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下关条约》1，清除了向日本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战争赔偿两亿两白银外，还被强加了各种不利条款。当时，清国的岁人也就是九千万两。明白条件有多苛酷了吧。辽东半岛因法德俄三国干涉还给了清国，日本朝野一片愤慨，十年后爆发了日俄战争。虽说是日俄战争，两国却是在中国的国土上交战的。4缔结《下关条约》的1895年，是清国的光绪二十一年，正值三年一度的会试（科举的最高考试）在北京举行。为了考试而云集北京的全国俊才对这一屈辱的条约愤慨不已，自是无需多说。其中，有个业已知名的学者康有为，他牵头执笔，上书宣称应图谋政治改革。虽然收集了一千几百名举人的署名，但因没有上书资格而吃了闭门羹。康有为在这一年的会试中及第，成了进士，登上仕途，因此就有了上书的资格。他连续上书，但这些很难呈送上去。此时清光绪帝已经成人，西太后说是退休，然而实际上仍然还在独裁。西太后是道光帝儿子咸丰帝的妃子，是同治帝的生母，因此获得了权力。在没有儿子的同治帝死后，她立了四岁的载淮（咸丰帝的弟弟醇亲王的儿子，生母是西太后的妹妹）。这就是光绪帝。因是四岁即位，西太后垂帘听政了相当长的时期，成了权力的俘虏。康有为的上书终于传到了光绪帝的手里。上书主张以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为范本，改变此前的做法，也就是所谓的“变法”。变法的目的是要把清国变成君主立宪国，从国难中解脱出来。年轻的光绪帝为之动容，但悲哀的是，只要保守的西太后还在，实行变法就很困难。此外还有来自同样保守的皇族挑头人恭亲王的压力。恭亲王之死可能给了光绪帝勇气，然而这个皇帝没有任免二品官以上大臣的权力，大权还握在西太后手里。西太后在知道光绪帝决心“变法”后，把对变法派抱以同情的户部尚书翁同稣予以撤职。着急的康有为罢免了对变法持消极态度的官员，任命变法派的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为负责辅佐军机大臣的章京。这些人和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一道，成了变法的执行者。但是，只要西太后还在，变法就会受到各种妨碍。这样的话，就只有把颐和园的西太后杀掉或是幽闭起来。这就是政变，也需要兵力。当时，北洋军对输给日本进行反省，开始了正式的西洋训练，称之为新建陆军。因为实施了西洋训练，所以变法派认为北洋军必定会同情变法。谭嗣同拜访了新建陆军的负责人袁世凯，委托他协助政变。袁世凯装作答应，却向西太后告密，变法派遭到镇压。受到英国庇护的康有为和逃到日本使馆的梁启超获救，但谭嗣同等人被捕，两天后被处以斩刑。谭嗣同也曾去过日本使馆，把诗文和家书托付给梁启超，拒绝流亡日本。——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这样说道，义无反顾选择了被逮捕处死的路。被称为百日维新，或是以1898年干支命名的戊戌变法的改革，就这样受挫。次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爆发，保守的西太后想利用他们的排外运动。这一次，发生了杀害外国外交官案件，导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西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从广东召回了在中日战争后失势的李鸿章，让他和各国讲和。排外派皇族庄亲王被命自杀，端郡王被流放新疆，毓贤、启秀等被处以死刑。赔偿金四亿五千万两，年利四分，规定三十九年付清。本息总计十亿两。清亡后，中华民国继承了赔偿，此后的支付一直持续到了1940年。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引发了空前的日本留学潮，数以万计的青年留学日本。鲁迅在日俄战争前就已经在日本留学。在日本也有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样的亡命者，他们是主张君主立宪制的“保皇派”。与此相对，还有要推翻清朝的“革命派”，二者以日本为舞台展开了言论战。革命派有孙文、黄兴、章炳麟等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1900年，革命派就已经在惠州（广东省）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在1906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文屡次出国游说。他从早期开始就抱有革命思想，《下关条约》次年( 1896)，被伦敦的清国大使馆监禁，正要被秘密送回后当作叛徒处死的时候，被香港医学校的恩师救出。在伦敦的这次遭难被报纸大幅报道，孙文扬名世界。在国内，从日本回国的革命同盟会同志徐锡麟、秋瑾等在浙江起义，另外广东也发生起义，但都失败了，革命者不是战死就是被处死，时间是1907年。黄兴等人在广州于1910年及次年两度起义。第二次就是黄花岗案，牺牲了七十二人。，光绪帝死于1908年，西太后也追随他在次日死去。清朝罢免了袁世凯后，创建了皇族内阁，但也等于是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幼帝溥仪被立，改元宣统，但着眼点很低的政治斗争不断。建立皇族内阁可以说是晚期症状吧。太平天国也是如此，到了晚期，洪秀全只相信自己的近亲。1911年是辛亥年，以邮传部大臣盛宜怀宣布铁道干线国有化为信号，反清革命运动如惊涛骇浪般高涨。特别是曾留学日本的讲演者进到受过洋式训练的新军中间宣传革命后，10月10日新军的武昌起义成为对清的致命一击。此时清已经没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了。