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风云录(全本)-3

霍光之所以选择宣帝,除了因为民间的评价很高外,也是因为他没有实力派族系。宣帝的岳父不过是掖庭令(六百石的官)张贺的部下。宣帝十八岁时即位,死时四十三岁,在位二十五年。在朝廷内最大的实力人物霍光死后,他悉数清除了霍氏一族。而且这时还发生了匈奴分裂、单于降汉等前所未有的事情。对汉来说,这是个好年景。昌邑王刘贺不甘只做傀儡,太着急于发动政变清除霍光,帝位近在咫尺却反而被废,可以说是非常天真。接下来即位的刘病已,十八岁前在民间长大,对人情世故非常了解,他一直在静静等待高龄霍光的死亡。宣帝刘病已即位后没多久,就失去了在民间所娶的许皇后。接着霍光的小女儿被册封皇后。因为许皇后过于随和,于是有传言说她是被毒杀的。宣帝即位时,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野心,在霍光请求将政务全部奉还的时候,决定——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日本官名中的“关白”,就是由上面《汉书霍光传》的记述而来的。从宣帝的决定中可见其谦逊,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昌邑王的先例,闪电即位的皇帝位子并不稳固,自己也不知道会被安上什么罪名拉下马来。所以,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让霍光去解决,宣帝就不用负什么责任。许皇后之死是在宣帝即位三年后(前71),霍皇后的册立是在这一年后。汉皇室就形成了霍光的外孙女是皇太后而女儿却是皇后的局面,关系是倒过来的。在册立霍皇后的两年后(前68),霍光死去。直到临死那一刻,他还是心念万岁方才闭眼的。宣帝亲自到病床边探望。霍光死去的第二年,宣帝立许皇后所生的夷为皇太子。知道了这件事的霍光夫人显气得吐血,于是让女儿也就是皇后去毒杀皇太子。然而皇太子身边的试毒防备严密,毒杀是不可能成功的。紧接着宣帝决定,群臣上奏不再经由尚书,可以直接放到皇帝案头。霍光曾领有大将军和尚书的职位,大将军握有军权,而尚书可以把对霍氏不利的奏章扣下来。霍光死后,尚书一职由霍光的侄孙霍山担任。因为凡事可以绕开尚书,所以这就成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职,无法对奏章事先检查。接着宣帝开始裁军。——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废止了车骑将军和右将军的屯田。右将军是霍光之子霍禹,他被授予和父亲一样的大司马一职,然而却没有应归自己指挥的军队。就这样,掌握军权的霍氏一族被从军队中剔除出来,不断有人被调往蜀郡、武夷郡等远方。之后由亡故的许皇后一族和史氏(宣帝祖母——武帝的皇太子刘据的妻家)中的年轻人出任司令官,替代了他们的位置。霍氏被逼到绝路,于是发动政变,但全族都被诛杀。《汉书》中如是写道。不过被宣帝老练地从军队中剔除出来的霍氏,真的就有发动政变的实力么?说是霍氏计划废宣帝而立霍禹,但在阴谋发动前被发觉。霍皇后被废,霍光的未亡人显被杀并曝尸于市。这也是宣帝对杀害糟糠之妻许氏的报复。宣帝已经发现了许皇后的死亡原因,是女医淳于衍根据霍光夫人显的命令而下的毒。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霍氏虽罪该万死,但霍光的忠勋是汉应该祭祀的,对停止祭祀的事情评价说——孝宣帝亦少恩哉。确实是有些薄情寡恩。民间长大、喜好游侠、曾流浪各地的宣帝明白世间的严酷,他不可能对毒杀皇后、毒杀皇太子未遂等事情视而不见。此外在民间长大的宣帝深知人民的苦处。裁军是其中一环,另一方面他将刑罚变得更加严厉。他目睹世间恶党横行,善良的人民深受其害,所以他起用法家的官员,实行严罚主义政治。皇太子刘爽屡屡向宣帝进谏,说刑罚过于严厉,建议依据儒家理想施行政治。宣帝肯定会觉得在这个宫廷内长大的、规规矩矩的皇太子非常天真。他训诫皇太子说,儒家思想虽好,但实际的政治必须是适当地糅合霸道和王道来施行的。因皇太子受儒教影响太深,传说宣帝担心——乱我家者太子也。宣帝在牵心于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同时,在断定不得不用武力的时候也会断然起兵。霍光死后次年(前67),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国(国都是残存至今的交河城遗址)向汉称臣,但又和匈奴勾结,想要阻断亲汉国乌孙和汉之间的道路。宣帝令郑吉、司马熹率绿洲的万余兵进攻车师前国,最终迫使其投降。神爵元年(前61),汉打击羌的先零。先零如果和匈奴联合,汉通向西域的通道就会被隔断。这场战争中,年逾七十的老将赵充国献上了斩首七千六百、俘虏三万余的辉煌战果。次年,因匈奴的虚闾权单于死去,同时有五个首领自称单于,匈奴的实力明显变弱。甘露三年(前51),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入朝。入朝正是臣服的表现。白登山之耻以来,匈奴曾是汉朝国防的最大问题,现今已经不能再向汉施加压力了。相反,如果不能和汉保持友好,单于甚至都无法掌控匈奴。汉完全掌控了西域的贸易路线。汉设西域都护,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变得繁盛起来。虽说宣帝薄情寡恩,但与其说是他是个法家,不如说他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因为他曾在民间度过艰辛的时光,所以可以嗅查到浓重的现实气味。霍皇后被废后,宣帝挑选没有子女、忠实本分的女子为皇后,这就是王皇后。连这件事情也显露出他彻底的现实主义个性。2黄龙元年(前49),宣帝死去,受儒教影响极深的皇太子刘爽即位。这就是元帝。儒是一种理想主义,政治上尊崇王道。然而,现实政治并不是只靠理想就能运作的。正如宣帝所一针见血指出的,在现实政治中必须综合运用王道和霸道。不过,元帝采用的却是单枪匹马的王道——理想主义。元帝手下起用了大量儒者,施行理想主义的政治。他废止了有悖于儒家精神的盐铁专卖,但国家财政立刻就变得举步维艰,几年后又不得不恢复。也有建议说,从农本主义出发,应废止货币经济,恢复到物物交换,但事实上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汉书》是这般概括元帝的。它赞扬了“孝宣之业”,意思是宣帝使匈奴臣服,将西域收入势力范围,此外还弱化了内朝和外朝,打造出独裁权力。霍光弱化了外朝,而宣帝又清理了霍氏一族,弱化了掌握军权的内朝,所以业绩已经是无人能及了。而元帝则将此优势损失殆尽。皇帝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就算是宣帝,也要借助许氏和史氏等外戚的力量。宣帝能凭借自身优秀的资质来驾驭他们,但元帝做不到。元帝的皇后叫王氏。如前所述,霍皇后被废之后,宣帝所立的皇后也叫王氏,故而元帝的皇后一般被称作元后。元帝于在位的第十六年死去,元后所生刘骜即位,叫做成帝,在位二十六年。说起元帝的业绩,就是完全把汉变成了儒家体制的国家。成帝虽有帝王资质,在位的后半时期却沉迷于女色。自从他宠爱赵氏姐妹开始,后官——皇帝家里就起了乱子。成帝的生母,也就是元后王氏一族就成了掌握极大权力的外戚。和宣帝不同,元帝、成帝都无力压制外戚。元后兄弟的儿子个个都被授予很高的爵位,并身居要职,不过早死兄弟的儿子就没有这份待遇了。王莽也是族中一人,但父亲早死,所以在王家并不受待见。但元后怜悯他,对他格外照顾,在大司马王根(王莽的叔父)辞职后让他继任了这一重要职务。成帝沉迷女色却无子嗣,于是就由元帝侧室傅氏所生定陶王刘康的二十岁儿子刘欣即位,这就是哀帝。哀帝是同性爱者,只爱叫做董贤的美少年,还任命他为大司马。董贤年仅二十二岁,在宫廷内长大,毫无政治手腕。汉王室也真的是堕落了。不过哀帝在位六年就死去,这六年中,王家大权旁落,但在哀帝死后却重掌实权。元后和王莽商量,立九岁的中山王为帝,这就是平帝,但他的生母卫氏却被留在中山(河北省),不允许来长安。当然这是元后和王莽商量的结果。王莽从这个时候起,就有了夺取汉家天下的意图。王莽对操作舆论很有一套。哀帝的时候王莽失势,但偶有日食,就会有人说“这是老天在诉说王莽的无罪”,传言散布开来。平帝的元始二年(2),黄支国(越南)献上奇兽犀牛。在古代中国,人们相信珍禽异兽的出现是圣天子出世的前兆。据说实际上黄支国献上犀牛是出自王莽的手笔。 王莽的次子王获因杀害奴隶,被父亲责令自杀。此外长子王宇也因谏言“把平帝生母留在中山是不对的”,反被父亲命令自杀。为了天下黎民,大义灭亲的美谈就这样被炮制出来。平帝的生母卫氏被以谋反的罪名诛杀,接着王莽把自己的女儿立为平帝的皇后。平帝十四岁时暴毙,他因生母被杀而憎恨王莽,王莽知道后就直接给他端上了毒药。平帝死后,宣帝一脉皇族中最年少的子婴被选作后继者。这是个年仅两岁的婴儿。年号改为“居摄”,王莽以“宰衡”之名摄政。辅佐周成公的周公被叫做“太宰”,辅佐殷汤王的伊尹被叫做“阿衡”。把过去的两个地位最高的辅佐大臣的称谓并列,意思是没有在此之上的监护人了。不久王莽就变本加厉起来,不再只是区区辅佐大臣了,他自称假皇帝。秦末陈胜吴广之乱时,吴广称假王。这个“假”是副的意思。在副皇帝之后,他又让人们叫他摄皇帝。王莽取代汉代刘家成为皇帝,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居摄三年(8),四面八方传来了所谓天命降临的瑞兆报告,王莽终于登上了天子之位。汉自此灭亡,王莽开启了以“新”为国号的王朝,其由来是他当初被封为新野侯。3王莽的目标是复归到圣天子统治天下的周代古法。周公制定周代制度已经是千年以前的事了,但因为孔子的大力推崇,人们认为周代政治是理想的。伪善的王莽在接受汉代最后皇帝的禅让(实际上是篡夺)的时候,拉着幼帝的手,流泪说:从前周公摄位,最后将大政奉还。而现在我竞迫于天命,不能如愿。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王莽的篡权袖手旁观。刘崇、刘信等宗族和地方长官翟义起兵,兵力一度达到十万大军,但还是被王莽军镇压了。王莽从大司马、安汉公、宰衡,逐渐升级称号到假皇帝、摄皇帝,直到做了新王朝的皇帝,所以人们只要稍加留意就知道汉朝已然终了。虽然篡权有计划性也有现实性,但王莽所走的政治路线是完全忽略了现实的理想主义,所有的一切都采用了太古的周代制度。按清末康有为( 1858-1927)的说法,王莽时代的古文经多属伪作。王莽就是善于伪造的名人。瑞兆也是伪造,更不用说四十八万条对他的歌功颂德了。回归周代古法的复古主义使社会陷入了大混乱。不仅如此,连外交也停滞了。井田法被决定付诸实施。该法认为天下的耕地全部是“王田”,不过没有人知道此法是否真的在周代实行过。 “奴婢”的称谓被改为“私属”,这种做法认为所有人口都是天子之物,现今是临时由个人代管,他们从事耕作也是在为天子效劳。土地和人民都是天子之物,所以对它(他)们进行的买卖是被禁止的。视土地和奴婢为私有的地方豪强自然要反对王莽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在宣告对个人财产的否定。西汉晚期,土地兼并日益加重,各地的大地主都成了豪强。元帝时候开始,歉收可以说就像是慢性病一样绵绵不绝,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的人不在少数。因流民的贼匪化,豪强为了自卫就组建武装。豪强、流民、私铸、盐铁走私等武装团体在全国遍地开花。 根据儒教的华夷思想(该思想认为文化的中心是华,文化不发达的是夷狄),把匈奴改名为降奴的孩子气做法并不少见。西汉曾把臣服的匈奴单于立为王,但到如今夷狄为王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就降格为侯。所以,此前臣服汉的各地部族就必然会疏远王莽政权。这样一来,不起叛乱倒显得不正常了。只要有人开头,马上就会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开这个头的是个被称为吕母的妇人,她只是个酿酒的普通人,并不是拥有私兵的豪强,也不属于流民或是走私集团。她的儿子是个县里的官吏,因为过失被长官杀了。汉代县的长官是县令,嗜好更名的王莽把县令改名为“县宰”。吕母为了复仇,召集了一群血气旺盛的年轻人。因为她是酿酒的,年轻人来买酒的时候她就不收钱,以此为拉拢手段。另一方面,她投入全部财产购买了武器。就这样,吕母一党袭击了海曲县(山东省),杀了县宰,砍下了他的头。吕母把首级供在儿子的墓前。吕母虽然达成了目的,但为了在乱世中生存,就只能继续结党,无法解散,也不能解散。因私人性质的复仇而雇佣起来的武装团体,性质上变成了造反集团。撼动王莽政权的“赤眉军”据说就是这样诞生的。4在海曲县起事的吕母一党为了区别敌人和自己人,把刷墙的红色染料涂到自己的眉毛上。 “赤眉军”的称号就是由此而来的。继吕母之后,接手指挥赤眉军的是樊崇,他手下有逢安、徐宣、谢禄、杨音等一千助手。 王莽的政治与其叫做暴政,不如叫做乱政。忽视现实的复古主义政治必然会搞乱现实。强行推进我行我素的政治,引起了本质上属于体制派的地方豪强的反感,严罚主义又制造了大量的流民群。于是人们就怀念汉朝。刘氏皇帝统治天下的时候,虽不一定会太平,但和王莽的政治相比就要安定的多得多,秩序也能得到保证。吕母一党在山东点燃了大乱的导火索后,各地的流民们也开始行动起来。黄河和淮河之间以及长江支流的各个流域内,适合流民聚众建寨的地形非常多。现在湖北省当阳县东南的绿林山就是其中之一。以新市人王匡为首,王凤、王常、成丹、马武等人把此处作为流民的据点。开始只有几百人,但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了七八千,记录称最盛期有五万人,去往那里的饥饿流民多到趋之若鹜的程度。后世贼匪有个别称叫“绿林”,就由来于此。王莽于新地皇二年( 22)发兵两万进行讨伐,但反倒在绿林造反军那里吃了败仗。不过,狭小的绿林山无法供养大军,据说绿林军因疫病而损失的兵力就达一半。于是他们兵分两路,从绿林山移出。北上进入南阳的称为“新市兵”,前往西方南郡的叫做“下江兵”。南阳一带是豪强势力很强的地方。汉武帝的庶兄刘发被立为长沙王,除了继承王位的儿子,还有五个儿子被封侯。其中一人被封为舂陵侯,但由于封地是潮湿的低洼地,故而提出宁愿减少户数也要移到北方的想法,恳求朝廷后获得允许,转封到南阳的白水乡。王莽时代,刘敞成为这个家族的家长,他有个叫刘玄的堂兄弟因为犯了法,在一个叫平林的地方流亡。平林和绿林一样,有一个陈牧等所率的流民团,叫做平林兵。从绿林转移过来的王匡所率的新市兵也进入这里。受政府军讨伐的反体制团体,数量越多胆子越大。平林兵和绿林系的新市兵在此合流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做头目。正好身为汉王室后裔的刘玄流亡到这里,所以就让他来担任首领。