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史》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出版：人民出版社　　中国全史分卷《宋辽金夏史》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目录　　第051卷　宋辽金夏政治史　　第052卷　宋辽金夏经济史　　第053卷　宋辽金夏军事史　　第054卷　宋辽金夏思想史　　第055卷　宋辽金夏宗教史　　第056卷　宋辽金夏习俗史　　第057卷　宋辽金夏科技史　　第058卷　宋辽金夏教育史　　第059卷　宋辽金夏文学史　　第060卷　宋辽金夏艺术史----------------------------《中国全史》　051/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宋辽金夏政治史　　本卷提要　　辽、宋、西夏、金，是我国古代上接五代十国，下连元朝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　　在我国北方的潢河和土河一带居住着的契丹族，于公元916　年由耶律亿（阿保机）建契丹国。公元947　年，陷开封，建国号辽。公元1218　年被蒙古军所灭，前后经302　年。　　公元960　年赵匡胤代周立宋，建都开封，1127　年开封为金所陷。宋政权南迁，建都临安，1279　年被元朝所灭。北宋、南宋共达320　年。　　居住在我国西北部的党项族，其部落首领先后归依唐、宋。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又号白上国。汉籍习称西夏。1227　年为蒙古所灭，历经190　年。　　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的完颜部逐渐发展壮大。公元1115　年阿骨打即帝位，建国号大金。后迁都燕京（今北京）。在蒙古军的侵逼下，先后迁都开封、蔡州，于1234　年在蒙、宋双方的围攻下败亡，历经120　年。本卷重点说明宋、辽、西夏、金等国各自建立了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政治法律制度，为我国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辽、宋、西夏、金，政权并立，在军事上相互征伐，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交往不断扩大的同时，辽、西夏、金不断吸收汉族文化，引进唐、宋各种制度，逐步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各国在相互交流中，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为我国各民族的融合、统一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宋、辽、金、夏政治概述公元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代后周，建立宋朝，都开封。经过十多年的统一战争，宋于公元979　年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1127　年，宋王朝为金所迫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1279　年为元所灭。史称1127　年前为北宋，1127　年后为南宋。　　宋朝建立后，在逐步削平各个割据政权的同时，又采取了许多措施重建中央集权统治，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宋朝也只是达到局部统一。北宋与辽、西夏政权对峙；南宋时，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南宋只能偏安江南一隅。辽、西夏和金都是当时中国境内某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朝是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地区建立的一个王朝。西夏是以党项为主体民族建立的国家，而金为女真族建立的王朝。三个王朝都先后不断地侵扰宋朝。此时，两宋所面临的，一是少数民族入侵，民族矛盾尖锐突出，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二是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统治集团又无节制地榨取百姓，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迫使农民多次起义。宋代最高统治者把防范、镇压农民的反抗，摆在极重要的位置，对外族入侵则一味妥协退让，不断割地赔款，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国力日趋衰弱。在内忧外患下，宋朝维持了320　年的统治，最终为元所灭。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属于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期。宋代统治者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较有效地维持了内部统治局面的长期稳定，使社会经济处于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宋代社会生产有迅速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随着宋政权南迁，中国经济重心同时南移。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其经济以稻麦两熟制为基础，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地区。宋代经济文化有多方面的成就，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中，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是在宋代得到开发应用的。宋朝在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又是海上贸易大国之一，输出品大多是原料，而以手工业制品输出为主，反映了宋朝在世界上经济繁荣的地位。　　宋朝在与辽、西夏、金军事攻伐对抗的同时，在经济上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其间有官方许可的贸易，也有民间的走私。宋向辽、西夏、金出口茶、药材、丝织品、粮食等，从辽、西夏、金进口马、羊、毛皮、玉器、香料和珍珠等物。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推动了各个政权的经济发展，又沟通了各民族的相互往来，为我国多民族的融合统一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北宋的建立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一）北宋的建立公元959　年，周世宗柴荣亲率大军北伐，先后收复了瀛、莫、宁三州和三关（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正要继续北进，正值壮年的柴荣突患重病，不久去世。宰相范质辅佐年仅七岁的柴荣之幼子柴宗训继位。　　周世宗曾协助其养父郭威举兵灭后汉，对于武将拥兵夺权是很警惕、防范的。他曾令赵匡胤从各地精选强壮兵丁编为皇帝的宿卫亲军，使殿前司统辖这支禁军中的精锐部队。周世宗临死前，晋升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　　赵匡胤为后周的一员高级禁军将领，因屡立战功，深受周世宗的赏识。　　他在周世宗去世前又以殿前都点检直接指挥最精锐的禁军，掌握了后周最重要的军权，许多禁军将领又是他的至交亲信。周世宗一死，后周没有任何人的势力可以同赵匡胤相抗衡。　　公元959　年十一月，赵匡胤以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河北定县）　　的名义向朝廷谎报北汉会同契丹南侵。后周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军报真伪于960　年正月派遣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归德节度使赵匡胤率兵前往拒敌。当时，后周正是"主少国疑"，内外交困的时候。在赵发兵时，都城已经有了拥立都点检为帝的舆论。当兵发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陈桥镇），将士们就纷纷议论，说当今皇帝年幼，将士拼死杀敌也没有什么好处，不如先拥立赵匡胤为天子，然后再北伐也不迟。于是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出面，一面派人将兵变计划通知早就归服赵匡胤的守备都城开封的禁军将领石守信和王审琦，一面率领诸将士拜见酒醉初醒的赵匡胤，将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极用的黄龙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并一起跪拜在地，高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赵匡胤当上皇帝，立即挥师返回京城开封。在归途中，赵匡胤对诸将士说："你们因为贪图富贵而拥立我为帝，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决不能当皇帝。"将士们都下马表示听从命令。赵匡胤立即下令，回到开封以后，对后周的皇太后、幼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重赏，违反命令者要诛族。诸将士都点头称是。于是，兵变的大军直奔开封。　　驻守都城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早已得知兵变计划，况且石、王又是赵匡胤的"义社兄弟"，所以兵变大队人马一回到开封，石守信、王审琦立刻开城迎接。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想率兵反抗，还未来得及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这样，兵变的大军未遭任何抵抗，轻易地占领了后周的都城开封。这时，后周的宰相范质才恍然大悟，不辨军情真伪就匆忙派遣大将御敌是上了大当，但木已成舟，后悔已晚，无奈只得跟随其他大臣跪拜在地，尊赵匡胤为君，又帮助赵匡胤登基，行禅代礼。赵封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后周覆灭。因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定国号为宋，改年号为建隆，定都开封。开国皇帝赵匡胤被后人尊为宋太祖。　　赵匡胤建立宋朝一开始，就注意局势的稳定。后周的太后、幼主受到优厚的待遇，后周的宰相范质等文臣武将都继续留用，就是为后周殉职的韩通也追赐为中书令，给予厚葬。由于政策得当，得到了后周在朝文武官员的支持，就是拥有重兵在外巡边的将领慕容延钊、韩令坤也拥戴赵匡胤为帝。但是，后周领兵在外的节度使并未全部降服。建隆元年（公元960　年）驻守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节度使李筠和太原的北汉相勾结，于四月间在潞州举兵反宋。宋太祖命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王全斌分道出击，在长平大败李筠。六月，宋太祖亲自领兵攻克泽州（今山西晋城），李筠兵败赴火自杀，潞州不久也被宋军占领。李筠败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据扬州起兵反宋。李重进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在后周长期与赵匡胤分掌内外兵权后出镇淮南，势位相当，一心想取代周帝。赵兵变代周称帝，他心中极为不满，当李筠举兵反宋时，他就想同李筠结成反宋同盟。九月，李重进举兵反宋，石守信领兵前往讨伐。十月，宋太祖亲率大军直逼扬州，十一月在泗州登岸，一举攻下扬州。李重进见大势已去，全家自焚。宋太祖先后削平李筠、李重进的反宋势力，其他一些更弱的后周残余势力无力抗宋，只得屈服。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赵匡胤基本上稳定了政权更迭后的局势。　　（二）宋太祖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1。集兵权于皇帝一身赵匡胤自己就是靠他所掌握的禁军大权，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后周的政权。他深深懂得兵权对于取得政治统治权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宋初，他就加紧了对兵权的控制。　　在宋朝刚刚建立的第一年内，宋太祖对参与和支持兵变的将领都加官晋级。石守信为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为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为马步军都虞侯，王审琦为殿前都指挥使，张光翰为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步军都指挥使，其弟赵光义为殿前都虞侯，赵普为枢密直学士。慕容延钊、韩令坤守边、巡边在外，宋太祖允许他们有权根据情况处置军务，晋封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韩令坤为侍卫都指挥使。宋太祖行赏封官之举，既取信于将帅，又满足了他们贪求富贵的欲望，大大加强了中央的统治，稳定了宋初的政局。　　建隆二年（公元961　年），宋太祖确认自己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局势，立即着手逐个解除这些高级将领的兵权。这一年闰三月，慕容延钊自真定（今河北正定）来朝，韩令坤讨平李重进后也回到开封，宋太祖就趁机解除他们禁军主帅的职务，只令他们到外地任节度使。从此，不再设殿前都点检一职，而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　　对于握有重兵的石守信、王审琦，宋太祖一直以为是故交亲信、有功之将，不加戒备。对此，赵普提醒说："我想他们也不会反叛的，可是如果他们的部下有人叛乱，拥戴他们的话，他们能自由吗？"有一天，宋太祖与赵普一起议政，宋太祖说："自唐末以来，先后有八姓十二人称帝，战乱不息，生民涂炭，我想止息战乱，使国家长治久安，你看有什么好办法呢？"赵普回答说："这就是藩镇权势太重，君弱臣强导致的结果。只要夺藩镇的权，收他们的兵，国家就会安定。"赵普一再提醒宋太祖防止陈桥兵变的重演。于是，宋太祖下决心彻底解决高级将领的兵权问题。　　七月初九晚朝，宋太祖请石守信等拥戴他的高级将领饮酒，乘酒醉时说："我如果不是靠你们的力量，我不会有今天。但是作天子实在太艰难，不如作个节度使快活。我整夜都睡不安稳！"石守信等人惊骇地问为什么。宋太祖说："这不难知道，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坐呀！"石守信等人一听，这是话中有话，慌忙下跪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能有异心呢？"宋太祖说："你们固然没有异心，一旦部下贪图富贵，硬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想干，能行吗？"石守信等人一听吓得涕泣叩头，求宋太祖指明出路。于是宋太祖说："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那些想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免遭贫乏而已。你们这些人何不释去兵权，出守藩镇，多多置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不可动的产业，再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再与诸位联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不很好吗？"石守信等人听宋太祖说得如此明白，只好表示感谢太祖的恩德。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称病，请释去兵权。宋太祖当然同意，一举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厚加赏赐，指派他们到地方上充当节度使。这就是"杯酒释兵权"。　　在解除了石守信等高级禁军将领兵权后，宋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低，又容易驾驭的人充当禁军将帅，又令禁军将领间相互牵制，这样一来，宋太祖一举集中了禁军的全权，消除了反叛的隐患。　　2。"先南后北"，统一疆域宋朝刚建立时，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尚未结束。北方有强大的辽朝和辽朝扶持的北汉，南方和西方分布着南唐、吴越、南汉、后蜀等较大的割据政权，还有周行逢在湖南、留从效在泉州漳州、高保融在荆南的割据。在这种形势下，宋太祖与大臣们反复研究统一疆土的方略，特别是采纳了张永德、赵普的谋略，根据宋初的实力，不首先北上征服实力较强的辽朝和兵力强悍的北汉，只是分派众将驻守北边和西北各州，以防御辽朝和北汉，对于富庶的南方，则集中精兵强将去统一，待江南稳定后，再收复北方燕、云等州。这就是宋初的"先南后北"统一领土的战争方略。　　（1）平荆湖建隆三年（公元962　年）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亡，其幼子周保权继位。驻守衡州（今衡阳）的大将张文表反对周保权，发兵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周保权讨伐失利，遣使向宋求援，这正好给宋出兵以借口。宋军要向湖南挺进，必经荆南节度使割据的地方，当时，荆南节度使是高保融之子高继冲。荆南处在各割据国的包围之中，兵力不过三万，国力衰微。宋太祖审时度势，制定了假道荆南，攻取湖南，一举削平荆湖的战略方针。乾德元年（公元963　年）正月，宋太祖命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向荆南进发。宋兵到江陵，高继冲到城北十五里的地方迎接，李处耘把高继冲留住，让他就地等待迎接慕容延钊，自己率兵先入江陵。等高继冲与慕容延钊回到江陵，只见全城已被宋军占领，高继冲无奈只好献上荆南三州十七县，向宋投降。荆南平。　　宋兵继续向湖南进发。此时，湖南张文表已被周保权军所杀。宋兵于三月攻下岳州（今湖南岳阳），占领潭州，进取朗州（今湖南常德）。周保权兵败逃入江南岸寺庙中被宋兵搜获。宋军收复湖南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湖南平。　　宋出兵得胜，占荆拥湖，像一把利刃直刺中南，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窥南汉，宋在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2）灭后蜀宋太祖平荆湖后，就策划着西取后蜀，派张晖为凤州团练使，探听蜀国虚实，了解地形险易。可以说，宋太祖为攻取后蜀已事先做好了准备。乾德二年（公元964　年），宋朝获得后蜀约北汉联合反宋的蜡书（密信）。宋太祖大笑说："我西讨有名矣！"十一月命王全斌为四川行营都部署，率兵六万，军分两路伐蜀：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统领，取道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入蜀，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统领，由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江入蜀。后蜀统治者孟昶听到宋军入蜀，急命他信用的王昭远率兵抵抗。王昭远好读兵书，但从无战功，出兵前曾吹嘘说："我此行何只克敌，夺取中原也犹如反掌！"自比运兵如神的诸葛亮。　　十二月，王全斌攻取兴州，获军粮四十万石。先锋军过三泉到嘉州，蜀兵烧毁栈道，退到葭萌。宋兵修复栈道，进兵罗川，蜀兵依江而战。宋兵夺桥渡江，分三道击蜀。蜀军集合精兵拒战，又败。宋兵追到利州，王昭远烧毁渡口浮桥，退守剑门。另一路宋兵由刘光义、曹彬率领溯江入蜀，连克蜀军。渡江攻夔州（今四川奉节），蜀守将高彦俦战败自杀。宋兵接着自夔州进兵，连克万、施、开、忠、遂等州。　　乾德三年（公元965　年）正月，王全斌率宋兵沿青强大道进军，破剑门，兵至汉源。蜀副将赵守韬被擒。王昭远逃至东川亦被俘。王全斌率兵直攻成都城下，蜀国主孟昶降宋。宋兵进入成都，两路人马会师。后蜀平。　　（3）灭南汉刘氏割据南汉已有六十余年，到刘■时，宦官当权，政治腐败。开宝三年（970　年）秋，宋太祖曾让南唐主李煜给刘■写信，要他向宋献地称臣，遭刘■的拒绝。宋太祖于十一月派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举兵攻南汉。这时南汉是宦官掌兵，军事设施早已毁坏失修，听说宋兵压境，仓皇应战，宋军迅速攻占南汉在湖南的州郡，又过南岭，破南汉的大象阵，攻占韶州，于翌年二月进逼广州，刘■想从海路逃亡未成，广州失守，只好降宋，南汉割据的六十州二百四十县归宋。　　（4）灭南唐南唐是江南的大国，但又是弱国。南唐主李煜是个笃信佛教的风流才子。宋太祖派人给李煜讲佛，使其更加迷信，而荒疏国家军政大事。宋太祖又使反间计，使李煜鸩杀了大将林仁肇。南唐年年向宋朝贡，特别是宋灭南汉后，李煜更为恐惧，向宋朝上表，乞求削去南唐国号，恭顺宋帝。宋太祖当然不许南唐这样的割据大国存在。开宝七年（公元974　年）九月，宋太祖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统兵十万讨伐江南。在此以前，宋朝已在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粗绳，作好南伐的准备。曹彬自荆南发战舰南下，连败江南兵。开宝八年（公元975　年）二月，曹彬大军到秦淮，这时李煜整天在后宫大办佛事。一天，李煜巡城，方见宋兵已在城下，急派徐铉两次到开封见宋太祖，陈述南唐处处恭顺宋帝，如同以子事父，无任何罪过，请求宋朝缓兵。宋太祖大怒，对徐铉说："不须多讲江南有什么罪。只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徐铉惶恐逃回。李煜急令朱令赟抗宋。宋兵攻势急猛，朱令赟兵败，投火死。宋太祖诏示曹彬：宋军入城，不得掠杀，保存江南财富。十一月末，宋兵入金陵，李煜降宋，被俘到东京。南唐平。　　（5）吴越入朝吴越和南唐一样，竭力向宋表示恭顺。开宝七年（公元974　年）冬，宋伐江南，令吴越出兵助攻。开宝八年（公元975　年）四月，吴越王钱俶亲自领兵五万，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后，公元976　年，宋太祖要钱俶到东京朝见。二月，钱俶偕妻入朝，宋太祖款待甚厚，两个月后放钱回吴越。临行前，宋太祖把群臣请求扣留钱的奏疏交给他。钱俶对宋太祖大为感激，也大为惊恐。以后，吴越对宋唯命是从，完全屈服在宋王朝之下，仅仅保留着一个国王的虚名而已。　　这样，宋太祖自乾德元年（公元963　年）起先后平荆湖、灭后蜀、平南汉、收南唐，五代十国的各个割据政权全部被消灭，证明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3。"强干弱枝"，加强皇权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在实现统一大业，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还特别注意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防止五代分裂割据的重现。其措施：（1）把节度使兼领的"支郡"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宋太祖在平荆湖后，就下令这些地区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取消唐末及五代时节度使兼领"支郡"的旧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后来，宋太祖仍恐州郡长官专权，一面规定三年一更换，一面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使通判与知州相互牵制，以防脱离中央。　　（2）将由原藩镇把持的地方财政收归中央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各路所属州县财赋，除去各州县留下少量应付日常开支外，全部运送至开封。前此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　　（3）剥夺方镇节度使的司法权建隆三年（公元962　年〕，宋太祖下令此后各州死刑案件，一律上报朝廷，由刑部复查。各州管理司法的官员原由州府的牙校担任，开宝六年（公元973　年）起由朝廷委派通过科举录用的文官去担任。宋太祖还恢复各县县尉的建置，把原来通常由节度使亲随担任的镇将所掌的一县司法治安权力，移到由朝廷派去的县尉的手中。这样，地方的司法权也夺归中央了。　　（4）剥夺节度使和地方的兵权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做法，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为禁军。乾德三年（公元965　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所部兵员中骁勇善战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为"兵样"，送至各地，召募符合"兵样"条件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充当禁军。藩镇的兵权逐步被剥夺近尽。与此同时，在先后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拆除了。　　通过种种措施，宋太祖确确实实把全国各地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从而大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这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的程度，确实铲除了藩镇割据势力，造成了宋朝统一的政治局面。　　在解决藩镇权势过重的问题，把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的同时，宋太祖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军事制度和官僚制度进行改革，使军队和官僚机构适应加强皇权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唐末、五代时期那种君弱臣强的局面。　　军事制度的改革，主要有四项：一是禁军由"三衙"分掌。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之后，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不再握有重兵。后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三个机构掌管，称为"三衙"。"三衙"的长官称为"三帅"，分统禁兵，互不统属。"三衙"的主帅和主要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对皇帝负责。　　