清的要人们只能低声下气地请求已被罢免的袁世凯，请求他出面处理事态。袁世凯扮演了埋葬清朝的角色。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朝在入关两百六十九年后灭亡，中国悠长的王朝统治画上了句号，成为共和国。中华民国元年相当于1912年。走向现代1清在末期采用了总理大臣制。辛亥年( 1911)的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在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代替。袁世凯是清朝最后的总理大臣。阁僚有十一名，其中只有一个满洲族。暗杀摄政王醇亲王失败的汪兆铭和黄复生被释放。 袁世凯有自己的计划。尽管要和南方的革命派妥协，但他想的是要在不久后建立王朝，自己来做皇帝，自然就对清没有什么忠心。他为了镇压武昌起义的军队，派清军南下，但这已经不能被称为清军了。他的直系冯国璋率领军队，而袁世凯命他在汉阳停止进攻。此后就应该把袁世凯系的军队称为北军，革命派的军队称为南军。武昌起义的时候，孙文正在美国游说。听到武昌的消息后，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经由欧洲返回。清曾向四国借款，孙文所做的工作就是要将其中止，并请求他们对新的共和国进行经济援助。孙文到达上海是在这一年的12月25日。孙文希望能按照总结提炼出的“三民主义”实施国民革命。所谓三民主义指的是民族、民权、民生三项，现实主义的他认为过快实施会比较困难，于是分成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孙文回国前，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强调了临时大总统的选举。这个位子自然应该由孙文来坐。而在他回国前，必须有人负责这一任务，因此就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阻止军队进击的袁世凯展示出对话的姿态，派去了自己自朝鲜以来的盟友唐绍仪。南方代表是李鸿章外交的继承者伍廷芳。有次碰巧他去上海，因也赞成共和制，被革命派劝服，以南方代表身份出席。唐绍仪和伍廷芳原本都属于李鸿章一脉，而且同是广东出身，都有留学美国的经历，也都是谈判的好手。伍廷芳还随同李鸿章去过下关。但唐绍仪中途返回，其理由是：南北还在对话，但大总统选举已经在推进，这不是在无视北方么？这也是按袁世凯的预想来的。因受清禅让而登基称帝极为困难，于是袁世凯决定首先做共和国大总统，然后以共和制不适合中国为理由，开创王朝。唐绍仪在对话中途抽身而退，是为了给袁世凯和孙文直接谈判开路。回国后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和清总理大臣袁世凯之间，通过电报来往展开对话，孙文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孙文极为现实，而且对名位非常淡漠。如今，为了让各国承认清的终结和在中国建立共和制，没有人比袁世凯更合适。通过让位给他，避免了南北战争。尽管略有抵抗，宣统帝溥仪还是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15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他提名唐绍仪为内阁首相，却并非责任内阁制，因此，失望的唐绍仪于六月辞职，随后去了上海。因袁世凯的独裁志向越来越强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文也到了北京。为实现第一大党组织政党内阁，宋教仁全副精力投入到活动中，但被袁世凯暗杀了。袁世凯创建了进步党。然而，众议院中国民党269名，进步党154名，参议院中国民党123名，进步党不过69名。袁世凯开始对国民党进行镇压。就这样， “二次革命”开始了。李烈钧在江西省湖口起兵，但因准备不足而失败了。孙文从福建经由台湾流亡日本。这一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的政治处境开始好转。2袁世凯出身北洋军阀。这一军阀出自李鸿章的淮军，之前是曾国藩的湘军。因八旗军和绿营没有战斗力而诞生的地方兵勇，终于成了清的国军。李鸿章创建了北洋武备学堂这一士官学校，这里出身的人自然就是北洋军阀的人脉。不过，觊觎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并不想制造出二把手，因此手下们半斤八两对他最为有利。历数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徐世昌、卢永祥等人就可看出，北洋军阀内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袁世凯运用权谋，不给他们出头机会。必须说，袁世凯对后来的军阀混战负有很大的责任。把朝鲜半岛收入势力圈的日本认为，世界的目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吸引到欧洲，这是加快对华侵略的好机会，于是强硬地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如果大战结束，就可能招来列强的干涉。1915年1月18日，大隈内阁提出的二十一条包括了各种要求，要点仍在于东北的权益。日俄战争后，根据《朴次茅斯条约》，关东州租借地到了1923年就必须返还给中国。而且满铁的安奉线到了1923年，其他铁路到了1939年，如果中国有收购请求，日本有义务必须答应。日本要求延长到九十九年。所谓九十九年也就等于是半永久性的了。在日本吞并韩国后，中国的神经开始紧张。在中国的眼里，日本的这一要求正是要把东三省殖民地化。就算是袁世凯，也担心这会在国内引发重大问题而予以抗拒，谈判达二十五回。日本方面的最后通牒是5月7日，袁世凯政府不得不咽下这枚苦果。