前面讲到,豪强也有私兵团。从流民团以刘玄为首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豪强和贼匪出现了联合的可能性。平林兵、新市兵再加上豪强的私兵团,此前专事掠夺的反体制武装集团摇身一变,成了以复兴汉王朝为目标的政治集团。受任的刘玄一开始被叫做更始将军,不久就被拥戴为皇帝,年号“更始”,时间是公元23年。南阳豪强的核心,是相当于春陵侯(王莽除去了汉王室刘氏一族的王侯之位)的刘氏支系家长的刘敞和他的儿子刘祉。不过在南阳刘氏中,比起这一直系,刘绩、刘秀兄弟的人望更高。兄弟俩的外公是湖阳大豪强樊重,刘秀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新野县的名门邓晨和宛县的实力派李通。此外,与新野县的名门来氏也有姻亲关系。这样的人脉在这个时代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不过,为何是刘玄被推戴成了皇帝呢?理由很简单。平林、新市的造反军想要的是一个傀儡皇帝,优秀的人物并不合他们的胃口。刘玄称帝的前一年( 22),王莽第二次出兵讨伐东方的赤眉军,但再次战败。一般人都说碰到政府军比碰到赤眉军更可怕,因为政府军的军纪相当败坏。人们聚集到打了胜仗的一方,所以赤眉军在大破政府军后,人数膨胀到了十万。5反王莽势力中,最大的两支是把刘玄当作傀儡的豪强和流民的联合体以及赤眉军。前者以南阳为中心,后者以山东为中心,都在大力扩张势力。在全国其他地区虽有规模的差别,但也有数不清的造反团体。这样一来,不得不说王莽的新王朝已经很快呈现出了晚期症状。拥戴更始帝刘玄的势力被称为更始军。更始军从南阳北上,经昆阳至洛阳,又从那里西攻长安。刘绩、刘秀兄弟也参加了更始军,不过实际上是有能力的刘绩在主持大局。据说绿林系下江兵的指挥者王常等也是如此。关于拥立新的皇帝即位,有时期尚早的论调,不少人认为攻下长安后才应做这件事。躲在绿林山的时候,人们只是为口粮而拼命。王莽政权开始衰落后,人们开始看到前途充满希望,一片光明,但同时也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应该在有能力、有统率力的皇帝的指挥下,享受再度到来的太平。他们希望刘绩即位。至少不能靠刘玄,所以他们提出即位尚早的论调。与此相反,也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有政治上的野心,想操纵一个无能的皇帝。这股势力慌慌张张地把刘玄推到了帝位上。皇帝这个位置自然令刘玄感到不安,因为他最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能力。王莽为了阻止更始军北上,派去大军,而且还是百万大军。号称百万,首先可以先减去一半,但即便如此也还是大军。形式主义者王莽给它取名为“虎牙五威兵”,他令精通兵法六十三家之术的人从军,让军队不止带着各式各样的图书、器械,还载着珍宝,带着猛兽一起去。这是示威用的,是为向沿路展示“王莽之势正如旭日升天”所使用的伎俩。年满六十八岁的王莽不得不展示自己仍然身体健康。他染黑了头发和胡子,立史氏的女儿为皇后以填补两年前老皇后死去所留下的空缺。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示威。王莽的大军包围了昆阳城。不足一万的更始军死守不出。刘秀跟着十三骑逃出昆阳城,在城外集合了三千兵力,向围城军队发动了反攻。刘秀是个以慎重知名的人物。城内的更始军认为,既然他都敢向大军发动急速攻击,后面应该还有援军,于是也打开城门出击。实际上刘秀集合的就只有那三千骑兵。当时各地决定观望的势力仍然不少。王莽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攻击昆阳,也是为了示威。然而,昆阳大败使得王莽被彻底放弃了。从昆阳溃逃的王莽败兵四散奔逃回故乡,他们起到了在全国宣传“王莽没戏了”的作用。更始帝刘玄设局杀了刘秀的哥哥刘绩。刘玄一直很担心最有人望的刘绩可能有一天取代自己的帝位。有个叫刘稷的男子主张即位尚早论,拒绝被任命为将军。更始帝以违抗天子命令为由,逮捕并处死了他。这次刘绩为他辩护,也被以同样的罪名即日处死。这是一场一网打尽的预谋,也是更始军分裂的危机。慎重的刘秀埋藏起杀兄之恨,对更始帝保持恭顺的态度。即便是更始帝,也不能清除在昆阳立下莫大功勋的人。攻陷洛阳的更始军主力自然把目标转向西方的长安。这一次,皇帝刘玄命令刘秀平定河北。虽然最大的对手刘绩已被打倒,但他的弟弟、昆阳英雄刘秀也必须远离。河北有个叫王郎的人,出身邯郸,自称是成帝的私生子,坐了天子之位,受到广阳王刘嘉(武帝的五代孙)和真定王刘杨(武帝末弟的六代孙)的拥立。各地汉朝皇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王郎究竟是否是私生子的问题上,而如今暂时被立为皇帝的却是刘玄,因此对究竟投向二者哪一方取舍不定。同样是汉代皇族,但有王位的才是正皇族,侯不过是个准皇族,况且刘玄还只是准皇族的第二代堂兄弟,所以各地皇族不承认更始帝的氛围很重。刘秀迎娶了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首先把真定王势力抢到自己一方,通过攻击周边先把邯郸孤立出来。更始二年( 24)四月,刘秀终于攻陷了邯郸城池,并斩了败逃的王郎,在昆阳大胜的次年又获得了一场辉煌的大胜。6另一方面,在更始帝派去的申屠建和李松等将军到达之前,长安就已经由本地的造反团捷足先登地接管了。王莽根本没有人望,没有人愿意为他死守长安。第一个接管长安的是王宪,他极尽掠夺之能事。王莽被一个叫杜吴的人所杀,一个叫公宾就的人割下了他的头。不久更始帝派去的将军进入长安,王宪就被杀了头。强抢宫女、车上立天子旗被认定是大罪。 而更始帝进入长安后,也不能说是展开了善政。从他被当作傀儡而扶植为皇帝可以看出,这是个愚昧的君主。他宠爱夫人也就是右大司马赵萌的女儿,把政事全部交给赵萌。这个赵萌是个肆意放纵的人,因此新政权很快就失去了人心。更始帝政权更关心的是每天召开的宴会,而不是让在战乱中疲惫不堪的人民休养生息。王莽的乱政即便伪善,但好歹目标是圣天子的政治,而更始帝却连这个理想的零头都没有。正因为期望很大而践约未能实现,所以人们的失望也很大。对更始帝政权绝望的声音立刻传遍四方。和更始军旗鼓相当的造反势力赤眉军怎么样了呢?这已经是数十万的大军了,将领们对统率这样的兵力有心无力。大部分人的故乡在东方,可以说是归心似箭。然而如果全部解散的话,赤眉军就会烟消云散。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打着如意算盘,想充分利用这好不容易才集中起来的兵力。正在此时,更始帝政权失去人心的消息传来。于是赤眉军将领们自然就产生了取代更始帝的野心。尽管如此,赤眉军还是缺乏核心。在王莽乱政中得到深刻教训的人们还是在期望着汉王朝的再现。提起赤眉军精神上的纽带,那就是对城阳景王的信仰。城阳景王是汉高祖的孙子刘章,他在诛杀吕氏时一马当先斩了吕产,因而在山东地方被当作战神祭祀,成了民间的信仰。赤眉军从城阳景王的后裔中挑了一名叫刘盆子的十五岁少年,扶植他登上了天子之位。刘盆子的父亲式侯刘萌在王莽时被废侯,因此在之后出生的盆子在动乱中未能受到教育,是个牧羊童,连读书写字都不会。据说他突然做了天子,在受到众人礼拜时完全被吓坏了,差点哭起来。赤眉军拥立刘盆子攻入长安,更始帝在逃亡后又故作沉着地回来,被封为长沙王,不久就被缢死。不过赤眉军政权比更始帝政权还要糟糕。他们为了把归心似箭的军众拉到长安,说那里有很多财宝,去了就能得到荣华富贵。而进入长安后赤眉军众却发现,财宝已经被更始军掠夺一空,连食物都没了。赤眉军在长安停留了三个月,粮食也吃光了,因此为了寻找粮食移师向西。打算利用军众力量的将领们知道,如果东行,军队就会自然解散,所以诱导他们一直向西。然而西边已经有了自立为王的隗嚣,他率军轻轻松松就击退了饥寒交迫、意气消沉的赤眉军。赤眉军回到长安,可还是没有粮食。事已至此,二十万赤眉军众只得东归。而在归途上等待他们的,是平定了河北的刘秀。赤眉军立少年天子的更始三年( 25)六月,刘秀也于同月登基,改元建武。东汉王朝宣告诞生,但天下还在动乱之中。刘秀在杀了自称天子的王郎之后,挨个降伏了河北的流匪团伙。其中最大的一个团伙叫做铜马军,因其首领被封为列侯,军众被合并,于是那个地方的人称呼刘秀为“铜马帝”。而那些铜马之下的造反团伙是因赤贫而起义的,所以刘秀赦免了他们。十余万赤眉军在宜阳被等候多时的刘秀降伏。刘盆子虽即了帝位,但是被强迫的,本人没有任何野心。刘秀赦免了他。赤眉军的将领们也被赦免了。刘秀——这个时候应该称他为东汉的光武帝了。他在打败王郎后,把邯郸堆积如山的文书付诸一炬,根本不阅一字。和王郎有书信往来的人们,本来一直在担心会被怀疑与其关系亲密,这下子就放心了。不得不说,刘秀收揽人心的手段非常高明。但是,只要被认定是有野心的危险人物,刘秀就绝不放过。战胜王郎的主因在于把真定王刘杨拉入自己一方。光武帝在即位第二年,就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此人。刘杨是光武帝之妻郭氏的舅舅。前面提到,刘杨比光武帝更接近汉代皇统,或许有人有拥立刘杨的动向。胜者留下的记录不能全盘都信,所以应该认为,他有可能是被光武帝暗算了。赤眉军的将领虽被赦免,但樊崇和逢安两人后来因谋反之罪而被处死。不过徐宣和杨音等其他赤眉军将领得以安度天年。光武帝是个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他在洛阳太学就学,想着自己最多做个执金吾(警察总监)就满足了。他还是个多情种子,娶了新野县出身的绝世美女阴丽华做妻子。政治策略上娶刘杨的外甥女为妻是在初婚的第二年,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重婚了。赤眉军以及源自绿林系造反团伙的更始军,可以说是因为欠缺知识分子而失败的。如果有通晓历史教训的知识分子的意见,两军进入长安时的暴行是可以避免的。据说赤眉军将领中识字的只有曾经做过狱吏的徐宣一人。 曾是太学儒生的光武帝在乱世中光芒四射。兄长刘绩被杀后他能隐忍不发,可能还是学问的力量在支撑着他。光武帝的军队纪律严明,是因为他深知人们在乱政、暴政和无法无天的军队的交相压榨之下,生活是多么的困苦,对能带来秩序的救世主是多么的渴望,而且他也能客观地审视自己。 更始、赤眉被消灭后,就只剩下陇(甘肃)的隗嚣和蜀的公孙述这两个地方军阀。建武九年(33),隗嚣病死,他的儿子隗纯接任。次年,隗纯投降。建武十二年( 36),公孙述战败而死,蜀并入东汉的版图。就这样,东汉巩固了王朝的基础。攻陇时,光武帝曾向前线的部将岑彭送去书信,说 ——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这就是成语“得陇望蜀”的出典。对欲望无止境作自我反省的说法,确实是光武帝式的章句。紧缩时代1日本江户时期,天明四年( 1784),九州的志贺岛出土了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这是个有名的故事。《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中说 ——中元二年(57)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光武帝之死是在次月。日本的使节到达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被郡里的官员带到了洛阳。金印和后来的卑弥呼、邪马台国问题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研究和议论的对象。不管怎样,一世纪初,日本逐渐开始受到大陆文化影响是无可辩驳的。光武帝作为东汉第一代皇帝,在位三十三年。在东汉约两百年间,始祖光武帝在位时间是最长的。光武帝享年六十三,在东汉所有皇帝中是最长寿的。二代明帝死于四十八岁,这是寿命第二长的皇帝。此后,东汉十一个皇帝中就没有超过四十岁的了。在即位的年龄上,第一代光武帝和二代明帝都是三十岁即位,三代章帝是十九岁。不过,章帝之后的十个皇帝中,十一代的桓帝十五岁即位,算是最年长的。东汉的情形是幼帝接连登基,而大部分又早死,比较让人憋气。被更始、赤眉蹂躏过的长安彻底荒废了。于是,东汉把洛阳定为国都。在选择长安还是洛阳作为国都的问题上,西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就曾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与周围开阔的长安相比,洛阳被围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因为这个理由,西汉最终确定长安为国都。应该说,长安适合扩张的时代,而洛阳则适合紧缩的时代。按现在的话来讲,光武帝选择了“小政府”。先不说王莽的周制如何,西汉晚期的官僚机构就已经极其复杂,因此皇帝的权限受到了制约。光武帝也是希望通过精简政府,从而扩大皇帝的权限。不管是哪朝哪代,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都是皇帝必须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皇帝固然能轻易地把小政府掌握在手中,但同时以皇帝权威为后台的势力也很容易插手小政府事务。这种势力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人助手——外戚和宦官。学过历史的儒生光武帝对西汉的灭亡大为不满。历经二百多年,汉对大臣们恩宠有加,但行将灭亡时,抵抗的人士——按光武帝的看法——少得可怜。王莽长期谋划伪造圣天子传说,分阶段拔除廷臣,非常狡猾。然而大臣们完全被这些伎俩耍得团团转,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士人缺乏骨气——这是光武帝分析出的西汉灭亡原因之一。从汉武帝时开始,儒家被国教化,但渗透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王莽巧妙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光武帝打算强调儒家思想中的“君臣之义”,培养骨气之士,使之成为东汉王朝的栋梁。硬派的儒学自然就受到鼓励。沿承西汉惯例,朝廷让高官和地方长官推荐孝廉、贤良、方正之士,对骨气的注重程度超过对他们的学问和才能的重视。比起西汉的华美,东汉是个朴素的时代,东汉人以此自豪。《汉书》的作者班固( 32-92)的《两都赋》和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展开了对长安和洛阳的比较。就像是注定了的,踏实风格的洛阳与虚浮的长安相比,总是处于胜者的位置。而对国都的比较,自然就是对时代的比较。