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晏婴有民望，杀了他就得不到民心。据近代中国的史学家范文澜( 1893-1909)考证，齐在吞并了莱夷的土地后，在渔业和盐业上大获其利。此外，最初用来指代铁的是“镇”字，一般认为这也是莱夷的地方产业。而在讨伐莱夷中立有功绩的晏氏先祖获得了监管这些地方产业的职位。如果是这样，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渔业、盐业、造铁等团体。崔杼所说的“民”，可以具体解释为晏氏一族产业下的从业民。人们开始察觉到集团的力量。此前的集体是村落等生活性质的，后来产生的集体有了职业性质。像史官们也有了自己的集体组织，这从崔杼的小故事里就可以看到。因为晏婴是大规模产业集团的首领，所以，甚至是敢杀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动他。提到职业集体化，我想说的是，孔子也带领了这样一个团体。孔子的出身，按当时的观念，是比晏婴还要低很多的低层。《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有——孔子贫且贱。著者史学家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儒教已成为国教。《史记》中天下之主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其他人为“列传”。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诸侯的孔子，理应被列入“列传”才对，然而司马迁特别地设立《孔子世家》，这是崇高敬意的表达。然而他对孔子的出身又绝无任何粉饰的举动，这是继承了赌命书写崔杼弑君的齐国史官的传统。孔子幼时丧父，母亲没有告诉他墓在何处。母亲死后，他总算是从曾参加过葬礼的车夫母亲那里打听到了父亲的墓处，这才合葬了父母。可能他的父母亲并不是合法的夫妻。——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如同《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时玩过家家的时候就摆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礼和祭礼。白川静氏( 1910-2006)推测孔子的母亲可能属于巫一类。冠、婚、葬、祭的礼仪对这个时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只有一次，所以人们希望能够根据专家的指导来实施。礼仪中一定要有音乐的伴奏。孔子异乎寻常地重视礼乐，深信可以借此保持人类社会的秩序。不妨视他为礼乐这一职业团体的掌门人。而要指导礼乐，不会读书写字是不行的。出身贫贱的孔子之所以能读会写，是因从事礼乐的职业而习得的。他也是一边教门人读写，一边自己开始学习。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成为区区一名礼乐的职业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孔子把鲁国国祖周公的追求当作是自己的理想。周公把殷那样夸张的神人杂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间，把世间变为人类的世间。《尚书》中就记载了周公的理想，周代的礼乐也被认为是周公所定。鲁国现状距离周公的理想相当遥远。周公的“礼”指的是秩序，而在鲁国，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孙、叔孙、孟孙——垄断了政治。三桓最有实力的季孙氏则是臣下阳虎掌握了实权，这种下克上的现实与周公之礼不合。孔子为君主权力的回归和周公理想的实现，参与了实际的政治。然而却失败了，他不得不离开鲁国。如前所述，孔子意识到社稷之上还有天下。周公的理想不应局限于鲁。孔子的愿望是通过更强大的晋或楚实施他的理想，把影响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天下。所以，被鲁驱逐对他来说不算是伤筋动骨的挫折。十四年间他在各地流浪，游说诸侯。而当时政治形势很复杂，他甚至在陈、蔡等地差点遇害。于是，孔子放弃了业已失败的政治活动，回到了故乡鲁国，倾力于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编纂《尚书》、《诗经》等工作。他的语录《论语》是由弟子们收集整理的，这本著作揭示了他理念的中心是“仁”。在解释“仁”的时候，虽然弟子们说法各异，但这是人文主义。怎样以人的身份存在，这是儒家研究的问题。如果以“仁”为中心来考量一个人，诸侯和实际当权者中会有不仁，无名庶人中也会有仁。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关系，孔子视人不以贫富贵贱为差别，他认为仁和不仁才是为人的衡量标准。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导，正是孔子的观点，但这和他所说的秩序却是相矛盾的。他反对三桓的专横，尝试恢复君主权力就是以礼——即秩序为理念的，而不是以“仁”为标准。不过，君主的权力恢复后，政治应由近仁之人来辅佐，这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近仁之人要施行政治，就必须得到君主的信任，而并非源自血缘关系的信赖感，也是“仁”本身，是对帝王、诸侯最大的要求。儒的“礼乐”和“仁”之间有对不上的部分，其中有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对立，也有复古和进取的深刻矛盾。围绕着这些，孔子的思想逐渐伸张成为一个很大的体系。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中国是思想的主流，但在孔子的时代中则绝对不是。从春秋直到战国，人类思考的力量持续井喷，可以说孔子的“儒”是其中的先驱。统一之路1孔子的思想称为“儒”。后来孟子继承了他的思想并建立起学术体系，并称为“孔孟”。在中国如果提起“孔孟”，马上就会联想到与之相对的“老庄”。无法考证老子究竟是否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孔子向老子问礼的内容，然而《论语》中老子并未登场，直到后来的《孟子》也没有提到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极为含糊地说“莫知其所终”。《老子》又称《道德经》，被认为是他的著作，战国中期以后所著的说法非常有力。老子本名李耳，字聃，楚人。据《史记》，他是辈分略长于孔子的同时代人。其思想尊崇“无为”，这与重礼乐即“人为”的孔子思想是对立的。《论语微子》中有个故事，讲的是楚国一个叫接舆的人，在孔子面前边唱边走过。——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 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凤是虚构的鸟，据说会在太平时出现，乱世中隐匿。这个人把孔子比作风，还说，以前已经过去的事情，我就不劝你了，但你还有未来，不要白白送死。停下来吧！陷身于如今的政治中太危险了……孔子听到这首歌，正想和这名男子交谈，但对方迅速离去。这个故事也揭示了有人批评孔子，说他从礼乐出发的政治活动没有用。特别是在楚国，这种情形很多。可能是尊崇无为自然观点的人们创造出老子这个人物作为自己的思想始祖。暂且不论老子是否存在过，《老子》（《道德经》）中所述思想有众多的共鸣者是个不争的事实。与孔子的“仁”相对，老子主张“道”的观念。所谓“道”指的是遥不可及、不可知的事物，同时也是万物的根源。它被形容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观点上接近于虚无思想。不过， “无为自然”强调人可以安稳度世，其实也并未否定功利性的处世方法。它否定了人为，不认可文化，而将原始生活描绘成了理想之乡。与孔子的现实主义相比，老子可以说是幻想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孔子所编各地的民谣《诗经》三百余篇中收录了民众朴素、现实的声音。而在老子的故乡楚，则诞生了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们所作的高蹈、奇幻的《楚辞》。有人把中国人的精神比成是由“孔孟”和“老庄”这两根绳索互相缠绕的产物，也有外观表现为“孔孟”而内里却是“老庄”的说法。 老庄思想的“道”非常深奥，而称为“道教”的宗教团体的产生则是很久之后的事了。老子和庄子都没想过要建立起什么组织。既然尊崇无为自然的思想，那么就不应该出现建立集团、组织等人为的行动。庄子的本名是庄周，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说法，他是魏惠王（前370年即位）或是齐宣王（前320年即位）时候的人，所以和孔子的后继者孟子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他的著作《庄子》描述了悟“道”之人的大自由，在哲学层面上论述了“道”就是不断地生成和流转，理想是跟随大自然的变动享受自由，也就是达到“游”的境界。若当世动荡不安，中国进入乱世后，人们就会被老庄思想所吸引。组织了最强固思想集体的当属墨子。墨子本名墨翟，最初学儒。据说出生于公元前468年左右，正是孔子死去的时候。不久他脱离了儒家，建立了另外的思想体系。诸子百家中，墨家的宗教氛围最为浓厚。他们信仰上天，还主张天下万物平等而不问长幼贵贱。儒家的“仁”也是一种爱，但这是把对父母、家族的爱延及到他人的一种差别之爱，故此遭到墨家的批评。墨家强调无差别爱，称之为“兼爱”。墨家还倡导“尚贤”，尊崇贤者的意思，说的正是才能主义，主张不管出身或阶级如何，人只要有才能，就应被授予天子、诸侯、宰相等地位，他们也必须尊奉上天的意志，勤劳工作。墨子重视的除了“兼爱”、“尚贤”外，还有“非攻”，这正是否定战争的观点。把攻击视为非，而受到攻击后的反击则是被允许的。如果有国家遭到攻击，墨家就会集体前去援助防卫。据说楚将要攻宋时，墨子的三百弟子赴宋协助防卫，而墨子亲自去了楚国，劝说他们不要发动攻击。 墨子死后，墨家势力依然强盛，在思想界和儒家分庭抗礼。墨家因援助防卫，所以并不只是一个思想集体，还是技术能人的集体。他们建造防御的城墙，并制造橹等工具打击侵略军。墨是人的姓，但也有种说法认为，墨是木工的必备工具，于是有人推测墨子原本是栋梁之材的建筑家。《墨子》中可以看到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记述，可以说这在诸子百家中大放异彩。堪称可以匹敌儒家的墨家势力到后来还是逐渐失势，在历史舞台上完全消失了。墨子死后，分裂为三派是墨家势力衰微的原因之一，而且天下人人平等的思想为特权阶级的统治者所厌恶，这也是加速墨家没落的一个原因。2司马迁在《史记》的年表中，列了春秋时代的十二诸侯（实际上是十三个），对战国时代则给出了《六国年表》。虽称作六国，但有除周王室以外的秦、魏、韩、赵、楚、燕、齐七国，故也称为战国七雄。而在最后，秦消灭了其他六国。处于表的末尾的秦成了握有天下的国家，所以不被计算在内，这就是称之为《六国年表》的原因。战国时代除七雄外，初期还有郑、越、鲁等其他小国存在，但这些小国都慢慢落伍而被吞并，于是成了七雄相争的局面。不言而喻，竞争非常白热化。为了生存下来并在竞争中获胜，诸侯们都在积极地网罗着有能力的人才。诸子百家的人们也在寻找着赏识自己才能的诸侯。既有想出人头地的人，也有为实现理想的、豪言要兼善天下等等的自负的人。孟子准备了数十辆车，带着他的几百个弟子，游历各诸侯国。而他自己的决定虽是成为诸侯之师，却没有入仕的想法。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是个民本主义者。孔子在社稷之上列了上天，孟子则列了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君主的地位不应比前二者高，一旦失德就不再拥有君主的资格。齐宣王询问他关于周武王讨伐君主殷纣王这件事，他答道，损坏仁义的人不过是一介匹夫而已，武王诛灭的不是君主，而是区区一介匹夫。这正是容忍革命的思想。滞留齐国的时候，孟子如果想提什么建议，就直接去齐宣王那里，从来没有被齐宣王宣召过。如果齐宣王想向孟子了解些事情，就得亲自去往孟子的所在。有一次，齐宣王以生病不能前去造访为理由，想请孟子前来宫殿，于是派使者前去。孟子也正好有事情想对齐宣王说，正要赶往宫殿。当他一听到使者的传话，就说“我也病了”，拒绝参见。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回两回了，孟子认定自己的理想不能通过齐宣王来实现，于是离去。孟子也和孔子一样，晚年安居在故乡邹，指导后生们的学业度日。此外，对孟子思想应该关注的地方除了容忍革命的思想外，还有重视经济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中讲到——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是如果没有稳定的财产，人心也不会安定。他认为，让人们有恒心的是政治，因此经济非常重要。所以，孟子的儒不是唯心论。魏文侯也热衷于广集人才，据说他自己就师从于孔子的高弟子夏，学习学问。子夏的门人李克、西门豹、段干木等人在魏国，调节谷价，修筑灌溉工程。当时凡是参与经济、法律、产业实务的人都被归类为“法家”，而这些人虽然出自儒家的门第，但可以说一半是法家。同样仕于魏的吴起也曾是儒家曾子的门人，但被逐出门墙，原因是他不为母服丧。吴起贪财、好色，甚至杀妻，但却善于用兵，曾攻陷了秦的五座城池。吴起当然被归类为“兵家”。说起兵家，春秋晚期仕于吴的孙武因其著作《孙子》享誉世界。他的子孙孙膑和吴起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也有著作传世。这部失传千余年的兵家著作于1972年发现于山东临沂的汉代古墓中，于是人们得知被称为《孙子》的著作实际上共有两部。齐国国都临淄周围的城墙有十三个门，西边的稷门旁列着许多大宅子，这些是用来招待天下的学者并请他们在此居住的。学者们并不一定要就职，可以只是自由地研究、讨论，并享受大臣或者其副职级别的薪水，这是为防止有才能的人流向他国而采取的举措。世人称这些人为“稷下学士”。《史记》列举的稷下学士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持道家老庄思想的人很多。信奉老庄思想的人中，大体上很少有做官的才对。恐怕稷下学士也是鱼龙混杂。稷下的学术总管最初是淳于髡，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这是个无法进行归类、让人不可思议的人物，齐威王对他言听计从。一般认为苟子是稷下最后的学术总管，虽然被归类为儒家，但他主张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对的性恶说。孟子认为，人天性本善，谁都可以成为圣人，然而后天的环境和习惯导致不善，所以要努力把这些负面因素排除。苟子正好相反，认为人性本恶，要经过改造才能成为圣人。二者在后天努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苟子观点中有与墨子“尚贤”类似的部分，主张不问出身、录用贤能的人为士大夫。如果排斥了世袭制和门阀主义，国政就会交到有能力的官僚手中。