二是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三衙"虽然分别统率着禁军，但无调兵权和发兵权。调兵权和发兵权在枢密院，而枢密院只有发兵、调兵权，而不直接掌握军队。枢密院要发一兵一卒都要通过皇帝下旨，这就是说，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部门、将帅都无法调动军队。　　三是使京城驻军与外地驻军保持均衡，称之为"内外相维"。宋太祖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认为"可以为百代之利者，唯养兵也"，因而确定了募兵养兵制度。宋政府每年招募大量兵士，灾荒之年招募得更多，而且把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流浪汉，甚至一些罪犯也招募为兵。通过募兵和养兵制度，维护宋朝专制统治。　　宋朝都城开封是无险可守之地。宋朝为了实现其"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只能把重兵屯聚在京畿。宋初有禁军二十二三万，宋太祖把十万余部署在京城，十万余分散到各路驻扎，使京城驻军有足够的兵力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能使外地驻军联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这样"内外相维"，相互牵制，确保平安无事。而驻军的大多数就在京城附近，就便于皇帝对军队直接控制。　　四是兵将分离。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京城的禁军轮番派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际上是借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消除对皇权的威胁。　　宋太祖对官僚机构的改革，主要包括：一是中央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三权分立，大大削减宰相的权力。　　北宋前期的宰相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宋以前，宰相仅在皇帝一人之下，统管军、政、财各权。宋太祖剥夺了宰相的军政、财政权力，实行三权分立。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财政大权归三司使掌握。宰相只有管理民政的权力。枢密使与宰相地位相当，后来，赵普出任宰相，宋太祖为了防止他专权，又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以分宰相的权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参知政事得与宰相于政事堂同议政事，轮班知印，职权、礼遇接近于宰相。　　二是实行职官的官、职、差遣三者分离的制度。　　宋朝建立之初，后周的整套官僚机构被全部接受下来，诸多官僚也继续留用，这项措施无疑对取得后周官僚的支持，稳定宋初的局势大有好处。但是，这些旧机构与旧人员远远不能适应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需求。所以，尽管旧机构和旧官职保留下来，宋太祖仍另外差遣官员行使权力。这些由中央派遣的官员在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之前加上"判"、"知"、"权"、"提举"、"提点"等等，这样一来，就逐步形成了官与职、名与实，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官"只表明一个官员的品级，依此领取俸禄，并无实权；"职"也只是文官一种荣誉头衔。只有"差遣"，才握有实权。这样就便于中央对各部门、地方进行有效的控制，巩固了宋初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三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　　宋太祖为防止通过科举考试结成政治集团，危害中央统治，于建隆三年（公元962　年）下诏令禁止新中进士到主考官那里谢恩。又命令进士及第的人不得称春官（主考官）为"恩师"、"师门"，也不能自称"门生"，企图避免新老官僚以门生故吏之名结成宗派。以后，又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录取进士。这样经过殿试录取的进士，就成了"天子门生"。　　宋太祖所采取的削弱藩镇权力的"强干弱枝之术"和分化事权、加强皇权的种种措施，使得北宋确立了皇权空前膨胀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　　（三）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宋太祖于公元960　年创立了宋朝，在位共17　年。　　赵匡胤在后周，一直受到周世宗的宠信，掌握了兵权，并趁机培植亲信，终于选择了后周"主少国疑"的动荡时机，发动兵变，由于兵变中及兵变后措施得当，得到众人的拥戴，一举夺取了后周的政权。"陈桥兵变"的成功，说明了赵匡胤是一位头脑清醒、有谋略、懂政策的政治家。　　宋太祖建宋后，用了13　年的时间，通过战争削平了大多数割据政权，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奠定了北宋局部统一的基础。这是宋太祖作为一个开国皇帝的主要业绩。这既有赖于他个人的军事才能，通过战争削平止乱，又是民心所向，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后蜀灭亡前，宰相李吴对蜀主孟昶说："我看宋朝立国，不像后汉、后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就在此朝吧！"南汉灭亡前，内常侍邵廷琄对南汉主刘■也说："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现在宋朝已出，看形势非统一天下不可！"唐末五代以来，各封建割据势力之间无休止地展开争夺权利的战争，广大人民早已厌弃这种封建割据的战乱，厌弃这种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南方和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的发展，也要求消除成为障碍的割据政权。结束战乱，恢复稳定，发展经济已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宋太祖的统一大业，是得乎民心，顺乎时势，因而较顺利地取得了成功。　　宋太祖在国内集兵权、政权、财权于中央政府，改革军事机构和官僚机构，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使北宋出现了百多年局部统一、安定的局面，这是具有进步历史意义的事情，也是宋太祖的重要历史功绩。　　宋太祖虽然是个行伍出身的封建帝王，但他不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武夫。　　首先，他注意政策，体恤民情。在兵变军马进入开封前，他就叮嘱全体将士，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抗命令者族诛。宋太祖深知一些割据势力正是由于横征暴敛，所以不得人心，内外交困。他一再命令外出讨伐的将帅，不得有滥肆杀掠的暴行，不得惊扰百姓。平蜀大将王全斌在占领成都后纵兵大肆抢掠，对后蜀降兵也肆意欺凌，尽管有平蜀之功，仍被降职责罚。其次，宋太祖能听取群臣的意见。"先南后北"、"强干弱枝"就是宋太祖听取大臣们意见后制定的战略和方针，而实施结果证明它们是正确的。正因为宋太祖能听取别人的意见，选才录用，才使得一些有卓越才干的政治家充分发挥作用，促成其统一事业顺利进行。　　宋太祖所创建的业绩和制定的政策，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但也给宋朝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后果。宋太祖一心想"强干弱枝"，以防内患。拿军队说，将"天下失职行悍之徒"招募为兵，尤其灾荒年景，招募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使民变兵，这样，军队数量骤增，国防开支浩大，军队的素质也下降，战斗力减弱。再加兵将分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帅无常师，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守边御敌？再说官吏，宋太祖在已有的各级官员的身边，又加上掌有实权的"差遣"，必然造成官僚机构重叠，官员膨胀，行政效率反而下降。在宋太祖恢复科举后，朝廷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政，更使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　　宋太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重建中央集权统治，加强皇权，与此同时，地方权力必然被削弱。应该承认，宋太祖的种种改革是必需的、重要的，但也带来不可克服的矛盾、弊端，使宋朝逐步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从总体来说，宋太祖所创建的业绩，是得民心，合民意，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他是一位审时度势、冷静思考、谋略在胸、积极有为的"创业重统之君"。　　三、从锐意进取到"守内虚外"　　（一）宋太宗继业，完成局部统一灭南唐的第二年即开宝九年（公元976　年）八月，宋太祖派兵大举进攻北汉。北汉引契丹为援，宋师还。十月二十日，宋太祖突然死去，终年50岁。其弟晋王赵光义继位，这就是宋太宗。　　宋太宗在后周时为供奉官，组织陈桥兵变，拥立宋太祖有功，建国后为殿前都虞侯。宋太祖亲征二李时，太宗留守京城，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后又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是宋太祖以下权位最高的人物。太宗继承皇位以后，立志把宋太祖的统一战争等未竟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　年）三月，吴越王钱俶到开封朝见太宗。宋太宗在收下贡物后把钱俶留在东京。钱俶无奈，只得把吴越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献给宋朝，要求削去吴越国号。　　同年四月，在留从效死后继续割据福建漳、泉一带的陈洪进，也迫于形势，放弃对漳、泉二州十四县的割据，纳土降宋。　　至此，南方的割据势力已完全削平，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宋太宗遂把主要的兵力转向了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宋太宗即位后，便着手消灭北汉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对辽作出友好亲善的姿态，麻痹辽朝，掩盖进攻北汉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精选将士，加紧军事训练，又在靠近北汉各州加紧修造兵器。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　年）正月，太宗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兵分四路，围攻北汉的统治中心太原城。又命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击辽朝援兵。二月初，太宗下诏亲征。四月，太宗自镇州发兵北上。　　北汉皇帝刘继元见宋大军压境，急忙向辽朝求援。辽一面派使者来见宋太宗，企图阻止宋军进攻，一面派兵支援北汉。宋太宗断然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并希望辽朝不要出兵，如果辽朝出兵，宋将以兵相抗。另外，辽朝派去的援兵也于三月中旬在石岭关附近被早已埋伏好的宋军击溃，几乎全军覆没，监军耶律敌烈战死。太原城被宋军团团围住。从三月至五月，在宋军的围攻和劝降下，守城的北汉官兵军心不稳，纷纷出城降宋，刘继元的亲信也不断逃散，一些北汉元老大臣见大势已去，劝刘继元投降。刘继元走投无路，于五月初向宋太宗投降。北汉十州、一军、四十一县归宋。　　北汉灭亡后，宋太宗为根除割据势力，焚毁了坚固的太原城，废除太原的藩镇建制。北宋的局部统一终于完成了。　　宋太宗在继续完成宋太祖的统一战争事业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在宋太祖时，藩镇兼领"支郡"的问题虽然已基本解决，但在中原和陕西等地仍有残余"支郡"存在，而且相继发生"支郡"的知州同藩镇的矛盾。于是，宋太宗进一步实行强干弱枝之术，下令陕西、京西、京东、河北各地三十九个州皆直隶中央。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彻底被废除了。　　宋太宗还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宋太祖为控制各地方财政，派若干转运使分赴各州府掌管财赋，供办军需。到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路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至道三年（公元997　年），宋太宗正式把宋统治区划分为十五路，把转运使管理一路事务的制度确定下来。宋太宗还从京城派人去秘密探听外地官员是否有危害中央集权统治的行为。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对于中央的官僚机构，宋太宗又在宋太祖分化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他设磨勘院（后分为审官院和考课院），把原属中书省的考课、任免的权力分割出来，由皇帝及宰相最后审定，使得中书（政事堂）、宰相的权力又进一步削弱了。负责内外奏章收受和颁发的通进、银台二司，原属枢密院，太宗时，合并为通进银台司，直接对皇帝负责。管理财政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有许多事务也由宋太宗直接裁处。皇帝的权力更加膨胀。皇帝独揽大权，群臣只能奉旨行事，不再拥有参与国多的权力。　　宋太宗还增加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每科录取人数由太祖时的数十人猛增至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内，科举考试登第的有近万。众多中举之士，满足了用文官取代武将当地方官的需要，扩大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　　（二）进军幽州，宋、辽战争爆发进军幽州（辽朝的南京幽都府，今北京），把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收复回来，是宋太祖的宏图大志。但宋太祖未能实现这个宏愿就去世了。　　弟承兄业。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　年）五月下旬，宋太宗乘灭北汉之雄威，移师辽南京幽都府，企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　　这时的宋军已连续对北汉作战数月，将士已疲惫不堪。宋太宗不顾当时宋军的厌战情绪，下令调发京东、河北诸州军马集中到镇州，并不顾六月盛暑，亲自领兵北伐。　　宋军于六月十九日进入幽州地区，因辽朝没有防备，初战获胜，连下易（今河北易县）、涿（今河北涿县）等州。宋军于六月二十三日抵达幽州城南，从二十五日起，对幽州发起围攻。幽州城防坚固，辽军屯兵坚守待援，宋军连攻十一天未能奏效。七月初六日，辽援军抵幽州。宋太宗率军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辽援军激战。在辽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的夹击下，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退至涿州，"窃乘驴车逃去"。这次由宋太宗亲自策划并亲自坐阵指挥的进军幽州之战，以宋军惨败告终。　　宋太宗兵败回东京，迁怒其子赵德昭，使赵德昭拔剑自刎。　　太平兴国七年（辽乾亨四年，公元982　年），辽政局发生变化，辽景宗耶律贤病亡，十二岁的幼子耶律隆绪继位，次年改国号为大契丹国，权力落在其母萧太后及其宠臣韩德让手中。宋太宗认定"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正是攻取幽燕的大好时机。　　雍熙三年（公元986　年）正月，宋再次大举进军幽云地区。东路主力由曹彬率领，自雄州（今河北雄县）北上，攻涿州；中路由田重进统兵出飞狐（今河北涞源），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由潘美、杨业率领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攻山后诸州。宋方的战略意图是以东路军牵制住辽的主力，缓慢向幽州推进。潘、杨大军趁契丹注意幽州而无暇西顾之时，攻取云（今山西大同）、朔（山西朔县）、应（山西应县）等州，然后三路大军对幽州形成钳形攻势，一举攻取幽州。　　战争开始，宋西路军进展迅速，连克寰（今山西朔县东）、朔、应、云四州，中路军亦攻占了蔚州。东路宋军主力，先攻取固安、新城，继又攻占涿州。辽将耶律休哥在夜间派轻骑击宋，设伏兵断绝宋军粮草。在辽承天皇太后亲率援军和耶律休哥军攻击下，宋东路军于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大败溃散，伤亡惨重。　　因为曹彬所率的宋军主力惨败，其他两路宋军也被迫后撤。西路军杨业由于得不到主帅潘美的支援，在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东北）战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杨业之死，使北宋失去一位智勇双全、威震契丹的名将。　　宋太宗两次攻辽失败，便放弃收复燕云地区的打算，由攻变守。雍熙四年，太宗诏问群臣防边之策。宋琪等主张决黄河北堤，以水为防，或横断河北平原，在沧州、定州之间修造长城，以限敌骑。沧州刺史何承矩比较熟悉河北平原地势，主张利用河川沼泽，制造方田，以阻断辽军骑兵南下之路。宋太宗采纳了何承矩的建议，在今安新、雄县、霸州一线利用白洋淀之水建方田，史称北宋"水长城"，以与辽对峙。　　（三）李继迁发难，宋、西夏分裂在唐末五代的割据势力中，还有党项人拓跋氏的割据政权，辖有夏（今陕西横山）、银（今陕西米脂）、绥（今陕西绥德）、宥（今陕西靖边）四州。　　党项人是羌族的一支，原居地在今青海省东南部。唐代时逐渐向东迁移到今甘肃、陕西西北一带，接受唐朝政府的统治。公元881　年，其首领拓跋氏思恭因参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而被唐僖宗赐姓李，封夏州节度使，夏国公。夏州李氏正式成为唐的藩镇。在五代时，夏州李氏名义上先后是梁、唐、晋、汉、周的臣属，实际上一直割据一方，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加封该地区节度使李彝殷为太尉，乾德五年（公元967　年），李彝殷死，宋赠封为夏王，子李光睿继位。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　年）李光睿死，子继筠继位。五年，李继筠死，弟李继捧继位，李继捧无力解决族属内部的矛盾，便率领族人亲朝宋帝，献出四州八县，留居于开封。宋太宗以为这是铲除这个割据势力的大好时机，就改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并发兵前往接收统治权，还准备把李氏宗族的近亲都迁往京城居住，使李氏与割据地分离。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反对降附，率领族属逃奔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反宋。　　李继迁是银州防御史李光俨的儿子，长骑射，有谋略，不断侵扰宋边。　　雍熙元年（公元984　年）宋知夏州尹宪偷袭李继迁，杀了他的追随者五百人，烧了四百余座帐篷，俘虏了李继迁的母亲、妻子。不久，李继迁在夏州北招聚蕃众，以恢复故土相号召，势力逐渐扩大。雍熙二年攻占夏州，自奉定难军留后。利用宋与辽的矛盾，联辽反宋，向辽圣宗耶律隆绪称臣请婚。淳化元年（公元990　年），辽册奉李继迁为夏国王。宋太宗因屡次出兵征讨无效，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派他回镇夏州。又任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但继迁因已先受辽的册封，不肯接受宋的招抚。宋朝为迫使他就范，禁绝夏地土产的青盐贩运汉界；同时封锁汉界禁断粮食出口。但事与愿建，蕃族因缺乏粮食，相继扰边；关陇百姓因缺盐，骚乱群起。宋朝被迫撤销这项禁令。　　由于政策不当，宋在夏州地区更加困难。本来与宋合作的李继捧也发生动摇，暗中与李继迁勾结。于是李继迁连续攻掠环州、绥州、灵州。形势紧迫，宋太宗于淳化五年（公元994　年）派李继隆为河西都部署，进驻夏州，将李继捧捕送回朝，又平毁夏州城，改授李继迁为鄜州（今陕西富县）节度使。李继迁拒不受官，继续对宋朝边境发动攻击。至道二年（公元996　年），宋太宗派人押运四十万石粮草赴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途中为李继迁所劫夺。宋太宗亲作部署，分五路想直捣李继迁盘踞的据点平夏，一因五路统帅互不协调，二因李继迁熟悉地形，灵活游击，宋兵无功而回。　　至道三年（公元997　年），宋太宗死，其子赵恒立，是为宋真宗。李继迁又派使者来同宋讲和，要求宋承认他的割据政权。刚即位的宋真宗答应李继迁的要求，授予他定难节度使，把已经归宋朝版图的夏、银、绥、宥（今陕西靖边境）等州划归李继迁管辖。后又把灵州（今宁夏灵武）也交给李继迁。李继迁战死后，宋真宗又于景德三年（1006　年）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定难节度使，封西平王，给予内地节度使的薪俸，每年赠予金、帛、缗钱各四万，茶二万斤。宋朝正式承认西夏的割据政权。　　（四）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北宋初，太祖、太宗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这是件有益于历史，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但是，人民也为统一战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宋太祖为安抚那些被迫交出兵权的功臣，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纵容他们去兼并良田美宅。到宋太宗时，已经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了。贫富对立异常尖锐。　　蜀地自两汉至唐代，一直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也是封建统治极为残酷、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在后蜀，一些豪民往往有三五百家"旁户"。"旁户"实际上是一种投靠户，世代相承，被豪民"役使之如奴隶"。旁户除向豪民纳租外，还要承担赋税徭役。　　宋灭后蜀，以旁户为主的农民根本没有得到好处，相反，却遭受到残酷的多方掠夺。首先是入蜀的宋兵大肆抢掠和地方官搜刮。其次宋朝既保留了五代十国的搜括名目，又新增各种名目，巧取豪夺。后蜀原有的赋税剥削之外，又以"日进"、"上供"为名，勒索倍于"常数"（规定数额）。蜀民所交两税，以布帛折算。商人乘机抬高市价，农民交税仍按旧定低价折合，凭空增加了负担。农民耕作难以维持生计，多经营纺织、采茶等副业。宋王朝又死死盯住蜀地的丝织品和茶叶，在四川设置"博买务"，先是垄断布帛的买卖，后又对茶叶实行专卖。博买务官员，比商人的敲榨更加苛刻。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丧失了家园田产。耕作以外的生路，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最终，一场以"均贫富"为口号的农民大起义在四川境内爆发了。　　王小波原是永康军青城县的农民。这一带，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很残酷。　　青城的珠江是著名的产茶区，茶农与种田的农民一样交税。宋太宗时，实行"榷茶"法，由博买务强行收购，大批"采茶货卖，以充衣食"的茶农失业。宋朝的官员借机大肆贪污勒索，地主商人又从中投机取利。淳化四年（公元993　年）二月，遭受残酷压迫的旁户、破户的农民、失业的茶农等约一百人，以王小波为首在青城发动起义。王小波对起义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这个战斗目标，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立刻获得广泛的响应，不少贫苦大众参加起义。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的彭山。王小波打到彭山后，从被宋王朝表彰为清廉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家搜出来大批金帛，散发给贫民，并当即把齐元振处死。起义军威信更高，吸引更多的群众参加起义。攻下彭山，起义军已达一万余人。此后，继续转战于邛州、蜀州。所到之处，令乡里富人大姓，具报其家所有财粟，除留其家用外，一切调发给穷苦百姓，群众更为拥护，队伍增至数万人。十二月，起义军在江原县（今四川崇庆县东南）与官军激战，王小波被西川都巡检使张玘射伤，仍奋力杀死张玘，攻克江原。王小波终因伤重牺牲，其妻弟李顺被推为领袖。　　李顺率领起义大军出江原，继续战斗，攻克蜀州，又克邛州，杀知州，灭通判，都巡检使郭允能逃到新津。起义军在新津猛攻官军，打死郭允能，占领新津县。然后兵分两路，一路迂回攻克双流、温江、郫县和永康军（今四川灌县）；一路由李顺率主力攻成都，在成都西郭门失利，转而攻克汉州（今四川广汉）、彭州（今四川彭县）。起义军已壮大到数十万人。　　起义爆发后，宋太宗将知成都府吴元载革职，派郭载知成都府，并委任知梓州（今四川三台）樊知古为西川转运使、郭延濬为西川都巡检使，共同加强成都府的防御，镇压起义军。这些宋军将领，有的狂妄自大、麻痹轻敌，有的老于世故、退缩不战。淳化五年（公元994　年）正月十六日，起义军大败官军，一举攻克成都，郭载等逃走。　　起义军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为大蜀王，年号应运，任用有才能的人，以吴蕴为中书令，计词、吴文赏为枢密使。并铸造铜钱、铁钱发行。又派兵征战，攻占州县，控制了北到剑州（今四川剑阁），东到夔峡的川陕大部地区。　　起义军攻占成都，建立大蜀政权，使宋太宗极为震惊，急令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军从剑门入川；又增派雷有终、裴庄、尹元等率兵自湖北入夔门，进行镇压，并一再下诏招抚，命张咏知成都府，伺机入川。王继恩分兵两路，扑向剑州、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这时，起义军战线长，兵力分散，又将主力长期围攻城防坚固的梓州，另一部胶着在眉州（今四川眉山）城外。四月，王继恩军破剑州、绵州，阆州、巴州（今四川巴中）；东路官军亦进入夔门，攻战涪江流域。　　在优势于起义军的官军面前，起义军英勇抵抗。王继恩率兵猛攻成都，十多万起义军依城拒守，展开缴战。五月六日，成都失陷，李顺被杀害；计词、吴文赏等十二名起义军首领被俘，后在凤朔府被杀。