紧接着东汉之后的是三国时代。而三国归晋后,有个叫左思的文人创作了比较三国国都的《三都赋》。于是有个典故说,因为这是了不得的名文,人们争先恐后地买纸抄写,为此洛阳的纸价飞涨。畅销书被形容为“洛阳纸贵”即由来于此。东汉的大发明以“纸”为最。此前普遍都是在木简和竹简上记录,只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才被写在高价的帛上。除了体积过大的缺点,竹子的处理也很费人力,保存还需要场所,查询、参考也非常不便。而因了纸的发明,学问的普及是不言而喻的。纸的发明者据说是蔡伦。蔡伦虽是宦官,却是个有才能的人物。也有说法认为在蔡伦以前就已经有类似于纸的东西,他只是对此进行了改良。蔡伦以旧渔网、树皮、麻为原料造纸,根据记载,他将此献给和帝是在元兴二年( 105)。不管此前究竟是否存在过不完整的纸,可以认为,为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纸是在大约二世纪初,在中国的东汉时代诞生的。光武帝对军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止了郡兵。这就正式废止了西汉的全民皆兵制,使中央军队直属于皇帝。这样一来,能够调动军队的就只有皇帝了。王莽晚期,赤眉绿林等动乱原因之一,就是各地都有在全民皆兵制下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兵。这是光武帝从自己生活的时代学到的教训。2光武帝因为故乡南阳和洛阳很近,所以时常回去。据说有一次,亲戚里的老太太们对他说——文叔(光武帝的小名)小时不但很谨慎,人品忠厚好说话,而且又老实又柔顺,谁能想到他竟然做了皇帝!光武帝没有故作豪放地去结交他人、增大自己实力,老太太们对此感到很惊奇。光武帝听到这番话后,笑道——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番话可在《后汉书》中看到。所谓柔道,通俗来讲就是不强求。不过既然做了皇帝,就必须施行政治。对军制的改革,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将军们不会抵制。可能是光武帝在付诸实施之前就做好了通气等准备工作。在内政的改革中,光武帝屡屡下发解放奴隶的诏书。他从赤眉、绿林的经验教训中感受到,跌到最底层的人们是因为绝望而叛乱,所以决定尽可能地减少最底层奴隶的数量。解放奴隶在光武帝的思想中也是有根据的。此前杀害奴婢无罪,被视为小事一桩,而在建武十二年( 35)的诏书中,他规定——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他多次下发解放奴隶的命令,不过也没有遇到什么抵制。大地主也是大奴隶主。只要上报自己已经把奴隶恢复成自由民,朝廷就不会追究此前一直强迫奴隶劳动的事情。解放了的奴隶很快恢复了自由身,但很难找到工作。与此相对,建武十五年( 39)的土地所有限制政策遭到了很大的抵制。因土地兼并日益加深,光武帝命令调查耕地和户籍。大地主因赋税重,基本上都只申报很少的数量。而绝大多数既非大地主亦非豪强的农民中,佃户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根本交不起税金,但调查开始后就不得不纳税。为此,各地造反又起。光武帝巧妙地平定了造反。五个造反者只要杀了一个造反者,就不再被问罪。以此来达到使造反团伙内部分裂的目的。另外,造反发生地的地方官吏不被追究责任。王莽晚期的造反浪潮中,地方官因被问责而走投无路,连他们都加入了造反一方,这种例子并不鲜见。被认定是勾结豪强、申报作假的十几个高官受到了处分,于是造反基本就结束了。此后光武帝再也没有进行土地强制调查。这是为了避免触发问题的诱因,是以所谓柔道施行政治的表现。东汉初期的三公是大司徒、大司空和大司马。光武帝似乎对这个“大”字很反感。他除去了“大”字,变成了司徒、司空,大司马的称谓恢复为西汉的太尉。光武帝的性格在这方面有所体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一向实行怀柔政策的光武帝出兵越南和朝鲜。不过,现在的越南北部在西汉的时候是直辖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朝鲜也同样有四郡。所以,光武帝出征两地绝不是外征。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人口和户数调查经常成为比较的标准。从《汉书地理志》中记录的数字来看,此时是西汉的最盛期——全国的户数是1223万,人口是5959万。东汉每逢皇帝之死,就会统计户数和人口。光武帝死去的建武中元二年(57),户数427万,人口2100万。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相比,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户数不过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可以想见,在赤眉、绿林、更始的大动乱中死了多少人。光武帝介意“大”字虽说是性格使然,现实中“大”也让人觉得很假。作为参照的平帝元始二年统计中,越南交趾有人口74万,比包括长安的京兆略多一点。九真郡16万,日南郡约7万,不成什么气候。从这一数据可见,交趾的反叛对东汉来说是个大问题。而且因为没有卷入王莽晚期之乱,交趾的户数人口可能都没减少。光武帝令马援为伏波将军,讨伐反叛的当地女首领徵侧、徵贰姐妹。建武十九年( 43),马援斩了姐妹俩,平定了这个地方,但徵氏姐妹在越南被奉为民族英雄,她们的故事至今仍在传承。在朝鲜的乐浪郡,有个叫王调的人自立为王,但在光武帝的讨伐军到来之前就被当地人杀掉了。与交趾非常激烈的抵抗相比,平定乐浪则相对简单许多。原因就在于乐浪的汉人移民很多,而王调也是汉族,所以就没有发展成民族抗争的形式。交趾徵氏姐妹的抵抗是民族运动,所以才会那般激烈。光武帝在同属朝鲜的岭东,也就是日本海一侧看到了民族纷争的势态,所以放弃了那里。远征交趾必然使东汉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因为是在建国初期,所以在经济上应该是承受不了远征军的庞大消耗的。此后对于远方的首领,一般认为东汉主要采用怀柔的方针政策。志贺岛出土的金印也是这样潮流中的一例吧。3鉴于西汉因外戚王莽而灭,光武帝决定抑制外戚的力量。他废了第一个皇后郭氏,立绝世美女阴氏为后。受光武帝的影响,郭氏和阴氏都很介意自己家族成员出任要职。二代皇帝明帝的皇后是在远征越南时立下伟大功勋的伏波将军马援的女儿,而这个马皇后也劝服自己娘家人要谨慎,当然也不打算让他们在政府就任要职。马皇后可称得上有名的皇后。东汉有个叫云台的宫殿里绘有建国功臣武将二十八人的画像,并被高高悬挂。人们称之为“云台二十八将”。这是为了时刻不忘他们的功绩而设立的纪念堂。然而其中却没有在越南立下大功的马援的画像,据说就是马皇后坚持不让把父亲的画像挂上去的。外戚被驱离权力宝座的时光只不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三十三岁的章帝死后,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章帝皇后窦氏成了皇太后,终于可以将权力收于掌中。和帝并非窦太后所生。她没有亲生儿子。窦太后的父亲窦勋,母亲是公主,自己又娶了东海王刘疆(光武帝的长子,郭皇后所生)的女儿为妻。家族和皇室有多重关系。不过明帝时代发生了一起疑案,窦太后的祖父窦穆和父亲窦勋被捕入狱,最终都死在狱中。窦太后知道权力的可怕。她对告发祖父和父亲的谒者韩纡恨之入骨。 因和帝只有十岁,窦太后摄政。接着她让自己的哥哥窦宪任侍中,弟弟窦笃为虎贲中郎将,窦景和窦环为中常侍。和帝的周围都是皇太后一族。 谒者韩纡已死,窦宪为给父亲和祖父报仇,斩了韩纡的儿子,把首级供在先人墓前。真是不讲情理。窦家内部也发生了相当大的纷争。章帝大丧的时候,都乡侯刘畅来到洛阳,窦太后对这个人非常中意。刘畅相当于是被更始帝刘玄所杀的刘绩的曾孙。如果刘绩当时没死,因为是光武帝刘秀的兄长,所以可能登基的就是他了,曾孙刘畅也会成为皇帝。他和和帝是同一代的远房堂兄弟。虽然有点不太正经,窦太后可能是动了女子情怀。因为这是个半路里杀出的竞争对手,窦宪就暗杀了刘畅。事情暴露,窦太后被激怒了,把哥哥窦宪关了起来。窦宪申请征伐匈奴以赎罪,获得准许。对这次远征,朝廷群臣都持反对意见。匈奴从未侵犯国界,相反一直受到鲜卑族的压迫,正陷于困境之中。儒教的反对意见认为,对弱者毫无理由的征伐违背道义。光武帝一心培养的骨气之士已经担任了朝廷的要职。但是窦太后不加理会,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并令他立即出发。此时,派往西域的班超正活跃在这些绿洲国家,而他的哥哥班固正从事《汉书》的写作,突然就随窦宪军远征。毕竟,史官的身份还是很低微的。班固因获军职,首次得到二千石中郎将的待遇。因为对手弱小,东汉军取得大胜是必然的。时间是因章帝谅暗(皇帝居丧)而还未改元的章和二年(88)。因外征之功,窦宪被授予三公之上的大将军之位。于是外戚窦氏就开始了专权。大将军自开幕府,撇开三公九卿的外朝,另立了政府。尝到甜头的窦宪又于永元三年( 91)率军讨伐匈奴,北单于被打得节节败退。有军功者很容易被提拔。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舞文弄墨的班固要弃笔换剑。这样一来,那些在政府出任要职的,都仰仗于窦氏的鼻息。像三公中的袁安和任隗这类骨气之士,只要窦氏一系的官僚有过错,就坚决毫不留情地予以撤职,据说被解职的高达四十多人。尚书仆射乐恢上书却不被关心,于是辞职回乡服毒自尽。尽管如此,骨气之士的抵抗还是触及不到外戚窦氏的内部核心。清理外戚窦氏的正是和帝。史书记载,在五年后窦太后死时,和帝才知自己的生母是梁氏。实际上应该并非如此。之前他就已知晓自己和窦氏一族没有血缘,所以才会采取严厉的肃清措施,这样的看法显得更自然。 西汉时代,大量外戚被诛灭。以吕氏为首的二十家外戚中,全身而退的只有四家。和帝想参考诛灭外戚的历史。时间是永元四年(92),纸张还远远没有普及。班固的《汉书外戚传》中叙说了其中经过,但因是记载在木简、竹简上,所以没有那么多副本。和帝在这件事上的顾问是个叫郑众的宦官。 ——谨敏有心机。《后汉书宦者列传》中对此人有记录,所以这个宦官已经是不小的人物了。郑众制定了诛灭窦氏的策略。《汉书外戚传》是和帝专门委托比他大一岁的清河王刘庆,这才拿到手的。刘庆曾经被立为皇太子,但生母宋贵人为窦太后所厌恶,被逼自杀,他也被废。刘庆从自己的哥哥刘伉那里拿到了《外戚传》。刘伉是章帝的长子,没有被立为皇太子大概是因为生母身份低微。就这样,以和帝为中心,他们开始了对《外戚传》中诛灭外戚部分的研究。和帝他们在等待外征中的窦宪返回洛阳。如果在他回到洛阳之前就起事,就可能会被掌控武力的窦宪所镇压。于是,当窦宪以凯旋将军的身份返回洛阳时,和帝把他和军队分开,发布戒严令封闭所有城门,悉数逮捕窦氏一党要人。这很可能是照着郑众的计划表来的。窦氏兄弟被命令返回封地,而一到封地就被逼自杀。因为是窦太后的兄弟,所以没有用诛杀的方式。窦氏兄弟中只有爱好学问的窦环因没有横暴的行为,和帝没有逼他自杀。《汉书》的作者班固很是可怜。因在窦宪的军队里任职,被视作窦氏一党,逮捕投狱,最终死在狱中。讽刺的是,他的代表作《汉书外戚传》成了和帝发动政变的参考资料。4光武帝格外担心的外戚之祸,过了三代之后重现东汉朝廷。为强化皇帝权力而设立的“小政府”在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的运作变得更依赖于人而非机构。皇帝的亲信是外戚和宦官,所以东汉晚期的宫廷政治,正是外戚和宦官之间的争斗。从双方实力来讲,一般认为宦官要强于外戚。皇帝因会死亡而更换,外戚也会随之变更,而宦官受皇帝更换的影响就没那么大了。肃清外戚窦氏一族的是宦官郑众,他是个机敏的参谋。在纸的发明者蔡伦所处的那个时代里,还是有像他一样优秀的宦官的。提起宦官,我们容易理解为受去势之刑的所谓“刑余之人”。当然有人是因为犯罪而被去势,但也有自愿去势的宦官。普通庶民不管有多大才能,要就职于宫廷、地方王侯或豪强家中都极为困难。一旦去势,就有相当大的需求,就职也变得容易。不少人并不是遭到刑罚,而是自愿(也有可能是根据父母之意)成为宦官的。日本有一段时期,非门阀的庶民要出人头地,只有加入佛教界一途。可见,有些无路投向仕途的俊才是以宦官的形式登上宫廷舞台的。在学问和才能方面,也许宦官比起官僚们要更胜一筹。西汉时代宦官很少为祸,所以光武帝没有预防到这一点。和帝的顾问郑众并非区区奴颜婢膝之辈。他所策划的政变干净利落地获得成功,所以可以认为他很优秀。对于宦官,士大夫史官们的评点非常刻薄,但如前所述,他们对郑众也送上了赞美之词。我还要谈一下佛教。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代传人中国,已是定论。汉武帝以后,来往西域的道路贯通了,所以不仅是贸易,思想和信仰的交流也自然通过这条道路进行。王莽时期,有一段时间里往来西域的道路曾经封闭,但东汉班超向西域各条道路进兵,为保障东西方贸易路线作出了贡献。班超派自己的部下甘英前往罗马,但甘英在途中听说前方路途艰难,于是折返。如果东汉到罗马的直接通道被打通,获益于中继贸易的沿路各城市就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所以他们起码要掌握住主动权。人群之间有了往来,自然就会有思想和信仰的传递。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佛教信徒(当然仅限于有记录可考的范围)是光武帝的儿子、二代明帝的异母弟楚王刘英。在楚王被加以谋反嫌疑的时候,明帝在诏书中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 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明帝反复说楚王没有谋反的嫌疑。据说明帝和楚王兄弟关系很好,上面的诏书还说,明帝梦见金人而知佛教。这也仅是个传说而已。中国最早的佛寺——洛阳白马寺,据说是在明帝时期稍晚些时候建造的。明帝在诏书中也提到,楚王把黄老思想和佛教信仰结合了起来。于是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很多时候是以老庄为媒介的。西域人的往来比起前代更为频繁,东汉的世界观也逐渐将佛教融合了进来,进而扩展。东汉的朝廷却与此相反,显示出逐渐收缩的趋势。尽管外戚窦氏被消灭了,却又出现了新的外戚邓氏。一开始和帝的皇后是阴氏,被废之后,邓氏被册立。接着,年纪轻轻的和帝在二十七岁时就死了。和帝生了十几个儿子,但可能是他有什么缺陷,孩子们都相继夭折。长子刘胜虽活着,却有“痼疾”,根本不能做皇帝。