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也到达了淮河一线，因水路难以发挥机动力，这才好不容易刹住了怒涛般的攻势。2从金灭亡到南宋灭亡，一共四十五年。蒙古想要消灭南宋，需要相当的时间。游牧民集团的弱点在于后继者问题。原则上是在忽里台（各部族大会盟）上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人，自然会有事前的通气。按照通常的做法，游牧民采取末子继承制度。无论是长子、次子还是排行第几，各个男孩成人后就分到财产（羊群等），逐个独立，因此等到父亲死时，剩下的部分就是末子的了。这一传统自然被保留了下来。因此，成吉思汗死时，末子拖雷就是最有力的候选继承人。实际上，成吉思汗死后两年，由拖雷代理监国，并以他的名义召开了大忽里台。成吉思汗的儿子里面，窝阔台像是最有人望的。拖雷没有执著于可汗的地位，赞成拥立窝阔台。可以说，是拖雷的自我牺牲防止了蒙古帝国的崩溃。不过，蒙古帝国主人的座位最后又回到了拖雷家族。下面标记了蒙古帝国的谱系。此外和成吉思汗家通婚的克烈部族（原来的首领是王罕）大部分都是景教信徒。拖雷的妻子也是基督教徒，拖雷的自我牺牲可能跟此有关。太宗窝阔台死于1241年，皇后脱列哥那做了四年多的监国，1246年召开了大忽里台。窝阔台指名的后继候选人是孙子失烈门和拖雷的儿子蒙哥两人。拖雷有恩于自己，而自己最寄予期望的三子阔出又早逝，于是窝阔台就推出了两人各自的儿子。长子贵由之所以没有被指名，是因为他和术赤家的拔都关系不好，而且荒淫好酒。要管理大帝国，就必须是相当的人物。太宗皇后脱列哥那违背了亡夫的意愿，意图拥立长子贵由，但在通气阶段就遭到拔都的反对，因此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开大忽里台。等得不耐烦的脱列哥那绕过术赤家的拔都，召开大忽里台，让贵由即位。这就是后来庙号定宗的人物，据说是基督教徒。尽管被立，贵由还是因不怎么注意身体而早早死掉了。贵由的强行即位似乎要在蒙古帝国引发术赤家和窝阔台家的内战，不过因1248年贵由之死，内战得以避免。西方钦察汗国的拔都已经率兵向东进发了，但因贵由之死，就召开忽里台拥立了拖雷家的蒙哥。对此，贵由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自称监国，准备以窝阔台的遗志为借口，拥立失烈门。拔都等人采取非常手段，捉住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门，把母子俩包在毛毡里扔到河里淹死了。1251年，拖雷家的蒙哥即位，庙号宪宗。他任命二弟忽必烈为漠南汉地大总督，命令三弟旭烈兀西征。以呼罗珊为首的中亚、伊朗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臣服蒙古，但固守阿拉木特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马仪派、阿巴斯朝的巴格达、阿尤布朝的叙利亚仍未臣服。旭烈兀西征成功，结果是和哥哥忽必烈一同压制住了亚洲东西。蒙哥、忽必烈、旭烈兀是同母兄弟，母亲是基督教徒，不过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也是基督教徒。一般都认为他们只是对基督教持有善意。忽必烈管辖下的漠南汉地，意思指的是沙漠以南的汉族居住地。也可以解释成是东亚全土，毕竟西亚被交给了旭烈兀。忽必烈在金莲川（内蒙古自治区）修筑起城郭。不得不说，经常移动的游牧民建造城郭是划时代的事情。金莲川在北京以北约两百五十公里，被称为开平府，后来成了元上都，被定为夏都。金末动乱中，河北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各地都出现了豪强和官僚领导的自卫团。蒙古军到来后，予以服从、配合的人在后来被称为“汉人世侯”，相当于成了领主。蒙古灭金后，给王侯和功臣以领地。鉴于小独立国统治形态各异且杂乱无章，宪宗蒙哥为了把这些一元化，采用了金制度中的“行尚书省”。尚书省是行政官府，又加了个“行”字，表明这是中央派出的机构。游牧的蒙古族一开始对农地不怎么关注。曾有极端论调正儿八经地主张，要杀了碍事的居民，把田地变成牧草地。耐心地努力修正这样蒙古式思考的是耶律楚材。他必须晓以利害，说明从耕田农民征收税金比把土地变牧草地要有利得多。被压榨太狠的居民会逃亡，户数减少，税收也会随之减少，而善政则是增加税人的秘诀等，这些逐渐被蒙古族所理解。漠南汉地大总督忽必烈统辖燕京等处行尚书省，掌握军队统率权。只不过虽然叫汉地，却还有南宋的存在。讨灭南宋已经由忽里台所决定，因此忽必烈也是伐宋总司令。1252年6月，宪宗命令弟弟忽必烈攻打云南。这是南宋包围战中的一环，忽必烈的部将兀良合台进兵到了安南（越南）。3忽必烈出征五年后( 1257)，宪宗蒙哥率大军亲征，从首都哈拉和林出发，经六盘山、宝鸡、汉中进入四川。此时云南、西藏已经处于蒙古统治范围。蒙古的作战计划是，忽必烈军沿汉水南下，蒙哥从四川东进，兀良合台军从越南北上，三军在长江中游鄂州（现在的武昌）会合，沿长江东进，直逼南宋首都杭州，规模甚是壮大。南宋名将孟珙死后，有个叫贾似道的问题人物为南宋的最高司令官——京湖制置使，驻守鄂州。忽必烈在进攻鄂州前，得到通知说哥哥蒙哥死在重庆。蒙古帝国将会再次在后继者问题中动荡起来。末弟阿里不哥还留在首都哈拉和林，因此可以想见他会召开忽里台，获得可汗的地位。忽必烈最亲的弟弟旭烈兀攻陷了巴格达，现在还在西亚，不可能回忽里台。忽必烈为了做可汗，就得赶紧赶回哈拉和林。尽管如此，如果就这样撤走，从越南匆忙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就会成了孤军。忽必烈压制住渴望北归的心情，继续包围鄂州。汉水上游的襄阳，自孟珙从蒙古夺回后，一直是南宋的军事基地。这一次，忽必烈被迫处于极端艰苦的境地。兀良合台军攻不下潭州（湖南省长沙），于是绕到东边，从洪州（江西省）继续北上。还得再忍一下。在确认兀良合台军靠近的消息后，忽必烈开始撤退。贾似道把蒙古军这次撤退，向杭州的皇帝理宗报告说是大胜利。说是追击渡河撤退中的蒙古军，得首级一百七十，不过这也太少了点。后世史家认为，贾似道这次和蒙古缔结了屈辱性质的和约（臣服、岁币、割让等），换来了撤退。举出的证据是贾似道扣留了忽必烈派来的使节郝经，一般认为这可能是为了不让皇帝知道屈辱和约的事情而采取的举措。然而，从当时状况来看，忽必烈一方更为不利。南宋通过蒙古军从四川撤退这件事，已经知道了蒙哥之死。当然也知道忽必烈为了忽里台，急匆匆北归。不过，缔结屈辱性质条约这种事情，不像是敏捷、有临机应变之才的贾似道做的。尽管鄂州曾被包围，但四川的蒙古军一旦北归，就不会向鄂州增援了。对历史进行没有证据的推理是不好的，但从当时状况来看，我觉得可能是忽必烈收买了贾似道。扣留郝经不是为了屈辱的和约，而是担心收买案败露，这样才合理。贾似道对略晚于蒙古军后撤的兀良合台军，几乎原封不动地予以放行。忽必烈必定是和贾似道立下约定，在确定没有后顾之忧后，才下决心北归的。贾似道在鄂州“击退”了蒙古军，因功晋升为宰相。另一方面，忽必烈经燕京回到开平府后，召开了一手包办的忽里台，获得“可汗”之位。他的弟弟阿里不哥自然抢先一步，在忽里台受推戴为可汗。于是就成了兄弟之争，但弟弟阿里不哥不可能战胜忽必烈。当时以哈拉和林为中心的所谓蒙古之地，如果不能从漠南获得粮食和其他物资，是维持不下去的。没有这些的话，就只能回到过去的游牧生活。耶律楚材已经死去，忽必烈开始大量重用汉人。因要统治汉地，这就是当然的举措。刘秉忠、张文谦等儒者很早就成为忽必烈的幕僚，为他效劳。之后被贾似道扣留的郝经也是蒙古的翰林侍读学士，做着秘书工作。因为是秘书，所以也知道密约和收买的事情吧。阿里不哥的反抗坚持到了1266年。对忽必烈来说，这个对手成不了气候吧，所以最后那年阿里不哥全面投降的时候，忽必烈饶恕了他。忽必烈在那之前，就已在1260年定年号“中统”，年号在1264年改为至元。阿里不哥降伏五年后( 1271)，国号定为“元”。可以说这显示了忽必烈要正式把自己的政权中原化的决心。从郝经的官名也可以看出，元在定国号之前，就已经在用中原式的官职名。忽必烈既是蒙古帝国的可汗，同时也是中原帝国元王朝的皇帝。旭烈兀在遥远的西亚做了伊利汗国的皇帝，但也承认忽必烈的宗主权。要做名副其实的中原皇帝，就必须消灭南宋。在早前的忽里台上，这就被定为蒙古帝国的目标。因宪宗蒙哥之死，忽必烈从鄂州撤退是在1259年，南宋灭亡是在1279年，因此正好是二十年后，元达成了目标。忽必烈从容地对付南宋。当时在蒙古，太宗窝阔台的孙子海都联合术赤家（钦察汗国）和察合台家（察合台汗国），向忽必烈发起反击。这也是多少延续了南宋寿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吧。4根据此前作战的经验，忽必烈深切地感到，如果要伐宋，就必须首先攻陷南宋军事基地襄阳。即使包围了鄂州，说不定南宋军某天就会从襄阳南下，不得不防。襄阳陷落是在1273年。南宋守将吕文焕屡屡告急，但宰相贾似道就是不派援军。从鄂州凯旋后，贾似道维持了十六年的专权。孤立的襄阳最后还是投降了。当时众人皆知，蒙古规则是如果抵抗就全部杀死，而吕文焕也是为了兵将、居民的生命才投降的。不过，伐宋军出发之际，忽必烈对总帅伯颜和汉人世侯出身的老将史天泽说——汝，能不杀。禁止杀戮。一般认为，忽必烈是想尽力剔除血腥的蒙古本性，毕竟他心里是要做中原帝国之主的。襄阳陷落六年后，南宋灭亡，其间元派军远征日本。这是第一次元寇，日本称为文永之役。主要目的据说是要孤立南宋，也有把新臣服的高丽拉下水的意图。元命令建造千艘巨船，动员了大批兵员和水手。此外，当时日本是产金国，像是被过大地评价了。通过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点。以经济繁荣为骄傲的南宋到了这个时代，财政也变得艰难。因为繁荣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贾似道改革财政，实施了公田法。土地超出二百亩的部分，三分之一由政府收购，成为公田（政府的田），而且买人时用的是会子（票据）。大地主和豪强必然反对，但贾似道强制执行。他有相当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宋代基本上没有宦官在政治上亮相。理宗晚期有一些这种征兆，但被贾似道控制住了。此前南宋的宰相，一直是虽通学问却不通实务的一伙人，所以贾似道的看似有能就显得尤其突出。然而，南宋军没能在芜湖截防住南下的元军，吃了大败仗后，他的时代就结束了。贾似道被撤职后流放福建，在那里被有私怨的人杀了。在遇到这样大事的时候，南宋度宗死了，四岁的幼帝即位( 1274)。战局日益对南宋不利。虽然元有命令“不能杀”，但一到实战，激励抵抗的地方还是被实施了杀鸡做猴的屠杀。就这样，元军终于进兵到南宋首都杭州城东北的皋亭山。在南宋朝廷，文天祥主张把三官（幼帝、度宗皇后、理宗皇后）转移到海上，其他人背城一战，但遭到陈宜中等人的反对。就这样，南宋向元投降，前往元军兵营讲和的文天祥被扣留。后来他逃走并举兵勤王。元将三官护送回北方，但陈宜中等人在温州拥立幼帝的哥哥赵昱，组成了流亡政权。赵星从福建泉州逃到广东，在无人荒岛上孤独地死去。同胞弟弟赵呙被立，澳门西边的崖山岛成了最后的地方。至元十六年( 1279)，元军发动总攻，南宋军刀折箭尽，陆秀夫背着年幼的皇帝投海。南宋自此灭亡。从高宗建炎元年开始算起，已有一百五十二年，从北宋太祖建国算就是三百二十年的王朝。逃走后的文天祥在各地指挥游击战，但被元军抓获，护送到北京。世祖忽必烈惜才，劝文天祥为元效命，但他只求一死。在狱中待了两年后，在那里创作了《正气歌》，1282年在北京柴市被斩，享年四十七。海陆骚然元朝灭亡（或说是北退）是在1369年，因此从忽必烈定国号为元算起是九十八年，从南宋崖山灭亡算起是八十九年。这样说来像是有些短暂，但从成吉思汗即位那年算起，则长达一百六十多年，比金还长。金的汉化速度很快，女真族很快丢掉了自己的语言和固有习惯。与此相比，可以说元始终是一个蒙古族政权。中国的征服王朝中，大概只有元没有被汉文化所同化。后来出现的满洲族清朝，皇帝也下诏意图阻止汉化，但皇帝自己都不会讲满洲语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元在中国史上是一个特异的王朝吧。可以说中国被输入了新鲜血液，活力因此得以复苏。此前的宋代尚文轻武，尤其是南宋晚期出现了明显的文化颓废，因此北方野性的导入的确就会给中国文化带来强烈的刺激。奉行文治主义和进士至上主义的宋代传统被元粗暴地推翻。元代儒者地位极低。根据当时的随笔，据说汉族的排列是：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儒还不如娼（妓女、演员等），仅比丐高一级。蒙古灭金后，需要运营国家的人才，虽举行过科举一类，但很长时间内这种选拔制度是被废止的。可以说知识分子在宋代的人生目标就是科举及第，但到了元代就失去了目标。另一方面，此前知识分子为了应试而被束缚于四书五经和修辞的学习，现在开始能够在其他领域发挥自己的才能了。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等人创作了优秀的戏曲，要是放在其他时代，他们就不会采用这种类型。唐诗、宋词以及元曲，都被视为各时代的代表性文学范式。 诗文被文人视为正统，小说遭到轻视，但到了元代，一流文人也开始染笔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流行读物，大体是在元末明初完成的。元代是一个尚武轻文的王朝，对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不予以尊重，可以说文化濒临危机。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文化在经受考验的同时，也可以说得到了锻炼。在绘厕方面，元末四大家在中国绘画史上达到了顶峰。对世界帝国元来说，只要是有用的事物，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都会积极引进。元直到建国前不久还没有像样的文化，因而还处于白纸的状态。元没有偏见地引入科学技术，招聘优秀的学者，因此元代科学发达。例如引入伊斯兰历，受此刺激，郭守敬创制了“授时历”，计算出一年等于365.2425天。这比格列高利算出同样数字早了三百年。日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于贞享二年( 1685)制定的贞享历就是基于郭守敬的授时历创建的，并一直沿用到明治初年。这样来看，元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的震动，因此让人觉得像是突然闯入到中国史里的。说起西域人，此前基本上都是商人，但在元代也被录用为官吏，尤其他们做的是异常活跃的经济官僚。既不是蒙古族也不是汉族的人被叫做“色目人”，在社会阶层上被元定得高于汉族。金为了阻碍汉族团结，把汉人分为燕人和宋人。元予以效仿，把原金领土上的汉族称为汉人，旧南宋的汉族称为南人或是“蛮子”，也就是马可波罗所称的“Manzi”。蒙古族在元代之所以没有被汉化，如前所述，是因为在进入中国中央地带前的七年西征中，看到了其他的高级文化。另外从尚武的原则来看，中国文化是软弱的，蒙古族在自卑的同时也采取了轻视的姿态。而且，元朝廷也意识到要提高蒙古族的自尊心。前面提到，元曾采用维吾尔文字表述蒙古语，但不满足于借来的东西，于是命藏僧八思巴创立全新的文字。长崎县鹰岛南岸水中发现的元朝官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上面刻的就是八思巴文字。 八思巴文字是蒙古自尊心的产物，但因字形复杂，写起来很慢，极为不便，因此基本上没有普及。但因是官方指定的文字，原则上敕语和政府公文都要使用。然而人们都不会读，所以都通过添注的汉文和维吾尔文字蒙古语来读。中国古典著作也以八思巴文字进行了翻译，但鲜有人看。因不能实用化，所以可以说这一文字仅是为了蒙古的自尊心而执拗地存在着的。2在南宋灭亡前后，元各有一次远征日本的行动。记录称第一次远征为文永之役，目的是要孤立南宋。那么为何在南宋灭亡后再度发起远征呢？有看法说因日本是产金国，所以元欲得之而后快，但人们也认为有其他的理由。例如，可能是试图把基本完好的南宋降军丢到海外。这会让人觉得“怎么可能”，但元就是一个对“怎么可能”的事情毫不在乎地予以实行的时代。关于第一次的文永之役，《元史日本传》中只是极为简略地说——（至元十一年）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比起被叫做神风的台风，赶制船只的时候偷工减料才是更大的败战理由吧。次年，元派礼部侍郎杜世忠担任使节，在镰仓被北条时宗砍了脑袋。 第二次远征是在南宋灭亡后的至元十八年( 1281)，相当于日本弘安四年。元命令四万东路军从高丽，十万江南军从庆元（宁波）迸发，在老岐会合。江南军正是旧南宋军，司令官是阿刺罕和南宋降将范文虎，但临发兵前阿刺罕暴毙，因此出发就晚了。东路军却相反，行动比预定的早，所以两方从一开始就没配合好。东路军似乎是想抢功，弘安之役的前半阶段只有东路军在征战。江南军延期出发，因使者弄错了航线，联络也没法顺畅。比预定晚了半月后，元军好不容易在平户岛会合，在此休兵近一月。七月二十七日，元军发起作战行动占领鹰岛，但是在三天后台风就刮到了北九州，八月一日（日本是闰七月一日，这个时代的日元历法有微差）终于变成了“神风”。元朝战船接连沉没，出现大量溺死者。台风过后，元军损失惨重。《元史日本传》中说“生还者三名”，《世祖本纪》说是“十存一二”，《阿塔海（阿刺罕的后任司令官）传》说是“丧师十之七八”。生还的可能占两成左右。《高丽史》说东路军的生还者是19397名。日本军抓了两三万俘虏，把其中的蒙古人、高丽人、女真人、汉人（旧金地）全部杀了，只放过了元称为南人的旧南宋人，把他们分配给直属的武士们。大部分江南军应该是旧南宋人，因此大量的中国人分散到了日本各地。尽管二度失败，忽必烈仍不放弃远征日本，第三次命令建造战船和动员军队。此时江南和高丽已经疲敝不堪，但按照蒙古式的思维，就成了是在弱化可能抵抗的势力，这反过来对自己是有利的。但是暴政不一定就会减弱人们的力气，广东、福建发生了叛乱，为远征日本而编制的军队被调去镇压。