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句话在《隋书》中没有找到。唐太宗临死前，应该还对未完成的讨伐高句丽事业耿耿于怀。他肯定会担心高宗的柔弱。高宗确实是个过于柔弱的病弱之人，但重臣们应该也很可靠。做了皇后的武则天也是个非常强势的人物，她插手外交到了什么程度虽然不明，但唐为了实施东方政策，在显庆五年( 660)也就是她做了皇后的第六个年头组建了远征军。东亚的状况已异于隋代。高句丽这个北部强国都曾被半岛南部分据东西的百济和新罗视为共同的威胁，百济甚至主动提出要担任隋远征高句丽的向导。到了唐代，百济和北部的高句丽联合南方的日本，准备收复被新罗夺去的领土。百济王子丰璋去了日本，意味着同盟的人质。百济结盟南北以对抗东部的新罗，对唐外交有怠慢的倾向。百济也向唐朝派去使节，但已经不把唐视为外交的主题。与此相对，新罗出了一个豪杰叫金春秋，这正是新罗第二十九代武烈王。当时新罗被百济夺去大耶城，金春秋亲自赴高句丽，还向日本派去使节，目的是外交解决。这未能成功，于是金春秋在唐太宗死前带着自己的儿子入唐，之后专心于对唐政策。新罗举全国之力，加紧密切对唐关系，意欲影响唐的外交政策。从隋到唐，大陆一直视辽东高句丽为主要敌人，新罗想把大陆的目光转向百济。不过，唐并没有因为新罗的努力而改变主要目标。如果联合新罗讨伐百济，就能达到孤立高句丽的目的。所有国家都以本国利益为第一优先。，唐和新罗的联合军发兵百济。显庆五年( 660)八月，唐军逼近百济国都，百济王义慈投降。百济的遗臣鬼室福信等人拥兵拒降，指望远在日本的王子丰璋能带着援军回来。日本决定由齐明天皇亲征，但天皇在筑紫的朝仓官死去，天智天皇即位。日本的援军从海上进入白江（《日本书纪》中是白江村），准备向遗臣们据守的周留城前进，但被唐和新罗的联合军打得大败。——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 海水皆赤。唐有如上记录，时间是龙朔三年( 663)九月（《日本书纪》中是八月）。就这样，百济在复兴之战中败北，丰璋等人亡命高句丽。唐的主目标还是接壤的高句丽。通过消灭百济，联合新罗，唐孤立了高句丽。讨伐百济的唐将苏定方等人已经向高句丽进发。唐军以历次战争中的名将李勤（以前的徐世勋）为总司令，攻陷了平壤，时间是总章元年( 668)九月，距离白江之战正好过了五年。高句丽连年饥荒，怪事连连，内讧不绝，人心动摇。高句丽再也没有以前能抵御隋文帝、炀帝或是唐太宗远征的力量了。唐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将高句丽的故地作为直辖领域。4我们来概览一下武则天亡故后的唐。中宗和他父亲一样是个温和的人物，而皇后韦氏也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女子。前面提到，高宗死后，曾经即位的中宗之所以被武则天所废，是因为韦氏想让自己父亲就任要职。武则天已经不在，所以韦氏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掌握权力了。她只有一个儿子李重润，却被武则天所杀，大概就想用掌握权势作为弥补吧。韦氏以武则天为偶像，也想从皇后做到女皇。她没有了儿子，女儿安乐公主和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结了婚。韦氏想做女皇，女儿想做皇太女也想做女皇。而韦氏自己要做皇帝，就必须等丈夫中宗死去。中宗复位后，把自己的儿子李重俊立为皇太子，自然就不是韦氏的儿子。这是个有勇气但也有冲动倾向的人。唐朝恢复后，李重俊对武三思等人仍然插手政治感到不满。并且他也听到传闻，说武则天的女秘书上官婉儿计划废了自己，然后将安乐公主立为皇太女。皇太子李重俊没有深思熟虑，而是意气用事，动用近卫兵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擅自进入宫中。但政变没有得到中宗同意，最终失败了。中宗将这一政变定性为谋反，这样一来就完了。李重俊逃进终南山（陕西省），被部下所杀。时间是景龙元年( 707)。韦氏的阴谋终于又进了一步。李重俊死后，中宗立李重茂为皇太子。准备建立韦氏王朝的韦氏打算废了这个少年，立女儿安乐公主为皇太女，这样中宗的存在就成了最大的障碍。虽然让人难以置信，但最终韦氏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了中宗。杀害丈夫和父亲，这让人看到了权力欲的可怕。给韦氏王朝的建立制造障碍的，我们知道是中宗的弟弟、曾在武则天时代登基过的睿宗李旦，以及他的妹妹太平公主。韦氏最警惕的就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的权力欲也很强，武则天都说她是最像自己的。为了创建新王朝，就需要武力做后台。因此，对皇后地位过于自信的韦氏对军中首脑予以拉拢。但韦氏阵营中的兵部侍郎（国防副部长）崔日用等人看破了韦皇后根本不能和武则天相提并论，而只是个粗枝大叶、权势熏心的人，所以他们打算要尽早接近下一时代的主角。据史书载，正是崔日用把韦氏的动向逐一报告给了李旦的三子李隆基。李隆基此时二十五岁。在大多数人跟里，他是个大气的人。韦氏杀了丈夫之后，计划一定要除去李旦，以及像自己有权力嗜好的太平公主。因此，李隆基的出现就可能让韦氏觉得很突兀。中宗之死是李重俊鲁莽政变三年后的事情。后来做了玄宗的李隆基，应该有充足的时间从这次失败中学到教训。中宗死去第十八天，李隆基发动政变，斩了韦后和安乐公主。李隆基为政变召集起来的都是年轻且官位低的人们。他的表亲薛崇简也加入了。这是姑母太平公主的儿子。其中还有陈玄礼，这位司令官的军队后来在马嵬（陕西省）杀了杨贵妃。此刻他是果毅都尉，所以是五六品的青年将校。韦氏一方为了掌握军队，把韦蝽、韦播等族人安插到军队做将军。然而，急速晋升的他们想用严罚主义展示自己的权威，添加了每日鞭打的体罚，使得军心背离了。韦氏不但没有掌握住军队，反而把军队扭转成了敌人。少量的政变核心部队冲进去后，近卫兵悉数参加了对韦氏的攻击。韦氏全族被诛。政变四天后，李隆基的父亲李旦即位。虽在武则天时代在位了很短时间，李旦毕竟也曾做过皇帝。此时，李旦的长子李成器是皇太子，但这次要更换太子是不言自明的。诛灭韦氏以及睿宗（李旦）登基全部是三子李隆基的功绩，立李隆基为太子顺理成章。睿宗真的是一个很老实的皇帝。虽然立了皇太子，但他也不能忽视妹妹太平公主。正史中虽被淡化，但一般认为在诛杀张氏兄弟中，她是有大功的，也可以从事情过后她的食邑从三千户增至五千户这件事推测出来。她的哥哥李旦也是五千户。诛灭韦氏，她的儿子薛崇简也参加了。武则天宠爱这个小女儿，让她给自己做秘书，因此在宫廷中，她的人脉似乎还在皇太子之上。大臣们分为皇太子派和太平公主派，朝廷成了派阀争斗的地方。也有大臣向睿宗进言，让太平公主移居洛阳，但太平公主一方予以反击，未能实行。睿宗想用退位来给无休止的政治斗争画上句号。这样一来，皇太子李隆基登基，太平公主被逼到墙角，图谋暗杀李隆基但失败了，被赐予一死。虽然正史是这么写的，但睿宗退位究竟是不是真的自愿，太平公主计划暗杀李隆基是不是事实，都让人觉得可疑。《太上皇实录》中说太平公主被终身禁锢，但结局不管是哪一个，她在政治上都被抹杀了。玄宗即位次年( 713)，改元开元。大乱残光1玄宗治世用了两个年号——二十九年的开元和十四年的天宝。在中国人的印象里，这四十多年的“开元天宝”不仅是唐，也是中国史上的全盛期。杨贵妃登场前的天宝元年户部报告称，这一年户数为八百五十二万五千有余，人口为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和西汉六千万人口相比，这让人觉得盛唐人口意外地少了些，或许也是稳定的原因之一。为了削减豪强、贵族的势力，隋所采用的均田制、职分田等制度被唐沿袭下来。一般人被给予一顷土地（百亩），其中的八十亩是口分田，死亡或退休后就必须返还。能够继承的只有二十亩。与此相比，职分田根据官位来授予，官僚中顶级的二品官在退休的时候应该返还的田地是十二顷，他们还有五十顷永业田。最底层的九品官有职分田和永业田各二顷。差不多的吏，军队下士级别的人可以给子孙留下二百亩的土地——是一般人的十倍。可以说唐是个官僚至上的社会吧。为了消灭南北朝的豪强、贵族，唐采取了优待官僚的政策。然而，过了几代后，大官僚辈出的家族；通过永业田的蓄积，必然会逐渐豪强化。建国百年后的玄宗开元天宝，正值大官僚贵族化的时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辉煌时代。不过，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蕴藏着危险。户部报告的户数和人口是基于通过均田法获得土地并耕作的家族之上的。因官僚大地主已经出现，所以佃农们和奴婢一样，没有被户部纳入调查范围。这个数字应该不会小。关于土地的问题，不仅有官僚永业田的蓄积，还有土地的买卖。高宗时代曾颁发法令，禁止买卖上级赐予的土地。这也证明土地买卖盛行已经到了令人看不下去的地步。土地兼并加剧，各地形成了庄园。不仅是官僚，寺院也广置土地。我们不能忘记，受辉煌时代所赐，还存在着大量不得不卖掉零碎土地的悲哀农民。尽管如此，玄宗治世的前期以食物、衣物为首的物价极为低廉，是个生活惬意的时代。时隔十五年，以多治比县守为大使的第九批遣唐使，于开元五年( 717)抵达唐朝，这一行人中还有阿倍仲麻吕和僧玄防。此时可以说正值盛唐的顶峰。通过遣唐使，努力打造律令国家的日本一直采用基本以唐制为框架的体制。日本在大宝元年( 701)制定了大宝律令。这一律令的原本虽已亡佚，但通过各书引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原。第九批遣唐使回国的养老二年( 718)，日本开始修正律令，这被称为养老律令，不过据说这和大宝律令没太大差别。唐朝中央政府中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尚书省下设六部。中书省负责起草诏敕，也就是所谓立案的部门，长官被称为中书令。门下省负责审议中书省的诏敕草案，长官是门下侍中。尚书省根据完成后的诏敕予以执行，长官是尚书令，不过在唐朝成了空缺。至于原因，太宗在皇太子时期担任过这个职位，因此在那以后，臣子就任就得顾虑。所以，实际上相当于长官的是副职，即左右仆射。日本把相当于中书省的政府部门冠名以中务省，长官称为中务卿，如果是亲王就称为中书王。不过日本没有设立相当于门下省的部门，没有把诏敕的立案和审议分开。尚书省相当于日本的太政官。唐朝空缺的尚书令在日本是太政大臣，左右仆射相当于日本的左大臣和右大臣。唐朝尚书省下设六部，六部长官被称为尚书。下面列出唐朝六部及大概的管辖范围。括号内是日本对应的政府部门。兵部国防治安（兵部）刑部司法相关（刑部）工部建设营缮（宫内）吏部官吏人事（式部）户部经济财务（民部）礼部教育礼仪（治部）以上虽予以概括，不过因日本的政府部门全都以省称呼，如工部是不是对应宫内省，还有些疑问。除了这六省，日本又加入前面提到的相当于中书省的中务省，和以省的形式保留下来的大藏（大化改新以来管理贡品出纳），并称为八省。日本太政大臣相当于唐朝空缺的尚书令，同样被定为则阙官（宁缺毋滥的官）。天智天皇为了对抗执政的皇太弟大海人皇子（后来的天武天皇），任命自己的儿子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这是首任，也成了壬申之乱的起因。后来就形成了皇太子做太政大臣的惯例，直到天安二年( 858)藤原良房被任命为止。臣子做太政大臣的只有藤原仲麻吕和道镜两例，前者把太政大臣改名为太师后就任，后者则自称是太政大臣禅师。这是唐朝惯例影响日本的例子之一吧。此外，监察纠弹官吏的唐朝御史台（长官叫御史大夫）到了日本就成了弹正台（长官叫弹正尹），处理刑狱的唐朝大理寺卿在日本被称为检非违使，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名称。日本也是在尽全力不失自主性的同时，引入唐朝制度。2前面讲到，辉煌的玄宗时代其实也孕育着危机。除了非常有名的李白、杜甫，日本人于《唐诗选》中所熟知的王维、孟浩然、岑参、王昌龄、张九龄、常建等人，都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之星。从颜真卿的书法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文化充满了豪放的力量。如此的开元、天宝盛世，也随着玄宗的老去，开始走向下坡路。而玄宗等人对此毫无察觉，可以说是唐朝的悲剧。和高宗爱上父亲后宫的武则天相反，玄宗爱上了儿子李瑁的妃子。这就是杨贵妃。天宝初，她做了道姑后（武则天做了尼姑），人了玄宗的后宫，天宝四载（745，天宝从三年起改作以载称年）成了贵妃。玄宗把政务交给宰相李林甫，每日和杨贵妃欢声嬉戏。所谓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安史之乱”得以爆发，最大责任应当在玄宗身上。杨贵妃自己亲人少，所以她不会积极地为自己家族谋求要职。而玄宗为讨她欢喜，不惜重用她的赌棍堂兄杨国忠。第二个必须要负责的是宰相李林甫。据说他也是皇族一员，但权力欲很强，用诡计贬黜威胁自己地位的有能之士，因此朝廷中没有了骨气之士。能很快晋升、容易接近宰相地位的是边境司令官，而依据当时的惯例，击退外敌就是大功。于是，李林甫对于靠近边境的军队司令官，尽可能地用出身塞外的人。安禄山被称为杂胡，据说可能是伊朗系和突厥的混血儿。史思明同是杂胡，会六种语言，有担任互市牙郎（负责贸易的官）的经验。李林甫心想，难道杂胡也会觊觎宰相的位子不成，于是把他们任命为北方节度使。节度使是皇帝的代理，掌握着地方上的军事、行政实权。从开元末到天宝，唐在边境（包括成都和广州）设了十个节度使，安禄山兼任了其中范阳（北京）、河东（太原）、平卢（东北）三个节度使。据说这个安禄山和做了宰相的杨国忠水火不容，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状况。深谙政道的李林甫因树敌太多而生怕被人暗杀，惶惶不可终日，已于天宝十一载( 752)死去。如果被形容为“口蜜腹剑”的李林甫还在朝堂上，或许还能缓冲一下，但他死之后安禄山和杨国忠的正面冲突就无可避免了。安禄山也干过互市牙郎的工作，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还向杨贵妃献殷勤，做了她的养子。他的一些小举动也让玄宗高兴开怀。做过不良少年的杨国忠则很阴险。为了赢得声誉，他自己做司令官向西南发兵远征，不料打了个大败仗，但他却向朝廷传来捷报。李林甫一死，杨国忠就说这个人里通突厥，让李林甫一族人遭了大难。这也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权力。因为对头是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不用“清君侧除奸佞”的名号起兵，安禄山的确可能有性命之虞。他起兵是在天宝十四载( 755)十一月。尽管说是要除去君侧的奸佞杨国忠，但起兵肯定是造反。唐朝廷诛杀了在长安的安禄山之子安庆宗，可以想见闻讯后安禄山的恸哭和大怒，于是起兵就成了正式造反。他占领了洛阳，国号起用大燕，自称皇帝。长安震动。安禄山军逼近潼关，唐起用曾越过巴米尔高原的猛将高仙芝。高仙芝是出身高句丽的将军，前几年在怛逻斯和阿拔斯伊斯兰军的交战中败阵。军司令身边有称为监军的宦官，直属皇帝，负责监视将军。这是唐朝军队的惯例。高仙芝的战略后退和擅自开启官库被监军报告成败北和偷盗军粮，因此高仙芝和封常清等将军在军中被处死。如果官库放着不动就后撤，会被安禄山军缴获，反而增强了对方的战斗力，所以把这些开放给民众就是必然措施。将军做了该做的事情，却在军众面前被斩首，唐军兵将士气低下可想而知。天宝十五载( 756)六月，潼关陷于安禄山之手。高仙芝的后任哥舒翰投降安禄山。他遭杨国忠猜忌，也是在担忧自己的性命不保吧。长安方面已经绝望。六月乙未黎明，玄宗一行由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所率六军守护，秘密逃离长安。次日泊宿在马嵬驿。兵将因饥饿和疲劳，都愤怒不已。所有人都知道安禄山发动造反的理由就是和杨国忠的反目。事情很明显，安禄山的这位政敌就在皇帝身边，被逼到墙角的安禄山深感不安，终于下决心起兵。恰好这位六军将士嗟怨的对象杨国忠正因事和从西边过来的吐蕃使节团相商。看到这一情形，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杨国忠在和胡虏商量谋反！”兵将们一拥而上，瞬间就杀了他。杨国忠的儿子和姐妹们也当场被杀。这种状况下，玄宗也只能认定杨国忠为谋反。虽然嘉奖了诛灭谋反的兵将的忠义，但兵将们不愿遵从皇帝的进发命令。这是在逼他处决杨贵妃。宦官高力士绞死杨贵妃后，军队这才出发。3玄宗到蜀避难，途中让位给皇太子。皇太子——肃宗李亨在灵武（宁夏灵武县）即位，借回纥等塞外民族之力，次年收复了长安和洛阳。毕竟唐的底本还在，安禄山一方的内讧也帮了唐一把。安禄山在即将失明的时候变得狂暴，被醉鬼儿子安庆绪杀了。安庆绪杀父的原因，是安禄山打算立年轻的段夫人所生的安庆恩为太子。而杀了这个安庆绪并接手造反军团的是部将史思明。但与其说史思明是安禄山的部将，倒不如说他俩的关系更近乎于同僚。造反军团承认了史思明的领导。史思明一度夺回洛阳，正意气风发的时候却被儿子史朝义杀了，落得个和安禄山一样的命运。唐玄宗和肃宗都死了，到了代宗这一代。宝应元年( 762)，造反军团的实力派干将、胡人李怀仙斩了史朝义后降唐，历经九年的大乱画上了休止符。