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遗址与神话“梦幻般的夏王朝遗址？”这是日本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报纸的头版头条，介绍了一份关于中国的考古学调查报告。——真是如此重大的事情么？很多人都这样问我，甚至连广播电视台的人都上门来问。“梦幻”这个词惹人遐想；同样，“到底有没有夏王朝”这个说法也让人疑窦重重。以《史记》为首的中国古代史书，记录了三皇五帝之后夏殷周三个世袭王朝的交替过程。只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内，划分神话时代和历史时代的时间点成了一个问题。三皇五帝属于神话时代，这一点基本没有什么疑问。现代史学对于缺乏证据的传说是持否定态度的。殷王朝的存在性就曾受到广泛质疑。中国史学家中很少有入主张殷王朝不存在，但国外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多， “不存在”一说基本已成定论。日本的白鸟库吉( 1865-1942)论证了，“殷王朝虚构说”的合理性。大概从1899年起，人们开始关注甲骨，不久就确认了殷墟的存在。仅在二战之前，对殷墟的发掘就进行了15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1950年开始，发掘工作得以再度展开。甲骨上刻有文字。对殷人来说，所有事情都可以占卜，从气象到狩猎成果，无所不包。所谓甲骨，指的是龟甲和兽骨。在甲骨上刻阴字，然后灼烧出裂纹，根据裂纹来判断吉凶。举个例子，想占卜“明天下不下雨”，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刻上去，这叫做“贞问之辞”。钻灼后出现裂纹，对此进行判断的人叫做“贞人”，由他来揭示结果。比如他在甲骨上刻了“明天下雨”，这叫做“繇辞”。有时刻字在“下雨”或“没下雨”已经发生后进行，此时叫做“征验之辞”。这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被统称为“卜辞”或“契文”。卜辞相当于现在汉字的远祖，所以解读卜辞并不困难。卜辞中，关于王的出入平安与否和梦兆吉凶的贞问比较多，提及王的祖先的也不少。由这些卜辞，人们知道了殷的历代王名。如果和《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述相对照，二者的王室世系基本一致。于是，殷王朝的存在性就不容置疑了。只是年代还需确认，不过可以推定，殷王朝推翻它的前朝是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之后世系延续了四百多年。那么，殷王朝创始人成汤即武王所消灭的“夏王朝”，到底存在过吗？迄今所发现的甲骨文，仅有殷武丁前后到殷灭亡（推定是在公元前1028年）之间约二百多年这一部分。假如殷王朝持续了四百年，前半部分的记录就缺失了。我们和《史记》保持一致，用“殷”来称呼这个王朝。不过，相较“殷”而言，现在的中国多用“商”来称呼。《史记》中记载，殷的远祖契，是舜的司徒，受封于商地，以“商”作为王朝的别名由此而来。虽然几经迁都，但王朝子民都没有停用过“商”这个自称。殷墟中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甲骨片，还有王都遗址及王陵，所以其存在性就有了确凿的证据。但是之前的夏王朝的存在与否，则无明确的证据佐证。最近，遗址的发现使报纸版面的讨论氛围活跃了起来。不过，仅就目前的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断言这就是夏王朝的遗址。在和夏王朝有关的遗址考察中，若有如甲骨文那样的文字出土就好办了，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报告。遗址虽然被城墙围起来，但是作为王都，还是被认为面积过于狭小。而反对者则认为，作为公元前2000年的王朝王都，规模大不到哪里去才对。按古代传说所言，由禹开创的中国最早的世袭王朝夏，共十四代十七王（因有兄弟继承等），持续了四百七十年。暂且不管夏王朝有没有存在过，真实存在的殷王朝的确推翻了之前的世袭王朝。无论甲骨文还是口头传承都表明，殷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甲骨文中的“夏”字，上半部分是个强，头上像是戴着鸟羽饰品，脸上像是戴着面具。在古代，领导人类群体的是上知天意的巫师。“夏”字的上半部分说的就是这种巫师，而下半部分的“父”，描绘的是双脚舞动的样子。 “夏”，指的是上知天意的伟大人物，也就有了“伟大”的意思。 再没有别的字比这更适合做王朝的名称了吧。而用这个字来指代草木最繁茂的季节，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说， “夏”和“下”同音，有和“天上”相对的“天下”的含义。总之，不管理解成“伟大”还是“天下”，用“夏”做王朝名称都是很合适的。还有一种可能，处于领导地位的几个家族都被称为“夏”。这样，“夏”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固有名词，而是普通名词性质的了。暂且不论夏王朝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世袭王朝或仅仅是个神话传说中的时代，要知道，即便是神话，也应该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历史。从地下出土的遗物中，即可窥见古代历史的一斑。此外，如果让神话附丽其上，并透过神话看历史，亦不失为一种方法。神话虽不是历史本身，但将神话从历史中剔除，也显得过于极端。2神话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质，从中可以窥见国家成立的过程。中国神话的特征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片断性，而没有系统性。例如，有个叫共工的神，按理说已在尧的时代被杀于幽州，然而在舜的时代他又被流放到幽州，接下来在禹的时代又被驱逐。而讨伐共工的神——祝融也同样出现在多个意想不到的时代中。可能这些并不是神的名字，而是民族或官职的名称。我们所熟悉的善使弓的名人羿，曾仕于尧，但又出现在夏代，还驱逐过夏的太康（夏王朝第三任王），这在《史记夏本纪》中有记述。像这样与时代毫无关联的神，我称之为“徘徊之神”。羿很可能是个狩猎民族的首领，这样，他出现在多个时代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便如此，神话还是过于零碎，无法建立起一个体系。神话是故事，讲故事的人肯定是想表达或说明一些思想，而不仅仅是漫无目的地讲述一件有趣的事。以日本神话为例，它说明的正是大和朝廷的成立过程——“天孙降临”，被称为“天神”的群体开始吸纳、吞并地方豪强。“让国”等传说中就表现得非常明确，地方豪强被叫做“国神”。天孙族把地方豪强纳入自己的统治，成立了大和朝廷。《古事记》的神话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天孙族采取措施，在本无血缘关系的群体种族之间缔造血缘关系。所有的国家（以族群为表现形式）都会用神话来描述本国的诞生过程。中国的正统王朝经常易位更迭。前文已经提到，夏王朝可能是由几个世袭家族构成，如果发生易代，新王朝不会沿用前朝的神话，而会创造自己的神话。当这个新王朝又被取代的时候，下一个王朝的神话就又新鲜出炉了，这样就很快进入了历史时代。中国的正统王朝屡屡改朝换代，导致神话就像散落一地的碎片。因此，中国的神话具有片断性且没有系统性，这是必然的。但是，绝不能根据这个结果而迅速得出中国的民族性格中缺乏系统性思考的结论。尽管深具片段性，但中国的神话也因国土的宽广而以碎片的状态保留下来。一个族群就算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失去了主流的宝座，也可以逃到其他土地上栖身。虽因势力衰微失去了生动传播本族神话的力量，但神话的部分内容可以以某种形式残存下来。神话本来就是超出时代的事物，想把神话和历史时代进行无缝对接是做不到的。如果历史时代可以从人类拥有文化开始算起，那么新石器时代就是历史的曙光。1921年，瑞典的考古学者安特生( 1874-1960)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在此之前，中国确实被认为没有经历过石器时代。而在这里，彩陶的出土让安特生非常惊喜，因为这种彩陶和中亚的安诺以及乌克兰特里波列的陶器非常相似，所以他认定中国的文化是由西方传人的。仰韶文化因出土之地而得名，该文化擅长在红陶的基础上，创作造型、样式，制造彩纹陶器。仰韶文化成了通用的学术名称。在此后的调查中，此处又多次出土了龙山文化的代表黑陶。当然，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安特生所处时代的考古学必定是极为稚嫩的。醉心于彩陶的安特生，坚信文化由西传来，于是他来到西部的甘肃进行调查，收集甘肃彩陶，并完成了六期的编年分类。不过在二战结束后，快速发展的考古学研究推翻了他的“彩陶西来说”，考古学的新式武器——放射性碳元素测定法登台亮相。通过测定，安特生发掘的甘肃彩陶遗址中最古老的曹家嘴遗址所处年代为4540年前（误差在100年内）。1952年，在西安市郊建造发电厂时发现了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测定值为6080年前（误差在110年内），比甘肃的遗址要早千年以上。所以很明显，彩陶不是由西传人，而是从东部向甘肃传播的。与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相对的，是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对龙山文化存在性的确认在1930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进行，大约就是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十年之后的事了。这一次实施发掘的不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掘地点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因此镇而得名。彩陶是用手捻捏来制作陶器形状，而龙山黑陶已经开始使用旋盘。和仰韶比较厚的彩陶相比，龙山黑陶比较薄，内有陶胎，甚至有像蛋壳一样薄的。因二者在制陶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故有人认为它们是性质不同的文化。仰韶和龙山虽然都在黄河流域附近，但二者之间的地理距离达到了约760公里。中国学者傅斯年( 1896-1950)于1935年发表《夷夏东西说》，引起很大反响。这种说法认为，古代中国东有夷族，西有夏族，历史在这两族的接触中展开。由于东西部发现的文化遗址性质不同，两族并立的看法也就很自然地产生。如此一来，如果把殷看作夷族政权，夏为夏族政权，那么此前被史书认为夏和殷是承接的纵向关系，就要变成同时存在于东西方的横向关系了。日本的内藤湖南( 1866-1934)思考的方向正好与傅斯年相反。他认为，在古代中国东方崛起的是夏，而在西部内陆崛起的则是殷。这种看法同样没有机械性地把殷放在夏之后，而考虑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存在，这一点和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有共通的地方。 ．不过，紧接着仰韶、龙山的发掘，重要的庙底沟（河南省）和半坡的发掘也开始进行。此外，考古学研究所的夏鼐( 1910-1985)也对仰韶进行了再调查，使“东西说”基本被否定。“东西说”被提出的缘由，是仰韶和半坡的遗址中，在以彩陶为特长的仰韶文化层之上，还叠加了以薄黑陶为特长的龙山文化层。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虽然分居东西，但核心本质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分上下两层被发掘出来，故两种文化并非性质不同。仰韶到龙山之间是纵向的发展关系，这种看法更为合理。仰韶和龙山间的关系，与日本的绳文式文化和弥生式文化间的关系有类似之处。一说两种文化核心性质不同，另一说弥生式文化是绳文式文化的继承者。绳文人和弥生人的骨骼，除后者身高略高以外，与现代日本人似乎没什么不同。由绳文式文化到弥生式文化的转换、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转换，主要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变化。没有任何刺激诱因就转到了不同的文化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工具的使用与否。火的使用虽然是一个显著的不同点，但取火却是人类借助自己设计的工具来完成的。上述四种中日文化，都以制作陶器而知名。因此，考察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变，仍然应该把工具的发展放在重点。3仰韶文化的彩陶制作靠手捻捏，而龙山文化的黑陶则使用了旋盘这种新式工具。人类的智慧总是在进步。不光是旋盘，农耕、狩猎、捕鱼等已经存在于仰韶文化的产业，到了龙山文化时代，所用的工具比以前都有了飞跃性的进步。首先概览一下仰韶时期的文化。发现于1952年的半坡遗址在西安郊外，位于泸河东岸约0.8公里、高出河床9米的地方，可称得上是仰韶文化的代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作了详尽的调查，用很大的铁架圆顶予以遮盖，并建成了一座大博物馆。对于发掘出来的遗址，常规做法是在调查结束后将其重新掩埋，下次调查时再进行重新挖掘，以避免遭到风雨侵蚀或人为的损害。