还有一个刚生下来百日大的小婴儿刘隆,被扶上位的第二年就死了,这就是殇帝。邓氏做了摄政的太后,她以和帝无子嗣为由,让清河王刘庆的十三岁儿子刘祜登基。清河王曾被立为皇太子,因生母自杀而被废,在前面已经提到。而他的儿子刘祜登基,也可以说是皇位恢复到本位了吧。安帝刘祜的父亲清河王三十岁时就死了,比他弟弟和帝多活了三年。东汉的皇帝真是可悲的短命。安帝即位的时候也出了问题。光武帝所期盼的骨气之士,主张“和帝已有长子刘胜,为何要立清河王的儿子?刘胜虽有疾却无痼,应该即帝位”。这是指责邓太后一族外戚为掌握权力而谋求让安帝登基。士大夫司空周章等人发动了政变,他们计划连宦官郑众、蔡伦等人一网打尽,所以局面就成了士大夫对外戚与宦官的斗争。政变以未遂告终,周章自杀,时间是安帝即位那年——永初元年( 107)。安帝在位十八年间,有十四年是由邓太后把持着实权。邓太后有学问,施行儒家政治。她以史为鉴,吸取了外戚窦氏灭亡是因为忽视宦官势力的教训,留心于和宦官保持良好的关系。邓太后于建光元年( 121)死去,此时的安帝已经二十八岁了。和帝十四岁时发动政变掌握了实权,与此相比,安帝直到邓太后死前一直束手无策。与其说是安帝愚昧,还不如说是邓太后高明。但是无论再怎么高明,死了也就没用了。安帝清除了邓氏一族,邓家许多人自杀。纸的发明者、文化的恩人蔡伦也在这个时候自杀,原因倒不在于他和邓氏有关系。安帝的父亲清河王被立为太子却未能即位,原因是他的母亲(安帝的祖母)因行厌胜(诅咒)也就是巫蛊被逼自杀。调查这件事情的是时任小黄门之职的蔡伦。因蔡伦报告说“事情属实”,安帝的祖母被逼自杀。安帝是在这件四十三年前的案子上为祖母寻仇。5安帝所处的时代里,君主不能只顾着私人的怨恨。旱魃、洪水、饥馑接连不断,连首都洛阳也陷入饥荒。可能是天灾,但更可能是人祸。匈奴分裂后,北匈奴就不具威胁性了,而跟汉有和亲关系的南匈奴开始屡屡侵犯国界。当时,高句丽在进攻东汉在朝鲜半岛上的领土。匈奴的强敌鲜卑在东北也有令人畏惧的态势。因马援的讨伐而被迫移居到西北的羌族,动向也不稳定。在远征西域的时候,他们马上被动员参加,心有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因班超的活跃,西域基本安定,七十一岁的他于和帝永元十四年( 102),在离别洛阳三十年后凯旋。但西域再次变得不太平,东汉于安帝永初元年( 107)撤销了西域都护。东汉再也不能发力于西域了。关于国家大事,在安帝周围跑前跑后的都是二流宦官和乳母的女儿一伙人。安帝亲政的质量要远远落后于邓太后摄政时。安帝的皇后是阎氏,她没有生下子嗣。安帝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李贵人所生的刘保。而李贵人被阎皇后所杀。阎皇后担心将来如果刘保登基,会向自己寻仇,因此设局废了皇太子。听从阎皇后所言、废了自己唯一儿子的安帝,与其说是愚昧,不如说是愚蠢吧。 .此时,担任太仆的一个叫来历的人,对废太子之事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说十岁的皇太子有什么罪,经书里不都说不满十五岁的人,过错不在其身么?骨气之士就这样时不时地出现,但很快他就被解职。刘保被废是在延光三年( 124)。第二年,三十二岁的安帝死在旅途中。阎皇后没有选安帝的亲儿子,而是把皇族中最年少的北乡侯刘懿立为皇太子。刘懿三月即位,十月就死了,所以《后汉书》没有给这位少帝立帝纪。刘懿死后,阎氏一族秘不发丧,开始研究后继者的人选。但无论怎么隐瞒丧事,在跟前服侍的宦官总是会知道的。孙程召集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十九个宦官,袭杀了阎氏一族的宦官,让已被废的皇太子刘保登基。阎太后被幽闭,阎氏兄弟全部被诛杀。因为即位的是安帝的独子,所以谁都没话说。刘保被称为顺帝,东汉的第八代皇帝。不过刘懿并不是以皇陵,而是以诸王之礼下葬的,所以也可以说顺帝是第七代皇帝。顺帝把立下大功的十九个宦官一并封为列侯,这让人们感到震惊。就算是在清除窦氏一族时立下大功的郑众,也是十年之后才成为列侯。已经去势的宦官自然无法生育子女,即使获得爵位也不过一代人而已。然而,顺帝阳嘉四年( 135),宦官也被允许通过养子继承爵位。另外,以前只有三公九卿和二千石的大官才有推荐官吏的资格,而宦官也被授予了推荐权。宦官中甚至有人把买来的奴隶都推荐成了地方长官。光武帝所期盼的骨气之士对这种风潮自然无比愤慨,他们士大夫要成为列侯,必须赌命来往于战场之上才行,然而这些男不男女不女的宦官,受益于宫廷里的皇位争斗,十九人全成了列侯。外戚虽然可憎,但从身份来讲,也是士大夫阶层出身。东汉从成立以来就是一种豪强联合政府,因此比起宦官掌握的朝廷,他们宁可希望由外戚来掌控朝廷。大将军梁商的女儿被册封为顺帝皇后,此时的士大夫们正在寻找能牵制宦官势力的强大外戚。梁氏比起阎氏,豪强层次要高不少。皇后的父亲梁商是个谦虚的人,他连儿子的封爵都拒绝了,被任命为大将军后他却称病躲在家里。与其说是谦虚,可能《后汉书》里说得更贴切——性慎弱,无威断。他被认为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物。然而,儿子梁翼正好与此相反。不怎么学习,嗜好闲游饮酒。《东汉书》里也说他——暴恣,多非法。永和六年( 141)梁商死后,这个问题儿子梁翼就任大将军。建康元年( 144),三十岁的顺帝死去,两岁的皇太子刘炳即位。这就是冲帝,生母叫虞贵人。东汉只有初代光武帝的皇后生了儿子,以后没有一个皇后生下儿子。不得不说这和皇帝寿命奇短一样,是个奇异的现象。好不容易才登基的冲帝,三岁时就死了。太尉李固此时主张应由年长的皇族即位,这是正论。因为皇帝年幼,外戚就会掌握权力,宦官的权力也不容易剥夺。李固的正论被已经成为皇太后的梁氏及其兄梁翼拒绝,年方八岁的刘缵被立为皇帝。这是渤海王刘鸿的儿子,其曾祖父刘伉正是为和帝取得《汉书外戚传》作参考的人物。新皇帝被称为质帝,却一反梁氏期盼地英明,在梁翼觐见的时候,大胆地说——这是个跋扈将军啊。这句话显露出如果我长大成人,就容不得你这样跋扈的气概。梁翼判断出这个少年是个危险人物,干脆就毒杀了他。后继者的候补人选有质帝的堂兄弟清河王刘蒜和蠡吾侯刘志。刘志十五岁,和质帝的父亲是同一代,继承就成逆向的了。刘蒜年龄不明,是质帝伯父的儿子,可能相当年长了。不管怎么说,刘志相对而言操纵起来更为容易。李固对此表示反对,于是梁太后撤了他的职。还有一说,刘蒜在去见中常侍(宦官)曹腾的时候很失礼。就算刘蒜不知道宦官有多希望皇族对他们毕恭毕敬,但他也应该知道曹腾是深得顺帝信任的宦官。曹腾做了大长秋(皇后侍从之首),是个列侯。他因是宦官,自然没有儿女,但在阳嘉四年的许可令后,收了个养子叫曹嵩。这个曹嵩的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慢慢地,《三国志》之风飘了过来。十五岁的刘志即位后,称为桓帝。如前所述,据说这位就是中国皇帝中最早的佛教信徒。桓帝立梁太后的妹妹为皇后,所以外戚梁氏就和皇室结下了两重关系。梁氏的权力持续了二十年。梁翼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妻子孙寿的专横也不亚于他。宫廷中外戚和宦官是对立的,但贤明的梁太后在宫中能够驯服宦官势力,所以梁氏的专横才不被追究。可能在官吏推荐权上,外戚推荐的是政府高官等名誉职位,而宦官推荐的是县一级的长官——地位虽低、收入却高的官员。像是一种职业分工,没发生什么冲突。然而,梁太后死后( 150),梁皇后也死了(159)。桓帝和梁皇后的关系很早就冷淡了,他爱的是一个叫猛女的美女。诛灭梁氏是梁皇后死后第二个月的事情。延熹二年( 159)八月,梁翼夫妇自杀,不仅梁氏一族,妻族孙氏也被牵连。大部分廷臣被肃清,重臣中仅残余三人。这是一场和政策、政见毫无关系的政变。破灭之路1梁氏一族被诛灭后,外戚在东汉就再难成气候。取而代之的自然是宦官势力。昏君桓帝在诛灭梁氏后,在位八年有余,于三十六岁时死去。据说洛阳的宫殿里有五六千宫女,所以不得不说这和东汉的国力不相称。桓帝之所以即位是因为质帝之死。如前所述,东汉在更换皇帝的时候会调查户口和人口。质帝死去的本初元年( 146),全国户数934万余,人口4756万余。自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已过120余年,但这甚至还未恢复到西汉末元始二年(2)的水平。户数少了390万,人口少了1200万。在人类劳动力数量决定生产力的年代里,东汉的生产水平可能仍不及西汉。所谓与国力不相称就是这个意思。即便是朝廷,也不得不俭约。然而,桓帝却热衷于增加宫女的数量。边境也变得不太平。根据《后汉书》对“羌族之乱”的记载,均为“已击破”, “已平定”, “全部投降并被解散”。然而,同一块地方上立刻又有羌族动乱发生。敌人不是被击破或者平定,而是在移动吧。刻薄地加以揣测,可能是地方政府在躲避敌人。辽东的鲜卑族屡屡侵犯,四川的夷人也起了叛乱。朝廷由宦官把持以后,不难想见地方上的“骨气之士”会进行抵抗。不仅是地方,自光武帝以来,硬派的儒学受到鼓励,三万书生在国都洛阳的太学中学习。书生是地方豪强的子弟,他们一开始就是中央政府的人才供给来源。尽管如此,东汉朝廷还是宦官的天下。人员任职由宦官推荐。起初任命的是县级官员,渐渐地,开始推荐高官。要受到宦官的推荐,就必须付出金钱。宦官不是士大夫阶层,虽然允许他们认养子,但如果没有钱,要做他们的养子连门都没有。拜金主义必然会在宦官社会中蔓延。宦官党占据了朝廷。所谓宦官党指的就是宦官以及他们推荐的官员们。骨气之士对这种花钱求宦官推荐的做法嗤之以鼻,他们谴责陷入拜金主义的宦官党。洛阳三万太学生成了反宦官的急先锋,揭发宦官的罪行。朝廷中当然也有非宦官党的清廉官员。他们以书生们的舆论为后台,在朝廷和宦官党作斗争。宦官党设计陷害,使他们失势。然而失势的清廉派官吏们却博得了以书生为首的天下人的同情,甚至被奉为英雄。宦官团体觉得事情不能放任不管,弹劾了清廉派的李膺。理由是——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 讪朝廷。点名批判并弹劾他们是党人,于是桓帝下令逮捕党人。其中包括陈塞,一个乡政府的小官。在被逮捕作调查的时候,由他所作供述,宦官们各种各样的罪行纷纷暴露。所谓“薮蛇”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宦官派进退两难。正好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在为党人进行斡旋,释放被逮捕的党人,并宣布将他们“终身禁锢”在出身地。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时间是延熹九年( 166)。士人中甚至有人以被捕者名单中没有自己为耻,因只要有被捕的资格就能扬名。虽然说是“终身禁锢”,但意思是政府不加录用,而行动是有自由的。释放党人之后,桓帝死去,十二岁的解渎侯刘宏即位。桓帝也没有亲生儿子。解渎侯被称为灵帝。桓帝的皇后窦氏成了皇太后,她的父亲窦武做了大将军。大将军窦武计划诛灭宦官。当然他也是士人,对没品的宦官垄断政界应该心怀愤恨,或许他也想再现当年梁翼全盛时代的情形。士人的自负使他自恃大将军的有利地位,心理上的优势终于驱使他动手。和他志同道合的是太傅陈蕃,《后汉书》倾向于认定首谋是陈蕃。只是这两人的计划不够严密。相应地,宦官们在舆论和学生高调的批判合唱中变得神经过敏,有很强的危机感。谍报专家们筹划情报网,在宫廷周围活动。宦官知晓了窦武和陈蕃的计划,于是先发制人,控制了军权,陈蕃被杀,窦武自杀。 党人和各地豪强同气连枝,而宦官的立足点只有宫廷。正因如此,后者才会有更强的危机感。宦官们分析得出结论,认定因为第一次党锢处理过轻,而且老百姓又大声叫好,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剿灭宦官计划。而这一次就要用毫不留情的镇压来解决。于是党人被杀的有李膺及其以下一百多人,被禁锢的达到六七百人,逮捕投狱的太学书生则超过了一千人。党人五等亲以内,因门第获官职者一律免职,并处以禁锢。此即第二次党锢之狱,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 169)。骨气之士遍布全国,因此那些壮烈的故事才能广泛流传。但我们更关心的是,骨气之士为何不能对东汉政治发挥较大影响呢?《后汉书》引用了《论语宪问》中的话来做解答——道将废也与,命也。 这正是命运论。党人的溃灭标志了宦官全盛时代的来临。从第二次党锢案到黄巾之乱的这十五年,我称之为铜臭时代。选拔官吏的标准应该是道德——孝廉,却变成了金钱。各官职都有各自相应的价格。灵帝任解渎侯的时候曾经非常穷困,所以在做了皇帝后净想着赚钱,但府库中却没多少,因此在宫中西园开了府院,把那里当作一个官职卖场。郡守等有实际利益的职位值两千万钱,而有名无实的中央官职就没那么贵了,据说太尉值一千万。不过,宦官曹腾为自己的养子曹嵩花了一亿钱买下了太尉之职,是定价的十倍。钱的气味无所不在,真的是铜臭时代,只能说走上了一条破灭之路。2灵帝中平元年( 184)爆发了黄巾之乱。朝廷充满了铜臭,没有丝毫理想和目标。此前皇后至少还出自豪门,而灵帝的皇后何氏却是个南阳(河南省)屠夫的女儿,并非士大夫出身。灵帝周围是张让、赵忠、夏恽等十个亲信宦官。世人称他们为“十常侍”。他们不像以前的郑众、蔡伦那么优秀,而是把和自己有关系的人派到地方上,专门压榨农民,中饱私囊。不堪忍受压榨而逃亡的农民接连不断。和王莽晚期一样,造反集团成了逃亡农民的收容所。这一次,河北钜鹿有个叫张角的人创建了叫做“太平道”的信仰团体。因是道教的一派,故以老庄思想为根底,不过,或许也受到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太平道号称可以通过让病人忏悔并饮用符水治病,召集信徒。教祖张角自号大贤良师,自称是“黄天”神的使者。他宣称肉体和精神上的病痛都是黄天降罚,所以病人必须认罪。就这样,痛苦的人们集结在张角脚下。“太平道”眼看着壮大起来。在所有的痛苦中,贫困无疑是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倒腐败的政权。当时宦官手下的压榨十分凶狠。当然士人一地方豪强也是压榨阶级。本是信仰团体的太平道,于是改组为造反集团。此时不知是从哪里传开的,到处都在讲咒语一样的句子——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如果苍天是指东汉王朝,那么这就是对它的死亡宣告。因张角是黄天的使者,这也是他将建立新政权的预言。而誓师就在甲子年,即中平元年( 184),意思是革命将会成功。张角把十余年间聚集起来的数十万信徒按三十六个“方”进行组织。方有大小之分,从一万多人到六七千人不等,指挥者被称为“渠帅”。方既是信仰单位,同时又是军队组织。被称为大贤良师的张角必定已经看透了东汉正加速走向灭亡的事实,所以他又冠名为“天公将军”,还分别授予两个弟弟张宝、张梁“地公将军”、 “人公将军”的称号,目标显然就是造反了。前面提到的咒语一样的句子,也是太平道因期望起义时能有广泛响应而宣传的意识形态口号。