虽说是投降，但李怀仙成了唐朝节度使，可以随意任命文武官僚，也不向中央上纳贡赋。这么一来，应该说是个受到唐朝承认的独立政权吧。李怀仙在大历三年( 768)被部将朱希彩所杀。朱希彩仍旧自立，但唐也无法施加压力，只能授之以节度使表明承认。从此，河北三镇基本上就和独立国家一样，不向中央纳赋税，有自己的文武官任免权，这被称为“河北旧事”。所谓旧事，意思是惯例。河北节度使是世袭的，因此可以明确地称为军阀。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被宦官和军阀这两股势力折腾，靠着祖先的遗泽苟延残喘。代宗的长子德宗相当于玄宗的曾孙，他努力重建已经老弱化的唐王朝，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重新调查户籍，筛出了此前没有交税金的一百八十万户，以此增加了税收；商业交易中也抽取三十分之一的税金。而在废止藩镇（节度使）世袭和消除军阀割据方面，不一定能说是成功。不满德宗政策的军阀一时在长安发起叛乱，甚至皇帝都必须到一个叫奉天（陕西省）的地方避难。之后通过和藩镇妥协，保持了暂时的平稳。也是在德宗时代，吐蕃趁唐国力衰弱，占据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之地。六十年后，敦煌豪强张议潮收复了河西，而这也是由于吐蕃因内讧失去力量之际。未借中央之力就收复失地的张议潮被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这也可以说是个军阀化的地方政权吧。为寻访密教，空海（译者注：空海大师是日本密教真言宗创始人）于德宗贞元二十年( 804)人唐。次年正月德宗死去，顺宗即位，但因疾病于同年八月退位，长子宪宗即位。宪宗被誉为唐代中兴的明君，他利用祖父德宗遗留的成果，增强禁军（近卫军），削弱藩镇兵力。宪宗对不服从的藩镇，就当下立断发军讨伐，可以说这一强硬政策获得了成功。从宪宗开始，地方军阀的力量开始变弱，但宦官之力反而增强。认定宪宗为明君仍存在疑问。增强中央军、弱化地方军虽好，但唐末地方发生叛乱的时候，当地就没有能平定叛乱的力量。这样看来，唐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宪宗制造的。宪宗晚年（实际享年四十三）服用长生不老的金丹，因副作用变得易怒，一点小事就会杀手下。所谓手下就是宦官。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宪宗在假托药物副作用来惩罚宦官。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正好起了反作用。宦官们会在被杀前就杀了对手，据说正是他们杀了宪宗。宪宗在长子死后，立三子李恒为皇太子。次子李浑的生母身份低微，但他的实力派后援宦官从贬黜地复归中央后，大力推进拥立次子的工作。一说皇太子派的宦官赶在宪宗改变心意废立太子之前，干脆就杀了他，这样一来皇帝就不过是宦官的傀儡了。穆宗李恒素来愚昧，连宪宗都不得不考虑废黜他。而到了穆宗这一代，河北三镇又一次不服从于中央，糟糕的局面使穆宗无计可施，再加上因服用金丹，穆宗在位四年时死去。长子敬宗即位，但比父亲更昏昧，不堪大任，粗暴任性，对不中意的手下动辄处以流罪或斩刑。宦官李克明杀了这个危险分子皇帝，准备拥立敬宗的叔父李悟。不过，还有一派宦官打算拥立敬宗的弟弟，他们杀了李克明和李悟。就这样，敬宗的弟弟文宗即位。文宗托宦官的福即位，正因如此，他讨厌以恩人自居的宦官，准备铲除掉他们，可惜失败了。因禁军由宦官指挥，他要发动自我政变非常困难。也许是文宗没有这份能力吧。文宗说宫苑的石榴树上降下甘露，乃是瑞兆，把宦官集中到一个地方，准备全部杀掉，但围着的幔幕被风卷起，伏兵被发现，于是计划败露。真是粗枝大叶的一幕。史称“甘露之变”。4甘露之变发生在太和九年( 835)十一月。三年后，日本再次派出时隔许久的遣唐使。其中的成员之一圆仁留了下来，他把关于当时唐的详细记录，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形式传给了我们。圆仁入唐之际，唐朝正处于党争时代。史称“牛李党争”，以各党统帅的姓来命名。当时唐朝政界有两套系统，即凭借门阀占据要职的和以科举及第进士身份就任要职的。没有门阀背景的进士出身的人对这一现状不满，想要打破这种局面，他们的首领是进士及第的牛僧孺。与之相对，李德裕的父亲是宰相，祖父做过御史大夫，他作为门阀派的领袖，自然就是保守性质的。不过，牛李党争主要性质是团体势力斗争，政见对立并不那么明显。牛僧孺一做宰相，李德裕一派就被全部左迁；而武宗一即位，李德裕重新回到宰相的位子，牛僧孺一派就悉数被赶到地方上去了。这就意味着政治总在做到一半后挂起，无法进行长期的计划。而且两党为了强化自己的势力，分别和宦官结交。国家活力因党争而损失了多少，是无法计算的。甘露之变后，可以说企图全歼宦官的文宗反成了宦官的俘虏。文宗死前的五年时间里，朝廷完全掌控在宦官手中，牛李两党也不得不和宦官派阀结下复杂的关系。文宗死后，弟弟武宗即位。从敬宗开始，三兄弟依次继承帝位。可以说武宗是以废佛而留名于后世。他心向道教，信任道士赵归真。时任宰相的李德裕虽然对此觉得别扭，但从儒家的角度出发，并没有积极反对武宗排斥佛教。而且作为政治家，他也考虑到了废佛令起到的经济效果。如前所述，德宗的时候根据户籍调查来重建经济。那次也有税制改革，包括废止此前的赋税，开始实施两税法（夏秋两次纳税，因而得名）。先定好岁出开支，然后对这一部分原则上以钱币形式课税，因此税额是不一定的。税制改革有相当的效果，但时间上已经晚了六十多年。唐朝经济状况还是苦不堪言。会昌五年( 845)，四千六百座官寺、四万座私寺被毁坏，勒令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余人，寺属的数千万顷良田和十五万奴婢被官府没收。不仅是佛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聂斯脱利基督教派），也就是道教以外的一切宗教全部遭到镇压。僧尼还俗意味着免税特权的废除，而大量寺属财产收归国有后，贴补了国家的财政。佛教一方也有应该反省的地方。安史之乱时为了筹集军费，政府开始售卖度牒。要当僧侣就需要有度牒，度牒就是修行的成果。此时不用修行，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度牒，而得到度牒就意味着一辈子不用交税金。这样一来，佛教就没有理由不会堕落。废佛令虽然残酷，但因一部分僧尼的堕落，佛教声望也在人们心中下跌。废佛令的次年( 846)三月，武宗死去，宣宗即位，废佛令被取消，赵归真被杖杀。武宗的儿子年幼，因此宦官拥立宣宗，也就是穆宗的弟弟，被敬、文、武宗三兄弟占据了皇位的叔父。所谓年幼不过是个借口。如果武宗儿子即位，拥立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功劳。通过拥立皇帝，宦官就因功进一步掌握了权势。宣宗一即位，就撤了李德裕的职。牛僧孺回归中央，李党被连根带起地左迁。李德裕被流放到海南岛，三年后死在那里。不得不说是可怕的党争。 日本的平安贵族把《白氏文集》作为必读书目。它的作者白居易，字乐天，在武宗之死五个月后，于会昌六年八月死去。他在文宗太和二年( 828)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司法副部长），次年称病辞任。接着下一年做了河南尹（洛阳市长），离开中央，自那以后就没有回长安。可能是他在尽力地使自己跳出党争之外。在政敌李德裕被处以流放之后，牛僧孺于宣宗即位次年死去。牛李党争的党首基本上是相继死去，党争也逐渐平息，表面上看状况甚是平稳。然而，实际上唐的状况已经恶化到不能再起党争的地步了。宣宗于大中十三年( 859)死去，长子懿宗即位。宣宗是个不遇的明君，他采取抑制党争、止宦官和朝臣交际等措施，尽可能地在肃正朝廷纲纪方面取得成果，但没能把改善的措施延及地方。十三年的治世太短了。宣宗甚至被称为“小太宗”，他在五十岁时死去，应该说是唐朝的不幸吧。据说死因还是在于道士献上的药物。地方上的矛盾在宣宗死亡前一年( 858)就已经以兵乱的形式爆发。当时的官僚在地方工作中蓄积军费，然后回到中央就任要职，这是典型的情形。刺史或节度使等地方长官的地盘被当成军费提款机，没有任何储备。通过实行宪宗继承自德宗的政策，除了河北的一部分，节度使都成了政治侏儒。他们要重返中央，，“进奉”就成了考核工作的基准。两税法税额不定，依据预算予以征收，而岁出预算只会多而不大可能会少。一般认为一直是在慢性增税。当时有个习惯叫“羡余”。如果中央分摊下来的当年税额为一百，地方就一百二、一百三地收取。其中一部分献给朝廷，叫做“进奉”，而剩余的就成了自己的军费。可以想见，刺史和节度使会惦记着尽可能地多捞羡余。被压榨的不仅是一般庶民，其他阶层比如下级兵士的薪水也遭到克扣。地方军队质量奇差，商人兼任将校，蹭油水的情形很多。有个叫郑薰的观察使被派到宣歙藩镇后，军队发生了暴动。郑薰是个清廉的人，他不会蹭油水占便宜，因此有个下级将校叫康全泰的做了暴动首领，大闹了一场。当时发生的这场暴动中，驱逐不中意的长官的事情时有发生。多半是因为康全泰之乱超出了容忍的极限，因此淮南节度使崔铉断然发兵，斩了包括首领在内的四百多名党徒。江南起了兵乱，这引起了朝廷的震撼。唐之所以能够扳回安史之乱那般强大的势力反扑，人们说是因为保有经济发达的江南。唐朝廷通过盐茶专卖等财源所获收益极为惊人，而盐茶产地江南的治安发生动乱就属于重大案件。此前的兵乱大致都发生在北方，唐朝廷还称他们是“骄兵”并且予以放弃。康全泰煽动因待遇差而不满的士兵，挑起动乱。不过他动机不纯，也无法让一般民众参加。然而，宣宗死亡那年的十二月，浙江东部有个叫裘甫的人指挥造反，是从民众起义开始的。一开始是以百人之众攻陷象山县城（浙江省），大破政府军。造反军在三溪（安徽省）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在数量上增加到数千，也获得大胜，一度聚集了三万之众。唐朝廷起用曾经的安南都护王式，用大军镇压了他们。因这场功劳，王式做了武宁节度使，开始驻守徐州。对唐来说，武宁藩镇是极为重要的地方。如前所述，河北三镇不向中央纳贡，已是半独立状态。朝廷早就不期待能在河北获得收入，只要他们不造反就行了。而一旦河北三镇造反，那就是大事，第一道防线就是武宁藩镇。所以朝廷对兵将过于优厚，武宁成了声名狼藉的“骄兵”集中营。只要来的是严厉的长官，他们就会发起骚动把他赶走。比如以严格而知名的温璋在被任命为节度使后，武宁骄兵照例发起了骚动，以阻挠他的就任。温璋的后任是王式。王式率领镇压了裘甫之乱的两镇军队到任，下令把武宁骄兵全部斩杀。这一次几千人被杀，导致很多人逃亡而变成贼匪。此时，云南的南诏出现了不安定的动向，唐召回已经贼匪化的骄兵，准备以此对南诏加以防范，想要一石二鸟。唐在徐州募集了三千军士，以所有旧恶一笔勾销的条件收容了骄兵，约定三年轮换，把他们派去广西。其中八百人驻屯桂州（桂林），但约定的三年到期后也没有轮换，驻屯达到了六年。骄兵们恳求轮换，却被又延长了一年，所以他们奉庞勋为盟主，开始擅自返回徐州。这支队伍一接近徐州，已经变成贼匪的昔日伙伴也参加了进来，数量得以增加。而且，当时徐州地区的长官（观察使）崔彦曾为了增加羡余，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导致民怨沸腾。因此，心存不满的民众们也加入进来。这支队伍出桂州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斩了上官，夺了武器后造反的。这明摆着是兵乱。接近徐州后，民众加入了进来，就带着民乱的性质了。 庞勋攻陷徐州，杀了崔彦曾等人。如果只是普通的兵乱，恐怕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吧。因为发展成了民乱，庞勋才得到了相当大的力量。不过，庞勋的野心是想通过展示实力，让朝廷封他为节度使。但是，不管唐王朝再怎么日薄西山，也不会这么好对付。为了争取时间，唐虚与委蛇，最后派去了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司令官的讨伐军，而且其中包括了沙陀族、吐谷浑、鞑靼、契蓥等非汉族部族首领所率领的剽悍军队。庞勋被康承训所率八万大军追赶，在渡汴河（河南省）的时候受到沙陀族的攻击，自己一方也发生倒戈，终于被讨灭了。时间是咸通十年( 869)九月，正值他离开桂林一年零两月。他们因以骄兵为核心，就成了风气很差的造反，在攻陷徐州之后，奸淫掳掠，干尽了坏事，使得民心背离。大乱后期有很多倒戈相向的事情，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唐使尽解数，终于将康全泰、裘甫、庞勋等一系列叛乱平定了下来，曾经的大唐残光还尚有余威。灭亡谱系如果没有新的光源，残光终将会消逝。大唐的残光直到庞勋之乱，还能显示出一些威力，但对接下来的黄巢之乱已然无能为力。因王仙芝在战乱中死去，所以这次动乱就以后来做了盟主的黄巢来冠名，但首先举兵的还是王仙芝，黄巢予以响应。时间是庞勋败死六年后，其间懿宗死去，跟往常一样，第五子僖宗受宦官拥立即位。一般认为是王仙芝是在此两年后的乾符二年( 875)起兵。之所以不能定笔，是因为当时的地方官为了提升考核评分，不会报告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因此正史记录也就不能作为可靠依据。王仙芝和黄巢出身于现在的山东省西部，地方靠近河南省，两人都以贩卖私盐为业。盐自不用说是生活必需，而且是政府的专卖品。唐朝财政对盐的依存度很大，如果财源乏力，就马上提升盐价。玄宗时代前的盐价是一斗（唐1斗约合5.9升）十钱，而记录说德宗的时候成了三百七十钱。可能政府获利是原价的几十倍甚至或许是百倍。为了确保这项财源，政府必须严厉取缔自己不能插手的私盐业，规定卖一石以上私盐的人将被处以死刑。从庶民角度来说，因为能买到比政府定价更便宜的盐，所以对私盐业者反倒很是感谢，私盐业者受到了民众的庇护也是必然的。因为是极端危险的买卖，所以相传这些业者同行因联络变得密切，形成了强大的组织。为了防备取缔，他们也拥有武装。王仙芝一起兵，立刻就有大批人响应。连年的干旱、水害、蝗灾，使很多人因交不起税金而逃亡。王仙芝和呼应他的黄巢都没有固定据点，率军不停地移动，连袭十五州。这样一来，地方官也不得不向上报告了。平卢节度使宋威动员各道兵力，在沂州大破王仙芝军。在接到王仙芝被击毙的报告后，宋威解散了军队。然而，王仙芝再度出现，唐虽再次动员，但解散了的军队已经没有了打仗的心思。王仙芝从阳翟向东攻陷汝州，俘虏了刺史王镣。王镣提出自己愿为王仙芝向朝廷索要官职。朝廷中这样的呼声很强烈，即连庞勋都没有被赦免并被诛灭，岂能饶了小贼王仙芝。然而，王镣的哥哥王铎竭力周旋游说，最后王仙芝还是被授予了监察御史的正八品官。王仙芝打算接受下来，却因遭到黄巢的反对而作罢。史书中说是王仙芝一人做官，黄巢因没有自己的份而大怒。不过，黄巢既有学问，也好任侠。与其说是自己不能得到官爵，不如说他是因王仙芝仅仅位列正八品就沾沾自喜而很生气。据说这一次黄巢还把王仙芝打了一顿。造反军在蕲州分为两拨，据说一路是王仙芝率领的三千多兵卒，另一路是黄巢的两千多卒。他们时而分兵，时而会师，把政府军玩弄于股掌之上。天下乱作一团。不只是私盐造反团，对赏罚不平感到不满的藩镇将领也率领骄兵暴动。王郢就是个例子，他带领一万兵肆虐了江南的苏州和常州。因王郢的部下被朝廷许以的高官厚禄爵所诱，兵团涣散，王郢被杀。唐虽然衰落，但它的官爵仍然充满了诱惑力。私盐造反团之所以快速移动，是因为越运动军众就越多。乾符五年( 878)也就是起兵三年后，王仙芝军攻陷湖北江陵。王仙芝听闻朝廷动用了精锐的沙陀族骑兵，于是变得狂暴，展开了大屠杀，在江陵城放起大火。代替宋威出任招讨使的曾元裕在申州大破失去理性的王仙芝军，杀一万俘一万，一直追到黄梅（湖北省），斩了王仙芝。五万造反军在此被杀。从河南南下湖北的王仙芝军号称三十万，不过实际数字即使只有一半，也应残留了将近十万。他们在后来与黄巢军合流。黄巢亦为人子。如果考虑到唐朝的官僚至上主义，就可以理解他后来索要官爵的行为。殴打王仙芝的原因大概也是对他没有志气，为区区八品官就得意忘形感到生气。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准备进攻西方的 洛阳。洛阳不愧为陪都，城防坚固，于是黄巢南下。这一次一般都认为发生了归顺的事情。朝廷封黄巢为右卫将军（从三品官），但条件是解除武装，因此相传被他拒绝了。黄巢军由江西进浙东，人福建，要求被任命为广州节度使。广州在当时也是个贸易繁盛之地，因此把这样一处地方交给一个刚归顺的贼人头目是不可能的。唐朝廷当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发怒的黄巢攻陷广州，俘获了节度使。不过，黄巢军的主力是山东、河南出身的北方人，在广州水土不服，因瘟疫流行而损失了三四成兵力，于是黄巢只得引军北上。阿拉伯人阿卜札伊德的著作提到，黄巢在广州杀了十二万外国人，这一部分被经常引用，但我觉得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中国的史家把黄巢这样的存在视为流贼，会尽可能地往坏里写，因此如果发生了屠杀大量外国人的大案，绝对应该会被记录下来。然而中国的文献里没有出现这件事情。阿卜札伊德没有来过中国，所写全部都是他听到的传闻。外国人在开港的广州数量虽多，但所谓被杀了十二万的说法也太过夸张，不得不让人质疑其真实性。