然后在至元二十一年( 1284)，占城（南越南）也起了叛乱，阿塔海被任命为司令官，率领曾是远征过日本的军队前去镇压。此次也是因为暴风而撤退的。接着交趾（北越南）也起了叛乱。特别是在蒙古皇室起内讧以后，远征日本一事就不了了之。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三十一年( 1294)死去。此前一年，他又命令开始准备远征日本。第二次远征失败后，几次军事准备都被转作他用，但过了十二年他仍不死心。大概是因为使者被斩这件事，使他想把蒙古的复仇规则坚持到最后吧。后世史家评价忽必烈为“嗜利黩武”。功利性是游牧民的本性，而大远征等军事征服所需的后勤保障消耗简直就是无底洞，不管有多少财宝都会不敷用度。因此，擅长筹措钱财的经济官僚必然会受到重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记载的阿合马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是弘吉刺族首领的家奴，伊朗系的人物，在首领女儿察必嫁给忽必烈的时候，以随行身份进入元朝廷。察必做了忽必烈的皇后，阿哈马的实务才能获得认可，被专门委任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务。他横征暴敛，让所有仓库都堆得满满的，博得了忽必烈的欢心。就像变魔术一样，阿合马变出了财富，充实了国库。忽必烈非常信任他，给了他宰相的位子。变出财富并不是魔术。增税、新税、专卖、户籍调查等等，都是他的魔术道具。国库变得充实，顺便他自己也大捞了一把。 因为是长于商业天才的西域人，首要政策就是重商主义。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传统的农本主义，但在阿合马的眼里，农民只是压榨的对象。能压榨就压榨，据说是“不遗纤屑”，自然就成了农民怨恨的对象。因大部分国民是农民，所以他最后的结局就是落得个千夫所指。有个叫王著的人出于义愤，用大铜锤击杀了阿合马。时间是1282年，相当于第二次远征日本的次年，以及文天祥被处死那年。尽管阿合马死了，他的政策还是被继任的卢世荣、桑哥等人沿承。河北已经没有可供压榨的了，稍微富裕一点的淮河长江流域的居民开始深受压榨之苦。3游牧民族是很慷慨的。因为总是在迁移，运送不了大量的行李，兽肉也因容易腐烂而不能贮藏，所以慷慨授人的风气就这样产生了。蒙古建立起国家后还是那样，总是毫不吝惜地对皇族、宗室、功臣们下赐恩赏，因此他们变得奢侈是必然的。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所以很难把一度膨胀起来的生活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他们的奢侈依赖于对淮南、江南的压榨，换言之，也可以说元王朝的生死命门在南方。忽必烈在皇太子死后，指名皇太孙铁穆耳为继承人，因已经建立起体制，所以没什么问题。然而，成宗铁穆耳没有嗣子，他之后的元朝皇帝位子就通过争斗来决定，所以拥立的重臣就变得肆意妄为。权臣铁失拥立五代皇帝英宗硕德八剌后又杀了他，让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取而代之。明宗和世球也被拥立者杀了，弟弟文宗图帖睦尔被立。随着权臣们的权力斗争，皇帝的面孔也在不停地更换，没有任何理念或是名目。成吉思汗家族中流淌着嗜酒、荒淫的血液。而且，权臣拥立皇帝，必然选择容易操纵、上不了台面的人物。所以除了少数例外，元历代皇帝大体都是昏君。因统治了淮南、江南之地，元的国家性质发生了改变。蒙古族对汉族的比例越来越低。元对旧金领地实行直接统治，对旧南宋则实行间接统治，所以实际上元的手是伸不到淮南的。蒙古族在旧金也是水土不服，因此驻防军队必须用旧金汉人军队。各地政府都配备了称为达鲁花赤的监察官，也就是所谓代官。达鲁花赤一定得是蒙古族，他们不是执行者，而是监督官。元不放心委托旧南宋人在淮南、江南施政，于是让旧金汉族担任达鲁花赤。既然汉族在元这个国家的人口比重很高，也有人感觉到蒙古族地位的危险。保守性质的皇族、宗室、元勋子孙就是这么想的。与此相对，因国民大部分是汉族，也有人觉得现实就是合理的。被称为元末名宰相的脱脱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旧金汉族受到的待遇稍微好一些，而旧南宋人没有立足之地。从人口来说，前者和后者是一比十。从经济力量来说，后者是前者的数倍。因此，淮南、江南叛乱频发是必然的。北京被称为大都，忽必烈最初修筑城郭的金莲川开平府被称为上都。一到夏天，整个宫廷就从大都移到上都。不再游牧的蒙古贵族们就这样一年一度地移动着。大都和上都消费的物资，基本上都是从旧南宋运过来的。唐代长安、北宋开封都通过运河从南方运送大量物资。元因以北京为首都，就可以利用天津外港，使用海路。当时，只要不是结冰期，白河河口天津就会因为南方来的船只而变得人声鼎沸。天津地名的起源，就来自所谓天子的津（码头）。沿海地带的盐产地较多，元朝盐税占了国家财政不小的一部分，因此海上运输线可称得上是生命线之一。海盗的出现震惊了元朝上下。蒙古族对陆地上的叛乱好歹还能镇压，但因水军是弱项，所以对海上的强盗就难以对付。至正八年( 1348)，既是浙江盐商又是运输业者的方国珍聚众数千人发起叛乱。元朝讨伐军被这支海上叛乱军打败，连司令官都成了俘虏。元海军无能至此。讨伐不了，就只能使用怀柔策略。元任命这个海盗为定海县尉，但方国珍又反了，不仅率军骚扰温州，还用和以前一样的方式抓获了讨伐军的司令官，胁迫政府要求官职，从海道漕运万户到行省参政，依次晋升。元想利用他镇压难以对付的海上叛乱，方国珍也向北京的高官施加贿赂，保持身份的稳定。这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人开启了叛乱之门。当然，要是说小规模叛乱，前面也讲到，从忽必烈时代起就发生过不知多少次了。白莲教徒胡润儿等人在信阳起义，是十多年前的事。但是当方国珍把海上搅得天翻地覆后，白莲教起义的规模就变大了.4所谓白莲教，指的是宣传弥勒下生、改革社会的佛教一派。据说弥勒菩萨在末法之世下生，救济众生。和《圣经》中的弥赛亚类似，属于世界末日的人类救济思想。因此，现实世界如果恶化到简直就像世界末日的话，宣扬弥勒下生、发出救济大众的声音就会唤起人们的共鸣，聚集起大量信徒。 白莲教又名明教。北宋末年被镇压的方腊之乱的“噢菜事魔”，像是摩尼教遗留下来的，前面也曾提到。摩尼教宣扬皈依光明神。也有说法认为白莲教中摩尼教的气味很重，这也不是说不通。这让人联想起从白莲教叛乱开始登场的朱元璋，他在创建新王朝后定国号为“明”。至正四年( 1344)黄河大泛滥，所到之处堤防决口，田地民宅被淹。负责治水工程的贾鲁用雷霆手段成功修复。所谓雷霆手段，指的是从河南征用劳役十五万、军夫两万，强迫他们无偿劳动。大量血气旺盛的年轻人被赶出来强制劳动，自然心怀不满。状况是一触即发。颍州刘福通及其一党为了发动起义，拥戴白莲教教主韩山童。刘福通不一定是个忠实的白莲教信徒，他只是希图利用世袭的白莲教首领韩山童的号召力。仅仅依靠信徒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发动民族意识，召集大众，刘福通散布传言，说韩山童实际上是北宋徽宗皇帝的八世后裔。他们提出口号，说要摆脱异族统治，复兴宋朝，参加者以红巾裹头。所谓红巾之乱就自此而来。一般来说，如果发起大规模叛乱，事情很容易在通气阶段败露。刘福通的计划在正式起兵前就泄露了，于是只得提前起义。韩山童没能及早逃脱，被元军捕获后处死，妻子杨氏和儿子林儿一路艰辛地逃到武安（河南省）的山中。尽管起义准备不足，但人们对压榨和强制劳动的不满终于借此时机全面爆发了，红巾军在转战各地期间很快增加到了十余万军众。面对如此规模的大军，元军也没法防御。看到元军无力扭转局面，不少人自然也和刘福通一样，觉得有机可乘，就在各地起兵呼应。蕲州的徐寿辉，湘州和汉州的布王三、孟海马，丰和沛的芝麻李，濠州的郭子兴都起义了。他们之间不一定有联系，但同样都冠以红巾军之名。郭子兴的手下的将领中，就有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起义后过了将近四年，也就是1355年，刘福通找到了韩山童的遗孤林儿，把他接到亳州，立为皇帝，国号自然是“宋”。红巾军的核心是狂热的白莲教信徒，而大军中像流贼这样的自然也不在少数。造反集团一旦规模过大，就容易产生内讧。刘福通暗杀对手，掌握了实权。内讧是团结的弛缓，也是衰弱的征兆。在元军的进攻下，刘福通战败，并拥韩林儿逃到安丰（现在的安徽省寿县）。红巾军即便如此惨败，但很快又聚集了大批人手。黄河泛滥导致了大饥荒，很多人眼看就要饿死，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造反寻找活路。虽说各地的起义队伍都称红巾军，却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除了韩林儿的宋政权，徐寿辉也建立了“天完国”。元军自然倾注全力，要消灭最大的造反集团宋政权。所有人都明白，接下来的形势极为艰难。刘福通为了躲避元军猛攻，令全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山西北上入冀州（河北），一路过函谷关、潼关进关中，最后一路由毛贵率领，攻陷了山东半岛诸城。其中毛贵军兵力最强，从山东济南北上，显示出逼近北京的势头，因此据说连元顺帝都一度起了迁都的念头。从山西北上的军团支队掠夺了大同，攻陷了开平。如前所述，元以北京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夏都上都被叛乱军蹂躏，宫殿被烧毁。红巾军离去后转入东北，掠夺辽阳，甚至到达了高丽。进入关中的军团被元察罕帖木儿军打败，逃到了蜀（四川），而支队则开始骚扰宁夏。韩林儿的红巾军团从高丽打到蜀，看上去像是展开了大规模作战，但从另一视角来看，也是一种分散败退。尽管攻陷了数不清的城邑，这些大体都被随后赶来的元军收复了。5大都受到威胁，上都被一度占领，脱脱和察罕帖木儿等元的最高首脑必然会亲上战场。自上都宫殿被烧毁以来，元取消了夏季整个朝廷的移动。的确，元朝中枢此时已经产生了强烈的非常时期的意识。1358年，红巾军总部的刘福通攻陷开封（汴梁），以此为宋国首都。然而，打退关中红巾军的察罕帖木儿集合大军，包围开封一百多天。刘福通拥皇帝韩林儿，由精锐百余骑护送，杀出一条血路后抵达安丰。红巾军集团中包含了各色人等，从狂热的白莲教信徒到野心家、流贼、饥民，过于杂乱，意见无法统一，因此缺乏人和就是必然的了。大军攻城略地的时候还好说，一旦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过长，内部就麻烦不断。毛贵率军在济南维持了三年就被部下赵均用所杀，而赵均用又被续继祖杀了，队伍变成了内乱状态。争斗原因说是美女和财宝，所以根本不能说这是信仰集体或是农民起义军。据《明史》记载，陷落后的红巾军首都开封既设有后官又有大批财宝，这必定是掠夺来的。逃到安丰的刘福通因对部将李武和崔德互相对立准备开战的态势不满，准备处罚他们。两人见事不妙，逃跑后向元投降了。察罕帖木儿收复开封后，派遣儿子扩廓帖木儿出动大军，基本平定了山东，在东平降伏田丰。田丰原来是元将，后来加入了红巾军，但他在降伏后伙同他人谋杀了察罕帖木儿，出逃益都。益都是在现在济南和青岛中间的城市。扩廓帖木儿要报父仇，率大军包围了益都，并击退了从安丰赶来救援的刘福通。扩廓帖木儿挖坑道攻入益都城，杀了田丰等人。次年，张士诚的部将吕珍包围了红巾军的根据地安丰。张士诚可称得上是陆地上的方国珍。他原来是叛乱军，1353年在江北高邮（扬州以北）起兵，国号周，取名诚王，定年号天禧，四年后废止，和元讲和。大都方面一直为粮食不足而头疼，他就通过给北京输送米粮的方式，来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增加筹码。估计派军攻击安丰，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筹码吧。这一时期的叛乱军里面，白莲教和红巾军之间关系最薄弱的当首推张士诚。他是官盐的经纪人，似乎也贩私盐。他起兵的动机应该是出于大盐商和官府勾结，欺负弱小业者。因此即使是同一造反集团，成长史也是不一样的。安丰红巾军总部遭到包围后，向所谓友军的朱元璋求援。黄河泛滥的时候，朱元璋的父母哥哥都饿死了，只有他因为在皇觉寺出家才活了下来。朱元璋响应红巾军，在濠州（安徽省）起兵，成为任侠出身的郭子兴的部将之一。郭子兴虽不是红巾军的主干，却也被宋国皇帝韩林儿授予濠州节制元帅的称号。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基本上继承了他的势力。朱元璋亲率援军直奔安丰。出兵不是单纯为了救援红巾军本部，他更担心张士诚势力的膨胀。不过，早先一步的吕珍进入安丰城，杀了刘福通。稍微晚到的朱元璋军打跑了吕珍，救出了躲在城里的韩林儿。两年后韩林儿死去。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是天下所望，这个“皇帝”就是个麻烦了吧。尽管同为红巾军，郭子兴却是旁支，而朱元璋是从一个小兵发迹，继承了郭军。对宋国皇帝，他觉得没什么情义可讲。韩林儿在去往南京的途中，据说覆舟后死在江里。从朱元璋的性格来看，不得不说他有指使杀人的嫌疑。刘福通战死是在1363年，也就是起兵后的第十二年。红巾军系的叛乱在此终结，之后江南成为争夺天下的舞台。其间，元朝廷变成了充满阴谋旋涡的魔窟，所以给红巾军带来致命伤的并不是元朝军队。从世祖忽必烈之死( 1294)到顺帝从北京北逃、元朝灭亡(1368)，一共存在了七十四年。这期间立了十个皇帝，平均在位时间不过七年多，而且最后顺帝的在位时间和忽必烈大致一样，都是三十五年，因此其余九帝的平均享国时间不到四年。皇帝是权臣的傀儡，一旦不中意就会被杀掉。权臣燕铁木儿杀了明宗后立他的弟弟文宗，文宗和他的皇后都指名明宗的儿子为继承人。可见，文宗心里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当被权臣摆布、不中意就杀掉的所谓皇帝。明宗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从哈拉和林返回的时候带上了蒙古之地的心腹。前面提到元朝廷有汉地派和蒙古派的对立，因此出现的情形是汉地派掌握政权后科举就会重开，蒙古派一执政就将其废止。传言顺帝不是明宗的亲生子，他曾被流放到高丽的大青岛，接着移到广西。据说明宗在去蒙古的路上，看到别人的妻子貌美，就想把她纳为自己的王妃，然而她说自己已经怀孕。而且甚至有故事说她是瀛国公（南宋恭帝，在杭州投降后做了元朝公爵）的妻子。如果真是这样，南宋皇帝的后裔就成了元朝最后的皇帝。权臣燕铁木儿对顺帝即位表示反对。顺帝生于蒙古，汉地派的燕铁木儿担心蒙古派的势力抬头。十三岁的顺帝从广西回北京的路上，因担心途中被人暗杀，据说蒙古派的伯颜率军队护送。时间是1333年，同年燕铁木儿死去，伯颜毫不费力地接手了朝政大权。伯颜为了提高蒙古族对汉族的人口比例，据说超常规地提案“把张王刘李赵五姓汉族杀光”。张和王是中国最多的姓，而刘、李、赵分别是汉唐宋的国姓。最终这一暴论没有被受理。顺帝二十岁的时候，伯颜因脱脱的计谋而失势，被流放到江西后自杀。脱脱是汉地派。《辽史》、《金史》、《宋史》三史是脱脱主持下在这个时代编纂完成的。三史的完成是在1345年，也就是红巾之乱发生的六年前。历史明暗1红巾军的失败之处在于分兵三路北伐。在大军转战的时候是不能分散力量的。此外，红巾军起事于中国南北方分界线上，选择北上而非南下也是失败之处。可能是他们研究历史，发现没有政权能够在南迁后复兴。东晋和南宋都是如此，南北朝也是由北方来完成统一的，就连隋炀帝都无法从江都（扬州）北归。南宋高宗从应天府南下准备前往扬州的时候，主战派李纲主张要是避难就应该去西北，并举例说安史之乱中避难西北的肃宗在不久后就收复了长安。然而我们却不能忘了，唐之所以能摆脱危机，是因为一直保有淮南。淮南、江南是富饶的土地。元末动乱中北上的红巾军主力遭遇溃灭，而留存到决战阶段的都是南下的集团。蒙古骑兵最怕的就是多水路的江南，而且离大本营又远，因为元对江南只能是间接统治，驻防军也不多。最能强烈激发江南人反元感情的莫过于被当成“蛮子”的差别待遇，因此这给了红巾军极大的民间支持。通过初道考验关卡的江南造反军团之间展开了争霸战，朱元璋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江南有张士诚和陈友谅等军团，浙江有方国珍的海上造反团。四川明玉珍自称夏皇帝，但实力相对弱小。江南的朱、张、陈的三方混战，决定了天下之主的归属。1352年，二十五岁的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加入了郭子兴军。据说在一开始，不知何故他被误当成间谍绑了起来，而郭子兴对他的相貌称奇，给他松了绑。因为面相，朱元璋做了十人之长，崭露头角，逐渐受到重用。郭子兴军受元军攻击，损失惨重，因此朱元璋为了补充兵力，回到故乡钟离（安徽省）募兵。他聚集了七百名士兵，任命徐达和汤和等幼时玩伴为将校，加以严格训练。可以说大明帝国的国军就此诞生。朱元璋回到郭子兴军后，因发生内部纠纷，他失望地率领自己的军队南下。南下直指富饶地域这一点，显示出朱元璋着眼点的精确。接着，他把途中遭遇到的元军予以全盘接收。虽说是元军，但被赶到战场上的都是当地的贫民子弟。在家庭成员全部饿死的朱元璋眼里，他们不是敌人，而是同一阶层的伙伴，这使他在劝降上应该有说服力。此外，李善长、宋濂、刘基、陶安等知识分子也加入阵营。两万南下军行军秩序肃然，令民众感觉不到流寇的气息。朱元璋南下时，因郭子兴死去，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濠州起兵派红巾军的领袖。禁止杀人，禁止虐待居民的命令被贯彻到了基层。1356年三月朱元璋占领了南京。元称南京为集庆，御史大夫福寿力战朱元璋并战死。入南京城后，朱元璋为福寿郑重举行葬礼，接着把集庆改名应天府。与此同时，张士诚也从高邮南下。元右丞相脱脱率领大军包围了高邮，就在他即将放弃的时候，发现元军在天刚亮时出现了混乱，他于是出击并幸运地打跑了敌人。