例如，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殷墟就是这样处理的。而半坡遗址展示给我们的是有房顶遮盖的未掩埋原貌。居住区的面积大约有3万平方米，中央是公共集会场地，居住区外则是公共墓地和陶窑场。居住区内共有约200户，周围挖有上宽达6至8米的壕沟，而要越过壕沟外出，需用砍伐下来的树木架设桥梁。所以可以认为，壕沟的主要目的是防止猛兽入侵，因为人类可以通过架桥轻松地越过壕沟。在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居住地周围发掘出一圈壁垒。发掘报告称其残存部分高度在3米以内，那么原始的壁垒应该更高才对。仰韶居住区是为了防御猛兽而挖壕沟，而龙山遗址却从挖壕沟转变为筑高墙，显然可见到了龙山时期，先民们还要防御人类敌人的入侵。为什么还必须防御人类的入侵呢？这表明财产已经开始私有化。在仰韶时期，同一居住区的人们共同享有在农耕、狩猎中获得的物资。半坡遗址中有公共集会场所，先民们如果想要什么东西，去那里领取就可以了，没有囤积的必要。用壕沟围起来的村子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有需求就取，无必要则不取。挨饿的时候，所有人会一起挨饿，长老们会在公共集会场所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物资。虽然我不想用已沾满“污垢”的术语，但这就是“原始共产社会”，或者也可以叫做“非私有财产制共同社会”。这一时期，富有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比他人富有不能拥有任何特权，也不意味着会受到同村人的尊敬。获得尊敬的是那些发明、改良工具的人。 一 半坡村的成年人死后被埋在壕沟外，小孩则被放入瓮棺中埋在居住区内。然而也有例外，发掘报告称也有小孩被直接埋人四面置有平板的矩形洞中，并没有瓮棺。一般认为，半坡村不存在阶级，但人们在这里仍可注意到细微的阶级萌芽。也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幼儿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处理，是因为跟原始信仰有关系。不过我认为，不管是埋葬还是其他活动，如果其中有例外，也就是人和人的待遇不一样，就会给这个无阶级社会增加裂痕。用壁垒围起来的龙山文化，其埋葬明显体现出了阶级差别。墓的大小不等，有刚能容下遗骸的超小号，也有长4米、宽3米的超大号。另外，在山东省宁阳县堡头遗址的120多个墓葬中，动物头骨、陶器及其他物品等陪葬品最多的有160件，最少的一件也没有。龙山文化中已出现了贫富差距，这反映出阶级已产生。大多数遗骸呈仰卧姿势，但也有少数是俯卧的，一说这就是奴隶。通过列举贫富差距、阶级制度、奴隶存在的可能性，可知原始共产社会在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段时间内开始崩溃。私有财产制的时代已经来临。在龙山文化的墓葬中，仅有数量很少的几例夫妻合葬。到私有财产制时代，夫妻合葬会让人联想到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以家族为单位，故此必然产生财产世袭制度。促使原始共产社会崩溃的原因，应在于生产力的增强和生产工具的发达。前面已提到旋盘的例子，其实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更为精巧的石器、角骨器及贝制品；此外，能够犁地更深、收割农作物更有效的石镰、贝镰等工具也出现了。先民们使用新工具，就可以挖沟掘渠，把黄河水引到更远处，使耕地面积得到飞跃性的扩大。剩余的产品被贮存起来。有大量剩余产品的家族，就会把这些产品视作自己的东西，作为财产世袭下去，这是必然的过程。仰韶和龙山都在黄河流域，但在南方也发现了水稻耕作的良渚文化（浙江省）、青莲岗文化（江苏省）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通过放射性碳元素法测定，良渚文化距今约4700年，青莲岗文化距今约5400年。黄河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化的母亲。但由于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存在，人们对南方文化独立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原始共产社会到私有财产制社会的转变，以及与此同时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这些5000年前的社会变化都可以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及南方各文化开始的时期中看到。可以认为，对这个时代的说明，就是中国神话的开始。4中国自古就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写的，忽略了之前的三皇。现在的《史记》正文中虽有《三皇本纪》，但那是唐朝司马贞的补作。历史研究中有个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神话是“加”上去的，新创造出的神会被安排到更早的时代。在神话时代，各式各样的神“堆”在一起本来就已拥挤不堪，而为了给新出现的神以立足之地，人们在讲述中就要加上一句“在更久以前”——就这样，这些神被安放到了更遥远且想象不到的更古老的年代。日本的富永仲基( 1715-1746)和中国的顾颉刚(1893-1980)等人都持这种观点，提醒人们要小心防备早期神话的误导。关于三皇有各种说法。所谓天皇、地皇、人皇，是根据“易”将构成宇宙的“三才”——天、地、人进行机械陛的生搬硬套。这的确有点牵强附会。 最普遍的看法是，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不过，处在第一位的伏羲是取代了燧人氏而占据天位的。燧人氏教会了人类使用火的方法。此外，还有人将有巢氏也算作三皇，这位有巢氏在树上建了住处，使人类远离了猛兽。伏羲创八卦、文字、婚姻制度，教人结网捕鱼、饲养牛羊猪等家畜、制造三十五弦的瑟乐器。人类在自然界中学会的各种各样的技能，被归结为某个古代圣人的教习，这可以认为是人文主义的表现。据说，接下来的女娲没有改变伏羲的制度，仅创造了一种叫笙篁的乐器。不改变伏羲制度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很多人认为女娲和伏羲是夫妻。他们都是人头蛇身，尾巴连在一起，丝绸之路上出土的吐鲁番古墓覆棺布上画的就是这种造型。二神手持规和矩，故他们也是土地创造之神。神农氏是牛头人身，他砍木制锄，传授给人们耕作的方法。此外，他遍尝百草寻找医药，并教人开市以交换物品。日本也将神农视为医药之神和露天摆摊商人的守护神。三皇的造型是人头蛇身或牛头人身，让人觉得可怕。一般认为，人们为了解释从远古时代就已出现的用火、居所、渔业、畜牧、医药、音乐、交易这些基本生活要素是如何发明的，就创造了三皇的传说。司马迁有意忽略这些，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这些神话是小伎俩的解释说明吧。《史记》的《五帝本纪》从黄帝开始，黄帝之后依次是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中国人至今称呼自己为“炎黄子孙”，认为黄帝是民族的始祖。黄帝已经不再是人头蛇身这样奇形怪状的人物了，不过传说他和炎帝子孙在阪泉大战的时候，得熊、鼹、貔等猛兽相助而获大胜，这又披上了浓重的神话色彩。神话色彩虽还有存留，但渐渐地，尧和舜开始显示出浓重的历史时代人物的一面。这两人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的黄金期，被称为“尧舜之治”。 从仰韶晚期到龙山初期这段时间，到处都是像半坡这样的居住地。离半坡150公里的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属于仰韶文化，1974年在此发现了5万平方米的居住区。出土的彩陶人面鱼纹盆曾到日本展出，引起过人们极大的兴趣。遍地开花的居住地、发达的生产手段、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使得一旦进入父系制社会（强烈的继承意愿在这个社会生根发芽），居住地内的伙伴之间发生冲突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斗争中出现了个体的联合，发展成了集体对抗。按传说所述，黄帝在阪泉和涿鹿发动了两次大战。第一次的敌人是炎帝子孙，第二次则是蚩尤。各方虽都冠以代表性部族之名，但也很可能是部族的联合体。黄帝自己也有熊、鼹等帮手，但应该理解为以熊、蔟为本族图腾的族群。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描述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由诸子百家留下来的关于黄帝的记述，很多都是荒唐无稽的。司马迁说自己收录了其中比较能说得过去的史料。黄帝传说反映历史的真实程度已无从得知。但是，在住地周围挖深壕防御猛兽这件事就宣告了安稳生活的乌托邦时代业已结束。前来袭击的不只有猛兽，还有集结了武力的人们。同一住地的人们要么联合起来抵挡强者，要么屈服于暴力，别无他法。大约五千年前，逐渐强大起来的势力都致力于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原，这也体现在黄帝传说中。首领把不肯臣服的部族打到他们屈服为止，大统一因此成就。这块黄土地的主人，自然要叫做“黄帝”。5黄帝以武力实现大统一后，接下来就是所谓“圣人之世”。圣人尧、舜、禹为天子，统治万民。禹还是夏这个世袭王朝的创始人，尧是黄帝的曾孙，把天子之位让给自己的臣下舜，舜又推荐自己的臣下禹做天子。黄帝传说反映了大统一的历史。尽管如此，大统一也只是加强了部族之间的联合而已。各部族都有自己的首领，而中原的事务则由首领会议来决定。各部族首领的产生或许已经实行世袭制了，但首领会议的议长极可能还是选举制，或者是前任指名制。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可能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所谓“禅让”，就是将天子之位让给德高望重的人。这对后世的学者，尤其是儒学者而言，是最为理想的形态。除了开启世袭的禹，禅让制的中心人物尧和舜被儒学者高度理想化了。撇开这些“理想化”，有种“虚构人物说”认为，尧和舜是后人炮制出来的圣人楷模。前面提到的顾颉刚也对尧舜的存在性提出过质疑。《书经》（《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已被确认是后人追加上去的。去除这部分后，《书经》的原文中并没有出现尧和舜。虽然有禹，但根本没有提到传说中禹曾是尧和舜的大臣这件事。尧和舜的存在性值得怀疑，但是这个传说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在孔子诞生之前就已存在了，儒家虽然有可能会把它理想化，但他们也不会创造出这样一个早已存在的传说。我也赞同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观点，认为“尧舜存在说”值得怀疑。不过，我们就算否定了尧舜的存在性，也不能否定其中的传承。传承，是统一这一历史潮流的常规表现，统一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所以不能忽略传承。已有事实表明，有强力（指武力、智力、统率力）人物曾在仰韶期到龙山期这段时间内统一了各个居住区，而这个（些）人物，其名为“黄”。大统一是必需的。工具的发达使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开始越过居住区周围的壕沟，开拓耕地。之后就要引来黄河或是其支流的水，这可不是光靠一个小团体的人就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就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熟悉水文的策划能力。在传承中，黄帝诉诸武力实现了大统一，尧和舜继承了下来，而统一后的大问题就是治水。尧是黄帝的直系，而舜则出身微贱。大统一和治水反映出的问题是，要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务，比起世袭的首领，更需要有实力的人物。舜以孝行闻名，被尧起用；尧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虽然叫禅让，但也是让给了自己的女婿，或许还是残留了一点母系社会的影子吧。在持“性恶论”的人看来，到了这个信奉实力的时代，舜先是晋升为尧的助手，不久抢了主子的两个女儿，后取尧而代之。在尧为帝王、舜为摄政的时候，据说发生了一件大事，即“降四罪”，天下尽服。那么这“四罪”又是什么呢？一、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二、放骓兜于崇山，以变南蛮。三、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四、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其中三苗是一个位于江淮及荆州的政治混乱的部族，而其余三者都是尧的重臣。骓兜曾推荐过共工，但共工把工作搞得一团糟，所以连带着推荐者也被驱逐。鲧治水失败，被幽闭于东方的羽山。似乎是舜把有可能威胁到自己位置的人全部流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种说法也不是说不通。北狄、南蛮、西戎、东夷是中国古代史书中对周边其他民族的称呼，在这里都悉数出场了。