他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开拓官僚制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虽然叫做诸子百家，也有很多学派消失了，未能流传下来。争论用的辩论术也就是论理学开始盛行，而论理的这些人也被称为“名家”。持“白马非马说”的公孙龙就是其中代表，他向赵惠王主张兼爱，所以本应属于墨家。任何学派都不得不尽力要在争论中胜出，所以论理学的专家“名家”经常门庭若市。3性善说和性恶说都强调了后天的努力。虽然出发的角度不同，但二者都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约束，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法治主义的思想。主张以法律来规制人类的行为，从而使国家变得富强的就是法家。秦起用的公孙鞅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他因为功绩而被封于商地，所以又称商鞅。他成为秦的大臣是在秦孝公十年（前352）。在商鞅实行政治改革后，落后的秦国的实力有了惊人的增长。以法律束缚所有的事情正是集权主义的做法。严刑峻法的统治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而对国家来说，统治则变得异常容易。五家为一保的邻保制被创立，这项政策使人们开始承担连带责任。密告会得到奖励，反之。如果邻保中有坏人而不告发，五家的人就会因这一个理由被全部斩首。此外，分家也成了义务。一家如果有两名以上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税金加倍。人们于是不得不分家，分了家就要开垦新的土地，故此这项政策极大地推进了开垦。阶级制度也更为明确，王族如果没有功劳，就再也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军功是按战场上获得的首级数量来计算的。这就是等级以“级”来表示的缘故。商鞅的第二次改革甚至禁止了父子兄弟同居，非常地不人道。不过，生产发展了，战争中的秦也变得强大起来，并成功从魏夺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秦一跃成为一流国家，正是拜商鞅这套高压的统治主义所赐。商鞅之所以能放开手脚采取各种手段，是因为得到了秦孝公的绝对信任。秦孝公于在位第二十四年（前338）死去，随后商鞅立刻垮台。因他制定的法律而遭殃的人数不胜数。即位的惠文君也是如此，自己的随从被商鞅处以刑罚。这位受割鼻之刑、八年未曾外出的公子虔，诬告“商君欲反”，想置其于死地也在情理之中。商鞅开始逃亡，但他甚至无法在旅店过夜。根据他所制定的法律，如果留宿没有身份证明的人，旅店的老板就要受处罚。他一度在魏亡命，魏也是受到商鞅攻打过的国家，所以就把他送还给秦了。商鞅走投无路而起兵，最终被车裂而死。杀死商鞅的惠文君在即位十三年时称王，就是秦惠文王。齐威王和魏惠王已经在九年前就称王了。韩也在不久之后效法秦，称王号。谁也不必再对周王室有所顾忌了。秦虽杀了商鞅，但依然沿用了他的政策，没有改变统制国家的性质。拥有广阔的腹地是秦的一大优势。西方还有未开发的土地可供开拓，被称为“天府”的富饶的蜀（四川），之后也被秦收入囊中。分家义务之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执行，也是因为有这样的地利。说到地利，楚也有同样的优势。南方有广阔的土地可以开发，江南亦很富饶。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不是秦国就是楚国。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各自做着不懈的努力。不只是诸侯如此，他们下面的宗亲也在网罗着有能之士。战国四君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拥有众多食客已是耳熟能详。战国时代如果能持续再长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会有国家被这样的宗亲（只有楚国春申君不是）或重臣取而代之。此时战争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车战变为步兵战，武士直接骑马的骑兵战也成了强有力的战法。骑马是从北方塞外民族那里学来的。和塞外民族接触较多的赵最先采用了骑兵，也因此改换了军队的服装。《史记赵世家》中详细叙述道，采用筒袖、裤子这样的胡服受到了保守派贵族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下了大力气才说服他们。从马背上射箭是有很强机动能力的新式战法，被称为“胡服骑射”。韩国是七雄中最弱的一个。不过出了一个名相申不害，整顿内政，也具备了不可轻侮的实力。燕远离中原，和其他六国往来不多。但有辽东、辽西的腹地，拥有的实力也是个未知数。齐王由太公望家族变为田氏，但齐和春秋时代一样仍旧是个大国，拥有稷下学士，可以说文化水平特别高。秦国的司马错非常清楚，文化水平是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秦国虽然因商鞅的集权主义政策变得强大，但软实力反倒变得薄弱，司马错对此心知肚明。4在战国活跃着一批纵横家。除了实力的斗争——士兵们互相残杀的战斗以外，外交、谋略方面的斗争也愈发激烈。关于外交和谋略，有个叫鬼谷子的人物，他手下还有两名俊才——张仪和苏秦。苏秦取“合纵”之策，指的是为应对超级大国秦，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起来的政策。与此相对应，张仪的做法是，秦和六国中的每一国缔结和亲条约，破坏他们之间的联合。因为联合是横向的，故称为“连衡”（或为“连横”）之策。因此，谋划“合纵”和“连横”，四处奔走致力于外交与谋略的人被叫做纵横家。张仪和苏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也有其他拼命来回奔走游说的二三流纵横家。这种现象是在秦成为超级大国后出现的。合纵是对秦的防波堤。苏秦一手促成了合纵的成立，据说他身兼六国宰相。与此相对地，张仪的分化手段也很辛辣。在鬼谷子老师门下学习的时候，张仪始终成绩优于苏秦。然而因为苏秦的合纵，秦在十五年间无法向函谷关以东发兵。强烈的自尊心使张仪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他全力以赴破坏合纵就在意料之中。六国中实力最强的是楚，接下来是齐。张仪收买楚的大臣，扶植亲秦派，成功使合纵派尤其是主张和齐同盟的一派没落失势。亲齐派的屈原被流放，后投身于泪罗江。为了使楚亲秦，张仪许诺说，要割让秦的领土给楚国。不过，楚和齐绝交后，秦看到两国若想重新修复关系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就撕毁了约定。之后出于复杂的缘由，楚怀王亲自出武关，前往秦谈判，被秦逼迫割让领土，他严词拒绝，于是被扣留在秦。怀王在秦国的土地上思乡不已，在焦思中死去。能使楚大伤元气，可以说秦的统一天下大业就成功了一半。然而，这个功劳也不只是张仪破坏合纵得来的。秦依从司马错的意见，向蜀进兵，得到了四川的土地，这也使楚丧失了战意。秦得到了从长江上游攻楚的据点。张仪建议，为了统一天下，秦国应该首先消灭空有名分的周王室。司马错对此表示反对，主张应先伐蜀。司马错的意见最后得到了采纳。——我国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让人民富裕起来是当务之急。这是司马错的观点。虽然在张仪的辉煌遮掩之下不易察觉，但和破坏合纵相比，得蜀才是秦强大的主要原因。此外，大量秦人移居到了人口稀少的蜀地，分家义务的法律必然会极大地推进移民工作的开展。秦的生活水平、经济力量必定有了令人瞩目的提高。说到战国时代，容易给人一种七雄严密封锁边境、互相争斗的印象。实际上纵横家就穿梭于各国游说，殷遗民开创的商业也是越过边境进行的。各国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对商人带来的各种物资都很感兴趣，所以也给予他们方便。来往于各国的商人中，有一个叫吕不韦的人物。他通晓各国的情况，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之士。他在赵的国都邯郸见到了秦送去的人质——秦昭王的孙子子楚，说——此奇货可居。“奇货”意思就是淘到的宝贝。因为现在很便宜，于是准备买下并囤起来。战国时代的交换人质是家常便饭。两国如果要做什么协定，就马上交换人质。像秦这样的强国，尽管说是人质，选择的也是在王族中不怎么重要的人。子楚虽然是秦昭王的孙子，却只是昭王次子安国君所生二十几个儿子中的一个。然而，此时秦的太子死了，次子安国君继兄长之后成为太子。于是，子楚就成了太子的儿子，所以他虽然在赵当人质，但在秦宫廷内的地位有了少许提高。虽说是太子的儿子，他还有二十多个兄弟即对手。不过太子安国君的正妻华阳夫人没有嫡子。太子妃华阳夫人为了确保自己将来的皇后、皇太后的地位，就必须有个养子。当然要从丈夫的儿子中挑选，子楚也有这个机会。虽然现在是个不幸的人质，但谁又敢说将来他就不会是秦王呢？所以吕不韦才称他是奇货——一笔划算的买卖。吕不韦对子楚做了大量投资。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终于成功地使子楚成了她的养子。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很顺利，但唯一的差错就是子楚爱上了吕不韦的爱妾。——把那个女人给我。听到这个要求，吕不韦没有拒绝。这是号称邯郸第一舞伎的绝世美女，因此子楚对她的渴求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现在就拒绝了，以前辛辛苦苦的投资就打了水漂。于是吕不韦不得已，就把她给了子楚。不过，据说此时她已怀有吕不韦的孩子，至少《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是这么写的。生下的儿子起名叫政——这正是后来的秦始皇。秦昭王死后，赵送还了子楚和他的妻儿。子楚的父亲安国君继位，称为秦孝文王。不过这个孝文王在父亲昭王死后一年就随之而去了。华阳夫人的养子子楚即位，真的是个“奇货”。子楚就是秦庄襄王。之后庄襄王也在在位第三年时死去。不言自明，刚满十三岁的太子政即位，时间是公元前246年。商人吕不韦任相国，被秦王称为“仲父”。这来自齐桓公对名宰相管仲的称呼，意思是“等同父亲的人”，也可以说仲父就是实际的摄政。关于秦始皇的出生，前面所提的秘密究竟是不是事实已无从知晓。只不过他母亲曾是吕不韦的侧室，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吕不韦号称有食客三千，家童一万，过着空前奢华的生活。据说他还和已成为秦国太后、曾经的侧室还有所来往。但是这样做太危险了，于是吕不韦把一个叫缪毒的精力旺盛的人推荐给她，以顶替自己。据说太后是个离了男人一天也过不下去的女人，可能吕不韦对她已无法应对了吧。秦国在始皇帝即位的时候，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其余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已经开启。统一天下并不仅靠始皇帝一人之力，而是日积月累的，从商鞅改革算起已过百年。土崩瓦解1夏、殷、周在中国被称为“三代”，这三个世袭王朝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之主。不过，一般认为，三者的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以黄河中游流域为中心的地域。如前所述，甚至在江南都有周代青铜器的出土，于是人们从中得知周的势力范围出乎意料的广阔。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封侯的铭文，所以势力范围并不意味着就是周直接统治的地方。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一个王室所能控制的范围，所以王室以封建制度委托王族和功臣来统治地方。封建诸侯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既推进垦殖，也发动战争。春秋诸侯、战国七雄统治的土地，基本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人口稠密地区。作为地域名，这里被称为中国。如果没有秦实现的统一，可能会跟现在的欧洲一样，有大大小小很多个国家。以秦、楚、齐为名的国家并存，演绎着兴亡交替的历史。换言之，如今所说的中国是因为秦而诞生的。先秦（用来称呼秦以前的时代）的文献中频现“中国”的字眼，意思是“国之中央”。秦以后的诗文中，很多情形下中国并不指代整个国家，而是国家的中央部分或者国都。《史记》在顺叙秦的世系时，时而中国，时而夷狄，其中的意思应该理解为秦的先祖时常被召到中央。“中国”这个词并非“国之中央”的意思，而是指“中央之国”。因为有了秦的统一天下，所以直到现在还在用“秦”指“中央之国”。“秦”字的发音是chin，现在的印度语和波斯语仍然把中国称作chin。英语的china也来源于“秦”更不用说了。题外话，china后来有了中国特产陶瓷器的意思。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正值战国诸侯开始称王的时候，相当于秦国商鞅下台的时期。在与秦始皇同一时代的欧洲，历史的主角和舞台正从希腊转向罗马。对罗马来说，为更多人所知晓的是东方的产品而非东方的国名。这产品正是丝绸。丝绸也出现在甲骨文中，写成现代的字形就是“丝”，现代汉语的发音是Sl，估计古代也应是差不多的发音。罗马人都知道，用令人惊奇的纤维制成的Sl的产地在东方。拉丁语中表示中国的ceres或 celica，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Sl为语源的说法很有说服力。英语的silk属于同语系，无须多说。话题重新回到秦始皇。在他十三岁即位的时候，他的秦国已经是最强大的国家了。对于即将实现统一天下梦想的秦，当时的人们有两种看法。赵被秦攻打的时候，齐人鲁仲连说服魏国客将新垣衍向赵派去援军，秦军因此解除了对邯郸的包围，赵送还了当人质的少年始皇帝。这是一次极为重大的事件。鲁仲连在对新垣衍的陈述中，把秦说成是一个不知礼仪、崇尚首功（战场上斩首的功绩）的国家。他还说，秦以强权役使士，像压榨奴隶一样压榨人民，如果要自己成为秦民，宁可跳东海而亡。在齐国文化人鲁仲连眼里，秦是一个野蛮的、只在战争中才算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如果让持性恶说的苟子来评价，他会赞扬秦国的风俗：百姓淳朴，敬畏官员，故而顺从；政府里的官员严肃、恭俭、敦敬、忠信、有礼貌，还不拉帮结派。百姓顺从以及官员服务态度良好的原因在于法律的严酷。人类天性本恶，所以必须要以法律来约束。从荀子的这种看法出发，秦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在这个集权主义的法律国家中，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始皇帝一手打造的。自商鞅铺设国家运行轨道以来，到始皇帝这一代已经过了一个世纪。