元军之所以发生混乱，是因为总司令脱脱突然失势，顺帝下诏，他被以滥费军财的罪名削去官爵，带去了淮安（安徽省）。实际上这是有个叫哈麻的人恨他，向皇太子和皇后奇氏进谗言的结果。仅有一步之差就能消灭张士诚，可就在这时局势发生逆转，元军溃逃，因此不能不说这是个愚蠢的决定。脱脱在流放云南的途中被毒杀。顺帝立爱猷识理达腊为皇太子，尽管他统治时间三十年过半，却基本过着退休生活。而且他着迷于喇嘛教的秘仪，任由喇嘛僧在朝廷中横行，而且为秘仪支出了大量经费。忽里台上推举皇帝的蒙古原则已经崩溃。顺帝退休退了一半，皇太子看政看了一半，因此在汉地派、蒙古派之外又产生了皇帝派和皇太子派的对立。元的内讧挽救了张士诚。他从饥荒地域出逃南下，占领了苏州并以此为据点。这是朱元璋占领南京前仅仅一个月的事情。从此，南京和苏州的对立时代开始了。张士诚为了对抗朱元璋，和元讲和，终止王号，受元官爵。这应该算得上是堕落吧。不久，他乘浙江元军不和，入主杭州。为了给自己增加筹码，他给北京运送米粮，还出兵攻击逃往安丰的红巾军，前面已经概述。部将吕珍在安丰杀了刘福通，但因为朱元璋北上救援红巾军，吃了败仗。因为这件事，朱元璋既蔑视张士诚，又对他怀有强烈的憎恨。朱元璋占领南京的时候，徐寿辉的大军正驻扎在长江上游的湖北蕲州、黄州，跟刘福通和韩林儿的红巾军主力对垒，他们被称为西派红巾军。如前所述，徐寿辉很早以前就建立天完国，定年号为治平，自称皇帝。徐寿辉似乎曾是贩布为业的白莲教信徒，也并不甘心落在主力的下风。这个天完国任命的丞相倪文俊在和元军战斗的过程中逐渐得势，图谋取代徐寿辉做皇帝，失败后逃到黄州。倪文俊的部下里有个渔夫出身的陈友谅，杀了倪文俊后接管了军队。倪文俊想取代却反被取代，成了人们的笑料。陈友谅接管倪文俊的军队是在1357年，之后他从安庆、瑞州开始，攻陷江西池州后得势。就这样，这支军队成了西派红巾军中最强的军团，1360年陈友谅用铁锤击杀徐寿辉后自立，自称汉皇帝。2占领池州后，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就和朱元璋的领地接壤，二者关系变得紧张。陈友谅准备联合朱元璋背后的张士诚，这可以说是当然的对策吧。相应地，朱元璋就和张士诚背后的方国珍结下了友好关系。刘基曾经是元行省元帅府都事，曾在元授予方国珍官爵的时候，因反对给这个应被诛杀的人物授爵而辞官归乡，后来碰巧受朱元璋邀请，便做了他的幕僚。刘基的策略是，不管张士诚如何如何，只管攻打陈友谅。朱元璋在江州击破陈友谅军，使其败走武昌。在水面上打败以水战见长的陈友谅军，可以说给了朱元璋极大的自信。事实果然一如刘基所推测的，这次张士诚并没有动兵的打算。朱元璋在安丰击破张士诚部将吕珍是两年后的事情，也是朱、张两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安丰之战发生在三月，到了四月，陈友谅率军包围了朱元璋统治的洪都（江西南昌市），元末最大的决战在此拉开序幕。七月，朱元璋从南京出发，在鄱阳湖入口处的湖口摆下阵势。听到这个消息，陈友谅解除了洪都之围，准备进军鄱阳湖。陈友谅军虽然号称六十万大军，但结果却是朱元璋军顺着东北大风采取火攻，大胜而归。八月，陈友谅在尝试突破湖口的泾江之战中，力尽人亡，战争因此谢幕。朱元璋一度回南京论功行赏，后进兵武昌，降伏了陈友谅的全部余党。这场战事后，苏州的张士诚再次和元断绝关系，终止了米粮北送，自立称吴王。次年( 1364)，此前自称吴国公的朱元璋以受群臣劝谏的形式，进位吴王。这样，长江沿岸的南京和苏州就同时诞生了两个吴王。自然，两方都是自称吴王，对元来说都是造反军。即便如此，元甚至没有派兵讨伐的能力，日子一天天在内讧中过去。宫廷内的皇帝派是秃鲁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太平、老的沙等人，皇太子派则是奇皇后、哈麻、搠思监、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之子）、宦官朴不花等。奇皇后出身高丽，因为顺帝幼年时代曾在高丽生活过，就把她从那里带了回来。宦官也在元朝政治舞台上初次登场。这个叫朴不花的是奇皇后的陪嫁随臣，出身类似于忽必烈时代的阿合马。老的沙想清除朴不花，被皇太子发觉后被撤职，逃到孛罗帖木儿的军营去了。皇太子要求孛罗帖木儿送回罪臣但被拒绝，于是皇太子派弹劾孛罗帖木儿谋反，削去了他的官爵。但如果肯就范，那就不是孛罗帖木儿了。他让部将们攻打北京。顺帝恢复了孛罗帖木儿的名誉，并移送了皇太子派的朴不花等人。对此皇太子请求扩廓帖木儿攻打孛罗帖木儿，故而孛罗帖木儿大怒，兴兵来伐，皇太子逃亡。血脉相连的顺帝和皇太子之间到了必须兵戎相见的地步，可谓是个悲剧。可以说顺帝欠缺指挥能力，可能还有沉迷喇嘛教信仰的原因。天下一度成为皇帝派的，但亡命的皇太子再次命令扩廓帖木儿攻击孛罗帖木儿，这次孛罗帖木儿输了，以他为首的皇帝派被全部杀死。接着的计划就是顺帝退位和皇太子即位，然而扩廓帖木儿却不同意。扩廓帖木儿具有武人的气质，尽管他根据将来时势的发展加入了皇太子派，但对老皇帝仍健在情形下的帝位更替非常介意。为此他遭到皇太子和皇后奇氏的忌恨，顺帝自然对他也没什么好感。就这样，北京的状况江河日下，扩廓帖木儿提出愿去前线杀敌。顺帝应允了，并让他担任讨伐叛乱军的总指挥。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并入主湖北后，接下来就要和张士诚对决了。张士诚以苏州（当时的平江府）为大本营，又因是从江北起兵的，版图包括了江北地区。1365年，朱元璋出兵江北、淮东。次年，部将徐达攻陷张士诚原先的据点高邮，接着拿下了淮安、濠州、徐州、宿州。朱元璋的北伐军不仅和张士诚军作战，也和前来镇压叛乱的元军有所接触。前面提到，北京的皇太子派掌握了政权，不想过问复杂政局的扩廓帖木儿自愿赶赴河南。这正好是朱元璋北伐的时候。不过，河南元军的司令官们——张良弼、脱列伯、孔兴等已经军阀化，对新军队的到来和总司令官的任命是不会感到欢欣鼓舞的。他们准备集结兵力阻止扩廓帖木儿南下。本来援军是应该受到欢迎的，但欢迎却变成了迎战。此时扩廓帖木儿军中也有不和，还有一幕是部将们因为要给朝廷送去弹劾状而被扩廓帖木儿罢职。无论朝廷还是军队都内乱到了这种地步，应该说元要是还不灭亡反倒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朱元璋不慌不忙地结束北伐，回到南京。终于，消灭张士诚的这一天到来了。二十万大军下东南，首先攻陷湖州和杭州。这两座城是张士诚的军事基地，因此苏州就被孤立了。海上的叛乱者方国珍把财宝装到船上，一度逃到海上，但不久后就归顺了朱元璋。1367年九月，苏州在经受了十个月的包围后终于陷落。张士诚被捕，在送往南京的途中以自杀结束了一生。十月，朱元璋动员了二十五万军队，开始北伐。上次的北伐主要是为了占领张士诚的势力范围，这一次的目标则是北京。徐达被任命为征虏大将军，副将军由常遇春担任。同时胡廷瑞为征南将军，前往征讨福建。北伐军和南征军进发的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南郊祭祀天地，即皇帝之位。国号为“明”，年号定“洪武”。日本在明治以后采用的一皇帝一年号制，在中国是从明朝开始的。朱元璋是明太祖，人们也以年号称之为洪武帝。为便于理解，从此开始我将用年号称呼明清各帝。洪武元年是1368年，也是元王朝灭亡之年。此时的日本是南北朝时代，到了年末，足利义满就任将军之职。元王朝的灭亡再简单不过。朱元璋派遣明军北上，元军内部乱作一团。前面提到的扩廓帖木儿被罢免是在这一年的二月。迎击明军的总司令在战场上失势，因此北伐军进击势如破竹。七月，被罢免的扩廓帖木儿和新军阀（自然是元军）交战，杀了对方将领。元朝廷匆匆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但为时已晚，明军已经从河南进入河北。扩廓帖木儿从晋宁退到冀宁，明军逼近通州。顺帝召集皇族，宣布避兵北退。尽管有人反对，而顺帝在这次终于表现出他非常了解自己的想法。皇帝一行打开健德门后北上。《元史》中极为简略地说——八月庚申，大明兵入京城，国亡。这个庚申是笔误，应是庚午。因为没有像样的战斗，明军人城自然没有见血。蒙古自北而来，在中原建立王朝，如今再度北退。在这个意义上，比起灭亡，也许用北退来描述更为适当。顺帝一行逃到上都，因明军追击紧迫，又逃到东边的应昌府（现在的内蒙古）。洪武二年( 1369)，明军攻陷上都。次年，攻陷了应昌府。不过五十一岁的顺帝在此前就死了。皇太子跟随十余骑北逃，抵达哈拉和林，在此建立起小政权。曾和父亲发生过激烈政治斗争的皇太子即位，被称为北元昭宗。征虏大将军徐达进入北京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封存府库图书。这里收有元朝各代的记录，都是编纂历史所需的。按照惯例，一般都是要经过相当长的冷却时期后才会编写前朝正史。唐朝的正史是唐灭亡约四十年后编写成的，即便如此也被认为是有问题，在一百二十五年后，宋朝欧阳修等人再度编纂。前者被称为《旧唐书》，后者为《新唐书》。然而，明洪武帝在灭元后次年就急忙编纂《元史》。洪武二年二月起开始了修史工作，同年八月就完成了，全本二百一十卷的大著作的完成仅用了半年时间。这自然动员了大量的文人，他们在南京天界寺开展工作，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太快了，草率、遗漏、矛盾之处不少。如前所述，连明军入北京城的日子都搞错了。《元史》关于元寇生还者数量之混乱，前面也有所介绍。所以到了20世纪，也就是在五百多年后不得不编写《新元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洪武帝朱元璋为何这么着急给前王朝修史呢？一般认为，他是为了要把明朝摆到打倒蒙古族征服王朝、复兴中华的正确位置上，而这也被认为是越快越好。趁在王朝创始中被点燃的能量还保有极高的热度，可能他想尽快建立起自己王朝的骨骼，然后再进行充实。此外通过修史的理由，必定有聚拢知识分子的意图。新王朝正在求才若渴。4攻苏州前，洪武帝对军众告诫说——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民宅），毋发丘垄（墓 地）。在正值北伐的时候，又给徐达下了一篇格调极高的谕文。——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 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无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室成俾保全。 如果读了这样的句子，大概会让人觉得简直就是圣天子降世。不过，创建新王朝后的洪武帝也显示了魔性的一面。出于从社会最底层爬上来的经历，他在统治天下的时候反映出了明暗两个部分。以前没有哪个皇帝能像他那样，明了实际生活中贫穷民众的苦痛。出身庶民的皇帝在历史上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洪武帝两人。刘邦至少还是个亭长，做的是乡间驿站“主任”的工作，以他的身份还能率领营造骊山陵的壮丁们进京。与汉高祖相比，洪武帝可以说是更为下层。家庭成员全部饿死，他在少年时代就经历了地狱式的生活。所以他在了解庶民之痛的同时，也拥有经历了地狱的人所特有的冷酷一面。不管是多残忍的事情，他总能轻而易举做到。在皇觉寺的时候，他可能也读了些书。洪武帝的诗文或许出自秘书之手，但也是相当了得的。比起同争天下的陈友谅和张士诚，人们都认为洪武帝文藻更优秀。然而，他对知识分子像是抱有深深的憎恶和不信任。正因为是天涯孤儿，他非常看重骨肉之情，认为骨肉亲以外的人靠不住。他也看腻了流贼集团中取代、背叛的事情，所以就像是原始森林里的野兽，会有很强的猜疑心。擅工阴谋、诽谤他人是知识分子的本性，洪武帝必定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在王朝创始之初，为了运营国家，文人被屡屡起用，因此武将们的不满和对文人的毁谤可能也发挥了影响。曾经的仇敌苏州张士诚以重点保护文人而闻名，但洪武帝知道实际上他是被文人们愚弄了。张士诚的本名是九四。因张九四这个名字没有威严，他委托文人们给他选个别的，得到一个“士诚”，诚然不错的名字。不过，《孟子》里有个齐人姓尹名士，一开始批评孟子，但后来听了孟子的话后觉得羞耻，说——士诚小人也。士诚是出自这里的。意思是“我真的是小人”，张九四不明就里，喜滋滋地用了这个名字。据说给他取名的文人们在背后笑得前仰后合。据传洪武帝是从武臣那里听说了这个故事。自那以后，他总是疑神疑鬼，不晓得自己会在哪里被人毁谤，于是“文字狱”在受害妄想中产生了。他担心过去在皇觉寺为僧，后来加入流贼团的事情被人指指点点。“秃”和“光”都是剃了头的状态， “则”和“贼”同音，他甚至怀疑这些词是不是在说他。杭州有个教授写了个句子——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就被处以斩刑。就是因为“光”和“则”的缘故。德安府有个训导写了个贺表——天下有道。就被诛杀了。因为“道”和“盗”同音。各地的教授、训导必须为府县完成向朝廷上传的文书。他们害怕，不敢动笔，请求给予“表式”（范文集）。听到这个请求后，据说洪武帝亲自作了表式。对抵抗到最后的苏州，洪武帝非常固执地予以报复。不仅苏州的税金是最重的，连被誉为吴中四杰的四个优秀文人，最后的结局不是处死就是死在狱中，或者是自杀。这四个人是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其中高启被人称颂为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最好的诗人。他被当成是策划谋反的魏观的同伙后处死。魏观后来被恢复名誉，所以高启也是无辜的。这正是恐怖政策。5取得天下后建立起王朝，不愿让给任何人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对此，洪武帝用恐怖政策来实现。此外，为了平安地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他不希望出现掌握过多实权的人物。汉初韩信等建国功臣被挨个肃清，而洪武帝的肃清政策比汉初还要残忍。他不仅对文人很苛刻，对功臣、高官的肃清也很残忍。肃清是从洪武十三年( 1380)开始的。有个叫涂节的人在前一年十二月告发“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杀的”。刘基是洪武帝的幕僚，因是元朝进士出身，据说可能是明王朝的功臣中修养最高的一位，因此经常被比喻为汉高祖的军师张良。明末思想家李卓吾甚至评价说，他比张良还高出一截。刘基的表字是伯温，关于他曾经创下预言书的神话流传至今。刘基受到洪武帝的信任，但他和李善长及胡惟庸等同僚不一定就能相处得不错。刘基是个刚直的人，时不时地离职。洪武四年( 1371)，他在六十一岁时辞官，四年后死去。建国之初就有官位争斗，政治斗争应该是相当激烈的。洪武帝信任的刘基即使辞官，对政敌来说还让他们感到害怕，所以毒杀一说似乎也不见得就能被否定。大概是洪武帝把莫须有的事情当成借口。胡惟庸是左丞相，六年间身居国政最高职位，他身上的权力过于集中。洪武帝想抓此人立威，从一开始就盯着他了。除了毒杀刘基，再加上其他所谓的罪名，胡惟庸被清除了。他最大的罪状就是向北元和日本求援以及准备谋反。南北朝时代的日本政府不可能有力气支援外国的谋反，即使和明朝宰相存在联系，日本也会留下什么形式的痕迹，但是事实是根本没有，所以可以认为这方面的证据是捏造的吧。不过，当时倭寇的活动已经相当频繁，所以胡惟庸和九州的海盗及海商勾结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按照常理推断，应该认为是洪武帝设计借口，杀了独断专行、引人注目的胡惟庸。密告毒杀的涂节也被杀了。这次清除之后，洪武帝废止了中书省，取消了左右丞相。此后明代没有相当于宰相的官职。六部也就是各部长官都还在，而统辖他们的总理大臣则不在了。皇帝开始身兼总理大臣。阁僚除了所管事务，不能介入其他事情，因此就无法集中较大权力。换言之，正是皇帝独裁制的确立和绝对化。洪武十三年的肃清以几名高官被诛杀而告终，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 1390)的肃清就极其惨烈。此时洪武帝已经六十三岁了，而皇太子朱标太过慈悲，让父亲觉得不安。于是洪武帝决定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危险分子全部铲除。七十七岁最年老的李善长被赐死。十七岁起就跟着洪武帝，并在和陈友谅的战争以及平定广东中立下大功的陆仲亨也被杀了，而且是族诛，原因是洪武帝认为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岁的历战将军拥有篡夺王朝的实力。被灭族并载名于《昭示奸党录》中的有三万多人。三万多人血流成河的两年后( 1392)，洪武帝异常宠爱的皇太子朱标死了。他决定立孙子为皇嗣，所以可以想见皇太孙之年幼。洪武帝为了皇太子而除掉三万多人才能觉得安心，而为了皇太孙着想，他就只能杀得更多。 洪武帝的肃清，造成一片鬼气森森。成为牺牲品的，还有已故的开国元勋常遇春的妻弟蓝玉。大将军蓝玉曾率十五万兵出击漠北，在捕鱼儿海大破北元军，抓获北元皇帝（顺帝之孙）的次子地保奴。这个地保奴后来被流放到琉球。蓝玉在讨伐西番叛蛮的时候也在军中，是个历战将军。蓝玉被特务机构锦衣卫告发，并以谋反的罪名被捕，处以桀刑。被连坐杀害的，《逆臣录》上有名的就有一万五千多人，可以说是一网打尽。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六年( 1393)，也就是皇太子之死的次年。元末动乱时代中英姿飒爽的年轻红巾军领袖成了权力的俘虏，为了自己的子孙，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血腥清洗，成了魔性老丑之人。他颠覆了元朝，使中华帝国复活。然而，明这个王朝没有回归成宋。它随着历史的潮流，成了元朝的后继者，身上有很多元性质的要素。所谓充满野性、露骨重利是明王朝的时代性质。虽然露骨，却无光明，一直被暗影纠缠。为了贯彻皇帝独裁，就必须独享情报。