除了三苗，都是曾在尧的身边接触中原政治中心的重臣，而不是什么蛮族。中原是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域，越远离这个中心，文化氛围就越薄弱，最后就是未开化之地。人种是改变不了的，但从文明之地迁到未开化之地，就再也不能享受到文明的恩泽。所谓“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蛮”“狄”“戎”“夷”等字，原本是远离文化地域的部族的名称，而不带有人种性质。“四罪”中的“东夷”鲧，据说他的儿子禹重回中原，在文化地域的中央建立了夏王朝。一般认为，被驱逐到各地的尧的重臣——共工、骓兜、鲧原本是某个居住地或居住地群的首领。他们率领着部族，向远方迁徙。半坡遗址的墓葬报告中提到，51具成年男子的遗骨平均身高为169.45厘米，头盖骨计量值比起中国现代北方人更接近于南方人的标准。半坡人可能并没有一直在那里居留，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而移居南方。有观点认为，中国各民族是从中原向各地扩散的。根据闻一多( 1899-1946)的研究，三皇中的伏羲和女娲，原本是苗族的祖先。在NHK（日本国家电视台）的《丝绸之路》第一集的录制过程中，我在和日中共同采访组同行的时候有个感触。在日本，只要文化是由国外传人的，人们就会寻找文化的根源，这引发并提升了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热情。但与此相对，在中国除了佛教，人们毫无向西方寻找文化根源的意愿。如果要寻找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原——黄河中游流域，才是他们应该前往的土地。6近一段时间，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接连发现，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过殷遗留下的甲骨文记录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舞台还在中原，这种看法在目前还是不可动摇的。还是神话世界的故事。舜六十一岁时接替尧成为天子，治理天下三十九年，巡幸南方时死于苍梧，埋葬于九嶷山。按现在的地名，舜死在远离中原的湖南，埋葬于广西。鲧治水失败后被幽闭于羽山并死在那里。他的儿子禹治水获得成功，曾“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因此，舜推荐这个勤奋的禹为他的继承人。舜还有个儿子叫商均，所以舜死后禹对权力的继承很犹豫，但据说各部族的首领都没有选择商均，而是齐聚禹的帐下。禹把政治委任给一个叫益的贤者，并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一来禅让制还会持续，但事实上却没能实现。和舜一样，禹也是死在巡幸途中远离中原的地方，地点是现在浙江省的会稽。神话中的这两位圣人，如出一辙地死在远离中原的南方，可能是中国文化圈扩展之后，在神话中加入这一段情节以取得南北方的平衡。禹指名益为接班人，但是益不情愿，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就这样，世袭王朝开始了。也可以认为这是为了把禹说成圣人，在神话中加入了他曾禅位于益的情节。禹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但古代的记录中都以夏后而不是夏禹来记述。夏的第一任王是禹的儿子启，被称为夏后帝启。所以，在疑古派的史学家中，也有人采用了禹和启无血缘关系的神话解释。把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神话相对照，原始共产社会便正值三皇时代。人们掌握了农耕、畜牧、狩猎的方法——在神话中就成了神向人传授了这些技能。从仰韶文化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仰韶文化的上层也存在很多类似龙山文化遗址的情形。实际上，仰韶村的遗址就是如此。对彩陶出土兴奋不已的安特生看漏了这一点。龙山文化在墓葬等部分显示了贫富差距，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财产私有制。此前居住区内是没有阶级的，有能力的人被推举为“公仆”，做着首领的工作。如果这个人死了，人们就推举出另一个有能力的。所有物资都是公有的，所以就算是首领也没有任何特权。而从仰韶文化进入龙山文化后，首领的位置慢慢就变成世袭继承的了。从三皇五帝到禹的这段故事当然是神话。《史记》中记述禹“道九山”， “道九川”， “于是九州攸同”，很了不起。不过，《楚辞天问》中讲了一个故事，说禹的原形是头熊，妻子涂山氏不小心看到后就变成了石头。禹对着石头大喊： “还我儿子！”于是石头面向北开启，儿子诞生了。这个神话解释了禹的儿子名叫启的原因。虽说是世袭王朝，但起初也是从小规模聚居群的首领世袭开始的。随着生产力的增强，在中原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居住范围不断扩大，具有事务决定权的首领会议议长的地位也从推举转向了世袭。禹是扩大人类居住范围的神，尽管这是神话的说法，不过成就了类似大事业的大首领理应也存在过。即便是现在，中国还有个别名或雅称叫 “禹域”。禹踏足过的地域意味着这里就是中国。我们揭去神话的幕帘，就会觉得眼前浮现出了一个勤奋的大英雄的影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姿势像熊一样，正在辛勤工作。文字与青铜器我认为，与禹或类似人物相比，夏王朝存在的确定性更大一些。虽然并不知道这个王朝是不是传承了禹的血统，但它却可以用“大”来形容。各部族的首领会议的议长一职，最初是由推举产生，但慢慢地改为世袭制，处于该职位的人掌握很大的权力。权力越大，这个宝座就越让人眼馋。只要是世袭制，就会有明君，也会有昏君，王朝也随之时荣时衰。只要魅力四射的权力宝座还在，自然就会有人想占为已有。中国王朝的兴亡有种固定模式。除了秦汉的交替、塞外民族入主中原和被赶出的情况以外，大体上都是由王朝内部的人依靠实力夺取王位。西汉是被大司马——外戚王莽接管。东汉丞相曹操之子曹丕篡国建魏，而魏又被自己的相国司马炎（晋武帝）篡夺了。晋被相国——将军刘裕（宋武帝）取代。统一南北朝的隋文帝，原本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重臣），取北周而代之。隋被唐所代，唐高祖李渊也是北周的一位八柱国，还是隋的重臣。夺取唐朝天下的朱全忠（后梁太祖）曾是唐的节度使，之前投黄巢军，后又反叛。除了几次被外力推翻外，中国的王朝基本上是被体制内仅次于皇帝的实力派，也就是二号人物所颠覆。根据《史记》中的记述，推翻夏王朝的殷汤是夏的方伯。所谓方伯，就是讨伐不服从夏的部族的征夷大将军。一个叫葛伯的首领不举行祭祀，汤以此为由去讨伐他。通过这第一次讨伐，汤必定能够逐渐掌握军事力量，成为夏王朝内部最大的实力派。殷的祖先契是舜时代的人。母亲简狄是有熔氏的女儿，据说是吞了玄鸟的蛋后怀孕，生下了契。这种卵生神话在东北亚、朝鲜等地非常多。“夷夏东西说”认为殷出身于东方，卵生传说便是证据之一。契帮助禹完成治水工程，所以舜安排他做了禹的同僚。前面提到，契被封于商地，所以殷又称商。文献记录显示从契到汤，殷共迁都八次。《史记》中提到从契到汤共十四世，所以迁都是非常频繁的。夏王朝从禹到最后的桀，共十七王。兄弟、侄叔相继发生过三次王位传承。如果按世代算，则和诸侯国殷一样是十四世。在中国历史上，一世可以估算为三十年。 “世”这个字最初也是“三十”的意思。有的书中说，夏持续了458年，《竹书纪年》则称是472年。夏王朝的存在性就已让人起疑，那么其寿命又是如何算出的呢？是从禹的丁巳年到桀的甲午年计算得出的。是不是从夏代起就有了天干十二支呢？没有确证。不过，殷甲骨文中已经以干支记事了。十二支采用了数的十二进制法，在这方面“巴比伦起源说”显得很有说服力，这也成了“中国文化西方传来说”的依据。但也并不一定， “天下”是个新词，之前要指代天下，用的词是“四方”。四方再切成两半就是八，切成三份就是十二，此外，一年的月份数也是十二。殷遗址位于安阳县小屯村，所以考古学家称之为小屯文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底下是仰韶文化层，上面是龙山文化层，再往上就是小屯文化层了。其中龙山文化层一般很薄。不能说龙山遗址就等于夏遗址，按时期来讲，它比仰韶和小屯要短。此外，各地的小屯样式的遗址也不全是殷代的。文化在混合后，显示出向更优秀一方的倾斜，政权和文化层完全一致的看法过于单纯。甲骨文已完全证明了殷的存在性，所以我们继续谈殷。契之后十四世的汤是个杰出的人物，而且他有一个杰出的臣下，叫伊尹。明君得名相，国运因此昌隆，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式。神话时代的禹也是托付政治于益这个人物而获得成功的，这在前文已提到。夏王朝最后一个君主是履癸，也就是被称作桀的那位。他既暴虐叉沉迷酒色，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各地首领叛乱不断，在他讨伐有施氏的时候，有施氏献上妹喜，从此桀对妹喜非常宠爱，言听计从。有个叫关龙逢的人劝谏，却被桀抓起来杀掉了。殷汤听到这件事后叹了口气，显示出了哀悼的意思。桀大怒，把汤关到夏台（监狱），不过最后还是释放了他。这也是后来历史上重复发生的情节模式。在准备要干掉二号人物汤的时候，这事却没能执行。大概要是杀了汤，他背后的势力不会善罢甘休。没过多久，昆吾氏发起叛乱，夏方伯汤前去讨伐。不过此时的汤已经下了决心，要推翻暴君桀。各地的首领跟随汤参加了对桀的讨伐。桀败退到叫鸣条的地方，汤紧追不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桀死前的遗言——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场暴虐和有德的交替，反倒让人觉得黑自分明得太离谱了。夏为中原之主已有很长时间，但殷作为方伯掌握着军队，到了汤这一代，就用武力把主君拉下马来。在武力的背后也有文化的力量，制造和改良新工具正是文化的力量的体现，这也被应用到武器上。应该这样认为，在文化上殷压倒了夏，政权也就随之交替。2殷代的历史因有文字记录而为人所知。尤其是后二百几十年，因为有丰富的卜辞，所以殷帝国的社会环境就格外详尽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这一切多亏了对殷墟的发掘。关于殷墟的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北京的药店里卖一种叫做“龙骨”的东西，人们相信把它磨成粉后饮用，能治疗疟疾。事情发生在1899年，正是义和团事件的前夕。王懿荣( 1845-1900)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他有一个幕僚精通金石学，叫刘铁云（即刘鹗，1857-1909）。所谓金石学，指的是古代文字学，是对刻在青铜器及石碑上的文字进行研究的学科。王懿荣因患疟疾，经常让人去买龙骨。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铁云看到了家仆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买来的龙骨，在龙骨上有像文字的东西。若是旁人倒也罢了，但浸淫金石学的刘铁云注意到，这些文字好像比青铜器上所铸的文字更为古老。其实，王懿荣既然能当国子监祭酒，必然也是个优秀的学者，精通金石学。可能王懿荣见到的都是家仆粉碎处理过后的龙骨，因此没有注意到上面的文字。在刘铁云说起古代文字的事情后，两人就开始着手研究起来。 无独有偶，同年，山东有个古董老板得到了一些龙骨，也认为上面刻的像是古代文字，于是就将这些龙骨赠给对金石学有兴趣的湖北巡抚端方( 1861-1911)。端方也注意到这些龙骨的重要性，觉得不能白拿，于是每一字支付了二两银子。山东的古董老板欣喜若狂，加紧搜买同样的东西。 几乎是同时，刘铁云他们在北京的药店里奔波，大量收购龙骨，也就是甲骨。甲骨卖得多，而且还卖得贵，所以药店和古董店都争相到产地采购囤积。如果产地被泄露，收藏家就可能自己直接去买，所以业者撒谎说产地是河南的汤阴县。刘铁云信以为真，还把这些话记录在自己的著作《铁云藏龟》中。而实际的产地是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这在1910年罗振玉( 1866-1940)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中得到确认。占卜王的出入平安与否的甲骨出土之处，极有可能就是殷王朝的中心——国都。这个时代的学者多不承认殷王朝的存在性，所以对此地的发掘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不过，在小屯村被确认为甲骨出土地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又是南北对立，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无法正式开展发掘的工作。到了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 1895-1963) -行做预备调查，不久，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梁思永(1904-1954，清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的儿子），回国后即为发掘队队长兼总指挥。除了前面提到的董作宾，还有其他年轻气盛的学者参加，有李济( 1896-1979)、夏鼐、尹达(1906-1983，原名刘耀)、胡厚宣。在那之前，仰韶遗址、周口店的北京人发掘调查以及西北的考古学调查，是由安特生或斯文赫定( Sven Hedin，1865-1952)这些外国学者主导并参加实施的。