官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起义军的残部被迫继续反抗，在陵州（今四川仁寿）、阆州、蓬州（今四川仪陇东南）、合州（今四川合川）都有激战。其中张余率领一支起义军发展到十多万人，拥有一千多只战船，沿长江东下，连克嘉（今四川乐山）、戎（今四川宜宾东）、泸、渝、涪（今四川涪陵）、忠（今四川忠县）、万、开等八州和云安军（今四川云阳），兵锋直指夔州（今四川奉节白帝城），施州（今湖北恩施）数千农民起而响应。宋太宗又增派峡路都大巡检白继赟率官军入夔门进川镇压起义军。五月下旬，张余起义军在夔州西津口迎击官军，不料受到白继赟军和夔州宋军的两面夹击，损失严重，起义军二万余人牺牲，损失舟船千余艘。《续通鉴长编》记载，农民军的尸骸在江上漂流，长江流水都被起义军的鲜血染红。张余率部西退。十一月，吴蕴在眉州牺牲。十二月，大蜀政权知嘉州王文操叛降。嘉州失陷，张余被捕，至道元年（公元995　年）二月在嘉州就义。至道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在邛蜀山区继续抗宋，称邛南王，攻打邛州、蜀州，不久亦被宋军镇压。自公元993　年初，王小波率民起义，到张余在嘉州兵败，前后两年之间，西起蜀州，东至夔州，燃遍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在宋朝建国后不久就爆发了这样规模宏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赵宋王朝的统治。王小波提出的"均贫富"口号，标志着中国农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宋朝被迫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陕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一些新的调整。　　（五）澶渊之盟。宋、辽对峙局面的确立宋太宗继位后，是很想有一番大的作为的。他迫使吴越王献土降宋，出兵灭北汉，又乘胜向幽州进军，首战失利，又第二次进军幽州，应该说，确实表现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但第二次征辽失败后，宋太宗完全丧失了锐气，对辽的策略是由攻转守。他曾对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是边事，可以预先防备。而奸邪却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这一席话充分表明，防内患是宋代统治政策的首位。宋太宗所说的"奸邪"，主要是指统治集团内部阴谋篡位夺权的人。强化皇权，加强对官吏的选用与监察，就是为了防范内部的"奸邪"。随后，王小波、李顺率起义军攻占成都，建立大蜀政权，使宋太宗极为震惊、恐惧。他曾惊恐地说："岂料贼势猖獗如此！"自此，对内防范的重点也就转到防范农民起义、反抗的方面。　　这种在边境只消极防御，而以主要力量防范和镇压内部的篡权夺位，尤其是农民起义的政策，就是后人形象概括的"守内虚外"。　　在宋采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步步紧逼的攻势。从雍熙三年（公元986　年）冬到至道三年（公元997　年）宋太宗逝世，辽朝对宋发动过三次大规模攻势。　　第一次是雍熙三年冬。辽统治者耶律隆绪和萧太后趁宋军刚从燕云地区溃退，士气低落，率大军南下，在瀛州的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北）歼灭宋军数万，后又长驱直入，攻占了深州（今河北深县）、祁州（今河北安国）、易州（今河北易县），大肆烧杀抢掠后，满载战利品返回。　　第二次是在端拱元年（公元988　年）冬，辽兵攻陷定州的满城、新乐和祁州。次年又攻占易州，后遭宋尹继伦的抗击，辽将耶律休哥受伤先逃，辽兵大败。　　第三次是在至道元年（公元995　年）正月，契丹大将韩德威率骑一万余人，入侵府州（今陕西府谷），被宋将打败。辽兵于四月向雄州进犯，又败。十二月，韩德威再次入侵府州。宋守将折御卿抱病指挥抗击，辽兵退守。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辽兵又乘机加强对北宋的军事攻击。　　咸平二年（公元999　年），辽承天皇太后萧氏、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兵南下，宋将傅潜率军驻兖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三月，辽兵到瀛州（今河北河间）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将耶律奴瓜、萧挞凛攻高阳关，宋将王继忠兵败降辽。景德元年（1004　年）辽承天皇太后、圣宗再度领兵南下，号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严重威胁宋的都城开封。　　宋朝廷慌乱无措，以宰相和副相为代表，主战与主和的两种主张，展开了争论。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参知政事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新任宰相寇准力请真宗亲自领兵前往澶州抗辽。宋真宗被迫北上。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多次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嗣和杨延朗（杨业之子，后改名杨延昭）等人。辽兵十月间自定州到达瀛州城下，四面猛攻。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坚守，死伤数万人。辽兵攻瀛州不克，转道进攻天雄军，败天雄宋兵，陷德清军，再次包围澶州。十一月，辽统军萧挞凛率先锋军攻城，宋威虎军张瓌发弩射敌，萧挞凛中矢死，辽兵败退。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催促下，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宋、辽两军处于相峙局面。　　辽军这次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政治讹诈为目的，但侵入宋朝后，因屡次挫败，就示意与宋议和。这恰好符合宋真宗的意愿。他只盼辽军能尽快地北撤，不惜代价，于是派使臣向辽求和。十二月，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约定：①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②沿边州军各守边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③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还约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这就是"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曾主张逃跑的王钦若转而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把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是大耻辱。真宗罢免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任儒臣王旦为相。此后，宋朝即大事裁减边防。罢河北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减军官二百九十余员，河北戎兵减一半，沿边减三分之一，从此不再作抗辽的准备。　　"澶渊之盟"对辽朝来说得到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对宋朝来说，是屈辱妥协的和约，也是宋朝"守内虚外"政策的必然产物。　　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结束了宋、辽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得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在"澶渊之盟"订立后两年，即景德三年（1006　年），宋册封西夏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贸活动。宋、辽、西夏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　　四、西夏西夏是以党项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国家。1038　年，元昊称帝，国名大夏，又号白上国，在汉籍中习称西夏。共传十代，先后与北宋、辽及金、南宋鼎立，1227　年为蒙古所灭。境土包括今宁夏全部、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以及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一）建国前的历史1。党项的内迁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原居住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曲一带。隋唐时期，活动范围扩展，东及松州（今四川松潘北），西抵叶护（西突厥领地），南邻春桑、迷桑诸羌（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北接吐谷浑（今青海北部与甘肃南部一带）。他们按分衍出来的家族结成部落，大的五千余骑，小的千余骑，各自分立，不相统一。在众多族姓中，以拓跋氏最强。过着无法令、无徭赋，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原始游牧生活。　　开皇五年（公元585　年），党项族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徙至旭州（今甘肃临潭境）定居。隋朝封赐他大将军。唐太宗时，党项首领细封步赖于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率部归附，唐就其居住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境），任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诸部也闻风归降。贞观八年（公元634　年），唐大将李靖率大军讨吐谷浑，党项首领拓跋赤辞帮助吐谷浑主伏允抵抗唐军，兵败请降。唐即其地设懿、嵯、麟、可等三十二羁縻州（唐代于周边少数族内附部落中设置的一种特殊行政区划，又称藩州），以其部落酋领为刺史。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随后，吐蕃北上扩展，灭吐谷浑。散居在今甘肃南部与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因不堪吐蕃的威逼和压榨，请求内迁。唐朝把原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州（今甘肃庆阳），辖下的二十五个党项州，也一道迁徙。8世纪中叶，吐蕃进而夺取河西、陇右之地，与灵（今宁夏灵武）、盐（今宁夏盐池北）、庆等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勾结，进行骚扰。唐朝为了拆散他们的联系，便把党项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以东地区；静边州都督府也移置银州。绥州（今陕西绥德）、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也陆陆续续迁来大批党项部落。居住在庆州一带的称东山部；夏州一带称平夏部；平夏地区的南界横山一线，唐人谓之南山，居住在这一区域的，被称作南山部。　　迁入内地的党项部落，仍以游牧为业，财富渐有积累，人口迅速增加。　　他们用马、羊等换取汉族商人的铠甲弓箭，用以抵抗唐朝官吏的勒索奴役，并加强对唐边境地区的抢掠。部落之间为争夺财富也不断争战。随争战的胜败，部落内部阶级分化也渐趋明显。　　2。夏州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当拓跋赤辞降唐时，其侄思头同时降附。唐中宗时受褒赠为静边州都督，称拓跋思太。思太子守寂，唐玄宗时受封为西平公，以参与平安史之乱有功，升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后赠灵州都督。拓跋守寂孙拓跋乾晖曾任银州刺史，乾晖孙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升任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领夏、绥、银、宥（今陕西靖边东）四州地，再次赐姓李，进爵夏国公。从此，夏州拓跋氏改姓李。乾宁二年（公元895　年）李思恭死，弟李思谏继位，李思谏死，李思恭孙李彝昌继位。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　年），李彝昌为部将高宗益所杀，其族父李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臣附于后梁、后唐。后唐长兴四年（公元933　年）李仁福死，子李彝超继为留后（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缺位时设置的代理职称）。后唐明宗想乘机并吞夏州，下令将李彝超内调延州，派兵五万人前往接收夏州。李彝超闻讯，调集军队坚守，挫败后唐军，提高了李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李彝超死，兄李彝殷继掌夏州政权。开运元年（公元944　年），他率兵从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渡黄河，助后晋进攻契丹。乾祐二年（公元949　年），后汉增设静州（今陕西米脂北），属定难军，李氏的辖区又扩为五州。　　建隆元年（公元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向宋朝朝贡，宋加封李彝殷为太尉，以示褒奖。乾德五年（公元967　年）李彝殷死，宋赠封为夏王，子李光睿继位。李光睿曾率兵攻北汉吴堡砦，俘砦主侯遇送宋朝处置。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　年）李光睿死，子李继筠继位。宋太宗亲征北汉时，任定难节度留后的李继筠曾派部将率兵沿黄河列阵，并从陕北渡河骚扰北汉，以助北宋灭北汉。李彝殷、李光睿、李继筠祖孙三代，同北宋都保持密切的关系，夏州地区虽然仍处割据状态，但形式上却是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　年）李继筠死，其弟衙内都指挥使李继捧继位。这时李氏家族发生内讧，李继捧的一些父辈宗族，有的带兵袭击夏州，有的向宋廷上表反对李继捧继位。李继捧无力解决族属内部的矛盾，就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　年）五月，亲率族人到开封朝见，并向宋太宗献上夏、银、绥、宥四州八县的辖区，表示愿意留住京城。宋太宗认定这是一个铲除夏州割据政权的极好机会，一方面改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另一方面，则发兵接收李继捧的统治权力，并要求李氏亲族迁移到京城开封。　　3。李继迁反宋李继捧自动放弃割据政权，是符合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发展方向的。　　但宋太宗却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他没有区分开李氏家族内部，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这是族内与族外的两种矛盾。宋太宗这种铲除割据势力的操之过急的措施，使得夏州地区少数民族对宋朝统治产生抗拒心理。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反对降附，率领族属奔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举旗反宋。李继迁就是打着维护本族利益的旗帜反宋的。他对亲信说："我们祖宗经营这块地方，已三百多年，父子兄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宋朝下诏让宗族尽入京师，死生都受束缚，李氏割据就要断绝了。"其弟李继冲也说："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离于渊。"这个口号，博得了党项族人的拥护，支持李继迁反宋。李继迁反宋自宋太宗兴国八年（公元983　年）起，直到宋太宗死，宋真宗即位，至道三年（公元997　年）以宋仍承认夏州李氏割据宣告结束。景德三年（1006年）真宗授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定难军节度使，封平西王，每年赠予金、帛、缗钱各四万、茶二万斤。辽也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　　李德明得以专力西向，控制了河西走廊。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境内保持相对的安定，农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因控制了河西走廊这一重要通道而增长。李德明在夏、绥二州建驿馆，在■子山造宫室，又在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筑城，更名兴州。　　（二）元昊建国及历朝概况1。元昊建国1031　年李德明死，长子李元昊继位。李元昊对其父臣属宋朝早就心怀不满。即位后，改姓嵬名氏，发布秃发令，以恢复鲜卑旧俗；积极整饬军政，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准备建国称帝。1034　年，始建年号开运，继改广运，攻宋府州（今陕西府谷），在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击败宋军；次年攻打洮、湟流域的吐蕃首领唃厮罗，经过苦战，取得胜利。大庆元年（1036　年），颁行新制西夏文字。又发兵镇压肃（今甘肃酒泉）、瓜、沙（甘肃敦煌东）三州的回鹘反抗势力，并回师取兰州，南至马衔山（今甘肃临洮北），构筑堡垒，驻以重兵，截断宋和吐蕃的交通。　　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　年），嵬名元昊正式称帝（景宗），国号大夏，其领域，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南迄萧关（今宁夏同心县南），北抵大漠。除保有夏、银、绥、宥、静（今宁夏灵武境）、西平府、盐、会（今甘肃靖远东北）、胜（今内蒙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甘、凉、瓜、沙、肃诸州外，又将部分重要镇堡升置为洪（今陕西靖边南）、定（今宁夏平罗东南）、威（今宁夏同心境）、怀（今宁夏银川东南）等州。兴庆府则被作为首都。　　西夏景宗称帝后，与宋连年交战。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　年，宋仁宗康定元年）正月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四年（1041　年）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东）、五年（1042　年，仁宗庆历二年）在定川砦（今甘肃平凉市北）三次大战役中，夏兵大败宋军。七年（1044　年，仁宋庆历四年），夏国王元昊取消帝号，宋册封其为夏国主，对宋称臣；宋每年赐给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许夏国自置官属；置榷场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及镇戎军高平寨（今宁夏固原）。同年，夏辽矛盾激化。辽兴宗亲率大军，三路渡河，深入夏境。夏人坚壁清野，乘势击辽，辽军溃败，夏辽议和。从此形成北宋、辽、西夏鼎立的局面。　　2。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从西夏景宗李元昊到崇宗乾顺四代中，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发生皇族与后族的斗争，以及奉行汉礼者和奉行蕃礼者的矛盾。　　夏国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的多民族政权。中唐、五代以来，党项部落内家长奴隶制迅速向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封建制过渡。景宗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权力，一方面效法汉官礼仪以提高君权，一方面又保存和发扬党项固有的淳风悍俗。集中皇权势必会引起坚持享有平等议政旧俗的贵族、领主势力的不满。守旧的贵族、领主多是与皇族世通婚姻的后族。景宗对于这些显贵氏族首领，如卫慕氏族、野利氏族都进行镇压。景宗妻野利氏，生子宁凌噶；后又纳妻没藏氏，生子谅祚。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任国相的没藏讹庞（没藏氏兄）唆使宁凌噶刺杀其父景宗，然后又乘机杀害宁凌噶及其母野利氏，与大将诺移赏都等共立年幼的嵬名谅祚为帝（毅宗）。没藏氏为太后，与其兄没藏讹庞尽揽朝政大权。延嗣宁国元年（1049年），辽兴宗乘西夏景宗新死，发兵亲征，但为夏兵所败。　　奲（ch7）都五年（1061　年），讹庞父子阴谋杀害毅宗嵬名谅祚，子妇梁氏先期告发，毅宗在大将漫咩支持下，擒杀讹庞父子，尽诛其家族，废皇后没藏氏（讹庞女），纳梁氏为后，以后弟梁乙埋为国相。毅宗下令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礼，并向宋请求书籍及宋廷的朝贺仪式。拱化元年（1063　年），他改用汉姓，恢复李姓。　　拱化五年（1067　年），毅宗死，子李秉常继位（惠宗），年仅七岁，母梁太后摄政，梁乙埋任国相。他们一反毅宗所为，废止汉礼，恢复蕃礼。梁氏集团在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　年）大举攻宋，游牧的骑兵进抵庆州城下。次年，宋袭据罗兀城（今陕西米脂北），西夏国请求辽国支援，全力攻夺宋沿边城堡。宋任王韶经营熙河路地区，有力地改善了在夏国右厢的攻防形势。大安二年（1076　年），西夏惠宗亲政，又下令以汉礼代替蕃礼。这项措施虽得到皇族的支持，但遭到朝中后党的强烈反对，无法实行。七年（宋元丰四年，1081　年），惠宗企图借助宋朝削弱梁氏势力，梁太后得知，将惠宗囚禁。拥护惠宗的将领握有重兵，不听梁氏号令；保泰军统军禹藏花麻甚至吁请宋出兵讨伐。宋神宗以为有机可乘，以熙河经制使李宪领大兵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怀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分兵五路围攻西夏。刘昌祚军先至灵州城下。高遵裕也领兵赶到。围城18　天，不能攻下。夏军决黄河水灌宋营，断绝粮道，宋兵冻溺死者无数，大败而回。其他各路进取古兰州、葭芦、吴堡、义合、米脂等地，夏军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断绝宋军后路。灵州之战，宋军损失四十万，无功而返。八年，宋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地建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近无定河），企图困住兴州夏军。但永乐城小兵多，又无水源，西夏发兵三十万围攻，永乐城陷，宋军死亡将校二百余人，士兵民夫又损失二十余万。梁氏集团迫于拥护惠宗的势力强大，次年，又让惠宗复位。天安礼定元年（1086　年），惠宗死，三岁的幼子李乾顺（崇宗）即位。母梁氏（梁乙埋女）当政。梁乙逋与皇族嵬名阿无、大将仁多保忠三大家族分揽朝权，互相倾轧。天祐民安五年（1094　年），嵬名阿无、仁多保忠等联合，在梁太后的支持下，杀了擅权骄纵的梁乙逋。　　皇族与后族的斗争，实际正体现了封建专制君权与守旧封建领主贵族特权的生死斗争。实行汉官仪制有助于君权的发展，维护蕃礼有利于保持封建领主的固有权势，君权与领主贵族特权的斗争则具体表现为行汉礼与蕃礼的斗争。专制皇权战胜氏族首领的共治形式，使夏国封建社会由早期的领主制进一步发展为地主制。　　3。皇权的巩固与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天祐民安六年（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　年），宋宰相章惇对西夏实行强硬措施，先后在沿边修建了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北三营附近）、灵平砦（平夏城南）等城寨五十余所，且发兵连破洪州（今陕西靖边南）、盐州，一度攻入宥州。西夏兵全力反攻平夏城，无效。北宋在新拓的地区修建了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和天都砦（今宁夏海原南），接通了泾原与熙河两路，遂把秦州变为内地，巩固了北宋的边防，对西夏构成严重威胁。　　西夏崇宗亲政以后，对外不取攻势，采取了附辽和宋的方针，以求生存和发展。雍宁元年（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　年）宋宦官童贯企图借开边以树威，复大举进攻西夏。从此，连年混战。五年，统安城之战，宋军大败。崇宗在国内扶植宗室掌权，消灭贵族酋豪势力，以巩固皇权。他积极倡导学习汉族的礼仪与文化，建立国学（汉学），设教授，收学生三百人，以培养官僚人才，还确立了后妃等级及有功宗室册封王爵的制度。　　金灭辽后，元德五年（1123　年），崇宗向金称臣，共同对北宋作战。西夏占领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又攻占震威城（今陕西榆林境）。天德、云内又被金国夺去，西夏又取宋西安州和怀德军。以后，夏以藩属礼事金，金、夏双方划疆而守，设置榷场，相互通商贸易。　　大德五年（1139　年），崇宗死，子李仁孝即位（仁宗）。仁宗母曹氏为汉人。仁宗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大庆四年（1143　年），下令各州普遍设置学校。又在宫廷内设立皇家学校，七至十五岁的宗室子弟都必须入校学习。尊孔子为文宣皇帝，令州郡兴修孔庙。人庆五年（1148　年），又兴建内学，选名儒主持讲授。仁宗妻罔氏，出身党项大族，也好汉礼。仁宗还依仿宋朝科举制，策试举人。通过科举擢用官员，限制了贵族的特权。　　4。蕃部起义与任得敬篡国失败西夏仁宗统治时期，贵族、官僚竞相奢侈，对百姓诛求盘剥加重。官员、军队、僧侣人数激增。大庆元年（1140　年），夏州统军萧合达叛乱，游骑直逼贺兰山，都城震动。萧合达叛乱虽被静州统军任得敬平定，但对西夏统治的中心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大庆三年，饥荒四起。大庆四年，兴庆府、夏州发生强烈地震。天灾人祸，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百姓纷纷暴动。威州、静州、定州相继发生起义，攻城掠邑，击败州兵。起义最终被西平府都统军任得敬所剿灭。　　任得敬，原为宋西安州通判。大德三年（1137　年）崇宗攻西安州，任得敬出降，受命权知州事。因献女为崇宗妃，被擢为静州防御使。次年，女立为皇后，他又升静州都统军。仁宗继位后，又以后戚镇平反乱有功，官位迅速上升。人庆四年上表求请入朝，遭御史大夫热辣公济反对。天成元年（1149年），以金珠贿晋王察哥，得其援引，入朝任尚书令。次年为中书令。八年，察哥死，进为国相，权势更重，以弟得聪为殿前太尉，得恭为兴庆府尹，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十二年，进爵为楚王，出入仪从几同于皇帝。