锦衣卫或东厂等机构就带着收集信息和监视官民等暗地里的任务，这有碍于明这个时代和它的名称一样光明正大。洪武帝重复进行着流血肃清，似乎有着让人不可思议的自信。如果得到一般民众的信任，就算把宫廷及其周围的人成千上万地进行诛杀，他也相信不会发生叛乱。的确，他在推进运河、灌溉、防灾等大工程的同时，一直在考虑不让它们成为民众的负担。据说这些都被刻在铁牌上公之于众：禁止奴婢的私有，实行奴隶解放，禁止刺青、割鼻、阉割等肉体刑罚；限制宫廷中的宦官人数在一百以下，严厉禁止宦官参与政治。和元的重商主义、压榨性质相比，明回到了农本主义。洪武帝出身自极贫农民，采取的姿态是一直优先照顾占国民大部分的农民的利益。商人受到蔑视，农民可以穿着丝绸，而商人则被禁止穿着丝绸。——晚岁忧民益切。《明史-太祖本纪》中是这样称赞他的。蓝玉之后，他还接着杀了傅友德、王弼、冯胜、王朴、欧阳伦等公侯猛将，另一方面，他忧民之心愈发深切，牵心于对民众的善政。既有魔性，又充满矛盾的洪武帝于洪武三十一年( 1398)五月，在他七十一岁时死去。遗诏中除了让皇太孙即位外，还说服丧三天即可，不要妨人嫁娶。紫禁城悲欢1洪武帝有二十六个孩子，其中皇后马氏所生的有五个。这些全部是男孩，女孩没有被计入。此外洪武帝赐予所重视的年轻人以朱姓，当作义子，这和唐代节度使收了大量义子有些相似。曾是孤儿的洪武帝倾向于只相信有血缘或虚拟血缘的人。皇后马氏是红巾军领袖郭子兴的养女。可能红巾军内部也希望朱马的婚事。洪武帝给各个皇子几千或是几万兵，让他们做屏藩，尤其把马皇后所生的儿子都封为重要土地上的王。其中，以原来的元大都北京为中心的燕，因是防备北方的要地，所以公认最有能力的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洪武帝死后，遵照遗诏，皇太孙朱允蚊即位，接着在次年改元建文。年号由武至文，是想表明明王朝性质的转变。我们把朱允炊称为建文帝吧。他同样是个好学问的青年，主要由兵部尚书（国防部长）齐泰和太常卿（负责祭祀的阁僚）黄子澄辅佐，称为大儒的方孝孺被聘为翰林院侍讲。这些人和文的时代相适应，与其说是政治家，倒不如说是学者更为合适。建文帝的新手下们研究分析历史，得出王朝现状和汉初相似的结论。各王在重要的地方拥有武力，虽然被期待能发挥屏藩作用，但也有可能像吴楚七国之乱那样，形成背叛中央的势力。建文帝政府依据学者集体的意见，把削弱诸王之力定为基本政策。这肯定是从他还是皇太孙的时候起就已和手下们决定了的。五月洪武帝死后，六月齐泰和黄子澄就晋升，八月周王朱楠被废，贬为庶人。这是马皇后所生五子中最小的兄弟，从洪武帝在世时候起就有很多不法行为，因此是最容易废黜的。李景隆以警备国界的名义，率兵突然进入开封，包围王宫，逮捕周王。周王被流放到云南。 改元建文的次年四月，齐王朱樽和代王朱桂被废，湘王朱柏在绝望中自杀。六月，岷王朱梅被流放漳州（福建）。接着到了七月，燕王朱棣起兵。燕王觉得废诸王措施的真实目标是自己。自己在北京的王府里有朝廷派来的人监视，他杀了监视的人后起兵，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据说这次叛乱是一个叫道衍的僧人计划的。燕王把这支叛乱军称为“靖难军”。意思是要清洗君王身旁的奸人。这场靖难之变持续了四年。从兵力上来讲，自然是中央政府的建文帝一方占优，一时动员了三十万至五十万大军。然而此时能胜任指挥的有能力的将领基本上已被洪武帝清除得一千二净。另一方面，燕王在北方国界屡屡作战，自身就是名优秀的指挥官。燕王既有实战经验，而且接受了蒙古兵的投降后，拥有勇猛的蒙古军团，因此更加势不可当。建文帝军和燕王军作战，首战因前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而获胜，但到了再战、三战，就成了燕王一方在压着打。当建文帝军正要压倒燕王军的时候，建文帝发出一道奇怪的诏书，说“不要让我背负杀叔父的污名”。这暗示着要手下留情，因此军队无法力战。决定靖难之变胜败的关键，在于燕王在情报战中的获胜。南京宫廷中枢的决定，燕王一方听得一清二楚。洪武帝为了防宦官之害，在门上悬铁牌，禁止宦官参与政治。建文帝恪守祖父的这条遗训，对宦官采取比以前还严厉的态度。据说基本上不把他们当人看。因此，宦官对建文帝政府抱有敌意。而不管是怎样的重要会议，宦官总能因为伺候或打杂出入。因为不把他们当人，即使宦官在场，会议上的发言也不会中断。燕王一方就通过宦官知道了其中内容。最后的一幕也是如此。燕王通过宦官内报，知道了南京防卫空虚，一气南下进入扬州，渡长江后攻打南京。李景隆等人倒戈，开城门迎入燕王军。建文帝见事不可为，在宫殿中纵火。事后人们在灰烬中发现了皇后的尸体，但没能找到建文帝的。后来，人们一般都相信建文帝还活着。学者集体被当成是君侧的奸人，对他们的肃清极为严厉。这场处理完全显示出燕王流着和父亲一样冷酷的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被灭族，女子则为奴隶之妻或是官妓，比死还要耻辱。尤其是方孝孺，燕王认可他的才能，想让他写即位诏书，他拿起笔后，写了“燕贼篡位”，激怒了燕王，不止一族而是三族（还有妻子和母亲的娘家）连看门的都被处死。被杀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处死还是在方孝孺面前进行的，在结束后他被处以磔刑。燕王即位后年号定为永乐。这就是永乐帝。对士人的羞辱也许是因为继承了父亲厌恶知识分子的气质吧。宋代可见的士人气质一类东西在明代极为稀薄。这就是宋朝和明朝的不同之处：一个重视士大夫名誉，遵守不因言论杀人的石刻遗训；一个则对方孝孺这样的大儒处以苛酷的刑罚。永乐帝在自己的大本营北京建造国都，不久就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就这样，继元之后，北京再度成为首都，一直延续到清代。2永乐帝想从历史上抹杀掉建文帝的四年统治，所以之后的明朝记录中就没有了建文这一时代。洪武帝死于在位三十一年，而在永乐帝以后的明朝文书中，洪武年号就持续了三十五年。四年间皇帝空位，永乐帝继承了父亲洪武帝。如此地篡改历史，不可能永远骗得了人。永乐以后，建文问题屡次被提起，成了这个国家的隐痛。建文帝执政四年间发生的事情都没有留下来，而且在这一时期内被改变的事情都被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仅有一项是建文时期内改变但又被永乐帝所继承的，也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这就是削减诸王势力。明正式迁都北京是到永乐十九年( 1421)后开始的。永乐帝在永乐二十二年( 1424)死去。他的业绩除了夺取帝位，还有五次亲征蒙古。如果换成是建文帝，大概就办不到吧。此外他还命令宦官郑和进行了七次大航海。第一次航海早在永乐三年( 1405)就开始了。从东南亚各国到印度加尔各答，之后船队行驶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接着甚至到了非洲和阿拉伯。 《明史》称，六十二艘巨船承载了两万七千八百多名兵将后出发，船长四十四丈（150米），宽十八丈（62米）。据说这相当于现在的八千吨级船。在这位郑和第一次航海的九十多年后，瓦斯科达伽马发现了经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道，此时他的旗舰只不过一百二十吨位。据此可以了解到郑和航海的规模。为何要多次进行如此的大航海（也可以说是远征）呢？一说是要找出生死未知的建文帝下落。也许宣扬国威和贸易才是更重要的目的吧。偏向于民族国家的洪武帝采取了海禁政策，目的是为了防止国人勾结倭寇起乱。中国以对内巩固为首要，会尽力避免和外界接触带来麻烦。与此相对，和蒙古屡屡在战场上碰面的永乐帝，其胸中怀有的则是世界帝国的志向。在这一点上，永乐帝时代的明朝拥有和元王朝相近的氛围。元代也有巨船的制造，马可波罗就曾详细说过，以前还制造过更巨大的船，但因出海后外国港口水浅，这才逐渐减小的。关于船只大小，认为《明史》的记述有所夸张的想法虽然有力，但1957年在南京郊外的宝船厂遗址出土了巨大的舵，证明了这一数字没有经过粉饰。永乐帝死后，宣德六年( 1431)郑和第七次出海，这次既无论是对他来说还是对明来说都是最后一次。郑和船队被称为“西洋取宝船”，贸易被置为重点。这也让人联想起元朝的重商主义。永乐帝死后，明再次修正路线，恢复到农本主义。西洋取宝船的派遣在那以后被取消，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帖木儿在西亚抬头和明王朝的创始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1370年，也就是洪武三年，帖木儿在撒马尔罕建立政权。1404年，年老的帖木儿想征服明朝，从撒马尔罕出兵，但次年就死了。帖木儿死去那年，郑和第一次出海。有一种看法认为，明航海的目的之一，就是针对帖木儿东征，想和它背后的国家结成友好关系，从而施加压力。这未免显得穿凿附会。帖木儿死后，他的帝国立刻分崩离析，再也没有东征之力了。颠覆蒙古统治的洪武帝创建了强硬的民族国家。接下来的永乐帝亲征蒙古和郑和七下西洋，反映出想让明朝散发出强烈的世界帝国气息。在这两位独一无二的皇帝之后，不管是民族国家还是世界帝国，明再也没能显示出在这方面的强烈态势。极端地讲，明朝在洪武和永乐时期大放光彩，后来的人都是继承了残光。明朝历史可被形容为过度膨胀的事物逐渐收敛，继而变得颓废的过程。上场的人物形象越来越小。3永乐二十二年( 1424)，永乐帝在第五次亲征蒙古的归来途中死去。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次年改元洪熙，但还是在同年五月他四十八岁时死去。其子朱瞻基即位，次年改元宣德。洪熙帝的庙号是仁宗，宣德帝的庙号则是宣宗，因此有史家称这两代为“仁宣之治”，视为明朝黄金时期。这种看法认为，就像汉“文景之治”、唐“贞观（太宗）之治”、宋“庆历（仁宗）之治”一样，创业期刚结束后到来的安定期是最好的时代。这一时期没有战争和大工程，对人民来说确实是件幸福的事。把在位不满一年的洪熙帝和之后的时代相提并论为“仁宣”，是因为尽管在位时间短，但当多次亲征的永乐帝不在北京的时候，皇太子代理监国，处理着实际政务。洪熙帝非常清楚，永乐帝的不断亲征和大航海使得国家财政状况不容乐观。父亲的作为是不能正面反对的，但他内心对此持非常批评的态度。据说父亲永乐帝也注意到了他的情况，在立皇太子的时候有些犹豫。洪熙帝因过于肥胖而有缺陷，连步行都困难。他的弟弟汉王朱高煦则非常勇猛，武将们似乎更期望汉王即位。然而，汉王性格粗暴，而洪熙帝的长子朱瞻基则非常优秀，父子搭配，于是洪熙帝被立为皇太子，尤其是朱瞻基更被定为皇太孙。汉王是个野心家，多次扈从父亲亲征，和武将们也保持着亲密关系。他的封地原来在云南，但他未曾赴任，一直想留在朝廷。永乐十三年( 1415)，汉王的封地被改到青州（山东），虽然离京城近了，但他还是没有赴任的打算。永乐帝对汉王的不从命感到震怒，罚他在西华门内禁闭。次年又把他的封地改在乐安州（山东）后，不可一世的汉王这才不得不前往就藩。大航海还能带来贸易之利，而远征则极大地压迫了国家财政。永乐时代，户部尚书（财政部长）夏原吉和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吴中因反对外征而被下狱。这次远征从民间征用了二十三万五千人夫，把三十七万石粮食运送到了漠北。洪熙帝从皇太子时代起就认为，正是因为以北京为首都，所以才必须发起这样的远征。首都太靠近国界了。即位后洪熙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释放入狱四年的夏原吉和吴中，这正表明了洪熙帝和他们意见相同。接着洪熙帝决定废止大航海，任命航海总司令、有能力的郑和为南京留守。所谓留守，指的正是总督。然后，派皇太子去南京参拜孝陵（洪武帝的陵墓）。显而易见，这是在为迁都南京作布局。因洪熙帝之死，迁都被取消。南京的皇太子急忙回北京即位。汉王准备在途中暗杀皇太子，却失败了。接着在次年即宣德元年( 1426)，汉王决定谋反。身为叔父的王爷向处在皇帝位子上的侄子拉起造反的大旗，这简直和永乐帝、建文帝的情形一模一样。然而宣德帝并不像建文帝那样优柔寡断。他亲自率领大军，攻击乐安。汉王投降，参与谋反的六百四十多人被诛杀。宣德帝在紫禁城西安门内建造“逍遥城”，禁闭了叔父汉王及其家人。数年后，宣德帝前往那里探望。汉王踢倒了皇帝，震怒的宣德帝把叔父封到三百斤的铜缸里。力大无穷的汉王想撑起缸盖，据说缸都在晃动。宣德帝让人在缸盖上积起炭火，铜熔化了，汉王在里面悲惨地结束了一生。宣德帝也有如此残忍的一面。他的想法和父亲洪熙帝不一样。从北京迁都南京是权宜之计，即使这是父亲的计划，他也没有采取。但他也不像祖父永乐帝那样想使明成为世界帝国。一般认为宣德帝是个平衡感很强的人物。他把国界线后退，为此经常受到后世史家的批评。他放弃了龙岗（内蒙古）、滦河（河北）三百里地方，令守卫队一直退到长城一线的独石城（河北省）。实际上在永乐帝的时候，大宁（辽宁省）就已经被放弃，因此这些地域是孤立无援的。这是果断放弃难以维持的据点，强化防守的看法。此外在交趾（越南）有黎利之乱，明和黎利讲和，放弃了那块地方。时间是宣德二年( 1427)，从此越南黎氏王朝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宣德帝整顿南北国界，使国家大小合身。尽管他重开了父亲废除的大航海，但也仅限一次。宣德帝正确地衡量了明朝国力，复归曾祖父洪武帝追求的农本主义和朴素主义。他一方面整顿冗员，建立小政府，另一方面又稍微和缓了一下洪武帝准备完美化的皇帝独裁制。独裁中如果没有设立某种程度的控制装置，就有可能使局面不可收拾。即便是独裁，也需要处理文书的助手，因此皇帝身边设了翰林学士担任秘书工作。翰林学士是五品官，所以地位比较低。六部长官是尚书，副职是侍郎，司长相当于郎中，而五品官和郎中是一个等级。给皇帝处理文书的助手不过是局长级别，因此皇帝的地位就像是高耸人云一样。翰林学士属于宫中的文渊阁，因此他们也被称为阁臣。皇帝身边的阁臣集体被称为“内阁”，这一名称在日本一直被保留下来。洪熙帝任命侍郎为阁臣。阁臣就从局长级升格到副部长级了。皇帝给大量的奏文加上“批答”，决定提案是采用还是不采用，或者是时期尚早。奏文数量一多，阁臣就预读后给皇帝说明梗概，不过是个传达人。不过，此时阁臣开始被允许添加上自己的意见。这正是宣德帝授予阁臣“票拟”的权限。“票拟”只是参考意见，皇帝不一定会同意。但是在很多情形下，票拟就是批答，因此内阁的权限大大增加。票拟可说是一种控制装置。洪武帝自胡惟庸案以后就废止了宰相，这个传统被继承了下来。在明代，几名阁臣中的挑头人就是事实上的“宰相”。宣德期有三杨，杨士奇( 1365-1444)、杨荣(1374-1440)、杨溥（1372-1446），三人是有名的阁臣。4前面多次讲到，虽说是复兴中华，明更近乎于元而不是宋。叔父（永乐帝）把侄子（建文帝）及其亲信灭族，侄子（宣德帝）把叔父（汉王）烧死在铜缸，这在宋代是无法想象的，完全是元的那一套。明和宋的不同也反映在官僚中没有哲学家这一点上。宋朝的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苏轼、朱熹等，既是高官也是文人，还是思想家。明朝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人物。官僚基本上是皇帝的工具，工具需要技术，拥有自己的思想则是多余的。，所谓技术指的正是处理文书。前面列举的三杨是有名的阁臣，也留有著作。他们的诗文风格被称为“台阁体”，特点是冗长、充满模仿和阿谀以及形式主义。这些三流文人的诗文打动不了人心。科举称为八股，得分的标准是形式主义句子的写作优劣。分为八个章段，句尾的韵必须对上，注重形式胜过主旨。考生只需学习范文集而不是四书五经，东拼西凑地练习就可以了。写八股文据说三年左右就可精通。要脚踏实地地研究四书五经，需要漫长的岁月，比如在宋代，只有那些请家庭教师并花了充足时间的特殊阶层的人才能应试科举。在明代，因考试简单，官僚门户向广大阶层开放。另一方面，没有哪个朝代像明这样，给官僚的俸禄如此之低。历史上，官僚俸禄最高的是宋，最低的是明。光靠俸禄是不够养活自己的，因此贿赂和抽头横行，弊害重重。宋代官僚之间存在理念，而到了明代就很淡薄，精神面上控制不了贪污渎职。也有说法认为，方孝孺被永乐帝灭了三族，连看门人都被残杀，这成了明王朝的深深伤口，是明代道义心低下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政权里，官僚不一定就得是士大夫。即便是宦官，也可以做官。洪武帝限制宦官人数不过百，禁止他们讲学问。他们会因伺候而出入皇帝侧近，因此，如果让他们看到了重要文书，就容易出现问题。然而，宣德帝在宫中设立了宦官学校“内书堂”，让两三百个十岁左右的宦官在这里接受教育。他打破的不光是洪武帝不让宦官识字的遗训，还有百人以内的限制，毕竟仅少年宦官就有两三百人。永乐帝在靖难之变中为了借助宦官之力，开始优待宦官。如果只是运营国家的工具，官僚也好宦官也好，都被认为是一回事。宣德帝之后立的是英宗。只有这个人物必须用宗庙号来称呼。原因是他一度退位后，又再次复出，因此就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英宗是明开国以来的第一个幼帝。建文帝以皇太孙身份即位时都已经二十二岁了。英宗九岁即位，相当于祖母的太皇太后（洪熙帝皇后）张氏摄政，但她以祖宗之法为由，避免直接从事政治。明需要辅臣，但三杨都老了。三杨是宣德帝从皇太孙时代起的老师。张氏认为英宗的老师也应该是他的亲信，这个亲信就是宦官王振。在教育宦官的同时，明也创建了宫女的学问所，据说王振就是那里的教师。宫女学校的教师必须净身，为此，似乎王振是自愿接受去势手术的。这是个为了出人头地，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人物。宣德帝选择王振负责自己儿子的教育，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洪武帝所担心的宦官专横从此就开始了。王振对反抗自己权力的人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采取了恐怖政策。明代的权力和钱牵扯在一起。正统七年( 1442)太皇太后死后，已经没有什么能制约王振的了。