而殷墟的发掘，最早开展工作的全部是中国人。发掘调查需要长期进行，但因为日中战争和之后的内战，中断了十三年之久a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并立即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甲骨在战争中被疏散到云南省的昆明，董作宾借此复原了殷历，于1945年出版了十四卷《殷历谱》。战时无法开展发掘调查，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考古学界最大的收获了。在战前参加了殷墟发掘的尹达，1939年在陕西延安撰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战火并没有消减他们的热情，只是战前发掘的资料和笔记等被从昆明送往台湾，队长梁思永、夏鼐、尹达留在了大陆，而李济、董作宾去了台湾。发掘工作是恢复了，但不用说，巨大的困难也随之而来。不过却有了一个大收获——发掘出了武官村大墓。殷墓虽然是王陵，但在地上没有坟丘，这就是所谓的暗墓，没有墓碑也没有建筑物，没有任何墓的标记。3曾被战争阻断的艰苦的发掘调查，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栩栩如生的殷代历史。最让人震惊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的记述几乎完全正确。殷人连牙痛的时候都会去占卜是哪个祖先在作祟，所以甲骨文中频频出现自汤以来的历代王名。从汤到帝辛（纣）共三十代王，《史记殷本纪》中列出了他们的名字。在发明并普及印刷的宋朝之前，《史记》自然是手抄流传的。长此以往就难免会有笔误。在《史记殷本纪》中所记三十个殷王名中，根据卜辞必须加以订正的只有三个字：（十五代）沃甲→羌甲（二十六代）庚丁→康丁（二十八代）太丁→文丁如果考虑到《史记》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千年以上，其中的笔误应该不会少。卜辞中有的王名在《史记》的殷王谱系中并没出现，共“太丁”和“祖己”二人。不过，《史记》中说，汤的太子太丁在即位前就死了，所以又立太丁之弟外丙。在即位前去世的太子像是最能作祟的，所以后世的人们也把他列到王里，卜辞中也同样处理。祖己在《史记》中是以劝谏武丁的贤臣身份出现的，他因为是优秀的王族，虽然没有即位，却可能像日本的圣德太子那样掌握实际政治权力。故此，有可能卜辞也将他视为王。《史记殷本纪》中还记载了中壬、沃丁、廪辛三王，但并未出现在卜辞中。毕竟很多甲骨被制成了药粉，所以有丢失的，还有没被发现的，不能说甲骨记载的是完整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殷灭亡已有900年以上的时间了。《竹书纪年》中记载，殷保有天下496年，所以从殷王朝创始开始算起就有1400年以上了。尽管时间已过去这么久，却还能保证记载的准确性，确实让人赞叹。卜辞和《史记》的一致性，彻底否定了殷王朝虚构说，并且，使得《史记》的权威性也越来越高。那么，存在过的殷王朝是个怎样的政权呢？从海量的卜辞及其内容来研究，殷王朝是个祭政合一的国家，每件事情都会向上天和祖先求问。有大量的贞人，即占卜士，而一般也认为殷王自身是一名占卜士，还是他们的头领。殷王根据神意而施政，所以可以说殷是个神国，根据神意而行动的王也就是神圣王。就像埃及的法老，王虽然不是神，但和神之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持续时间约500年的殷代（《三统历》中为629年，《经世书》中为644年）也曾历经盛衰。《史记》中说，诸侯即各地部族首领，当他们接踵入朝就是盛时，不怎么前来的就是衰时。如果这是盛衰的寒暑表，殷王就还带有首领同盟盟主的性质。从远祖契受封于商，到汤成为中原之主前，殷八次迁都，前文中已提到。汤之后到十九代的盘庚，其间也迁都五次。首次迁都是十代的中丁迁往瞰地，相当于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郑州市周边发现了两个青铜器工房，其中一个工房内出土了1000多个铸型。1950年建设新市街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多处遗址。龙山文化拥有制造和卵壳一样薄的黑陶的技术，但没有留下制作铜器的痕迹。殷代终于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是划时代的进步。喜好祭祀的殷人首先用铜制作祭祀用的器具，不过，铜也可以被制成农具和武器。生活方式必定要发生一次巨大的革新。如果把制造黑陶所用韵旋盘看作龙山文化的象征，殷代文化的象征就是制造青铜器所用的坩埚。迁都到瞰的中丁是个怎样的人物，为什么要迁都，当时的社会状况如何，这些都没有记录遗留下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于中丁的记录已经散佚而未能流传下来。散佚的原因，是政局的不安定吧。——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中记述如上，说的是家庭内部争斗不休。对比卜辞和《史记》，王名虽然一致，《史记》中却有两处把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弄错了。这两处都是九世时候的事情。就算是司马迁，大概也没到利用卜辞的程度吧。甲骨文中有相当于“册”和“典”的文字。“册”表示把竹简或木简串起的形状， “典”表示把册郑重地放在台上，双手高举的样子。据此，就可推断出殷代也将正式记录书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甲骨占卜的是实时遇到的问题，充其量是个备忘录。正式的竹简、木简很容易腐朽，不知何时就会消失。而并未受到重视的甲骨却因很难腐坏而保存到了现在，这确实具有讽刺意味。司马迁说中丁时期的记录散佚了，指的应该就是册和典。4十九代王盘庚，被认为是个有能力、有决断力的人物。殷已衰落到诸侯久不入朝，盘庚决心要让王朝再度强盛。为此，他决定迁都。《史记》中记载，殷的人民虽然长吁短叹非常悲伤，但为了让人心一新，恢复建国时的上进，盘庚说服人们渡过黄河南下。盘庚选中的都城所在，正是现在我们称为殷墟的安阳县小屯村。在此之后二百余年间，殷再也没有迁都。《史记殷本纪》记载，在二十七代的武乙时期也迁过都，但那是因为河水泛滥什么的而采取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之后立刻还都。武乙时期以及之后的卜辞都在小屯村中被大量发现。《史记殷本纪》把盘庚迁都称为“南下”，如果没有“北上”，就没法把话说圆。除了甲骨外，殷墟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大墓里面有很多陪葬的青铜器。据说二战之前进行发掘调查时，还不得不防备前来抢夺出土青铜器的强盗团伙。殷代青铜器是世界级的谜题，因为这是突然出现的最高水平的作品。人类的制造工艺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先从稚拙的阶段开始，再逐渐加以改良、洗练，最后攀升到高级阶段。对殷代青铜器来说，并没发现有这样一个先行过程，就毫无征兆地出土了大量最高级的作品。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有种说法认为，这可能是西亚已经高度发达的青铜技术，通过斯基泰人游牧民传到东方。然而，前文提到，在郑州出土的工房和铸型比殷墟的青铜器显得稚拙，稳定性也欠佳。看来，殷代青铜器是在中原通过某个适当的阶段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非常有力。不过，郑州也没有发现更早阶段的青铜器，所以“中原起源说”还需进一步证明。没有被发现不等于不存在，文字也是一样。作为中国最老的文字，展示在我们面前的甲骨文字，绝不是稚拙阶段的产物。它应该是由单纯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明显已进入表意的阶段。但是，在它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被发现，可能是写在容易腐朽的材料上而没有存留下来。用兽骨占卜是自古就有的。人们偶尔在兽骨等利于保存的材料上进行占卜，记录的文字就被遗留下来。也有很多甲骨被钻灼取割纹，却没有上刻文字。突发奇想要在甲骨上写入文字，应该把这理解为文字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发达的阶段。否则就会跟研究青铜器一样，也出现其先祖来自西方的看法。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已经有人提出了汉字西方传来之说。殷代青铜器令人倾倒，比起之后的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要好很多。不仅如此，即使采用现代的技术，也制造不出和殷代青铜器完全一样的作品。如前文所述，殷代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而且绝大多数是酒器。祭政合一的殷有“神人共食”的仪式，人们和神一起主要以饮酒为乐，可能他们认为在醉酒时的恍惚状态下就能够和神接近。总之，出土了大量的酒器——盛酒的、倒酒的、饮酒的，各种各样形状的酒器。虽说这些是为祭祀所用，但殷人好酒却是毫无疑问的。有些尖刻的中国史学家甚至发出这样的论调，认为殷因酒灭国。殷周革命从殷代大墓中发现的大量殉葬者遗骸，可以说更加形象具体地反映了这个王朝的性质。战后第一个发掘的武官村大墓有两层，上层东侧有17具男性遗骸，西侧有24具女性遗骸，这41具遗骸中有13具被收入棺内。墓室的东西两侧埋有34个头颅，墓道内有22匹马，南北各埋有一名手持不同戈的武士。墓外还有排成一列的无头遗骸。殷代被定性为奴隶制社会。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甚至现在都无法制造出来的殷代青铜器，实际上是由奴隶们制作完成的。除了既是贵族娱乐也是战斗训练的狩猎以外，社会生产的核心力量正是奴隶。卜辞中不时出现这样的占文——羌得？羌指的似乎是游牧的藏系民族。有说法认为“羌”字下面的“儿”代表辫发，说明羌和殷人风俗迥异。殷人狩猎的对象不仅包括飞禽走兽，还有主要叫做羌的异族。他们事前占卜能不能活捉大量的羌人，期望捕猎羌人也能如同捕猎鸟兽那样获得丰收。重视祭祀的殷人在献上禽兽牺牲的同时，还杀人献供。可能是认为比起畜生，人牲更能取悦神灵和祖先。卜辞中频繁出现“杀几名羌人合适”的记录，也有杀羌人以求雨的事例。可见殷人需要牺牲，故抓捕羌人。有说法认为这些羌人不被驱使参加劳动，但按常理思考，他们应该也从事些简单劳动才对。卜辞中的记录不会细致到那样的地步。奴隶制社会同时也是阶级社会。武官村大墓的主人，不是王就是王族。上层殉葬的41人是近臣和妻妾，而其中13具棺则表明，近侍的妻妾也有各自身份的差别。守护墓道的武士仍被期望能在死后的世界里继续为君主的府邸紧守大门。一般认为被砍掉头颅的是奴隶。他们究竟只是供物，还是死后继续为君主工作的奴隶？古代中国人认为，如果头和身子分开，就不能再生，纵使在阴间也不能复活。所以，他们不再是作为劳动主力的奴隶，而仅仅是供物。调查报告中称，在殷墟50多座宫殿的台基遗迹中的前庭，原封不动地埋有850人的军团，其中包含五辆战车，从司令官到兵卒一应俱全。可见这是很重要的建筑，对于推定这是宗庙的说法而言，是很有力的证据。这个地下军团的成员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比如也分有头还是无头，俯卧还是仰卧，帽子的装饰是铜铃还是贝壳等。从这个守护宗庙台基的地下军团遗骸群可以看出，殷代的阶级制度森严。司令官和战车长应该是身份极高的人，他们被杀和掩埋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呢？或许他们的心理超出了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理解范畴。可能他们觉得，成为守护宗庙的干将，死后也能为殷效力，这是无上的光荣。说不定他们还是从大量的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也可以想见人选是由甲骨钻灼来决定的。甲骨上出现的裂纹是神意，谁都不敢违抗——殷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感觉神就在身边，可能并不认为去往神的所在也就是死亡是多么悲伤的事情。殷人觉得食用献做牺牲的牛、羊，是在和神一起享用，这是神人共食的世界。但殷人们并不像我们现代人感觉的那样，觉得地上和地下的距离相当遥远。墓上不留坟丘是因为没有必要，可以说这也有“神人共住”的意味。殷的远祖受封商地，到成为天下之主之前十四代的时间内，八次迁都；入主中原后，又五次迁都。而盘庚迁殷后，二百多年定居于此，这意味着什么呢？屡屡迁都的那段时间，主要生活手段可能是游牧，也有可能是依赖于刀耕火种的农业——刀耕火种无法对同一片土地进行持续利用。到了盘庚时代，人们终于可以安定下来生活了。农业应该有了进步，套在牛身上的犁出现在甲骨文中。郭沫若( 1892-1978)认为，殷代是畜牧时代，而盘庚以后，农业所占比重渐增。青铜器造型中常用的“饕餮”这种想象的动物就综合了牛和虎的特长。一般认为，殷在迁殷后，以畜牧、狩猎、农耕三者为生。此外还应该加上一项生计，那就是用战争掠夺物资和人口。殷人的特点是：认为神就在人身边；不把奴隶当人看待；此外，因畜牧和狩猎而对动物有亲近感。不畏惧死亡的殷人都是勇敢、优秀的战士。要养活因王朝繁荣而增加的人口，从战争中掠夺奴隶是最简单省事的方法。殷逐渐变得好战，可以说它因此而灭亡。通过战争，殷可能得到了一时的财富。但另一方面，掠夺物资、人口，也必然招来受害者一方的憎恨。在殷的周围，对它怀有敌意的部族开始浮现出来。2取代殷的周也有自己的神话。周远祖是后稷（官职名，管理农务的长官），名字叫弃。他的母亲外出，在野外看到巨人的脚印，心中欢喜就踩了上去，于是有了身孕。她原以为这是个不祥的孩子，就将他丢弃在小巷子里，但牛马经过的时候都避开而不践踏他。