正在实施的郑国渠灌溉工程以及李冰在蜀完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是始皇帝所继承的庞大遗产。百年的岁月里，秦变成了与其他六国性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始皇帝是应运而生的人物。秦虽然完成了天下的统一，但历史昭示，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大崩溃。即便花上百年的时间，集权主义性质的国家还是有着极大的缺陷，连始皇帝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可以说最清楚秦国缺陷的就是褒秦的苟子。儒家的苟子认为秦达不到自己理想中的王道，理由就是“无儒”。这里说的儒可以理解为理想主义。苟子说——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他指出，如果秦能把儒的理想主义在政治中纯粹地反映出来，就可以称其实现了王道。如果政治只是以驳杂的形态反映了儒，最多也就是个霸主。如果完全没有理想主义而施行政治，那就只有灭亡一途。必须承认这个预言实际上完全说中了。2可以说始皇帝是强秦性格的化身。有利的一点是秦可以为所欲为，而丝毫没有公平和人情的余地。二十四岁时他清除了相国同时也是仲父的吕不韦。在诛杀了和太后有不伦之恋的缪毒后，首先就罢免了推荐这个妖人入宫的吕不韦。吕不韦被迫转移到自己的封地河南洛阳。然而，做了十几年的摄政、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即使被逐到封地，登门拜访之客还是络绎不绝。不久始皇帝又发布处理决定，令吕不韦迁至蜀。这一次始皇帝给吕不韦送去的亲笔信被《史记吕不韦列传》引用，内容如下：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 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的功绩被全盘否定。被送往赵国的可怜人质子楚之所以能成为秦王，都是因为吕不韦的功劳。那时，吕不韦评价他为“奇货”。如果不是吕不韦对华阳夫人做工作，子楚是不可能即位的。始皇帝也因为是子楚的长子，才能继父亲之后登上王位。不能说吕不韦没有功劳。始皇帝清除在政界呼风唤雨的吕不韦，必然是在为建立王的独裁体制做准备。被勒令前往蜀的吕不韦觉察到自己“可能就此被诛杀”，于是服毒自尽。始皇帝还进而调查在参加吕不韦的葬礼时哭泣的人，并对他们处以流放。时间是公元前235年。始皇帝并非是头脑发热，可能从十三岁即位开始，就已经在计划着完全掌握王权。从缪毒大案到吕不韦自杀的三年内，他冷静地计算，逐个击破，最终达到了目的。既然秦国有这样的独裁人物，那么当时的六国再怎么合纵，也逃脱不了对方的毒牙。不管怎么说，始皇帝在父亲为人质的时候生于赵国，从年幼不懂事开始，就过着逃亡的生活。秦昭王丝毫不顾当人质的孙子和曾孙，派军队包围了赵国邯郸城。吕不韦花六百斤黄金买通了监视的官员，好歹把子楚救回秦国阵地。留下来的子楚妻儿当然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但他们还是成功地躲过了这一劫。吕不韦也有自己的考虑：始皇帝的母亲自幼在邯郸长大，对所有事情应该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秦昭王死后子楚的父亲安国君即位，始皇帝和他的母亲终于回到了秦国。九岁之前，他过的是头颅寄放在肩膀上的生活。对于始皇帝，我曾形容他是“魔性之人”。始皇帝不是普通人，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秦向与其接壤的韩出兵后，韩把一个叫公子非的使者送给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始皇帝是韩非著作的忠实读者。韩也知道这件事，于是就把公子非送去了。韩非的著作《韩非子》流传到了现在。始皇帝在读后甚至说，如果能和作者相会、交往，死也愿意。《韩非子》是冷酷的法家著作，里面有句话 ——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它断定，为了取悦人民而施行的政治就是混乱的开始。举例说，收取税金和年贡是出于应对饥荒和国防的需要，而人民却因性“贪”而不满。为了博得人民的喝彩声而减免税金的话，饥荒的时候就会有饿死者，外敌入侵也无法防御。如果刑罚变得严厉，人民会因法“严”而不高兴；然而如果放松刑罚，社会秩序就会乱套，市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威胁。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主旨都是不能迎合、迁就民意。这本著作的作者是儒家苟子的门生，却对儒家持否定态度，理由是“儒以文乱法”。若以文章和言论批判政治，“法”的权威就会降低。它主张应该赋予“法”绝对的权力，王依法施行政治。信赏必罚则是不言自明。不管是和王血缘有多近的王公，还是影响力有多大的豪强，在“法”的面前是一样的。血缘、人情，一概无视。父亲犯法，儿子也得告发。儒家批判这种违反人情的做法，但韩非子辩解道，如果做得不这样彻底就无法推行政治。这种学说非常对始皇帝的胃口。始皇帝扣留了以使者身份前来的韩非，准备为秦所用。对此有危机感的是同为苟子门下的李斯。李斯最初是由吕不韦招揽的法家，因其才能而被认可，成了始皇帝的最高顾问。如果始皇帝起用倾心已久的韩非，李斯的地位就会变得岌岌可危。李斯向始皇帝进言道——非是韩的公子，所以即使仕于秦，也会以韩国利益为 先。不可起用。但也不能为他人所用，可以在秦国以某种法律的 罪名诛杀之。始皇帝放弃了起用韩非的念头，但韩非是他曾经私淑过的人物，于是惜其才能，决定予以赦免。然而，李斯深知韩非的可怕之处。只要这位法家的一号人物还活在世间，李斯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个二流的法家。他给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迫他自尽。在法家的世界，就算是同门师兄弟也没有人情和公平。这让人联想起鬼谷子门下的张仪和苏秦之间也是火星四溅，以合纵和连横相争不休。同门的俊才、同学，相互之间也是敌手。肉体上消灭对手，是法家保证自身生存的所谓最佳策略。韩非在秦国死于非命，但他的思想仍然活在秦国以及始皇帝心中。3可以说秦灭六国的确是大势所趋，至少始皇帝使这种势头得以加倍。 韩非子死后三年，秦国灭韩。时间是秦王政十七年（前230）。两年后，赵国灭亡。将军王翦攻陷了赵都邯郸。又过三年（前225），王翦的儿子王贲水淹魏都大梁，俘获魏王。自此，春秋时代的大霸主晋分裂成的韩、赵、魏相继灭亡，秦的对手由六国变为三国。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将军王翦率领大军，消灭了最强对手楚国。 在韩和赵被消灭后，有强烈危机感的燕太子丹准备以暗杀始皇帝的方式来打开局面。刺客荆轲被送往秦国，但暗杀最终功亏一篑。虽然暗杀是狗急跳墙的策略，但此时也没有其他手段可使了。燕在受到秦猛攻后，杀了暗杀大案元凶太子丹，向秦献上首级，想以此来平息秦的怒火。然而，秦并非是一怒之下才发兵的，吞并天下才是其真正目的。秦自然不把太子丹的首级放在眼里，仍然继续发兵。燕王逃到了辽东，但很快就支持不住了，有八百多年历史的燕国就此灭亡。最后只剩下一个齐国。蹂躏了燕国的秦军顺势南下，占领了齐都临淄，俘虏了齐王。时间是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此前叙述中虽然一直用始皇帝的称呼，但实际上在天下统一之前还是得称其为秦王政。而在消灭六国后，秦王政就开始用从未有过的“皇帝”称号。与此同时，谥法被废除了。各国的昭王、怀王等谥号，是在王死后依据其生前业绩和品行来选定的，这正是一种评价。始皇帝认为天子是超越评价的存在，那么如果废除了谥法后该怎么排行，就以数字来算。他宣称自己是始皇帝，接下来的就是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始皇帝想要的是天子的绝对化。在此之前普遍用于指代第一人称的“朕”被定为天子专用，就是绝对化的表现之一。此外，秦不允许士大夫掌握较大的权力。称为仲父的吕不韦不得不自杀，百战百胜的将军白起也被以“有余言（怨言）”的理由处死。秦一度包围了赵国邯郸，但因无法攻克，只得退兵。始皇帝的父亲子楚逃出赵国就在这个时候。白起反对这次出兵，称病拒绝就任司令官。出兵失败后，白起说了句“都是因为不听我的话才导致这样”，传到了昭王的耳朵里。这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多嘴，必须以死谢罪。长平之战中消灭赵军四十五万、在伊阙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的战果，进而攻陷楚都郢甚至使楚来不及迁都的大胜，悉数出自白起的指挥。可谓是为统一天下奠定基础的名将，却因为一句牢骚就被轻描淡写地杀了。多嘴只是个口实，军功过于辉煌才是被清除的真正理由。从那时起，秦就在推进王权的绝对化。如果要依据法家思想推行政治，这样的事就是无法避免的。基于法家思想的政治要求，还要废止封建制而施行郡县制。也曾有人进言，在远离国都的地方封皇族为王。而李斯主张强行推进郡县制，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全国被分为三十六郡，郡下置县。郡、县的长官全部由朝廷派遣，一纸调令就可调到任何地方。当然世袭之类是不能容忍的。中央也就是朝廷的指示会被传达到全国的所有角落。继统一国土后，秦又在所有领域推行统一。这应该算是始皇帝的功绩。各国略有不同的字体都被统一为秦国小篆；各地有差别的度量衡也被统一；全国的车轮间距离被命令必须一致。当时的道路上因为辙较深，显现出轨道的形状，车轮就在其中疾驰。各国的轨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了防御外国战车的进攻，至此已经被认为是没必要了。文字和轨的统一被称为“书同文，车同轨”。继军事上的统一后，政治、文化上的统一也开始实施。秦始皇统一天下，在人们的心里深深地烙上了“一个中国”的信念。从此人们就认为，分裂是异常的，统一才是正常的。4秦始皇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清除掉吕不韦，而在统一天下后，他的办事节奏让人感觉一下子快了许多。提起万里长城，马上就会让人联想到始皇帝，实际上长城是战国时代诸侯在各自国界要地所筑的城墙。因为天下已经统一，所以始皇帝就拆除了这些城墙。齐长城围山东半岛而建，楚长城则依汉水到汝水而建。天下统一后，这些城墙就成了无用之物，还妨害了交通。只是北方的长城还不能拆除。究其原因，从战国晚期直到秦汉，匈奴俊杰辈出，北方塞外民族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秦始皇连接起燕、赵和秦自身在北方修筑的长城，并予以加固、加强。《史记蒙恬列传》介绍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记述说将军蒙恬率领了三十万役众，这是依法强制召集的役众。民众如果抗法，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商鞅开创的秦国法家政治在李斯手中变得更加严酷。长城的建造引人瞩目，而拆除国内长城的时候也强征了很多人。始皇帝在即位的同时就开始在骊山修建自己的陵墓，这项工程从全国征用民夫。此外还开始营造叫做阿房官的巨大宫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营造骊山陵和阿房官，共动员了七十多万囚徒。囚徒的数量确实显得过多。派遣至郡县的官员是依法家思想来管理行政的。对他们业绩的考核，是看是不是施行了更多、更严厉的法律，结果出现大量囚徒。囚徒数量多被认为是郡县官吏有能力的表现。于是，嗟怨遍布天下，但这样的声音也被法律压制住了。始皇帝举行了泰山封禅的仪式。在泰山封禅的只能是圣天子，秦始皇自然深信自己有这个资格。尔后他开始巡历天下，亲自检阅自己的江山，在各地立碑称颂自己的伟业。队伍浩浩荡荡，给人们以威慑。使人民敬畏就是巡历各地的目的之一。虽然是所谓天下的人民，但大部分还是被灭六国的遗民。长平之战中四十五万赵军曾经投降，但将军白起把他们全部活埋杀害。因为有降兵叛乱的前例，所以对这四十五万降兵说杀就杀了。而他们的家属和亲戚何止百万。至于被秦灭国的六国王族、公族、相国、将军等，对秦肯定也有极深的仇恨。后来汉高祖刘邦的著名军师张良，据说出身于韩国世袭相国家族。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财产，寻访暗杀始皇帝的勇士，找到了一名能远投一百二十斤铁槌的大力士。在河南博浪沙的山里，这个力士将铁锤投向始皇帝的车，但偏差了一点点，最后击毁了副车。秦虽然展开了十天严密的大搜查，但最终还是没能抓到犯人。得到天下的始皇帝开始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据说那些神秘的方士们把这种药当饭吃。他们骗始皇帝说，只要给钱，你就能得到长生不死的药。但药的交付不能老是拖延下去，所以方士们只有趁夜色逃跑一途，方士侯公和卢生的就这样逃亡了。此时始皇帝也受到了责难。对皇帝的批评是不可原谅的。正因如此，连谥法也被始皇帝废除了。始皇帝对可能“诽谤”过自己的学者进行了严格的调查。批评法家政治的，不用说就是儒家系统的学者。究竟是怎样的调查，史书中没有留下详细的经过，但记载说犯禁者有四百六十多人。早一年，秦应李斯进言，实行了“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了李斯的进言，内容是：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 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一始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除医药和其他实用书以外，百家的书全要焚毁，特别是言及诗、书的。可见其主要目标是儒家。和政治没多大关系的老庄，对法家的李斯来说不算多大的威胁，而积极倡导以古代周公的精神推行政治的儒家才是最应防范的敌手。除了言及诗、书，进言中特别强调了“以古非今者”，这一点值得关注。李斯的进言是赤裸裸的言论弹压，历史上称为“焚书”。仅仅焚书也不能让始皇帝安心，于是以方士逃亡案件为托词，逮捕了划为可疑分子的四百六十多名儒者，在国都咸阳全部坑杀。焚书在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坑儒在三十五年（前212），总称为“焚书坑儒”。不得不说这就是秦的晚期症状。5焚书坑儒后，始皇帝将长子扶苏送往北方，责令他监督将军蒙恬。据《史记》记载，扶苏因劝谏焚书坑儒，始皇帝惩罚性地让他远离朝廷。不过，如果说这是带有惩罚性质的人事调动，其中也有疑点。在长城一线，蒙恬率众共三十万。前文已述，当时的匈奴正迎来兴隆时期，变成了极大的势力。此外被灭的六国遗臣的怨恨还未消尽。如果蒙恬和匈奴、六国残余势力纠合起来进攻咸阳，秦是无力抵御的。但奇怪的是始皇帝为了扬威，经常巡游天下而不在国都咸阳。这样看来，始皇帝是把长子送到了最重要的地方。 坑儒两年后，也就是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在巡游东方的归途中死于沙丘（河北省），据说年满四十九岁。巡游的一行人中，有宰相李斯、始皇帝末子胡亥以及胡亥的老师宦官赵高随行。始皇帝在得病后，写了一封给长子的玺书，内容是回到咸阳后替我主持大葬，这正是对接班人的指名。