太平道的信徒中还有中常侍徐奉这样的高级宦官。因此,张角对宫廷内的状况也是非常了解。另一方面,大量信徒中也可能混进了政府的密探。在预定起义之前,因密告者走漏风声,太平道决定提前发动。太平道叛乱集团为了区分自己人和敌人,头上裹着黄巾,故被称为“黄巾军”。他们烧毁地方政府驻所,劫掠各地。地方官员早就逃走了。“党锢”以来,有骨气的士人就不做官了,所以担任官职的净是些胆小鬼,所以黄巾军很快从河北扩张到河南,甚至到了山东。朝廷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 朝廷中的宦官并非全都是奸恶之徒。因党锢受罚的许多人都对朝廷非常不满,如果不加以赦免,他们可能就会加入黄巾军。于是宦官吕强进言:“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左右贪浊者指的正是赵忠等十常侍。而吕强却因同为宦官的十常侍的进谗,被逼自杀。此外士人官僚中的郎中张钧毅然上书——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 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 姓。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他也被投狱而死。两个发表正论的人虽被逼死,但吕强进言中提到的党人禁锢还是被取消了。这是因为事实证明抵挡叛军的官员都是胆小鬼,东汉朝廷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黄巾军在存在密告且准备不足的条件下起兵,因此和各地的联系不是很顺畅,而且党人禁锢被取消,已经不能把地方豪强吸引到自己一方了。 朝廷派出的将军有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偏。朱倘在交趾(越南)发生叛乱时率兵平定,立有功劳。皇甫嵩在长社(河南省)被黄巾军包围的时候,率援军赶来的是都骑尉曹操。《三国志》。的英雄从这次黄巾之乱起开始登场。曹操这回是初次登台。负责征讨的将军是士人,而作为直属皇帝的监军,宦官也被配属军中。他们如果得不到贿赂,就不会为主帅作有利的报告。卢植因未向宦官左丰行贿,被报告“广宗城(河北省)的敌人明明很快就能击破,但他偃旗息鼓,坐等敌人被老天爷消灭”,震怒的皇帝命令将卢植用囚人的槛车押运送回。被派去广宗替代卢植的司令官是东中郎将董卓。他是曾以西域戊己校尉的身份出征西域的猛将。以董卓之力也未能攻破这座理应很快就能拿下的广宗城。中平元年( 184)三月,征讨军整编完毕,到了十月,终于攻破了张梁守卫的广宗。另外,天公将军张角此时已经病死。张角之死是黄巾军势力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十一月,皇甫嵩在下曲阳(河北省)进攻张宝,并斩了他。表面上黄巾之乱被平定。之所以称为表面上,是因为各地响应的叛乱纷起,连甘肃、山西、湖北都发生了叛乱,所以不一定就能说是平定。他们采用黑山、白波等各种各样的名字,广义上也可以称作黄巾系。可能是通过《三国志》,据守山西的造反军的大名“白波”甚至传到了日本,日本人称盗贼为“白波”便由来于此。说黄巾军已被平定不一定确切。比如,黑山贼的头目褚飞燕等人被朝廷任命为两千石的中郎将;白波军也在后来献帝从长安返回洛阳时负责圣驾的守卫;青州三十万精锐黄巾军和曹操军合并了。曹操能够把持朝政,是因为他有雄厚的势力,而曹操之所以一下子变得强大,是因为吸收了青州的黄巾军。这样看来,还是可以把东汉王朝的覆灭原因归结于黄巾军。3《三国演义》大体上从黄巾之乱开始,而其后的情节中有很多地方为读者所熟悉。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黄巾之乱后的论功行赏。包括中常侍张让在内的十二个宦官成了列侯。他们并未上战场,功劳全来自于在皇帝身边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党锢之禁虽然解除,但东汉朝廷依然是宦官的天下。说宦官坏话的人受到了处罚。皇甫嵩曾斩了黄巾军的地公将军张宝,立有这般功劳的他因拒绝了张让借钱五千万的要求,被以“过度使用军费”的理由撤了车骑将军的职,食邑被削去六千户。更有甚者,曾上言“天下大乱是宦官之罪”的谏议大夫刘陶死在狱中,这在人们意料之中。刘陶曾是洛阳太学的学生运动首领。中平五年( 188),朝廷设置西园八校尉。黄巾余党仍在各地活动,西北羌族的动向也不让人放心。地方官担心自己失职,于是瞒报造反,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在东北,乌桓族的首领联系了心怀不满的汉人,从辽西肆虐到北京一带。前往征伐的是骑都尉公孙瓒。不管怎样,东汉意识到增强军备的必要性,设置了相当于近卫军的西园八校尉。汉朝校尉是指挥军队的两千石武官。同时出现了八个军队司令官。其中有一个宦官蹇硕,除了担任上军校尉,指挥其中一个军团外,还监督着其他七个军团。在设立西园八校尉的第二年——中平六年( 189)四月,三十四岁的灵帝死去。不知是不是宿命,东汉皇帝即便生了儿子也很难养大。因此,何皇后所生的刘辩被寄养在民间一个姓史的道士那里。后来,后宫王氏生下一个叫刘协的儿子。嫉妒心很强的何皇后杀了王氏,但这个孩子被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收留,所以没事。灵帝死时刘辩十四岁,刘协九岁。实际上这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中,弟弟远比哥哥优秀。或者可以说是哥哥实在上不了台面。灵帝在死前没有立皇太子,生病后就把次子刘协托付给西园上军校尉,也就是掌握最大兵力的宦官蹇硕。为了让刘协即位,就必须诛杀刘辩的舅舅、大将军何进。于是宦官设局请何冲前来,但何冲在途中有所觉察,又逃回去了。灵帝死去两天后,刘辩登基,改元“光熹”,表面上看是何太后的哥哥何冲掌握了政权。只不过,只要宦官势力仍然强盛,就不能说他真正地掌握了政权。这个时候,八校尉之一的袁绍劝何冲“把宦官全杀了”。袁绍是豪强中的豪强,是每四代人就必出三公的名门之后。正因如此,他既对宦官有很强的敌忾之心,也有名门出身的死心眼。何进首先捕杀了蹇硕。蹇硕既是宦官又掌控军队,是被先帝托付次子刘协的人物,所以何进必然会先用他来祭旗。接下来何进包围了养育刘协的董太后的哥哥骠骑将军董承的府邸,并杀了董承,董太后因此暴卒。《三国演义》中说是被何进毒杀,《九州春秋》说是自杀。董承虽不是宦官,却站在何进外甥的对手一方,于是何进就早早消灭了他。因此,何进对诛灭宦官反倒不是意志很坚定。妹妹何太后说如果没了宦官,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可见何太后对政治也是有野心的。此外,何进的母亲舞阳君和弟弟何苗等人受了宦官的贿赂,也在游说他不要废止宦官。这一次,可以想见宦官也要拼命了。不管怎样,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于是,他们借何太后之名召何进进宫,在嘉德殿前斩了他并弃尸。这是陷入绝境的宦官豁出性命的反击。在斩了何进之后,他们紧闭宫门,拥戴皇帝刘辩,摆出固守的架势。袁绍和堂弟袁术为了诛灭宦官,不停地召集四方猛将豪杰。曹操也收到邀请,但他笑着说“宦官自古就有,不给他们权宠就行了。要诛灭元凶,派一狱吏就已足够,这样集结兵力过于小题大做”,不怎么热心。如果考虑到曹操的父亲是宦官的养子,就能理解他为何对诛灭宦官如此不积极。何进不择手段,甚至曾召唤以凶暴而著称的董卓前来。狡猾的董卓在河东按兵不动,隔岸观火。就这样,何进把事情闹得太大而成为宦官关注的对象,继而被诱杀。袁绍、袁术以及何进的部将们破宫门闯入,抓住了赵忠等十常侍,并斩了他们。去势了的宦官没有胡子,长着单调的脸,所以不少没胡子、发福的普通人也被误杀。这天袁绍等人在宫中杀了两千余人。十常侍中只有张让和段琏两人带着皇帝和皇弟,几十个人艰难逃出,却在一个叫小平津(河南省)的地方被卢植等人追上。卢植被监军宦官进谗,受过囚车送归的屈辱,因此对宦官之恨可谓深入骨髓。事已至此,两个宦官不得不投河了断。皇帝兄弟在由卢植等人护卫回宫的途中,总算遇到了刚动身的董卓军。在董卓询问事情经过时,皇帝刘辩简直就是答非所问,而皇弟刘协则是应答如流。可以说真的是选错了皇帝。董卓在前往洛阳的途中捡到了皇帝兄弟,所以就有了拥戴的有利地位。进入洛阳后,改元“昭宁”,接着废了皇帝刘辩,立其弟刘协,改元“永汉”。刘协正是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通过废立皇帝,董卓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他以何太后侍奉婆婆时无礼为由将之毒杀,还杀了她母亲舞阳君,甚至把自己废掉的刘辩也毒杀了。接着董卓获得相国之位。西汉的建国元勋萧何担任了这个职位之后,谁都有所顾忌,虽有吕后时代的吕产等例外,近四百年来这个职位一直空缺。毫无顾忌地登上相国位置的事实表明,接下来董卓有篡夺帝位的想法。年号被恢复成原先的中平六年( 189)。中平六年频改年号,中平、光熹、昭宁、永汉,既而又是中平,让人眼花缭乱。袁绍、袁术、曹操等人反对董卓的独断专行,尤其是废立皇帝,全部离开了洛阳。不言自明,他们试图在不久之后结成反董卓联合军,再次攻打洛阳。次年——初平元年( 190)正月,反董卓联合军起兵,袁绍自称车骑将军。因皇帝在董卓手里,官职是不得已自称的。针对于此,董卓强行迁都长安。出身陇西(甘肃省)的董卓认为,把皇帝移至自己的地盘是上策。他担心留在洛阳就会陷入孤立。为了断绝人们的恋乡情绪,别说是洛阳的宫殿,就连民宅也悉数焚毁,据说是一场二百里以内鸡犬不留的大破坏。居民也被强制移居到长安,途中死了很多人。反董卓联合军中第一个到达洛阳的是出身富春(浙江省)的孙坚。他自称是《孙子》作者孙武的子孙。不过孙坚只是个小县吏出身,不是所谓豪强家门。他在平定黄巾之乱中立了功,终于做了两千石的司令官,此时仍归袁术管辖。他进入洛阳已经是在董卓的大破坏之后了,不过传说他在一口井中发现了传国玉玺。三国时代和蜀、魏三分天下的吴,是由孙坚之子孙策、孙权构筑基础的。这样说来,就不能不提到蜀汉之主刘备了。他也参加了黄巾之乱的平定。然而,其余诸将,不用说曹操本来就是两千石的司令官,就连孙权都做了两千石的司令官,而刘备不过是个县尉,四百石到两百石的样子。与其说是论功行赏不公平,不如认为刘备在当时也就这点实力更为恰当。刘备自称和汉王室有关系,但当时这样的人数以万计。刘备善于结交豪侠,他的出生地盛产名马,商人张世平、苏双在此地贩马,给了刘备一大笔钱。一般认为关羽和张飞是从这个时代起就做了他的手下。至于关羽,《三国志》称他是解县(山西省)人,因故亡命,曾寄身于刘备门下。究竟是什么原委则没有注明。解县是产盐之地,可能是关羽走私了属于政府专卖的盐,因行动暴露,不得不出逃。刘备带着少数几个一手培养的武将,横行于乱世中,最终成为蜀汉之主。曹操在董卓入长安的次年——初平三年( 192),如前所述,收编了30万青州黄巾降卒,一跃成为强大势力。同年四月,长安的董卓死在被王允挑拨的部下吕布手中。董卓死后,长安陷入他的部将们——李催、郭汜、樊稠、张济的混战中。长安曾被更始、赤眉等军队变成废墟,在总算迎来重建的时候,又重新变回以前的荒野。董卓一死,在长安无法抑制对洛阳思乡之情的人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片持续荒废的土地上。献帝一行逃出了长安,时间是建安元年( 196)。长安的军阀们寻思不能放过这枚玉将,开始追踪,不过前面也提到过,在黄巾系白波军的帮助下,献帝他们终于回到了东都。然而,洛阳已经是一片废墟。曹操将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河南省许昌)。这段时期,洛阳也开展起重建工作。通过董卓的事例可以发现,拥戴皇帝的人占据着绝对有利的位置。鼎立与统一1这次,刘备因同乡公孙瓒的缘故,被提拔为平原国的相,勉强算是加入了两千石的序列里。东汉仍然实行郡国制。郡的官员由中央派遣,国是皇族的封地,郡和国是平级关系。郡的长官称为太守,国的长官(皇族的王仅是名义上的)则是相。东汉时代的郡国数量据说过百。此外,郡国之上有州,共有十三个。州的长官是刺史,不过刺史原本只负责巡查州属下的郡国,并不直接统治,因此没多大权力,俸禄不过六百石。后来,刺史的权力逐渐变大,俸禄也达到了两千石,到东汉晚期甚至掌握了军权,官名改称为“牧”。 可能是人才不足的原因吧,马商保镖刘备也因缘际会做了平原相。然而在不久之后,占据冀州的袁绍攻打公孙瓒,这位刘备好不容易才倚靠上的公孙瓒在被包围后自杀身亡。公孙瓒的失败之处在于把东方的乌桓族也圈入了敌人行列,而袁绍和乌桓族结盟,消灭了公孙瓒。刘备因此失业,去徐州做了徐州牧陶谦的食客。陶谦死后,刘备继任徐州牧。个中的内情如何不得而知,研究者中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侵占。因公孙瓒的没落,中国北方形成了袁绍和曹操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一山不容二虎,建安五年( 200),双方比预想要早地在黄河岸边的官渡(河南省)交战。这场最关键的大决战以曹操的胜利告终。两年后,战败的袁绍在失意中死去,他的儿子们虽继续抵抗了一阵子,但因内部纠纷不断而不能再对曹操构成威胁。袁绍的堂弟袁术在南方,据点是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淮河近边的寿春(安徽省)。人们都认为袁术不会做人。虽然是堂兄弟,但他和袁绍是天生的对头,还骂对方是小妾养的,炫耀自己才是名门袁家的嫡系。在袁绍和公孙瓒斗争的时候,袁术站在后者一方。总有一些人实力全无,架子却很大,但是一旦遇到事情就束手无策。后来三国中吴的孙家,原本也归属袁术,但很快就断绝了关系。曹操迎献帝到许(河南省)的第二年( 197),发生了件怪事,袁术竞在寿春称帝,国号“仲家”,设公卿百官,还进行了所谓的祭天。此时孙坚已死,长子孙策的实力已经强于这个曾经的主君,如今正好是个完全撇清关系的机会。但孙策二十六岁时被暗杀,他弟弟孙权在张昭、周瑜、鲁肃、吕蒙等人才的辅佐下,将势力范围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下游,还发展到了浙江。袁术做了皇帝,但谁也不把他当作对手。他想依靠曾被他那般辱骂过的堂兄袁绍,于是北上,不想在半路上被曹操所派兵马击溃。袁术败退,在江亭(湖北省)吐血身亡,落得个悲惨的下场。为阻拦袁术北上,曹操派去的将军不是别人,正是刘备。刘备虽做了徐州牧,但在长安杀了主子董卓的吕布不请自来,霸占了徐州。刘备被吕布赶了出来,投靠了曹操。刘备以曹操客将的身份阻止了袁术北上,时间是建安四年( 199)。献帝和他的左右对力量过于强大的曹操深感不安,他们期待刘备把曹操赶下台,于是发出了密诏。但是计谋泄露,曹操攻打刘备,刘备被迫逃往袁绍那里,而关羽则成了曹操的俘虏。