之后，中国发生全国性的排日运动就在情理之中。民间对袁世凯的评价也随之恶化，据说是因为此事，他不得不把帝制计划延长了一年。袁世凯创建了帝制的准备机构“筹安会”。表面上它的研究目的主题是君主还是民主，哪个体制更适合中国，不过这个筹安会的结论从它创建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而且，美国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由于在著作中论称“几乎没有疑问，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日本法学博士有贺长雄赞成帝制，因此都被袁世凯请来做自己的政治顾问。不久，筹安会的会员们创建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国民的“恳望”来之不易，于是袁世凯采取了登基的形式。1915年年初，袁世凯答应了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12月12日，他在北京怀仁堂接见高官们，宣告登基，决定次年开始用“洪宪”年号。可想而知，对此展开的反对运动将会有多大。在确认袁世凯称帝动向后，云南协领（旅团长）蔡锷逃出北京，经日本、越南进入云南，发起讨袁军。蔡锷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二十九岁时响应辛亥革命并平定云南。他虽出身湖南，不过云南才是他的地盘，他命“护国军”从这里进发。在他从云南向贵州、四川进兵的过程中，广东和广西宣布独立，背离中央的动作甚至波及浙江、陕西、江西、湖南、新疆。到最后，连袁世凯的身边都有反对声音。蔡锷起兵被称为“三次革命”。和失败了的“二次革命”不同， “三次革命”达到了所期目的。袁世凯不得不在立法院宣布退位，他在皇帝宝座上只呆了八十多天。退位后他还在大总统的位子上，希望能够东山再起，但在6月6日死去，皇帝梦随之烟消云散。之后，主要是在北京及其周边，中国迎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辛亥革命中被推戴的黎元洪再次被推戴为大总统，冯国璋就任副总统，段祺瑞就任国务总理。黎元洪出身湖北，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海军将校，中日战争中是定远舰的炮术指挥，九死一生。因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恰好在湖北，于是被推戴，不过他在此前没有从事过革命运动。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他是直系北洋军阀的人。因为没有什么后台背景，所以他是比较适合大总统这顶帽子的。长年在长江下游的冯国璋的后台是英美，段祺瑞的背后是日本。寺内内阁为段祺瑞政权提供了五亿日元以上的贷款，还派去军事、政治顾问。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一个问题，大总统反对，而总理赞成。大总统和元老商量，谁也不肯火中取栗。这时有个叫张勋的人，虽然已经是共和国了却还不剪辫子，搞错了时代。他的后台是德国，而德国忙于大战，无力援助。张勋想利用这个机会图谋清的复辟。令人悲哀的是，曾经走在时代前端的康有为支持这次复辟运动。支持的人很少，复辟运动只维持了十二天就闭幕了。就这样，军阀混战开始了。根据出身地，一般称呼段祺瑞为皖（安徽）系军阀，冯国璋为直（直隶）系军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复归，直隶派得势。冯国璋死后，大权由实力派曹锟继承。以日本为后台的奉（奉天，现在的辽宁省沈阳）系军阀张作霖横插入两派争斗中。奉系军阀站在直系军阀一方，皖系军阀因此大败。不过，接下来是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因配额问题开始了争斗。直奉战争有两次，第一次是直系军阀获胜，曹锟做了大总统；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的冯玉祥向同派的吴佩孚亮出反旗，自称国民军，控制住了北京，曹锟被禁闭，张作霖、冯玉祥共同拥戴段祺瑞重新上台。张勋复辟发生于1917年，直（直隶）皖（安徽）战争是在1920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是在1922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在1924年，这是所谓的时代走向。两度交战的仇敌奉直两军，因各自后台英国和日本加入，联合起来把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了北京。冯玉祥被称为基督将军。他认为军队属于国民，因此冠名以国民军。在当时来说这是相当激进的，被视为是危险分子。奉、直两派不设总统职，在协商对抗南方以孙文为核心的革命势力的方略。北方处于军阀的保守统治下，而广东是革命派的据点，中国被两股势力分割开来。3此时国民早已厌烦了军阀政治。精通历史的人大概会想到，打倒了上一个王朝的势力，结果被和旧势力走得很近的豪强们篡夺了成果。赤眉、黄巾的事例肯定会在他们头脑中闪过。这一次，军阀的背后有外国势力，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此时在北京的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描述出了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典型精神状态。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两年后，中国军阀政权和德国断交，在形式上参战。美国在参战的时候邀请中国，而日本则对中国没有和它商量表示遗憾。