然而，赵高和李斯、胡亥三人共谋篡改了玺书——至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是这么写的。这件事情只有三人知道，而三人后来全部被杀。那么为何玺书被篡改一事能被他人所知呢？历史总会时不时出现这样的疑问。不过三人有过共谋，基本上不会错。在秦国，传位于长子基本上已是原则。始皇帝的祖父安国君虽是次子，但他是在兄长死后继承了王位。始皇帝的父亲子楚虽是华阳夫人的养子，但也是在异母兄死后继承了王位。始皇帝当然是长子。这样看来，在北方担任重要职务的长子扶苏成为二世皇帝是理所当然的。在巡游中随行的胡亥是末子，是个愚蠢的人物。宦官赵高是他的老师，所以在胡亥即位后他就可以掌握大权。法家宰相李斯也是个野心家。长子扶苏除了英明，从劝谏焚书坑儒可以看出他还偏好儒家，至少应该是反对法家政治的。而愚笨的胡亥则容易控制。所以如果英明的扶苏即位，李斯就有失势的可能。虽是密室中的事情，玺书的篡改却是事实。仅伪造一封指名胡亥为继任者的玺书还是让他们感到不安，于是又炮制了赐死扶苏和蒙恬的玺书。在视法为绝对的秦，玺书是不能违抗的。扶苏在接到玺书后立刻自杀，将军蒙恬虽然对命令存疑，也被迫入狱服毒自尽。结果导致三十万民众向南散去，英豪冒顿单于（单于在匈奴语言中的意思是首领）率领的匈奴军进入了曾由蒙恬驻守的鄂尔多斯。关于匈奴有多种说法，他们的人种体格更接近于欧洲人种而非现代蒙古族，语言则属于阿尔泰语系。过去东胡和月氏很强，匈奴有段时期被夹在东西两个强国之间苦不堪言。在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见不到匈奴的身影，也是因为它没有南下的实力。然而曾在月氏当人质的冒顿从月氏成功逃脱，杀了父亲头曼单于自立，进而击破东胡，赶走月氏。匈奴中出现俊杰的消息应该也传到了始皇帝的耳朵里。派遣扶苏北上是他对策中的一环。如果杀了有三十万民众的蒙恬和扶苏，显而易见匈奴将会南下。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玺书的伪造基本上不会有错。必须说，秦在大统一后紧接着大崩溃，这是必然的。应当看到，秦在大统一的过程中就已经播撒了大崩溃的种子。始皇帝统一天下是在公元前221年，死亡是在公元前210年，接着秦帝国的灭亡是约四年之后，公元前206年的事情。夺取天下十几年后就灭亡了，其分崩离析速度之快，真的令人震惊不已。拥立二世皇帝胡亥的李斯是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此前他还杀了同门的韩非。这是个要杀尽所有对手、冷酷无情的人物。始皇帝除了胡亥和已死的扶苏外，还有很多子女。李斯准备把他们全部杀掉，他的恐怖之处体现在，从男到女一个不留，十二个公子和十一个公主全部成为牺牲品。他用这个恐怖政策警告人们，如果胆敢反抗二世皇帝和他身后的李斯，就会性命不保。然而，法家化身的李斯也犯了致命的失误。这就是二世皇帝的老师赵高，他也是知晓并参与密室阴谋的人，所以对李斯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对手。可能二者都想收拾掉对方，但李斯并不把宦官出身、身份低贱的赵高放在心上。在抢先处死二世皇帝对手的同时，赵高以二世皇帝的名义逮捕了李斯，并予以处死。在冷血这一点上，赵高绝不亚于李斯。赵高深知，如果自己一直不采取行动，那么早晚会为李斯所杀。从李斯的所作所为来分析，谁都会有这种看法。李斯就因为这次大意，眨眼间就被人从世间抹去了。在不是吃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吃掉的争斗中，李斯最终还是失败了。6始皇帝死去的第二年，就发生了陈胜、吴广的起兵。他们并不是秦所担忧的六国遗民中的实力派，而只是所谓长工农夫的低级阶层。他们是被征用为渔阳（今北京）守备军的兵卒。两人是屯长但不是指挥官，轮流负责照顾、管理同行的兵卒，说成当值更为贴切。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到达渔阳，然而在途中因大雨阻挡而无法前进，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期限了。 关于秦“法”之严，前边已经多次提到。迟到就是死刑。反正是一死，还不如揭竿而起，发起暴动，如果成功还可以出人头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陈胜的话。他激励兵卒们，所谓王侯或将军、宰相不是天生的贵种，我们也能做。起兵完全没有计划，只是为了一个理由——下雨导致道路无法行走，故此不能赶上期限。不过，，造反的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就集结了六七百辆战车，千余骑兵，数万兵卒，攻占了陈城。这座大城曾做过楚国三十七年的国都。陈胜自称陈王，而吴广称假王（副王）。陈城中有叫武臣、张耳、陈余、周文的人物，其中张耳是天下知名的名士，秦统一后他隐匿身份。据说始皇帝曾以千金悬赏寻找，对陈余的悬赏是张耳的一半，即五百金。始皇帝死后，这些人在造反起事时纷纷出现。于是在长工农夫为主体的造反军中，知识分子也慢慢地加了进来。人数是增长了，但所有人堆在一块反而缺乏组织，互相之间没有同志的情谊。如果说唯一的共识，那就是反秦的感情。他们都是在秦代最命苦的楚人。被陈王任命为将军的周文，率千辆战车及数十万兵士直指函谷关，但秦朝将军章邯指挥的囚徒军击溃了这支造反军。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武臣、张耳、陈余也应陈王的命令北上，将赵收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赵因为也是为秦所灭，所以没有抵抗。陈王命令他们从赵攻击秦，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要进攻西方的秦，就必须要做好恶战的心理准备。他们把目光投向同样为秦所灭、处于东方的燕，没多久就起了内讧，西征也就此搁置。吴广因过于傲慢，被将军田藏所杀，而自称赵王的武臣也因零星小事被人杀害。章邯取得函谷关大胜后，乘势逼近陈城。陈王陈胜被自己的驾车侍者杀死，他在王位上待了仅仅六个月。尽管陈胜、吴广都死了，他们所引发的起义风潮却未能被镇压下来，造反已经遍及全国。这时，项羽和刘邦登场了。后面将会讲述汉高祖刘邦。不过仅就此时而言，造反的主导者还是项羽。项梁在距离陈城相当远的浙江会稽起兵，他父亲项燕在对秦战争中阵亡。起兵的时候，项梁杀了秦任命的会稽郡守殷通，而砍掉殷通脑袋的就是他的侄子项羽。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说，就算楚衰亡到只剩下三户人家，如果秦被消灭，那么灭秦者也一定是楚人。在对秦敌忾之心如此强烈的楚人中，项氏是武将中的名门，知名度要远远高出陈胜和吴广许多。此时，陈王的死讯刚刚传到各地。当时满布天下的造反军都有呼应陈胜的意识。既然失去了造反的核心人物，他们必然会寻找新的中心。而最合适的中心，不言而喻就是项梁。在项梁身边出现了一位叫范增的老人，他说陈胜的失败在于自立，应该把楚的王族子孙立为王才对。于是项梁在民间找到了一个叫心的牧羊人，因是楚怀王之孙，于是立他为王。这个人正是反秦运动的象征。项梁奉楚王，在薛召集各路造反将领，其中以一军之将的身份参加集会的人里面就有刘邦。时间是陈胜死去半年后，即二世皇帝二年(前208)六月。李斯被处死是在第二年七月，同年九月秦将章邯在定陶大破造反军。在这场战斗中项梁身死，于是楚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梁的外甥项羽为次将，继任项梁的职位。不久项羽杀死宋义，成为造反军事实上的核心。 此时秦将章邯正在攻赵。项羽前去救援，在巨鹿击败了章邯。章邯率领二十万秦军投降了项羽。他在出征时听到李斯被处死，觉得如果胜了，就必然会招来赵高的嫉恨而落个被杀的下场。自函谷关一战以来，一直连战连胜的章邯也在巨鹿一败后决定听天由命。严酷的法律确实有强大的力量，但也会把人逼向另一个极端，所以出现了这种现象。因为不管是谁，如果知道会被严罚，肯定会想方设法摆脱制裁。不过，项羽突袭了投降的二十万秦军，并在新安城南把他们全部坑杀。但他没有杀章邯等几名高级军人，准备让他们做攻秦的道路向导。越来越多的造反军加入到讨灭秦的队伍中来了。但被拥立的楚王——被称为义帝——当着众将领的面作了一个约定：先定关中者王之。郡县制的脆弱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所以楚王和造反各将领都考虑恢复封建制。不言而喻，谁都想成为肥沃土地上的王。自然，成为天下之主的秦所倾力开发的关中土地——包括咸阳在内的辽阔土地是最好的。这一次，赵高把大祸归罪于二世皇帝胡亥，强迫他自杀，然后拥立在北方含冤而死的扶苏之子子婴。因无皇帝之实，此时的称号被恢复成诸侯时代的秦王。赵高打算操纵子婴，却反被其所杀，父族、母族、妻族被尽数杀死。应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子婴即位第四十六天；造反军出现在灞水河畔，但不是开赴函谷关的项羽，而是破武关的刘邦军的身影。子婴以白马牵白木车，坐在上面，脖子上挂着辫绳，向刘邦投降。据说这种仪式是诸侯投降时的惯例。时间是子婴元年（前206）十二月。汉风起兮1刘邦是沛县（江苏省）人。和项羽不同，他出身庶民，父母之名不详。对这位大汉王朝的创始人，成书于汉代的《史记高祖本纪》中只提到其父日太公，母日刘媪，而这并非人名。在中国同姓不可结婚，妻子在婚后也不换姓。刘邦似乎是随母姓的，可能是双亲并未正式结婚，或者是父亲入赘的情形。——好酒及色。即便是身为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也不得不这样如实地描写刘邦，无意隐瞒他是酒鬼和好色之徒这件事。但刘邦性格坦率，乐于助人，被任命为泗水（江苏省）的亭长。在秦代制度中，所谓亭是指每十里所设的机构。有“十亭一乡”的说法，所以亭是最小的政府部门。小官刘邦被命令率领民佚前往骊山（陕西省）始皇帝陵的建造营，但途中有一两个民佚逃跑了。始皇帝对自己的陵墓煞费苦心，尤其为了防盗掘而设置了不计其数的机关。根据这个传言，知晓陵墓秘密的民佚在竣工后必定被赶尽杀绝。所以听到这个传闻后，民佚因为害怕而逃走了。而如果不能带来规定的人数，领头者也要被依法处决，所以刘邦也成了逃亡者，躲了起来。全国各地必定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处都是这类逃亡者。他们为了自卫而结成了团体，并且尽可能地藏身于出身地的附近。他们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罪犯，只应获得同情而不应被怨恨，所以受到了亲戚友人们的秘密帮助。陈胜、吴广起兵时，逃亡者们纷纷起事以呼应他们。刘邦在故乡沛县附近逃亡的时候，从大泽乡（安徽省）传来了陈胜、吴广造反的消息。沛县县令自然是中央派遣来的人，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各地郡守和县令被拿来祭旗的消息不绝于耳，于是这位县令决定应声造反。书记萧何、狱吏曹参在筹划的时候，建议唤回附近几百名沛县出身的逃亡者。前去召集逃亡者的并非官员，而是和他们非常熟络的狗屠（杀狗职业）樊哙。逃亡者的头领自然就是刘邦。但是这时县令改变了主意。不管怎么说，他是一名深知法律严酷的秦代官员。他准备捕杀造反派，于是萧何和曹参翻出城墙，去了刘邦的所在地。刘邦以箭文和城内取得联络，促成了起义。城内的父老带领子弟们杀了县令，开城门迎接刘邦，全县造反。于是，集结在刘邦麾下的不仅有沛，还有附近各地的大量逃亡者。就这样，刘邦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造反军团的指挥者。此前是他上司的萧何和曹参反成了他的部下。人们为了在乱世中寻找出路，必须找一个有能力的指挥者，而指挥者此前的身份不是问题。刘邦军团最终实现了首先进入关中的目标，接受了秦子婴的投降，但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大危机。至于原因，造反团的主流项羽最终越过函谷关（河南省），了解到被刘邦抢了先。而楚王也就是义帝曾有过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进入关中的刘邦军有十万，而项羽军是四十万。如果激怒了项羽，刘邦军就马上会被踏平。刘邦虽进入了咸阳（陕西省），但他封了官库，没有染指后官三千美女，敬候项羽的到来。接着，他前往项羽的驻地鸿门，为自己辩解。这个场面就是著名的“鸿门宴”。项羽的军师范增建议说， “刘邦不可不杀”。项羽因刘邦态度恭顺，不是很想杀他。无赖好色的刘邦没有碰后官美女一根指头，没有比这更恭顺的了吧。范增认为这是刘邦胸有大志的表现，更要杀他。造反初期刘邦就有了优秀的军师，生于韩国相国世家的张良，正是雇大力士暗杀始皇帝的男子。这位张良曾经救过项羽叔父项伯的命。既然项羽阵营有杀刘邦的意向，于是项伯急速报告张良。名门出身的项羽向来瞧不起庶民出身的刘邦。被范增劝了无数次，他还是不想杀。项羽也很自负——这样的人也配做我的对手？——自信满满。范增有识人的眼光，见项羽不肯，就命令项羽的从弟项庄拔剑起舞，伺机刺杀刘邦。剑舞一开始，觉察到危险的项伯也拔剑起舞，庇护着刘邦。接下来樊哙也上场，陈述着刘邦的功绩。没多久刘邦借口去厕所，顺着小道返回了灞上（灞水河岸）的阵地，把后来的事全交给站在一边的张良。这是戏台上的著名场景，也被润色成故事小说。鸿门宴不管细节如何，刘邦的性命危在旦夕是千真万确的。刘邦进军关中时，宣称如果自己为王，就只约法三章，秦的其他法律一律废止，博得了喝彩。要知道，秦民受严刑峻法之苦，早已到了难以尽齿的地步。刘邦的约法三章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仅此而已。项羽进入关中后，就杀了已经投降的秦国子婴，掠夺了已封存宝库的财货，在宫殿放起大火。据说咸阳的大火连烧了三个月。结果，刘邦没被封为关中王，而是被封为汉王，下辖巴、蜀、汉中的土地，也就是从陕西到四川的领地。项羽把关中分成三份，分给和自己同气连枝的三个臣下，而自己做了梁、楚九郡的王，号称西楚霸王。如果君临关中就可以成为天下之主，然而项羽衣锦还乡的愿望太强烈了。被架空的楚义帝不会总听自己的话，所以不久之后项羽就杀了他。从刘邦的情形可见，项羽的论功行赏极为不公平。因此，齐、赵各地的将领们背叛了项羽。项羽为此果断北伐。有强大战斗力的项羽军连战连胜，但残杀降卒使他不得人心。各地游击式的抵抗始终不绝，项羽不得不东奔西走忙着镇压。在项羽为根除游击、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邦终于动手，出汉中占领了天下的中心——关中。用刘邦的话来说，按照楚义帝的约定，关中理所当然是我的领地，我只是从项羽一脉的领主手里取回来而已。不言而喻，项羽被激怒了。这样一来，项羽对刘邦，也就是楚汉战争开始了。2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要叙述这场战争，就一定要对二者的性质作一比较。生于武将世家的项羽战斗力很强，虽然集结了军众，但精锐被安排于核心，事实上属于少数精锐主义。可以注意到，《史记》中把刘邦造反起义时的军众称为子弟，项羽的则称为精兵。项羽战则必胜。他在彭城（江苏省）打得刘邦落花流水。十万汉兵被赶到睢水，据说尸体堆积成水坝，截断了水流。刘邦在荥阳（河南省）求和。项羽虽有如此巨大的优势，名声却很差。反秦战争时期，他杀了章邯的二十万秦军降卒，论功行赏也不公平。对刘邦之所以不能够穷追猛打到底，是因为东方游击战的蜂起。各地的军队当然也在观察二者的强弱，按理说会依附到强者一方，但为了势力的均衡，他们决定加入刘邦一方。因为他们期待刘邦可以对自己的功绩作出公平的评价。韩信投靠刘邦，平定了齐，转而南下威胁项羽。