黄巢军从桂林顺湘江水流，进入湖南湖北，越过长江，在如今长沙的地方消灭了十万政府军。广明元年( 880)十一月，终于攻陷洛阳。真的是势如破竹。就连把黄巢写成“逆臣”的《新唐书》也记载，他的军队军容整齐，。不剽不掠，只用年轻人增加兵力。还说他们唱的军歌，内容是“遇到儒者不可杀，否则就会全军覆灭”，可见黄巢军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参加。同书还如实记录“官军乘乱纵掠”。所以，黄巢军势如破竹的最大理由是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唐朝节度使中甚至还有人说，因为有了贼，我们的将士才受到政府的重视。如果太平了，就算不被抛弃也可能会被判罪，所以还不如把贼留下。立下军功的人很容易受到廷臣和太监的忌妒。事实上就有前例，平定了庞勋之乱的康承训被贬到广东。沂州之战中流行过王仙芝死亡一说，王式在这场战事中留了一手，在正史《新唐书》中有所提及。黄巢军北上时，淮南节度使高骈为了独占功劳，上奏说贼人已被平定，让各地待机的官军撤退。洛阳的最高责任人刘允章率领百官迎接黄巢。2在攻陷洛阳的次月，黄巢率领六十万大军攻破潼关。僖宗等少数人逃出长安，日夜兼程西逃。和安史之乱中的玄宗如出一辙，逃亡的目的地是蜀地。仅有宦官田令孜所率领的五百神策兵作护卫，这和一百二十四年前玄宗奔蜀时大将军陈玄礼率六军的情形又自不同。僖宗逃亡的当天下午，黄巢军的前锋柴存进入长安。黄巢杀了被遗弃的所有皇族，于十二月壬辰日举行登基仪式，定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四品官以下的唐朝官吏被留用，四品以上的全部辞退。为了建立王朝，还是需要官员的。黄巢军虽然号称六十万大军，但大部分还是在最终阶段、洛阳附近参加的一伙人。从整体上来看，一路跟随黄巢从河南到江南、江西、浙东、福建、广东乃至于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的人就成了少数派。不知道初期黄巢军军纪之严的人，反倒在数量上占了多数。刚进入长安城时，黄巢军布施贫民，还保持着良好的军纪，但几天后就发生了掠夺、放火、杀人等案件。此前因被官吏残酷压榨，兵将们到处杀死杀伤官员，连黄巢都制止不了。虽然布告说四品以下留用，但应者无几。为了找出官员，甚至在全城挨家搜寻。黄巢军从一开始就是个移动性的集体，从未以一个地方为据点展开活动。对他们来说，进入长安是第一次定居，因此很不习惯。政治措施无法顺利开展就在情理之中。短时间内膨胀起来的集体中，人们有着各自的想法，也有意见的对立，常常发生内讧。虽然占领了长安，地方还残留着许多藩镇势力。如果黄巢的齐王朝政治良好，深得民心，藩镇大概也会慢慢归顺。但大齐没有多少人气，地方承认的仍然是唐的宗主权，在他们看来大齐的命运不会长久。因此，黄巢只能发兵讨伐藩镇。黄巢阵营中也有对大齐政权丧失信心的人，这就是实力派将领朱温。据说朱温和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交战，因黄巢没有派去援军，于是向唐倒戈。朱温的倒戈给黄巢以巨大的打击，而对唐来说，朱温简直就是救世主。朱温不止被授予左金吾卫大将军，还被赐名全忠。在向唐效忠后，就只能称他为朱全忠。把黄巢逼入绝境的，除了朱全忠附唐以外，还有唐朝雁门节度使李克用为夺回长安而进兵。他是突厥系沙陀族的首领，其父在庞勋之乱中立下大功，被允许用国姓也就是李姓。他们原本就是外族部队，在黄巢之乱中浑水摸鱼，袭击唐朝朔州失败后逃亡到了草原的另一方。沙陀族以勇猛的骑兵团而闻名，唐想借其力，于是赦免了他们袭击朔州之罪。为了抵罪，李克用也得立下功劳。他的军队全部裹着黑衣，令人恐惧，因此被称为“鸦军”。李克用率领这支军队击破了驻守梁田坡的十五万黄巢军，直取长安。这场战事两个月后，黄巢从长安撤退。在唐的眼里，就成了收复长安。时间是中和三年( 883)四月，黄巢保有长安不过两年四个月。从长安撤退后，黄巢在各地和唐军交战，抵抗了一年以上。根据记录，大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据说“木皮革根皆尽”，还有记事称有人吃人的现象。黄巢在他故乡附近的泰山东南狼虎山中自杀。僖宗抖擞精神，从先前避难的蜀前往长安，这是收复长安一年半以后的中和五年( 885)正月的事情。尽管皇帝回归，但长安已不是原来的长安，唐也不再是曾经的大唐。为收复长安立下大功的，是沙陀族的首领李克用和原来黄巢的将领朱全忠。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也是功臣，他猛烈进攻当时还属黄巢的朱全忠，制造了他倒戈的动机。在西方，从兵卒成长起来的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实力也迅速提升。这些实力派军阀成了唐末的主角。曾经甚至能废立皇帝的宦官，此时也只得从舞台上退场。时代的走向，已经只能由实力来推动了。军阀的势力增强，皇帝的实力减弱。皇帝的力量决定一切的时候，宦官们肆意妄为，而一旦主子没了实力，他们就一筹莫展。军阀中，李克用和朱全忠的对立变得相当激烈。李克用邀请王重荣共同讨伐朱全忠，但王重荣劝说应首先讨伐宦官田令孜。惊慌失措的田令孜带着僖宗逃到凤翔。皇帝简直就被当成了挡箭牌。田令孜称病留在四川。文德元年( 888)二月，僖宗好歹回到长安，但三月就死了，弟弟昭宗即位。昭宗起码比哥哥僖宗有能力。他拼命要匿扶大厦将倾的唐王朝，但或许他努力的举动反倒加速了唐朝的灭亡。拥立昭宗的是宦官杨复恭。他自恃功劳，想操纵昭宗，不听敕命。昭宗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罢免了他。杨复恭逃人汉中，李茂贞以讨伐“朝敌”为名，兼任山南西道招讨使，攻陷汉中，事情以杨复恭逃亡告终。昭宗想解除李茂贞的兼任，但他不从。于是昭宗任命同为皇族的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讨伐李茂贞。只能信赖亲族和亲信手下，不得不说是王朝晚期的症状。讨伐军败退，李茂贞乘胜追击，逼近长安。李茂贞要求处罚责任人，昭宗不得不照办。此时的军阀们，谁都不怕成为朝敌。李克用也率领沙陀族军团，擅自返回太原，成了“朝敌”，并且也大破昭宗派来的讨伐军。最后他不仅恢复了原来的官爵，还加上了中书令的称号。如前所述，李克用和朱全忠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立，不过朱全忠更占优势。这是因为李克用所倚仗的沙陀族在边境，自己也经常不在中央，与此相对的是朱全忠就和昭宗靠得很近。唐皇室虽还是皇室，但那些名门贵族们都是一群窝囊废。很长的时间里是宦官垄断了朝政，如今他们又被黄巢、沙陀族或是兵卒起家的大节度使相继夺去主导权。贵族中有一个叫崔胤的，四次担任宰相，有个别名叫崔四人。他为了先诛灭宦官，准备利用李茂贞。崔胤和昭宗定谋，邀请李茂贞率三千兵力前来驻守长安。宦官韩全诲负责统率长安近卫军，因此这一举动无疑是针对他的。然而韩全诲曾在凤翔当过监军，和李茂贞关系不错，被皇帝请到长安的凤翔三千兵力反倒起了增强宦官力量的反作用。觉察到危险的崔胤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的大本营在大梁（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应崔胤的请求，朱全忠向西进兵，宦官们马上就带着昭宗去了凤翔。朱全忠进攻凤翔，李茂贞不得不投降。时间是天复二年( 902)。投降的条件是诛灭宦官和交回昭宗。二十个宦官头领的首级被送到朱全忠那里，接着在入城后有七十多个宦官被杀。残留在长安的是相对下等的宦官，但也全部被杀了。中唐以后皇帝的拥立者、擅专权力的宦官消失得干干净净。之后朱全忠回到大梁，而成功诛灭宦官的崔胤在长安招募了六千六百人的新军队。杀尽宦官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抑制军阀。这次朱全忠已经在考虑要通过禅让登基，因此无法漠视崔胤的动作。凤翔作战两年后的天复四年，朱全忠包围了崔胤的府邸，杀了崔胤一党，把昭宗和官僚、居民强行移到洛阳。为了断绝他们的念头，他彻底地毁灭了长安，损毁的宫殿、住宅的木材顺着渭水东流。可以说大唐的长安在此刻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只有砖结构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因难以毁坏而逃过一劫，好不容易留存到今天。昭宗积极地在途中向各地的实力派藩镇发去密诏，请求援救。他们是凤翔的李茂贞、河东的李克用、淮南的杨行密、西川（四川）的王建等人。这些节度使虽然接受了密诏，屡屡发出讨伐朱全忠的声音，却没有动兵的打算。如果贸然出兵，就会被人抄了老巢，毕竟不能对邻近的藩镇掉以轻心。他们没有反应也倒罢了，但发出了要讨伐的声音就是昭宗的不幸。朱全忠慌慌张张地杀了这个麻烦的昭宗。从唐朝李渊上溯到王莽，都是受到幼帝的禅让。在禅让剧中，三十八岁的昭宗并不被当成是个合格的演员。天祜元年( 904)四月，十三岁的辉王李柞改名祝，唐的末代皇帝即位。因没有皇嗣，也就没有宗庙号，史书中称为昭宣帝。三年后的天裙四年，朱全忠受昭宣帝禅让登基，国号为梁，不过为了和南北朝的梁相区别，史家称之为后梁。原本隶属黄巢的将领朱温即朱全忠就是后梁的太祖，即位后改名为晃。唐自高祖以来，坐拥天下二百九十年后灭亡。禅让后的昭宣帝在次年被毒杀，九个兄弟全部被杀后抛尸九曲池。4唐灭亡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交替了以朱全忠的后梁为首的五个短命王朝，因此被称为五代。朱全忠虽然即了帝位，但其他的藩镇并不承认。后梁在最盛期据说统治了七十多个州。当时中国有三百五十多个州，因此后梁只统治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地方上则由十个节度使或是取代了他们的实力派们自立。因此这个时代的正确称呼应该是五代十国。朱全忠的往昔夙敌李克用在后梁成立的次年就死了，长子李存勖是继承人，他把沙陀族骑兵组织化，实力稳步上升。后梁则围绕着朱全忠的家业起了内讧，次子朱友琏杀父登基，但又被三子朱友贞所杀。后梁的版图逐渐被李存勖蚕食，仅保有二十余州，不久就灭亡了。李存勖灭梁后称帝。他父亲李克用以根据地（现在的山西省）命名，自称晋王，而他取国号为唐。既有受赐唐朝国姓的缘故，也因李存勖对唐的崇拜。史家称这一政权为“后唐”。李存勖于923年登基，被称为后唐庄宗。贫农出身的朱全忠极端厌恶唐的那一套，如贵族、官僚、宦官等。进士出身的官僚称宦官是浊流，自己是清流，而朱全忠听从幕僚李振的建议，把这些官僚扔到了黄河的浊流里淹死。唐宰相裴枢等人也被这样杀了。据说李振多次在科举中落第，因此憎恨进士。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朱全忠的后梁是唐朝性质事物的破坏者。不过，出生在沙陀族首领家庭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又让唐朝性质的事物接连复生，如使用宦官、奢侈淫靡等。后唐庄宗失去了人望。为了维持奢靡的宫廷生活，就只有进行残酷压榨。宰相孔谦为了压榨因战乱疲惫的人们，使出了所有的手段。立有战功的司令官因宦官的谗言被斩，各地的不满情绪在扩大，还发生了叛乱。庄宗为了镇压叛乱，派去了李嗣源。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之一。唐朝节度使和宦官为了保证部下的忠诚，收他们为义子，也就是形式上的养子，这种情形很多。还有节度使有几千个义子。讨伐军和被讨伐的叛乱军以李嗣源为领袖，反倒去攻击洛阳的庄宗。洛阳的军队杀了庄宗后投降。虽说身为义子，却也有做后唐君主的资格。李嗣源为后唐明宗，英明程度可称得上五代中的明君之一。后唐明宗首先就诛杀了压榨名人孔谦，还杀了被兵将们憎恶的各地监军（宦官），毫不犹豫地简化宫廷。即位的时候他已经过了六十岁，因此在位不过七年。其间少有战争，连年丰收。据说明宗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不识字，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明君。不过他因急于施行和庄宗相反的政治，有欠稳妥。庄宗的失败之处在于极端吝惜给兵将的薪水和赏赐，因此发生了兵乱。明宗的做法完全相反，他大幅提升了兵将的薪水和赏赐。完全相反的做法不一定会带来成功。后唐军队变成了“骄兵”，成了一支金钱驱动的队伍。在明宗死前后发生了一次骚动，结果三子李从厚即位，被称为闵帝。闵帝虽然即位，却有两个可怕的对手——明宗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和明宗的义子凤翔节度使李从珂。闵帝准备把这两人从各自的根据地调出来，因此发布了人事调动命令。他想把凤翔的李从珂调到河东，但李从珂拒绝调任，还扯起了反旗。闵帝派出的讨伐军，正是“骄兵”。他们没有跑到凤翔去讨伐什么，反倒和李从珂谈判，拿到赏赐，临阵倒戈了。李从珂率领自己的军队和倒戈军，反过来向洛阳进击。闵帝为了令兵将迎击，只得抽空国库给他们赏赐。然而，李从珂也以赏赐诱惑这支后唐军，让他们倒戈。防卫洛阳的这支后唐军就领取了双重赏赐，并跟随李从珂倒戈攻击洛阳。闵帝在即位的次年就早早地丢了性命，被李从珂取而代之。李从珂是后唐末帝（也是废帝）。他用洛阳的国库为底本，向骄兵许诺倒戈的赏赐，但入城后却发现国库已是空空如也。他能当上末帝，靠的正是横征暴敛。末帝的对手是石敬瑭。和闵帝一样，末帝想把石敬瑭从河东（山西）调到太平。石敬瑭则和末帝一样，予以拒绝并发起反抗。末帝派去讨伐军，包围了石敬瑭所在的晋阳（太原）。后唐国力仍然很强，节度使之一的石敬瑭兵力不足。此时石敬瑭向契丹族请求援军，当然是有代价的。这在后来很长时间内是一桩悬案。条件是割让燕云十六州，三十万匹帛，称呼契丹首领为父亲等。契丹族据说是蒙古系的部族，依附于各时代的强大势力，在内蒙古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当然，自立是民族的夙愿。唐朝武则天的时候他们显示出自立的动向，但失败了。玄宗的时候，节度使安禄山的主要工作就是压制契丹族。唐灭亡后，中原由弱小政权交替的时候才是契丹南下的好机会。游牧民族只要出现优秀的领导人，就能在短时期内强盛起来。契丹族中出现了英杰耶律阿保机，在唐末就已经自立，打败了西方的党项族（藏系）和东方的渤海国。石敬瑭寻求救援的时候，契丹没有东西方的忧患，正是能安心南下的时期。耶律阿保机死于926年，契丹进入了二代皇帝耶律德光的时代。契丹五万骑兵奔赴晋阳救援。包围晋阳的后唐骄兵杀了司令官向契丹军投降。契丹军就这样跟着投降军南下，攻入洛阳。后唐末帝登上玄武楼，燃起大火，跳楼身死。后唐在第十四年灭亡。晋阳的石敬瑭跟在契丹军后进入洛阳，登基称帝。史家把这一政权称为后晋。洛阳政权交替的时间是936年。5后晋高祖石敬瑭在即位的次年，从洛阳迁都到了曾为后梁国都的开封（汴京）。此时在河南，同享运河、陆运之便的地点以开封为佳。五代的五个王朝中，以洛阳为国都的只有后唐，其他王朝都盘踞在开封。后晋在契丹的帮助下建国，面临的难题就是怎样才能从契丹族的管束下恢复自由。石敬瑭于942年一死，侄子（哥哥的儿子）石重贵就以其子年幼为由，自己做了二代皇帝。实际上石敬瑭立下遗诏，要立幼帝，并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辅政，但这被石重贵一派束之高阁。石重贵被称为出帝。他把宣告登基的国书送到辽（契丹国号为辽）那里，但辽认为即位的不是儿子而是侄子，其中必有问题，因此拒绝商谈，并以国书中有违反约定的内容为口实出兵。辽军击破了激烈抵抗的后晋军，终于在946年占领了开封，俘虏了出帝。后晋仅仅持续了十一年。后晋之所以这么快就灭亡，原因之一是辽南下时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完全没有抵抗。刘知远知道遗诏被挂起的事情，因此任凭后晋灭亡，而自己则亲自在晋阳登基，国号为“汉”。史家称之为后汉。因容易和光武帝创建的长命王朝后汉混淆，中国更多地称呼后者为东汉。短命王朝相继的五代中，这个“后汉”是最短命的，前后大约不过四年。后汉高祖刘知远唯一的历史贡献是，通过从晋阳南下，迫使占据开封的辽军北还。刘知远于迁都开封的次年死去，次子刘承祷即位。内讧变得白热化，被称为隐帝的刘承祷害怕坐拥武力的武将，就想剪灭他们。曾平定了护国节度使李守贞之乱的枢密使郭威也在肃清的范围中，因此郭威反过来进兵开封。隐帝在此之前就被自己的臣子杀了。郭威做了五代最后王朝后周的太祖。954年，郭威死去，皇后柴氏的侄子柴荣做了二代皇帝。这一继承虽显得怪异，但柴荣从年幼起就由郭威抚育，资质英迈，被公认为是继承人。被称为后周世宗的柴荣，果然是五代首屈一指的明君。和后唐明宗年过六十才即位不同，后周世宗是在年富力强的三十四岁时即位的。在临时目的性战争频发的五代，只有后周世宗根据长期展望制订作战计划，抱有再度统一分裂的中国的理想。后周世宗收复江北，夺回了曾被契丹统治的益津关和瓦桥关。不过他在北征中患病，年纪轻轻三十九岁就死了。活着的皇子中最年长的不过七岁。这就是恭帝。然而，在国家多难之际，幼帝即位会让后周的将领尤其是军队感到不安。为了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必须推戴更有才能和决断力的首领。就这样，归德节度使赵匡胤在前去北征的路上，被兵将们拥立，受恭帝禅让后登基，国号为宋。