再把他丢弃到原本以为是荒无人烟的山林，却意外地发现有很多人。看到发生在婴儿身上各种各样奇异的事情，她决定要抚养这个孩子长大。这个孩子起初是准备丢弃掉的，所以就取名“弃”。弃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爱好农业。《史记周本纪》说——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尧舜的时代，弃被任命为后稷。这个传说也同样反映出周是农业团体。夏王朝因政治衰微，废除了农务官，后稷的儿子失去了官职，就进入了戎狄的地界。从此之后，周人就居住在戎狄中间。周在现在的陕西省境内，离中原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然而要成为天下之主，就必须强调自己和中原的关联。原本在尧舜的时候就是农务长官的传说，很可能是周在变得繁盛之后创造出来的。建国的神话中有浓厚的说明要素。在中原民众眼中，戎和狄都是未开化的野蛮部族。为什么说周处在戎狄的中间呢？难道周不是戎狄吗？对此说“不是”的，就是建国神话。它强调周原本在中原，只不过在失去官职后才转移到戎狄之地。也可以这么认为，可能叫周的部族就是戎狄，因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优秀的领导出现，于是脱离了未开化阶段。在古公宣父任首领的时代，薰育（部族名，据说是后来的匈奴）和戎狄前来向周索要财物，古公就给了他们。第二次他们又来索要土地和人口，愤怒的民众想拼命，但古公不愿让这些父亲和儿子去送死，于是整族迁到了岐山。而其他族的人们仰慕古公的德望，也追随而来。不仅是本族，邻近的人们也大量投奔过来了。《史记周本纪》说——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 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就这样，周的首领被推举成为周族以外部族同盟的盟主。参加的部族要么离戎狄很近，要么就在戎狄。盟主古公把中原开化的生活方式教给了他们。根据考古学调查，殷代势力达到了相当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古公对西方部族生活的改善也受到了殷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却没有像殷墟大墓那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出现，文化也没有达到殷那样的高度。换言之，周吸收了殷文化的活力作为自己的滋养成分，却没有采纳殷文化颓废的一面。虽然说没采纳是因为周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但周总算也拥有了文明，开始以踏实肯干的部族同盟形象出现在西方。周的神话所要强调的是，农业立国，厌恶战争，持续让步，以德同化戎狄。周作为部族同盟盟主，其实力到了古公的孙子昌的时代，已经到了殷必须重视的程度。昌被任命为西伯。这位西伯昌，就是周成为天下之主后，谥号“文王”的人物。殷只是意识到了远在西方的周的实力，但似乎也并没放在心上。殷的眼光集中在东方，派遣一批又一批军队去讨伐淮水和海岸之间的人方国。东方有财货， “财”和“货”，还有“寅”（宝），都通过“贝”来表意，而“贝”是海物。子安贝是当时的宝物，殷墟中有大量子安贝出土，同时还有鲸骨，这正是远征东方的战利品。而西方是农业地带，殷认为出兵西方不会有多少收获。殷最后的王叫纣，史书如《史记殷本纪》等都把他写成一个暴君的样板。他的暴虐程度可以和夏最后的王桀相媲美。桀被认为是因爱美女而丢了国家，那名美女叫妹喜；而殷纣喜爱的美女叫妲己，连两个名字都很相似。 殷纣王宠爱妲己，为她建造鹿台的楼阁，在那里聚集财宝，于沙丘离宫中极尽酒池肉林之享乐。他蔑视神和祖先之灵，赶走贤臣微子启和箕子，还杀害了比干。殷纣王为了取悦妲己，让她开眼界，还大肆施行残忍的炮烙之刑——铜柱上涂抹膏油，下焚烈火，强迫犯人在铜柱上走过，掉下去就会被烧死。鄂侯因劝谏此事而被杀，听到鄂侯死讯的西伯昌叹声哀悼，被人告发，因此被纣囚于美里的监狱。周人很担心，献上美女和财宝，才使西伯终得释放。这简直和夏桀囚殷汤于夏台后又释放一模一样，太像是复制的情节，这甚至成了“殷王朝虚构说”的依据。被推翻的王朝的最后的王，得到的是毫不留情的中伤和诽谤。上台的王朝为了坐实推翻前王朝所用的口实，就把所有的罪恶都推到对方身上。人类的想象力如果发挥到极致，最终出现的情形都差不多。暂不管夏桀王的情形，殷纣王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有卜辞留下来，我们也可略知一二。卜辞中屡屡提及远征东方的事情，但在《史记》中却全没有记载。既然能编造出殷纣王暴虐的典故，自然也能隐瞒已有的事实。对周来说，殷东征似乎是必须隐藏起来的事实。有观点怀疑，周是趁殷东征的时机钻了其国内混乱的空子，如同端空巢一样攻下了殷都。所以周就不怎么愿意提起东征。虽说纣是个暴虐的君主，但祭祀时用作牺牲的奴隶数量比起前代已有显著的减少。有可能是认为与其杀害奴隶，不如役使他们劳动、增加生产更好一些。或者还有可能是，抓捕羌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从各方面来考虑，纣存有慈悲之心的推理还是不能被一概否定。至于轻鬼神一说，我们首先可以判定这是胜利者所编造的。根据卜辞，我们了解到纣虽然减少了牺牲的数量，但仍然热衷于实行祭祀，而且比前代更加虔敬。目前在卜辞内还没有找到被视为各种罪恶源泉的“妲己”这个名字。不过卜辞中没有，并不代表就不存在。比如，殷墟中没有出土犁，卜辞中却有犁的记录。另一方面，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卜辞中也没有提及。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甲骨片上未发现刻有指代铜的“金”字。毫无疑问，暴君纣的形象以编造的成分居多。这就是被夺去政权的失败者的命运吧。3董作宾在《殷历谱》中说，殷灭亡的时间是纣即位六十四年。果真如此，那纣可真是高寿了。可能是上了年纪，判断力变得迟钝，接受建议也不如以前虚心，引起了所谓老害，从而导致王朝的灭亡。而在同一时代位于西方的强大势力的周，昌在位也有五十年了。殷和周都属于一个首领统治了很长时期的情况，此外二者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战争都很多。然而，战争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殷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以掠夺财货和人口为目的，因此招来了邻近各部族的怨恨。而周以农业立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扩张土地，对手戎狄的土地此前并未用来农耕。周并不是要从对手那里掠夺财物，而是农耕需要人手，可能是降服作战对手后再教给他们农耕的技术。殷绝不是从纣的时代才开始衰弱的。纣曾二度亲征，有整编远征军的能力，也有神圣王的权威。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征兵和远征，加剧了原本顺从部族的不满。这些部族因为纣是天下之主，也没有什么办法，而当听到西方出现了圣人时，心理上自然就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了“只要有人挑头就跟着造反”的念头。西伯昌（以下称为周文王）求贤若渴。他和渭水北岸垂钓的老人谈话，请他乘自己的车，以师长敬之，这是个有名的“逐夫”故事。这位老人名叫吕尚，生活贫乏，无依无靠，甚至曾被妻子强逼着离婚。不过，周 文王被他的言谈打动了，说——自吾先君太公日“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 邪？吾太公望子久矣。吕尚因此得号“太公望”。他后被称作“师尚父”，意思是王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老师。周首领文王在位五十年，还未能取代殷。他的儿子发，在继位九年后准备进攻殷。发就是周武王，第一次出征在途中又折返了，理由是“天命还在殷”，大概是对攻击殷没有胜利的把握吧。也可能是之前已召集的各部族首领，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全部赶来助阵。两年后武王再度发动大军东征。在这两年里，周和各部族做好了通气工作，只等殷的空隙和漏洞。就这样，牧野之战爆发了。针对从西方进攻的周军，殷纣王动员了七十万大军。然而——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史记周本纪》中有上面的句子。殷的军队悉数倒戈相向。我们再回忆一下埋葬在庙堂建筑台基的地下军团吧。军团中有仰卧的人，有俯卧的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姿势。在纣的军队中，可能奴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有祭祀，这些奴隶说杀就被杀了。同样，他们也没有对殷尽忠的义务。而西方的周的制度，通过口传甚至传到了殷的中央地带，殷军队中的大部分人，是把周军视为解放他们的队伍来迎接了。《史记周本纪》中记载道，年老的纣走投无路，“走，反人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神圣王朝就此终结，周取代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关于这次殷周革命的年代有各种说法，董作宾认为是公元前1111年，此外，还有公元前1050年左右、前1028年左右等说法。从此，中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4关于殷王朝的社会情况，主要得依据甲骨片记载的卜辞和考古学调查，才能勾勒出它的轮廓，而周就有史官的记录遗留下来。甲骨文中有“册”、“典”的字眼，故可以推定殷代也有史官的记录，但现在没有实物存留下来。如前文所述，可能是因材料的腐朽所致，或者也有可能是周灭殷之后故意销毁所致。周是个长命王朝，名义上延续了八百年。后面将要讲到，周在东迁（公元前770）之后被称为东周，失去了政治上的实权，变成了一个仅有象征意义的存在。不过，王朝依旧延续下来。最终的灭亡也是自然消亡，没有像殷被灭时的牧野之战那样的事情发生。这意味着王朝的记录是持续的，不会被故意销毁。诏敕要被送往各地，为此就需要大量的副本。重要的诏敕，尤其是建国当初的部分被小心保存，并留有大量副本，这样就能流传到后世。这些诏敕集被称为“书”。以前只记录了王说过的话，后来也增加了其他的记录。诏敕集被称为《尚书》，意思是要格外尊尚的书。南宋以后，这些“书”被儒者看作圣经一样，被称作《书经》。还有一个重要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周代，就是产生于民间的歌曲。当时存留有很多民谣，而孔子从中选择了305篇，这本选集仅记载“诗”，儒者视它为经典，称之为《诗经》。除“书”和“诗”外，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也是重要的史料。当然，考古学调查也是有力的判断材料，而比起殷来，周代记录的数量则多出许多。不过，殷墟中发掘出了看上去像是王陵的陵墓，但没有报告提到有周代王陵一类的陵墓被发掘出来。在这样的条件下比较殷和周，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种比较是追溯中国历史时极为重要的一点。被看做是近代中国最优秀的国学大师的王国维( 1877-1927)，认为中国文化的源流在于周，而殷代文化基本上没有传到后世。从进化论的原则来看，技术这类事物总是新时代的要比l日时代的更加优秀才对。然而，只要是和青铜器相关，殷代在铸造技术和艺术性上都遥遥领先，而周代青铜器反倒是后退了。除了技术和艺术性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考虑精力的投入程度。在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就是生活全部的殷代，人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制作祭祀用的工具上。周人也祭祀上天和祖先之灵，《诗经》中也有称赞文王和武王的内容。不过，周人对上天和祖神的看法跟殷人有很太不同。殷人把上天和祖神看作全部，天意和祖神的意志是绝对的、不可变更的。传达上天和祖神意思的是巫师，殷王也是巫师的首领。与此相对，周王作为现实生活领导的一面更为浓厚。身为农务长官的始祖向周边民族传授农耕技术的神话，也表明了这一点。再比较一下狩猎和农耕吧。对于狩猎，收获的多少非人力所能左右。而农耕，只要人们足够勤劳，努力扩大耕地面积，并做到深耕且常修水利，就可以期待大丰收。农业性质的思考是要尊重人类自身的努力。周代的人们也占卜，但并没有用占卜来决定所有事情。他们认为，人类的力量总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将来。对上天和祖神，人们抱有诚意尊崇就可以了。尊崇也就是礼拜、献供、奏乐等，换言之， “制度”取代了“巫师”。如果说殷是神圣王朝，那么周就是礼乐王朝。周王除了是祖传的农业指导，还有礼乐指导的性质。殷是神人共食、神人共住，神常在人身边，而周把神高高地供奉起来，人们用礼乐在神人之间设置了距离。这个世界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没有神的迹象。农民本来就是现实主义的，拥有现实性格的周人，没有殷人那样奔放的想象力，设计青铜器时也就不会产生跃动的思维。殷和周在种族上的关系，至今仍没有搞清楚。二者的民族性格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不能说明他们在种族上就是不同的族群。