此外，游击军一直是刘邦的伙伴，其首领彭越因指挥游击战而知名。在平定了天下后，刘邦说，作野战的指挥官自己不如韩信，制定作战计划则军师张良更高一筹，补给方面自己没有萧何的手段，而自己之所以取得天下，全在于能够很好地用这些人。这里讲的正是包容力。与此相对，项羽的性格则是凡事必定亲力亲为。即使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觉得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部下必然会心存不满。刘邦在秦灭亡的公元前206年被封为汉王，因此在统一全国后仍定国号为汉，并以这一年为建国起始。秦灭亡是子婴元年十二月，但秦历中十月为岁首，所以也就是年后只过了三个月。公元前203年相当于汉高祖四年。这一年双方议和，以叫做鸿沟的河流为分界线，约定东为汉，西为楚。项羽很快解散了军队，回到东方，但刘邦撕破协定，滥发授予领地的许诺书，借此集合诸侯兵力，将项羽包围在垓下（安徽省）。项羽因在围营的汉军中听到自己故乡的楚歌而绝望，这就是“四面楚歌”的来历。他带领少数精锐，突破包围圈，南下到乌江（安徽省），在那里自刎而死。据说最后的遗言是——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意思是自己一直很强，但是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命运所致，也就是上天要灭亡自己，并不是自己战斗力弱的原因。时间是汉高祖五年（前202）。诸侯汉王刘邦从这一年开始就成了天下之主，由王变为皇帝。汉王朝这个长命王朝开始了。西方用“秦”( chin)来称呼中国，而汉族、汉字、汉文、汉语、汉诗、汉法乃至于汉奸这些词中的“汉”等于“中国”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这个王朝因王莽篡夺，于公元7年灭亡，持续了两百多年。王莽也是十几年后就被灭，依然是继承了汉血统的刘氏王朝建立了起来，持续到禅让于魏曹丕的公元220年，大约维持了两百年。汉代以王莽时期为分割线，被分称为前汉、后汉。前汉的首都是长安（陕西省），后汉的首都是洛阳（河南省），故而根据位置，也被分称为西汉、东汉。在中国，尤以后一种叫法居多。《史记》中引用了项羽（《项羽本纪》）和刘邦（《高祖本纪》）的诗歌。项羽的诗歌是在逃出垓下城之前，和情人虞美人分离时所作。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在此自傲于自己的力量和气概，把战败归于天时不利和爱马。刘邦的诗歌是在平定天下后，回到久久未归的故乡沛，见到老朋友的时候创作的。时间是公元前195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意思是虽然平定了乱世，但为了守护这份和平与统一，最想要的就是勇猛的将士。与项羽的歌相比较，可以发现两人性格的不同之处更加明显。项羽过于依赖自己的力量，而刘邦对自己得人才、实现天下再次统一深有心得。高祖刘邦死于作这首诗歌的七个月后。3《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介绍了项羽和刘邦的诗歌，在引用了这两首之后，每首都标明——泣下数行。项羽的情形是身陷包围，渴盼生还，在终于逃脱的时候自然流下了英雄泪。而刘邦的心情则比较复杂。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必须挨个清除功臣。除了萧何、曹参、樊哙等沛的同乡外，还有至今未曾见过、也不知道名字的人接连参加到他的阵营，并立下汗马功劳。这些人看到跟着刘邦走就有利可图，于是选择了加入。若仅是如此，刘邦与他们之间就没什么情谊，有这样手握大军的同伙是很危险的。刘邦的妻子吕后比他更担心这一点，她所生的独子不像父亲，非常软弱。刘邦在世的话，还能起到震慑的效果；一旦刘邦亡故，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更急于肃清功臣的是刘邦背后的吕后。首先被清理的是燕王臧荼。他是项羽阵营的人，在刘邦进入关中成为汉王时就做了燕王，所以可以说是汉王的同级生。韩信为刘邦平定北方的时候，燕王才加入汉方阵营，所以他虽是功臣却关系浅淡。据说燕王在消灭项羽后就谋反，可能是在汉看来，相熟度很低的王坐拥大军过于危险，故而以谋反为口实派军队前去讨伐。高祖亲自出马征讨臧荼，平定后任命卢绾为新的燕王。卢绾和高祖是出生在同里、同日的发小。高祖七年（前200）韩王信串通匈奴谋反，在铜辊（山西省）被汉朝打败。在秦将蒙恬被伪造玺书杀害后，匈奴南下屡屡威胁汉朝北方。韩王信因为领地荒凉，准备用外交手段避开锋芒。但他和匈奴的谈判被指为通敌，逼得他不得不谋反，这似乎才是真相。韩王信和韩信是同名异人。战国韩王之孙信被称为韩王信，因“胯下”有名的才是韩信。韩信对高祖统一天下功劳最大。如果不是韩信从齐南下，已经在彭城、荥阳战败的汉军就会被项羽歼灭。韩信在天下统一后被封为齐王，上交军队后被移为楚王。楚王韩信被人密告有谋反的嫌疑，被送到洛阳接受盘问。韩信曾在垓下能调动三十万援兵，却不能马上诛杀项羽，于是首先把他降格为淮阴侯。韩信称病不参见皇帝。后来被派往北方的陈稀自称代王造反，刘邦御驾亲征，此时韩信却告病未曾从军，遂被以串通陈稀的借口处决。这是后来加上去的理由。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从王降格到侯这件事上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危险。刘邦亲征后，留守的萧何和吕后共谋诱杀了韩信，时间是高祖十年（前197）。在游击战中极为活跃、被立为梁王的彭越，也被以谋反的理由诛杀了。彭越和韩信、黥布一道，动员大军在垓下支援刘邦。垓下三名将中的韩信和彭越相继被杀，所以淮南王黥布感到不安也是必然的。他是从骊山脱逃的犯人，从脱逃人群的头目成为一军之将。虽然并未谋反，但他觉得也会被什么理由所杀，所以既然是同样的下场还不如先动手——黥布的情形是真正的谋反，他攻打高祖的堂兄荆王刘贾，刘贾战死。这一次还是高祖亲征，大破黥布军。此战，高祖中流矢负伤。尔后刘邦命令其他将领前去追击，自己凯旋返回长安。途中顺便路过故乡，《大风歌》就是作于此时。建国元勋——猛士大部分都被清洗了。他放歌表达想在故乡土地上得到猛士的愿望，这份心情显示得极为强烈。包括垓下三名将在内，被清洗的人在刘邦眼中都只是外人。可以说，正因为是外来者，所以不能麻痹大意，只有清洗一途。然而在刘邦准备回长安时，就传来了他在沛的同乡、同日生的卢绾串通匈奴的消息。被立为燕王的卢绾最主要的任务是防备匈奴，为此必须得到匈奴的情报，于是送去了间谍。从匈奴投降过来的人揭发了这件事，这被认为是在和匈奴串谋。为了调查真相，高祖召还卢绾，但卢绾害怕，称病拒绝进京。高祖一怒之下命令周勃前去讨伐。卢绾原意是想等度过风口浪尖后，再作详细的说明，这样刘邦就会谅解。然而，刘邦因在和黥布战斗中负伤，不久死去。事已至此，卢绾不得不亡命于匈奴。清洗的名单中一般只有外人，但最后的一栏里标记着高祖的发小之名。于是，汉在已经清除的王之后，立了刘邦一族。例如，代替彭越被立为梁王的是高祖的第五子刘恢，继卢绾之后被立为燕王的是高祖的末子刘建。此后，非刘氏就不再被立王。秦实施的是完全的郡县制，但在始皇帝死后就立刻土崩瓦解，这被认为是没有屏藩的原因。周代封建是完全的封建，只有王都的附近是王朝的直辖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诸侯愈加强大，变得无视王室，从而进入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时代。汉以史为鉴，郡县制和封建制同时并用。全国置郡县，中央派遣官吏，同时也将皇子、皇族立为各地的王，并以国称之。秦末动乱中，秦代皇族的实力派中并没有掌握地方势力的人。如果王朝改变，官员们只需要改变主人就可以了，而皇族就必须和王朝休戚与共，他们被期待能尽全力防止叛乱。清洗元勋也是为了避免成为周代那样的封建的举措，但给人的回味不怎么好。4高祖刘邦于在位的第十二年（前195）四月在长安长乐官死去。正妻所生的独子刘盈即位，死后谥惠帝。废止了谥法的秦朝非常短命，所以在那之后的中国，任何王朝都不用二世、三世这样的提法。皇帝刘盈性格软弱，所以可以说实际上是吕后在执政。在清除元勋、功臣这件事上，吕后比高祖更热切，前文已提到。高祖死后，她就把清理的重心转移到能成为自己儿子的竞争者的高祖庶子们身上。 戚夫人最受高祖的宠爱，她所生的皇子刘如意自幼就被封为赵王。吕后召来赵王并毒杀了他，对他母亲戚夫人施以极为残忍的肉刑。砍断手足、挖眼烧耳，逼她服哑药而不能出声，然后放到厕所里，取名叫“人彘”（人猪）。惠帝被母亲展示的这个人彘吓出了病，一年多的时间里下不了床。一这不是人能做的事情。我是太后的儿子，不能治天下。惠帝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后他沉湎酒色，不再关心政治。吕后有一子一女，女儿就是鲁元公主。她让鲁元公主的女儿做了惠帝的皇后，也就是说，让惠帝姐姐的女儿也就是外甥女做了惠帝的妻子。按吕后的想法，她期望吕氏的血脉能在汉王朝血统中越来越浓。但期望落空了，皇后未能产下子嗣。惠帝在即位七年（前188）后死去。吕后命皇后张氏以他人之子为养子，立为太子。与汉王朝没有任何关系的少年即位，吕后开始摄政。吕后的专横还在继续。非刘氏者本应不能封王，但吕氏一族被接连立为王，连女儿鲁元公主的丈夫张偃都被立为鲁王。吕氏如此专横，为何手握高祖千军万马的将军大臣们就容忍了呢？这是因为吕氏一族有吕后这个大后台。吕后党中只有一位实战将军樊哙，他是吕后的妹夫，此外再也没有其他厉害人物了。现在只需要等年事已高的吕后死去就可以了。如果为了刘氏而起兵诛灭吕氏，只能招致更多的混乱。值此建国还没多久的关键时期，必须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只要是时间能解决的问题，就没有必要白白浪费力气。就这样，吕后时代持续了八年。刘氏王如果不娶吕氏女她就不得安心。赵王刘友被强令娶吕氏之女为妻，但他根本不爱这位正妻，而是宠爱其他女子，惹得吕后大发雷霆。赵王被召至长安幽闭起来，不给饭吃，最后活活饿死，这事发生在她死的前一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终于死了。吕氏一族中虽然也有吕禄、吕产等人，但根本不是隐忍多时的刘氏武将们的对手。太尉（国防部长）周勃和丞相陈平很快就全歼了吕氏一族。周勃进入军营，下令——拥护吕氏的右袒，拥护刘氏的左袒！这是个著名的命令。 “袒”指的是脱衣，显露肩膀。强迫他们露右肩或左肩表明立场。军中之人全部露了左肩。偏护、偏袒也被称作“左袒”，就是由此而来。吕后尽管有出色的策略计谋，却根本没有人气。大概是对戚夫人的处理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吧。然后，宗室中谁将被奉为皇帝成了一个问题。谁都知道吕后拥立的皇帝和刘氏没有任何关系。吕后总想着连皇帝也变成吕氏，但她连这点时间都没有了。登上帝位的首要条件是外戚要老实本分。已经有了王朝被吕氏搅得天翻地覆的前车之鉴，大臣们首先把这一条作为了选拔条件。从顺序来讲，应该立高祖长子刘肥的儿子齐王刘襄。他在讨伐吕氏一族时，在地方上率先起事。但是，齐王母亲的娘家有个叫驷钧的人，恶虐暴戾，被叫做“虎而冠者”——穿衣戴帽的老虎——声名狼藉。于是齐王被排除出选拔对象。高祖刘邦的儿子仍存世的只有次子代王刘恒和末子淮南王刘长两人。按顺序是代王，他母亲的娘家薄氏名声很好，代王本人也因仁孝宽厚的品行而闻名。吕后死于七月。吕氏一族伏诛后，代王刘桓被迎回长安，九月即天子之位。当时仍然在使用秦历，九月正值年末。十月就改了年号，称为文帝元年（前179）。后来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废秦历，基于夏历创建“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秦历虽然不合理但近百年未改，除了人们已经习惯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一是建国当初是没有闲工夫来处理，二是到了从代王升迁的文帝和他儿子景帝的时代，为了让人民休养生息，采取的方针是不做多余的制度改革。在即位的第三个月，文帝实施了法律改革，废止了连坐。重罪的场合下，与犯罪无关的双亲、妻儿都被连带的制度被终止，这与人民休养生息密切相关。匈奴问题在后面会专门讲到，但还是要提一下。在高祖的时代，汉和匈奴缔结的是屈辱性质的和约。文帝时代，匈奴同样屡犯边境，但不是大规模的侵略，汉也把和亲作为首要问题。即便如此，汉朝仍然加强了边境的守卫，做出蓄势待发随时远征的姿态。于是匈奴退兵，但其实汉也不会真的动兵。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是老庄学说，也叫做“黄老”之术，被认为是源于传说中的圣人黄帝直到老子的思想。如前所述，老庄尊崇无为自然，主张不做多余之事，所以对于休养生息的时代是非常适合的；而主张积极改善政治的儒家思想与这个时代并不合拍。文帝的皇后窦氏尤其喜好黄老之道，而儒生辕固生把《老子》评价为“这不过是家人（下仆）的言论罢了”，据说被激怒的窦后就把辕固生关到了野猪圈里。这时是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景帝时代的故事，所以窦氏已经成了太后。《史记儒林列传》中说，景帝出于同情而给了辕固生一把锐利的刀，于是辕固生就用刀把野猪刺倒了。1971年发现的著名的马王堆古墓，所处的正是这个时代。二号墓中还出土了《老子》的帛书，但根本没有《论语》等儒学系统的著作。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合起来大约四十年时间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吴楚七国之乱。汉合并郡县制和封建制，正是所谓“郡国制”。但王朝在力量强大后有了自信，所以更倾向于郡县制，至少也会采取弱化诸王实权的政策。景帝的时候有个叫晁错的能吏，积极地推进这项政策，诸王们的不满在加深扩大。吴王刘濞是高祖刘邦兄长刘仲的儿子，景帝即位时他已年逾六十，是皇族中最年长者。吴王是反对中央的牵头人，其中也有私怨驱动的原因。吴王的儿子在某次进京的时候，与当时还是皇子的景帝下棋起了口角，被发怒的景帝掷棋盘打死。从那以后，吴王就告病不入朝。能吏晁错寻查诸王的小失误，以此为借口削减他们的封地。楚王刘戊因在服丧期间亲近女性而被没收了东海三十八县，胶西王刘印则因卖爵案件被削去六县。景帝三年（前154），吴被削去领地会稽郡和豫章郡，前者是盐的产地，后者是铜的产地。盐和铜是吴王一手鼓励、振兴起来的产业，再加上杀子之仇，于是吴王纠集诸王，称“诛晁错，清君侧”，大举起兵。从讨伐黥布后的四十年间，汉朝没有一场像样的战争。响应吴王呼吁的有楚王、赵王、胶西王、胶东王、茁川王、济南王等六王。吴王还叫上了汉的外藩东越国（浙江省）、闽越国（福建省），赵王和匈奴取得联络，所以这是个外族也参与其中的巨大叛乱计划。汉朝廷处死了削减诸王封地的实施者晁错，准备以此作为交代。然而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吴楚七国准备攻入长安，而为此就必须通过梁。梁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所以没有被吴王劝降。这位梁王刘武死守首府睢阳（河南省），阻止了叛军的西进。这也证明了诸王只要血缘相近，就是出色的藩屏。此时，诛灭过吕氏的周勃的儿子、太尉周亚夫率领讨伐军进入昌邑（山东省），推进作战，切断了吴楚军队和本国的联络。粮道被断的叛军饿死者无数，逃兵不绝。在他们没有办法只得后撤的时候，周亚夫又率精锐追击。吴王弃军而逃，却被自己邀请来的东越军杀死。