虽然没能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基本成功地统一了中国的主要部分，长命王朝宋从此开始。通常以受女真族的金压迫而迁都到临安（杭州）为分界点，分为北宋、南宋，不过合起来也持续了三百年以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的“五代”，从唐灭亡、后梁太祖朱全忠即位( 907)开始，直到宋太祖赵匡胤即位(960)，前后共五十四年。能代表这半个世纪的人物，不是哪个王朝的皇帝，而是一个叫冯道的宰相。后唐明宗如前所述是个明君，但没有学问，无法理解难懂的奏章，因此录用了冯道，让他给自己解说。冯道又接连在后晋、后汉、后周任职，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的时候也被迎入朝。他在五个王朝里都担任宰相，所谓五朝八姓十一君的宰相，大概可称得上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长命王朝宋和辽长期对峙，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注重节操。儒学从宋代开始，对节气的讲究变得登峰造极。冯道死后，迎来了宋学时代，他被当作是没有节操的代表，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他使用了最严厉的批评——其可谓无廉耻者矣。也有人为冯道辩护。明末李卓吾( 1527-1602)就是其中一人。李卓吾引用《孟子》中的——社稷为重，君为轻。认为使人民安养，是从事政治的人——君和臣的第一要务。君主如果做不到，臣子就必须做到。这应被视为是臣子的第一义，为主君尽忠节是第二义以下了。半个世纪中五个王朝交替，不得不说是个异常时期。每次的王朝灭亡，如果重节义地彻底抵抗，人民就会被卷入战乱，遭受更大的不幸。通过不换旧宰相、只换新皇帝，避免了混乱，这也是人民之幸。辽占领河南的时候，形势像是要展开一场大屠杀，而阻止了这一行为的据说就是冯道。他对耶律德光说了一句有名的话——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契丹族的首领被当成佛祖恭维，这在后世引发了物议。然而皇帝发出禁止屠杀的命令，拯救了河南大量的生灵却是事实。冯道这个异常人物，大概只有在异常的时代出现才会被容忍吧。大宋春秋赵匡胤受军队拥立登基。实际上自中唐以来，兵将拥立节度使的情形很多，这也是骄兵问题的原因之一。兵将如果在无能指挥官的手下，结局就会很悲惨，而且他们的性命也和指挥官息息相关。尤其在北方军队中，兵将选择有能力的、善于打仗的上司这一惯例被视为理所当然。可以认为，拥立节度使就是拥立皇帝的前一步。五代的皇帝不过是地方政权之主，因此身兼军事和民政大权的节度使和皇帝并没有太大差别。提到拥立，就不得不提到中唐以后被宦官拥立的唐朝皇帝们。这种场合下的选拔标准，最先考虑的就是要易于操纵。而节度使以及五代皇帝的拥立，如前所述，因与选拔者性命相关，所以拥立更加谨慎认真。被选拔者不仅要有能力，还必须有人望。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也是后周武将，因此他是军营中降生的、纯粹地道的军人。赵匡胤好酒，大度，受兵将爱戴，还身兼后周殿前军点检（中央军司令官）和节度使，因此作为后周最大的实力派，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被拥立吧。唐通过弱化地方实力来解决节度使的军阀化问题，与此相对，后周世宗柴荣的解决方案则把重点放在中央军的强化上。因此赵匡胤被委任指挥新创的殿前军，受到皇帝百分百的信任。后周世宗柴荣的目标是统一天下，实行中央集权。但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之后就由宋太祖赵匡胤继承并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大业。然而后梁石敬瑭把燕云割让给契丹作为契丹出兵的补偿，后周世宗仅夺回了其中的一部分，直到三百多年南宋灭亡，也没能达成收服失地的愿望。此外，西北（现在的甘肃省）建立起叫西夏的党项王朝，这也未能被成功收于统治之下。特别是1126年金攻陷开封后，宋仅能统治淮河以南的地方，丢掉了北半个天下。从这样的情形来看，宋和汉唐相比，看上去不太像是意气风发的时代。然而国家版图的扩张和国民的幸福程度并不一定就成正比。如果比较唐首都长安和宋首都开封（河南省，南宋首都在浙江省杭州），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不管是大唐的春天，还是李白的诗云“银鞍白马度春风”，确实，长安非常华丽。然而，这份华美都被银鞍白马的贵族们所占据。庶民之苦在白居易的诗中经常出现。长安有一百一十个称为“坊”的街区，日落以后，不要说城门，就连里面的坊门也要关闭。平康坊虽然也有花街柳巷，但游荡的客人在入夜后也不能走出坊外。与此相比，宋朝开封城就没有这样的限制。长安随着日落的鼓声迅速陷入了寂静，而开封的繁华街道上灯火通明，使整座城市成为不夜城。有名气的酒家二十四小时营业。这不是表面现象，反映的是在经济方面，宋朝市民比唐朝市民要更富裕。中国历代王朝中，官吏数量最多、官吏薪水最高的就是宋代。市民的手头可以说明国家的经济力。接续五代十国动乱之后，十一、十二世纪的宋代是中国经济飞跃性发展的时期。此前贵族独占的东西，市民们也可以开始接触，就是这个原因。工商业发达，煤炭使用普及，艺术创作和鉴赏层面扩大，陶瓷器在宋代达到了顶峰。自那以后，能匹敌宋瓷的瓷器还未出现。庆历四年( 1044)，毕异在世界上率先发明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和千年之前纸的发明，不得不说是中国对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宋朝文化因此广泛普及自不在话下。和唐朝贵族文化相比，宋朝的文化层次更为深厚，因此可说是广大的市民文化。现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也是渊源于宋的要比唐的多。唐玄宗在宫殿里创建了叫“梨园”的地方，用以培养演员和歌手。这完全是给以皇帝为首的贵族们娱乐用的。到了宋朝，宵禁令的解除，使一般庶民也可在寺庙和繁华地段轻松享受到戏剧、说书、舞蹈、歌谣乃至魔术等，而这些艺术通过某些形式传承了下来。被称为中国奇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是由以后时代的作者写就，但原型却是在宋代的繁华地带创作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清明上河图》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开封市民的生活。我们所能见到的宋代以前的绘画，只是古墓壁画的程度，尽管有永泰公主和章怀太子墓的壁画，主题也主要是贵族生活。可以说宋朝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距离很近的时代。2我认为宋有资格冠以“大”这个形容词，唐也可以，只是理由不一样。这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一手打造了大宋的赵匡胤的人格魅力。尽管有个人喜好，如果让我举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明君，我不会说汉武帝或是唐太宗，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举出宋太祖。后周世宗柴荣壮志未酬就英年早逝，七岁恭帝即位的次年，契丹开始了南侵。为了迎击，赵匡胤率大军从开封出发，在第一个宿营地陈桥发生了一幕拥立剧。根据传言，他和往常一样喝得醉醺醺地，在不明就里的情形下，兵将们把只有皇帝才能披身上的黄袍放到他身上，大呼万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拥立为皇帝，这大概是杜撰的吧，但实在是很像太祖的风格，所以这个故事流传至今。在兵将中推行拥立的事前鼓动工作，大概他弟弟赵匡义是最积极的活动分子。太祖亡故后，因没有亲生子，于是弟弟赵匡义做了继承人，称为太宗，从这也可以推测出拥立剧背后的大概情形。通过陈桥兵变登基的宋太祖赵匡胤基本沿袭了后周世宗的政策。世宗施行的政策中，他没有沿袭的仅有“废佛”。世宗废寺达三万多座，在佛教史上被归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之一。只不过世宗的废佛为了要改革佛教界的堕落状况，严格化僧人的资格考试，因此不是单纯的废佛。被废寺院的佛像、佛具被改铸成铜钱，因此也有经济上的理由。佛教界既已被世宗清理过的，继承者宋就没有必要继续废佛。太祖刊行《大藏经》，置于改革后的佛教界之上，希望它能有所进步，因此可能还是一种沿袭。按照世宗的政策，首先需要巩固的是四周，而非北方强大的契丹。契丹族治内有大量汉民，尤其因领有燕云十六州，所以具有很明显的二元特征。既然同时内蕴着游牧和农耕两方面，也就有了北面官、南面官的双重制度。国号取中国式的“辽”，而当国粹主义盛行的时候，有段时期恢复成了“契丹”。为避免繁琐，我们统一用“辽”来指称。后周世宗在世时，屡屡讨伐南唐，接着进兵陕西秦州。南唐是地方十国中最强的政权，首都在南京，君主称皇帝。受到世宗攻击后，南唐皇帝李瑕献上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去帝号，称国主。但他依然实质性地统治着富庶的江南。和中原的五代相对，地方的十国列记于下。人名是创始人，地名是国都。前蜀 ( 907-925) 王建 成都（四川）后蜀 ( 934-965) 孟知祥 成都吴 ( 902-937) 杨行密 扬州（江苏）南唐 ( 937-975) 李鼻 南京（江苏）南平 ( 907-963) 高季兴 江陵（湖北）吴越 ( 907-978) 钱缪 杭州（浙江）闽 ( 909-945) 王审知 福州（福建）楚 ( 907-951) 马殷 潭州（湖南）南汉 ( 907-971) 刘隐 广州（广东）北汉 ( 909-979) 刘崇 晋阳（山西）其中最小的南平被称为荆南或北楚。吴是唐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在唐灭亡后不得已自立的，他直到死仍奉唐为正朔而没有称帝。太祖极力避免和辽发生大规模冲突。他消灭了被称为天府、拥有富饶土地的后蜀，又联合吴越消灭了势力最大的南唐。南唐最后的皇帝李煜被称为后主，也有人把他视为中国最好的词人。词也被称为“诗余”，立足于诗却不像“诗”那样严格讲究平仄和韵的规则，和某支曲相搭配，创作相当自由，因此成为宋代文学的一大瑰宝。人们赞颂为“唐诗宋词”。在灭南唐之前，宋消灭了广州的南汉，从而得国际贸易之利，在经济上就有了极大的宽裕。还有人说南汉的创始人刘隐是阿拉伯人。这样一来，太祖在世的时候，就只剩下了吴越和北汉，其他八国悉数被灭。吴越是进攻南唐时的同盟国，对业已强大的宋早已没了抵抗的意愿。太祖死后第二年( 978)，吴越皇帝钱傲向宋投降，献上全境土地。次年，宋消灭了十国中的最后一个，唯一的北方政权北汉。除了辽，宋成功统一了中国的主要部分。在消灭如此之多政权的同时，却没有什么血腥事件发生。投降了的原皇帝没有一个被杀，而是在首都开封被赐予府邸，授予官爵。策略上看，可能是作为人质软禁起来，而他们的子弟则被派遣到各郡、各州担任实际职务。禅位于宋的后周柴氏一族在直到宋朝灭亡为止的三百年间，一直被当做诸侯受到优待，可以继续祭祀先祖。与把禅让的唐昭宣帝及其九兄弟杀害于九曲池的后梁朱全忠等人相比，不得不说宋太祖行事方式完全不同。虽有南唐后主被毒杀一说，但似乎没有确证。即使毒杀是事实，后主李煜死于太祖之死两年后，因此也不是死在赵匡胤手里的。宋朝一旦新帝即位，就会独自前往宫殿深处，读“石刻遗训”，将此牢牢记在心里。只有皇帝见过石刻，大臣们谁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一般人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存在。靖康之变( 1126)中金军掳掠了宋朝宫殿，石刻遗训才昭然天下。内容之简单，皇帝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一是永远照顾禅让的柴氏，二是不以言论杀士大夫。历届皇帝都严守这两条。3皇帝没有把石刻遗训的内容透露给任何人，不过，不因言论处死刑，这在现实政治中可以看出来。因此，宋代就成了言论繁盛的时代。虽然变成了新法、旧法的大争论，但不管政治斗争有多激烈，失败一方的魁首仅是被贬、流放就完事了。著名诗人苏东坡是旧法派的高官，新法派掌握政权的时候，他被流放到海南岛。不管是新法还是旧法，都是迸发自爱国心的政治意见。宋的最大难题是对辽政策，也就是如何才能收复被契丹族夺去的燕云十六州。其中包含了现在的北京，横跨了相当广阔的地域。然而对辽来说，后晋高祖石敬瑭献上的版图中，瓦桥关、益津关（都在河北省）以南被后周世宗夺去，这些在他们的意识里是理应收复的“失地”。围绕着“失地”，宋要北伐，辽要南征，国界纷争频发。辽于圣宗统和二十二年( 1004)集结了大规模的军队，准备南伐。此时宋建国已四十余年，正值太宗之子真宗的景德元年。题外话，这一时期设立在江西的军队驻屯地被命名为景德镇，成了瓷器的圣地。宋初，太祖、太宗之所以能够在不到四十年时间里专心于创业，是因为最大的敌人辽国内讧不断，游牧优先的国粹派和农耕优先的汉化派之间的派阀斗争激烈，因此无力南伐。辽国内讧总算是压了下去，因此发出了伐宋诏书，要“收复失地”。 宋朝震惊。前面屡次提到太祖赵匡胤是节度使出身，换言之就是军阀。太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因是军阀出身而深知军阀的弊害，也沿袭了后周世祖的政策。太祖致力于强化中央军，对地方军指挥官的节度使采用的方针是，如果缺人就用文官补上。基本上就是文治主义，科举及第做了进士的人会受到朝廷的重用。太祖的优点是不急功近利，也就是不揠苗助长。既然知道节度使的弊害，皇帝用一纸命令废除的话也行，但他没有做这样过激的事。逐渐改变节度使的性质，这是太祖及其后继者太宗的做法。通过让长期服役的高级军人体面地下台，节度使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权力地位不知不觉地被转换成了名誉职务。杀伐不断的五代十国，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尚文”时代，尚武的风气逐渐丢失了。这符合了目标是文治主义的太祖的预期，但当辽南伐一起，宋就不得不对尚武风气太弱头疼不已。辽南伐之际，宋朝政府首脑中，有王钦若的迁都金陵论，也有陈尧叟的迁都成都论。然而宰相寇准断然主张皇帝亲征，真宗采纳了这一意见，进兵澶州（河南省），渡过了黄河。这一强硬政策对辽来讲是个意外吧。辽南伐考虑到的是宋尚文贬武的风气，只是想予以恫吓。宋朝皇帝立马阵前，展示出迎击的姿态，这是辽万万没想到的。实际上在此时，西北有党项族的抬头，宋正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正因如此，寇准才主张绝不可向辽示弱。两国都没有要正式动武的念头。辽的内讧初步平息，但谁也不知什么时候还会爆发。两军在澶州对峙，而军使往来频频。双方的真实想法都是用外交谈判来解决。辽得“实”，宋得“名”。首要的领土问题被搁置，宋每年送辽二十万匹丝绸，十万两银。另一方面，结成了宋兄辽弟的关系。这正是历史上被称为“澶渊之盟”的讲和条约。此后大约四十年间，两国关系是稳定的。对得到实际好处的辽来说，这一条约是个大收获。二十万匹丝绸、十万两银的岁币强化了辽的国力，辽就可以对宋以外的邻近各国——东边的高丽和西边的党项保持强大压力。党项族的首领李德明被宋封为定难节度使，获得西平王的称号，赐国姓赵。不过，党项也被辽封为夏国王，于是就得到双重王位，成了附属两国的局面。虽说是附属，但宋辽都不干涉党项的内政。然而，李（赵）德明死后，其子元吴一继位，就拿下了河西四郡，自称皇帝。人口稀少的党项族西夏国是全民皆兵制，军力不容小视。西夏国皇帝李元吴的这份强硬独立宣言，是抓住了宋辽相隔四十年后关系恶化的际遇。辽的确向宋要求返还失地关南，而对宋来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唯独不能割让领土。于是谈妥增加十万匹丝绸、十万两银岁币。时间是宋仁宗宝历二年( 1042)。宋辽讲和，对于希望两国抗争的西夏是个打击。而且，西夏封堵住吐蕃和回纥，如果形势恶化，就有可能背后受敌。西夏和宋之间使者来往也逐渐开始频繁，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王，西夏因臣服而被赠与十三万匹丝绸、五万两银。时间是宋辽讲和两年后-1044年。向辽和西夏赠与数额如此巨大的岁币，体现出宋朝的经济实力究竟有多强大而充实。然而，事情不会总是这样下去。4前面也曾提到，宋朝官吏的薪水是历代王朝中最高的。退休人员被授予道教寺院使等名义职位，一直到死都受人照顾。像开封的玉清照应官使的薪水也有宰相的一半。如果病了，皇帝就下赐慰问金，大臣的行情是五千两。去世时的奠礼也不少。