他不满仁宗尊崇儒学，请废学校。十七年，图谋分据西平府、夏州，使仁宗出居瓜州（今甘肃安西东）、沙州（今甘肃敦煌东），便役民夫十万，大筑西平府城，以翔庆军监军司所为宫殿，官至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其女任太后屡加劝戒不听。任太后于乾祐元年（1170　年）四月忧虑而死。五月，任得敬胁迫仁宗分国之半归其统治。仁宗无奈将西南路及西平府、罗庞岭一带划作楚王的直接封疆，并遣使奏报金国，代任得敬请求册封。金世宗完颜雍知此举为权臣任得敬逼夺，退还礼物，拒绝册封。任得敬分国阴谋未遂，反而怨恨金国，便密通南宋，相约夹攻金朝。宋使被夏国捕获，陈告于金。八月，仁宗在金国的支持下，令其弟仁友等捕杀任得敬，尽诛任氏族党，改任著名儒学家斡道冲主持国政。乾祐二十四年，仁宗死，子李纯祐嗣，是为西夏桓宗。　　5。西夏灭亡十三世纪初，蒙古在漠北兴起。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诸部的同时，开始向外扩张。天庆十二年（1205　年）蒙古人侵西夏，大掠人畜财物后退走。应天元年（1206　年），李安全废黜桓宗，自立为帝，即西夏襄宗，这年秋，蒙古军再次侵夏。应天四年（1209　年），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夏，西夏兵败。蒙古军进围中兴府（1205　年蒙古军撤退后，夏桓宗改首都兴庆府为中兴府），引黄河水淹城。城将破，适外堤崩决，蒙古军亦难驻脚，自行解围。襄宗纳女请降，归服蒙古攻击辽国。光定元年（1211　年），宗室齐王李遵顼废襄宗自立为帝，是为西夏神宗。　　光定六年，成吉思汗开始集军远征中亚，屡向西夏征兵，夏不堪其苦，表示拒绝。七年，蒙古军第四次入侵西夏，东京中兴府被围。神宗逃往西京西平府，太子李德任防守都城，再次向蒙古请降。神宗图联金抗蒙，金国不允，又图联南宋攻金。光定十三年，神宗派太子李德任率兵侵金。李德任主张联金，拒绝受命。神宗废德任，即以皇位传于次子李德旺（西夏献宗），自称太上皇。李德旺继位后，力主抗蒙。乾定二年（1224　年），蒙古军攻银州，夏军损失惨重，又遣使与金议和，相约为兄弟之国，以图自保。　　乾定四年（1226　年），成吉思汗率大军攻夏，分兵两路：一路攻取沙、肃、甘等州，直逼西凉府（即西京，亦即灵州）；另西平府一路由成吉思汗亲率，进至贺兰山。七月，攻陷西凉府，西夏献宗惇忧致死，侄李■（xi4n）继立（西夏末帝）。十一月，蒙古军夺取灵州后，进围中兴府。中兴府被围，粮尽援绝，末帝遣使乞降。宝义二年（1227　年）七月，蒙古军攻陷中兴府，西夏灭亡。　　（三）夏国的制度1。行政组织唐末、五代以来，拓跋氏统治者既是诸蕃落的首领，又受封为节度使。　　因此夏州政权设有州衙和蕃落两种行政机构。　　州衙所治，限于四州八县蕃汉杂居之地。　　广大地区的蕃部，则由节度使以其所兼领的押蕃部落使的名义统治。蕃部居民多聚族而居，一家叫作一帐。小族数百帐，大族千余帐，各有首领，沿旧俗而治，附属于夏州政权，而又拥有相当的独立性。　　1033　年，景宗元昊仿宋朝制度设官分职。包括中书（最高行政机关）、枢密（最高军事机关）、三司（财政机关）、御史台（谏察机关）、开封府（管理都城事务）、翊卫司（掌宿卫）、官计司（掌任免官吏）、受纳司（掌仓储收支）、农田司（掌农田水利）、群牧司（掌饲养马匹）、飞龙院（掌理御厩）、磨勘司（掌官吏考核）、文思院（掌御用器物制作）、蕃学与汉学（学校）。这些机关的长官由蕃、汉人担任。此外，另设有只限于蕃人（主要是党项人）充任的"专授蕃职"，如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赍、祖儒、吕则、枢铭等。夏国的官制，基本上仍是蕃汉并行，实行蕃汉分治。大庆二年（1037　年）增汉官为十六司，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　年）又设尚书令，总理十六司政务。文武官员的冠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　　2。军事制度夏国所有男子，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有战事则接受征发。年十五岁为丁，每两丁征正军一人，另配备随军服杂役的"负赡"一人，合称为一"抄"。初以四丁为两抄，合住一帐幕。后改三丁同住一帐幕，即两正丁合用一负赡。兵丁自备弓矢甲胄，自带粮草。正军每人官给马、驼各一，如有倒毙需予赔偿，称"长生马驼"。每当发兵时，夏主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部落首领各统领本部落兵应召，谓之一"溜"。出征前各部落首领刺血设盟，由夏国王率领他们一道射猎，将射猎的野兽环坐共食，席间让他们各自发表征战意见。国王择善而从，布置行军作战任务。全境分为左右两厢，各军驻地设置监军司，由都统军、监军使等统率。总计可征兵额五十余万。　　在中央，景宗元昊选豪族子弟五千人组成侍卫军，号"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这支侍卫军同时也是一支质子军，夏王通过它加强了对各部落豪族的控制。此外，还设有号为"铁鹞子"的骑兵和叫做"泼喜"的炮手，他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禁卫军。　　（四）夏国的经济概况西夏景宗李元昊建国称帝，从奴隶制转化为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封建制。崇宗统治时期，转变为成熟的地主封建制。　　1。土地占有状况夏国的土地占有状况，大体上如下：国有或皇室所有。除皇帝代表国家直接掌握规模巨大的"御庄"和其他广大闲田旷土外，河渠、水利，都具有国有性质。　　贵族和官僚所有。党项贵族首领都占有大量土地，它一部分来源于原部落所有的土地，一部分是皇帝的恩赐。贵族官僚也藉权势抢夺土地田产。一些汉人、吐蕃首领与回鹘头领被夏国授予官职，也获得一定份额的土地。随着经济的发展，掠夺的加剧，官僚、贵族的占地就愈多。　　寺院所有。西夏崇佛，境内寺庙林立。上层僧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占有特殊地位，成为统治者的得力助手。寺庙从夏朝廷得到丰厚的经济支持，拥有大量的土地，并发放高利贷。　　农民和牧民的小土地所有。在夏、宋邻接的沿边地带居住的"蕃部"和"属羌"，常有将土地买卖或抵押的事实。夏国有个体小农、牧民以及中小的庶民地主和牧主。西夏仁宗时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其本人和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证明农、牧民的小土地所有权是得到法律保护的。　　2。农业和畜牧业党项人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李继迁提倡垦殖，兴修水利，使境内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李德明统治时期，境内相对稳定，农业出现兴盛局面。夏国的主要农业区，除东部的横山、西部的天都、马衔山一带外，兴庆府、西平府地区有良好的水利条件，农业生产也很发达。景宗又兴修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使这一带成为西夏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夏国在许多地区都设有"御仓"，大量收储粮食。　　党项、吐蕃和回鹘人则以畜牧业为主，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有极良好的大牧场。国家专门设置群牧司来管理畜牧，官营的畜牧业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3。商业和贸易夏与宋、金的贸易往来，主要采用以下方式：在双方边境设立榷场，进行大宗货物交换；在沿边开设小规模榷场，即主要用来满足双方边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和市"；通过贡使进行贸易。夏国的使节每年按规定到开封输贡，宋朝政府除优予回赐外，还听任使者在京自便贸易。夏与辽也通过贡使进行贸易。辽上京临潢驿、中京来宾馆都设有夏使的住所。夏使入境，一般的还是"沿路私相市贸易"。后期夏与金的贸易中，夏使进入金境便同富商交易，到达中都后"所留都亭贸易"。　　夏国从宋、金取得的商品主要为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茶叶是夏国最感兴趣的商品，除满足夏人需求外，还被用来与西北邻族交易，从中牟取厚利。夏国也需铁制品，但辽、金都曾严禁铁器外流。夏国的输出品有羊、马、牛、骆驼等畜产品，毡毯等手工业制品，毛皮制品和麝香、羱羚角、红花、大黄等药材。盐州一带所产的青盐，品质纯净，与关中地区贸易，购回粮食，为西夏重要的财政收入。　　夏国地处中国与中亚地区往来的交通要道。它从回鹘或中亚商人那里抽取实物或承买转卖，从中获取厚利。　　五、辽朝（一）辽朝建国前的简况辽朝是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一个王朝。契丹族在建国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契丹在自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期，主要活动地区在潢河（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流域。　　历史文献上关于契丹族的确实记载，始见于北魏登国四年（公元389年）。北魏时，契丹各部落已开始对外掳掠，并以马匹、皮毛与北魏交换物品。契丹的八个部落各自独立活动，尚未联合。北朝时，契丹经常遭北魏和北齐的打击，对外发展严重受阻。隋朝曾发兵攻打契丹，契丹惨败。唐初，契丹八部开始组成部落联盟，联盟长一般由部首长每三年聚议选举产生，但均出自大贺氏氏族。唐太宗贞观时，大贺氏部落联盟依附于唐朝。唐在契丹住地设松漠都督府，封大贺氏联盟长为松漠都督，赐姓李氏，封各部落长为刺史，均受营州都督控制。　　武则天统治时期，契丹大贺氏联盟长李尽忠（唐所赐姓名）与别部孙万荣，杀唐营州都督赵文翙，占据营州（今朝阳）一带反唐，并进攻河北地区，屡败唐军。武则天征发大兵讨伐。李尽忠败死。孙万荣率部南下，攻掠幽州（今北京），唐再发大军出击，并联络契丹邻族奚夹击契丹，孙万荣败死。这时，突厥又在北方建立强大的国家。契丹背唐，依附于突厥，约二十年。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715　年），契丹联盟长李失活再度附唐。唐朝恢复松漠都督府，以李失活为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其后，契丹首领可突于再次叛唐，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唐至德年间（公元756-758　年），契丹与唐保持朝贡贸易关系，但亦受崛起于漠北的回鹘控制。　　开成五年（公元840　年），回鹘汗国灭亡，唐朝也处于衰落时期，契丹得到发展的有利时机。唐懿宗咸通（公元860-873　年）以后，契丹不断向外扩张，从邻近的奚族和北方的乌古、室韦等族以及汉人地区，掳掠居民，充当奴隶。耶律阿保机当选为联盟的夷离堇（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天复二年（公元902　年），他攻掠唐朝的河东、代北九郡。天祐二年（公元905　年），耶律阿保机又进攻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领地，掠掳数州汉人居民。次年，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充任联盟长可汗。此后十年间，他又镇压了契丹贵族的反抗。公元916　年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公元947　年，辽太宗改国号辽。耶律阿保机即辽太祖。　　（二）辽国的建立及其发展辽太祖在汉人官员的帮助下，参照汉族国家的模式，自称天皇帝，并废除选举制，确立皇权世袭制，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皇帝有自己的侍卫军。辽太祖建立国家后，继续向南深入汉地掳掠，在西北和东北展开大规模的征伐。向西征伐原属突厥和回鹘统治的各游牧部骑，兵锋北至鄂尔浑河畔，西至甘州。天赞四年（公元925　年），甘州回鹘可汗向契丹国降服。这年冬天，辽太祖又向东攻打渤海国。次年，占领扶余，渤海国王投降。辽太祖建东丹国，封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统治渤海地区。天显元年（公元926　年）七月，辽太祖病死。皇太子耶律倍向往汉族的封建文明，次子耶律德光则主张实行契丹的奴隶制统治。辽太祖死后，耶律德光得到述律皇太后的支持，被立为帝（辽太宗）。　　辽太宗继位后，领兵南下掳掠。后唐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于后唐清泰三年（辽天显十一年，公元936　年）夏与桑维输勾结契丹，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册封他为大晋皇帝，国号晋，史称后晋。晋国成为辽的邦属。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公元937　年，石敬瑭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死。次年，石敬瑭迁都汴州，公元939　年升之为东京开封府。公元942　年，石敬瑭死，子石重贵即位（晋宣帝），不向契丹称臣，辽太宗发兵南下，晋军和契丹兵奋战，曾两次击退契丹兵。石重贵的姑父杜威暗中勾结契丹。辽会同十年（公元947　年）正月，契丹兵入开封，俘虏石重贵北迁，后晋灭亡。同时，辽太宗在开封称帝，二月，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　　辽太宗并没有在汉地建立统治，而是按照奴隶制的传统，把晋国的宫女、宦官、百工作为奴隶掳走，连同晋国皇宫的财宝，一起运回上京临潢府。辽兵所到之处抢掠人口和财物，遭到中原地带人民的反抗。在返回上京的路上，辽太宗耶律德光病死。辽太宗自开封撤退时，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称帝建立后汉，后又进驻开封，轻易抢占了中原。　　辽太宗死后，辽贵族耶律安搏等在回军途中，拥立耶律倍之子耶律阮即皇帝位（辽世宗），辽述律皇太后在上京另立辽太祖第三子耶律李胡为帝。辽世宗耶律阮领兵返上京，述律皇太后与耶律李胡被迫降服。应历元年（公元951　年），辽世宗领兵南下攻打后周。行军路上，辽贵族耶律察割谋杀了辽世宗。随军南行的辽太宗子耶律璟又杀耶律察割，继帝位（辽穆宗）。穆宗统治时期，扩大奴隶数量，镇压奴隶，于应历十九年（公元969　年）为奴隶所杀。　　辽穆宗死后，辽朝的契丹和汉族官员，拥立世宗子耶律贤（景宗）继位。乾亨元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　年）初，宋太宗集中兵力，亲自出征。宋兵在白马岭大败辽兵，辽将耶律敌烈败死。五月，北汉主刘继元降宋，辽朝支持的北汉政权被消灭。宋太宗灭北汉后，又乘胜北伐辽朝，企图收复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宋太宗率兵囤攻辽南京（今北京）不能下。耶律休哥率兵救援，大败宋兵。宋太宗领兵南逃。乾亨二年（公元980年）十月，辽景宗耶律贤和辽将耶律休哥又自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进攻，大败宋兵，追到莫州（今河北任丘）回师。　　乾亨四年（公元982　年）九月，辽景宗病死，子耶律隆绪（辽圣宗）继位，年仅十二岁。承天皇太后执政，宠信韩德让（后赐姓名耶律隆运）。统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　年）六月，宋太宗再度发兵分三路北伐，以取燕云地区。辽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挡宋曹彬部，耶律斜轸领兵抵挡宋潘美部。辽承天皇太后、圣宗耶律隆绪领大兵至南京督战，相机出援。涿州一战，宋兵主力败溃，伤亡惨重。　　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辽兵日盛。宋对辽由攻势转守势，而辽对宋步步进逼，不断得到土地、人口和财物。经历了战--和--再战--再和的过程。　　辽朝又发兵，使西境的鞑靼兵败降。　　辽圣宗东侵高丽，后高丽国王显宗请和，向辽纳贡。辽圣宗喜读《贞观政要》，学习汉族皇朝的统治方法，汉文明在辽朝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辽朝在圣宗统治下达到全盛时期。　　辽圣宗于太平十一年（1031　年）六月病死。子耶律宗真（兴宗）即位。　　兴宗死后，子耶律洪基即位（道宗）。辽道宗统治长达45　年，辽朝进入衰乱时期。　　寿隆七年（1101　年）正月，辽道宗病死。耶律延禧继帝位，号天祚帝。　　这时，东北的女真族已强大起来。天庆四年（1114　年），女真族首领完颜旻（阿骨打）统兵攻占辽地，辽兵七千全部溃灭。次年，完颜旻建立金朝。金兵不断侵辽。天庆十年金兵攻占上京临潢府，继占中京大定府。天祚帝败走，金兵又占西京大同府。保大四年（1124　年），天祚帝自夹山出兵，败溃。次年二月被金兵所俘，辽亡。　　金兵灭辽后，辽皇族耶律大石率部西移，重建辽朝，史称西辽。　　1124　年，耶律大石即领兵向西北行进。西北各游牧部落仍为辽朝统辖，局势稳定。大石在可敦城召集边地七个州城十八部的部众，召募精兵万人，设官吏，备武器，积蓄力量，不轻易出击。1130　年初，大石率部向西方发展，经回鹘西行至叶密立，征服了突厥人的众多部落。大石在叶密立（今新疆塔城一带）建城。1131　年，耶律大石被拥立为帝，采突厥称号古儿汗，旋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为延庆，重建辽朝史、称西辽、又称哈剌契丹（黑契丹）。　　大石称帝后，八剌沙衮的部落长，愿附归西辽，大石于1134　年迁都到八剌沙衮，改称虎思斡儿朵，并改年号康国。西辽的政权巩固后，连年对外征战，扩展领土。西辽兵东征至喀什噶尔，进而征服和阗；西征至阿姆河彼岸，征服花剌子模。耶律大石于1143　年病死，依汉制号德宗。　　西辽德宗死后，子夷列年幼，由皇后塔不烟执政。重建后的辽朝，又是一个强大的王朝，与西夏、南宋和金等政权并存。塔不烟执政七年，于咸清七年（1150　年）死去。1151　年，夷列即位，改元绍兴，在位13　年，庙号仁宗。1163　年，仁宗死，其子年幼，次年，仁宗妹普速完权国称制，称承天太后，改元崇福。普速完与夫弟朴古只沙里私通，谋杀其夫萧朵鲁不。萧朵鲁不之父都元帅萧斡里剌领兵围皇宫，杀死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1178　年，仁宗次子直鲁古即皇位，改元天禧。在耶律直鲁古统治时期，西辽不断发生重大事变。曾归依西辽的花剌子模逐渐强大，开始抵制西辽的统治，拒交贡品，后策划推翻西辽。　　1204　年成吉思汗灭了强大的乃蛮部。乃蛮部长太阳汗败死，其子屈出律于1208　年初逃至西辽。耶律直鲁古收留了屈出律，并将女儿嫁给他。屈出律见西辽统治动摇，又深知乃蛮一些残部仍散在山中，就企图收集残部，篡夺西辽。于是屈出律离西辽东去收集乃蛮部残余，又与花剌子模联合反辽。耶律直鲁古遭东西夹攻，战败退回八剌沙衮城时，该城也降花剌子模。西辽调各路兵攻下八剌沙衮，但辽兵很快陷入混乱，屈出律趁机篡夺了西辽皇位。1211　年屈出律篡夺西辽后，对西辽各族居民实行残酷的统治。1218　年蒙古军进攻西辽。屈出律从喀什噶尔城逃到巴达哈伤的撒里黑昆山谷，被蒙古军捕杀。西辽败亡。　　辽朝自916　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正式建国，1125　年为女真所灭，辽亡后，耶律大石（德宗）西迁重建辽国，为西辽。1218　年为蒙古所灭，共经302　年。　　（三）辽国的政治制度辽太宗（耶律德光）统治时期辽地域辽阔，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契丹旧地和西北各游牧部落居地，实行奴隶制的统治，东部地区灭渤海国后仍实行原有的封建制，南部燕云十二州地，则继续实行汉人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由此形成西部、东部、南部三个不同的区域。在这三个区域内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实行不同的制度，统一于辽朝的统治之下，因而其统治制度具有许多特点。　　1。斡鲁朵制斡鲁朵或斡耳朵，为突厥-蒙古语的音译，意思是宫帐或宫殿。契丹为游牧民族，其君长习于帐居野处，以车马为家，随时迁徙，无城廓沟池宫室之固。辽朝皇帝各有自己的斡鲁朵，并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州县，构成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斡鲁朵领有奴隶和财产，为皇帝个人私有，死后由家族后代所继承。帝后斡鲁朵有著帐局，以契丹族和奚族奴隶为著帐户，为皇族宫帐服役。斡鲁朵还领有"瓦里"（拘收宫室、外戚、大臣之犯罪者家属的机构），奴役契丹奴隶，从事狩猎和手工业生产。一批自西北游牧部落俘降的奴隶也隶属于斡鲁朵宫帐。辽圣宗时，大批解放奴隶成为部民和独立的部族。辽朝皇帝设契丹、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司，分掌各斡鲁朵所属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汉人及渤海人等事务。下辖州、县、提辖司、石烈（相当于县）、瓦里、抹里（相当于乡）、得里等组织。　　斡鲁朵制对加强皇权，维护耶律氏的统治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后来蒙古人的制度有着直接影响。　　2。头下制在辽朝创立前后，战争频繁，契丹贵族都可以俘掠人口据为己有。他们把这些俘掠得来的人口安置在后方，建立了若干私城。自辽太宗会同三年（公元940　年）起，经朝廷准许，有些规模较大的私城建州、设军、置官，成为头下军州。规模次于军州的还有县（城）和堡，共分三等。只有亲王、国舅、公主的头下军州可以建筑城廓，其余的头下军州只是一些寨堡和农庄、牧场。头下军州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既依附于领主，又隶属于朝廷。头下军州中由辽贵族俘掠来的汉人、渤海人和受赐的人口就是奴隶、部曲，从事农业生产。头下军州的属户，多数是称为部曲的依附农民和依附牧民，少数是奴隶。　　3。捺钵辽朝在建立城市后，皇族仍保持渔猎骑射的传统。皇帝四季出外游猎，其行在称为捺钵。辽圣宗以后，四时捺钵各有固定地点，形成制度。春捺钵在长春州（今吉林扶余他虎城）捕鹅，又在混同江钓鱼。夏捺钵在永安山和炭山放鹰。秋捺钵在庆州（今辽宁林西县以北）射鹿。冬捺钵在永州（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猎虎。皇帝出猎时，朝中官员随行。夏季和冬季，皇帝即在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捺钵成为政治活动中心。　　4。枢密院辽初，辽太祖耶律亿自领兵马作战，次子耶律德光综理军务，加号天下兵马大元帅。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沿晋制设枢密使管领汉人兵马。辽世宗耶律阮夺得皇位，囚禁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李胡，采纳汉人制度，设契丹枢密使，以统领契丹兵马。契丹枢密院称北枢密院，汉人枢密院称南枢密院。辽圣宗时，韩德让（赐名耶律隆运）兼领北、南枢密使，综理军政，成为皇帝以下最高执政官员。此后，汉人官员可任北枢密院枢密使，契丹官员也可任南枢密院枢密使。北南枢密院于枢密使以下，设有知枢密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副使事等官职。　　5。中央官制契丹以东向为尚，皇帝宫帐座西向东，官员分列宫帐的南、北两侧。辽朝中央官制分为北面官与南面官两大系统。北面官管理契丹政事，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北面官制仍保持契丹氏族部落制的某些传统。职名多源于突厥、回纥，建国后又采用汉人官制的某些职名。部落联盟时期的最高官职称"于越"，建国后仍保留这一称谓，但不实际任事，成为皇帝以下最为显贵的尊称。辽世宗耶律阮以后，北枢密使是最高的军事行政官员。契丹遥辇氏八部原以迭剌、乙室两兄弟部落最强大。建国后，将八部居民分别编组为以迭剌、乙室两部为核心的两大集团，分设北府宰相和南府宰相管理政务。两府宰相分别由后族和皇族充任。皇族从出的迭剌部，辽太祖时分设为五院、六院两部，首领称"大王"。北、南院大王成为仅次于北、南府宰相的重要官员。乙室部也称大王，与北、南院大王并立。皇族事务专设大惕隐司管领，官员称"惕隐"。后族事务设大国舅司管理，官员称"常衮"（敞稳）。皇帝有自己的侍卫亲军，又有宿卫和宿直官，由贵族大臣轮流担任。北面朝官中有大林牙院掌管契丹文翰诏令。官员有都林牙、林牙承旨、林牙（契丹语，文士）。南面官制，记载不详。辽太祖时曾任韩知古总管汉人事务，依唐制加号中书令。辽世宗时，建"政事省"，主管汉人事务。辽兴宗（耶律宗真）时，又改政事省为中书省。南枢密院是综管汉人军政的最高官衙。中书省只是管理汉人官民的一般行政事务。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为正、副宰相。辽代一些加号尚书、中书、门下的官称，多只是附加的尊称或追赠的虚衔。南面官中没有翰林院掌管汉文文书，官员有总知翰林院事、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　　6。地方官制契丹族征服奚族后建国，在契丹族、奚族及北方游牧民族居住地建立起政治制度。灭渤海后，基本保持渤海国原有的官制。得燕云十六州汉人地区，则沿用后唐的旧制。因此，辽国境内的地方官制形成三个系统。　　契丹族和北方诸族地区实行部族制。大小部族一般各有自己的居住地，但地域统治取代了血缘组织，居民或不限本部族血统。奚族被征服后，仍保持五部或六部组织。奚族首领称奚王。辽朝设契丹北、南院大王府、乙室王府与奚王府并列，四大王府各领一大部族，即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辽太宗（耶律德光）时，仿照汉制于奚王以下设宰相二员、常衮二员。辽太祖将俘降的边地各族分编为八部，分属北、南两府。辽圣宗（耶律隆绪）时扩建为二十八部，一度撤销奚王府，奚六部改属北府统领。合共三十四部。三十四部分小部族包括契丹、奚、室韦、乌古、敌烈等族。各小部族首领原称夷离堇，后改令稳，辽圣宗时一律设节度使统辖。头下州县由帝、后斡鲁朵和诸王公贵族派遣官员管理，节度使仍由朝廷任命。辽太宗时号皇都为上京，设临潢府。辽圣宗时奚族居地建中京大定府。上京、中京的行政长官称留守。　　在渤海地区，辽太祖灭渤海国后，于是建东丹国，封皇子耶律倍为东丹王，成为特殊的行政区。东丹国沿渤海旧制下设左右大相、次相及平章事等官职，由契丹人与渤海人担任。辽太宗时废东丹国，称中台省。迁渤海人于东平郡（今辽宁辽阳），升东平郡为南京，又改称东京辽阳府。辽世宗（耶律阮）时，恢复东丹国，仍设中台省，官制仍设左右大相、次相等职。辽圣宗时废中台省。东京设留守司及统策司统辖所属州县。州设节度使，县设县令。　　燕云十六州地区，以幽州（今北京）为中心，称南京幽都府，又改名析津府。地方官制基本上沿袭后唐制度设州、县。州有刺史州和节度州之分。县设县令。辽兴宗（耶律宗真）在大同军设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下辖州县、官制略同于南京。　　东京、南京、西京的最高长官均称留守，由契丹重臣任职。汉人、渤海人聚居区地方统治体制相近，为州县制，属辽南面官系统；而契丹人、奚人等地方统治体制为部族制，属辽北面官系统。　　（四）辽国的经济状况辽朝国内的契丹人、奚人、汉人、渤海人等各民族从事不同的生产职业，在各族相互的经济交往中，又不断地交流各自的生产经验。　　契丹人居住在潢河、土河之间，以渔猎为主。辽朝的畜牧业发达，契丹人和北方各民族以畜牧为业，逐水草游牧。畜牧业在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辽朝的农业主要在南京道、西京道汉人居住区和东京道的渤海人住地。　　辽太宗以后，部分契丹人和奚人也从事农业耕作。辽道宗时，屯田积谷，农业有较大的发展。　　渔猎、狩猎及战争的需要，促进了冶炼业的发展，生产出著名的镔铁。　　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马具的制作。