三杨中的最后一个杨溥也在正统十一年( 1446)死去，内阁弱化，实权转移到可称为宦官内阁的司礼监。此处的长官是掌仰太监，王振担任的就是这个职位。5永乐帝对蒙古族实施了多次作战，屡屡亲征。但他并不是光凭借武力。在平定辽东后，明在吉林设立女真族的建洲卫。女真族也被编入明军中，被期待能够从侧面给蒙古压力，使北方国界稳定。对女真族的怀柔方法是，给各部族首领以敕书。如果持有这个，就可以以朝贡的形式进行贸易。女真族进贡毛皮和高丽参，从明获得纺织品及其他日用品后回去。连女真族的产业和生活也被纳入明朝体制内了。另外，女真族是文殊菩萨的信徒，其中一派称呼自己为“文殊徒”。因不敢直接用菩萨名文殊，故用发音相近的汉字“满洲”。女真族的一派从此时起，就开始自称满洲。被赶出中原的蒙古族分裂为瓦刺和鞑靼两个集团。此外还有个叫兀良哈的集团。这支特殊的蒙古族没有辫发习惯，从洪武帝时代起就服属明。不过，瓦剌逐渐得势，在英杰脱欢的领导下，蒙古族不断走向统一。服属于明的兀良哈也不知何时归属了脱欢。脱欢死后，他的儿子也先以比他父亲还高明的统率力，继承了统一事业。游牧民中最先考虑的是实际利益，人们之所以聚集在也先麾下，是因为有好处可拿。成吉思汗和帖木儿都是这样而拥有极大势力的。瓦刺也从与明的朝贡中获益，这增强了也先的实力。瓦刺的朝贡物品是马。几万头到十万头的马被卖给明，明以数倍于行情市价的金额进行交易，还把值钱的东西恩赏给使节团每个人。这可以说是宋对辽、金实行的岁币的变形，是在用金钱买和平。对明来说，瓦刺使节团的规模越小越好，但也先已经拥有强大的实力，因此使节团规模也随之变大。最初定为五十名，但也先擅自增加数量，还虚报使节团人数。正统十三年( 1448)的使节团为两千五百人，其中一千人是虚报。对此，王振把恩赏限定在使节团的实际人数上，把马的价格还价到瓦剌提出的五分之一。也先知道这件事后大怒。虚报是惯例，此前一直被默认，而且马匹价格被砍得太狠了。为了让明知道马市是和平的代价，也先动员大军，东起辽东西至甘肃，一同向明朝边境进击。王振劝英宗亲征。军中将领反对说，派一边将就足以制服也先，但英宗听从了王振所言。英宗率五十万大军，把紫禁城甩在身后。如果出了居庸关（北京西北六十公里）就算是亲征，因此有意见想让英宗就此归还，但王振不听。他似乎觉得，要是展示了这五十万大军，瓦刺就会害怕得撤走。不过，在从已经跑到大同的宦官同伴郭敬那里听到瓦刺军攻击之猛烈以后，他终于挂念起要回北京了。郭敬是监军，在阳和（山西省）惨败，躲在草丛中，九死一生地逃了回来。在回北京的时候，这支五十万的大军一度前往东南，后应王振的命令向北，选择了经宣府（河北省）的路线。如果去东南，就是王振的出身地蔚州（河北省）。蔚州正临近收割庄稼的时候。如果五十万大军通过，故乡的农作物就会受到损害吧。为了避免这一情形而变更了路线，谁也没什么好说的。兵将们因为这次迂回而疲劳不堪，而且经由靠北的宣府路线，距离瓦刺的势力范围非常近。五十万大军的动静很大，必然会被瓦刺方捕捉到。瓦剌军袭击并击溃了明军的后尾，越追越近。次日，明军抵达土木镇。军众准备进入十公里前的怀来城（河北省），王振却以辎重队尚未到达为由，决定在营寨中等待。辎重队应该是运送了王振的什么重要东西吧。第三天，瓦刺军包围土木。明军掘地两丈都不出水，而在缺水情况下的闭门死守是不可能的。五十万明军在这里惨败。没有比这更惨的大败北。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杀。英宗一片茫然，正坐在草原上的时候，成了瓦剌的俘虏。城市陷落后皇帝做了俘虏的，历史上有北宋徽宗和南朝的陈等先例，但在野战中被抓获的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有英宗一人。听到土木战败的消息后，北京的皇太后命令英宗的弟弟_邸王朱祁钰代理监国，接着即位，次年改元景泰。英宗有个儿子叫朱见深，但要让三岁的幼帝渡过这次危机简直不可想象。不过，景泰帝还是立了哥哥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鼓动皇帝亲征的责任人王振被灭族，六十余库金银、一百玉盘等财产被没收，党羽也被肃清。也先以英宗为人质，想跟明缔结对已有利的条约，但因景泰帝的即位而落空。瓦刺见明采取了放弃英宗的姿态，又出兵包围了北京，但因兵部尚书于谦的坚守，也先只好解围退兵。也先很着急。要是一直这样失去马市的利益，他的统率力就会降低。而且明一直在推动他姐夫脱脱不花的朝贡，因此也先不甘自己利益受损，向明送还了英宗。英宗做了太上皇，被软禁在紫禁城的南宫。景泰八年( 1457)正月，景泰帝病重，宫廷内的小人们开始蠢蠢欲动。景泰帝的儿子已经死去，如果皇帝就这样死了，英宗复位就是水到渠成的形势。如果是自然复位，谁也捞不着好处。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一伙人突然发动两千士兵，到南宫把太上皇装到轿子里，送到奉天门。就这样，英宗实现了复位，景泰帝在二月死去。虽然有重病，但究竟是不是自然死亡仍让人觉得可疑。英宗诛杀了拥立景泰帝的责任人于谦，用这一举措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个昏君。年号改为天顺，英宗在天顺八年( 1464)，三十八岁时死去。大概遗诏中禁止殉死是他唯一的善政吧。颓废季节1《明史》中记载——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这位孝宗弘治帝是两度即位的英宗之孙。其余的可谓全部不及格。明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即便出了权臣，也仅限一代。要是皇帝换了，权臣不管掌握了多大的权力都会没落。明代宦官之祸臭名昭著，但没有像唐朝那样在宫廷中扎下根。此外，人们对后妃都是不怎么高的家庭出身也很感兴趣。可能是不让出现实力派外戚的习惯做法。被称为明君的弘治帝，生母是在讨伐瑶族时做了俘虏进入后宫的“蛮土官女”。英宗的儿子成化帝十六岁时即位，比他大十九岁（也就是三十五岁）的万氏做了贵妃。应该视她为保姆出身吧。成化帝痴迷佛教和道教，迷信很深，而他儿子弘治帝即位后，就把父亲任命的传奉官（任官的僧人和道士）千百人、各寺国师和法王（成化帝授予的称号）四百三十七人、喇嘛僧七百八十九人、真人等其他道士一百二十三人都赶走了，魁首道士下狱（后死在狱中），僧继晓处死并弃尸于市。可惜的是，一代明君弘治帝和仁、宣一样都很短命。弘治十八年( 1505)，他在三十六岁时病死。他儿子正德帝，行为奇特多变，正德二年( 1507)在西华门边上建造了叫“豹房”的奇异建筑。外观是伊斯兰式的，而内部是喇嘛教风格，正德帝在那里自称大庆法王，诵读藏语经文，痴迷于喇嘛的房中术。政治全被委托给叫刘瑾的宦官。不过，刘瑾五年后失势被诛杀，二百五十万两黄金、五千万两银的财产被没收。他在五年间存下来的贿赂据说相当于国家岁入的几倍。正德帝尝试在禁苑练兵，为了搜寻美女，说要实施北方大远征，还说要南巡。尽管被群臣阻止，宁王在南昌（江西省）的叛乱还是给了他亲征的理由。实际上宁王的叛乱，已经被明代唯一有哲学思想的官僚王阳明平定，正德帝为了南巡，就没有发布这个消息。他一路跑到南京，在积水池中泛舟，不幸落水，虽然被人救了上来，却落下了病根，次年也就是正德十六年( 1521)三月，他在朝思暮想的豹房里结束了三十一岁的生涯。因为没有儿子，十五岁的堂弟即位，次年改元嘉靖。《明史》说嘉靖帝是“中材之主”，既不是明君，也不是昏君。这分数给得有点高。嘉靖帝的父亲兴献王是弘治帝的弟弟，自然没有登基。嘉靖帝因已故的弘治帝没有了后嗣，算是过继了过去，因此要是按中国礼教，就必须以弘治帝为“皇考”（父皇）。然而，嘉靖帝却认不是皇帝的亡父兴献王为皇考，弘治帝为皇伯父。围绕着赞成和反对的讨论长达三年，被称为“大礼之议”。巴结嘉靖帝的一伙人掌握了政权，而按正论提出反对的人被投狱，十六人被杖杀。此后的官场被形容为——衣冠（官僚）丧气。骨气之士越来越少。嘉靖帝躲在紫禁城深处，向道教神仙祈求长生不老，起用善于作青词（道教的祈愿书）的人，政治变得腐朽。被称为青词宰相的严嵩，和他儿子严世蕃一起施行贿赂政治。在皇帝彻底独裁的明朝，不管是多大的宠臣，一旦失宠就会完全没落。徐阶这个人物是在“大札之议”中被贬的正义派，他刻苦地写青词，得到皇帝的信任后，就和言官联合，首先弹劾严世蕃并将其成功诛杀。严嵩失势后病死。尽管徐阶实行了反击，但一般的官场风气已经再也无法从无事主义中脱离出来。嘉靖帝治世四十五年，他儿子隆庆帝在位则是非常短的六年，而接下来的万历帝十岁即位后，治世长达四十八年。万历是二十多年没上过朝的懒汉，据说一直在专门努力敛财。这是为了把自己的墓变得壮丽。观光客在北京郊外的十三陵必定要参观的定陵，就是这位万历帝的陵墓，有地下宫殿之称。明的不幸在于明君命短，而表现差的皇帝治世时间却很长。嘉靖和他的孙子万历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明的的确确已经走在下坡路上了。2嘉靖时期也是明朝头疼于倭寇的时代。倭寇（日本海盗）为了报复元寇，从早期就开始骚扰中国和朝鲜沿海，这应该被叫做前期倭寇或是十四世纪倭寇。明初，足利义满和明的正式贸易开市后，足利幕府严厉取缔倭寇，因此暂时压了下去。嘉靖期的倭寇应该被称为后期倭寇或是十六世纪倭寇吧。虽说是正式贸易，在明的眼里就是朝贡贸易。瓦刺的马市也采取了朝贡的形式。因为是朝贡，明就是宗主国，会返付数倍于进贡品的价格，还给使节团恩赏。前面讲到因为对恩赏的吝啬，王振在英宗期引发了“土木之变”，大丢脸面。后期倭寇可以说是这个的海上版。足利义满在给明的国书中，称自己是臣，使用明朝年号。这已是惯例。接受朝贡对明是大大不利的，因此想尽量限制朝贡规模就在情理之中。明和日本之间举行谈判，双方都是僧侣负责，日本的五山学僧活跃其中。永乐初期，日本朝贡是十年一贡，船二艘，人员不过两百，宣德期则记录说是人员三百，船三艘，稍微增加了一些。实际上和瓦剌的马市一样，变得规模更大了。景泰四年( 1453)的日本进贡船是九艘，人员过千。其中三艘是天龙寺的船，其他是伊势法乐社、大和多武峰、九州探题、岛津、大友、大内的各一艘。进贡船的收益除了被用于建造寺院神社外，西国1的实力派们也是既得利益者。明发给足利幕府“勘合”。明方有原件，如果进贡船带来的对号牌和原件一致，就可以进贡。没有勘合的船会被视为海盗。这也叫做勘合贸易。围绕着珍贵的勘合，不久大内氏就和细川氏发生对立。前者和博多的商人联合，后者则是坍，因此也就成了博多1和坍之间的商权之争。嘉靖二年( 1523)，二者的争斗以明朝宁波为舞台，甚至引发了杀人放火案。大内和细川正使之争中，大内认定的正使宗设谦道等人烧了细川的船，杀了细川认定的正使、相国寺的鸳冈瑞佐。最后，大内一方来回焚掠宁波附近，夺了明朝的船出海。追击的明军官战死，因此明对日本采取措施，——闭关绝贡。因不能正式朝贡，不合法的走私贸易就必然开始蔓延。连正式的朝贡船都敢杀人放火，所以可想而知，一开始就非法的一伙人如果在交易中遇到麻烦，就立即诉诸武力。这就是后期倭寇的开端。这和在土木之变后开始对瓦刺限制贸易基本上是同一模式。据说倭寇在各地干着残虐的行为，相传连明军听到倭寇就会避开。不久，强盗们知道了如果扮成倭寇的样子，工作就会好办很多，于是把头剃成“髡发剃顶”，穿着兜裆布，拿着日本刀杀人越货。《明史》中说“真倭十之三”，《洋防辑略》中说“真倭十之一”，冒牌倭寇非常多。因俞大猷和戚继光等明朝名将的活跃，不久之后倭寇大乱被平定。平定倭寇凭借的不光是武力，贸易和航渡禁令的松缓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有一段时间，倭寇之害北起山东半岛，南至海南岛，甚至波及内陆长江沿岸。明代有个珍稀的硬骨头官僚叫朱纨，他为彻底海禁，对犯禁者施以严罚，因此被人弹劾滥施刑罚，后来他服毒自尽。沿海豪强全都是在走私贸易中获利的，所以彻底的海禁让他们吃不消。他们贿赂朝廷高官，串通起来弹劾了碍事的朱纨。这是个颓废的时代。朱纨写了反驳弹劾的疏文，其中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 国衣冠之盗尤难。当时日本的主要出口品是日本刀、扇子等，日本刀是所谓“数打”的大量生产，带到明据说能卖出五倍的价格。实际上人们对明的贪利已经见怪不怪了。明初的农本主义已经崩溃，商人地位不断提高。纳的税既有实物也有货币，商人开始挤进朝廷内部。安徽省有个叫新安的地方，这里出身的人特别地被称为新安商人，拥有很强的实力。可以说朱纨就是被和这样的商人相勾结的官僚所杀。朝廷内部也很复杂。贿赂数额对势力关系有很大影响。浙江总督胡宗宪不光使用和朱纨一样的强硬政策，也用怀柔方法。新安出身的王直从朱纨对海盗的镇压中逃脱，跑到日本五岛。他被邀请并同意了归顺。但胡宗宪庇护不了他。王直被处死，不久胡宗宪被以侵盗军费等十大罪名罢免逮捕，和朱纨一样选择了自杀的道路，时间是嘉靖四十二年( 1563)。同时，俞大猷和戚继光正在平定倭寇上立下大功。3明末顾炎武在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时，提出了“俸薄之害”。前面也说到，明在历代政权中官员俸禄是最低的。仅靠薪水不足以度日，因此贿赂就成了理所当然。通过贿赂，可以登上能获得更多贿赂的位子。政治伦理的颓废不言自明。嘉靖帝的孙子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却不关心政治，前面已经提到。有个叫张居正的宰相（首席阁臣），人格上有问题，但大体上是有能力的，可以说好歹在初期是把持住了。他压住提倡政治改革的官僚海瑞，不给他要职。海瑞因敢谏敢言还被下过大狱。在他死时，生活水平似乎比一般庶民还低，据说友人出资后才终于办了葬礼。在拜金主义时代，出现像海瑞这样清贫的官僚，即使是正在读历史的，也会松一口气吧。然而，这也只是一剂清凉药而已，政治散发出的气味越来越腐臭。海瑞提出的改革方案有限田法、均税法等，简要来讲，是要防止因土地兼并拉大贫富差距。不言而喻，这和与宫中勾结的地方大地主和富豪们的利害是冲突的。张居正于万历十年( 1582)死去。他的最大功劳是丈量天下田地，找出被隐瞒的田，增加了岁人，因此消除了已经成为慢性病的赤字。明朝廷内有言官这一吵吵嚷嚷的团体，发表言论是他们的任务。张居正要决定做什么事，就必须堵住言官的嘴。他把所有公文都送给言官，言官如果提出意见，他就质问： “关于这个，某月某日的某号奏文，你看了吗？”要是说不出其中内容，就会以怠慢的罪名处以杖刑。虽是杖打，但被打死的情形很多。把庞大的所有公文都过目一遍是不可能的，因此后来言官们就闭嘴了。不过，张居正死后，言官们一齐开口，成了“百家争鸣”的时代。言论虽然活跃，但都是空转，无人操办政治。张居正生前，即使父亲去世了也还在处理政务。攻击他不休假服丧的人们给自己冠名清议派。其中的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在乡里无锡（江苏省）设立私学“东林书院”。学风出自朱子学，和主观唯心论的阳明学相反。他们也被称为东林党，实际上和处理政务的内阁之间是对立的，到了后来，开始反对宦官专横。此刻，北方蒙古的领导人是鞑靼的俺答汗。明和俺答汗维持着友好关系，不过东北女真族的建洲卫有不稳定的态势。被任命为建洲卫都指挥使的王果侵入辽东，杀了明抚顺（辽宁省）守将。明朝对此采取了停止贡使的措施。王杲对此不满，和东蒙古的首领们联合，频频动兵。此时张居正为宰相，他起用朝鲜族名将李成梁，大破这些叛军。王杲逃亡，但后来被捕获后带到北京处死。王果的女儿额穆齐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生母。万历二十年( 1592)，日本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这正是文禄之役。高丽灭亡后李成桂掌握政权，国号定为朝鲜是在明洪武二十五年( 1392)，已经过了两百年。其间，李氏朝鲜没有一场像样的战争，长时间的和平使军队都没经受过战斗训练。在战国乱世中千锤百炼出来的日本军进入王京，破坏坟墓，抓二王子为俘虏，掠夺府库。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向宗主国明请求援军是必然的举措。明以朝鲜族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为东征将军，命他前去救援。初战是日本连胜，但李如松夺回了小西行长把守的平壤。然而他在碧蹄馆又败给了小早川的立花军。一胜一败，两方在都觉得自己没输的情况下放出了讲和的口风。有个来历不明的沈唯敬出了很多主意。他两面都糊弄，对明隐瞒秀吉的要求，又把明的回复敷衍给秀吉。秀吉通过五山学僧知道了自己的要求没被受理，决定第二次出兵。这次是连续苦战，因秀吉之死，日本全面撤退。——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明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明史》中记录如上。张居正积蓄的四百万两贮金，在这一次远征中全部烟消云散。万历帝极为吝啬，官僚欠员他也不补，甚至出现过阁臣只有方从哲一人的情形。原因除了万历帝不补外，也没有人想当阁臣。要是做了阁臣，就会被言官们、东林党的论客们敲打得体无完肤，所以并不划算。4永乐帝令女真族服属，设海西、建洲两卫。他的政策重点在于，要把曾经建立金王朝的女真族尽可能地细分化。女真族以向汉族出售高丽参和毛皮为生。这里也采用了朝贡贸易的形式，相当于日本“勘合”的是“敕书”。明在各地设卫和所，给各个首领以敕书。这个数字说是三百，因此是做了相当的细分。不过在土木之变的时候，瓦刺的也先袭击了海西卫，杀死了大批女真族首领，敕书落入非正统人的手里，引起混乱。明嫌麻烦，于是改为把敕书统一交给海西、建洲两卫首领。这违背了永乐帝的政策，把权力集中到一部分人身上了。不久，大统一实现，女真族国家诞生的日子到来了。王果尽管失败，但他女儿所生的努尔哈赤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和父亲、祖父都随从明将李成梁，向明表示出恭顺姿态的同时，也在秘密积蓄力量。终于，当女真力量正在成长的时候，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因派遣援军而无暇顾及辽东。努尔哈赤反明，宣言自立，准备攻击抚顺，时间是万历四十六年( 1619)。在这一非常时期，明宫廷内的荒谬事不断。