宋之学案·安定学案》指出："胡瑗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择其心性疏通，有器而可任大事者，使之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始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理数是也。"这是说，胡瑗因材施教，把学生分两类单科学习，以经义斋研究基本理论，以治事斋操习实际技术。他并且要求两斋学习皆须联系社会时务，每次讲经义之学他都引当世之事予以说明，又在讲治事之学时要学生联系其现实来答对。　　胡瑗的苏湖教法，弘扬了儒学，论证了君臣父子的封建纲常秩序，以其所创造的教育新法，培养了一批北宋朝廷的名臣，开了宋代儒学的新风。从而，铺垫了宋初儒学的复兴。　　3。孙复不重训诂孙复（992-1057　年），字明复，晋州平阳人。在宋初儒学复兴中，与胡瑗齐名，被史家同称为开理学风气之先者。胡瑗崇儒重在讲论辩说，而孙复则侧重疑传治经。孙复治经以其不重训诂，为后世称颂。　　疑其经传，不重训诂，是孙复学术的突出特征。宋初三朝，尚存汉儒注疏章句旧习，且有六朝的浮词文风，知识分子沉溺章句训诂，"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①这不但失去儒学精华，也无力对抗释老泛滥。孙复针对已大量充斥社会的注疏训诂之作，指出："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复不佞，游于执事之墙藩者有年矣。执事病注说之乱六经，六经之未明，复亦闻之矣。"①这段话，可视作孙复不重训诂的纲领。他指出，注疏庞杂，反使六经不②　《端明集》卷三十七。　　③　《周易口义·系辞上》。　　④　《周易口义·乾》。　　⑤　《周易口义·系辞上》。　　⑥　《周易口义·系辞上》。　　①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　　①　《圣宗文选》卷九。　　明；历代注疏层层因袭，无所新见；宋初注疏只为病注，无真理可言；恪守旧注已成沉闷规范，压迫和窒息人们的思想。故而，孙复呼吁冲决注疏训诂的罗网，改变北宋开国以来70　年的陈腐学风。　　为此，他著《春秋尊王发微》，直从儒家经义，清除繁琐注疏，以"弃传从经"的思想，实开宋代理学之先河。他并且指出，注疏训诂和浮辞文风，并为经义之二害，章句注疏多借浮辞文风，而达到繁琐铺张。因此，他强调不可以文害道，"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②表现了他"不惑传注"而求六经本义的学术风格。　　孙复以尊用儒术、倡明王道，为其学术使命。他主张"复三代之至治也，于是尊用儒术，励精古道"。③如何复明儒家王道？他认为，一是在指导思想上，只能用儒家六经来"尊儒求治"，才能恢复先圣王道。　　他说："舍六经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犹泳断潢污渎之中望属于海也。"④二是在行为规范上，则必须严守治天下经国家的"三纲"。又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二条格外重要，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国之大经也。"⑤其中，"君为臣纲"则是"成天下之至治者"⑥。三是清除有违儒学的一些邪说。从外部说，自战国以来有墨家、法家，尤其是汉魏以下的佛老之说；从内部说，则是儒者的章句训诂、繁琐注疏。他称这些内外邪说为"儒者之辱"，必须尽在革除。　　孙复内除训诂，外斥异端，不惑传注，不重训诂，表现了复萌儒学的坚定执著和开创新儒学的理性探索精神。　　4。石介弃传从经石介（1005-1045　年），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早年在徂徕山讲学，世称徂徕先生。朱熹说："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①石介与胡瑗、孙复同为"宋初三先生"。　　石介具有疑古弃传的学术思想。他年轻时在应天府书院读书，深受范仲淹讲学的影响，继承了书院大胆疑古的精神，对历代传注均予批判，气势之旺盛，超过同辈。他认为："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②这里，"语辞"乃泛指章句训诂和虚浮文词，为其不取，而其直指儒学原本。　　他的治经，旨在"通明经术，不由注疏之说"③，而靠己心与圣人之心相合。主张从心性根本上，理解圣道。故而，他敢对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提出质疑，称郑"遍注诸经，立言百万"只是"妄也如此"。他针对郑玄传注中"文王以勤忧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一语，依据史实指出：②　《睢阳子集补》。　　③　《孙明复小集·罪平津》。　　④　《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　　⑤　《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世子蒯聩论》。　　⑥　《春秋尊王发微》卷一。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②　《徂徕先生文集》卷二十。　　③　《徂徕先生文集》卷十三。　　"文王享年九十有七，所不至禹、汤者三岁，岂为损寿？""武王继父之事，受天之命，顺人之心，与八诸侯同伐纣，以生万民，以名天下。　　天下有一夫横行，武王则羞。为安乐乎？康成（郑玄）之妄也如此。"①石介勇于求实，向注经权威挑战，不以郑玄是非为是非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结束了唐代到宋初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玄的局面。这种疑古弃传的治学态度，为后来理学家所推崇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