尤其用金银制作的各种马具、饮食用具、服饰和佛教器物，都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　　辽朝的五京（上京、中京、东京、西京、南京）不仅是各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贸易中心。辽朝与周邻诸国的贸易不断发展。五代时，辽与梁、唐、晋都有经济往来，与南方的吴越、南唐也通过海路交换商品。宋朝与辽朝先后在边地州军设置榷场，在官员的控制管理下进行商品交换，征收商税。私人之间也进行走私贸易，互通有无。辽朝卖给宋朝的主要是羊、马、珍珠和镔铁刀。宋朝输入辽朝的有茶叶、药材、丝麻织品、瓷器、铜钱、香料等。辽景宗、圣宗以后，辽与宋各自铸钱互相通用，贸易更为扩大。　　六、北宋社会阶级结构和赋税制度（一）社会阶级结构北宋建立后，在结束五代分裂割据的同时，针对五代户籍制度的混乱情况，出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于建隆四年（公元963　年）下令各州重新编造"版籍"，把各县的户口、土地情况登记造册。以后又把这一工作形成制度，规定每逢闰年作一次统计，由县报州，由州上报中央政府，制成"闰年图"，以此作为各州、县税收定额的依据。　　宋朝将全国居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住在城镇的居民是坊郭户，住在乡村的人户为乡村户。坊郭户中主户与客户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是否有房产等生活资料，有房产户称主户，没有房产、租赁房屋居住的称为客户。乡村的主户，是指那些占有土地，向国家交纳夏、秋两税的农户；乡村客户就是那些没有土地，甚至没有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亦称"佃客"、"浮客"。在北宋时期，客户约占总户数的33％-36％。这么大比例的农户丧失土地沦为客户，正是"不抑兼并"政策导致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的结果。　　主户按照占有资产的多寡，分为五等：主户的第一等户是占田三顷以上至几十顷、几百顷的人户，是大地主阶层。第二等户是占田一顷左右至数顷的人户，是中小地主阶层。第一、第二等户通常又称为"上户"。他们兼并土地，靠剥削佃户为生。这两等主户，构成宋代地主阶级的上层。　　第三等户又称"中户"，主要是些占田数目不多，但能自食其力又比较富裕的人户。第三等户包括农村中较富裕的自耕农阶层和占有土地不多，却出租土地剥削佃农的小地主。因为第三等户中也有部分兼并之家，所以，宋代称一、二、三等户为"上三等户"。上三等户，是宋代的地主阶级。　　第四、第五等户是占田三五十亩或仅几亩的农户，属于农村中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阶层，当时又被称为"下户"或"贫下户"。一些没有产业的贫民也被列入五等户纳税，称无产税户。　　属于第四、五等下户的农民，生活艰难，一遇歉收，就生活无着，一旦陷入高利贷的盘剥，最终将失去已经很少的土地，所以他们也是地主阶级兼并的主要对象。　　第四、五等户在主户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常及十分之九"。其中第五等户在"下户"中可能占到70％左右。　　乡村客户主要是佃农，他们完全没有土地和生活工具，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田地为生。宋朝的客户一般不是地主的"私属"，也被编入户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交纳身丁税和负担夫役，部分客户直接负担夏、秋二税。（二）土地占有和农民、手工业者状况1。土地占有状况（1）官田唐中期以后，门阀世族势力削弱，地主加紧兼并庄田，官田多被地主豪族占有或废弃荒芜。北宋的官田有官庄、屯田、营田三种。屯田和营田是兵士驻地的屯垦。官庄大多是荒芜的无主田地，农民垦种后，朝廷收取租赋。在宋朝土地占有形式中，官田不占有重要地位。　　（2）官员占田宋代官员大量占有田地，主要是以剥削所得自行购置田产，不再有以官级占田的特权，也不再有占田数量的限制。　　（3）地主庄田唐代中期以来，地主占有大片田地，形成地主庄田。宋代的地主庄田，更加恶性膨胀。大地主在庄上建房居住，形成庄院。称为"浮客"的佃户也寄住在地主的庄院，一个庄形成一个作为自然经济单位的村落。地主的庄田遍布各地。宋朝有统计数字的租赋田，除自耕农仅有的小块土地外，主要就是地主的庄田。　　宋朝官员可以随意购置田产成为大小地主，地主通过科举考试也可以成为各级官员。官员、地主合为一体，占据了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在"不抑兼并"的政策鼓动下，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兼并越来越多的土地。　　2。农民状况地主占有土地，以租佃方式剥削佃农，是宋代地主剥削农民的形式。农民阶级主要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和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他们共同遭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各自又有不同情况。　　（1）佃农佃农即"客户"。佃农完全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是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一个大地主可拥有佃客几百户。两川一带的大地主甚至可有数千户。佃农遭受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　　宋初通行的剥削方法是分成收租。地租率一般都占收成的五成以上。如果佃客没有耕牛和农具，而向地主租用，还要加租。另一种是定额租制，由地主规定定额的租米。地租是地主占有土地剥削佃农的主要手段。　　伴随着租佃制关系的发展，地主放高利贷也成为重要的剥削手段。地主向佃农借出粮或钱，要剥削两倍到三倍的利息，甚至还要农民的子女去做"佣质"当抵押，实际上是做无偿的奴仆。佃农收成不多，不足以交租，也无力还债。年年借债，年年欠债。佃农世世代代受地主的剥削。在宋代农民中，佃农受压榨最深，革命性也最强。在农民阶级反抗地主的斗争中，佃农始终是基本的革命力量。　　（2）自耕农、半自耕农农民中还有大量的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据北宋户籍的统计数字，主户中的四、五等户即贫下户，与客户的数目大致相等。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兼作佃农的半自耕农，甚至完全是佃农。因为，一是北宋政府为了榨取更多的赋税，租佃地主土地的半自耕农，虽然只有很少的土地，仍被编入主户，在第五等户中，大量的是半自耕农；二是自耕农破产，把土地卖给地主，沦为佃农后，却不能立即注销田产，改变户籍，"产去而税存"，随着地主肆意兼并土地，自耕农破产人数日益增多，这种"产去而税存"的户数必然逐渐增多。　　自耕农虽然不向地主交祖，却要对官府负担繁重的赋税和徭役，生活也很艰苦。自耕农、半自耕农靠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很难供给衣食，遇凶年饥馑，只得向地主借贷，又遭地主高利贷的盘剥，最后破产，沦为佃客。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仅靠农业生产，不得温饱，必须在耕作之余，经营副业，山区靠漆楮竹木、茶叶桑蚕，河湖地带靠蒲苇荷芡、捕鱼捉虾。但就是副业生产，也受到官府的巧取豪夺。他们无以为生，被迫起来反抗。自耕农、半自耕农是反抗地主阶级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3）奴婢北宋保留一定数量的奴婢，主要用于地主官僚的家内服役。奴婢无财产，地位极低，一切听命于地主官僚的家庭。　　3。手工业者状况工匠是手工业中的直接生产者。宋朝官营手工业大都采用一种介于征调和雇募之间的差雇制，轮流征调工匠服役，给予雇值和食钱。民营手工业则普遍采用和雇制，雇主和工匠之间一般出于双方情愿。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了机户。这种专门从事纺织业的人户或作坊，是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梓州（今四川三台）有几千家。但机户常被官府或官史强迫织造匹帛，而且少给或拖欠工钱，最终破产失业。　　在北宋的州县城郭内还居住着许多富裕的商人。京城开封资产超过十万的商人很多，达到百万的富商也大有人在。许多士大夫也利用一切机会贩运货物，牟取暴利。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成为封建国家的"四民"（士农工商）之一，取得了"齐民"的资格。国家允许商人中的奇才、能人参加科举，也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商人还可以接受朝廷的招募为封建国家管理税收，或向官府进纳钱粟，充当出使随员，或跟宗室、官员联姻，交结权贵而谋得官职。商人一般都要购置田产，使自己成为地主或商人兼地主。　　（三）赋税和徭役1。宋代的赋税宋代的赋税，沿用唐朝中期以来的两税制，即夏、秋二税。但宋代二税已不同于合租、庸、调为一的唐两税，而是专指田税。二税以外，另有身丁税、各种杂税和徭役。　　（1）身丁税男子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二十至六十岁的男子，都要交纳身丁钱（或粟、绢）。佃客编入户籍作客户，也要和主户一样交纳身丁钱。但这种身丁税只在南方地区实行，税额各地也不相同。　　（2）田税（二税）　　北宋田税，法令规定是向土地所有者按土地的数量好坏收税，每年夏、秋各收税一次，又叫"夏税秋苗"。秋税，是指每年秋收后按亩征收粮食。北方各地，大致是中等田每亩收获一石，输官税一斗。江南、福建等地，亩税三斗。宋代秋税往往不按实际产量抽税，而按亩定额征税，因各地农业生产情况不同，所以税额也有较大的差异。夏税收钱，或折成绸、绢、绵、布、麦缴纳，在夏季田、蚕成熟时征收。税额依上、中、下田的等第按亩规定，但各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　　夏秋二税的税额，仅是规定的起码标准。在实际征收时，宋朝还以所谓"支移"、"折变"的办法加重盘剥。"支移"，指借口边境粮草需要，命令河北、河东、陕西各路的秋税，由纳税户运送到边地交纳，丰收地区的秋税，运到歉收地区交纳，"以有余补不足"，"移此输彼，移近输远"，故称"支移"。如果不愿或不能负担奔走远路的劳苦，就要再多交一笔支移脚钱。"折变"是官府对夏税规定的现钱和绸、绵、布、麦等各种定额，根据物价状况，借口临时需要，任意折换，加重剥削，如以绢折钱，再以钱折麦。折变时官府随意抬高和压低价格。官府和商人、地主串通一气，借折变贪污谋利，交税的农民遭到沉重的压榨。　　（3）官庄租赋官庄田地招佃客耕种，由官府收地租，称"公田之赋"。官田无人交二税，官府往往又把二税加到官庄佃客头上，即所谓"重复取赋"。佃客受到双重剥削。　　（4）杂变五代十国时期，各割据国巧立名目，设置多种苛捐杂税，敲剥财物。宋统一后，这些苛捐杂税全部被承袭下来，统称之为"杂变"，又叫"沿纳"。杂变比五代时的杂税，更要苛刻。如南唐时，允许人私下造酒，交曲钱，又以官盐折换百姓的绸绢、粮米，而宋则禁止私人造酒，不再支散官盐，但原纳曲钱、绸、绢和粮米的人还要照旧额交纳。杂变包括蚕盐钱、牛皮钱、蒿钱、农器钱、鞋钱等多种名目。除了规定的杂变以外，宋朝还以"进奉"、"土贡"（贡献土特产）等等名义，随时勒索多种财物，强迫农民贡献。（5）和籴、和买和籴（买粮）是指官府强制收购民间粮米；和买是指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帛。名义上是"籴"、是"买"，实际上就是强征，甚至不出代价。虽然法令规定，和买限于四等以上户，和籴限于上等户，实际上属于下户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同样不能避免。　　在种类繁多的税目中，杂变随二税征变，和籴也以二税额为依据。杂变与和籴、和买实际上是税上加税，租上加租。　　2。宋代的差徭北宋的役法有差役和夫役。差役是地主对国家的"职役"夫役是指农民被国家调发服劳役，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　　（1）差役差役又称"职役"。现任文武职官和州县胥史、势要豪族称"形势户"，官员家属和他们的后代，都称"官户"。形势户和官户享有免役特权。职役由主户中的一、二、三等户，即大小地主充担。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官府给予所谓"民户"的地主以压榨、统治广大农民的职权，依靠地主士绅扩大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差役的主要内容有：衙前--职责是替官府看管仓库或押送财物。法定要由资产在二百贯以上的一等户大地主充当。担当衙前职役，可免科配、折变，并可授予官衔，三年一升，最高可升到都知兵马使。　　里正、户长、乡书手--职责是替官府督催赋税。里正催收租赋，有权捕人送县鞭打；户长是里正的副手；乡书手帮助里正办理文书。法定里正由一等户轮流充当，户长由二等户充当，乡书手由三等户充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勒索，是官府统治、镇压百姓的凶恶爪牙。　　耆长、弓手、壮丁--其职责名义上是替官府捕捉"盗贼"，实质上是帮助地方政府镇压农民的反抗。耆长由二等户轮充当，弓手和壮丁由三等户轮充，一切听从耆长指挥。有时也从四等户中抽取"壮丁"。　　北宋初，地主阶级也有竞争当衙前、里正的。他们可以利用差役的机会，掠夺财物，升官发财。后来，役法日趋混乱。衙前押运官物，如有损耗，就要包赔，甚至遭到库吏挑剔成色、敲诈勒索。里正、户长催税不齐，也要代为赔垫。因而好多地主视之为负担，不愿充役。有些中小地主，特别是三等户的小地主，常常由于服差役而全家破产。　　按宋代法令规定，差役是在上户中按户等派差的。事实上，官户、形势户不服役，女户、单丁户、僧道都免役，大地主也设法逃避差役，他们都把差役转嫁到农民身上。最后，各种大小差役都由下层地主和自耕农来承担，甚至客户也有被差服役的。差役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充当弓手和壮丁者，要自备衣装弓弩；武艺熟练者，甚至终生不能摆脱。民户逃亡，户长自己得赔纳赋税，使派充户长的人也纷纷逃走。宋代户口的逃亡现象，就是在土地兼并和差役的重压下产生的。咸平年间（公元998-1003　年），蔡州（今河南汝南）就有2500　家主户逃亡，使政府减少了五千三百多贯的田赋收入。（2）夫役又称杂徭。北宋的夫役，表面上是按丁口科差，但官户、形势户享有免役特权，已承担职役的上三等户不再负担夫役，被科派夫役的地主，也往往出钱雇人代为应役或强迫佃户代役，因此实际上，负担夫役的只是下户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同时，佃农编为客户，作为国家的编民，也要按丁口应夫役。北宋的夫役其实是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等广大农民负担的无偿的劳役。　　夫役没有固定的时日规定。在春耕以前调发者称"春夫"，因工事急迫调发的称"急夫"。北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官都可以调发农民应役。较大规模的夫役项目有：修浚河道。最大的夫役是治理黄河水害。北宋几乎年年要调发役夫堵塞决口或修筑堤坝。大规模的工程调发役夫几万至十几万。征调的地区远到河东、京西、淮南等路。役夫远道而来，征期往往一到两个月，致使农事荒废。土木营建。包括修筑城池，修建官舍、寺观，以及修路、造桥等事。北方沿边修筑城防更需经常征调大量夫役。　　运输官物。官府运送粮草、盐、茶等官物，都征调农民负担，这是一种繁重的夫役。　　丁夫应役期间，政府也发一点钱物，但很难真正落到役夫手中。役夫们来自各地，不仅荒废了农耕，甚至惨死于道途上和役所里。宋太宗时灵州运送粮草的役夫，在路上死亡的多至十余万人。　　七、北宋中朝的社会危机和变法运动宋真宗、仁宗、英宗三个皇帝统治的六十几年，是宋朝中央集权统治巩固后，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时期，也是统治集团日益腐朽、衰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宋朝的统治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　　（一）宋真宗的迷信、腐败与耗财1。东封与西祀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畏敌如虎的宋真宗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回到开封，在奸猾狡诈的王钦若的离间挑拨下，于景德三年（1006　年）免去寇准平章事（宰相）职务，改任陕州知州，这样，为主和派扫除了一大障碍。在宋辽对峙下，宋朝如何维持自己的政权呢？王钦若欺骗宋真宗说："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天不如大搞符瑞，借天命以自重，戎狄就不敢轻视宋朝了。"他建议宋真宗"封禅"，说这是"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大功业"，而且指明，"封禅"所需的"天瑞"，可以由人主（皇帝）自造，这就是自古以来圣人以神道设教的好办法。王钦若的骗术，正中真宗的心意。在朝中主要大臣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的怂恿、支持下，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正月竟然说，他去年十一月一天正要睡觉，忽然看见室内生光，神人降临，告诉他下月要做一个月的道场来迎接天书，他按天神的指示已经做了，果然今天天降二丈长的黄帛，这就是天书降临人世。王旦等大臣闻言，纷纷下跪以表祝贺。宋真宗下诏改元大中祥符，设宴庆祝，群臣又被加官晋爵。宋真宗导演的一场迷信骗局就这样开演了。　　"天书"已经制造出来了，紧接着就是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以及僧侣、道士上表请真宗到泰山"封禅"。从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起，政府沿途修建行宫，征调大批物资，紧张准备了半年。宋真宗于十月初四从京城出发，以"天书"为先导，经十七天，到达泰山。在泰山举行了隆重庄严的"封禅"仪典，大宴群臣，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十一月又到曲阜县，拜谒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祭以隆重大典，赐给孔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到十一月二十日才返回京城。许多官员因为"封禅"有功而得到封赏。　　就在满朝官员颂贺"封禅"时，有的大臣就劝告真宗说："徐州、衮州水灾，江、淮、无为等地风灾，金陵也遇大火，这是上天的劝告，要求皇帝节省开支，勤于政事。"但真宗不听劝阻，尽管当时大旱，京师近郊谷价踊贵，还执意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率领文武百官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汾阴祀后土。　　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真宗说，他又梦见玉皇大帝授予天书。于是在延恩殿大设道场，在京师建景灵宫，供奉玉皇大帝。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正月，真宗下诏决定到亳州（今安徽亳县）拜谒太清宫，命王旦兼大礼使，丁谓兼奉祀经度制置使。二月，真宗率大队人马奔赴亳州，亲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宋真宗一再制造"天书"骗局，主要精力全用在祭祀天地鬼神的迷信活动上，不过问朝政，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珪和林特等积极参与制造迷信骗局，受到真宗的宠信。这五个人勾结在一起，搅乱朝政，时称"五鬼"。　　皇帝热衷于"天书"、"符瑞"，地方官也纷纷效尤。许多地方官员争相报告中央本地出现的"符瑞"，以珍禽异兽作为祥瑞献给朝廷。一时间，朝廷内外迷信猖獗、乌烟瘴气。　　2。尊孔续经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真宗到泰山封禅后，又亲自拜谒孔庙，对孔氏家族赏赐晋爵，表示出对孔学的尊崇。真宗又命国子监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等书的"正义"，完成九经"疏义"，大量印行。真宗自己撰写《文宣王赞》，歌颂孔丘是"人伦之表"，孔学是"帝道之纲"。又撰写《崇儒术论》，在国子监刻石，说"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申明儒学是宋王朝统治的指导思想。真宗还决定，科举考试要尊儒术。在选拔官员方面加强儒学的统治地位。　　3。提倡佛道宋建国后，太祖、太宗是保护佛教的，认为佛教有益于政治。政府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地修建寺庙，在京城开封设译经院翻译佛经。宋真宗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在撰写《崇儒术论》的同时，又撰写《崇释论》，说孔孟与佛教"迹异而道同"，主张把佛教作为辅助儒学的工具。他还进一步兴建寺庙，自作佛经注释。在宋真宗的倡导下，全国僧徒从宋初近七万人，增加到四十万，尼姑也有二万多。真宗在位时期，是宋朝僧侣最众，佛学最盛的时期。　　在倡导佛教的同时，真宗也狂热鼓吹道教。他认为："释道二门，有补世教"，"三教（儒、道、释）之设，其旨一也"。真宗亲自拜谒太清宫，尊玉皇为"玉皇大天帝"，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赵氏始祖为圣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在东京修建玉清昭应宫，用银五千两铸造玉皇像，各用金五千两分铸圣祖像、真宗像，在旁侍立，表明他对道教的推崇和信仰。真宗又命宰相王钦若主持续修道藏，搜集编写道书四千三百多卷。全国各地兴造道观。　　真宗在位二十二年，逐步确立了儒学加佛道的思想统治。　　4。资财的空前耗费宋真宗的东封西祀、尊佛崇道，耗尽了国库。　　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十月，真宗由庞大的仪卫扈从，去泰山行封禅礼。十一月返回东京。这一次"东封"，耗费国库八百三十余万贯。1011　年，真宗又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阴，费钱一百二十万贯。过了两年，又去亳州太清宫祭老子。除了这三次大规模活动外，宋真宗自己在制造"天书"骗局后，又先后设了天庆、天祺、天祝、先天峰圣节等等，而且下令各地都要设斋醮祭祀。每个斋醮都要耗费大量金银。有一次，宋真宗下令京城寺观设斋诵经，花费高达一百五十万贯。　　出于迷信活动的需要，中央和地方大兴土木，耗资更为惊人。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宋真宗下诏在京城修建道观玉清昭应宫，用了一万五千两的金、银铸像，并安放"天书"。为营造昭应宫，每天服役的民工达三四万人；所用的建筑材料，分别从全国各地征调，有陕西秦、陇的松，河东岚、石、汾阴的柏，潭州、越州的杉，衡州的碧石等等。因规模宏大，原准备十五年建成，但修昭应宫使丁谓勒令工匠夜以继日，连续营建，结果仅用七年修成宫殿2610　间，规模宏伟，金碧辉煌。亳州修建的明道宫，也有480　间。名目繁多的迷信活动和大兴土木，使国库消耗殆尽，整个社会的物价也受到影响。　　"天书"骗局、狂热迷信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起，一直持续了十五年，直到宋真宗死去。"天书"骗局所造成的北宋政治腐败和财政空竭直接影响宋仁宗的统治。　　（二）宋仁宗的庸懦和北宋"积贫"、"积弱"局面1。仁宗的庸懦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　年）亡，其子赵祯（宋仁宗）继位。当时宋仁宗年仅十三岁，刘太后专权。真宗在位时，因他热衷迷信，编造"天书"，不理朝政，朝中事宜皆由刘皇后处置。真宗一死，宋仁宗有名无实，刘太后大权独揽，专权十二年，政治上无任何建树。她所宠信的大臣吕夷简、晏殊等都因循守旧，投其所好，唯其命是尊。明道二年（1033　年）刘太后死，宋仁宗才亲自执掌朝政，因帝、后间的矛盾，罢免吕夷简、晏殊等太后宠信的大臣。可是，宋仁宗不是一位雄才大略、奋发有为的皇帝，而是一个昏庸、懦弱、荒淫的君主。他没有能力执掌朝政，又把吕夷简等大臣请回来。从刘太后专权到宋仁宗亲政的几十年里，朝政务求苟且，遵守"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不允许任何改善朝政的言论和措施。宋朝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风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宋仁宗不仅昏庸无能，而且侈靡荒淫，整日沉溺深宫，饮酒作乐，不问政事。大臣奏事，一律点头敷衍。谏官王陶上疏说："现在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中书、枢密决定，陛下一无可否，岂是为人主之道？"宫中美女数千人，先后有张美人、尚美人、杨美人、曹氏、陈氏受帝宠幸。赏赐宫妃，动以万计。国库的红罗，都被消费一空。　　2。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建国初，由于官、职、差遣分离，北宋官僚机构就已出现重复设置，官无职事，名与实异的弊端。宋太宗、宋真宗时期，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官员逐年迅速增加。尤其真宗又确定了对官员三年一"磨勘"的考核制度，一般官员每三年都可晋转一官，逐步升至高官。而且，只要达到一定的级别，就有"恩荫"子孙及亲属为官的特权。级别高的官员可以每年"恩荫"一子为官，级别低的官员也可以每三年授一子为官。这就使得北宋的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宋朝对各级政府机构采取"有定员，无限员"的办法，不断扩大各级政府官员的数量。如州的行政官员本只有刺史、司户各一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团练推官、通制、副使、制官、推官。曹官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司理。一个州的官员人数在几十年内就增加了五倍以上。　　宋仁宗时，官僚机构更加臃肿。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官员已经冗滥不堪，宋仁宗仍嫌"取人之路尚狭"，认为许多人"白首而不得进"，于是在亲政的次年（景祐元年，1034　年）下诏：此后"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还规定那些经过多次考试，已经五六十岁的人，即使试文不合格，也不能轻易取消，要上报朝廷，就是说可以通过皇帝"赐及第"的办法给予官职。官员人数急剧膨胀。在宋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1004-1016　年），官员总数为9758　位，而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　年），内外官员已达17300　多位，还不包括尚待委派差遣职事的后补官员在内。四十年间，宋朝的官员增加了一倍以上。机构臃肿，官员膨胀，则必然导致以下弊端：一是"一官三人共之"，官员太多无法安置；二是养了一大批占居官职，不干实事，终日享乐闲居的庸才；三是为谋取显赫职位，不少官员不择手段，弄虚作假。　　