第二年就是官渡决战了,刘备放弃战败的袁绍,投靠了荆州(湖北)的刘表。刘表是西汉景帝之子鲁王刘余的后裔。他保护儒者,令人撰写五经章句,因对文化的贡献而知名。跟同样出身名门的袁术不同,他心胸要开阔得多。收留刘备虽然恶化了刘表和曹操的关系,但对刘表来讲,他是不会赶走这只投来的穷鸟的,尽管他明知这只穷鸟干过侵占(陶谦的例子)和背叛(曹操和袁绍的例子)的事情。在逗留荆州的这段日子里,刘备有了极大的收获。他以“三顾茅庐”迎来了二十七岁的青年军师诸葛孔明(本名亮)。关羽已经从曹操阵营逃回,结义兄弟之一的张飞,还有赵云等人才都聚集到刘备身边。不过他们全是野战的司令官,刘备阵营中缺乏参谋。因诸葛孔明的加入,在用兵谋略方面的实力就有了关键性的增强。如果没有孔明的加入,刘备还会像此前一样,漂泊在乱世诸将之间,以过客的身份了此残生。诸葛孔明提出的天下三分之策非常有名。当时,一下子就统一天下是不可能的。曹操如果实力渐长,就有可能实现统一。刘备阵营要参与争夺天下,至少要领有荆州和益州(四川)两州,而且只有联合东吴的孙权,才能抵挡曹操。为此就需要仔细谋划。在加入刘备阵营的第二年( 208),诸葛孔明亲自拜访孙权阵营,缔结了同盟条约。同年刘表死去,其子刘琮投降曹操。消灭袁绍后的曹操握有北方霸权,目标就是统一天下,于是开始南下。不过,因孙权和刘备结盟,曹操在赤壁(湖北省)大败,雄图落空,只得返回。要列举曹操在赤壁的败因,主要有不惯水战,没有防备火攻之计,补给线过长因此兵战非常吃力,并且军中疫病流行等。刘备得到了刘表的遗产荆州,接着进入益州(四川省),此后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天下三分的局面。2魏蜀吴三国时代可以从刘备被四川之主刘璋迎人蜀之时算起。时间是建安十六年( 211)。因还未完全掌握荆州,孔明和关羽没有入蜀。孔明入蜀是在建安十九年( 214),关羽留在荆州继续打拼。孙权于建安十七年( 212)定建业(现在的江苏省南京)为国都。以孙权的吴为首,共有六个王朝在江南交替。吴、东晋、宋、齐、梁、陈,国都都是南京。这里地形虎踞龙盘,真的是咽喉要地。据说以此为据点是听取了访吴的刘备使节诸葛孔明的意见。虽说是三国鼎立,魏的实力要大幅领先于其他二国,所以实际上这只三足鼎就有些瘸。曹操于建安十八年( 213)做了魏公。公在侯之上。在汉代,刘氏以外不能为王。而提到公的称号,会让人联想到以前篡夺了西汉的王莽,他曾经做过安汉公,所以人们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在建安二十一年( 216),非刘氏的曹操做了魏王。这时,谁都会认为曹操此举距离篡夺只有一步之遥了。曹操因是宦官的孙子,即使是在上流社会也肯定会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本人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心理也有些扭曲吧。 与刘备、孙权不同,曹操既是优秀的学者,还是个诗人。他为兵法书《孙子》作注解,还创作了优秀的诗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也继承了他的文才。尤其是曹植,可以说是2世纪到3世纪间中国最优秀的诗人。以曹家为中心,建安文学一派繁荣。这个时代的七个优秀文人被叫做“建安七子”。其中的陈琳原来是袁绍阵营的秘书官,创作了大量批判曹操的檄文。然而曹操爱其才,将他录用在自己的阵营中。不过,陈琳的檄文中写曹操的祖父是个贪婪的宦官,父亲像个要饭的,曹操仅是说了句——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而且这句话引用自《春秋公羊传》,可见曹操的学问有多深厚。小说《三国演义》以蜀为正统,把刘备作为主人公,因此曹操被当成坏人来描述,但必须承认这跟实际情况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正史《三国志》赞扬他能很好地起用人才, “不念旧恶”。曹操是个合理主义者,平定黄巾之乱做了地方官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邪教淫祠。一占领荆州,他就杀了以前刘表引以为豪、重达千斤的牛,煮了牛肉让士兵们吃。这头巨牛食量是一般牛的十倍,但让它搬运东西甚至不如母牛。他认为这样的牛除了用来吃,没什么其他作用。三国鼎立时代,蜀的刘备阵营一致反曹操,而吴则有亲蜀派的鲁肃和反蜀派的周瑜,舆论并不统一。鲁肃认为,要抵抗曹操,就得和拥有共同敌人的刘备结盟。周瑜认为,为了拥有打击曹操的力量,就必须打倒刘备,和曹操二分天下。此外也有团体认为,此时投降曹操,保全江南一部就可以了。据说有一段时间,孙权自己就在考虑投降。建安二十二年( 217),在亲蜀派的鲁肃死后,吴和魏讲和。接下来当然是要共同对抗蜀的刘备,但他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在荆州对东北方虎视眈眈的关羽。虽说是魏吴讲和,从力量对比上来说,意味着吴对魏的服从。此刻,魏的曹仁坚守樊城,关羽久攻不下。因魏吴结盟,吴将吕蒙攻陷了蜀控制的江陵(湖北省)后,挥师攻向关羽。关羽军只得撤退,进入当阳(湖北省)的麦城,但吴军攻势不减。关羽虽从麦城逃脱,但退路已断,在漳乡(湖北省)被俘,和儿子关平一起被斩,时间是建安二十四年( 219)十二月。次年正月,曹操亲眼确认了关羽的首级,但在那之后马上就死了。大破关羽的吕蒙身患宿疴,随后病死。这也倒罢了,可就连年轻的副将孙皎也死了。人们担心关羽显灵,为了平息怨灵,在各地建起了关帝庙。建安二十五年( 220)十月,曹操的长子曹丕受汉献帝禅让登基,东汉灭亡。魏王朝建立了,但天下仍未统一。刘备于次年登基,称为蜀昭烈帝,年号定为章武。魏把受禅让之年定为黄初元年。吴国孙权称王比刘备称帝晚一年,年号为黄武。黄巾张角提出“黄天当立”,大概一般人都相信后来王朝的颜色应是黄色。因有顾虑而选择称王的孙权,也在七年后( 229)称帝,改元黄龙。3关羽和刘备自然是君臣关系,但据说也“恩如兄弟”。小说《三国演义》还把包括张飞在内的桃园三结义置于篇首。刘备因关羽被杀,大动肝火,决定亲自出马发动复仇战争。虽然诸葛孔明一再苦谏,但素来基本听孔明话的刘备这次怎么也听不进去。对刘备来说,为死去的关羽报仇是不需要理由的。这是为了私情而出兵。可是因落入吴名将陆逊精心设置的圈套,蜀军大败。若换作是曹操,他是绝不会因为私情出兵的。过于重视结义兄弟的情谊,是刘备大败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也是刘备的魅力所在。诸葛孔明也许是被刘备这样的人情味所吸引吧。然而刘备发动的对吴报复战争,大大搅乱了孔明的天下之计。 ,不管怎么说,魏是个超级大国,蜀和吴都不能单独抗衡。不过,魏因篡夺了东汉(献帝被杀的消息在当时广为流传),对魏发动讨伐战争是大义所在。显而易见,孔明准备和吴结盟打击魏的计划,因刘备对吴报复出兵而无法推进。大败而归的刘备没能回到国都成都(四川省),而是停驻在三峡险要附近的白帝城(四川省),并在次年也就是章武三年( 223)四月死在那里。临终之际,昭烈帝刘备向赶来的孔明留下遗言,如果你辅佐我儿子而且他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继续辅佐;但如果他实在不才,你也可以取而代之。孔明对此答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实际上刘备的儿子刘禅并不怎么样。孔明开始竭力辅佐这个昏君。当务之急是修复因报复出兵而恶化的对吴关系。吴因拒绝了魏强硬提出的人质要求,对魏关系陷入僵局。在这样的背景下,蜀吴同盟得以顺利推进。孔明的想法是和吴保持友好关系,出汉中进攻魏。刘备死后过了四年,他才向汉中出兵。此前孔明除了修复对吴关系,还致力于在蜀领内南方平定西南夷。他定下的大方针是使其心服,而非武力压迫。如果用武力镇压,他们在蜀军出汉中后可能还会造反。西南夷的首领是个叫孟获的优秀人物,孔明和他交战七次,据说七擒七纵,实施了彻底的攻心战。同时孔明努力发展西南各民族落后的产业和文化,意欲在这方面上获得他们的信任。这其中也有领土开发的意思。吴国孙权也被《三国志》赞颂为人杰。他最头疼的是统治下的领土虽广,人口却不足。开发领土还必须借助军队的力量。所谓的屯田制对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魏国吸取了赤壁战败的教训,但凡南征,必定将耕地南扩,尽可能缩短补给线。就这样,三国鼎立时期的中国,三股势力展开各种竞争,致力于开发自己的势力范围。时隔两百年后,东汉晚期的户数人口仍略微不及西汉末全盛期的水平。而在黄巾之乱后的三国时期,户数、人口大幅减少。甚至有学者推定当时的人口已经跌落到以百万为单位。尽管如此,这已经是各国在付出了上述努力之后的结果了。各国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尽量把国土的荒废控制在最小限度上。蜀建兴五年( 227),诸葛孔明由蜀进兵汉中。受献帝禅让的曹丕(魏文帝)在此前一年死去。曹操之孙曹睿即位,这就是明帝。诸葛孔明率蜀军出兵汉中,负责迎击的魏军司令正是当时魏的实力派人物司马仲达(本名懿)。建兴五年出兵的时候,诸葛孔明向后主刘禅献上名文《出师表》,据说只要是人,读了以后就会流泪。翌年出兵,他又写了《后出师表》,期望必胜,但因部将马谡违犯军令,在街亭(甘肃省)战败。马谡是孔明尤其钟爱的弟子,但其因是兵败的责任人,孔明挥泪斩了他。但他给了马谡家人丰厚的待遇。建兴十二年( 234)出兵成了诸葛孔明最后的北伐。他在军中病倒,殁于五丈原(陕西省),享年五十四。虽然丧事极为隐秘,但派出间谍的司马仲达不可能没有察觉。蜀军依孔明遗言撤退,魏如果追击就必定大胜。然而司马仲达认为这可能是孔明的奇计,他也退兵了。老百姓形容为——死孔明走生仲达。真的是这样吗?司马仲达不想在此立大功的推理也是成立的。魏明帝没有儿子,而司马仲达的实力过于显眼。如果使蜀军溃灭,魏王朝就可能很快会肃清司马仲达这股强大势力。如果蜀军完好回国,就仍然是魏的强敌,集军中威望于一身的司马仲达就是魏不可或缺的人物,自身会很安全。四年后,司马仲达在襄平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公孙渊。和蜀、吴不同,公孙家只不过是个地方政权。通过击破公孙氏,魏将势力范围从中国东北扩大到了朝鲜半岛。景初二年( 238),魏在朝鲜半岛的带方郡任命官员。随之,东海对岸的邪马台国使者来到带方郡,被那里的官员带到洛阳。一般认为这和司马仲达的凯旋基本上是同时的。魏明帝于景初三年( 239)正月死去,时年三十五岁。司马仲达总算赶上了明帝的临终托孤。明帝拉着司马仲达的手托付后事,让他和曹爽一起辅佐少子,遗言的结尾是——吾得见君,无所恨。没有亲生儿子的明帝暗中收皇族的曹芳为养子,病情一加重就宣布了立太子。他拉着司马仲达的手说的“我能遇到你,已经没有遗憾了”,但略微尖刻点看,也可以这么解释:明帝曾经担心,司马仲达从辽东回来的时候,可能会率大军以武力篡夺皇位,但他没有这样做,于是安心了。另外遗嘱中尽管托付了后事,却没有像刘备对孔明那样表示出百分百的信任,而是让他和皇族的实力派曹爽共同辅政。司马仲达慎之又慎,远离权力中心,不理政务,但这是为了麻痹曹爽。既然司马仲达变得老老实实,曹爽就几乎掌握了全权。可是,司马仲达的秘密威令却渗透了整个军队。嘉平元年( 249),也就是明帝死后十年,司马仲达突然发动政变,肃清了曹爽一派。4嘉平元年政变之后,名义上的曹魏王朝实际上已全盘成了司马氏的天下。三年后司马仲达死去,他的儿子司马师继承了父亲的权杖。不过,他做了他父亲不能做的事情。司马师杀了发动反司马运动的国丈张缉,废了皇帝曹芳,立了文帝之孙曹髦。在皇帝的废立上,以前就有暴虐的董卓展示自己实力的先例。司马师在这次废立的次年死去,其弟司马昭继承了实权。司马昭杀了准备反抗的皇帝曹髦,让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曹奂即位。不用说也知道曹奂是司马氏的傀儡。司马昭做了相国,又做了晋公,又被立为晋王。这和东汉末期曹操先做魏公又做魏王的情形简直如出一辙。这就是向人们发出信号,魏灭亡后的王朝名为晋。曹氏对刘氏(东汉)所做的,被司马氏原封不动地奉还。 咸熙二年( 265)八月,司马昭死。同年十二月,其子司马炎受曹奂禅让登基,建立新王朝晋。这就是晋武帝。退位后的曹奂被封为陈留王,三十八年后死去。他比夺去自己帝位的司马炎多活了十几年。被曹丕篡位的献帝被封为山阳公,也比曹丕多活了八年左右。二者有相似之处。263年,也正是司马昭掌握实权的时候,魏派军远征蜀,刘备之子刘禅投降。诸葛孔明死后,蜀没有出过类似的人才,仅有个姜维在勉勉强强地维持着国政运行。投降后的刘禅被带到洛阳,授予食邑一万户,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有一天司马昭问他: “想念蜀国吗?”刘禅回答说很喜欢国都洛阳的生活,没有想过蜀国。司马昭心里会觉得此人“不可救药”,但是,展现愚昧是刘禅唯一的保命方法。刘禅在洛阳打发了九年的废帝生活,亲眼目睹了魏被晋完全取代的过程。蜀被灭国后,南方的吴仍在挣扎。孙权活了七十一岁,这在当时是高寿。可以说长寿过头了,至少吴因为孙权的长寿而在各方面深受“老害”之苦。太子孙登因比父亲死得还早,于是孙权立王夫人所生孙和为太子。本来也不会有问题,但孙权更喜爱孙和的胞弟孙霸,这其中也有上了年纪的原因。他的态度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立孙和为太子的同时也立孙霸为鲁王,这对兄弟的待遇完全一样。大臣们谁也不知道太子会在什么时候因触怒老人而被废,于是分成了太子派和鲁王派,陷入了长久的派阀争斗。鲁王派展开了废太子的秘密工作,而太子派则拼命防守。派阀抗争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阶段,内讧长达九年,因此吴再也不能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地对抗北方的巨人魏——实际上是司马氏。孙权对国家已经分裂成两派是心知肚明,但最后还是醒悟过来,要是任其发展下去国家就完了。他各打五十大板,废了太子孙和,赐死鲁王孙霸,诛杀了积极参与派阀抗争的大臣。作为收场,又将潘氏所生的孙亮立为新太子。但九年内讧造成的创伤实在太深,他在创伤还没愈合前就死了。时间是魏嘉平四年( 252),也就是司马师做了魏国大将军那年。国家活力衰退的吴希望用一场夺目的胜仗起死回生。在胜利万岁的风潮中,诸葛孔明兄长的儿子,大将军诸葛恪被期待能使吴再度雄起。他不停地发兵攻击魏的边境。和他相对的是反战派,以武卫将军孙峻(孙权叔父的曾孙)为首。吴国居民已疲惫不堪。孙权家族大概有暴虐的倾向,据说这个国家的刑罚之严酷,都能让人想起战国的秦。有说法认为,和魏、蜀相比,吴匮乏人才也是因为严罚主义。诸葛恪一直寻找重振国家雄风的机会,但军队的士气低下,此外再加上疫病,兵力损失过半,只得沮丧地撤退。