对东越来说，以利相诱的人自然就要充分发挥他的利用价值，如果把吴王的首级送给汉朝，还能得到奖赏。就这样，仅仅三个月，叛乱就被平息了。受到赵王邀请的匈奴看到形势不对，于是没有出兵。虽然是大乱，但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平定了。结果，实力派诸王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朝廷的实力因此得以加强，汉巩固了政权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失败，虽也在于梁王和周亚夫的挺身而出，但造反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才是最大的原因。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汉代朝廷将此当作最大的政治目的。四十年间既无内战也无外征，所以民间没有爆发出不满。秦末之乱的时候，深受法家政治之苦的民众很快就对陈胜、吴广的造反纷纷响应。而景帝时代的民众即使贫穷，却也能平安度日，政府不怎么干涉。梁王之所以能够坚守睢阳，周亚夫之所以能够切断叛军粮道，尽管没有详细的记录，但如果没有民众的协助，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诸王叛乱的理由是他们的封地被削减了，但这与普通民众的利害毫不相干。可以说吴楚七国之乱是注定要失败的。荣光时代1汉朝自武帝时代起就改变了政策，休养生息的时代结束了。四十年的宽松政策使政府财政变得宽裕起来，文帝和景帝的治世中也没有大工程、大动作，文帝、景帝拒绝举行封禅仪式更是个有名的故事。史家称这一时期为“文景之治”。古代王朝的政治反映了皇帝的性格。武帝十六岁即位，是个进取型的人物，凡事都表现出积极的性格。治世初期母亲（景帝皇后）和祖母（文帝皇后）仍在世，这使得武帝对监护人持有顾虑，但在政治上却逐渐地显露出浓重的自身色彩。景帝有很多子女，仅儿子就有十四个。经过一场“女人的战争”，九子刘彻才被立为太子。最初是栗姬所生的长子刘荣被立为皇太子，从顺序来讲这是必然的。刘荣这个人物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他的生母栗姬。景帝的馆陶公主下嫁给一个叫陈午的人，生了女儿陈娇。后来她想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皇太子妃，但被栗姬干脆利落地回绝了。至于原因，则是因为馆陶公主一直在为弟弟景帝物色这样那样的美女，所以栗姬也就一直对这位皇姐没什么好印象。馆陶公主被激怒了。景帝此时没有皇后，一开始立的皇后是从祖母娘家迎娶的薄氏，但因为性格不合且无子嗣，在祖母死后就被废了。栗姬生的儿子刘荣既然被立为皇太子，所以栗姬为了让自己成为皇后，在大臣中来回做工作。然而她这种行为却引起了景帝的不满。从拒绝馆陶公主提亲一事可以看出，栗姬很要强。病弱的景帝说： “我死了以后，不要为难孩子们。”她回答道： “要是还得照看别的女人生的小孩，我可顾不过来。”不言而喻，这个回答很伤景帝的心。馆陶公主提亲被拒后，随即展开报复，她联合了后宫的王夫人。王夫人是刘彻的生母，她允诺了儿子和陈娇的婚事。馆陶公主在弟弟景帝那里进行了猛烈的公关游说，终于成功废掉了皇太子荣，改立刘彻为太子。于是，王夫人因是皇太子的生母，而被立为一度空位的皇后。在女人的战争中失败的栗姬据说是被气死的。必须说，她的败因就在于过度表露感情。 公元前141年，景帝死于未央宫，皇太子彻即位。刘彻这时已经十六岁，所以他也很明白自己成为太子的来龙去脉。这一切是自己的岳母兼姑母馆陶公主联合自己的母亲王太后，再加上溺爱长女馆陶公主的祖母窦太后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有人形容说武帝是从石榴裙间即位的。只要为了自己的帝位而前后奔忙的几位女子还在，少年武帝就不得不稍受点委屈。尽管如此，汉武帝也必定能亲身感觉到国库充盈的活力。四十年的休养生息后，朝廷的仓库被装得满满的，征收上来的税金铜钱甚至因为用不上，缗都腐烂了。所谓缗指的是从铜钱眼里穿过、用来把钱连成一串的绳子。粮食也多得在库里装不下。如此的国力似乎正在等候着它的用武之地。年轻的武帝必定会考虑，向对汉来讲是屈辱性关系的匈奴展示威严。——一雪白登山之耻。深悉汉代历史的武帝在白登山脚下，总会紧握拳头这般发誓。时间是汉高祖刘邦七年（前200），武帝即位六十年前。刘邦亲征谋反的韩王信，进兵至相当于现在山西省大同市的地方。韩王信联合了匈奴，所以汉必须和匈奴一战。匈奴的王称作单子，其下有左贤王和右贤王。匈奴授予两贤王万余骑的兵力，令他俩与韩王信的部将王黄共同作战。冒顿单于是个俊才，制定了将汉军引诱、包围、歼灭的计划。他隐藏起精兵肥马，只以老弱兵卒和瘦马相示。汉朝侦察兵果然上钩，报告说“匈奴弱，当击”。刘邦遂尽起全军迎战匈奴，追击假装逃跑的对手直到白登山。先头部队在白登山被潜藏的匈奴四十万骑包围，而刘邦就在先头部队的骑兵军团中。也就是说，冒顿单于以一万骑重点引诱汉的骑兵军团，再以四十万骑予以包围。包围长达七日。刘邦听从了陈平的建议，给阏氏（单于之妻）送礼，请她让匈奴退兵。仅收买单于的妻子并不能使匈奴后退，原因应该是汉的后续部队都赶了过来，而且共同作战的韩王信部将王黄未能如约到达。如果王黄归汉，和后续的汉步兵军团合流，匈奴就可能遭到反包围。谈判成功了，包围开了一角，汉兵一边拉满弓一边撤出。之后就有了具体的和亲谈判，双方同意汉朝公主嫁单于为妻，每年向匈奴赠与绵、绢、酒、米和其他食物，汉为匈奴的昆弟等。高祖死后，单于给吕后送去亲笔信，戏弄说：“我没了妻子，你也没了丈夫，那不如就一起过吧。”汉朝武将们都大怒，主张讨伐匈奴，但被吕后阻止了——即使是高祖，不也曾在白登山危在旦夕么？于是吕后派人送去了语气柔和的拒绝信， “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文帝、景帝继续实行对匈奴的和亲策略，他们统治时期内没有留下双方大规模冲突的记录。然而，武帝“一雪白登山之耻”的愿望格外强烈。还有很多他想做的其他事情。2除了向匈奴雪耻，武帝深自留意的还包括完备国家体制。文帝、景帝实行无为而治，对民众不做过多干涉。武帝则倾心于儒家，希望通过努力使国家更充实、更有序。这不只是他天生的性格，还有后天所受教育的影响。 秦以焚书坑儒镇压儒家，而到了汉，朝廷请了儒家博学之士作为典礼的专家。然而，他们仅仅是仪式的指挥和读书写字的专家，和政治的关系不深。如前所述，时代的思想主流是老庄（当时称为黄老）。无论武帝对儒有多偏心；只要喜好黄老的窦太后还在，就不能大张旗鼓地推行儒家政治。不管怎么说，这可是个曾把说老子不好的儒者辕固生扔到野猪圈里的老太太。武帝即位后立刻下令政府大臣和诸王丞相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士人，以此网罗天下人才。在这次被推荐的儒生中，有个研习《春秋》的学者董仲舒。他受到了武帝的高度评价，被提拔为江都国的相。大臣赵绾、王臧深明儒学，也在隐秘地准备推进儒教体制，并从鲁接来了他们的师父申公。准备虽然隐蔽，但还是被窦太后知道了，两个大臣被令自杀，申公也被赶了回去。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蚧也是儒家的人，但因为和皇室有关系，只被解职就完事了。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田蚧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王太后的母亲在丈夫王仲死后，再婚嫁入田家生下田蚧。在老庄思想为主流的时候，寡妇的再婚是比较自由的。武帝和表妹陈皇后之间相处得不是很好，皇后没有生下子嗣。和景帝的时候一样，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也为弟弟带来了美女。受雇于平阳公主府上的讴者（歌手），一个叫卫子夫的女子，进入后宫受到了武帝的宠爱。据说嫉妒发狂的陈皇后施行了“巫蛊”。这是一种和日本的丑时参拜1相似的诅咒，制人偶埋于地下，诅咒对手死亡。这种做法是被严厉禁止的，在法律中是死罪。究竟是陈皇后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还是为了废掉皇后而找的借口，现已不得而知。但审理案件的张汤得出了有罪的结论。有三百人因受到牵连而被诛杀，陈皇后被幽闭于长门宫。仿佛是有所愧疚，废后的日常待遇和从前是一样的。陈皇后被废是在元光五年（前130）。此时，二十七岁的武帝终于能够无所顾忌地推行自己的意志了，儒家体制最大的障碍窦太后已在五年前即建元六年（前135）死去。曾被解职的窦婴和田蚧又被起用，但两人纷争不断。两人争斗的焦点很荒唐，所以传言当时的御史大夫（副总理）韩安国尖锐地批评说，两人像是“小商贩或女人之间的争吵”。两个重臣意气用事地吵架。窦婴因窦太后之死而没了靠山，在政治斗争中变得被动。而田蚧是健在的王太后的异父弟弟，故而派阀很大，最终处死了窦婴。不过田蚧也很快就病死了，人们自然把这归结为是窦婴的冤魂作祟。这两个重臣对年轻的武帝来说，一个是祖母的亲戚，一个是母亲的亲戚，都是麻烦的主儿。两人死去是在元光四年（前131），武帝在第二年就废了陈皇后。武帝之所以能在废后这件大事上说做就做，也是因为此时已没有了任何掣肘。1在丑时深夜1-3点进行的诅咒秘术。武帝起用了宠爱的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后来又起用了卫子夫姐姐的儿子霍去病为军中首脑。卫子夫曾是贵族府邸的讴者，身份几近奴隶，她的亲人也是卑贱出身。然而论及人品和才能，却是极为优秀的。比起互相攻讦而双双倒台的贵族窦婴和田蚧，不得不说他们要有才能得多。卫青为车骑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他们发挥了军事上的天赋。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是和三公同品级的军队司令官。三公中的太尉是国防部长，但实际指挥军队的则是将军们。文帝时薄昭是车骑将军，景帝时窦婴是大将军，全都是皇帝母亲的亲戚。皇族刘氏虽有血统远近的不同，但都有皇位继承权，所以让他们直接指挥军队是比较危险的。皇帝担心被掌握军队的同族取代，因此就形成了将军一职由外戚就任的惯例。武帝不像父亲和祖父那样，母亲的亲戚较多，故而任命妻子的亲人为将军。不管是卫青还是霍去病都是深孚所望。3汉的外藩东越后来在史书中被标记为东瓯。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杀了吴王刘濞的正是东瓯。吴王的儿子刘驹在闽越亡命，因痛恨杀了父亲的东瓯，于是鼓动闽越王攻击东瓯。被包围的东瓯火速派特使前往汉朝请求援兵，时间是建元三年（前138）武帝十九岁的时候。武帝派一个叫庄助的人从海路赶往东瓯，但闽越在此之前就退兵了，并没有发生实际战争。然而三年后，闽越（福建省）在其好战首领的带领下，又向南越（广东）用兵。南越派特使到长安请求援兵，于是汉派去王恢和韩安国两名将军。但这一次战争还是没有发生。好战的闽越王为同族和大臣所憎恶，被自己弟弟杀了。 未见血腥就凯旋的两个将军在武帝面前商议匈奴问题。王恢主张讨伐，韩安国则主张继续和亲，因而形成对立。韩安国反对讨伐的理由是：汉若远征，人马疲累，只会沦为以逸待劳的匈奴的盘中餐。针对此论，王恢出了个主意，既然人马疲累，那么汉军就不要动，目的应该是让匈奴远征，汉就可以迎头痛击。武帝采纳了这个计划。三十万汉军埋伏在马邑（山西省）附近的峡谷，引诱匈奴进入。汉斩了马邑的官员，把佯作投降的“叛徒”派遣至匈奴。然而匈奴在进攻途中觉察到汉的阴谋，立刻回军折返。三十万汉兵就这样白忙一场，成了汉的奇耻大辱。匈奴此时的单于，是俊才冒顿单于之孙军臣。有了这次马邑之役，汉和匈奴的关系自然一下子就恶化了。责任人王恢被处以斩刑。他通过王太后这条线，乞求武帝网开一面，但武帝已然不受影响。虽然三十万军队未曾受损，但动员花费的损失庞大。母亲的求情也没起作用，他决断地说： “王恢如果不死，就是一个坏的榜样。”在曾祖父刘邦的白登山之耻上，自己又加了一道马邑之耻。武帝决心不雪此耻，誓不为人。四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他授予四将各一万骑兵，令他们四路出击。四将中的公孙贺未与匈奴遭遇，而公孙敖和李广战败，被处以斩刑后二人以巨额献金赎罪。在汉代，赎罪是合法的。四将中以胜利收尾的只有卫青，他甚至攻人了匈奴的龙城（甘肃省），取得了斩首、俘虏七百的战果。虽然看似杀敌数量较少，但龙城是匈奴祭天的重地。因践踏了这块地方，所以不得不说这是自汉朝成立以来，对北方的一次了不起的军事成就。第二年，卫青率领三万骑出雁门（山西省），获得斩敌数千的成果。这一年，他的姐姐卫子夫产下一个男婴。可以说他的胜仗就是对此最好的贺礼。又过了一年——元朔二年（前127），卫青收复了鄂尔多斯地区。秦始皇的将军蒙恬曾驻扎此处，在被李斯等人骗杀后，匈奴夺取了这块地方。 汉把秦始皇都未能征服的浙江南部、福建、广东收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汉的版图比秦帝国更广大，但也有一点，不能说在秦之上，这就是秦曾保有的黄河弯曲部的鄂尔多斯地区被匈奴占领。如今鄂尔多斯被收复，汉才名副其实地凌驾于百年前全盛时代的秦之上。卫青为大将军，曾七次率军远征匈奴，但是之后对匈奴战争的主角转变为他的外甥霍去病。霍去病年仅二十岁时就率领大军转战各地，大破匈奴军。霍去病于二十四岁亡故，武帝极为悲伤，为他仿祁连山（甘肃省）的样子修筑陵墓。卫青和霍去病的确是有才能的将军。和后来的李广利相比，他们有明显技高一筹的军事才能。然而也不能忽略，武帝为爱妃的弟弟和外甥配备了最精锐的部队。另外，匈奴势力削弱也是二人军功辉煌的原因之一。冒顿单于在白登山围困刘邦时，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到了武帝初期，冒顿的孙子军臣成为单于，但他在公元前126年就死了，相当于卫青夺回鄂尔多斯的第二年。匈奴因军臣单于之死而起了内讧。军臣立的太子是於单，但他的弟弟伊稚斜击败於单，继承了单于之位。而於单则向汉投降。起内讧的事情说明，在此前匈奴就在不断衰落。4这里简单提一下张骞的西域之行。他的艰苦西行，使汉了解到西域的情况。西行的最初动机还是匈奴问题。武帝即位的时候，有个叫月氏的部族被曾为手下败将的匈奴打败，月氏王的头盖骨被匈奴拿去用作饮酒器，于是双方结下了深仇。有消息显示，月氏有意复仇，正在寻找共同打击匈奴的同盟。月氏原本在敦煌，但因被匈奴追击而逃往北方。于是武帝就考虑联合月氏夹击匈奴，开始招募派往月氏的使者。张骞自告奋勇，愿意前往。出发的时候，武帝给了他一百多人的仆从随行，其中有个出身匈奴的人叫甘夫。然而，张骞一行在河西被匈奴捕获，时间是建元初年，那时匈奴正处于军臣单于的时代。就这样，张骞被扣留在匈奴十年有余，娶了匈奴女子为妻，还生了孩子。他被认为是个纯粹的匈奴人了，于是对他的监视也不再那么严密，张骞终于等到了恰当的时机，逃离匈奴。月氏已经不在北方了，被乌孙赶到了西南。张骞在滞留匈奴期间就得到了这个消息。逃脱后的张骞沿着未知的行走路线，向西不停赶路，数十日后终于到达了相当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市的大宛。月氏在相当于现在撒马尔罕的地方。张骞由大宛经康居（约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境），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月氏国。虽然找到了月氏，但张骞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原因是月氏移居的中亚是肥沃之地，附近的国家都很弱，叫做夏的国也对月氏称臣。