要是皇帝死了，就会分赠遗物，赐给群臣大量值钱的东西。不仅如此，官吏的数量也是多过头了。功臣的子弟，不问能力如何就予以任用的“恩荫”政策被滥用，记录中说真宗咸平四年( 1001)，有提议说要裁减十九万五千天下冗吏（不必要的官吏）。从数量级别来看，冗吏也太多了。尽管国家经济力充实，人事费用和对辽、西夏岁币的增加，都会压迫财政，改革必然会成为问题。十一世纪下半叶，开始有人提出意见，要通过政治改革来重建国家财政。老百姓称这些人为“新法派”。与此相对，也有人认为激进的改革会导致天下大乱，反对改革。后者的团体被称为“旧法派”。新法派的领袖是王安石( 1021-1086)。他二十一岁就以优异成绩做了进士，在神宗即位后( 1067)，从江宁知府（南京市长）调至中央，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十九岁即位的神宗雄心勃勃，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总理），委任他执行改革。新法以“青苗法”、“募役法”（或为“免役法”）、 “市易法”等为主干。其中最重要的是青苗法。农民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因资金缺乏而向地主借稻种、粮食、金钱，这是常有的事。收获的时候以谷物偿还，但利息最低六七成，据说有时还会达到十成。青苗法是政府低息向农民贷付，利息在二成以下，偿还时既可以用钱也可以是谷物。很多农民陷入负债再负债的恶性循环，因为债务放弃土地的事情逐渐增多，正因如此，土地兼并不断加深。贫富差距扩大危及国家基础。如果健全的农民占了国民的大多数，国家就会因此稳定。地主和豪强的腰包通过对农民的高利贷鼓了起来。他们肯定会反对新法。也有反对观点用道义论包装自己，说政府发放贷款太不像话。这让人联想起汉代的盐铁论。宋代农民依据其财产划分为五个等级。如果被排为一等户和二等户，就必须为官员出差接待、政府物资的运输和保管、犯人押送等当局事务服务。当然，服务是无偿的。如果运输政府物资造成丢失，必须赔偿。据说成了一等户后，就多人会因为这种事情破产。等级上升不是什么好事，因此明显会挫伤农民的上进心。积极性降低，生产也就必然随之降低。根据新法，此前被视为义务的役使可以通过缴纳金钱获得免除。用钱雇人代行，因此称为募役法，又因为是实际任务被免除，所以又称为免役法。通过这些手段，政府期望能出现愿意发展为一等户的努力的工作者。此前，即使做了一等户也不用为当局事务服务的，是出了进士的高级官僚家庭。如果成了一等户，就要考虑培养族里的秀才，让他们进士及第，否则就有破产的危险。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是一个官僚优先、进士至上主义的文治时代。被免除职役的称为“官户”。王安石的募役法中，此前被恩典不用做任何事的一等户，也就是“官户”，必须同样以“助役钱”的形式付出金钱，虽然是普通户的一半。希望维持恩典的官户当然会反对这一法案。如果说青苗法和免役法是救济贫民或是激励贫民的法案，那么市易法就是救济小商贩的法案。市易法给商人低息贷款融资，货物滞销时予以买进。此前置办政府物资的是被称为“行”的同业组合。这也是豪商们的商议机构。根据市易法，政府物资置办不再通过行，直接从商人那里购买。目的是要排除垄断，通过自由竞争，有效使用国民的血汗税钱。这个市易法对大商人，尤其是御用商人来说是大大不利的。他们和宦官、后宫勾结，发起了反对运动。迫使王安石辞职的最大原因，据说就是市易法的实施。神宗不管有多大雄心，都要让皇太后高氏三分。新法自然使高氏的娘家处于不利的境地，而且据说被御用商人收买的宦官和宫女背地里进行反对新法的运动，唆使了皇后和皇太后。新法目标是救济贫农和贫商，而针锋相对的反对派旧法派指出，新法为了救济贫民而牺牲了富民，早晚富民也会贫困，国内将到处都是穷人。旧法派领袖是比王安石大两岁、二十岁中进士的司马光。——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这是司马光的观点。因为懒惰变得穷困，所以政府不应照顾这样一伙人，他担心向懒汉伸出援手甚至会危及国家的基础。新旧两方领袖都是爱国者。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也有书翰和诗文应酬，结下了豪爽的友情。然而，后来的新旧两法相争变成了党争，在相互抛出敌意的过程中，开始损害起国家的活力。5王安石于熙宁七年( 1074)失势，被降格为原来的江宁知府。然而，这是神宗为了抚平皇后和皇太后的不满所采取的举措，让人觉得是事先串通好的。朝廷中的二流新法政治家仍然根据新法施政。王安石在次年很快复相，但原本的霸气已然消失。在他缺席的这段时间，新法派发生分裂，可能这让他感到失望。有个叫吕惠卿的人物以变法派自居，继承了王安石的路线，但权力欲极端强烈，又缺乏协调能力，搅得派内乱哄哄一片。接着王安石痛失了寄予厚望的爱子。他儿子是进士及第、三十三岁的锐意革新的官僚。王安石提出辞呈，获得允许，退休到南京。这是他五十六岁时候的事情。王安石退休九年后( 1085)，神宗死去，十岁的哲宗即位，厌恶新法的高太后摄政。旧法派的司马光被录用为宰相，次年九月六十八岁时死去。王安石在同年四月死于隐居地江宁钟山。高氏在摄政时代感情用事，彻头彻尾地起用旧法派，排除新法派，因此就失去了王安石、司马光时代新旧两派的高格调。摄政第八年高氏死后，十八岁的哲宗亲政，他如同年青人一样，寄心于新法，起用了新法派。元符三年( 1100)，哲宗死去，弟弟徽宗即位，皇太后尚氏摄政。尚氏准备实现新旧两派的全面和解，赦免了已被左迁的旧法派。年逾六十被贬到海南岛的苏轼（东坡）终于踏上大陆的土地就是在这个时候。新党派对待旧党派比较过分，比如把高龄文人流放到瘴疠之地等。不过，在高氏的摄政下，新党派也同样遭到厄运。这就成了复仇，目光异常短浅。不得不说希望全面和解的尚氏是个杰出的女性。然而，在徽宗亲政后，新法派再次掌握政权。这次新法派的宰相是个叫蔡京的人物，他不像王安石那样有理念上的高度。小说《水浒传》中，蔡京被写成是一个大奸臣。尚氏时代，他竭力废止新法，受到司马光的称赞。而到了新法时代，就疯狂打压旧法派，简直就是墙头草。他做宰相后，为了打压旧法派，在首都太学前立下“元桔奸党碑”。元祷是旧法派掌权的年代，他把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一百二十个旧法派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想永久性地给他们打上奸党的烙印。司马光自然已经故去，对死人还要恶语中伤，真可谓是歇斯底里。有什么样的宰相就会有什么样的皇帝。徽宗具有优秀的艺术天分。书法方面他开创了瘦金体这一瘦劲挺拔、格调高雅的书体，绘画方面也很棒，可称得上是宋代的名画家。他如果是皇族一员，能静心享受艺术也好，却出乎意料地成了皇帝。可以说这是他的悲剧。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他喜爱江南风物，于是就想把这些移至首都所在的北方。以太湖底挖出的太湖石为首，他派人把奇石、名木等从南运到北。这被称为“花石纲”。妨碍搬运的民居等物事全被拆除。如此的奢侈违背了新法的精神，但徽宗还是一意孤行，蔡京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政府首脑中，除了蔡京还有宦官童贯，都有不俗的书画鉴识功力，因此受到徽宗的信任。本来，新法就是为再建国家财政而考虑的，但徽宗的做法反倒使国家财政更加恶化。为了维持他的奢侈行为，除了增税没有其他方法。增税已经超出限度，进入了残酷压榨的阶段。无力缴纳税金的人们惧怕被处罚，只有逃亡。各地这样的逃亡者结成了集体。因为是逃避法令，所以必须自卫以防官兵。他们就自然形成了武装集团。中国人所熟悉的被视为奇书的《水浒传》就以这一时代为背景。故事描写了在山东水乡梁山泊聚集的一百零八个活跃的豪杰。虽说是豪杰，其实所有人都是通缉犯。《水浒传》反映出这一时代被捕快们追缉的人数量之多，到了什么程度。水浒也就是水边的意思。徽宗时代，每艘渔船都要被课税。渔民自然不会申报实际数字，有三艘就只报一艘。而官府则要彻底检查，于是纠葛频发。不止是山东梁山，各地被迫缉的人们发动的谋反不绝如缕。也许应该说是不得不反。有个叫高托山的人物，据说他和他的手下聚集了三十万民众。 王安石的新法中有一项“方田均税法”。这正是要查出大地主隐瞒的田地，然后予以征税。因对象是大地主，即使被查出，也不会是关乎生死的问题。然而，徽宗时期实施的“公田法”就很过分，而且这是为新设的“后苑作”，也就是为宫廷用的工艺品和皇族婚礼器具的制造局充当财源。用一句话来概括公田法，就是把全国的土地一律没收百分之八。有一种特殊的尺子，用来测量宫廷雅乐中使用的乐器。这比普通尺子略短，称为“乐尺”。如果用这种乐尺丈量土地，此前的1亩地就成了1.084亩。于是，多出来的部分就以“公田”的名目予以没收，大地主和小地主一视同仁。不用说，小地主更感切肤之痛。接下来就是查点买卖契约书，非正式的田地全由政府没收。因为在当时年代的很多情形下，人们都以口头约定转移土地所有权，但这也未能网开一面。因为大地主一般会雇佣执事，立下符合要求的文书，所以被这一法令检查出来并被没收土地的就是零细地主，应该说是典型的欺负弱者的法令。这些都和王安石的新法没有任何关系，必须指出它在精神上完全相反。灭亡宋朝的不是新法。新法是改革性质的，因此在效果显现之前需要相当长的岁月。然而，新法在施行中却一次又一次地半途而废。政策如果没有一贯性，就显示不出效果。更糟糕的是，新旧两法派别的争执发展到感情级别，谁都会失去干劲。比如，新法时代的官员，如果觉得日后旧法派可能会掌握政权，他们就很有可能碍过且过地给自己省事。拼命努力干就是吃亏的想法，已经渗透到许多官员的心底。公田法也好，花石纲也好，都是新法时代考虑不到的现象。于是，不发生谋反才会让人不可思议。北方发生的宋江叛乱都被写成了小说《水浒传》，这反映出当时很多人与宋江有共鸣之处。南方有个叫方腊的人物发起了大叛乱。这一群体被称为“吃菜事魔”——素食并仕奉魔神，宗教色彩很浓。据说他可能是摩尼教信徒，而该教在唐朝会昌( 841-846)年间和佛教同被镇压。传言他们不信神佛，只拜日月，有平等思想和发达的互助组织，涉及六州五十二县，展开了叛乱战争。对此，宋朝廷不得不派宦官童贯为总司令的十五万大军南下。这次动乱发生在宣和二年( 1120)。海上之盟中世纪欧洲人接触到的东方大国是契丹族的辽。俄语至今仍然称呼中国为Kitay，甚至英语里中国的别称Cathy也是源自“契丹”。据说契丹族从四世纪左右起，就在原先鲜卑族所在的西拉木伦过着游牧生活。西拉木伦是发源于兴安岭的河名，汇人辽河，原意是黄色的水，地点相当于现在的中国内蒙古，正好是游牧和农耕的交界处。十世纪初，英杰耶律阿保机成功将散落各地的契丹族紧紧团结在一起。此前，契丹族有松散的部族联合，也有推戴的首领，不过是通过选举完成交替的。耶律阿保机横空出世后，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终于建立起世袭制。西拉木伦附近原本就有大量汉族农民，因此一般认为契丹可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916年，耶律阿保机自称皇帝，被称为辽太祖。这一中原式的称呼反映出，他在构筑自己地位的时候，汉人幕僚团体应该起到了极大作用吧。他之后的耶律德光被称为太宗，曾向后晋派援兵，获得了包括现在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作为出兵代价。时间是936年， “辽”这一国号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使用的。太宗殁后，如前所述，辽国内部纷争不绝。直到六代皇帝圣宗（982-1031在位）时，政局才算稳定了下来。通过前面提到的澶渊之盟，辽从宋获得岁币，经济上变得宽裕起来。圣宗借此整顿政治，完成法典工作。结果，辽中央集权变得强固，国力强盛，先后出兵迫使东北黑龙江的女真族和朝鲜半岛的高丽臣服，在西方威慑西夏，影响力从中亚达到了西亚。正是在这个时期，Kitay之名开始响彻西方。辽的内部矛盾在于游牧和农耕的二元性，皇帝耶律氏既是契丹族部族联合的首领，也是中国式的家国、天下的皇帝。圣宗死后，兴宗（1031-1055在位）、道宗（1055-1101在位）相继执政，但二元矛盾逐渐变得激烈起来。契丹族国粹派和汉化派的派阀抗争日趋表面化，叛乱频发。太祖在建国之初就创立了契丹文字，而此前辽是没有文字的。创立文字正是民族自尊心的表现。在甘肃，采取同时附属宋辽两国的党项族西夏也创立了自己的西夏文字。西夏文字已由京都大学的西田龙雄等学者解读出来，而对契丹文字的解读要略微晚一些。宋正在新法旧法中摇摆的同时，辽也在国粹派和汉化派的抗争中动荡。一方取得政权后，就会实行直至基层的人员大换血，因此国政的混乱可想而知。此前受武力威慑的邻近各部族中，必然有一些会趁辽国政的混乱和弱化，显示出自立的意图。与曾经附属于唐的契丹族在出现了耶律阿保机后就走向自立如出一辙，此时远在东方的女真族也出现了一位叫阿骨打的英杰。女真族是住在中国东北部森林中的通古斯系民族，生活方式主要为狩猎和采集。阿骨打是现在哈尔滨市（黑龙江省）东南的按出虎水（松花江支流）附近的女真族完颜部首领。按出虎水是采金沙的地方，后来女真族政权取“金”为国号，据说就由来于此。辽把女真族划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也把住在山地的民族区分为熟蕃和生蕃，做法是一样的。熟的意思是文化程度稍微高一些，而“生”意味着还保有野性。在东北，住得靠西的女真族邻近契丹族和汉族的居住区，或者是与之杂居，因此被称为熟女真。阿骨打出身的完颜部属于生女真。辽直接统治熟女真，而对生女真仅限于结成附属关系。作为归顺的证明，生女真向辽献上被称为“海东青”这种据说是最优秀的猎鹰。而活捉海东青的作业难度极大，需要攀缘绝壁寻找巢穴，因此为了得到一只海东青，据说会死很多人。辽派去的捕鹰使催促严厉，屡屡诉诸暴力，因此女真族也杀过捕鹰使。生女真也并非一直保持着野性。在毛皮和金沙贸易中，生女真和辽、高丽的接触多了起来，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尤其在完颜部，优秀首领不断出现，阿骨打继位后更是成功实现了生女真族的团结统一。从海东青案也可看出，女真族的反辽感情早已高涨。阿骨打的目标是打倒辽，正是要解放处于辽直接统治下的同族熟女真。女真族是出没于森林山岳的勇猛民族。但是此前各部族分散在各地，因此无法集结起强大力量。当时就到处流传说——女真，满万不可敌。为了集结民族之力，阿骨打把此前的氏族制改造为便于军事行政指挥的猛安谋克制。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长官也被称为谋克、猛安。这是在行政层面上。而军事层面上，一谋克出百名兵，一猛安就会形成千人军团。女真语中猛安的意思是“千”，谋克的意思是“首长”。行政长官身兼军队长官，而且是世袭官职。2阿骨打在1114年以猛安谋克制度改编本民族，次年即帝位，定国号金，年号收国。相当于宋徽宗政和五年，辽天祚帝天庆五年。新体制的女真金国凭借团结之力和辽军作战，逐渐扩张版图。宋对女真族逐渐强大的消息也有所耳闻，知道这是个相当于古史中肃慎、隋唐棘羯的民族，居住在辽背后的东北之地。夺走燕云十六州的夙敌辽有了强力敌人，这对宋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宋和辽之间有外交关系，在岁币运送等事情上也有使者往来。女真族兴盛的消息主要是由派往辽的使节传回来的。《水浒传》中登场的宦官童贯也曾出使过辽，他在燕京（现在的北京）当使节时还认识了一个叫马植的评论家。马植对东方形势很熟悉，他论述了与新兴的女真族势力结盟以夹击辽的可能性。童贯喜滋滋地陪着马植回到开封，让他和宋徽宗会面。徽宗很相信马植，赐他国姓赵。时间是政和元年，此后马植改名赵良嗣。因这件事发生在阿骨打即位四年前，所以赵良嗣确实可称得上有先见之明。阿骨打也就是金太祖即位当年( 1115)，辽天祚帝率领号称七十万的大军亲征。金军在混同江（松花江）迎击，大破辽军。战后，从辽阳府（辽宁省）到黄龙府（吉林省）的辽东之地全部被收入金国版图。不仅是受辽统治的熟女真，被辽所灭的渤海国残党也聚集到金太祖脚下。有这样好的收服失地的机会，宋自然是跃跃欲试。重和元年( 1118)，宋派武义大夫马政为使节赴金。因为是要去协商结盟夹击辽国，所以不能走辽国领土，而是从山东半岛经海路前往辽东。不过金太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辽在混同江战败后，开始承认金国实力，采取怀柔政策。对两国的示好，金太祖还在权衡。两年后的宣和二年( 1120)，献策与金结同盟的赵良嗣（原来的马植）亲自渡海，陪金使回国。而此时辽没头没脑地送去国书，封金太祖为东怀国皇帝。接受册封就等于承认了属国身份，而阿骨打是未受过任何人册封，自己就做了皇帝的。因此金太祖阿骨打大怒，终于决定和宋结盟。因是使节往来海上结成的同盟，所以称此为“海上之盟”。宋金夹击辽，但也约定金不得进兵长城以南地区。燕云十六州由宋自行收复。不过，宋审检本国军力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只能收复燕（现在的北京一带），但想攻克云（现在的山西省北部）就吃力多了。现在的大同市（山西省）被辽设为西京，虽是位于长城以南，但远征到这里对宋来说负担过重，因此还是请求金打下云后再返还，如意算盘打得相当精。就这样，宋也动员了军队，但碰巧此时在浙江发生了前面提到的方腊之乱。