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姗姗来迟地加入瓜分中国队伍的美国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日本主张“领土相接近的国家之间当然会有特殊关系”，作为妥协，就产生了《石井兰辛协定》。这一协定因为后来华盛顿会议的《关于中国的九国条约》变成空文，不过在当时，日本据此和段祺瑞政权缔结军事协定，把出兵西伯利亚变为可能。这一军事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有军事优越权，因此引发了强烈的反对运动。另一方面，因世界大战的关系，来自欧美经济上的压力减弱，中国民族经济好转，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知识分子也认为，必须要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实现近代化。不能总是失望、颓唐。就这样，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二次、三次革命，都没有出现过如此完全不同于往常类型的民众运动。导火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讲和会议上，参战国中国无望收回山东权益（曾被德国占有）的新闻传回国内。5月4日，天安门前聚集了三千学生，发起了惩罚卖国分子的行动。签订“二十一条”时候的外交部副部长、此时的交通部长曹汝森的住宅遭到袭击，向日借款的责任人章宗祥被殴打。这场示威游行中三十名学生被逮捕。尽管形式上不过如此，却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在不断提高。北京的五四运动扩大到了全国，因宣布大罢工，6月3日上千人在北京被逮捕。在主要城市，抵制日本商品、反对巴黎和约的运动持续了很长时期。害怕被打上卖国贼烙印的中国和会代表不等政府命令，就拒绝了签字。五四运动是文化、精神面上的革命。用口语写的“白话文”此时定型，应称为白话文范文的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应该也是把握住了和五四运动的关系。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帝国主义，在精神上是反封建，目标是个性的解放。中国共产党成立也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国民党也重新进行了改组，采取了进步的政纲。留学外国的学生们也通过组织，开始努力壮大力量，此前个人的冲动性爱国运动向前更进了一步。1922年，周恩来在法国组织起留学生集体。在和北方军阀对立的南方，1917年“护法军政府”在广东成立，1921年“中华民国正式政府”成立，孙文就任总统。自然，目标是要通过北伐，统一全国，实际上孙文也把大本营推进到了桂林。然而，内通北方军阀政府的陈炯明发动政变，这次北伐受挫，孙文不得不在军舰上生活了五十多天后，经香港前往上海。孙文在上海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共产党二大提议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加入的条件是孙文的“三民主义”，在这个基础上，李大钊的申请被接受。就这样，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了。4北伐军需要组织和训练。孙文派蒋介石去莫斯科学习赤卫军的组织和训练，派廖仲恺在广东黄埔建立军官学校。1924年6月，孙文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黄埔军官学校开始运作，孙文在这里发表了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现在刊行的《三民主义》就是基于这次演讲形成的。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就任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代理，叶剑英为教导团团长，还有陈诚等人为教官，负责学生的训练。初期的学生中，不少人像林彪、胡宗南那样，后来成了左右两阵营的干部。北伐的时候，不少小队长级别的毕业生都战死了。可以说黄埔军校是革命的摇篮。孙文倡导了“国民会议”。北伐是所谓“武”，会议是所谓“和”，他作了两手准备，要和北方军阀展开对话。孙文从上海经日本到天津，此时已身染癌症。在神户发表的演讲《大亚细亚主义》成了孙文的遗言。他接二连三地问，日本是追随列强骥尾把中国等弱小的亚洲国家作为侵略对象，还是站在弱小的亚洲这边？是选择王道，还是选择霸道？时间是1924年，孙文在这年年末到达北京，次年3月12日死去。1926年，孙文的遗志——北伐开始了。北伐在胜利中进行，但在途中国共分裂。占领了上海的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这就是信号。艰难逃出的周恩来等人发起了南昌起义和九月以后的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的8月1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军纪念日。北伐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幕：担心中国统一的日本出兵济南，想予以阻止。在北京，联合吴佩孚赶走冯玉祥的张作霖要取天下，自称安国军总司令、陆海军大元帅。冯玉祥入了国民党，在河南做了西北国民军总司令，站到了北伐的一方。连战连败的大元帅张作霖准备撤回根据地奉天，以图再起。日本打算把张作霖变成傀儡，但张作霖热衷于和英美靠近，因此在日本的眼里就是忘恩负义之徒。