就像是已等候多时,反战派的孙峻在宫殿设下伏兵,杀了返回的诸葛恪。诸葛恪是原先的太子派,孙峻则是鲁王派。虽然已经被各打了五十大板,但后遗症还在继续。孙峻死后,他的儿子孙琳继承了权力。魏被司马氏所取代,同样的现象也经常在吴发生。不过吴国的情形发生在远亲即孙氏族内。十六岁的皇帝孙亮对孙琳的专横感到不满,但孙琳已经具备了废立皇帝的实力。孙亮会同手下试图诛杀孙琳,兵变未果反被废了皇帝之位,降格为会稽王。孙琳迎立孙权的六子孙休登基,并且近卫军和皇帝手下全部都由自己的门下把持。不过,孙休已经二十四岁,他和心腹张布制定了严密的计划,在朝贺的时候逮捕了孙琳,即日将其诛杀。倘若孙休在位时间长一些,吴的情况可能会好转,但他在位七年即死去。在他死前一年,蜀向魏投降。另外,吴领内的交趾(越南)发生了叛乱。孙休有个年幼的儿子,但幼帝显然无法应付处于多事之秋的国家,因此孙皓被迎为皇帝。孙皓二十三岁,是被孙权各打五十大板而被废的太子孙和的儿子。虽然已非年幼,但不得不说吴挑了一个最差人选。大概是隔代遗传,孙权所表现出的暴虐性被孙皓放大了好几倍。这位可怕的虐待狂做了吴国皇帝后,据说臣下战战兢兢,一日也不得安稳。刑罚之残忍,大概人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他把不中意的宫女淹到水里。所有人胆战心惊,紧张到一点错都不敢犯,于是孙皓就欣赏不到有趣的刑罚,因而不高兴。有个走狗宦官岑昏,替他寻找各种各样的刑罚借口,比如说谁眼神不好,等等。孙皓还很奢侈,营造了叫“昭明官”(后来为了避司马昭的讳改称显明官)的大宫殿,方圆五百丈。为了伐木,不仅动员了普通人,连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被用作监督或其他工作。晋朝益州刺史王溶向武帝进言,当今正应伐吴。他认为,如果荒淫残虐的孙皓死了,吴立了贤主,就可能变强。所以要讨伐的话就得趁现在。必须得承认,事实确实如此。晋终于对吴发起南征。进言的王溶为将军,负责指挥军队。和他一起攻打武昌的同僚将军中有个叫王戎的人。四十七岁的王戎因是“竹林七贤”之一而闻名于世。面对来犯的晋军,吴军兵将都不想拿起武器。又有谁肯为这个让人遭殃的皇帝卖命呢?吴国兵将最恨的就是宦官岑昏。吴杀了此人,好不容易平抚了兵士,但为时已晚,最终向晋投降。晋咸宁六年( 280),三国鼎立时代终结,中国再度统一。后面将要讲到,这次统一也是昙花一现。正史《三国志》的皇帝中,孙皓是被批判得最严厉的人物。《三国志吴志》关于他的描述如下——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 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说应该把他被碎尸,以向百姓谢罪。《三国志》对他的祖父孙权也没给多高的评价——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 评价最高的是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 登高必赋。……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可以说,魏晋从鼎立的三国中脱颖而出,构筑了天下统一的基础,靠的仍然是曹操的才能。再度分裂1天下虽然再度统一,然而经过长期动乱,如前所述,人口锐减。不仅是战争,饥荒也导致大量死亡。还有更多人死于疫病流行。东汉末,因是骨气之士而扬名的陈定之孙陈群仕奉魏明帝,此时已有宫殿营造计划,但他还是上书反对,其中有一段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说到汉文帝、景帝时代,是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这段时间,比魏明帝时代约早四百年。秦始皇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汉继承了秦朝制度。陈群是在说现在的人口只相当于那时的一郡。虽然一郡指的是大一点的郡,但也可以概算出人口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十分之一。吴降晋时,有文献认为全国人口为八百万。再度统一后中国的实际状况是地广人稀。一般认为,之前鼎立时代因是竞争期,所以数量本来就少的人民被当权者任意驱使。不管是吴的屯田制,还是魏南下之际的开垦,或者是蜀的西南夷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在尽可能地激发人民之力。民众疲惫不堪,想借助叫做太平道或五斗米道的道教系信仰来逃脱苦海。道教过于现世性,于是不难想象,旨在拯救人类灵魂的佛教传人后马上就扩散开来。关于佛教的传人有各种说法,不过在东汉明帝时,也就是一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到中国,在洛阳建起了白马寺。尽管如此,这不过是源于楚王刘英等皇族和贵族赶时髦的东西,只是贸易往来的西域人的信仰。在动乱时代,很多人失去了家庭,亲眼目睹了亲人的不幸,开始有了拯救灵魂的念头。可以说,佛教在这个时期俘获中国人的心是必然的。史书记载,晋吞并吴并统一天下的时候,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几个人醉心于清谈。所谓清谈是一种哲学性质的讨论,老庄思想极为浓厚。不过,一般也认为这种虚无思想中多多少少呈现出了佛教的影子。清谈远离现世。从魏到晋,政治局势很复杂,倘若政治上一着不慎,就关乎性命不保。为了保身,不少人转而逃避政治,转向清谈。我们觉得如果他们入了竹林,完全不谈政治相关的事情,起码性命无忧。然而竹林七贤中因政治被处死的就有好几个人。晋朝的统一是建立在精神和政治的不安定之上的。紧接在统一之后就发生了所谓八王之乱,这是皇族内的权力斗争。八王之乱开始于301年,也是分裂的开端。吴国投降、天下统一是在280年,所以实际上三国统一充其量不过二十年。短暂的统一过后,转眼之间就开始了分裂。这个时代里,北方发生了民族大移动这一很大的外部要因,再加上像八王之乱的内部问题,可以说内忧外患招致了分裂。与西汉相比,东汉属于弱势政权。即便是后来鼎立时代的东汉政权,也是无能。不过,东汉却没有受到西汉所苦恼的匈奴威胁。原因是匈奴分裂了。匈奴的日遂王向东汉投降,被允许居住在长城以南,因而这一人群被称为南匈奴。献帝由长安东归时,担任护卫任务的就是白波军和这支南匈奴军。正史中有所记载,但小说《三国演义》将此排除,实属不公。可能是因为对一般人来说,汉帝受到匈奴援助并不光彩,于是小说作家就将此事删除了吧。东汉打算利用臣服的南匈奴压制北匈奴。北匈奴除了受到来自南方同族的压迫外,再加上鲜卑族所施加的强大压力,逐渐西移,至少在中国史上销声匿迹了。欧洲史上的“民族大移动”,指的是375年日耳曼系的哥特人袭击罗马帝国的事件。然而哥特族并非自愿,而是被来自东方的强大力量推过来的。这就是所谓连环撞击现象。哥特人之所以迁移,是因为受到来自东方的匈人驱赶。许多人都认为,此匈人正是从中国史上消失的北匈奴人。匈奴( Hsiung.Nu)和匈人(Hun)同族论于1756年由德经(J.Deg-uignes,1721-1800)提出,近年的考古学研究也在对此加以印证。匈牙利和芬兰的国名和Huns有关,无需多说。那么“匈奴”究竟是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没办法简单地说清楚。《史记》中匈奴屡屡登台,也屡屡触及其风俗习惯,却一次也没提到其人种上的特征。不止《史记》,《后汉书》、《三国志》也是如此,所以这可能是中国史书的特点。按照匈奴人的风俗,父亲死后,儿子将除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已有,这在儒教的观点中是极为野蛮的。然而,在经常迁移的游牧生活中,需要有人担负起照顾女孩的责任,所以就产生了上面的风俗。《三国志》中提到日本(通称《魏志倭人传》)时,也介绍了各种风习,比如擅长潜海,喜好酒,比较性情,有文身等,却也没有提及人种的身体特征。开始提到不同民族身体特征,则是《晋书》以后的事情了。中国人对人种的身体特征不感到好奇么?我的解释是,中国自古以来,在中原周边就是多民族杂居,所以并没有特别对此感到稀奇。连推翻殷的周也只是记述说是赤发部族。比起天天能看到的不同身体特征,古代中国人对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之处更感兴趣。关于匈奴的源流演变有多种学说,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土耳其说,施密特(Schmidt)的蒙古说,白鸟库吉的蒙古族+通古斯说等。其中我想关注的是拉克伯里(T.Lacouperie)的说法。此人的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说太过于牵强,但他提出的匈奴并非种族名而是政治团体名的说法,虽然出人意料,但我认为这不是单凭拍脑门就能否定的。从亚洲到俄罗斯的草原,蒙古、土耳其、伊朗、通古斯、斯基泰等许多种族在此过着游牧生活。游牧中为了防范敌人袭击和掠夺,保卫日常生活,他们实行集团制并武装了起来。因受限于牧草地,大集团不适合游牧,所以可能采取了中小集团互相联系的形式。不一定就得是同种族。于是多种族联合就成立了。特别是当杰出的领导者出现后,各族为寻求游牧生活的安全,超越了种族之分,进入那个人的保护伞之下。可以把拉克伯里的“政治团体说”解释成这个意思。冒顿单于、成吉思汗、帖木儿等时代,草原上突如其来地出现了游牧民的世界帝国。他们的崛起是一眨眼的事情,但崩溃也很快,不知不觉就完全消失了。一般认为有个主干种族可能拥有优秀的领导人,同时还有很多其他游牧种族也会参入进来。如果没有了优秀的领导人,联合体的消散就在情理之中。如果看史书中对匈奴的记述,可以发现有五千左右人口的“部”,其下还有小型帐篷群,被称为“落”。中国古文献中的所谓“部落”,可以肯定地讲,就出自于对游牧民族的记述中。部不是最大的单位,还有部的联合体,这取决于领导者的资质,既有把它做大做强并管束住的,也有被迫解体的。在中国统一终于完成之际,可以发现草原各民族之间有了新动向。一般认为是这种连环相撞,促生了欧洲的民族大移动。2魏在建国之初设立了“九品中正”制度。魏发愁于人口过于稀疏,同时也因人才匮乏而烦恼。并且,汉朝持续了四百年,官职、制度变得异常复杂,必须加以整理。西汉拥有六千万人口,而魏吞并蜀后人口总算达到了五百五十万,所以对魏来说,官制之冗余可想而知。 “九品中正”的立案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陈蹇的孙子陈群。为了除去重复非必要的部分,魏对官职开始了排号。分为上中下等,在每一等上又设上中下三级,于是就有九级。上上为一品,上中为二品,上下为三品,中上为四品……三公、大丞相、黄钺大将军(受皇帝全权委托的大将军)为一品,车骑、骠骑、各大将军为二品,阁僚级别的九卿、尚书令等为三品,刺史、校尉为四品。因乱世还未安定,所以总体上武职的级别被定得更高一些。给官职排名并不那么困难,而给人排名就难了。负责这项重要工作、鉴定人物的人被叫做“中正”。中正决定的品级被称为“乡品”。自东汉以来人物评论渐盛。每月韵旦日都会集中举办评论人物的沙龙,这就是“月旦”这个词的由来。魏自曹操起就有了这样的传统,在给人物定等级的时候,注重能力甚于注重其人格。中正认定为“三品”的人物是乡品,在就任官职的时候要低四品,也就是从七品官开始。即便有误认,因从低四品开始,所以可以中途停止,也就是设下了所谓的缓冲带。到了晋代,九品官人法把门阀放到重点,而不是能力。叫做中正的政府机构就相当于所谓的人事局,已经腐败到了被叫做“奸府”的地步。晋名臣刘毅主张将其废止,在上疏中有这样的名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寒门指的是贫困且无背景的家族。如此出身的人,不管有多大的才能也不能就任上级职位。再看下级职位,根本见不到势族——也就是出身名门的人。他们即使没有才能也占据着高位。晋代正是门阀政治大兴的年代。虽然地震、暴雨、暴风、旱魃、瘟疫流行的记录很多,但大多是人祸。之所以不能采取恰当的善后措施来应对灾害,是因为负责人的位置被仅有门阀却没有处理实务才能的人所占据。 据说有很多人因旱魃导致饥荒而舍弃了土地,移居到南方。比起以洛阳为中心的晋朝大本营一带,吴、蜀开发的南方更好一些。最让人心动的是那里有丰富的水资源。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了八王之乱。尽管没有即帝位,晋王朝的实际创始人还是司马仲达。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都是他的儿子,所以昭的儿子炎登基后,武帝(炎)就是第三代。第四代的惠帝司马衷是个昏君。当他听到百姓饿死的事情,歪着头说既然没有米为何不吃肉,这件事被正史《晋书》原原本本地记录了下来。武帝之所以不废掉这个白痴儿子,是因为孙子通很优秀,自己的期望在孙子身上。惠帝的皇后贾氏没有生下儿子。皇太子通的生母是出身民间的谢氏。贾氏在腰身装入稻草假装怀孕,实际上找了个养子,打算让其登基。因丈夫愚笨异常,所以这等伎俩很容易就成功了。皇太子被废是在元康九年( 299)十二月,次年三月被杀害。这是八王之乱开始的标志。司马仲达之子(师和昭的弟弟)赵王司马伦,和武帝弟弟的儿子齐王同发兵,将贾皇后及其一党尽数杀死。赵王亲登帝位,把惠帝架成太上皇,对此感到不满的齐王联合了堂兄弟长沙王、成都王(两人都是惠帝的弟弟)和司马仲达弟孙的河间王,杀了赵王,再次恢复了惠帝的帝位。看上去动乱似乎是结束了,诸王返回了各自的封地,齐王以大司马的身份辅佐惠帝。权力宝座里藏着魔鬼。齐王沉溺酒色,不问政治。刚刚回国的三王再度率兵攻人洛阳,杀了齐王。之后三王变得不和,河间王和成都王联合进攻长沙王,将其烧死。接着,取代了齐王的成都王辅佐惠帝,废了惠帝的新皇后羊氏和皇太子,自己做了“皇太弟”,可以说宣告了接下来就是自己即位。这受到了东海王司马越(仲达末弟之孙)和豫章王司马炽(惠帝的末弟)的攻击。逐条说明其中经过,这显得很无聊。皇后羊氏被废又被复位,惠帝被带到长安又回到洛阳。不明所以的混战连续不断,成都王和河间王都被杀了。其间惠帝也结束了他的不幸生涯,他的末弟豫章王司马炽即位,由八王中仅存的东海王辅佐。时间是光熙元年( 306)。长达八年的战乱发生在歉收和饥荒之间,的的确确是人祸。战争自然要动员壮丁,因此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动者中的年轻人还要被驱赶加入战争,粮食不歉收是不可能的。不止是拉壮丁,八王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甚至还向鲜卑和匈奴借兵。南匈奴的首领刘渊就这样被拉到了成都王的阵营中。