万历四十三年( 1615)发生了一起暗杀皇太子未遂案。提着棍棒的男子闯入皇太子宫殿，故被称为“梃击”案。这被当成是疯子的恶搞来处理了。万历四十八年( 1620)，万历帝死去，泰昌帝即位后暴毙，人们认为是因为他吃了据说对下痢有效的红色药丸。这就是“红丸”案。泰昌帝的皇后已经死去，生下皇长子朱由校的王氏也死了，因此理应即位的新皇帝既没有生母也没有父亲正妻。但泰昌帝宠爱的李选侍（女官官名）想把少年皇帝控制在手中以掌握权力，就把他藏到了乾清官。少年皇帝——天启帝很快被廷臣们抢了回去。这就是“移官”案。 据说唆使李选侍的是个叫李进忠的没文化的宦官。他早年因为赌输了，自愿接受去势手术做了宦官。后来他改名魏忠贤。明代是宦官跳梁的时代，但即便如此，也没有比魏忠贤更恶劣的宦官了。他伙同天启帝的乳母客氏，独霸天启帝，利用派阀争斗掌握了权力。东林党和非东林党的派阀对立日益严重，魏忠贤加入后者，镇压前者。派阀抗争到了如此严峻的地步，以至于为了收拾掉东林党，反对党不惜借助恶魔之力。这个恶魔就叫魏忠贤。魏忠贤做了特务机构东厂的长官，掌握了一手情报，实行恐怖政策。要是被他盯上就完蛋了。弹劾他的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顾大章、魏大中、袁化中等人被逮捕，受到严刑拷打后被残杀。人们把他们称为六君子。以东林书院为首，天下的书院都遭到破坏。东林党人的姓名被公开，视为“奸人”。在天启六年( 1626)完成的《三朝要闻》中，前述的梃击、红丸、移宫三个案子全部归罪于东林党，因此这一文书受到圣典般的待遇。接着有进言说，应该给魏忠贤立生祠，于是各地都立了生祠，甚至还有人进言说要把魏忠贤和孔子相并列祭祀。各地都立有魏忠贤的像，人们在其面前高呼“九千岁”，也就是从皇帝的“万岁”里减去了千岁。提出上面进言的并不是宦官，而是高官们。在原先的六君子之后，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黄遵素七人被逮捕后残杀。这些人被称为“后七君子”。这真是个疯狂的时代。天启七年( 1627)，天启帝在二十三岁时死去。明代皇帝死后，权臣就跟着没落，百无一漏。天启帝没有儿子，弟弟崇祯帝即位。魏忠贤被逮捕后自缢，但还是被曝尸，和他勾结的客氏也被诛杀，一族连同婴儿全部被杀。可以想见，阿谀魏忠贤的一伙人也被全部肃清了。1625年，努尔哈赤在沈阳（辽宁省）建都。在天启帝死去的两年前，努尔哈赤就已死去。不过他的后继者英武异常，继承了努尔哈赤的事业。 明军在和满洲军的交战中陷入困境。除了为救援朝鲜而导致的浩大军费开支外，因万历帝建造陵墓等奢侈无度的事情，国库已是空空如也。万历帝是个吝啬汉，但对于自己的陵墓和儿子的结婚费用则是毫不吝惜地一掷千金。和满洲军交战的军费就只能依赖于增税和亏损事业的废止。因为增税，人民疲弊，而且此时饥荒频发。毫无疑问这是人祸。不堪忍受增税的人们因害怕被罚而逃亡。流民增加，社会必然变得不稳定。崇祯帝废止了驿站这一官营的亏损事业。为了运送物资和邮政通信，全国设立驿站，由政府投入运营。政府文书的递送因有其他路线，不用驿站也可以，可能崇祯帝认为影响不大。然而结果是这成了明王朝崩溃的极大因素。全国的驿夫等驿站工人一下子集体失业了。他们因搬运工作的性质，在全国有互助组织。旅途中生病等困难的时候，就必须依靠当地同业的照顾。崇祯让从一开始就有组织的人失业，所以“造反团”就马上成立了。失业驿夫推举有统率力的人做首领，称为“闯王”。灭亡明王朝的李自成，就是从这个组织中崭露头角，做了闯王。后来成为别派首领的张献忠，从流民团的领导人成了大军团的统帅者。李自成的闯军发自陕西。明王朝东有满洲军，西有造反军，真的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尽管崇祯帝资质比哥哥天启帝优异，但已为时已晚。——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明史》本纪中如是说。崇祯帝的确努力了，但已经不可能挽回。八旗之国1前面讲到，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金太祖）实行猛安谋克制，使得本族组织化并飞速强盛了起来。在金灭亡四百年后，又形成了一个女真族的强力国家。努尔哈赤和祖先一样将本族组织化。三百人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意思是“旗”。一固山是七千五百人，当然不是机械分割的。努尔哈赤即位的时候，牛录的数量达到四百，所以兵力就有十二万。和猛安谋克一样， “旗”不仅是战斗单位，也是行政单位，还是生活单位，后来又是户籍。不过，这一体制从诞生之初起，就明显是军事优先。以毛皮和高丽参为产业的女真族，是比游牧民族定居性更强的狩猎和采集民族。狩猎时，包围猎物的所谓“卷狩”很多。首先决定要把猎物群赶向哪里，就在那里立醒目的黄旗，然后分三队逐渐缩小包围。三队的中央以蓝旗为标记，左右分别是白旗和红旗。满洲族最初的四旗就是以此黄、蓝、红、白为符号的军团。努尔哈赤即位前一年( 1615)， “旗”的数量翻倍。还是原来的颜色，加上了镶边。蓝、黄、白旗加上红边，红旗加上白边，原来的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加上边的称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就这样， “满洲八旗”诞生了。努尔哈赤只直接统治其中的正黄和镶黄二旗，其余六旗归属实力派支配。大概他考虑的是部族联合体制，认为掌握绝对权的中原式君主统治不适合满洲族。明万历四十四年( 1616)正月，努尔哈赤发表自立宣言，定国号“大金”，年号“天命”，国都定在兴京。为了和四百年前灭亡的金相区别，也称为“后金”。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改金为“清”，还禁止称女真，强制名称为满洲。如前所述，满洲改写自文殊的说法最为有力。为何皇太极要这么做呢？和考虑部族联合国家的父亲不同，他想建设的是一个皇帝制的帝国。努尔哈赤出生于建洲左卫属下的首领家庭，姓“爱新觉罗”。爱新的意思是“金”，觉罗的意思是“族”。虽说是首领，但因明的细分化政策，被授予明朝官职的首领据说就有三百人，因此他家并不是什么名门。关于努尔哈赤有各种各样说法，有说他做了女真商人女婿的，也有说他是明将李成梁手下的。这位王朝始祖的经历如此众说纷纭，反映出在当时他的出身根本没被当回事。这一时期的女真族社会停滞不前，极为封建。“金”和“女真”等名称只会把民族赶到复古主义情绪里，反有可能会使人更加蔑视努尔哈赤的出身。此外，皇太极的目标是帝国，想把版图扩张到汉族圈，但金这个国号会让汉族意识到这曾是欺凌过南宋的历史恶人，因此大概他认为这在民族心理上是不利的。就算努尔哈赤在初期没有做过李成梁的臣下，也曾给他干过活，帮助过他镇压同族。前面已经提到，李成梁平定了建洲女真的王杲之乱。王杲逃亡到海西女真的哈达部，但哈达部把他扭送给了明。王杲的儿子阿台为此展开了复仇之战，而朝鲜族名将李成梁自然相助哈达部打击阿台。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都在这场战争中死去，而阿台的妻子出自努尔哈赤家族。明方的记录说，前往劝告投降的两人被扣留，之后明朝发动总攻。而努尔哈赤方的记录则说，他们想把阿台的妻子带走，所以被扣留。后来努尔哈赤攻击明的时候，列举了“七大恨”的开战理由，开头说是——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其恨一也。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把族里的女人都带了出来，还劝人投降，一直站在明这一方，但反而被杀。这一次因是火攻，所以两人是被烧死的，明方则说是误杀。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封敕书和三十匹马以作补偿。这成了努尔哈赤军团诞生的军费。明对女真的分散政策成功过了头，小集体之间纷争不绝。这成了明在这一地方的责任人李成梁的扣分点。李成梁想让这样的小纷争少一些，培养一个略有实力的人，于是看上了努尔哈赤。女真大统一会带来麻烦，但地方上骚乱过多也很让人为难。努尔哈赤将计就计，通过接受援助，积蓄力量，很快就统一了建洲五部女真。建洲卫在辽东，因靠近汉族居住区，所以受到不少影响。努尔哈赤自己除了女真语（满洲语）外，也能说汉语和蒙古语。与此相对，海西女真位于现在的哈尔滨，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出身地。他们和蒙古族有所接触，但和汉族则基本上没有往来，明商人会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叫开城的交易场。因海西女真的内部抗争，这个开城处于闭锁状态，因此建洲商品云集，养肥了努尔哈赤。海西女真九部族被自称“满洲”的努尔哈赤夺去贸易之利，因此他们带着危机感联合了起来。然而九部联合军败给了努尔哈赤，被迫缔结了屈辱的讲和条约。就这样，在努尔哈赤实力大增的时候，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的注意力放到了朝鲜半岛上。努尔哈赤临即位前，合并了除了叶赫部外的海西女真其他各部。2明开始注意到努尔哈赤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容许的限度，于是决定扶植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明有一个强力武器，这就是“停止贸易”。不过，土木之变也好，倭寇之乱也好，都是因为停止贸易引发的，是一把所谓的双刃剑。即使堆积如山的人参腐烂掉，努尔哈赤也不向明妥协。就这样，明停止贸易导致的结果是努尔哈赤的自立和出兵攻打抚顺。得知抚顺失陷后，明廷任命兵部侍郎（国防副部长）杨镐为辽东经略，开始认真处理满洲事务。山海关、保定、开原、辽阳的驻军被动员起来。朝鲜也派出一万援军，这应该也有对秀吉出兵时明派军增援的报答意味吧。自然，明军阵营中也有海西女真叶赫部的一万五千兵力。万历四十七年( 1619)，也就是努尔哈赤即位第四年，明在萨尔浒（辽宁省）吃了大败仗。傍晚刮起了遮天蔽日的大沙尘，明军点起火把，正好成了努尔哈赤军的目标。萨尔浒之战可以说是明朝衰亡、清朝兴起的绪端。败战责任人杨镐被逮捕下狱，后任辽东经略由熊廷弼担任。他最害怕的不是努尔哈赤的武力，而是紫禁城里没有责任感的言官弹劾。出发的时候，他给皇帝的上疏中就讲好不要让内部论争拉后腿。熊廷弼在辽东明军士气回复之前，一直避免滥战，在各地建立起联络网以防备满洲军。努尔哈赤也很警惕，一年多没有攻击。然而，万历帝死后，泰昌帝又暴毙，在天启帝登基后，信口开河的言官开始批判“熊廷弼不战”。失去干劲的熊廷弼申请辞官获准。之后，辽阳和沈阳陷落，努尔哈赤从兴京迁都沈阳。此时的明廷正处于纷乱时期，魏忠贤登台亮相了。明远征军溃灭，逃往山海关以西，山海关当然是易守难攻的要塞，而它前面的宁远城一直在坚守，不可一世的满洲八旗也没法攻击得手。守卫宁远城的名将袁崇焕使用了由福建运来的葡萄牙大炮，也就是“红夷大炮”。人们从未见过的新兵器一出现，就把连战连胜的满洲军打得人仰马翻。努尔哈赤在宁远城的炮击中受伤，不久因伤死去。时间是他即位的第十一年，明朝天启六年( 1626)，也是魏忠贤的生祠建起来的那年。皇太极顺理成章地即位称帝。皇太极采用“反间计”，成功埋葬掉了名将袁崇焕。当时在鸭绿江河口的皮岛上，有个叫毛文龙的总兵，专门干着走私的勾当，自然也一直向宫廷送去贿赂。他在魏忠贤时代就无耻地在皮岛上给魏立像。袁崇焕知道实情后，叫出毛文龙，当着他率领的两万八千名部下的面，突如其来地斩了他。此时已经是崇祯年代，毛文龙因罪行确凿，案子就这么解决了。不过，可以想象宫廷中受毛文龙贿赂并大捞好处的一伙人对袁崇焕有多憎恨。皇太极用间谍在宫廷中散布袁崇焕内通满洲军的谣言，满洲军也制造出“证据”予以配合，所以没有比这更确凿的证据了吧。袁崇焕被召回北京，下狱处死，时间是崇祯三年。曾经同在宁远城作战的袁崇焕部下祖大寿和何可纲绝望了，率领一万五千骑出山海关投降满洲。毛文龙被诛杀的时候，他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历战将军也投降了满洲。不仅如此，降军还带去了恐怖的红夷大炮，军中还有铁匠。在努尔哈赤被红夷大炮击毙的五年后，满洲军已经能铸造红夷大炮了。后来，皇太极进兵朝鲜，迫使其承认宗主权，还平定了内蒙古各部。定国号为清是在1636年，明崇祯九年。这显示出清的目标是要去掉女真气味，成为天下国家。国都已经移到沈阳，那里的故宫保留至今。而在明朝，洪承畴等人努力抵挡来自陕西的叛乱军，闯王高迎祥被杀。接替高迎祥做了叛乱军首领的是李自成。李自成军于崇祯十四年( 1641)攻陷洛阳，杀了万历帝最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张献忠军攻陷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李自成同年攻陷南阳，杀了唐王朱聿键。明朝皇族接连被杀。洪武帝想以诸王为屏藩，但永乐帝以后诸王实力被严重削弱，根本起不到屏藩的作用。洪武帝打造的皇帝独裁权被最后的崇祯帝滥用，他在位十七年间，罢免、处死了五十名阁僚，七个总督和十一个巡抚（省长）被处以死刑。他猜疑心重，使得皇太极的“反间计”成功。像这样说杀就杀，文武大臣都战战兢兢，士气低下是必然的。在皇太极的天下国家野心之前，还挡着一座山海关。要突破此处，就必须攻陷关外四城——锦州、松山、杏山、塔山。明任命讨伐叛乱军有功的洪承畴为总督，派他前往山海关。洪承畴准备贯彻“守”策，但中央派来的官员因为害怕增加军费，催促他速战速决。洪承畴不得已在松山集结军队。皇太极通过谍报知道此事，高兴得都快哭了。他日夜兼程，六天赶到松山，击破了斗志薄弱的明军，悉数攻陷了关外四城。洪承畴降清，总兵吴三桂等败逃。时间是1642年。清在这一年创建“汉军八旗”。清军效仿满洲八旗，把增加的大量汉族引入了“旗”的组织。3明松山大败那年，李自成攻陷开封。次年攻陷承天。张献忠出湖北，杀楚王朱华奎，自称大西王。不过皇太极在这一年突然死去，说是“无疾而崩”，所以有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享年五十二岁。长子豪格辞掉了帝位，于是六岁的弟弟福临做了继承人。实际上清军的实力派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据说豪格担心即位后会被这个叔父杀掉。六岁的幼帝由多尔衮和他的同母弟弟多铎辅佐，年号改为顺治。清称努尔哈赤为太祖，皇太极为太宗，因福临的时代在入关以后，故此将他称为世祖。清和明一样是一帝一年号制，。因此也可以用年号来称呼皇帝。我们把世祖福临称为顺治帝吧。顺治元年( 1644)是明崇祯十七年，是甲申年。这是重要的一年。庞大的明帝国在这一年轰然崩塌。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即位，定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发军东征。二月入山西，攻陷太原，经历苦战后攻陷宁武。明必然会逐渐加大从此处到北京间的防御力度。然而，大同和宣府总兵（部队首长）投降，因此李自成大军所到之处就没有了抵抗，可以长驱直入冲击北京。北京信息闭塞，所以李自成军就像是从天而降一般。仿佛就在眨眼间，穿黄色衣甲的李自成军争先恐后地涌人了北京城。崇祯帝在让自己的儿子逃走后，刺杀了十五岁的女儿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这次他说了一句有名的话——“汝何故生我家！”然后，他前往紫禁城以北的景山，在寿皇亭自缢身亡，时间是元北退、明人北京城后的第二百七十六年。历史的要点在于政权（王朝）的兴起和灭亡，本书也是以此为重点进行叙述的。对照一下明的兴起和灭亡，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洪武帝强化皇帝独裁，到了最后崇祯帝的时候就无人可用，或是根本使不动，最终以皇帝的独角戏告终。不过，不能只责怪崇祯帝。很多史家认为，明朝灭亡是从神宗（万历帝）开始的，这个怠r丁的皇帝二十五年不上朝。而且，明朝是在洪武、永乐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它变成什么样子，取决于明朝皇帝自身。李自成逼得崇祯帝自杀，做了紫禁城之主，似乎有些得意忘形。各地都送来降表，大概他也觉得战争结束了。他制造了皇帝的玉玺，忙着铸造永昌钱。不过，山海关吴三桂的降表一直没到。不止如此，还有消息说吴三桂正在准备和李自成一战。李自成震怒，率十万兵前去讨伐。吴三桂向清摄政王多尔衮送去文书请求援兵，而在此前双方一直还在交战，处于敌对关系。坊间传说，吴三桂也曾想向李自成的大顺国投降，但得知自己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将夺去，为了一雪私怨而向清请求援兵。这一时代的诗人吴伟业在《圆圆曲》中也歌咏了这件事，因此不大可能只是区区坊传。不过也不能光这样认为。要给明皇帝复仇，就只有借清兵之力，而这也会把满洲族带到中原。根据满洲族人口少以及顺治帝即位的不确定性等消息，可能吴三桂的预测是，即便满洲族进入中原，也只是一时性的吧。摄政王多尔衮接受吴三桂的邀请，亲率主力进击。略带自满的李自成军没想到辫发大军会真的攻过来，甫一交锋便自溃逃，吴三桂军和清军在后面紧追。此时北京还在等着李自成举行的登基仪式。李自成逃回北京后，就杀了吴三桂的一族三十余人，在急忙举行即位大典后，次日就退出了北京，还在宫殿、城楼放火。第三天，清军入主北京城。明文武大臣在城外列队，迎接清军入城。四十天前，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迎接了李自成的大顺军。4——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 者罪之。在进发北京之时，摄政王多尔衮给众将发布了上面的训令，除此还有“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以解救者的姿态人城。