为对辽战争编制的十五万大军转向平定方腊叛乱。因此，说是宋金夹击辽，就成了金单方面攻击辽的局面。宋在对辽战争中投入兵力是到宣和四年( 1122)以后了。金打败了辽天祚帝，根据宋的请求，越过长城一线，占领了西京大同府，接着扩大了占领地。宋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的夙愿大部分是由金军完成的。宋哪怕只独立收复燕京也好，否则就脸面全失。宋任命平定了方腊之乱的童贯为总司令，前往燕京。因天祚帝的败退，燕京被孤立了。皇族中的一员被居民们立为天锡皇帝，但很快就死了，他的妻子萧氏掌握了军政大权。燕京居民的心态是复杂的。大部分居民是汉族，因此应该憧憬复归宋朝，但他们和汉族宗家已分离二百年，而且也听到过“公田法”和“花石纲”等宋朝暴政。如果回到宋朝版图，他们也害怕被轻蔑为“新附之民”。要是辽完蛋了，归入东方金国的版图还好一些。这种想法很具有代表性，毕竟宋所有的官位都已满员。而与此相比，新兴的金政府机构还不完整，官位出现大量空缺，因此能读会写的汉人应该会被重用，而宋不一定欢迎他们。燕京不过是个亡命政权。但是，宋军总司令童贯还是打不过那里的军队。如果真的无法攻占燕京，即使宋不以言论杀人，也会对败战责任人以死论处。进退维谷的童贯别无选择，只得委托金军攻击燕京。金军答应了，如怒涛般南下，立刻攻陷了燕京。童贯请求返还燕京，金军诸将和燕京居民都表示反对。但是金太祖说——海上之盟不可忘。 把燕京腾给了宋军。3金太祖把燕京城内的财货和居民全部移到北方，把一座空城转交给了宋。海上之盟的前提是自力占领，因此转移人员财物的举动再自然不过，只差明文规定而已。宋无力攻陷，惧罪的童贯为了自保，借金军之力攻克。如果金军就那样坐着不走，也不一定就是违反盟约。不过，金太祖早已定好势力范围，因此他认为没有理由违背约定。燕云十六州中，最重要的燕京和附近六州被宋收复。开封就像是在过狂欢节，童贯被封为广阳郡王，赵良嗣晋升为延康学士。海上之盟中有条目规定，此前宋给辽的岁币，需要全部转交给金。不过宋没那么痛快。委托他人出兵的时候，委托人必须出兵粮，然而宋连这也舍不得给。宋光想着收复剩余的十州了。因此，金太祖不管对盟约有多坚持，也不会打算归还以西京大同府为首的长城以南十州。金太祖于天辅六年( 1122)死去。相当于宋宣和四年。宋为了夺回未收复的失地，转而考虑和败退的天祚帝取得联系，实现宋辽同盟。蔡京也好童贯也好，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的宋政府首脑不但没能力，道义心也很差。败退并躲在阴山的辽天祚帝在1125年被金军俘获，这一次，宋送去的同盟密信被发现了。金太祖死后，弟弟吴乞买登基。这就是太宗。金太宗被宋朝密信激怒了，他下定决心，发动大军伐宋。面对新兴的金军，宋军毫无防备能力。徽宗下“罪己诏”退位，传位给长子赵桓。这就是钦宗。靖康元年( 1126)正月，金军渡过黄河。已经退位的徽宗逃往江南，甚至连政府首脑蔡京和童贯也都逃走了。不得不说，此时宋已呈现出晚期症状了。被金军包围的开封城内，主战派和讲和派争论不休。虽然战了，但没有胜望。除了讲和，宋无牌可打，终于以如下条件谈成了讲和：罢免主战派；赔偿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一万头、表缎百万匹；尊金皇帝为叔父；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二十州；派遣宰相张邦昌和徽宗九子康王赵构为人质。不过，在包围解除后，开封的主战派再度抬头，命令已约定割让的三镇军队抵抗金军。这就给了金军再次南下的口实。这一次，金太宗已经决定要彻底灭宋。钦宗把转移到江南的父亲徽宗接回开封。因为此时有传言，说徽宗要在江南开辟王朝后复位。在这种情况下，父子之间也失去了信任。金军在同一年内两渡黄河，对于第二次包围开封，已经是不容分说、毫不留情了。城破后，蹂躏这个词放在这个时候最贴切不过。钦宗和太上皇徽宗被要求去金兵营，做了俘虏。除了皇族、高级官僚，新兴的金也掳走了认定是国家建设需要的数千名技术人员、工匠等。自太祖赵匡胤受后周恭帝禅让起，拥有一百六十七年历史和九帝的宋王朝，此时一度灭亡。皇族全被掳走，成了金军的人质，之后只有和肃王赵枢轮替、一度返回开封的康王赵构艰难躲过一劫。金军第二次南下伐宋之前，还有一次谈判机会。金要求宋再次派遣康王赵构为使者。或许这意味着追加人质。因此康王赵构离开开封，而在半途就收到宋王朝灭亡的消息，他明白自己已变成了仅存的皇族。开封陷落的次年五月，，康王赵构在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的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史家把此后的政权称为“南宋”。康王赵构正是南宋高宗。金消灭了宋，但自身政治机构仍不齐备，没有自信以自身之力统治包括河南在内的占领地。于是考虑立一个傀儡皇帝，实行间接统治。被选作 皇帝的是早已成为人质的原宋宰相张邦昌，而采取的形式是由旧宋朝臣僚推戴非赵姓的异姓皇帝。基本上，所有臣僚都遵照征服者的意愿，推戴了张邦昌，而少数有骨气的人拒绝了。其中一个就是秦桧。金一怒之下逮捕了秦桧，和钦宗、徽宗一同带往酷寒的北地。张邦昌不得已，做了傀儡皇帝，国号为楚。他一心盼着金军撤退，终于在他登基的第三十二天，金军在河南留下少量军队后北返。张邦昌急急忙忙退位，立曾经的哲宗皇后孟氏为皇太后摄政。至于为何皇族全被带走而只有孟氏留下，原因是她虽曾为哲宗皇后，但凶被废，失去了皇籍。金把住在燕云十六州的汉人称为“燕人”，以区别于宋人。如果他们团结起来就会出事，于是金采取了这一所谓的上等政策。各地发起勤王义军，南宋高祖顺理成章地成为核心。被誉为精忠报国模范的岳飞也在这一时期举起了勤王的旗帜。针对此，金给予已灭的辽国契丹族以厚遇，迅速恢复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采取怀柔政策。时代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南北动荡金是个多民族国家。从建国时起，不仅有女真族，还有被辽消灭的渤海国人。金灭辽后将契丹族收于旗下，被辽统治的燕云十六州汉族也为数不少。灭宋后，金每进出中原一次，汉族所占比重就会加大一层。于是，金把燕云汉族称为燕人，旧宋属地的汉族称为宋人，前面已经提到。以南宋高宗（康王赵构）为元首的亡命政权必然会注意到金具有的多民族国家矛盾。宋派密探潜入各地，来回煽动对金抵抗运动，金对这一搅乱动作相当头痛。之后发生的契丹族耶律余睹叛乱就是宋的策反工作产生效果的一个例子。辽皇族之一的耶律大石率一部分契丹族西逃，在中亚建立起叫西辽的国家（西方史家所说的哈刺契丹）。耶律大石还在蒙古草原尚未西逃的时候，金国将军耶律余睹奉命前去追讨。但耶律大石迅速率军逃离，使得耶律余睹空手而归。金帝怀疑耶律大石和耶律余睹之间曾有密谈，把耶律余睹的妻儿扣为人质。耶律余睹也感到自身危险，这时因宋发来邀请，于是决定谋反，结果失败而归。耶律余睹叛乱发生在金第一次南伐之后，而此前各地也发生过小规模的反抗，背后不时浮现出南宋的影子。金在实行怀柔政策的同时，也并用强硬政策。光是怀柔会显得在示弱，因此也必须展示严厉的一面。金采取的强硬政策中的一环，就是强行要求其他民族按女真族的风俗辫发。然而，要根本上杜绝南宋的搅乱动作，采取讨伐南宋的军事行动显而易见是最有效的。被当成金的傀儡的楚国皇帝张邦昌在第三十二天放弃帝位，奔赴应天府（河南省），向高宗请死。即使再被怎么强制，登基仍被认为是大逆不道。高宗也理解他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委。张邦昌向金要求不能破坏宋帝陵，不能掠夺民居更不用说开封的宫殿和官厅，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考虑到此，高宗抚慰了他。然而，主战论者李纲称，如果要和篡逆的张邦昌同列就马上辞任，因此张邦昌被暂时贬到潭州（湖南省），不久被赐死。 金把杀张邦昌作为伐宋的理由，称宋毁坏了金扶植的楚国，还杀了皇帝，对此必须给予惩罚，所以要动用大军讨伐。金的惩罚还波及做了俘虏的二帝（徽宗、钦宗），他们被送往更僻远的地方。金的南伐从1128年开始。南宋高宗放弃应天府，临时逃往扬州（江苏省）。其实在金开始南伐之前，南宋就已南迁。于是不得不说，从最初就是以金军追击的形式展开了战斗。金越战越勇，南宋节节败退。尽管抵达了预定的迁都地扬州，但赵构还是越过长江逃到江南，镇江、苏州、杭州，接着甚至从定海乘船逃到了温州（浙江省）。南宋大败退，但金也追敌过深，追击到了明州（现在的浙江省宁波市）。金大部分兵将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大海。在水路像蜘蛛网一样密布的江南，金没有水军，作战是很危险的。金想一鼓作气追击南下，但高宗逃到了温州，而且四方都有勤王义军。总司令官完颜宗弼（太祖阿骨打的第四子）考虑到补给线拉得很长，后勤也有问题，因此对现状作出判断后，渡长江向北撤退。建炎四年( 1130)，逃到温州的高宗终于回到了越州。次年，南宋改元绍兴，于是越州因此年号改名绍兴。这就是后来既是名酒产地，又因是鲁迅（1881-1936）故乡而知名的绍兴。绍兴二年(1132)，高宗移至杭州。这里是临安府，意思是皇帝暂时停留的土地，又被称为“行在”。后期马可波罗把这座城市叫做“Quinsay”，正是行在的方言发音。就这样，杭州在此后成了南宋长期的实质性首都。高宗作为赴金使节，离开开封的这段期间发生了靖康之变，妻子邢氏仍在开封，和其他皇族一同被绑架到北方。高宗“遥册”北地的妻子为皇后。从此，直到邢氏死于北地，杭州的南宋高宗一直没有皇后。2完颜宗弼让进入江南的金军如退潮一般撤回北方，是因为他知道金无力消化这些经过的土地。以金的人力资源、经济实力，直接统治黄河以北就已经尽了最大之力。即使是宋势力已被扫清的河南，对金也是负担过重。所以金认为还是立傀儡国，施行间接统治更为明智。第二个被选作张邦昌的，是降金的济南府知府刘豫。张邦昌是硬着头皮即位的，而刘豫则是主动做了皇帝，国号为齐。刘豫做齐皇帝是在建炎四年。同年，做了金俘虏的秦桧和妻子一同逃脱，抵达越州。说是杀了监视的金人后夺船而逃，但实际上是金的实力派挞懒为了对宋工作的需要而送他们回去的。从江南撤退的金军在江北受张浚、韩世宗、岳飞等人的南宋勤王军的打击，损失惨重。金的中枢部门中也有人持乐观的扩张论，宣扬要把四百多州的中国全土全部收入囊中，这样高亢的呼声的确显得很雄壮。然而，实际率领军队的将领们深知这样做的难度有多大。以金的实力，要固守黄河以北就已经达到极限。而为了保持河北的稳定，就需要和南宋保持良好的关系，挞懒把秦桧送回南宋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挞懒相当于是太祖阿骨打的堂兄弟。太祖其他堂兄弟的长子里有个叫完颜宗翰的人物，他是攻陷开封的猛将，和挞懒是竞争对手。正是宗翰选择了刘豫当傀儡齐国皇帝。宗翰也是为了避免陷入和南宋的战争泥潭，着手建立傀儡国家作为缓冲地带。有实战经验的挞懒和宗翰的做法殊途同归。南宋也有人比较感情用事地持强硬论，比如李纲，但高宗不怎么信任他们。高宗还是康王的时候，一度被作为人质前往金军兵营。停战协定已经签订，但主战派擅自攻击金军，又被击退。因为是宋单方面违反协定，所以宋方面的人质就算被杀也无话可说。虽然没有被杀，当时身在金军兵营的人质高宗大概对自己一方的强硬派非常憎恨。开封陷落后整个北宋灭亡，原因也在于本来双方约定割让河北三镇，但李纲等主战派又命令三镇抵抗。我觉得，高宗是认为不自量力的强硬派在误国。声称从金逃脱的秦桧显得很可疑，高宗可能也注意到了。夫妻同时逃脱这一点也让人存有疑问。然而，如前所述，开封陷落的时候，秦桧甚至没有同被带去北方的资格。他反对傀儡皇帝张邦昌，所以才成了俘虏。考虑到他曾经是个硬骨头，高宗采用了秦桧的对金宥和政策。高宗的父、兄、妻都被金带走，因此高宗必须请求归还。为此派去的使节被称为金国祈请使，但在途中到达金境内后就被大同（山西省）的宗翰扣留，甚至没能到达太宗所在地。河南出现了齐这个傀儡国家，对南宋来说是相当的重创。各地的实力派对于投降女真族的金还会抵抗，但对于向名目上是汉人皇帝的齐投降，就不会觉得那么为难。金计算到这一点，所以在齐领土上没有强制辫发习俗。新国家会有大量官位空缺，因此读书人很容易获得地位。原本偏向南宋的阶层就这样被齐吸引了过去。金接下来在发动南伐的时候，曾预计如果采取联合齐的方式，受到沿途的抵抗会比单独行动要少一些。但是金先后两次想和齐军队合流南伐，都因故中止。第一次是南宋绍兴二年( 1132)，原因是发生了前述耶律余睹的叛乱。叛乱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想把规模弄大，因此计划一扩大，秘密就必然容易泄露。耶律余睹在起事前事情败露，只得逃到西夏，但西夏因畏惧金而不愿提供保护。最终他在去西方追寻耶律大石的途中，被蒙古系塔塔尔部族捕杀了。塔塔尔部族为了赏赐，把余睹的首级献给了金。金第二次发起南伐军是在两年后，金齐联合军南下至淮河一线，但又从那里迅速撤退了。这是因为金太宗病危的通知送到了前线。金军从淮河一线总撤退是在南宋绍兴四年( 1134)十二月庚子（二十六日），金太宗之死是次年正月己巳（二十四日）。这一年元旦发生了日食，《宋史》和《金史》都有记载。3女真族政权金的首领既然称皇帝，所以皇太子在女真语中也就是“诸版勃极烈”，即首领的继承人。太宗的皇太子完颜直相当于太祖的孙子。太宗还有个已经成人的儿子宗磐。然而太宗自己也是继承自哥哥太祖，而太祖是有很多儿子的。所以不能忽视皇族舆论。金王朝创始之初，完颜部的首领一族也就是皇族有莫大的功绩，有很大的发言权。完颜直即位时十七岁。他的父亲宗峻已经死去，于是他的生母就嫁给相当于宗峻哥哥的宗斡为妻。太祖阿骨打还活着的儿子中间，宗斡是年纪最大的。要是纯中国式的继承法，他应该做二代皇帝，但这一地位必须让给他的叔父。叔父死后，宜既是现妻前夫的儿子，又是侄子，宗斡必然会做宜的有力后援。因此，宗斡和金王朝内的最大实力派宗翰合作。宗翰是太祖的堂兄弟（伯父之子），如果要一直做最大的实力派，未成年的宣做皇帝比已经成人的宗磐对自己更有利。宣即位后，被称为熙宗，成了金的第三代皇帝。金王朝的皇位继承比较复杂，系谱展示于下。太宗死后，皇族内部分为两派，给中国政局——包括南宋——带来很大影响。宗斡和宗翰联合，太宗儿子宗磐和太祖堂兄弟（叔父之子）挞懒联合。皇帝的继承顺序以数字表示。派阀用双线连接，领袖的名字用框框了起来，以便于说明。宗斡之所以要和宗翰结盟，是为了不让皇太子宣的地位受到宗磐的威胁。因此在宣即位后，这个大实力派就成了障碍。宗翰被任命为“太保领三省事”，太保是皇帝的老师，而且还统辖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所以这是最高的官位。然而，宗翰要到上京会宁府（黑龙江省）赴任，就必须离开西京大同府自己的军队，所以就等于是被解除了兵权。宗翰能成为最大实力派的后台就在于倚仗大同的兵力。这一有模有样的晋升把宗翰架空，实质上正是他的失势。熙宗即位两年后，宗翰在失意中死去。宗翰之死使得因他而建的傀儡国家齐及其皇帝刘豫的地位岌岌可危。最恨刘豫的是挞懒。至于原因，刘豫是在济南向挞懒投降的，然而挞懒率军队南下后，他和金实力派宗翰走近，巧妙地做了齐国皇帝。对挞懒来讲，理应是自己手中的牌，却擅自跳槽到了政敌一方。宗翰失去力量后，挞懒和宗磐一起提出，当前已不再需要有傀儡国家存在了。政敌宗斡也对此表示赞成，毕竟废除齐国有利于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派阀间即使有对立，如果利害相通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傀儡皇帝刘豫可怜兮兮地被降格为蜀王，齐国被撤销。因蜀（四川）处于南宋统治下，金的蜀王仅是名义上的，刘豫被移到临潢府（内蒙古西拉木伦河畔），在熙宗即位六年后死去。金的派阀可以分为亲帝派和反帝派。太祖和太宗之所以都无法让自己的儿子做继承人，是因为皇族有很强的发言权。这说明皇帝的权威并非绝对。即使成为皇帝，也不能随随便便行事。前任皇帝太宗的长子宗磐也努力在皇族中寻求自己的支持者，寻找逆向即位的机会。在女真族社会中，这也不是不可能。为此就必须立下“大功”。实际上此时金正陷于困境。宋的勤王军逐渐习惯了金军的战法，通过封锁其机动性，取得了相当的战果。南方多水路，金骑兵团没法像在东北草原上一样发挥机动能力。金的后方也出现了契丹族的叛乱。尽管耶律余睹之乱被防于未然，但游击式的抵抗不断涌现。而且在大兴安岭以西，蒙古族的掠夺活动逐渐厉害起来。成吉思汗还未出生，他的族人就已经初露锋芒了。金的首脑们都深明目前严峻的形势。因此对金来说，在这一时期保持和南宋关系的稳定就成了“大功”。反帝派的挞懒已经送回了秦桧，因此在他和南宋之间就有了畅通的管道。绍兴七年( 1137)，由金归来的何藓和范宁之传来消息说，徽宗两年前死在北地，高宗生母韦氏和高宗夫人邢氏仍健在。这使得高宗的心大幅倾向于对金保持和睦。秦桧以宰相职枢密使的身份，领会了高宗的意图，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和平工作中去。挞懒等反皇帝派也在金一方推行和平工作。称条件是：一、已废齐国之地给予南宋。二、南宋认金为宗主国。三、南宋岁贡银二十万两，丝绸二十五万匹。认金为宗主国是严重的屈辱，但齐统治过的中原之地——南宋民众憧憬的开封和洛阳、长安等失地回来了。条件中还包括返还徽宗遗骸、归还高宗生母韦氏等。南宋绍兴九年( 1139)，金天眷二年，这一和议成立。4围绕着旧齐领地的返还问题，一度达成的和议被金方撕毁。