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周仍然使用殷创造的甲骨文系的文字，所以应该认为属于同一系列。 然后，再比较殷周最重要的奴隶问题。中国的奴隶制社会终结于殷，从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这一说法占有有力的证据，但也有人像郭沫若那样，认为周代仍然是奴隶制社会。奴隶虽然一直存在，但只有当奴隶是生产主力时，才是所谓的奴隶制社会。如果奴隶制社会终结，那就是历史的大转变。殷和周可能在种族、语言方面属于同一系列，但却是不同体制的团体。按考古学用语来说，殷文化被称作小屯文化。一般的，仰韶文化的遗物层上是龙山文化的遗物层，再往上就能看到小屯文化的遗物层。在黄河中下游，小屯文化层的上方还叠加了周的遗物层。不过，周的领地陕西省各地在龙山文化遗物层之上叠加的是周文化的遗物层。因此，小屯文化即殷文化的说法一直未被接受。在殷以奴隶的劳动力作为主要生产手段的时候，地处西方偏僻地方的周，已经创造出分配土地并以年贡维持政权的制度了。周战胜殷不仅仅是古代王朝的交替，也是某一体制压倒其他体制的范例。在这场不同体制团体之间的争斗中，因殷的败北，殷连同其体制都灰飞烟灭。王国维说，周文化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周以后政权虽屡屡交替，但体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如果是这样，殷文化仅仅是浮在横跨三千年的中国文化的表面之上，而没有植根。这种解释正确与否，有很大的问题。也有人认同郭沫若的看法，认为殷周基本上属于同一体制的政权，其根据也不能被一概否定。视殷周交替为体制大革命的人们，所持证据之一就是周墓中殉葬较少。20世纪50年代发掘出的周代古墓约有160座，但有殉葬的只有3例，而且殉葬者不过6人。针对于此，殷周同质论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发现的周代古墓中没有王陵级别的。如果发掘周代王陵，不能说没有发现大量殉葬者的可能性。《诗经》中也有讲述在殉葬前勇士害怕得发抖的内容，不过，用奴隶充当牺牲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至于给上天和祖神的供品，殷代有不少动辄几百头牛羊的例子，但周代记录中只有数头。民谣给人的印象也是在传颂活着的喜悦和对生命的爱惜。通过可怖的巫师们进行交流、看不见摸不着、充斥了这个世界的神灵们都离开了，人们唱起了人类的歌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神灵的时代转变成了人类的时代。尽管是同一种族，神灵时代的人属于高度的感觉主义，而人文时代的人就变得现实主义。在青铜器的制作中也反映出这一点。殷周同种族异体制这一说法更为妥当，而这也应该是古代学在今后发展中要重视的问题。封建之世1推翻殷帝国并非仅靠周武王一人之力。周武王动员了三百乘战车、三千虎贲、四万五千甲士。而在召集诸侯后集结的军队里，战车就有四千乘之多。从战车的数量可以推定，周召集的其他各部族军队十几倍于自身兵力。这次召集很可能也有太公望在其中奔走的功劳。中途放弃的第一次举兵并对诸侯发起号令——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一——的人，《史记周本纪》称是师尚父，也就是太公望。可能正是太公望对各部族做协调工作。 《尚书》中收录的《牧誓》就是这次的宣战布告，不用说，出自武王之名。其中有一句：庸、蜀、羌、雾、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 尔矛。这里列举的正是各部族的名字，蜀直到现在还被用作四川省的简称。西北、西南各部族集结在周的旗帜下，此外，这些部族被中原的殷视为夷狄，羌人还被殷人掳掠用作祭神的供品。周的东征含有东西决战、一雪前耻的意义。在气势上，西军压倒了东军。武王有很多兄弟，其中最优秀的是成为自己臂膀、辅佐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另外，在这次东征中立有大功的召公夷，据说也是武王的庶子，但《史记》中只记录周姓的“姬”。最近在殷代卜辞的研究中， “召方”这个词频繁出现，所以人们从中得知，河南西部的大势力召族因受到殷的压迫而迁往西方，召公爽很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首领。周东征之时，必定要通过召族的领地。能不能让召族加入自己一方，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召族不属于周的一族，但因为功绩也受到同族的待遇，于是武王庶子的传说就出现了。周为了增加力量，采用了政治婚姻的策略。成为姻戚，就意味着能得到亲家强有力的支持。文王的祖母太姜出身姜族，这也是周的武力的大后台。 就这样，推翻殷而成为天下之主后，周当然并且也必须要对功臣们论功行赏。创建联合军队并指挥战争的太公望战功第一，被封于山东省的营丘，称为齐国。武王的同母弟周公旦是本族内功劳最大的，被封于山东省的曲阜，称为鲁国。召公爽被封于燕（河北省）。周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这一制度甚至到日本明治政府时仍在采用。为同族和功臣授予爵位、给予土地，对农业立国的周来讲，是极为自然的。获得领地并受封的武王兄弟据说有十五人。连古代的圣人——神农、黄帝、尧、舜的子孙也被寻找到并封于各地，据说舜的子孙被封于陈（河南省），夏的子孙被封于杞（河南省）。不仅如此，已亡国的殷代纣王之子禄父（武庚）也被封为诸侯，获得了殷旧地的一部分。如果殷彻底灭亡，周担心殷的祖神得不到祭祀而作祟，但是周也必须警惕殷的残余力量，武王派他的弟弟叔鲜和叔度担当监视的角色。《史记》中没有这两人的名字，但有另一个叫霍叔的人物，统称“三监”。给同族、功臣分封土地，使之成为周的屏藩，这被称为“封建”。甲骨文中“封”同“邦”。 “封建”指的正是建邦，并且服从王朝的这些邦的君主都是世袭的。如果单纯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或者是神圣帝王独裁制到地方分权制的转变，确实便于理解，但如果放到历史走向中，这种说法就显得过于简单。殷灭亡后，武王在第二年死去，创建周代制度的是他弟弟周公旦，孔子视他为圣人而予以尊崇。儒家后来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所以周代制度就被奉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人们开始意识到，至今号称是周代创立的封建制度事实上在殷代就已有萌芽。甲骨文中有“作邑”的情况， “邑”是“村”的意思，但也可以理解为“集落”或“国”，而且字形和“邦”相似。势力范围扩大以后，就需要委托可以信赖的下属前去管理那些遥远的地方。农耕为本的周，很早就有了分土地的观念，只要与此体制相关的，都比殷要先进。当殷刚开始考虑分土地的时候，周已经将此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 传说在西伯昌的时代，虞和芮的首领之间有一起纠纷，为了寻求裁断而去了周，看到的却是人们互相谦让的情形，于是两个首领都惭愧地返回，互相做了让步。芮城县和虞乡（同在山西省）仍是现在的地名，在黄河和渭水的汇合点以东。如果有了诉讼，理应去天下之主殷的所在地才对，但他们却去了周。关于诉讼，《史记》仅用了一个词——有狱。这是一起因为相邻而引起土地纷争的问题。如果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可以认为周比殷更老练并富有经验。在狩猎、畜牧、农业（还可以加上掠夺）等支撑人口的生产模式中，农业的影响力逐渐越来越大。中国必须切换到以农业为本体制的时期到来了，这也是摆在殷面前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卜辞中有这样的记录。体制的改变是艰难的，而周原本就有这样的体制，所以这就成了优势。殷周革命表现为不同体制的斗争。也有论点认为，像王国维那样把殷当作异类，完全从中国文化中剥离的做法过于极端。周的兴起，跟与拥有先进文化的殷的接触是分不开的，最重要的是继承了它的文字，所以才没有让人有很强烈的历史断绝感。成为天下之主的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用了殷的神圣王朝制度。天子接受天命、代表上天统治人民的观念是殷的产物，周把它继承了下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利用，而长期统治中的这种做法有它相应的意义，该用的时候还是必须要采用。在断绝的中间，我们还是能够注意到有接续的细丝。2周武王东征的时候，用卜筮占卜出的结果是“大凶”。不过，据说太公望把已经做成筮竹的植物和龟甲一脚踩到地上，说——枯骨死草，焉知吉凶。周根本不把占卜当作是个问题。这是一种现实性的、合理的思考方式，殷人做梦都不可能想到天下还会有这样的行为。在思维方式上，周人就优于祭政合一的殷人。然而在劳动生产方面，殷又远远优于周，这是因为有大量的奴隶可供驱使，根本不用考虑成本问题，所以肯定能制造出优秀产品。单单就说青铜器一项，如同前述，周始终都无法超越殷的成就。牧野之战大胜的周军在进入殷都后，肯定会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来自西北和西南、算是开化了一半的这些人，必然会被殷的文化深深震惊，并深受影响。周人在祭祀之外是不饮酒的，而殷人每日必行之事就是举行盛大的饮宴。周公特别担心殷的这种风气传染给纯朴的周人，于是颁布了《酒诰》，措辞非常激烈，规定公务员若聚饮，一律押回国都，全部处死。周和殷不同，不会轻易杀人，从《酒诰》可见，周公更担忧酒害。《酒诰》以第一级别公文的形式布告出去之后，还是有人真敢喝醉而不把它当回事的。所以，就算再怎么禁止，总会有缺乏免疫力的人迅速成为酒的俘虏。《酒诰》警告的对象是周人，不过规定殷代各臣工若沉溺于酒则不能被处死，只说是要“姑惟教之”。可能是知道饮酒成性的人因为上了瘾，不可能立刻戒掉。通过强调酒害，留给他们一个改变习惯的缓冲时期。而对此作负面猜测的话，也可能是对殷人溺酒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态度。所谓“工”，指的是技术工艺专家。周即使推翻了殷，却还是需要殷的优秀技术的。殷周革命成功两年后，武王死去，年幼的成王即位，辅佐幼王的是周公。这时周的基础还不牢固，可能还有人对当时的论功行赏不满。殷纣王的儿子禄父处于武王三个弟弟也就是三监的监视之下，武王死后禄父似乎对三人煽风点火。对这三个武王弟弟来说，兄长周公拥立幼王后的独断专行让他们很不痛快。而禄父手中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牧野的殷军因倒戈有功，得以保全下来，此外和殷有很深关系的南方淮夷也拥有强大的实力。 “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推翻周公。”人们认为是禄父在做劝诱。三监接受这份劝诱，真的只是不满兄长周公才同仇敌忾的么？可能还有原因，比如他们监督殷代遗民，深受殷文化的影响。周公为了保持朴素的风气下达了禁酒令，但三监的心里谋划的是要创建．个继承了殷文化的国家。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完全落入了以复兴殷为目标的禄父的陷阱。周公和召公合作，以武力镇压了三监的起兵作乱。周在西方同样也有麻烦，不少诸侯反对讨伐三监之乱。可见，周在成为天下共主后，在初期确实不够安定。然而如果放任三监之乱不管，就会导致新诞生的国家灭亡。周公力排众议，强行出兵，转战至山东半岛北端，花费三年时间，成功平定了叛乱。平安渡过三监之乱后，周王朝终于安定了下来。禄父被诛杀，纣的另一个儿子微子开则被封到宋（河南省）。周终于还是意识到殷遗民的集中会带来危险，于是采取了分散政策。在那之后，分散在各地的殷遗民不断相互联系。假如有块土地盛产盐，价格也便宜，但在别的土地上因无出产而价格昂贵，殷遗民就利用分散的优势，实行贸易。在迁到前文提到的安阳（殷墟）之前，殷被称为商。迁到殷之后他们还是自称为商。 “商业”这个词，意思是商的人所从事的职业。“商”本身是国名，原本没有“商业”的意思。经过了三监之乱，周安定下来，成王、康王的时代被认为是黄金时期。3关于周王朝的创始年份，从董作宾提出的公元前1111年到其他说法的1027年，有80多年的差距。中国开始启用年号是从汉代后期开始的，之前的时间是以某王第几年的形式来表现的。周在建国约二百年后，大概有十四年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帝王的存在，这段时期被叫做“共和”。共和不是年号，而是临时加记的，故此人们明确了共和元年相当于公元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从这一年开始，在栏中再也没有漏过任何一年。之所以纪年从这一年开始才变得明晰，是因为此前周代史官的详细记录都丢失了。可以想象当时天下大乱的程度，连秘藏于宫廷的记录都丢失了。建国当初的重要文献，例如五诰等因有大量副本，以《书经》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而成、康黄金时代以来的事件则变成了青铜器上的铭文，从而也成了重要的资料。青铜器因某种纪念而作，然后下赐，缘由被铸在上面，这种情形很多。那么，导致大量记录丢失的天下大乱，是怎么回事呢？这次大乱在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总算是收了尾。可以想见，从那年开始，记录得以继续，年代也明晰了。事情发生在武王之后第十代的厉王时期。因第六代恭（共）王和第八代孝王是兄弟，所以在此前一共是九世代。此时周王室已经衰落，厉王着力重建王室权威。《史记周本纪》中说厉王“好利”， “行暴虐侈傲”，而恶政具体到了什么地步却是不得而知。要重建王室权威必须寻求收入来源，所以具体到形式，可能就是搜刮民脂民膏吧。一般认为这就是暴虐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压榨。