李自成在进北京的时候也是如此，但他的军团有太多杂乱的因素。李岩和宋献策的军队军纪严明，而战斗力很强的刘宗敏军队就有不少残暴行为。从张献忠半路自成一派就可以看出，造反军在团结上有问题。洪武帝以江南经济实力为后台，以推翻异民族蒙古政权为“大义”，与此相比，一般认为李自成造反军的基础就有些脆弱。退出北京后，李自成很快就失去了力量，被逼至死。既有说他是被居民杀的，也有说是自杀的。因发生在退出北京的次年，所以不得不说是太早了些。进入四川的张献忠实行游击战，但也没能坚持多久。张献忠对地主、官僚太过于毫不留情，没能把知识分子层吸纳到造反团中，结果落得到处乱跑，最后遇袭身死。清认定辫发为服从的标志，立下严酷的原则，对拒绝辫发的人“玉石俱焚，尽行屠戮”。不允许中途而废，强迫人们必须在辫发和处死中选择一样。清的目标是要成为中华帝国，而不会止步于区区占领北京。为了称霸天下，清令大军南下。此时，流亡政权已在明副都南京建立了起来。原本南京就是明建国时候的国都。永乐帝迁都后，南京还是副都，设置了缩版的政府各机构。比如也有太学，在日本平户出生、母亲是日本妇人的郑成功在回国后曾就学于南京太学。这就使明有了对口接受官员的地方，所以土木之变的时候也出现过迁都南京之议。明朝遗臣在南京建立流亡政权就在情理之中。皇族从各地前来南京，在谁做皇帝的问题上，可称为明朝家传绝艺的派阀抗争也在此展开。这是立亲还是立贤的问题。最接近于皇统的是被李自成所杀的福王朱常洵的儿子福王朱由崧，但是据说他贪婪、淫乱、嗜酒、不孝、虐下、不学无术、爱管闲事，是个一无是处的人物。论贤，则是万历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涝。马士英和阮大铖等一伙人通过巴结魏忠贤出头，也因其败落而失势，他们推戴福王，而钱谦益和史可法等东林党系人提出拥立潞王。拥立之争中马士英获胜，福王做了监国后自称皇帝。东林党系的人似乎是以国难当头内讧不好为由做出了让步。然而，福王即位后，禁止民间婚姻，开始挑选皇妃，派遣宦官到各地。民间动荡，南京政府失去人望自是不言而喻。清摄政王多尔衮似乎也曾考虑过入关后清和明的关系，作为他的预案之一，可以恢复为原来金和南宋的关系。但是南京流亡政权实在是胡来，所以就给了他南征的自信。他令同母弟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南下，并沿用了以前蒙古的恐怖政策，愿意归顺的就饶而不杀，选择抵抗的则绝不赦免。清军南下如人无人之境，但在扬州遭遇史可法的抵抗，在此地实行了大屠杀。史可法也自杀了。不言自明，扬州大屠杀是在儆众。事到如此，南京也没有指望了，于顺治二年( 1645)五月十五日陷落，正好是一年前福王即位的同一天。福王在南京陷落之前就逃亡了，后来在芜湖被清军抓获，送到北京，次年死在那里。5清初大画家石涛的本名是朱若极，据说是明楚王一族。此外以画风独特而知名的八大山人，本名朱耷，似乎曾是宁王一族的人。全国有不少像这样的朱氏诸王，不过因为中央都派了人去监视，王没有任何权力，据说连行动也不自由。这就起不到屏藩的作用。只不过在明朝如此崩溃后，作为反清抵抗运动的象征，诸王的存在价值才被认可。洪武帝有二十六个儿子，分别封为诸王，其中第十子的十世后裔、鲁王朱以海被浙江的反清团体拥立。浙江曾是南宋首都所在，居民的民族意识极其强烈。尽管如此，在清压倒性的武力面前，张国维、张煌言等人的抵抗也是徒然，鲁王不得不逃到海上。洪武帝第二十三子的八世孙唐王朱聿键在南京失陷后，被将要回福建的团体接到后南下。这一团体中有郑鸿逵，他是在福建有强大地盘的郑家的人。唐王曾被崇祯帝废过一次。因李自成进发南阳（河南省），他开始募兵，这成了罪状，被废后弟弟被立为唐王。即使叛乱军越来越近，诸王也不能募兵。他被禁闭在凤阳（安徽省），南阳被李自成攻陷后，当了唐王的弟弟被杀，因此朱聿键被南京亡命政权复位为唐王。唐王在福建登基，年号隆武。可以称为隆武帝吧。从福建南安火速赶来的郑成功觐见隆武帝，被赐国姓朱，因此后来他被称为国姓爷，只是实际上他并没有用过朱姓。这位隆武帝实行了没什么计划性的北伐，在福建汀州被清军抓住，送到福州后处死。同样曾是海商的福建郑家领袖郑芝龙向清投降，但他儿子郑成功在那之后，以南澳、金门、厦门等地为据点进行抵抗，一度率舰队攻击南京。这支军队虽然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也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却轻松攻陷了途中的小城市，故此有些骄傲，因而在南京大败。后来亡命日本的朱舜水（1600-1682）描述攻击南京的郑军是——狃于小胜，不用上命。骄兵不听长官命令。郑成功的统率力也有问题，可能是过于年轻。朱舜水亡命日本，做了水户的德川光园的宾客，他说亡命的理由是——熟知声势不可敌，坏地不可复，败将不可振。隆武帝（唐王）死后，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位，改元永历。这一政权被赶到云南，不过郑成功仍然用永历年号，还把厦门改名为“思明”，以此为据点坚持抵抗。他放弃了北伐，进兵被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了的台湾，迫使荷兰守卫兵投降。把荷兰势力赶出台湾，可说是败将郑成功的莫大功绩。郑成功攻下台湾是在1661年，这一年正月，清顺治帝二十四岁时死去。根据中国的惯例，即使是正月中死去，这一年仍然是顺治十八年，次年才改元康熙。荷兰投降的时候，从云南逃到缅甸的永历帝被缅甸人捕获，交给了吴三桂。次年永历帝被带到昆明后遇害。原明将军吴三桂在山海关请求清援军，如今被封为清平西王，负责扫荡明朝残党。郑成功想追随永历帝，却死在了台湾。荷兰投降是在十二月，郑成功之死是在次年，也就是康熙元年( 1662)五月，时年三十八岁。他儿子郑经做了继承人，盘踞台湾坚持抵抗了二十一年，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 1683)降清。此前台湾一直在用死去的永历帝年号。降清是在台湾的永历三十七年。就这样，八旗之国清成功控制了中国全境。三世前后1明朝为数不多的几个明君都很短命，而清朝的康熙和乾隆这两个明君的治世都达到了六十年。明出现了荒唐无道的昏君，比如土木之变的英宗，建造豹房的正德帝，二十五年不上朝的万历帝等。而到了清代，没有出现过可称为昏君的皇帝。清不立皇太子，通过遗诏指名继承人。为防备皇帝暴毙，在乾清官玉座后面的“正大光明”匾额后，封存着皇帝中意的继承人名字。这是为了防止继承人在即位前被潮水般的阿谀巴结冲得忘乎所以，此外，皇子们也必须通过勤奋的习文、演武，努力从指名竞争中胜出。秘密立储正是要提高对未来皇帝教育的成果。顺治帝六岁即位，之后迅速入关，成了醉心于汉文化的人。据说他醉心于阅读，无论是中国古典著作还是野史小说之类。尽管如此，他也没疏于政治。其中也有辅佐幼帝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具备超群资质的原因吧。多尔衮被称为“皇父”。一般似乎都认为叔叔可能有一天会取代侄子登基称帝。但多尔衮三十九岁时死去，因此要是再多活些时间，说不定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有件事在清朝文献中被巧妙地删除掉了：太宗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就娶了寡妇嫂子，也就是顺治帝的生母。如果是这样，也可以认为对多尔衮来说，顺治帝就是妻子的儿子，没有什么篡夺的必要。如果上面说的是事实，深受被汉文化熏陶的顺治帝可能就会把这件事视为“违背人伦”。满洲族中这种事是很平常的，因为塞外民族都这样。顺治七年( 1650)多尔衮死后，弹劾就马上络绎不绝，说他企图谋反，于是他的名号从宗庙中被撤下。十三岁的顺治帝已经亲政，这一措施正是皇帝裁决的。所有的罪名都被挂在多尔衮名下，不过，他陷害曾辞让即位的豪格（顺治帝的哥哥），还抢夺他的妃子却是事实。多尔衮既是英雄，也很好色。受汉文化及其伦理观影响的顺治帝就算能容忍好色，也不能容忍违背人伦。二十四岁时死去的顺治帝在遗诏中说——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反省自己的汉化。继他之后的康熙帝为朱子学所倾倒，编纂《康熙字典》，也是个沉湎于汉文化的人物。不过，他同时努力保持满洲族的淳朴，可以说是个维持了平衡的明君吧。顺治帝之死是个谜。有种说法认为，充满激情的他痛悼死去的爱妃董贵妃，出家的决心丝毫不改，于是装作死去，让八岁的康熙帝玄烨继位。据说顺治帝去了五台山清凉寺。康熙帝是朱子学的热情信徒，对佛教不怎么关注，却五次前往遥远的山西五台山，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跟同前往，而在某个时期（此时被认为是顺治帝实际上已死去）后就再也不去了，这成了传言的依据。虽有出家遁世的传言，但十三岁起就亲政的顺治帝的功绩还是很大的。尽管此前是多尔衮的功绩，但后来的十多年中，可以说是顺治帝巩固了清王朝的基础。清自入关以来直到灭亡的二百六十九年间，没有一个宦官能对政治有太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顺治帝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禁止宦官和政府高官的来往，对违反规定的宦官吴良辅处以死刑。尽管建立了宦官机构十三衙门，但他还是在宫中立下铁牌，明示说如果宦官妄言政治就处以“凌迟处死”的最高刑罚。康熙帝连十三衙门都废止了，把宦官定为无所属的杂役。康熙这个年号用了六十一年，他儿子雍正帝在位十三年，而孙子乾隆帝治世六十年。不过，乾隆帝还活着的时候，因顾忌到年号时间超过祖父，于是让位给儿子嘉庆帝。康熙、雍正、乾隆的一百三十多年，是被称为三世的清朝黄金时代。夹在父亲和儿子之间的雍正帝把受到差别待遇的贱民编人良民，命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也有光明的一面。但他在政治上冷酷的一面过多，被认为是秘密警察的时代。他对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兄弟有苛酷的举动，因此没什么人气。清代被称为三世的这段时期，也有时间长短的原因，我感觉人们在赞颂康熙和乾隆的辉煌的同时，也在悄悄地略过雍正。2除了郑成功，明朝的残存势力如福王、唐王、桂王，基本上都在顺治时期灭亡。这在清史上被称为“前三藩之乱”。不过，平常所说的三藩之乱指的是“后三藩之乱”。为满洲王朝清建国立下功劳的汉族武将吴三桂、尚町喜、耿仲明，分别在云南、广东、福建被封为平西王、平南王、靖南王。吴三桂就是在山海关向多尔衮邀请援兵的将军，尚可喜和耿仲明是在皮岛干走私的毛文龙的部将，在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以后，带着“红夷大炮”向清投降。清要想清理这几位在边境割据的汉族王，应感觉到极大危险才对。在平定中国的时候，他们率领绿旗营（汉人部队）转战南北，自然会军阀化，财政和人事任用都不受中央控制。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不光开启和西藏的茶马贸易，征收关税、盐税，连铸造铜钱也干过。自从向多尔衮求援那时起，他似乎就认为，基本人口过少的满洲族不可能统治全中国，终有一天会把他们推翻。他的这种想法一直没变，因此采取了大胆的行动吧。 事情的起因是平南王尚可喜和他儿子尚之信的不和。康熙十二年( 1673)尚可喜退休后，向朝廷申请回辽东，把自己的位子让给儿子尚之信。这次，康熙帝不允许世袭，命令废广东的平南王，也就是所谓“撤藩”。这是断然的措施。吴三桂和耿精忠（耿仲明的弟弟）试着申请撤藩，朝廷马上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撤藩命令。就这样，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举兵反清。年方二十的康熙帝在这场叛乱中，表现出了果敢的姿态。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他为讨伐三藩动员了汉人军队，此举看似危险，康熙帝却有着绝对的自信。吴三桂追杀了桂王（永历帝），起兵没有任何名目，仅仅是宣传反清，而他自己却仕奉清朝三十年，还被封王，就算是汉人也不会相信他。尽管如此，三藩中最有实力的还是吴三桂。稍后造反的尚之信包围了父亲的住处，气死了老父，不过到康熙十五年( 1676)十二月还是向清投降了。次年，耿精忠也降了。吴三桂于1678年以湖南衡州为首都，三月登基，八月死去，孙子吴世瑶继位后撤回云南。应该说此时就分出了胜负。降清的尚之信，在朝廷下达要求他派去援军共同讨伐吴三桂的命令后，一直不予响应，直到吴三桂死后才开始进攻广西武宣。但是朝廷的不信任是决定性的，他被押往北京处死。固守云南的吴世瑶走投无路，终于在康熙二十年( 1681)自杀。后来，先前投降的耿精忠也被处死。至此三藩之乱以清军大胜告终。两年后，盘踞台湾的郑氏一族投降。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呼应靖南王耿精忠的叛乱，占领了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南下进攻广东各地，不过郑经因叛乱的结束而撤退回台湾，在吴世瑶自杀的同年死去。降清的是他儿子郑克壤，他被转移到北京，编入汉军八旗的正黄旗，受公爵之位。三藩曾一度降清然后又反清，因此清对就处死了第二次投降的他们。与此相比，台湾郑家自郑成功以来从未降清，所以得到了不同的对待。朱子学的信徒康熙帝对忠诚与否，应该是给予了相应的回报吧。就这样，全中国被收入清的版图内。清在台湾设置了一府三县，中国没有了藩王，每个角落都由中央派去的官僚在进行统治。接着就是对外问题，康熙二十八年( 1689)，清通过尼布楚条约稳定了和俄国的边境。此外准噶尔（左翼，也就是西蒙古的意思）部的噶尔丹向东进兵，意欲统一蒙古，但康熙帝通过两次亲征，给予极大打击，逼得噶尔丹自杀。准噶尔部并未就此甘休，越过昆仑山占领了西藏。这对清来说既是喇嘛教问题，也是一次重大事件。清军从青海出发展开的进攻失败了，于是由青海和四川两路进兵，康熙五十九年( 1720)，终于把准噶尔势力扫}H了西藏。同年，清军控制住了吐鲁番盆地。外征虽多，康熙时代却没有增税，反过来还频频减免赋税。国内稳定，结果是人们的经济活动旺盛，税收也自然在增加。康熙帝自己也是个学者，不仅熟悉朱子学，还向耶稣会的神父学习数学等学科，鼓励学术。另一方面，他对汉族所持的“夷狄思想”丝毫不失警戒，对诽谤满洲族的以及清入关后还用明朝年号比如永历的人处以极刑。就算是死人，也要开棺戮尸，这被称为“文字狱”，正是恐怖政策。3如果无论如何也要抗拒辫发，那就只有剃度出家。大量的人在此时出家了，其中有个吕留良，法名叫做耐可。他宣传华夷之别和回归封建，自然也会联系到排满思想。他的著述引发问题的时候，本人已经在五十年前死去，但还是被戮尸。时间是雍正十年( 1732)。雍正帝采取的方针是以思想对思想。他没有杀据说曾继承吕留良思想、图谋造反的曾静，还撰写了《大义觉迷录》。这是在论述清统治的正统性和华夷思想的不当性，曾静的《归仁说》被收入附录。然而到了乾隆帝时代，一度被饶的曾静被处以死刑，连《大义觉迷录》自身都成了禁书。到了乾隆帝时代，文字狱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非常严格，是因为思想界中排满思想在底流逐渐扩散。此时也出现了连子孙都被处死的情形，目的是让学者畏惧。在笔祸案中，除了明显能让人意识到的以外，也混有文字偶尔被误解的情况。想提笔写诗文的人必然大大减少。学者为避免危险，开始专注于考据学。这样的话就基本安全。清代学问中以考证学为主流，据说还萌发出了科学精神，不过如此产生的背景让人哭笑不得。乾隆帝发起《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令人抄写从古今书籍中精选出的良书，次等良书则只把题目和解说加进去，共三千四百五十八种，约八万卷，被分成七部，数字之大让人窒息。其中还包括了日本的山井鼎、太宰春台、根本武夷等人的著作。这的确是个很大的文化事业，但其中也有很强的思想检查的意味，很多书成了禁书被焚毁。雍正帝时代没有大的外征，而乾隆帝时代却频频发生。乾隆帝发兵两次远征准噶尔，远征回部（南新疆），进兵金川、台湾、缅甸、廓尔喀等地，远征军甚至到达了尼泊尔加德满都附近。清在西藏设驻藏办事大臣，强化对此地的统治。乾隆帝自夸有前后十次大军功，创立自己的记录《十全记》，自称十全老人。和康熙相比，乾隆外征给国民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而且，康熙时期三藩之乱后，台湾的朱一贯之乱基本上是唯一一次，但乾隆时期内乱频发。台湾天地会之乱、湖北白莲教之乱全都是秘密结社起义，这反映出病灶已深入肢体。大概可以说清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其中也有老害的原因。乾隆帝说不能超过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于是在第六十年退位，时年八十五岁。实际上尽管乾隆帝已经退位，据说他仍一直忙于政务，直到八十九岁时死去为止。湖北白莲教叛乱直到他两眼一黑为止，还没能平定下来。最大的宠臣和坤利用自己的地位中饱私囊，乾隆帝竞对此毫无知觉。监察御史弹劾和坤奢侈，却反遭撤职。嘉庆四年( 1799)，乾隆帝一死，和砷就被历数二十条罪状，被命令自杀。家产被没收，他侵吞的以一百五十万两黄金为首的财产被查明，相当于国家十年的岁入。而他得权不过十几年，每年侵吞了岁人的差不多一半却没有被注意到，这明显是乾隆帝的责任。对学者来讲，清是个严酷的“文字狱”时代，而庶民还能享受相当长期的和平。也有生活容易的原因，人口逐渐增加。康熙时期的两亿人口过了大约一个世纪，到乾隆末年增加到了四亿。而耕地面积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几，因此，在这个大部分人口为农民的国家，人民就必然会被生活所迫。到乾隆末年，外征时欠下的账单终于寄回家了。