3匈奴各部族看到了晋朝内战、四海鼎沸的现状,认为这是兴邦复业的绝佳时机。“复业”这个词自然会让人联想起冒顿单于曾围困汉高祖于白登山的年代。如前所述,游牧帝国因优秀领导而得以建立。当时,匈奴诞生了一位叫刘渊的大人物。之所以以刘为姓,是因为汉朝公主嫁到匈奴,结下了姻亲关系。刘渊以回去集结兵力为借口,离开了成都王的阵营,后被各部族拥立为“大单于”。他手下集结的匈奴兵有五万,永兴元年( 304)十月,刘渊称汉王,四年后称帝,改元永凤。刘渊麾下不仅有同族,还有匈奴别部的羯族加入。羯族首领是个叫石勒的优秀人物。刘渊不仅要从晋独立出来,还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既然决定要统治中原,官制上就没有采用游牧的匈奴那一套,而是基于汉朝制度所创立。刘渊的目标是拿下晋朝国都洛阳,但他在目的即将达成之前的310年死去。太子刘和被自己的弟弟刘聪杀死,虽说是发生了家族内乱,但刘聪被父亲授予大司马、大单于,掌握兵权,所以他可能就是比哥哥更有才能吧。刘聪将内部纠纷控制在最低程度,也并没有受到父亲之死的影响,仍然按原计划攻下了洛阳。辅佐晋怀帝(司马炽)的东海王(司马越)向全国发出檄文,但没有一支军队前来救援洛阳。因八王之乱,国内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军队。国家将亡,怀帝却给心腹送去诛杀东海王的密诏。东海王抓住了送信的人,得知此事后悲愤而死,将后事托付给太尉(国防部长)王衍。王衍不但没有支撑国家的打算,反而策划着从孤立无援的洛阳逃走。东海王之死是个好机会,他就有了守护灵柩返回东海(山东省)的借口。不过,皇族、贵族还有名门都嚷嚷着“我也要我也要”而申请随行,人员数量达到十万之巨。其中自然也有一般的市民。没有人再留恋陷于饥饿和内乱中的洛阳。十万人的队伍实在是太过于显眼了。被刘聪派到并州(山西省)担任刺史的石勒在宁平城(河南省)抓住了这一大群人,据说一个跑掉的都没有。做了俘虏的王衍出身于琅琊王氏,所谓最高等级的名门。稍后出现的王羲之也是琅琊王氏中人。俘虏王衍对石勒说——我从年轻时候开始就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管什么事务。尽管说不管事务,可王衍却担任了国防最高责任人的太尉一职。石勒大怒,说——你身居要职,对政治不感兴趣是怎么回事?破坏天下的 不是你还能有谁!推倒土墙,把王衍他们压死了。攻击洛阳的总司令是被刘渊称作“我家千里马”的侄子刘曜。洛阳城破,怀帝做了俘虏,刘曜把惠帝的皇后、绝世美女羊氏纳为已有。时间是永嘉五年( 311)六月,晋此时事实上已灭亡。晋朝的皇族基本上都死了。只有曾被成都王追杀过的琅琊王司马睿秘密地逃回封地。他听从了琅琊王氏王导的建议,将建业(南京)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洛阳陷落后,其实怀帝兄长的儿子司马邺曾在长安做了一阵子皇帝,称为愍帝。这个愍帝也被抓,送往平阳并遇害。逃到建业的琅琊王此前一直自称晋王,在确认愍帝之死后就称帝了。为了避讳愍帝名字中的邺,建业此后改称建康。一般把这个新王朝称为东晋,而把在洛阳和长安灭亡的晋称为西晋。东晋第一代皇帝司马睿登基是在太兴元年( 318),称为元帝。这个政权是靠在山东有超群经济实力的琅琊王氏和当地土著豪强的联合所维系。如前所述,八王之乱以来,不少人士避难南方。东晋把北伐收复失地作为国策。就这样,中国再度迎来了分裂时代。南北时代的南方政权为东晋,而在北方,各民族建立了很多短命政权,共五族十六国。史家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因“胡”的称谓有蔑视的意味,所以现代中国多把南方的东晋也算了进来,并称东晋十六国时代。4司马睿在建康登基的那年,刘聪死在平阳。太子刘粲即位,但被皇太后的父亲所杀。刘粲是个沉湎酒色的昏君,还把手伸向了刚满二十的皇太后。可能是把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已有的匈奴传统还在吧。皇太后靳准的父亲为此发怒,把留在乎阳的刘氏悉数杀死。他向东晋派出使者,但没过多久就被臣下所杀。南匈奴以刘氏为名,可见其正在汉化,但太子粲这样的情形也反映出了匈奴的特点。“千里马”刘曜此时还在长安,他在去往平阳的途中被拥戴即位,于是折返,以长安为国都,立羊氏为皇后,改元光初。羊氏就成了晋朝司马氏和匈奴刘氏的两朝皇后。刘曜问羊皇后,自己和司马儿(惠帝)哪个好。这真是个愚蠢的问题。——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何可并言!这是羊皇后的回答。被说成是暗夫,大概死去的惠帝也难以瞑目吧。 刘曜把国号由汉改为赵。他所属的南匈奴屠各部,汉化度虽然极高,却有很强的匈奴意识。那个很容易和汉族的汉混淆的国号,应该不会有人喜欢吧。刘曜曾被伯父刘渊立为中山王,而中山是从赵分出来的国家,因此他在应该算作秦地的长安,选择了赵的国号。同为匈奴的羯族石勒消灭了王衍十万之众,也在谋划自立。刘聪死后,石勒回到河北省南部的襄国,在此即位。此地曾是赵的旧地,于是他也把国号定为赵。就这样,刘渊的匈奴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赵国。二者同时存在,故而史家把先灭亡的刘曜政权称为“前赵”,石勒政权称为“后赵”。 “千里马”在即位后就开始堕落,成了一个大酒鬼。与此相对,曾是文盲的石勒设立“君子营”,集中了有学识的汉族人,建立秘书集体,认可各民族按各自的风俗习惯生活。石勒确实是个明君,而他的侄子石虎非常勇猛,残忍程度可称得上是人间罕见的。石勒十三年(后赵不用汉的年号制,以即位几年来称呼。相当于328),后赵破前赵。原本的千里马刘曜也因酒色成了驽马,边喝酒边打仗,做了俘虏后被杀。后赵的中山公石虎于次年捕杀了刘曜的太子刘熙,前赵就此灭亡。这一次,石虎在洛阳坑杀了匈奴屠各部五千多人。333年石勒死后,石虎杀了太子石弘,自己登基。做了皇帝的石虎可以说仍然是个恶魔。他把宫女的头砍下来放在器皿中凝视欣赏,和牛羊肉一起煮食,残忍杀人的时候甚至不会介意自己的儿女也在场。另一方面,他又崇拜出身龟兹的僧侣佛图澄,做前面的事情是因为相信佛图澄的诅咒术。石虎曾在石勒的命令下,认了一个叫冉瞻的汉人做养子。据说冉瞻的儿子冉闵是个勇猛绝伦的人物。不管是刘曜还是石虎,虽说都是别人的侄子,也是养子。把优秀的人物收为养子,是打算把他当自家人使唤。养子的确都很活跃,但结局往往是政权被他们所篡夺。冉瞻的儿子冉闵也是这样。石虎死后,十三个儿子中有八人因自相残杀而死,还有五个被冉闵所杀。石虎的孙子共有三十六个,也被杀得一个不剩。不止是石虎的家族,冉闵悬赏收集匈奴羯族的首级,因此整个部族都被杀。可以说这是石虎在洛阳坑杀屠各部五千人的报应吧。——高鼻,多须,滥死者半。说当时虽然不是羯族,但因鼻高胡须多而被杀的就有大半。中国史书中能零散见到人种方面的特征,大致是从这个时代起才有的。冉闵建立了叫魏的汉族王朝,但被鲜卑族的慕容氏打败,三年后亡国,自己也被杀。关于鲜卑有各种说法,《后汉书》认为鲜卑是曾在战国时代让匈奴头疼的东胡分支。东汉利用鲜卑,实施了对北匈奴的讨伐。鲜卑族出了个叫檀石槐的英雄后,转眼之间就变强了。这也是游牧民族一出英杰就瞬间强盛起来的一个例子吧。而在最初的利用过后,东汉也开始头疼鲜卑族的侵犯了。檀石槐在和汉族接触的过程中,认为鲜卑不能强大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世袭首领,于是他开启了世袭制。然而也许是信不过儿子们的才能,他把鲜卑族分成了几个部。他大概是预见到如果继任者没有自己这样的能力,就无法统治整个鲜卑,所以才这么做的。魏晋的时候,鲜卑族分为慕容、宇文、乞伏、拓跋和段五部。结束五胡十六国林立局面的北魏,就曾是鲜卑的拓跋部。而消灭了冉闵的鲜卑慕容部创立了称为燕的政权。四世纪中叶,在中国北方最为强盛的,东有鲜卑诸燕(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有藏系氐氏前秦、羌族后秦等。5东晋属于亡命政权。因是以客的身份进入江南,就需要对土著豪强实行上等政策。带元帝到建康的所谓建国元勋王导,此时可谓顺风顺水。土著豪强有两拨人。一拨是拥有吴越传统、居住在文化水平较高土地上的豪强,如苏州(江苏省)和会稽(浙江省),另一个是相对后进的阳羡(江苏省)、武康(浙江省)等地的豪强。王导通过对前者待遇更优的措施,使二者不能结为一体。苏州和会稽的豪强对优厚待遇表示感激,就成了保皇派。而受到冷遇的后进豪强就有点反政府性质了。而反政府反得很厉害的话,对东晋朝廷也是不利的,但稍微给些差别待遇,作为分化战术来用,对东晋就是有利的。王导有个侄子叫王敦。,王敦的丈人是武帝司马炎,所以同样是琅琊王氏,他和晋王室的关系更紧密。王敦是贵族,却特意地举止粗野豪放。对元帝来说,在王导和王敦面前是抬不起头的,所以要尽可能把他们支走。于是为了培养完全属于自己的心腹,他和刘隗、刁协、戴若思、周颇等人走得很近。王敦离开建康,到荆州(武昌)指挥军队。不过,他看了随后元帝的人事安排,大概可以看出这是针对自己的布局。.刘隗以镇北将军的身份被派到淮阴(江苏省),这些调动明显反映出了元帝的意图。王敦以“清君侧”为名在武昌起兵,所谓君侧的奸臣指的就是刘隗和刁协。王敦起兵成功,刁协被杀,刘隗逃亡投奔后赵石虎。王敦入建康,当了丞相,掌握了军队。元帝在苦闷之中,于王敦起兵当年也就是永昌元年( 322)十一月死去。皇太子司马绍即位,这就是东晋明帝。明帝因长了黄胡子而有名,但他在位仅三年。不过王敦在他在位期间死了,其党徒也被清除。顺便说一句,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相当于王敦的侄子。在五岁的成帝即位后,皇太后庾氏的哥哥庾亮领受遗诏,和王导共同辅佐幼帝。庾亮为了维系东晋王朝,一心想防止军阀的出现。东汉和魏都是被军阀曹家、司马家所取代,而东晋担心的则是流民军团的领导人变成军阀。从北方逃到南方的流民的首领是苏峻,庾亮计划把他召到建康,和军队分开。知道了这一点的苏峻拉起了造反大旗,占领了建康。庾亮逃亡,庾太后身死。平定这次苏峻之乱的是陶侃。年轻的庾亮因躁进而导致失败,这成全了老练的王导,他再度执政。庾亮曾在王敦驻扎过的武昌监督军队。他在指挥军队的时候,逐渐有了自信,屡屡提议发动北伐。但没什么人赞成,所以对他而言直到最后也只是个愿望。庾亮死后,有个叫桓温的大实力派人物登场。庾亮曾那般担心过的军阀在东晋诞生了。桓温从武昌向蜀出兵,讨灭了四川氐族的成汉政权,武功震动天下,权威高涨。朝廷担心个人的出类拔萃,令扬州刺史殷浩主持北府。东晋有西府(武昌)和北府(扬州)两大军事基地。北府是从流民军团的驻屯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实力不如西府,这个人事举动被认为是朝廷要培养一个和桓温势均力敌的对手。石虎死后,北伐的好机会就来了。北府的殷浩率军北伐,但被曾归附东晋的羌族姚襄背叛,因而大败而归。战败的原因在于殷浩,他不仅妨碍姚襄立战功,还把他的弟弟们当人质禁闭起来。桓温立即上书弹劾殷浩,而丢丑的殷浩面对弹劾却毫无反驳之力,被贬为庶人。就这样,主持了西府的桓温把北府的军权也收入囊中。这就宣告了军阀的诞生。桓温率军北伐,一度攻到了长安附近。这里已是氐族前秦的领土了。前秦早早就割完了麦子,因此东晋军担心军粮不济而撤回。这不是战败,必须承认进兵到关中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成功。两年后,桓温再次发兵北伐,收复了洛阳。东晋皇帝都很短命。明帝终年二十七岁,他的儿子成帝终年二十二岁,成帝的弟弟康帝终年二十三岁。两岁即位的穆帝(康帝之子)死于十九岁,而且没有儿子。成帝的儿子二十一岁时被立,也在二十五岁时死了,被叫做哀帝。哀帝死后,他的弟弟司马奕即位。司马奕在位的太和四年( 369),桓温第三次北伐。虽然攻下了前燕,因西方的前秦向前燕派去两万步骑,桓温不得不退兵。不过,桓温把责任推到豫州刺史袁真身上,愤怒的袁真投降了前燕。为了略微挽回点颜面,桓温废了皇帝。他以身体有缺陷的理由废了司马奕(因此他没有帝号,被称为海西公),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这就是简文帝,即位时已经五十一岁了。桓温打算让这个老实的简文帝把帝位禅让给他,简文帝却在桓温还未做好登基准备时死去,年过花甲的桓温也在一年后死了。之后,东晋进入了由稳健派谢安和桓冲领导下的安定期。简文帝的儿子司马曜于372年即位,是为孝武帝。他在位二十四年,却喜好饮酒,不管政治。北方的五胡十六国中有时还会出现明君,而在东晋,也有皇帝短命的缘故,却无人可称得上是明君。在北方各国中最突出的明君,还是要数前秦皇帝苻坚,尽管他在最后失败了。前秦是氐族建立的国家。藏系氐族曾被后赵石虎强行移居到中原。羌族也是如此。后赵破前赵,向西方拓展领土,而此时中央位置人口稀少,再加上让被征服民族继续留在原来的土地不方便监管,于是把他们带到视野所及的中原。但不管中原有多好,他们始终割不断对陕西和甘肃故乡的望乡之情。石虎死后,后赵开始动荡起来,氐族和羌族决心西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此时的氐族首领是蒲洪,他把“蒲”改为“苻”。苻洪死后,他的儿子苻健称帝,国号取其土地之名为秦。因容易和始皇帝的秦相混淆,史家为了方便区分,称之为“前秦”。东晋桓温北伐的时候,前秦皇太子苻苌负伤,不久因伤死亡。此后,前秦出现了叫苻生的暴君,不过苻健的侄子苻坚杀了暴君后即位。前面已经提到,桓温进攻鲜卑族慕容部的前燕时,苻坚派出了两万步骑前往救援,但附加的条件是虎牢关(河南省)以西须割让给前秦。苻坚重用汉族的王猛,致力于藏系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居于统治地位的氐族不管怎么说都会轻视汉族,而苻坚坚决不允许这种情况。侮蔑汉族过甚的姑臧侯樊世就因此被苻坚砍了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民族融合是苻坚孜孜不倦的追求。但前秦退兵之后,前燕却舍不得割让土地,以“行人失辞”(外交官失口)的理由拒绝履约,苻坚因此大怒。建元五年(369)十二月,他以王猛为辅国将军,发兵三万步骑伐燕,翌年正月攻陷洛阳。进而王猛在三月率六万步骑进击。十一月,皇帝苻坚率精锐十万,终于攻陷前燕国都邺。前燕自此灭亡。苻坚赦免了被俘的前燕皇帝慕容唪,把他的后妃、王公、百官以及四万户鲜卑族带到长安。这和石虎曾把氐族带到自己根据地的做法一样,不过苻坚同时也把自己所属的氐族送去东方,意在更好地进行民族大交流。汉族王猛被授予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等无上待遇,还被授予清河郡侯的爵位。苻坚明显是个世界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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