而且，如果张作霖不在了，没有人能统帅东三省，日本就能趁乱进驻。在研究了这件事情后，由河本大佐1实施爆破工作，终于暗杀了张作霖。这在日本被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政府受到议会的攻击。田中义一首相上奏说要严惩责任人，然而仅仅以关东军司令官被编入预备役和河本大佐停职就了事，因此天皇责其不信，田中内阁最后集体辞职。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对想把东三省变成特殊地域的日本表示反抗，断然决定“易帜”。他废除了北方军阀的五色旗，挂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明示这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接着他开始清理亲日派，建立计划要铺设和满铁线相平行的新铁路。日本想以武力阻止，于是计划在柳条湖实施铁路爆破， “满洲事变”因此爆发。时间是1931年9月18日，所以中国称为“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很快占领了东三省，推举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建立了所谓“满洲帝国”的傀儡国家。阁僚全是摆设，日本官僚被送到副职的位置上。日本这是在照搬吞并韩国前的做法。不言而喻，这点燃了中国人的抗日意识。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固守位于江西和湖南省界的井冈山，接着把靠近福建的瑞金作为据点。国民党军多次包围攻击，也没能击溃共产党军。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第三次包围战期间，而随后而来的是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每年的包围战没有断过，红军基地反倒不断壮大，越打越强，而且共产党提出的“北上抗日”也打动了民众。对此，国民党的蒋介石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被夺去东三省的中国人民来说，把外敌先放到一边的做法只能让他们心急如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尽管如此，国民党军还是增兵瑞金，中国共产党军从各苏维埃区撤出，开始转移。这就是世人所说的“长征”，一万两千五百公里的大移动。长征途中，在一个叫遵义（贵州省）的地方，毛泽东的领导权被确立。最后，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大长征进入了陕西省北部。国民党倾注全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根据地延安发动“剿共”战。陕西的十七路军司令官杨虎城自北洋军阀时代起就守卫陕西，是个民族意识很强的进步人士。前去赴任西北剿匪副司令的张学良因东三省被日本所夺，他的部下对抗日战争的热情必然也会高过对共战争。他们在知道延安的人们高喊“即时抗日”口号后，逐渐与共产党展开接触。西北战事毫无进展，怒气冲天的蒋介石于1936年12月亲自到西安督战。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此俘虏了蒋介石，实行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的“兵谏”。这就是“西安事变”。在宋美龄等人的努力下，以及和周恩来对话，事变被解决，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就开始了。这场战争被日本称为“日中战争”，中国称为“抗日战争”。在日本看来是开始，而在中国看来是继续。 “满洲事变”以来，日本讨伐的满洲贼匪实际上正是抗日游击队。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只是暂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但到了1937年7月7日，因“卢沟桥事变”，战火再度燃起。日本进行了大动员，战争就像进入了泥沼一般，停不下来。杉山陆相在开战后向天皇报告的时候，推测说几个月后就能结束作战。不得不说这个推测轻视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即使上海和首都南京陷落，抗战也不会结束。为庆祝攻陷南京，日本还举行了提灯游行，而在当地，日本军展开了大屠杀，入城慰灵祭后，最高指挥官松井还边哭边叱责部下。因发生在各国记者面前，这场屠杀被通电世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的 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等成了世界性的畅销书，日本在世界舆论中陷于孤立。1945年8月，中国和日本的战争结束后，国共合作再度崩溃。两党多次谈判，也有毛泽东的访问重庆和美国马歇尔将军的调停，但最终决裂，内战爆发。结果，只有劣势兵力和贫弱装备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战胜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大军，将其扫荡出了大陆。今后需要冷静透彻地研究这段非常接近我们身边的现代历史，包括这支共产党军的胜利原因，以及后来开展的政治。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以这一时点，就此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