宠臣和坤的出现是政治颓废的现象之一。在文化、生活层面上，也会让人觉得人们在被什么东西所腐蚀。官员和军队纲纪松弛，民众生活逐渐穷困。在清初石涛、八大山人以及康熙至乾隆中期前的扬州八怪（金农、郑燮、李觯、黄慎、罗聘、李方膺、汪士慎、高翔）时代结束后，就没有出现过优秀的艺术家或文人。乾隆末年开始频发的叛乱，就是如此颓废的表现之一。白莲教的教义是宣传弥勒下生，要求改革社会，而元末动乱也是由以白莲教信徒为中心的红巾之乱拉开大幕的。乾隆帝之死是1799年，正要进入十九世纪。“三世之春”后的时代需要改革，所以以湖北为中心的白莲教之乱甚至波及陕西、四川。不仅如此，白莲教的一派天理教甚至影响到了在宫廷当差的宦官。嘉庆十八年( 1813)，在宦官信徒的引领下，约一百名天理教叛乱军攻入紫禁城，还抵抗了两天。这被称为“禁门之变”，此次在外朝和内朝的分界线隆宗门匾额上扎着的箭头，到现在还保留着，简直就是在象征着王朝的日薄西山。4清朝建国当时，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葡萄牙、西班牙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曾是先驱者。非景教的天主教也传人中国。耶稣会的教士们在允许中国人拜祖先拜孔子后，开始稍微获得了一些信徒。可能是嫉妒这一成功，其他派别向教皇告状说耶稣会的做法属于异端。他们有个原则，耶和华以外的神是不能礼拜的。不过，这样一来在中国就不可能有信徒。人们在家族制度下生活，做了官以后，一定要去文庙拜孔子。于是耶稣会仿效在日本的做法，把目标定为让国家领导层变为信徒。这被世人称为“典礼问题”。对不承认拜祖先拜孔子等中国风俗的教团，康熙帝禁止他们布教。教皇特使被康熙帝监禁。耶稣会因做法被罗马视为异端，在中国的布教终于变得没有希望。基督教布教在中国被禁止，雍正帝驱赶了政府雇佣（天文台长和画家等）以外的外国人。就这样，清国和外国变得绝缘。只是因为说远来的商人太可怜，出于怜悯才许可他们进行贸易。不过，场所仅限于广州，家人不允许进入，而且贸易季节结束后，他们就会被强制回国。这和同时代的日本把贸易限于长崎一港的做法相似。日本仅允许荷兰一国贸易，而清则不限制国家。和长崎的出岛相比，广州的“夷馆”更轻松一些，这是因为澳门是葡萄牙人的特别居住区。如果让家人住在那里，就可以很快见面。澳门绝不是葡萄牙领土。葡萄牙虽然派去总督，清国也派去澳门同知这一地方长官。长崎贸易由荷兰人垄断，而广州的贸易主角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当时，喝茶的习惯在英国普及，下午茶的习惯相当普及，对茶叶的需求极为旺盛。而且当时在阿萨姆和锡兰没有茶树种植，只有中国有供给源。大量的茶叶从广州被运到伦敦，而英国没有能出口中国的合适商品。因此，清国和英国的贸易一直是英国的入超，东印度公司绞尽脑汁地想矫正这种单方面贸易。于是鸦片登场了。鸦片作为药品，很早以前就出口中国。尤其在台湾，被用作疟疾的特效药。大概就像宣传鸦片时所宣称的那样，人们相信“服用了鸦片，生命就能绵绵不断”，吸食鸦片立刻普及开来。鸦片让人冥想，据说是东洋式的毒品，能让人暂时忘记现实的忧愁。鸦片之所以流行，生活困苦也是原因之一。此外也有人把流行的原因归为在社会停滞后，一般人的娱乐过少。不管如何，中国开始大量买入鸦片，此前的出超逆转成了入超，还年年增加，发展的势头让人看不到何时是个尽头。贸易的结算是用白银进行的。通过出口茶叶，输入大量洋银（墨西哥银币）已是昔日的梦，白银哗哗地从中国流出。这成了所谓“漏银”的政治问题。当时的税制是银本位，实际上纳税用的是铜钱。可以用七百文到八百文铜钱支付一两银的税金，这持续了很长时间，换算率相对稳定。但随着白银的流出，就像经济原则所说的那样，银价会高涨。一两银的价格超过了一千文，一千二百文，一千四百文，直线上升。银本位下尽管不增税，但对一般庶民来说就是实质性的大增税。不言而喻，这会影响并压迫人们的生活。因付不起税，害怕被罚而逃亡的人增多，因此酿成社会不稳定，事态变得棘手。不仅是经济和政治层面，在人道方面，鸦片的毒害也是无法忽视的。鸦片进口的增加是从嘉庆年间( 1796-1820)开始的，到接下来的道光年间( 1821-1850)，数额急转上升。因为已经不能放任不管，于是道光帝向重臣们下问对策。他集中了各地总督、巡抚们的意见，准备让有最佳对策计划的人负责实施禁止鸦片的行动。最令道光帝佩服的，是时任湖广（湖南湖北）总督林则徐的上奏，虽说要严禁鸦片，但也说要阶段性地实行，是一份极为具体的草案。于是道光帝把武昌的林则徐叫到北京，委以全权，任命为钦差大臣，令他速去鸦片的进口地广州。可以说，中国的近代史自此就开始了。林则徐一到广州，就没收了英国商人储藏的两万箱鸦片，在虎门崖上建五十吨、四方形的人工池两座，把鸦片和石灰、盐混合，完全溶解掉，再流人大海。这是最彻底的处理。 夷馆被包围，水和粮食供给被断，英方没有办法，只得交出储藏的鸦片。自然，商人们受到极大损失，非常不满。他们回国后，说服议员们发动对清战争。就这样，英国派军远征中国，攻陷定海，逼近北京的外港天津。敌人一逼近北京就慌忙出逃，这是清朝首脑的癖好。道光二十年( 1840)，林则徐被罢免，琦善做了钦差大臣。清朝对英国的要求想闪烁其词地避开，但英国既然派出了远征军，就无法半途而废。尽管攻下了广州，但情形是中国方面的官军未战，而是民间的平英团在抵抗。英军进入长江，略过乍浦、上海、镇江，显示出逼近南京的姿态。清朝终于屈服，只得缔结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时间是1842年。根据条约，规定香港割让给英国，五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开港，战争赔偿一千二百万美元以及被没收的鸦片价格六百万美元，中国方面废止贸易垄断体系等。实际上，这是个非常概括性的条约，次年通过的《五港通商章程》、《虎门追加条约》、《望厦条约》（美国）、《黄埔条约》（法国）等把这些都具体化了。治外法权、租界等不平等条目盛行，这在日后成了和各国缔结条约的范本。国难相继1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出清军的战斗能力低下。八旗军和绿营（汉人部队）都不行，兵将的质量明显很差。满洲族已经失去了狩猎时代的野性。人关后第一代的顺治帝就已经是个汉化了的皇帝。清的历任皇帝都在对满洲人屡下诏书，要求他们“学满洲语，不穿宽衣”。这反映出很多满洲人已经不会讲满洲语，而且还习惯于穿汉人的行动不便的宽大衣服，很少有人穿便于狩猎的筒袖式的贴身满洲服。到了清末，下如此诏书的皇帝自己都不会讲满洲语了。要求军队重拾野性，可谓缘木求鱼。满洲族人被禁止从事工商业，也不被鼓励参加科举。这绝不是要保护汉族，而是想要通过少数的满洲族来统治中国。于是清原则上希望满洲族能做军人，就给了他们各种各样的特权。特权使人堕落。据说满洲八旗中有些骑兵还不会骑马。鸦片战争约十年后， “太平天国之乱”开始了。此前的叛乱多是白莲教那样的弥勒下生改革社会运动，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教被许可，因此源自基督教的叛乱新面孔登场。太平天国运动首先从广东、广西发起。广州既有基督教传教中心的原因，又因五港开港使这里的失业者增加，比起其他地方，社会严重不稳定也是原因之一。南方的物资，或从曾经的垄断贸易港广州进口的商品（大部分是鸦片），以前都是通过河流水路或陆路运送到人口稠密的长江沿岸，很多人以此为生。但因上海开港，显而易见这一生计会受到重大打击。外国船只可以直接开往上海。南京条约增加了贸易量，因此受到打击的不只是搬运业。民族产业的崩溃，这一近代中国的大问题也算是其中之一。邻近广州的佛山市是旧式锻铁业的中心，但因进口廉价的外国大批量生产的农具、铁钉、铁板等，相关锻铁行业的工人很快就失业了。不仅是锻铁，在广西山里烧木炭的人们也失业了。他们制造的木炭不是用于取暖的，而是供锻铁用的。连锁反应下，木炭业必然也过不下去。明末废止驿站制度引起驿夫同时失业，这和搬运业者失业的情况很相似。因为职业性质，他们也有组织。少数人统治的清朝禁止所有结社，是因为害怕汉族通过组织团结起来，因此即便仅是业者的互助组织也会受到怀疑。尽管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业者就无法安心工作，所以就有自然的结社。因为结社被禁止，所以只要没那么危险就秘密结社。清代多次下达“水夫设教之禁”，运河的水夫以信仰为名目，结社旨在互助，因此被禁。为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反体制的，因此还冠名过“安清帮”，后来成了被称为“青帮”的秘密结社。太平天国叛乱的首领洪秀全是个科举落第的书生。他在广州从外国人传教士手里得到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想起自己有一次发高烧，做的梦和小册子上说的耶和华及耶稣很像。在梦里，耶和华命他改革社会，耶稣说自己是他哥哥。洪秀全以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己后来冠名天王。洪秀全和同志冯云山（后来的南王）开始了传教活动。两人都是知识分子，而参加的骨干中，有烧炭的杨秀清（东王），贫农萧朝贵（西王），小地主韦昌辉（北王），母亲是壮族的书生石达开（翼王）。他们全都是客家人。所谓客家指的是客人的意思，也就是各地新来的人们。根据客家的传说，在北宋被金消灭后，他们拒绝屈辱地成为金民，南下各地，相传是一群有骨气j高觉悟的集体。因为是新来的人，就和原住的人有差别，自然只能耕种贫瘠的土地。为了克服不利条件，他们勤奋并重视教育。中国妇女在当时普遍缠足，而客家人则不会，就是因为女性也要参加劳动。1850年，基督教信徒以客家为中心，于广西建立反体制集团，在金田村起兵。他们占领了永安州城，宣告建立“太平天国”。清军无力镇压，太平军持续进击。他们解除了对桂林、长沙等清军坚守城市的包围，接着往前行进，占领了岳州、武昌，发展成百万大军。太平天国一路上开展了宣传工作，在岳州和武昌收纳了大量士兵和大批武器及船只。他们从武昌入长江，水陆两路同时进发，很快就攻陷了南京。这是发自广西金田村的大长征，也反映出了清军有多没出息。2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可以说就开始堕落了。天王洪秀全躲在深官里，专注于他的宗教著述，实权在东王杨秀清手里。南王和西王在长征途中战死。东王虽有能力，但因为没文化，有些自命不凡，而且还傲慢。北王表面上对东王服从，突然发动政变杀了他。天王因此杀了北王，时间是1856年。东南西北四王全都死了，被北王杀了全家的翼王石达开绝望了，自成一派行动，成了流浪的军队首领，最后人四川后被消灭。太平天国的李秀成、陈玉成等新人崛起后，骁勇善战。但此时形势终于开始不妙，因为北伐军进兵到天津附近却失败了，毕竟以南方人为主的军团在冬季的北方作战过于艰难。给太平天国施压的绝对不是清军。回乡服丧中的曾国藩在湖南召集义勇军，显示出了凌驾清军的战争姿态。曾国藩以门人弟子为将校，吸收淳朴青年为士兵，组成的军队和吸食鸦片过半的清军有很大不同。这支新部队以湖南别名命名，称为“湘军”。稍后，李鸿章也在故乡安徽以同样方式组织了军队，称为“淮军”。外国人一开始采取了中立的姿态，但不久就站到了清一方。最初外国人因太平天国标榜基督教，因此一开始就有亲近感，还派去了使节，但后来他们知道了如果太平天国成了中国之主，将对自己不利。太平天国不打算承认外国和清朝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也严禁鸦片。鸦片是贸易品之酋，所以全国性的禁烟将给他们的买卖带来极大的损失。在李鸿章的努力下，一支称为“常胜军”外国部队建立起来，后来在一个叫戈登的英国人的指挥下和太平天国军交战。太平天国称南京为“天京”，天京陷落是在1864年。洪秀全据说在此前自杀。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内讧。它的理念中有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除了土地政策，还宣传平等，提高女性地位等。但在进入天京后，出现了更复杂的阶级称呼，这和所期的理想背道而驰。理念和现实的不一致可以算是败因之一。还有湘军、淮军的奋战也出乎太平天国军意料之外。太平天国战争长达十四年，是清朝灭亡的最大原因。在这场战争中间，英法联军在广州犯下掠夺等暴行，俘虏了总督，接着长驱直攻北京，烧了离宫圆明园，大肆掠夺，迫使清朝签订条约。这次事件被称为“亚罗号案”。亚罗号是属中国人所有的鸦片走私船。当时走私鸦片的人，一年给香港政府交纳十美元的登记费用，就可把船籍改为英国籍，这种情形很常见。根据条约，外国船是不能被现场搜查的。停泊在广州珠江的亚罗号被清当局搜查后，战争就开始了。实际上亚罗号的船籍登记期限已经过了，不能说是英国籍船。英国知道内情，却隐瞒了事实，以此为出兵借口。这是为了缔结更有利的条约发动的“一击”。法国的理由则是进入内地的传教士遇害，事实上该传教并未经过清许可。没有合适开战理由的美国和俄国也派去观察员，得到了和条约一样的成果。根据条约，列国外交官常驻北京被许可，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四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之后，这里成了“外务部”。条约中装作无意地加了一项“修正税率表的委员任命”，这正是在正式文书中公认鸦片贸易。禁制品自然不会放到税率表中，但根据这一条约，鸦片就以“洋药”的名称加了进来。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顾虑到书面承认鸦片的后果，而今却成了冠冕堂皇的事情。这场战争被称为“亚罗号案”，中国也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从鸦片船搜查开始，到鸦片贸易公开化结束，因此这一名称非常合适。顺带说一下，日本文久二年( 1862)，幕府为贸易实习向上海派去千岁丸号，恰逢太平军攻击上海。高杉晋作等人听到炮声后兴奋不已。3太平天国的天京陷落当年，阿古柏从中亚入侵新疆。这发生在俄罗斯帝国压制中亚的过程中，是所谓的连锁效应。中国已经无法避免和外国的接触了。阿古柏之所以能赖上十四年不走，是因为清朝当时不得不把为此动员的军队调往南方。原因是在明治七年( 1874)，日本派西乡从道率军前往台湾，出兵理由是琉球籍民在台湾被高山族所杀。问题解决后，日本从台湾撤兵，左宗棠的军队终于能够西进了。俄国以阿古柏之乱为借口，“保障占领”了中国的伊犁地区。俄国似乎认为，以清国之力是无法把阿古柏赶出新疆的，于是说只要恢复和平，就返还占领地。左宗棠军攻打阿古柏军，走投无路的阿古柏在库尔勒自杀，如此的大乱都被平定了。根据《伊犁条约》，俄国只返还了占领地的东半部分，西部被其侵吞。这次清为“委托”俄国驻军，支付了九百万卢布的费用。签订《伊犁条约》三年后，中法战争爆发。法国的侵略总是用保护天主教徒为借口，这次也是一样，法国出兵越南，越南政府请求宗主国清出兵。法国攻击了福州马尾军港，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不过，战局是有利于清的，登陆台湾时遭遇失败的法国舰队受到浙江炮台炮击，提督孤拔负伤，死在澎湖岛。在越南，老将冯子材攻陷谅山，法军司令官尼格里身负重伤逃走。在西部战线，太平军余部刘永福率黑旗军击退法军。因这次败战，法国茹费里内阁倒台。然而，在法军压制住红河三角洲的全盛期临时缔结的“简明条约”被李鸿章追认，以此媾和。福建水师是由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的沈葆桢创建的。因全军覆没，如果要继续战争，李鸿章就必须动用自己珍藏的北洋水师。这也是他的政治资产，所以不想有所损失。他把个人利益放到国家利益之前了。因两次鸦片战争的败北，当时的高级官僚一般都认为必须引进西洋的技术。特别热衷于此的人被称为洋务派。尽管如此，也还是所谓的“中体西用”，本体还是中国精神，西洋的东西只不过是工具，这样的看法很强烈。类似于日本所说的“和魂洋才”。对国防的基本态度，有人认为应该最警惕有很长边境线的俄国，也有人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派来大规模远征军的英国才是主要敌人。前者称为塞防派，后者称为海防派。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塞防派是鸦片战争中的英雄林则徐，在他之后是左宗棠。海防派的领袖是李鸿章，自然他有明显的亲俄姿态。中法战争之后又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朝鲜发生东学之乱，和越南一样，朝鲜向清请求援兵。不过，根据《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在出兵的时候要通告对方。这被理解成另一方可以自动获得出兵权。日本为了把朝鲜收入势力范围，促使清出兵，这在当时的外相陆奥宗光的《蹇蹇录》中写得很清楚。清军出发后，日本根据条约也出兵了，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东学之乱已经平息。尽管如此，日本还是不改行程计划，强迫朝鲜政府发出委托公文，内容是——请代朝鲜政府击退牙山清军。朝鲜政府尽量拖延，但日本军已经迸发。在枪炮的强迫下，公文总算是出来了，大岛公使变更了上面的日期——这已基本成为定论。伊藤博文首相在作报告的时候，明治天皇命令调查，——公文才刚刚出来，命令怎么是提前发出去的？伊藤了解到天皇反对攻击清军，于是指示中止攻击牙山，但陆奥扣住电报，最终引发了战争。1894年8月1日，日本向清宣战。明治天皇说，“是大臣之战，非朕之战”，拒绝派遣敕使去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陵报告开战。清军连战连败，拥有定远、镇远等巨舰的北洋舰队在黄海被日本海军击沉。和中法战争时一样，李鸿章急忙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