官僚机构臃肿，人数恶性膨胀，官员聚敛无度，奢侈腐化，办事因循守旧，无所作为，一切以取悦于皇帝为准绳。找不到得力的干才，这就是宋仁宗统治时期的"冗官"之弊。　　3。庞大无能的军队北宋的军队一般分为四种：禁军--是从全国各地的强壮军卒中精选而来，直属中央指挥。宋初实行内外相制的办法，一半兵力驻守京师，一半兵力轮流出戍外地，士兵每隔三年换一次驻地。　　厢军--驻扎各地的镇兵，往往不参加训练，只服杂役。　　乡兵--从民户中抽调壮丁组成的地方武装。如河北、河东和陕西的义勇，河东和陕西的弓箭手，广东的枪手等。　　蕃兵--由少数民族壮丁充当，是北宋西北地方军，驻扎在陕西、河东路与西夏接壤的地区。　　从宋太祖始，军队实行募兵制，经常采取灾年招兵，以民变兵的办法扩充军队。兵丁的数额年年增加。宋太祖建国初期禁军、厢军为22　万，到开宝年间（公元968-976　年）增加到37.8　万，宋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总兵额为66.6　万，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　年）为91　万多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丁，禁军激增至八十多万人，皇祐元年（1049　年）总计达140　万，为宋代的最高数字。　　宋代统治者严防内患，对武将严加控制、防范，将不专兵，因此，军队纪律松弛，缺乏训练，兵众力弱。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兵士更少训练，不识阵图，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征调的禁军，不会打仗，往往遇敌不战自溃。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或是"绮纨少年"，或是"罢职老校"，无法训练士卒。边郡士兵平时坐食军饷，战时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军队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帅和士兵上下脱节，指挥失灵。宋初的太祖、太宗出身将帅，或亲自领兵出征，或自定阵图，指挥各地作战，表现出相当的军事才能。真宗以后的几个皇帝，生长深宫，不懂军事。真宗、仁宗还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脱离实际自定阵图，令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其结果只能是束缚将帅，每战必败。将帅在外作战多请示朝廷，群臣上下争论不决，往往坐失良机。另外，宋朝统治者防范统兵武将，代以不懂军事的文臣指挥打仗，自然屡战屡败。宋朝军事制度的弱点愈来愈严重。　　4。惊人的财政支出官员和军队人数的骤增，给北宋的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　　（1）北宋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享受着优厚的薪俸待遇两府的宰相和枢密使，每月俸钱达三百千，可以购买上等良田一百多亩；此外，还有冬春服、随从人员的衣服粮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等等费用。每逢祭祀典礼，还有各种固定名目的赏赐。旧官加新官，必然给宋朝财政增大开支。仅郊祀的费用，宋真宗景德年间为600　万缗，宋仁宗皇祐年间为1200万缗，从景德年间到皇祐年间，官员数目从九千多增为一万七千多，增加了近一倍。宋仁宗统治时期，十三次科举取进士四千多人，诸科五千多人。中举者又加入各级官吏的行列，所以宋仁宗冗官的开支，又比真宗时多出好几倍。　　（2）养兵费用也相当惊人在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每年需要五十千，一名厢军每年开支是三十千。宋代军队数额骤增，养兵费用也必然激增。宋仁宗时蔡襄作了一个统计，全部厢、禁军每年开支4800　余万贯，占宋朝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5／6。　　除了"冗官"、"冗兵"的费用以外，还有大兴土木，修建寺观，名目繁多的宗教仪式等等。仁宗尊儒，以大庆殿为明堂，举行大亨明堂礼（祭天地祖宗），仅仪仗就达一万多人，一次祭享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宋朝的国库经过真宗的东封、西祀及多种迷信活动，本已空竭。仁宗时期，支出费用剧增，据《宋史·食货志》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　年）全国收入1.5085亿余贯，支出1.2677　亿余贯。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　年），全国收入1.2625亿余贯，全部支出，没有盈余。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　年），全国收入1.1613亿余贯，支出1.2034　亿余贯，非常支出1152　万余贯，竟亏短1500　万贯。国家财政年年亏短，不断"支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3）宋、西夏重开战端宋仁宗在位时期，不仅内政弊端丛生，边境也连受外族侵扰。宋、西夏战事重开。　　景德三年（1006　年），李德明接受宋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册封后，一方面利用同宋朝媾和、局势稳定的时机，巩固已经占据的夏州地区的统治，发展该地区的社会经济，一方面利用宋朝每年赐赠的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及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力量，不断扩张势力。辽朝也册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李德明得以专力向西扩展，攻杀潘罗支，再克西凉，攻破回鹘统治的甘州（今甘肃张掖），降服回鹘瓜州王贤顺，控制了河西走廊。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境内保持相对的稳定，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因其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宋在边境重开、增设榷场而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商贩如织"的景况。李德明在夏、绥二州建驿馆，在■子山造宫室，又在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建宫殿、宗庙、官署，改称兴州，作为西夏统治的中心。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　年），李德明死，其子李元昊继位。元昊是个有野心又有谋略的人，对其父臣属宋朝早就心怀不满。即位后，立刻下令以兵法管理各个部落，使各部落都成为可随时征调的军事组织。下令党项人恢复鲜卑族旧俗，一律秃发，耳挂重环。他废弃唐、宋所赐李、赵姓氏及拓跋旧姓，改姓嵬名，改名曩霄，自称"兀卒"（青天子），重订西夏的礼乐制度，制定西夏文字，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广修殿宇。1034　年（宋仁宗景祐元年）改年号为开运，继改广运，不再使用宋朝的年号。他又向东扩展，进攻宋朝的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向西进攻吐蕃大首领唃厮罗占领的湟水流域，经过苦战，占领青唐（今青海西宁），攻占回鹘的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甘肃安西县）、沙州（甘肃敦煌县），把河西走廊完全控制在西夏统治之下，这时的西夏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方盘城），南迄肃关（今宁夏同心县南），北抵大漠（蒙古瀚海），辖有幅员方二万余里的广大疆域。　　宝元元年（1038　年）十月，李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公开撕毁了李德明与宋签定的和约，与各部落首领约好要大举进攻宋朝。元昊于宝元二年（1039年）正月上表宋朝要求正式承认大夏国及国君李元昊。宋朝拒绝，于六月下诏削除李元昊的赐姓和官爵，停止同西夏的边境贸易，并在边境发布文告，能捕杀李元昊者，将授定难军节度使。元昊也将宋朝授予的旌节和封号敕诰退还宋朝。西夏与宋决裂。　　宝元二年十一月，元昊率兵进犯宋朝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宋与西夏战事正式爆发。此后，西夏又接连进犯宋朝的渭州（甘肃平凉）、延州（陕西延安）、麟州（陕西神木县北）、府州、丰州（陕西府谷县北）等许多边境州府。康定元年（1040　年）正月的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战役中，因延州主帅范雍指挥失误，怯懦寡谋，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万余宋军损失殆尽。　　三川口战役的损兵折将使宋政府大为惊恐，仁宗一面征调军马粮草入陕增援，一面调整主帅，派颇有声望的韩琦、范仲淹入陕为边帅，不久又任命韩、范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兼延州主帅，与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一起主管全陕军事。　　范仲淹在延州把州兵18000　人分由二将率领，加强训练，又根据地形构筑堡寨，使各堡寨相互支援，并提拔作战勇猛的狄青为将。　　但是，范仲淹只握有延州一线的军权。宋军各主帅间意见各异。范仲淹主张持重防御，韩琦力主会兵出击，身为统帅的夏竦却无主见，只在军中与侍婢淫乐，而把攻、守二策上报待仁宗裁决。宋仁宗批准韩琦主动出击之策。韩琦于庆历元年（1041　年）二月派大将任福统兵18000　人，深入敌后，妄图截断西夏兵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的退路。任福率兵抵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东）时，正中李元昊的埋伏，任福、桑怿等人战死，军败将亡。　　好水川战败后，宋仁宗罢免夏竦，改任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分任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主帅，各负责一路防务。庆历元年（1041　年）八月，元昊领兵攻陷丰州，知州王余庆战死。西夏兵进屯琉璃堡，侵扰麟州、府州。鄜延都钤辖张元召募役兵夜袭琉璃堡，斩夏兵二百余。夏兵弃堡逃遁。庆历二年（1042　年）闰九月，元昊大举进攻泾原路的镇戍军（今宁夏固原），王沿派大将葛怀敏率兵抵御。宋军在定川砦（今甘肃平凉市北）遭元昊包围，葛怀敏、曹英等十六将官战死，9400　余宋兵，600　余匹战马皆被夏兵掳去。元昊乘胜长驱渭州，在周回六百里内，焚烧房舍，杀掠居民，并扬言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因范仲淹自庆州（今甘肃庆阳）率军来援，元昊才撤退回去。定川砦之战，宋军损失惨重。　　定川砦战败的消息传至京城，宰相吕夷简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御史中丞贾昌朝分析对夏作战兵败的原因说："太祖收方镇之权，以为万世利，及太宗时，将帅率多旧人，犹能仗威灵，所向有功。近岁因西羌之叛，骤择将领，而士不练习，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则必败，此削方镇太过之弊也。况今武臣多亲旧恩幸，出即为将，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此用亲旧恩幸之弊也。"他建议："守方镇者不要再屡次更换，边防将帅要尽快选人代替。"宋仁宗采纳了贾昌朝的意见。十一月，仁宗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庆历三年正月又下诏，凡军期不及奏报者，准许韩琦、范仲淹等便宜从事。由于连年战争，屡战屡败，冗期繁多，国库空竭，仁宗不想整军与西夏决战，密令知辽州庞籍与西夏谋和。　　西夏统治者在战争中抢掠了一些战利品。但是，一则宋在陕西布有重兵，西夏再想扩展也非易事；二则原宋每年赐赠的财物已取消，边民互市获得的利益也没有了，战争所得不能弥补战争的损失，于是庆历三年（1043　年），元昊也试图与宋重新议和。　　宋、西夏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经过一年多的往来谈判交涉，庆历四年（1044　年）十月重订和议：西夏取消帝号，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宋每年赐给西夏银五　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还按年在双方的节日赠西夏银两万二千两，绢、帛、衣着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重开沿边榷场，恢复民间贸易往来。历时七年的宋、西夏战争告一段落。宋朝又用重金换取了西北部的暂时安宁。　　（4）北、南边患迭起辽朝趁宋受西夏困扰之机，于庆历二年（1042　年）派使臣来宋，要挟交还周世宗北伐时夺取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地，同时聚兵幽燕，伺机南下侵宋。宋朝急忙派使臣富弼赴辽谈判。其结果是：宋每年送给辽的钱物中，银再增加十万两，绢增加十万匹。辽乘机得利，宣布从幽燕撤兵。自"澶渊之盟"后，宋又一次满足了辽的无理要求。　　西北和北方的边患刚刚平息，南方又发生了广源州蛮侬智高大规模侵扰广南事件。　　广源州位于广西和交趾（今越南北部）交界处，侬智高是广源州的首领，原依附交趾，后对交趾的控制不满想依附宋朝，宋未允，故生怨恨。皇祐元年（1049　年）九月，侬智高趁宋朝广西守将防备松懈，率众攻破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宋朝未重视此事，侬智高又在皇祐四年（1052　年）向广南地区进攻，很快占领两广大片地区，在邕州（今广西南宁）称帝，并一度包围广州。宋朝先后派大臣余靖、孙沔前往征伐，均未成功。侬智高更加蛮横，要宋册封他为邕桂节度使，承认他在两广的统治权力。　　因武力征讨无效，宋仁宗曾想接受侬智高的无理要求以求安宁。曾在西夏战争中屡立战功的狄青要求出征，宋仁宗便把征讨侬智高的重任交给狄青。　　狄青整肃军纪，严明赏罚，曾亲手处斩败将桂州（广西桂林）知州陈曙及部下三十二人，深为宋军官兵爱戴。皇祐五年（1053　年）正月的上元节，狄青下令大宴三夜赏灯以麻痹侬智高，趁其没有戒备，亲率大军顶风冒雨越过险要昆仑关，直捣邕州。侬智高仓猝应战，全军被歼，宋军夺回邕州。侬智高逃到大理，为大理人所杀。广南重新获得安宁。　　侬智高为宋所灭，应该说是北宋中期经过许多战败的教训以后，解除武将不能专用的禁令，大胆起用有军事才能、智勇皆备的武将所获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开始时，宋仁宗对狄青并不放心，准备配置一个宦官充当狄青副手。有的谏官劝仁宗在狄青身旁派侍从文官为三副。而宰相庞籍向宋仁宗陈述了北宋大将权力太轻，指挥无力，作战屡败的教训，说如果不给狄青全权，不如不派他出征。这样，宋仁宗才解除疑忌，授予狄青指挥广南军事的全权。狄青迅速平息广源州侬智高的军事反抗，声名更震，皇祐五年升任枢密使。但一员武将的高升，为一向防范武将的宋廷文臣所不容。狄青在枢密院任职仅四年，就被排除出朝廷，以使相衔出判陈州（今河南淮阳）。嘉祐二年（1057　年）卒于任上。一位有勇有谋、克敌制胜的良将最终在无端猜忌、排挤下丧生。　　（三）北宋中期各种矛盾的激化由于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兼并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在宋太宗时，已经有人上疏，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到宋仁宗时期更出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情况。　　官僚和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办法很多。有的凭借权势侵吞名义上属于官府的官田，有的用高利贷盘剥并吞负债农民的田产，有的竟伪造田契强占或趁农民极度贫困生活无着时置买田产，不一而足。农民出卖土地则是被迫无奈，有的是因为官府赋税重压无力支付，有的因天灾、战乱而迫于饥寒，有的则是迫于官僚、恶霸、地主的淫威、权势。正是官僚、豪强地主巧取豪夺，明买暗抢地兼并农民土地，迫使广大农民丧失生计，衣食无着，使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加剧。　　北宋中期的冗兵、冗官和各种耗费，也激化了各种矛盾。包拯在《论冗官财用等》的奏疏中说，国家财赋从真宗景德年间以后，四十年间增加了将近一倍。有的州府规定农户把夏税的粮麦折钱交纳，仅夏税一项，经过折变，农民的负担就增加了三倍。在陕西地区，因对西夏战争，几年之内，钱、帛、粮、草的征收数额从每年1978　万增加到3390　万，所增数额是惊人的。　　官僚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却不承担这些土地应交纳的租赋，使得许多农民"田业既尽，而税籍犹存"。北宋中期大量的土地被豪强地主隐瞒而不交纳田税，这些田赋也全被转嫁到农民头上，土地被兼并，赋税又增加，本已贫苦的农民就更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了。在农民陷入困境之时，一些贪官污吏也加紧对农民榨取掠夺。北宋中期，官员恶性膨胀，担任有实权的差遣的人数不多。有些官员，一旦谋到了差遣职事，就大肆地搜括民脂民膏，使得更多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卖田，沦为境况更惨的客户，有的被逼无奈而只好逃亡异乡。而许多州府还规定，逃亡户的赋税不能免，要由邻里代纳，这就逼迫更多的农户逃亡。　　北宋实行募兵制，尤其实行强募饥民为兵的政策，每一地区发生饥荒，官府都强迫饥民中的壮年刺脸强征入伍。这些贫苦农民被迫编入军队后，不仅常常被官府和将帅克扣军饷，还要无偿地服各种劳役，遭受将领的高利贷盘剥。许多下层士兵被迫纷纷举兵反抗，加深了北宋中期的危机。　　尽管宋朝统治者严加防范农民起义，但随各种矛盾的加剧，农民、士兵仍不断起义。　　宋真宗初年，驻扎益州（今四川成都）的兵丁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率众又攻下汉州，攻绵州、剑门受挫，返回益州。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宋王朝派出雷有终为川陕招安使，结集川陕各州兵，镇压起义。咸平三年（1000　年）九月，宋军夜间挖隧道入城。王均率起义军二万突围至富顺，后宋军入城，王均坚持不屈，自缢牺牲。　　真宗景德四年（1007　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杀宜州知州刘永规，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起义军自宜州攻宋怀远军，未攻破，进取柳州。宋柳州知州王昱遁逃，义军占领柳州城。后在宋军追击下失败，陈进等起义军领袖六十余人牺牲。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统治时期，各地农民、士兵起义更是此起彼伏。　　庆历三年（1043　年）五月，京东路驻军在王伦领导下杀死沂州（今山东临沂）巡检使朱进，占领沂州，宣布起义。起义士兵南下，先后攻占密（山东诸城）、海（江苏连云港）、扬（江苏扬州）、泗（江苏盱眙东北）、楚（江苏淮安）等州。起义军所到之处，宋朝各地巡检、县尉等官员相继投降，衣甲器械尽为起义军所获。王伦身穿皇帝所穿的黄衣，建立年号，设置官职，声势大振。七月间，宋朝集合各路兵镇压起义。王伦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兵败，退到采石矶，被杀牺牲。　　王伦起义刚刚平息下来，庆历三年（1043　年）夏，陕西大旱，饥民达二三百万人。八月间，在商（陕西商县）、虢（河南灵宝东）一带发生了张海、郭邈山、党君子、范三等人领导的饥民起义。起义军自陕西转战到豫西、鄂北。京西路各地农民起而响应，威胁京都开封。起义军至光化军（今湖北光化），宋兵士五百余人在邵兴领导下起兵，与起义农民相聚合，声势更壮。邵兴起义后，得到在商于（今河南淅川西南）铸钱监服役的二千多士兵的响应，并在兴元府大败宋军。宋仁宗急忙调重兵前往堵截。十一月，邵兴战败被杀。十二月张海等人也兵败牺牲。　　庆历四年（1044　年）八月，驻守保州边界地带的禁军数千人，因受官员虐待，愤而起义。保州通判石待举、走马承受宦官刘宗言上城顽抗，被起义兵士杀死，知州刘继宗逃跑溺死。保州临近契丹，宋王朝更为惊恐，命宣抚使富弼统率各路兵马前往镇压。官军持诏书招降，部分士兵被诱骗打开城门。官军入城，将发动起义者四百二十九人，全部坑杀，起义失败。　　三年之后，庆历七年（1047　年）十一月，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又爆发了士兵和农民的起义。起义的领袖王则本是涿州（河北涿县）农民，因饥荒逃亡到贝州，给地主牧羊，后就招从军，当了宣毅军的小校。王则利用贝州民间流传的秘密宗教弥勒教的"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的传说，散布变革世道的思想，并利用弥勒教和德州、齐州（山东济南）等地的士兵、农民取得了联系，秘密准备起义。因起义机密泄露，遂提前于庆历七年十一月冬至节发动起义。当州官们去天庆观拜谒时，王则率起义士兵打开兵器库，夺得武器，打开监狱，释放囚犯，逮捕宋知州张得一。王则占领贝州后，称东平郡王，建国号安阳，改元得圣。以州吏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王则起义又一次震动了宋王朝。庆历八年（1048　年）正月，仁宗派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以明镐为副使，领大军围攻贝州，久攻不下。后在南城挖通地道，潜入城内。起义军突围而出，王则、张峦、卜吉等被俘，押解开封处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正像欧阳修所说："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士兵斗争与农民起义互相结合，是这一时期反抗北宋统治的斗争的显著特点。　　（四）庆历新政。范仲淹、包拯等努力改革弊政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和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如何迅速摆脱困境，从宋真宗以来，朝廷中许多有远见的大臣提出各种主张和具体措施。　　真宗初即位，知扬州王禹偁即应诏上疏，建言五事：一是对辽和西夏李继迁"谨边防，通盟好"；二是"减冗兵，并冗吏"，减轻税收；三是严格科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淘汰僧尼，减少耗费；五是"亲大臣远小人（宦官）"，朝廷信任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的建议，主旨是在减少冗兵冗吏，认为这是"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王禹偁数次被诬、坐贬，但立志图新，屡上书主张变法，为北宋政治改革派先驱。　　仁宗宝元二年（1039　年），权三司度支判官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指：一，天下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朝增加五倍；二，几十万厢军不作战而耗衣食；三，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无限额，仅尚未受戒的就已有五十万之众。"三费"：一是道场斋醮，百司供应无数；二是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耗费官府衣粮；三是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国用。宋祁最后又建议仁宗和后宫应节俭，不得妄费。宋祁建议的主旨是裁减无用、多余的官和兵，节省经费。　　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宋仁宗面临着内外矛盾迅速激化局势。官僚队伍庞大而效率极低，辽和西夏不断侵扰，人民生活困苦，赋税不断增加，各地农民、士兵不断暴动。宋朝再也不能循守旧章去维持统治了。正是在这困难的时刻，范仲淹等人心怀对社会危机的忧虑，挺身提出改革弊政的主张。范仲淹（公元989-1052　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读书刻苦。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登进士第，开始了官宦生涯。他在任地方官时，注意民间疾苦，修筑水利工程，兴办学校，关心时政，为官清正。景祐二年（1035　年），权知开封府，在朝敢于直言，不畏权贵，反对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擅权自专。宋西夏开战后，任陕西帅臣，分延州兵为六将，分部训练，量敌众寡出战。重训兵，筑城防，边防得以巩固。庆历三年（1043　年）召为枢密副使，后任参知政事，上疏建议改革弊政。所奏陈十事，大都被宋仁宗采纳，陆续实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因新政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切身利益，范仲淹遭到诬陷、打击，被宰相吕夷简诬为"朋党"。庆历五年（1045　年），罢参知政事，出知邠（今陕西彬县）、邓（今河南邓县）、杭等州。皇祐四年（1052　年）卒，谥文正。除范仲淹外，庆历年间其他士大夫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也很强烈。庆历二年（1042　年）五月，欧阳修上疏说："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要求仁宗"革去旧弊"。在危机面前，宋仁宗也同样对时局感到忧虑，于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表示了改弊立新的意向。范仲淹、韩琦、富弼、余靖、欧阳修等有名望的大臣纷纷向宋仁宗提出改革弊政的具体建议。宋仁宗于庆历三年七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并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一再手诏敦促范仲淹、富弼等人尽心国事，提出改革意见。范仲淹、富弼分别向仁宗呈送了革弊建议。　　范仲淹认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有救，祸乱必生"，宋已建国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已到了"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时刻。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是：（一）"明黜陟"。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的磨勘法。官员中有大功"高才异行"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处分。（二）"抑侥幸"。