挞懒等人提出，不是要返还领土，而是要把南宋“齐”化，变成一个傀儡国家。宋方期待开封和长安的回归，已经开始了接收工作。金方的想法是要傀儡化南宋，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南方海岸。南宋到底能不能像齐那样变成傀儡国家？亲帝派一方必然会提出反对观点，说这靠不住。实际上在这样的议论之外，金方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亲帝派联合手握军权的宗弼，一举肃清了反对派。挞懒等人被以蓄谋造反的罪名被杀。不言而喻，主要由反帝派推行的和平进程全被破坏了。南宋不愿意再次返还已经接收的河南和陕西。金军撕毁和约，进入旧齐领地。双方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战争中，精忠将领岳飞表现得异常活跃，即使是在宗弼自己指挥的战斗中，南宋也屡占上风。开封和长安虽被金夺回，南宋军的英勇善战却也让金军大伤脑筋。还有其他地方令金感到焦虑。蒙古草原局势不稳，耶律大石在中亚建立起来的契丹族政权西辽，看起来像是在伺机准备或是叛乱或是西撤。亲帝派之所以反对与南宋维持和平局面，是因为和平是反对派的观点，不能让他们抢了风头。夺回开封和长安后，如果战局现状能够持续下去，金也不一定反对和平。接着在金皇统元年( 1141)，事实上的领导者宗斡死去。为了压制内部的动荡，金希望和平。宗弼使用和秦桧之间的渠道，再次推动和议。应该说这个渠道是挞懒的遗产。在南宋一方内部，事情也绝不简单。宋建国伊始，军阀出身的太祖就把弱化军阀势力定为国策。文治主义、进士至上主义就是其中表现，文官被派到军队掌握实权。可以说此时是军人最受轻视的时代。开封之所以迅速陷落，也是因为没有强力军队能阻拦金军南下。然而南迁后，在和金的持续战争中，类似军阀的物事形成了。南宋的首脑部门为了守护宋这一政权的本质，也想防止军队的军阀化。尤其是和平派的秦桧，南宋军在推进和议的时期把金军打得太狠，这让他很为难。秦桧把前线的将军们以论功行赏的名义召回。韩世忠和张俊被任命为枢密使，这是宰相级别的。岳飞因年轻，做了枢密副使，即便如此也相当于副总理了。这和架空金国宗翰是一样的做法，把司令官从军队中切分了出来。然而，岳飞强烈反对和议，准备辞职。若任凭岳飞下野，就如同把主战领袖这只老虎放到了民间，持主战论的人集结在他周围是显而易见的。秦桧索性给他安上谋反的罪名，投入狱中，之后处死。就这样，第二次和议达成。对南宋来讲，被强加了比上次更为不利的条件。国界线被定在淮河，因此开封和长安都成了金的领土。宗主权和岁贡保持不变。绍兴十二年( 1142)，和议达成，徽宗遗骸和高宗生母韦氏一同被归还。此时高宗被告知，妻子邢氏已于三年前死去。钦宗仍然滞留金国北地，空抱望乡之念，十九年后死去。据说高宗强烈要求归还父亲的灵柩和生母，却对哥哥钦宗的归还不怎么卖力。钦宗尽管已退位，但也没有让位。从原则论来讲，即使被带到北地，钦宗还是宋朝的皇帝。宋代学问的原则论倾向很浓厚。实际上苗傅、刘正彦等人提出名分论，说高宗不应即位，为此还发生过登基仅二十五日的高宗退位的事情。如果钦宗被放回，很有可能还会发生更麻烦的事情。金方也打算把钦宗作为最后的王牌。立张邦昌和刘豫这样的傀儡皇帝收不到什么效果，但如果立了钦宗，从正统性来说，南宋将受到极大的打击。在谈判和议的时候，金透出拥立钦宗的口风，迫使南宋让步。5金太祖和太宗之所以都没能传位给自己儿子，是因为皇族会议的强大力量。他们并不是中原式的独裁皇帝。差不多是从熙宗开始，也有其后援宗斡的想法在内，金准备推进皇帝的独裁化，抛弃了女真族各部族议长性质的盟主。换言之，这正是汉化的推进。女真族的汉化速度非常快。因民族自尊心而创制的女真文字并不能阻止汉化的进程。契丹族从唐朝起就接触汉族文化，领内的汉族仅限燕云十六州，因此硬是把二元政治维持到了最后。与此相比，金中枢的生女真族基本上没接触过汉文化，没有所谓的免疫性。因为碰触到了强烈的文化，汉化势头如脱缰野马一般。金最初也准备推行二元政治，但这是不可能的。况且和契丹族的辽相比，金统治的领土要大得多。不止河北，还包括了河南、陕西，国界线推进到淮河。根据大定二十三年( 1183)的统计，金总人口四千四百万，其中女真族不过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多，仅占七分之一。要当中原式的独裁皇帝也没什么，但熙宗体内流淌着狂暴的血。也许他认为独裁就是通过让皇族和臣下感到恐怖就能让事情成为可能，而且他还是个疯狂的酗酒者。杀大臣，杀南宋使节，挨个杀皇族和宗室（广义的皇族），甚至连自己的皇后和妃子都杀，所以只能形容他是个虐待狂。跟一般的酒疯子相比，人们都觉得他更可能是精神错乱。与其稀里糊涂被他杀了，还不如干脆杀了他，于是宗斡的儿子完颜亮杀了熙宗。从上一节中的谱系图也能看出，两人是堂兄弟。而且熙宗的生母在丈夫死后，就成了宗斡的妻子，因此可以说两人的关系不止是堂兄弟。完颜亮杀了熙宗后即位。这就是海陵王。之所以不以宗庙号而是以王称呼，是因为死后他被降格为海陵郡王，葬在诸王的墓地里。海陵王完颜亮不仅杀皇帝，和熙宗一样，也连着杀皇族宗室。而且，被杀的人的遗孀和女儿也都被他收入内宫。相当于叔母的宗敏之妻、像宗弼和宗望的女儿这样在中国礼法中严禁结婚的同姓堂姐妹，海陵王毫也不在乎地收入后宫。海陵王杀了太宗的子孙七十多人，宗翰的子孙三十多人，其他宗室五十多人。不得不说，这是个比熙宗更厉害的杀人魔鬼。海陵王可能是个独占欲很强的人物。可以说他身上泛滥着野性的活力，他的梦想是建设汉唐那样的大帝国。曾有大臣建议应该用本国人（女真族）担任州郡长官，熙宗说， “四海之内，皆朕臣子”，不要搞民族差别。海陵王比熙宗还进一步，有天下国家皇帝的意识。要建设汉唐式大帝国，就必须吞并南宋。国都上京会宁府在现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如果要成为中华帝国的中心，就太偏于东北了。他首先迁都到相当于现在北京的燕京，接着开始了南征的准备。南征也有经济上的理由。前面也提到，唐代时是淮南的富庶维持着国家经济，河北等地甚至不交纳税金。安禄山叛乱之所以失败，据说是因为淮南确保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唐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淮南起了兵乱和民乱。金只拥有北半个中国，实际上在经济方面会比较艰苦。尽管从南宋取得岁贡，但在国界线上设立的“榷场”这一贸易场所，北方处于巨额贸易逆差地位。金从南宋获得的岁贡，在这里又全部吐出，而且据说仍然还是赤字。占了进口大部分的是茶叶，因此金甚至禁止七品官以下的人喝茶。在海陵王看来，这是权宜之计，他认为只要统一天下，问题就能解决。金发起了全民大动员。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全部被录入军籍。契丹族也被下了动员令，海陵王说这是为了让契丹族心服，像是有着过剩的自信。他担心女真族实力派争夺帝位，就重用没有这一威胁的契丹族，甚至有段时期契丹族占到了阁僚的半数。因此，海陵王可能就觉得即便对契丹族稍微狠一些，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正隆六年( 1161)，海陵王终于命令“伐宋军”进发，进入开封。开封虽然已经被大火烧光了，海陵王还是在此大兴土木。在他看来，将来统一天下后要把这里作为首都，因此才展开了极大规模的工程。反对南征的人很多，但谁也不敢说出来。劝谏南征的太医使祁宰被发怒的海陵王杀了。不仅如此，连劝谏南征的皇太后徒单氏都被杀了。徒单氏不是海陵王的生母，却是他父亲的正妻，因此相当于他的嫡母。海陵王杀了她之后下令焚尸，还让人把骨灰扔到水里，而且皇太后的七十多个侍女也被顺手杀了。这下谁都没有劝谏的勇气了吧。被命令动员壮丁的契丹族担心，如果听从海陵王的命令，剩下来的老人和女孩会被杀光。成吉思汗登场前，蒙古草原已经是风云初变。如果被人知道壮丁不在家，契丹族就会被草原上的各部族袭击，成为他人口中之食。要知道，游牧民族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面对这一形势，西北的契丹族唯有叛乱。他们立了辽皇族的子孙，因此不仅是造反，也是独立战争。海陵王对此的反应就是，把留在金的原辽宋皇族子孙一百三十余人都杀了。这是在提前清洗可能会被拥立的人物。宋钦宗五年前就已死去，或许也算是一桩幸事。这一情形的出现，只能说是意味着癫狂。海陵王没顾得上仔细筹划，就率伐宋军南下。大军有三十二个总管，而斗志旺盛的就他一人。一个人不可能算无遗策。南下的军队中接连出现逃兵，兵士们为了壮胆往往一群人一起逃走。这让人联想起隋炀帝的远征高句丽。大约在五百五十年前，大量逃兵唱着“无向辽东死”的反战歌西归。据说这次金的逃兵公开说： “东归立新天子了！”看上去金要是不小心，也会落得和隋一样的命运。就像兵士们喊叫的那样，海陵王的堂兄弟完颜雍在东京（辽阳）宣告登基。因海陵王曾残杀亲人，所以完颜雍也感到过不安。完颜雍人品温厚，受到人们爱戴。金人们早已吃够了熙宗、海陵王等激进皇帝苦头，热烈拥护他即位。他被称为世宗。此刻，金就有了东京世宗和南征中的海陵王两个皇帝。世宗即位的消息也传到了南征中的海陵王耳朵里。按海陵王的想法，是先收拾了南宋，再回军打击世宗。此时大军尽管已经越过淮河到了长江边上，但水战为弱项的金军无论如何都无法成功渡江。可能是着急了，海陵王召集诸将说，要是三天内还不渡江，就把你们全杀了。谁都知道这不是单纯的威吓。长江对岸由南宋名将虞允文把守，渡江不可能轻易成功。诸将必然心想，反正要被杀，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杀了海陵王的是一个叫完颜元宜的将军。从名字来看，像是和金宗室有关系。实际上他是契丹人，本姓耶律。因战功而被赐予国姓完颜。杀了海陵王的金军一齐向北撤退，南宋追击，收复了失地，并越过淮河一线北上。对世宗来说，平定契丹族叛乱的重要程度要高于结束对南宋的战争，毕竟国内问题更为紧迫。幸运的是，造反的契丹族内部意见对立，并且分裂了。契丹族中有人要西行，参加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也有人不愿离开住惯的土地，要开展抗金游击战，‘因此发生了内讧。世宗对契丹族采取了软硬两手政策。和不容分说的海陵王不同，世宗进行了辛辛苦苦的说服工作。负责说服工作的使者就是杀了海陵王的契丹人完颜元宜，不言而喻，他对因海陵王征兵问题而发动叛乱的契丹造反军更具说服力。就这样，世宗平定了历时一年半的契丹族叛乱。他让军队南下，抵挡住越过淮河边境北上的南宋军，同时推进和议。在海陵王被杀的次年( 1162)，在位达三十五年的南宋高宗退位。高宗因儿子早死，收皇族赵奋为养子。这就是孝宗。孝宗相当于太祖七世孙。宋自太祖由弟弟太宗继承以来，历代皇帝都是太宗一脉，时隔一百五十年后，王朝创立者太祖系的皇帝出现了。孝宗被立还有段缘由。高宗妻子邢氏死于北地的消息被确认后，吴氏被立为皇后。她想以皇太后身份掌握权力，因此对她而言，比起和高宗血缘相近的皇族，远房对她更为有利。于是，太祖系的远房孝宗被选中。孝宗是个稳重的人物，在南宋诸帝中可称得上第一明君。金方也由稳重的世宗做了皇帝。如前所述，在平定契丹叛乱之后，金世宗在让军队南下的同时，推进和南宋的和谈。就这样，南宋孝宗乾道元年( 1165)，金世宗大定五年，新的和平条约缔结了。撕毁上一和约的是金海陵王，而且败退的也是金军，因此这一次和约谈判是在对金不利的状况下进行的。国界线虽还和以前一样，但岁贡的银二十五万两被削减到二十万两，丝绸二十五万匹削减到二十万匹， “岁贡”被改为“岁币”。南宋最大的收获是此前臣服的关系改良成了“叔侄”关系。金严酷的宗主权没了，南宋皇帝可以坐着接受金使节的国书，而此前必须站立接受。南宋方称此为乾道和约。金方强烈感觉到了和约的必要，而南宋因派阀斗争激烈，也需要和平。乾道和约在此后四十年内得到遵守。动荡的南北局势好不容易暂时平稳了下来。草原风云——天命所生苍色狼。妻房惨白鹿……上面的句子是以蒙古语书写的《元朝秘史》开篇，说的是民族的起源。日文版于明治四十年( 1907)出版，由那珂通世(1851-1908)翻译。以苍狼为民族始祖的“蒙古”理应是个古老的民族，在中国文献中，唐代是用“蒙兀”、 “萌古”的名字来指代它的，出现次数不多。在唐代，契丹、突厥、回纥这些名称的出场次数要多得多。在中国的文献里，被笼统称为“北狄”的游牧民族中，可能就已经包含了蒙古族吧。如今，从兴安岭以西到阿尔泰之间的地名称呼，不是“蒙古地区”就是“蒙古高原”。唐代末期，维吾尔族（回纥）被吉尔吉斯族突袭后西迁，一般认为在那之后，蒙古族就成了这里的主要居民。尽管如此，扬蒙古族之名的是成吉思汗，如果要省略掉这个人，就没法讲述蒙古。关于成吉思汗的生年有各种说法。《元史》说是1162年，相当于南宋高宗让位于养子孝宗的那一年，金海陵王被杀的次年。还有1167年一说，此外波斯语文献中也有说1156年的。根据最后的一说，就相当于金海陵王时代，北宋最后的皇帝钦宗孤独地死于北地的那一年。存在着各种说法，可以说这反映出当时的蒙古族对于这样的记录不怎么关注吧。蒙古族中也有多个部族。游牧集体不能过大，因此自然会分成多个部族。要把这些统一起来，就需要相当强悍的人。匈奴的冒顿单于和鲜卑族的拓跋蛙等就是罕有的前例。蒙古各部族中最发达的是塔塔尔部族。它位于东方，靠近金领土，有很多机会接触金文化。显而易见，蒙古各部族分裂的状况对金是有利的。海陵王采取的方法是实行恐怖政策，毫不留情地打击塔塔尔部族。塔塔尔部族拜伏在金面前，被迫宣誓忠诚。证明忠诚的方法包括抓捕其他蒙古部族首领并献给金。让他们在同族内抓人，海陵王的政策也真够毒辣。成吉思汗属于孛儿只斤部。这个部族的首领俺巴孩汗被塔塔尔部族抓住，成了牺牲品，送到金后遇害。继俺巴孩汗之后统率孛儿只斤部的是也速该拔阿秃儿，他把一名叫诃额仑的弘吉刺部女子从蔑儿乞部夺了过来。这样的抢婚在草原上是常事。两人生下的正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和仇敌塔塔尔部交战，抓了一名勇士叫铁木真兀格，因此带着一种纪念战胜的意味，给儿子取名铁木真。不过，父亲也速该拔阿秃儿在铁木真还年幼的时候，被塔塔尔族毒杀了。游牧世界弱肉强食。即便出生在小部族的首领之家，失去父亲的铁木真所处的环境也是非常严酷。《元朝秘史》把这一时代的铁木真一家形容是——影外无伴，尾外无鞭。可能正是这样的环境，才格外锻炼了铁木真。他逐渐勇名四传。于是，他被同一系统的泰赤乌部袭击，并成了俘虏。对将来可能强大起来后击败自己的人，要趁早消灭。这也是游牧民的法则。这场危机中有人对他表示善意，因此铁木真得以艰难逃脱。紧接着，他又遭到蔑儿乞部的袭击。铁木真的父亲把本应嫁到蔑儿乞部的诃额仑夺走，因此他们是来复仇的。在这次袭击中，铁木真被蔑儿乞部夺走了妻子孛儿帖。对此，铁木真寻得幼时玩伴、札答阑部族的札木合，以及父亲的友人、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援助，进击蔑儿乞部，夺回了妻子。像这样的蒙古民族内的部族抗争，正好遂了金的心愿。然而，就像札木合和王罕援助铁木真对蔑儿乞部之战那样，部族间的联合成立了。如果大规模的联盟成立了的话，就给金制造了一个大敌。尽管游牧无法大集团化，草原的蒙古民族除此之外，还有掠夺这一行当。因对手也有防卫，所以在袭击的时候，人数越多越好。此外，为了合理地确定各自的游牧地盘，就需要超越部族之上的领导人。铁木真逐渐成长为蒙古民族大联盟的盟主。他被推戴为二十一个部族的首领，做了可汗。关于铁木真改名成吉思汗的时期虽还有其他说法，一般认为就是这个时候。此前，玩伴札木合告别了铁木真。一山不容二虎。不久就爆发了朋友之间的决战。中国的《元史》和拉希德丁用波斯语写成的《集史》中说是札木合输了，但蒙古语的《元朝秘史》说成吉思汗战败，还逃到了斡难河谷。同书还记载，战后，兀鲁兀、忙兀、晃豁坛等各部族从札木合阵营投向成吉思汗阵营。草原的争斗是复杂的。如果要用推理来解释上面史书中的矛盾，大概是在战斗中虽然札木合获胜，不过可能是战利品分配不公，对此不满的部族就脱离他而改投成吉思汗旗下。如果说势力大增的一方是胜方，也可以说是札木合输了。札木合被以泰赤乌部为中心的各部族推戴为古尔汗，《元朝秘史》的汉译是“普皇帝”。2在海陵王实行恐怖政策时代，塔塔尔部族被迫向金臣服，在前面已提到。据波斯史书《集史》，当时的时间是1194年，所以相当于金世宗之孙章宗的名昌五年。因塔塔尔部族叛金，金派军讨伐，还邀请了其他部族。这是让蒙古民族分裂的政策。成吉思汗接受邀请，参加了对塔塔尔部族的讨伐。对他来说，塔塔尔是仇敌。父亲耶速该巴特尔就是被塔塔尔部族毒杀的，曾祖父俺巴孩汗也是被他们捕杀的。响应金方邀请是为了复仇。金大概觉得蒙古民族分裂正在顺利进行。然而这是误算。《元朝秘史》记录说，这一次的战利品使成吉思汗曾瞠目结舌。尽管同为蒙古民族，和金邻接的塔塔尔部族的富裕程度是其他部族无法比拟的。成吉思汗生来头一回见到灿烂夺目的战利品就摆在眼前，可以说没见过世面的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文明世界。于是，他也知道了南边有比塔塔尔部族还要富有的国家——金国。什么时候要把那里蹂躏掠夺了该有多好：这样的念头可能在成吉思汗的心中开始萌芽。在讨伐了塔塔尔部族之后，成吉思汗在一个叫阔亦田的地方，联合王罕大胜札木合。时间是1201年，札木合向王罕投降。次年，成吉思汗再次击溃塔塔尔部族。他的兵力越来越强盛。而要做蒙古民族的总盟主，仍然有一个大障碍。这次是和成吉思汗父亲的盟友、长期和成吉思汗共同行动的王罕之间的对立。据说向王罕投降了的札木合策动离间二人。不过，如果大盟主只能是一个人，战斗肯定无可避免。王罕应该也是个有野心的。