《史记周本纪》中说——国人谤王。被压榨的人自然要言不平。针对于此，厉王派卫国（河南省）的巫作秘密警察。巫放出密探检举诽谤王的人，并处死他们。人们因恐惧而噤声，开口就可能会被怀疑是在诽谤王上，所以熟人在路上见面的时候并不开口，而仅仅以眼神互相示意。《史记周本纪》中将此形容为——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诽谤者消失了，厉王很得意。召公对此警告说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堤防虽然可以防水，但如果溃堤就不得了了。召公还劝谏说，用恐怖政策防民之口比这个还要危险。这里提到的“召公”，正是两百年前为周代建国立下大功的那个召公的子孙。虽然召公封于燕，周公封于鲁，二人仍被留在中央政府辅佐帝王。这份辅佐的工作也是世袭的。忍耐力极强的人民在这样的状态下坚持了三年，最后终于爆发了。 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史记周本纪》对这次大动乱的叙述像上面这样简洁，在竹简上也就是一行字。实际上，在这场天翻地覆的暴乱中，人民袭击王宫，破坏了所有的东西。史官的详细记录，恐怕正是在这个时候丢失的。因为没有王，所以周公和召公两人共同施行政令，被称之为“共和”——这是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的说法。不过，《竹书纪年》中有这么一句——共伯和，干王位。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有个受封于共国、名叫和的伯爵在代理王的职能。我觉得后者更有说服力。不管如何理解，无论是共伯和，还是周公与召公，都是代替缺席的厉王施行了十四年政治。厉王在彘地死去，他的儿子在成人之后被奉还了大政，就是宣王。代理王工作的人却意外地悄悄抽身而退，《庄子》中就有文章称赞了共伯和的无私。4厉王为了振兴衰落了的周王室，强行实施带有压榨性质的政治措施。虽说周王室衰落了，但其衰落也只是相对性质的。有了比较的对象才能说是富有还是贫穷，所以必须意识到，周王室的衰落是和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相比较而言的。与其说周王室穷，不如理解成在地方主义兴起的时代里诸侯们更富有。既然旁系变得比主系更有钱，自然地，旁系也就不再那么听主系的话了。此刻起，诸侯的时代就已经到来了。《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大政奉还的情形：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 侯复宗周。说诸侯们再次认可了周的宗主地位，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以前诸侯是并不认可周的。厉王采取的强制政策因为不被认可，所以失败并导致大乱。宣王在位四十六年，但也称不上是个明君。他在和西戎各族交战的时候，损失了征自南方的军队。宣王的儿子是幽王，这是个比他父亲和祖父还要糟糕的昏君。夏末有妹喜，殷未有妲己，似乎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总有妖女出现。幽王也是因为宠爱一名叫褒姒的女子而丢了国家。幽王有正妻申氏，立申氏所生的宜臼为太子。不过，在褒姒生下叫伯服的儿子后，幽王就废了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不管何时何处，家族内斗总是这样开始的。关于褒姒的出现，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一个叫褒的小国因为有罪，为了乞求宽恕，向周王室献上美女。虽然这是个绝世美女，却从未有人见过她的笑容。幽王想一睹笑颜，试尽了各种办法，但她总是不笑。有一次，烽火台因人为失误升起了狼烟。因为这是紧急警报，各地诸侯和军队慌忙赶到王官，但当得知只不过是一次失误后，都一脸愕然。这个样子非常好笑，于是褒姒就嫣然一笑。她笑起来容颜更美，据说幽王为此多次派人升起狼烟。诸侯们烦透了，所以到后来狼烟升起都视而不见。王后申氏出身于实力派申侯一族，她被夺去正妻地位，所生儿子又被废除了太子地位，申侯当然反感幽王。他与缯、西夷、犬戎等部族共谋，造反举兵。据王国维的说法，造反的核心势力犬戎是后来匈奴的祖先。见犬戎等族大肆来攻。幽王急忙令人升起狼烟。而诸侯们一看， “又来了……”没当回事。没有援军前来营救的幽王在骊山脚下被杀死。传说太子伯服也被杀，而褒姒则被掳走。周代国都宗周相当于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犬戎族对宗周大肆掠夺，宫殿全被破坏。一般认为，把王的遇害全部归罪到美女褒姒一人身上是不公正的，幽王的统治不得人心才是最大的原因。《诗经》中也有诗歌提到幽王随意向诸侯、诸臣索取土地和人口，说他判案子也是毫无章法，荒唐无稽。可以说当时周已经灭亡了。不过，被废的前任太子宜臼还在外公申侯的领地上流亡。据说宜臼在褒姒生下伯服后，感到身处危险，就逃到申了。 《竹书纪年》中，有幽王十年（前772）王师伐申的记录，不过没有提到这次讨伐的结果。幽王伐申的理由是申侯拒绝引渡逃亡的前太子宜臼。而在这次讨伐的次年，幽王就在骊山被犬戎所杀。受伐的申侯依靠犬戎的武力发动反击，而接受犬戎援助的代价就是宗周的财宝。国都宗周被完全破坏也在情理之中了。周推翻殷之后，将现在的河南省洛阳市定为副都，并命名为成周。躲在外公家的宜臼于幽王被杀的次年前往成周。史家把公元前771年幽王死亡之前周的这段历史时期称为“西周”，次年宜臼移都洛阳并即位后的时期称为“东周”。宜臼称为平王，从武王算起是周的第十三代王，但也可以看成是东周的第一代王。东周是一种亡命政权，不言而喻，没什么实力。从两百多年前起，+分封于各地的诸侯变得富强的例子并不鲜见。宗家一下子把先祖留下的宗周全败光了，所以也没什么脾气。平王在位也有五十一年，但因为太子泄父死得比他还早，于是后来即位的是平王之孙桓王。名义上周是天下之主，但实力却在诸侯或是他们的下属手中。诸侯们无视天子、进行势力争斗的时代开始了。孔子所编《春秋》写的是鲁国历史，以鲁的隐公元年为起点，相当于平王四十九年（前722）。从已确认了年代的共和元年算起，时间已经过了一百九十年。史家将此后的时期命名为春秋时代，接下来的则是战国时代。用东周作称呼的比较少见，因为周王室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所以称作春秋战国时代更为恰当。从春秋到战国1春秋战国时代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遇害、前太子迁往洛阳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正好550年。关于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区分点有各种说法，不过，不管是哪一种，都认为春秋和战国的争斗性质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春秋是霸主的时代，战国则是篡夺的时代。在春秋时代，所谓“春秋五霸”接连登场。所谓霸主，指的是诸侯会盟的盟主，而争霸就是争夺诸侯会议议长的宝座。东迁后的周王室衰落得几乎没有任何力量，但是也没人想取代周天子。而为了拥天子以发号令，诸侯们竞相争夺盟主的地位。霸主的愿望是成为诸侯的盟主，带领各路诸侯，入朝拜见周天子。晋文公被承认是霸主后，怕有人不服，就召唤周天子（襄王）到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河阳（黄河以北）。周王室被人呼来喝去的，可以说颜面扫地。孔子编纂《春秋》的时候，把这件事说成是——天王狩于河阳。在重视礼乐秩序的孔子看来，诸侯召唤王上简直无可想象，但却发生在现实中。孔子深思熟虑地遣词造句，就有了上面的提法。在后世学者中，也有人把这种写法定义为批评晋文公的“春秋笔法”。召唤天子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不过，晋文公并没有取代天子的野心。周开创封建制度，正如前章所述，是为了建立“周王室的屏藩”。如果周王室遇到危机，诸侯就立即赶来救援。而且，如果有外部势力进攻周王室，诸侯有义务在半途阻击。鉴于此，周把同族和功臣封到各地。不过，即便有再多的亲戚和功臣，过了两三百年后，他们和周王室之间亲密程度的下降是不言自明的。远在他方、多少代都未曾谋面的亲戚已经不算是自己真正的亲戚了。不过，尽管这只是个长期处于贫困状况、名义上的周王室，西周东周合起来也持续了八百年而没有被篡夺，所以不得不说封建制度是成功的。 屏藩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缓和，而为了成为霸主，他们相互竞争，在各自的领地上推进开发。在辽宁省喀左县出土的大量西周前期的青铜器还在日本做过展览。青铜器上面有五字铭文，提示是为燕侯所作。这反映出在西周初期，召公的封地燕的势力范围就已达到了这个地区。1954年在江苏省镇江市的烟墩山上发现了三座古墓，出土了十几件青铜器。其中一件有一百二十多字的铭文，据此得知这是西周康王时代的器物，除了用来纪念封侯，同时也是为父而作的祭器。这些证据表明西周初期，周王室的势力影响到了长江流域。周是个出乎意料的广域政权，而像殷那样的神权性质的独裁政权，要统治如此大的地域则是极为困难的。在统治辽阔地域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封建制是卓有成效的。被封在边境的诸侯们持续开发自己的腹地，从而变得富强。例如，太公望被封于齐，拥有现在的整个山东半岛。周公虽然既是武王的同母弟又是他左膀右臂，但他的封地鲁却夹在齐和宋中间，没多少开发的空间，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小国。后来统一天下的秦是个新来的诸侯。宗周被犬戎蹂躏、平王迁往洛阳之际，秦被给予岐山以西荒废的土地。就这样，秦襄公得周之助，开始有了爵位和领地。对平王而言，不只是赠与已放弃的土地，也是为了奖赏秦派兵护送平王东迁的功绩。春秋各国中第一个以王自称的是楚。齐、晋等大国的首领只称公，而楚擅自称王。楚的势力范围是现在的湖北、湖南，可以想见楚本来就和周没有那么深的关系。一般认为当时这片地方还是未开化的。《史记楚世家》中也特意用“楚蛮”突出了一个“蛮”字。楚的首领熊渠曾公然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还让三个儿子称王。他放言说我就是蛮夷，所以跟你中央的惯例、称号什么的都无关，称王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在西周厉王的时候，楚停用了王号。厉王施行高压的“富强”政策导致天下大乱，前文已述。厉王是个独断专行的人物，楚为了避免他一怒之下发兵来伐，所以去掉了王号，也是怕这落为讨伐的口实。不过，周桓王十六年（前704），楚首领熊通再度称王。这正是楚武王。综观整个春秋时代，虽然有楚的前例，但除了晚期崛起的吴越外，其他诸侯没有一个称王的。吴越也是蛮地的首领，可以自顾称王。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则接连称王。这也是春秋和战国的不同点之一。2从春秋到战国的这段时期，也是由青铜器到铁器的转换期。比青铜更硬而且价廉，还能大量生产的铁的制造方法被开发出来了。众所周知，欧亚大陆草原上的骑马民族因为有了铁器，所以能够统治仍处于青铜器时代阶段的周边其他民族。也有说法认为，斯基泰等骑马民族从西方向中国传播了造铁方法。如果是草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那么中国的铁文化就应该从北方开始才对，然而中国造铁的发达地区却在吴、越、楚等南方。此外，原始的造铁使用锤锻的锻铁法，但是中国造铁一开始就是使用铸型的铸铁法。原始造铁在时期上虽早，但并没有传人中国，很可能是中国在晚些时候开发出了其他造铁法。只不过铸铁法所造的铁，虽然硬度很高，但却有过脆的缺点，所以导致中国的铁一开始就用于制造农具而不是武器。不言而喻，铁的出现给生产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变革。在耕作和水利工程上，铁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此外在春秋晚期，技术的发展使铁易过脆的缺点得以克服。这段时期相当于吴越崛起的时代，我同意这种看法。鲁迅( 1881-1936)的《故事新编》中有篇关于名剑的故事。主人公眉间尺的父亲是干将，母亲是莫邪，两人都是春秋晚期吴国著名的铸匠。此外，还有鱼肠剑、纯钧剑、太阿剑等其他同时代的名剑故事流传了下来。故事发生的舞台都在吴、越、楚。越王勾践用过的名剑曾在日本展出过，在留给我的记忆中，那是一把看一眼就知道很锋锐的名剑。“矛盾”这个词是人人都知道的。它出自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卖矛和盾的商人，宣称他的矛能刺穿所有的盾，而他的盾能挡住所有矛的进攻，但在被人们追问其中“矛盾”的时候灰溜溜地走了。出典是《韩非子》，而商人却是楚人，于是我们就得知楚是锋锐、坚硬武器的产地。如前文所述，《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前841）开始，有十四个栏。最上栏的周是王室，不是诸侯。在周的下面列有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三个诸侯的国名。那么是司马迁弄错了吗？他不可能弄错这么简单的数字。有说法认为，这是由于司马迁不认可这十三国中的一国为诸侯。因他没有做任何说明，所以，会不会是擅自称王的楚被剔除在外了呢？但是，楚和其他诸侯会盟，跟中原的关系逐渐加深。司马迁否定的诸侯是吴的说法更有力。吴在年表的最下端。同样是南方新兴国的越，消灭了吴王夫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但司马迁却没有因此给越设栏位。陈、蔡、曹等虽然是自西周就有的古国，但一直没有影响天下大势的能力，却都各自获得了一栏，所以有更多记事的越理应也有一栏才对，但司马迁却没这么做。