被匈奴所杀的月氏王的未亡人可能就是月氏族的领导。但不管张骞怎么劝说，月氏就是没有和远方的汉结盟向匈奴作战的打算。也许是已经不想重复那样惨烈的战争了；或者也可能是佛教在此时已传人这个地区，和平的思想开始传播。张骞在归途中被臣服匈奴的蜡羌族抓住，又被扣留了。不过匈奴因军臣单于之死而陷入内讧，他好不容易乘隙逃脱，时隔十三年后回到了长安。尽管和月氏的军事同盟没有成功，但张骞带回来的情报在以后的对匈奴政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因此功劳被授予博望侯的爵位。《史记》中说，在那之后，向外国派遣的使节都被称为博望侯。张骞是个值得称赞的人，他因品格高尚而得到了异族人的信赖，于是异族人也都信赖汉朝使节。张骞在大夏（从阿富汗到中亚之间的商业国家）看到了四川邛出产的竹杖和蜀布，这是经由身毒（印度）而来的。于是我们知道，从中国西南经由印度存在贸易路线。汉为了平定南越，对夜郎国加以怀柔，但很快就对这个地方失去了兴趣，中止了工作。夜郎是个西南小国，国主曾询问汉朝使节： “汉和我们夜郎哪个更大？”这个故事很快就流传开来， “夜郎自大”的成语便由来于此。根据张骞的报告，汉再度着手西南夷工作。这意味着不只是为了平定南越，还要开拓新的贸易路线，以避开匈奴的势力范围。张骞亲自作为使节前往乌孙国，商谈和亲的事情。乌孙在现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汉考虑如果让他们再向东移居，与汉和亲，就能牵制匈奴。百闻不如一见，和张骞同行访问长安的乌孙使者回国后报告了汉的强盛，于是和亲就被定了下来。汉和乌孙交换了公主。送往乌孙当乌孙王妃的，是因罪被处死的江都王刘建（武帝的侄子）的女儿，名叫细君。汉还向乌孙派去了几百名官员、仆役、宦官等随行。乌孙王因已年老，就让细君做了自己的孙媳妇。细君生下了一个女儿。她思乡不已，郁郁寡欢，唱的歌也让人心感悲凉。歌的结尾是——欲作黄鹄兮还故乡。细君死后，汉又把吴楚七国之乱中自杀的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送去乌孙。解忧产下三男二女，其中有做了后来的莎车（叶尔羌）王的，也有做了龟兹（库车）王妻子的。可以说他们是联结起西域和汉的桥梁，为汉文化的向西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狩四年（前119），也就是张骞十三年西域之行归来七年后，卫青第七次、霍去病第六次远征匈奴。匈奴伤亡八九万人，撤向遥远的漠北。此时张骞已经死去，但功臣名单里不能没有他。此后约二十年时间里，汉和匈奴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汉也把集中到北方的力量转向了南方和东方。南越形式上臣服于汉，但实际上是个独立国家。汉曾多次命南越王入朝，但南越王从来都没前往长安。南越政权也留意到了吴楚七国之乱中许多诸侯王的倒台。三年一度的入朝是诸侯王的义务。汉朝使节向南越王传话说，如果不入朝，王就不会被承认。南越丞相吕嘉等人杀了赞成人朝的幼王、摄政太后和汉朝使节安国少季。太后是长安人，在南越先王入朝（实为人质）的时候被宠爱，生下了现在的幼王。而使节安国少季，有传言说他是太后的昔日恋人。南越内部分为亲汉派和独立派，既然以吕嘉为首的独立派发动了政变，那么已在北方无后顾之忧的汉朝立刻动员大军，迅速制服了南越。汉为了平定南越而对夜郎的怀柔如前所述，从友邦夜郎发动进攻的汉军在到达南越之前，中央汉军就已把南越收拾完毕。东越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汉消灭的，理由是和南越同气连枝，可能这也只是汉的借口。这样一来，汉朝势力扩展到了中国大陆的南端。东方的朝鲜也以外臣自称，但从不入朝。元封二年（前109），也就是远征南越两年后，汉由山东半岛和辽东，从海陆两路向朝鲜出动大军。然而这次不像征讨南越那般顺利。陆路的左将军苟彘和海路的楼船将军杨仆相互嫉妒猜疑，左将军是主战派，而楼船将军是主和派。楼船将军也在远征南越时带领水军立下大功。在远征朝鲜时他包围了王险城（平壤），他想独占功劳，却铩羽而归。而左将军甚至怀疑主和派的楼船将军可能会联合朝鲜进攻自己。朝鲜内部也有纷争。朝鲜王右渠被部下所杀，但是换上来的大臣成巳依然死守王险城。左将军指使右渠的儿子和其他实力派向人民发布告谕，最后诛杀了成巳。回国后，两个将军被押到军法会议上，左将军被处以斩刑，楼船将军以大量金钱赎罪，被贬为庶人。汉把朝鲜作为直辖领地，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在远征朝鲜前一年，汉武帝在泰山举行了封禅仪式，年号“元封”即是由此而来。关于年号有各种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从武帝起中国才开始使用年号。汉武帝从即位的第二年开始，年号依次是，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每六年就改元一次。实际上武帝使用的第一个年号是得宝鼎后的“元鼎”，在此之前的年号是后来命令补加的。故而，“元封”元年（前110）是中国最早的实质性改元。封禅被认为是只有圣天子才能举行的仪式。曾有大臣劝谏武帝的祖父文帝封禅，但他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武帝非常有自信。他统治着远远大于秦始皇所征服的广阔地域，曾祖父的白登山之耻也被雪清，他认为已经没有比这更高的资格了。但是，据说古代封禅还有个前提条件——振兵释旅。封禅是带来天下太平的圣天子所举行的仪式，所以拥有庞大的军队是与此相矛盾的。武帝这时解散了北方的十余万军队。武帝带领群臣一路向东，沿海岸巡礼八神。这也是一次视察民情兼展示威仪的大旅行。他于四月登泰山，举行封禅仪式。虽说是带领群臣，当然也有人数限制，所以对被选中随行的人来说，都是莫上的荣耀。这一次，太史令司马谈就觉得自己当然会被选中。太史令是阁僚（三公九卿）之一的太常的属官，和博士一样是六百石的官。司马家自周代起就专门执掌历史记录，除了记录现有事情外，还保管着过去的记录。封禅仪式百年不遇，所以作为记录官的太史令是咨询仪式细节的最佳人选，理应被列入随行人员。虽然他这般坚信，但下达的决定是封禅仪式不需要太史令。司马谈对此无比愤慨，一病不起，最终亡故。可以说是被气死的。他在临终时叫来儿子司马迁，老泪纵横，拉着他的手，留下遗言：自获麟（孔子编纂《春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 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 为太史而弗论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的《史记》是继承父亲遗志所作。记录官被忽视到了不被允许参加封禅仪式的地步，是因为他们平常忙于历法却怠于整理历史记录。希望你恢复司马家的本职工作——这正是司马谈的遗言。司马迁把父亲的话铭记于心。几十年后，《史记》这部伟大著作诞生了。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是属于全人类的记录。拥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史书自此开始。此后，正史就以纪传体来书写。孔子所编《春秋》是编年体，也被继承了下来，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其中的代表。盛极而衰1我认为武帝举行封禅仪式正值汉朝最繁盛的时期。前章叙述了汉对南越和朝鲜的战争，这两次远征都发生在封禅前后。封禅是在远征南越的第二年，次年远征朝鲜。我们来对二者做一比较。远征南越对汉来说是场巨大成功。如前所述，在这次远征中，一时中止的西南夷工作也因张骞的情报而再度展开。不过，从西南夷的夜郎南下的军队在到达广东之前，战争就已经结束。但是远征朝鲜对汉来讲，并不是按自己的想法来的。最终的结果是，尽管在朝鲜置四郡，成功将之作为直辖领，但海陆两路的将军却被押至军法会议，没有任何人因远征战功封侯列相。作为分界线，封禅也象征着此前顺风顺水的汉朝国运终于走向了下坡路。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这是封禅三年前，武帝在汾阴（山西省）祭祀后土（土地神）时所作《秋风辞》中的结尾。万事万物发展到达了巅峰，接下来就是下坡路，这是自然之理。这可能不是预测国运转变的歌，而是意识到自己四十四岁的身体已经衰老。歌中有一句——怀佳人兮不能忘。说的是想念美丽的女子而不能忘怀。佳人指的是谁呢？陈皇后已被废，皇后卫子夫已经年逾四十。这里所说的佳人不是具体的哪个人，可以解释为是理想中的美女。苦苦寻求却得不到的“永远的女性”，自己逐渐老迈而佳人还未出现。歌词反映出了武帝的焦虑。和往常一样，给武帝物色美女的是他的姐姐平阳公主。平阳公主最初嫁给曹时，丈夫死后改嫁卫青。卫青曾是平阳公主的骑奴（骑马时候的保镖），后来做了大将军。被形容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绝世美女李夫人，由平阳公主推荐入官，武帝的心立刻全跑到这位美女身上去了，李夫人的兄长李延年是宫廷里的乐师。上面引用的歌词，就是李延年在武帝面前用以歌咏自己妹妹的。形容美女“倾国倾城”由此而来。也许真是美人薄命，她很快就去世了，武帝因不能忘怀，传说他曾让神秘的方士招来她的魂魄。后来也有唐玄宗到阴间寻找已死的杨贵妃的故事，让人感受到老人的执著。除了李延年，李夫人还有个哥哥叫李广利。武帝派军远征大宛（费尔干纳）时，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大将军、左骑将军、骠骑将军这些是相当于三公的正将军，与之相对，像远征南越时的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只是个贴合当时情况的名称，也叫做杂号将军。张骞曾访问过大宛国，报告中称那里产“汗血马”，就是疾驰时流汗像流血的名马。武帝派使节前去求名马，大概是因为使节的态度过于傲慢专横，反被大宛所杀。汉对此的反应是，立刻出兵报复。汗血马的饲养地在大宛国的贰师城，所以远征军司令官就被授予贰师将军的称号。高祖刘邦留下了两个封赏原则。刘氏以外不封王，以及无战功者不列侯。武帝为了让情人的兄弟能列侯，就必须让他立战功。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和侄儿霍去病就是例子。不过，卫青在少年时代就经历过游牧生活，还当过平阳公主的骑奴，习惯了粗放的野外生活。然而李夫人的兄弟自小在艺人家庭长大，歌舞音乐出色，但对却战争一窍不通。武帝明知真实情况，却仍坚持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主观地认为大宛较弱也是原因之一。出使大宛的使者报告说，大宛的军队很弱，三千汉兵就可获胜。若果真如此，武帝认为这就是让李夫人的哥哥立功的大好机会。远征大宛是在封禅六年后的太初元年（前104），将历法改为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是在次年。在六千骑军队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恶少年”。所谓的恶少年，包括了土匪和囚徒等。虽然有三千便已足够的报告，但武帝在双倍数量的骑兵团内又加进来这大群流氓暴徒。这样还不能取胜就真的是一场笑话了。不过最终的结果确实是，汉军真的未能取胜。可以想见，路途遥远、质量奇差的远征军必然军纪败坏，而指挥官也是纯粹的新手，根本管不住这些人。此外，大宛军的抵抗也是出乎意料的顽强。李广利的远征军甚至没能抵达贰师城，连出城之一的郁成城（汉使节被杀的地方）都久攻不下，苦战中死伤者不绝。因无法继续作战，汉军只得退兵。接到报告的武帝大怒，严令进玉门关（甘肃省）者皆斩。李广利军没有办法，不得不驻留敦煌。汉军在朝鲜虽是苦战，最终却也获胜，并置了四郡；马邑之役虽然落空，却也只是匈奴觉察到伏兵而没有前来。但这次大撤退对武帝来说，却是初次品尝的屈辱。好不容易才给了李广利一个立功的机会，结果却闹成这样，武帝也只能是干生气。再度远征，这次准备就周全了许多，兵力达到六万，另外这次也没有了那些自带粮食、只为军功而擅自从军的“私从者”。沿途的各国慑于汉军武力，都打开城门供给粮食。要知道，上一次远征无功而返的原因之一，就是途中的粮食补给极为困难。绿洲国家纷纷紧闭城门，佯作不知状地应付过了汉军，这种前例并不罕见。第二次远征中，所有的绿洲国家都不得不表示出欢迎的态度。只有轮台城（新疆）进行了抵抗，汉军经数日攻陷了这座城，将城内男女老幼悉数屠尽。汉军切断水源，包围了大宛国都贵山城四十天。大宛胆战心惊，大臣们只得把此前隐瞒名马、冷遇并最后杀害汉使的责任推给王，杀王献马。于是，李广利终于降伏了大宛，被封为海西侯。2从李广利远征大宛起，’汉和匈奴的关系就再度阴云密布。记录显示，当时连续几年都是天候异常。对农耕生活而言，因为平时有储备，就算一两年颗粒无收人们也能坚持下来。然而对游牧生活来说，牛羊若全死了就无计可施，毕竟动物死亡后肉不能长久保存。所以匈奴内部政局不稳，这也是必然的。此时的匈奴首领叫做儿单于，据说是个年轻的暴君。儿单于 由于年少，再加上异常天候也使得人心不安，所以对民众实行高压政策。这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抗，他们想借助汉朝力量打倒儿单于。为了援助这股势力，汉在长城外建立基地，分派给赵破奴两万余骑兵。然而，试图推翻儿单于的政变却失败了，汉军被孤立在敌人的地盘上，在八万匈奴军包围下成了俘虏。第二年，儿单于死去，他的叔父继位，但也在次年死去。儿单于叔父的弟弟且靼侯做了单于，送还了汉的俘虏。五年时间立了三任首领，也是匈奴政局不稳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匈奴若跟汉起了战事就会陷入困境。于是匈奴向汉送去国书，打算修复关系。然而，且靼侯单于的地位不稳固。匈奴内部也有强硬派，他们反对和汉缔结屈辱性质的和约。汉派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确认和亲，却被匈奴扣留。地位极高的使节被扣留，这成了开战的理由。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甘肃省）向天山出击。自元狩四年（前119）汉军远征把匈奴赶到了遥远的漠北，已经过了整整二十年。在这次远征中发生了著名的李陵案。李陵是秦名将李信的后代，父亲李广是一员猛将，出征匈奴，失败，为庇护部下而自杀。李陵奉职骑都尉，是年俸两千石的军中干部。武帝本想让他指挥辎重队，但李陵请愿去往前线。因已经没有骑兵可用，于是他领步兵出击。汉三万中军被匈奴所围，多亏一名叫赵充国的猛将率军奋战，终得破围而出，但全军损失了六七成兵力。李陵的五千步兵遭遇了单于的三万骑中军，经八日死战，部将伤亡大半，刀折箭尽后，他投降了匈奴。长安朝廷接到报告，在御前会议上定议李陵之罪。这一次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激怒了武帝，被处以宫刑，也就是去势的刑罚。武帝何以发怒呢？他本意是想让情人的哥哥李广利建功立业，而司马迁的话却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他强调李陵的五千步兵遭遇的是匈奴的中军，言外之意是李广利遇到的只不过是匈奴的分队，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司马迁和李陵非亲非故，也就是朝堂上见过面而已。然而他却为李陵异常热情地辩护，实际上是想批评李广利吧——武帝大概是这么想的。