成吉思汗击破王罕，消灭了他的克烈部族。消灭这个词和吞并是一个意思，这就意味着克烈部族属于成吉思汗了。接着成吉思汗讨伐西蒙古最大的部族乃蛮，终于把整个蒙古民族置于自己统治之下。1206年，部族联盟盟主成吉思汗君临全蒙古民族，登上皇帝宝座。也可以说是第二次即位。形式上是由忽里台（各部族大会盟）推戴，在斡难河畔举行了仪式。成吉思汗对全蒙古民族进行了组织化改造。和女真族的完颜阿骨打的猛安谋克组织相似，成吉思汗采用十户、百户、千户、万户等组织，既是行政单位又是战斗单位，在游牧的时候还是生产单位。同样数量的人群，组织化和未组织化的力量差别非常大。这一点已被金太祖阿骨打证明了。此外各单位之间的联络不仅用语言，也使用文字，一般认为这也强化了蒙古军团。蒙古族没有文字，最西边的乃蛮部族使用突厥系的维吾尔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这是表音文字，而突厥语和蒙古语都同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因此借用非常容易。成吉思汗采用了这一做法，被称为“札撒”的法令就是用这种文字记录的。不再用口头命令，而采用文字，可以说游牧民集团的国家体制开始完备。第二次即位的前一年( 1205)，成吉思汗的军队进攻西夏，掠夺人口和骆驼后撤退。西夏如前所述，在北宋时代同属宋辽，金兴盛宋南迁后以金为宗主国。因是藏系党项族小国，为了安全保障，就需要和大国结成宗主藩属关系。成吉思汗攻击西夏有两层用意。第一，是向西夏宗主国金挑战。第二，让此前光在草原上和同类游牧民作战的军队第一次和拥有固定城郭的敌人交手。成吉思汗接连三次攻击西夏，可能是将此视为攻金的预行演习。攻城战中蒙古军毫无经验，在攻击西夏中兴府（现在的宁夏银川市）时，蒙古军扒开黄河大堤准备水攻，却反让水淹了自家。解除包围是在第三次进攻( 1209)的时候。西夏向金求援，但金一兵未发。这意味着金放弃了对西夏持续八十年的宗主藩属关系。紧急时刻却靠不住的宗主国没有价值。西夏向蒙古军求和，连朝贡都约好了。金希望游牧民族分裂，为此展开了相应工作，还有一项“减丁”工作也在进行——广阔草原上独自放牧的蒙古族青年很容易被拐走。战争的时候，年轻人是主力。如果游牧民的年轻人也就是壮丁越来越少，对金来说再好不过。减少游牧民壮丁的“减丁”引起了蒙古族对金的强烈憎恶。成吉思汗曾应金的邀请向毒杀父亲的塔塔尔部族复仇，但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忘记被塔塔尔部族抓走的曾祖父俺巴孩汗被送到金后遇害的事情。3从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当中国北方草原风云突变的时候，金和南宋的关系基本稳定，和前面提到的一样。金因为海陵王的鲁莽，不得不以比以前稍微不利的条件签订和约。两国都有内部问题，因此都在尽力避免对外摩擦。这一状态持续了四十年之久。可以说南宋的问题是派阀抗争，而金则是民族问题。首先简单说一下金的状况。对汉文化没有免疫性的女真族急速汉化，可能会失去民族固有的野性。海陵王的梦想是重建汉唐大帝国，因此甚至到了鼓励汉化的程度。海陵王虽是暴君，却有中原式的教养，为汉文化所倾倒。南征称得上鲁莽，也有说法认为他对汉文化的憧憬也是原因之一。他在画有杭州山水、宫殿、城市的屏风上写汉诗，用下面的句子结尾：移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接替海陵王的世宗鼓励女真族人使用女真语，写女真文字。虽然鼓励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显得有些异样，但这却反映出大部分女真族人已经不再讲自己的语言，而改用汉语。而且这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强制。大量女真族人从黑龙江畔移居中原，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变到农耕生活。于是，仅用自己的语言，如今的很多事物是无法描述的，而且邻近的人基本上都是汉族。然而就这样放任不管的话，女真人很快就会变成汉人。于是，世宗鼓励使用女真语和女真文字。尽管如此，他也不能反对女真族的文明化。使女真语言充实化是很重要的，于是中国古典著作屡屡被译成女真语。女真语的科举也被实施，及第者被授予高官。世宗是民族主义者，他不能容忍女真族人以自身文化之低为耻。此外他热心于救济贫困化的女真族人。移居的女真族人虽被给予土地，但他们不习惯农耕生活，结果往往是自己过着借钱花的日子，把抵押的土地让给汉族。失去了土地，又离开了狩猎生活的女真族，贫困是必然的。世宗把所有权不明确的土地、从耕种官有地的汉族那里征收的土地分给女真族，还没收了不纳税金的汉族的土地。这尽管救济了贫困的女真族人，却也激发了汉族的反女真感情。对海陵王时代曾发起过叛乱的契丹族，世宗也头疼不已。猛安谋克制对契丹族也适用，而世宗曾一度废止。但把他们分散开来，编入女真的猛安谋克后，契丹族的猛安谋克也获得重生。此外他鼓励女真族和契丹族通婚，接着让契丹族移居女真族的发祥地东北。因中亚有契丹族的西辽国，这也有切断联系的意思。看上去是要让非汉族的女真、契丹两族融合，然而狩猎的女真和游牧的契丹生活、思考方式都不一样，融合极为困难。世宗之后的章宗禁止使用契丹文字。所谓融合，可见其目的实际上是契丹的女真化。移居东北的每一户契丹族就有两户女真族夹着，通过这种做法企图使契丹族女真化，而且也是要通过女真族来监视契丹族。金对民族问题如此这般的苦恼，与此相对，南宋的派阀抗争愈发激烈。新法旧法的派阀斗争自北宋时代以来，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传统景观。高宗时秦桧在宰相位上呆了十九年，和平派得势，但继位的高宗养子孝宗却有主战倾向。孝宗时代，已被处死的岳飞被恢复了名誉，而已死的秦桧则被人唾弃。高宗让位后仍活了二十五年，淳熙十四年( 1187)死去，享年八十一岁高龄。养子孝宗此时也已年过六十，比高宗让位时候的年龄还大，儿子都已经四十岁了。接着，他效仿养父，两年后让位于光宗。光宗即位后，和平派再度抬头。于是主战派——叫对金强硬派更合适——失势。属于主战派的诗人陆游( 1125-1210)以“嘲咏风月”这一不伦不类的口实被弹劾，丢了职位。光宗不一定就有和平派的考量。他愚昧无知，没有像样的意见，只会任和平派摆布。说起任人摆布，指的是光宗对皇后李氏唯命是从。她不让仍然健在的孝宗见到自己丈夫，娘家的宗祠比皇室的太庙还要气派，卫兵的数量也很多。李氏一族在朝廷中被录用，政治开始乱了套。当时的宰相是宗室的一员赵汝愚，让他绞尽脑汁的是怎样才能压制住李皇后的专横和“嫉悍”。高宗皇后吴氏此刻仍然活着。当邢氏在北地死去的事情得到确认以后，吴氏被立为皇后，现在是太皇太后，也就相当于是皇帝的祖母。压制李皇后正是这个老太太的意思。然而，她已经八十岁了，自己都动弹不了。宰相赵汝愚让太皇太后吴氏的外甥韩惋胄担任联络工作，这个人是光宗皇太子妃的叔父。退位后做了太上皇的孝宗之死( 1194)那天，机会来了。光宗不仅愚昧，史书还记载说他有“心疾”。因说是心疾，所以可能是弱智或者是其他异常。虽说是养子，采用的却还是嫡子的葬礼，因此太皇太后就有绝对的发言权。上皇孝宗大葬，因光宗有心疾，于是吴氏命令由皇太子来主持。吴氏趁热打铁，让皇太子即位。有心疾的光宗在位六年时退位，六年后死去。4光宗是个昏君，但在他的时代里实行了盐税的减税。这其中既有宰相赵汝愚政治措施得当，也有和平给南宋经济带来激活作用等原因，人们看到的现象是国力充实了起来。替代光宗的是他的儿子宁宗，在他即位后，南宋就成了功臣韩伲胄的时代，毕竟皇后还是他的侄女。尽管说是韩健胄时代，但也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宰相赵汝愚对他没怎么评价。因此，即使宁宗即位，也只给了他一个防御使的地位。这个官位位于团练使或节度使之下，韩伲胄对此极为不满。《宋史》把他写进了《奸臣传》，认定他是小人，因此他会不择手段地整垮自己憎恨的对手。他瞄准宰相赵汝愚，千方百计要把他搞下台。后世被称为朱子、日本江户时代被当作官学的朱子学体系创始人朱熹（1130-1200），当时由赵汝愚推举做了侍读。深具学者风范的朱熹不知畏惧，对韩伲胄背地里针对赵汝愚的构陷举动时时有所见闻，就上书宁宗。这自然引起小人韩信胄的憎恨，因此而被免职。不仅如此，他的著作也成了禁书，朱子学被指责为“伪学”，学习朱子学的官吏被解职。因发生在庆元二年( 1196)，故被称为“庆元伪学之禁”。最后，韩伲胄利用皇后叔父身份实施的反宰相运动成功了，赵汝愚失势，从福建被贬到湖南，在那里贫困至死。可以说赵汝愚太小瞧对手了。朱熹曾进言，不要给韩促胄有实权的高位，也不要让他干预政治，但赵汝愚没有采纳，而是说这只是个容易控制的小人物，所以用不着那样。他理解不了小人物的可怕之处。就这样，韩健胄掌握了朝政大权，尽管完全没有人望。为了争取人气，他放松了伪学之禁，推举了已经失势的诗人陆游。特别是当侄女韩皇后于庆元六年( 1200)死后，他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而四处奔走。为了巩固地位，立下大功是最有效的，他又在此时得到了金国力衰退、军队变弱的情报。宋自太祖建国以来，就有收复失地的难题。对北宋来说是燕云十六州，到了南宋就是淮河以北的土地。即使只收复少许失地，也会是前所未有的大功。韩伉胄计划北伐，集结了大批军队。金军不如以前强大，这是事实；但南宋军队经历四十年的和平时期，军力只有比以前更弱。金因北部边境紧张，所以战斗力远高于南宋。再加上还有南宋将军的倒戈，结果南宋惨败，金甚至把军队推进到了江北。，金知道南宋的弱点：激化南宋的派阀抗争就可以了。金要求割让两淮（淮南以南）之地，增加岁币，叔侄关系变成原来的臣服关系，以及处分韩伲胄。金闯入长江北岸，必然会在南宋内部引发责任问题。宁宗在韩皇后死后立杨氏为皇后，皇后有个哥哥杨次山，这就成了一个新外戚。杨次山联合史弥远，以密旨暗杀了韩倔胄，将其首级送金。金除了岁币增至银三十万两，丝绸增至三十万匹，犒军钱三百万两外，只把臣服关系改成了伯侄关系，至于国界线则保持不变，收回了割让要求。伯侄关系比臣服关系要强多了。金方担心和平谈判久拖不决，这是因为成吉思汗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黄河也在泛滥，国家经济陷于破产状态。金最想要的是增加岁币和战争赔偿，其余的都好说。嘉定元年(1208)，也就是暗杀韩倔胄的次年，和议成立。南宋由史弥远、杨次山顶替韩健胄掌握政权。此时，西夏向成吉思汗投降，不仅断绝了和金的藩属关系，还变成了敌对关系。西夏邀请南宋结盟，一起攻金。大忽里台也就是成吉思汗的第二次即位这一年，《元史》定为太祖元年。太祖六年( 1211)，成吉思汗亲征，在野狐岭（河北省）大破金将定薛，袭击了金的群牧监（牧马场），夺了马匹。次年，被强制移居东北僻地（北满）的契丹族耶律留哥对金发起叛乱，向蒙古请求内附。当地的金军因燕京（现在的北京）防卫的需要而都被调走了，所以叛乱可谓乘隙而入，并借此良机袭击了各地，发展成十多万人的大军。金章宗的弟弟宣宗在1213年即位后，下诏书给予诸色人（女真族以外民族）和本朝人（女真族）以相同待遇。应该说，这项政策出台得太晚了。这反映出金曾采取了怎样的女真族优先政策，可以说搞民族差别要了金的命，连女真族发祥地都落入契丹族叛乱军耶律留哥手中了。宣宗即位次年，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军，挥师南下。蒙古军对有抵抗的地方实行屠城报复。宣宗担心燕京被包围，向蒙古军请求和谈。蒙古军接受和议后北归，金随即就准备迁都开封。百万军户家庭也被强迫移居河南，这是为了让前线兵将作战时不为家庭担心而采取的举措。但百万平民大移动不可能不给国民巨大的心理打击， “已经输了”的念头渗透了每一个人的心。结果，前线兵将不但不能安心，反而追着自己的家庭，离开部署南下。成吉思汗认定金迁都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立即再次南下。燕京被包围，次年( 1215)陷落。之后做了成吉思汗幕僚的耶律楚材，这次在燕京投降。成吉思汗说： “我是给你们契丹人报仇来的。”对此他回答说：“我们仕奉金已经很久。金帝是我们的君主，不是仇敌。”这个回答让成吉思汗非常满意。南宋观察情势，停止了对金的岁币。金派军南伐问责，但因士气低下，被南宋军击退。攻方金提出和谈，但这次被南宋拒绝了，战线陷入泥潭。西夏曾请求南宋参加对金同盟，前面也提到了。南宋一开始并没有接受，但于嘉定十二年( 1219)同意结盟，决心对金军实施共同作战。然而这一年，成吉思汗突然进兵西域。成吉思汗西征长达七年，因此金得以苟延残喘，经受住了不怎么强大的南宋西夏联合军，展示了扭转战局的实力。然而，这只像蜡烛的火焰，显示了燃尽前的回光返照。兴亡之谱成吉思汗西征的原因，是持有其国书的商队因带有大量财货，令花刺子模的讹答刺太守眼红，因而予以杀害。成吉思汗对这一卑劣行为予以毫不留情的惩罚。大远征历时七年，血染中亚。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遭到彻底破坏。蒙古军的特征是在复仇战中会变得格外残忍，实施抵抗的土地上的人们会被全部杀死，成吉思汗孙子被流矢射死的土地，连草木都会被连根拔起，变成传说中的死亡世界。不过，在燕京投降的耶律楚材跟随成吉思汗西征，据说他曾进言让蒙古军尽可能地克制残忍行为。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逃到里海的一座岛上，最后死在那里。成吉思汗的一支军团追击花刺子模王子，从阿富汗推进到印度河。进到里海的蒙古军越过高加索，和南俄罗斯的诸侯军交战，掠夺各地。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远征。成吉思汗的七年远征，对他来说大概是复仇战，但给世界史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连接起东西亚的，只有继成吉思汗后的蒙古统治时代，另外从中国史来看，蒙古在进入中国中心地带之前，就已接触到西方伊斯兰和基督教文化圈，因此它没有像此前的塞外民族那样融人中国文化。征服王朝包括原先的北魏、辽、金以及后来的清，其中元就成了对中国文化敬意最少的政权。七年远征结束后，成吉思汗东归，进攻西夏。1227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也于同年死去。中国《元史》说是享年六十六岁，拉希德丁用波斯语写成的《集史》说是享年七十二岁。根据《元史》，成吉思汗的遗言是军事性质的。内容是攻金方略，意思是潼关（陕西省）有金的精兵，有高山黄河险阻，难以攻下，因此要向南宋借道。继承汗位的窝阔台遵照父亲遗言，借道南宋，从唐州、邓州攻击开封。1232年三月，蒙古开始包围开封。到了年末，金哀宗逃到一个叫归德的地方。过了新年，金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开封城向蒙古军投降。蒙古向南宋请求结盟夹击金是1232年的事情。八年前南宋宁宗死去，因没有儿子，掌握政权的史弥远拥立了流落民间的太祖十世孙理宗。对蒙古的请求，南宋有赞否两种论调，而赞成派占了多数。反对派主张，原来因为“海上之盟”，和金同盟消灭了辽，但结果我们不也被金赶到了南方吗？反对论强调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多数派只考虑眼前——消灭夙敌金，赞成结盟。1234年正月，南宋蒙古联合军包围了蔡州（河南省）。孤城里的哀宗让位给完颜承麟后自杀。完颜承麟死在乱军中，至此，金自太祖以来，经历十主一百二十年后灭亡。这一年，南宋和蒙古之间围绕着战后处理也很快发生了冲突。南宋在灭金之后，就出现了强硬论，要求收复三京八陵。三京指的是开封、洛阳以及南宋高宗即位的应天府（金改名为归德府），八陵自然指的就是北宋八代皇帝的陵墓。因为是同盟，所以如果和蒙古商谈对这些事情是不会有问题的，然而南宋一致同意名分论，认为“失地”是属于自己的，没有必要和他人商量。宰相郑清之在朝廷上主张出兵，被南宋采用。和蒙古军联合进攻蔡州的南宋将军是孟珙。后世史家宣传说，如果让孟珙和蒙古对话就好了。攻击蔡州的时候，蒙古军缺少兵粮，对南宋军带来的三十万石粮食大喜过望。如果在两国关系友好的时期展开对话，或许可以达成协定。然而，孟珙是个军人。宋自建国以来就有“尚文轻武”的传统，害怕军阀的出现，甚至连岳飞都杀了。孟珙不会被授予这样的权限。南宋出兵，立刻收复了开封和洛阳。然而这两处旧都都已变成了空城。把人口视为生产手段的蒙古在攻陷河南各城后，就把居民全部带走，并将城内破坏一空后离去。南宋军觉得粮食可以现地调配，但占领洛阳的时候，据说军队甚至没有第二天的口粮。这一事实暴露出南宋出兵毫无计划，对河南的状况根本没有收集情报。此外还有原委，说是反对出兵的史嵩之（史弥远的侄子）似乎对粮食补给特意懈怠。如果是这样，宋代的家传绝技即派阀抗争就害苦了前线的兵将们。听到南宋出兵的消息，蒙古军进入了战斗状态，持续增援潼关。金灭亡次年，蒙古军开始从北、西同时进击，出兵理由就是南宋违背盟约占领开封和洛阳。蒙古决开黄河大堤，切断了南宋各军的联系。乱作一团的南宋军从洛阳、开封等地没有秩序地败退。从此，蒙古军开始了对南宋的连年战争。南宋名将孟珙的表现分外突出。他在黄州击破蒙古军，夺回了自己的故乡襄阳。襄阳是河南和湖北的边界，围绕此地的攻防成了全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