他大概是认定越专门和吴争斗，让越在吴一栏里登场就已足够了。春秋五霸有很多种提法，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的较多。也有把吴越二者替换为宋襄公和秦穆公的提法。太公望的封地齐成为第一位霸主的最大原因是明君桓公，以及他得到的名相管仲（?一前645）。桓公死后齐仍然是个地方上的大国，但因家族内乱频繁而丧失了活力。晋是继齐之后的霸主，是西周成王弟弟的封地。实际上，以山西省为大本营的晋也是自身旁系变强后取代了主系宗家而成为诸侯的。晋吞并了邻近几个小国，到文公的时候终于成为霸主。文公名叫重耳，因家族内乱出走，经历了在各国流浪十九年的生活。他手握霸权，如前文所述，召唤周襄王到河阳，能获得这样的实力可能也是拜失意时候的体验所赐。晋文公的功绩是，针对南方异类的楚国北上围宋，联合齐、秦前去救援，在城濮（山东省）大破楚军。晋文公流浪的时候，得到了楚成王的极大关照。当时成王问他： “我帮了你这么多，如果你回国后当了君主，该怎么感谢我呢？”文公回答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舍”是一天的行军距离，约合12公里。“退避三舍”意思是要后退36公里。据说城濮之战中，晋军果然退避三舍。这次被打败的楚成王之孙楚庄王也算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位。他在周国都洛阳附近的洛水东岸击败了陆浑的戎族，因而一举扬名。因为平定了周都附近的动乱，周王室也派侍从前来犒赏，为首的是一名叫王孙满的大夫。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周室祖传的九鼎有多重。传说九鼎作为帝德的象征，从舜开始，经夏、殷、周传了下来。若要解释其中含义，询问九鼎的重量，就是因为想把它运回楚国才有此问。“问鼎轻重”的典故就出于此，用来喻指图谋夺取政权的言行。王孙满答道——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是舜、夏、殷、周都是更改了天命才得到鼎，而周尚有德，天命未改，你就想把鼎搬到自己家，这是做不到的。楚庄王对此回复说——子，无阻九鼎！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啊！别老是把九鼎藏着掖着，就算有九鼎，周王室还不是照样破落。我们楚国戟头上的喙要多少就有多少，用它造个九鼎还不是小菜一碟！——这篇宣言的言外之意就是要用武力夺取天子宝座。和上面三个霸主相并列的还有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两人。吴越是夙敌。吴领有以现今苏州为中心的江苏省，越以浙江省会稽（绍兴）为大本营。两国因为接壤，经常爆发战争。吴王阖间在跟越国的战争中因伤而亡。他的儿子夫差兴兵复仇，攻打越国，包围了会稽，越王被迫投降。越王向吴献上了绝世美女西施，在表面上装作异常恭顺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会稽之耻”，后来在公元前473年消灭了吴国。吴越在春秋晚期崛起，是因为其军队装备了锋锐的武器，这也极大影响了中原各国。吴攻陷过楚的国都。越也曾北上，在徐州与诸侯会盟，所以也算是霸主之一。宋襄公在和楚大战的时候，不肯听名臣目夷．（子鱼）的话，没有在楚军渡河时给予打击，而任由敌方过河后重整态势，最后落个完败的下场。不乘人之危的确是“仁”，却因此导致了自己的失败。人们讥笑他的“宋襄之仁”。这位宋襄公有时也被算作是五霸中的一位。宋国人是殷的后裔，而夏的子孙的封地杞则只是个年表中都没有出现的小国家。据说这个国家的人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于是就有了“杞人忧天”的说法。“宋襄之仁”也好， “杞人忧天”也好，亡国子孙总是易遭人取笑。宋虽有目夷这样的名臣，襄公却不肯听他的建议而败北。吴有名臣伍子胥，获得了伐楚战争的胜利，最终却被处死，之后吴就无法抵挡越的进攻。因担心受到猜忌，越国名臣范蠡则在越王勾践灭吴后飘然离去，毕竟有吴国伍子胥的前例。也可算作五霸之一的秦穆公，通过录用有能力的人才，国势强盛起来。然而在他死后，他的177名臣下被迫殉葬，因此受到后世史家的诟病。 在秦始皇的兵马俑被发现后，殉葬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俑应该是殉葬的替代品，可能在秦国土地上，原本就有殉葬的风俗习惯。3即使详细罗列出春秋时代的争霸战，要理顺其中的关系也是很困难的。不过，虽然诸侯众多，但可以说主角是晋、楚两国。而其他诸侯则是围绕这两个超级大国，审时度势，时而合时而散。为何晋楚如此突出呢？处于现在的山西省的晋可能和北方游牧民族有所交流，得以经常补充活力。楚也同样从称作蛮的南方民族那里长期获得了精悍性方面的补给。吴越的登台意味着新武器的亮相。在此之前，战斗形式是驱车手、射手和指挥者在几匹马拉的战车上作战。不过，随着铁器的出现，兵士可以手持各种类型的锋锐武器作战，车战就转变成了步兵战。车战的参战者仅仅是贵族指挥者和他的私人随从，而步兵战就可以从一般的庶民中征募。国家的每一部分人都在作战，于是战争就成了综合实力的较量。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得庶民变得积极向上起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庶民的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战争把他们带到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行军之旅中的战场体验必定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震撼。他们把这些体验传递给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于是民心向上的风气在人群中扩散开来。从这个时代起，思想家的登台在中国接踵而至，上述的情形也是其中的一个背景。社会的下层有对胜利的渴望，上层同样也有。春秋战国是竞争时代，为了获胜，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为了比邻国更富有，该怎么做呢？有人主张追求经济方面的实际利益，有人则强调精神层面很重要。有优秀见解的人可以得到诸侯的任用。为了入仕就业和安身立命，有志于学的人越来越多。若与安身立命无关，人类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了什么而活着？人生到底是什么？也有人沉浸在思索中。春秋战国是个记录了涌现出的各种思想、学问的时代，这些远远比这段时期爆发的形形色色战争更为重要。前文中已提到，东周前期被称作春秋，来自孔子所修编的《春秋》。《春秋》以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告终。“获麟”代表事情终结或绝笔，也来自这个故事。现在的《春秋》文本包含了哀公十四年以后的事，是孔子的弟子们补充的。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束于周敬王死去的甲子年(前447)。实际上孔子在两年前去世，所以后世的史学家将此解释为，司马迁将孔子之死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如前所述，战国是个篡夺的时代。超级大国晋被大臣们接管，而因为国家太大，国主又不能轮流来做，于是被三个大臣分割了。这样，赵、魏、韩三国诞生，晋彻底消亡了。北宋司马光( 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把这三国正式被周王室承认为诸侯的公元前403年作为区分春秋和战国的时间点。曾是霸主——太公望子孙的封地齐，不久后也为流犯田氏篡夺。这时已经到强者们的时代了。也可以叫做修罗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年代满载了人类的力量。4形形色色的人，展开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建立起形形色色的学说。史学家将之综称为——诸子百家。中国的思想都产生自这个时代。此后除了外来的佛教，基本上都只是对这个时代的继承、铺展、解释、改进，这种说法绝不过分。不言而喻，最重要的当属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在展开论述之前，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孔子诞生前的状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春秋晚期是宰相的时代。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优秀的君主，而优秀的宰相却层出不穷。这可能也是以下犯上的一种。因为竞争愈发激烈，无论如何，必须整顿国政才能使国家生存下来，所以必须对税收、诉讼、产业等现实政治加以妥善运营。因此，宰相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实干家的时代。君主和上层贵族们沉迷于狩猎，沉湎于权谋，为宫廷内的权力斗争费尽心机。然而他们从不接触注重细节的实务，认为这些事情只是小吏们的工作。不过，进入残酷竞争时代后，这些细节变得尤为重要。郑国的子产和齐国的晏婴就是这样的实干家。郑国一直有专出宰相的门阀，但子产的家族不在其列，可以说他只是旁系贵族出身。齐国晏婴出身则更低。两人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比孔子年长。《史记郑世家》中记载，孔子很尊敬这二人，在听到子产的死讯后哭道——古之遗爱也。意思是说，子产从来都把仁爱放在心中，这份仁爱不像现在的人那么轻浮。郑是周幽王骊山被杀时殉职的郑桓公的子孙属国，洛阳迁都初期，郑是最靠近周王室的一个。然而，郑的社会风气声名不佳，甚至“郑声”都成了淫词艳曲的代名词。因缺乏努力，郑慢慢地变成了小国，到了子产的年代，已被困在大国之间，必须操心于生死存亡大计了。子产不得不做伏尔甘( Vulcan)式的政治家。子产制造了“刑鼎”，把刑法条文铸到鼎上。不止是郑，这个时代的各国都没有成文的法令，全是根据惯例来断案的。把这些惯例变为成文并铸于鼎上的做法，是用来明示条文的不可更改性的。至于刑鼎的目的，应该是要打压贵族的专横。若要使郑富强，就必须发展产业。郑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怎么工作，是因为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总是被地主或领主等贵族巧取豪夺。人民没有勤劳的动力，就不能指望国家能够富强。为此制定的成文法，正是要限制贵族的权力，保护生产者的利益。也有人从德治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刑鼎的铸造。晋有个叫叔向的人发来信件表示抗议，说如果有了法律，人们就会以此为保护伞，也会千方百计钻法律的空子，只要不触及法律就可以不用惧怕长上，如此等等，罗列了很多后果。可见制刑鼎的子产是个法治主义者，但也不完全是这样。郑的国都发生火灾，定公欲祭祷消灾，子产对此表示反对，说——不如修德。这条忠告说，与其祭祷向上天乞求，不如考虑以人为本的修德。虽然被德治主义的叔向批评，但子产自身也是一名德治主义者。然而子产与叔向相比，更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史记郑世家》说孔子会见了子产，并以兄事之，这应是司马迁的笔误。孔子第一次出鲁是他年满34岁（前517）的事，而郑国子产在五年前就已死去。不过，子产的以人为本、现实主义、德治主义得到孔子的共鸣和私淑，这一定是事实。和子产并称、同样给孔子影响的还有齐国的晏婴。晏婴的出身比子产更低。据说他的祖先因在和莱夷的战争中立了功，而获得了食邑（领地）。不过社会地位并非相当于世袭贵族的卿大夫，而是卿大夫之下的士。既不是庶民，也不是贵族。当时齐国有个权臣崔杼杀了君主庄公。其实庄公是因为和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的家丁们杀死的。崔杼的家丁虽然也相当于是崔杼的主君庄公的陪臣，但对庄公没有君主的观念。他们说： “我们只是奉主公崔杼之命前来捉拿淫乱之徒的。”听到庄公死讯的晏婴赶来后，留下几句话——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己 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这里有社稷贵于君主的思想，孔子进一步深化了晏婴的思想，在社稷之前加上了“天下”。春秋晚期还有十几个大国。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也是晏婴的理想，寻求路线的落实，并不拘泥于自己的故国，于是出鲁巡历各国。5庄公被杀时，齐的太史（记录官）写道 ——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还写同样的内容，又被崔杼杀了。然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仍然坚持，所以崔杼只得彻底放弃了。《春秋左氏传》说——南史氏（地方的记录官），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 既书矣，乃还。地方的记录官当听到中央的记录官因记录事实而尽数遇害时，就准备进京接班。当然他已抱有赴死的决心了。这个片段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执著，也反映出记录历史的专业集体业已存在。崔杼的臣下劝他把硬骨头晏婴杀掉，崔杼说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