受宫刑对士大夫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本来理应以死来保持尊严，但尽管如此，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是为了实现父亲司马谈的遗言，完成《史记》。出狱后的司马迁已五十岁（一说四十岁），武帝六十一岁，这一年是太始元年（前96）。武帝死于七十岁，他在位的五十年中，不得不说最后十年实际上是黑暗的时代。司马迁在这个黑暗时代完成了《史记》。从司马迁遭刑罚的时候起，就可以看到黑暗时代的兆头。应该注意，为李陵辩护的只有司马迁一人。如前所述，对李陵的辩护被看做是对李广利的批评。司马迁受刑反映出批评武帝情人的哥哥极为凶险，而这在廷臣中已是常识。现今，花甲还被认为是壮年，但在当时已经是老年了。武帝在《秋风辞》中把四十四岁的自己说成是“奈老何”。六十岁的武帝已经上了年纪，判断力也变得不太正常。独裁者的老化是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有人专门迎合这样的皇帝的心意，并以此实现自己的野心。3我们再提一下陈皇后失势的原因，这就是施行“巫蛊”。就像前面所提到的，这是把木人偶埋在地中，让巫人施咒后再往地面上泼酒的诅咒方法。当时的人们相信这样做是有效果的。正因如此，施行“巫蛊”妖术的人往往被严罚，处以死刑。不过也有人为陷害他人而设下这样的局。如果被人查到这类东西，不管有多高的身份，也会被完全拉下水。陈皇后是武帝的表妹，再加上武帝自己也因卫子夫的事情对陈皇后有所歉疚，所以只是让她退位完事。不过陈皇后是个例外，如果是其他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征和二年（前91），有一场因朱安世而起的“巫蛊”大案。当时的丞相公孙贺是个胆小的人，传说他在被任命为丞相的时候，哭着说“饶了我吧”——武帝时期的九个丞相中就有四人不是被处死就是死在狱中——不过武帝毫不在意，把印绶放在一旁就走了，所以公孙贺无可奈何，不就任不行。他安守本分，在凶险的丞相一职上千了十多年。自身虽然没有问题，但他有个不肖子叫公孙敬声。公孙敬声在被授予太仆（负责马政）之职后，因挪用了公款一千九百万钱而被定罪收监。公孙贺娶了卫皇后的大姐为妻，但他不能只靠这一层关系。卫皇后和武帝同年，已经不能靠姿色维持自家一族了。为了使儿子的罪得以赦免，他只有立下大功才行。汉代游侠横行，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当时游侠的老大是朱安世，长期未能抓捕归案。如果抓住这个黑社会老大，就能一举解决长年累月的悬案，应该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政绩。景帝的时候，符离（安徽省）的王孟、济南（山东省）的啁氏、陈（河南省）的周庸等著名的黑道头目全部被景帝诛杀。到了武帝的年代，出了一个叫郭解的游侠头目。这名男子上了年纪后就改做了绅士，但因御史大夫公孙弘的意见而被杀。可以注意到，逮捕游侠头目是为了显示皇威，也是为了社会安定。为了可怜的儿子，公孙贺全力以赴投入到对朱安世的缉拿中，终于抓住了他。朱安世是个可怕的人。他掌握了许多黑社会的信息，而关于最为非法的巫蛊的信息尤其详细。只要有人敢抓自己，就会设法报复。朱安世从狱中上书告状说，公孙敬声和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在天子行幸之路上埋人偶行巫蛊，阳石公主的姐姐诸邑公主和卫青的儿子卫伉也与此有关联。他们到底有没有施行过巫蛊？证据是不是朱安世预先准备好的？不管怎样，支持狱中上书所言的证据被接连发现，关联的人全部被诛杀。公孙贺也因儿子的不成器受到连坐，被投入大狱并死在里面。武帝杀了自己的两个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她们都是卫皇后所生，而卫皇后生了一男二女，一男就是皇太子刘据。公孙敬声和皇太子、两个公主是姨表亲。卫伉因父亲卫青（当时已故）是卫皇后和公孙贺夫人的弟弟，所以还是表亲。那么剩下的最后一个——皇太子就没事了么？武帝早就对性格不像自己的皇太子刘据感到不满，廷臣们都知道这一点。阿谀皇帝的妖人此时出现了，名叫江充。他原本为赵王效力，赵王刘彭祖是武帝的异母兄。江充在赵王面前搬弄赵太子丹的是非，赵太子因此大怒，杀了江充一家。江充侥幸逃脱，来到长安，向朝廷告发赵王太子，于是丹被投入狱中判了死罪。他的父亲赵王向武帝求情，希望为讨伐匈奴出死力，从而为儿子赎罪，武帝被年老兄长的舐犊之情打动，决定废赵太子之位，赦免死罪。但同时，他也对不惧对方身份、敢于告发的江充十分中意，起用他为水横都尉。江充也不负武帝所望，连馆陶公主和皇太子的过失也敢揭发。他揭发皇太子的使者让车马从驰道（只有皇帝才能走的路）上疾驰，皇太子请求他不要将此事公之于众，而他没有接受。正是这个性格异常的江充，引起了第二次巫蛊之乱。这时武帝已经六十六岁了，而皇太子正值三十八岁的壮年。若武帝死去，因驰道案而憎恶江充的皇太子就会即位。江充感到了危机，于是开始着手陷害太子的工作。诡计多端的他并未直接把目标对准皇太子，而是先从民间到官方引起巫蛊之乱。他准备了无数人偶，到处埋藏。A诅咒了B， C诅咒了D……长安全城都是巫蛊案件，拷问接连不断，数万无辜的人被处死。在这样的前奏曲过后，江充让一个出身匈奴的叫檀何的巫人上言说——宫中也有益气。如果现在不除，大祸将至。武帝因上了年纪，在性格变得狐疑的同时，迷信程度也加深了许多。宫廷内立刻展开了调查，到处都发现了人偶，而以皇太子宫中为最多。这时，皇太子刘据也觉察到了江充的阴谋。因此时武帝身在咸阳西北的甘泉宫，于是皇太子的臣下装作是皇帝的使臣，逮捕了江充，把他押到皇太子面前。——赵虏！乱了赵国国王父子还不够，还要乱我父子！皇太子如是骂道，亲自监斩了江充，并把巫人檀何烧死在上林苑。皇太子被逼到绝路，决定发动政变。武帝在80公里外的甘泉宫返回，很快就镇压了皇太子的政变。皇太子逃到湖县（河南省），在那里被官兵们包围，结果上吊身亡。这是征和二年（前91）的大案。4皇太子的无辜在次年就被证实了，这是只需调查就可以弄清楚的事情。同时也证明了是江充的诡计泄漏，皇太子的目的只是杀掉江充，并没有反叛武帝的意思。然而死者不能复生。卫皇后也自杀了，这时距她以平阳公主府上歌女的身份进入宫廷，已经过了四十八年。武帝于四年后的后元二年（前87）死去。因杀了无辜的皇太子，武帝深感悲伤，在湖县建了“思子宫”，之后很长时间内没有立皇太子。虽然现代人很难理解，但汉代的人坚信巫蛊必然有效，所以才用死刑来严禁。武帝时期的第十一个丞相是刘屈蓬，是武帝的异母兄，1968年河北省满城发现的汉墓主人中山王刘胜的儿子。满城墓棺内的金缕衣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不过刘胜是个享乐主义者，光儿子就有一百二十个，刘屈麓是其中之一。刘屈麓的儿子娶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女儿为妻。被誉为倾国倾城的李广利妹妹李夫人已然故去，而她所生的刘髓被立为昌邑王。对丞相的儿媳来说，昌邑王就是姑母的儿子，也就是表亲。昌邑王如果即位，丞相一家就成了外戚，地位将稳如泰山。如同前述，皇太子政变大案后，武帝还没有立皇太子。丞相夫人目光短浅地施行了据说确实有效的巫蛊，施咒的目的是为了让昌邑王能够即位。此事被人察觉，丞相被斩，妻儿被杀，首级亦被示众。因发生在江充引起的大规模冤案后不久，所以应该是有这么回事情。 此时因匈奴侵入酒泉，贰师将军李广利正在远征途中。自己的妻儿因丞相之事而连坐被收监的事情传到了前线，于是李广利打算立下大功以拯救家族。他慌慌忙忙地率兵深入匈奴腹地，被单于亲率的五万骑部队打得大败，不得不投降。最后的结果是，远在长安被收监的李广利妻儿连同全族被灭门，李广利不久也因卷入匈奴的内部斗争而被杀死。武帝在临死前立拳夫人所生的刘弗陵为皇太子。这位昭帝即位时年仅八岁。霍光、金日碑和上官桀成为武帝的托孤大臣。武帝的儿子中，最年长的燕王刘旦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因而必然对这个决定不满。不过武帝的选择也是有原因的。弗陵的母亲拳夫人出身卑贱，而且已经死去，也有人说是被赐死的。即使弗陵即位，也没有外戚在宫廷中扩张权力的可能。与此相反，刘旦已经是燕王，手里有自己的一套班子，如果他即位的话，这些人就会乘虚而入，可能就会破坏掉长安宫廷的武帝体制。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实际上在武帝死前便已去世，刘屈麓的夫人尽管使用了巫蛊之类的手段，但也对此无计可施。燕王刘旦出于不满，和各地皇族取得联络，以弗陵并非武帝之子为由掀起叛乱。虽然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仍有谣言大范围地传播开来，说弗陵不是武帝之子而是自称领受托孤遗嘱的霍光的儿子。燕王虽然是叛乱的元凶，但因为有燕王的胞姐、抚育年幼昭帝的盖长公主的说情，以至亲（皇帝的哥哥）的缘故而未被追究。燕王的叛乱基本上被消灭在萌芽阶段，在那之后受武帝遗嘱三人之一的金日碑死去。此人实际上是匈奴休屠王的儿子。元狩二年（前121），匈奴的浑邪王和休屠王向汉投降，休屠王因犹豫不决而被浑邪王所杀。休屠王的儿子金日碑虽只有十四岁，但也带着匈奴众人入汉，起初虽是官奴，但被武帝发现，做了随身近侍。武帝死去的时候他被封为驸马都尉。霍光是二十四岁死去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以奉车都尉的身份一直和金日碑一道侍奉皇帝左右。还有一个上官桀是太仆，原本是仪仗兵，因一身大力被认可，受到武帝喜爱。他是武帝信赖的保镖，一直在武帝身边。像这样侍奉在皇帝左右的人被叫做“内朝”，丞相和御史大夫等政府部门被称为“外朝”。武帝只对内朝的入托付了后事。昭帝没有外戚的族系，就由内朝的实力派进行辅佐。霍光是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碑是车骑将军，上官桀是左将军，握有兵权。然而，三驾马车的体制因金日碑之死而崩溃。三头政治的时候，就算其中两人对立，还有一人可以充当调停，但如果只有两人，就会变成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所以对幼帝来说，就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独裁者。5最后成为独裁者的是霍光。他在打倒对手上官桀之前，就着力于削弱外朝即行政机关的权力。武帝的遗嘱中除了托付三个宠臣后事外，也提到要起用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桑弘羊是个有能力的经济官僚。武帝知道自己花钱花得太狠，导致国家财政苦不堪言。他预见到整顿财政将是下一个时代的课题，于是就给了实务经济官僚桑弘羊以责任和地位。昭帝时期内朝的实力派是霍光，外朝的实力派则是桑弘羊。霍光倾向于让外朝仅仅是个办事机构，是根据内朝精神处理政务的地方。始元六年（前81）汉召开了盐铁会议。为了再次研究此前的经济政策，汉集中了由各地推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举行政策讨论。会议的情形被桓宽的《盐铁论》以对话形式记述了下来。盐和铁在武帝时期是政府专卖，到了武帝晚期，酒也加入这一行列。桑弘羊为了使政府的专卖事业更好发展，打算重建财政。虽然是件好事，但外朝掌握了钱口袋的扎绳，权力过大，内朝就会受其制约。盐铁会议看上去是霍光为了牵制桑弘羊而召开的。说起各地的贤良、文学之士，全都是豪强。这些地方上的实力派曾在盐铁贩卖中获得了很大利益，但这份利益被国家上收了。所以盐铁会议如果召开，就注定会出现反对专卖的声音，他们主张恢复到建国初的农本主义。国家应向儒教的理想主义前进而不要与民争利的呼声很高。会议后，少部分理想主义性质的政策被采用，但盐铁专卖这一情形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废止了专卖，国家的运营就会变得困难，霍光不可能不懂，他只是要制止桑弘羊乃至外朝的特立独行。盐铁会议次年——元凤元年（前80），霍光终于清除了上官家族。原本霍光的女儿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所以两家还是亲家，上官安夫妇所生的女儿是霍光和上官桀共同的孙女。上官安希望女儿被立为皇后，就和丈人霍光商谈，却得到了“七岁尚早”的反对意见。上官安不死心，又在盖长公主那里做工作，成功使女儿成为昭帝的皇后。盖长公主因养育昭帝，对皇家的私事有很大的发言权。通过这件事，上官家和盖长公主走到了一起。如前所述，盖长公主和燕王刘旦是同母姐弟。燕王挑头的造反被镇压，但元凶没有被处理，不用说也知道是因为盖长公主的奔走。造反未被追究的燕王仍然对帝位不死心——朝廷中有和胞姐结盟的上官父子，如果和他们联合，实现自己的野心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由胜利者一方写成并流传至今的记录中就是这样写的。司马迁已死，所以成书于东汉前期的正史《汉书》就是当时最基本的史料。上官桀父子勾结燕王，计划杀死霍光，废黜昭帝，拥立燕王登基。但事前计划泄露，一千人悉数被逮捕和诛杀。上官家已然把上官安的女儿推到昭帝皇后的地位，所以废黜昭帝这种事情不合情理。也有可能是霍光捏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计划并以此杀掉政敌。上官氏一族除了昭帝皇后也就是霍光年幼的外孙女，全部被杀。燕王也被皇帝命令自杀。接着外朝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也因和上官父子共谋被杀。这样一来，连外朝的实力派也被消灭了。从此，霍光就成了汉王朝的独裁者，把全部权力收于自己掌中。他死于地节二年（前68），故霍光时代长达十二年。此间昭帝年纪轻轻二十一岁就死了，时间是元平元年（前74）。昭帝因无后嗣，昌邑王被召至长安即帝位。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所生刘髀曾被立为昌邑王，在他死后，儿子刘贺世袭了王位。然而，即位仪式还未结束，昌邑王就被废了。根据《汉书》记载，昭帝的灵柩还在前殿，他就欢歌、饮酒、斗虎，和昭帝的宫女淫乱，简直就是绘声绘色的暴君。昌邑王即位时的身份是昭帝的皇太子。于是，昭帝的未亡人、霍光十七岁的外孙女就成了皇太后，也就是新帝的母亲。皇太后可以废立自己的孩子。刘贺被废除皇太子之号，甚至连昌邑王之位也被剥夺。即位仪式时，从本国就随行的两百个家臣除了三个人外，在门外全部被杀。《汉书》记载的内容如前所述，说昌邑王是这样那样的暴虐，家臣们不好好辅佐主君因而被杀。这显得过于反常，而历史有时候是反过来写的。上官父子的政变计划或许根本没有存在过，前面提到，这是霍光为了手握独裁大权而采取的先发制人。昌邑王知道就算即了帝位，只要霍光还在，就只能是个傀儡。他的想法是在即帝位的瞬间发动政变，除掉霍光。因为有这个动向，所以家臣们全部被杀，可以认为他们是为了政变才随行至长安的。两百人中未死的三人，因苦谏过昌邑王的原因得以生还，但如果加以推理，可能就是这三人向霍光一方泄露了政变计划。昌邑王被废后，霍光从民间找到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人并让他即位，这就是巫蛊之乱中死去的无辜的刘据的孙子刘病已。死于三十八岁、当时的两个儿子已死的刘据，竟然还有个孙子，看上去很奇异。不过刘据十五岁就娶史氏为妻，有个孙子也不足为奇。皇太子死去那年出生的刘病已虽在宗正中也有皇籍，却是在民间养大的。他已经年满十八岁，在民间娶妻许氏。他做了比他还小一岁的皇太后（昭帝的未亡人）的儿子，即了皇位，这就是声名极佳的明君宣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