改变贵族官员子弟"恩荫"作官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省冗官。（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艺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四）"择官长"。严格选派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各州县长官。（五）"均公田"。各级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等的"职田"，用来"责其廉节"，防止贪污。（六）"厚农桑"。每年秋天，提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七）"修武备"。在京畿及近辅州府招募五万人充京畿卫士，一年之内，可以"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以节省兵费，加强京师防卫。（八）"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徭役相对地减轻。（九）"覃恩信"。朝廷发布的赦令，各地必须执行。（十）"重命令"。各地法令应由朝廷统一，颁行之后，必须遵守。范仲淹所提的十项建策，除"厚农桑"属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外，其余皆属立制度，振纪纲，为的是巩固、加强宋王朝的统治。　　富弼的建议大多也是要求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逐步改善吏治。范仲淹、富弼的建策，大都被宋仁宗所采纳。从庆历三年十月到庆历四年上半年，宋朝陆续颁布几道诏令，施行新政。庆历三年十月，诏中书、枢密院共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颁新定磨勘式，规定中外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优劣分别升降。十一月，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者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自二十增至二顷不等。庆历四年三月，诏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规定士子必须在学校中学习一定时间，才许应举，科举取士则"先履行而后艺业，先策论而后诗赋"。另外，还颁布减徭役的诏令，废并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五个户口较少的县份，又将孟州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各县乡村役人，使其还乡务农。但范仲淹所提的"厚农桑"、"修武备"则未实施。这就是"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实施，是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是出于对长远利益考虑。但新政中对官僚机构的整顿，对无能和多余官员的减裁，对职田的限定，对"恩荫制"的严格规定，都触犯了势官权贵眼前的私利。当时，范仲淹审查各路转运使的"班薄"（名册），凡不称职者，就用笔勾个记号，依次更换。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对曰："一家哭，怎比得上一路哭呢？"范仲淹正是如此下决心更换那些领取厚禄而无能的官员。正因为如此，官僚、贵族纷纷反对、诽谤之，攻击范仲淹、富弼是"朋党"，甚至造假，诬陷他们有取代皇帝的野心。在流言蜚语的影响下，在官僚、贵族胁迫下，宋仁宗那种迫切要求改革弊政，兴致太平的决心逐渐动摇。庆历五年（1045　年）初，仁宗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范仲淹被罢免，富弼因赞同改磨勘法，也被罢免。韩琦上书力谏，反对罢免富弼、范仲淹，仁宗不准。韩琦也被排挤出朝廷，知扬州。"庆历新政"历时只一年左右，在贵族官僚的激烈反对下，在仁宗意志不坚，自订自毁下宣告失败。范仲淹被贬官出朝廷后，于庆历六年（1046　年）九月，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写下了脍灸人口的《岳阳楼记》，表述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的情怀，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了自己继续以天下安危、忧乐为己任的远大抱负。　　在"庆历新政"失败后，改革弊政的思潮受到了抑制。但是，社会危机继续存在，困境仍没有摆脱。在宋仁宗统治的最后十多年间，不少官员陆续提出各种改变旧法、革除弊政的主张，包拯就是其中的一员。　　包拯（公元999-1062　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　　仁宗天圣五年（1027　年）进士及第，历知天长县（今属安徽）、知端州（今广东高要），政绩斐然，迁监察御史。后曾出任东京转运使、河北都转运使，知瀛、扬、庐等州及江宁府等。至和三年（1056　年）年担任过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　年）病逝。包拯为官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执法严明，不徇私情，深受人们的爱戴。后人不断称颂包拯为清官之典范，并加工为刚正不阿、为官清廉的包公（包青天）这个艺术形象。　　包拯针对当时"三冗"积弊，主张严格选拔官员，淘汰冗杂、贪暴、懦弱无能的官吏，年老的官吏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之弊；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之弊；轻徭赋，节省开支，以解决冗费之弊。并要求朝廷免去各种无名科敛，赈济受灾百姓，严惩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要求宋仁宗"锐意而改图"，一再强调，如果朝廷内外再因循守旧，不务更张，将来必有不可救之患。而包拯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为官廉洁，关心民间疾苦，严办贪官污吏，打击枉法的官僚贵族。并要求自己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当贪官污吏。他特立"家训"，定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在封建社会中，立志世代为官清廉，不扰百姓，实在难能可贵。这也就是"包青天"为当时和后世人民所敬慕、歌颂和盼望的重要原因。　　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也于嘉祐四年（1059　年）向宋仁宗呈送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王安石在《言事书》中，首先就指出，"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是因为"不知法变"，即"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而要改易更革这些不合乎先王之政的法度，就得需要人才。人才是改革现行法度的当务之急。王安石向仁宗提出了尽快培植人才、改革弊端的主张。他主张从教、养、取、任等四个大方面培育改革所需之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王安石所说的"法先王之意"、"趋先王之意"，是指在先王的名义下，适时变法革新。王安石与主张改革的其他官员不同。他在《言事书》中指出，财政的困窘，决不是由于冗员和官员过多，而是由于理财不得其道，不能因时而变，只固守旧道。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就是王安石的理财之道。　　王安石的《言事书》呈送上去后，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更未被采纳。稍后，司马光、苏辙、苏轼也屡次上奏札，呈请仁宗"斟酌事宜，损益变通"，要求变更弊政。司马光的改革主张是：裁减禁军，精加选择；量材录用官吏，使久其任；减损冗费，节省财用；善于理财，保养财源，使"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各行各业都能乐业安富，然后才能"上下交足"。司马光请求仁宗要有长远安排，有战略眼光。他强调说："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之大患也。"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也主张革新，认为当时有三患：一患无财，二患无兵，三患无吏。苏轼针对这三患，提出以"课百官"来整顿吏治，以"安万民"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厚货财"来理财富国，以"训军旅"来整军经武。在变更的方式上，他主张和缓的渐变，反对骤然的剧变。　　可以说，在庆历年间府库空竭，危机加深，百姓穷因，民变四起的形势下，许多忧国忧民有政治远见的士大夫，纷纷向宋仁宗提出有价值的变法主张。改革旧法，大势所趋。　　（五）熙宁变法嘉祐八年（1063　年）在位达42　年之久的宋仁宗病死。仁宗无子，由其养子赵曙（宋英宗）继承皇位。　　英宗面对仁宗留下来的内外交困的政局，曾经想对朝政弊端进行一番改革。他继位不久，就对执政大臣富弼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的问题。但当时富弼等大臣因循守旧，对英宗敷衍塞责，不思救治。英宗本人不久也重病缠身，精神失常，难以理朝，他救治积弊的愿望也化为泡影。宋朝所面临的危机则进一步加深。仅财政一项，仁宗时每年亏空的数额达300　万缗以上，英宗治平年间竟达到1570　余万缗。治平四年（1067　年），英宗病死，因财政困难，其丧葬费用不得不大大削减。　　英宗死，其子赵顼（神宗）继承皇位，当时不满二十岁。赵顼当太子时，就很关心国家大事。十多岁时，曾披甲去见祖母曹后，要求恢复失去的疆土；每当群臣提到仁宗时辽朝趁宋西边紧张之际，兴兵讹诈一事，便忧愤得落泪。神宗继位，也正是士大夫变法思潮方兴未艾之时。神宗刚即位两个月，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就上疏，对当时"天下困极"，"而天下恬然不图营救"的政局表示"不胜忧愤"，而且指出，宋朝如果仍旧"遵常守故，龊龊细文，避猜嫌，顾形迹，恤浮议而废远图，忽人谋而徼天幸"，将来一旦出现凶年饥馑及"寇戎"，就难以挽救。宋神宗作为一个年青的皇帝，在当时士大夫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很想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他继位后，即向元老重臣富弼征询富国强兵之道。但神宗料想不到，此时的富弼已经不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努力兴致太平、革除旧弊的改革派了，不仅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而丧失改革的锐气，而且久居高官，变得老于世故，因循故道。当神宗向他征询致国盛强之道时，他竟像几年前对待英宗一样，要宋神宗"二十年不言兵"，试图让宋神宗放弃改革时弊的想法。　　宋神宗无法从元老大臣那里得到支持，就只得寄希望于当时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王安石。　　1。王安石王安石（1021-1068　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其父王益一生只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吏，未能进入统治阶级的上层中去。　　庆历二年（1042　年），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被派往扬州，去作"签书淮南节度制官厅公事"。实为扬州地方长官韩琦的一名幕僚。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改任鄞县知县，后历任舒州通判、开封群牧司制官。嘉祐二年（1057　年）任常州知州。嘉祐三年（1058　年）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同年十月，被北宋政府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　　王安石多年的地方官吏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在于官吏昏暴无能。他在自己的任所内，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改革。在庆历七年任鄞县知县时，王安石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和水利灌溉情况进行了解。在近三年的任期之内，他在鄞县做了许多"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的工作。为使经济状况不佳的中下等级的民户能及时耕种收获，王安石到鄞县的第二年，就在青黄不接的春季，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他们，约定到秋收后，加纳少量利息偿还，免遭豪强兼并之家的重利盘剥。嘉祐二年（1057　年）王安石任常州知州。为发展常州境内的农业生产，王安石主张在当地开掘一条运河。在开掘中，浙西路转运使等地方官吏极力反对、阻挠，又适逢淫雨不止，民夫多病，开掘工作被迫中断，王安石由此深感改革之艰辛。王安石就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时，曾上疏给北宋政府，力陈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或缺，应当尽可能使民间得到价格便　宜的好茶。北宋政府一直施行茶叶专卖的榷茶法，但每年收入并不多，为此政府应该考虑改变这种办法。王安石的建议被北宋政府采纳，江南东路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内取消了茶叶专卖制度，改为商人运销、政府抽税的办法。事实证明，宋政府由此抽税所得，较之由专卖所得并未减少。　　王安石从县官到州官，凡其所负之责，凡其所到之地，总要对他所认为应兴之利、应除之害大力进行一番兴革，表现出勇于进取的实干精神，与当时的官绅士大夫阶层所流行的因循苟且、虚妄空谈之风形成鲜明的对照。王安石也正是从地方官吏的实践中，深深地体察到，宋朝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　年）向宋仁宗赵祯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言事书》。在《言事书》中，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王安石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从《言事书》可见，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中少见的紧迫感。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可惜的是，《言事书》并没有受到宋仁宗和当政权臣的注意，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仅约两年半，就又被调作知制诰，去掌管替皇帝起草命令、文告的工作。　　嘉祐八年（1063　年）仁宗病死，英宗立。王安石的母亲也在这年秋季逝世，他因"丁忧"辞掉知制诰的职务，回到江宁守丧。在守丧期间和服除之后，王安石一直都在江宁家中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侯叔献、蔡卞等人，都是在这几年内先后从他受学的。直到宋英宗病死，宋神宗赵顼继承皇位之后，他才在熙宁元年（1068　年）应召回到开封，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神宗的赏识和信赖。熙宁二年（1069　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法，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影响较深远的政治改革，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　　2。王安石变法在王安石的激励推动下，神宗更加坚定了变法图强的决心。熙宁二年（1069　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　　变法刚刚推行时，王安石作为五个执政大臣之一，为推动变法而生气勃勃地活动。但整个朝廷却是暮气沉沉，其他四个执政大臣中，宰相曾公亮年过七十，长期占据高位，遇事模棱两可，阻挡进用新人，不支持变法，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官僚典型。另一位宰相富弼（熙宁二年二月复相），因庆历新政失败已经丧失改革的锐气，因循保守，只求保住高官，见神宗信任王安石推行变法，便称病求退。同王安石并列为参知政事的唐介曾极力反对宋神宗任命王安石执政，在新法刚开始的四月间病死。另一参知政事赵扑见难以阻挠变法，便自叫苦。当时有人讽刺说：五个执政者王、曾、富、唐、赵是生、老、病、死、苦。依靠这样的执政班子显然无法推行新法。宋神宗于熙宁三年（1070　年）十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宰相，授予大权，有力地推行新法。王安石执政后，随即建立起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即皇帝特命设置的制定三司（户部、度支、盐铁）条例的专门机构。神宗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是由王安石主持。在这个机构中，任用了一大批新人。吕惠卿、曾布、苏辙都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的"检详文字"官，参与草拟新法。　　王安石之所以急于变法，就是要改变宋朝国贫的局面，创建新的理财富国之道。王安石在早年做州县官吏时，就曾在其《与马运判书》中写道："尝以为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在他给仁宗的《言事书》中又总结了"前世治财之大略"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并且指明"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王安石认为，最好的理财方法，是依靠天下的所有劳动力，去开发自然资源。主要的是积极的开源，而不是消极的节流。王安石向仁宗进言道："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王安石颁发了一系列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均输法　北宋都城开封，聚居着数量极大的皇族、贵戚和官僚士绅，还驻屯着保卫首都的数量众多的军队。宋初以来，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和军队的消费，在江南、两浙、荆湖、淮南等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资。发运使只是照章办事，一切按照每年定额，丰年不敢多运，凶年不敢少运，经常支出大笔运费，运来一些过剩物品，只得在京城降价出售。各司往往隐瞒财富，不肯如实申报朝廷，反而以支移、折变等名目加倍收税。朝廷调用物资时，不管某地是否生产某种东西，也不管其时是否生产某物的季节，一旦需要，急令强征。这种种弊端都给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控制市场提供了方便，而百姓则被加重赋税负担，朝廷仍然财用窘迫。王安石很早就发现这是没有理财之道而必然导致的恶果，变法就必须解决这个严重的经济问题。　　熙宁二年（1069　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以薛向为六路发运使，设置官属，推行此法。朝廷从内藏库拨予钱500　万贯，米300万石，以供周转费用。发运使了解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得以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王安石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应该说，均输法从增加宋朝国用出发，多少改变了旧制，增加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剥夺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微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王安石和变法派所制定推行的市易法，大致是借鉴西汉中叶桑弘羊推行的平准法而建立的。推行市易法的目的，是要把都城开封和其他较大的商业城市中市场物资的价格规定及操纵物价涨落之权，从豪商富贾的手中夺回到中央政府手中，一则可使物价基本稳定，二则可使一般小商贩免于富商巨贾的盘剥欺凌，三则北宋政府可夺回富商巨贾所独享的那些权利。王安石于熙宁五年（1072　年）三月颁行市易法。早在熙宁三年（1070　年），在秦凤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的王韶，就曾向北宋政府建议说：居住在北宋西北边境外的少数民族，每年到秦凤路（今青海、甘肃和陕西三省的各一部分）与汉族通商，其贸易额"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欲于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北宋政府采纳了王韶的建议，在交通要道陇西古渭寨（今甘肃陇西县境内）设置了一个市易务，政府直接掌握了这个地区的贸易权。又有平民魏继宗约在熙宁五年初向北宋政府上书，建议在开封设置常平市易司，以管理京师市场，物价贱则稍增价收购，贵时则稍减价出售，这样由官府掌握"开阖敛散之权"，达到"商旅以通"、"国用以足"的目的。　　既有王韶在秦凤路设置市易务每年收商利约一二十万贯的实际效果，又得到魏继宗的新建议，中书省据以制定市易法。在京师设置市易务，以内藏库等钱187　万贯作本，控制商业。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向市易务贷款，以产业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取年息二分，半年出息一分。商贩向市易务成批地赊购货物，也出年息二分。上述经营项目原来都是由大商贾操纵取利，市易法把这些经营权利收归中央政府。后来政府陆续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润州（今江苏镇江）等几十个重要商业城市设立市易务，又将京师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全国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的颁行，在限制巨商富贾操纵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1073　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京师开封各行商铺原来承担供应官府所需物品、人工的任务，经常被迫用高价收购货物供官，所以"每纠一人入行，辄诉讼不已"。当年，内行徐中正等首先提出向官府交纳"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诸处"的要求。宋神宗命提举在京市易务吕嘉问和开封府司录司共同调查各行利害，成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制订条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此后，宫廷买卖物品，都通过杂卖场、杂买务，并设置市司负责估定物价。　　（2）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　北宋政权建立以后，曾仿效前代的办法，陆续在各路州县城内设置常平仓。其规定是：凡遇五谷丰收之年，为避免"谷贱伤农"，便由各州县政府酌量提高谷价，大量收籴；凡遇灾荒饥馑之年，为照顾灾民，州县政府再以比市价稍低的价格将仓中存粮大量出售。规定虽好，但各州县未认真照办。有的地方官员把有限的籴本的大部分移作营私之用；有的地方官员又"厌籴粜之烦"，不肯依照年景的丰歉而籴粜；有的地方官员甚至与豪商富贾或囤积居奇的大户人家相互勾结，借籴粜之机共同渔利。这种种情况说明，到北宋中叶，各地方的常平仓及其规定已有名无实，它所应起到的调剂粮价和救济灾荒的作用，已近于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官员便采取其他办法，以解决灾荒期间或青黄不接时农民缺粮问题。如王安石在鄞县任内曾有过"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的举措。宋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当地农民缺少粮、钱时，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几年后，军粮经常有余。根据王安石等人的这些经验，熙宁二年（1069　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青苗法。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1500　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高收购。其所积现钱，依陕西青苗钱法，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借贷者，每五户或十户结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户充当"甲头"，客户贷款，须与主户合保。在河北路，贷款的限额是，客户与第五等户每户一贯五百文，第四等户三贯，第三等户六贯，第二等户十贯，第一等户十五贯。本县如有剩余，允许第三等以上户借贷。如还有剩余，借贷给有物业抵当的坊郭户。贷款以适中的粮价折算，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凡灾伤达五分以上的地区，允许延期归还。先分派提举官到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试行，俟其就绪，然后再在各路推行。　　实行青苗法的目的，是要使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　　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跟高利贷者的百分之百的利息相比，青苗法取息二分或三分，不能不说是很轻的。青苗法堵塞了"兼并之家"放高利贷的盘剥之路，朝廷也从中获得大量利息。这样，也同样能实现王安石所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总方针。　　募役法（免役法）募役法是对宋代原来实行的差役法的改革。　　北宋的纳税户，在王安石变法前，除交纳赋税之外，还都要依其户等的高低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也叫职役）。北宋政府按户等高低分别给以轻重之役，仅徒有虚名，因为，官绅豪强大地主、商贾、考中进士的人家及僧、道都有免役的特权。各种差役都落在中小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的身上。针对这种情况，早在宋仁宗时，一些地方官员，如两浙路转运使李复主、越州通判张诜等都曾在所住地区，对旧差役法有所改革，规定可由当役者出钱，雇人代充。英宗治平四年（1067　年），三司使韩绛上书说："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要求改革。熙宁二年（1069　年）三月，宋神宗命条例司调查衙前差役的利害，制定法令。同年十二月，条例司上言"使民出钱雇役"最便，原乡户承担差役者，"计产赋钱，募民代役"。熙宁三年（1070　年）将此办法发到各路议论。开封府官员赵子几奏上开封府界各县实施办法，由司农寺邓绾、曾布等复议。　　熙宁四年（1071　年）正月，司农寺拟定募役法（免役法），先在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规定，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衙前等州、县官府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上三等户、公八等交纳役钱，随夏、秋两税交纳，称"免役钱"。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坊郭户等，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称"助役钱"。州、县官府依当地吏役事之简繁，自定额数，供当地费用；定额之外另加十分之二缴纳，称"免役宽剩钱"，由各地存留备用，在灾荒年份全部免征"役钱"时，即可以此钱充用。　　募役法（免役法）的实施，使得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民回乡耕田务农。凡农村的上三等户和城市中的上五等户，即当时被公认为兼并之家的，都要在原有各种有名无名的课税之外，再交纳一份免役钱或助役钱，这使制裁兼并成为可能。尽管这种制裁很有限，但新的免役法毕竟是对兼并之家的一种打击。同时，官府增加了财政收入。　　方田均税法　北宋的既定政策是纵容豪强兼并之家肆意兼并土地，而且给予免税免役的特权。而中小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为逃避繁重的税敛和差役，有人宁愿托庇于官绅形势户和豪强之家，伪立契约，假称土地已典卖，自己沦为佃户，实则仍在原有的土地上耕作，但得把收获物的一部分缴给官绅形势户和豪强之家。其恶果，便是北宋朝廷的赋税收入大幅度下降。王安石面对这种弊政，从不畏惧，敢议其事。在免役法向全国公布实施已有大半年之后，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和"式"颁行。这一新法的颁行，就是要解决官僚豪强地主无止境地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乡村中、下户卖掉土地，仍负担重税，这种田产不均，赋税不实的严重社会问题。　　方田均税法分为方田和均税两部分，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主持丈量土地，以东南西北各千步为一"方"，计四十一顷六十六亩多。依据方、庄帐籍，检验土地肥瘠，划分五等，依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向民间公布，分发方帐、庄帐、甲帖和户帖四种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诡名挟佃者，都予以合并改正。同时，各县以原有税数为定额，禁止使用合零就整等手段超溢此额。荒地归于耕佃之家，不必追查。瘠卤不毛之地，允许占有佃种。"条约"和"式"颁布后，以济州巨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再推行到各路。到元丰八年（1085　年），先后在京东、陕西、河北、秦凤、鄜延五路，丈量出大量被隐漏的田产，"已方而见于籍者"共248　万余顷，约为全国纳税土地的半数以上，为宋王朝增加了大批税收。农田水利法　王安石坚定地认为"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又以"去其疾若，抑兼并，便趣农"为急。其中"便趣农"主要是指兴修水利工程，使农民将其利，发展生产。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之后，他就尽快地制定具体措施，于熙宁二年（1069　年）四月选派程颢、刘■等八人分路去考察各地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根据实际考察的情况，前人留下的兴修水利工程的知识及王安石自己兴修水利工程的经验，熙宁二年（1069　年）十一月，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农田水利利害条约"。　　"条约"规定，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如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由官府贷款；如官钱不足，州县官劝谕富室出钱，依例计息，由官府置簿催还。变法派广泛吸取发展生产的建议，社会地位低下的胥吏、商贩、农民、仆隶甚至罪废者，只要能讲求水利、有利农业，都可直接到东京献策。兴修水利有成绩者，还要授官嘉奖。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农田水利法的实施，推动了农业生产。就在京东路内，熙宁四年（1071年）的冬季之前就修复了济州和濮州的水利工程，排除了长年的积水，得到了约四千二百多顷良田，当年的夏、秋两季就收获了二百多万石的小麦和谷子。而襄州（今湖北襄樊）农民，开修了古淳河106　里，使六千六百多顷农田得到灌溉之利。在不多几年之后，就使这一地区"环数千里，并为良田"了。　　在推行农田水利法中，收效显著的还有"淤田"的方法。淤田，就是决放河流，使河流内的淤泥流入农田，把硗瘠土地变肥田沃壤。由于实施有效，熙宁四年（1071　年）在开封特设"总领淤田司"，专管调集各州县的厢兵在一些河流沿岸地方放水淤田。农田水利法的实施尽管遭到守旧派的百般阻挠，但在熙宁二年（1069　年）到熙宁九年（1076　年）的七年内，全国仍兴修水利工程10793　处，受益的民田面积为三十六万一千一百多顷，疏浚河汊、湖港之类不计其数。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主张"治水土"以发展农业，增加社会财富的极重要措施。　　（3）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及建立军器监等将兵法　北宋中叶以来军队骄惰腐朽、不堪征战的状况，以及西夏、辽的极大威胁，促使神宗和王安石尽快地改革军队素质，提高战斗力，加强军事实力，推行"将兵法"。　　将兵法是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　　裁减五十岁以上的老弱兵士；规定禁军军营兵额，马军300　人，步军400　人；又合并各地马步军营，由545　营合并为355　营。原来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大部分拨到各路。自熙宁二年（1069　年）开始减并，至熙宁八年（1075　年），禁军兵额减到56.8　万余人。各地多用来服杂役的厢兵，也在熙宁四年（1071年）十二月，按禁军办法裁减。各州并为若干指挥，每指挥不得超过500　人。全国共840　指挥，兵额减到22.7　万多人。全国禁、厢兵裁减后，总额不到80　万，比英宗时减少36　万，约减1／3。裁并后，军队精干齐整，节省大批军费。另一方面置将练兵。熙宁六年（1073　年）六月，神宗下诏：京东武卫等六十二指挥的禁军，分隶诸路，差主兵官分部训练。自熙宁七年（1074　年）始，在北方各路陆续分设一百多将，每将置正将一人，挑选武艺高强，作战经验较丰富的武官充任，专掌训练军队。元丰四年（1081　年），又在东南的淮东、淮西、浙东等设十三将。"将"成为军队编制的基本单位，正将以下设副将、部将、队将等。　　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增强了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1070　年）十二月上旬，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制"颁行。条制规定：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为保丁。选取主户"有材干心力者"和"物力最高者"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随后推行到全国各路。保甲原属司农寺，熙宁八年（1075　年）改隶兵部。第二年，实行结队法对丁保进行军训，两大保编成50　人一队。这年，各路"义勇、保甲民兵"达718　万余人，其中保甲民兵693　万余人。　　王安石组织保甲、训练保丁的目的，一是经过训练的民兵（如义勇、保甲）可与正规军相参为用，军队的缺额不再填补，以节省国家的军费开支。民兵可逐渐代替正规军执行驻防或出征任务，使募兵制逐步向征兵制过渡。这反映了王安石对军事改革较长远的构想。二是要在各州县乡村中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百姓按保甲编制起来，既加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镇压力量，又稳定了封建社会秩序。　　保马法　宋朝由牧监养马，侵占大量田地，每年消费甚大。群牧使李中师曾建议"省国费而养马于民"，熙宁五年（1072　年），神宗下诏允许开封府界各县保甲养马，由提点司给配马匹。熙宁六年（1073　年），由曾布制定的保马法颁行。　　保马法具体规定养马条例：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每户可给一匹，家产多者可给两匹。府县不超过三千匹，五路不超过五千匹。马匹用来"袭逐盗贼"。养马者三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五等户十户为一社。马死病，保甲马由保主独自赔偿，社马由社赔一半。此后，保马法推行到其他各路。保马法的执行，减少了官府养马的费用，也获得更多的战马。　　在实行上述种种富国强兵法的同时，王安石还着手对教育、科举进行改革，目的是培养和选拔变法所需的人才。王安石在给仁宗的《言事书》中说："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请求仁宗在变法之前，首先必须陶冶一大批能够"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干才出来。所以，王安石执政后，经过两年的准备，突破阻力，实行新的贡举法，整顿了京师及州县学校。　　科举改革　宋朝大批文武官员都出身科举。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考试诗赋，完全着眼于文字形式方面。王安石坚持"贡举法不可不变"，向神宗指出，旧的贡举法是使士困于无补之学，闭门学作诗赋，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熙宁四年（1071　年）二月，中书省颁布对科举的改革：废除经科，废除考试诗赋和帖经、墨艺。考试时，主要考这些经书的"大义"和殿试策（时论）。　　整顿学校　颁布新科举法八个月后，王安石又着手整顿学校。首先改组太学。旧太学为保守派官僚把持，是反对变法的舆论阵地。王安石等变法派把颜复等旧学官尽行撤职，委任陆佃、沈季长等变法派作学官。太学按照变法派主张行事，成为变法派造舆论、育人才的重要场所。太学内部规章也做了一些调整，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级。上舍中成绩优异的，不经科举，直接授官。　　整顿太学后，又相继在京师设武学、律学、医学。建立这些重视实用的专门学校，是教育方面的革新。变法派还陆续整顿州县的学校，规定学官由朝廷委派，定期考核。　　科学和教育方面的种种改革，使王安石的变法革新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直到北宋末年，王安石的学说还在太学中流传。　　3。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激烈斗争年轻皇帝神宗支持的王安石变法，本是一场加强宋朝统治，又有进步意义的大好事，但一石激起千层浪，变法在北宋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当时皇族、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对。当时反新法的，不仅有文彦博、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元老大臣，还有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的皇后，神宗之祖母）、皇太后高氏（英宗的皇后，神宗之母）。曹氏和高氏这两家在北宋都是已有上百年历史的高门贵族。再加上神宗之弟赵颢等宫廷显贵。而这个保守集团的代表人物则是司马光。　　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由来已久。　　治平四年（1067　年）英宗死，赵顼继位，改次年为熙宁元年。元年四月，王安石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八月，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灾伤，国用不足，迄今岁亲郊（皇帝郊祀），两府（中书、枢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翰林学士司马光认为，救灾节用，应自贵近（贵官近臣）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提出反对意见，说："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司马光说："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的话不对。"王安石说："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善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理财的人，不过是聚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不是好事！"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反驳说："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不在民，便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熙宁元年八月的这场激烈的争论，揭开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斗争序幕。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不加重国家赋税剥削，百姓生活安定就不会滋事起义；一方面则是采用新法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收入，尤其要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即那一些"兼并之家"的部分剥削收入收归朝廷。要从官僚地主口中夺回一块肥肉，怎能不激起他们的激烈反对？　　熙宁二年（1069　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先后制定均输、青苗两项新法。　　保守派人物顽固地坚持"祖宗法制"不能变的立场。均输法的颁行，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也触动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引起了保守派的反对。御史刘琦、钱顗彝等上言："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交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范纯仁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不难看出，保守派之所以反对均输法，就是因为对商贾不利。面对保守派的反对，神宗不为所动，继续重用薛向推行新法。　　青苗法的实施，主要是为朝廷兴利，其办法，一是迫使富户出息，一是从地主富户手里部分地夺取高利贷剥削的利益，因而比"夺商贾之利"的均输法遭到保守派官僚更为强烈的反对。九月间，青苗法刚刚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亳州。接着，司马光公开反对青苗法，曾和吕惠卿在神宗面前辩论。司马光说："朝廷散青苗钱，此事不便。今闾里富民借钱给贫民收利息，还能蚕食下户，至于饥寒流离，何况县官靠法令威逼？"吕惠卿反驳说："此事富室为之害民，县官为之可利民。青苗钱民愿取者给予，不愿者并不强借。"司马光说："非独县官不强借，富民也不是强借。"神宗说："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司马光回答说："臣是陕西人，只见其病，不见其利。"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说什么"创法新奇，吏皆惶恐"，均输法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青苗法是"亏官害民"，访寻水利是"徒劳"、"烦扰"。"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归根结底，就是说，北宋王朝本来不错，何必行新法？多此一举，根本不必要。　　青苗法颁布时本为自愿请领，但实行中，出现了"抑配"、"散俵"的办法，即按户等规定，强迫领借。地主富户因此比贫户领较多的青苗钱出息。这是保守派激烈反对青苗法的一个主要口实。熙宁三年（1070　年）正月，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意见，下诏禁止青苗钱抑配，同时也禁止阻挠自愿借钱。尽管改正了青苗法实施中的偏差，但保守派仍继续反对。原宰相韩琦出制大名府，二月间上疏，对青苗法进行全面攻击。韩琦的指责主要是：那些兼并之家，现在让他们多借钱出息，是官放息钱；贫下户请借甚易，纳还甚难，将来只得强迫户长同保人均赔；青苗钱夏秋随税运纳，如果夏秋两季都遭灾害，必然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渐有失陷。韩琦提到"官本渐有失陷"，使得神宗产生怀疑动摇。神宗对执政大臣们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青苗）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曾公亮、陈升之又在神宗左右攻击青苗法。王安石气愤地进前辩驳，最后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次日，即称病不出，奏请罢职。王安石请退，正是司马光进攻的好时机。他上疏说："青苗法行之才数月，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如不肯变更，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年已坏，帑藏又空。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诸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但神宗很快在动摇疑惑中醒悟过来。几天后，神宗召见王安石，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腹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王安石说，青苗法在实行中"不叫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钱物之理"。于是，王安石继续执政，更有力地推行新法。　　保守派顽固地坚持"祖宗法度"。保守派激烈围攻变法派，就是因为变法派不守"祖宗法度"。在保守派看来，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是政治上的最大罪状。王安石开始执政，就对神宗说："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御史中丞吕海劾奏王安石"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是"罪不容诛"。刘述等劾奏安石："先朝听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范纯仁上疏说："王安石复祖宗法度，掊克财利。"司马光上疏指责王安石"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并直接给王安石写信，攻击说："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之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面对这些非难、攻击，王安石在思想上早有准备。他在驳斥司马光诬加的所谓"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大罪状时说："至于怨诽之多，早在事前我就知道会如此。人们习于苟且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于流俗，自媚于众算好，皇帝要想改变这些，我就不管敌手的多少，要出力来抵抗，世俗之众哪能不气势汹汹地诽谤呢？"熙宁三年（1070　年）三月，王安石对神宗谈到"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三不足"思想时说："陛下自己管理政事，没有流连享乐，这就是惧天变。陛下征询、采纳人们的意见，岂是不恤人言？然而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如果合于义理，人言又何足恤？及人言为不足恤，并非是错误。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当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数次修敕法律。如果法一定，子孙就当世世遵守，祖宗为什么还屡次变改？""三不足"思想恰恰概括了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义无返顾、勇往直前的雄伟气魄。　　熙宁三年（1070　年）十二月，王安石任宰相，相继荐用曾布、章惇、吕嘉问、沈括等一批新人。自熙宁三年至七年间，陆续推行了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对兵制的改革、保甲法、保马法等一系列新法，使变法进入一个新阶段，达到了高潮。　　自熙宁三年以来，变法形成高潮。但保守派的围攻始终未停。原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已在熙宁三年九月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熙宁四年（1071　年）辞官回洛阳，见变法势不可挡，声言"绝口不论事（政事）"。保守派在朝廷的代表，这时是枢密使文彦博。文彦博也是以"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为由，反对变法。而反对的矛头，主要集中在侵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免役和市易两法。　　熙宁五年（1072　年），华州山崩。文彦博乘机攻击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使华州山崩。王安石反驳说："华州山崩，不知天意为何。天意不可知。人们所为，也不必合天意。"这实际上就是王安石主张的"天变不足惧"的思想。次年正月，文彦博再次攻击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是"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聚敛小臣，希进妄作"。保守派的大举反攻集中在市易务实行"免行钱"的措施上。　　京师开封原来由各商行为官府供应百货、食品。官司上下勒索，至少在例额十倍以上。倘不如意，即恃权惩治。商行因官司需索，赔累甚多，不少商贩因此破产失业。熙宁六年（1073　年）八月，市易务制定"免行条例"在开封商行中实行。各行按照收利多寡交纳免行钱，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禁中（皇宫）卖买货物，也要下杂卖场、杂买务，由市易司估定物价高低。免行钱为朝廷增加了一笔收入，对商人也较为有利；打击的对象，是恣意勒索和从中渔利的上下官司，乃至皇宫中皇族、后族和宦官。于是，熙宁七年（1074　年）三四月间，保守派掀起一场对变法派的围攻。　　这次围攻的主要力量是来自宦官和外戚，并且得到曹太皇太后、高皇太后以及神宗的向后的支持。在这样一股特殊力量的围攻下，神宗开始动摇，问王安石免行钱事："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王安石直接揭露宦官，说："士大夫不满朝廷政事，与近臣宦官相勾结。陛下只看朝廷大小官不避宦官的能有几人，就知道宦官的害政了。"王安石还说："市易司若不是吕嘉问，谁敢守法不避左右宦官；不是我，谁敢为吕嘉问辩明，不怕得罪宦官？"几天之后，神宗又对王安石说："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又说："近臣（宦官）以至后族，没有不说不便的。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乃至泣下。"王安石愤而揭露后族说："如后父向经从来就持权勒索商行。因推行市易法得不到好处，向经曾来文交涉。未被理睬。又如曹佾（ｙì，曹后弟）赊买人家树木不给钱，反而由内臣用假姓名诬告市易司。陛下试看此两事，后族怎么会不反对呢？"王安石虽然直指曹后、向后，勇气十足，但变法派所遇到的是宫廷内拥有权势的最上层，处境日益困难了，神宗在后族的反对声中，命韩维代草诏书罪己。就连已经退居洛阳四年，声言"绝口不论事"的司马光这时也上长篇奏疏，说读到神宗的诏书，高兴得落下了眼泪。司马光列举了王安石执政后"朝政阙失"六条，对变法派发动了全面的反攻。恰逢连年大旱不雨，受灾地区的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更是以此为借口，纷纷指责变法派触怒了天帝。王安石反驳说；"水旱是常事，尧、汤所不免。应当更修人事，以应付天灾。"但王安石这一"天变不足惧"的正确观点，这时却遭到神宗的驳斥，说："这不是小事。所以这样恐惧，正是因为人事未修。"有个叫郑侠的小官吏在冯京（参知政事，富弼婿）的支持下，专请画工画了一幅《流民图》送呈神宗，并上疏说："去年大蝗，秋冬大旱，今春不雨，都是大臣辅佐不以道所致。"他建议将"有司掊克不道之政"（指新法）一切罢去。知青州滕甫上书说，只要陛下废尽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就会"民气和，天意解。"一时间，自宫廷至朝野形成了以天命、天意剿灭新法的一股逆流。　　随着整个形势的变化，变法派内部也开始分裂。熙宁七年三月间，三司使曾布见神宗对王安石责问市易法，首先动摇，竟联合市易的倡议人魏继宗反对市易法，攻击吕嘉问。曾布甚至对神宗说，他"召问行人，往往涕咽"，"垂意于此，足以致雨"。神宗命曾布与吕惠卿根究市易务不便事。吕惠卿坚持新法，与曾布意见不合，曾布又向神宗攻击吕惠卿。曾布、魏继宗从变法派内部反对变法，这就使得王安石更加被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